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大的密室內，五十多名來自帝國各地，代表著各自地區，各自行業的商人與資本家三三兩兩的聚在一起。有的在低聲交談著什麼，有的則在低頭沉思著。密室的中央，一名年紀約莫五十歲的中年人正在奮筆疾書。
約莫一盞茶的功夫，那人放下了毛筆，拿著剛寫好的文件來到了門邊。
“好了？”站在門邊的中年人回過了頭來，順手丟掉了手上的煙頭。
當時，香煙還是很時髦的“奢侈品”，只有達官顯貴，或者富豪商賈才能享用這種來自美洲大陸的特產。
拿著文件的中年人微微點了點頭，同時將文件遞了過去。
很快，門邊那人就看完了文件。“交給大家傳閱一下吧，另外，還有幾處地點需要潤色。重新抄錄一遍後，我們再署名蓋章。”
又過了約莫半個時辰，密室內的五十多人回到了靠牆的椅子上。
隨著重新抄錄的文件在眾人手上傳遞，文件上多出了五十多個簽名，五十多個手印，以及代表帝國商人與資本家集團的五十多個大家族的印章。
被譽為“帝國憲法之母”的《自由與民主宣言》就此誕生。
次日，即明曆一百七十年（公元1538年），即位已十七年的世宗皇帝正式宣布解除南北封鎖令，任命嚴嵩為內閣首輔，同時設立議政院，專司監政議政。
至此，以“大禮儀”事件為爆發點，持續了十七年，被稱為“立憲戰爭”的帝國第二次內戰正是結束。
內戰的起因，還得從十七年前說起。
武宗皇帝駕崩時，無子嗣，也無兄弟。也就是說，需要從帝國皇室中選出新的皇帝。
按照“順位繼承權”，武宗皇帝的叔父，孝宗皇帝的弟弟，既興獻王長子為皇位的頭號繼承人。
當年，即明曆一百五十三年（公元1521年）四月，世宗皇帝正式即位。
以當時的情況來講，對南方的新興資本家以及北方的守舊地主來說，世宗皇帝都是最好的選擇。
首先，世宗皇帝生于新興工業資本發展迅速的湖廣地區。
其次，興獻王乃湖廣地區最大的地主。
也就是說，世宗皇帝具有資本家與地主的兩大身份。而當時，帝國國內最為尖銳的就是新興資本家與守舊地主之間的矛盾。
完全可以想像，資本家與地主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要推動資本主義發展，擴大工業生產規模，資本家需要大量的勞動力。換句話說，資本家需要將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使其進入城市，成為自由工人。另外，工業發展需要包括棉花、麻、蠶絲等原材料，也就需要有更多的土地種植這些經濟作物。因此，從宣宗皇帝時期出現第一個種植園開始，到武宗時期，帝國已經出現了大大小小數百個種植園。
不管是“解放”農民，還是種植經濟作物，還是建立種植園，都觸及到了地主階層的利益。雖然到武宗時期，帝國南方的很多開明地主已經轉為生產工業原料，即種植經濟作物，成為了種植園主，加入了資本家的行列。但是，在帝國北方，特別是適合棉花，甜菜（糖的原料）的地區，絕大部分地主仍然抵制工業化浪潮。
當時，唯一能夠坐上帝國皇位，並且不引發內亂的只有世宗皇帝。
問題是，世宗皇帝根本無法化解帝國國內的嚴重矛盾。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甚至可以說，正是世宗皇帝激化了帝國國內矛盾。
一切，都是由世宗皇帝的出身帶來的。
世宗皇帝為興獻王之子，憲宗皇帝之孫，孝宗皇帝的侄子。也就是說，他與武宗皇帝是堂兄弟關系。
即位之後，與皇統有關的爭論就出現了。
說白了，就是世宗皇帝的父親，興獻王的名位。
按照帝國皇治，皇帝的父親是太上皇，即便已經過世，也應尊其為皇考。可興獻王為孝宗皇帝的弟弟，武宗皇帝的叔叔，若興獻王為皇考，將孝宗皇帝與武宗皇帝置于何處？更何況，當時武宗皇帝剛剛駕崩，世宗皇帝剛即位。
四月，隨著年僅十六歲的世宗皇帝下詔，尊其父為興獻皇帝，其母為興獻皇後。
同月，內閣府出《罷廢案》，反對世宗皇帝擅改帝國大宗。
五月初，由錦衣衛改編而來，受皇帝指揮的禁軍包圍了內閣府，以首輔楊廷和為首的五名內閣大臣（即內閣部長）請辭。同日，世宗皇帝獲准楊廷和等大臣的辭呈。到此，“大禮儀”事件發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六月，世宗皇帝宣布解散內閣，任命前司禮大臣張璁重新組閣。
同月，楊廷和到達南京，聯合南方五大家族，共同商議對策。
月底，世宗皇帝正式任命張璁為內閣首輔，並且成立了新內閣。當時，新內閣的主要大臣皆是世宗皇帝的支持者。
七月初，楊廷和在江南五大家族的支持之下，在南京宣布成立臨時內閣。
同日，在楊廷和宣布了“討伐令”之後，南京臨時內閣下達“封江令”，斷絕了南方與北方的水陸交通，並且從廣東、福建、台灣、云南、四川調遣軍隊入京（南京），加強了兩江防備，准備北伐。
面對南方資產階級的威脅，以世宗皇帝為首的北方集團也積極備戰。
只是，當時雙方都沒有放棄和解的努力。畢竟，對剛剛經曆了“黃金三十年”發展的帝國來說，資本主義，以及工業化進程已經深入民心，甚至影響到了帝國每一個臣民。更何況，楊廷和為武宗皇帝時期的舊臣，深知戰爭帶來的危害。
同樣的，世宗皇帝剛即位，即便得到了張璁等舊臣的支持，根基仍不牢固。
最重要的是，北方工業匱乏，戰爭資源貧瘠，若打起來，北方集團並無勝算。
楊廷和深知這一點，因此在下達了“封江令”之後，並沒急于北伐，而是希望通過封鎖迫使世宗皇帝讓步。
到明曆一百五十四年（公元1522年）正月的時，情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僅僅封鎖半年，帝國北方經濟就瀕臨崩潰。
當時，一石大米的價格從一兩白銀漲到了五兩，仍然是有價無市。布匹的價格更是上漲了十多倍，仍然是有求無供。最重要的是，維持北方軍隊的軍餉軍資也嚴重缺乏。若無法打通南北貿易，導致軍隊嘩變，不等南方集團出手，世宗皇帝都將失去皇位。
見到封鎖起到了效果，楊廷和不但沒有放松警惕，反而加強了封鎖力度。
當時，北方所需要的很多重要物資，都是通過走私，或者第三方購買的方式從南方獲取的。不說別的，北方軍隊需要的火銃、火炮幾乎都是先由日本與朝鮮從帝國南方大量購進，然後以高價販賣給北方政府。
可是，不管是第三方購進，還是走私，都不足以維持北方政權的穩定。
無奈之下，世宗皇帝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向南方政權妥協，要麼主動進攻，在戰爭資源耗盡之前，占領南方的工業重鎮，獲取工業資源。
三月，北方軍進攻揚州，第二次內戰正式爆發。
四月，由南方政府控制的帝國南洋艦隊北上，在劉公島擊敗由北方政府指揮的北洋艦隊，最終完成了封鎖威海港的任務，成功打開了進入渤海灣的大門，並且于三個月之後進軍秦皇島，完成了從側翼包抄北方集團的任務。
因為北方缺乏造船工業，也缺乏基礎工業。
整個戰爭期間，南方集團的重點全放在海上，而北方集團的重點則放在陸地上。問題是，北方集團能夠跨過長江嗎？
揚州失守之後，新組建的東洋艦隊逆江而上，迅速封鎖了鎮江與蕪湖之間的江面。
從此開始，直到戰爭結束，北方軍團都未能渡過長江，也就沒有辦法威脅到江南地區的工業中心。
相反，在海軍的支持下，南方集團順利開辟了第二戰線，並且在明曆一百五十八年（公元1526年），派軍從威海出發，幾乎橫掃整個山東半島，嚴重動搖了北方集團的基礎。當時，山東是北方集團最重要的產糧地。
帝國第一支“海軍陸戰隊”在此時誕生。只不過，當時用的並不是這個稱呼。
到明曆一百六十年（公元1528年），北方集團已經無力支撐龐大的戰爭消耗，內戰進入了停停打打的階段。
在此後的十年之中，南北雙方一共進行了五次三十八輪和談。
期間，大大小小的戰役，戰斗打了上千次。雖然沒有爆發內戰初期那樣的大規模戰役，且交戰雙方都有所顧忌，但是十年的和談給帝國帶來的仍然是難以愈合的創傷。
也正是在這時年中，一些思想先進的資本家意識到，相對集中的皇權所產生的危害。
在第一次內戰，也就是“憲政戰爭”之後，內閣府取代中央朝廷，可是皇權並沒有受到多大的影響。內閣首輔是由皇帝任命的，如果皇帝願意，隨時可以解散內閣，由其親信重新組閣。
只是，憲宗、孝宗、武宗三位皇帝都勵精圖治，且把重點放在了對外擴張上，需要資本家，商人的支持，對待內閣政府相對寬松。
問題是，誰能保證今後的所有皇帝都如同憲宗、孝宗與武宗？
不說今後，世宗皇帝就已經讓資本家感到心寒了。
因此，削弱皇權，約束皇帝成為了當時所有有遠見的資本家的共識。或者說，必須要確立一套新的政治體制，在該體制中，皇權是次要的，甚至沒有任何影響力，同時政權必須掌握在資本家的手里。
內閣是理想的選擇嗎？
當然不是，如果內閣掌握了所有大權，那麼內閣就將成為新的“皇帝”。畢竟，皇權對資本主義發展產生的影響並不是皇帝本人，而是高度集中的權力。
因此，新的政治體制中，必須要有一個強大的機構來限制皇帝與內閣的權力。
正是在此基礎上，“議政”的設想出現了。
所謂“議政”，就是所有資本家都有參政議政的權利，擁有發表政治觀點，並且建立政治基礎的權利。這個權利並不是平均分散在每一個資本家手里的，而是由代表資本家的政客掌握。
另外，為了賦予“議政院”實質的權力，議政院必須具備監督內閣政府的能力。
隨著“參政議政”思想的擴散，也就出現了篇首的那一幕。
內戰結束前，控制著帝國工業命脈的五十多個大家族的代表共同簽署了《自由與民主宣言》。並且迫使世宗皇帝接受了由五十個資本家族，以及代表帝國各行各業的數百名代表組成的“議政院”。
當時，“議政院”並不是後來的“議院”，因為議政院只有監督權，而沒有立法權。
直到數十年之後，隨著資本主義思想的普及與發展，議政院才演變成了後來的議院，並且掌握了立法權。
當然，以當時的情況來說，議政院的出現，絕對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
從此開始，資本家真正獲得了參政議政的實權。
明曆一百七十一年（公元1539年），出身南方資本家庭的嚴嵩改組內閣，共設十八個部門。此舉再度分散了內閣大臣的權力，並且細化了內閣部門的職責，實際上就削弱了皇帝對內閣的影響。
更重要的是，此舉對資本主義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時，在嚴嵩內閣的三十六名正副部長中，有二十一人來自南方資本家集團，僅僅只有十五人來自北方地主集團。
到明曆一百七十五年（公元1543年），內戰的創傷基本上愈合，帝國國力恢複到了戰前水平。
只是，在帝國滄桑劇變的二十年中，世界格局也發生了巨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