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種和平
從愛因斯坦的政治信念看，他屬于德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左翼，堅決反對威廉君主政體。他對德意志軍國主義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崩潰，以及德國共和國誕生感到由衷高興。１９１８年秋天，德國爆發了士兵起義和工人罷工，前線也開始崩潰。１１月９日，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倉遑出逃。德意志共和國成立了。
１１月９日的“革命”，愛因斯坦親眼見到了。那天，愛因斯坦本來要到柏林大學去講相對論。他上午出門，滿街都是罷工工人和起義士兵，擠得水泄不通。大學生們興高采烈地大聲叫感著：
“罷課了！革命了！”
“自由萬歲！共和國萬歲！”
愛因斯坦從水泄不通的大街折回家後，就在密密麻麻、滿是公式的講稿下邊，寫下一行快樂的小字：
“十一月九日，因革命停課。”
１１月１０日，愛因斯坦給居住在瑞士的母親寫信說：他第一次在柏林感到心情舒暢。失敗，德國軍事上的失敗卻創造了政治上的奇跡。愛因斯坦對德國共和國寄予了無限的希望。
當時，愛因斯坦對“獨立社會民主黨人”的主張十分同情。他的政敵們甚至把他看作是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黨員。這當然不符合事實，據愛因斯坦宣稱，他從未參加過任何政黨。至于有報道說他在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出席獨立社會民主黨的集會，還參加討論，這倒完全可能。
４年的血腥殘殺終于結束了。可是戰爭的結局是德國的投降。賠款割地，喪權辱國，許多德國人垂頭喪氣。全國上下一片悲觀失望的情緒，加之寒冷與饑餓，共和國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從蘇黎世和萊頓發來熱情的邀請，請愛因斯坦離開飽經戰爭創傷的德國，到中立國瑞士和荷蘭去，那里有豐厚的報酬和安樂的生活在等待他。但是當年痛恨德國、不願做頭等強國德意志公民的愛因斯坦，這時卻眷戀起戰敗的祖國來了。１９１９年９月，愛因斯坦給埃倫費斯特寫信說：
“我答應普朗克，決不背棄柏林……我在政治上的希望正在實現，如果不必要地出走，這將是小人行徑……在大家感到屈辱的時刻，離開那些對我有深情厚誼的人們，將使他們加倍地痛苦。”
但愛因斯坦過于天真了。他以為有了一個共和國的形式，他所期望的和平、民主、自由和社會主義，就有了切實的保障。不久之後，愛因斯坦再次陷入失望之中。在給埃倫費斯特的信中，他說：
“異常的平靜在這里又恢複了，但仍然存在著十分尖銳的對立。整個城市籠罩著軍人的飛揚跋扈和對他們的不滿，還有困苦和饑餓。嬰兒的死亡率高得驚人。誰也不清楚，我們在政治上的趨向如何。國家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境地。”
由于共和國的領袖們向反動派投降，且與他們同流合汙。反動派則得寸進尺，步步進逼。戰爭結束後只過了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德國陸軍總司令的興登堡元帥就反攻倒算，宣稱德軍吃敗仗，是因為“背後中了暗劍”。反動派編造這個神話蒙騙人民群眾，把戰爭失敗歸罪于所謂“十一月罪人”的出賣。他們叫囂要清算“十一月罪人”。
１９２２年６月，極右翼分子謀刺那位自作主張宣布共和國成立的前總理謝德曼。幾天之後，外交部長臘特瑙在柏林郊區的馬路上遇刺殞命。這位才華出眾的部長也是猶太人。他是愛因斯坦的好朋友。柏林城里一時謠言四起，說暗殺團黑名單上，下一個就是愛因斯坦。因為反動派所謂“十一月罪人”包括和平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猶太人，而愛因斯坦是身兼三者。他的名聲越來越大，時常被推上德國和世界的政治舞台，這更引起了黑幫們的瘋狂仇恨。
１９２２年７月６日，愛因斯坦從基爾寫信給普朗克說：
“多方面警告我，最近不要在柏林逗留，特別要我無論如何不要在德國公開露面，因為我是那些謀殺行動策劃者——
民族主義分子的眼中釘。”
１０天後，愛因斯坦從柏林向他的朋友索洛文函告說：
“自從臘特瑙慘遭殺害後，這里動蕩不安。我還不斷被警告，棄卻教席，回避公開場合。這確實有道理，因為排猶主義惡勢力十分猖獗。”
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面對魏瑪共和國的專制統治和民族主義思潮的泛濫，愛因斯坦反而增加了對社會主義的同情。２０年代初以後，他與社會主義者、資產階級左翼政治家和人文科學家蔡特金、豪夫曼、科爾維茨、摩伊斯、格勒茨、曼西茨維克共同簽署了許多有關政治和人道主義的宣言及聲明。
１９２３年，愛因斯坦參加了剛剛成立的“新俄國朋友會”，也是最熱心的成員之一。該組織的宗旨是促進德國和蘇聯各族人民間的諒解，進而推動兩國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從圖片資料可以看到，這位物理學家與蘇聯政治家、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及蘇聯學者、礦物學家、地球化學家菲爾斯曼，都參與了該會的活動及促進該會的發展。
早在１９２１年初的時候，一位身穿皮大衣的客人來找愛因斯坦。他是從遙遠的北方來的。是列甯派到柏林的文化使者菲德斯曼教授。他告訴愛因斯坦，年輕的蘇維埃俄國即將出版第一批科學技術書籍，其中就有關于相對論的書。愛因斯坦握住菲德斯曼教授的手說：
“請替我問候列甯！”
愛因斯坦知道，俄國人正在受凍挨餓，他們需要最具體的東西——面包、靴子……，可是這些無產者、理想主義的革命家，卻對空間時間這類最抽象的問題也感興趣。他們的心胸多麼寬廣，眼光多麼遠大！愛因斯坦感動地對來訪者說道：
“你們偉大的社會主義政治實踐，對全世界有決定性意義。誰都應該幫助你們。”
愛因斯坦一直用行動幫助蘇聯。當時蘇聯派到德國來學習的留學生、科學工作者時常受到冷落歧視，但是在愛因斯坦的教室、工作室和家里，卻總受到熱情的接待。
對于俄國人民，愛因斯坦總是情誼滿懷。２０年代，他在柏林經常與蘇聯知識分子交往，他們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員。此外，他還資助德國共產黨建立和領導的“婦救會”，聲援因政治案件被關押的工人黨黨員及其家屬。後來，共產黨員和社會黨人也邀請這位進步學者在簡稱“馬校”的馬克思主義工人學校作過報告，這表明無產階級也十分尊敬愛因斯坦。１９３０年，愛因斯坦在柏林北城一所學校里給在那里學習的勞苦民眾講解相對論的基本思想，並與工人們一起暢談哲學和政治問題。
１９２４年，德國電機工程師奧爾格·阿爾科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阿爾科當時是一個德蘇友好團體“文化技術東方協會”的理事。他代表這個團體寫信給愛因斯坦，聘請他為這個團體的理事，並且邀請他一道去蘇聯訪問。為此，愛因斯坦留下了一份複信：
“我高興地向您致以最熱烈的問候。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們親切的邀請，同你們一道訪問莫斯科。在這個時候我不敢中斷科學工作，因而我現在不能出外旅行。
“請允許我趁此機會表示，你們的努力使我很感高興。你們不顧當前的政治斗爭，重建橫跨國界的廣泛文化紐帶。我為自己成為你們理事會的一員而感到榮幸，我祝願你們這個團體取得最大的成功。”
當然，愛因斯坦還不能算作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像他一直對無產階級專政持保留態度一樣。愛因斯坦更熱衷的是動員一切知識分子為反對民族沙文主義而斗爭，為爭取社會公正，實現世界和平而斗爭。反對暴力、反對戰爭，幾乎是愛因斯坦關于社會問題最基本的信念，所以有人說愛因斯坦的和平主義立場是直覺的。１９２０年，愛因斯坦在一次談話中說過：
“我的和平主義是一種本能的感情，它之所以支配著我是因為，殺人是邪惡的。我的態度不是從某種思辨理論出發的，而是基于對任何一種形式的殘暴與仇恨的最深切的反感。我能給這種反應以合理的解釋，但這似乎是一種事後的推斷而已。”
１９２２年，愛因斯坦接受國際聯盟秘書長的邀請，答應參加國際聯盟內的一個“國際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他也弄不大清這個委員會到底要干些什麼事，不過聽說是為了和平事業進行國際合作，委員名單上又有洛倫茲、居里夫人這些崇高的名字，就欣然應允了。他在回複秘書長的信中說：
“雖然我應當指出，這個委員會的活動性質我不清楚，我仍認為我有義務響應它的號召，因為在此時此刻無論誰都不應拒絕參加到旨在實現知識界合作所作的努力中去。”
在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中，愛因斯坦接觸到各種政治傾向，它們促使他從純直覺的敵視一切殘暴的和平主義轉變到為反對戰爭而斗爭的明確立場。
１９２３年１月，法國政府拒絕服從關于德國戰爭賠款支付問題的仲裁，並且出兵占領德國的魯爾區。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２日，當愛因斯坦結束了對亞洲和西班牙的訪問以後不久，就發表了一個退出“國際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的措辭強硬的聲明：
“我已深信，國際聯盟既不具備為達到它的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也不具備為達到這個目的所必需的誠摯的願望。作為一個虔誠的和平主義者，我覺得不得不同國聯斷絕一切關系。
我請求你們把我的名字從委員會成員的名單中劃掉。”
國際聯盟在魯爾被侵占時所采取的態度，使愛因斯坦產生了痛心的印象。他看出：本能的和平主義不能對抗戰爭勢力。在寄給一個和平主義雜志的信中，他說得更明確了：
“我作出這一決定是因為，國際聯盟的活動使我確信，統治集團所干的任何一種勾當，不管它多麼殘暴，國際聯盟都未能抵制。我脫離國際聯盟是因為，它在自己的活動中不僅不實現一個國際的組織的思想，而且實際上踐踏這一思想。”
可見，本能的和平主義已經不能滿足愛因斯坦了。他在國際聯盟的活動中，不僅尋找善良的願望，而且尋找對威脅和平的行動進行反抗的力量。可是愛因斯坦在國際聯盟中既沒找到善良的願望，也沒有找到反抗力量。
可是，單純的否定立場並不能使愛因斯坦滿意。另一方面，他的許多志同道合者，特別是居里夫人，一再對愛因斯坦做工作，讓他相信，在國際聯盟范圍內可以促進學者們的國際合作，而這種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擺脫民族主義。這一點，愛因斯坦是深信不疑的。他在１９２２年就寫給如下的話：
“當民族主義和政治狂熱在歐戰時正達到了頂點，埃米耳·費歇在科學院的一次會上著重地講了這樣的話：‘先生們，不管你們喜歡不喜歡，科學是，並且永遠是國際的。’
“科學家中的偉大人物毫無例外地都知道這一點，並且對它有強烈的感受，甚至在國際沖突的年代，當他們在心胸狹窄的同事中間處于孤立的時候，也堅持如此。歐戰時，每個國家選出來的代表，大多數背叛了他們神聖的職責。‘國際科學院協會’被解散了。（戰後）開過的一些學術會議，不允許來自以前敵國的學者參加，至今情況仍然如此。以誇大的嚴重性提出來的政治考慮，使純粹客觀性不可能占優勢，而沒有客觀性，就不可能獲得偉大的成就。
“不為一時的情緒所迷惑的好心人，對于恢複知識界的健康能做出些什麼呢？只要大多數腦力勞動者還懷恨在心，就不可能安排一次真正有意義的國際會議。而且，反對恢複科學工作者國際組織的心理仍然難以對付，因此，只靠少數心胸開朗的人還不能把它挫敗。
“這些比較明智的人士，可以通過同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觸，並且在他們自己影響所能及的范圍內堅定地保衛國際主義事業，來為複活國際組織的偉大任務作出重要貢獻。真正的成功需要時間，但毫無疑問，它終于會到來。我不能錯過這個機會來向為數特別眾多的英國同事們表示感謝，他們在這些困難的年代中，始終不渝地表現出一種保衛知識分子國際組織的強烈願望。
“我對普遍性的國際組織的進展抱著極大的希望。我的這種感覺與其說是建立在科學家的智慧和高尚品德之上，不如說是建立在經濟發展的無可避免的壓力之上。因為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科學家的工作，甚至是‘反動’科學家的工作，所以，就連他們這些人，除了幫助建立一個國際組織，也沒有別的選擇。”
愛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對科學的力量充滿信心，他說：
“自然科學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們的理論的普適性和有組織的國際聯系的必要性，傾向于接受和平主義的國際的思維……科學傳統作為文化教育的力量應當在理性面前展示日益廣闊的視野，並由于其普適性能對人們起到強有力的作用，使他們拋棄瘋狂的民族主義。”
所以，當戰後籌備召開索耳末物理學討論會時，有人提出原則上排除德國科學家參加，對此，愛因斯坦極為憤怒。盡管１９２３年７月，洛倫茲試探愛因斯坦是否願意單獨接受邀請時，愛因斯坦堅決加以拒絕。他討厭在科學領域中以任何形式出現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也是他退出國際聯盟的重要原因。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５日，愛因斯坦給他一向敬重的居里夫人寫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表達了他對國際聯盟的不滿：
“我明白，我退出國聯委員會，並且發表了一個措詞尖銳的聲明，您會生我的氣，這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在這以前不到半年，我自己還勸您參加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呢！我的辭職，不是出于卑下的動機，也不是由于同情德國人。我已經深信，國聯（不同于我所屬的那個委員會）盡管還虛飾著一層薄薄的客觀的外表，但它的所作所為已經像一個強權政治的馴服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我不願同國聯發生任何關系。我覺得這樣一個直率的聲明不會有什麼害處。也許我是錯了，但當時我的信念確是這樣。
“而且我還請求過，不要邀我去布魯塞爾①，雖然從心理上來說，我能夠充分理解為什麼法國人和比利時人不喜歡碰上德國人，可是，如果像那些為盅惑人心的輿論所操縱的群氓一樣，按照各自的國籍或者其他淺薄的准則來相互對待，那肯定是不配做真正有文化的人的。如果世道正是如此，我甯願呆在自己的書房里，不願為外界人們的行為而心煩。請一刻也不要以為我會認為本國同胞優越而對其他國家的人有誤解；那可是決不符合相對論的精神的。……不過話也說夠了。要是我不是把您當作一個可以鬧別扭的姐妹，一個在她的靈魂深處對這種感情總是有所理解，而且使我始終感到特別親近的姐妹，我是不敢以這種態度向您發牢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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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參加索耳末物理學討論會。
可是一年之後，愛因斯坦的態度又發生了變化。他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３０日給委員會副主席、英國古典文學家吉爾伯特·默里寫信說：
“我坦率地告訴您，我的最親密和最開明的朋友們對我的辭職都深為惋惜。我自己慢慢地感覺到，我主要是受著幻想破滅後那種一時出現的情緒的影響，而不是由于清醒的思考。固然國聯至今常常失敗，但在如此黯淡的日子里，它畢竟還應當被看作是這樣一個機構，這個機構對于那些為國際和解而忠誠工作的人們去進行有效行動能夠提供最大的希望。”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１日，國聯秘書長埃里克·德拉蒙德正式邀請愛因斯坦重新參加國聯知識界合作委員會時，他欣然表示同意，並于當年７月２５—２９日首次出席會議。
愛因斯坦在“國際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任職的８年里，斷斷續續地出席過一些會議，作了許多次發言。他呼籲改革中小學教育，因為現在的教育正在播種誤解和仇恨的種子，把戰爭美化為一種高尚的事業。他倡議成立世界政府，因為超越國家之上的世界政府能防止國與國之間的沖突。然而，愛因斯坦一切善良的願望都化為了泡影。
作為一個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在宇宙間找到了和諧與秩序；作為一個善良的人，愛因斯坦在人世間看到的卻是永無止盡的分裂與混亂。
★ 巡回大使
根據荷蘭皇家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４日的法令，愛因斯坦是萊頓的特邀訪問教授，這樣，他可以在方便的時候，到萊頓大學作短期講學。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愛因斯坦就任萊頓的新職務，並就以太和相對論問題發表就職演講。１９２１年１１月愛因斯坦訪問萊頓，並且還在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９３０年４月多次去萊頓講學。第一任的任期為３年，可是任期一直延長，到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３日才正式結束。
愛因斯坦喜歡萊頓，那兒有老朋友埃倫費斯特，可以自由暢快地談物理學問題；那兒有讓人心曠神怡的自然風光，古老幽靜的小城，四周是大大小小的風車，悠然自得地轉動，唱著“吱呦、吱呦”的歌聲；那兒可以穿著軟鞋、汗衫，隨意散步，沒有繁文縟節，沒有令人討厭的社交活動。
在萊頓大學，愛因斯坦總是過得舒暢順心，只是有一天，愛因斯坦和埃倫費斯特吃完飯正在午睡。電話鈴響了，原來荷蘭女王陛下前來視察，聽說著名的愛因斯坦教授正在萊頓講學，很想見見他。這一下可忙壞了埃倫費斯特夫人。愛因斯坦的大禮服遠在８００公里之外的柏林家中，愛因斯坦從不帶禮服到萊頓。夫人急忙到處打電話，找朋友借一身“中等身材穿的禮服”，才算搪塞過去。
愛因斯坦與埃倫費斯特一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埃倫費斯特一家人都忘不了愛因斯坦每次進門的歡快聲，也總記得愛因斯坦的話：
“一個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之外，還需要什麼！”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後，世界各地的請帖潮水般地湧來。出訪荷蘭後，愛因斯坦風塵仆仆，從一個首都趕到另一個首都。他到處作關于相對論的演講，也到處呼籲和平、寬容與理解。他像一位巡回大使，執行著民族和解的神聖使命。為了恢複戰敗國德意志共和國的國際地位，他把德國科學的威望帶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帶回德國，鼓舞德國人民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的新德國。德國統治者也想通過愛因斯坦的巨大名聲使德國重新獲得世界各國的承認，所以，對愛因斯坦的頻繁出訪，他們給予默認，並密切注視著世界各地的反響。
萊頓之行後，布拉格“烏蘭尼亞”科學協會邀請愛因斯坦演講。愛因斯坦來到布拉格，這也是舊地重游。他成了菲力普·弗朗克的客人。
到達布拉格的當天晚上，在擠滿了人的“烏蘭尼亞”協會大廳里舉行了愛因斯坦的演講會，而後是該協會的會員們同愛因斯坦見面。在一連串歡迎辭後，總算該輪到愛因斯坦講話了。愛因斯坦出人意料地在台上拿起小提琴，不無幽默地說：
“女士們，先生們，這兒氣氛太嚴肅了。讓我先為大家演奏小提琴吧，那將更愉快，更易理解。”
莫紮特的奏鳴曲響起來了。音樂為人們進入物理學奧秘的天地奏響了前奏曲。
愛因斯坦離開布拉格後又直赴維也納，他在坐滿三千人的音樂大廳里發表了公開演講。愛因斯坦的維也納之行留下一個小小的趣話。愛因斯坦在維也納住在奧地利物理學家費利克斯·埃倫哈夫特家里。他們是一對永遠不會停止爭議的老朋友。埃倫哈夫特的妻子是奧地利有名的婦女教育組織家，她想讓愛因斯坦在演講會上顯得儀表堂堂，就從愛因斯坦帶來的兩條褲子中拿出一條讓裁縫熨平，並親手把褲子交給了愛因斯坦。可到了演講廳，埃倫哈夫特夫人大吃一驚，愛因斯坦博士仍然穿著那條皺巴巴的褲子。
１９２１年３月底，愛因斯坦踏上了訪美的旅途。
在紐約港口，迎候愛因斯坦的人群人山人海。當“鹿特丹號”郵輪靠岸時，采訪記者爭先恐後蜂擁而上，把愛因斯坦圍在甲板上。無論愛因斯坦怎樣竭力逃避記者的采訪，也不論艾爾莎有多大擋駕的本事，愛因斯坦第一次見識到美國新聞記者的厲害。記者們一再請求愛因斯坦用幾句話說明相對論的本質。用幾句話解釋一門新科學理論，科學家們會覺得這問題本身就是天方夜譚，可新聞記者就只要幾句話，你說多了，他們也不懂。
愛因斯坦的回答絕妙無比，他說：
“如果你們同意不過分苛求答案並把它當作一種玩笑來接受的話，我可以作如下解釋。從前人們以為，如果所有的物體從宇宙中消失掉，時間和空間依然存在。而根據相對論，時間和空間將同物體一起消失。”
記者們繼續追問：
“全世界只有十二個人懂得相對論，這是真的嗎？”
愛因斯坦一臉天真無邪，兩手一攤，說：
“怎麼會呢，任何一個物理學家都能容易地弄懂相對論，我在柏林的所有學生都懂得它。事實上，在這期間所有國家的物理學家不僅懂得相對論，並且還參與了對它的進一步加工和發展。”
喜歡花邊新聞的記者們又把問題拋向艾爾莎：“你懂不懂相對論？”
“哦，不懂，雖然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釋過相對論，但這對于我的幸福是完全不必要的，我的數學只需要夠記帳就行了。”
艾爾莎的外交辭令把新聞記者們逗樂了。
從船碼頭到下榻的地方，街上湧動著目睹愛因斯坦風采的紐約人。美國人把愛因斯坦擁上一輛敞篷汽車，讓他接受紐約人的歡迎。愛因斯坦不知所措，在車上一會拿煙斗，一會拿小提琴，弄得艾爾莎不斷提醒他：“你該向大家致意。”
愛因斯坦這才明白了自己坐敞篷車的意義是什麼，真誠的孩子般的笑容浮上了臉龐。這富有詩意的笑容，一下就抓住了美國人民的心。新大陸上刮起的愛因斯坦旋風，比歐洲更強勁，更持久。
在訪美期間，愛因斯坦作過許多學術報告，尤其是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四次報告最成功。這幾篇報告後來幾經修改，以《相對論的四個講座》為題出版。該書後來又更名為《相對論的意義》，是愛因斯坦的主要科學著作。
愛因斯坦訪美時，美國正處于“相對論熱”之中。在歐洲，盡管他極力回避種種公開場合，但對他的個人崇拜已經使他無法再呆下去。然而，到了美國，熱浪更高。而且，美國人對愛因斯坦的興趣更濃厚，他們似乎更關心相對論之外的東西。美國報刊上津津樂道的是愛因斯坦的小提琴，如：
“這位教授胳膊下夾著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歐洲的著名琴師；比起許多著名的‘藝術大師’來說，就是他的頭發太少了。”
“愛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離，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還有笑話說，“愛因斯坦熱”也刮到了國會山上。參眾兩院的議員先生們，都扔下手里的憲法修正案，討論起相對論和愛因斯坦來。一位議員先生坦白承認，自己不懂相對論。另一位議員先生說，他企圖了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結果差一點兒發了瘋。還有一位議員先生引證某某伯爵的宏論，說是世界上只有兩個人懂得愛因斯坦最新的理論。可惜一位已經故世，而愛因斯坦教授本人，由于“年事已高”，也把自己最新發現的理論給忘了。這一番妙言，贏得了全場拍手叫好。議員們雄辯滔滔，最後大家一致承認，參眾兩院里誰都不懂相對論，所以，誰也沒有丟面子。
愛因斯坦是歐洲古典學風的典范。美國人活潑開朗、喜歡評頭論足、對新生事物特感興趣的特點，他不僅不欣賞，反而作出了多少有些偏頗的評論。回到德國後，他對一家荷蘭報紙談過訪美的印象，說：
“要是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原因是那里的人太無賴了。紐約、波士頓和芝加哥等城市盡管都有戲院、劇場，但此外還有什麼吶？上百萬居民的城市在精神上是那麼空虛！能有一點使人們迷醉的東西，他們就會興高采烈。”
在離開美國的歸途中，愛因斯坦應哈定勳爵的邀請在倫敦短暫停留。一到英國，在東道主的陪同下，來到威斯敏斯特大廳拜謁牛頓墓，恭恭敬敬獻上一個大花圈。接著就去皇家學會演講。廣大聽眾對待愛因斯坦的態度是審慎的，因為他是世界知名的學者，然而卻代表著德國的科學。開始人們並沒有以掌聲來歡迎他。愛因斯坦講了科學的國際意義，關于學者們的接觸，關于英國人民在科學發展上的作用，關于牛頓。他感謝了英國的同行們，並且注意到了，如果沒有他們參加，他未必能看到自己理論的最重要的證明。
坦誠的愛因斯坦，以真切的語言、真摯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打動了英國的聽眾，扭轉了他們的情緒，也大大扭轉了英國科學界的情緒。可以說，倫敦演講成為學者們國際合作的一個綱領。
在倫敦，愛因斯坦和艾爾莎住在一幢貴族宅邸中，在那里給他們安排的住處規模比他們在柏林的寓所大多了。愛因斯坦被英國人數不清的嚴格禮節弄得很窘，貼身仆人一步不離地隨時侍候他，這種窘相又變成萬分驚恐。愛因斯坦看見這個身穿制服的石雕似的人，就轉身對妻子說：
“艾爾莎，你對這怎麼想？要是我們企圖逃跑，他們會允許我們出去嗎？”
他們在一間掛著厚厚窗簾的巨大臥室中就寢。早晨，愛因斯坦像平常一樣起得很早，他打算拉開窗簾，然而背後響起妻子愉快的聲音：
“阿爾貝特，你為什麼不叫仆人？讓他來干這個。”“不用了，這太可怕了。”
最後，夫妻兩人使勁征服了窗簾，愛因斯坦才偕同艾爾莎去餐廳用早點。
１９２１年６月底，愛因斯坦結束了首次遠途跋涉，重新返回柏林。
應法國物理學家郎之萬的邀請，１９２２年初愛因斯坦在法國公學講授過幾次相對論。在這以前不久，法國哲學學會也有過類似邀請。郎之萬在信中著重指出，這些活動將會重新活躍兩國學者間的交往。懾于當時德國科學家與任何一國都無學術交往，愛因斯坦起初婉言謝絕郎之萬的邀請，後來在和他當外長的朋友臘特瑙商量後，確信應邀訪法對促進彼此了解有益，隨即就接受了邀請。１９２２年３月底，愛因斯坦來到巴黎，作人們渴望已久的演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愛因斯坦是第一個在法國公開露面的德國人。
郎之萬和另一位法國物理學家諾爾德曼在法德邊境迎接愛因斯坦。陪同他坐火車到巴黎。郎之萬和諾爾德曼得知民族主義保皇派准備在車站尋釁鬧事。因此，他們把愛因斯坦從車站邊門接進城了。其實，等候在車站前的是一群年輕的大學生，他們是想歡迎愛因斯坦，並在必要時對挑釁偷襲給予反擊。領頭的青年就是郎之萬的兒子。
３月３１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愛因斯坦來到法蘭西協會最大的講演廳。為了防止搗亂分子破壞，郎之萬和前總理、數學家潘列維兩人親自把守大門，一一驗票入場。
法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人道報》曾這樣報道過其中的一次報告會：
“昨天下午５時，法國公學郎之萬教授的報告廳里座無虛席，這是第一次討論會，正像德國人說的那樣，是第一次學術討論會。巴黎所有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和各系的教授以及全體科學院院士都出席了。愛因斯坦謙虛而若有所思地坐在郎之萬身邊的桌旁，等待著解答大家對他的理論提出的問題。”
４月３日，在法蘭西協會的物理學講堂里舉行了較小范圍的討論。愛因斯坦指出了用觀察在彼此相對運動著的系統里的時鍾進程的方法來校准時鍾是不可能的。主要的詰難者是潘列維，一位曾熱情地談論過愛因斯坦，但批評過相對論的基本前提的著名思想家。
３天後，４月６日，在索爾波納舉行了法蘭西哲學協會會議，愛因斯坦在會上闡明了自己對康德哲學、馬赫哲學的看法。
關于康德，愛因斯坦說：
“我不認為我的理論是合乎康德的思想的，即不合乎我所了解的康德的思想的。依我看來，康德哲學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他所說的構成科學的先驗概念。現在有兩個相反的觀點：一個是康德的先驗論，依照它，某些概念是預先存在于我們的意識中的；另一個是彭加勒的約定論。兩者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即都認為要構成科學，我們需要任意的概念；至于這些概念究竟是先驗地給定的，還是任意的約定，我都不能說什麼。”
在談到愛因斯坦理論與馬赫的理論的關系時，愛因斯坦回答說：
“從邏輯的觀點來看，相對論同馬赫的理論之間似乎沒有很大的關系。在馬赫看來，要把兩個方面的東西加以區別：一方面是經驗的直接材料，這是我們不能觸犯的；另一方面是概念，這卻是我們能加以改變的。馬赫的體系所研究的是經驗材料之間存在著的關系；在馬赫看來，科學就是這些關系的總和。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事實上，馬赫所做的是在編目錄，而不是建立體系。馬赫可算是一位高明的力學家，但卻是一位拙劣的哲學家。他認為科學所處理的是直接材料，這種科學觀使他不承認原子的存在。要是他還同我們在一起的話，他或許也會改變他的看法。但是我要說，對于另外一點，即概念是可改變的這一觀點，我倒是完全同意馬赫的。”
與美國、英國不同的是，著名的巴黎科學院拒絕接受愛因斯坦。在這個以保守和偏見聞名的最高學術機構里，有三十名院士表示，如果愛因斯坦來，他們就走。所有這一切愛因斯坦都耳聞了，于是他拒絕邀請，從而使他的許多朋友免遭難堪。愛因斯坦對東道主說，他才不稀罕什麼科學院呢！他甯可去憑吊昔日的戰場。
在返回德國的那一天清早，愛因斯坦訪問了法國東部備遭戰爭破壞的城鎮和鄉村。面對頹垣殘壁，他再次流露出對戰爭的無比憎惡，表示應不惜一切代價消滅戰爭。並極力譴責威脅人類文化基礎的法西斯主義。愛因斯坦對陪同他的郎之萬和索洛文沉痛地說：
“每一個德國學生，不，全世界每一個學生，都應該到這里來看看。他們會看到，戰爭有多麼丑惡、可怕。”
“空談和平是沒有用的。應該為和平事業切實工作，為和平而斗爭……”
在法國，這位相對論創始人雖然沒有受到一年前他在美國和英國那樣隆重的歡迎。但是，這位德國物理學家的訪問在學術上卻取得了巨大成功。另外，他的訪問在當時還有著重大的政治和道德意義。愛因斯坦自己說，他是一個“和平使者”。他把訪問巴黎看作是德、法人民間的進一步諒解，也是在重新開辟被帝國戰爭摧毀的德法兩國自然科學家間的交往的道路上邁出的第一步。
愛因斯坦離開巴黎返回柏林，可是沒呆多久，從日本寄來了一封封堅決的請帖。日本人民准備好了聽他演講，等候他的光臨。１９２２年秋，愛因斯坦和艾爾莎來到馬賽，乘日本輪船出發去東方。他們穿過地中海和印度洋，在科倫坡、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作短暫停留。所到之處，愛因斯坦受到東方人民最誠摯的歡迎和禮遇。
在旅行日記中，愛因斯坦寫下了沿途的所見所聞及感受。他記述了錫蘭的人力車夫，認為坐在軟綿綿的車墊上，就像坐在針氈上一樣受罪。讓自己的同類像畜牲一樣拉自己，真是罪孽啊！“具有國王風度的乞丐”、擁擠不堪的貧民窟，都令愛因斯坦感觸很深。在歐洲之外，貧窮的事實讓愛因斯坦的心靈震顫了。
在上海，愛因斯坦雖受到知識文化界的熱烈歡迎，但租界的高樓大廈與上海老城的破破爛爛的木房子的對比太強烈，反差太大了！愛因斯坦記下了自己對上海的印象：
“在外表上，中國人受人注意的是他們的勤勞，是他們對生活方式和兒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們比印度人更樂觀，也更認真。但他們大多數是負擔沉重的：男男女女為每日５分錢的工資天天在敲石子。他們似乎魯鈍得不理解他們命運的可怕。但這對于一個想在全世界各處看到社會幸福、經濟公平、國際和平和階級和平的人，實在是一幅悲慘的圖像。
“這個城市表明歐洲人同中國人的社會地位的差別，這種差別使得近年來的革命事件①部分地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歐洲人形成一個統治階級，而中國人則是他們的奴仆。他們好像是受折磨的、魯鈍的、不開化的民族，而同他們國家的偉大文明的過去好像毫無關系。他們是淳樸的勞動者，歐洲人所以欣賞他們的也正是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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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１９１９年爆發的中國“五·四”運動。
愛因斯坦看到這個在勞動著，在呻吟著，並且是頑強的民族，他的社會同情心再度被喚醒了。他認為，這是地球上最貧困的民族，他們被殘酷地虐待著，他們所受的待遇比牛馬還不如。
１１月底，愛因斯坦到達神戶。歡迎他的市民人山人海。接連不斷的講演、會晤、接見和訪問開始了，最令人難受的是每句話都要翻譯。講演會上，千萬人端坐恭聽他們不懂的德語，然後更注意地聽日本學者翻譯愛因斯坦的話。第一次講演連翻譯持續了４個多小時。愛因斯坦決定饒了自己恭順的聽眾，所以在第二個城市里講演帶翻譯只延續了２個小時。可是他錯了。愛因斯坦的日本同行有點不好意思地對他說，這種壓縮使聽眾感到不快。
到日本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愛因斯坦科學論文集》日文版在日本出版。這是第一部愛因斯坦文集。不用愛因斯坦母邦的德文，也不用其他歐洲文字，用的是一種陌生的東方文字出版，這使愛因斯坦對勤勞好學的日本人民產生了敬意。
在每一個新的城市，伴以複雜儀式的接見、會晤、饋贈接連不斷。人們贈送給愛因斯坦一套《茶道百科全書》，在四卷巨著中詳載各式各樣喝茶的儀式。
日本給愛因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給索洛文的信中，愛因斯坦說：
“日本是奇妙的。人們溫文爾雅，對一切都感興趣，有藝術鑒賞力，智力上的天真與健全的思維融合在一起。他們是景色如畫的國度里的優秀民族。”
愛因斯坦在日本還會見了兒童，他對孩子們說：“你們在學校里學到的知識，這是先輩們的遺產，你們自己也應對它有所增添並傳給自己的孩子們，因為這樣即使我們死去，也將在我們身後遺留下來的、我們共同創造的事物中達到不朽。”
在日本呆了幾個星期後，愛因斯坦和艾爾莎帶著東方人民的深情厚誼，滿載禮物啟程回國。回國途中，２月２日，愛因斯坦到巴勒斯坦訪問，逗留了１２天。２月８日，他成為特拉維夫市的第一個榮譽公民。
在巴勒斯坦，愛因斯坦受到最高規格的接待。不列顛高級專員薩繆爾請愛因斯坦夫婦住進自己的官邸，並親自擔任向導。在這里，一向不拘禮節的愛因斯坦也不得不遵守禮儀。每次外出，府邸里都要鳴響禮炮。每到一處，都有一隊戎裝的騎兵跟隨愛因斯坦。在隆重的接見、宴會和早餐時，都要一絲不苟地遵守全套的英國禮儀。
愛因斯坦以譏諷、寬容的態度客隨主便，艾爾莎這次卻不滿了。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我對所有的這些荒唐的禮儀不感興趣。”她對丈夫發起了牢騷。
“忍耐點，親愛的。我們正在回家的路上，很快就結束了。”
愛因斯坦這次變得寬容和有耐心了。
艾爾莎不顧這些，說：
“你倒是容易忍耐。你是名人嘛。當你搞錯了禮儀或者自行其事，人們裝作看不見。而報紙上卻常常有意戲弄我。他們知道我近視，就寫什麼我把放在自己碟子中的花朵的綠葉當成沙拉吃掉了。”
艾爾莎不想參加某些活動，就隨便找借口竭力回避。辭別巴勒斯坦之後，愛因斯坦和艾爾莎于１９２３年３月到達馬賽，從馬賽前往西班牙，然後立即返回柏林。在西班牙，愛因斯坦在馬德里大學作了學術報告。
１９２３年６月，愛因斯坦去瑞典參加諾貝爾獎金授獎儀式，獎金是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即在他東方之行啟程後不久決定頒發給他的。愛因斯坦是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３日赴日本講學途中經過上海時接到１９２１年度的諾貝爾物理獎已決定授予他的通知。諾貝爾獎金授予愛因斯坦的問題已醞釀多年，但由于當時有不少人對相對論有偏見，直至１９２２年秋天瑞典科學院才決定回避相對論的爭論，授予愛因斯坦以１９２１年度的諾貝爾物理獎金，並決定把１９２２年度的獎金授予玻爾。這兩項決定于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同時發表。１１月１１日，玻爾寫信給在旅途中的愛因斯坦，說：
“關于授予諾貝爾獎金一事，我很高興地致以最衷心的祝賀。這種外界的推崇對您可能毫無意義，不過，這筆錢或許有助于改善您的工作條件。
“倘若我竟被考慮與您同時領受獎金，這可以說是我從外部環境中可能得到的最大榮譽和欣慰。我知道，我是多麼不配，但我想說——且不管您在人類思想界中所作的崇高努力——僅僅您在我從事的專門領域里所作的奠基性的貢獻，如同盧瑟福和普朗克的貢獻一樣，在考慮給我這種榮譽之前，是應當得到整個外界的認可，我覺得這對我是莫大的幸福。”愛因斯坦在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１日給玻爾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我在日本啟程之前不久收到了您熱誠的來信。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像諾貝爾獎金一樣，也使我感到快樂。您怕在我之前獲得這項獎金，您的這種擔心我覺得特別可愛——它顯出玻爾的本色。您關于原子的最新論著在這次旅行中陪伴著我，也更增加了我對您的精神的敬佩。”
玻爾于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０日在斯德哥爾摩領取１９２２年度的獎金，而愛因斯坦直到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才去領取１９２１年度的獎金。
在莊嚴的授獎儀式上，更確切些說，在籌備這次儀式時，發生了一場外交上的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國家代表自居。事實上，愛因斯坦的確還保持著瑞士國籍。但是，德國大使也以這種身份自居：因為愛因斯坦以普魯士科學院院士的資格被看作是德國公民。
給愛因斯坦授獎的理由措詞如下：
“由于愛因斯坦發現光電效應定律以及他在理論物理學領域的其他工作，特向愛因斯坦授予獎金。”
愛因斯坦獲得獎金後，把它全部交給了米列娃。
★ “相對論公司”
愛因斯坦在少年時代就直覺般地厭惡德國，並堅決要放棄德國國籍。或許，他早就預感到德國是容納不了他的。１９１９年愛因斯坦名聲如日中天時，普魯士科學院院長斯頓夫在１０月２２日寫信給愛因斯坦，信中說：
“在你的引力理論獲得新的巨大成功之際，我向你表示最誠摯的祝賀，你現在一定很歡欣鼓舞，我們也分享你的快樂，德國在軍事政治上失敗之後，德國的科學能夠獲得勝利，這是我們的驕傲……”
德國很多人是抱著複雜矛盾的心情來看待愛因斯坦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利使德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這時，愛因斯坦巨大的聲名成了統治者利用的資本。他們想借愛因斯坦周游世界的機會去宣傳德國，並為德國經濟複蘇帶來好處。可不久之後，魏瑪共和國的統治者們終于發現，一位像愛因斯坦這樣有獨立人格的“和平使者”根本不適宜作資本輸出的開路人。相反，愛因斯坦在法國——德國人當時視之為不共戴天的敵人——發表的反戰言論，極大地刺激了德國民族主義分子。當時，一家頗有影響的報紙就發表評論說：
“無論如何，政府主管部門必須告誡他，對他這樣一個有職在身的德國公民來說，與法國人作學術親善，在時機上極不相宜。”
更有人到處叫嚷，怒斥愛因斯坦在昔日德國“西線”戰場的言論是“損害民族的尊嚴”，是“背叛祖國”。
其實，陰謀迫害愛因斯坦的事在德國是由來已久。１９２０年，有組織地針對具有民主思想的科學家的敵視行動第一次露頭了。２月份，柏林大學的右翼大學生在愛因斯坦講課時搗亂。愛因斯坦被迫中斷報告，忿然離開課堂。後來，學生會出面調停，對這次破壞表示歉意，請求愛因斯坦繼續講課，事情就這樣過去了。時隔不久，社會上又掀起更大規模的反對愛因斯坦、反對相對論的誣陷惡潮。
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４日，一個名叫“德國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的組織成立了，它的唯一宗旨就是攻擊愛因斯坦，搞臭相對論。它的成員是一些徹頭徹尾的反猶主義分子。這個組織的召集人叫魏蘭德。魏蘭德在學術界毫無名氣，甚至來自何方直到現在也弄不清。他靠來路不明的錢到處拉人寫文章攻擊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這個組織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勒納德教授。他本是德國著名的實驗物理學家，因為研究光電效應而獲得１９０５年度的諾貝爾獎金。正是在這一年，愛因斯坦發表了光量子論，對于勒納德的實驗結果作出了理論解釋。當時，在勒納德的心目中，愛因斯坦像神明一樣可敬。１９０９年，勒納德還給愛因斯坦寫過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稱愛因斯坦為“深刻的、有深遠影響的思想家”。但是時過境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勒納德投入反動派的懷抱，成了狂熱的德國至上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公開攻擊起愛因斯坦和相對論來。有了這個行家出來，魏蘭德的膽子就更大了。
也就是８月２４日這天，“德國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在柏林交響樂廳召開反相對論大會，並恬不知恥地邀請愛因斯坦出席。第一個發言人譴責愛因斯坦剽竊別人的精神財富，攻擊愛因斯坦是搞“科學上的達達主義”，辱罵愛因斯坦是“到處叫賣的小販”。第二個發言的是柏林的物理學家，他妄圖從專業角度攻擊愛因斯坦，誣蔑他的相對論是嘩眾取寵。當時，尚未得到驗證的孿生子佯謬，是攻擊愛因斯坦的主要炮彈。這次大會的政治背景是顯而易見的，大會剛剛結束，一個民族主義派的大學生就沖著愛因斯坦的座廂叫囂：
“早就該勒死這個臭猶太！”
愛因斯坦自始至終坐在包廂里，泰然自若，冷眼看著這群小丑的表演。但正直的學者們坐不住了。
第二天，德國三位著名物理學家：馮·勞厄、能斯特和魯本斯聯名給柏林各大報發出一個聲明，聲明中說：
“我們不想在這里來談論我們對于愛因斯坦產生相對論的那種淵博的、可以引為范例的腦力勞動的意見。驚人的成就已經取得，在將來的研究工作中當然還會有進一步的證明。此外，我們必須強調指出，愛因斯坦除了研究相對論，他的工作已經保證他在科學史上有一個永久性的地位。在這方面，他不僅對于柏林的科學生活，而且對于整個德國的科學生活的影響大概都不是估計得過高的。任何有幸親近愛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別人的文化價值上，在為人的謙遜上，以及在對一切嘩眾取寵的厭惡上，從來沒有人能超過他。”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７日，愛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報》也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帶有諷刺意味的《我對反相對論公司的答複》，作為對交響樂廳大會的回敬：
“在‘德國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這個冠冕堂皇的名稱下，產生了一個雜七雜八的團體，它的眼前的目標是要在非物理學家的心目中貶低相對論及其創建者我本人。
“魏蘭德和蓋爾克兩位先生最近在（柏林）音樂廳就此作了他們的第一次演講。我本人也在場。我非常清楚地知道，這兩位演講者都不值得用我的筆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使他們這個企業的動機並不是追求真理的願望。（要是我是一個德國國民，不管有沒有D字裝飾，而不是一個有自由主義和國際主義傾向的猶太人，那麼，……）因此，我所以要答複，僅僅是由于一些好心人的勸說，認為應當把我的觀點發表出來。
“首先我必須指出，就我所知，簡直沒有一位在理論物理學中做出一點有價值的成績的科學家，會不承認整個相對論是合乎邏輯地建立起來的，並且是符合于那些迄今已判明是無可爭辯的事實的。最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我可奉出H丁頓，德比傑，郎之萬，勒維·契維塔——都堅定地支持這理論，而且他們自己也對它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在有國際聲望的物理學家中間，直言不諱地反對相對論的，我只能舉出勒納德的名字來。作為一位精通實驗物理學的大師，我欽佩勒納德；但是他在理論物理學中從未干過一點事，而且他反對廣義相對論的意見如此膚淺，以至到目前為止我都不認為有必要給它們詳細回答。我現在打算糾正這種疏忽。
“我厭惡為相對論大叫大嚷，這竟被他們用來作為反對我的理由。我可以老實地說，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都是支持合理的論據和真理的。誇張的言辭使我感到肉麻，不管這些言辭是關于相對論的還是關于別的東西的。我自己時常拿這樣的事來開玩笑，然後又回過來嘲笑自己。可是，我樂意借此機會給反相對論公司的大人先生們奉獻禮物。
……
“最後，我注意到，在瑙海姆的科學家集會上，由于我的建議，已經安排了關于相對論的討論。任何想反對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進行反對，把他的意見向一個適當的科學家集會提出來。”
愛因斯坦的憤怒引起官方的恐慌。好不容易有個愛因斯坦出來為德國人支撐門面，讓世人改變一下對德國不好的印象，再說世界各國都奉愛因斯坦為神明，可德國人自己卻咒罵他，這多少都說不過去了。９月６日，德國文化部長親自寫信給愛因斯坦，對８月２４日的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
愛因斯坦的許多朋友看到他發表在《柏林日報》上的文章後，非常震驚。有些朋友認為愛因斯坦的反應過于激烈，有損于愛因斯坦的學者風范和昔日公眾心目中的超脫形象。就連遠在荷蘭的埃倫費斯特也從萊頓寫信來，說：
“我的妻子和我都絕對無法相信你自己竟會在《我的答複》這篇東西里寫下哪怕最少幾個字。
“我們一分鍾也不能忘懷，你一定是為一種特別無禮的方式所激怒，我們也忘懷不了，你在那邊是生活在一種不正常的道德風氣里；盡管如此，但是這個答複還是含有某些完全是非愛因斯坦的反應。我們可以用鉛筆把它們一一劃出來。如果你真是用你自己的手把它們寫下來，那就證明了這些該死的豬玀終于已經成功地損害了你的靈魂，這對我們來說是多麼可怕呀。”
對埃倫費斯特的委婉看法，愛因斯坦並不贊成，他在９月１０日給埃倫費斯特的回信中作了這樣的解釋：
“只要我還想留在柏林，我就不得不這樣做，因為在這里每個小孩都從照片上認得我。如果一個人是民主主義者，他就得承認有要求公開發表意見的權利。”
９月３日，索末菲憂心忡忡地寫信給愛因斯坦，一是對迫害愛因斯坦的事件表示憤怒，二是向愛因斯坦呼籲，在德國處于困難的時候，請他不要離開德國。
索末菲說：
“作為人和物理學會主席，我懷著真正的憤怒密切注視著柏林迫害您的事件。勸告沃爾夫·海德堡無濟于事，他可能已經插手這件事，像他當時寫信告訴您的那樣，他的名字純粹是被濫用了。勒納德的情況大概也一定是如此。韋蘭·蓋爾克之流才是地道的這路貨色。
“今天我已經同普朗克商議了科學家協會所應當采取的行動。我們要建議該協會的主席、我的同事馮·米勒提出強烈抗議，反對‘科學的’煽動家的勾當，並且公開表明對您表示信任。這不應當是對這種勾當的一種形式上的異議，而應當只是出于科學的良心。
“但是，您可不能離開德國！您的全部工作都紮根在德國（以及荷蘭）的科學中了；哪里都沒有德國這樣深切地理解您的工作。德國現在各方面都受到難以形容的歧視，它同樣不能漠然地看您離開……
“您，恰恰是您，還得為自己鄭重地辯護，駁斥那種說您剽竊別人又害怕批評的讕言，這真是對一切正義和理性的嘲弄。
“《南德意志月刊》社請您寫一篇文章，他們十分關切您的答複。如果您樂意的話，您也可以把它交給我。但是為了更廣泛地分配，我們必須盡快地得到它。《南德意志》的讀者很多，它是受人重視的刊物；而且您也可以在那里表態，反對這些‘臭蟲’。您在《柏林日報》上的聲明我還未看到，別人對它的評價認為是不很成功的，並且同您不相稱。但是對于這些臭蟲卻是好的。在我看來，《柏林日報》本來就不是清算反猶太叫嚷的適當場所。如果您能同《南德意志》合作，我們是非常高興的。
“我希望您這時已經恢複了您的明哲的歡笑，並且同情德國，它的痛苦到處都逐漸表現出來。可是決不要開小差。”
９月６日，愛因斯坦複信給索末菲，說：
“實際上，我對那些人攻擊我的行徑看得過于嚴重了，因為我以為我們物理學家中有不少人參與了這件事。因此，我的確想了兩天您所說的‘開小差’的問題。可是不久我就覺悟到並且認識到，要離開我的這群誠摯的朋友，那是錯誤的。也許我不應該寫那篇東西。但是我一定不讓人們把我對于這種一再重複的指責和非難保持沉默說成是同意。糟糕的是，我的每次發言都被記者們利用來做生意了。我真應該讓自己守口如瓶。
“我不可能為《南德意志月刊》寫稿。如果我能了結我的信債，那我就非常高興了。瑙海姆的那樣一種聲明，完全出自純潔的動機，對國外來說也許是適當的。為了寬慰我而發表這種聲明，無論如何是不必要的；因為我近來心情已經恢複了歡樂和滿足。報刊上關于我的東西，除非真正喜歡的，我一概不看。”
在當時情況下，愛因斯坦離開德國的理由確實多而充足。除民族主義分子的反猶宣傳和無恥攻擊外，通貨膨脹也壓得愛因斯坦喘不過氣，使他的處境變得很艱難：他必須給在瑞士的米列娃彙錢去，在馬克貶值的情況下，給米列娃彙馬克去已無意義。可愛因斯坦猶豫之中仍不願違背當時對普朗克許下的諾言。當然，愛因斯坦心目中還對魏瑪共和國殘存一點希望，以為它還可能把德國引向民主與自由。所以，即使埃倫費斯特一再勸愛因斯坦移居萊頓，他也拒絕了。在給埃倫費斯特的信里，有這樣的話：
“我曾對普朗克許下諾言，在這里的環境沒惡化到普朗克本人承認我的離開是自然而然的和正確的之前，我不離開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質利益便離開我的政治期望正在那里實現的國家，離開用愛和友誼來溫暖我的人們，而在開始墮落的時期我的離開對他們來說可能會加倍地難受……那我就是忘恩負義了。如果事態的發展使我沒有可能繼續呆在德國，那我可以走。如果情況不是這樣，我的離開將粗暴地破壞對普朗克的承諾。今後，我可能為這種食言而責備自己。”
埃倫費斯特在把愛因斯坦的決定通知洛倫茲的時候補充了一句話：
“這封信使我感到慚愧，同時也激起了我對這個傑出人物親切和愉快的自豪感。”
愛因斯坦的道義感、責任感並未喚起民族主義分子的良知。
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３日～２５日，在瑙海姆溫泉舉行了“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協會”的年會，武裝警察把守著會議的大廳，以防出現騷亂。在會上，勒納德公開地跳了出來，以惡毒的、明顯的反猶方式攻擊愛因斯坦。愛因斯坦也毫不示弱。與勒納德進行了激烈的論戰。下邊幾段對話是他們論戰中的一個縮影：
愛因斯坦：在煞車的時候，列車中所出現的現象是引力場的作用……
勒納德：這樣一個引力場，必然會在別的地方引起效果，我想明顯地看到它的存在。
愛因斯坦：被人看成是明顯的東西，要曆經巨大的變化，它是時間的一個函數。（有人鼓掌，笑）和伽利略同時代的人，也會說伽利略的力學很不明顯。這些“明顯的”概念有它們自己的惡作劇，跟時常被人提起的那個“健全的人類理性”完全一樣。
至此，全場活躍，人們興高采烈了。
從當時辯論的記載來看，勒納德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道義上都處于下風。但這一類人自有他們卑劣的手法，他們針對新聞界所傳播的愛因斯坦想離開德國的消息大作文章，在排猶主義的報紙上大叫：
“別了，愛因斯坦！但願對他能像貞女奧爾良說的那樣：
永遠可也別回來！”
有人甚至在柏林的報紙上兩度狂吠：“殺死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沒有退讓，他決定留在德國為自己的政治理想、科學理想而戰斗，並公開接受了德意志共和國國籍，再次成為德國公民。對于重新加入德國國籍這件事，是愛因斯坦後來一再後悔的事情。
★ 猶太情結
圍繞相對論爭論表現出來的反猶主義對愛因斯坦有很大刺激，並促使他與猶太複國主義有了接觸。起初在布拉格時，愛因斯坦剛一接近猶太知識分子，就斷然拒絕參與他們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活動。如今在柏林所受到的攻擊，迫使愛因斯坦改變了態度，開始以他在學術界的全部威望支持猶太複國主義的主張，以此來回擊對他使盡了威脅和利誘等無恥手段的德國排猶主義分子。當然，這不能說是愛因斯坦能作出的最好回答，但是看來他又無路可走。
當時，柏林的猶太人分為兩大派：一派主張猶太人和德國人同化，一派主張猶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過的巴勒斯坦，重建一個猶太國。在同化派和複國派內部又有許多小的派系。愛因斯坦對于這些派系之爭從來不感興趣。他認為人之所以高貴，是因為有思想，至于皮膚的顏色、鼻子的形狀，這又有什麼關系呢？一切民族都應該是平等的。民族主義是偏見，是一種原始的幼稚病。愛因斯坦從來都是反對一切種族主義的。
然而，柏林的現實卻不是這樣。從來到柏林的第一天起，愛因斯坦就強烈地感到，黃皮膚、黑頭發的猶太人，在金發碧眼的日耳曼人眼里，不過是賤民，連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讀大學、找職業，處處都有或公開或隱蔽的歧視性條文。就連在大街上行走，也常常會遇到鄙夷的目光，聽到從牙齒縫里擠出來的咒罵：
“猶太狗雜種！肮髒的豬！”
盡管許多有才干的猶太人，在學術界、藝術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為一個民族，猶太人又是何等的不幸。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愛因斯坦越來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猶太民族的一員。
愛因斯坦對猶太人命運的關心愈來愈多了。他開始認為對猶太人命運的關注與先前的超民族理想並不相互矛盾。１９１９年１０月，愛因斯坦寫信給物理學家保爾·愛潑斯坦說：
“我們可以關心世界，同時也關心自己民族的人民。”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愛因斯坦寫信給埃倫費斯特，說：“這里的反猶勢力十分強大，政治反動勢力也很凶猛。”
德國民族主義分子對剛從波蘭和俄國的惡運中逃脫出來的猶太人的迫害使愛因斯坦無比激忿，而他自己在柏林、倫敦、巴黎、紐約親自感受到的世界性反猶浪潮，更嚴重地刺激了愛因斯坦的精神安甯。如在巴黎訪問時，有家報紙就公開說：
“沒有一個人理解愛因斯坦的理論，恐怕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人們唯一清楚的是，在法國又多了一個猶太佬！”
愛因斯坦對自己民族的情感的變化使他開始積極參與猶太人的複國活動。他對居住在德國境內主張同化的猶太人十分不滿，他說：
“我已經從我的許多猶太朋友身上看到那種不講尊嚴的同化的渴望和努力，這常常使我惱火……。這些事件以及發生的類似事件喚醒了我的猶太民族的感情。”
愛因斯坦甚至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他說：
“我反對民族主義；但是我贊成猶太複國運動。一個人，如果有兩條手臂，他還總是叫嚷說沒有右臂，還要去找一條，那他就是沙文主義者。但是，一個人如果真的沒有右臂，那他就應當想辦法彌補這條失去的右臂。作為人類的一員，我反對民族主義；作為一個猶太人，從今天起，我支持猶太複國運動。”
１９２１年春天，猶太複國運動的領袖魏茨曼教授要到美國旅行，動員美國的猶太人大老板掏腰包，資助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他邀請愛因斯坦同行。這是一個很精明的主意。愛因斯坦本不想去美國，但為了帶頭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來大學的計劃，籌措辦學的必要經費，他接受了美國人的邀請。在給索洛文的信中，愛因斯坦說：
“我根本不想去美國，這次去只是為了猶太複國主義者，他們在為建立耶路撒冷大學不得不到處乞討，而我也只好當一個化緣和尚和媒婆去跑跑。”
愛因斯坦不辱使命，幫助魏茨曼圓滿完成了任務。愛因斯坦自己也很滿意，在給朋友寫的信中，愛因斯坦寫了這樣的話：
“我度過兩個艱苦的月份，但是，能夠對猶太複國主義事業做出貢獻，並保證了大學的開辦，我感到十分滿意。美國的猶太醫生（大約６千人）特別熱心贊助，他們為醫學院籌集資金。
“美國是個很有趣的國家，盡管辦那麼多企業，做那麼多生意，還是比我所去過的國家要熱情些。我得像一條得了獎的牛那樣任人觀看，在數不清的大會小會上發表演說，做數不清的科學報告。我居然能堅持下來，真是個奇跡。但是現在已經完成，我心里有一種美好的感受，就是做了一件真正好事，我不顧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的種種非議，勇敢地投身于猶太人的事業——我們的種族同胞多半是聰明有余，而勇氣不足，對此我有確切的體會。”
１９２４年，愛因斯坦成為“柏林猶太教全體以色列人大會”的繳納會費的會員。盡管愛因斯坦沒有加入猶太複國主義的組織，但他認為猶太複國主義是為個人的尊嚴而斗爭的最重要的形式。
有人曾對愛因斯坦的民族情感進行過分析，認為愛因斯坦獨特個性的形成原因有兩個：一是科學，再一個就是猶太人的民族情感。這個結論是否正確，似乎還可討論。但從２０年代後愛因斯坦對猶太人命運關注的情況來看，大概可以說，盡管他沒參加多少具體的猶太複國活動，卻又對猶太人問題思考了許多。有一段資料，目前尚不知愛因斯坦寫于何年，從內容來看，估計寫于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在這段話中，愛因斯坦說：
“為知識而追求知識，幾乎狂熱地酷愛正義，以及要求個人獨立的願望——這些都是猶太人傳統的特征，並使我為自己屬于它而感到慶幸。
“那些在今天猖狂地反對理性的理想和個人自由，並試圖依恃野蠻的暴力建立死氣沉沉的國家奴隸制的人，當然要把我們看作他們不共戴天的死敵。曆史給了我們艱巨的任務；但只要我們仍然是真理、正義和自由的忠實勤務員，我們就不僅要繼續像現存的最古老的民族那樣生存下去，而且要像以前一樣，用創造性的工作所產生的成果為提高人類的精神境界而作出貢獻。”
顯然，愛因斯坦這里對所謂猶太人傳統的解釋帶有強烈的個性化色彩，他對這個“傳統”引以為自豪，並把自己的創造個性融于其中，可見愛因斯坦對猶太傳統的癡迷。
還有一段寫作年代不詳的話，透示出愛因斯坦對猶太人性格的欣賞與自豪：
“在猶太複國主義的各種組織中有一個‘勞動的巴勒斯坦’，它的工作，對于生活在那里的人民中的最可尊重的階級是有直接利益的。那些人靠他們自己的雙手把沙漠變成繁榮的新村。這些勞動者是在自願的基礎上挑選出來的整個猶太民族中的精華，是一群堅強剛毅、滿懷信心的公正無私的優秀的人。他們並不是把自己雙手的勞動出賣給出最高價格的投標商人的那種愚昧無知的苦力，而是受過教育、智力上充滿活力的、自由的人。由于他們同荒蕪的土地作和平的斗爭，使得整個猶太民族成為直接或者間接的受益者。只要盡我們的可能來減輕他們嚴酷的命運，我們就將拯救了最可尊重的一類人的生命；因為第一批移民要在還不適于居住的土地上定居下來，這場斗爭是一個困難的和危險的事業，免不了會有個人的重大犧牲。只有親眼見到過的人，才能判斷這是多麼真實。誰幫助改進這些人的物質裝備，誰就是在關鍵時刻幫助了這個美好的事業。”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下旬，倫敦猶太人組織了一次晚會，英國文豪肖伯納與威爾斯應邀出席。愛因斯坦在晚會上作了長篇演講，題為“猶太共同體”。所謂猶太共同體的起源是，公元１３５年羅馬帝國鎮壓了猶太人兩次起義並徹底毀滅了耶路撒冷後，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形成的一種集體。後來散居在世界其他各地的猶太僑民集團常以此名冠之。愛因斯坦借此題目對猶太人的過去與未來、痛苦與希望、現實與理想作了廣泛的論述，算得上是愛因斯坦思考猶太問題的代表作。文章中說：
“對我來說，要克服我的平靜思考生活的自然傾向，那是不容易的。但我不能置ORT和OZE①的呼籲于之不理；因為響應這個呼籲，在我就像是響應我們痛受壓迫的猶太民族的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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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均為猶太人的慈善事業團體。
“我們散布在各處的猶太共同體的地位，對于政治界是一種道義的氣壓計。因為猶太民族既是無自衛力量的少數民族，而它的特點又在于保存古代的文化傳統，難道有什麼比各個民族對待這樣一個民族的態度更為可靠的政治道德和正義的指標嗎？
“從我們的處境來看，我們痛苦地知道這個氣壓目前是低的。但正是這種低氣壓，使我更加堅定這樣的信念：我們有責任來維持和鞏固我們的共同體。有一種對正義和理性的熱愛深留在猶太人傳統中，這必將對現在和將來一切民族的美德繼續發生作用。在近代，這個傳統已經產生了斯賓諾莎和卡爾·馬克思。
“誰要想維護精神，他也就要注意同精神聯在一起的身體健康。OZE社照字面說來是保護我們人民的身體。在東歐，它日以繼夜地工作著，以幫助我們在那里的人民保護肉體和靈魂，因為他們在那里經受著特別嚴重的經濟蕭條；而ORT社則力圖消除猶太人從中世紀起就遭受著的嚴重的社會和經濟的困苦。因為在那時候我們是被排除在一切直接生產的職業之外，而被迫從事純粹商業性的職業。真正幫助東方各國猶太人的唯一辦法是，向他們提供門路去找新的活動領域，他們為此正在全世界各處斗爭著。這是ORT正在勝利地處理的嚴重問題。
“現在我要向你們英國的猶太同胞呼籲，請求你們幫助我們這個由一些傑出的人物所開創的偉大事業。最近幾年，甚至最近幾天給我們帶來了失望，你們必定也特別感受到這一點。不要埋怨命運，相反地，要把這些事件看作是要對猶太人公共事業忠誠不渝的理由。我深信，我們這樣做，也將間接地有助于人類的普遍目的，而這些目的我們應當始終認為是最高的。
“要記住，困難和阻礙對于任何社會都是健康和力量的寶貴源泉。如果我們的床是玫瑰花做的，那麼我們就不可能作為一個共同體而維持幾千年的生命；這是我所完全確信的。
“但我們還有一個比較愉快的安慰。我們的朋友固然不是很多，但他們中間有具有強烈正義感的精神高尚的人，他們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提高人類社會並且使個人從卑鄙的壓迫中獲得解放的事業。
“我要告訴你們大家，我們民族的生存和命運，依靠外界的因素總比依靠我們自己的少。我們的責任是要忠于我們的道德傳統，這種傳統使我們能夠不顧那侵襲到我們頭上的猛烈的風暴而維持了幾千年的生命。在人生的服務中，犧牲成為美德。”
１９３２年９月２６日，愛因斯坦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有沒有一種猶太人的生命觀？》，從哲學、宗教的角度進一步探討猶太人的文化品性，其中某些見解是否准確暫且不論，它似乎預示著愛因斯坦對猶太民族問題的思考有了新的深度。同時，這篇文章也是理解愛因斯坦晚年思想與活動的一個窗口。
“從哲學意義上來說，我認為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猶太人的觀點。我覺得猶太教幾乎只涉及人生的道德態度和對待生命的道德態度。我認為，與其說它是摩西《五經》所規定的並為《猶太教法典》所解釋的那些戒律的本質，倒不如說它是猶太民族中間所體現的對待生命的態度的本質。在我看來，摩西《五經》和《猶太教法典》都不過是對猶太人的生命觀在古代是怎樣占支配地位的最重要的見證。
“這種生命觀的本質，我認為就在于它對天地間萬物的生命的肯定態度。個人的生命只有當它用來使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優美時才有意義。生命是神聖的，也就是說它的價值最高，對于它，其他一切價值都是次一等的。把個人以外的生命視為神聖，就引起了對一切有靈性的東西的尊敬——這是猶太傳統的一個突出的特征。
“猶太教並不是一種信條：猶太人的上帝簡直是對迷信的否定，是消除了迷信之後的幻想的結果。它也是把道德戒律建立在恐懼上的一種嘗試，一個可悲的和不光彩的嘗試。但我認為猶太民族的堅強的道德傳統已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這種恐懼。同樣很明顯，‘為上帝服務’也就等于‘為生命服務’。猶太人中的最優秀者，特別是先知們和耶穌，就曾為此進行了不懈的斗爭。
“由此可見，猶太教決不是一種先驗的宗教；它所涉及的是我們在過著的生活，並且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掌握的生活，此外就沒有別的。因此，我覺得，如果按照宗教這個詞的公認意義，那就很難說它是一種宗教，特別是要求于猶太人的，不是‘信仰’，而是超越個人意義上的生命的神聖化。
“但是猶太人的傳統也還包含著別的一些東西，這在《詩篇》中有許多很優美的描述，那就是對這個世界的美麗莊嚴感到一種興高采烈的喜悅和驚奇，而對這種美麗莊嚴，人還只能形成模糊的觀念。這種喜悅是真正的科學研究從中汲取精神食糧的那種感情，但它似乎也表現在鳥類的歌聲中。把這種感情附加在上帝觀念上，就未免幼稚可笑。
“我所描述的是否就是猶太教的突出標志呢？還是它以別的名稱在別處出現呢？就它的純粹形式來說，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是找不到的，甚至在猶太教中，也由于太拘泥于經文而把純粹的教義搞模糊了。但我認為猶太教還是它的最純粹和最有生命力的表現之一。這特別適合于生命神聖化這個基本原則。
“具有特征的是，在過神聖的安息日時，連動物也明白地包括在戒律的范圍內，這種要把一切有生命的東西都理想地團結起來的感情多麼強烈。至于堅持全人類的團結則表現得更加強烈了；社會主義的要求多半首先由猶太人提出來，這決不是偶然的。
“在猶太人當中，這種對生命的神聖感是發展得多麼強烈，伐耳特·臘特瑙一次同我談話時說的一句話，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他說：‘當一個猶太人說他要去打獵取樂時，那是說謊’。這再簡單不過地表明了猶太人對生命的神聖感。”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７日，在紐約市的康莫多旅館，由美國“全國工人支援巴勒斯坦委員會”舉辦的“第三次塞德節”上，愛因斯坦發表了題為《我們對猶太複國主義的責任》的演講。這篇演講詞充分體現出愛因斯坦與那些純粹從政治上考慮猶太人問題的人的不同。一方面，在當時反猶風潮高漲的嚴峻情況下，愛因斯坦充分肯定了猶太複國主義的現實意義：
“由于我們關心巴勒斯坦的發展，今天我們聚集在一起。在這個時刻，有一件事必須首先予以重視：全體猶太人都該大大感謝猶太複國主義的恩義。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在猶太人中恢複了共同體意識。這種共同體意識所實現的生產事業超過任何人們能期待的。遍及全世界的自我犧牲的猶太人都作出了貢獻的，在巴勒斯坦的這種生產事業，把我們很大一批兄弟從極其悲慘的困境中拯救出來。”
但另一方面，愛因斯坦對單一的政治複國活動提出了告誡。遺憾的是，這種告誡被人們忽視了，忽視的代價則是數十年的流血沖突。
愛因斯坦說：
“只是在分治問題上我還要講一點個人的意見。我非常願意看到同阿拉伯人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達成公平合理的協議，而不希望創立一個猶太國。除了實際的考慮以外，我所認識到的猶太民族的本性是同猶太國的思想相抵觸的，而不管它的邊界、軍隊和世俗權力多麼有節制。我怕從內部損害猶太民族——特別是由我們自己的行列里發展起來的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所造成的損害——會持續下去，甚至沒有猶太國的時候，我們就已經不得不同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進行堅決的斗爭。……回到政治意義上的國家，就等于離開我們共同體的精神，這種精神應歸功于我們先哲的天才。如果外界的需要竟然迫使我們背上這種‘國家’包袱，就只好讓我們用機智和耐心去背上它罷。”
早在２０年代初，當時“世界猶太複國主義組織非常委員會”的秘書長布盧門菲爾德和魏茨曼兩人都很清楚了解愛因斯坦不是那種純政治上的“猶太複國主義者”。所以兩人針對愛因斯坦的策略是盡力利用愛因斯坦的名望去宣傳猶太複國主義，但同時並不想“說服他加入我們的組織”。兩人私下認為愛因斯坦既支持猶太複國主義又反對單一政治立國的設想是“令人討厭的幼稚”。可當曆史翻過幾頁後，愛因斯坦的擔憂全變為血腥的事實。當年被猶太複國主義政治家們視為“幼稚”的思想今天看來是多麼的深刻。
愛因斯坦的這種信念在晚年始終沒變，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７日為“猶太人團體呼籲”所作的廣播中，愛因斯坦更明確地提出：猶太複國主義的實質是“創建一種共同體，使它盡可能密切遵守我們猶太人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所形成的道德理想。”
從現實的以色列國即將成立的局勢下，愛因斯坦又一次提出：
“這些理想之一是和平，它建立在諒解和自我克制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如果我們懷著這種理想，我們的歡樂就會帶上幾分憂慮，因為我們現在同阿拉伯人的關系離這個理想還是相去甚遠。要是沒有別人干擾，允許我們制定出同我們鄰人的關系，那麼很可能我們就已經實現了這個理想。因為我們需要和平，而且我們認識到我們將來的發展有賴于和平。”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以色列第一任總統魏茨曼逝世後，以色列政府再三邀請愛因斯坦繼任總統，但愛因斯坦斷然拒絕。其中最重要的理由恐在于以色列國的立國方案並不符合愛因斯坦的信念，或許是對于以色列立國後艱難處境的體諒，愛因斯坦並沒有公開解釋拒絕就任總統的原因。１９５５年１月４日，就在愛因斯坦逝世前三個月，愛因斯坦給在以色列的“猶太代辦處”的重要成員池維·盧黎厄寫信說：
“對于東西方國家之間的敵對關系，我們必須采取中立的政策。采取中立的立場，不僅對緩和整個世界的沖突會有適當的貢獻，而且同時也有助于我們同阿拉伯世界各國政府之間發展健康的睦鄰關系。
“我們的政策的最重要方面，應當是始終如一地表明我們這樣的願望：確認生活在我們中間的阿拉伯公民的完全平等，並且體諒他們目前處境的內在困難。如果我們實行了這種政策，我們就會贏得忠誠的公民，而且我們還會逐漸地但是肯定地改進我們同阿拉伯世界的關系。……我們對待阿拉伯這個少數民族的態度，將為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道德標准提供真正的考驗。”
這番忠告，可惜說早了４０年。它仿佛就是４０年後巴以和談的基礎與目標。
★ 別了，柏林
１９２５年以後，愛因斯坦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出遠門去旅行，僅僅去萊頓作客座教授，夏天乘車去瑞士，再到海邊休養。他的大部分時間都在柏林與艾爾莎及兩個女兒一起。在住處頂樓上設有他的工作間和圖書室，可以安靜地從事研究工作。
１９２８年，愛因斯坦去過瑞士達伏斯，那兒是結核病療養勝地。該地有一所為療養青年設置的國際大學。愛因斯坦到達伏斯後，這個大學慕名邀請愛因斯坦去講課。愛因斯坦高興地接受了邀請，講了《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其最近的變化》，正式開講之前，愛因斯坦有一個開場白，再次陳述了他多年來為世界和平、人間和解多方奔走的善良願望：
“元老院議員都是體面的，元老院卻是窮凶極惡的野獸。我有一位在瑞士當教授的朋友，有一次一個大學學院得罪了他，他以他的挖苦方式給學院寫了上面這樣一句話。集體受到良心和責任感的指責往往比個人要小。這一事實給人類造成多大的不幸啊！它是使世界充滿痛苦、歎息和辛酸的戰爭和各種壓迫的根源。
“然而除了許多個人的無私的合作，就得不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因此，對于有善良意願的人，當他以提高生活和文化為唯一目的，付出了重大犧牲，把一項社會事業籌備和創辦起來，他再也沒有比這個時候更高興的了。”
善良的愛因斯坦四處播種著善良，收獲的卻往往是仇恨。
去瑞士療養反而真成了一個病人，愛因斯坦在駕馭一艘笨重游艇用力過度後出現了心髒擴張的症狀。在楚奧斯一家旅館里，他憐憫一個看門的老頭，沒讓他提箱子，自己把箱子提上了樓，因心力衰竭而病倒了。他不得不在床上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艾爾莎找來一位助手，幫助愛因斯坦繼續進行科學工作。這就是海倫·杜卡斯，她擔任愛因斯坦的秘書直到他逝世。
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４日即將來臨。這是愛因斯坦的五十大壽，朋友們都在籌劃怎樣為壽翁祝壽，以消除多年來他在柏林的壓抑、苦悶。可愛因斯坦一想到那種鬧哄哄的慶祝活動，心里就發愁。熟朋友還好辦，打個招呼，道個歉，他們肯定會理解。最難辦的是記者和名人仰慕者，他們無孔不入，又花樣百出，叫人不得安甯。愛因斯坦和艾爾莎商量了一下，就留秘書杜卡斯一個人在柏林家中看守，然後全家人提前幾天溜到柏林郊外，安靜地過了幾天。
回到哈貝蘭大街５號後，杜卡斯把世界各地寄來的生日賀電及禮物讓愛因斯坦一一過目。禮品中，愛因斯坦最感溫暖的是一袋煙草。原來是一位失業老工人，勒緊褲帶省下幾個錢，買了一袋煙草送給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的眼睛濕潤了。失業的滋味他品嘗過。愛因斯坦給這個老工人寫了第一封生日答謝信。
小小的一袋煙草，讓愛因斯坦感到人間的善良。可大大的一幢別墅，卻又讓愛因斯坦再次品嘗到柏林極右分子對他的仇恨。
原來柏林市政府出于安撫愛因斯坦的動機，決定在愛因斯坦生日前送給他一幢郊區別墅。可是，市政府的官員們在這件事上非常粗心疏忽。兩次送給愛因斯坦的都是市政府無權支配的地皮，造成了極為難堪的局面。
艾爾莎氣得直發火，可愛因斯坦不惱。對于好心人辦錯事，愛因斯坦是不生氣的。他對一再賠禮道歉的市政官員說：“算了吧，禮物的事作罷算了。我說過好多次了，別送了。
你們的一番心意我領受了。”
“不行啊，教授先生！”市政官員說：
“不送，左派就會攻擊我們向右派屈膝。報紙上已經在說，是市政廳里的納粹分子存心搗亂，把房產檔案攪混，叫市長和教授先生當眾出丑。”
“那你們打算怎麼辦呢？”愛因斯坦問。
“我們已經查遍房地產檔案，市政廳手里沒有濱河、濱湖的地產。想請教授先生自選一塊地皮，由市政廳出錢買下來送給教授先生。”
“買地產給我？那不怕右派攻擊你們向左派投降嗎？”愛因斯坦笑著說。
“不怕。市長說，市議會開會，馬上通過這個提案。”
“那我和艾爾莎商量一下。”
艾爾莎在柏林西南邊的哈費爾湖畔卡普特村找到一塊地皮，並和地皮主人簽訂了合同，請好了建築師和工人。可就在這時，一小撮民族主義分子到處造謠中傷，導致議會未能通過決議。市政官員只好通知愛因斯坦，請他原諒，並請他等下一次議會開會再爭取。
本來就不想接受這份禮物的愛因斯坦沒想到禮物沒得到，反而又遭到那些可惡的民族主義分子的攻擊和誹謗。愛因斯坦憤怒了，他給柏林市長寫了一封信，其中寫道：
“尊敬的市長先生！人的一生是短暫的，而當局的行動是緩慢的。我感到，要適應您的辦法，我的一生也太短促了。我向您的友好願望致謝，而且此刻我的生日已經過去了，因此我謝絕您的饋贈。”
房子已經動工了，愛因斯坦不得不自己掏錢購地建房。關于這件事，艾爾莎說過：“這樣，我們——雖非所願——就有了一幢自己的漂亮房子，它座落在靠近水邊的森林中。但是，我們差不多把我們的全部儲蓄花光了。現在，我們沒有錢了，但有了自己的房子。這使我們感到自己更安全了。”
愛因斯坦卻沒有這種安全感。德國納粹越來越猖狂的反猶活動，讓愛因斯坦感到一場大災難正在逼近。
寂靜的小村子卡普特位于湖畔小山丘上，周圍是茂密的森林。愛因斯坦的房子座落在村子後面，離湖只有幾分鍾路程。湖濱有一個碼頭，旁邊停靠著“圖姆勒爾”號小艇。周圍是一片恬靜的鄉村風光，寂靜，空氣宜人。
愛因斯坦乘上小艇，張起風帆，把住舵。他幾小時幾小時地呆在這個不通電話無法造訪的避難所里。
１９３０年，愛因斯坦遭受到極大的不幸，他的幼子愛德華患了嚴重的精神病。大兒子漢斯常到柏林來，關心父親的思想和工作，並讓父親了解自己的一切。漢斯後來回憶說父親常帶他在卡普特別墅近旁湖上駕馭小艇，一次由于講解統一場論入了神，差點沒把小艇弄壞了。愛德華早就令愛因斯坦擔心。他能干，具有驚人的記憶力，是一位有精湛技巧的鋼琴家。他的特點是在科學上對具體的成果、在音樂上表現個人的情緒有一種病態的低能。在別的事情上就更糟了。愛德華從對父親的病態的狂熱崇拜，變為更加病態的陣發式的不滿、責難和怨恨。１９３０年初夏，愛因斯坦接到了愛德華給他的歇斯底里的控訴信。愛因斯坦慌忙趕往蘇黎世。米列娃在絕望中告訴他，愛德華患了日益嚴重的精神憂郁症，蘇黎世和維也納的精神病專家都未能遏止他大腦功能的迅速衷竭，病情發展了，康複已經無望。愛因斯坦返回柏林時大大變樣了，驟然變得蒼老、抑郁。
這種沉重心情在新的旅行期間也沒有消釋。１９３０年，愛因斯坦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帕薩迪納加里福尼亞工藝學院講授了一系列課程。這一次，愛因斯坦不想重複上次訪美時的熱鬧，而是想切實地進行學術上的探討、交流。
但剛抵達紐約港，一切安排都變了。輪船在這里停留了五天，它留給愛因斯坦記憶里的是接連不斷的談話、接見、訪問、參觀，又是談話……輪船未靠穩；甲板上就出現了一百多名記者，愛因斯坦還沒有從突然襲擊中弄清是怎麼回事，就答應了和其中的一位記者交談１小時，並且還回答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攝影師們也出現在現場，他們攝入鏡頭的是一個正想躲藏起來的身穿黑色大衣、頭發斑白蓬亂、有點心慌意亂、臉色蒼白的人。
在從紐約動身去加里福尼亞之前，愛因斯坦順路去過哈得遜灣岸邊的里維爾塞德—丘奇大教堂。大教堂里裝飾著古往今來所有民族的偉人塑像，共有６百尊塑像，其中只有一尊是為健在的偉人塑造的——這就是愛因斯坦。愛因斯坦這回再也不能用他慣常的對個人榮譽的幽默態度坦然處之了。
他非常難為情，並且十分頹喪。
頹喪的情緒是許多因素造成的。愛因斯坦忘不了兒子的悲慘命運。納粹勢力的一天天擴張，反理性的勢力壓制著科學的和社會的唯理論擁護者的意識。愛因斯坦已經不能進入純物理思維的環境中去了。他的脾氣變大了，昔日的幽默也一天天少下去了。
在帕薩迪納，有不少隆重的接待和講話，但印象被更多的科學集會、座談和私人交談所沖淡。必要的參觀名勝和郊游在這里不像在紐約附近那樣勞累。在亞利桑那，愛因斯坦參觀了印第安部落。印第安人授予他首領的尊號，贈送他一套印第安服裝。他獲得了一個名字：
“偉大的相對性首領”。
愛因斯坦和艾爾莎參觀了馬溫特—威爾遜天文台，對巨型望遠鏡很感興趣。艾爾莎問：
“為什麼需要這麼大？”
“為了弄清宇宙的構造”，天文台台長回答說。
“真的嗎？我丈夫經常在舊信封背面干這事。”１９３１年春，愛因斯坦離開美國，應允第二年再來加里福尼亞學院，他們帶走許多紀念品，包括那套印第安首領的服裝、夏威夷籃子、亞利桑那的樹枝化石，但謝絕了像無價之寶的古爾涅爾小提琴之類的禮物。愛因斯坦說：
“應當由真正的大師來用它演奏。”
１９３１年末安排了下一次帕薩迪納之行，愛因斯坦在和加里福尼亞物理學家們的交往中度過了整個冬天。看來，吸引他的不只是帕薩迪納的科學界，旅行本身也吸引著他；旅行切斷了柏林的印象，那些讓人痛苦的印象。此外，同歐洲物理學家習慣了的環境的科學聯系本身變得不太必要了。熱衷于量子力學成就的晚輩走上了新的道路，這條道路當時似乎離愛因斯坦的道路甚遠。旅行、同新環境的交往、參與創新，對愛因斯坦來說變得日益重要了。在赴美途中，他在日記中記下：
“我決定不再定居柏林，變成一只飛鳥度過余生。海鷗像從前一樣以自己不知停息的翱翔護送著航船。他們就是我的新同事。”
愛因斯坦在加里福尼亞呆了整整一個冬天，１９３２年春才返回柏林。
此時的柏林，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１９２９年爆發的經濟危機像一場大火，迅速席卷全世界。德國經濟形勢迅速惡化，工廠倒閉、失業大軍流落街頭。
人民的痛苦和絕望，在納粹黨頭子希特勒眼里，是天賜良機。這個煽動家、陰謀家喋喋不休，向迷惘的德國人民許下諾言：在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將給每一個人工作和面包。希特勒又向軍隊將領、大金融家、大工業家頻送秋波。他保證，一旦上台，將立即讓馬克思主義者和猶太人“人頭落地”。他保證，要為１９１８德國的戰敗報仇雪恨。
德國一切最反動的勢力，都把希特勒當成挽救德國的救星。在他們的支持下，希特勒日益得勢，扶搖直上。到１９３２年，納粹黨一躍而為國會中的第一大黨。希特勒像一頭餓狼，對著共和國瞪圓了兩只貪婪的眼睛。他在等待時機，准備猛撲過去，一口把共和國吞掉。
愛因斯坦又要走了。１９３０年接受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院長密立根的邀請，每年冬天去講學，為期３年。這是最後一次了。
離開卡普特別墅時，愛因斯坦有預感似地對妻子說：
“這次你好好看一眼你的別墅吧！你再也看不到它了。”
艾爾莎笑了，她以為丈夫在說笑話。愛因斯坦沒再做聲，默默地上路了。
這一次離別，是在柏林創下豐功偉績的愛因斯坦與德國的生死離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