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之後，也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大唐帝國的臣民們都聽到了一則消息：朝廷大赦天下，改元興元。尤為重要的是——他們的皇帝頒布了一道真誠剴切的《罪己詔》。
這是中國曆史上比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詔》，其辭痛切沉郁，其情摯誠感人。尤為可貴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在面對重大天災時，出于對“天譴”的敬畏才不得不下詔罪己，其辭往往流于形式，其情亦難免作態之嫌；而李適此詔則純粹面對人事，是對自己所作所為的深刻反省和強烈譴責，因而雖是由翰林學士陸贄草詔，但李適的深切懺悔之狀依然溢于言表。千載之下閱之，猶在目前：
……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複于將來。明征其義，以示天下。
小子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擁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征師四方，轉餉千里……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怨氣凝結，力役不息……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罪實在予！
……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籓維，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在官軍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順並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
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
據說這篇詔書下達之後，“四方人心大悅”。
此詔由文章聖手陸贄所草，其文采自不待言。然而，陸贄絕不僅僅是一個迂闊的文人。這篇詔書固然以其真摯的情感和斐然的文采打動了人們，但是這絕非重點。
重點是——它關注了各方的利益訴求。
也就是說，真正能夠收買人心的東西從來都不會是虛的，而是對實實在在利益的關注。“間架稅、除陌錢”，以及各種苛捐雜稅的罷廢，是百姓得以重新擁護李唐的關鍵所在；而除了朱泚之外，詔書又宣布對叛亂諸藩及其所有脅從者一概赦免，“待之如初”，這也在最大限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間原有的利益共同點，瓦解了他們可能締結的聯盟，同時在此基礎上為李唐王朝建立起一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
所以，與其說此詔是天子李適裸裎自我的真情告白，還不如說這是李唐政府面對日趨複雜的戡亂形勢不得不重新建立的一套戰略構想。
這道非同尋常的詔書一下，叛亂諸藩迅速做出了反應。
各方的不同反應頗富戲劇性。
首先是朱泚。由于被鎖定為唯一的打擊目標，朱泚大為光火，決意回敬。可他業已稱帝，還能有什麼比稱帝更有力的反擊呢？朱泚思前想後，最後挖空心思地把國號“秦”改為“漢”，自稱漢元天皇，同時改元天皇。
這當然稱不上是比稱帝更有力的反擊，但起碼表明了朱泚與李唐對抗到底的決心。
緊接著做出反應的是王武俊、田悅和李納。他們本來已和李唐暗通款曲，如今又看見了朝廷建立統一戰線的決心，遂取消王號，上表請罪。
最後反應的是李希烈。
盡管他被天子和朝廷列入了赦免之列，可他李希烈不會領這份情。
此刻的叛亂諸藩中，他的兵力最強、地盤最大、財用最足，而且又剛剛打了一連串勝仗，形勢一片大好。在此情況下，他如何甘心再向李唐俯首稱臣？
他當然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