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波斯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久,波斯已被劃分成英國和俄國的勢力范圍(見第十四章第四節).大戰爆發後,國王宣布了保持中立的官方政策;由于他缺乏力量實施這一政策,這個國家的北部地區不久便被土耳其和俄國軍隊占領,南部被英國侵占.波斯政府的權力幾乎沒有超出首都郊區.這場大混亂十分嚴重,普遍,因而促成了1918年的饑荒;據估計,在這場饑荒中,有2O0萬人餓死.人民大眾的生活水平低得驚人,這一點在一位外國觀察家的報道中得到暗示.他說:"毫無疑問,1918年饑荒所帶來的不幸由于那些擁有最高權力的人的操縱而大大加重."
大戰結束時人們發現,由于俄國人忙于革命和內戰,英國人控制了波斯大部分地區.英國人決心維持這種控制,一方面是因為波斯對保衛印度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為英波石油公司的石油開采地;這些石油開采地對帝國海軍的極端重要性在大戰期間已得到充分證明.因此,英國人通過重金賄賂,誘使波斯總理及其兩名內閣成員于1919年8月9日簽訂了一個協約;協約規定:提供一筆貸款,修訂關稅稅則,向政府各主要的部提供英國顧問,提供英國軍官以組建憲兵隊,重建軍隊和敷設一條鐵路.這些條款顯然對英國極為有利,因而許多人擔心,戰前兩大強國的控制這時會為一大強國的控制所取代.經過多次辯論後,波斯議會拒絕批准這一協約,協約失效了.
其時,俄國人並沒有閑著.1918年1月14日,他們通告廢除1907年的《英俄協定》及其"之前和之後〔沙皇時期」以任何形式限制和約束了波斯人民自由,獨立生存的權利的一些條約".更准確地說,1918年6月26日,他們宣布取消俄國人在波斯的所有租界和特權以及波斯火沙俄的所有債務.推測起來,布爾什維克在面臨內戰和外來干涉的情況下,作出這些徹底的讓步,是希望撫慰他們的波斯鄰人,促進殖民地世界反西方的民眾起義.這些打算或許可解釋布爾什維克當時向土耳其人和中國人所作的類似的讓步.
俄國人進一步奉行他們的政策,于1921年2月26日簽訂了正式的波斯-蘇聯友好條約.此條約給波斯人的好處是:正式取消所有的未償債務,交出在波斯的所有有形貿易設施,廢除所有租界,治外法權和其他特權.另一方面,某些條款則對俄國人有利,其中包括:波斯無權將俄國交出的北方五省的租界讓給其他任何強國,如果外國列強用波斯領土作為反俄國的作戰基地,俄國人有權派軍隊進入波斯.
在磋商這一條約的同時,波斯的政治生活正變得更加混亂.例如,1921年1月19日,一位總理辭職,四天後,他複職,並于2月3日組成一個內閣,這一內閣于6日辭職,16日,他又組成另一內閣,這一內閣又于21日被一次政變推翻.策劃這次政變的是禮薩汗,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俄國人組織的波斯哥薩克旅的一位上校.波斯以後20年的曆史就是這位統治者的曆史,他上升為這個國家偉大的具有革新精神的國王.
禮薩是一位嚴肅,真誠,有異乎尋常的膽量和決斷力的軍人.由于他專心致志地履行軍人職責且才能出眾,他由士兵升為軍官,並贏得了其部下的尊敬和忠誠.1920年秋,當英國人強迫哥薩克師的俄國軍官辭去他們的職務時,他的機會來了.禮薩進入了權力真空,到1921年2月時,他已強大得可以領導推翻政府的政變.從此,他的地位迅速上升.政變之後,他馬上成為波斯軍隊的總司令.幾星期後,他被任命為軍事大臣.在成立和撤銷了幾個部之後,他于1923年10月28日自任首相.這時,卡劄爾王朝的統治者艾哈邁德國王離開波斯前往里維埃拉;兩年後,即1925年12月15日,禮薩接受王位,建立了一直幸存到現在的巴列維王朝.
盡管禮薩國王為人有怪僻之處和過分行為,但他的統治猶如吹入腐敗,無能和蒙昧主義占優勢的環境中的一股新鮮空氣.的確,這位國王使人聯想起他所欽佩和效法的凱末爾.他的第一個措施是加強軍隊,使軍隊現代化,以便消除波斯遭瓜分的危險.在他掌權之前,俄國軍官統率的哥薩克師控制了北部諸省,英國軍官統率的南波斯步槍隊控制了南部諸省,而瑞典軍官統率的憲兵隊只是在理論上維護波斯的民族利益.在通過大不列顛的干預去掉俄國軍官之後,禮薩國王這時又擺脫了英國和瑞典同僚.然後,他將被遣散的部隊組成一支擁有4萬人的統一的現代化民族軍隊;他對這支軍隊非常關心,並將大量錢財用于這支軍隊.禮薩國王由于有了這支聽他支配的軍隊,能夠抵抗不正當的外來壓力,還能維護中央政府對那些自19世紀中葉以來事實上一直獨立的部族首領的權力.
禮薩國王還試圖使其國家的經濟現代化.最驚人的表現是敷設橫貫伊朗的鐵路.這是英國人和俄國人長期以來一直夢寐以求的;英國人企圖通過伊朗使印度同歐洲的鐵路網連在一起,俄國人希望將他們的已到達大不里士的鐵路延長到波斯灣.禮薩國王既不管英國人也不顧俄國人,設計出他自己的路線.這條路線雖然在經濟上並不切合實際,但頗為驚人:在全長870哩的路線上需要架設4000多座橋梁,開鑿200多條隧道.這條鐵路于1939年竣工,它注定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把軍用物資運至蘇聯方面起決定性作用.
這條鐵路可代表禮薩國王的經濟冒險.當時沒有協調一致的計劃,因此各個建設項目都不是根據國家經濟的總需求設想出來的.到1941年禮薩國王讓位時,相當多的工廠已經建成,其中包括紡織廠,水泥廠,制糖廠和卷煙廠等;然而,盡管國家實行很高的保護關稅,但幾乎所有的工廠都虧本.
同覬末爾一樣,禮薩國王攻擊過去的各種信條.他禁止使用名譽稱號,廢除婦女戴面紗的習俗,命令男子戴歐式帽子.另外,最重要的是,民族主義得到強調,外來影響在可能存在的地方均被肅清.阿拉伯詞語從波斯語中給清除出去,現代建築物按照在從前宏偉宮殿的廢墟中發現的阿契美尼德建築式樣建造.這種民族主義的象征是1934年用名字"伊朗"取代了"波斯","伊朗"這一名字可追溯到3000年前操印歐語的祖先那里.
禮薩國王的統治隨著他1941年9月16日的讓位而突然結束.在前幾年中,他已越來越傾向于納粹德國.同德國的貿易上升到第一位,德國在伊朗的專家,教師,商人和旅游者的人數不斷增加.由于1941年6月希特勒進攻蘇聯,禮薩國王收到了幾份蘇-英聯合照會,要求他將德國人從伊朗驅逐出去.他的答複不能令人滿意,于是,1941年8月25日,蘇聯和英國軍隊占領了這個國家.9月16日,禮薩國王將王位讓給了他的兒子,現在的統治者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
回想起來,禮薩國王對他國家的影響不象凱末爾對土耳其的影響那麼深遠.凱末爾從先前的一場軍事災難中得到了好處,這場災難非常之大,使凱末爾更容易廢除那些過時的制度和習俗.因此,土耳其人受西方影響更久,也更能夠接受西方影響.不過,禮薩國王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他的統治是伊朗近代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五,印度
20世紀初,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在直到可預見的將來這段時間內似乎十分牢固.1912年,為了慶祝國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在德里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見儀式.儀式在泰吉馬哈爾陵建造者沙賈汗(15921662年)的接見大廳里舉行.在富麗,豪華的大廳當中,國王喬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權貴們的眾口一詞的宣誓效忠.1914年,印度齊心協力地支持英國參戰.王公們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援助,同時至少有90萬印度人在英國軍隊中當戰斗員,另外,還有30萬印度人當勞工.甘地特別熱心于支持英國人的事業.他曾給印度總督哈丁爵士寫信說:"在帝國的緊要關頭,我願讓印度將其所有強壯的兒子作為供品奉獻給帝國…我們只能默默地,真誠地,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將帝國從即將來臨的危險中解救出來的工作,從而加快我們達到'地方自治的’目的的進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過了30年,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便告結束.這一意外結果的一個原因在于戰爭本身的影響有關民族自決的種種口號的影響和海外服役對成千上萬名帶著新思想和新觀念返回家園的土兵所起的擾亂性影響.戰爭剛結束後的幾年中的一系列災害也促進了動亂.1918年的季風不足給印度許多地區帶來了饑荒.早一年的淋巴腺鼠疫使許多人喪命,但它同1918-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相比則是微不足道的,後者至少造成了1300萬人的死亡!促成動亂的另一原因是,與甘地預期的相反,戰後英國奉行壓制政策.1919年3月的《羅拉特法案》准許政府不經審判就能拘押宣傳鼓動者,授權法官不用陪審團即可判案.甘地組織了一次消極抵抗和不合作運動,來進行回擊.在隨後發生的騷亂中,英國將軍戴爾制造了1919年4月13日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則血案".他試圖向老百姓強調政府的力量,命令軍隊不經警告便直接向舉行政治集會的赤手空拳的市民開槍.近400人被打死,1000人受傷.英國下議院的一個委員會指責戴爾將軍,解除了他的指揮權.但上議院卻支持戴爾,通過公開募捐為他籌集了26000英鎊的安慰金.然而,強烈的抗議浪潮立即席卷全國,甘地指責政府是"惡魔".
甘地無疑是戰後這場反英運動中的傑出人物.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國民大會黨在1914年以前並沒有對英國人構成嚴重威脅(見第十五章第六節).它實質上仍是極少得到鄉村民眾的支持的中產階級運動.甘地的偉大貢獻就在于他設法來到村民中間,與他們建立友好關系,使他們參加為獨立而進行的斗爭.甘地雖然是一位受過倫敦訓練的律師,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印度的和非西方的實際上是反西方的本色,國此,他能用意味深長的話語與他的人民溝通思想.
甘地的講話樸素,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時,英國人僅以9000名行政官員和69000名士兵就統治了3億印度人.這一點之所以可能,僅僅是因為各階層人當時正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與英國人合作.如果取消這種合作,英國的統治必將崩潰.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教育和訓練人民實行不合作主義即非暴力的消極抵抗.甘地還號召人民進行抵制運動,即聯合抵制英貨的運動.甘地勸誡人們用家里紡的布代替進口的機制織物.這會削弱英國統治的經濟基礎,還會複興鄉村工業.他本人就曾系了一條土布腰帶,當眾操作紡車.甘地教導說,將不合作主義和抵制運動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實現地方自治.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這些教導並按教導行事,英國統治的日子就不會長久了.
倫敦政府努力阻止這場正在集聚起來的風暴,于1919年12月23日提出了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確立了通稱為"兩頭政治"的行政體制.這使德里的中央政府與過去大致相同,擁有一個委派的總督,一個指定的咨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立法議會的成員為140人,其中有100名成員是通過范圍極其有限的投票選舉產生的.兩頭政治的原則在各省政府中生效,每個省政府均由一個委派的省長,一個指定的咨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組成,省立法議會70/的成員是通過極受限制的投票選舉產生的.重大事務"保留"給省長及其咨詢會議處理;次要事務如公共衛生,農業,醫療救濟和教育等將"移交"給印度部長們處理.人們推測,如果這種"兩頭政治"即責任的分開證明是切實可行的話,那麼,就會有更多的事務從"保留"名單轉入"移交"名單.
甘地領導的國民大會黨拒絕接受英國人的改革建議,這一定程度上是對戴爾事件的一個反應,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實際存在的政治原因穆斯林首次願意同印度教徒合作.印度穆斯林認為英國及其盟國強加給奧斯曼帝國的《塞夫爾條約》過于苛刻,他們對這一條約感到震驚.為了向被圍困的土耳其人提供支持,他們發動了所謂的"基拉發運動".甘地抓住這一機會與穆斯林達成了協議,于是,所有的印度人這時都團結起來,既要求修訂《塞夫爾條約》,又要求印度自治.1920年9月,他們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不合作運動.這種反應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它逐漸失去了控制.甘地堅決主張嚴格的非暴力主義,但罷工和暴動卻在許多城市發生,在農村,農民們也起來反對地主和放債人.1922年2月4日,動亂達到了頂點,當時,起義的農民進攻了喬里喬拉地方警察局,殺死了22名警察.
大為震驚的甘地立即命令停止不合作運動,但他還是被逮捕並被判了6年徒刑.兩年後,他因身體不好而獲釋,但這時,民族主義運動已由于印度教徒中的混亂和穆斯林熱情的冷卻而基本消失,穆斯林因凱末爾廢除哈里發制和提出強有力的世俗主義綱領而感到沮喪.
甘地獲釋出獄後好幾年沒有涉足政界.在這期間,新的,更激進的民族主義領導人正在出現,其中包括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到這時為止,國大黨領導人就其出身和觀點來說,基本上是中上層階級.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時,帶有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政治傾向的工人團體開始出現.這一趨勢導致了國大黨內部左翼力量的發展,導致了以尼赫魯為主席的全印獨立聯盟的成立.全印獨立聯盟的顯著特征是:它不僅要求擺脫英國人的統治而完全獨立.而且要求在印度內部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式進行根本的社會變革.正加尼赫魯所寫的那樣:"國大黨中過去經常看布賴斯所寫的有關民主主義的著作和莫利,基思,馬志尼所寫的著作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在閱讀所能到手的有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俄國的書籍."
尼赫魯本人就是這種新趨勢的一個很好的實例.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師的兒子,曾在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讀書,1912年取得律師資格.回國後,他投身于為自由而進行的民族主義斗爭,成為甘地的追隨者和敬慕者.然而,尼赫魯完全不同于他的這位神秘的,苦行主義的領袖.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一位社會主義者,一位堅信科學技術是將人類從存在已久的苦難和愚昧中解放出來的工具的人.後來,尼赫魯與甘地分手了,因為甘地拒絕接受現代世界,他指責說:"解救印度的辦法在于忘掉印度在過去50年中所學到的東西.鐵路,電報,醫院,律師,醫生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全得廢棄,所謂的上層階級必須自覺地,虔誠地,慎重地了解簡樸的農民生活,懂得這是一種給人以真正幸福的生活.……每當我坐上火車或公共汽車,就感到我這樣做是在褻瀆我的良知."
不過,尼赫魯承認甘地在喚起印度農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即使是因個人競爭和學說上的爭論而分裂的國大黨,也還得依靠甘地.1928年12月,甘地重返政治舞台,並說服國大黨接受了激進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一項妥協決議.幾個月後,英國工黨戰勝保守黨,組成了新內閣.前景似乎很有希望,因為工黨以往一直批評保守黨對允許印度自治這一問題采取拖拉做法.然而,印度自治的希望並沒有實現;事實證明,1930-1939年的10年是令人失望的10年.
一個原因是政府在鎮壓和讓步的循環之間搖擺不定.繼民族主義暴力之後是大規模的逮捕和放逐,然後又是企圖通過逐步讓選舉制生效來進行安撫.不過,許多責任要由印度人承擔,因為他們日益分裂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兩大敵對的集團.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聯盟就已成立,但許多年里它幾乎一直沒有什麼追隨者.不僅穆斯林人數不到次大陸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國大黨聲稱它代表所有的印度人,不管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實際上,國大黨內確有一個由著名的阿布爾卡拉姆阿劄德領導的穆斯林派.因而,穆斯林聯盟直到1935年以後由孟買的律師穆罕默德阿里真納領導時才變得重要起來.真納提出在聯合的基礎上與國大黨合作,但國大黨拒絕了這一建議,只願與以個人名義加入國大黨的穆斯林打交道.于是,真納進行報複,他向穆斯林民眾大聲呼籲說"伊斯蘭教正處于危險之中".對此,反應是熱烈的,因為印度許多穆斯林認為,他們與穆斯林世界其他人的共同之處比他們與鄰近的印度教徒的共同之處更多.真納在選舉中的成功使後來建立獨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為可能.
在此期間,總督歐文勳爵已于1929年10月宣布,英國明確地制定了給印度以自治領地位的計劃,並將召開會議作出安排.然而,國大黨卻于1929年12月31日通過了一項要求完全獨立的決議.3月12日,為了迫使英國人撤離印度,甘地又發起一場國民抵抗運動.他的戰術是向170哩以外的大海進行偉大的食鹽進軍.在海邊,他舀取海水,放在火上煮這是向被他譴責為極不公正的政府鹽稅進行挑戰的一個象征性行為.這場運動不僅得到很好的宣傳,非常激動人心,而且十分猛烈,因為廣大農民都痛恨鹽稅,積極支持甘地.普遍的騷亂爆發了:人們攻擊政府的鹽場,恐怖分子襲擊官員,受到世界性嚴重經濟蕭條的沉重打擊的失業工人舉行暴動.5月5日,甘地再次被捕入獄,與他一起被捕的還有約6萬名追隨者.
歐文勳爵知道單靠武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在秩序稍微得到恢複之後,他于1931年1月26日釋放了甘地,並說服甘地于3月4日簽訂了《德里協定》.政府同意釋放未犯有暴力罪行的政治犯,作為回報,國大黨將結束抵抗運動.還將參加早幾個月就已開始的圓桌會議.甘地親自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會議,但沒有達成協議,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時工黨政府已被保守黨占優勢的,不太靈活的"國民政府"所取代.甘地返回印度後,于1932年1月再度被捕.抵抗運動再次爆發,但這時,這個國家已疲憊不堪,因而這一運動幾個月後,便漸漸消失了.
最後,1935年8月2日,英國議會通過了《印度政府組織法》,將它作為制止暴力和推進自治這一雙重政策的組成部分.該組織法規定緬甸和亞丁將與印度分離,成為英國政府直轄殖民地.印度本身經各王公之國同意後將成為一個由各省和各王公之國組成的聯邦.同1919年憲法中的規定一樣,總督仍保留對外交事務和防務的權力,但聯邦的其他所有事務全交給兩院制議會處理,議會的大多數成員是由約600萬名受到限制的選民選舉產生的.在各省,用省議會和向省議會負責的各個部代替已被事實證明是無法實行的兩頭政治的方案．近3,800萬印度人獲得了選舉省議會的權利,省議會將享有處理本省事務的絕對自治權.如果某個省政府出于任何原因未能行使職責,當地的英國省長有權處理公共事務.
由1935年的組織法提供的聯邦證明是不成功的.印度王公不信任民族主義者,拒絕合作.因此,成立于1919年的中央政府繼續起作用.不過,對諸省所作的新安排已隨著1937年各省議會的選舉而付諸實施.民族主義者控制了11個省中的7個省份,並立即著手釋放政治犯,恢複公民自由,准備土地改革.1939年,當總督宣布印度參加新的世界大戰時,這一切便突然結束了.由于這事根本未與印度人商量,7個省的民族主義部長全都辭職.于是,英國省長們接管了這7個省,以法令進行統治.民族主義者再次提出了完全獨立的口號,而真納領導的穆斯林則要求將次大陸分成兩個國家,一個是印度教徒的國家,另一個是穆斯林的國家,即所謂的巴基斯坦.
六,中國
中國盡管名義上已經獨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也經曆了可與印度相比的反西方運動.1917年,中國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希望收複1914年被日本占領的山東省.當凡爾賽的調停人沒有將這個丟失的省份歸還給中國時,在北京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議很快波及其他城市,商人們以罷市的方式參加抗議.這場運動後來發展成抵制日貨運動,並伴有與日本僑民的沖突.新成立的工會也通過舉行罷工參加了這場抗議運動.總之,事實證明,這場運動是中國曆史上民族感情的最強烈,最普遍的表露.
由于西方列強樂意讓日本保留它在中國大陸的戰利品,它們也成為這場猛烈爆發的運動的靶子.相形之下,蘇聯卻得到中國人的同情和欽佩.一個原因在于列甯的反帝國主義的教導有著可以理解的吸引力.另一原因是蘇聯政府象它當時在土耳其和波斯所做的那樣,放棄了沙皇在中國的特權.不難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這時越來越依靠蘇聯而不是依靠日本人和西方人.
這些變化給了孫中山用新政策和新方法重新開始革命的機會.在建立共和國的1911年革命以後,他遇到了艱難時期(見第十六章第五節).袁世凱將他撇在一邊,而各省軍閥則不理睬中央政府,作為獨立的當權者統治各省.這時,孫決定,為了打敗軍閥,創立一個統一的,現代化的國家,必須增強國民黨的實力.他呼籲國際援助,但遭到了西方政府的拒絕,不過,蘇聯卻積極響應,因而開始了一直持續到1927年的"國共合作".
1923年1月,孫中山和蘇聯代表阿道夫越飛一致同意,國共合作的目的並不是要在中國建立共產主義,而是要"實現國家統一,獲得國家的完全獨立",俄國人接著又派能干的米哈伊爾鮑羅廷去廣州,在那里,他成為孫的得力助手.他們一起實現了三大基本變革:按共產黨的方針改組國民黨,組織一支強有力的現代化軍隊,發展一種更有效,更有吸引力的政治思想體系.
在改組國民黨的過程中,孫通過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開始控制了該黨.國民黨這時首次能作為一個從總部到最小的支部的紀律嚴明的單位發揮作用.同時,在俄國武器和以瓦西里布呂歇爾將軍為首的俄國軍官的幫助下,一支新的軍隊正在建立.1924年5月,為培養軍官,黃埔軍校在廣州成立.黃埔軍校的正式校長是孫的參謀長,剛從莫斯科紅軍學校學習了一段時間後回國的蔣介石,但真正的領導人則是布呂歇爾.也許該注意到,該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來,他後來成為共產黨中國的外交部長和總理.最後,孫中山將其政黨的思想體系改造成著名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民權主義旨在實現民主政治,不過,一黨統治下的一段時期的監護被認為是必要的.民生主義旨在通過平均分配土地和實現國家對工業的管理或控制來為人民謀求經濟上的改善.
1925年,正當孫中山為實現他的抱負而制成種種工具之時,他卻去世了.他雖未能活著看到軍閥被挫敗和國家的統一,但今天,大陸的共產黨人和台灣的民族主義者都公認他是現代中國偉大的創造者之一.孫中山的去世使蔣介石有可能成為國民黨的領導人.1926年5月,他擔任了"北伐"的總指揮,"北伐"是一場旨在消滅北洋軍閥從而統一中國的戰爭.國民黨軍隊以宣傳團為先導,以破竹之勢前進,于10月到達長江.這時,首都遷到了由左翼分子和共產黨人控制的漢口.
這一點清楚地表明了國民黨內部置身于漢口的左翼分子和蔣將軍領導下的右翼分子之間日益增大的分裂.蔣介石贊成民族主義而不贊成社會革命.他因一直行進在他的各師前面的左派宣傳團的活動而變得驚慌起來.這些宣傳者在農民和城市工人中間活動.發動了一場反對擁有土地的紳士,城市資產階級和西方企業界的革命運動.盡管蔣介石曾與他的俄國顧問密切合作,但他肯定是反共產主義的,他決心阻止左派對國民黨的控制.
由于這種情況普遍存在,無疑,右派和左派兩大相互對立的勢力必將進行最後的較量;1927年3月24日攻克南京時,這一較量終于到來.正如其他城市所發生的情況一樣,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工人和學生組成隊伍.他們發起了總罷工,並能在軍閥軍隊離開和蔣介石軍隊到達之間的間隙時間里接手控制這座城市.蔣介石一點也不樂意得到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革命委員會的歡迎.由于國民黨保守分子和上海金融界的支持,蔣介石這時對共產黨人及其左派盟友進行血洗.鮑羅廷返回俄國,蔣介石改組了國民黨,因此,他成為國民黨無可爭辯的首腦.1928年6月,他的軍隊占領北京,摧毀了北洋軍閥的勢力,完成了國家的正式統一.這一新的中國的首都遷到了南京.
這時,蔣介石參觀了北京城外的佛寺,這里安葬著孫中山的遺體.他向已故領袖的在天之靈報告說,他已獲得勝利.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的幾年相比,中國這時的情況的確有了極大的改善.在以後的10年中,中國在蔣的指導下取得了明顯的進步.鐵路的哩數幾乎增加了一倍,現代化公路的哩數也增加了三倍.1932年取締了國內關稅關卡,這類關卡過去大約有500個.而且,首次制造了統一的貨幣.在政府議事程序,公共衛生,教育和工業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進步.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在外交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政府奪回了關稅控制權,收複了割讓給外國的一些領土,收回了西方列強奪去的許多特權.到1943年時,所有外國都已放棄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但是,蔣介石的改革方案有著嚴重的漏洞,這些漏洞最終證明是致命的.極其需要的土地改革因農村地區的國民黨為反對任何改革的地主所控制而被忽視.蔣介石的一黨制的獨裁政府阻止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因此,反對黨黨派不可能通過法律手段堅持自己的權利;革俞才是唯一的選擇.最後,國民黨未能發展起能贏得人民支持的思想.民族主義的呼籲對渴望獲得土地的農民和貧困的城市工人幾乎沒有什麼吸引力.蔣介石認識到有些東西丟失了,于是他求助于儒家有關禮儀和正當行為的古老說教.這些說教在20世紀的中國顯得又無效又離奇.
如果國民黨政權享有長期的和平,那麼,它的這些弱點也許會逐漸得到克服.但是,它卻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它有兩大死敵:國內的共產黨人和國外的日本人.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在隨後幾年中,它的支部遍及全國各地.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在共產黨的行動起來的號召和在將來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平等社會的保證的吸引下,加入了共產黨的陣線.眾所周知,共產黨最初曾與孫中山合作,後來,于1927年同蔣介石決裂.共產黨的大多數領導人被蔣介石殺害,但有些人設法逃進了華南山區.他們的領導人之一是毛澤東,毛澤東這時無視莫斯科的第三國際,制定出新的革命策略.他拒絕了只能依靠城市無產階級進行革命這一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原則.他根據對農村的直接考察斷定,占人口70%的貧農是"革命的先鋒.……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這對莫斯科來說純屬異端邪說,但毛自行其是,將農民組織起來,在南方建立了獨立的軍隊和政府.
蔣介石所作的反應是發動了五次所謂的"剿匪戰役".由于共產黨的沒收地主的大地產分配給農民的政策爭取了農民,共產黨人得到了農民的支持從而幸存了下來.第五次圍剿確成功地將共產黨人逐出了根據地,當時,這些共產黨人被國民黨軍隊團團圍住.最後,9萬人設法突破了重圍,這些人中只有不到7000人在曆經長達6000哩的驚人艱難的跋涉後幸存下來.在這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368天(1934年10月16日到1935年10月25日)的"長征中",他們幾乎平均每天都要同總數達30多萬的國民黨軍隊發生沖突.最後,共產黨的幸存者到達西北諸省,在那里,他們艱苦奮斗,建立了根據地.他們的土地改革政策又贏得了農民的支持,因此,他們能擴大力量,最終發展成南京國民黨政權的重要對手.
蔣介石在卷入同共產黨的這一內戰的同時,還遭到了來自國外的日本人的進攻.我們以後將看到(見第二十四章第一節),這一侵略從1931年占領滿洲開始,一直繼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人控制整個東部沿海地區時.共產黨的顛覆和日本人的侵略加在一起最終使蔣介石于1949年逃往台灣,讓毛澤東在其新首都北京統治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