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佬”教授
１９０８年１０月之後不久，愛因斯坦的學術生涯就開始了。
在此前兩年，已在物理學界嶄露頭角的愛因斯坦仍生活在平凡的圈子里。
每天上午９時准時到達專利局，那不得不捱過去的８小時是全家人的經濟來源。下班以後，他還得聽妻子愈來愈頻繁的絮叨和抱怨，生煤爐，或帶著兒子到阿勒河的河濱散步。河水靜靜地流去，日子單調得令人發狂。已一頭撞開物理學新紀元大門的愛因斯坦，面對無法改變的生活現實，也一籌莫展。
在相對論幾篇論文發表後的日子里，愛因斯坦曾在給索洛文的信中發過這樣的牢騷：
“……我快到不能動彈、無所建樹，似乎到了只能對年輕人的革命精神發發牢騷的年紀了。”
上帝太不公平了！
不過好事也還是有的。
１９０６年４月１日，愛因斯坦在專利局干了１９個月後，終于升了一級，成了聯邦專利局的二級技術員，工資也漲到每年４５００法郎。哈勒局長相當不錯，他按自己的職業眼光欣賞著愛因斯坦的能力，並在給上司的報告中，極力表揚愛因斯坦克盡職守，成績優異，並說他工作之余堅持學習，獲得了博士學位。
可惜，哈勒先生不懂相對論，他以為博士頭銜遠遠勝過愛因斯坦發表的有關物理學的文章。所以，在給上司的報告中，他對這些文章只字未提。
對于愛因斯坦來說，博士、晉級、工資除了養家糊口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他只需要一個可以全身心研究相對論的環境。
當然，也有認識愛因斯坦價值的人！
物理學領域中讀懂了相對論的人，都在探聽《物理學紀事》上的愛因斯坦究竟是何人？又處在何方？
聽說愛因斯坦在伯爾尼。尋找愛因斯坦的人很自然就犯下一個可以理解的錯誤：愛因斯坦，這位相對論的創立者一定是伯爾尼大學的教授。
勞厄，這個後來也獲得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當時還很年輕，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剛到柏林大學，普朗克就講了相對論，他沒聽懂，卻知道了相對論的重要意義。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爾尼大學向“愛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爾尼大學沒有愛因斯坦教授，伯爾尼專利局里倒有一位愛因斯坦公務員，勞厄愣了。
趕到專利局，勞厄一頭撞上一個年輕人，在走廊里來回踱步：一件格子襯衫，領子半豎半躺，頭發亂得像團草，一撇不加修飾的小黑胡子隨意地臥在上唇邊。
專利局的走廊上空蕩蕩的。勞厄只好拉住眼前這位夢游般的先生。
“愛因斯坦博士在哪里辦公？”勞厄問。
夢游人半天才領悟這句話的含義，大眼睛里泛出柔和的歉意。
“對不起，在下正是。”
勞厄驚訝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對論的創立者應該是這樣的人。
幾分鍾後，一對同齡人在一家小餐館的桌旁坐了下來，開始了他們的終身友誼。
勞布到伯爾尼拜會愛因斯坦的場面更有趣。當時，愛因斯坦正跪在地上生煤爐，聽說勞布請教物理學問題，他攤開兩只烏黑的手，天生的幽默感又來了：
“你看，我和人談輻射，可是這個倒黴爐子，就怎麼也輻射不出熱來。”
伯爾尼對物理學家們產生了吸引力。連普朗克教授也打算到伯爾尼來。１９０７年７月６日，他寫信給愛因斯坦：
“明年我可能到瑞士度假。雖然還很遙遠，可是想到能和你會面，心里很高興。”
此時，上帝也睜開了眼睛。
一個百年難遇的天才難道就讓他這一輩子當個平凡的公務員嗎？
１９０７年，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的克萊納教授寫信給愛因斯坦，建議他向伯爾尼大學申請“編外講師”的職位，然後再申請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的教授職位。因為按當時的規定，先要當一段時間沒有薪水的“編外講師”，才能被任命為教授。
所謂編外講師不是教師職位，大學或其他任何官方機關不發給薪金。成為編外講師只是說有資格在受聘的大學里講課。唯一的報酬是每門課程聽課的人所付的極少的聽課費。那時常有人說，只有本身富有的人或者與富人聯姻的人，才可以考慮以大學任教為職業。這兩者愛因斯坦都不具備，也許這就是他雖然早就想謀求這種職位而又未積極行動的原因吧。
不過，到了１９０７年，他終于決定，在專利局工作的同時，提出到大學任教的申請。６月１７日，他寄了一封信給伯爾尼州當局，內附他的博士論文以及已經發表的１７篇論文的副本、所學的全部課程簡介。討論這件事時，有幾位教師發言表示贊同，但是實驗物理學教授表示反對。不知什麼原因，愛因斯坦忘記按照要求，隨申請一道寄去一篇授課資格的文章，即還不曾發表過的科學文章。愛因斯坦的申請被否決了，整個事也就耽擱下來。一向豁達的愛因斯坦不知怎麼突然急了，在大學吃了閉門羹後，竟又為中學教師的職務奔波了。
他給溫德都爾技術學校寫信，給州立蘇黎世中學寫信。當時在瑞士、法國等歐洲國家，中學教師社會地位比較高，也稱為“教授”。愛因斯坦大概想以中學為跳板，沖進大學里去。不懂世故的愛因斯坦接二連三地寫信請教格羅斯曼和勞布，問他們求職的人應不應該上門拜訪校長呢？是不是應該當面向校長陳述自己的教書才能和優良品格呢？
１９０８年１月，在給格羅斯曼的信中說：
“我可不可以到您那兒去，口頭說明我作為教師和公民的值得稱贊的人格？或許我不會給人以壞印象吧？我如果在那種情況下吹捧自己的科學論文有意義嗎？”
或許他再也沒有申請，或許他又遭到拒絕，反正到中學求職的事又不了了之。
忽然，在１９０８年２月２８日，愛因斯坦收到一封信，通知他的申請被伯爾尼大學接受了，並授與他教課的權利。
愛因斯坦終于成了學術界的一員。
專利局的工作迫使愛因斯坦只能在零星時間里講課。
１９０８年夏季學期，每星期六和每星期二的上午７點到８點，他給三位朋友，包括貝索在內，講熱運動論。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課程是在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的冬季學期。每星期三晚上從６點到７點向四位聽者講課。
當時，愛因斯坦的妹妹瑪雅正好來伯爾尼寫學位論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樣上課的。她鼓足勇氣跑去問看門人：
“愛因斯坦博士在哪個教室上課？”
看門人把這位衣著整潔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問她是博士的什麼人。她說是妹妹。看門人“喲”了一聲，說：
“原來那個俄國人就是你哥哥呀！他們一共只有五個人，在三樓。”
那位看門人之所以把愛因斯坦叫做俄國人，是因為猶太人窮的多，東方來的猶太人尤其窮，俄國是最東方了，所以他看到愛因斯坦永遠是一套臃腫的、說不清什麼顏色的舊格子衣服，就斷定他是俄國佬。
上課的人數，看門人還說多了，其實只四個人：講師先生、兩個２０歲上下的大學生、加上滿臉大胡子的貝索。他們都騎在課桌上，嘴里叼著煙斗、雪茄，比手劃腳，你一言我一語，爭論得熱火朝天。這是瑪雅從三樓那間小教室的門縫里親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萊納教授也到伯爾尼來看看自己推薦的人是怎樣上課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現在教室里，講師先生當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寫下一行公式。愛因斯坦對他僅有的幾個聽眾說，中間的幾步運算不寫了，因為很抱歉，這兩天正在想一個有趣的問題，所以把這幾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導一下，結論肯定是不會出錯的。
克萊納驚呆了，雖然他早知道愛因斯坦與眾不同的個性。但這畢竟與學府風范相去太遠了，他不得不告誡愛因斯坦：
第一，要注意高等學府的禮儀；
第二，要注意講課的條理性和系統性；
第三，……
…………
愛因斯坦那雙棕色眼睛里全是困惑，他不謹。克萊納擺擺手，說：
“算了，回家吧！”
克萊納深知以常規來衡量愛因斯坦是行不通的，天才的個性總是難以理解的。
１９０９年７月，愛因斯坦第一次獲得學術榮譽——日內瓦大學授與他名譽博士稱號，並邀請他出席這所加爾文創立的大學的３５０周年慶祝會。慶祝盛典的蒞臨者們後來回憶起，愛因斯坦的草帽和普通的西服在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的繡花燕尾服、英國紳士的中世紀長袍以及來自整個地球２００多名代表的各式各樣的名貴裝束中，他太普通了。
９月，他又到薩爾斯堡參加“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協會”第８１屆年會。這是他第一次應邀做學術報告。這是愛因斯坦第一次和物理學界的同行們相會。大家已把他列入巨人們之列，他在巨人中尋找普朗克。他把雙手向普朗克伸去，創立量子論和創立相對論的兩雙巨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了。
１０月，從薩爾斯堡回來後，愛因斯坦辭別了貝索，辭別了哈勒局長和專利局的同事們，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終于向他敞開了大門，推選他為副教授。１０月２２日，愛因斯坦帶領全家遷住蘇黎士穆桑街１２號。
愛因斯坦當時並不知道，這一切來之不易。克萊納極力向學校建議道：
“現在，愛因斯坦置身于最重要的理論物理學家之列，已經得到認可，由于他的相對論原理……不同凡響的、鮮明概念和對思想的追求……明晰精確的作風……”
克萊納明智的判斷、全力的推薦終于打消了學校教師委員會的疑慮：愛因斯坦是個猶太人！
１９０９年３月，聯邦工業大學教師委員會秘密投票，以１０票贊成，１票棄權通過了愛因斯坦的任職申請。下面這份報告可清楚看出克萊納在此事上起的作用：
“我們的同事克萊納是在多年私人交往的基礎上說這番話的，從整體上看，這對于全體教師和委員會來說更有價值，因為愛因斯坦博士先生是猶太人，更確切地說，是學者中的猶太人，他們有各種各樣的令人不愉快的古怪性格，如魯莽、冒失，以及當意識到他們自己的學術地位時的店小二思想（在許多情況下，並非完全沒有原因）。然而，猶太人中也會有一些人絲毫沒有那種令人不快的品質，因此，僅僅因為一個人恰巧是猶太人就貶低他的人格也是不合適的。確實人們有時也會發現，即使不是猶太學者，可是他們的商業觀念以及對學術職業的利用，使他們的品格中具有通常被人們認為是典型‘猶太人作風’的東西。因此，從整體上來說，委員會和全體教師都認為對高職位采取反猶政策是不合適的，我們的同事克萊納先生所提供的關于愛因斯坦博士先生的性格，可以使我們完全消除疑慮。”
在這些充滿外交辭令的語言後面，作為猶太人的愛因斯坦，注定要為自己的血統付出沉重的代價。
愛因斯坦終于作為一個學者站在大學講台上開始授課了。
但愛因斯坦仍然是愛因斯坦，他的獨特個性並沒有為裝腔作勢的學者風范所汙染。
漢斯·坦奈在這期間聽過愛因斯坦的講課，他回憶說：
“當愛因斯坦身著半舊上衣、下穿過分短的長褲登上講壇的時候，當我們發現他胸前掛著一條鐵制表鏈的時候，我們對新教授都不免心存懷疑。但他一開口講話，就以獨特的講授方法征服了我們變冷了的心。愛因斯坦講課時用的手稿是一個如名片大小的筆記本。上面寫明他在課上想要闡述的各種問題。可見，愛因斯坦講課的內容都是來自個人的腦海，我們也就成了思維活動的目擊者了。像這樣的方法對大學生來說更有吸引力；雖然我們習慣于風格嚴謹、四平八穩的講課，這些講課剛開始吸引過我們，但在老師和學生中間卻留下一種隔閡感。而在這里，我們親自看到科學的成果是通過什麼樣的獨創方法產生的。課後我們覺得，我們自己似乎也能講課了。”
科學成果的這種自然而成的感覺，不僅是愛因斯坦講授方法所特有的，而且也是他的研究方法和他的思想內容所特有的。在講課的方法與課程的內容之間有一種深刻的和諧。凝固在慣常的形式中而同時又包含任意假設的科學理論常常是用教條腔來闡述的。當講到反常的，但在基礎方面又是深刻而自然的科學思想的精神時，闡述已不能只限于思維的成果，探索性的、創造性的、常常是反常的思維本身在聽眾面前閃爍發光。它成為自然的、顯然的東西，隨著反常的命題變成從新的關于自然界的初始觀念中必然得出的結論，聽眾覺得這種思想是“自己的”東西了。愛因斯坦在課堂上講的主要是古典物理學，但現在，在修改了它的基礎之後，古典物理學被解釋成另一種樣子，並因此用另外一種方式來闡述了。在學生面前展現的不是秩序井然的建築物，而是建築工地，愛因斯坦與其說是向學生們講解建築物的平面圖，倒不如說是同他們一道討論重建的方案。
坦奈寫道：“我在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間聽過愛因斯坦講課。它們全都饒有興味。我有這樣的印象，似乎我們自己可以確定題目。他的講授有時論及古典力學（這門課我們也曾聽別的教師講授過，所以能覺察出在處理方式上的不同點），有時論及新的思想——例如引起熱烈爭論的普朗克量子論。”
愛因斯坦的授課，不僅課程的內容和風格，而且講課和課間休息時的一舉一動都符合于他那獨特的個性和思想。
“要是我們覺得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我們有權在任何時候打斷他。我們很快就不感覺拘束了，有時還提出一些簡單幼稚的問題。在課間休息時，愛因斯坦也總是留下來和我們在一起，這使我們之間的關系更加隨便了。他——活躍而樸實——常挽著學生的手，想用最親密無間的方式來討論未弄清楚的問題。”
坦奈談起每周一次晚間的物理學討論課。課後，愛因斯坦總像余興未消，問：
“誰陪我上‘塔拉斯’咖啡館？”
于是，一些學生又前呼後擁地陪愛因斯坦上咖啡館去繼續討論。從物理學問題、數學問題轉向各種不同的科學問題和生活問題，天上地下，無所不談。
有一次，天色已晚，蘇黎世已經到了所謂“警察時間”，咖啡館也閉門了。愛因斯坦把兩個學生帶回家，讓他們讀普朗克新近發表的兩篇論文，要他們找出其中的錯誤，而自己則去給他們煮咖啡。
咖啡煮好了，兩個學生不好意思地說，他們沒看出錯誤的地方。
愛因斯坦手一指，說：
“看，就在這兒。不過，這個錯誤是純數學上的，並不影響物理學上的結論。”
說罷，愛因斯坦興致勃勃地闡述起自己對數學與物理間關系的見解。
在蘇黎世，愛因斯坦和自己工大的老同學中交往最多的是格羅斯曼。兩人的友誼又掀開了新的一頁。１９０９—１９１１年間愛因斯坦已感到需要去聽取那時正在深入研究非歐幾何的格羅斯曼的忠告了。
愛因斯坦還遇見了阿德勒，他們住在同一幢房子里，有時他們怕吵鬧一塊兒躲進閣樓去談話。想必，他們的談話也包括哲學的爭論。阿德勒是個馬赫主義者，他對愛因斯坦相信世界的客觀實在性深感奇怪。他也像馬赫一樣，反對相對論。
愛因斯坦還跟兩位蘇黎世教授交上了朋友。他們是民法學家埃米爾·楚黑爾和曆史學家阿爾弗萊德·施特恩。愛因斯坦很器重楚黑爾對人們心理的透徹的理解力、善于把彼此相去遙遠的概念加以對比的能力、各種各樣的興趣和天真的幽默。他說：
“楚黑爾的興趣范圍是無限的，而且他善于對人和事作出判斷，遠遠超出了職業知識的范圍。這些判斷表明形式邏輯之不足，如果你大量閱讀和比較他的東西，是可以理解這些判斷的。他是我遇到過的最有趣的人們中的一個”
同不會物理學和數學的人們保持親密和經常的智力交往，是愛因斯坦的一個特點。他常同法學家、曆史學家、醫生交談。看來，這一愛好是和愛因斯坦的基本思想的特點有關的。他從具體的物理學計算上升到存在的根本問題，又正是在這條道路上最後終于達到最具體的（有時是可以直接用于實踐的）結論。
科學思想和興趣的這一特點使愛因斯坦有時能夠在不懂物理學的人們中間找到科學問題方面的交談者。因為，對這些人來說，關于空間和時間的一般見解，未被傳統概念所侵蝕，其原始質樸的直覺倒正是愛因斯坦物理觀念的出發點。
在蘇黎世，愛因斯坦與曆史學家施特恩交往很多，還在大學生時代，他就喜歡到施特恩那兒去。後來，施特恩８０誕辰時，愛因斯坦還如此寫道：
“……我大概不知道還有第二個人能在生活、見解和價值觀念急劇動蕩的時代保持這樣不可思議的堅定不移。”
聞名世界的汽輪機專家奧列爾·斯托多拉和愛因斯坦精神氣質頗為接近。１９２９年春天，斯托多拉從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教席退休時，愛因斯坦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感謝斯托多拉》，發表在《新蘇黎世時報》上。這篇文章不僅對評價著名的熱工專家是有意思的，它還揭示出愛因斯坦本人的特點，值得一讀：
“要是斯托多拉生在文藝複興時代，他會成為一個偉大的畫家和雕刻家，因為想象力和創造天才是他的為人的推動力量。多少世紀以來，有這樣的性格的人常常被科學所吸引。在科學的領域里，時代的創造性和沖動有力地迸發出來，在這里，對美的感覺和熱愛找到了比門外漢所能想象得更多的機會。在他作為一個教師的多年來（１８９２—１９２９）富有成果的活動中，他在學生中喚起的激動實在是巨大的，提起他和他的工作，沒有一個人的眼睛不是閃閃發光的。
“如果他的工作的主要源泉是創造的天才，那麼，另一方面，他的力量卻在于對知識的情不自禁的切望和他的科學思想的非凡的清晰。當寫這些感謝詞的作者，作為蘇黎世大學新任命的理論物理學教師，看到斯托多拉的高大形象，為了了解這門科學的發展而邁進課堂，這部分由于對真正知識的探索，部分由于要對作者本人所已掌握的知識進行評價；當時作者既是愉快的，又十分自然地懷著敬畏。當他的同事講完課以後，他就提出不是顯而易見的、而是常常需要以最生動活潑的方式加以正當評論的深刻問題。在這個具有巨大感染力的人的面前，作者的膽怯在談話中很快就消失了，因為善良和贊同的意願總是在啟發他的言詞。
“如果說有什麼東西可以使同他對話的人感到抑制，那就是斯托多拉的根深蒂固的謙遜態度。他的精神上的和善溫柔同他思想上的頑強堅韌形成奇特的和罕有的對照。人們的苦難，特別是由人們自己所造成的苦難以及他們的愚鈍和粗暴，沉重地壓在他心上。他深刻了解我們時代的社會問題。他是一個孤獨的人，如同所有的個人主義者一樣，對于人折磨人的那種可怕的事情的責任感，以及對于群眾處于悲慘的境地的無能為力的感覺，都使他感到苦惱。雖然他有了特殊的成就和深受愛戴，但是他的感受力還是使他痛苦地感到孤獨。
“可是，他的豐富多彩的天性給他帶來了補償：從愛好音樂和鍾愛他的兩個女兒而得到報答。他在兩個女兒身上過度地耗費了他的心血。他最近失去了他的女兒海倫。他在巨大的悲痛的時刻所寫的訃文，表示出一種罕有的精神上的和諧。這個不可思議的人的精神財富在他的悲痛中特別顯露出來。”
應該說，這幅肖像似乎是愛因斯坦的自我刻畫。一個從不考慮自己的人，才能在描繪精神的天賦方面和他相近的特點時，塑造出自己的畫像。
愛因斯坦在聯邦工業大學的年薪也是４５００法郎，和專利局一樣。但是，副教授的頭銜卻要有副教授的耗費和排場。米列娃不得不在家里收幾個學生寄宿，掙一些錢來貼補開銷。不過，手頭拮據，這也是愛因斯坦的老問題了。他自有打發這位老朋友的老辦法——說說笑話，開開心。他對朋友說：
“在我的相對論中，空間的每一點，我都放上一只表；可是在生活中，連自己口袋里放一只表，我都辦不到。”
為柴米油鹽攪得心煩意亂的米列娃時常與愛因斯坦發生摩擦，１９１０年６月，愛因斯坦的第二個兒子出生，取名愛德華。小兒子的出生也沒能使愛因斯坦與米列娃的關系融洽起來。
兩人的個性都太強，就像鋼刀砍在石頭上，少不了迸出火星。米列娃覺得嫁給愛因斯坦埋沒了自己的科學才能。她現在只能做一個喜歡空想的人的妻子，做一個庸俗的家庭主婦，太委屈了。而且，這位大學物理系出來的家庭婦女，操持家務的本領並不高強，家里時常搞得亂糟糟的。她需要丈夫的幫助、關心、溫暖和體貼，可愛因斯坦自己卻像個永遠長不大的“大孩子”，他自己都需要別人的照顧和關心。他也生生爐子，帶帶孩子，可心卻完全撲在物理學上。如果他必須在物理學和家庭之間作出選擇，他是會毫不猶豫地選擇物理學的。
蘇黎世，造就了愛因斯坦的偉大，也給他的家庭悲劇拉開了帷幕。
★ 現代的開普勒
１９１１年初，從奧匈帝國波希米亞省的省會布拉格發來了聘書，請他去當布拉格德國大學的正教授，愛因斯坦接受了。
為什麼不接受呢？
與蘇黎世相比，布拉格的待遇高，工作條件好。還有，馬赫是那里第一任校長，開普勒曾經在布拉格附近工作過，這些都給愛因斯坦想象中的布拉格增添了一層誘人的浪漫主義色彩。
布拉格德國大學是從１３４８年卡爾大帝四世創立的一所曆史悠久的大學發展起來的。１８８２年，在當時的政治條件下，兩個民族已經達到難以共處的地步，因而不得不分為德國分校和捷克分校。１８６７年，馬赫正在布拉格任實驗物理教授，他被推選為布拉格德國大學的首任校長。馬赫從此在這里任教約３０年，並使這所大學聞名起來。１８９５年後，馬赫擔任維也納大學“綜合學科的曆史和理論”教授。
馬赫的學生們提議，為愛因斯坦建立一個理論物理教研室，因為當時這位相對論的創始人已完全不單單是馬赫關于力學觀念批判的實踐者，還是馬赫認識論的擁護者。愛因斯坦在書信中自稱是馬赫的學生。他認為本來應該把近代物理學家都看作是“力學家”，對這種見解的形成，愛因斯坦的確起了推動作用。
按照規定，在宣布委任之前，需要有被薦人的推薦書。他們請德國最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普朗克做推薦人。普朗克在推薦書中熱烈地贊譽愛因斯坦：
“要對愛因斯坦的理論作出中肯評價的話，那麼可以把他比做２０世紀的哥白尼，這也正是我所期望的評價。”１９１１年秋天，愛因斯坦帶領全家從蘇黎世來到布拉格。從編外副教授到編內正教授，愛因斯坦理所當然獲得了一種滿足感。可米列娃的情感痛苦更加劇了，她又得拋棄已熟悉的環境，去一個陌生的地方繼續當家庭主婦。
在奧匈帝國，就任公職要求告知宗教信仰。弗朗茨—約瑟夫皇帝堅持不許任何一個沒正式加入教會的人擔任公職。因此，甚至對無神論者按慣例也要根據他的民族指定一種信仰。在辦理手續時，根據愛因斯坦的猶太人身份，布拉格當局的官員也就在愛因斯坦的履曆表上填了五個字：
“信仰猶太教”。
愛因斯坦想笑，但想到自己畢竟是布拉格的客人，就任憑如此這般了。
在布拉格，愛因斯坦住的房子以前是大學學監的住宅。在伯爾尼點的是油燈，到蘇黎世改點煤氣燈，現在用上了電燈。這是技術的進步，也是愛因斯坦在社會階梯上的上升。金錢多了，地位高了，愛因斯坦的需要卻永遠不變，還是那幾樣：一支筆、一張紙、一個煙斗，加上小提琴和散步的好環境。
布拉格不同于米蘭、慕尼黑、蘇黎世。頭一次從布拉格眾多的山丘上俯瞰城市全景，愛因斯坦就愛上了這座城市。
愛因斯坦在布拉格走來走去，並順便進行禮節規定的拜訪。這些拜訪差不多要進行４０次。愛因斯坦和新同事們，他們的家誠摯地結識，但拜訪漸漸變為越來越沉重的負擔。愛因斯坦從自己的同事中，首先選擇了那些居住的寓所對他有吸引力的同事，先行拜訪。建築美學的標准同職務等級並不一致，于是，愛因斯坦被懷疑藐視職務等級；在大學中大力推行官階制的年代里，這種懷疑無疑是很嚴重的問題，容易招致非議的愛因斯坦卻依然我行我素。
愛因斯坦終于停止了禮節性拜訪，他無法忍受沒完沒了的客套。他甯願在布拉格大街小巷到處游逛。
這座具有古老的房舍、市政廳、教堂和鍾樓以及蔥綠的花園和公園的城市使愛因斯坦著迷了。他沿著把城市分為兩半的伏爾塔瓦河畔走下去，還在遠處就對那永葆清新的、出乎意料的景色感到欣喜萬分：在他面前展現出飾有１５世紀雕塑的橫跨伏爾塔瓦河的查理大橋。他順著這座橋走到對岸，欣賞“布拉格的威尼斯”，建造在伏爾塔瓦河上的水上宮。然後，愛因斯坦登上赫拉德昌，在這里，迎接他的是各種各樣的建築形式的和諧，其中凝結著捷克民族上千年的勞動。這種和諧之所以如此自然，因為它是曆史的自然過程創造出來的，並且似乎象征著某種理性的東西，即通過矛盾的混亂狀態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某種理性。愛因斯坦在赫拉德昌瞻仰了１２世紀建造的聖喬治的羅馬教堂，然後順路從聖維特大教堂的拱門下穿過。大教堂的合理形式與其說是中世紀宗教精神的體現，不如說是１４世紀力學的體現。
然後，愛因斯坦下山，走過黃金小巷——中世紀布拉格的手工業區時，看見了保存下來的當時人們的住宅和環境，這些人們積累了經驗知識，准備了文藝複興：新的世界圖像，歸根到底還准備了唯理論的“古典理想”的光輝飛躍。布拉格喚起了關于“古典理想”預言家們的回憶。在１５世紀初建成的坦其爾基教堂里，有第谷·布拉的陵墓，他在捷克的首都度過了自己短暫一生的最後幾年。在這里，他給開普勒留下了大量天文觀察的記錄。愛因斯坦在城市的石塊路上漫步，在這里曾經完成了為古典宇宙圖像奠定基礎的發現。
愛因斯坦在布拉格結識的朋友中，有一位年輕的作家，名叫馬克斯·布羅德。布羅德擅長在思想和發明史中探尋本民族的傑出人物的心理特征。在短篇小說《第谷·布拉的贖罪》中，布羅德塑造了偉大的天文學家開普勒的形象。有趣的是，由于和愛因斯坦的交往，布羅德在現實中找到了開普勒這個偉大科學家的化身。所以很多人在讀了小說後都說，開普勒就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就是開普勒。
布羅德小說中的開普勒對生活享受、世俗娛樂不感興趣，而在探索科學真理中汲取歡樂。他對第谷·布拉調和天文學體系和宗教體系的傾向尤為不滿。他以為無論天文學關于宇宙的假說是什麼樣的，與上帝是沒有關系的。開普勒的形象之所以與愛因斯坦相近，不僅在于這類插話，並且也在于布拉格天文學家的創作中滲透著的宇宙和諧感。
《第谷·布拉的贖罪》問世後３０多年，馬克斯·布羅德出版了小說《囚禁中的伽利略》，並把它寄給了愛因斯坦。１９４７年７月，布羅德收到了回信，在信中，愛因斯坦對伽利略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已經把《伽利略》這本書讀了三分之一。對于體現出通常叫做曆史的那些人物的活動，能夠獲得如此深切入微的洞察，這對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既然這是一個論述遙遠的曆史事件的問題，實際上似乎不大可能，也沒有多大意義。
“至于伽利略本人，我想象中的他卻十分不同。當然，毫無疑問，他渴望認識真理，曆史上這樣的人是少有的。但是，作為一個成熟的人，他竟認為值得去頂著如此多的反對，企圖把他已經發現的真理灌輸給淺薄的和心地狹窄的群眾，我覺得這是難以置信的。對他來說，耗費他的晚年去做這樣的事，難道真的是如此重要嗎？他被迫宣布放棄他的主張實際上並不重要，因為伽利略的論據對于所有那些尋求知識的人都是可利用的，任何一個有知識的人必定都知道他在宗教法庭上的否認是在受威脅的情況下做出來的。此外，認為年邁的、有著剛強的理智獨立性的伽利略，應該置身于虎穴，去同羅馬的神父和政客去爭吵，這同我自己的想法也有矛盾，除非這件事真是不可避免的。
“無論如何，我不能想象我自己會采取這樣的步驟來保衛我的相對論。讀到這幾行時，我倒感到：同我相比較，真理是無比強大的，而且在我看來，試圖用長矛和瘦馬去保衛相對論，這是可笑的並且是堂·吉訶德式的。……小說對背景的描述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單憑本能，要根據現有的貧乏知識，以這樣一種生動和令人信服的方式來重現人們的活動，那一定要付出巨大的精力。”
顯然，開普勒具有的探求和洞察真理的深沉性比伽利略的慷慨激昂的社會熱情，對愛因斯坦更接近一些。
愛因斯坦對開普勒的思想和個性的闡述貫穿著精神風格的深切的一致感。愛因斯坦讀過開普勒的書信，它們對他產生的印象並不小于表述天體運動定律的經典著作。
１９４９年，紐約哲學圖書公司出版了一部英文書，名叫《約翰內斯·開普勒的生平和書信》，編譯者是卡羅拉·包姆加特。愛因斯坦為之作序。在這篇序言中，我們可以看到愛因斯坦對開普勒內心世界的透徹理解，或者說，他正好借此表現出自己的內心世界：
“這位無與倫比的人物的一些信件由包姆加特先生的翻譯而使英文讀者能夠讀到了。這些信件的時間是從１５９６年到１６３１年。信的選擇，首先是要使讀者能獲得一個作為人的開普勒的形象，而沒有企圖要把他的科學成就及其無比的影響放到顯著地位上。不過，知道那個時候科學狀況的讀者，從這些信件里，還是能夠在這方面知道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的。
“在那里，我們見到一個非常敏感的人，他熱情地、全心全意地去探求對自然過程特征的比較深入的了解，而不顧一切內心的和外界的困難，終于達到了這個崇高的目標。開普勒的一生致力于解決一個雙重問題。”
開普勒的崇高目標是“古典理想”的第一個草圖，它是一幅宇宙的因果圖像。外界的和內心的困難究竟何在呢？
外界的困難來自因果解釋和占統治地位的觀點的不一致。這種不一致以另一種方式感染了開普勒的內心世界，使它不同于伽利略的內心世界。開普勒既不願作思想妥協，也不願作思想斗爭。
愛因斯坦寫道：
“無論是貧困，也無論是那些有權支配他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同時代人的不理解，都沒有使他灰心喪氣。此外，應該注意的是，他不得不和直接觸犯宗教信條的信徒們的知識領域打交道。但開普勒還是屬于這樣的一類少數人，他們不可能不公開地發表自己對任何一個問題的信念。同時，他也不是在同別人的論戰中得到本能的樂趣的那種人，譬如伽利略就是這樣一種人，他那辛辣的諷刺話，甚至在今天還引起有學識讀者的歡樂。開普勒是一個虔誠的新教徒，並不對教會的一切決定都贊成。對此他也不隱瞞，因而他被看作是一個溫和的異教徒，並且也受到了相應的待遇。
“在這里將適當地談談那些為開普勒所必須克服的內心上的困難——這些困難我已經提到過了。看來，開普勒一生的事業就是做到了這樣唯一的一件事，即在很大程度上從他出身環境的精神傳統中解放了出來。這不僅是以教會權威為基礎的宗教傳統，而且也是關于自然界、關于認識宇宙中和人類生活中現象的有限可能性的普遍觀念，同樣也是關于思維和經驗在科學中的相對價值的思想。
“他應該在科學研究中擺脫目的論的、萬物有靈論的思維方法。他不得不清楚地意識到，邏輯—數學推論本身無論多麼清晰，也不能使真理得到保證；自然科學中最美妙的邏輯理論如果不與最准確的實驗和觀察相比較，那是毫無意義的。要是沒有這樣的哲學態度，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他並沒有明顯地講到這一點，但在他的書信中反映出這種內心的斗爭。”
對于開普勒退出為新的科學思想而進行社會斗爭的陣地（在完全拒絕任何妥協的條件下）愛因斯坦是理解的；但是，愛因斯坦也看到，開普勒和伽利略不同，對存在和諧的純因果理解還存有內心的障礙。愛因斯坦對伽利略在思想論爭上的積極性始終有些格格不入，但他懂得他的意義。像開普勒那樣不會去妥協，那樣沉浸于內心世界、而且也是像伽利略所特有的那樣完全的內心自由，對于愛因斯坦來說，這就是擺脫了對宇宙和諧的因果理解的一切障礙，一種內在的獨立的自由。
不得不再三重複地寫出“和諧”這個詞並多次使用這個音樂術語。對愛因斯坦一生最有代表性的東西就是他自己論及玻爾所說過的“最高音樂神韻”。宇宙的和諧感、和諧的社會理想、城市建築形式的和諧印象……當然，還有直接意義上的和諧——聲音的和諧。在這方面，布拉格對愛因斯坦來說，可說是一個和諧的天地：天主教堂的風琴聲、新教教堂的聖歌、猶太旋律的憂郁曲調、胡斯頌歌的雄渾音響，這一切，又和捷克的、俄羅斯的、德國的民歌、作曲家的作品交融在一起，讓人沉浸在和諧的音樂氛圍之中。
在平庸、毫無個性的布拉格教授群中，也有出類拔萃的人物。愛因斯坦和其中幾位很接近。
在同事中，愛因斯坦和數學家格奧爾基·皮克相交甚好。在二戰中，皮克由于是猶太人，慘死在希特勒的集中營里。皮克從青年時代當馬赫的實驗物理學助教時，便對物理學問題一直抱有興趣，這也是他與愛因斯坦交往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他們的交往中，愛因斯坦找到了一個哲學爭論上的孜孜不倦的對手。此外，在這段時間里，因皮克的相助，愛因斯坦克服了與廣義相對論的數學工具有關的特殊困難。也正是皮克促使愛因斯坦攻讀了意大利數學家里齊和勒維—契維塔的著作，它們充實了愛因斯坦的數學武庫。皮克也會拉小提琴，于是有段時間，他們幾乎天天舉行音樂聚會。
愛因斯坦還經常去古代史教授、梵文專家莫里茨·溫德爾尼茨家。專業興趣不同並未妨礙他們對一般的、特別是文學話題的熱烈討論。溫德爾尼茨的五個快活的孩子也很招愛因斯坦喜歡，他和他們交上了朋友。愛因斯坦還把自己的小提琴帶去，溫德爾尼茨的堂妹給他伴奏，她是一位音樂教師、嚴謹的演奏者，愛因斯坦稱她為自己嚴厲的中士。
謙遜、善良、隨和、大多是善意的幽默，給愛因斯坦帶來了不少的朋友。但是，說來也怪，正是這些品性也給他帶來了敵人。謙遜常常變成對教授稱號態度不恭，冒犯了大學內外的學究集團。愛因斯坦那過于簡樸的穿著，不拘一格的授課方式，都讓正兒八經的教授們看不順眼。
關于愛因斯坦在布拉格首次講課的情景，有一份報道作了如下介紹：
“愛因斯坦極為樸實地出現在眾人面前，從而使在場的人都為之傾倒。他講起話來生動而開朗，從不矯揉做作，十分自然，有時還來點使人振奮的幽默。相對論原來是如此簡單，這使不少聽眾為之驚歎！”
在布拉格，愛因斯坦那一頭蓬松的黑發和那一雙孩子般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看他那心不在焉的夢游人一樣的神情和馬馬虎虎的衣裝，哪里像個德國教授呢？
人家嘲笑他的衣裝，他也嘲笑自己的衣裝。為了參加對皇上效忠的宣誓儀式，每一位皇家大學的教授都要定做一身特別的服裝：一套繡金的綠色禮服、一頂三角帽和一把佩劍。小漢斯看到這一身衣服可樂壞了。他一定要爸爸穿上這套威風凜凜的衣服，帶他到街上去出出風頭。
愛因斯坦拍拍孩子的頭，說：
“兒子，爸爸倒不在乎。可是穿上這身衣服，真怕有人會錯把我當成巴西來的海軍上將呢！”
１９１１年，愛因斯坦從布拉格赴布魯塞爾出席索爾維會議。索爾維是比利時化學家和工業家，他發明的新的制堿法，使他成了百萬富翁。當時，這位制堿大王已７０開外。怎樣處置自己那數不盡的財富呢？他想仿效瑞典的炸藥大王諾貝爾，扮演科學保護人的光榮角色。
索爾維是有遠見的人。他看到，物理學正在向原子和電子的微觀領域前進，這對于人類的未來，將產生巨大影響。怎樣促進新的物理學的發展呢？索爾維和他的好朋友能斯特教授談起這個問題。能斯特提議，建立一個國際機構，邀請世界各國最傑出的物理學家，到布魯塞爾來做學術報告，並且就當前“物理學的危機”自由地交換意見。這就是在物理學發展史上有重大意義的索爾維會議的發端。
１９１１年秋天，索爾維會議向歐洲２０幾位著名的物理學家發出了邀請，給他們訂了頭等來回客票，在大都會飯店里包下了幾十間頭等客房和兩個會議大廳，外加每人１０００法郎禮金。愛因斯坦接到請柬，他以奧匈帝國皇家大學教授的身份來到了布魯塞爾。
此時的布魯塞爾，群星燦爛！
世界上從來沒有過這麼多“智慧”聚集在一起。普朗克的頭頂幾乎全禿光了。他握住愛因斯坦的手，看著愛因斯坦那一頭又黑又密的卷發，臉上不禁泛出了慈祥的笑容。他親切地向愛因斯坦介紹：
“德國來了能斯特、維恩；法國來了居里夫人、朗之萬和彭加勒；英國來了盧瑟福和金斯；荷蘭來了洛倫茲和昂內斯，……”
對，就是這位昂內斯教授，在１０年前給愛因斯坦吃過閉門羹，他正好站在愛因斯坦旁邊，笑著說：
“現在應該由我來給你當助教了。你１０年前寫來的那張求職的明信片我還保留著。將來把它送到博物館去，讓後人看看我這個老頭子當年有多麼糊塗！”
愛因斯坦走到一位中年婦女面前。她穿著黑衣服，戴著黑手套，是出席會議的唯一女性。兩年前，愛因斯坦在日內瓦大學３５０周年校慶上見到過她。她就是“鐳的母親”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摘下黑手套，露出一雙靈活瘦削的手，手指上傷痕斑斑，她笑著說：
“這就是放射性的功勞，你的公式的最好證明。”
她用手指在空中輕巧地劃了個E＝MC２。
第一屆索爾維會議，討論的題目是“輻射理論和量子”。第一個報告人是洛倫茲，他用經典的方法討論輻射問題。他用德語、法語和英語輪流講演，三種語言都講得那麼純正、流利。最後一個報告人是愛因斯坦，他總結了量子論的各種應用。第一屆索爾維會議從經典理論開始，以量子論告終，這是有象征意義的。洛倫茲和愛因斯坦是兩代人。８個月前，愛因斯坦到洛倫茲家里作過客。他尊敬洛倫茲，就像尊敬長輩一樣。洛倫茲深感後生可畏，也十分鍾愛愛因斯坦。
會後，愛因斯坦給人寫信說到他對洛倫茲的景仰：
“……他是一個才智和機智的奇跡。一件真正動人的藝術傑作！我認為，所有在座的理論家中洛倫茲是最有才智的……”。
１９２８年洛倫茲逝世時，愛因斯坦在他的墓前發表了演說，里邊重複了同樣的說法：
“他把自己的一生安排得如此細致周密，就像創造一件珍貴的藝術作品一樣。他總是那樣善良、寬宏大量和具有正義感，同時又善于深刻而直覺地理解人和環境，這使他無論在哪里工作都成為領導者。大家都樂于追隨他，因為感到，他不是力求支配人們，而是為他們服務。他的形象和著作將為許多世代的人們的幸福和教育服務。”
洛倫茲不僅以興趣相投和愛因斯坦親近，他還是這樣一個人，對他來說“超個人的”是最個人的。當新的發現打破了古典物理學時，洛倫茲說過，他感到遺憾的是，他為什麼不在舊的基礎崩潰之前死去。這里，有趣的完全不是替古典物理學唱挽歌。大概，對過去的價值的惋惜那不是根本的，它已由愉快地接受新東西所取代了。這才是真正的科學家：在科學的發展面前，個人的生與死完全是無關緊要的事情。１９１１年，愛因斯坦在《物理年鑒》上發表了題為《關于引力對光線傳播的影響》的論文，這是他在布拉格期間最重要的成就，該文闡述了相對性引力理論的基本原理。結論的創新之處在于，由星體發射出來的光束在太陽附近掠過時必然會彎曲，這是由于光也有慣性，因而受到太陽引力場的巨大的引力作用。愛因斯坦建議，在下次日全蝕時，通過天文觀測來驗證這個理論預見。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１９１４年的考察工作半途而廢。直到１９１９年，在愛因斯坦倡議下，兩個英國考察隊進行了觀測，愛因斯坦的預言被證實了！
布拉格的短暫時期，愛因斯坦的名望已如日中天，世界認識了愛因斯坦。
歐洲的許多大學都向愛因斯坦發出講學邀請，甚至大西洋彼岸、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也發來邀請。蘇黎世工業聯邦大學——愛因斯坦的母校終于不敢怠慢自己的學生了，他們也打算請愛因斯坦來主持一個新開設的數學物理講座。
面對這麼多的邀請，愛因斯坦選擇了母校。米列娃不喜歡布拉格，她想念蘇黎世。她和愛因斯坦一樣，把蘇黎世當做自己的故鄉。愛因斯坦對于母校總有一種依戀之情，而且他覺得，那兒有格羅斯曼，解決引力問題需要他！
★ 母校的呼喚
１９１２年秋天，愛因斯坦回到了母校！聘書的期限是１０年。
在蘇黎世，不僅工大的人們急切地等待愛因斯坦。老朋友們，特別是格羅斯曼，也在焦急地等著他。
老朋友在蘇黎世會面了，愛因斯坦又得向格羅斯曼求援了。１２年前，格羅斯曼曾幫助愛因斯坦不必去聽數學課，但現在的愛因斯坦則需要數學了。
在布拉格時，皮克對愛因斯坦指出過某些幾何概念能幫助他在進一步推廣相對論時克服困難，但這些指示還不夠，還需要把彎曲概念不只運用于線和面，而且還運用于三維空間和四維空時。除了幾何思維的深刻和明晰之外，除了為物理問題選擇數學方法外，還需要廣泛的和系統上的數學准備。
格羅斯曼又一次幫助了愛因斯坦。
他與愛因斯坦進行了多次長談，並把愛因斯坦領進了數學方法的園地，這些方法有助于愛因斯坦解決新的物理學課題。
１９２２年１２月在東京演講時，愛因斯坦詳述了為建立引力場方程而尋求數學方法的曆程：
“如果所有（加速）系統是等效的，那麼歐幾里德幾何對它們不可能都成立。拋棄幾何而維持（物理）定律，就等于表達思想不用詞語。我們必須先尋找詞語才能表達思想。在此我們必須尋找什麼呢？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到了１９１２年，我才突然認識到，高斯的曲面理論是解開這個秘密的關鍵，我認識到高斯的曲面坐標系意義深遠。然而，我當時還不知道黎曼已經以更深入的方式研究了幾何學的基礎。我突然想起，我在讀大學時蓋澤先生給我們上的幾何學課程中就有高斯理論……我認識到幾何基礎具有物理意義。當我從布拉格回到蘇黎世時，我親愛的朋友、數學家格羅斯曼也在蘇黎世。從他那里我首先知道里其，後來又知道了黎曼。因此我便問朋友，我的問題能否通過黎曼理論來解決……。”
格羅斯曼的鼎力相助使得廣義相對論的研究前景明朗化了。
在蘇黎世工大，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冬季學期，愛因斯坦講授過的課程有：解析力學、熱力學；１９１３年夏季學期有：連續介質力學、熱的動力學理論；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冬季學期有：電和磁、幾何光學。此外，他還主持每周一次的物理學討論課。關于這些討論課，１９１２年以編外教授身份來到蘇黎世的馬克斯·勞厄教授講道：
“每個星期，愛因斯坦主持一次討論課，在課上報告物理學方面的新成就。課在工大舉行，連所有的副教授以及大學的許多物理系學生都來參加……討論課後，愛因斯坦偕所有想同他同行的人到‘王冠飯店’去用晚餐。相對論是討論的中心……１９１３年夏，在熱情豪放的埃倫費斯特訪問蘇黎世時，這些討論特別熱烈。我現在仿佛看見許多物理學家當時的情景，在大家陪伴下攀登蘇黎世的愛因斯坦和埃倫費斯特發著歡快的笑聲。”
同埃倫費斯特的交往和友誼持續了２０年——直到１９３３年埃倫費斯特逝世，這種交往和友誼對愛因斯坦有巨大意義。埃倫費斯特是一代如此富于天才的理論家中最卓越的物理學家之一，同時又是一個極為謙遜、敏銳和善良的人。他是愛因斯坦最親密的朋友之一。
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５日，埃倫費斯特自殺。愛因斯坦為之寫了一篇悼文，語調之平靜、理解之透徹，不僅敘述了埃倫費斯特的一生，而且也折射出愛因斯坦自己的人生觀：
“現在時常發生品格高尚的人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離開人世的事，以致我們對于這樣的結局不再感到不尋常了。然而要作出死別的決定，一般都是由于無法——或者至少不願意——屈從新的、更困難的外界生活條件。因為感到內心沖突無法容忍而了結自己的天然生命，即使在今天，在精神健全的人中間，也極少發生，這只有在那些最清高、道德最高尚的人才有可能。就是出于這種悲劇性的內心沖突，我們的朋友保耳·埃倫費斯特死了。完全了解他的人，也像我一樣，知道這個無瑕的人大概是良心沖突的犧牲者，這種沖突以這樣或那樣形式決不饒過年過半百的大學教師。
“我是２２年前認識他的。他從俄國徑來布拉格看我，（當時）在俄國，猶太人是禁止在高等學校里教書的。他想在中歐或者西歐找工作。但我們很少談到那些，因為當時的科學狀況幾乎吸引了我們的全部興趣。我們兩個都體會到，古典力學和電場理論在熱輻射現象和分子過程（熱的統計理論）面前都告失敗，但似乎還沒有可以擺脫這種困境的出路。普朗克的輻射理論——盡管我們兩人對它都大為贊賞——的邏輯缺陷，在我們看來是很明顯的。我們也討論了相對論，他對相對論有某些懷疑，但這種懷疑是帶有他的獨特的批判性見解的。幾個小時內，我們就成了真正的朋友——好像我們的夢想和志向都彼此心領意會。一直到他逝世，我們始終保持著親密的友誼。
“他的才于在于，他具有充分發展了的非凡的能力，去掌握理論觀念的本質，剝掉理論的數學外衣，直到清楚地顯露出簡單的基本觀念。這種能力使他成為無與倫比的教師。由于這個緣故，他常被邀請去參加科學會議；因為他總是把明確性和尖銳性帶進任何討論中去。他反對馬虎和羅唆，必要的時候，他會使用敏銳的機智，甚至直率的粗魯態度。他的某些發言幾乎可以被解釋為妄自尊大，然而他的悲劇卻正在于幾乎是病態的缺乏自信。他的批判才能超過他的建設能力，這件事使他經常受苦。不妨說，他的批判的判斷力，甚至在他自己思想的產物出生以前，就已奪去了他對它們的愛。
“我們第一次會面後不久，埃倫費斯特的外界經曆中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折點。我們尊敬的老師正切望辭退正規的大學教職，他認為，埃倫費斯特是一位能鼓舞人的教師，就推薦他作為自己的繼任者。一個廣闊的天地展現在這個還年輕的人的面前。他不僅是我所知道的我們這一專業里的最好的教師，而且也全心全意地關懷人——尤其是他的學生——的發展和命運。了解別人，得到他們的友誼和信任；幫助任何被卷入外界斗爭或者內心斗爭中的人；鼓勵年輕的人材——所有這些都是他的真正的專長，幾乎勝過他在科學問題上的鑽研。他在萊頓的學生和同事都愛戴他、尊敬他。他們了解他的極端的熱忱，他的那種同願為人服務和樂于助人的精神完全協調的性格。難道他不應當是一個幸福的人嗎？
“說實在話，他比我所接近的任何人都感到不幸福。原因是他覺得自己不能勝任他所面臨的崇高任務。大家對他的敬重能有什麼用呢？他的這種客觀上沒有根據的不勝任的感覺，不斷地折磨他，時常剝奪他平靜的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心情的安甯。他受到很大的苦痛，以致不得不在消遣中找安慰。他經常作無目的的旅行，他對無線電的入迷，以及他的不平靜生活的其他許多特征，都不是出于安靜和無害的嗜好的需要，而是出于一種奇怪的沖動，是為了逃避我已提到過的那種精神的沖突。
“最近幾年中，這種情況惡化了，那是由于理論物理學新近經曆了奇特的狂暴發展。一個人要學習並且講授那些在他心里不能完全接受的東西，總是一件困難的事。對于一個耿直成性的人，一個認為明確就意味著一切的人，這更是一種雙倍的困難。我不知道有多少讀者在讀了這幾行之後能充分體會到那種悲劇。然而主要的正是這一點，使他厭世自殺。
“我認為，言過其實的自我批評的傾向，同少年時代的經驗有關。無知和自私的教師對青少年心靈的摧殘所引起屈辱和精神壓抑，是永不能解脫的，而且常常使以後的生活受到有害的影響。就埃倫費斯特來說，這種經驗的強烈，可由他不肯把他心愛的孩子送進任何學校這件事來證明。
“在埃倫費斯特的生活中，他同朋友的關系所起的作用，要遠大過大多數人。他實際上是受他的同情心所支配，同時也受以道義判斷為根據的憎惡所支配。他一生中最強的關系是同他的那位既是妻子又是工作同志①的關系，這是一位非常堅強和非常堅定的人物，才智上也同他相當。也許她並不完全像他本人那樣伶俐，那樣多才，那樣敏感，但是她的平靜，她對別人的獨立性，她在一切困難面前的堅定，她在思想、感情和行動上的正直——所有這些都使他得到幸福，而他也以敬重和鍾愛來報答她，這種敬愛的感情，在我一生中是不常見到的。同她的分離，對他來說是致命的，這是一種可怕的經曆，他那已經受創傷的靈魂再也受不起這種波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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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塔姬雅娜·埃倫費斯特，她是俄羅斯人，也是一位理論物理學家。他們夫妻倆于１９１１年曾共同發表關于統計力學的邏輯基礎的論文。
“他的精神的力量和正直，他的豐美心靈的仁慈和溫暖，以及他那壓抑不住的幽默和銳利的機智，都豐富了我們活著的人的生活——我們都知道他的去世對我們是多麼大的損失。他將永遠活在他的學生的心里，也將永遠活在其志向曾受到他的人格教導的一切人的心里。”
１９１３年秋，愛因斯坦從蘇黎世前往維也納出席自然科學家會議。他在這個會議上作了一個關于廣義相對論的比較通俗的報告：理論還未完成，但愛因斯坦等不及了。
愛因斯坦在維也納把這一理論是作為新的引力論講的。他把引力理論跟電的理論的發展過程作了一個比較。在１８世紀，人們關于電只知道存在電荷，它們相互吸引或排斥跟它們的距離的平方成反比。在引力學說領域，實質上，我們知道某種與此相似的東西——重物的相互作用定律，僅此而已。但是，電的學說在一個半世紀內已經得出了電磁場概念。該是在引力學說中也得出比較複雜的概念的時候了。
因此，這涉及要把引力作為空間的某種特性來考察。在這些年中，愛因斯坦接近于把引力看作是空間的特殊幾何屬性的觀點……可是，不應該不依順序地往前趕，宣稱愛因斯坦現在就已經把空間的幾何屬性和引力等同起來了。
在維也納逗留期間，愛因斯坦會晤了居住在維也納郊外的馬赫。馬赫７５歲了，癱瘓在床。愛因斯坦景仰已久的馬赫，現在已成為一位須發蓬亂、面容慈祥、表情有點複雜的老頭。１９５５年，在與科恩的談話中，愛因斯坦追憶過同馬赫的見面。這次談話後兩個星期，愛因斯坦就辭別人世。愛因斯坦逝世後，科恩把這次談話整理成為一篇文章，以《同愛因斯坦的一次談話》為題，發表在《科學的美國人》月刊上。下邊一段話涉及到１９１３年愛因斯坦與馬赫會晤的背景以及談話的內容：
“愛因斯坦說，科學上有種種潮流。當他作為一個青年人在學物理的時候，所討論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分子是否存在？他記得，像威廉·奧斯特瓦耳德和恩斯特·馬赫那麼重要的科學家都曾明白宣稱，他們並不真正相信原子和分子。愛因斯坦評論說，當時的物理學同今天的物理學之間的最大差別之一是，今天已經沒有人再拿這個特殊的問題去麻煩人了。盡管愛因斯坦並不同意馬赫所采取的根本立場，可是他告訴我，他尊重馬赫的著作，這些著作對他有過重大的影響。他說，他在１９１３年訪問過馬赫，曾提出一個問題來考考他。他問馬赫，如果證明了由假定原子的存在就有可能預測氣體的一種性質——這種性質不用原子假設就不能預測，而且這是一種可以觀察到的性質——那麼他該取怎樣的立場呢？愛因斯坦說，他始終相信，發明科學概念，並且在這些概念上面建立起理論，這是人類精神的一種偉大創造特性，這樣，他自己的觀點就同馬赫的觀點相對立，因為馬赫以為科學定律不過是描述大量事實的一種經濟方法。在愛因斯坦所說的那種條件下，馬赫能夠接受原子假說嗎？即使這是意味著非常繁複的計算，他也能接受嗎？愛因斯坦告訴我，當馬赫作了肯定的答複時，他多麼感到高興。馬赫說，如果原子假說有可能使某些可觀察到的性質在邏輯上聯系起來，而要是沒有這種假說就永遠無法聯系，那麼，他就不得不接受原子假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假定原子可能存在，那該是‘經濟’的，因為人們能夠由此推導出觀察之間的關系。愛因斯坦得到了滿足，確實不止是一點快慰。他臉上顯出嚴肅的表情，向我全部重述了這個故事，而事實上我已經充分理解了它。即使完全不提這種哲學上的勝利——這是對愛因斯坦所想象的馬赫哲學的一種勝利——他還是感到滿意，因為馬赫承認了原子論哲學畢竟是有些用處的，而愛因斯坦曾多麼熱心地致力于原子論哲學。”
過不久，在闡明廣義相對論之後，我們將更清楚，在制訂它的年代愛因斯坦付出了多麼艱巨緊張的智力勞動啊！所有見過愛因斯坦的人都對他的幾乎是連續不斷的思維勞動，在同朋友們的談話中和在家庭中也不停地工作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
這一期間，愛因斯坦全身心撲入廣義相對論的研究之中，與格羅斯曼合作寫出了《廣義相對論和引力理論綱要》，他在物理學研究領域中，正一步步走向輝煌的頂點。可就在這時，愛因斯坦的家庭生活走向了不可避免的結局：愛因斯坦與米列娃越來越疏遠了。
上帝給愛因斯坦的生活投下一道深深的陰影，只是愛因斯坦什麼也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