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本書很好地解釋了人們的這一新苦惱。耶魯大學的教授雅各布·海克在《巨大的風險轉移》一書中定義了經濟安全的兩大重要支柱—家庭與工作場所，由于政府與公司都削減了對收入安全、醫療保健及養老金的保障，這兩大支柱被嚴重弱化了。海克認為收入不穩定的問題愈演愈烈，甚至超越了收入不公平問題。他強調，數據顯示，家庭收入的波動幅度一年比一年大。舉個例子，一個家庭收入驟減50%的概率在1970年是微乎其微的，而到2001年，這一概率上升為近20%。從工作場所到醫療保健中心，再到退休人員，不安全感正不斷蔓延。
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伊麗莎白·沃倫則把重心放在不利的金融實踐和革新上。繼2003年的作品《雙收入陷阱》之後，她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飽受爭議的理論：“中等收入家庭面臨著多重威脅……即使在雙收入家庭，家庭收入過于緊張，一個微小的問題都有可能讓整個家庭陷入危機。單親家庭的生活同已婚家庭一樣艱難，要靠一份收入過上中產階層的生活，在收入上面臨著更多的阻礙。與此同時，家庭還需要面對更高的費用支出和日益增加的風險。傳統的金融信貸規則被有權勢的利益集團改寫，它們將中產階層家庭視為政治影響力的戰利品。”在這里，她談到了金融違規，特別是對信用卡發行者來說，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得到極高的利率和罰金。
圖4–1列出的是沃倫對房貸、子女撫養、健康保險、汽車和稅收這幾項基本支出如何上升的一個估計，這些基本支出正在消耗越來越多的家庭可任意支配收入。換一種計算方式來看，家庭花費在貸款服務上的比重—基本的項目有房貸、車貸和信用卡貸款—從1983年的10%上升為2006年的14.5%。海克和沃倫所關注的這一類家庭在新世紀的頭幾年都沒有享受揮霍的機會。可以預計的是，如果將來宣布的CPI值顯示通貨膨脹要比政府部門公布的情況更為糟糕，人們的憤怒情緒會更加高漲，因為這進一步驗證了許多美國人多年來一直受到欺騙，承擔著與他們的工資和社會保障金不匹配的生存成本。
但令基層美國人民更加惱火的是，他們的房產價值在一兩年內下跌了8%~10%，甚至15%~20%之多。當本章引言中提到的格林斯潘關于債務抵押債券失效的預言成為現實，這些難以執行的證券化資產加深和延長了房屋抵押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危機。那些打包房屋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或結構性債務抵押債券以求分離出次生風險的華爾街金融工程師們開始認識到，他們的思路應該放得更寬：不僅僅要關注追蹤克利夫蘭或聖迭戈原始抵押房產最終會否升值或預測出售給德國某個沒見過世面的愚蠢銀行家的債務抵押債券次生資產的下挫可能性，還需要時刻警惕國內局勢的變化—被激怒的海克村或沃倫鎮的業主們開始仔細審視美國的這個新金融工具並嘗試了解它的發展狀態。
圖4–1家庭可任意支配收入的縮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