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另一種修行
2005年秋，《藏獒》火爆書市。僅用了五個月時間就完成了這部作品的楊志軍，像是遭遇了一個意外事件。這種意外，絲毫不亞于11年前，他的七卷荒原系列火爆書市。
50歲的楊志軍似乎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坐上了人生的第二個火山口，他內心淤積的經驗與激情，像熔岩一樣的披掛在他身上。30年文學創作，18部長篇問世，逐漸摞高的書籍也許是對他最好的評論。
一個作家的生存，就像是一個漁民的生存，出海就是要打漁，回家就是要結網，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如今住在東海之濱的楊志軍，幾乎每天都要“跑”回西海，追尋他遺留在那里的舊夢。
一個人磕著等身長頭圍著納木湖轉一圈需要四個月，三步一叩首從楊志軍熟悉的青海唐蕃古戰場到黃教勝地塔爾寺需要五個月，而1995年告別西海的楊志軍，對著西海叩長頭式的膜拜，一下子就是十年。
這十年里，楊志軍無數次地擊潰了回歸西海的誘惑，消失在廣廈林立的都市里，以驚人的毅力克制著氣質上的退化。
由此，展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遠去的藏獒》是一本複雜的散文集。她既蘊含著作家眼中客觀世界“斷裂”，也飽含了作家自身在精神上的斷裂。它是個“斷裂”的文本。
而這里面的篇章之所以能夠有機、有序地粘連在一起，則是因為一種絕對力量的存在，他就是信仰。
客觀世界的斷裂，其指向主要是自然界。楊志軍既是一個聆聽者、一個觀察者，更是一個呼告者、一個預言家。1958年，大躍進，青海東部水峽山腳下的石門村，村民們在雪夜用镢頭刨著鼓一樣的草地，轉而像變戲法一樣把一千畝耕地“變”成兩千畝。若干年後，他們為自己的“魔術”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曾經“風吹草地見牛羊”的風水寶地變成了“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漢武輪台；1994年，可可西里荒原，反偷獵英雄索南達傑悲壯地倒在盜獵者的槍下，這時荒原上藏羚羊的數量已由原來的一百三十多萬只下降到不足三萬只；1983年，孟達林區的李工程師告訴楊志軍，原有成片的遼東櫟，現在已經被砍伐殆盡；數千棵珍貴的台灣檜，也已經看不到幾棵了；冷杉幾乎全部被盜伐；青杄的遭遇更是目不忍睹，灌木和草本植物的損失嚴重到了根本就來不及統計的地步……
在這些慘痛的事實面前，忠于記者與作家雙重身份的楊志軍在一遍遍地重複著自己的呼告。1985年，他推出了紀實中篇小說《大湖斷裂》，這部以道德危機映襯生態危機的小說一度被認為是嘩眾取寵之作。然而16年後，青海湖衛星影像圖顯示，舉世聞名的青海湖分離出了兩個新的子湖，大湖真的斷裂了。
對那些年西部生態的急轉直下，楊志軍有一句簡單而有力的總結：人禍誘發了天災，天災擴大了人禍。
這句話業已說明，楊志軍對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的認識散發出兩種感受，一種感受是痛惜，痛惜的原因是人對于動物、對于植物和對于自然界的不道德，以及無休止的索取傷害了這些生靈的存在。久而久之，這種傷害最終像報應一樣落到了人自己頭上。另一種感受是無奈，無奈是因為在牧人身上“天然”地隱匿著居守貧困、忍辱負重的精神。在楊志軍眼里，這些牧人苦苦掙紮在一個惡性循環的圈子里——羊越多，草越少，人越窮。而牧人們卻異常情願地承受著這人為的災難。在他們的意識中，牲畜是佛爺的恩賜，是財富的象征，自然越多越好。所以，他們甯肯忍受，也不想把多余的牲畜賣出去，變成錢，變成生活的享樂。
基于這種認識，楊志軍發出了自己的激憤與呼喊，他夢想著在人與自然之間能夠建立一種和諧的秩序，他希望人能跟植物講倫理，跟動物講倫理。
在楊志軍的思想深處，人也只是一種牲畜。人的高貴，正是因為人具有自我克制欲望的能力，如果這種能力缺失，人未必不會比動物還愚蠢。在青海貴南縣的森多草原，巴桑隊長告訴楊志軍，他的馬只吃兩寸以上的大草，兩寸以下的小草決不吃一口。因為小草根淺，稍微一拽，就會連根拔起。馬知道，連根拔起的吃法是斷子絕孫的吃法。
與對人和自然的這種清醒一脈相承的是，楊志軍在這部散文集中彌散出的另外一種清醒是對人與信仰的清醒。
這種清醒的源泉首先來自于楊志軍對于神秘主義的體認。在西藏，有他數次想去卻無法抵達的岡日波欽，這座藏民心目中的神山，是一座人類精神的理想之山。在青海，楊志軍見識過妖媚無限的那棱格勒河，她曾經在一個春天，沖毀軍閥馬步芳指示修建的公路，將一百多名軍人與民夫全部“俘獲”，而且剝光了他們的身體，撕開了他們的胸腹，掏走了他們的心髒，擄掠了他們的下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