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發表那篇文章,對于我的寫作生涯來說是一個質的飛躍.因為這篇文章的出現,我的其他文章也被挖掘出來了.這些文章顯示了我不僅僅是一個小說家,在過去我還參加過工會斗爭,還致力于女性地位的提高,現在我在和那不勒斯的丑陋現象作斗爭.我在六十年代末征服的那一小批讀者,和七十年代的各種文化水平的讀者,現在又有了一批新讀者,加在一起人數更多了.這給我的前兩本書也做了宣傳--那兩本書又被重印了,第三本書現在賣得越來越好,改編成電影的事兒,也越來越有眉目了.
當然,這篇文章也給我帶來了很大的麻煩.我被憲兵叫去談話,財政警察也聽了我的陳述.在右派的地方報紙上,我被貼上各種標簽遭詆毀:離婚的女人,女權主義者,共產黨,恐怖分子的支持者等等.我接到了一些匿名電話,那些人用非常猥褻的方言威脅我和我的女兒.我生活在不安之中,但我覺得不安已經是寫作固有的一種心態,總的來說,這次我遠遠沒有《全景》的那篇文章發表時,還有被卡門起訴的時候更激動.這是我的工作,我在研究怎麼把我的工作做得更好.我感到,出版社的法律顧問在保護我,左派的報紙在支持我,我的讀者見面會也越來越密集,我是站在正義的一邊.
但我應該誠實地說,事實不僅僅是這些.我平靜下來,主要是因為我發現索拉拉兄弟沒做任何傷害我的事情.我太顯眼了,這讓他們盡可能地躲藏起來.馬爾切洛和米凱萊非但沒有再起訴我,他們這次什麼話也沒說,一直都沒什麼表示,甚至我在執法官員面前見到他們時,他們只是冷冰冰地,帶著敬意向我打了個招呼.就這樣,風波逐漸過去了.唯一確定的結果是,地方機關開始了一系列調查,報紙上也出現了很多報道.但就像出版社的法律顧問預測的那樣,調查不了了之,那些報道也逐漸消失了.我想象,那篇報道被其他無數報道所淹沒,索拉拉兄弟依然逍遙法外.這篇文章唯一造成的損害是情感方面的:我的妹妹,外甥西爾維奧,還有我父親徹底把我從他們的生活中排擠出去了--話雖然沒明說,但他們卻已經那麼做了.馬爾切洛一直對我很客氣.有一天下午,我在大路邊上看見他,我把目光投向了另一邊,但他在我的面前停了下來.他說:"萊農,我知道,你也完全可以不用那麼做,我不生你的氣,你沒有錯,但你要記住,我家大門一直對你敞開著."我回答說:"埃莉莎昨天才把我的電話掛了."他微笑著說:"你妹妹是家里的主人,我能怎麼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