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勝男吃得很慢，心里不停地琢磨著下一步的應對之策，反正不甘心就這樣被這胖女人帶到姓郝的面前邀功，更不願就此認輸。白秘書非常有耐心，好像料到了一根根面條不會很快進入方勝男嘴里似的，索性細細地擺起了她兒子的事情。她說她兒子叫曹儒鵬，起名的時候她愛人可費了老勁，這個字典那個詞典翻來找去，就差動用《辭海》了。她說她和她愛人老曹三十歲時才有的孩子，當時一看是個帶把的，真是高興得不得了，可說啥也沒想到，那動了幾天的腦筋才定下來的名字竟然跟他兒子就像兩極一樣，永遠沾不上邊。她說她跟老曹是小學一直到高中的同學，一起插了隊，一起回的城，一想起呆呆傻傻的兒子，她這個做妻子的心里總是覺得對不住即是發小又是丈夫的老曹。她說她兒子小的時候不是這個樣子，很正常，而且還特聰明，八歲那年因為淘氣從一道兩米多高的牆上掉了下來，磕了後腦勺，才摔成了這樣，智商也就一直停留在了那個年齡。她想申請個指標再生一個，老曹就是不同意，說她這麼大年紀了，怕她身體受不了，落下病根。
白秘書的絮叨方勝男根本就不往耳朵里裝。心想，跟我扯你兒子、扯你老曹干什麼？她越發細嚼慢咽，為的是多一些思考的時間。然而下面的話卻使她不得不留意了起來，而且越聽越細，甚至連一些“咦、喲、呀、唉”之類的語氣助詞都不願錯過。
“說起來呀，我這兒子多虧了郝董。郝董可是個好人。沒有他，我兒子上哪兒能找上個吃飯的地方喲！他跟我們是同插一個大隊的知青難友，他在一隊，我們倆在二隊，兩隊鄰著，常做著伴兒來回跑上二十多里路看電影。黑黑的山道不好走，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很危險。郝董膽子大，人也熱情，總是在前面給大家引路。他爸爸是‘右派’，媽媽是‘反革命’，他人又好打抱不平，只要有看不過的事兒就坐不住。為這，他穿了隊干部不少的小鞋，吃了不少虧。我們倆的家庭成分還不錯，家里也常托人帶來些吃的、穿的，就是全國糧票呀，錢呀，勞動布工作服什麼的。他可沒這個福分，老曹就每次都給他分上點兒，趁收工的時候塞給他。他也實在，從不假模假樣地推辭推辭，是吃的，就揣到兜里，是穿的，立馬套在身上，不過哪一次都忘不了正兒八經地說聲‘謝謝’。他從小就有教養，談吐、舉止都透著一種氣質，不管多愁多苦衣服老是比其他人整潔，就是在哪兒打個補丁也規規正正的，看著就跟其他人不一樣。”
方勝男一邊吃一邊聽，還必須得一邊觀察著周圍的動向，尤其是那幫酒徒的一舉一動，一絲一毫也不敢放松。這時，只見酒徒們突然站了起來，呼啦一下全立在了地上，身後的椅子在防滑瓷磚上蹭出粗野、刺耳的尖叫，此起彼伏，響作一團。
他們是一下離開椅子的，好像是聽到了某種號令。方勝男的頭發根一下豎了起來，禁不住迅速溜一眼腳邊的那三只燈泡，同時放下筷子，拿起了茶杯。
茶水依然是滿滿的，她一直未動，涼面里的花椒麻了她好幾次，她都沒舍得消耗掉一口，哪怕是淺淺的半口。只要一出現異常，就立刻把茶杯砸下去。方勝男做好了一切准備！
那幫人舉起了酒杯，接著一飲而盡，連杯沿上的白沫也一滴不剩地嘬到嘴里，發出的聲響如同“抓、抓、抓”。
那幫人穿起了衣服，潦草地系上紐扣。那幫人套上或趿上鞋子。那幫人離開了圓形餐桌。那幫人魚貫地向門口走去，前前後後拉開了很大的距離，幾乎撒滿了半個餐廳。如果此時他們同時轉身包抄過來，將必然形成一個可以封鎖住通往餐廳大門任何一個路徑的包圍圈。
方勝男緊張到了極點！
然而，那幫人並沒有轉過身來，走在最前面的居然跨出了餐廳大門，接著最後一個也走了出去。不但如此，期間他們連方勝男這邊看都沒有看一眼。
奇怪！方勝男不敢輕易地放松警惕，目光依然跟著他們。他們的背影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逐漸消失在了夜色之中。窗外飄蕩起半醉半醒的怪笑，而且越飄越遠。
方勝男簡直不能相信眼前的一切，一時很難將那幫酒徒徹底拎到局外去。她轉過臉盯盯白秘書，白秘書此時的談興正處于高漲之中，猶如一個塞閥剛被拔掉的泔水桶，里面的液體急切得非流淌乾淨不可。只聽她叨叨著：“唉，最後才返了城。”
由于一陣緊張，白秘書的後半段話方勝男一個字也沒聽見。只此一句，很難將前後連貫起來。但她還是努力地串連起來，應付道：“成分不好嘛。那個時候，也難怪。”
方勝男平時喜歡看名人回憶錄，從那些文章里多少知道一些過去的事情，對“文革”也有個大概的了解，面對白秘書所說的往事，來上這麼一句應該沒有什麼不妥。但是話一出口，白秘書卻睜大了眼睛，像是面里的花椒被方勝男挑進了她的嘴里，愣愣地看看方勝男，好一會才有所失落地說：“你沒聽啊！”
“沒、沒！你說，我聽著呢。”方勝男發現自己接錯了話茬，連忙掩飾，“這兒的人，好像是種花椒的，放了這麼多，來不來就把人麻一下。”
白秘書的眼睛又回到微笑狀，說：“看那顏色就是生的，也不知道拿油炸炸，看把我們姑娘麻的。喝點兒水，我接著說。”
方勝男裝作順從的樣子喝口水，但依然不敢多喝，因為那一男一女還沒有離去。此時，最大的不安全因素就落在那個粗野壯漢的身上了。
白秘書繼續著：“我說我們鬧返城的時候，可費了很大的周折。郝董屬‘黑五類’子女，根本不敢拋頭露面，只能背後出出點子，什麼事都得我們這些革命後代去當面鼓對面鑼地折騰，直到聽說云南的知青都回了家，我們那兒的公社干部才有所松動，順應著形勢給我們辦了手續。當時多虧了郝董，要不是他出謀劃策，恐怕就得晚上幾年。那時是要返都返，也沒人再問成分。當官的嗅覺沒有不靈的，一個個賊著呢，哪兒有傻不愣登捏著老黃曆不撒手的？”
“郝董也跟你們一起返了城？後來呢？”方勝男敷衍著問。
“別急嘛，聽我給你接著說。返城是返城了，可到了城里之後，沒想到一切都跟我們的願望差得太遠——找不到工作。我和老曹都是在父母的單位先干臨時工，然後才熬到了轉正。郝董可就與眾不同了，返城時他父母剛平了反，本來他可以受到照顧，到他父母的單位上班，以工代干。就是從編制上講是個工人，實際上呢，干的是坐辦公室的活兒。一杯茶，一根煙，一張報紙看半天。這種輕松差事上哪兒找啊！可你猜郝董怎麼著？他不干，他死活不干！干啥呢？他干起了沒有幾個人能看得起的個體戶。就連我們兩口子……哦，我和老曹返城後第二年就結了婚。就連我們倆都理解不了他。可一晃這麼多年過來了，事實證明，郝董是正確的。可以說，他天生一雙慧眼，能看到十萬八千里以外去。我和老曹前兩年都下了崗，實在沒辦法就試著找找他，看能不能給咱幫個忙，誰知道當時我們兩口子還沒把話說完，他就給了我們一個干脆的：‘全家都過來吧。一個到車隊開車，一個當辦公室秘書，儒鵬干個簡單的，當個干清潔工，你們看行不行？’你瞧，他還問我們行不行。老天爺啊，這麼好的事情上哪兒找喲！後來我們全家就搬了過來，他還讓我們住進了一套三室兩廳的單元房，房租也是象征性地只收一點點兒。不過老曹覺得全家人都貓在人家那兒實在難為情，堅持著沒進公司，在街邊擺了一個修理自行車的小攤。哎，小方，咱倆接觸的時間也算不短了，今天就給你說個實話。我這個秘書哪，說穿了就是一個高級打雜的。你想啊，我原來是個工人，寫個啥、算個啥的根本就拿不起來。一些不當緊的事兒跑跑腿還可以，稍微上點兒層次的，我簡直就是粗人繡花，郝董也不會使我。不就是當初接濟過人家幾件衣服、幾樣吃的嗎？你看這人多仁義、多念舊情！”
方勝男對她和郝董之間的關系及其淵源不感興趣，但顯而易見，如果關系不鐵，哪會跑到這里來，坐在一旁充當這種不光彩的角色？
她問白秘書：“郝董是怎麼干起來的？怎麼就干了今天這麼大？”白秘書先是情不自禁地贊歎了一下：“咦——，說起他的事業來，三天三夜也給你嘮不完。總之，是個人物！”然後站了起來說，“你的面也吃完了，咱也該走了。”
方勝男心里“咯噔”一下。這句話是不是說：“你也吃飽了，得跟我走了，省得路上再麻煩！”
她盡力穩住神，警覺地溜一眼那個壯漢。壯漢依然在與他嬌媚的野花卿卿我我，但恰在此時，一對賊唧唧的眼珠竟忙里偷閑地朝她瞟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