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還都可以用吧？”
“我多的是。要不送這里的電視台吧。不過暫時這里的電視台不會用到HD這麼先進的設備。”
“你看到高強臉上的傷嗎？”
在回去的路上，我突然想到這個問題，于是問何軍。
“怎麼沒看到！你也注意到了？”
他知道我指的是高強臉上那個血的圖形
“當然。你覺得呢？以前見過類似的嗎？”
“哪里去見。死人都是第一次見！這樣的謀殺以前只在美國電影里看到過。比如一個變態殺人狂之類的，在被害人的身上留下一些記號，有意考考警察的智商什麼的。不過就那麼一丁點傷，不至于要了高強的命吧？肯定還有嚴重的內傷，那麼點傷絕不至于要了人的命，你說呢？還有為什麼把那些錄像帶都拽出來，扔的滿地都是？這是什麼人干的，太不正常了，不是我們這些常人可以理解的。你想殺人犯是先殺人呢，還是先拽那些錄像帶？如果殺人後，在尸體邊上才將那些錄像帶拽出來玩，這樣的人也太冷酷了吧？如果殺人前干的，現場沒有任何搏斗的跡象。高強也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卻沒有作出什麼反抗的舉動，那只有一種可能，就是他被強大的威脅鎮住了，不然他多少都會作出反抗的。是人都會做垂死掙紮的。”
我啞然。倒不是因為他說的有道理，而是他的分析本身太像一篇推理小說了，令我不得不反省自己作為一個專業編劇和電影創作人在創作上的無能。
回到房間，洗了一個熱水澡，想借此忘掉不愉快。然後我躺在柔軟的床上，胡思亂想了好一陣，接著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梳洗完畢，我立刻去了派出所，同警方交涉取回屬于自己的帶子。我覺得那些散亂在高強工作室的錄像帶是屬于我的，我有權利取回來。盡管那些帶子看上去已經毫無用處，但是我還是抱著一絲僥幸的心理。哪怕只有一些支離破碎的影像也好，我的好奇心難以遏制。
警察答複我說盡快向上級請示。因為我有證據證明帶子確實是屬于我的，那他們就會考慮將帶子還給我。我十分擔心警察所說的話只是一種敷衍，是慣用的官場套話。那一天也許遙遙無期。我再次提出離開神農架的請求，我向他們出示我所有的證件和相關擔保人的資料，可還是被他們一口回絕了。他強調很快會作出決定的。
當我無奈正要離開的時候，警察突然問我：“你說過高強將你的錄像帶調包了？”
“對，而且很費了一番周折。”
“你介意把那些被調包的錄像帶暫時拿給我們嗎？”
“完全不介意。給你吧，不用還給我，我正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那些東西。丟了可惜，留著又沒什麼用。我讓何軍給你們送過來吧。”
“在何軍那里？”
“對，一直在他車的後備箱，動都沒動過。”
“謝謝，我也會跟何軍說的。謝謝你。”
走出派出所的時候，我像一頭困獸，感到巨大的憤怒，可又沒有具體發泄的對象。這就是同一個強勢集團打交道的困難。雖然與你交往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可是你面對的又是一些不代表他們個人意志的辦事人員。如果在正常的人和人的交往中還可以以義氣行事解決一些事情的話，對待強勢集團的辦事人員那是毫無意義的魯莽舉動。這就是常常讓人產生無名火的原因。那一整套貌似嚴謹的辦事程序，體現的是毫無人性的冷漠。我意識到我將在木魚鎮度過一段枯燥而令人精神不安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