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對諸弟既嚴如父又慈如母，思弟念弟愛弟之情時時溢于言表。他曾說：
“我生平于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九弟在京年余，進益無多，每一念及，無地自容。吾每作書與諸弟。不覺其言之長，想諸弟或厭煩難看矣。然諸弟苟有長信與我，我實樂之，如獲至寶。……
兄弟和，雖窮氓小戶必興；兄弟不和，雖世家宦族必敗。男深知此理，故稟堂上各位大人俯從男等兄弟之請，男之意實以和睦兄弟為第一。……
自憶連年教弟之信不下數萬字，或明責，或婉勸，或博稱，或約指，知無不言，總之，盡心竭力而已。”
曾國藩鼓勵並重視諸弟對自己的批評，多次說：“諸弟遠隔數千里外，必須匡我之不逮，時時寄書規我之過，務使累世積德，不自我一人而墮，庶幾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顛危。諸弟能常進箴規，則弟即吾之良師益友也。而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謂有家人做官，則遂敢于侮人；勿謂己有文學，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諸弟見我之立心制行與我所言有不符處，望時時切實箴規，至要至要”。“凡吾有過失，澄、沅、洪三弟各進箴規之言，余必力為懲改；三弟有過，亦當互相箴規而懲改之”。
他接到曾國潢批評自己“月月書信，徒以空言責弟輩。卻又不能實為好消息，令堂上閱兄之書，疑弟輩粗俗庸碌，使弟輩無地可容”的信，回信說：“甚為切當”。“兄讀之不覺汗下”。又說：“信中言兄與君子講學，恐其漸成朋黨，所見甚是，然弟盡可放心。兄最怕標榜，常存暗然尚綱之意，斷不至有所謂門戶自表者也。”還說，信中有“弟之牢騷，非小人之熱中，乃志士之惜陰”，讀至此，不勝惘然，“恨不得生兩翅忽飛到家，將老弟勸慰一番，縱談數日乃快”。
曾國藩給予諸弟的便是上述“德”與“才”。他特別表示，“我仕宦十余年，現在京寓所有惟書籍、衣服二者。衣服則當差者必不可少，書籍則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將來我罷官歸家，我夫婦所有之衣服，則與五兄弟拈鬮均分。我所辦之書籍，則存貯利見齋中，兄弟及後輩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斷不別存一物以為宦囊，一絲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
幾個弟弟在曾國藩的教育和影響下，成長為符合儒家標准的人。曾國荃成為統帥湘軍的封疆大吏不說，未出仕的曾國潢在家鄉操持家務、族務、地方事務，成為有影響力的地方精英，曾國華、曾國葆先後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陣亡。
咸豐六年（1856年），太平天國西征軍在江西連破八府五十余州縣，曾國藩坐困南昌，數月音訊全無。曾國華赴武昌湖北巡撫胡林翼處求援。胡林翼發兵五千交曾國華統帥馳援。從未帶過兵的曾國華，連克數縣，為南昌解圍發揮了重要作用，擢同知，賞戴花翎，成為湘軍將領。時曾麟書去世，曾國藩、曾國華兄弟丁憂回籍。然曾國華已過繼叔父，只須守制一年，遂于翌年由已訂兒女親家的李續賓奏調複出，襄理李續賓部軍務。咸豐八年十月，太平軍三河大捷，李續賓部全軍覆沒。李續賓、曾國華等四百余名文武官員喋血沙場。曾國華骸骨數月無尋，曾國藩憂急哀慟已極，泣血寫道：
我奉簡書，馳驅嶺嶠。江北江南，夢魂環繞。卯慟抵昏，酉悲達曉。莽莽舒廬，群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嶸廢壘，雪漬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
後來曾國華的遺骸終于找到了，卻是一具無頭尸。季弟曾國葆因之再次投軍，“以報兄仇而雪前恥”，不料身染重疫，病死軍中。曾國藩為其寫書聯云：
英名百戰總成空，淚眼看河山，憐予季保此人民，拓此疆土；
慧業多生磨不盡，癡心說因果，望來世再為哲弟，並為勳臣。
曾國藩同樣將手足之情給予了一個姐姐、三個妹妹。除小妹染痘早殤外，曾國藩大姐二妹都嫁進了普通人家，家庭不和，經濟拮據，無一美滿。曾國藩除了開導姐妹，幫助調解家庭糾紛外，總不忘接濟她們的生活，哪怕自己還在經常舉債之中。他在給弟弟的信中說：“蘭姊、蕙妹家運皆舛，兄好為識微之妄談，為姊猶可支撐，蕙妹再過數年則不能自存活矣。同胞之愛，縱彼無缺望，吾能不視如一家一身乎？”三妹國芝，是他乞假家居時親自為之擇定的婿門，為本邑朱家。國芝夫家較富有，生活無憂，但國芝婚後病弱不堪，三十歲時難產而死。曾國藩歎道：“吾姐妹四人，季者早殤，二長者並窮約不得怡。獨朱氏妹所處稍裕，而少遘痼疾，又離娩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