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中的偉人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７日，愛因斯坦從英國登上一艘去美國的輪船，同行的有妻子艾爾莎、助手邁耶爾博士和秘書艾倫·杜卡斯。
愛因斯坦自己也沒想到，他這是在與歐洲永別。朗之萬預言家般地說了一句後來果被驗證的話：
“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岡從羅馬搬到新大陸一樣。當代物理學之父遷到了美國，現在美國成為世界物理學的中心了。”
古老的歐洲，在法西斯主義的陰影中，黯然失色了。羅斯福的“新政”，為美國帶來了希望，也成為歐洲反法西斯的大後方。去美國，對愛因斯來說，已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了。愛因斯坦從１９２１年第一次訪問美國起，對美國的印象就是複雜的。美國社會的物欲橫流、追求享樂、犯罪率高、追求時髦、標新立異，他都感到不快，但他同時也發現美國社會比起古老的歐洲，有著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活力。他初到美國，受到公眾的崇拜，愛因斯坦曾大惑不解：
“在這個被大家斥責為物欲主義的時代，居然還把那些一生目標完全放在知識和道德領域中的人看作是英雄，這該是一個可喜可賀的跡象。”
美國最讓愛因斯坦感興趣的是：“我對美國科學研究機構的成就感到十分欽佩。要是我們企圖把美國科學研究工作日益增長的優勢完全歸功于充足的經費，那是不公正的；專心致志，堅韌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學成就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
同時，“富裕階層的社會意識比在歐洲的要發達得多。有錢的人認為把他的財產的很大部分，而且常常連同他自己精力的很大部分，交給社會去支配，是自己理所當然不可推卸的責任；那個威力無限的社會輿論也迫切要他這樣做。”
愛因斯坦所要去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１９３０年，兩個美國擁有億萬資產的兄妹，請來美國著名的教育家和學校改革家弗萊克斯納，請他幫助建立一個新的科學研究所。弗萊克斯納發現，實用型的研究所在美國已經夠多了，于是建議創辦一個新型的高級研究機構，聘請各個學科的第一流學者。沒有計劃，沒有任務，研究什麼，怎樣研究，一切聽任學者們自己的想法，研究所只負責向各位學者提供足夠的經費。弗萊克斯納把這個機構定名為高等研究院，他就是實際的組織者。
弗萊克斯納想，既然擁有足夠的經費，就應讓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學家們擺脫教學、行政、日常生活瑣事的操勞，他們應當研究最高級和最普遍的問題。如能招聘到一流的學者，就不愁沒有更多的年輕的傑出學者們慕名而來。在聘任通知中，弗萊克斯納反複強調來研究院的學者享有完全的獨立性，研究院是“一個自由港，學者們在這里可以把世界看作是自己的實驗室，而無一日三餐之憂。”
１９３２年１月，有人建議弗萊克斯納去加里福尼亞的帕薩迪納，愛因斯坦正在那兒講學。弗萊克斯納有些猶豫：這可是當今物理學界的泰斗，自己能請得動嗎？但如果請來了愛因斯坦，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聲名不就立刻傳出去了嗎？
費萊克斯納抱著試一試的態度去了帕薩迪納，他詳細向愛因斯坦談了研究院的宗旨及計劃。愛因斯坦聽了很感興趣，但表示每年可能還得在柏林呆一段時間。
不久之後，弗萊克斯納又到牛津大學與愛因斯坦會面，再次邀請愛因斯坦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當時，愛因斯坦回德國的希望已經很渺茫了，他便有了去普林斯頓的意向。１９３３年後，愛因斯坦已主動與柏林斷絕了關系，去普林斯頓也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費萊克斯納仿佛從天上掉下一個金元寶，連連問愛因斯坦有什麼要求。愛因斯坦提出兩個要求：一是普林斯頓研究院要接受他的助手邁耶爾，給他正式職位；二是他的年薪只要３０００美元。並問弗萊克斯納：“倘若在普林斯頓維持一年生活不需３０００美元，還可以再低一些。”
對第一個要求，幾經磋商後終于圓滿解決。可第二個要求卻讓費萊克斯納為難了。一個堂堂最高研究院里的世界著名科學家，年薪只要３０００美元，這怎麼說得過去呢？讓不知內情的人知道，難道不會說普林斯頓在虐待愛因斯坦嗎？弗萊克斯納覺得自己實在擔不起這個罪名。他一次又一次向愛因斯坦提議，能否把年薪提高，到最後，他幾乎是懇求愛因斯坦了。幾經“討價還價”，總算說服愛因斯坦接受１６０００美元的年薪。
從伯爾尼專利局開始，愛因斯坦就養成一個習慣，工作之外的時間才是屬于自己的研究時間。他把研究看成是屬于自己的東西。僅憑研究去拿薪水他總覺得不安。從蘇黎世、布拉格到柏林，他講課的時間越來越少，但總還是有的。如今到普林斯頓，所有的時間都由他支配，他下意識地覺得有愧。
愛因斯坦對憑純科學研究領取薪金感到難為情，這種感情也許是無意識的，但對于他而言，又有著內在的深刻理由。他總想干些與基本的研究活動無關的事情作為生活費用的來源。在這點上，斯賓諾莎——以金剛古琢磨匠身份為職業的哲學家——對愛因斯坦有很大的吸引力。盡管普林斯頓研究院多次聲明該院的科學家有完全自由支配時間的權利，但愛因斯坦總不想成為純粹被社會供養的人，他忘不了一個人應對社會承擔的責任與義務，哪怕自己的研究仍然是屬于社會的。
普林斯頓是美國東部的一個大學城，人口只有幾千人。小城里古風純樸，陽光燦爛。林蔭道上的行人稀稀疏疏，道路兩旁星星點點散布著一些一兩層樓的小房子。紅色的屋頂，白色的牆，掩映在郁郁蔥蔥的樹木叢中。每一座房子都像綠色海洋中的一個孤島。這里似乎聞不到金圓帝國的銅臭，聽不見工業巨人的叫囂。這里就像萊頓小城和蘇黎世湖畔、柏林郊外那樣嫻雅幽靜，具有古老歐洲的情趣。
愛因斯坦來到普林斯頓，這個僻靜的小城和一個偉大的名字聯系在一起，成了舉世聞名的科學聖地。
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留下了數不清的軼聞趣事。人們說他在比利時王後“禦筆”題贈的詩的背後做計算；說他在鞋店的發票背面寫上致答詞，跑到莊嚴的授獎儀式上去掏出來宣讀；說他在朋友家吃飯，靈感來了，沒紙就在主人家的新桌布上寫下一行行公式；說他出外找不到回家的路，打電話去問研究院怎麼回家；說他把一張１５００美元的支票當書簽用，丟了也不知道；說人家請他講１分鍾話，給１０００美元，他說他不需要錢……
愛因斯坦給普林斯頓帶來光榮，普林斯頓人以愛因斯坦為自己的驕傲。大學生們編了一支歌，在馬路上邊走邊唱：
誰數學最棒？
誰愛上微積分？
誰不喝酒，只喝水？
——我們的愛因斯坦老師！
我們的老師飯後不散步，
我們的老師時間最珍貴。
我們要請天上的造物主，
把愛因斯坦老師的頭發剪短些！
隨意、溫和的愛因斯坦愛上了普林斯頓，這兒沒有繁文縟節，沒有歐洲大陸上的呆板和清規戒律，他在這兒享受到一個普通人生活的歡樂，也留下了不少故事。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普林斯頓有個１２歲的女孩子。放學回家後總是跑到愛因斯坦家里去玩。媽媽發現後，把孩子狠狠訓了一頓，說：你怎麼能浪費愛因斯坦的寶貴時間呢？並帶著孩子向愛因斯坦道歉。愛因斯坦笑著說：
“噢，不用道歉。她帶甜餅給我吃，我幫她做算術題。我從她那兒學到的東西，恐怕比她從我這兒學到的東西還多呢！”
還有這樣的故事：有一次，美國一家醫院要聘請一位X光專家。一個猶太難民來求愛因斯坦幫忙，愛因斯坦立即寫了一封推薦信。過了幾天，又來了一個從希特勒鐵蹄下逃出來的猶太人，請求幫忙。愛因斯坦又寫了一封推薦信。這樣，他給４個猶太人寫了４封推薦信，讓他們去爭奪同一個職位，讓大家哭笑不得。後來，這樣的推薦信寫得實在是太多了，以致拿推薦信去求職的人還沒開口，人家就說，行了，行了，收起介紹信吧。這兒求職的人每人都有這樣的一封介紹信。
還有一個故事說：一群大學生說說笑笑，跑來問愛因斯坦，什麼叫相對論。他回答說：
“你坐在一個漂亮姑娘旁邊，坐了２小時，覺得只過了１分鍾；如果你挨著１個火爐，只坐了１分鍾，卻覺得過了２小時。這就是相對論。”
英費爾德在普林斯頓是愛因斯坦的助手，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愛因斯坦的誠懇與理智的關系。他認為這兩者在愛因斯坦身上是和諧共處的。“很難找到一個學者，其思想能在這樣的程度上充滿情感，能具有這樣明朗的表達激情的聲調，能在這樣的程度上以‘為超個人的東西服務’的激情中，從對大自然的美的陶醉中汲取養料。同樣，也很難找到一個人，他對人們的誠懇態度、對人們的愛、對人們的責任心，能在這樣的程度上出自他的思想。”
英費爾德對愛因斯坦的這一特點作了非常准確的說明。
“在物理學方面，我向愛因斯坦學到了許多東西。但最珍貴的，卻是在物理學以外學到的東西。愛因斯坦是——我知道，這樣說多麼平庸乏味——世界上最好的人。其實，看來這個定義也不那麼簡單，而且需要作些必要的解釋。
“同情——一般說來這是人的善良的源泉。對別人的同情，對貧困、對人的不幸的同情——這就是善意的源泉，它通過同情的共鳴器起作用。當我們看到別人在斗爭和痛苦的時候，對生活和對人們的眷戀便通過我們對外部世界的聯系在我們的感情中激起反應。
“但是，善意還有完全不同的根源。這就是建立在獨立清醒思考基礎上的天職感。善意的、清醒的思想把人引向善，引向忠實，因為這些品質使生活變得更單純，更充實，更完美，因為我用這種方法在消除我們的災難，減少同我們生活環境之間的摩擦，並在增加人類幸福的同時，保持自己內心的平靜。在社會事務中應有的立場、援助、友誼、善意，可以來自上述兩個源泉，如果我們采用解剖學的話說，可以來自心靈或頭腦。我一年一年地學得愈來愈珍視第二類善意——它來自清醒的思維。我曾多次看到不是由清醒的理智支持的感情是多麼地有害。”
許多了解愛因斯坦的人們問自己，在這個人身上什麼東西更偉大：是洞察宇宙構造的智慧，還是對人類的每一次災難和對社會的不公正的每一次表現的共鳴之心？這個印象在與愛因斯坦一起在普林斯頓生活過的人的回憶錄中表現得很清楚。替愛因斯坦治過病的古斯塔夫·布基醫生寫道，無論愛因斯坦思想的深刻性和突然性所留下的印象是多麼的強烈，然而“他的人性畢竟是一個最大和最感人的奇跡”。布基解釋道，愛因斯坦從不願畫家給他畫像，但有一個理由准能對他起作用。畫家只須說這一點就夠了：愛因斯坦的畫像或許會——即便是暫時的——幫助他擺脫貧困，于是愛因斯坦就毫無怨言地陪上許多個小時，讓這個可憐的人給自己畫像。布基說，大街上的過路人在看見愛因斯坦的時候總是露出善意的笑容。面對他們的笑容，他有點不好意思地點點頭。在普林斯頓，人人都認識他。
“甚至在普林斯頓這個小小的大學城里，所有的人都是用貪婪的好奇眼光看著愛因斯坦。在我們一起散步時，我們總是避開那幾條繁華的大街，專撿野外和行人寥落的小街。比如，有一次，一輛小汽車里的人請我們稍等片刻，從汽車里鑽出一位已經不年輕的帶著照相機的婦女，由于激動臉都紅了，她請求：
‘教授先生，請允許我給您拍一張照片。’
‘請吧。’
他安詳地站立了幾秒鍾，然後繼續自己的談話。
我相信，過了幾分鍾他就忘了這件事。
有一次，我們走進普林斯頓一家影院看電影，我們買了電影票，走進擠滿人的前廳才知道，還要等１５分鍾才開映。
愛因斯坦提議走一走。出來時，我向檢票員說：
‘我們過幾分鍾就回來。’
可是，愛因斯坦感到不安。
‘我們已經沒有票了，您會認出我們嗎？’
檢票員笑了，他認為這是教授開的一個很成功的玩笑，就對愛因斯坦說：
‘是的，教授，我大概會認出您的。’”
到美國之後，愛因斯坦的生活相對安靜下來，很少出門。１９３５年５月，他到百慕大作短期旅行，這是愛因斯坦最後一次離開美國外出旅行。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取得移民簽證。除此之外，愛因斯坦與外界接觸也比較少，但這並沒減少他在美國人心目中的魅力。
１９３４年１月，羅斯福總統在白宮接見愛因斯坦夫婦。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紐約東北郊預計于１９３９年春季開幕的世界展覽會工地上，美國人把一些紀念品裝在一只堅固的金屬封包里，其中包括請愛因斯坦為５千年後子孫寫的一封信，准備等５千年（即公元６９３９年）後讓後代子孫把它掘出來打開。
愛因斯坦的信是這樣寫的：
“我們這個時代產生了許多天才人物，他們的發明可以使我們的生活舒適得多。我們早已利用機器的力量橫渡海洋，並且利用機械力量可以使人類從各種辛苦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最後解放出來。我們學會了飛行，我們用電磁波從地球的一個角落方便地同另一角落互通訊息。
“但是，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卻完全是無組織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懼的陰影里，生怕失業，遭受悲慘的貧困。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國家里的人民還不時互相殘殺。由于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將來，都不得不提心吊膽和極端痛苦。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于群眾的才智和品格，較之那些對社會產生真正價值的少數人的才智和品格來，是無比的低下。
“我相信後代會以一種自豪的心情和正當的優越感來讀這封信。”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日，愛因斯坦、瑪戈特和海倫·杜卡斯在特倫敦大法官菲利普·福爾曼的主持下，宣誓成為美國公民。
但愛因斯坦仍保留瑞士國籍。
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１日，愛因斯坦與美國海軍軍械局烈性炸藥與燃料組簽訂顧問合同（後來合同延長到１９４６年６月３０日）。顧問費每天２５美元。
１９４４年，在堪薩斯州，愛因斯坦１９０５年狹義相對論論文的手稿，以６００萬美元拍賣，作為對支持戰爭的捐獻。
★ 神聖的孤獨
到普林斯頓後不久，愛因斯坦就寫信給比利時王後，發出了內心的苦悶：
“我把自己鎖閉在毫無希望的科學問題中，我老了，自從我到此地與社會隔絕以後，更是如此。”
１９３４年，愛因斯坦的好友埃倫費斯特自殺，愛因斯坦認為導致埃倫費斯特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作為科學家的埃倫費斯特對解決科學在他面前提出的任務感到力不從心。
這是對朋友之死的分析，同樣也是自己處境的深切感受。
統一場論問題仍是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研究的主要內容。但關于統一場論的工作是在和任何有影響的和廣大的理論物理學家團體完全隔離的情況下進行的。這一次，理論沒掌握任何可以用解釋某種實驗的難解結果使廣大物理學界感興趣的材料。理論的“內在的完備”同“外部的證實”沒有找到一個交叉點。這一次，“內在的完備”成了唯一廣泛的東西——只要可以設想出來。涉及到了初始的假設，它們無須任何附加的假說便可解釋物理過程的全部總和，而不管這些過程是由什麼樣的場所引起的。但是，這些初始假設同能賦予假設以可靠性的實驗卻聯系不起來。
在孤獨中研究統一場論的愛因斯坦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獨之中。
在普林斯頓，愛因斯坦似乎願用全部時間來保障對統一場論問題的“孤獨”思考，但他的思考又常被人們打斷。許許多多人期待愛因斯坦的忠告、幫助、演說。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既得到忠告，又得到幫助，還聽到演說，這就造成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一個向往孤獨的人在同大量的人打交道，這在全世界科學家中是絕無僅有的。這種局面不僅同科學家的外部環境有關，而且是同他世界觀的內在基礎聯系在一起的。
有一次，愛因斯坦在倫敦演講，當時那里正在討論德國移民科學家的命運。必須替他們找到工作。愛因斯坦建議說，看守燈塔的職務對科學家來說是最合適的職位。要是旁人提出這種出乎預料的建議大概是極不妥當的。但大家明白，他在說自己。他認為，孤單一人在燈塔上有助于研究思考，這表達了他自己早年的夢想。愛因斯坦常向人抱怨日常生活的操勞，它使人離開科學。這其中還包含一層意思，看來是更重要的情況，即愛因斯坦所理解的，在科學活動中必須保持完全的獨立性。這就是他所景仰的斯賓諾莎式的研究方式。
英費爾德回憶說：“他多次對我說，他倒是樂意干體力勞動，從事某種有益的手藝，比如制鞋手藝，而不想靠在大學教物理學掙錢。這些話的背後蘊藏著深刻的思想。它們表現一種類似‘宗教感情’的東西，他就是懷著這種感情對待科學工作的。物理學是如此偉大和重要的事業，決不可以拿它去換錢。最好是通過勞動，比如看守燈塔或鞋匠的勞動來謀生，而使物理學遠遠地離開起碼的溫飽問題。雖然這種看法應該說是天真的，然而它卻是愛因斯坦所特有的。”
愛因斯坦想去看守燈塔，也是為了逃避訪問和邀請，這些訪問和邀請使他失去工作時間。他對人們的愛並不帶抽象的性質，愛因斯坦不屬于那種雖對人類命運感興趣，同時又對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具體的個人命運漠不關心的思想家。但是，他的內心並不是充滿了日常生活，占據他思想的也不是這種對無數有求于他的人們的經常的關心。他的思想聚集在超日常的東西上，並且總是每時每刻都想工作。
“雖然只有物理學和自然規律才引起愛因斯坦的真正激情，但要是他發現誰需要幫助並認為這種幫助能起作用的話，他從不拒絕提供幫助。他寫過成千上萬封推薦信，對千百個人出過主意，一連幾個鍾點同瘋子談話，因為瘋子的家庭寫信告訴愛因斯坦，只有他一個人能夠幫助病人。他善良、慈祥、健談、面帶笑容，但異常不耐煩地（雖然是暗中）期待著他將能重新投入工作的時刻。”
這種對孤獨的經常的向往，不能歸結為他的意識充滿了期待解決的科學任務，這是一種更深邃的感情。愛因斯坦在他不止一次地提到的《我的世界觀》一書中，開門見山說明了自己對人們的態度。他講到對社會正義的強烈興趣和對孤獨的向往之間的矛盾。
“我對社會正義的強烈興趣和社會責任感與我對接近人們和人類團體抱有明顯的成見發生了矛盾。我向來是一匹拉單套輕車的馬，我也不曾全心全意地獻身給自己的地區、國家、朋友、親人和家庭。所有這些關系引起我對孤獨的向往，而且對擺脫這些關系與外界隔絕的意向與年俱增。我尖銳地感覺到缺少理解和同情，這是由于孤獨造成的。但同時我也感覺到和未來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一個具有這樣性格的人會部分地喪失冷漠和同情心。但是，這個損失是不以種種意見、習慣和閑話所左右，也不為把自己的內心平衡建立在不牢靠的基礎之上的誘惑所左右作為補償的。”
一個孤獨的和向往孤獨的觀察者也是社會正義的狂熱捍衛者。在同人們交往時思想開朗、誠摯爽快，同時又急不可待地渴求人們（無論是偶遇的交談者、朋友、家人）回到自己的內心世界中去。愛因斯坦的形象顯得非常矛盾。可是就在這些矛盾中，你總可猜測出一種深刻的和諧。
首先，把“觀察者”一詞用在愛因斯坦身上要有重大保留。這個詞可能更接近于“純粹描述”的維護者，盡管不完全相同，事實上，每個學者都不是停留在現象論的立場上。愛因斯坦是一個“嚴格實驗”的大師，他對自然界施行窮根究底的盤詰，強調科學概念的能動性，他不是通常意義的觀察者。不是克服直觀的“顯然性”，不是深入到只有借助于積極的實驗才能加以判斷的諸過程的世界中，還算什麼相對論呵！對愛因斯坦來說，認識過程——這就是干預自然界的過程。它同用人們生活的理性和科學的方法進行的改造是不可分的。追求合乎理性的社會制度是探索世界的客觀的理性、秩序性、規律性、因果制約性的結果。從對宇宙和諧的強烈追求中生長出一種“對社會正義的強烈興趣和社會責任感”。但是，日常交往和對人們的日常幫助很少使這種興趣和這種感情得到滿足。還在２０年代，愛因斯坦本人就說過而所有認識他的人都看出他對孤獨的向往已經同愛因斯坦的巨大的社會積極性結合在一起了。
科學利益與社會利益的交錯結合，對科學的新的社會功能的廣泛理解或者即便是感覺，在科學界還是屬于未來的事，其實是不太遙遠的未來。也就是在這些問題上，就像在物理學本身的問題上一樣，愛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同數百個物理學家打過交道，這些物理學家在本世紀中葉比這大得多的程度上對早在２０年代使愛因斯坦感興趣的問題感興趣。
愛因斯坦一生中的普林斯頓時期有一個特點，就是明顯地縮小同“親者”的直接聯系，並同樣明顯地擴大同“遠者”（遠離愛因斯坦職業興趣的環境）的聯系。在３０、４０和５０年代，愛因斯坦對占壓倒多數的物理學家感興趣的問題置身事外。他在搞極其複雜的數學理論，然而它們是服從于一個在普遍性和困難性方面碩大無比的任務。愛因斯坦致力于建立統一場論，在這種理論中根據統一的規律得出粒子的所有的相互作用以及粒子自身的存在。這一想法的實現得不到物理學家們的贊同，外行人又一竅不通，並且整個說來連愛因斯坦本人也不滿意。但這一想法引起了許多人的興趣。在彼此更替的具體的解題方案十分複雜的情況下，始終存在一個普遍公式：世界是統一的，世界是合乎理性的，世界服從于存在的統一規律。愛因斯坦的這一公式是同范圍碩大無比的物理和數學理論概括聯系在一起的。但這並不妨礙廣大公眾猜測這個想法之偉大。
愛因斯坦對這個非常廣大的聽眾的感情越來越強烈了，這些聽眾不理會細節和專門問題，但追求宇宙和諧的思想。
相反，愛因斯坦的直接意義上的“親者”卻越來越少了，在這方面，愛因斯坦感到自己非常孤獨。
到普林斯頓後不久，艾爾莎的大女兒伊麗莎在巴黎去世。自從大女兒死後，艾爾莎一下子變得老態龍鍾，她撇不下女兒的骨灰，把它帶回了普林斯頓。瑪戈爾陪著她。不久，艾爾莎的雙目出現了病態。
這是心腎嚴重疾患的症狀，艾爾莎臥床不起了。瑪戈爾曾離家幾天去了一趟紐約，回來後發現自己的母親完全變樣了。愛因斯坦非常沮喪，本來蒼白的臉色更加蒼白，眼神充滿無限哀傷，他對瑪戈爾說：
“你離家這幾天，她差一點就放下武器，離我們去了。”
艾爾莎的病情越來越壞，愛因斯坦整日陪著她。艾爾莎對此倒感到欣慰。她對友人說：“我從來都沒有想到我對于他這樣珍貴，現在我為此感到快樂。”
愛因斯坦在離蒙特利爾不遠的湖濱租了一幢美麗的舊房屋度過夏天，他又開始揚帆游弋了。艾爾莎在美麗的加拿大森林中覺得身體稍好一些，她的全部心思像往常一樣全放在丈夫身上。她寫信給友人說：
“他處于最佳狀態，最近又解決了一些重要課題。過許多時候，人們將掌握他所作的一切，並開始加以利用。他自己認為，新的成果是他所創造的一切東西中最宏偉和最深刻的東西。”
後來，艾爾莎的病情急轉直下。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０日，艾爾莎去世。
愛因斯坦繼續過著像從前那樣的生活。他常在普林斯頓用紅色磚塊建造的房子之間的林蔭道上散步，這些房子使人想起古老的英國。他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研究統一場論的數學工具。但愛因斯坦變化很大。有一次，還在普林斯頓，艾爾莎就說過：“由于受內心渴望與外部作用的支配，我們全部與年俱變……。相反，阿爾伯特卻猶如童年時一樣。”但實際上，愛因斯坦在３０年代初已喪失了往昔的生活樂趣，而現在，艾爾莎死後，他更時常流露出孤獨感和憂傷感。
這種感情在４０年代更增加了，愛因斯坦在致朋友們祝賀他１９４９年３月７０誕辰的回信中，充滿了這種感情。當時，他做了胃部大手術後剛康複。幸好，手術引起了各種疑慮沒被證實，但是他長期都很虛弱。愛因斯坦的身體狀況並不妨礙他慣常的幽默、誠懇、對周圍事物以及首先是全力以赴地研究統一場論的具體問題的興趣，但總的情緒是憂郁的。
１９４９年３月底，愛因斯坦在回複索洛文對他的賀信時說：
“您那由衷的來信使我十分感動，同由于這件令人煩心的事寄給我的無數別人的來信相比，您的信完全不同。您以為我心滿意足地回顧著我一生的勞作。靠近看卻不然。沒有任何一個概念其穩定性是我深信不移的。一般說來，我並沒肯定我走上了正確的道路。當代人認為我是一個邪教徒，同時又是一個反動分子，真是活得太長了。當然，這是一種時髦和短見而已，但確有一種不滿情緒從我內心不斷滋長。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一個人有批判的頭腦並且是誠實的，而幽默和謙虛將不管外界的影響經常制造一種平衡……”
上述信件，既可以說明在寫成它的瞬間愛因斯坦的情緒，又可以說明思想家整個一生中內心和創作的一般特點。主要一點是：對研究統一場論的結果不滿，但同時，這封信也說明了愛因斯坦的全部創作道路。愛因斯坦不僅同那一勞永逸地闡明絕對真理的先知的模樣相距甚遠，甚至他的科學思想的內容本身就排除了它們的絕對化。批判的頭腦、誠實、謙虛和幽默——所有這些反教條主義的力量與這一內容是相吻合的。因此，在這個普遍重新評價價值的時代，愛因斯坦的理論所引起的共鳴才如此廣泛。
但是，對價值的重新評價並不意味著拋棄價值，相對性不是絕對的相對主義，它本身也是相對的，批判的頭腦、謙虛、幽默不會導致懷疑主義和虛無主義似的否定。真正反教條主義的思想不會使否定本身教條化，它創造著永恒的價值，不是靜止不動意義上的永恒，而是在變化著的形式中守恒意義上的永恒。
愛因斯坦的這個總的立場就其本質是高度樂觀主義的，但站在這立場上不可避免地產生動搖、懷疑、不信任——一切把活生生的、探索的思想與刻板公式區別開來的東西。愛因斯坦欣賞的是單值的和清晰的反映世界。他理解世界圖象中的中間色和半陰影，但不是它們，而是精確的畫圖給他以最大限度的滿足。當半陰影闖入畫面的時候，畫圖就不再是可信的、單值的和精確的了，這就使他不滿。相對論的精確畫圖和量子力學的半陰影之間的沖突的心理方面就在于此。在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愛因斯坦由于一再失去親人，心理上的張力松馳下來。他們使他回憶起早在３０年代去世的朋友們和戰友們。愛因斯坦這時常常追憶起１９３３年自殺而死的埃倫費斯特。愛因斯坦堅持認為，埃倫費斯特的自殺在某種程度上乃是兩代人的科學興趣之間的沖突的結果，在更大程度上乃是科學向科學家提出的問題和科學家能夠找到的答案之間的沖突的結果。埃倫費斯特自殺的直接原因純系私人性質，但更深刻的原因卻在于科學家的悲劇性的不滿足。
與埃倫費斯特相比，愛因斯坦是樂觀的。科學的要求——建立統一場論——和單值的、清晰的答案的可能性之間的脫節並沒造成像任務和解決之間的脫節在洛倫茲、尤其在埃倫費斯特身上那樣的悲劇。愛因斯坦的樂觀主義是深刻有機的。它是同堅信世界的和諧與可知性相聯系的。在１９１６年建立相對論所克服的困難，和建立統一場論的更加艱巨的而且是沒有克服的困難，給愛因斯坦帶來了不少痛苦的感受，但是他有不可動搖的信念：科學的道路無論多麼複雜、紊亂，它們終將達到與存在之實際和諧相符的認識。愛因斯坦的精神世界不像一個平靜的湖面，它更像海面，在它上面翻動的不只是漣漪的鱗波，而且還有洶湧的駭浪。在海面底下大洋深處，潛藏著尚未被任何風暴掀起的深流。這些風暴曾有過，愛因斯坦不可能是永遠安祥的天使，就像人們有時把歌德看作是天使那樣。當愛因斯坦寫下在建立統一場論中碰見的“數學煩惱”和在不可能使統一場論達到可以同觀察進行比較的程度的時候，這不僅是緊張的思索，而且是意識到了的問題，然而又是找不到答案的真正的思想煩惱。在普林斯頓時期，愛因斯坦一再回憶起埃倫費斯特悲劇的原因就在于此，並且常常和人談起埃倫費斯特的事。有人回憶說：
“他懷著激動而寬容的感情說起這件事，因為他自己的也感受過類似的沖突。在同現代思想相聯系的幸福年代里形成的悲劇，現在愈來愈突出了。這不是兩代人之間的鴻溝，其中一代人代表大膽的思想，而另一代人維護舊的東西，像一塊被舍棄在道路邊上的靜止不動的石頭。愛因斯坦的悲劇是這樣一個人的悲劇，他不顧年邁體衰走著自己的愈來愈荒僻的路，在這期間幾乎所有的朋友和青年都聲稱這條路是不會有結果的，並且是行不通的。”
正是這種感覺使愛因斯坦追憶起已故的友人們。其中也包括居里夫人，在她逝世以後，愛因斯坦曾寫道，她的道德面貌也許比發現鐳對科學的影響更大。愛因斯坦說：
“領袖人物正直的道德品質對于當代和曆史進程來說，也許比單純的智力成就具有更大的意義。即使後者，它們取決于偉大的品格，也遠遠超出了人們通常認為的那樣。”
對已故的友人和對他們的精神上的悲劇的回憶，喚起的不只是安詳平靜的憂傷。這些精神上的悲劇是高度的道德純潔性、對真理毫不動搖的忠實、對人們的同情的證明，這些品質令人對科學和人類社會的未來充滿信心。居里夫人屬于那樣一種人，他們在自己周圍似乎形成了一個力場，它把周圍的人們都引到共同的思想興趣上。
“我有一種巨大的幸福，就是同居里夫人有２０年崇高而毫無波折的友誼。我對她的人格的偉大愈來愈感到欽佩。她的堅強，她的意向的純潔，她的律己之嚴，她的客觀，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斷，所有這一切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是少有的。她任何時候都意識到自己是社會的公仆；她極端謙虛，從不自滿。人類社會的嚴酷和不公平使她的心情總是抑郁的。這就使她具有那樣嚴肅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發生誤解。她的這種嚴肅的外貌是無法用人為的努力來緩減的。”
現在，過了若干年，科學殉職者的名單上又增添了一個名字——同樣崇高的思想力量的象征：１９４７年初，愛因斯坦獲悉朗之萬逝世。
愛因斯坦寫信給索洛文說：
“他是我最親近的朋友之一，他高尚聖潔而且才華出眾。”
也是在這幾年中，愛因斯坦不得不目睹自己的妹妹瑪婭慢慢地衰逝。
瑪婭長得極像愛因斯坦。她于１９３９年從佛羅倫薩來到了普林斯頓。瑪婭同她的丈夫曾住在佛羅倫薩，為躲避法西斯迫害，瑪婭的丈夫到了瑞士，而她決定去看哥哥。
在普林斯頓，人們驚奇的是，兄妹二人不僅容貌相像，而且說話的語氣、面部的表情，甚至說話的方式——“孩子般的、但同時是懷疑的態度”——都驚人的相像。
１９４７年，愛因斯坦寫信給索洛文說：
“我妹妹主觀上自我感覺良好，但是已經處于下坡路上，這是一條把她帶到不可複歸的地方去的路。”
在隨後的一些信件中，愛因斯坦敘述了瑪婭惡化了的健康狀況。他在她的病塌前度過了許多時光，他讀書給她聽，其中有一些是古希臘羅馬作家的作品。１９５１年夏，愛因斯坦的妹妹去世了。
現在，愛因斯坦最親近的人只剩下瑪爾戈和杜卡斯在身邊。
他們住在離高等研究院不遠的一幢二層樓的住宅里。早晨，愛因斯坦沿著這條街去研究院，再拐進一條枝葉更加茂密的林蔭小道，穿過小樹林和草地直達研究院的大樓。普林斯頓研究院被一個大公園環繞，草坪間雜著榛樹叢和長滿梧桐樹、槭樹、椴樹的小樹林。這里還有許多果樹，特別是蘋果樹。秋天，林蔭小道上滿是樹上掉下來的果子。小道漸漸變成街道，兩旁是普林斯頓教授的居住的住宅，要不是照片使梅塞街上第１１２號住宅為全世界許多人熟悉的話，它在這種住宅中並不顯眼。
甬道的兩邊是修剪整齊的灌木綠籬，它直接通向住宅的大門，進門朝左，靠近用玉米杆裝飾的牆壁是上二樓的木梯。
在愛因斯坦的工作室，四面牆壁幾乎全被書架占滿了。同房門對著有一個臨花園的大窗戶。窗戶左面的牆上掛著甘地的肖像。右面牆上有一扇通向陽台的門和一扇通向愛因斯坦臥室的門。在這面牆上掛著約瑟夫·沙爾的美麗油畫、法拉第和麥克斯韋的肖像。
窗前是一張長方形的大桌子，旁邊是放煙斗的小茶幾，上面還放著一根澳大利亞飛去來器，靠近門口放著圓桌和沙發。
愛因斯坦坐在沙發上，把紙放在膝蓋上寫東西，並把寫完的紙張扔得滿地都是。
在戰時和隨後年代里，愛因斯坦關于社會政治內容的講話是非常獨特的：其中表達了並非某種明確的綱領，卻是一種為人們、為使人們免遭苦難而做些什麼的不可遏止的要求。羅素于１９４３年遷居普林斯頓，關于愛因斯坦，他寫道：
“我認為，愛因斯坦的立場是同他的道德品質緊密相聯的。對愛因斯坦來說，考慮自己個人的價值，正如輕視旁人一樣，始終是和他無緣的。”羅素把愛因斯坦所特有的毫無虛榮心、毫不冷漠、毫無惡意、毫無優越感，同他為每一個人的獨立價值、為反對壓制和蔑視人的個性的斗爭作了對比。
“同愛因斯坦交往可以得到異乎尋常的滿足。他雖然很有天才，滿載榮譽，卻保持著絕對的樸實，沒有絲毫的優越感……他不僅是一個偉大的科學家，而且還是一個偉大的人。”
羅素注意到了愛因斯坦的一個特點：他的社會思想是根據他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特征而來的；就其實質，它們就是對所有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某種不斷的追求，對人的個性的獨立價值的始終不渝的承認。因此，它們最鮮明地表現在直接的交往中。
普林斯頓的居民比起從未見過愛因斯坦的人更生動和更具體地感受到愛因斯坦。但就是那些未見過愛因斯坦的人，也能猜出他對人類幸福的堅定的、焦急的、感人的關懷。在這個意義上，普林斯頓的居民表達了人類的共同信念。他們用一種難以形容的氣氛包圍了愛因斯坦。一方面，愛因斯坦從家里沿著漫長的綠樹成蔭的小道走到研究院去或是走回家的身影已經習以為常，幾乎成了普林斯頓風光的一部分。對普林斯頓居民來說，同愛因斯坦交談幾句，就像同鄰居聊天一樣，乃是常事。此外，普林斯頓的居民又把愛因斯坦視為百年一遇的傳奇人物。
為什麼在住著許多傑出學者的普林斯頓，只有愛因斯坦同時既是最“自己的”又是最傳奇式的人物呢？愛因斯坦那巨大的聲望來自何方呢？
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生活的年代可以具體回答這個問題。在這個期間，愛因斯坦的科學興趣對大多數物理學家是陌生的，也不為廣大公眾所了解。但是，他們還是可以更具體地感覺到大家早在２０年代已經猜到的東西——愛因斯坦在竭力勾畫一幅合理的、客觀的、絲毫沒有任何人類中心論和神秘主義的世界國家——揭示自然界中的理性王國。無論當時還是今天，人們同樣感到，合理的科學理想同合理的社會理想是不可分割的。一個非常“自己的”、非常平常的人能成為一個想要在宇宙中發現並在地球上建立和諧王國的傳奇式人物。普林斯頓的居民日複一日地觀察愛因斯坦，他的衣著，他的煙斗，他的微笑，他的漫不經心之中，都滲透出讓人可以捉摸的曆史功勳。
★ “上帝精明，但無惡意”
在愛因斯坦的科學研究生涯中，任何一次失敗都沒使他喪失信心，但建立統一場論的艱難及結果的不理想給了他一個沉重的迷惑。他又以他獨有的幽默自我解嘲：
上帝精明，但無惡意。
對愛因斯坦來說，“上帝精明，但無惡意”不僅意味著世界和諧的存在，也不只意味著統一場論的必要性和原則上的可把握性。愛因斯坦對這一點毫不懷疑。但上述箴言也意味著，存在的和諧能否表現為精確的幾何學關系式？也就是在這里，愛因斯坦產生了確定上述關系式的最大困難的感覺。所以，在普林斯頓散步時，愛因斯坦常說：
“也許，上帝畢竟懷有一點惡意？”
在愛因斯坦對成功解決問題產生疑惑後，他更加相信這種“惡意”在冥冥中控制著什麼。只是越到後來，這種希望越渺茫，愛因斯坦工作勁頭反而越大。
１９４２年春天，愛因斯坦寫信給自己的醫生朋友漢斯·繆紮姆，說：
“我成了孤獨的老光棍，我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為出門不穿襪子。但是，我比過去更加狂熱地工作，滿懷希望想解決我的老問題，即統一物理場的問題。這就好像是一艘飛艇，你坐在上面想入非非，但卻不能明晰地想象出怎樣著陸……也許能活到好時光來臨並在霎時間看見某種類似樂土的東西……”
２年之後，愛因斯坦又給繆紮姆寫信說：
“也許，我命中注定還要知道我是否有權相信自己的方程。這只不過是一種希望，因為每一個方案都牽涉巨大的數學難題。盡管良心受到譴責並有良好願望，但我好久都沒給您寫信了，因為數學上的煩惱使我備受煎熬而我又不能擺脫，我現在任何地方都不去，我要珍惜時間，直到把一切束之高閣。您瞧，我變成了一個守財奴。在清醒的時刻，我意識到，這種對時間的吝嗇是病態的和愚蠢的。”
１９５３年，愛因斯坦在為他７４歲誕辰而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過：
“廣義相對論剛一完成，也就是在１９１６年，出現了一個內容如下的新問題。廣義相對論極其自然地得出了引力場論，但是未能找到任何一種場的相對論性理論。從那時以來，我盡力尋找引力定律的最自然的相對論性概括，希望這個概括性的定律將是一個場的普遍理論。在後來的年代里，我成功地獲得了這一概括，弄清了問題的形式方面，找出了必需的方程。但是，數學上的困難不容許從這些方程中得出可以同觀察對比的結論。在我有生之年，完成這件事希望甚微。”
對自己獲得的結果的這種說明，愛因斯坦重複過不止一次——直到臨終前幾天，當時他已經意識到死期將至並確信，自己的理論將保持其未完成性，數學理論上的正確性保證不了物理學的單值性。
但是，愛因斯坦懂得，問題不僅在于接踵而來的物理理論的數學加工、數學困難的克服，以及獲得場方程的數量上的解。對愛因斯坦來說，理論如果不包含可以同觀察相對應的物理概念，就無權叫做物理理論。
這種思想是同對微觀世界理論的這種或那種態度緊密相聯的。愛因斯坦認為，統一場論可以從非統計的（不是支配幾率，而是支配事實本身的）、更深刻的和更普遍的存在規律中推導出微觀世界的量子統計規律性。尤其是還可以清除從量子力學發展中生產出來的物理學中的某些實證論傾向。早在１９３８年，愛因斯坦寫信給索洛文說：“我正在幾個年輕人的支持下搞一個饒有興趣的理論，我希望它有助于克服對幾率的現代迷信和對物理學中的實在概念的疏遠態度……”
１２年後，愛因斯坦在給索洛文的信里承認，統一場論還不能得到驗證，因為數學上的困難不容許賦予它以單值的評價的形式。一般的、哲學的和邏輯的論據說服不了物理學家們。
“統一場論現在已經完成……雖然我付出了全部心血，還是不能用任何辦法去驗證它。這種狀況將長年累月地持續下去，何況物理學家們不理會邏輯的和哲學的論據。”
英費爾德的回憶錄為我們展現出普林斯頓時期愛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
１９３６年，英費爾德在波蘭里沃夫斯基大學任副教授。當時，法西斯烏云已籠罩波蘭，英費爾德感到再也不可能呆在波蘭大學里了。他給愛因斯坦寫了封信，並很快收到了普林斯頓研究院的邀請書。研究院給英費爾德提供了一小筆獎學金，以便他能在愛因斯坦指導下從事理論物理學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一到普林斯頓，馬上就去敲范氏堂２０９號的房門。那時，數學和理論物理研究所就設在那里。一進門，英費爾德就覺得，愛因斯坦異常蒼老——他們第一次見面已過去１６個年頭了。然而，愛因斯坦炯炯有神、充滿智慧的目光卻讓英費爾德終生難忘。迅利的作風也使英費爾德感到驚異，因為愛因斯坦閃電般立即就向他說了自己今後工作的打算。他沒問英費爾德什麼時候到的，怎麼來的等等。但這里絲毫沒有書呆子的冷漠。英費爾德理解這一點，不只是由于愛因斯坦以極大熱忱幫助了處于困境的他，親切談話的魅力這一次又感染了英費爾德。但是，愛因斯坦的心已被“超個人的”問題吸引住了。愛因斯坦開始講述他對建立統一場論所作的種種嘗試的結果。這時，勒維·契維塔——被愛因斯坦用于廣義相對論的數學方法的創立者之一——走進屋里。勒維·契維塔當時年近６０。這位瘦小體衰的意大利數學家拒絕宣誓效忠法西斯政權，並在普林斯頓找到了一個避難處。勒維·契維塔剛一進屋就想馬上離去，以免打擾愛因斯坦同英費爾德的談話。但愛因斯坦請他留下來一起談。愛因斯坦扼要地講述了剛才談的內容，英費爾德細聽勒維·契維塔的意大利英語，難以忍住發笑，這種英語能被聽懂是因為它一半是由公式組成的。愛因斯坦的英語也掌握得不好，但畢竟比契維塔強多了，加之從容、緩慢的風格，富有表情的語調，內容的連貫性和簡潔明晰，都使他的語言保持了說母語時的魅力。
英費爾德回憶說：
“當他們指著黑板上的公式，自以為在講英語時，我仔細地觀察從容沉著的愛因斯坦和那位使勁做手勢的又瘦又小的勒維·契維塔。這樣的場面，加上愛因斯坦不時提一提褲子（沒系腰帶和吊帶）的那副模樣是如此之妙，如此滑稽，以至我大概永遠也不會忘記。我盡力忍住不發笑，暗示自己：
我想：‘你和世界上最著名的物理學家談話和討論物理學問題，因為他沒系吊帶，你卻在笑。’這樣的暗示起了作用，于是在愛因斯坦開始講他最近尚未發表的關于引力波的著作的一瞬間，我忍住了笑。”
英費爾德看到的這一有趣的場面，對愛因斯坦的傳記來說是很有意思的。愛因斯坦的傳記不可能是日常事件的實錄和生活細節的清單；但也不可能是刻板的公式。純個人的細節強調了貫穿在愛因斯坦生活中那種脫離日常生活的傾向。不肯系吊帶也許是滑稽的，但不能說是可笑的。它令人感動，而且如果引人發笑的話，那麼它同時會使人想起愛因斯坦的精神生活，他為了精神生活甚至犧牲了個人的儀表。後來，當一個熟人問英費爾德：愛因斯坦為什麼不理發，穿一件不可思議的上衣，不穿襪子，不系吊帶、腰帶和領帶的時候，英費爾德用愛因斯坦想擺脫日常操心事來解釋：
“答案是簡單的，它也可以從愛因斯坦的孤獨、從他渴望減少同外部世界的聯系中容易得出。在把自己的需要減少到最低限度的同時，他力求擴大自己的獨立性、自己的自由。須知，我們乃是萬事萬物的奴隸，而且我們的奴隸依賴性愈來愈增長。我們是洗澡間的奴隸，自動鉛筆的奴隸，自動打火的奴隸，電話的奴隸，無線電的奴隸，如此等等。愛因斯坦決心把這種依賴性減少到最低限度。長發使他免除了經常找理發師的必要性，不穿襪子可以將就，一件皮夾克可以在許多年內解決上衣問題，沒有吊帶確實就像沒有襯衫和睡衣一樣過得去。愛因斯坦實現了最低限度綱領……。”
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對愛因斯坦最大限度地簡化和限制自己需求的意願有重大意義。愛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觀》一文中寫道：
“我每天無數次地提醒自己：我的外部的和內在的生活都依賴于我的同時代人和我們先輩的勞動；我必須盡力以同樣的分量來報償我正在領受和將要領受的東西。我深感必須儉樸，並且時常痛心地發覺自己占有了比需要更多的我的同胞的勞動產品。”
可見，愛因斯坦十分儉樸的衣著是通過某種邏輯的和感情的過程同他的內在生活的基本特征聯系在一起的。總之，這就是愛因斯坦的特點：生活、習慣、愛好的每個細節，歸根到底，通常是相當簡單地和明顯地同思想家的基本理想聯系著的。這就產生了愛因斯坦形象的驚人統一的印象。
當勒維·契維塔離去後，愛因斯坦和英費爾德一起回愛因斯坦家。一路上，他向英費爾德講述了自己對量子力學的態度。愛因斯坦認為，從美學的觀點看來，量子力學不能令人滿意。
英費爾德繼續回憶說：“我隨他走進一幢房子，走進有一個大窗戶的工作室，窗外是一個美麗的花園，充滿美國秋天生動的色調，在這里，我聽到了他一整天來所講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與物理學無關的話：
‘從這個窗戶望去，景色多麼美啊！’”
這個評語雖與物理學無關，但離它也不是那麼遠。在愛因斯坦那里，對自然界的美感和對科學理論的美感是交織在一起的。在從窗戶欣賞秋日景色前幾分鍾，愛因斯坦談到了量子力學在美學上的殘缺不全。愛因斯坦對量子力學的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是直覺的。
愛因斯坦和英費爾德一起搞的工作是關于運動方程問題。這項工作的內容是：
在古典物理學中有一個場方程，依據它，知道場的來源，就可以確定場在每一點的強度，即力。場以這種力作用于處于這一點的電荷，例如，已知帶電物體的分布，就可借助電磁場方程知道，處于該點的電荷將以什麼樣的力被吸引或被排斥。可見，如果重力質量的分布是已知的，由引力場的古典方程就可以知道每一點的引力是怎樣的。在古典物理學中，與場方程並存，還有一個運動方程。這里，場強是給定的量。當這個量是已知的時候，可以借助運動方程找到物體在以後每一時刻的位置。場方程和運動方程在古典物理學中是獨立的。相反，在愛因斯坦引力理論中，不可把場方程和運動方程看成是獨立的。運動方程可以從場方程推導出來，但這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課題。在３０年代末，愛因斯坦在自己學生們的協助下解決了這個課題。
從場方程得出運動方程是一個艱巨的數學課題。但是，克服數學困難伴隨著某種物理直覺，伴隨著關于上述課題對物理世界圖像的初始思想的意義的直覺的、純物理的觀念。
在廣義相對論中，引力場或時空彎曲被看作是物質物體——場的源泉在時空中存在的結果。場方程表面，時空怎樣彎曲，或者也可以說，在場源給定的條件下，在引力中心——物質物體的分布是給定的條件下，引力場的強度也怎樣。粒子在引力場中運動著，如果它的運動定律（運動方程）依賴于場方程，那麼這就涉及兩個實在：１．場；２．場中運動並產生場的物體。如果說運動方程不是獨立的，而已經包含在給定的場方程中，那麼我們面前除開場之外就沒有別的實在了。如果粒子的運動歸根到底取決于場方程，並且只取決于場方程，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把粒子看作是場的某個中心濃縮點。
這一思想過程同場方程得出運動方程課題的解決，不是單值地聯系著的。但是，愛因斯坦的這種推論大概含有上述潛台詞。它同愛因斯坦建立統一場論的物理學思想的發展線索是聯系著的。
在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間，英費爾德幾乎每天到愛因斯坦那里去同他見面，並多次陪他在普林斯頓散步。英費爾德關于這個階段的回憶，給愛因斯坦的肖像增添了新的細線條和色彩。在試圖描述愛因斯坦連續工作的極度緊張的程度時，英費爾德作了一個十分意外的對比。他談起一架永遠旋轉的智力機器，但為說明這個過程的不可思議的生命力，他用了另一個比方：
英費爾德寫道：“在美國，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了充滿火和生命力的黑人舞蹈。在哈萊姆‘薩沃依’舞廳裝飾成陽光灼灸，郁郁蔥蔥的非洲熱帶叢林。空氣在顫動。震耳的音樂和充滿熱情的舞蹈輻射著活力；觀者喪失了實在感。和黑人不同，白人們露出半死不活、滑稽可笑和卑微屈賤的模樣。他們構成一幅背景，更強烈地襯托出黑人們原始的、無限的生命力。我覺得，這種強烈的運動好像不需要任何喘息，可以永遠地繼續下去。
“當我觀察愛因斯坦的時候，這幅畫面常常泛現在我眼前。就像一架最富有生命力的機器永遠在他的腦子里轉動似的。這就是被升華出來的生命力。有時，這種觀察是令人難受的。愛因斯坦能談政治，能以他所特有的極其驚人的好心腸聽取種種請求，回答種種問題，但是，在這些外部活動後面能感覺出他在不斷地思考科學問題；他的大腦機器不停地開動，只有死才能中斷這架機器的永恒運轉。”
愛因斯坦對宇宙的思考是一股急流，不僅對于一些比較無畏的瑣事，就是個人和社會的悲慘事件也無法使它停止或轉彎，但這決不說明他對個人或社會的命運漠不關心。愛因斯坦對他親近的人所發生的一切事是異常敏感的，社會災難使他深感悲痛，但他總是那樣緊張地堅持工作。英費爾德回憶起在愛因斯坦的妻子病危的日子里，他是怎樣生活和工作的。一樓變成了家庭醫院，她就躺在那里。而愛因斯坦在二樓工作。他極為沉痛地感到將要同他最親近的人永別了，但他像往常一樣地非常緊張地工作。妻子逝世後不久，愛因斯坦就來到了范氏堂，他面色蠟黃，消瘦，也蒼老多了。可是，他立即就著手討論運動工程工作中的困難。看來，極端抽象的思維對愛因斯坦來說就像呼吸一樣是不間斷的。
１９３７年初，英費爾德在經過長時間的猶豫之後，決定同愛因斯坦商量一個純個人的問題。他在普林斯頓得到了一年的獎學金。該考慮一下和愛因斯坦下一步工作的可能性了。盡管愛因斯坦力爭，英費爾德延長獎學金的申請還是遭到拒絕。這時，他想出了一個同愛因斯坦一起寫通俗讀物的主意。只要對任何一個出版社說這是愛因斯坦同意的，預支一半稿費，就足夠英費爾德在普林斯頓再呆一年的生活費。英費爾德勉強克制住難為情，結結巴巴，前言不搭後語地向愛因斯坦說明了這個計劃。愛因斯坦靜靜地聽著，直到英費爾德終于講出了他想干什麼。最後，他小聲地說：
“這個主意不錯，很不錯！”
然後，他向英費爾德伸出了雙手，說：
“我們來干吧！”
愛因斯坦沒有想到寫關于相對論的通俗讀物，吸引他的，後來甚至使他著迷的是另一個計劃——說明逐漸納入科學的世界圖象的基本的物理學概念的邏輯。對物理學的曆史的闡述，不可避免地要抓住走在前面的、純物理的圖象，這些圖象在進一步嚴密的和系統的說明中才被公式和計算所代替。探索以及思想沖突的羅曼蒂克就會從曆史的觀點清晰地展現出來。
愛因斯坦對先于嚴格論述的直觀的和半直觀的圖象的興趣，是即將要寫的那本書的主要內容，而且“這是一出戲劇，思想的戲劇。我們的書應該是一本對每一個熱愛科學的人都有意思的、極感興趣的書”。
愛因斯坦關于正是這些圖象構成“思想的戲劇”的觀念——這一切都是同基本的認識論原理聯系在一起的。在直觀圖象中，以清晰的形式保持著實驗驗證理論的原則上的可能性，它排除了理論的先驗性質。假如科學是認識所固有的先驗前提或約定前提的簡單的邏輯發展的結果，那麼它可以成為任何東西，但就是不成其為戲劇。假如科學是現象學論斷的彙集，是“純粹描述”，是主觀“經驗”的結果，那麼科學中就不存在“逃避顯然性”、意外的奇跡、思想的沖突，——所有那些使科學變成戲劇以及科學史上呈現的東西就都沒有了。
與闡述的特點有關的構思是同對書的內容的設想相吻合的。愛因斯坦和英費爾德想避免表面效果，任何一種表面的與主題無關的點綴物。他們不想用宇宙的浩瀚無垠，星系際的距離達到數百萬光年等等同原子的體積的對比方法去敗壞讀者的想象力。此外，按照愛因斯坦和英費爾德的看法，擬議中的書不應當造成一種觀念，似乎科學同普通的健全思維有原則區別。如果科學是約定的先驗的圖式的邏輯發揮，它就不可能和從日常經驗中產生的觀念有什麼共同之處。但從愛因斯坦的認識論立場中卻得出相反的結論：科學思維和日常的健全思維走的是同一條道路，但它走得遠一些，深入到碰見新的規律性的那些領域，而日常的健全思維（至少在開初）卻認為這些規律性是反常的。
１９３８年４月，《物理學的進化》一書問世了。
該書序言中寫道：
“在我們寫這本書的時候，關于我們所想象的讀者的特征，曾作過很長的討論，並且處處都在替他們著想。我們想象他完全缺乏物理學和數學的實際知識，但是卻具有很強的理解能力，足以彌補這些缺憾。我們認為他對物理學和哲學的觀念很感興趣，同時他對努力鑽研書中比較乏味和困難的部分有忍耐性。”
應當說，這樣的讀者是有的。《物理學的進化》一書不要求具有專門的知識，但它對知識修養、對抽象思維能力、對徹底性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它要求對人類思想的進化有濃厚的興趣，具有這樣的一些才能和愛好的讀者的實際典型的多樣性是時代的一面極其重要的旗幟。現在，許多人努力不懈地從科學史中尋求對現代問題的答案。基本答案——世界的和諧及其可知性——表現在下面幾行字里：
“如果不相信我們的理論結構能夠領悟客觀實在，如果不相信我們世界的內在的和諧性，那就不會有任何科學。這種信念是，並且永遠是一切科學創造的根本動機。在我們所有的努力中，在每一次新舊觀念間的戲劇性斗爭中，我們堅定了永恒的求知欲望，和對于我們的世界的和諧性的始終不渝的信念……”
愛因斯坦對已出版的書的態度是特殊的。《物理學的進化》一書的准備工作使他全神貫注，然而一旦寫完手稿，他就對它毫無興趣了，無論對清樣還是印出的樣書，他看都不看一眼。為了不得罪出版者，英費爾德只好對出版者說：愛因斯坦教授對書很感興趣，特別是書的裝幀，他很喜歡。可實際上，他連翻也沒翻過這本他親自構思的書。
★ 原子悲劇的由來
１９２１年，愛因斯坦在布拉格講學時，曾接見了一個非見他不可的年輕人。這位不知名的年輕人說：
“教授先生，你提出了一個偉大的公式：E＝MC2，我則發現了一種巧妙的機器，能把物質中億萬個原子所蘊藏的能量，統統釋放出來。到那時候……”
愛因斯坦靜靜地聽著，笑著說：
“不要激動，年輕人。現在不是細談這事的時候，你知道嗎？”
當時的物理學還沒有發展到這樣的地步：能把E＝MC2這個公式應用到實際中去。多數物理學家認為，把原子的質量中蘊藏著的能量釋放出來，那是１００年後的事情。有人干脆說，那是永遠也實現不了的事情。
可是，E＝MC2卻有著理論上的真實性。原子能的釋放是建立在由于把相對論運用到原子核物理學而發現的規律上。在原子核物理學中，實驗研究表明，原子核的質量小于所有組成這個核的粒子（質子和中子）的質量的總和。同核子質量之和相比核的質量的這種虧損，在原子物理學中根據愛因斯坦發現的質能關系式得到了解釋。在各種不同的核內，粒子就像以各種不同的致密性被裝進去似的；為了把粒子和其余的粒子分開，需要不同的能量。在元素周期表上的一種元素向另一種元素過渡的時候，核內的粒子的結合就能發生變化。根據愛因斯坦關系式，質量的不同和能量的不同是一致的；核的質量或多或少地都小于構成核的粒子質量之和的精確值。
一種核轉變為另一種核——重核分裂或輕核結合為較重的核——引起裝填“致密性”的變化。在這類反應中得到的核的質量可能小于原來的核的質量。質量的這種減少與能量的釋放相對應；釋放出來的能量等于減少的質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即E＝MC2。
基于上述相對論的結論的推測可以斷定，在最重的核發生核反應時，同樣地在最輕的核參與反應時，將釋放出能量。
位于門捷列夫周期表末端的最重的元素（原子量最大的元素）的核，比起中等元素的核，具有較小的“致密性”。因此，當重核轉變為中等核時，換句話說，當由大量質子和中子組成的重核分裂為較小的核時，就釋放出能量。愛因斯坦對此現象作過形象的描述：
“原子m是一個吝嗇的財主，他在世時不花一個錢（能量）。但是在他的遺囑中，他把他的財產留給他的兩個兒子M′和MC，條件是他們給社會一小部分——少于全部財產（能量或者質量）的千分之一。兩個兒子所得的財產比父親所有的財產要少些（質量M′＋MC的和略少于放射性原子的質量M）。但是，給社會的部分雖然比較小，也已經如此之大（作為動能來看），以致帶來了一種嚴重的禍害威脅。預防這種威脅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最迫切的問題。”
相反，位于門捷列夫周期表最開端的輕核，在聚合為稍大一些的核時，又會發生“致密性”的賺取。當氫核結合為氦核時，大量的能量被釋放出來。
這樣，在核物理學中運用相對論，便可以預見兩類反應：重核的分裂和最輕核的聚合。這些反應都能釋出能量；這些反應後生成的核，其質量小于原來的核的質量。在這些反應中應析出巨額能量，它等于減少的質量乘以光速的平方。從１克實物中將獲得比實物燃燒時多數十萬倍的能量。
在３０年代末，發現了鈾核的裂變反應。這些重核當它們被中子轟擊時，每個核一分為二，分成兩個中等元素的核。這時，釋出的能量應等于減少的質量乘以光速的平方。
不久又弄明白，鈾核裂變時會產生中子，這些中子又可以引起鄰近的核的裂變，于是裂變過程便具有鏈式反應的性質，並且，裂變一旦開始後，就會蔓延到裂變由以開始的鈾的全部質量。這結果是居里在德國得出的，費米也得出這樣的結果，他是在意大利開始從事鈾的裂變研究，不久從默索里尼政權下逃亡並定居在美國。在美國，西拉德和其他一些人也在研究鈾的裂變問題。
正當政治地平線上烏云密布之際，原子時代的曙光冉冉升起。面對希特勒德國迅速增強的戰爭潛力，愛因斯坦比任何時候都考慮得更多的問題是：物理學研究的成果將落到誰的手中？
沒過兩年，戰爭終于爆發了。１９３９年夏，愛因斯坦面臨一個按其重要性和尖銳性都是無可比擬的問題。
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７日，柏林《自然科學》雜志報道：哈恩、施特拉斯曼合著，《論鈾在中子轟擊下……》。愛因斯坦與隨之趕來的玻爾進行了討論。
難道那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就將發生？E＝MC2，無窮無盡的能量，將不可遏止地向我們沖來？
但是，已經不必“難道”了。一系列實驗都已觀察到：每個鈾核裂變的時候確實能放出幾個中子。就算放出３個吧。３個中子引起３個鈾核裂變，一共放出９個中子。這樣，１，３，９，２７，８１，２４３，７２９，２１８７，……像一條鏈子，鈾的裂變就能一直進行下去。億萬卡熱量就將沖出來，凶猛異常……
費米教授面對實驗結果驚呆了。可為什麼那樣幸運，不發生鏈式反應，“轟”地一下把實驗室送上天去呢？玻爾的研究得出了答案：鈾２３５，只有提煉出鈾的這種同位素，而且要達到一定的數量，才能發生鏈式反應。
可是，鈾的鏈式反應就是炸彈，是炸彈啊！它的威力，比普通炸彈不知高出多少倍。刹那間，千萬萬生命會被燒成灰燼。想到這些，費米不禁打了個寒噤。太可怕了。
費米教授剛到美國不久。他是趁著到斯德哥爾摩領諾貝爾獎金的機會，帶著妻子逃到美國，加入難民行列的。費米教授本人不是猶太人，妻子卻是猶太人。要是希特勒、墨索里尼這兩條瘋狗手里拿到這種炸彈……費米不禁又打了個寒噤。
費米教授決定去拜訪海軍部，報告關于鏈式反應的研究情況。他帶著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主任的介紹信，來到海軍軍械部長胡柏將軍的辦公室。可將軍不懂什麼“中子”、“同位素”。再說，費米的英語結結巴巴，中間還雜夾著不少意大利字，不但將軍聽不懂，連記錄的參謀軍官也弄不懂他的意思。最後，將軍只能向教授先生道謝，請他“繼續努力”。
還有一個人，也和費米一樣憂心忡忡。他就是那位干勁十足、滿肚子主意的匈牙利猶太人西拉德。西拉德在柏林當過愛因斯坦的學生，還和愛因斯坦一起發明過一種熱泵（就是制冷機），取得了專利。後來，西拉德逃難到美國，專門研究鏈式反應。他與費米教授一樣，深信鏈式反應正在漸漸地從理論變為實際，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將鏈式反應用到軍事上，制造出一種威力無比的新型炸彈。如果讓希特勒德國搶在前頭，那將是多麼可怕的前景。
西拉德馬上行動起來了。
１９３９年７月，西拉德和另一位物理學家維格納前往長島海邊，愛因斯坦正在那兒避暑。羅伯特·容克在《比一千個太陽還亮》一書中，用西拉德和維格納的話記述了此行的經過。
他們長時間徒勞地尋找愛因斯坦租用的別墅。最後，西拉德感歎地說：
“我們還是放下這個念頭回家去吧！莫非命該如此？我們想通過愛因斯坦把這件事轉達給政府，也許這樣做是大錯特錯。既然政府可以從這件事情上得到利益，那它無論如何也是不會放過的……”
“但是，這樣做是我們的責任”，維格納打斷他說，“我們應該在預防這個可怕災難的事情上，作出我們的貢獻。”
前去尋找愛因斯坦是想要防止一場“可怕災難”，就是納粹德國將制成鈾彈。從德國傳來的消息，使西拉德和其他幾個物理學家想到了希特勒軍隊擁有核武器的可能性。為了預告這種危險性並使美國政府警覺，西拉德敲遍了所有的大門！可是，西拉德當時缺少關系，領導階層不熟悉他的名字，他們也還沒有把“核的結合能”、“核聚變”等等概念和當時的政治、軍事實際聯系起來。西拉德決定求助于愛因斯坦向比利時王太後伊麗莎白呼籲。比利時當時貯存有鈾，西拉德希望它不被德國所利用。他還有一個不太明確的打算：通過愛因斯坦使美國政府機構注意到鈾彈問題。看來，西拉德感覺到這個倡議責任太大了，他焦躁不安，認為各種偶然的和小小的障礙乃是命中注定。在他的記憶中深深地印下了這次決定命運之行的全部細節。
最後，街上一個７歲的小孩——他很熟悉愛因斯坦——
給他們指出了愛因斯坦居住的別墅。
西拉德回憶說：
“愛因斯坦並沒想到在鈾內可能產生鏈式反應。但是當我剛一向他提到這種可能性的時候，他可以說是立刻對這種反應可能產生的後果作出了評價，並且表示願意幫助我們。但是我們覺得在通知比利時政府以前，還是應當把我們的計劃報告給美國國務院。于是把維納格建議起草的給比利時政府的信，抄送美國國務院一份，這樣決定之後，我和維格納就離開了愛因斯坦的別墅。”
西拉德同自己的熟人、朋友商量了一下，最後會見了芬蘭人亞曆山大·薩克斯，他是羅斯福的朋友和非正式顧問，經常呆在總統身邊。薩克斯認清了關于鈾裂變的情報的意義。他們決定把愛因斯坦的信寄給羅斯福，並預先准備好一份信稿。
８月２日，這一次西拉德偕同愛德華·泰勒再次去見愛因斯坦。後來，當這件事的所有參與者在某種程度上感覺到責任的重擔時，他們很想回記起所有的細節，特別是想說清楚，是誰寫成信的最後一稿的。
西拉德說道：
“我記得，是愛因斯坦用德語對泰勒口述了這封信，而我把他的口述作為寫這封信的兩個方案的基礎。這兩個方案，一個較短，另一個卻很長，都是寫給總統的。我把這兩個方案都拿給愛因斯坦看，請他選定他所喜歡的一個。結果他選擇那個長的了。我隨後又寫了一個備忘錄，作為愛因斯坦對這封信的說明。”
相反，泰勒肯定說，愛因斯坦只簽署了帶去的信。關于這一點，愛因斯坦的說法也是如此。
信的原文照錄如下：
阿爾貝特·愛因斯坦，
老格羅夫路
那索點，畢科尼克，
長島，１９３９年８月２日。
致美國總統
羅斯福
白宮·華盛頓
閣下：
我從費米和西拉德的手稿里，知道了他們最近的工作，使我預料到不久的將來鈾元素會變成一種重要的新能源。這一情況的某些方面似乎需要加以密切注意，如有必要，政府方面還應迅速采取行動。因此，我相信我有責任請您注意下列事實和建議。
最近４個月來，通過約里奧等在德國的工作以及費米和西拉德在美國的工作，已經有幾分把握地知道，在大量的鈾中建立起原子核的鏈式反應會成為可能，由此，會產生出巨大的能量和大量像鐳一樣的元素。現在看來，幾乎可以肯定，這件事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做到。
這種新現象也可以用來制造炸彈，並且能夠想象——盡管還很不確定——由此可以制造出極有威力的新型炸彈來。只要一個這種類型的炸彈，用船運出去，並且使之在港口爆炸，很可能就會把整個港口連同他周圍的一部分地區一起毀掉。但是要在空中運送這種炸彈，很可能會太重。
美國只有一些數量不多而品位很低的鈾礦。加拿大和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都有很好的鈾礦，而最重要的鈾資源是在比利時屬地剛果。
鑒于這種情況，您會認為在政府同那批在美國做鏈式反應工作的物理學家之間有一種經常的接觸是可取的。要做到這一點，一個可行的辦法是，由您把這任務委托給一個您信得過的人，他不妨以非官方的資格來擔任這項工作。他的任務可以有以下幾方面：
a）聯系政府各部，經常告訴他們進一步發展的情況，並且提出政府行動的建議，特別要注意為美國取得鈾礦供應的問題。
b）設法加速實驗工作。目前實驗工作是在大學實驗室的預算限度內進行的。如果需要這項資金，可通過他同那些願意為這一事業作出貢獻的私人進行接觸，或者還可以由取得那些具有必要裝備的工廠實驗室的合作來解決。
我了解到德國實際上已經停止出售由它接管的捷克斯洛伐克鈾礦出產的鈾。它之所以采取這種先發制人的行動，只要從德國外交部副部長的兒子馮·魏茨克參加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工作這一事實，也許就可以得到解釋，這個研究所目前正在重複著美國關于鈾的某些工作。
您的誠實的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的信經薩克斯之手呈交羅斯福，１０月１１日才呈上。起初，羅斯福還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未置可否地聽取了薩克斯的陳述。事情擱淺了。
薩克斯回到住處，怎麼也睡不著，他在華美的地毯上來回踱步，思忖著這件事情。他越想越覺得這件事情關系重大，越想越覺得自己的肩上擔子沉重。已經是秋涼天氣，但他還是感到悶熱。他走出房間，來到一個小公園內，在黑暗中陷入了沉思。
“怎樣才能引起總統的注意，重視這個問題呢？”
黑暗中只有風吹樹葉的“沙沙”聲。突然，一個曆史故事浮現出來。薩克斯知道該怎麼說服總統了。他立即趕回住處，洗澡更衣，天一亮就向白宮走去。
羅斯福正在用早餐，他知道薩克斯又要舊話重提，便諷刺地問道：
“亞曆山大，你到底要說多少時間？”
“總統先生，我想講一個曆史事實。”薩克斯顧不上羅斯福的態度，就說起來。
“當年，美國發明家富爾頓發明了以蒸汽為動力的輪船。他聽說拿破侖皇帝想征服英國，就向皇帝陛下提出建議，造一支新型艦隊。這支艦隊不用掛帆，不管刮什麼風，都能夠橫渡英吉利海峽。可拿破侖對這個建議卻置之一笑……”
“可是亞曆山大，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不想做什麼拿破侖。”總統打斷了薩克斯以古喻今的故事。
“可是柏林的那個冒險家卻是野心勃勃，要征服全世界呢！”薩克斯說：“我剛才講的那個曆史故事，有人認為沒有多大意義，不過是軼事一樁。但是英國曆史學家阿克頓卻認為，這是由于拿破侖缺乏見識，英國才得以幸免。如果當時拿破侖多動動腦筋，再慎重考慮一下，那麼１９世紀的曆史進程，也許會完全不同于現在呢！”
羅斯福沉默了。政治家對曆史的教訓畢竟是敏感的。
總統從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個小本，寫了幾個字，撕下來交給在桌旁伺候的仆人。仆人很快帶回來一個紙包，原來是一瓶拿破侖時代的德國白蘭地。總統吩咐仆人倒上兩杯。餐室里頓時漾起一股濃郁的芳香。總統和薩克斯干杯後說：
“我們應當跑在納粹德國的前頭，否則他們將我們炸得粉碎，對不對，亞曆山大？”
“是這樣。”薩克斯的心放下來了。
總統按了一下電鈴，他的秘書，外號叫“帕”的瓦森將軍進來了。總統把愛因斯坦的信遞給他，說：
“帕，需要行動起來了。”
當天晚上，就成立了一個秘密的委員會，１０天以後，舉行了首次會議。薩克斯、費米、西拉德、維格納、泰勒都出席了。只是愛因斯坦沒有出席。
美國的官方記載說，邀請過愛因斯坦教授參加，但是教授不願意出席。這是可能的。因為愛因斯坦是出自把人類從法西斯威脅下解救出來的責任心，才簽署了給羅斯福的信；但是他對于武器的研究，本能地不感興趣，所以推說自己不懂原子核物理，謝絕了邀請。
但是希拉德說，原本沒有邀請愛因斯坦。這也是很可能的。在美國，也和在德國的時候一樣，愛因斯坦常常贏得“共產黨”的稱呼，這使許多美國有權勢的人頭疼。他們不想讓有“共產黨嫌疑”的人參加最新式武器的研究，也是美國官方的政策。
在羅斯福總統的首肯下，籌備制造原子彈的機器轉動起來了。起初，它轉動得並不快。１９４０年３月，愛因斯坦給總統寄去第二封信，其中再次談到納粹德國對鈾的興趣提高了。盡管有羅斯福的支持，但政界和工商界阻礙了工作的開展。最後在納粹炸彈的威脅下，各方才齊心協力，加快了研制原子彈進程，使美國在“二戰”結束前有了原子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