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文後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菲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注釋
⑴文:文德,即治理國家,發展經濟的功德.後稷:周人始祖,姓姬氏,名棄,號後稷.舜時為農官.
⑵克:能夠.配:配享,即一同受祭祀.
⑶立:通"粒",米食.此處用如動詞,養育的意思.烝民:眾民.
⑷極:極至,此指無量功德.
⑸貽:遺留.來:小麥.牟:大麥.
⑹率:用.
⑺陳:遍布.常:常規,此指農政.時:此.夏:中國.
譯文
追思先祖後稷的功德,
絲毫無愧于配享上天.
養育了我們億萬民眾,
無比恩惠誰不銘刻心田?
留給我們優良麥種,
天命用以保證百族綿延.
農耕不必分彼此疆界,
全國推廣農政共建樂園.
鑒賞
《維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後稷,也不過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曆代先王的豐功偉績,已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無須贅述.就此篇而論,後稷的傳奇性經曆和"誕降嘉種","是獲是畝"賜民百谷的無量功德,在同屬《經》的《生民》中便有詳盡的敘述與頌揚.《生民》即使未能創作于《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話色彩的內容則必然早就廣泛流傳于民間.
周頌(包括《思文》)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在這一特定曆史時期,對周代先王的頌揚尤為熱烈.周武王以"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在牧野伐滅"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尚書-牧誓》)的紂王,建立起西周王朝,救萬民于水火.王室為光宗耀祖,百姓為感激解放,這就造成了對新政權,自然也包括對新政權先王們熱情謳歌的盛況.
或許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曆代眾多學者形成了《思文》為周公所作的強有力的共識.詩篇是盛朝的頌歌,作者是盛朝的大聖人,這一共識的形成也極自然.《詩經》中的多篇作者都歸之于周公,此處不具論,而《思文》一篇卻未必如是.
孔疏引用《國語》,說"周文公(即周公旦)之為頌曰'思文’",其實不確.《國語-周語上》載芮良夫所說的一段話中,原文是:"故頌曰:'思文後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並未言是周公所作.到了韋昭注中,才成為"言周公思有文德者後稷,其功乃能配于天".但是韋注本意只是說《思文》的內容乃反映周公所"思",並非即指為周公所作,應當不難分辨.看來,是孔疏將《國語》原文與注文誤融為一體,牽涉周公,並認定《思文》出自周公之手.這一誤認,影響大而深遠,以致成為後世諸多學者的共識,雖無傷大雅,總不免讓人感到一絲遺憾.說無傷大雅,是因為《思文》確實也體現了周公的思想.周公輔佐文王,武王,成王三世,于強國,滅商,平亂,功勳卓著,而重農保民又是其一貫堅持的政治原則.可見,就理解《思文》的意旨而言,確實可以,而且應該聯系周公;但是,就此認定周公為作者,終究不可取.要確認周公為《思文》的作者,還必須有早于或至少與《國語》同時的確鑿證據,因為現有的確認不過是基于《國語》的不可靠的誤認.《詩經》中凡無確鑿充分證據而定為周公所作者,均可作如是觀.
據《毛詩序》所言,《思文》是"後稷配天"的樂歌.後稷之所以"克配于天",在《生民》序中說得再明白不過:"後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後稷,故推以配天也.""後稷配天"的祭祀稱為郊,即祭上帝于南郊的祭典.古人祭天(亦即上帝)往往以先王配享,因為人王被視為天子,在配享中便實現了天人之間的溝通,王權乃天授進一步確認,于是原本空泛的祭天便有了鞏固政權內容的具體落實,而成為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活動.這種天人溝通的努力,今天看來雖然過于原始,刻板,但在古代,尤其是政治相對清明,經濟發展順利的時期,其統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作用卻不可低估.試想,祭祀的程序隨著樂歌(這里是《思文》)曲調緩緩進行(據王國維《說周頌》),簡短的歌辭一再回環重複,氣氛是何等莊嚴,人們會感覺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參與盛典的自豪榮幸和肩負上天使命的虔誠在此間密切融合.
正因為如此,後稷開創農事,養育萬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帝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從創作結構上看,"天","帝"之間是一種緊扣和呼應;就創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溝通印象的有意識加深.在"人定勝天"觀念形成之後,天人溝通,天人感應的思想仍然綿延不絕,並且時時占據著正統地位,何況在其形成之前.在《思文》產生的當時,天人溝通應該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藝術手段(自然不是說《思文》毫無藝術性)就具有的強烈的感染力量.
西周當時已經是君臨天下的政權,"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自然是這種權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萬民的一種懷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權不會在立威的同時忘記立德,西周政權也保持著這種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