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于是上書。
書曰：“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
至于如何禁止，書中再道，
“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者，以吏為師。”
書上嬴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這便是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書了。對于此舉，後世多持惡評。然而，在附和過往那些罵聲之前，我們有必要詳細了解有關焚書的種種細節和實際後果。誇人要誇到癢處，罵人則要罵到痛處。知己知彼，方能百罵不殆。倘一聞焚書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罵，作激憤聲討狀，竊以為不免“操”之過急。
首先，從李斯的視角看去，焚書有它的邏輯必然性。在李斯的上書中，對淳于越請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個字，便已駁斥一盡。隨即，將淳于越之流定性為“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而像淳于越這樣的人，所在多有，“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人之所學，則是源于書本，因此，禁書乃至焚書便是斬草除根的應有之義了。
古人竹簡刀筆，著書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數十萬種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華的話來說，還都是些“內容豐富、見解獨到、而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這也就決定了，帝國焚書的品種不可能太多，大致為：
一，史官非秦記者，即六國之史記，以其多譏諷于秦。
二、詩書、百家語。尤其詩書，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倉庫。燒之等于繳械，看爾等還怎麼援引去。
需要特加注意的是，從李斯的上書可知，當時帝國所有的書籍，包括明令燒毀的在內，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備份。朱熹也云：秦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舊留得；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則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
對帝國的這一舉措，清人劉大魁的解釋是，“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而在我看來，帝國將這些禁書善加備份收藏，並不以悉數銷毀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應存有一種責任心和長遠考慮。好比我們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經肆虐了幾個世紀，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給人類帶來巨大而深重的災難。盡管如此，人類卻也並沒有將天花病毒徹底銷毀，讓它永遠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別在莫斯科和亞特蘭大的兩個實驗室里保存了少量樣本，以備研究，或應對任何人力無法預測的不時之需。
至于民間，如果私藏禁書，抗拒不交，後果又會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也就是說，將接受黥面和輸邊築長城的處罰。在今天看來，這樣的後果無疑是嚴重的，但在刑罰嚴酷的秦國，這卻算得上是輕罰了，並不嚴厲。而且，這樣的處罰還是在藏書被官府發現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發現，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見，在當時的禁令中，焚書並非第一要務。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書哪能焚得盡！焚書只是一種手段而已。且看：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們會很奇怪地發現，偶語詩書的罪罰，居然遠比私藏詩書的罪罰為重。私藏詩書不過黥為城旦，偶語詩書卻要棄市掉腦袋。再加上罪罰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這一條，可以判斷，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眾議論當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眾討論古代政治。歸結為一句話：禁止議論政治。庶人不議，然後天下有道，這大概就是禁令背後的邏輯依據吧。
焚書自然是不對的，不好的。但對帝國而言，言論窒息、萬馬齊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來，防川有兩種方法。一是封堵，鯀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結果洪水越發肆虐，自己則被帝堯派祝融殺于羽郊。二是疏導，鯀的兒子大禹，則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終治水成功。
為帝國之久遠計，理應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論自由，從而有疏導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見，當以北宋朱弁《續骫骳說》中士氣一條，倡此論最為精妙，姑錄于下：
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氣，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氣。元氣壯則膚革充盈，士氣伸則朝廷安強。故善養生者使元氣不耗，善治國者使士氣不沮。欲元氣不耗，則必調飲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納授飲食也。欲士氣不沮，則必防壅蔽以達之，而言路者，所以開導壅蔽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遠近雖殊，治道無二。
再回到焚書，其對古籍造成的損失究竟有多嚴重？時至今日，已經很難作出確切判斷。《史記•；六國年表》云：“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王充《論衡•；書解篇》云：“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這兩條記載表明，至少在漢代，古籍中的精華部分——詩書諸子，都還完整地幸存了下來。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宮廷留有備份，只要秦國不滅，可想而知，這些古籍便將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諸多古籍湮滅無蹤，後世永不得複見，這卻要特別感謝我們的項羽先生。
眾所周知，項羽先生不愛讀書，生性暴戾，伊攻入咸陽之後，首先是屠城，然後搜括金錢婦女，臨去再是一把大火，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帝國的珍貴藏書，就此付之一炬。可憐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最終只化為若干焦耳的熱量而已。
所以，劉大魁作《焚書辨》，毫不客氣地指出，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羽之罪也。
單就秦國焚書而言，其所引起的實際損失，可能也並沒有像想象的那樣嚴重。《漢書•；藝文志》所載677種著作，其中不到524種，即77％，現在已不複存在。這個事實說明，漢以後的幾個世紀，特別在印刷術流行前，文獻損壞所造成的總的損失，也許甚至大于秦代的焚書。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沒有焚書之事發生，傳下的周代的殘簡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現在實際存在的數量。（注）
關于焚書，李斯並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諸侯惡周禮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韓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到了後世，焚書更是屢見不鮮。
隋人牛弘作《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曆數書之五厄（不解何故，漏卻項羽）：
秦皇馭宇，下焚書之令。此則書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嫌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載七十余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周師入郢，蕭繹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余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
明人胡應麟著《少室山房筆叢》，在牛弘所論五厄之外，再增補五厄，列為“十厄”：
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燼于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于安史；肅代二宗洊加鳩集，黃巢之亂複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于慶厯，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禍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複有五厄。
到了滿清，大興文字獄，倒黴的便不僅是書，更包括了著書者和藏書者。因觸犯忌諱，生者凌遲杖斃，誅滅三族，死者剖棺戮尸，挫骨揚灰，如此案例已是不勝枚舉。倉頡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見，知有滿清之劫，故而預為號慟乎？
文字獄之興起，正值所謂的康乾盛世，持續近百年，時間之長，禍害之烈，株連之多，處罰之慘，力度之大，實屬空前。
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獄，所列的2320種禁書和其他345種部分取締的書中，只有476種幸存，不到所列數的18％，而這還是發生在印刷術業已普及的情況之下。
滿清在焚書禁書之余，卻也修書，即《四庫全書》。然而，這其中又有貓膩。說起來，他們用的也是春秋筆法，寓褒貶于字里行間。但他們褒的都是誰呢？不僅他們自己，連過去的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等，也一並褒贊在內。八杆子都打不著的關系，他們何必做這份人情？原因很簡單，他們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那就是對華夏而言是異族，是侵略者。而在編纂過程之中，對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漢民族戰斗精神的作品，則是盡量摒棄和抽毀，對于不能不收錄的名家名作，則大肆篡改。比如，岳飛《滿江紅》的名句，“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經過刪改之後，變成了“壯志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
對此，魯迅先生曾評價道，“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于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里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于是有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相對于原始的火燒而言，這豈不是更高層次上的焚書嗎？
如契訶夫所言，別人的罪孽，並不會使你變成一個聖人。盡管干過焚書之事的遠非李斯一人，但這並不足以成為李斯開脫的借口。李斯的焚書，開了皇權政府赤裸裸地扼殺民眾思想的先河，不僅在當時釀下了嚴重後果，也對後世產生了深刻的心理影響。
注：此段引自劍橋中國史秦漢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