縈繞在利特勒貝里腦海中的一個奇怪的事情是曆史事件和自然現象同時發生在1977年（也就是最後一例自然的天花病例發病的四年之前和生物武器公約簽訂的一年之後）。這是一場生物技術領域的革命。
基因工程就是把基因從一個有機體轉移到另外一個有機體。基因是一段DNA，它含有生物體中特定的蛋白質的合成密碼。基因可以理解為一條絲帶，一條微觀的帶子。這條帶子可以剪切和粘貼。分子生物學家在研究中使用一些特定的拼接酶來剪開DNA，這些酶能起到類似于剪刀的作用。（分子生物學處理的大部分問題就是這些基因絲帶的剪切和粘貼問題）。你可以從DNA的任何地方剪斷，可以取出一段DNA放到另外一個生物體的DNA內。通過這種方法就可以對DNA進行移植。如果移植方法正確，移植後的有機體會得到一個新的基因，這個有機體的性質就會發生變化，會表現出一些不同于以前的特征，有機體內會合成出新的蛋白質，並且有機體會把它的新的特征遺傳給後代。如果讓有機體進行繁殖，就得到了克隆後的有機體。克隆物的實質就是複制。這就是基因工程。基因工程的其中一個難題是DNA從一個有機體移植到另外一個有機體後會出現功能異常的現象。不過還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使讓它發揮正常作用的。獲得了外來DNA的有機體被稱為重組有機體。
生物技術革命始于1973年，當時史丹利·科恩、赫伯特·布瓦耶和其他的科學家成功將其它基因引入大腸杆菌（寄生在人類大腸中的一種微生物）。他們將DNA彎曲成為環狀，之後設法將大腸杆菌細胞粘在這些DNA環內。這些細菌細胞的性質後來就發生了變化，因為它們從外界得到了其它的DNA。由于這一重大成就，科恩和布瓦耶同時獲得了諾貝爾獎。他們給大腸杆菌移植的新的基因使大腸杆菌對一些抗生素具有了耐藥能力，這些有機體獲得了新性能——對一些抗生素的耐藥性，但是這種有機體並不危險，因為可以用其它的抗生素容易地把它消滅。因此該試驗沒有任何危險性。
科恩和布瓦耶的試驗對20世紀的科技發展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它引發了美國、日本和歐洲的一些新興產業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新興高科技公司。可以用新的基因療法來治療許多疾病，並且人們對生物系統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層。
不過，科學家們幾乎馬上都開始擔心從一種生物向另外一種生物體移植基因會導致新的傳染性疾病的爆發，甚至會帶來生態災難。這種想法很偉大：想象中重組有機體是很恐怖的。有關的科學家們強烈要求在科學界證實試驗沒有危險或制定出一些防止試驗事故發生的安全准則前，暫停基因試驗的研究。1975年夏，在加利福尼亞的愛詩瑪就這些問題召開了國際會議。
愛詩瑪會議帶來了對這些問題的理性和冷靜的思考。會議之後，科學家們非常謹慎地對待基因工程領域內的研究。會議上還制定了“愛詩瑪安全准則”來指導微生物的基因試驗，還成立了安全檢查委員會並制定了一系列的檢查程序。結果是，西方科學家對基因工程的危險性的擔心反倒為蘇聯的生物武器研制計劃勾畫了發展藍圖。
大約就是那個時候，蘇聯分子生物學的奠基人之一——奧治尼哥夫博士和他的一些同事向蘇聯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內的高層領導提出了發展基因武器項目的構想。之後不久蘇聯領導人就向蘇聯科學界發出指示：基因工程研究者會得到政府的資金支持，如果研究成果可以用于武器，政府會滿足研究者提出的任何要求。
1973年，也就是科恩和布瓦耶進行克隆試驗的同一年，蘇聯中央委員會成立了一個被稱為生物備戰研究所的組織，這個組織表面上進行民用生物科技產品的研究和生產。這個組織內部的科學家有時將這個組織簡稱為“公司”。它由蘇聯國防部提供資金支持並歸國防部管理。生物備戰研究所的主要業務就是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制造生物武器。生物備戰研究所的第一任領導是奧加科夫將軍。
1974年，蘇聯在西伯利亞成立了一個聯合研究機構，該機構旨在運用分子生物學技術開發先進的細菌武器。該聯合研究機構的中心是位于新西伯利亞地區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該研究所位于新西伯利亞市東20英里的樺樹林中，所內各種研究設備齊全。該研究所對外用藥物制造作為掩飾。要不是國家的所有研究經費都用在了生物備戰研究所的“藥物”研究，蘇聯也不會出現長期缺乏簡單的藥物和疫苗的現象。非常明顯，這些資金並沒有用到藥物的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