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藩始終認為，政治之改革，必須先有精神之改革。要改造社會，亦必須先改造教育。其一生事業，胥本此原則而行。最初頗用慷慨激烈之任俠精神，最後則用公誠道義之精神教育。”
李鼎芳《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一書考察了曾國藩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
“清朝自嘉慶以後，康、乾時全盤之光輝盡湮，其勢力已自造極之巔逐漸下降。而道光朝一經鴉片戰爭，清廷之朽弱無能畢露。洪、楊革命乃乘之而起。當此內憂外患交迫之秋，有曾國藩出，以其高尚之道德，軒茂之文章，取服一時，而成其事業，使清廷不致亡于太平天國，致同治之中興。雖苟延殘喘，然曾國藩之所以能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偉大人物，自有其不可磨滅之處也。
“要之其與太平天國之爭，乃為文化而戰，為宗教而戰，亦為維人倫而戰，其目的、其偉大豈僅在封毅勇侯諡文正公耶！”
建國初年，曾國藩因鎮壓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被史家評價為“劊子手”。其論諸如：
“曾國藩是被滿清付與大權的第一個漢人，因為他以血腥的手腕暫時撲滅了漢族人民的大反抗，暫時拯救了滿清統治者的大危機。”
“當時的滿清統治，內政則殘暴貪汙，外交則喪權賣國，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代為隱諱的。這樣惡貫滿盈的政府，人民還不該革命自救嗎？曾國藩卻堅決屠殺數千萬革命人民，來保持這個萬惡的滿清政府，除了他的階級貪暴性和漢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說明他和他所領導的一大群賊匪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的原因。”
馮友蘭近年從文化沖突的角度對曾國藩同太平天國的斗爭賦予新的涵義，指出太平天國本質上是一場宗教革命。因此對曾國藩的評價問題提出不同于前述“劊子手”的看法。他認為：
“中國維新時代的主題是向西方學習，進步的人們都向西方學習，但不能倒過來說，凡向西方學習的都是進步的人們。這要具體地分析，要看他要學習的是什麼。中國所要向西方學習的是西方的長處，並不是西方的缺點，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所要學習而搬到中國來的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點。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這個缺點的斗爭中而生長出來的，中國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並不是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如果統一了全國，那就要使中國倒退幾個世紀，這是我對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評價。這個評價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國貶低了，其自然的結果就是把它的對立面曾國藩抬高了。曾國藩是不是把中國推向前進是可以討論的，但他確實阻止了中國的倒退，這就是一個大貢獻。
“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為教義，以神權政治為動力，以太平軍的武裝力量為支持，三位一體，力量雄厚。曾國藩以宋明道學為理論，以清朝政權為靠山，以湘軍的武裝力量為支持，與太平天國的三位一體勢均力敵。曾國藩和太平天國的斗爭，是中西兩種文化、兩種宗教的斗爭，即有西方宗教斗爭中所謂‘聖戰’的意義。這是曾國藩和太平天國斗爭的曆史意義。曾國藩認識到，在這個斗爭中所要保護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的綱常名教。從這一點說曾國藩是守舊的，他反對中國進步。籠統地說是這個樣子，但分析起來看，守舊和進步是相對而言的。綱常名教對于神權政治說還是進步的。”
台灣、香港學者大多對曾國藩評價較高，認為其在曆史進程中起到了積極作用。
蘇同炳在其《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一書中評價道：
“曾國藩在他所生存的時代中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曾國藩雖然是清代末年的偉大人物，但他不是天才。他的成功，得力于他的勤學不懈與終生篤實踐履。他的朋輩與僚屬受到他的感化，人人以進德修養及負責盡職自期，所以才能團結眾心，群策群力，夷平大難，轉移風氣。曾國藩的道德文章，即使不能說是千古以來所罕有，至少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人物。尤其是在道光咸豐以後，人心日偷，整個國家社會都有分崩離析之危險的時候，竟然能有曾國藩這樣一個節行文章俱屬卓犖不凡的人出來挽救國家危亡，轉移社會風氣，實在可說是國家與人民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