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震蕩
在柏林的最初幾年，愛因斯坦竭盡全力研究著廣義相對論。隨著相對論理論的價值為人所知，愛因斯坦在公眾眼里成為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人，也成了公眾輿論驚異、尊敬的焦點。因為他的和平主義，在極端右翼的人眼中，愛因斯坦又是一個被憎恨的人。
在從事２０世紀最偉大、最傑出的科學研究的時候，愛因斯坦的心情並不好。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在給貝索的信中，愛因斯坦說他對自己的工作進展“很滿意”，但人的精神狀態並不好，“疲憊不堪”。
可愛因斯坦沒有休息。在１９１６年，他總共寫了１０篇科學論文，包括他對廣義相對論的第一次重要研究，自發和誘致發射理論，關于引力波的第一篇論文，關于能量動量守恒定律和許瓦茲解的文章，測量愛因斯坦——德哈斯效應的新建議。同時他還完成了第一本關于相對論的半科普書籍。加之與米列娃長期分居，缺乏很好的照顧，愛因斯坦的身體越來越差，不斷生病，一直拖延了好幾年。
１９１７年２月，愛因斯坦寫信給埃倫費斯特，說由于自己患肝病，不能去荷蘭訪問了，肝病迫使愛因斯坦遵循嚴格的飲食，過著十分清靜的生活。可在戰爭之中，柏林的食物供應非常緊張，好在愛因斯坦是瑞士公民，有權接受從瑞士寄來的食物包裹，但這也不足以彌補由于戰爭而引起的營養不良。愛因斯坦的醫生極力勸說他去瑞士養病。可能因為米列娃仍在伯爾尼，愛因斯坦覺得在沒有與米列娃解決情感矛盾的情況下去瑞士是不合適的，他堅決拒絕了醫生的勸告。
在柏林的頭幾年，愛因斯坦常常去看望自己的堂叔魯道夫·愛因斯坦。那時，魯道夫和女兒艾爾莎住在柏林。艾爾莎與愛因斯坦自幼熟悉，她在和丈夫離婚後，就帶著兩個女兒一直住在柏林的父親的家中。愛因斯坦得病後，一直受著艾爾莎的照顧，也由于這場大病，兩個在情感上都孤獨的人有了結合的願望。
艾爾莎是位持家的能手，這一點是米列娃無法相比的。她在廚下煎魚炙肉，動作就像藝術家那樣優美：這兒放兩塊紅的西紅柿，那里添兩片綠色的黃瓜，在戰爭年代，她仍舊有本事做出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來，讓愛因斯坦得到不少溫暖的感受。
艾爾莎知道愛因斯坦的脾氣，他們小時候常在一起玩。艾爾莎比愛因斯坦大三歲，１８７６年出生在德國巴登符堡州的海亨根。艾爾莎一家常到蘇黎世走親戚，愛因斯坦也常到海亨根去玩。也許少年時代的愛因斯坦和艾爾莎間的感情就很親密，所以在柏林重逢時，兩個人走到一起是某種情感的延續。
艾爾莎後來曾對訪問者說：
“當我還是一個女孩子的時候，我就愛上了阿爾伯特，因為他用小提琴演奏莫紮特十分美妙……他還會彈鋼琴。當他思考理論時，音樂給了他啟示。他到書房讀書，然後走出書房，彈一會鋼琴，草草寫點什麼，又回到書房去，這時候，我和瑪戈特就悄悄離開。我們不讓他看見，為他備好吃的東西並放好外衣以備他使用。有時候，甚至天氣不好的時候，他不戴帽子，也不穿外衣就出外了，然後回家來，站在樓梯上……”。
在艾爾莎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愛因斯坦的性情從根本上是孤獨的，也許他壓根就不可能成為一個世俗家庭的男主人，在這點上，性格倔強的米列娃不理解他，生活瑣事的矛盾導致了他們最終的分手。與米列娃相比，艾爾莎雖沒有什麼學問，也不懂理論物理學，但她深知愛因斯坦的秉性，也理解他的孤獨性格，更何況有了一次婚姻變故後，能做愛因斯坦這位世界名人的妻子，她就滿足了。她只想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顧愛因斯坦，其余的一切，她都不加理會了。不管怎麼說，艾爾莎總是吸引愛因斯坦留在柏林的原因之一。１９１７年夏天，愛因斯坦從威特爾貝徹大街搬到哈伯蘭大街，住到艾爾莎一家的隔壁。１２月寫信給朋友說：
“多虧艾爾莎的精心護理，我一夏天重了４磅。她親自給我燒飯，看來也需要這樣做。”
病中的愛因斯坦，確實從艾爾莎那兒得到了從米列娃那兒得不到的溫情。病中的人，都需要一個笑容滿面、體貼入微的親人來照顧。他躺在病榻上，這位幼時的伴侶坐在身邊替他織毛衣。艾爾莎操著一口他們共同的方言，講起話來帶“兒”音，就像小河在汩汩地流。她輕輕地站起來，快步走到廚房，又輕手輕腳把茶點端到愛因斯坦身邊，說：
“來，阿爾伯特，把這個奶油炸面圈兒吃了。”
愛因斯坦心不在焉地嚼著香甜可口的食品，艾爾莎又用帶“兒”音的動聽的故鄉方言，給他講起柏林大街上有趣的新聞：面粉多少錢一磅，又漲價了；哪一家商店里來了一批進口的罐頭食品，誰也不知道里面裝的什麼東西，也不知道怎樣把那些罐頭打開……
在艾爾莎的精心護理下，愛因斯坦的身體明顯康複。但在１９１７年年底，氣候變冷後，愛因斯坦的病又突然變重。他又患上胃潰瘍，因此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幾個月。他的情緒十分低落，“精神頹廢，氣力不支”。１９１８年４月，醫生允許他下床活動，但仍需小心行事，不得作任何受累的事情。誰知久病在床的愛因斯坦拿起心愛的小提琴，拉了一會兒後，竟又不得不重新回到病床上。他當時告訴朋友們說：
“近來，我遭到了令人極不愉快的打擊，很明顯，原因是我拉了一小時的提琴。”
１９１８年５月，重新臥床的愛因斯坦是患了黃疸病。顯然，長期勞累後的愛因斯坦的體質完全被毀壞了。愛因斯坦說他在１９１８年８月做了一個夢，夢見他用刮須刀割斷了自己的喉嚨，這也許是他健康狀況不良的反應，也許是他陷入了米列娃與艾爾莎間的抉擇難題。所以１２月他寫信告訴埃倫費斯特，自己可能再也不會恢複健康了。
不久，愛因斯坦在身體基本康複後，就決定與米列娃離婚，和艾爾莎結婚。離婚判決書于１９１９年２月１４日取得，並且約定愛因斯坦的諾貝爾獎金歸屬米列娃。
米列娃在蘇黎世度過了她的余生。首先她恢複了自己娘家的姓，叫瑪里蒂，但是根據蘇黎世政府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４日的判決，讓她恢複愛因斯坦的姓。愛因斯坦偶爾看望兒子的時候，常常住在米列娃家里。米列娃是個難以相處的人，從來不相信別人，心情憂郁。米列娃在１９４８年去世。
多年之後，愛因斯坦曾談到來列娃，說：“她從不原諒我們的分居和離婚，她的性情使人聯想到古代的美狄亞。這使我和兩個孩子的關系惡化，我對孩子向來是溫情的。悲觀的陰影一直繼續到我的晚年。”
１９１９年６月２日，愛因斯坦與艾爾莎結婚。此時，愛因斯坦４０歲，艾爾莎４３歲。他們的新家安置在艾爾莎居住的哈伯蘭大街５號。
艾爾莎文雅、溫柔，像慈母一樣，具有典型的資產階級風味，她喜歡照顧愛因斯坦的生活，並以此為樂，愛因斯坦的聲望也給她帶來了榮耀。
結婚以後，在柏林高等住宅區里，愛因斯坦有了溫暖舒適的家庭生活。有客廳、餐廳、臥室、書房；有地毯、莊重的家具和精巧的小擺設。一般中等有產者家庭里的東西，這里也一應俱全。他們也像所有有身份的人那樣，每星期招待一次賓客，擺出一桌酒菜來。
愛因斯坦是過慣了馬馬虎虎生活的人，米列娃給他安排的家庭生活也是亂糟糟的。可在哈伯蘭大街５號，一切都是井井有條的，連每天抽多少煙，艾爾莎都給他安排好了。莊重的家具擦得锃亮，華美的地毯在腳下柔軟而有彈性，房間里窗明幾淨，充滿著一種舒適、溫暖的味道。然而，愛因斯坦生就了叛逆的性格，在科學事業、政治理想和生活習慣上，他都是一個勇敢的反叛者。在這個體面、尊貴的有產者氣氛的家庭里，他像一個撞進門來的陌生人、流浪漢。他會光著腳走到客廳里來，他會不穿襪子，光腳塞在那雙磨歪了後跟的皮鞋里，坐到招待來賓的大餐桌旁。艾爾莎佯裝生氣，向他提出抗議。他呢，笑眯眯地說：
“不要緊的，夫人，客人都是熟朋友，對嗎？”
在家里的仆人看來，主人越來越長的頭發，心不在焉的神情，以及那身隨隨便便的衣服，在天鵝絨的大窗簾前，在花籃形的大吊燈下，總顯得有點不協調。可這位主人，完全不顧這些，我行我素。
艾爾莎給人的印象恰好相反。如卓別林在１９３１年第一次遇到艾爾莎後，曾對她作過這樣的描繪：
“她婷婷玉立，精力充沛，能夠成為偉人的妻子她很高興，而且她也很坦率，並不隱藏自己的觀點，她的熱情惹人喜愛。”
和愛因斯坦結合，艾爾莎心滿意足，特別是愛因斯坦與自己的兩個女兒關系融洽，更讓艾爾莎感到幸福。愛因斯坦則像長期浪跡天涯的吉普賽人，總算有家了。這對愛因斯坦來說確有很大好處。他喜歡有人照顧自己，也很喜歡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科學家、藝術家、外交家及其他私人朋友。
可這舒適、安穩的生活環境並沒有改造愛因斯坦，相反，他又一次感到陌生和孤獨。他的朋友和訪問者都這樣說過：
愛因斯坦“以前的生活是豪放不羈的，現在開始過起中產階級的生活來了……他的家庭如同柏林的典型小康之家一樣，家里有豪華的家具、地毯、畫……。”但是，“人們踏進愛因斯坦的房間時起，就會發現他是這樣環境中的‘外人’——中產階級家庭里豪放無羈的客人”。
盡管艾爾莎對新的家庭很滿意，也深深愛著愛因斯坦，但許多人發現，或說感覺到愛因斯坦與艾爾莎間的關系並不十分親密。艾爾莎臥室的隔壁是兩個女兒的臥室，愛因斯坦的臥室則在樓下大廳里。他們倆看起來不像是一對有事共同商量和考慮問題的夫妻。艾爾莎有一次給埃倫費斯特寫信說愛因斯坦的意志是“難以揣測的”。她很注意社會地位和他人的輿論，在這一點上她與丈夫恰恰相反。愛因斯坦則在許多場合說閑話的時候流露出，作為一個結過婚的人，他對神聖婚姻的快樂是有保留的。例如，有人看見他不斷地清除自己的煙袋，就問他，是因為喜歡抽煙才抽煙呢，還是只為了清除和重新裝滿煙袋呢？愛因斯坦回答說：
“我們的目的在于抽煙，我想，結果總有什麼東西堵塞住了。生活也像抽煙，婚姻更像抽煙。”
１９３６年艾爾莎剛剛去世不久，愛因斯坦給玻恩寫信說：“我已經十分適應新的環境了，就像洞穴里的熊一樣，與我的事件繁多的生活相比，我現在覺得自由多了。由于我的老伴去世，這種熊的特性也增多了，她（比我）喜歡交際。”愛因斯坦不止一次不夠優雅然而很坦率地描寫出自己的家庭。１９５５年３月，愛因斯坦終生的摯友貝索剛剛去世不久，他給貝索家里寫信說：“我最欽佩貝索的是，作為一個人，他多年來不僅與愛人和平相處而且一直相親相愛——很慚愧，我每次都沒能做到這一點。”
也許是愛因斯坦深邃的思想太需要孤獨了，使他無法全身心投入到常人的家庭生活之中。就像他的書房，是由一間堆放東西的閣樓改成的，在寬敞、明亮、舒適、優雅的書房里，他不自由，而在這離開豪華陳設的小閣樓上，他又感到自由了：他光著腳，只穿一件薄毛衣，坐在安樂椅里；一張圓桌上堆滿了書籍、雜志和草稿紙，四壁都是放滿書的書架；牆上掛著法拉第和麥克斯韋的肖像，原來還有一張牛頓的肖像，搬家的時候丟失了。從小窗戶里看出去，是一片屋頂的海洋，他仿佛置身于孤島上。這里是與世隔絕的，除了助手，誰都不准進來。愛因斯坦需要這種與世隔絕的孤獨。在孤獨之中，他的心才能和宇宙融成一體。
愛因斯坦的母親波林在艾爾莎與愛因斯坦結婚半年之後來到柏林，並住在兒子家中，一直到去世。
波林的一生也是坎坷的。１９０２年她丈夫死後只剩有不多的錢，她又沒有收入，起先她到海亨根和她姐姐范妮住在一起。之後，她長期住在海爾布朗的一位姓奧本海默銀行家遺孀的家中，操持家務，教育幾個小孩子，孩子們對她很是敬慕。後來一段時間她給那位孀婦的弟弟雅各布·科克管理家務，接著，她又搬到魯塞耐與女兒瑪雅和女婿保爾·溫特勒在一起居住，他們家在布蘭堡大街１６號甲。
波林住在女兒家時腹部已有癌腫，病情十分嚴重，只得到羅斯瑙療養院住院治療。住院以後不久她表示希望同兒子住在一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艾爾莎給埃倫費斯特寫信說，母親病已垂危，將遷移到柏林來。１９２０年初，波林到達柏林，一同前來的還有瑪雅，一位醫生和一位護士。波林住在愛因斯坦的書房里。嗎啡治療對她的大腦有所影響，但是她“眷戀人生，看上去依然是精神飽滿”。波林于２月去世，埋葬在柏林的勳伯格公墓。波林去世後不久，愛因斯坦給贊格寫信說：
“我母親已病故，我們精疲力竭。人可以從內心深處感覺到血緣關系非同小可。”
★ 偉大的驗證
在２０年代初，愛因斯坦已經享有任何一位學者都未曾獲得過的盛譽。英費爾德對１９１９年日蝕觀測和證實廣義相對論之後愛因斯坦的聲譽空前增長的原因，曾發表過一些有趣且有一定道理的看法：
“這件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發生的。人們厭惡戰爭、屠殺和國際陰謀。戰壕、炸彈、屠殺留下了悲慘的余悸。談論戰爭的書籍沒有銷路和讀者。每個人都在期待一個和平的時代並想把戰爭遺忘。而這種現象能把人類的幻想完全吸引住。人們的視線從布滿墳墓的地面聚集到滿天星斗的天空。抽象的思想把人們從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引向遠方。日蝕的神秘和人類理性的力量、羅曼蒂克的場景、幾分鍾的黑暗，爾後是彎曲光線的畫面——這一切和痛苦難熬的現實是多麼不同呵！”
愛因斯坦瞬間成為公眾偶像的原因很多，但直接的原因則是對全日蝕的觀察中，終于證實了光線在太陽引力場中發生彎曲。
１９１９年初秋，波林在療養院住院時收到兒子的明信片，第一句話是：
“親愛的媽媽，今天報告你一個好消息。洛倫茲打電報告訴我，英國遠征隊已經實際上證實了太陽的光有偏轉。”
早在幾天之前，洛倫茲打給愛因斯坦的電報中說：“愛丁頓在９／１０秒和１ ４／５秒之間發現太陽邊緣的恒星位移。恭喜恭喜。洛倫茲。”
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了這個觀測的證明，廣義相對論的意義與價值就會變得無法估量。愛因斯坦對這一點更清楚，他早就渴望著這一天了。
早在１９０７年，在伯爾尼專利局當職員的愛因斯坦發現了等效原理，他認識到這個原理本身意味著光有某種彎曲，但是他認為這個效應太小了，觀測不出來。１９１１年，布拉格的教授發現，這個效應在日全蝕的時候能夠測量出來，並且發現，在日全蝕的情況下變曲度是０'.８７①。但他那時還不知道空間也是彎曲的，因此，他的結論是錯誤的。他仍然相信牛頓，而牛頓認為空間是平直的，牛頓從他自己的萬有引力和光微粒說中也能計算出這個０'.８７。１９１２年，蘇黎世的教授發現空間是彎曲的。幾年之後他才明白空間的彎曲改變光彎曲。１９１５年，已是普魯士科學院院士的愛因斯坦發現了自己以前的錯誤，廣義相對論意味著太陽光的彎曲度是１'.７４，也就是說，愛因斯坦值是牛頓值的兩倍，因子２使得牛頓和愛因斯坦對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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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０'.８７：現在稱為牛頓值。
愛因斯坦到１９１４年還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但是他信心堅定，他寫信給貝索說：
“不論日蝕的觀察是否成功，我都堅信整個體系的正確性。”
愛因斯坦也是幸運的，曆史的幾次變故使他幾次免于面臨錯誤的窘境。
１９１２年，一支阿根廷日蝕遠征隊開到巴西，計劃檢驗光的彎曲度，因為天下雨取消了試驗。
１９１４年夏季，由弗羅因德里希率領，由人們不太熟悉的捐助人克魯普資助的德國遠征隊開往克里米亞，觀察８月２１日的日蝕，也因戰爭沒法完成考察任務。
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１８日，愛因斯坦宣布正確的偏轉數值是１'.７４，他更迫切希望得到日蝕觀察的數據。可日蝕觀察依然一再受挫。
１９１６年，委內瑞拉有一個觀測日蝕的機會，又是因為戰爭而失去了。早先希望在日蝕時拍攝照片尋找偏轉的企圖落空了。
１９１８年６月，一位美國人對日蝕的觀察也沒有得到任何結果。
一直到１９１９年５月，兩個英國遠征隊才獲得第一批有用途的照片。而這一重要的觀察成就很大程度上得歸功于愛丁頓。
愛丁頓是英國劍橋大學的天文學教授，又是皇家天文學會的學術秘書。他參加了基督教教友會。就像那些主張“愛自己的敵人”的教友們一樣，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只是搖頭。與愛因斯坦一樣，他也是一個十足的和平主義信徒。１９１６年春天，從中立國荷蘭的萊頓大學寄來一份《廣義相對論基礎》單行本。皇家天文學會的通訊會員德·西特教授，剛從愛因斯坦那里收到這篇論文，就把它寄到了劍橋。愛丁頓一眼就看出，這篇論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馬上開始研究廣義相對論，同時請德·西特寫三篇介紹廣義相對論的文章，發表在皇家天文學會的會刊上。這三篇文章，引起了英國科學界的廣泛注意。因為這是英國人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以來的兩個半世紀里，第一次有人向牛頓提出有力的挑戰。
愛丁頓決定用日全蝕觀測來驗證愛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論。
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９日將發生日全蝕。剛好，金牛座中的畢宿星團在太陽附近，如果天氣晴朗，用照相的辦法，至少可以照出十三顆很亮的星。這是天賜良機，到時候將給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也就是向牛頓挑戰的新的引力理論，來一個判決。如果星光掠過太陽表面的時候，像愛因斯坦預言的那樣拐彎了，這就證明愛因斯坦是正確的，否則……。
不，作為自然科學家的愛丁頓，堅信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正確的。星光將會拐彎，拐過１'.７４，和愛因斯坦預言的一樣。要用照相機照出這１'.７４的偏轉角，就像在十幾米外照出一根火柴棍那樣困難。不過，愛丁頓也仔細研究過了，這是辦得到的。
在愛丁頓的熱情倡導下，皇家天文學會開始了日全蝕觀測的准備工作。當時，德國潛水艇封鎖著英國的海岸線，英國人民正在挨餓，每天都有英國士兵犧牲在前線。德國是英國的頭號敵人，花費大量的金錢和人力，去證明一個德國科學家的理論，遭到不少英國人反對。可是，愛丁頓和愛因斯坦一樣，是和平主義者，他執著地認為科學是沒有國界的。愛丁頓對廣義相對論的熱情，對科學的執著，感染了皇家天文官代遜。這次全日蝕，月球的巨大影子橫跨大西洋兩岸。代遜決定派出兩支遠征隊，分別去非洲西部的普林西比島和南美洲的索布臘爾。
１９１９年３月初春的一天，在格林尼治天文台皇家天文官的官邸，舉行了日蝕觀測隊出征前的最後一次會議。巨大的書房里，代遜在花地毯上踱過來，踱過去，向兩位隊長作最後的交代。愛丁頓細長的身子埋在大沙發里，看著對面牆上的牛頓像出神。代遜講完了，愛丁頓的副手想使會議的氣氛活潑一些，就笑著說：
“要是我們觀測到的光線偏轉角不是０'.８７，也不是１'.７４，而是３'.４，那怎麼辦呢？”
這位副手是在望遠鏡下度過了無數夜晚的天文學家。他沒有愛丁頓那樣的數學造詣。在他看來，愛丁頓對愛因斯坦佩服得五體投地，實在有點好笑。廣義相對論再優美，也不過是一件美麗的衣裳，穿在天文學身上，會不會合身呢？那一套玄乎乎的空時理論，光的彎曲，像他那樣的天文學家是接受不了，也不願接受的。所以，副手的這一番話，很有點揶揄愛因斯坦的意思。
愛丁頓沒做聲，眼睛仍然盯著牆上那威嚴的牛頓畫像。
有什麼可說呢？不管是什麼結果，意義總是非凡的。愛丁頓對此早就想過：
“這次日蝕遠征隊可能會第一次證明光的重量（即牛頓值）；或許還可以證實愛因斯坦的非歐空間的怪論；或許會出現更具有深遠影響的結果——光沒有彎曲”。
皇家天文官一本正經，他把兩手一攤，對愛丁頓的副手說：
“那愛丁頓就要發瘋了，你一個人回英國來吧！”
第二天，兩支遠征隊雙雙啟航，分赴各自的目的地。愛丁頓在４月２３日到達普林西比島，馬上開始了緊張的准備工作。架設望遠鏡、試拍照片……一切准備就緒，等待著那偉大的日子來臨。宇宙將在那一天的幾分鍾里，把自己的真面目在世人面前顯露一下。
５月２９日終于來到了。
可真糟糕！一清早就下起了傾盆大雨。愛丁頓在帳篷里搓著手，焦急地來回踱著。不一會兒，他就跑到帳篷門口，仰望老天爺的苦臉。愛丁頓的臉比老天爺更苦！兩個助手，掩飾不住內心的得意，在帳篷的一角做鬼臉，打手勢，說怪話：“活該！這雨下得好，上帝給他的懲罰！誰讓他那麼起勁，拖著我們大家，跑到這個熱帶鬼地方來為德國鬼子效勞！”
助手的怪話，愛丁頓沒有聽見。他的脾氣有點迂。據說在一次宴席上，有一位客人對他說：
“教授，聽人說世界上只有三個人……不，只有兩個半人懂相對論。愛因斯坦當然是一個，教授，你也是一個。”
“嗯，不……”愛丁頓帶著沉思的神情搖了搖頭。
“教授，不必謙虛，大家都這麼說的。”
“不，我是在想，那半個人是誰。”
這樣一個愛丁頓，他到這里來，是為了驗證叫他心醉的相對論，是為了親眼目睹偉大的宇宙的真面目，他哪里顧得上去聽部下說怪話！
中午，雨總算停了，陰云還是不散，遮住了太陽。一點半鍾，天空漸漸轉成灰色，月亮來到太陽和地球中間。可是，太陽在哪里呢？太陽依然隱沒在云堆里。
愛丁頓有點絕望了：要是這次拍不出星星的照片，兩年多的准備工作就付諸東流，更糟的是，要過好幾年才能等到下一次機會。愛丁頓下達命令：照原定計劃拍照，有云也拍！
天空暗下來，仿佛黃昏突然來臨，夜幕即將降落。節拍器打出有節奏的聲音，日全蝕開始了。愛丁頓舉起右手，往下一揮，輕輕地說：
“照相開始！”
一個助手站在架子上，用一塊遮光板控制每次曙光的時間。月亮遮住了太陽，太陽成了一個黑球。它的周圍是一個亮圈，亮圈外面噴出了火舌。大地沉浸在一片奇異的朦朧和寂靜之中。大家只感到，熱帶的潮氣從地面上蒸騰出來；大家只聽到，望遠鏡底下，換底片暗匣的“咔嚓”聲。愛丁頓也顧不得看那奇妙無比的日全蝕的天空，他只是隱隱地覺得，云彩似乎漸漸散去，黑藍色的天幕上，有幾顆星星露出了珍貴的笑容，節拍器“啪、啪、啪”地響著，報完了那３０２秒日全蝕時間。一共拍了１６張照片，天空又漸漸恢複了它的光亮。
愛丁頓等不及回倫敦，就在普林西比這個小火山島上干起來了。他每夜沖洗兩張照相底片，沖洗出來立刻研究。愛丁頓拿起剛定完影的底片，放在照明燈上細細揣常。底片正中是一個白色的球。啊，這是太陽，被月亮擋住了。周圍是一個黑圈；啊，這是日冕、日珥。因為是底片，一切都反了個個兒。黑暗的太陽是白色的，明亮的日冕、日珥是黑色的。那一片灰色的背景，就是天空。有沒有黑點呢？沒有。黑點就是星光。可是沒有黑點，一個黑點也沒有。云！云！罪人是云。哪怕一抹最淡最淡的云，就能把星光擋住。
第一夜，第二夜，第三夜……一直找不到黑點。普林西比的這一場努力眼看著要落空。可是，愛丁頓不是輕易認輸的人。他沉住氣，照原定計劃干下去。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自己盡到一切努力，再失敗，也就沒有什麼可遺憾抱愧的了。
到最後兩三夜，底片的那層灰色天幕上，似乎出現了一些黑點。可是非常模糊，若有若無。愛丁頓把這幾張有黑點的底片，和格林尼治天文台拍的夜空里的金牛座的照片比較。不行！這些星星太模糊，而且離太陽太遠，比較不出結果來。最後，終于出現了一張底片，灰色的天幕上，緊挨著太陽，有幾個非常清晰的黑點。愛丁頓拿在手里，禁不住心跳起來。牛頓的命運，愛因斯坦的命運，就在這一方底片上了。不，這不是兩個人的命運，也不是兩種科學理論的命運，而是宇宙！宇宙的命運啊！空間到底是不是彎曲，宇宙到底是不是可能有限，這些至大至聖的問題，答案就在這一方底片上。
愛丁頓把這張底片和從倫敦帶來的底片重疊在一起，放在照明燈的乳白色玻璃板上。他把眼睛湊上去。
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來了。太陽周圍那十幾顆星星，都向外偏轉了一個角度。星光拐彎了！廣義相對論得到了證實。空間是彎曲的！宇宙真可能是有限的呢！
愛丁頓沒有發瘋，他和副手率領全班人馬回到英國。去索布臘爾的遠征隊早回來了。他們拍的照片之中，有些也模糊不清，但是有七張，和愛丁頓的那一張是一致的。愛丁頓經過反複計算、核對，排除一切誤差、干擾，最後他完全有把握了：日全蝕的觀測，精確地證實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６日下午，皇家學會和皇家天文學會在倫敦舉行聯席會議，聽取兩個日蝕觀測隊的正式報告。會議廳里濟濟一堂，英國科學界的泰斗們都在這里了。這些教授一個個都壓低了嗓門說話，仿佛連空氣中都感染到一種焦急的期待心情。觀測的結果，雖然早就從各條小道泄露出去，可是這件事情實在太重大了，所以正式宣布的時刻，就具有了曆史意義。全場就像一幕古希臘的戲劇那樣莊重。
皇家學會會長、電子的發現者湯姆遜教授在全場肅穆中起立致詞。他的背後掛著一幅巨大的牛頓像。這位巨人曾經連續２４年任皇家學會會長，現在他正俯視著自己的後繼者。
湯姆遜說：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也許是最偉大的成就……這不是發現一個孤島，這是發現了新的科學思想的新大陸。”
接著，皇家天文官代遜代表兩位觀測隊長宣讀觀測報告。他講到，日蝕觀測的數據和愛因斯坦預言的１C７４十分吻合；他講到，空間是彎曲的，愛因斯坦的新的引力理論是正確的；
他講到，牛頓為我們勾畫的宇宙圖像應該改變了……
這次會太重要了，所以有人說：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愛因斯坦的傳奇故事開始了。
★ 傳奇的故事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歐洲各國的報紙都把新聞焦點對准了愛因斯坦，對准了絕大多數人並不懂得的廣義相對論。倫敦《泰晤士》報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第１２版第六欄的標題全是關于廣義相對論，關于愛因斯坦的：
“科學上的革命”
“宇宙的新理論”
“牛頓的思想被推翻”
在第六欄的中間，還有一個簡短而富于刺激的副標題：
“空間是彎曲的”
第二天，《泰晤士》報繼續刊載報道廣義相對論的文章，標題有：
“科學上的革命”
“愛因斯坦和牛頓”
“傑出物理學家的見解”
其中一篇文章說：
“在昨天的眾議員會議上，相對論成了生動的話題，皇家學會會員、國會議員、約瑟夫·拉蒙爵士到劍橋大學去時被詢問包圍了，例如牛頓是否已被推翻、劍橋是否‘完蛋’
了”。
還有報道說，愛丁頓在劍橋作關于新成果的演講時，好幾百人在外面不能進入會場，會場內人員爆滿。
荷蘭報紙立即轉載了《泰晤士》報上有關廣義相對論和愛因斯坦的消息，各家日報在報道時還紛紛邀請著名物理學家進行評論。洛倫茲用淺顯易懂的方式，在１１月１９日的《新鹿特丹思潮》上向讀者解釋廣義相對論。他說：
“根據倫敦《泰晤士》報報道，有許多人抱怨相對論難懂，這很使我吃驚。愛因斯坦寫的一本書名為《狹義和廣義相對論淺說》小冊子，很可能是由于在戰爭期間沒法傳到英國。”１１月２３日，玻恩在《法蘭克福大眾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題名為：“空間、時間和萬有引力”。
１１月３０日，弗羅因德里希在柏林的《沃賽西日報》上說：
“德國目前有一個意義十分重大的科學事件，然而卻沒有看到它應有的重要的反響。”
其實，反響是有的，不過遲了一點。１２月１４日，周刊《柏林畫報》在封面上登載了愛因斯坦的畫像，解說詞是：
“世界曆史中的新偉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他的研究是對我們自然概念的徹底革命，他的研究洞察力可以與哥白尼、開普勒和牛頓相提並論。”
１２月１０日，瑞士報紙《新蘇黎世報》的頭條新聞說：據報道天文學家德蘭德雷斯在１２月８日的法蘭西科學院會議以前，敘述了５月２９日的觀察，他用能量吸引能量總結愛因斯坦的理論。
愛因斯坦本人也懷著“喜悅和感激之情”接受倫敦《泰晤士》報的邀請，為１１月２８日《泰晤士》報寫一篇文章，這樣，他就有機會表達自己對英國的一番心意：
“在學術界之間以前的活躍往來可悲地斷絕了之後，我歡迎有這樣一個機會，來表達我對英國天文學家和物理學家的喜悅和感激的心情。為了驗證一個在戰爭時期在你們的敵國內完成並且發表的理論，你們著名的科學家耗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你們的科學機關也花費了大量金錢，這完全符合于你們國家中科學工作的偉大而光榮的傳統。雖然研究太陽的引力場對于光線的影響是一件純客觀的事情，但我還是忍不住要為我的英國同事們的工作，表示我個人的感謝；因為，要是沒有這一工作，也許我就難以在我活著的時候看到我的理論的最重要的含意得到驗證。”
最後，愛因斯坦說了一段詼諧的話：
“你們報紙上關于我的生活和為人的某些報道，完全是出自作者的活潑的想象。為了逗讀者開心，這里還有相對性原理的另一種應用：今天我在德國被稱為‘法國的學者’，而在英國則被稱為‘瑞士的猶太人’。要是我命中注定將被描寫成為一個最討厭的家伙，那麼就倒過來了，對于德國人來說，我就變成了‘瑞士的猶太人’；而對于英國人來說，我卻變成了‘德國的學者’”。
《泰晤士》報特地為愛因斯坦的文章寫了評論：
“愛因斯坦博士善意地贊美英國科學的公正，實在是過獎了。”
對于愛因斯坦的詼諧，《泰晤士》報評論說：
“我們承認他有點詼諧。但是我們也注意到，根據他的相對論的要旨，愛因斯坦博士是不會對自己作絕對的描述的。”不過，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首次在報紙上出現並不是１９１９年１１月。早在１９１２年維也納的一家報紙上就出現過這樣的標題：
“時間危險 數學激動”
很明顯，這是指狹義相對論中的時間延遲。
１９１４年愛因斯坦還親自給《沃賽西日報》寫過關于相對論的文章。因此，愛因斯坦在１９１９年１１月之前就多少引起新聞界的關注，不過只限于說德語的國家罷了。自從１９１９年１１月起，愛因斯坦才真正成為一名世界風云人物。例如，《紐約時報》索引中直到１９１９年１１月才開始提到愛因斯坦。從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起到愛因斯坦去世，這家報紙沒有一年不提及愛因斯坦的名字，通常是與科學有關的報道，更常有的是愛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從公眾輿論方面說，愛因斯坦的傳奇故事開始于《泰晤士》報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７日的報道。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美國《紐約時報》以其慣有的聳人聽聞的手法，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俄國十月革命政治事件的影響編排在一起。《紐約時報》頭版文章的標題是：
“１１月７日赤色分子陰謀搞世界暴動”
“列甯的密使企圖在整個歐洲發動起義”
緊接著，在關于愛因斯坦的專欄中，用６倍大的標題寫著：
“天之光歪斜”
“科學家急切等待著日蝕觀測的結果”
“愛因斯坦理論的勝利”
“恒星不是在它們似乎應該所在的或被計算出來的位置上，但不必擔心”
“十二智者的書”
“出版家接受相對論時愛因斯坦說，全世界都不能理解相對論”
正文里顯赫地描述了兩件事。一是說在英國皇家學會的會議上，大家都說歐幾里德被打倒了；二是說愛因斯坦在把自己著作交給出版商時，警告他們說：全世界只有１２個人懂得相對論。但出版商們甘願冒這個風險。
前一種說法，是捕風捉影的新聞界根本不懂相對論而故意制造出的新聞噱頭；後一種說法，倒是愛因斯坦一貫的看法，至于是否愛因斯坦如此說過，恐難以考證。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愛因斯坦在家中接見《紐約時報》記者采訪時，記者問他懂得他的著作的人是否多于１２個人，“博士溫厚地大笑起來，但他仍堅持說外行人理解他是相當困難的。”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後，歐美新聞界對愛因斯坦的熱切關注是極為有趣的事。特別是《紐約時報》，幾乎是連篇累牘地渲染著相對論的神秘性與潛在的破壞性。
請看《紐約時報》的連續報道：
１１月１１日，“這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令人震驚的消息，人們甚至會對乘法表的置信安全擔心……。這使兩個皇家學會的會長宣傳‘光有重量，空間有限’似乎是合理的、可以想象的。可是根據定義恰恰不是這樣，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到此為止，然而或許更高一級數學家也只能理解這麼多。”１１月１６日：“這些先生可以是偉大的天文學家，但他們是弊腳的邏輯學家。外行批評家已經提出反對說，宣稱空間在某處有盡頭的科學有義務告訴我們，盡頭之外是什麼。”１１月１８日，《紐約時報》針對一些人不理解廣義相對論而提出的責難，勸告讀者說，不要因為全世界只有十二人懂得“這位突然著名的愛因斯坦博士”的理論而怪罪。
１１月２５日新聞欄的標題是：
“愛因斯坦奠定了新物理學”
“奧利弗·洛奇爵士說，相對論將傳播開來，數學家將面臨一個恐怖時期”
１１月２６日的新聞標題又變成：
“難以理解愛因斯坦”
１１月２９日社論標題更聳人聽聞：
“學術界的厄運時期”
１２月７日，再次發表名為“向絕對進攻”的社論，社論中說：
“對時間和空間的侮罵之聲四起，使一些天文學家陷于可怕的境況之中，在此境況中他們似乎覺得人類的一切思想基礎全被破壞了，至少有些日子他們是這樣感覺的。”
一個並不為大多數人們理解的物理學理論，刹那間成為各種新聞媒體關注的中心，引起種種猜測、聯想和非議，實在是一個有趣的話題。愛因斯坦不僅創立了二十世紀的新物理學理論，並由此獲得世界的注意，而且也在二十世紀初的新聞史上留下了傳奇性的名聲。這種名聲很大程度上是新聞媒介制造出來的。把愛因斯坦事件和稍微早些時候的事件對照一下，就可發現一種有趣的變化。１８９５年倫琴發現X射線時，新聞界也渲染得很厲害，而那時關注的中心是科學發現的價值，是科學發現給人類帶來的福音。如今，人們更關注的是廣義相對論的創立者本人，他的一切與科學創造之外的東西的新聞價值超過了科學價值。人們對新理論帶來的某種破壞性津津樂道，而很少注意其巨大的建設性。
當然，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確實包含著某些令人恐慌的信息。在廣義相對論面前，舊的穩定的宇宙秩序轟然倒塌，一種未知的宇宙新秩序的信息讓人們激動而又恐慌。愛因斯坦仿佛是從神界下來的、帶來法律的新摩西，是操縱天體運動的新約書亞。他用奇怪的，誰也無法理解的語言說話，但是聰明人斷言說，無言的星球可以證明他的正確和偉大。愛因斯坦的理論喚起了人們心理深層的波瀾。古往今來，男女老少都對星球和光線有著亙古不變的驚異和畏懼。人們的夢中，出現得最多的是遙遠的星辰日月，人類的神話中，出現得最多的也是遙遠的星辰日月。人們不理解，無法控制的對象就是神秘向往的對象。如今，有人來解釋，有人來訴說。懂與不懂，又有什麼關系？重要的是它和人們內心深處的情愫有了共振，有了牽連。
“相對論熱”引發的條件還有當時的文化心理背景。
《泰晤士》報記者就相對論問題訪問哥倫比亞大學天體力學教授普爾，普爾說：
“過去幾年整個世界處于騷動不安之中，精神和物質均如此。物質的騷動不安，如戰爭、罷工、布爾什維克起義等可見事件，實際上是以精神深處的騷動為基礎的，具有世界性……。這種同樣的動亂精神已侵蝕了科學……”
還有人解釋：
“還有一個看來是最重要的原因：新現象是一位德國學者預言的，而英國的一些學者驗證了它。不久前還屬于兩個敵對營壘的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們又開始一道工作了。或許，這就是新的時代、和平時代的一個開端？據我看來，人們向往和平是愛因斯坦的榮譽不斷增長的主要原因。”
不管怎麼說，愛因斯坦一下成為世人崇拜的偶像，他的傳奇故事有了普遍的世界性。請看德國外交部收到的各國對愛因斯坦訪問的報告：
１９２０年６月，奧斯陸：“愛因斯坦的演講受到公眾和報界異乎尋常的好評”。
１９２０年６月，哥本哈根：“近來，所有不同觀點的報紙均發表長篇文章和訪問記，強調愛因斯坦的重大意義，‘當代著名的物理學家’和‘偉人’”。
１９２２年４月，巴黎：“……轟動一時的新聞是，首都的自以為學識高深的人都不願放過機會”。
１９２３年１月，東京：“當愛因斯坦到達東站時，那里人群密集，連警察也無力應付這些危險的人群……，菊花節那天，天皇、攝政王、王子王孫都沒有舉行招待會，一切都圍繞愛因斯坦轉”。
１９２３年３月，新德里：“到處充滿著極大的熱情……報紙每天都設專欄報道他的行蹤……”。
１９２５年６月，蒙得維的亞：“他是首都談話的話題，他成為頭條新聞達整整一星期之久……”。
“相對論熱”使得愛因斯坦的每次講演都是人山人海，講演大廳里總是擠得水泄不通。聽眾往往有上千人。要想知道愛因斯坦教授在哪里作報告，只要看一下這時人們朝哪里奔跑，就知道了。聽眾中，湊熱鬧、趕時髦的人當然是大多數，而且有不少外國游客。一位目睹當時情景的人作了如下描述：
“報告廳里坐著許多身穿珍貴襲皮大衣的美國、英國闊太太，她們手舉望遠鏡，仔仔細細地端祥著這位學者。”
報告一結束，這些外國游客就沖向黑板，為了搶奪這位紅極一時的學者寫字留下的粉筆頭。他們想把這些珍貴的紀念品帶回家，到處炫耀。
人們對愛因斯坦的崇拜到了頂點。１９２１年６月１３日，霍爾丹爵士把愛因斯坦介紹給英國皇家學院。那是愛因斯坦第一次訪問英國，住在海爾登爵士家里。一進爵士家，海爾登的女兒一知道站在眼前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愛因斯坦時，竟激動得昏了過去。
海爾登爵士後來回憶愛因斯坦的英國之行，說：
“他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他不希望自己被人注意，但是那無庸置疑的天才卻驅使著他，不許他有片刻的休息。”
★ 名譽後面的苦惱
在舉世矚目的榮譽面前，愛因斯坦沒有道理不高興，可榮譽帶給他更多的是苦惱。莫什考夫斯基說：
“榮譽也要求作出犧牲，而如果可以談到追逐榮譽的話，那麼在這種追逐中，在所有的場合中，愛因斯坦扮演的都是獵獲物，而不是狩獵者。”
從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早晨起，愛因斯坦就成了新聞界與公眾的“獵獲物”。
記者們一撥又一撥地撳響了哈貝蘭大街５號的門鈴。談話、采訪、拍照、沒完沒了的追問、故作深刻的對話、添油加醋的渲染，還有廉價的吹捧，把愛因斯坦全弄糊塗了，也弄得緊張萬分。
愛因斯坦不無感慨地說：“我最凶惡的敵人還是郵遞員；
我已擺脫不了他的奴役了！”
那真是可怕的場景！
每天早班郵件一到，圍攻就開始了。他會收到成百上千封討照片、討親筆簽名的信。許多信封上連地址也沒有，只有“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收”幾個大字。也有一些討論科學問題的信。有人請他解釋空間怎麼會彎曲，有人請他證明宇宙怎麼能有限，有人請他說明時間怎麼能像橡皮筋似地拉長縮短。每個人都只有一個小問題，只要教授花費一分鍾時間回答。也有請求幫助的信：一個青年學生沒有考上大學，請教授在教育部說說情；一個青年發明家的新發明被埋沒了，請教授在科學院里講幾句話；一位年輕婦女作為“天文觀察者”自薦效力；一家雪茄煙廠廠主告訴他已把自己工廠生產的一種新型雪茄取名為“相對性”……
艾爾莎成了愛因斯坦的收發秘書。她每天得把信件分類，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複信，余下的交給愛因斯坦過目。這項工作要占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時甚至整個晚上。
盡管艾爾莎已篩選過，但信件仍使愛因斯坦傷透腦筋。在１９２０年，愛因斯坦說：
“我從不擅長說‘不’。但現在，報界文章和信件不斷地向我詢間，邀請和要求，我每晚都夢見自己在地獄里被火焚燒。郵遞員變成了魔鬼，對我大聲喝斥並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頭上擲來，就因為我對過去的信件未作答複。
“加上我的母親有病，但為我的‘偉大時刻’即許許多多毫無意義的會議又來了。簡而言之，我差不多是只會作簡單反射運動的一捆東西了。”
聰明的愛因斯坦想出了一個對付信件的辦法：請慈善機關代辦討照片和簽名的信。誰捐了錢，就能拿到愛因斯坦教授的簽名照片。這真是一舉三得：既滿足了那種名人崇拜迷的虛榮心，又幫助了窮人，更節省了自己的時間。至于討論問題和請求幫助的信，愛因斯坦都親自回信，實在忙不過來，就請艾爾莎的大女兒幫忙。
麻煩的是找上門來的人：攝影家、畫家、雕刻家，各個行當的藝術家都來找他。已經成名的是為了豐富自己的作品目錄，尚未成名的是為了借愛因斯坦的大名去闖出自己的名譽。虧得艾爾莎的能耐，既客氣優雅，又不動聲色地推掉丁一件件麻煩事，擋走了一位又一位客人。碰到那些能泡能磨的客人，艾爾莎也有擋不住的時候。每逢此時，愛因斯坦也只好親自到客廳里來逢場作戲了。
全世界都在談相對論。名式各樣的哲學家、科學評論家、打油詩人、漫畫家、無孔不入的商人，更是在前所未有的愛因斯坦熱、相對論熱中推波助瀾。
有人是正兒八經地談，有人在瞎扯淡，更多的人是在趕時髦。
一個美國富翁出五千美元巨額賞金，征求一篇三千字的介紹相對論的文章。市場上的煙販子在叫賣“相對論牌”香煙和“愛因斯坦式”雪茄。英國的一家報上登出一幅漫畫，把相對論和英國人特別愛好的偵探故事結合起來了：
一個大偵探手拿電筒，照出一束強光，光線繞過兩個大彎，落到正在撬保險櫃的竊賊身上。漫畫的標題是：
愛因斯坦，這是小意思！
一位打油詩人描寫相對論的尺縮效應：
杰克小位劍術精，
出刺迅捷如流星，
不料空間一收縮，
長劍變成小鐵釘。
這已經是一場鬧劇了。嚴肅的物理學理論竟被新聞媒體煽起的熱浪沖擊得面目全非。愛因斯坦深知人們在崇敬自己的同時，又是在填補他們自身的無知與無聊。和人家的贊譽對著干，板起面孔，作高深狀？天性善良的愛因斯坦做不出來；順水推舟，在人們淺薄的贊譽中欣欣然，樂融融？愛因斯坦的境界自然不會這麼低。
怎麼辦呢？
盲目崇拜名人的風尚，是人類社會留下的精神奴役的創傷。沒有獨立的思想、沒有獨立的人格，就有了崇拜，就有了時髦的風尚。
愛因斯坦式的幽默與詼諧又一次派上了用場。有一次，在一位渴望獲得簽名的年輕太太的紀念冊上，愛因斯坦寫下這樣叫人哭笑不得的“詩”：
小牛和山羊在菜園里游戲，
我們兩人中有一個和它們同類。
又有一次，他寫道：
我走到那里，我站在這里，
總看到眼前有一張我的畫像——
在寫字台上，在牆壁上，
在圍著脖子的黑絲帶上。
男男女女懷著仰慕的神情，
來索取簽名留念。
人人都從那可敬的好小子那里，
討到一個帶鉤的簽名。
有時我感到無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時刻我卻想：
是我自己已經發瘋，
還是我誤入了牛羊群中？
愛開玩笑的愛因斯坦，寫下如此打油詩之後，心里總又有些後悔，怕傷了人家的感情。好在名人效應總使得崇拜者們誠惶誠恐。他們即使受到愛因斯坦的諷刺，仍覺得是一種難得的榮光，還喜不自禁地說：
“看，這才是真正的名人！平常人誰有這份幽默？”
出名後各式各樣的社交活動是愛因斯坦最為頭痛的事。在上流社會的社交場合，出席的都是名流和名流夫人。人人彬彬有禮，說話溫文爾雅，衣著得體大方。從政治到哲學，從哲學到科學，他們都會談一點，可實際上什麼都不知道。在這種場合，附庸風雅地向先生們微笑致意，向夫人們說兩句情趣雋永的俏皮話，都讓愛因斯坦頭皮發麻。他嗯嗯地隨口應答一切應酬，和藹可親地面對一切提問，但就是心不在焉，由此而獲得一種傳聞，即“愛因斯坦教授那種可愛的心不在焉”。
愛因斯坦的離群索居，多半是研究對象的超越瑣俗人世而養成的。其實在生活中，愛因斯坦是相當善良可親的。他不想為衣食住行花費時間，他留下的許多照片可以看出，他的穿著極其簡樸，常常穿咖啡色皮上衣——艾爾莎送給他的禮物，很舊很舊的，天冷再加上一件灰色的英國羊毛衫——也是艾爾莎送的禮物，同樣很舊很舊。還常穿一套舊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會，只有在特殊場合由于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禮服。
對榮譽的漫不經心的反面，則是對研究工作的全神貫注。許多回憶錄都談到這一點。愛因斯坦在自己的閣樓式的工作室里寫作、閱讀，而更多是思索。偶爾把頭垂向右邊，把一綹白發繞到手指上。愛因斯坦不時從放在他面前那三只填滿煙草的煙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愛因斯坦臉色蒼白，額前布滿皺紋。
愛因斯坦的天性實際上是喜歡結交朋友的，尤其是他所喜歡的人。
愛因斯坦有一位醫生朋友，名叫魯道夫·埃爾南，他常和愛因斯坦在柏林郊外散步、交談。在回憶錄中，埃爾南對愛因斯坦有著如下的描述：
“他有一雙天使般的眼睛，笑起來眯成一條線，坦然地看著周圍的事物——關于這一點許多同時代人都知道。但是不太知道他的身體狀況。愛因斯坦比中等個兒略高，白皙的皮膚，結實的肌肉……。他不愛吃藥，卻喜歡醫生……。愛因斯坦喜歡跟他們交談，因為可以得到和各種不同社會階層出生的人們交往的豐富經驗。他在醫生中間找到某種與自己特有的愛好相近的東西，因為愛因斯坦本人也可以認為自己是為使人類健康和得到改善而斗爭的一名戰士。”
巨大的榮譽和成就並未泯滅愛因斯坦善良的同情心。英費爾德深深銘記住這一點。英費爾德第一次會見愛因斯坦是在１９２０年。當時，他在雅蓋斯基大學學習，而在第五學年時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勞厄和愛因斯坦那兒完成自己的學業。但是，出生在波蘭的人，特別是猶太人，在普魯士官僚機構中會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久久猶豫之後，英費爾德決定向愛因斯坦求援。英費爾德描述著這一次求援：
“我在哈貝蘭大街５號愛因斯坦的住宅門前按了電鈴。我又膽怯，又激動，懷著節日般的心情等待當面親謁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夫人請我走進一個擺滿了笨重家具的小房間。我說明了來意。她表示抱歉，說我還得等一會兒，因為她丈夫正在和中國教育總長談話。我等著，由于焦急和激動我的臉都發紅了。最後，愛因斯坦打開了房門，和中國人道別後，便請我進去。愛因斯坦穿著黑色的短上衣，條紋褲子，褲子上掉了一顆主要的紐扣。那張臉我在報紙上和雜志上已經看到過許多次。但是沒有一張照片能表現出他那炯炯的目光。
“我把自己事先認真准備好的一番話忘得一干二淨。愛因斯坦對我友好地微笑一下，遞給我一支煙。這是我到柏林以來見到的第一次親切的微笑。我結結巴巴地向他敘述自己的困難。愛因斯坦注意地聽著。
“‘我倒很樂意替你寫一封信給普魯士教育部長，不過這一點用也不會有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已經開過許多介紹信了’，接著，他冷冷一笑，低聲又說了一句：‘他是反猶主義者’。
“他在房間里來回踱了幾步，沉思了一會兒。
“‘您是學物理的，事情好辦一點。我寫幾個字給普朗克教授。他的推薦比我的作用大，這樣辦最好了！’
“他開始找寫信的紙。紙就在書桌上，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指給他看。最後，他終于找到了紙，草書了幾句。他還不知道我對物理學是否有所了解，就已經把信寫好了。”
轟動世界後的愛因斯坦仍然質樸、善良、樂于助人，這種品質是他抵抗一切虛榮侵蝕的堅強防線，也是他在自然科學領域之外獲得廣泛人格魅力的重要原因。
俄國學者、政治家盧那察爾斯基在２０年代拜訪愛因斯坦後，就對愛因斯坦這種精神品質作了形象的描繪：“愛因斯坦眼睛近視，目光漫不經心。也許，他一半以上的注意力已經早就徹底地轉向內部某處。也許，愛因斯坦大部分的眼神老是忙于和他的思想一起在作某個計算圖。因此眼睛充滿抽象的思維，甚至顯出有些憂郁。然而，在社交生活中，愛因斯坦是一個異常快活的人。他愛開玩笑，他的笑聲是善意的，完全是孩子般的。這時，他的眼睛霎時間完全變為孩子般的眼睛。他的不同尋常的質樸產生了一種魅力，以至使人不知怎麼地就想撫愛他一下，握握他的手，拍拍他的肩膀，當然，這樣做是懷著極大的敬意。得到的是某種溫柔的同情感、質樸的贊賞感以及無限的尊敬感。”
盧那察爾斯基同時也描寫了艾爾莎，這段描寫中所包含的評價似乎與愛因斯坦自己的評價有些差距。但不管怎麼說，能讓愛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初獲得相對安甯，艾爾莎是有巨大功勞的。盧那察爾斯基說：
“她是一位不太年輕的女人，頭發濃密灰白，但有魅力，精神上仍然是很美的，甚至勝過肉體上的美。她全心全意地愛自己偉大的丈夫，她准備獻出一切為保護丈夫免遭生活拖累，並為他建立起一個極其安靜的環境，使他具有世界意義的思想能在這樣的環境里成熟。她充分認識作為思想家的丈夫的偉大作用，並充滿對丈夫像對最招人疼愛的與眾不同的大孩子一樣的情感，充滿伴侶、妻子和母親的最溫柔的情感。”
傳奇般的經曆給愛因斯坦帶來榮譽、名聲，也帶來了苦惱和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