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之罪
１９４５年夏天，愛因斯坦像往年一樣，正在紐約州薩蘭那克湖畔的一座別墅里度暑假。８月６日下午，愛因斯坦下樓吃茶點。秘書杜卡斯在客廳里等他，臉上很沉郁。愛因斯坦沒有注意到這些，他手里拿著長煙斗，朝自己坐的沙發走去。
“今天早晨，一架B２９轟炸機在日本廣島投下了原子彈。這是無線電里剛剛廣播的。”杜卡斯低聲地對愛因斯坦說。
“O Weh！”愛因斯坦喊了一聲。那是德語——一聲痛苦和絕望的呼叫。
愛因斯坦的雙腳，像是釘死在地上了。杜卡斯走過來，扶他在沙發上坐下。愛因斯坦坐在那里，像一尊大理石雕像。幾秒鍾過去了，他一動也沒動。在他思想的大海里，風暴來臨了。
２天之後，長崎又遭到第二顆原子彈的轟炸。
“廣島已成焦土！”
“長崎將成死城！”
聳人聽聞的大標題，出現在報紙上。有人開始把愛因斯坦叫做“原子彈之父”，因為他的公式E＝MC2，奠定了原子彈的理論基礎；因為他寫給羅斯福總統的那封信，開啟了原子彈研究和制造的進程。
“原子彈之父”這個稱號有多少光榮，又有多少恥辱！E＝MC2，這個偉大的公式，第一次活生生地呈現在全世界面前了。然而，E＝MC2，這個偉大的公式，沾著鮮血，蒙受著巨大的恐怖。轟隆一聲巨響，天空中出現一個大火球，它比１千個太陽還熱，比１千個太陽還亮。這１千個太陽，沒有給人世間帶來溫暖和光明，卻在世界上投下了１千個陰影。
真是莫大的錯誤啊！西拉德過分擔憂了，說什麼希特勒會造出原子彈！希特勒把那麼多優秀的原子科學家趕到了美國，他是造不出原子彈來了。戰後檔案資料表明，對希特勒研制原子彈的擔憂是沒有根據的。在戰爭初期，妄圖以“閃電戰”和常規武器奪得“最後勝利”的希特勒法西斯，並沒有抓緊將哈恩的發現用于戰爭目的。後來，當急需“神奇武器”時，他們的財力已經枯竭。正如海森堡在報告中寫的那樣，１９４２年夏天，德國“主管部門決定不研制原子武器。這一決定使參加原子能研究的物理學家們免于承擔道義上的重大風險。否則，一聲令下，將會迫使他們制造原子彈。”就這樣，德國的原子彈研制實驗並沒有能夠進行。
西拉德也感到了沉重的壓力，他在戰後寫道：
“到了１９４５年，我們就不再擔心德國人會用原子彈轟炸我們了，而我們擔心的卻是美國政府可能用原子彈轟炸別的國家。”
于是，他又去找愛因斯坦，以便借助他向羅斯福呈遞自己的備忘錄——竭力預防對日本城市實行原子彈轟炸。愛因斯坦的信是發出去了，可是並沒有到達收信人之手。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羅斯福突然逝世，在他的辦公桌上還放著這封尚未批閱的信。
廣島和長崎的悲劇使愛因斯坦深感痛心。安東尼娜·瓦朗坦敘述了她同愛因斯坦的一次談話，其中就涉及這個話題。
“愛因斯坦說：‘實際上，我起了一個郵箱的作用。他們交給我一封寫好的信，而我必須在這封信上簽名’。我們是在普林斯頓愛因斯坦的辦公室里談起這一點的。灰暗的光線通過大窗戶的玻璃照在愛因斯坦布滿皺紋的臉上和似乎被他視線之火燒紅了的眼睛上。他開始沉默不語，這是因為內心隱忍的問題引起的沉痛緘默。他那同平時一樣炯炯發光的目光轉向我。我說：‘然而是您撳了按紐’。
“他迅速轉過臉去，從窗戶眺望荒涼的山谷和一片被古老樹叢遮住地平線的綠色草地。然後，愛因斯坦似乎不是回答我，而是回答他所注視的樹梢，低聲若有所思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是的，我撳了按紐……’”
“是的，我撳了按紐”這句話，可以這樣理解：似乎愛因斯坦認為自己致羅斯福的信是１９４５年襲擊廣島和長崎並威脅整個地球的大災難的原因。但是，就像艾倫·杜卡斯說過，“是的，我撳了按紐”這句話，和愛因斯坦特有的關于他個人的作用以及他的行為對人類命運的作用的觀念是不相符的。關于曆史大事件依賴于傑出人物——“曆史的創造者”的意志的觀念，對愛因斯坦來說本質上是格格不入的。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認為自己是這樣的創造者——類似的想法，如像關于自己和自己在科學上以及曆史上的作用的一般想法，在愛因斯坦的頭腦中從未產生過。
對此還應當補充一點，對所有熟悉核能方面工作史的人來說，致羅斯福的信是不能同“我撳丁按紐”的說法相提並論的。這件事並不是愛因斯坦在１９４５年以及後來的年代里所感到的深刻悲劇的原因。
愛因斯坦屬于哪一種類型的思想家——屬于隱士還是曆史事件的積極參與者？有人把愛因斯坦與新時代的兩個哲學家作了對比。其中一個是斯賓諾莎，他從來不和掌權的人們交往，決不依靠他們，他給自己選擇了琢磨金剛石的職業，以便使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不妨礙他孤獨的思考。第二個是萊布尼茨，國王們的顧問，無數政治和行政的方案的制訂者，他個人的書信遺產就有１５０００封。
愛因斯坦在愛好方面接近于斯賓諾莎。他不止一次地說過，工人、手藝人、燈塔看守人的職業乃是思想家理想的社會地位。並且，他長期拒絕干預周圍人們的生活，拒絕發表公開演說，拒絕積極地影響大學里、城市中、國內和世界上……發生的事件。科學、純粹的科學才是他的使命、理想和職務。
然而，在自然科學家中任何一個人也不像愛因斯坦那樣，以如此大的精力如此有效地干預過世事。這不僅是在１９３９年，而差不多早在２５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開始了；隨後，在榮譽突襲而來的年代，在旅行的時候，在同納粹主義的斗爭中，——總之，在一生中，愛因斯坦在日益增長的程度上更多地研究世界上的事務。
誠然，任何人——愛因斯坦比所有的人更——不能認為，後來的種種事件取決于愛因斯坦的活動。愛因斯坦在呈交給羅斯福的信件上簽字並不是打開潘朵拉盒子的鑰匙。但是，愛因斯坦的參與，盡管是最低限度的參預組織分裂鈾的實驗工作，以及他後來為反對把原子彈用于戰爭的非常積極的斗爭，卻是時代的突出的表征。不僅因為愛因斯坦發現了質能關系式，相對論在當時已成了某種遠離人們生活、興趣和希望的東西的象征。同時，它又是最激動公眾興趣需要的對象。現在，直覺地確信愛因斯坦的觀念不僅在理論上重要，這一點開始得到證實。人類已接近這樣一個曆史關頭，因為科學成了人類最光明的希望和最陰森的憂慮的根源。現在，拒絕積極干預就等于背叛科學：科學的存在，科學的客觀性、合理性和正確性要求人們的希望得到證實，而憂慮得以消除。
原子彈悲劇只是最痛苦地反映了愛因斯坦很久以來就為之苦惱的事。他對世界上存在的一切罪惡都具有一種個人的責任感，因而特別深刻地體驗到非理性地和破壞性地利用理性成就所造成的許多世紀的大悲劇。人類的理性在自然界中尋找和諧，並按其內在傾向把社會引向和諧，引向社會生活的合理組織。但在對抗性社會里，理性的果實可能被毒化，而且每一種科學思想、世界內在理性的每一種發現都可能成為非理性勢力的武器。愛因斯坦堅持認為自己並非相對論的創立者，一般地說，他的思想體系是排斥這種自我鑒定的。同人類集體科研成果的融合、對整個科學所負的責任感，使科學創作的漫長悲劇的新的一幕變得對愛因斯坦來說是如此的沉痛。然而，這一沉重感並沒有動搖愛因斯坦對人類能夠消除原子戰爭的危險並把科學成果用于創造的信心。原子能本身並不威脅人類，新的自然力的濫用才威脅人類。
１９４５年秋天，愛因斯坦在普林斯頓向美國廣播公司評論員斯溫發表談話說：
“原子能的釋放並沒有產生新的問題。它只不過使得一個現存的問題更加迫切地需要解決。人們可以說，它是在量上而不是在質上影響了我們。只要各個主權國家具有很大的權力，戰爭就不可避免。這並不意味著人們能夠知道戰爭會在什麼時候到來，而只是意味著戰爭一定會到來。這甚至在原子彈制成之前也是正確的。所改變的只是戰爭的破壞性。
“我不相信文明會因在戰爭中使用了原子彈而毀滅掉。也許地球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會死亡。但還會留下足夠有思想的人和足夠的書籍能使我們從頭開始重建文明。
……
“至于什麼時候原子能可用于和平的、建設性的目的，還不可能作出任何估計。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只是如何利用相當大量的鈾。小量鈾的應用，比如說用于開動汽車或者飛機，目前還遠不可能，也不能預料什麼時候才會做到。毫無疑問，這個目標是會達到的，但沒有人能說在什麼時候達到，也沒有人能預料，到什麼時候可用那些比鈾更常見的原料來生產原子能。這種原料大概會是一些原子量較大的重元素，這些元素由于比較不穩定而較為稀少。這些原料經過放射性蛻變後也許大部分已經消失了。因此，盡管原子能的釋放可能是、而且無疑將是人類的一大恩惠，但這個恩惠暫時還不會成為現實。
“既然我預見不到在不久的將來原子能會判明是一種恩惠，所以我必須說，在目前它是一種威脅。這也許是件好事。它可以迫使人類把秩序帶到國際事務中去，而要是沒有恐怖的壓力，這種秩序無疑是不會出現的。”
原子核鏈式反應的發現，正像火柴的發現一樣，不一定會導致人類的毀滅，但是我們必須竭盡全力來防范它的濫用。問題的焦點就是以健全的社會理性來防止把科學發現用于侵略和破壞的可能性。愛因斯坦相信，終將有一天會徹底解決這個老問題，社會在理性原則基礎上被改造，並會為人們的利益而充分利用科學上的發現。
可是，這種信心照例沒有消除悲劇，也不允許愛因斯坦忘記，昨天在廣島發生過的事，明天還可能在其他城市發生。這種信心也沒有使愛因斯坦卸脫對科學利用的路子所負的道德上的責任感。愛因斯坦一輩子都不能容忍社會的矛盾，甚至一分鍾也不會忘記這些矛盾，不會降低到社會和道德的冷淡和日常生活上妥協的地步。
１９４６年５月，愛因斯坦同愛倫堡談過原子彈悲劇。愛倫堡的回憶錄中有如下記載：
“當我見到愛因斯坦的時候，他已年過６旬；長長的花白頭發使他的容貌顯得蒼老，並使他具有上一世紀音樂家或隱士的某種風度。他沒穿西裝上衣，只穿著一件高領絨線衣，一支自來水鋼筆插在高高的領子里。輪廓鮮明，面龐機智，一雙眼睛驚人的年青，時而憂郁，時而專心致志、聚精會神，它們忽然充滿熱情地笑起來了——我是不怕用詞的——孩子般地笑起來了。頭一分鍾，我覺得他好像是一位深沉的老人，可是只要他說起話來，只要他很快下樓到了花園，只要他的眼睛剛露出愉快的嘲弄的神情，最初的印象就消失了。他年輕，因為他具有不隨年華而消逝的青春，他自己用脫口而出的一句話表述過它：‘我活著並疑惑，因而所有的時間我都想弄明白……’”
愛倫堡記載下了愛因斯坦的某些看法，其中包括對原子彈的看法。愛因斯坦認為特別可怕的是，在美國有許多人並沒有把廣島和長崎的毀滅同對地球上出現人之後十萬年中積累起來的道德理想和文化珍品的擔憂聯系起來。愛因斯坦認為，忘記此事是對文明的最大威脅。他對愛倫堡說：
“在中非有過一個不大的部落——我說‘有過’是因為，我老早讀過關于這個部落的記載。這個部落的人給孩子們取名：高山、棕櫚，朝霞、鷂鷹。當一個人死後，他的名字被禁止使用，成為禁忌。這樣一來，人們不得不替高山和鷂鷹尋找適當的新詞。可想而知，這個部落既沒有曆史，沒有文化，也沒有神話。因此，它也不能發展——幾乎每年一切都只好從頭開始。許多美國人就像這個部落的人……我讀了《紐約人》雜志上一篇關于廣島的令人震驚的報道。我打電話訂購了一百份雜志，分發給了我的學生。後來，有個學生向我致謝，還興奮地說：‘炸彈真神奇！……’當然，還有別的話。但這一切令人太沉痛了……”
愛因斯坦的悲劇和非古典科學的悲劇在于，科學的唯理論精神和科學應用的非理性性質的脫節。科學的哲學結論、它那激情的伴奏曲、它那道德的等價物，說明理性對主權要求的理由，非古典科學反對非理性主義，並且從宇宙和諧的理想不可避免地轉向道德和社會的和諧。但是，科學的結論又常為社會組織中的非理性主義所利用。因此，對愛因斯坦來說，反對原子彈威脅的斗爭就是反對社會不義的廣泛斗爭的一部分。
愛因斯坦比同輩人中任何一位自然科學家都更深切地經受過科學被用于軍事侵略的悲劇。直接參與研制原子彈的人也許更尖銳更痛苦地經受了廣島的慘禍。對愛因斯坦來說，問題不僅在于一系列的核研究，其實他本人並未參加這些研究，而在于整個科學。從另一方面說，美國原子機構的活動最突出地表現了科學對非理性勢力的依賴性。從軍事部門、工業康采恩以及依賴于它們的大學和研究所的各種會議記錄中，可以隱約覺察同一個非理性的惡魔。這個惡魔現在不詛咒科學，但是它迫使科學為它效勞。愛因斯坦從抽象思維的頂峰看到，整個科學都陷入了對和無私地為真理服務格格不入的、敵對的階層的嚴重依賴中。對愛因斯坦來說，科學是為某種超個人的和理性的東西服務的自由思想的同義語。科學為實際利益服務，不僅不違背自己的理性內容並且以最充分的方式實現這個內容，如果實際利益是根據理性和科學，因而是根據真理和正義合理地改造社會和自然的話。合理的、和諧的社會實踐乃是自由的與和諧的發展的基礎、合理的思維的基礎。這種認識就是愛因斯坦戰後極力反對原子彈威脅的全部理論基礎。
★ 最後的宣言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１０日，在紐約諾貝爾紀念宴會上，愛因斯坦發表了“戰爭是贏得了，但和平卻還沒有”這樣一個講話。講話稿是愛因斯坦的朋友、曆史學家卡勒爾根據他想要講的內容起草的。愛因斯坦說：
“物理學家們發現他們自己所處的地位同阿爾夫雷德·諾貝爾沒有什麼兩樣。阿爾夫雷德·諾貝爾發明了一種當時從未有過的最猛烈的炸藥，一種超級的破壞工具。為了對此贖罪，也為了良心上的寬慰，他設置獎金來促進和平和實現和平。今天，參加過研制這種曆史上最可怕最危險的武器的物理學家，不說是犯罪，也是被同樣的責任感所煩惱。而且我們不能不一再地發出警告，我們不能也不應當放松我們的努力，來喚醒世界各國人民，尤其是他們的政府，使他們明白，他們肯定會惹起不可言喻的災難，除非他們改變彼此相處的態度並且認識到他們有責任來規劃安全的未來。我們之所以曾經幫助創造這種新武器，是為了預防人類的敵人比我們先得到它；要是按照納粹的精神狀態，讓他們占先，就意味著難以想象的破壞，以及對全世界其他各國人民的奴役。我們所以把這種武器交到美國和英國人民的手里，因為我們把他們看作是全人類的信托者，是和平自由的戰士。但到目前為止，我們既沒有和平的保證，也沒有《大西洋憲章》所許諾的任何自由的保證。戰爭是贏得了，但和平卻還沒有。”
戰後混亂的國際秩序，新的軍事對抗，依然到處存在的社會不平等，特別是原子彈能否被理智地控制住，都引起了愛因斯坦巨大的關注。他像戰前一樣呼籲道；
“我們戰後世界的景象是不光明的。就我們這些物理學家來說，我們既不是政客，而且也決不願意干預政府，但我們知道一些為政客所不知道的事。而且我們覺得有責任明確告訴那些負責的人，並且提醒他們：沒有僥幸避免危險的出路；前面沒有時間讓我們慢吞吞地前進，而把必要的改變推到遙遙無期的未來；也沒有時間讓我們做討價還價的談判。形勢要求我們勇敢的行動，要求根本改變我們的整個態度，改變全部政治概念。但願那種促使阿爾夫雷德·諾貝爾設置巨額獎金的精神，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信賴的精神、寬大和友好的精神，在那些決定我們命運的人的心里會占優勢。要不然，人類文明將在劫難逃。”
可如今原子彈已握在美國統治集團手里，他們能承諾不以原子武器威脅世界和平嗎？早在１９４０年，愛因斯坦就預感到自己給羅斯福的信是“一生中最令人痛心的回憶”，盡管為了扼制希特勒而不得不如此。戰後幾年間，美國的“原子外交政策”以及以原子彈進行政治訛詐的行為不僅證實了愛因斯坦的擔憂，而且引起了他極大的憤慨。德國的知識分子曾卑鄙地容忍了希特勒，難道美國知識分子也要容忍那正在美國社會中蔓延的新法西斯主義嗎？
１９４６年初，美國擬定召開“全國科學家會議”，愛因斯坦提前寫了一封信，把自己的心里話告訴美國科學家：
“我衷心感到欣慰，大多數科學家完全意識到他們作為學者和世界公民的責任，他們並沒有成為那種到處泛濫的威脅著我們和我們子孫的未來的歇斯底里的犧牲品。
“我們不應當允許對科學工作的發表和傳播有任何限制；這對于社會文化的發展非常有害。當美國應當承擔起建立國際安全的領導責任時，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毒害的威脅，使得它的政治態度發生了不好的變化，了解到這一點，實在令人毛骨悚然。
“如果政府一定要繼續堅持這條致命的路線，那麼我們科學家就應當拒絕聽從它的那些不義的要求，即使它有合法機構做靠山。有一種不成文的法律，那就是我們自己良心上的法律。它比任何可以在華盛頓制定出來的法案都要更加有束縛力得多。當然，我們還有這樣兩件最後的武器：不合作和罷工。”
愛因斯坦又一次以德國知識分子的例子告誡人們：
“我們有理由譴責德國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無條件地屈從于那個要不得的政府的控制。他們犯了罪，給他們懲罰，那是正確的，即使他們自稱他們是法律上被迫去干的。我對我們自己的知識分子下決心避免類似的罪惡是抱有希望的；他們到現在為止所采取的態度證明我這種希望是有根據的。”
在呼籲科學家、知識分子為世界和平盡自己責任的同時，愛因斯坦還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把原子彈的秘密交給一個世界政府看管。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愛因斯坦曾經把希望寄托在國際聯盟上。現在，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新成立的聯合國上。法西斯主義已經覆滅，滋生侵略戰爭的溫床已經鏟除，他多年來熱烈向往的世界政府，似乎有了實現的可能。把聯合國來一番改組，不就成為世界政府了嗎？把軍隊交給世界政府，由它來維持國際秩序，和平不就有保障了嗎？１９４６年５月２９日，愛因斯坦在芝加哥舉行的“爭取世界聯邦政府學生大會”上演講道：
“我們要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在于創立一個能夠運用司法裁決來解決各個國家之間的沖突的世界政府。這種裁決必須以一個為各國政府都贊成的措辭精確的憲章為根據。只有世界政府才可以動用進攻性的武器。任何個人或國家，如果不同意把一切軍事力量都集中由超國家權力機構掌握，也不放棄以武力作為反對別國以保護自己利益的手段，那麼就不能認為是愛好和平的。”
１９４７年９月，在給聯合國大會的公開信中，愛因斯坦說：
“如果每個公民都認識到，在這原子時代，安全與和平的唯一保證是超國家政府的不斷發展，那麼他就會盡一切力量來加強聯合國。我認為世界上每一個有理性的和敢于負責的公民都必須知道他應當如何抉擇。
“為要達到最後目的——那是一個聯合的世界，而不是兩個敵對的世界——這樣一個局部性世界政府決不應當作為一種聯盟來反對世界的其余部分。走向世界政府的唯一真正步驟就是世界政府本身。”
愛因斯坦的良苦用心再次得到仇恨的回報。右派在叫嚷：
“提防愛因斯坦呀！他是煽動家，是共產黨的奸細。他要把美國獨家掌握的原子彈秘密，通過世界政府泄露給俄國佬！”
左派的人則批評、攻擊他：
“把世界變成一個超民族的國家，就是企圖叫社會主義的蘇聯放棄獨立。提出世界政府的口號，就是替美帝國主義稱霸全球的野心縫制一塊遮羞布。”
愛因斯坦坦然地面對這一切，他仍然呼喊到：
“由于我們科學家可以決定悲劇重演，加劇屠殺手段的恐怖局面，我們肩負著神聖義務，必須全力制止為殘酷目的而發明武器去用于殘殺。什麼是我們更加重要的任務？我們心中所向往的社會目標又是什麼？”
是什麼？
１９４７年，愛因斯坦就明確地給予了回答：
“人類終于懂得，當前的任務是什麼，這就是尋求諒解，為的是實現各國人民間、不同信仰的各民族的徹底諒解。”
各國人民間的諒解，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間的和平共處，禁止核武器，並反對種種戰爭煽動，這一切成為愛因斯坦晚年思想活動、社會政治生活的中心。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愛因斯坦毫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可以說，一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的前幾天，他還為他所摯愛的人類獻上一份赤誠的心。這就是“羅素——愛因斯坦宣言”。
這個宣言原來的名稱叫《科學家要求廢止戰爭》，是由羅素起草的。羅素于１９５５年２月１１日寫信給愛因斯坦討論此事，愛因斯坦于２月１６日回信表示贊同，並于３月２日寫信給玻爾，希望玻爾作為發起人，但玻爾拒絕了。１９５５年４月５日羅素把他擬的宣言草稿寄給愛因斯坦，４月１１日愛因斯坦在宣言上簽了名。兩天後愛因斯坦就患重病，４月１８日就逝世了。這篇宣言直到７月９日才由羅素在倫敦公開發表。當時在宣言上簽名的除了羅素和愛因斯坦外，還有美國的布立奇曼和繆勒；英國的泡威耳和羅特布拉特；法國的約里奧·居里；波蘭的英費爾德；日本的湯川秀樹。（羅素于１９５５年４月初同愛因斯坦商量擬邀請簽名的１５名科學家中有１０人沒有簽名。）不久後，前聯邦德國的麥克斯·玻恩和美國的泡林也簽了名。這１２個人中，除了英費爾德和羅特布拉特外，其余都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這個宣言發表時，羅素曾將其副本分送給美、蘇、中、英、法、加６國政府首腦。
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宣言就是愛因斯坦留給人類的寶貴遺言：
“在人類所面臨的悲劇性的情況下，我們覺得科學家應當集會對由這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所引起的危險作出估計，並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進行討論，以達成一項決議。
“我們此刻不是以這個或者那個國家，這個或者那個大陸，這種或者那種信仰的成員的資格來講話，而是人類，以其能否繼續生存已成為問題的人類成員資格來講話的。這個世界充滿著沖突；而使一切較小沖突相形見絀的則是共產主義同反共產主義之間的巨大斗爭。
“幾乎每個有政治意識的人，對于這些爭端中的一個或幾個問題都有強烈的感情；但是我們希望你們，如果可能的話，把這種感情丟在一邊，而只把你們自己當作是生物學上一個種的成員，這個種有過極其驚人的曆史，我們誰也不願意看到它絕跡。
“我們盡可能不說一句為某一集團所中聽而為另一集團所不中聽的話。大家都同樣處在危險之中，如果理解到了這種危險，就可希望大家會共同避開它。
“我們必須學會用新的方法來思考。我們必須認識到向我們自己提出的問題，不是要采取什麼措施能使我們支持的集團取得軍事勝利，因為已不再存在這樣的措施；我們向自己提出的問題應當是：能采取怎樣的措施來制止一場其結局對一切方面都必然是災難的軍事競賽？
“一般公眾，甚至許多當權的人都沒有認識到使用核彈的戰爭究竟會引起怎樣的後果。一般公眾仍然用城市的毀滅來想象。據了解，新的核彈比舊的核彈有更大的威力，一顆原子彈能毀滅廣島，而一顆氫彈就能毀滅像倫敦、紐約和莫斯科那樣的最大城市。
……
“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感情上並不是中立的，但作為人類，我們必須記住，如果東方和西方之間爭端的解決，對于無論是共產主義者還是反共產主義者，無論是亞洲人還是歐洲人或者美洲人，無論是白種人還是黑種人，都能給以可能的滿足，那麼就決不可用戰爭去解決這些爭端。我們希望東方和西方都了解這一點。
“如果我們這樣作出抉擇，那麼擺在我們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識和智慧的不斷增進。難道我們由于忘不了我們的爭吵，竟然要舍此而選擇死亡嗎？作為人，我們要向人類呼籲：記住你們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們能這樣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樂園的道路；要是你們不能這樣做，那麼擺在你們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險。”
這個宣言發表後，在羅素的積極推動下，由美國大企業家賽勒斯·伊頓資助，于１９５７年７月以《羅素—愛因斯坦宣言》簽名者的名義，在加拿大東部新斯科舍州的普格瓦許村伊頓家里召開了一次有１０個國家共２２位科學家參加的會議。以後這種會議大概不到一年就舉行一次，開會的地點有魁北克、維也納、莫斯科、倫敦等處。這種會議以後統稱為“普格瓦許—科學和世界事務會議”。羅素生前是這個會議的常務委員會主席。在１９５７年的會議上通過一個決議：
“鑒于未來任何世界大戰必將使用核武器，而這種武器威脅著人類的繼續生存，我們敦促世界各國政府認識到並且公開承認，它們的目的決不能通過世界大戰來達到，因此，我們也敦促它們尋求和平辦法來解決它們之間的一切爭端。”
愛因斯坦和那些與他一樣的科學家們呼籲，在當時遭到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們的嘲弄。可幾十年後，他們的主張正是全球和解的基礎。曆史證明了他們的偉大。
★ 死與不朽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３日，愛因斯坦的右腹部感到一陣陣劇痛，還出現了別的症狀。醫生們診斷是主動脈瘤，並建議他動手術。
愛因斯坦拒絕了。
他知道，自己應該走了。自從１９１７年那場大病以來，他一直有胃痙攣、頭暈惡心和嘔吐的毛病。１９４５年和１９４８年接連做了兩次手術，發現主動脈上有瘤。這是一個致命的定時炸彈。
愛因斯坦知道，這個定時炸彈爆炸了。
第二天，心髒外科專家格蘭醫生從紐約趕來。盡管病人很虛弱，開刀很危險，但格蘭還是建議開刀，這是唯一的搶救方法。
愛因斯坦蒼老的臉上現出一絲疲倦的微笑，搖搖頭說：
“不用了。”
幾年前醫生就告誡他那個主動脈瘤可能隨時破裂，愛因斯坦總是笑著說：
“那就讓它破裂去吧！”
４月１６日，愛因斯坦病情惡化。杜卡斯又匆匆請來醫生。醫生讓愛因斯坦立即住院，愛因斯坦只管搖頭，怎麼也不肯住院。醫生了解愛因斯坦，說：
“教授先生，你看杜卡斯小姐。她一人在這兒頂不住了。
我看她也要病了。”
愛因斯坦看了一眼杜卡斯。這個忠實的助手，從１９２８年愛因斯坦生病以來，一直跟著他。先當秘書，後來兼當管家，現在又兼當護士。她確實疲憊不堪，快頂不住了。
愛因斯坦點了一下頭。
愛因斯坦終于住進了普林斯頓那家小小的醫院。一到醫院，他就讓人把他的老花眼鏡、鋼筆、一封沒寫完的信和一篇沒有做完的計算送來。垂危的愛因斯坦在病床上欠了欠身子，戴上老花眼鏡，從床頭櫃上抓起了筆。可手還未抬起，他又倒了下去。寬大的布滿皺紋的額頭上冒出一片汗珠，那支用了幾十年的鋼筆從手里滑走了，落到地上。
“上帝”不允許他再做了。
也許，他做得實在是太多了。
４月１７日，星期五。愛因斯坦自我感覺稍好一些。兒子漢斯坐飛機從加利福尼亞趕來了，女兒瑪戈爾也因病住在同一個醫院里，她也坐著輪椅來到愛因斯坦床前。愛因斯坦和他們說了幾句話，微笑著對兒女們說：
“沒什麼。這里的事情，我已經做完了。”
對所有來看他的朋友、同事們、愛因斯坦都平靜地說著同一句話：
“別難過，人總有一天要死的。”
他明確立過遺囑說：“我死後，切切不可把梅塞街１１２號變成人們‘朝聖’的紀念館。我在高等研究院里的辦公室，要讓給別人使用。除我的科學理想和社會理想，我的一切都將隨我一起死去。”
晚上，愛因斯坦讓杜卡斯回去休息。夜里一點剛過，助理護士羅素小姐發現，愛因斯坦睡夢中呼吸困難。她想請醫生來，便向房門口走去，但聽到愛因斯坦用德語說了幾句話。羅素小姐聽不懂，連忙折回病床前。就在這一瞬間——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８日１時２５分——愛因斯坦與世長辭。解剖發現是腹腔主動脈溢血。
巨星隕落了。
２個多世紀以前，科學巨人牛頓的逝世，引起了英國和歐洲的一片悲慟。
現在，電訊傳遍地球每一個角落：
“當代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逝世，終年７６歲。”
全球為之悲痛。
到處都是悼詞：
“世界失去了最偉大的科學家”
“人類失去了最偉大的兒子”
到處都是頌詞：
“愛因斯坦開創了物理學的新紀元”
“愛因斯坦改變了人類對世界和宇宙的認識”
更多的刊物，都重登了法國物理學家朗之萬在１９３１年對愛因斯坦作出的評價：
“在我們這一時代的物理學史中，愛因斯坦將位于最前列。他現是，將來也還是人類宇宙中有頭等光輝的一顆巨星。很難說，他究竟是同牛頓一樣偉大，還是比牛頓更偉大；不過，可以肯定地說，他的偉大是可以同牛頓相比擬的。按照我的見解，他也許比牛頓更偉大，因為他對于科學的貢獻，更加深刻地進入了人類思想基本概念的結構中。”
唁電和唁函，從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飛往普林斯頓。唁函和唁電，來自學術團體，也來自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來自著名的科學家，也來自普通的男男女女。人們懷念他，因為他改變了人類對宇宙的認識，開闊了科學造福于人類的無限廣闊的前景。人們懷念他，爭取光明，為人類的進步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
愛因斯坦的遺囑早已聞名。他要求不舉行宗教儀式，也不舉行任何官方儀式。按照他的願望，甚至下葬的時間和地點除護送愛因斯坦遺體去火葬場的少數幾位最親近的朋友外一概沒有通知。
愛因斯坦的骨灰撒在空中，和宇宙、和人類融為一體。早在１９１７年，愛因斯坦大病的時候，就坦然地對朋友說過：他不怕死。
“不，我同所有活著的人是融為一體的，所以，在這無窮無盡的人流中個別的成員開始了和終結了，我覺得都無關宏旨。”
還有一次，在與英費爾德的談話中，愛因斯坦說：
“生命，這是一出激動人心的和輝煌壯觀的戲劇。我喜歡生命。但如果我知道過３個小時我就該死了，這不會對我產生多大的影響。我只會想，怎樣更好地利用剩下的３個小時。
然後，我就會收拾好自己的紙張，靜靜地躺下，死去。”
在愛因斯坦之前２千年，有一位思想家，由于性情古怪被認為是個人享樂的崇拜者，他講過自己對死的態度。伊壁鳩魯在致美諾寇的著名的信中，一再提出反對死亡的恐懼的理由：當我們存在時，沒有死亡；當有死亡時，我們已不存在。這一理由的驚人力量，不僅為以超個人的內容充實生命的人們所理解，而且在這種或那種程度上為他們所感受。伊壁鳩魯本人快死的時候，坐進熱澡盆，要喝濃郁的醇酒，並在臨終的信中把死去的一天稱為自己最幸福的一天，因為他的腦海中充滿了關于哲學推論的回憶。
愛因斯坦的身上決無伊壁鳩魯式的怪誕行為方式，但他又在實質上極為靠近伊壁鳩魯對生命達觀理智的省悟。不同的是，對個人生命的終結，愛因斯坦與伊壁鳩魯是一致的，平靜而坦然，但面對包圍個人生命的世界環境，愛因斯坦卻不同于伊壁鳩魯，他以極大的情感態度關注著世界環境是否能夠達到永恒的和諧。于此，對個人生命消逝的平靜與對包圍個人生命環境的憂傷，矛盾又協調地主宰著愛因斯坦晚年的心境。
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愛因斯坦。
從４０年代末起，在愛因斯坦的信中，越來越經常地流露出對生活厭倦、普遍厭倦的議論。隨著這些議論，還越來越經常地發出一種和要去世的人、和自己生命辭別的憂傷的、盡管是平靜的語調。這種平靜的憂傷就像一個人有時在寂靜的傍晚感受到的那種情緒。這種情緒絕少進入一個人的邏輯上秩序井然的世界觀中，它始終是一種感情上的、由半音譜成的、無意識的東西。一個人惋惜過去了的一天，惋惜他永遠失去了的、不可複歸的個性，惋惜那已經永遠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東西。他還惋惜個人的生命。對將逝去的一天的憂傷遮蓋不住對次日的愉快的期待，對過去的個人生活的憂傷與對整個存在的不朽的樂觀主義心情並不矛盾。它們相互補充，不可分割。承認局部的、具體的、個人的東西的價值和不可重複性，就使伊壁鳩魯式的對死的否定變得更具人性，它把邏輯公式變成人的激情。關于存在之不朽的想法，同樣也使正在消逝的個人生命的憂傷變為甯靜的、某種透明的和水彩畫般的憂傷。
在愛因斯坦獨特的意識中，非常清晰地表現出伊壁鳩魯式的樂觀主義路線，他確實無視個人的死，並對死無動于衷。但它不排除對將要失去的生命的憂傷。這正是愛因斯坦獨特的生命意識：對本人的生命相對的無所謂和對已經死去和將要死去的親人們的強烈的、雖說是平靜的憂傷。這些親近的人則是世界環境，包圍愛因斯坦個人生命的世界環境的具象存在。他們一個接一個地離開了愛因斯坦，埃倫費斯特、艾爾莎、朗之萬、瑪麗·居里、瑪婭·愛因斯坦……一縷又一縷止不住的哀傷侵蝕著愛因斯坦的精神。
這種感情又不是純兒女情長式的東西，在愛因斯坦身上，它又和一種理智的孤獨感聯系在一起：即無法理解宇宙的和諧，制訂統一場論時總是遇到新的挫折，這種挫折還應包括在３０年代之後，愛因斯坦走上了一條與大多數物理學家不同的道路。所以，物理世界的不和諧與生活世界的不和諧為愛因斯坦式的孤獨留下了雙重的注解。埃倫費斯特以自殺的方式中斷了這種“孤獨”，他把科學家期待的科學的東西和他在科學上實際所能做到的事情之間的悲劇性沖突矛盾全然視為主觀的能力問題，而愛因斯坦則不同，雖然他晚年的憂傷與一生的孤獨感也源自于此，他視這種悲劇性沖突矛盾為個人之外的客觀的東西。由此，他才能坦然地接受科學探索中的一次次失敗，就像他一再引用萊辛的話聊以自慰：“對真理的追求比安安穩穩地占有它更可貴。”
這既是科學真理的真正不朽，同時也是崇高生命的真正不朽。
１９５５年春，這是愛因斯坦最後的一個春天。愛因斯坦在為紀念蘇黎世工大建校１百周年寫的幾頁“自述片斷”中，就是以這樣一種坦然的追求真理的心情總結了自己對統一場論的研究：
“自從引力理論這項工作結束以來，到現在４０年過去了。這些歲月我幾乎全部用來為了從引力場理論推廣到一個可以構成整個物理學基礎的場論而絞盡腦汁。有許多人向著同一個目標而工作著，許多充滿希望的推廣我後來一個個放棄了。但是最近１０年終于找到一個在我看來是自然而又富有希望的理論。不過，我還是不能確信，我自己是否應當認為這個理論在物理學上是極有價值的，這是由于這個理論是以目前還不能克服的數學困難為基礎的，而這種困難凡是應用任何非線性場論都會出現。此外，看來完全值得懷疑的是，一種場論是否能夠解釋物質的原子結構和輻射以及量子現象，大多數物理學家都是不加思索地用一個有把握的‘否’字來回答，因為他們相信，量子問題在原則上要用另一類方法來解決。”
在此，愛因斯坦平靜地承認，統一場論距單值地解釋宇宙的構造還很遙遠。盡管他為此花了４０年的心血。這種“追求真理”的坦然其實就是生命意識的表現。１９５１年１月６日，“第一小提琴手”愛因斯坦寫信給“第二小提琴手”比利時王太後伊麗莎白：
“我不拉小提琴了。這些年來，聽我自己演奏，越聽越難受。希望你沒有遭到類似的命運。留給我的事情是：毫不憫惜自己，研究困難的科學問題。那個工作迷人的魔力，將持續到我停止呼吸。”
真理不屬于個人，甚至不屬于發現者，就像愛因斯坦從不認可他發現了相對論的提法。個人的生命若想不朽，就得在探索、追求真理的過程中留下自己的足跡。
記住愛因斯坦的話：
“死去的我們將在我們共同創造的保留于我們身後的事物中得到不朽。”
還應記住英費爾德講的一件事：曾在１９２７年給愛因斯坦畫像的巴伐利亞畫家的約瑟夫·薩爾，于１９３８年逃出納粹監獄來到普林斯頓。他在這里問過一位老人這樣一個問題：對愛因斯坦科學著作內容毫無所知的人為什麼如此仰慕愛因斯坦呢？老人回答說：“當我想到愛因斯坦教授的時候，我有這樣一種感覺，仿佛我已經不是孤孤單單一個人了。”
這就是愛因斯坦的不朽，是人世間真正的、永恒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