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得是澳大利亞，以及中東那些產油國，得到兩塊寶國的將立于不敗之地。到1912年前，中東進展十分順利，雖然一直沒找到石油，不過對中東的占領已經完成了，而且幾個大的軍事基地也修建完畢，擁有了抵擋集團軍的實力。
不過澳大利亞卻十分棘手，雖然中國人占據了澳大利亞的75%人口，不過在英國人的阻撓下，澳大利亞一直無法成為中國的勢力范圍，顯然英國人是不會隨便丟掉這塊殖民地的，而發動戰爭奪取英國人的殖民地，代價又太高。思來想去，趙剛終于想到，利用歐洲的猶太人去奪取澳大利亞。
在曆史上歐洲的反猶主要是由宗教、經濟、政治、文化差異以及曆史的慣性作用所致，並呈現出反複性、周期性、廣泛性、殘酷性等特點。經過半個世紀的沉寂之後，從1900年開始，歐洲的反猶主義又出+了回潮的趨勢。
這股反猶主義的回潮，除了一些傳統的誘因外，反財情緒也是一個主要因素，所以反猶與反財相結合成為這次反猶主義的主要特點。不少猶太人，被冠以發戰爭財的名義游街，剝奪財產，而各國政府不聞不問，這迫使猶太人尋找新的生存之地。
從公元前8紀開始，伴隨著亞述王國、新巴比倫帝國、希臘及羅馬帝國等對巴勒斯坦地區的爭奪和入侵，猶太人就開始了向世界各地流散地曆程。他們流入歐洲的人數最多。在這里遭受反猶主義地迫害也最為深重。兩千年來，他們一直沒有國家。因此雖然人數眾多，卻一直遭受歧視。
歐洲對猶太人的大規模迫害始于希臘羅馬時期，當時主要是為了推行希臘化政策，鎮壓猶太人的抵制和反抗。羅馬帝國的滅亡以後，一方面帝國內長期推行的反猶政策在社會中形成的反猶排猶思潮並沒有一下子消失。另一方面羅馬帝國推行的反猶措施被後羅馬時代各國所繼承。
日耳曼部落打敗羅馬帝國以後，最初並沒有積極地學習希臘羅馬的優秀文化，而是去繼承和發展基督教。也包括對被稱為“異教徒”的猶太人的迫害。例如在公元438生效的羅馬提奧爾西法典中規定的針對猶太人的附加條款，後來就成為一些人反猶的法律依據。
由于猶太人一直被視為魔鬼和異教徒，所以他們的就業和經營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少人只能去從事商業和金融業，特別是高利貸行業。流散到各地猶太人憑借著自己地聰明才智和努力，很快就聚斂起大量財富，但這又會成為當地人妒嫉和仇視的對象。
基督教禁止基督徒進行放貸食息，所以猶太人的放貸一直被視為是“罪惡勾當”，實際上“這是一個為自己掘墓的怪圈。其背後則是基督教歐洲對猶太民族地宗教迫害和種族歧視。”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中所描繪的猶太高利貸商夏洛克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歐洲人心中對猶太人的偏見。
歐洲統治者一方面迫害猶太人，另一方面又把猶太人作為“敲竹杠”地榨取對象。法國統治者在這方面的表現尤為滑稽，從公元到1321年，法國曾四次驅逐猶太人。為了財稅收入又四次召回猶太人1361年法國國王好人約翰被英國俘虜，::)贖金，允許猶太人返回法國，1394年又把他們驅逐了出去
“他們（猶太人）在英國短暫的定居史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紀猶太人的命運：始則受鼓勵。繼而受辱，受迫害，最後則遭驅逐。”近代歐洲資本主義興起以後，猶太人在經濟競爭中的優勢也成為非理性反猶的新借口，一些反猶組織通過聯合抵制的辦法反對猶太人，把猶太人排除在一些行業和社團組織之外。
在奧地利，一些反猶主義者在報紙上和集會上就公開打出“不從猶太人處購貨”地口號。法國反猶分子愛德華.阿道夫.德律蒙在《法國猶太人》一書中竟然提出：法國的經濟蕭條和社會貧困是猶太人的罪過。他認為猶太人在法國人口中雖然只0.25﹪|卻掌握著法國一半以上的財富，所以要征收猶太人“顯然用非法手段牟取的財產”。這本書在出版的當年就售出了十萬冊，在社會上起到了極大的蠱惑作用。
猶太人在客居地基本上都是以少數族裔的面目出現的，他們的經濟地位凸顯了他們這一群體的獨特性，但他們始終沒有完全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利來保障自身的利益，這使得他們始終是一個脆弱的群體，再加上一些當權者別有用心的縱容和挑唆猶太人常常會無端的成為權力爭斗犧牲品。
在中世紀，一些歐洲國家統治者為了討好教會，不遺余力的迫害猶太人。到了近代，歐洲各國的統治者為了轉移國內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的視線，又往往拿
作為“替罪羊”。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的沙皇政權猶太人來轉移國內的不滿，在當時的反猶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從曆史上來看，從《聖經》中在埃及為相的約瑟到在波斯國為後的以斯貼，從近代歐洲的“宮廷猶太人”，凡是猶太人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時候，其權利就可以得到較好的維護，就可以有效的抵禦反猶主義的攻擊。
公4紀後隨著基督教被羅馬帝國宣布為國教後，它就逐漸在歐洲取得了統治地位。但其地位一直受到來自猶太教的質疑，被基督教奉為經典的《新約》和基督耶一直為猶太教所否認，這種否認實際上就是對基督教合法性地一種質疑“幾千年來。上帝、托拉、以色列一直是猶太教所包含的內容，猶太人對這些東西地忠誠就成為反猶主義的一個借口。
它們使猶太人被視為局外人。更為重要的是被視為是對非猶太人神祗合法性的一種挑戰。”3是基督教占統治地位的歐洲社會所不能容忍的。其次是宗教傳說中的猶太人對基督耶地迫害，以及一些人別有用心的把猶太人附會成為出賣耶的猶大的後裔，這些宗教傳說不論其真實與否，在基督教會不厭其煩的鼓吹下，都在一定程度加深著基督徒對猶太人的偏見，並導致了一種強烈的宗教複仇情緒。最後是在宗教價值觀上的對立。
猶太人自認為是上帝的“特選子民（the著某種契約關系；基督教雖脫胎于猶太教。但已演變成一種普世地宗教，它認為所有的人都可以歸化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負有拯救人類和世界的使命。所以，當基督教與具有優越感地猶太教迎頭相撞時，沖突就不可避免了，要麼被歸化，要麼成為“萬惡不赦”的異教徒。
正因為如此，那些狂熱的十字軍戰士在東征時就提出了“干掉一個猶太人，以拯救你的靈魂”地口號。基督教會也想盡辦法包括使用暴力手段來迫使猶太人改變信仰乃至消滅掉他們。
猶太人由于在宗教和價值觀上的獨特性，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了有別于基督教世界。這種差異使他們往往被視為是“非我族類”，進而形成一種深刻的偏見。按理上說這種差異並不一定能成為現實的沖突，一般而言。任何民族文化內部都存在兩種機能：排斥性和包容性。
排斥性有助于傳統文化的延續和穩定，它是一種文化出于保護自身的本能而對外來異質文化地做出的反應。包容性則有利于吸收外來文化並適應社會的發展。這兩種機能發揮作用並不是同步的和均衡的，它與這種文化自身的自信程度和開放程度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等有著密切的聯系。
由于希臘羅馬以後的歐洲世界不具有中國文化上的那種優越和自信，再加上基督教占據社會思想主體地位後所帶來的偏執和非理性因素。所以對異質的猶太人和文化表現出了強烈的排斥而不是寬容。這樣，以兩種不同宗教信仰為主體的社會在文化生活上表現出的差異竟然成了一種現實沖突的借口。
歐洲曆史上的反猶活動不僅出現很早，而且持續的時間也很長，並呈現出一定的周期性。歐洲的反猶主義從上古時期產生以後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它往往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次反猶浪潮，這種周期性在不同的時期受著不同因素的影響。
在古代，它主要受宗教和統治者的寬容程度有關。這也是宗教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反猶程度在總體上遠高于其他時期的一個原因所在，而在當權者相對寬容的南歐和西南歐猶太人的生活狀況略好一些。
到了近代，社會經濟狀況、政權的民主程度和民族主義勢頭也成為影響反猶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社會經濟狀況惡化的時候，猶太人就很容易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在經濟危機的時候更是如此。
在一些社會相對比較民主和民族主義情緒不是那麼激烈的時候，反猶主義程度也就會略輕一些，因此從總體上看，進行資產階級革命較早的西歐反猶主義要比東歐和俄國稍好一些。當然這並不是絕對的，比如民主化程度較高的法國在1894年還爆發性反猶事件。
曆史上歐洲各國對其他一些少數族裔如吉普賽人的歧視也同樣存在，但都比不上對猶太人迫害的殘酷性.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偏見和歧視，而是對整個猶太民族的仇視和憎恨，它也不僅僅是一種思想和觀念，而是一種遍及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行為，即從肉體上和精神上對猶太人進行迫害的行為，這些行為還往往受著法律的保護和當局地默許。
在整個歐洲，猶太人幾乎無一例外的被限制在“格都”
柵欄區”之內。盡管如此，他們還經常被驅逐。生人不僅會經常受到反猶勢力毆打、掠奪和襲擊。還要面對時不時爆發的反猶大屠殺，先是基督教會對“馬蘭內”和不願改宗者的屠戮、十字軍東征時的濫殺，後來是沙俄和東歐出現的“波格魯姆7”事件和希特勒的“最後解決方案8，在曆史上對一個無辜的族裔進行如此殘忍地長期迫害恐怕為歐洲所僅見。
反猶主義存在的地域，從南歐到北歐，從西歐到東歐，不管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反猶主義。猶太人生活狀況曾經稍好的伊比利亞半島、中歐的德國和東歐的波蘭、俄國等後來也都出現了大規模的反猶活動。其次是社會階層的廣泛性，歐洲社會，從政治、知識精英到一般民眾，從宗教人士到非宗教人士以及不同的教派之間不管內部有無分歧，在反猶問題上都是一致地。
政治猶太複國主義理論的創始人利奧.平斯克對此曾有過精辟的論述“對于活著的人，猶太人是死去地人；對于當地人，他們是異己和流浪者；對于有產者，他們是乞丐；對于窮人，他們是剝削者和百萬富翁；對于愛國者。他們是沒有祖國的人；他們是社會各階層都厭惡的競爭對手”9|教、文化教育等，凡是有猶太人生活地地方，反猶主義就會尾隨而至。
縱觀歐洲曆史上的反猶活動大都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不僅許多反猶活動以宗教因素為借口，曆次反猶活動中與宗教有關的教堂和墓地也會成為襲擊的目標。猶太人進入歐洲不久，基督教就上升為國教。從公元四世紀開始，基督教就開始憑借優勢地位甚至使用暴力強制人們的歸依。猶太人自然也是被迫改宗的對象。
猶太人往往要被迫在改宗和死亡之間做出選擇，1096年五月，一群猶太人在聽到十字軍將要到來地消息後，來到了艾德伯特主教那里避難，由于拒絕改宗的要求，反而被主教下令處死，兩天之中竟有殺害。
基督教會除了利用改宗來迫害猶太人外。還往往炮制或散播一些謠言來迫害猶太人。例如猶太人用基督徒進行血祭的誹謗，猶太人指使別人投毒的謠傳等，“這些故事，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在歐洲各地重複著，並幾乎總是伴隨著‘奇跡’般的悲劇”。
黑死病在14世紀流行時，又有人認為是猶太人和魔鬼合死病。甚至在1241年蒙古人入侵歐洲時，竟有人提出蒙古人是“失蹤以色列十支族”，猶太人應當為此負責。這種反猶主義的宗教性在中世紀以後有所減弱，但並未消失。
在俄國，到了19世紀七十年代有關血祭誹謗案的報道還.+=端。在曆次的反猶惡浪中，與猶太教有關的東西都會是被襲擊的重要對象。1908年的“玻璃破碎之夜11”事件中，一夜遭焚燒。1907年，羅馬尼亞頒布的法令中，還包含有禁止猶太禮儀屠宰、強迫猶太人在安息日勞作等條款。
在這種環境下，猶太民族如同風中之葉，在苦苦掙紮。就在這時候特奧多爾.一八九六年發表了《猶太國》一書。當時他得出了一個結論。在特奧多爾..;:
黑爾茨在研究猶太人在新興世界中的地位時從這樣一個前提出發：“我們是一個民族，一個民族。”他寫道，猶太人曾經設法要融合到他們所生活的那些國家的社會生活中去，只保留他們的宗教。
“可是，不准我們這樣做。我們這些忠誠的愛國者白費了力氣，我們的忠誠在某些地方走到了極端；我們象其他公民一樣犧牲了生命和財產，但是白費了；我們努力要在科學藝術方面提高我們所在國的威望，或者通過貿易和經商來增加它的財富，但是，也是白費了。在我們已生活了數百年的國家，我們仍然被輕蔑地看作異鄉人，這些輕視猶太人的人，他們的祖先常常是還沒有在那個國家定居下來的，而猶太人卻已經有了不幸的經曆……因此，對我們來說，做忠誠的愛國者，正如被迫移居他鄉的胡格諾派教徒一樣，是毫無益處了。要是讓我們和平地生活，那有多好啊。但是，我想，不會讓我們生活在和平中。”
黑爾茨提出的解除猶太人困境的辦法很簡單，實在太簡單了，那就是：重建猶太國。
而這一點，對于中國來說，卻是一個極好的借口，利用猶太人的力量去占領澳大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