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複語言的無限能產性
把語言從形而上學和邏輯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是尼采及其現代後繼者們的共同追求。這一追求在法國後結構主義者身上達于極點。他們以法國人特有的徹底性，試圖用極端方式解構形而上學語言和邏輯語言，恢複語言的無限能產性，敞開意義的不確定性和多元性。
當然，重視語言的多義性，並非後結構主義的特殊立場。海德格爾明確指出："現實語言的生命在于多義性。活生生的、游移不定的詞轉化成為一種單義的、機械凝固的符號系列的僵硬性，乃是語言的死亡，此在的凍結和荒蕪"。海德格爾：《尼采》，第1卷，第168-169頁。迦達默爾強調：解釋學的真理正在詩歌語言的歧義性之中。參看迦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463頁。他還認為，語言的多元性包含著對同一事物作不同陳述的可能，是人的自由之所在。維特根斯坦把語言的意義歸結為用法，並提出"語言游戲"的概念，表明他也十分重視語言在多樣化情境中意義的差別性。然而，這些哲學家多少仍從語言之外去尋找意義的來源（"存在"，"世界經驗"，"生活形式"），語言的多義性被看作是語言與某種非語言的東西相互作用的產物。對于法國後結構主義者來說，意義及其多元性均是語言本身的產物。他們把語言的形式方面置于首位，把語言形式本身的能產性視為多義性的根源和拒斥形而上學的力量源泉，把語言本身當作解放語言的唯一場所。
後結構主義是結構主義運動內部的異軍突起，在廣義上仍屬于這一運動。作為一個哲學運動，結構主義至少在兩個方面是走在尼采的方向上的。第一，極其重視語言問題的哲學意義，以至于把語言學提升為哲學和人文科學的一般方法論。第二，強調要素的意義取決于要素在整體中的位置和功能，即一要素與其他要素的相互關系。這一基本立場具有否認實體的明顯反形而上學色彩。結構主義語言學創始人索緒爾認為，符號的意義僅僅在于一符號與他符號的區別，只有區別，沒有實證名詞，而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聯結完全是任意的。由此很容易得出結論：語言不反映世界。進一步的結論是：語言創造世界，我們的世界觀念依賴于我們的符號系統。結構主義重視語言學的一般方法論意義，也正是同這種反形而上學立場密切相關的：既然意義並非來自事物實體，而是來自語言秩序，那麼，探索各種人類現象背後的語言秩序就成了首要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