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條是習勞。曾國藩以為，能夠習慣于勞苦，則神仙也會欽敬。凡人之常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于安逸而憚于勞苦，自古至今無不相同。《無逸》這一篇章，推論到勤勞則長壽、安逸則夭亡，屢試而不爽。若為自己著想，則一定要操習技藝，磨煉筋骨，遇到困惑便努力學習和實踐，認真思考，居安思危，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為天下著想，則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饑挨餓，一人沒有收獲，就應看作是自己的罪過。軍興以來，經常見到人有一才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受到重用，顯赫于時。絕無才技、不慣勞責者，則受到唾棄，饑寒交迫而死。故勤勞則長壽，安逸則夭折。勤勞則有材，而為人所用；安逸則無能，而被人唾棄。勤勞則普濟眾生，神靈欽慕；安逸則無補于人，神鬼不佑。所以君子欲成為人神信賴之人，最關鍵莫過于勤勞。
曾國藩“立人達人”，將自己多年修身的四條心得，推及于家人。他對兒子說：“余衰老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侄，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警惕，以補昔歲之愆，並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仍寄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這四條心得成為曾國藩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訓之一。除此之外，曾國藩說，吾教子弟，不離“八本”、“三致祥”。
“八本”是：
讀古書以訓詁為本；
作詩文以聲調為本；
養親以得歡心為本；
養生以少惱怒為本；
立身以不妄語為本；
治家以不晏起為本；
居官以不要錢為本；
行軍以不擾民為本。
三致祥是：
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曾國藩在多種場合反複發揮和解說了上述修身治家思想。
曾國藩修身治家的思想，應該說基于其父祖。曾家是中國傳統社會耕讀家庭的典型。曾國藩繼承了祖父、父母倔強剛毅的性格，又將他們拙誠、仁孝、勤勞的品格發揚光大。曾家的家規家訓在曾的祖父曾玉屏時已粗具形態。曾玉屏要求家人必須遵守家規：“男子耕讀，女必紡織。”耕，是生存根本；讀，乃入仕階梯。耕讀之家須以“讀”求取功名，以“男耕女織”維持生計。曾玉屏要求家人須謹行八件事：讀書、種菜、飼魚、養豬、早起、灑掃、祭祖、敦親睦鄰；疏遠六種人：風水先生、算命之士、醫生、和尚、巫道及寄寓他人家中者。曾國藩曾說：子弟之賢與不賢，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我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訓，特別是星岡公之教，尤應謹守牢記。他將祖父曾玉屏的家規，編成八句話：
書蔬魚豬，考早掃實；常說常行，八者都好；
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
並告誡家人：此八好六惱者，我家世世守之，永為家訓。子孫雖愚，亦必略有范圍也。
後來，曾國藩將“八好”歸結為八個字：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後人戲稱為“八寶飯”；又將“六惱”歸結為三不信：不信者為“藥醫也，地仙也，僧巫也”。曾國藩說：
“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則專重孝字，其少壯敬親，暮年愛親，出于至誠，故吾纂墓志，僅敘‘孝’之一事。吾祖星岡公之教人，則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寶、早、掃、書、蔬、魚、豬。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醫藥，皆不信也。”
“余與沅弟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為法，大約有八個字訣，其四字即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王考、曾祖考；寶者，親族鄰里，時時周旋，賀喜吊喪，問疾濟急。星岡公常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
書：就是讀書。耕讀文化是傳統農業社會的寫照。所謂“教子孫兩條正路，宜讀宜耕”。自唐宋以後，隨著地主經濟在社會經濟結構中占據主要地位，科舉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于是耕讀成為實現個人發跡、家庭興旺的根本之路。耕，代表生存生活的物質基礎；讀，代表處世出仕的基本教育。除極少數外，但凡有一點條件的家庭，總要想方設法讓自己的子弟（甚至包括女兒）讀書，俗稱“三代不讀書，一屋都是豬”。曾國藩的詩作中，也多以“耕”、“薪”入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