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兩位封疆大吏的誠懇態度,說服了朝廷.他們得到了慈禧太後"依議,欽此"的批准.隨即,朝廷在上海成立了"總理幼童出洋肄業局",由四品銜刑部主事陳蘭彬,江蘇候補同知容閎負責此事.數年以後,二人被宣布為中國首任駐美公使及副使.
1872年8月11日,農曆七月初八.從南方各省(70%來自廣東省,18%的孩子是江蘇人,剩下的為浙江,安徽,福建,山東人,沒有一個八旗子弟)選派的九歲到十五歲的首批30名少年,懷揣報國之志,在上海登船出發,目標直指舊金山.而此時,曾國藩已經作古.容閎不無遺憾地說:曾公未見其手植桃李開花結果,未見其手創事業欣欣向榮,實為大憾;"然創業之人,既播種子于世,則其人雖逝,而種子已滋生繁殖,綿綿不絕."
不過,隨後的打擊,卻又出乎意料.種子剛剛發芽,便被"腰斬".事情的起因來自于一種觀念的沖突,同時也夾雜著個人利益的糾葛.
1879年,陳蘭彬推薦隨員吳子登出任第四任留美幼童監督.吳子登雖支持洋務運動,而且他本人也是數學家,是翰林中能看懂英文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之一.但是,他的內心,對于西方文化其實存在極大的擔憂.是他最終把四批中國留學幼童全部奏請回國.還在擔任隨員的時候,他就嚴酷地體罰孩子們.中國留學事務局在哈特福德的大樓,也因為他的到來而被孩子們稱為"地獄之屋"(TheHellHouse).
清末著名外交家和詩人黃遵憲曾經在中國撤回留學生後寫詩,記錄吳子登的蠻橫行為:"新來吳監督,其僚喜官威.謂此泛駕馬,銜勒乃能騎.征集諸生來,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暴痛,強者反唇譏.汝輩狼野心,不知鼠有皮.誰甘畜生罵,公然老拳揮……"
吳子登這樣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認為留學生們"離經叛道".比如,他們許多人去做禮拜,這是違反清政府禁令的.至于剪辮子,穿西服,組織棒球隊等等"西化"的行為,吳子登都看不習慣.于是,他增加幼童們的中國禮儀和德育課程.嚴厲的管教招致學生們的反感,他們逐漸害怕並仇視吳子登,轉而只相信容閎一人.其結果是加劇了容閎和吳子登的矛盾.
吳子登便不斷給李鴻章和清廷打小報告,別有用心地指責容閎縱容幼童,管教失職.李鴻章對此也是不置可否.按照容閎的說法,吳子登真正害怕的,還是學生們"西化"本身的後果.在《西學東漸記》里,容閎說:"此多數青年之學生,既至新英國省,日受新英國教育之熏熔,且習與美人交際,故學識乃隨年齡而俱長.其一切言行舉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漸改故態.……況彼等既離去中國而來此,終日飽吸自由空氣,其平日性靈上所受極重之壓力,一旦排空飛去,言論思想,悉與舊教育不睦,好為種種健身之運動,跳躑馳騁,不複安行矩步."
此外,容閎也明確指出,吳子登推動中國學生回國,還有個人目的:"吳子登本是留學事務的反對派,曆來把學生留洋看成離經叛道之舉;過去又與曾國藩,丁日昌不合,對曾,丁二公所創的事業,存心破壞,不遺余力."
終于,1880年12月,吳子登向陳蘭彬提出要求裁撤留學事務局.容閎請求前美國總統格蘭特以及他的好友推切爾牧師幫助,甚至馬克·吐溫都出面阻止事態的惡化.耶魯大學還聯合許多美國人致信總理衙門.因為當時很多人包括詹天佑都已經考上了大學,如果撤回,將是巨大的損失.但是,他們的努力均告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