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玫瑰
１９１３年夏天，兩位年過半百的、德高望重的權威學者，風塵仆仆地從柏林來到蘇黎世。這兩個學者一個是普朗克，一個是能斯特。
普朗克是量子論的天才創始人，也是一個具有廣泛科學興趣和敏銳直覺的物理學家，他還是高度評價相對論的內在嚴整和諧的第一人。他理解到或者說感覺到愛因斯坦的理論將長期決定物理學的研究方向，這些研究將帶來不能預先確定的、但對科學和文化的所有領域無疑是重大的成果。普朗克使用了他在科學院院士中無可爭議的權威，不只是科學上的，還有道德上的權威，全力贊譽著愛因斯坦。普朗克出身貴族、循規蹈矩、舉止文雅沉著、姿態端莊，在柏林官場以及德意志年輕軍官中都廣泛受到敬仰。
能斯特更是一個政治型的大學者。一方面，他是２０世紀最大的化學家之一，另一方面，他又特別感興趣于德意志民族的對外擴張。有人說能斯特是一個具有驚人的積極性和能量的人，是一個天生的組織家，一位深邃的和獨創的思想家。
這兩個大學者，來蘇黎世干什麼？
觀光？旅游？都不是，他們是帶著德意志的使命來拜訪愛因斯坦的。
當時的德國，專門的國家的科學機構或由政府倡議私人投資建立的科學機構不斷湧現。在這些機構中，理論研究應當帶來毫無疑問的但預先不可能確定的實際效果。為了從英國那里奪取科技和工業發展的優勢，以“鐵血政策”重新劃分市場、原料產地、投資場所，日耳曼帝國特別強烈地希望使理論思維的實力集中于增強工業和軍事競爭的勢力。
金融寡頭衷心地支持日耳曼皇帝的計劃，宣布建立以受過加冕禮的倡議者的名字命名的協會和研究所。“威廉皇家協會”應該是由銀行家和工業家們組成的，他們對研究所提供資助。給他們中的每一個人授予元老稱號、特制的長袍和參加有皇帝出席的隆重午宴的權利。在德意志為上的德國人心目中，有誰會反對這種前途呢？
威廉皇家研究所准備吸收最優秀的科學家們參加，他們可以獲得比較優厚的酬勞，沒有教學任務，有權進行任何個人感興趣的研究。設想這些研究將會帶來累累碩果不是沒有根據的。
挑選學者的具體工作就由普朗克和能斯特負責。普朗克和能斯特聯名向上司報告：只有把愛因斯坦請來，柏林才能成為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物理學研究中心。
這是一種需要勇氣的非凡眼力。
在德國人眼里，愛因斯坦無疑是個“怪人”。年紀小小時就毅然放棄自己的出生之地，不做德國人。忠君、愛國、英勇、服從，這些德國人心目中的崇高品德，常常受到他的嘲笑，他把這些東西叫做愚蠢和盲目。顯然，要把這樣一個“怪人”拉回到德國精神文化生活的中心，該要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才行。
普朗克、能斯特放出的“釣鉺”是誘人的：
第一，請愛因斯坦擔任正在籌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長。這個建議似乎很奇怪。隨便誰來領導一個研究機構，恐怕都比這位心不在焉、思想常在云端翱翔的愛因斯坦教授強。可是不要緊，所長是代表地位和榮譽。他如果高興，可以出些主意，如果不高興，也可以撒手不管，日常事務自有常務秘書辦得妥妥帖帖。
第二，選愛因斯坦當普魯士科學院院士。一般院士是沒有薪水的榮譽頭銜，但愛因斯坦就任的是實任院士，年薪１２００馬克。
第三，聘愛因斯坦為柏林大學教授。愛因斯坦教授有授課的權利，只要他有興趣，但卻沒有講課的義務。講多講少，講課的內容和時間，均由他自便。大學里的一切事務，他可一概不必過問。
這個一攬子方案，真不愧是網羅愛因斯坦的妙計。它是普朗克的浪漫主義和能斯特的實干精神合作的產物。
他們算是摸透了愛因斯坦的心思，愛因斯坦不能不動心了。
在這個世界上，還企求什麼呢？安定的生活環境，良好的工作條件，充裕的研究時間，不受任何束縛和干擾，全心全意進行相對論研究，實在是巨大的誘惑。
可接受在柏林的工作，愛因斯坦的內心並不是坦然的。
在他看來，移居普魯士首府，這個德意志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老窩，像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信念。中學時代，他離開出生地，就是企圖從那時起能放棄德國國籍，以便與軍事操練和“黷武氣息”一刀兩斷。可現在難道還要返回普魯士軍國主義的大本營去安家定居？甚至還要去當普魯士皇家機構的官員？
再說米列娃怎麼辦呢？雖說此時兩人關系緊張，但米列娃畢竟還是自己的妻子。德國人看不起斯拉夫人，斯拉夫人也不喜歡德國人。柏林那種匆忙和刻板的生活，米列娃是永遠不會喜歡的。
還有一點，愛因斯坦此時對自己的創造性有了一種隱隱的憂慮。他曾對蘇黎世的摯友說過：
“柏林的先生們把我當成豢養的產卵雞，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還能不能下蛋！”
愛因斯坦陷入了猶疑不定之中。
“你的出生之地，你真正的祖國在等待著你！”普朗克以他自以為最神聖的感情勸說著愛因斯坦。
“可是，我是個和平主義者，”愛因斯坦說，“德國真的會歡迎我嗎？”
“德國歡迎的是物理學家，相對論的創立者……”，能斯特的政治家風度與外交辭令恰到好處。
“但是”，愛因斯坦打斷他們的話，笑著說，“這算得了什麼呢？相對論是算不了什麼的。朗之萬說過，全世界只有１２個人懂相對論。”
“這一點我們同意。可是，在這１２個人里，倒有８個在柏林呢！”普朗克、能斯特自負地大笑起來。
愛因斯坦也笑了。確實，柏林是當時自然科學研究的中心。一流的設施，一流的人才，確實是研究與推廣相對論的最佳地點。
“這樣吧”，愛因斯坦面對難題時的幽默又表現出來了，“你們二位先生先去玩幾天，等你們再回蘇黎世，我到車站來接你們。”
普朗克與能斯特完全迷惑了。
“要是我手里拿一束白玫瑰花，就是‘不去柏林’；要是拿一束紅玫瑰花，就是‘去柏林’。”
愛因斯坦作出了一個浪漫的決定。
當普朗克、能斯特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從郊外返回蘇黎世火車站時，一束紅玫瑰花在愛因斯坦手里盛開著，他們的心放下了。
柏林科學院早已盼望愛因斯坦了。１９１１年，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物理化學創始人范特霍夫逝世後，柏林科學院就想物色一位繼承人擔任常務院士。當年老力衰的倫琴謝絕接受這個職務後，柏林科學院想到的人選就是愛因斯坦。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０日，在普魯士皇家科學院學部全會上，愛因斯坦以４４票對２票，榮膺為正式院士。在由普朗克、能斯特、盧本斯和瓦爾堡簽署的推薦書上寫道：
“簽名人十分明白，他們為這麼年輕的學者呈請科學院正式院士的任職，是異乎尋常的。然而他們認為，由于他本人的非凡成就，足以證明他符合院士條件，從科學院本身的利益出發，也要求盡可能為這樣的特殊人物提供應選機會，盡管推薦人對被推薦人的未來無法作出擔保，但他們根據被薦人現在已經取得的學術成就，都能滿懷信心地認為，他完全符合國家最有聲望的科學機構院士的條件。推薦人進而堅信，對于愛因斯坦進入柏林科學院，整個物理學界將會認為，這是科學院的一項特別重大的收益。”
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選舉得以確認。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７日，愛因斯坦在從蘇黎世給柏林科學院的信中寫道：
“對于您們選舉我擔任貴院正式院士，我表示由衷感謝。我謹此聲明，接受這一選舉。並深深感謝您們，使我在你們中間獲得一個職位，從而使我擺脫職業的負擔，能夠全心全意獻身于科學工作。當我一想到自己每天思想上暴露出來的弱點，就會對這一崇高褒獎顯露出惴惴不安的心情。但是，有一種想法促使我鼓起接受這次選舉的勇氣，那就是對一個人來說，所期望的不是別的，而僅僅是他能全力以赴和獻身于一種美好事業。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覺得自己還是能勝任的。”愛因斯坦在１９１４年４月去了柏林，並且在柏林一直定居到１９３２年１２月。遺憾的是，米列娃沒有，她從此沒有再跟隨愛因斯坦了，他們分居了，一個家庭終于破裂了。
在柏林，愛因斯坦立刻被一家重要德國時報《沃西奇日報》的編輯們包圍了，編輯們要愛因斯坦向讀者解釋相對論。１９１４年４月２６日，愛因斯坦第一次在德國報紙上發表文章，題名《關于相對論原理》。這篇文章深入淺出地介紹了狹義相對論。最後一段用疑問句開頭：“上面所概述的狹義相對論是本質上完整的理論呢？還是僅僅代表了深遠發展的第一步呢？”愛因斯坦告訴讀者，他認為第二句是對的，但他同時坦率地告訴大家：
“關于這一點，即使是懂得相對論的物理學家，他們的觀點，依然是有分歧的。”
對于相對論的前景的歧議，是１９１３—１９１５年這個時期的特點。這一特點在愛因斯坦１９１４年７月２日的普魯士科學院就職講話中更能體現出來。愛因斯坦說：
“從理論觀點來看，這理論還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因為剛才所講的相對性原理偏愛于勻速運動。從物理學觀點來看，不可給勻速運動以絕對的意義。如果這是正確的話，那麼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這種講法是不是也應當擴充到非勻速運動上去呢？已經弄明白，如果人們以這種擴充了的意義來提出相對性原理，那麼就得到相對論的一種無歧義的推廣。人們由此得到了包括動力學的廣義引力論。可是在目前，我們還沒有一系列必要的事實，可用來檢驗我們提出這樣假定的原理是否得當。”
普朗克在歡迎致詞中也禮貌地指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原理還缺乏足夠的實驗證據。大家都期待能組織考察團在１９１４年８月１４日觀測日食，以之驗證愛因斯坦設想的光彎曲現象。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希望成了泡影。
戰爭影響了對愛因斯坦理論的驗證，但並無法阻止愛因斯坦創造性的思維成果。戰爭期間，愛因斯坦出版了一本書並撰寫了大約５０篇論文，這是他一生中最有成果最富于創造力的時期。
在柏林，愛因斯坦同新環境進行科學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每周一次的物理學討論會。愛因斯坦呆在柏林的年代，一直都舉行這種討論會。第一流的物理學家們聚在一起，討論、演說、爭吵，為新物理學的誕生殫精竭慮，貢獻出人類最傑出的智慧。
後來，所有參加過討論會的學者們，都在自己的回憶中一再提到這種難忘的科學討論會。在他們的回憶中，最突出的形象就是愛因斯坦。他深刻的思想、無拘無束的個性、誠摯親切的作風，都讓人難以忘懷。可這位新院士，除科學討論會外的官方會議，他從不參加，也無任何興趣。
剛到柏林，愛因斯坦的生活比較平靜，結識了許多新朋友，人們出于禮貌和景仰，也很少挑剔他、非議他。可沒過多久，不拘一格的愛因斯坦式的生活習慣還是引起了刻板的德國先生們的議論，德國人的繁文縟節同樣讓愛因斯坦覺得別扭。
１９１４年５月，愛因斯坦給蘇黎世的胡爾維茨寫信發牢騷：
“出乎意料，在這里我的生活安排得還算順利；我內心的平靜只是由于人們在每件瑣事上對我苛求才遭到破壞，譬如我該穿什麼樣的衣服，要不然某些所謂長者就會把我歸入社會渣滓之列。”
這時的愛因斯坦，只屬于相對論。他的意識被加速運動的相對性問題、引力問題、空間幾何屬性對空間中發生的事件的依賴性問題吸引住了。他無時無刻不在思考這些問題。
普朗克回憶說，有一次，他約愛因斯坦一起去參觀波茨坦天文台。他們說好在指定時間在一座橋上會面。普朗克恰好有些瑣事，擔心不能准時到。
愛因斯坦說：“沒關系，我在橋上等你就是。”
“不過這會耽誤您的時間了，”普朗克不安地說。
“一點也不！我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做我的事。難道我在橋上考慮問題會比在家里少嗎？這不可能。”愛因斯坦有他自己的道理。
還有一次，愛因斯坦得知他在柏林的同事，心理學專家施圖姆普夫教授對與空間有關的感覺和表象感興趣。本來按照禮儀，新院士應——拜訪老院士，愛因斯坦一直沒完成這項他永遠不會的活動。這下可好，禮儀拜訪與感興趣的話題正好結合起來。于是愛因斯坦在一天早晨前往拜訪施圖姆普夫教授。
由于沒有預約，主人恰巧不在家。女傭人問他要不要留話。他說不必了，過一會兒再來。獨自一人在公園呆了幾個鍾頭後，愛因斯坦再次敲響了施圖姆普夫教授家里的門。
女傭人發窘地告訴愛因斯坦，說主人吃完午飯正在午睡。
愛因斯坦一點也不惱火，他平靜地說：
“沒關系，我過一會兒再來。”
下午四點鍾，愛因斯坦收起手上計算的紙和筆，又去了施圖姆普夫教授家。
女傭人打開門，說：“主人起床了。”愛因斯坦微笑著對女傭人說：“耐心和恒心是會得到酬報的。”
老院士見到聞名已久的新院士，十分高興。不料剛一落座，客人馬上就談起廣義相對論中的空間概念，而且是滔滔不絕。可惜，這位著名的心理學家對數學一竅不通，客人滿嘴的數學術語，使他墮入了云霧中。等到愛因斯坦發現主人的困窘，時間已過去了四十幾分鍾，拜訪時間早就該結束了。
愛因斯坦尷尬地起身告辭，連連道歉。
１９１４年秋，愛因斯坦為《普魯士科學院會議報告》寫了一篇長篇論文。這篇論文的主要目的是進一步系統地、詳盡地討論與格羅斯曼合作的第一篇論文中所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成果。對張量分析和微分幾何的簡述幾乎占論文篇幅的二分之一。愛因斯坦清楚地認識到有必要用自己的方式解釋這些技術；這些技術對于愛因斯坦和其他大多數物理學家來說都是新鮮的。這篇論文中還含有物理學中的幾個新特點。首先，愛因斯坦反對牛頓的轉動絕對性記點。例如，牛頓常用轉動的裝滿了水的水桶來說明問題。相反，愛因斯坦強調說：“我們無法區別‘離心場’和‘引力場’，我們可以把離心場當作引力場。”論文還有一個勝人一籌之處，愛因斯坦第一次得出了點粒子運動的測地線方程，並且證明它有正確的牛頓極限。張量理論還包括紅移和光彎曲的早期成果（依然是舊值，是正確值的一半）。最後一個成果是他對時空性質的重要評論，這是愛因斯坦第一次提到時空性質問題，即“根據我們的理論，空間的獨立性是不存在的。”
這篇論文還帶來一個好處，促使愛因斯坦在１９１５年初開始與利維—西維塔通信。西維塔指出了一些技術上的錯誤。這些錯誤引起了愛因斯坦的警覺，對此他非常感激，他終于找到一位熱衷于他工作的內行。
總之，到１９１４年末，愛因斯坦可以回顧說，這一年給他的私人生活和職業都帶來了巨大的變化。廣義相對論中一些關鍵性問題把他難住了，而且仍然是在孤軍奮戰，但他對相對論的前途依然充滿信心。果然，一年之後，愛因斯坦糾正了自己概念上的錯誤，完成了相對論。理解相對論的人越來越多了，許多人開始積極投入到推動相對論發展的研究中來。
★ 不要戰爭
愛因斯坦做夢也沒想到，在他到達柏林僅四個月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
他曾十分厭惡過的德國軍國主義就是這場戰爭非發動者。
德意志帝國成為一部巨大的戰爭機器。
皇帝陛下、內閣大臣、民意代表議員先生，都通過不同媒介激發極端的民族情緒，鼓噪著狂熱的戰爭情緒。
德意志民族整體陷入戰爭的喧囂之中。
菩提樹下人山人海，戰旗飛揚，軍號嘹亮。出征的軍人邁著整齊的步伐，懷著視死如歸的激情走向戰場與死亡。圍觀的人群歡呼著，把一束束鮮花投向戰士。少女們懷著滿腔熱情吻別著出征的戰士。
這一幕幕情景不能說不動人，為德國而戰，把德國人的民族情緒激到了頂點。法蘭西是“世代仇敵”；英國佬是“背信棄義”；“俄國熊”落後而野蠻。除了德國，都成為德國的敵人！
狂熱、愚蠢的戰爭口號震天動地，人們已失去正常的判斷力。這種具有煽動性的民族主義“熱潮”不僅讓普通德國人失去了理智，同時一樣影響了許多平時小心謹慎的德國學者。肆無忌憚的複仇情緒和盲目的民族仇恨，把學者們瘟疫般地席卷進來，柏林的教授們紛紛加入了戰爭宣傳的大合唱。
德國軍隊侵犯中立的比利時後，英國、法國的報上登出特大標題：
“我們愛歌德和貝多芬的德國，我們恨卑斯麥和威廉二世的德國。”
德國的文化名流們仿佛受了侮辱。一些最著名的學者和文人，起草了一個《告文明世界書》，以答複法國人和英國人。
其中竟有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話：
“要不是由于德國的赫赫武功，德國文化早就蕩然無存了。”
如此明目張膽為德國侵略暴行辯護的宣言，竟有９３個著名的科學家、藝術家、牧師簽名。X光的發現人倫琴簽了名；進化論者海克爾簽了名；把祖國看得高于一切的普朗克也當然簽了名。
柏林的科學家，個個都忙于為戰爭出力。能斯特教授當上了國防部顧問，穿上少校軍服，一派自鳴得意的神氣。愛因斯坦的好朋友哈伯教授，也穿上了少校軍服。這位德國籍猶太人發明了人工合成氨的方法，解決了炸藥生產的大問題，現在又研究起糜爛性毒氣和窒息性毒氣。他自以為聰明地說：
“在和平時期，科學家是屬于全世界的；在戰爭時期，科學是屬于自己祖國的。”
哈伯教授大概怎麼也想不到，幾十年後，他的猶太同胞成批死在他研究的窒息性毒氣之中！
有人想請愛因斯坦簽名。聰明的普朗克擋了駕，說新來的愛因斯坦教授保留著中立國瑞士的國籍。他太了解愛因斯坦了，他不想讓愛因斯坦激烈的態度惹惱周圍的人。
可是，愛因斯坦直言不諱，公然聲明自己是和平主義者，並反對一切戰爭。
１９１４年１０月中旬，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四個人簽署了一封《告歐洲人書》，公開與９３人簽名的《告文明世界書》針鋒相對。這個宣言雖然不是愛因斯坦寫的，但同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完全一致。而且這是愛因斯坦一生中簽署的第一個政治宣言，值得一讀。
“以前任何一次戰爭都沒有像現在這樣完全破壞文化合作。而這次戰爭又恰恰發生在這樣一個時候：技術和交通的進步，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需要有國際交往，而這種關系必將走向普遍的、全世界的文明。也許正由于以前存在著那麼多的國際間的紐帶，當我們看到了這種關系的斷絕，就更加傷心，更加痛苦。
“我們一點也不能被弄得驚惶失措。凡是對共同的世界文化稍微關心的人，現在都有雙倍的責任，為維護這種文化所必須引為依據的那些原則而起來斗爭。然而，那些本來可指望具有這種思想感情的人——主要是科學家和藝術家——到目前為止的反應，幾乎使人看來，他們好像已經放棄了任何還想維持國際交往的願望。他們以敵對的精神來講話，而沒有站出來為和平說話。民族主義的熱情不能為這種態度辯解，這種態度同這個世界上以來被稱為文化的那些東西是不相稱的。如果這種精神在知識分子中間普遍流行，那將是一種嚴重的不幸。我們深信它不僅會威脅文化本身，同時還會危及民族的生存，而這次野蠻的戰爭也正是以保衛民族生存為借口而發動起來的。
“技術已經縮小了這個世界。的確，今天大歐羅巴半島各國相擠撞的情況似乎很像以前擠進那幾個伸向地中海的較小半島上的各個城邦那樣。旅行是那麼普及，國際間的供求那麼密切地交織在一起，歐洲——幾乎可以說整個世界——甚至現在就已成為一體。
“必須防止歐洲由于缺乏國際組織而重蹈古代希臘的覆轍！毫無疑問，有教養的和好心腸的歐洲人至少有責任去作這樣的努力。要不然，難道讓歐洲也因兄弟阋牆，逐漸精疲力竭而同歸于盡嗎？
“目前正在蔓延開的戰火是很難產生‘勝利者’的，所有參加戰爭的國家很可能都將付出極高的代價。因此，一切國家里有教養的人都要盡力去爭取這樣一種和平條約，這種條約不管目前沖突的結果如何，將都不會撒下未來戰爭的種子；這樣的努力顯然不僅是明智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必須利用由這次戰爭所造成的歐洲不穩定和動蕩的局勢，把這個大陸熔接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促成這種發展的條件，無論在技術上和文化上都已成熟。
“這里不是討論怎樣可以達到這種歐洲新秩序的場合。我們唯一的目的是申明我們這樣一個深切的信念：歐洲必須聯合起來保衛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這個時機已經到來。我們公開聲明我們關于歐洲統一的信念，這個信念我們相信是為許多人共有的；我們希望這樣公開聲明我們的信念，會促成一個聲勢浩大的歐洲統一運動的發展。
“朝著這個方向走的第一步，應當是一切真正愛護歐洲文化的人——一切曾經為歌德所預言為‘善良的歐洲人’的人們——團結起來。
“我們不應當放棄這樣的希望：他們的一致呼聲即使在今天也還是可以高過武裝沖突的喧囂，尤其是如果那些已享有聲望和權威的人也共同來呼籲。
“我們再重複一句，第一步是歐洲人團結起來。如果像我們所熱忱希望的，在歐洲能找到足夠多的歐洲人——對于這些人來說，歐洲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事業，而不僅是一個地理上的名稱——我們就將努力去組織歐洲人聯盟。到那時，這個聯盟可以發出號召，並采取行動。
“我們自己所探索的不過是行動的第一步，就是發出這個挑戰書。如果您同我們一條心，如果您也決心為歐洲的統一開創一個廣泛的運動，那麼就請您簽上自己的名字吧。”
愛因斯坦等四個人的呼籲，今天聽來，是何等的真誠和理智，特別是在經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今天，人們該對愛因斯坦的和平宣言鞠上深深一躬。倘若人們在當時就接受了愛因斯坦的忠告，我們將少付出多少代價。
可在當時，與９３人的宣言相比，《告歐洲人民書》毫無成功的指望。政客軍人們不會接受它；學者思想家們不會接受它；老百姓也不接受它。
在一個瘋狂的時代，清醒者總是孤獨和悲哀的。事實上，也沒有一家德國報紙敢于刊登這份反戰聲明。
倔強的愛因斯坦以科學家的執著與韌性投入到反戰活動中去。他到處公開發表與眾不同的反戰看法，盡管沒幾個人理解他。
但不管怎樣，愛因斯坦仍盡最大的努力去呼喚和平。
１９１４年８月，在給埃倫費斯特的信中，他說：
“在驚慌失措的歐洲正發生某種難以置信的事情。這樣的時刻表明，我們是屬于多麼卑劣的生物品種呵！我沉默地繼續進行和平的研究與思考，但卻被憐憫與厭惡所籠罩。”
９月初，他給埃倫費斯特又寄去一封充滿了對民族主義的墮落、對戰爭的憤怒和日益增長的厭惡的信：
“國際的災難沉重地壓在我這個國際主義者身上。一個生活在‘偉大時代’的人很難理解，自己是屬于發狂的、墮落的並以自由意志而自豪的生物品種。”
１９１４年１１月，反戰的知識分子在柏林組成“新祖國聯盟”。他們的綱領是為盡快實現沒有領土要求的正義和平，創建制止未來戰爭的國際組織。愛因斯坦不僅是該聯盟的創始人之一，還是一個最活躍的成員。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也都支持這個組織。“新祖國聯盟”１９１６年初遭到查禁，轉入地下，直到１９１８年秋戰爭結束前幾周，它又重新公開活動。戰後，這個組織演變成“德意志人權同盟”，旨在增進德法兩國人民的諒解。愛因斯坦一直是忠實的會員，直到該組織被希特勒法西斯搗毀為止。在柏林期間，愛因斯坦曾多次在“新祖國同盟”的會議上登台演說。
１９１５年４月，“荷蘭反戰委員會”在海牙召開一次促進世界持久和平的國際會議，謀劃由荷蘭政府出面斡旋停戰。當會議消息向德國報紙透露時，德國外交部表示拒絕這一計劃。大約在海牙會議期間，愛因斯坦向荷蘭著名物理學家洛倫茲提出了一個建議，建議的具體內容不詳，可能是動員中立國科學家參加海牙的和平活動。這一建議不知何故遭到洛倫茲的拒絕。
１９１５年８月２３日，愛因斯坦給埃倫費斯特寫信說到此事：
“我向洛倫茲提出的建議是天真的。那是沖動勝過見識。我多麼想把我們處于不同‘祖國’的同行們團結在一起。這個學者和知識分子的小集體不就是值得像我們這樣的人去認真關懷的唯一的‘祖國’嗎？難道他們的信念竟要僅僅取決于國境這一偶然條件嗎？”
善良的愛因斯坦把人類的戰爭行為理解為一種獸性的行為，並表示深深的憤慨，他想借助善良的呼籲來泯滅人類的戰爭沖動，確實是過于“天真”了。他以一個偉大科學家的思維方式試圖去建立一個明晰、和諧的世界秩序，更是一種“天真”的思維。但就靠這份天真的良知，愛因斯坦反戰的呼籲畢竟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注意。
愛因斯坦與法國大作家、反戰的人道主義者羅曼·羅蘭早就有書信往來。１９１５年３月２２日，愛因斯坦從柏林寫信給當時住在瑞士的羅曼·羅蘭：
“通過報紙，並且通過我同那堅貞不渝的‘新祖國同盟’的聯系，我知道了您是何等勇敢地、全心全意地為消除法德兩國人民之間可悲的隔閡而獻身。我熱誠地向您表達我的深切的欽佩和敬意。但願您的光輝范例會激勵別的品格高尚的人，使他們放棄那些難以理解的妄想，這種妄想像惡性瘟疫一樣，使那些在別的方面是聰明、能干而敏感的人也受到傳染。
“當我們後代子孫講到歐洲的成就時，難道我們能讓他們說，三個世紀文化上的艱辛努力，只不過是使我們從宗教走向民族主義的瘋狂，而沒有再前進一步嗎？在雙方的交戰集團里，今天甚至連學者們的所作所為也都好像是在八個月前突然失去了頭腦一樣。
“如果由于我現在的住所，或者由于我同德國國內外科學家的聯系，你認為我能為你效勞，那麼我將盡力去完成您所吩咐的任何工作。”
交戰雙方的國度里，各自站出一個懷著人類良知的偉大的反戰勇士，這大概就是人類的希望。
１９１５年秋，愛因斯坦想看望米列娃和孩子們，便從柏林來到瑞士。他在蘇黎世的朋友贊格爾陪同下拜訪了那時住在瑞士斐維的羅曼·羅蘭。這次會晤使愛因斯坦了解到，在所有的交戰國中都有反戰團體。同羅蘭的談話不僅使愛因斯坦受到極大鼓舞，他覺得自己是抵抗沙文主義暴行的國際友好團體的一名戰士了，而不再是一個孤獨無援的吶喊者。
同樣，愛因斯坦也給羅曼·羅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羅曼·羅蘭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午飯後我們總是坐在旅館的涼台上。前面是花園，成群的蜜蜂在含蜜的鮮花盛開的常青藤上來回飛舞。愛因斯坦還年輕，身材不高，臉盤大而長。頭發濃密，略微有點卷曲，干燥，黝黑，夾雜著少許銀絲。高高的前額，嘴很小，鼻子略肥大，雙唇豐滿。小胡子剪得短短的，雙頰圓潤。他說法語，有困難時，常常夾著一些德國話。愛因斯坦活潑，愛笑。他偶爾用幽默的方式來講述最深刻的思想。愛因斯坦自由地發表對德國——自己第二或甚至第一祖國——的看法。任何別的德國人決不會這樣自由地講話。在這可怕的一年里，每一個處在他這樣地位的人都會由于精神上的孤立感到痛苦，然而愛因斯坦卻不，他經常笑。他找到了繼續進行科學活動的辦法。這里說的是他那著名的相對論；我對這個理論沒有什麼概念，而愛因斯坦卻提都沒有提到它。不過，贊格爾湊到我的耳邊說：‘這是牛頓時代以來科學中最偉大的精神上的革命’。我問愛因斯坦，他是否把自己的見解告訴德國朋友們。他回答說，他避免此事；他願意采用蘇格拉底式的方法，即提出一連串有邏輯聯系的問題使交談者思想上震動。‘不過人們並不怎麼喜歡這個’。——愛因斯坦補充說。”
兩位思想家的思想交彙了，融合了。他們談的是理想，是和平，是各國人民攜起手來，建設新的生活。但他們的聲音太微弱了，淹沒在萊茵河兩岸民族瘋狂的叫罵聲中，淹沒在戰線兩側的隆隆炮火聲中。
可理性的聲音，總會在曆史夜空中永恒地穿行下去。總有一天，歐洲和全世界都會聽到他們的聲音。
這次會晤同樣給愛因斯坦留下深刻的印象。１９２６年，為慶祝羅曼·羅蘭的６０歲生日，蘇聯文學家高爾基、奧地利文學家茲伐格和法國文學家杜阿梅耳發起編集一個祝賀文集《友誼之書》，愛因斯坦應邀寫了一封賀信。信中內容就是對１９１５年會晤的回憶：
“我只親眼見過您一面：那時歐洲危機的最初沖擊還使您心神不安，在那些備受折磨的群眾中間，您像一個孤獨的幻想家，他們由于您不能給他們帶來光明和解放而感到失望。您從來不滿于把您那罕見的創造才能只用于同高雅的人物交往；您熱望幫助一切蒙受自己造成的苦難的人。
“粗魯的群眾被邪惡的激情驅使著，這種激情支配了他們，也支配了代表他們的政府。他們狂言譫語，但結果只是彼此弄得更加悲慘。總而言之，他們似乎沒有經曆過內心的沖突就造成了全部的這種苦難。至于那些不帶群眾淺薄粗魯情緒的，和不受這種情緒影響而信守著兄弟友愛理想的少數人，他們所面臨的情況就更加困難。他們會被自己的同胞所摒棄，並且會受到像麻瘋病人那樣的迫害。除非他們以一種違心的方式行事，或者膽怯地把自己的真實思想感情隱蔽起來。您，可敬的大師，卻沒有保持沉默。您起來戰斗，忍受著痛苦，並且支持那些在苦難中的人們，您是偉大的精神鼓舞者。
“在這個使我們歐洲人深深感到羞恥的年代，甚至連有高尚思想的人也會被野蠻情緒所俘虜，這已經是一清二楚了。我不相信，高尚的為人態度，在大學和科學院里，要比默默無聞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鋪里發揚得更好。
“可是有一個集體，您是其中最有聲望的傑出人物之一。這是這樣一些人的集體，他們對于仇恨這種疫病都具有免疫力，他們企圖消除戰爭，並以此作為走向人類道德革新的第一步；比起他們自己特殊國家或民族的特殊利益來，他們認為這個任務重要得無可比擬。”
這封信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愛因斯坦心靈上投下了深重的陰影。他敬佩羅曼·羅蘭的正直、良知與勇氣，這些都導致愛因斯坦在二戰期間傑出的社會活動。一個偉大的自然科學家總會關切注視著人類生存的環境。
１９１５—１９１８年期間，理論物理學教授玻恩也在柏林，他同愛因斯坦過從甚密，有一段時間天天見面。他在《回憶愛因斯坦》一文中，有幾段關于這個時期的重要描述：
“當時，已經形成了反對他、還是擁護他的派別。他既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可是，人們知道，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的觀點明確，認為訴諸武力是毫無意義的，他也不相信有什麼德意志的勝利。戰爭將結束時，德國某些重要人士，其中有曆史學家德爾布呂克、國內經濟學家布倫塔諾和愛因斯坦及其他一些人，經常舉辦晚會，還邀請外交部的高級官員出席。主要討論大本營提出的勢必招致美國參戰的無休止的潛艇戰問題。愛因斯坦說服我參加這些聚會，而我當時還是軍官，理應不參加。在他們中間，我是最年輕的一個，從來緘默不言。愛因斯坦卻常常講話，他的態度是那樣鎮定自若，言吐又是那樣的清晰感人，像是在論述理論物理問題。”
有時，愛因斯坦還與國外反戰戰士會晤，絲毫不理會德國好戰分子對他施加的種種精神壓力。在愛因斯坦所在的科學院中，沙文主義的狂熱情緒也越來越濃厚。一批物理學家竟公開發表一封信，信中規勸人們在科學研究中不要引用英國學者的著述，並以德國科學遠比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膚淺理論深奧而自詡。
對此，愛因斯坦不屑一顧，他仍然大聲疾呼著：
“戰爭對國際合作的發展是最可怕的障礙，尤其在于它對文化的影響。戰爭破壞了知識分子從事創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條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輕力壯，他的能力就會被束縛在破壞性的戰爭機器上，而年紀大的人也會陷進仇恨和失望的氣氛之中。而且，戰爭導致國家貧困，導致長期的經濟蕭條。所以，凡是珍惜文化價值的人，就不會不成為和平主義者。”
１９１７年秋天，對于俄國工人和農民革命的勝利，愛因斯坦表現出由衷的喜悅。他認為，這是馬克思學說在一個大國里的一次成功嘗試。也是在社會平等基本原則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的初次試驗。幾年後，他著文表達了對十月革命和俄國革命導師列甯的崇敬心意：
“我崇敬列甯，因為他是一個為爭取實現社會平等而獻出自己一切的偉人。雖然我認為他的手段欠妥，但有一點應該肯定，像他這樣的偉人是人類良心的洗革人和捍衛者。”
這些言詞真是絕無僅有的曆史文獻！當時，德國還沒有任何一位大自然科學家能像愛因斯坦這樣堅定而明確地崇敬列甯的高尚品德，贊揚十月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
愛因斯坦雖然贊同列甯的社會和政治目的，但對達到這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卻持保留態度。這是歐洲知識分子中人道主義的普遍立場，也是愛因斯坦對社會變革的“天真”的疑慮。
在戰爭歲月里，愛因斯坦滿腹愁腸，為人類的命運及未來憂心忡忡。這種情緒在他為分子布朗統計法的研究前輩斯莫盧霍夫斯基寫的悼詞中表露得非常清楚：
“每一個了解斯莫盧霍夫斯基的人，所以喜歡他，不僅因為他是一個聰明的科學家，而且也因為他是一個高尚的、敏感的和友善待人的人。近幾年來的世界災難，使他對人們的殘忍和對我們文明發展所遭受的損失感到極為痛心。命運過早地中斷了他作為研究家和教育家的卓有成效的活動；但是我們將非常珍惜他的生活榜樣和他的著作。”
其實，愛因斯坦的這種情緒在１９１６年３月１４日寫的悼念馬赫的文章中，業已流露出來：
“在讀馬赫的著作時，人們總會舒暢地領會到作者在並不費力地寫下那些精辟的、恰如其分的話語時所一定感受到的那種愉快。但是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吸引人一再去讀，不僅是因為他的美好的風格給人以理智上的滿足和愉快，而且還由于當他談到人的一般問題時，在字里行間總是閃爍著一種善良的、慈愛的和懷著希望的喜悅的精神。這種精神也保護著他，使他受不到那種今天很少有人能夠避免的時代病的影響，就是說受不到民族狂熱的影響。在他的通俗文章《關于飛行拋射體的現象》中，他也不能放棄在最後一段里所表達的他對于各個民族達到相互了解的衷心願望。”
戰爭在繼續。
愛因斯坦希望真理之聲傳遍全球的理想破滅了，他希望把人們從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中解脫出來的努力也無濟于事。愛因斯坦變得前所未有地悲觀起來。
１９１７年他寫信給洛倫茲，說：
“每當我想起生活中的無限悲傷之事，就抑制不住我的沮喪心情。以前，物理學能解除我的苦惱，現在連物理學也無濟于事了。”
大戰結束前一年，愛因斯坦的身體垮了。他早就有胃病，那是在蘇黎世和伯爾尼的窮困生活中得的。愛因斯坦本來身體強壯，但是他的思想沒有固定界限，生活沒有固定規律，再加上他成年累月、不分晝夜的緊張思索，希望和絕望、激動和狂喜所帶來的感情上的巨大波動，終于把身體搞垮了。兩個月里，體重竟減輕了十幾公斤。
但是，愛因斯坦不會倒下去！人類的良知不會泯滅，相對論的理論還要發展，這些美好的願望再次支撐起愛因斯坦巨人般的身軀。
在柏林的前幾年，戰爭的陰云雖給愛因斯坦帶來不少生活和研究上的麻煩，但他始終沒有停止相對論的研究。在隆隆炮火中，愛因斯坦取得了學術研究的豐碩成果。
１９１６年初，愛因斯坦在《物理年鑒》上發表了長達５０頁的論文《廣義相對論基礎》，以此暫時結束了他從１９０８年以來所從事的相對論研究。這篇論文是２０世紀理論物理學研究的峰巔。
１９０５年的狹義相對論僅僅適用于不存在引力的所有物理過程，研究的是直線、勻速相對運動的參考系。廣義相對論的方程與參考系的運動狀態無關，也就是同樣適用于作加速運動和旋轉運動的參考系。在某種程度上，它是１９０５年狹義相對論的“推廣”；此外，就像愛因斯坦所恰當比喻的那樣，廣義相對論這個新理論就像是相對論大廈中的第二層樓。
愛因斯坦一直把廣義相對論看作自己畢生最重要的科學成就。他對自己的學生、波蘭物理學家說過：
“要是我沒有發現狹義相對論，也會有別人發現的，問題已經成熟了；但是我認為，廣義相對論的情況不是這樣。”
愛因斯坦說這種話，是在廣義相對論發表之後２０多年。
愛因斯坦的自信不是沒有道理的。
１９１９年，愛因斯坦９歲的兒子愛德華問父親：
“爸爸，你到底為什麼這樣出名？”
愛因斯坦笑了，然後又半嚴肅半微笑地對兒子解釋道：
“你看見沒有，當瞎眼的甲蟲沿著球面爬行的時候，它沒有發現它爬過的路徑是彎的，而我有幸地發現了這一點。”
愛德華聽懂了比喻本身，但他不理解其中的含義。
這其中的含義，只有物理學家中的精英們才體會得到。照他們看來，如果沒有愛因斯坦，至今世界上也斷不會出現廣義相對論。
當然，一個重大的科學理論，是科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的必然產物，說它完全依賴于某個個人，這是叫人難以相信的。然而，這種看法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廣義相對論中包含著深刻的思想。沒有大膽的革新精神和百折不撓的毅力，沒有敏銳的物理直覺能力和高超的數學運算技能，是不可能建立廣義相對論的。從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１５年，愛因斯坦醞釀了整整１０年時間——那是最富于創造力的成熟的１０年——才建立起廣義相對論。
廣義相對論的提出需要太多的才能，幾乎超出一個常人畢生所能掌握的知識的無數倍。人類不得不在大多數人平庸的事實面前贊美那些偉大的天才。他們的才能實在是讓人高山仰止。擁有這樣的天才，是人類的福份。
難怪１８９７年發現電子的英國物理學家湯姆遜說：廣義相對論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
難怪創立相對論量子力學的英國物理學家狄拉克說：“廣義相對論也許是人類曾經作出過的最偉大的科學發現。”狄拉克是物理學界最不愛說話，更不愛說恭維話的大師。所以，愛因斯坦在１９１７年大病之後，坦然地向朋友們說：
“我死不死無關緊要。廣義相對論已經問世了，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 宇宙之謎
有人說，柏林的大學教授分兩類，一類是愛因斯坦一個人，另外一類是其他所有人。
有人以此來譏諷愛因斯坦。
有人以此來贊譽愛因斯坦。
不管怎麼說，愛因斯坦即使在大科學家們中間，也顯得是那麼地與眾不同。
一般的教授，把自己的時間一分為二：一部分教書，一部分研究。他們的講課，一章章、一節節，分得細而又細，旁征博引，內容像圖書館一樣豐富。他們的科學研究，也分成一個個小問題，手下的學生都能分到一個，大家津津有味地研究，論文一篇篇發表。
愛因斯坦也是既講課又做研究。他那深刻的思想之鏈，一環一環展開，清晰地呈現在聽講者面前，再加上一些幽默雋永的趣談作點綴，這使他的講課具有一種特殊的魅力。愛因斯坦只愛講自己所研究的問題。他不僅喜歡向同行和大學生講課，也喜歡跟門外漢談自己的研究工作。這些講課和交談，是用語言表述思想，就像磨劍一樣，思想在講課和交談中磨鋒利了。可是，要愛因斯坦完整地講一門課，從頭到尾，仔細准備，這就叫他頭疼了。教科書上、手冊上都有的東西，有什麼可講的呢？
愛因斯坦不理解別人講課的方法，就像別人不理解他的講法一樣。愛因斯坦只是固執地認為：把時間都花在背書上，這太可惜了。
愛因斯坦的科學研究，也和一般的教授不同。他總是找最深最難的問題來研究，所以他頂多只能有一兩個助手。愛因斯坦是個單干戶，狹義相對論發表之後，本來可以接下去做許多工作，寫許多論文，可是，他把這些比較容易做的工作留給別人，自己則埋頭搞廣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的原理發表後，還是同樣的情況，愛因斯坦又去研究更新更難的問題了。
少年時代的獨自沉思又一次出現。不過，現在愛因斯坦是在面對浩瀚的星空發問：根據廣義相對論，宇宙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宇宙是什麼樣的？在人類居住的大地之外是什麼？有什麼？這些問題和人類的曆史一樣古老。從漫無稽考的遠古時代起，人們就在思索這些問題。那美麗莊嚴的星空，那點不清數不盡的閃爍著的星星，蘊藏著多少誘人的奧秘！多少年來，宇宙是神話故事的大花園，是宗教迷信的好居所。詩人謳歌宇宙、哲學家玄談宇宙，他們描繪了形形色色的宇宙。從牛郎織女鵲橋相會的神話宇宙，到天堂地獄、上帝造人的宗教宇宙，各式各樣，應有盡有。然而，最有權利討論宇宙的，是研究宇宙的人，是那些徹夜不眠、把望遠鏡指向茫茫太空的天文學家，是那些在實驗桌旁，在伏案計算中度過日日夜夜的物理學家。
愛因斯坦分析了無限宇宙模型的困難，根據廣義相對論空時彎曲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的宇宙模型。他的論文出現在１９１７年的《普魯士科學院會議報告》上，論文的題目是《根據廣義相對論對宇宙所作的考查》。在這篇論文中，愛因斯坦提出了一個有限無邊的靜態宇宙模型。
“宇宙有限”這幾個字漸漸地傳到了牧師、神父和拉比們的耳朵里。他們的耳朵豎起來了，而且豎得很長。
“什麼？宇宙有限？嗯——好極了！”他們滿意地笑了。
羅馬教庭學院的天主教哲學家發表了長篇大論，對于愛因斯坦大加恭維。仿佛有限宇宙之外就必有一個天堂，這樣，他們的上帝就有適當的住處了。
關于這一類上帝在人世間的代言人，有什麼話好說的呢？他們曾經把布魯諾活活燒死，把伽利略關進監獄，只是因為他們宣傳科學的真理——哥白尼的日心地動說。而當哥白尼的學說經過艱苦斗爭，獲得勝利之後，這些神學家們卻又搖身一變，說什麼哥白尼的學說並不和《聖經》矛盾，反而給上帝開天辟地、創造日月星辰提供了科學根據。對于宗教界這些荒謬的說法，愛因斯坦從來都抱著一種冷漠的態度。
在一次訪問英國的宴會上，愛因斯坦的鄰座是坎特伯雷大主教。這位大主教擺出一副對相對論頗感興趣的樣子，恭敬地向愛因斯坦求教，希望能從相對論中找到一些對于上帝有益的根據。他呷了一口香檳酒，親切地對愛因斯坦說：
“有許多人對我說，愛因斯坦會改變我們的宗教道德觀念呢！教授，關于這個問題，你有什麼看法呢？”
“別信他們。相對論討論的純粹是科學問題。與宗教毫無關系。”愛因斯坦也呷了一口香檳酒，微笑地回答說。
想從相對論中尋求神秘啟示的時髦人物形形色色，他們都在愛因斯坦的身邊嗡嗡營營，似乎在為他、為相對論唱贊歌。但是一有機會，他們又像蚊子一樣，吸他的血，去養肥他們自己。
每一個偉大人物的身邊總有一些這樣的蚊子，從古至今，皆是如此。
對唯心主義的恭維，愛因斯坦是無動于衷的，因為在他身上，自然科學家的自發的唯物主義始終是主流。遺憾的是，有些唯物主義陣營里的人，不斷地攻擊愛因斯坦“唯心主義”。特別是在宇宙有限這個問題上。但是說來也怪，他們提的問題和神學家同樣淺薄：
“在有限宇宙之外是什麼？”
他們給出的答案也和神學家一樣武斷：
“上帝。”
這些唯物主義者給宇宙有限論貼上了一條標簽——“唯心主義”。誰說宇宙有限，誰就犯下了唯心主義的彌天大罪。也許，他們太性急了，還沒有弄懂愛因斯坦的宇宙有限論是什麼意思，就根據現成的公式：“宇宙無限＝唯物主義”，“宇宙有限＝唯心主義”，趕緊提筆上陣，對宇宙有限論展開了批判。
其實，他們都沒有弄清什麼叫宇宙有限。愛因斯坦的宇宙模型有三個重要的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靜態”。愛因斯坦提出了一個所謂的“宇宙學原理”。這個原理是說：宇宙間的物質均勻分布，從宇宙的隨便什麼地方觀看宇宙，所看到的宇宙圖像都是相同的，就像站在球面上觀看球面，不論站在哪一點，看到的球面都是一個模樣。對于這個宇宙學原理，讀者很可能反對：“宇宙間的物質分布怎麼能說是均勻的呢？譬如在太陽系中，９９．８６％的質量集中在太陽上，這均勻嗎？還有，在地球上看月亮和在月亮上看地球，難道一樣嗎？”
親愛的讀者，你這是從小處著眼了。宇宙學是從大處著眼，研究整個宇宙結構的，它所使用的宇觀尺度比太陽系大得多。小范圍里的不均勻，並不妨礙大范圍里的均勻。譬如地球表面，有的地方是崇山峻嶺，有的地方是平野千里，各個地點的海拔高度是不均勻的。但是如果在人造地球衛星上遠遠地觀看地球的整體結構，那麼各地海拔高度的差異就微乎其微了，地球就是一個相當均勻的球，（嚴格地說，應該是橢球）。愛因斯坦的靜態宇宙模型進一步假定：宇宙空間中的物質不但是均勻分布的，而且還是靜止不動的。讀者可能又要反對說：“月亮繞著地球轉動，地球繞著太陽轉動，宇宙間的一切物質都在運動，怎麼能說是靜止的呢？”
這時，你又從太陽系的小范圍來考慮了。用太陽系的小尺度衡量是運動的，用宇觀的大尺度衡量就是靜止的了。就像站在海邊觀看大海，以米作為衡量的尺度，那麼海水是大浪滔滔，作著激烈的運動。但是如果在人造地球衛星上觀看大海，以公里或更大的距離作為衡量的尺度，那麼海水就平靜如鏡，就是靜止的了。總之，愛因斯坦認為，宇宙的總的圖像就像從衛星上觀看地球一樣，大體上是均勻、靜止不動的。你看，那些恒星不是像寶石一般鑲嵌在深邃的夜空中，彼此之間的位置不是幾乎從不變動嗎？
第二個概念是“有限”。
對這個概念的反對意見最為激烈：“難道說我們的宇宙四周圍著巨牆，牆上寫著一行巨字：‘呔！宇宙有限，牆外天國，人類止步！’嗎？”
對待這些意見，愛因斯坦的宇宙模型中還有第三個概念呢。這第三個概念就是“無邊”。愛因斯坦的宇宙雖然有限，卻又是無邊的。圓圓渾渾，沒有邊界，所以也就沒有什麼邊界內外之分。和無限宇宙一樣，有限宇宙也是可以沒有“之外”的。無限宇宙排除了天國和上帝之類的東西，有限宇宙也不給它們容身之地。
愛因斯坦的靜態、有限、無邊的宇宙模型和牛頓式的無限宇宙模型一樣，都是人類認識宇宙過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它們都是把一定數量的觀測事實作了某種外推之後得到的。結論雖然可能有錯誤，研究的態度和方法卻是科學的。
事實上，愛因斯坦提出他的宇宙模型之後過了１２年，天文學上有了一次重大的突破——美國天文學家哈勃發現，所有的星系，彼此之間的距離都在不斷地增大。恒星不“恒”，我們看不到它們的分離運動，因為距離我們太遠了。宇宙就像一個受熱的肥皂泡，它在不停地膨脹。星系就像肥皂泡上的各個點，它們彼此之間的距離也在不停地增大。宇宙不是靜止的，宇宙在膨脹！哈勃利用大口徑望遠鏡作出這個重要發現後，愛因斯坦這位公認的最偉大的物理學家，非常坦然地承認自己的宇宙模型是錯誤的。為什麼不承認呢？難道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就不犯錯誤了嗎？為了從廣義相對論中解出他的靜態、有限、無邊的宇宙模型，愛因斯坦甚至修改了自己心愛的引力場方程，在方程中增加了具有斥力性質的一項，叫做宇宙項。有人把引入宇宙項這件事，稱為愛因斯坦平生所犯的最大錯誤。
愛因斯坦犯了一個大錯誤，提出了一個錯誤的宇宙模型，後果卻是誕生了一門新的科學——現代宇宙學。奇怪嗎？不，曆史上有不少這樣的事情。哥白尼的日心地動說揭開了近代天文學的序幕，但是他的不朽巨著《天體運行論》中說行星（包括地球）繞著太陽作圓周運動，是不對的。行星運動的軌道應該是橢圓的。
研究宇宙的整體結構，以前沒有適當的理論指導，從愛因斯坦開始，才有了強有力的理論做指導，那就是廣義相對論。隨著觀測手段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更促使現代宇宙學蓬勃發展起來。在愛因斯坦提出自己的宇宙模型之後，又有別的學者提出了其他的宇宙學理論：從宇宙膨脹論到大爆炸宇宙論，從等級式宇宙論到物質反物質宇宙論，名目繁多，立論各異，眾說紛紜，爭論激烈。一門科學產生出各種各樣的假設和理論，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不正說明它有光輝燦爛的發展前途嗎？
從遙遠的文明開端算起，人類研究宇宙的渴望終于在愛因斯坦這兒找到了一個新的科學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