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適不知道到底丟了什麼。
可他知道肯定有什麼東西丟了……
這一年十月末，德宗李適發布了一項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宦官竇文場為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以宦官王希遷為監神策軍右廂兵馬使。
帝國禁軍從此再度回到宦官的手中。
隨著帝京長安的光複，各個戰場的形勢也在逐步好轉。
河中戰場上，渾瑊和駱元光從西南反向進逼李懷光，在長春宮（今陝西大荔縣東）一帶與其對峙；而河東節度使馬燧則從東北方向夾攻李懷光，勸降了李懷光的妹夫要廷珍、部將毛朝揚和鄭抗，先後收複了晉州（今山西臨汾市）、隰州（今山西隰縣）、慈州（今山西吉縣）、絳州（今山西新絳縣），並分兵橫掃聞喜（今山西聞喜縣）、萬泉（今山西萬榮縣）一帶，對李懷光的後方形成了重大威脅。而在河北戰場上，朱滔被王武俊打得節節敗退，局面日蹙，再加上朱泚已死，朱滔極度惶恐，只好上表向朝廷請罪。中原戰場上，政府軍也開始轉敗為勝，先後逼降和俘虜了李希烈的手下大將李澄、翟崇輝、田懷珍、孫液等人，克複了滑州、汴州、鄭州等戰略要地，迫使李希烈不得不“遷都”蔡州。
興元元年最後的幾天，帝國的四面八方不約而同爆發了大規模蝗災。蝗蟲過處，稻田荒蕪，連草木都被啃得精光。嚴重的饑荒導致帝國的每一條道路上都擠滿了面黃肌瘦的難民。
人群中不斷有人倒下。
倒下的人再也沒有站起來。
沒有誰會看他們一眼。
除了成群兀立在枯樹上的烏鴉以及天空中不時掠過的禿鷲之外。
新年的正月初一，唐王朝把年號改為“貞元”。
此前的“興元”年號僅僅使用一年就被拋棄了。從新年號的字面上看，我們起碼可以發現一個改元的原因，那就是大唐天子和他的大臣們不僅僅希望帝國從此獲得一個嶄新的開端，而更是希望能夠把一個良好的開局長久地保持下去。
“貞”是堅定之義，而“元”是開局之義。
曆史後來果然證明，蒼天沒有辜負李適和臣民的期望，“貞元”年號果真陪伴著大唐帝國足足走過了二十一度春秋。
唐德宗的《罪己詔》頒布了一年之後，大唐帝國終于否極泰來、浴火重生……
先是在貞元元年（公元785年）六月，勢窮力蹙的朱滔在惶惶不安中一病而死，其部下劉怦在將士的擁戴下接過了軍政大權；七月，朝廷任命劉怦為幽州、盧龍節度使。河北之亂告平。
緊接著八月，李懷光在馬燧、渾瑊等人的圍攻下落入了眾叛親離的境地，旋即自縊而亡；其長子李璀親手殺了兩個弟弟，隨後自殺。河中之亂告平。
最後是貞元二年四月，身染重病的李希烈被手下大將陳仙奇毒殺；陳仙奇將李希烈暗殺並滅門之後，率眾向朝廷投誠；是月底，朝廷任其為淮西節度使；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又殺了陳仙奇，自任為留後，朝廷只好予以默認。至此，淮西之亂告平。
盡管諸藩之亂基本上敉平了，可我們卻發現——這場席卷了大半個帝國的叛亂與其說是以唐王朝的勝利告終，還不如說是以諸藩的猜疑內訌而順勢撫平，且以德宗朝廷的妥協退讓而草草收場。
我們都還記得，這場叛亂之所以爆發，其因有二：一是諸鎮的目無朝廷和自代自專，二是德宗的銳意中興和志在削藩。可是，這場叛亂又是如何終結的呢？
恰恰是朝廷重新承認了諸鎮自代自專的合法性，恰恰是德宗放棄了他的中興之志和強硬立場，這一切才宣告終結。
相對于這場叛亂的起因，這種終結的方式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我們可以想象，倘若朱滔身死、劉怦自立之後，倘若陳仙奇殺了李希烈、吳少誠又殺了陳仙奇之後，德宗朝廷仍然像當年拒絕李惟岳那樣拒絕承認他們，那麼，叛亂能就此終結嗎？戰爭能就此平息嗎？
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從這場戰爭的結果來看，我們基本上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帝國表面上是勝利了，可德宗皇帝本人卻陷入了徹底的失敗；另一方面，那些起兵叛亂的藩鎮首領是徹底失敗了，可諸鎮“擁兵割地、一切自專”的這套規則本身，卻毋庸置疑地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我們當然不會否認，德宗一朝的君臣在這場平叛戰爭中都付出了極大努力——比如德宗的真誠罪己，比如謀臣陸贄審時度勢的智慧和韜略，再如李晟、渾瑊、馬燧等將帥的舍生忘死、浴血奮戰等等，我們也不會否認，在曆經安史之亂和諸藩之亂的重創後，德宗皇帝的妥協退讓為帝國換取了一個休養生息、重建家園的機會；無論諸藩如何跋扈依舊，朝廷的綏靖政策畢竟為帝國贏得了一個相對太平的貞元二十年。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德宗初年的雄心壯志事實上換來的只是帝國的生靈塗炭和滿目瘡痍，李唐朝廷不顧一切與諸藩大動干戈的結果也無非是讓大唐帝國再次回到了代宗時代的原點——藩鎮之亂的根源並沒有被鏟除，而諸鎮廢立自專、擁兵抗命的局面也並未得到一絲一毫的改善；在整個貞元年間，大唐帝國依舊是層層太阿倒持，依舊是遍地驕兵悍將……
當大唐帝國步履蹣跚地行走在八世紀的余暉中，我們看見德宗李適落在史冊上的身影顯得落寞而細長。
九世紀挾著腥風血雨猛烈地朝他撲來。
無論李適走得急促還是走得遲緩，他的帝國終將與九世紀迎面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