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零六章阿云案
蘇油出列:"陛下,歲幣乃久遠之議,不當複增與今日."
"不過禮部和夏使所言,如今西夏柔服,固可勉慰,也是當行之理."
"臣想起來一件事情,當年西夏毅宗來渭州會獵,還是為臣予以接待.毅宗來去匆匆,將寶劍,令箭,狼纛,印信,以及群臣往來奏章遺留于宋境,一直未予取回."
"皇宋乃禮義之邦,如今便乞陛下歸贈夏主其父之物,以示慰夏主孝思,重申兩國盟好,勿啟邊事為上."
趙頊開心得在靴子里暗暗翹大腳趾,這主意簡直絕了!
夏使都傻了,先帝遺物和歲幣,那樣重要?明面上講,當然是先帝遺物重要!
孝道大于天,該死的蘇明潤拿這個來賭自己的嘴,真是無話可說.
朝中諸人都對小蘇探花的急智佩服得五體投地,蘇明潤啊蘇明潤,滿朝三品以上,你直娘賊是真的皮!
趙頊面無表情:"非卿等,朕不聞此言.朕決意不上尊號,遣還夏主遺物.夏使,你可還滿意?"
夏使只好哭喪著臉:"夏國小臣,泣謝天朝還賜之恩."
……
外交上的小小勝利,並不能掩蓋朝堂當中爭執漸起,司馬光和王安石,開始展現出分歧.
第一件事情,就是北宋出了天字第一號大案--阿云殺夫案.
之所以是天字第一號,是因為其影響,直到千年之後都還討論得沸沸揚揚.
其實案情是非常簡單的,登州農家少女阿云,父親早喪,去年又死了母親,家貧如洗.
阿云的叔叔不顧阿云母喪未滿,強行將阿云許配給了本村一個老光棍韋大,不過此時"許嫁未行".
韋大相貌丑陋,阿云"嫌婿陋",非常不滿,但是婚期已定,由不得她.
于是為了擺脫這樁婚姻,一天,阿云"伺其寢","懷刀斫之","十余創,不能殺",只是"斷其一指".
因為找不到凶手,官府很快便懷疑到阿云身上,"執而詰之,欲加訊掠","乃吐實",于是全部如實招供.
知縣按照宋律之規,以謀殺親夫罪將阿云定罪死刑,並上報知州.
當時的登州知州許遵是大理寺派到地方掛職鍛煉的官員.《宋史》載此人"累典刑獄,強敏明恕".
許遵很快作出改判:阿云訂親時,"母服未除",因此訂婚無效,"以凡人論".所以談不上謀殺親夫,可免死.
案情報到審刑院和大理寺,但審刑院和大理寺一致批駁許遵的判決,改判阿云"違律為婚,謀殺親夫",處絞刑.
許遵不服,再次上奏,認為在官吏傳訊被告時,如果被告能主動供認犯罪事實,應該按自首論處,減二等處罰.
阿云受審時主動供認犯罪事實,"云被問即承,應為按問",應以自首論處,"以按問欲舉,乞減死".
因為是死刑案,案子需要交到了刑部複核."刑部定如審刑,大理",依然是死刑.其理由是《宋刑統?賊盜律》"謀殺"條的相關規定:"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
因為阿云的行為是"謀殺已傷",所以"當絞刑".
不過決定權在趙頊手上,趙頊覺得女孩蠻可憐,于是允許其用錢贖罪,實際上是依照許遵的原判,認為有可以減罪的情節.
而這時許遵已經回到大理寺,被提拔為大理寺卿.
針對刑部的判決,許遵指出:"刑部定議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認為刑部的判決不正確,阿云應該從輕發落.
其理由是如果不論青紅皂白,"一切按而殺之",就會"塞其自首之路",不符合"罪疑惟輕"的斷案原則.
同時還指出,如果按照情節本當赦免的罪,都需要通過皇帝的敕命來赦免,如果以後沒有敕命的情況下,這些人不就全部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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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完全不符合大宋的法律精神,所以要求刑部再議.
禦史台的諫官知道後,立刻彈劾許遵妄法."遵不伏,請下兩制議",請朝廷將案件發給翰林學士們討論.
趙頊完全沒有想到這案子會變得這麼讓人頭痛,于是"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
王安石和司馬光在了解了案件經過後,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無法達成共識,于是"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王安石支持許遵的觀點,司馬光支持刑部的觀點.
王安石的斷案依據與許遵相同,當作"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
司馬光的依據來自《宋刑統》:殺人時,"於人有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所以阿云不能自首.
雙方爭論不休,趙頊不信邪,那就擴大參與人員范圍,再議!
結果意見還是分為兩派.
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等人皆支持王安石的意見.
禦史台,刑部支持司馬光的意見.
一時間"廷論紛然","反覆論難,久之不決".
這次征求意見,蘇油因為是三品以上官員,所以也跑不掉,必須表個態.
分析本案目前爭論的焦點,主要在阿云的謀殺是否能適用自首減罪.
這里邊還涉及到阿云的另一條罪過,也就是其殺人的動因罪--"違律為婚".
《宋刑統?戶婚律》規定:"諸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
阿云在居母喪期間許聘給韋姓,這本身是不合法的,因此這一婚姻應當無效,即阿云與韋之間沒有法律上的夫妻關系,因此,應以"凡人"論處.
這里邊的差別非常巨大,因為如果他們之間有夫妻關系的話,"謀殺已傷"的情節就構成了"十惡"罪名中的"不睦",由于"十惡"罪名為常赦所不原,從而不適用自首情節,會被處以死刑.
至于阿云是否存在自首情節,討論到現在,大家基本認為許遵的說法是正確的.
宋代關于自首的認定如下:"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案問欲舉而自首陳,及逃亡之人,並叛已上道,此類事發歸首者,各得減罪二等坐之."
許遵判定阿云是"被問即承,應為按問."符合上邊所說的"案問欲舉而自首陳",這點是沒用問題的.
剩下一條,就是阿云的自首情節是否適用減罪,以及"所因之罪"是否得免.
如果可以,那許遵的堅持就是正確的,阿云就不該死;如果不可以,那刑部大理寺的堅持就是正確的,阿云當判處絞刑,由皇帝赦免.
《宋刑統?名例律》"犯罪已發未發自首"條規定"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
對于"所因之罪",該條的定義是:"假有因盜故殺傷人,或過失殺傷財主而自首者,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
意思是說,免所因之罪的情形,只適用于偷盜時殺傷財物主人之後自首的情況,這時候盜竊罪可以免除,但是故殺傷罪仍要予以追究.
阿云的殺傷行為,按照許遵和王安石的說法,所因之罪乃是"違律為婚",不管這條罪是否有瑕疵,明顯並不具有上述情節.
因此,刑部,大理寺,司馬光主張仍從"故殺傷法"處理,認為阿云案不存在自首減刑的法律依據,其實是沒有什麼毛病的.
而皇帝也是在承認這一情節的基礎之上,認為阿云的確是犯了故殺傷罪,然後再予以的赦免.
這也就是許遵,王安石與司馬光等人的分歧所在.
王安石認為,阿云殺人的動機,是因為居母喪期間許聘給韋姓,是被被逼的,這和偷盜被發現後蓄意謀殺是兩個概念,符合"得免所因之罪"的條令.
而司馬光認為,阿云預謀殺人就是預謀殺人,案件中"謀"和"殺"是緊密相關的因果關系,是犯罪策劃之後的犯罪實施,因此就是實實在在的謀殺.
客觀地說,王安石在這里有曲解"所因之罪"這條律令解釋,迎合趙頊旨意的嫌疑,而司馬光的觀點,蘇油認為是從《宋刑統》條例來判斷,是正確的,不過有些不近人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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