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訓
同治十年，曾國藩于金陵督署中總結自己的修身之道，歸納四條，記入日記。
第一是“慎獨”。曾國藩以為，能夠做到“慎獨”——即使一人獨處、即使在內心深處，也保持和實行儒家的行為規范，才能使心靈達致“安靜”境界。他認為，修身之道最難在于養心。心雖然知道有善，知道有惡，卻不能實用其力為善去惡，這就叫做“自欺”。一個人內心深處方寸之地，自欺與否，別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清楚。所以，《大學?誠意》一章兩次講到慎獨：如若果真能夠好善、嫉惡，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中所講的“自謙”，《中庸》中所講的“戒慎恐懼”，就都能切實做到。曾子所言“問心無愧”，孟子所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養心莫善于寡欲”，都不外乎此。能夠“慎獨”，則心懷坦蕩、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于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心泰然，始終感到愉悅滿足、寬平甯靜。因而“慎獨”乃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藥之方，也是修身的首要之務。
第二是“主敬”。曾國藩以為，能夠“主敬”，則可致身體強健。他說，“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是“敬”的功夫。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氣象。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驗。程子謂：“上下一于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做到了“敬”，則無美不備。“敬”的切近之效，尤在于“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重恭敬，則精神飽滿；懶散隨便，則松弛泄怠，這都是自然的反映。即便是衰朽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也不覺神為之悚，氣為之振。這便足以證明，“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變得強健，又有何物可疑？
第三條是求仁。曾國藩以為，能做到“仁”，便可獲得人們心悅誠服的擁戴。他說，每個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百姓及世間萬物從根本上講，同出一源。如果只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那就違背了大本一源之道。至于享受優厚俸祿、高居人上的大官，則有拯民溺、救民饑之責；每日讀書學古、粗知大義的文人，則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只知自我完善，而不知教養百姓，則大大辜負上天厚待眾人的本心。儒家教人，最緊要的莫過于教人“求仁”。自己若想成就事業，首先要幫助別人成就事業，自己若想顯達，首先要幫助別人顯達。已成就事業之人，不擔心自己能否成功，如同富人百物有余，不需外求。已顯達之人，四通八達、路路暢通，如貴人登高一呼，群山四應。人們誰不願成就事業以致于顯達呢？若能推己及人，使別人也能成功顯達，則可與萬物同春那樣美滿了。後世論求仁者，莫精于將天下蒼生視為同胞，宏援廣濟。惟如此，才算得上是“仁”，否則即有悖于“德”，有悖于做人的准則。如真做到這些，雖成事顯達，卻任勞任怨，天下人眾望所歸，有誰會不心悅誠服地擁戴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