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的編撰完成，讓李斯對呂不韋刮目相看。原來，呂不韋雖然是商人出身，心中也並非總是計較著利益得失的。他是真心想編一部曠古未有的大書。姑且不論書的質量如何，至少其起點高遠，衷心赤誠。
單就成本和產出來看，《呂氏春秋》投入巨萬，發行量卻不會超過十冊，而且這十冊也不可能投入市場銷售，只能免費贈送，核算下來，是徹頭徹尾的虧本買賣。然而，這筆買賣呂不韋還是做了，而且做得心甘情願。就算像呂不韋這樣精明的商人，也懂得不是什麼行業都可以產業化的道理。這個世界上，應該有比經濟利潤更嚴肅更高尚的目的。退一萬步來說，在商言商，呂不韋以巨萬的投資虧損，卻買來了千秋萬世之名，還能有比這高明的生意經嗎？
作為一個非凡的政治家，其社會責任感和時空遠見，決非建立在金錢的衡量之上。在李斯看來，呂不韋的所謂四大功績，無足可道。只有《呂氏春秋》，才體現出了呂不韋的個人特色，以百世之利先一時之務，也是他異于乃至高于秦國曆任相國的地方。夫為官者，往往著力于當下之政績，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求多求快，不顧其余。如果沒有頭痛腳痛，那就先創造出個頭痛腳痛來，總之，一定要作出些人人都能用肉眼看見的政績來。
曾讀蘇軾先生所撰《潮州韓文公廟碑》。韓愈謫守潮州，治理潮州不到一年，便被調離他任。然而，就這短短不到一年的任期，卻使得潮州人對韓愈感恩戴德，“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韓愈為官的魔力何在？他到底干出了些什麼驚天動地的政績來？說起來其實卻簡單得很，“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于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讀著《呂氏春秋》，李斯不禁忽然想念韓非起來，不知道韓非的書作得如何了，他在韓國過得可還如意否？韓非，你我正當壯年，這世界必將屬于你我。呂不韋已經老了，《呂氏春秋》將是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後一件大事。這個世界，永遠都不缺大事發生，接下來，還有更大的事業，比《呂氏春秋》還要偉大千萬倍的事業，那就是殲滅六國，統一天下，但這樣的偉大事業，不會再輪到呂不韋的頭上了，而是注定要完成在嬴政和我的手里。
一個人不能選擇他的出生，也無法選擇他所處的時代。數算五千年長河，留下的史書典籍，對後人來說，已是多得用一生都無法通覽一遍。盡管如此，在中國的土地上，曆朝曆代都有著無數鮮活的生命和感情，一樣的五谷雜糧，一樣的男歡女愛，一樣的悲喜情仇，他們的故事，他們的經曆，卻不曾在史書上占得只言片語，史官們也不曾慷慨地為他們記上哪怕隨便一筆。人和人是多麼的不同，既有“甯為盛世狗，不作亂世人”的無奈，也有“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的激烈。對李斯而言，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他所恐懼的，便是活在一個注定平庸而無名的時代。感謝上天，讓他生得不算太早，也不算太晚，剛剛好趕上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
將《呂氏春秋》向朝廷百官炫耀過一番之後，呂不韋又來向天下炫耀。他將《呂氏春秋》布于咸陽市門，上懸千金，無論諸侯游士賓客，凡能增損一字者，當場以千金作為獎勵。很難講，仕途失意的呂不韋，是否有借此抒發內心的憤怒失落和挑釁嫪毐及太後一黨的嫌疑。
當年，商鞅變法，為了樹立權威，取信于民，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宣稱能將木頭搬到北門者，獎勵十金。老百姓都不相信有這等好事，沒人敢動。于是提高賞格到五十金，終于有膽大者，將木頭搬到北門。商鞅當場兌現了五十金的獎勵，以明不欺。
呂不韋一向出手闊氣，千金的賞格，比商鞅當年大方了數十倍。可賞越重，反而越是無人敢出手。過了一個月，還是無人響應，呂不韋這才得意地將《呂氏春秋》收回。還好，達利沒有生在那個時代，像他那樣的瘋子，打著藝術的幌子，舉火將《呂氏春秋》燒個乾淨，說這樣改動才算最好，于是，一字千金，二十萬字就是二萬萬金，秦國多少年的GDP，恐怕都得全給搭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