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十一首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綱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收，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蓋嘗求之于六經，至于《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首，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正化之本，始于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史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于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于此道。是故《春秋》力爭于毫厘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于《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于《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
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于《詩》而長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察，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饣舌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饣舌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于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厘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
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于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于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
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于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並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于內，齊擊之于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眾，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于此也。夫以齊人苦王之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複斗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
當戰國時，兵強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眾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于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于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于其師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
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複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于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曆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于此也。
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于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于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
何者？仁義之道，起于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泛泛乎若萍浮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
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
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複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曆試于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吊屈原，紆郁憤悶，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複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識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
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複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以辭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于我。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沖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于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沖，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于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于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學之士，以至錢谷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此猶有所試，其功效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于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術數，又非有以大過于群臣。而武帝擢之于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有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于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
夫欲有所立于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于其成。至于捍社稷、托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幸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托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狷介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節氣有余，此武帝之所為取也。
《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
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于廊廟之上，以捍衛幼沖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奸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生殺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于天下。其所以曆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揚雄論】
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而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于愈之說為多焉。
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堅者為轂，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桷。桷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
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于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複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禦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禦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
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已疏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跡，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後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鯀、管、蔡之跡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天理，與眾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恥之，欲信大義于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牧荊、豫，孔明之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概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強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
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丕與植，終于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為寇仇，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卻哉！
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為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強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爭斗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于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于口，而知其所以為美，被之于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
韓愈之于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于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
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于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
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不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發。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泛愛眾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
儒者之患，患在于論性，以為喜怒哀樂皆出于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于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
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