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西班牙內戰
西班牙內戰不僅僅具有通常的意義,因為它實質上是把兩種戰爭合在一起一種是由西班牙社會的腐敗和緊張局勢引起的根深蒂固的社會沖突,一種是由思想體系的沖突和大國利益的沖突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彩排.
20世紀的西班牙截然不同于16世紀的西班牙,16世紀時,這個國家是歐洲最強大,最令人畏懼的國家.在16至20世紀之間的幾個世紀中,西班牙衰落的象征是1898年的西-美戰爭;美國輕易地奪走了西班牙的大多數剩下的殖民地,使西班牙丟盡了臉．這次戰爭不僅暴露了西班牙軍事上的弱點,而且暴露了統治這個國家的,已處于牢固地位的寡頭政治集團的腐敗和無能.構成這一寡頭政治集團的主要成分有三種:大地主,軍隊和教會.
大地主由舊貴族和購買了許多地產的富裕的中上層階級組成.大約35,000名這樣的地主占有了全都可耕地的50/左右.占地情況各省之間大不相同,土地占有最為不均的地區是南部和西部.相形之下,北部地區幾乎沒有大地產,不過那里的農民由于他們的土地面積很小,只能勉強維持生活.整個國家的農業生產率很低,占總人口70%的農民與歐洲其他地區的農民一樣貧窮.地主都為在外地主,住在馬德里或外國首都揮霍他們的收入,沒有為生產作出任何貢獻.
西班牙軍隊是值得注意的,其原因有兩個:一是軍官人數與士兵人數相比多得驚人,二是軍方常常干預國家的政治.實際上,軍官們認為他們有權利監督政治事務,並照著這種看法他明確地說,這意味著保護現狀,反對所有的挑戰者,不論他們是贊成共和政體的中間派還是左派各政黨.
定為國教的羅馬天主教教會是一個極為富有,極有影響的機構,雖然它在19世紀初葉和中葉已失去其地產,但作為補償,它獲得了工業股票,並從政府那里得到了大量津貼,這些津貼在20世紀20年代中占國家年度預算的2拖.西班牙教會與國家的關系頗類似于俄國東正教會與沙皇專制政權之間的關系.主教由國王提名,他們中有些人還是參議院議員;但最重要的是,教會控制了國家的大部分教育.西班牙不象西歐其他國家,沒有完整的國家教育體系,因此,現存的學校大多數都在教會的管轄之下.此外,教會通過某些重要的報紙,勞工團體和各種世俗組織施加了很大的影響.正如在天主教組織起類似作用的其他國家里發生的情況一樣,這股巨大的勢力在西班牙引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教權運動.普遍地攻擊教士和修女,內戰期間大規模地破壞教會財產這類現象在西班牙曆史上決不是絕無僅有的.
1902年阿方索十三世登基時所要統治的西班牙就是如此.從1902年到1923年德里維拉獨裁政府建立這段時間里,西班牙除多次發生罷工,兵變和暗殺外,還換了33次內閣.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西班牙保持中立,從而帶來了相對的繁榮,但是,這種繁榮僅持續到大戰結束;隨著和平的到來,長期的不安和動亂又重新出現.這些不安和動亂在20世紀20年代因西班牙軍隊在摩洛哥慘敗于里夫人之手而變得更為嚴重.由此產生的不滿情緒為1923年9月普里莫德里維拉將軍的軍事政變鋪平了道路.
這位新"獨裁者"崇拜墨索里尼,學他的樣消滅殘余的立憲政體,審查新聞報道和限制各大學.他還以這位"領袖"為榜樣,建築公路和舉辦國際展覽.但是,這些僅僅是表面的東西,因為潛在的,傳統的西班牙社會已因它的不公平現象和落伍過時而運轉不靈.最後,普里莫德里維拉失去了軍隊和國王的支持,不得不干1930年1月辭職.
隨著這位獨裁者的辭職,公眾的不滿情緒轉而對准了國王本人.大蕭條使形勢變得更加不穩定,直到最後阿方索決定恢複憲法,于1931年4月舉行國內選舉.投票結果對現政權極為不利,共和黨人獲得了50個省會中46個省會的選票.公眾輿論已很明顯,阿方索象1789年以來他的四位前任一樣,悄悄地離開了這個國家.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宣布成立共和國,隨後舉行了立憲會議即議會的選舉.當這一立憲會議于7月召開時,其成員分成三大派:右派,中間派和左派.右派代表貴族,軍隊和教會的利益.它要求維護現狀;如果改革證明是不可避免的,那麼至少應朝著獨裁主義的方向進行.中間派主要反映中下層階級,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的觀點.他們多半是共和黨人,擁護起源于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義原則,其中包括反教權主義,個人自由和適度的社會改革.左派則由形形色色的社會黨人,斯大林主義的共產黨人,托洛茨基派的共產黨人和工團主義者組成,工團主義者人數特別多,通常不願意同其他黨派一起工作.盡管這些左翼政黨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意見分歧,但它們都一致認為需要進行制度上的根本改革,即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改革.
在立憲會議中占絕大多數的中間派和左派聯合采納了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義的憲法.憲法宣布西班牙為"各種勞動者的民主共和國",不論男女都有普選權,內閣對一院制的議會負責.此外,這一憲法還宣布,宗教信仰絕對自由,政教分離,教育世俗化和教會財產收歸國有.
在這一新憲法下產生的第一任總理,能力出眾的共和黨人曼努埃爾阿薩尼亞還得到了溫和的社會黨人的支持,他們迅速通過了種種法律來履行憲法的各項規定:廢除政府給教會的津貼,明令取消修道院的某些等級,將農業工人每日的工資提高到通常的20美元以上,在給大地產所有人部分賠償的情況下將少數大地產分配給農民,讓數以百計的軍官退役,准許加泰羅尼亞省自治.這些典型的中間路線的改革引起了右派和左派的反對.事實上,政府不得不動用武力來鎮壓何塞聖胡爾霍將軍在塞維利亞發動的軍事暴動和工團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在巴塞羅那和其他城市發動的起義.
隨著1933年年底立憲會議的解散,第一次正規議會的選舉選出了一個保守的多數派.隨即進入了教土派議員複辟的"黑暗的"兩年.加泰羅尼亞的自治被取消,有關教會和土地分配的許多法規不是被廢除,就是沒有得到實施.此外,武裝抵抗突然爆發.尤其是在阿斯圖里亞斯的礦工中間,最後只是因為動用了摩洛哥軍隊才將他們鎮壓下去.
為了替1936年2月的大選作准備,左派和中左派的各政黨這時聯合起來,組成了與剛剛在法國出現的人民陣線相類似的人民陣線.這一聯盟贏得了勉強的勝利,阿薩尼亞組織了左派政黨所支持但未參加的共和黨新內閣,加泰羅尼亞的自治得到恢複,反教權措施與溫和的社會改革一起也得到恢複.回想起來,共和黨人強調反教權主義而不強調土地改革,那似乎是一個大錯,因為土地改革是大多數西班牙人所接受的.這種政策使熱情的天主教徒和中間階層的許多人開始持敵對態度.同時,大蕭條連同它所帶來的普遍的失業一起增強了極端分子的實力,削弱了溫和派政黨的力量.為了控制因絕望而不顧一切的工人,社會黨人只得不斷地向極左派靠攏;中間階層的許多人作出相應的反應.使自己與極右派結成同盟因此;不斷高漲的思想上的激情和政治生活的兩極分化達到了使議會制政體變得日益脆弱的程度.
在這個時候;西班牙的右派分子在德國和意大利的縱容下,在弗朗內斯科佛朗哥將軍的領導下,舉起了反革命的旗幟.1936年7月17日,摩洛哥軍隊發動叛亂.第二天,本土上的許多將軍拿起了武器.叛軍即自封的民族主義者迅速占領了西班牙南部和西部地區,這些地區在整個長期的斗爭中一直是他們的主要基地.佛朗哥曾希望他能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領主要城市和要塞,從而控制全國.然而,斗爭卻拖延了近3年,其殘酷程度使人聯想起16世紀的宗教戰爭.
在叛亂的頭幾個星期中,忠于共和政府者失去了大約一半國土,之後,他們重整旗鼓,設法控制了中部地區的馬德里,北部地區的巴斯克諸省和高度發達,擁有巴塞羅那和巴倫西亞這樣的大城市的東部沿海地區.忠于共和政府者這時處于強有力的地位,因為在他們的背後有工業中心,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和擁有非常巨大的黃金儲備的首都.然而,盡管有這些有利條件,忠于共和政府者最終還是被打敗了,這主要是因為他們未能從國外獲得與民族主義者所得到的同樣多的武器.
事態發生這樣的轉變似乎是有悖常理的,因為忠于共和政府者建立了這個國家的合法政府,他們不但有錢進口武器,而且有權利根據國際法去這樣做.不過,英,法政府不允許向共和派政權出售武器.它們受到各自國家中有關內戰的極不一致的輿論的約束,它們擔心,武器無限制地流入相爭斗的各黨派手中會引起全歐洲的戰爭.因此,英國和法國率先提出不干涉協定,這一協定既為幾個較小的國家所接受,也為德國,意大利和蘇聯所接受.
這一協定規定,簽約國不應該向西班牙運送武器,然而,德國和意大利從一開始就違背了它們的誓約,蘇聯不久也這樣做.意大利不僅向西班牙運送武器,而且向那里派遣正規部隊,其人數隨著戰爭的繼續迅速增加.根據意大利的官方資料,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4月的4個月中,墨索里尼向西班牙派遣了10萬人,連同4萬噸軍需品和750門大炮.俄國與德國一樣,雖沒有派地面部隊,卻提供了各種軍用物資,外加技術顧問和飛行員.忠于共和政府者還得到了國際縱隊的援助,國際縱隊干1936年11月為保衛馬德里首次參加了戰斗.它由自願兵絕大多數是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年輕的理想主義者和來自意大利和德國的反法西斯主義的流亡者組成.大多數人入伍時並不是共產黨人,但少數幸存下來的人多半確已加入共產黨,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們的親身經曆,同時也由于他們政委的教導.20世紀30年代後期,西歐知識分子普遍地對西班牙共和國抱有強烈的同情心,支持這種同情心也許是國際縱隊的主要意義.
外國的干涉從兩個重要方面影響了這場內戰:它無疑有利于民族主義者,是他們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它還有助于使民族主義者更接近法西斯主義,使共和黨人更接近共產主義,而後一種趨勢更為明顯.開始時,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黨人在共和派中占優勢,整個內戰期間,溫和的社會黨人擔任了共和政府中的各種最重要的職務.但是,由于忠于共和政府者對蘇聯軍用物資的依賴,共產黨人變得越來越居支配地位,到1937年末時,蘇聯控制的國際縱隊,蘇聯飛機和西班牙的共產黨將領正領導著共和派軍隊,支配著它的政策.這不僅意味著共和派的力量更為有效,還意味著非共產黨團體,尤其是曾擁有大批追隨者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滅亡或黯然失色.
如果忠于共和政府者獲勝,新的內戰說不定還會發生,因為共產黨人站在反對社會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分子的一邊.結果表明,軸心國提供的地面部隊和軍用物資是不可抗拒的,尤其是在斯大林決定放棄西班牙共和國之後.在過去兩年里,隨著民族主義者控制以農業為主的西部和南部地區,忠于共和政府者按制更加發達的北部和東部地區以及惹人注目的馬德里,雙方處于僵持狀態.但到1938年中期時,由于西方民主國家仍不願結束不干涉的鬧劇,蘇聯政府決定減少它的損失,停止給西班牙的援助,從而使佛朗哥的軍隊能打破這一僵持狀態.1938年12月底,民族主義者開始向加泰羅尼亞大舉進攻;一個月內,他們占領了巴塞羅那.馬德里和巴倫西亞這時已孤立無援,不過它們仍堅持了兩個多月.隨著3月底馬德里和巴倫西亞的淪陷,內戰宣告結束.
對西班牙來說,這種長期的苦難使2500萬人口中有75萬人遭受傷亡,每7個未受傷害的人中有一個人已無棲身之地.對西方列強來說,這場內戰是又一次令人吃驚的失敗.正如在埃塞俄比亞的情況下一樣,面對軸心國的侵略,它們再次責現出自己的軟弱和優柔寡斷,這種情況也出現在德國吞並奧地利的時候,德國是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吞並奧地利的.
六,吞並奧地利
1938年是軸心國未流一滴血就取得偉大勝利的一年.導致這些重大發展的中心人物是內維爾張伯倫,他于1937年5月接替斯坦利鮑爾溫出任首相,並逐漸地接手確定英國對外政策的方向,盡管安東尼艾登是他的外交大臣.溫斯頓丘吉爾已對這位在這一關鍵時刻如此決定性地影響了歐洲外交進程的人物作了其特有的尖銳,深刻的評價:
內維爾張伯倫……機警,講究實際,固執且非常自信.他與鮑爾溫不同,認為自己能夠了解整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我們當時從他所信奉的政策中看到的不是一種模糊的但仍然根深蒂固的直覺,而是一種有限的,鋒芒畢露的能力.……他已對當今國內外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作出明確的判斷,認為自己對付得了他們.他的全部希望是使自己作為偉大的和平使者載入史冊;為此,他准備不顧種種事實而不斷奮斗,使自己和國家冒著很大風險.不幸的是,他碰多到了他無法估量其力量的潮流,遇到了他無法在其面前退縮但又對付不了的颶風.
希特勒的譯員在描述標志著捷克斯洛伐克滅亡和中歐均勢發生根本轉變的重大的慕尼黑會議(1938年)時,對張伯倫作出了類似的評價:
張伯倫老是問,誰肯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賠償同蘇台德區一起轉讓給德國的建築物和各種設施?這顯然不是首相和政治家,而是前財政大臣和商人在說話.希持勒變得越來越煩躁."這些設施和建築物是蘇台德的德國人納稅的結果",他愈益不耐煩地說道,"這里決不存在賠償的問題".但是,這未能打消張伯倫對財產會受到影響這一問題的疑慮.希特勒終于暴跳如雷.他對張伯倫大聲叫道:"我們的時間太寶貴了,不能浪費在這樣的小事上."正是在這時,張伯倫又另外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將家畜留在蘇台德區,是否可以不把一些牲畜趕到捷克斯洛伐克所剩余的地區.
在與墨索里尼打交道應奉行什麼政策的問題上,張伯倫與其外交大臣首次發生了沖突.張伯倫決心撫慰這位"領袖",誘使他退出新結成的軸心國,回到西歐陣營中來.他希望通過承認意大利對埃塞俄比亞的統治權而達到這一目的,但他的想法遭到了艾登的反對,艾登仍支持集體安全的觀念和國際聯盟.1938年1月,這種爭執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當時,羅斯福總統派人給張伯倫送來一封私信,建議有關國家在華盛頓召開會議,討論日益惡化的國際形勢.丘吉爾寫道:"這是非常艱難,無法估量的一步."但是,張伯倫未和他的外交大臣商量就送去了冷冰冰的答複,建議推遲所提議召開的會議,因為這個會議也許會危及他與意大利就埃塞俄比亞問題所進行的談判.
這件事導致了艾登于1938年2月的辭職,揭露了當時決定英國外交政策的那些人的動機.艾登寫道:"事實是,內閣中我的一些前輩……不能相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象我所描述約那樣靠不住.歸根結底,墨索里尼不是打敗了共產黨人,使意大利的火車准時運行了嗎?此外,他們作為老派的保守黨人,不太贊成羅斯福,本能地認為他有點象蠱惑人心的政客."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軸心國這幾年獲得驚人勝利的原因.保守派認為他們可以與獨裁者交往,並認為這樣做出與羅斯福總統合作更可取,因為與羅斯福的合作只是局限在以集體安全原則為基礎的一些"模糊的","空想的"計劃內.同樣,法國的保守派也甯願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交道,不願求助于名義上與他們結盟的俄國人.這種思維方式的直接後果是犧牲了奧地利,阿爾巴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獨立的國家這種犧牲並沒有帶來人們所天真地想象的"我們時代的和平",而是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勒在《我的奮斗》第一頁上寫道:"德屬奧地利必須回到偉大的德意志母國.……一個血統要求一個帝國."依照這種哲學,奧地利一伙納粹分子試圖干1934年7月控制這個國家.他們刺殺了陶爾斐斯總理,占領了維也納電台,但民眾卻沒有起義,這一暴動失敗了.兩年後,為了打消墨索里尼的疑慮,希特勒與奧地利簽訂了一個協定,答應尊重奧地利的獨立.以後的一段時間里,希特勒極力主張和平與友好,但與此同時,德國正以極快的速度重整軍備.1937年,德國用在軍備上的開支為45億美元,而英法兩國的軍備開支合在一起還不到20億美元.第二年,這一巨大的差異依然如故,盡管雙方的軍備開支都比以前大.這種大規模的重整軍備,連同1936年萊茵蘭的重新軍事化的成功,大大地加強了德國的軍事地位,致使希特勒能滿懷信心地朝自己的目標進發.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把奧地利總理庫特馮舒施尼格召到貝希特斯加登的尼伐利亞高山別墅進行會談.在那里,博學,謙虛,虔誠的舒施尼格受到了長達幾個小時的拍桌子打板凳的指責和辱罵.
我只要一聲令下,一夜之間,你所有那些可笑的防禦設施就會被炸得粉碎.你並不確信你能阻止我甚至拖延我半小時,是吧?……一刻也不要認為地球上有誰會阻撓我的決定.意大利嗎?我與墨索里尼的看法完全一致.……英國鳴?英國不會為奧地利幫一點忙.法國嗎?是的,三年前,我們曾派小股部隊進軍萊茵蘭,那是我事事都要冒險的時候.那時,如果法國出來阻止我們,我們只有撤退.……但是現在,對法國來說已為時太晚了.
希特勒說完話後,德國的將領和德國及奧地利的納粹領導人又重新開始軟攻.這樣,舒施尼格被迫接受了種種要求,如:赦免被囚禁的奧地利納粹分子,任命納粹分子擔任各種職務,包括內政部長的要職.但是,舒施尼格一回到維也納,就在電台上發表講話,闡明他維護奧地利獨立的決心."我們完全知道,我們曾能到達,也的確到達過那條邊界線,在邊界線的那邊,清楚而又明確地出現幾個大字:'到此為止,不能再走’."然後,他禁止懸掛帶有字的納粹黨黨旗,禁止穿納粹黨黨員的褐衫,禁止納粹分子舉行示威游行.這些堅定的措施得到了人民大眾的充分支持,因此,舒施尼格更大膽地規定于3月13日就以下問題舉行公民投票:"你贊成一個自由的,獨立的,日耳曼人和基督教的奧地利嗎?"
這一挑戰激怒了希特勒,他開始把軍隊集中到邊界.在隨後的危機中,希特勒對舒施尼格提的大國不會幫奧地利一點忙的警告被證明是有道理的.法國當時正處于兩屆內閣交替之時,根本沒有政府.墨索里尼是不愉快的,憤怒的,尤其是因為他的獨裁者伙伴沒有事先告知他,但是,他因"羅馬-柏林軸心"而被捆住了手腳,因此,他只好告訴舒施尼格,他"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提供任何意見."張伯倫已在2月22日對眾議院的講話中宣布了他的不干涉政策:"在坐的各位有誰相信,象今天這種狀態的國聯能提供集體安全?…如果我說國聯…不能為任何人提供集體安全是說得對的話我確信我說得對那麼,我要說我們不可設法欺騙自己,更不可在我們知道集體安全毫無指望時,去設法騙得弱小國家相信國聯將反對侵略並采取相應的行動來保護它們".
3月11日,面對兩份最後通蝶,舒施尼格被迫首先取消了公民投票,然後將總理位子讓給了納粹內政部長阿圖爾馮賽斯-因克瓦特博士.賽斯-因克瓦特過去一直同柏林保持著電話聯系,這時,他發布了一項由柏林授意的聲明,要求德國政府"盡快派遣德國軍隊……來維持和平與秩序……制止流血事件."實際上,軍隊因誤解而在要求提出的前兩個小時就已越過邊界.3月13日,來自柏林和維也納的法令宣布奧地利為德國的一部分,第二天,希特勒耀武揚威地進入了他的出生地.這樣,德國通過電話就接管了奧地利;這一事件在國際聯盟中竟未被提起.
七,捷克斯洛伐克的滅亡
隨著平安地吞並奧地利,希特勒又把目標對准了鄰國捷克斯洛伐克,這是一個較大的,強大得多的國家,除擁有東中歐唯一幸存的民主制度外,還擁有一支富有戰斗力的現代化軍隊和相當多的工業企業(見第二十二章第二節).但是,蘇台德邊沿地區300萬日耳曼少數民族的存在使捷克斯洛伐克易受納粹的宣傳和顛覆.事實上,蘇台德的日耳曼人所享有的自由比歐洲其他少數民族要多得多,因此,他們過去一直比較滿足和安定.希特勒上台後,納粹密探開始工作,他們的煽動加上由大蕭條造成的嚴重失業引起的不滿情緒,使大多數日耳曼少數民族轉而反對布拉格.
隨著納粹德國對奧地利的吞並,蘇台德問題突然成為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嚴重威脅.這個國家這時三面被擴張了的德國所包圍.更為嚴重的是,有某些跡象表明英,法政府准備放棄捷克斯洛伐克,就象它們先前放棄奧地利一樣.3月24日,張伯倫在眾議院宣布,他不能保證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能保證在法國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下援助法國,因為英國的利益"與法國和比利時的利益並不相同".與英國相比,法國受到了幫助捷克斯洛伐克反對無端侵略的條約義務的束縛.但是,法國的將領們警告說,他們的軍隊不能到國界以外的地方作戰,因為整個軍事機構只適應防衛用的馬奇諾防線的防禦工事.因此,法國政府在理論上不得不尊重它對條約承擔的義務,但在實際上根本不願這樣做;當最後的較量到來時,它斷然地拒絕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危機始于9月12日,當時,希特勒發表了一次煽動性的演說,在這一演說中,他猛烈地抨擊貝奈斯總統對蘇台德區日耳曼人的"迫害",並警告說,"如果這些受折磨的人得不到權利和幫助,他們將從我們這里得到."希特勒的要求得到了對中歐事務毫無經驗的英國富裕商人朗西曼勳爵的支持,朗西曼曾被張伯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擔任他的私人"調查者和調解人".朗西曼當時報告說:"絕大多數居民渴望與德國合並"(這是一種未經證實的看法,因為蘇台德的納粹分子以往一向所要求的是自治而不是脫離捷克斯洛伐克,並以這一綱領贏得了蘇台德區日耳曼人的支持),因此,他建議"日耳曼少數民族占多數"的地區脫離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少數民族"不占多數"的地區實行地方自治.
以上是張伯倫和希特勒舉行決定捷克斯洛伐克命運的著名的貝希特斯加登會晤時的背景.促成這一會晤的是蘇台德的日耳曼人,他們在希特勒發表演說之後挑起了普遍的騷動.布拉格政府宣布了軍事管制法,納粹領導人逃往德國,于是,希特勒把軍隊集中到捷克斯洛伐克邊境一帶.張伯倫擔心,如果希特勒真的入侵,很可能會引起一個使法國,最終使英國卷入糾紛的連鎖反應.為了避免這一危險,張伯倫接受了達拉第總理的意見,向希特勒建議舉行一次私人會談.希特勒接受了這一建議,張伯倫于9月15日抵達貝希特斯加登.
希特勒不加掩飾地提出了在民族自決原則的基礎上並吞蘇台德區的要求,並表示,為了達到其目的,他甯願"冒世界大戰的危險".張伯倫回國後,首先說服他的內閣,然後說服法國接受了希特勒的條件.兩國政府又催促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這些條件;當後者提出反對時,它們便向它施加了一切壓力,其中包括拋棄捷克斯洛伐克這樣的威脅.9月21日,布拉格終于屈從德國的要求,作為回報,英法答應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國界.
第二天,張伯倫飛往戈德斯貝格,他認為只需同希特勒一起制定出割讓領土的具體辦法就行了.然而,"元首"卻提出了新的要求:不等公民投票就立即交出日耳曼人占多數的地區,而且不能撤除或破壞這些地區的任何軍事機構或經濟機構.此外,希特勒這時還支持波蘭和匈牙利對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領土要求.
這些新要求引起了嚴重的國際危機.捷克斯洛伐克下令全國總動員,法國也動員60萬後備役人員入伍,蘇聯外交部長馬克西姆李維諾夫在9月21日的國聯大會上宣布:"我們打算按照《蘇捷條約》履行我們的義務,並准備與法國一起以我們可采用的方式問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
正如丘吉爾所指出的那樣,西方列強對"這種公正的,無條件的宣言雖說不上蔑視,但很冷淡".相反,它們按照墨索里尼的建議,召開了英,法,德,意四國會議.會議于9月29日在慕尼黑舉行,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沒有參加;會議決定答應希特勒的所有要求,唯一的更改是作出若干保全面子的規定:德國對蘇台德區的占領應分階段進行,邊界的最後劃分應由一個國際委員會來決定.
正如丘吉爾向眾議院所指出的那樣:"德國獨裁者沒有從飯桌上抓取食物,而願意讓人一道菜一道菜地侍候他這就是首相為捷克斯洛伐克所獲得的一切."不過,事實仍然是,慕尼黑的妥協受到了英,法兩國民眾的歡迎.張伯倫和達拉第被熱情的群眾歡呼為和平的使者.當張伯倫宣布"我認為這是我們時代的和平"時,人們向他熱烈喝采.當希特勒聲明"這是我不得不向歐洲提出的最後的領土要求"時,人們輕易地相信了.第二年發生的事件以災難性的結局證明了這類聲明的價值.
逐漸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許多邊境地區是德國即將提出進一步要求的第一個信號.按照慕尼黑會議作出的規定,當時成立了一個國際委員會來決定新國界.不久就變得很明顯,盡管英國和法國作出過承諾,但它們對委員會的活動並不感興趣.因此,沒有舉行公民投票,種種決定是由委員會成員中的兩名德國將軍作出的.最後,德國獲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1O,000平方哩領土和35O萬人口,其中五分之一是捷克人.同時,波蘭奪得了擁有豐富煤礦的特申地區,匈牙利占領了斯洛伐克和盧西尼亞的大片地區.在德國的幫助下,殘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這時分裂成三小塊:自治的斯洛伐克,自治的盧西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波希米西省和摩拉維亞省.
1939年3月,最後一場戲開幕:希特勒把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區的傀儡政府首腦召到柏林,要他們解散各自的國家;3月15日,德國軍隊開入布拉格.波希米西和摩拉維亞被宣布為德國的保護國,斯洛伐克也被置于德國的保護之下.同時,希特勒還允許匈牙利人入侵,並吞東部的盧西尼亞.這樣,不僅打破了人們認為希特勒的目標僅僅是重獲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區這樣的幻想,而且消滅了捷克斯洛伐克這一國家.對斯拉夫人占優熱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使那些完全相信"元首"的話的人猛然意識到事情不妙.張伯倫尤其感到震驚,因為,作為一個信奉正教的英國商人,他先前認為希特勒會遵守他的不再對歐洲有任何領土野心的諾言.希特勒對這一諾言的違反不僅迫使達拉第,也迫使張伯倫痛苦地重新考慮他們的政策,在希特勒突然攻擊波蘭時采取了較堅定的立場.
八,戰爭的到來
隨著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占領.隨著西班牙和匈牙利加入軸心國陣營,情況變得日益明顯:西方列強必須和蘇聯聯合起來,以便制止進一步的侵略.丘吉爾寫道:"結成大聯盟的關鍵是和蘇聯達成諒解."就蘇聯政府方面來說,它非常樂意達成這一"諒解".3月18日,蘇聯通知柏林,它拒絕承認對捷克斯洛伐克的瓜分.三天後,蘇聯政府提議召開六國(英國,法國,蘇聯,波蘭,羅馬尼亞和土耳其)會議.商討對付以後侵略的措施.倫敦答複說這一建議"為時過早",因此,它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落實.張伯倫在3月26日的一封私信中說出了他否定這一建議的原因:
我得承認我最不信任蘇聯.我根本不相信蘇聯有能力保持有效的攻勢,即使它想這樣做.而且,我懷疑蘇聯的動機,在我看來,它的動機與我們關于自由的思想幾乎沒有聯系,而只與使別人不和有關.此外,許多較小的國家,特別是波蘭,羅馬尼亞和芬蘭,也都既憎惡蘇聯又懷疑蘇聯.
不過,就在同一個月,希特勒強迫立陶宛交出了梅梅爾市,並就但澤和波蘭走廊問題向華沙提出了強硬的要求.面對德國無限制地擴張的情景,張伯倫于3月31日保證,在發生"任何明顯威脅波蘭獨立的行為"的情況下,英法將給波蘭人以援助.一個星期後,這一保證發展為互助條約.軸心國的下一個行動是,意大利于4月7日開始侵略並占領阿爾巴尼亞.英國和法國又針鋒相對,于4月13日作出保證,如果羅馬尼亞和希臘的獨立受到明顯威脅,英法將全力支持這兩個國家.第二個月,英-土和法-土互助條約正式簽訂.
英國對東歐各國所作的這些承諾表明英國的對外政策有了一個革命性的開端.半年前,張伯倫還因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遙遠的國家",英國與它沒有切身的利害關系而拒絕幫它一點忙.現在,他正答應去援助更遙遠的,更難到達的,與英國更沒有利害關系的國家.實際上,這些國家的難以到達使張伯倫的許諾變得毫無價值,除非英國和蘇聯一致行動.正如丘吉爾于5月19日向眾議院所宣布的那樣,"果沒有一條有效的東方戰線,我們在西方的利益就不可能有令人滿意的保障,而如果沒有蘇聯,就不可能有一條有效的東方戰線."最終,張伯倫于4月15日開始與蘇聯人談判.
到這時,雙方相互間仍很不信任,因此,沒有取得什麼進展.西方領導人仍為先前張伯倫對蘇聯紅軍的戰斗力,蘇聯領導人的動機和蘇聯鄰國的反應所表露的懷疑和擔心所困擾.同樣,隨著軸心國在西班牙,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節節勝利,斯大林的疑慮也在不斷增長.他越來越懷疑,西方外交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德國轉而向東方擴張,反對蘇聯;這種懷疑在他于1938年中期放棄西班牙共和國和于1939年5月1日派冷酷無情的老黨員維亞切斯拉夫M．莫洛托夫取代國聯不屈不撓的支持者李維諾夫的做法中表現了出來.
這種相互間的不信任使1939年夏蘇聯與西歐兩大強國的談判流產,而關于哪一方應對這一失敗負責的問題至今仍處于爭議中.美國兩位曆史學家斷定:"總的說來,蘇聯在這一階段後期的政策是一種無恥的欺騙."相反,英國一位曆史學家堅持認為,"人們無論怎樣旋轉占卜用的水晶球,試圖根據1939年8月23日(《德一蘇互不侵犯條約》)的觀點去研究未來,都很難看出蘇聯還有其他什麼路可走."也許這些評價中的每一個都是相當確實的,因為當時相互間的疑心非常大,以致雙方不僅仔細考慮了與希特勒打交道的可能性,而且也在這一方面采取了措施.
從表面上看,蘇聯和西歐強國都贊成組成"和平陣線".不過,若考慮到當時的環境,這一點卻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例如,5月31日,莫洛托夫宣布,組成和平陣線是不可能的,除非英法接受互惠與平等義務的基本原則.具體地說,他要求蘇聯的鄰國芬蘭和波羅的海的三個國家必須得到與波蘭,希臘,羅馬尼亞和土耳其所得到的同樣的保證.但是,波羅的海各國已與德國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拒絕接受蘇聯和西方的任何保證.倫敦認為這就結束了提供保證的可能性,而蘇聯人則把這種見解說成是對這一問題的墨守成規的推托和回避.同樣,波蘭人拒不同意戰時讓蘇聯紅軍在波蘭領土上作戰.他們堅持認為,蘇聯的援助應僅限于提供軍用物資方面.從波蘭人的觀點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蘇聯元帥伏羅希洛夫卻反駁道:"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和美國軍隊如果不能在法國領土上作戰就不可能同法國軍隊實行軍事合作一樣,現在,蘇聯軍隊如果不能進入波蘭領土,也就不可能同法國和英國軍隊實行軍事合作."
在這一爭論的背後是倫敦方面的令人痛苦的懷疑懷疑蘇聯人的真正目的是要獲得隨意進入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國的正當理由;當蘇聯人堅決主張向波羅的海各國提供的保證除了要針對直接的侵略外還應針對間接的侵略時,這種懷疑被進一步加深.蘇聯人的這一主張意味著如果波羅的海某國的政治變化看上去有利于侵略者,蘇聯就會立即采取行動.對倫敦來說,這樣的安排是招致蘇聯擴張主義的一個無法容忍的因素.
就蘇聯人方面來講,他們擔心,如果他們答應在德國人進攻波蘭時參戰,而他們又不能派軍隊開入波蘭領土迎戰向前推進的德國人,那麼,德國人就會很快地占領波蘭而到達蘇聯邊界.那時,英國和法國是向德國正式開戰,還是按兵不動,讓蘇聯獨自對付德國人的猛攻呢?7月,當張伯倫的兩位代表按照他的指示向在倫敦的一名德國官員提及簽訂英-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可能性時,蘇聯人的擔心被進一步加重了;這一條約將使英國擺脫它對波蘭所承擔的義務.當時,張伯倫因向波蘭所作的保證而感到不愉快,因與蘇聯的談判而更感到不愉快,因此,他是在抱著恢複他的綏靖政策的目的試探德國人的態度.德國政府對英國的這些主動姿態毫不感興趣,而這些姿態無疑可用來證實克里姆林宮的懷疑,即張伯倫最感興趣的是孤立蘇聯,促使希特勒轉向東方.
所有這一切促使斯大林作出了轉向以往一向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敵人軸心國的重大決定.8月中旬,他通知"元首"說他准備談判.莫洛托夫與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會談,這是一位現實主義者與另一位現實主義者的會談.8月23日,他們宣布了震驚世界的外交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敵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並同意締約國之一如與他國交戰,另一締約國將保持中立.十分重要的是,這一條約不包含如果締約國之一侵略他國就會使該條約無效的所謂的"例外條款",而包含這種例外條款是蘇聯與其他國家締結的互不侵犯條約的特點.也許這種省略與條約中的一個秘密議定書有關,這個議定書規定,如果發生"領土或政治上的重新安排",立陶宛和波蘭西部將屬于德國的勢力范圍,而波蘭其余地區連同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比薩拉比亞則屬于蘇聯的勢力范圍.
希特勒因為他的東側受到了保護,便認為他可放手出擊了.8月25日,他命令軍隊于第二天早晨五點四十五分開始入侵波蘭.這時,希特勒希望,失去蘇聯支持的西歐列強不會設法援助波蘭.但是正相反,就在希特勒發布命令的同一天,英國政府的代表與波蘭正式簽訂了聯盟條約.與此同時,希特勒聽說墨索里尼已決定不參戰,至少暫時不參戰.這兩個挫折使希特勒確信,暫時的退卻是必須的,8月25日晚,他取消了入侵命令.
這位納粹領袖這時滿懷希望地等待著外交上的另一個慕尼黑.在以後幾天中,歐洲各國外交部紛紛提出了各種和解,調停和公民投票的建議,而緊急關頭的這些努力沒有一個產生實際的效果.其時,德國將軍們正提醒希特勒,只要再過一個月,便是使我們無法在波蘭平原上調動坦克的秋雨季節.因此,8月31日,"元首"發布了向波蘭進軍的最後命令.同時,他發表了相當有節制的十六點建議要求波蘭政府考慮;這十六點建議是僅供記錄在案用的.在建議送到華沙之前,希特勒就宣布它遭到了拒絕,他企圖利用這一欺騙手法來證明這時已發生的對波蘭的猛攻是有理的.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國軍隊,坦克和飛機未經宣戰就已全線越過波蘭邊界.9月3日,英國和法國都對德國宣戰.墨索里尼盡管發表過有關軸心國"鋼鐵般條約"的演講,但仍保持中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已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