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蒙
孟迪第一次拿著指揮棒站在眾多的足以穿透他的身體與靈魂的頂燈下面。
為了這一天，他等待了許多年。
樂團不能給他買，他用積攢下來本來准備買錄像機的錢做了一身燕尾服。穿上黑禮服，拿著指揮棒，走到輝煌的樂團面前，向觀眾點頭致意，轉過身來，他的臉色完全變了，他知道，底下是一生的關鍵時刻。關鍵的時刻將決定他的一生，也許會決定音樂在我國的命運呢。
阿勃羅斯的被人們稱為《痛苦》的交響樂。氣魄的宏大與結構的繁複，使舉世沒有幾個指揮敢碰它。孟迪竟然選擇了它作為自己的處女作，簡直駭人聽聞。他這種不顧眾友人的告誡的做法，確實反映了他不成功甯可滅亡的背水一戰的決心。
開始了第一樂章的頭兩個樂段以後，孟迪感到了事情有蹊蹺。是天氣的異常造成了樂器的失常還是他的耳朵出了毛病？甚或——是所有的演奏家喝了迷魂湯？為什麼提琴不像提琴巴松不像巴松？為什麼所有的他的獨到的處理與諄諄講解過的細膩要求，他的已經充分體現在他的臉上身上臂上棒上的入微的感覺竟沒有一個能在聲音上體現出來？為什麼就像吃米飯的時候吃到了沙子或者接吻的時候吻到了膿疱一樣，不時在和聲里出現那樣一種差錯，那樣的暗箭和陷阱，把針一樣的刺紮向他的脆弱的心？
第二樂章，民歌風的行板是在麻木不仁中走過去的。他像是被催了眠，一種輸到家的沮喪感使他冷汗淋漓。而汗還沒有出透，便蒸發盡了。他似乎正在變成一具失去生命的軀殼。
有什麼辦法呢，失敗就像死亡，不能避免也不能理論。而且，他快到四十歲了。
第三樂章，小步舞曲情勢突然發生了變化。一只黑鳥飛進了音樂廳，飛到了舞台上。他無暇思考為什麼一個封閉良好靠空調機調節空氣的現代化的音樂廳會飛進一只鳥。鳥沿著低低高高的優美的曲線飛翔，自由而瀟灑。他隱約聽到了鳥撲扇翅膀的噗噗聲。聲音溶進了憂傷的聲響。一只飛鳥給了他一種不尋常的撩撥，他的心熱了，想哭。鳥顯然引起了全體演奏人員的注意。他們的樂器隨著鳥飛的高低疾徐而發出聲音。鳥在盤旋，聲音在盤旋。鳥在展揚，聲音在展揚。鳥有一點疲倦了，聲音也變得曆盡滄桑而含蓄地疲倦著。鳥猶豫，鳥搖了搖頭，聲音也立刻傳達出了不安和搖曳。
觀眾顯然也被鳥所吸引，所激動了。孟迪的後背上似乎長出了眼睛，他看到了觀眾的關切、被吸引、共鳴與普遍的激動。音樂就像一只莫名地飛入了廳堂的鳥，高飛然後低回，任意而又絕望，百態千姿而終無解釋。
第四樂章與第三樂章之間沒有停頓。情緒漸漸激昂。一座山又一座山在崩裂噴火。鳥愈飛愈大，黑羽毛變成了紅色。黑羽毛在燃燒，發出了刺鼻的臭味。孟迪甚至看到了鳥的憤怒而悲壯的大眼睛。厮殺沒有結果，鳥飛不出去。敵人和人民像小麥一樣地一大片一大片地被割倒。天上石落如雨。紅鳥變成了空中霸王式轟炸機。鳥向孟迪俯沖，嚇得孟迪瑟瑟發抖。鳥向提琴手俯沖，提琴發出深谷中的蛇音。鳥向鼓手俯沖，大鼓發出地震的轟鳴。鳥沒有出路。聲音沒有出路。千軍萬馬左沖右突。觀眾的熱情愈積愈烈。鳥快飛如梭，樂曲如疾風瀑布閃電。最後，鳥像子彈一樣向指揮頭上的頂燈沖去，砰然一聲，玻璃燈罩炸裂了，舞台瞬間暗淡了下來。《痛苦》戛然而止。
掌聲如雷。鼓了掌又鼓了掌，然後全體起立再鼓掌，鮮花從四面八方扔到台上。買不起鮮花的中學生也獻上了紙花和塑料花。本市首長及白發蒼蒼的老音樂家上台與他熱烈握手。不明國籍的女郎吻了他並要他的簽名。有兩個外國使節上台祝賀他的成功。記者像蒼蠅發現了蜜糖一樣地粘住了他。成功，成功，成功，各種不同的口音不同的音調與不同的語種交響出同一個成功的主題。他似乎聽到了一個德國人說：“你是卡拉揚之後全世界最偉大的指揮家！”
他頭暈目眩而又身輕如燕。他自己就像一只終于起飛了而且燃燒了的鳥，騰云駕霧。連常常對他顯示惡聲惡容的妻子也笑得如此姣好，如含苞的玫瑰。他在一批中外人士的簇擁下進入了本市最高級的五星級酒店。喝了酒吃了夜宵，連拿酒杯的姿勢也與素日不同。干脆說他就與卡拉揚一樣……騰云駕霧般地最後回到了家里。妻子祝賀他感謝他稱頌他，他與妻子如膠似漆化做一團烈火。
深夜三時，他忽然醒來。一醒來就想起了那只鳥。他忽然明白，《痛苦》的後面兩個樂章，那使他轉敗為勝獲得了如癡如狂的轟動效應的演奏，與其說是他指揮不如說是那只奇特的鳥兒所指揮的。鳥兒飛翔的路與節奏重新在他的頭腦里出現，清晰如畫。顯然，與音樂的結構完全吻合，最好地體現了阿勃羅斯的激情，到達了他夢寐以求、心有向往、心知其所卻始終沒有達到過的境界。這些印象非醉非狂非幻。
他相當恐懼。但是他不能否定自己的念頭或者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尤其使他大悸大驚的是鳥兒在最後一個音符的最後一拍沖向了頂燈沖碎了玻璃——然而，他沒有看到鳥兒的墜落的尸體。
他叫不醒妻子，便自己穿好衣服步行來到音樂廳。他拼命敲門，叫值班經理。他要過問一下那只鳥的下落。鳥如果還活著，他要把鳥放出去。鳥如果死了，他要帶走尸體而且鄭重地將它埋起。他覺得這很重要。
沒有人開門。雖然說音樂廳每晚都有好幾名拿國家俸祿的值勤人員。他的深夜的異常舉動引起了巡邏民警的注意。這個地區前不久發生過惡性盜竊殺人案件。被害者是一個在農貿市場上收售鳥兒的老頭兒。民警把他帶到了治安機關，多方詢問並且在第二天上班以後與樂團、音樂家協會的負責人聯系以後才放他出去。
他不回家，徑直從公安局再次去到音樂廳，問不到任何結果。清潔女工頭一天晚上並沒有參加音樂會，第二天來打掃也沒有發現任何異常的物體。頂燈碎了一個燈泡，這是常有的事情。再說她們那副懶洋洋的樣子即使發現了一只老虎只要沒被咬一口她們也不會理會。音樂廳經理更不關心一只鳥飛進音樂廳的問題。他向孟迪強調的是《痛苦》交響樂演出的票子三分之二是送給專家、兄弟樂團和領導機關的，三分之一的門票收入不能使他這個經理滿意。而且更壞的是，經理知道了孟迪深夜來敲音樂廳的門被民警帶走查問的事，他為孟迪的尷尬而感到快慰。他回答盂迪關于鳥的提問的時候帶著一種半是嘲笑半是憐憫的俯視神態。孟迪再問，他則是一串干笑。
孟迪不肯罷休。他想盡一切辦法去尋覓這天晚上欣賞他指揮的《痛苦》交響樂的聽眾。有一些還是他的同學、同事、友人，還有當天晚上粘上他不肯離去的記者。只有極少的幾個人回答：“是啊，我們看見了。是一只鳥，隨著您的樂曲的節拍飛上飛下飛來飛去。”很多的人回答：“沒看見。音樂廳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新建築，連蚊子也進不去，哪兒來的鳥？”相當多的人回答：“也可能吧。那個鳥有什麼特別的嗎？會下蛋麼？會送信麼？炸著吃還是烤著吃香？”更多的人回答：“什麼？什麼交響樂？什麼《痛苦》？什麼鳥？什麼人是你？什麼指揮？什麼阿勃羅斯？什麼什麼什麼？我們早忘記了。我們的事兒太多了。要買醬油和修抽水馬桶。要評工薪和配外衣鈕扣，我們為什麼要去記住一段可能聽過的也可能沒聽過即使聽過也早已忘了的音樂和一只不是我們購養的鳥兒呢？”
而盂迪從此名聲大噪。南京、北京、廣州、蘭州的樂隊都邀請他去指揮。每次一站在樂隊面前，一揮起指揮棒，一聽到樂器發出的新鮮而又古老的聲音，他就想起了那只黑——紅鳥，想起那鳥兒的活潑有力的飛翔，想起那鳥兒的隨心所欲與走投無路。他盼望那鳥兒的重現，他等待和癡望地搜尋。一種對非人間的、奇跡的力量的信念，一種企盼和一種激動從他的指揮棒、從他的目光與全身流露出來。它使所有的樂手傳染上了這樣一種神秘的激動。有時，他突然恍惚看到了那鳥，迸發出震撼山岳的激情，音樂如洪水般地釋放，將世界淹沒。有時，他突然迸發出了令江河倒流日月變色的情感，鳥兒隨之出現在他的眼前，奮力撲翅，拼死沖撞。此後，鳥兒不見了，熱烈也不見了，他冷冰冰地指揮著，旋律凍結成鐵的硬塊。
神秘，焦渴，奇特，冷峻，各種音樂評論像雪片一樣圍繞著他紛飛。他仍然急切地與自己的同行、自己的聽眾探討一只飛到死的鳥兒的事，沒有人懂得他的話。一封又一封反映他神經不大對頭的信寫到樂團和樂團所在的市政府領導人。經過一段吹捧以後緊接著出現了對他的嚴厲批評和放肆嘲笑。異己的、超前的並從而脫離了廣大人民的審美趣味的、過分西化的……這是一種指責。無法擺脫本民族的局限即人均收入三百五十美元的局限的、西化得太不到家的、非卡拉揚又非小澤征爾的原裝因而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這是另一種指責。“盂迪的音樂是什麼？只不過是在一個黑暗的大廳里尋找一個既不存在也不會飛翔的死去多時因而早已隨著自行車的飛鴿而過時的鳥兒罷了！”一位曾經請孟迪為自己指揮的交響音樂會贊助五千元外彙券未被孟迪從命的新冒出來的自學成才的小小音樂家這樣寫道。
這麼一批評盂迪就引起了外國人的興趣。波士頓、洛杉磯、悉尼、惠靈頓、維也納、馬德里以及卡薩布蘭卡的音樂家團體都向孟迪發出邀請。還有兩個大學致函孟迪，願意向他提供獎學金——假若他願意去該國留學的話。
孟迪出了一圈國，頭發變得更長，眼睛變得更大更呆，換了眼鏡架，又買了一件式樣奇特的一半白一半黑的毛線外套穿在身上。這一切氣煞了過去不知孟迪為何物的音樂界同行。
而日益瘦削的孟迪日益瘋狂地想念他的紅鳥。他一夜又一夜地不眠，唉聲歎氣，折磨得他的妻子發瘋。他在一切座談會迎新會經驗交流會與學術報告會上談鳥。他接待友人會見記者一直到去咖啡廳喝咖啡的時候不停地絮叨著的仍然是一只鳥。
“我真傻。為什麼當天音樂會散了場我沒有立刻去找鳥而是在夜三點才想起它來呢……”
終于在各方面的關心下盂迪被送進了精神病院。精神病院主治醫生正醉心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學。他立即斷言鳥是陽性的象征，孟迪患有因為性傷害或性變態所引起的偏執狂。他給孟迪服用了大量超強力鎮靜劑，還紮了伴有強電流刺激的改良針。精神病院住院四個月後，孟迪又被送到深山里的一座氣功康複中心，整整半年，他在氣功師指導下練梅花樁氣功，並接受當地音樂協會按摩師的按摩。
康複以後孟迪胖了，頭發禿了一點，人顯得比原來隨和善良。他承認，根本沒有那只鳥，是他自己錯了。他承認，他不懂音樂也擔任不了指揮。樂團管理體制改革的時候便有人出來提議干脆由他擔任團長。有人反對，說是提升精神病人會影響樂團的聲譽乃至改革的聲譽，他便沒有擔任團長。
不久他得了肝炎，兩個月後變成肝硬化。人們嘲笑說，孟迪因為既當不成指揮又當不成團長，染上了重病。半年後致癌。
彌留之際，他喃喃地描繪那只鳥，哭喊那只鳥，伸出枯瘦如柴的胳臂向著天空。嚇得妻子跑出了病房。醫生給他注射鎮靜劑，然而他仍然激動地敘說：“我看見了，我看見了！”
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