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詳見楊寬：《戰國史》第三章。
《孟子·滕文公上》說“有賤大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網）市利。”就是說，在曠野的集市上，有個商人站到高地上，即“壟斷”上，東張西望，想把市利都弄到自己手里。孟子對于“壟斷”的解釋，正確反映了商業貿易史的發展進程，特別是春秋戰國間這個商業貿易史上的一個轉變過程。這些自由商人的出現，最初多是由一些小商販發展起來的，他們的地位低賤，所以孟子說“有賤大夫焉”。
到春秋末戰國初，由于商業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一些原來身居顯位的卿相，如曾經幫助越王勾踐雪過會稽之恥的范蠡，後來離越入齊，又從齊到當時屬于交通中心的商業城市陶邑，從事商業，號稱陶朱公。他采用計然的貿易理論，“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史記·越世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後子孫繼續經營，達到了富“至巨萬”。（《史記·貨殖列傳》）。又如孔子弟子端木賜即子貢，善于辭令，曾游說于齊、吳之間，促使吳救魯伐齊。他曾經商于曹、魯之間，“與時轉貨資”，大發橫財，“家累千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成了孔門七十子中最富有的一個。他“連駟緒騎”，帶著禮品聘問各國，“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史記·貨殖列傳》）。
戰國時期一些卿大夫也有一面當官，一面從事商業活動的。魏惠王的大臣白圭，就是一個以“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史記·貨殖列傳》）的辦法從事倒賣谷物活動的。他在豐年拋出絲漆，收進谷物，待到荒年欠收又售出谷物，收進手工業產品，從中牟取巨額利潤。當時商人采用這種囤積居奇，掌握時機的經商方法，已較普遍。《戰國策·趙策三》載希寫對建信君說：“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價，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這樣講究時機和囤積居奇，只有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商人握有大本錢時，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戰國時期，這樣的大商富賈，不斷出現，他們不惜一切地網羅大利，正如《墨子·貴義》所說：“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
到了戰國晚期，投機商人更為活躍，呂不韋就是一個突出的事例。他原是個“家累千金”的“陽翟（今河南禹縣）大賈”，後把商業上的投機方法運用到政治上，認為做珠寶生意盈利只有“百倍”而“立國家之主”可以盈利“無數”（《戰國策·秦策五》）。後來，呂不韋的政治投機居然成功，出任秦之相國，封為文信侯，並取得了“仲父”尊號，一度掌握秦國大權。金屬鑄幣的發展及其形式金屬鑄幣的產生，總是同商品生產的出現和發展相平行的，它的出現又起了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作用，同時，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出現的情況下，統治階級又利用貨幣通過不等價交換來剝削勞動人民。因此，戰國時期金屬鑄幣流通量的逐漸增大，標志著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又意味著農民、手工業者又受到一種新的剝削，即富商大賈通過商業交換的剝削和統治者通過發行鑄幣而進行的剝削。一種商品的價值，只存通過另一種商品才能表現出來。在多數地方，後來這種一般等價物是固定在一些金屬上，這是因為金屬不易消損，容易保持。再進一步，便用金屬制成貨幣，最初的金屬貨幣是依靠本身的價值來交換其他商品的，但後來主要是起著價值符號作用，它本身的價值越來越不重要。因此，早期的金屬鑄幣通常出現逐漸減重的過程。我國最早的金屬鑄幣，具有實物用品的形狀，正說明它是脫胎于一般等價物。戰國時期的多數貨幣，還保留著這種特點。在整個戰國時代，由于各國之間的不統一，所以各國貨幣的形制、重量、單位也各不相同。這時所鑄造的貨幣，計有四種不同的形式：布幣——形狀象農具中的鑄，镈、布音近，故鏟形幣又叫“布幣”。這種形式的銅幣，當是從镈這種農具在商品交換的發展中轉化而來的。主要流行地區在三晉即魏、趙、韓三國。布幣又可分為不同形制，有尖足的、方足的、圓足的，基本形式還是鏟形。
近三十年來，先後在山西省的原平、祁縣、永濟、侯馬和內蒙的包頭等地發現過大量布幣和鑄造這種幣的模具。這種貨幣一般都有銘文，主要是當時的地名，目前發現已有幾十個地名出現在布幣上。除山西、內蒙外，在河北、河南，以至遼甯等一些地方都有出土。在南方楚國，今天的江蘇丹陽、浙江杭州等地也曾發現過，不過其與三晉的鏟形不同。這不僅表明三晉的布幣流通較廣，而且又可看出當時的商業貿易的發展盛況，貨幣已越出了國界。刀幣——也是從工具的刀轉化而來，主要是東方齊國的貨幣。齊國的刀幣形制較大，都是尖頭。目前發現的已有早至春秋中期的，但以戰國時代的“齊法化”刀幣最為常見。“法”有制造際准的意思，“化”即貨字簡體；“法化”即“法貨”，也就是標准貨幣。齊國刀幣從目前考古發現來看，其地不止一處，但這些不同地方鑄造的貨幣，卻都有統一的“齊法化”銘文。刀幣雖然主要是齊國的流通貨幣，但其影響不小。解放前後，曾多次在燕下都發現過成捆的刀幣。河北承德地區，也在一處地方發現過成捆刀幣放在甕內，計有四千五百多枚。但是燕國的刀幣形制較小，都是方頭和圓頭，而且銘文部有“明刀”①字樣，沒有齊國的那樣精致規整。另外，在原趙國故地也曾發現過刀幣，比較粗糙，形制較小，也都是方頭或圓頭。
圓錢——早期的都是圓形圓孔，後來的多作圓形方孔。圓錢可能是仿生產工具的紡輪或玉環和玉壁形，主要流行于秦、東周、西周地區，東周與西周的一般都鑄有“東周”、“西周”字樣。早期秦國的圓錢銘文多作“重一兩”、“十二銖”、“十三銖”、“十四銖”等字樣；晚期的多有“半兩”，“兩留”字樣，這種圓錢可能是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錢”以後，由各地官府鑄造的。隨著秦國的強盛，這種貨幣也影響到秦國勢力所及地區。例如四川巴縣就曾發現過這一使用過的圓錢。1960 年在濟南市區出土的一甕古代貨幣中，除刀幣外，還有六百多枚鑄有銘文“賹”的圓錢，便是其證。
銅貝和塊形金板——楚國主要的兩種流行貨幣。銅貝又稱“蟻鼻錢”或“鬼臉錢”，這是從它的腹部平面形狀而得名。其實，它是一種仿海貝形狀的銅鑄貨幣，是沿襲古代用貝作貨幣的習慣而來的，主要流行在楚國。1963年，在湖北孝感一處地方出土有四千多枚銅貝，重達二十一公斤多。塊形的金板，又稱“板金”，它由若干小塊連在一起，每一小塊上都鈴印有方形或圓形印記。由于方印文多作“郢愛”，所以又稱“郢愛”。這種貨幣具有稱量貨幣的特點，使用時大概根據需要切下若干，再用天平稱量支付。1979年在安徽壽縣發現一大塊最多的有二十二方。鈴印文字以“郢愛”為多，“陳① 楊寬：《戰國史》第111 頁說：“‘明刀’的‘明’字，原作‘O D’或‘■’，當即‘匽’字之省，前人誤識為‘明’。燕國銅器銘之都自稱‘匽’或‘郾’，而不作‘燕’。燕國後來也行圓錢，方孔無郭的有‘匽四’、‘匽化’兩種；方孔有郭的有‘一化’一種，時代更晚”，說頗可取。愛”次之，“郢愛”少見，“覃金”僅一見。“郢”、“陳”都是地名，“爰”可能是一種重量單位。就是過去金文中的“郢”。“陳爰”是楚頃襄王所徙國都（今河南淮陽）所造：“■愛”可能是楚國占有今之山東郯城東北舊■國地所造；“覃金”可能是楚國所占之今山東郯城西南舊郯國地所造。這種方形金塊，大體重為當時一斤，合今二百五十克左右①。
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戰國時代的銅幣，已在民間廣泛流行。據《漢書·食貨志上》李悝說，當時的粟價：一石三十錢，最低二十錢，最高達到九十錢。據《秦律》看來，禾價每石三十錢，菽、麥的價格要比禾賤。戰國初年農民的每年衣服費用是三百錢（《漢書·食貨志上》）；而《秦律》規定官府對官奴發放衣服費用，冬衣每一成年人一百十錢，夏衣五十五錢，計一百六十五錢，較農民低。至于比較富裕者的衣服當然費得多，據云夢睡虎地四號墓出土木牘載，秦國的一個士兵曾向他母親索取五六百錢以備添置衣服。由于貨幣是當時主要的流通手段，所以當時就有了“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韓非子·五蠹》）的俗諺。
當時的錢幣也已用作法律上的獎金、罰款或贖罪金，《秦律》把罰款叫做“貨布”，把贖“耐”、“黥”、“遷”等罪的錢叫做“贖耐”、“贖黥”、“贖遷”。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從戰國時起又開始以黃金作為一般等價物，當時使用的黃金，每斤以斤、鎰等重量來計算，也有以金為單位的。
與鑄造貨幣出現的同時，高利貸資本也活躍起來，開始侵蝕農村。當時的商人，一方面對農民進行不等價的交換，盤剝農民，使農民“解凍而耕。暴（曝）背而耨，無積粟之實”，而商人“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戰國策·秦策四》）。另一方面又趁農民窮困，兼放高利貸，盤剝農民。當時的放債的商人也有象孟嘗君田文那樣的貴族，他在封邑薛地大放高利貸，一次就收到“息錢十萬”（《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子分析當時的農民遇到荒年時，不僅連父母都養活不起，“又稱貸而益之”（《孟子·滕文公上》），迫使一家老小拋尸露骨干山壑之中，說明當時有些農民甚至要靠告貸維持生活。高利貸的橫行，不但嚴重剝削貧困農民，而且造成了農民的大量流亡，即所謂“息愈多，急即以逃亡”（《史記·孟嘗君列傳》）。“質”“劑”的出現與“券”的應用《周禮·質人》說：“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是一種較大的買賣用的較長的券：劑，是一種較小的買賣用的較短的券。質、劑本是買賣發生爭執或糾紛時，官府據以判斷的憑證，即所謂券“聽買賣以質劑”（《周禮·小宰》）。這時的高利貸放債，也普遍應用這種券。無論買賣用的質、劑或放債用的債券，一般都是用竹木制成，他們先把買賣的合同或借據寫在上面，然後剖分為二，由買主或債權人執右券，賣主或債務人執左券。買主或債權人便可操右券來責成賣主或債務人履行義務，即所謂“操右券以責”（《史記·平原君列傳》）。債權人在討債和索取利息時便可命債務人前來“合券”① 詳見安志敏：《金板與■金（楚漢金幣及其相關問題）》；載《考古學報》1973 年第2 期。（同上）。這種債券或稱為傅別（符別）。傅，就是指合券；別，就是指個別的右券或左券。《管子·問篇》：“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所謂別券，就是指左券而言，如果因債務問題發生爭執，當時官府就要根據傅別來判斷，這就是所謂“聽稱責（債）以傅別”（《周禮·大宰》）。券的普遍應用，也是商品貨幣關系發展與貨幣廣泛流通而產生的現象。
第五節先秦時代的手工業技術以上各節分別論述了秦以前各曆史時期手工業商業及貨幣的發展。現專就先秦時期手工業在技術方面的成就，進行比較系統的論述。因為要說得系統些，難免有與上各節重複的地方。
紡織我國早期紡織物，主要是麻布和絲綢。從新石器時代起，已普遍剝取野生麻類纖維，用手搓或陶、石紡輪加撚，續接成線。原始的織造技術是從編席、結網發展而來，采用腰機編織成布，如陝縣廟底溝、華縣泉護村出土布痕每平方厘米有經線、緯線各十根左右。屬于浪清文化的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中，發現用芒麻織成平紋的細麻布，比疏朗的粗麻布質量要好。周代麻的栽培與紡織已達相當水平。《左傳》成公九年引佚詩說：“雖有絲麻，無棄管蒯”，表明使用了多種紡織原料。陝西涇陽高家堡周初墓所出麻布有較緊密的組織。戰國時，封建生產關系建立，農民的個體經濟具有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特點，開始形成男耕女織的分工，紡織技術更加普及，所謂“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民間所生產和服用的主要是麻類織物，貴族和商人才穿著絲綢。
養蠶、繅絲和織絲以我國為最早，並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唯一掌握這種技術的國家。在距今約五千年的餞山漾遺址中，發現了絹片和絲帶，經鑒定，蠶絲為家蠶所產，絹片經緯密度為每厘米48 根。由于蠶絲堅韌，富有彈性，且是長纖維，利用這一特點，可使經線密而緯線疏。平紋織物用經線顯示畦紋，斜紋織物用作表面浮線，提花織物用來顯花。殷代甲骨文有“系”、“絲”等象形字，不少青銅器包有絲織物殘片，經鑒定有用較高技術織成的菱形花紋的暗花綢即“締”或“文綺”。暗花綢的花紋是三上一下的斜紋組織，由經線顯花，需用十幾個不同的棱口和十余片綜。因此，當時必定已有簡單的提花裝置。又，商代已有刺繡，寶雞西周前期■伯墓織物中的刺繡是采用辮子股繡的針法。《禹貢》、《詩經》、《左傳》多處提到蠶桑和絲，養蠶有蠶室和蠶架，絲織物有羅、紈、綺、縠、錦、繡多種。西周重器毛公鼎銘文有“■”字，郭沫若以為即“經”的初文，象《詩經·小雅·大東》“杼柚其空”，是指織機上卷經線和織物的這類機構。《考工記》記載染色分煮、凍、暴、染四道工序，“■人”專司“湅絲”，“湅帛”。“湅帛”是“以欄為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即除漂白外，還要除去絲表面所附絲膠，使更富光澤和柔軟（“欄”是楝木，“蜃”是蠣灰）。染料有礦物質和植物質兩種，加用殊砂染紅色、空青染綠色，靛藍染藍色，茜草染絳色等。染色方法有浸染和畫繢兩種。《豳風·七月》：“愛求柔桑”，說明周代陝西寶雞、岐山一帶氣候較今溫暖濕潤，適于種桑、飼蠶，絲織業較為發達。長沙出土的戰國絲織物有絹和錦，經線密度為每厘米80 根，緯線密度每厘米44 根，有朱條暗花、對龍、對鳳等複雜紋樣。
化工早在原始社會時期，人們已逐步積累了一些化學知識，掌握了某些化工技術。
火是人們最早利用的天然能源。自然界的可燃物通過化學變化釋放出熱能，給人以溫暖和光明，使原始人獲得熟食和免受野獸侵襲。距今約170 萬年的元謀人已知用火，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最早的用火遺跡之一。周口店北京猿人已知保存火種，在猿人居住的洞穴中有厚達6 米的灰燼堆積。
從使用天然火到人工取火是人類的一大發明。摩擦生火是最早的取火方法，例如用木料互相摩擦或用燧石互擊並由易燃物引燃。這些人工取火的技術，是由木器、石器加工過程中摩擦生熱獲得啟示而產生的。《莊子·外物》：“木與木相摩則然”，《韓非子·五蠹》及其他古籍中也有“鑽燧取火”的記載。這類取火技術在近代仍為一些少數民族所使用，如黎族的鑽木法，苦聰族的鋸竹法等。人工取火使人們第一次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實現了機械能向熱能的轉化，從而大大增加了開發自然的能力。由于火的發明才使得許多重要發明如制陶、冶金的出現成為可能。
陶器的發明是人類第一次改變天然物的本來性質。它的發明是制作技術的一個重大突破。陶器既可用作生產工具（紡輪、陶刀、陶銼等），又可廣泛用作生活器具（儲存谷物的陶缸、陶罐、以及日常使用的鼎、■、豆等炊事用器、食具等）。《周書》說：“神農耕而作陶”，正表明陶器的發明和人們農業定居生活的需要以及從耕作、營造等活動中認識粘土的性能有著密切的關系。
最早的陶器可能是在編制容器上塗沫粘土，經晾干，烘烤後而成，其後，逐步掌握了粘土成型及燒制等技術。早在仰韶時期，人們已能燒制灰陶和紅陶，又用礦物質繪制圖案，焙燒後成為彩陶（見圖1）。陶土經選取、曬干、破碎、漚泡、揉制、存性等工序，成為具有良好塑性的泥料。所得陶器有“泥質陶”、“細泥陶”等類，質地遠較原始的粗陶為優。為加強泥料抗裂抗變形性能，在陶土中摻入砂粒，稱為“夾砂陶”。早期制坯用手工捏塑或用泥條盤築，仰韶時期已使用慢輪修整。燒制技術也從原始的堆燒發展到豎穴窯（火室直接位于窯室之下），或更先進的橫穴窯（火室與窯室分開），如西安半坡遺址所出這兩種窯都由火口、火室、火道、窯箄、窯室構成。龍山時期的制陶業有很大發展，廣泛采用快輪制坯，陶窯結構更為完善，據出土陶片測定，燒制溫度可達1000℃。當焙燒後期，于高溫時將窯室頂部密封並使水份由項部滲入窯室，使窯內氧氣不足，成為還原性氣氛，則陶土中的氧化鐵還原為氧化亞鐵（FeO），從而得到著名的黑陶。山東、河南等地所出厚僅1 毫米的薄胎黑陶（蛋殼陶），標志著該時期制陶業的高度技術水平。在龍山文化晚期還出現了以瓷土（高嶺土）為原料的自陶以及著釉技術。在此基礎上，商代中期已有原始瓷器，如鄭州二里岡商代遺址所出這類器物，經用現代科學手段檢測，證實它們已具備瓷器的基本特征即用瓷土作胎，表面著釉。但原料純度、燒結溫度均偏低，故稱作原始青瓷。近年來在甘肅靈台，陝西西安，河南安陽、洛陽，安徽屯溪，江蘇丹徒、吳縣等地的商、西周遺址中，都發現了這類原始瓷，燒成溫度高達1100—1200℃，器表均施有石灰釉。春秋戰國時期的原始青甕續有發展，如浙江紹興戰國墓所出大批青釉器，質地致密，器形規整，多仿照青銅器的形制制作。它們是早期青瓷的先聲，對于瓷器在中國的獨特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
釀酒是澱粉質發酵糖化酒化的過程，這一化工技術最初是由糧食儲存中的發酵現象得到啟示而產生的。用谷物釀酒有可能始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到商代已較普及。商人飲酒之風甚盛，青銅和陶質的酒器種類繁多。《尚書·說命》記商王武丁和傅說的對話，其中提到：“若作酒醴，爾惟鞠蘖”，“蘖”即是制酒用的酵母。《禮記·月令》說：“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曲蘖必時，湛熾必浩，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兼之，無有差貨。”這段文字生動地敘述了釀酒過程的六個要素。曲蘖中的酵母菌是很敏感的微生物，如水中有雜質將影響菌類的作用，制酒時所用容器和溫度控制也很重要，所以說“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曲能使糖化和酒化結合起來同時進行，用曲釀酒是我國特有的釀酒技術，歐洲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才從中國的酒曲中分離出毛黴，建立由澱粉發酵的酒精制作技術。
漆的使用也以我國為最早，漆是漆科木本植物漆樹的分泌物。漆汁中含有水份，稱為生漆，經日曬脫水後成為熟漆。漆液經化學變化能在器物表面形成薄膜，具育保護和美化器物的作用。《韓非子·十過》說：“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流漆墨其上。”近年來，遼甯、山西、江蘇等地都出上有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木胎漆器或在陶器上有漆繪，證明以上傳說是有根據的。莊子曾任漆園吏的官職。春秋戰國時期，漆器制作和漆繪技術有較大提高，湖北江陵、河南信陽等地戰國墓葬中所出大批精美的彩繪漆器即其代表作。秦漢以後，日常用具逐步由漆器代替了青銅器。
在生產實踐和日常生活中，人們逐步積累了各種物質的性能及其變化的知識，從而概括為對事物本原的某種樸素認識。《尚書·洪范》提出水、火、木、金、土為五行，《國語·齊語》：“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說明戰國時期興起的五行學說，在初是由耕作、制陶、冶金、釀酒等物質交互作用與變化得到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如郭沫若所說：“稼稿作甘，是由酒釀得來。..金屬能給人以辛味”①。五行學說所反映的各種自然現象的相互對立與聯系，也具有樸素的辯證性質，如火能爍金，斧斤可以伐木，等等。這些對後世哲學思想、科學技術觀念以及醫學、煉丹術的發展，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認為，五行學說是我國古代物質理論的肇端，在化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建築遠古祖先曾“構木為巢”或在天然洞穴中居住。新石器時代在黃土高原已普遍建造半地穴式房屋，頂蓋用樹枝構築，屋內設火塘，沼澤地帶則有干欄式建築。木結構的廣泛應用和框架式結構的高度發展是我國古代建築技術最突出的特點。殷代甲骨文已有“■”（高）、“■”（京）、“■”（亨），屋頂均為人字形，下有牆、柱，屋蓋可能用茅草鋪成（所謂“茅茨土階”）。《考工記》說商人“四阿重屋”，說明殷商已有四坡二層的複雜建築形式。河南偃師二里頭早商遺址發現大型宮殿遺跡，鄭州商城宮殿夯土台基長80米，進深14.5 米，柱礎用石料或銅質，建築物本身由木梁、柱、門窗和夯土牆構成，用立柱、橫梁組成骨架，全部重量由柱子承接，傳到地西，牆體不承重而只起隔斷的作用。自商周到清代三千多年間，我國建築技術基本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無論哪種木結構，構件主要用榫卯接合。這種榫卯結①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143 頁，科學出版讓，1960 年。構，早在浙江河姆渡遺址的干欄式建築中已經采用有方形、圓形的榫，長方形、圓形的卯，有的構件上既有凹榫，又有卯眼。長沙戰國墓葬中，棺槨方木榫卯有插榫、銀錠、齒形三種形式，說明這種建築結構乃是我們先人的獨立創造。
古代建築的宏大規模和技術進步，突出表現于城市的建築和規劃。傳說鯀已築城，近年河南登封王城崗和山西夏縣東下馮都發現了年代相當于夏朝的城堡遺跡，均由夯土築成。鄭州商城夯土牆現存高度有四米，最高達9 米，基底寬6 米，夯層厚8—10 公分。據勘探，整個城牆長七公里，略成方形，均版築而成。洛陽周代都邑呈不規則方形，南北長3300 米，北牆長近3000米，主要建築物在中部偏南，和《考工記》“方九里”，“王宮居中”的記述相符。戰國城邑方圓千丈，戶以萬計，如齊國臨淄有七萬戶，分內、外城；燕國的燕下都也分內、外城，東西長8300 米，南北長4000 米，主要建築物安排在城的中軸線上，成為主次分明，左右對稱的完整建築群，城內還有陵墓區、手工業作坊區等。
1978 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金銀錯兆城圖銅版，長94 厘米，寬48厘米，為中山王、後陵墓群的總體設計規劃平面圖，約按三百分之一的比例繪制。
建築材料的發展對建築工程有重要的意義。西周已用瓦，如召陳村遺址的三座房屋周圍都有瓦片堆積，有板瓦、筒瓦等，西安客省莊遺址還出土有屋脊用的人字瓦。春秋以後，瓦的使用更為普遍。秦國還有青銅鑄造的“全杠”，作為梁柱結點和裝飾之用。
水利原始社會末期，我國已出現防洪工程。傳說共工氏“壅防百川，墮高堙庳”，①“鯀障洪水”②，就是把高處的泥土、石塊搬下，在離河一定距離的低處，修築土石堤埂，擋住洪水的漫延。後來大禹發現這種辦法在許多地區行不通，于是他“因水以為師”，③把治水方法由“壅”改為“疏”。他“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于海，大小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①這種疏導辦法，比共工氏和鯀采用的壅防法前進了一步，由消極防洪改為積極治河，經過疏浚的河道，排水能力增加，防洪的效果也好多了。②龍山文化時期已出現了城市防洪、排澇工程。1980 年，在河南淮陽縣城東南四公里的平糧台發現了一處古城遺址。城牆南門道下發掘出三條陶制排水管道，成倒置品字形鋪設。陶管分粗、細兩端，細端扣入粗端，粗端直徑0.27—0.32 米，細端直徑0.23—0.26 米，每節長0.35—0.45 米不等。這座古城從防洪的城廓到排澇的地下管道，組成了一套完善的水利工程體系。
① 《國語·周語下》。
② 《國語·魯語上》。
③ 《淮南子·原道訓》。
① 陸賈：《新語·道基》。
② 《中國水利史槁》編寫組：《中國水利史稿》上冊，第41 頁，水利電力出版社1979 年版。河南省登封縣告城鎮1980 年發掘出一處戰國時期的古城，距今約有二千三百多年。當時為了解決城市供水問題，從山的北邊引來河水，通過埋設在地下的陶制輸水管道輸入城市。輸水管道過山的一段，埋設在鑿成的岩石壕溝內。陶管每節長0.59—0.61 米，兩端粗細不一，大口套小口，節節相扣，粗端直徑0.17—0.18 米，細端直徑0.13—0.14 米。管道中間每隔一段有一個三通管，支管口伸出地面，上邊用特制的帶孔的蓋罩住，也有用卵石壓住的，以調節水壓。還有一處為四通管，一個支管口內有木板插式閘門槽，可以用木板閘門止水。口下有一大陶缸，水直接流入缸內。兩條管道的聯接處設有閥門坑。整個工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自來水設備，其設計是非常巧妙的。③在殷墟卜辭中，有用于灌溉的水利工程“畎”、“澮”等字；有引水灌田和築堤防水以工商都的記錄。如：“丁己卜，殻貞：黍田年魯？貞：z 保黍年？z 弗保黍年？”（《乙》七七八一）。此辭的“年魯”即年成嘉善之義。“z”即後世之“＜”字，即“畎”、“甽”，田畝中之溝洫也。又如：“戊午卜，爭貞：水其福■（茲）邑？七月。”（《乙》三一六二）。此辭卜“水”而日“福茲邑”，可見不會是洪水泛濫之“水”，而應是可以造福于人之“水”，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只能解釋為灌溉農田以保證年成豐收之“水’。殷人不僅“作沑，、“導洹”，引水灌溉，而且還築堤作圩以防水患，保護居邑與農田。卜辭有“方商”之辭：“曰卯貞：今日令方商？”（《碎》二三○）。“辛卯貞：于今月令方商，”（《人》二三六三），“丁已卜，貞：“王令並方商？”（《甲》七二七）。“方商”，就是築堤防水以衛商都。①水利事業經過商和西周的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一個規模空前的發展高潮。這個時期興建的水利工程大致可分為灌溉、運河、堤防這三類。大型灌溉工程的修建始于春秋末，到戰國最為興盛，主要工程有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鄭國渠等。
芍陂是古代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今稱水庫），位于安徽省壽縣安豐城南，又叫安豐塘，是公元前六世紀末由楚國令尹孫叔敖主持修築的。芍陂的設計很巧妙。它恰當地利用當地東、南、西三面較高而北面低窪的地形特點修築，“陂有五門，吐納川流”。②陂周約百里，灌田近萬頃，民得其利。漳水十二渠是大型農田灌溉渠道，由魏國郵令西門豹主持修建。各渠設有調節水量的水門，酈道元說是“一源分為十二流，皆懸水門”①。
都江堰是舉世聞名的大型灌溉工程，在四川省灌縣。是秦昭王（公元前306 一前251 年）時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整個工程由分水魚嘴、寶瓶口、飛沙堰三個部分組成，有灌溉、防洪的作用。都江堰修成後，使成都平原大約三百萬畝良田得到灌溉，成了“水旱從人”，“沃野千里”②的天府之國。兩千多年來，經曆代勞動人民的精心維護，至今仍發揮著重要作用。
鄭國渠是公元前246 年由韓國的水工鄭國為秦國設計開鑿的。他“鑿涇③ 賀維周：《從考古發掘探索遠古水利工程》，載《中國水利》，1981 年第十期。① 溫少峰、袁庭棟著：《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第206 頁，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讓1983 年版。② 《水經·肥水注》。
① 《水經·濁章水注》。
② 《華陽國志·蜀志》。
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由山東注洛三百余里..溉澤鹵之地四萬余頃，收皆畝一鍾”。渠成，“關中為沃野，無凶年”。③春秋戰國時期，魏在黃河以南的滎陽，楚在漢水、云夢，吳在江、淮、太湖，齊在山東淄，濟等地都開挖了運河。其中以邗溝和鴻溝規模較大。公元前486 年，吳國為了北上爭霸，便在邗地（今江蘇揚州東南）築城，並向北開運河，經射陽湖至末口（今江蘇灌南縣北）與淮河相通，成為邗溝。魏惠王（公元前369—前318 年在位）為稱霸中原，加強與宋（國都在今河南商丘市）、鄭（國都在今河南新鄭）、陳（國都在今河南淮陽）、蔡（國都在今安徽鳳台）等的聯系，從河南滎陽開運河引黃河水向東南流，與淮河水系溝通，形成鴻溝。
堤防至遲西周已出現。《國語·周語上》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可見西周堤防已有一定規模。春秋戰國時期，堤防已很普遍，甚至造成“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的局面①。秦統一六國以後，才“決通川防，夷去險阻”②，結束了這種混亂局面。
在水利工程理論方面，《管子·度地》論述了堤防設計、施工、保護等技術問題，提出防的橫斷面形狀要“大其下，小其上”，成梯形。這樣不致于產生滑坡。堤防施工的季節要在“春三月，天地干燥..山川涸落..故事已，新事未起”的時候，農閑時節，天氣干燥，土地含水量比較適宜，此時施工質量好，枯水季節，可取河灘上築堤，可以起到疏浚河床的作用。堤防修成後，還要“樹以荊棘，以固其地，雜之以柏楊，以備決水”。對水流的各種特性也有所認識，認為“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流而不行”。對指出渠首工程位置要選擇在上游水位高的地方，這樣才能“高其上，領瓴之”。為了保證渠水暢通無阻，必須保證渠道有合適的坡降，即“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這個坡降相當于千分之一。
關于有壓管流的水性，《管子·度地》也有論述：“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又描述了渠道水流行進中的兩種破壞性水力現象：“杜曲則搗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
采礦我國的采礦業始自舊石器時代，由最初無意識拾取石頭逐漸發展到選取和挖掘石料。新石器時代中期，在華北和華南都出現了采石場。山西省懷仁縣鵝毛口采石遺址年有許多三迭紀侵入的煌斑岩牆、岩床和凝灰岩層，這些岩石質地堅韌，經開采、加工制作成各種石器①。廣東南海縣西樵山采石場有堅硬致密的霏細岩，在脈岩谷坡上留下了從原生地層中開采石料後形成的七個洞穴，反映了比較熟練的開采技術。在未使用金屬工具的條件下，石器制作者利用岩石熱脹冷縮的特性，點燃柴草，將脈岩表面烘烤至灼熱，然後③ 《史記·河渠書》。
① 《漢書·溝洫志》。
② 《史記·秦始皇本紀》。
① 賈蘭坡、龍玉柱：《山西懷仁鵝毛口石器制造場遺址》，載《考古學報》1973 年第二期。潑水使之驟冷以加劇崩裂，再用工具沿裂縫撬下石塊。長期開采的結果，造成了這些洞穴。現在洞穴里還保存有大量的灰燼、炭屑、脈岩鱗片、燒石以及洞壁上的火燒、剝離痕跡。從地層里開采原料是人類制作工具史上一大進步。②距今四千多年的甘肅齊家文化和有些地區的龍山文化中，發現多件紅銅制成的小件器物。③河南偃師二里頭早商遺址，出土了我國較早的青銅文物。比二里頭稍晚的二里崗中商遺址，出土了比二里頭更多更大的青銅器，說明商代的早、中期，銅、錫、鉛礦的開采已有一定規模。
在殷商卜辭中有“丹”字，甲骨文作■。《說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可見丹字正是掘礦井采礦石的象形表意字，應是礦字之初文。另一卜辭有：“壬子卜，斫氐，■啟（■），隻（獲）？”氐與底通，《釋名》“地，底也”。“斫氐”即斫地。■為古疾字異體，其義為亟速，謂斫地速啟，則有所收獲也。此辭乃記開礦之事。“斫氐”又可解釋為在山岩之下開礦。因此，這條卜辭的大意是：在這里的岩下斫掘，可以很快打開坑道，取得礦物嗎？①西周已有管理采礦業的政府機構。《周禮·地官》載：“■（古礦字）
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西周的礦業種類大致有陶土、金屬礦產、玉石及其他石料。《禮記·曲禮下》說：“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六工之中，前面三種跟礦業緊密相連。
西周的坑采技術，以湖北大冶銅綠山大岩陰山七號礦體發掘的古礦井遺址最為典型。這里發掘出來的群井，一個采區就有22 個。這些群井大體上都是方井，淨斷面為45×45 平方厘米或60×60 平方厘米。支護形式為間隔支護，距離為40—60 厚米，井框木為帶榫的套接方式，榫口一律鑿成方形。井框外，四壁先背一層竹蓆，竹蓆內間格敷有直徑4—5 厘米的木枝條。盲井與豎井的支護方式相同。群井的井深一般為20—30 米左右。平巷的斷面形狀、尺寸及支架結構形式與豎井相同，統屬脈內沿脈巷道，隨礦體的走向而變化，常常與數個豎井相連通。總之，這個時期的井巷開鑿還屬于初級階段，井小、巷短，井多、巷少。豎井與平巷規格劃一，支架均為樣接，間隔式支護。巷道斷面狹小，人在里面工作只能爬行或蹲坐。這樣，勞動效率自然不高，生產能力和開采規模都小，井巷服務時間短。主要挖掘工具是銅錛，其他工具則是木制的。除了大冶銅綠山外，內蒙古昭盟林西縣大井古銅礦遺址，也是西周時期的。這里井深只有七八米至十七八米，不如銅綠山的井深，這是才從露采轉向坑采的反映，屬于坑采的初級階段。
到春秋戰國時期，坑采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銅綠山古礦井在春秋時期已成功地使用了豎井、斜井、平巷聯合開拓，初步形成了地下開采系統。斜井的出現，在坑采技術上是一大進步。因為斜井的掘進施工和支護技術都是難度較大的。當時斜井的傾角由25°至70°不等，因地而異。斜井的作用不僅可以沿礦體傾斜延深采挖富礦，節省工程，而且還有探礦的作用。平巷② 黃慰文等四人：《廣東海南縣西樵山遺址的複查》，載《考古》1979 年第四期。③ 甘肅博物館，《甘肅武威皇娘娘台遺址發掘報告》，載《考古學報》1960 年第二期。① 溫少峰、袁庭棟著：《殷墟卜辭研究——科學技術篇》第353—354 頁，四川省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年版。
的支護方式比西周時期有了明顯的進步，不再采用有底梁的框架，使平巷支護區別于豎井。平巷的淨斷面由西周的45×45 平方厘米擴大到80×l00 平方厘米，淨斷面幾乎增大了三倍。豎井斷面出現了矩形，這比正方形斷商的並筒進步。矩形井筒的有效斷面利用率高，能抵抗較大的側向壓力。豎井雖然仍以群井的方式布設，但最大井深已達到64 米，比西周時增長了一倍，延深到潛水面以下8—10 米。典型的開采工具是大銅斧，每個重3.5 公斤。其余的工具則是木槌、木鍬、木鏟、船形木斗、木瓢、竹簍、竹籃等。船形木斗近似元寶形，全長35.2 厘米，寬14 厘米、高7 厘米，它是淘洗礦石的工具，類似今天的淘金斗。這時已運用了重力選礦法，以此來鑒定礦石品位的高低，確定井巷的開掘方向。照明用于竹篾片燃點。
戰國時期普遍使用鐵工具，采掘和支護技術都較春秋時期有進步，基本上擺脫了亂采亂挖的局面。以銅綠山仙人座一號礦體第24 勘探線的古礦井為例，它的開采系統已相當完整，開挖豎井到一定深度，便向兩邊掘進中段平巷，在中斷巷道的中部或一端，下掘盲井直達采礦場。豎井斷面雖多為方形，但支護很講究，采用經過精細加工的方木（或圓木）密集式垛盤支護，框木以方木（斷面為10×20 平方厘米）為主，接頭為單平面親口接■，架設起來穩固持久，可以同現代的木結構井架相媲美。井筒深度一般為50—60米，井底掘出有3 米深的水窩，類似現代的井底水倉。有幾個比較大的豎井延深到潛水面以下28—30 米。由原始地貌推算，井深足有80—98 米。豎井斷面比春秋時期的大。豎井是交通孔道，把礦石和地下水提出地面，把井巷支護送到井下，都要經過豎井。提運工具是轆轤、大繩和木鉤。深的豎井，又分成幾段，即掘一段豎井，挖一段平巷。每個平巷都裝有轆轤，這樣逐級提升運送，接力完成。豎井與巷道連通的地方，修築“馬頭門”，四角的立柱很粗大，三方用木板（或細木棍）封閉，一方與巷道連通。
此時的斜井（斜巷）別具一格，呈階梯式向下延伸，就象是由“淺井”
和“短巷”銜接而成。這種斜井，適用于次生富集帶的探礦和采礦，還可以作為中段平巷的聯絡道，斜井支護采用鴨嘴與親口混合結構建築。巷道底部敷設地梁，地梁兩端砍出台階狀的榫口，榫上立兩根上端帶杈的立柱，樹權上以鴨嘴結構架設橫梁。在緊貼橫梁之下的兩杈之間，以親口結構嵌入內撐木。這樣，就由五大件組成一節鴨嘴與親口混合結構的方框支架（完全棚子）。這種方框支架，兩節或三節為一級，沿礦層傾斜向下延伸。在橫梁上面，有排列整齊的細木根或圓木，上面再鋪一層大小不一、排列雜亂的木板，這樣就構成了頂棚。斜巷兩側立柱外，以細木棍或木板作背板，背板外面還堵有一層藤條編織的蓆，封閉嚴實。這樣能使空氣自然對流。坑內濁氣、熱氣沿著斜巷頂部外溢；冷的比較新鮮的空氣從斜巷底部流入，直到工作面。在古代沒有抽風設備的情況下，斜巷的設計是很適用的。采礦使用的工具有鐵斧、四棱鐵鑽、鐵錘、鐵耙、六角形鐵鋤、凹字形鐵口鋤、木槌等。鐵礦的開采與銅礦大致相同，河北省興隆縣曾發現戰國的古鐵礦坑。①冶金① 楊文衡：《我國古代采礦技術史（坑采）》，載《中國古代史論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二輯。
金屬的冶煉、加工和金屬工具的使用，是人類從蒙昧到文明的轉折點。
後來組成華夏族的炎黃、東夷和苗蠻等族都有關于冶金的遠古傳說，甘肅東鄉出土有距約今四千七百年的青銅刀。迄今所知資料表明，中國的冶金技術是中華民族的獨立創造，而不是從西方、北方傳入的。
冶銅術的興起是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時期。古代文獻有不少關于禹鑄九鼎的傳說，從近年來考古發掘看，夏代已能熔鑄青銅。居住在今河南濮陽的昆吾族，就是以制陶、鑄銅著稱的一個部落。把鑄銅和制陶聯系在一起，表明冶銅術確是在制陶技術發展的基礎上興起的。陶窯的修築、使用、燃料（木炭）的制備，燃燒技術的改進以及對陶土性能的認識，都為銅的冶煉和鑄造作了准備。河南登封、山西夏縣等處出上銅容器殘片和銅鏃，表明夏代已進入青銅時代。
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的早商青銅器有銅鏃、銅鑿、銅鈴等小件工具與器物，並且有銅爵數件，說明當時青銅冶鑄技術已具一定水平。
商代中期，青銅鑄造技術進一步發展，以鄭州二里崗為代表，已有爵、斝、鼎、盉等成組禮器。1974 年鄭州張寨出土的方鼎兩件，一重62.25 公斤，另一重84.25 公斤，已是相當大型的銅鑄件，經檢驗為鉛青銅鑄成，含鉛17％，錫3.6％，熔銅設備是用內外塗抹草拌泥的大口陶尊和陶缸。
盤庚遷殷後，以安陽殷墟為中心，鑄銅技術臻于鼎盛。瑰麗壯偉的司母戊大鼎是典型代表。它重達87.5 公斤，是上古最重的青銅鑄件，投入銅料在千斤以上。能夠成功地熔鑄這樣的大型器物，說明殷代手工業生產具有較大規模。
出土和傳世的殷商青銅器數以萬計，主要是禮、樂、兵、車四大類。這些精巧的青銅制品，具有根高的曆史的、學術的、藝術的價值，在國際上享有盛譽。古代希臘多用失蠟法制作藝術鑄件。經過認真細致的考察，在現已鑒定的商和西周銅器中，並未發現使用失蠟法的確證，就是湖南甯鄉出土的著名的四羊尊也是用陶范鑄造的。從單范到雙面范又發展到用多件范、芯組合成複合鑄范，進而采用分鑄法，這是陶范鑄造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序列。有些商周青銅器之所以能獲得複雜的形狀，關鍵在使用了分鑄法，或先鑄器身再在器上合范鑄出附件（如器把、獸頭等），或先鑄好附件，再鑲嵌在陶范內與器身一起鑄作成器，工藝構思十分巧妙。
冶鑄業是商代最重要的手工業部門，近年來遼甯喀左、江西清江等地都發現了商代青銅器。在這個基礎上。西周青銅鑄造又有所發展，王室、各諸侯國以至貴族都擁有鑄造作坊，出土銅器的地點比商代更加廣泛，如甘肅凌源、江蘇丹徒、安徽屯溪等處均有發現，數量上也遠超過前代。
西周前期銅器形制多直接繼承殷商風格，其後有較明顯的改變，花紋趨于簡易、流暢，器壁漸成輕巧，具有質樸、實用的特點。到了春秋時期，特別是春秋中葉以後，由于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封建制開始取代奴隸制，表現于青銅冶鑄技術也有重大的變化，即從原先較為單一的范鑄技術轉變為綜合運用渾鑄、鑄接、失蠟法、鑄焊（錫焊、銅焊），紅銅鑲嵌、錯金銀等多種金屬技術的新工藝系統，代表性產品有曾侯乙大型編鍾群和青銅尊、盤等。就制作方式來說，先鑄附件後鑄器身的分鑄形式有很大發展，成為主流。這種方法利于分工合作，因而有較高的生產率，器件的結合也較為牢固，是適合于社會生產的要求的。同時，在器形、紋飾方面有不少新的變化，突破了殷商西周的傳統格局，如新鄭彝器就突出地表現了這種特點，到戰國時期更發展了印模、疊鑄等批量生產技術，不少器物壁薄輕巧，質樸無華，更為實用。隨著生產發展和經驗積累，這一時期有關青銅冶鑄的文獻紀述明顯增多。《考工記》除記載“攻金之工”六種及其具體分工以外，又詳述編鍾部位名稱、尺度比例、熔鑄銅器時的火色變化和“六齊”合金配比。後者被譽為世界最早見于文字記載的合金配制法則，實物檢驗表明，這一法則是具有科學性和客觀實在性的。又如《荀子·強國篇》以“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為獲得優質鑄件的四大工藝要素；《呂氏春秋·別類篇》提出“金柔錫柔，合二柔以為剛”的觀點，都是人們通過長期實踐對青銅冶鑄技術具有規律性認識的反映。
在冶銅術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冶鐵術逐步在冶銅業內部產生了。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鐵刃銅鉞的出土，是近年來考古發掘和冶金史的重大發現。經有關單位反複鑒定，證實鐵刃是用含鎳較多的天然的隕鐵經加熱鍛打成形後，嵌在陶范內，和銅鉞本體在澆注時鑄接在一起的。它說明，我國至遲在公元前十三四世紀就已發現和使用了天然鐵。詩《秦風》：“駟■孔阜”，《逸周書·王會解》：“玄鉞”，郭沫若曾釋為“鐵”和鐵質（鐵刃）武器。將這些文獻記載和實物相印證，對探索冶鐵術在我國的發生、發展有重要的意義。
從目前考古發掘所得實物資料看，最早的鐵器出自甘肅、湖南、江蘇等地，年代為春秋晚期。湖南長沙出有鋼劍。江蘇六合程橋春秋晚期墓葬出土的鐵條和鐵塊，經檢驗，鐵條由塊煉鐵鍛打成形，鐵塊是白口鐵鑄成的。這說明熟鐵和生鐵在我國大體上出現于同一曆史時期。歐洲在公元十四世紀才使用生鐵，在這以前，冶鐵業主要地以塊煉鐵為原料，鋼是由塊煉鐵滲碳獲得的。而我國冶鐵技術則從一開始就有著自己的發展特點。生鐵的早期出現與廣泛應用，是我國冶鐵術的重大成就，影響極為深遠。
春秋晚期的鐵器多是小件的刀、錐、臿、削等工具、農具。到了戰同時期，隨著生產關系的變革，冶鐵業迅速發展起來。《管子·地數篇》載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零九，可見人們對鐵礦資源的重視和了解程度。管仲相齊時“官山海”，已對鐵的開采、生產實行管理，臨淄東周冶鐵遺址面積達十數萬平方米。戰國中期以後，鐵器的使用已遍及當時的七國疆域，農具有犁、鋤、臿、鏟、鐮，手工工具有斧、鑿、錐、削等。鐵器取代銅、石、木、蚌器成為主要的生產工具，標志著社會生產力有了劃時代的發展，也是戰國經濟繁榮、出現百家爭鳴的興盛局面的物質基礎。
戰國已嫻熟地使用鑄鐵柔化技術，將脆硬的白口鑄鐵坯件，經高溫退火成為黑心韌性鑄鐵，例如洛陽鐵鏟、長沙鐵臿等，經檢驗是以鐵素體和珠光體為基體，石墨作團絮狀析出，質量比白口鐵和灰口鐵都要好。石家莊兩件戰國鐵斧都經過脫碳處理，表層成為鋼的組織，內部仍為萊氏體，保留著生鐵的組織。歐洲十八世紀才有韌性鑄鐵，黑心韌性鑄鐵在十九世紀于美國試制成功。我國韌性鑄鐵的生產比歐美要早二千多年，這是鑄鐵生產工具能在戰國廣泛使用的一個關鍵，對社會的貢獻是十分巨大的。
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和對鐵器需要量的增長，戰國已用鐵范大批鑄作農具、手工工具和車具。1953 年河北興隆出土的燕國鐵范八十七件，其中有斧、鑿、鐮、鋤等類，有一范可同時鑄兩件的，還使用了即在現代也不能輕易得到成功的金屬型芯鐵芯，技術水平之高實為驚人。此外，戰國已用銅范鑄造布幣，開後代用銅范、鐵范鑄幣之先聲。
戰國時期頻繁的軍事行動，促進了煉鋼技術的發展。塊煉鐵滲碳制鋼是這一時期鋼鐵技術的另一項重大成就。對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所出鐵兵器進行的檢驗，證實戟、劍等武器是用塊煉鐵經滲碳後鍛打而成，有的還在高溫下淬火，得到很硬的馬氏體，是目前所知我國最早的淬火鋼劍。過去，一般都認為戰國煉鐵技術以楚國和吳越地區為最先進（如蘇秦所說“楚之鐵劍利”①以及傳統中的干將莫邪等），燕下都鋼劍、鋼戟的發現，證明煉鋼術在北方地區，也有較高水平。
鐵工具的廣泛使用也使戰國青銅器出現新的面貌，輝縣趙固墓等處出土的水陸攻戰銅鑒等器物，花紋刻劃極為精細，不是鋼鐵工具很難辦到。這個時期的錯金銀器鎏金器件也比春秋時期大為增多。另一方面，很多戰國銅器壁薄、素面，表現了鑄銅技術的提高，並進一步向商品生產方向發展，產品有銅鏡等。
除中原地區外，各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居住區域，受商周青銅文化影響，冶銅術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並且具有各自的地方特點。例如云南劍川海門口氏族部落的冶銅業已較為發達，銅器有斧、刀、鑿、魚鉤、鈉和裝飾品。四川地區在殷周時期，冶銅術也有一定水平，如新繁水觀音以及忠縣出土的銅器所示，其後發展成有高度成就的巴蜀青銅文化。北方草原地區所用青銅器如方銎斧、有翼鏃和矛等，均與殷周銅器有類似之處，這些地區常出土石制鑄范。在殷周奴隸制發達期間，江蘇、安徽的湖熟文化正處于原始社會末期，但在中原文化帶動下，已能鑄造和中原相同類型的銅刀、銅鏃、魚鉤等。這些都證明中華民族青銅文化的統一性也促成了統一的鐵器文化的早期形成。
交通、運輸工具古代陸上交通用的主要工具是車，創始于原始社會時期。《淮南子》載：黃帝時代人們因“見飛蓬轉而知為車”①。這種說法似乎不大符合技術發明的規律。車的發明過程較可能是由徒手搬運重物發展至用圓木棍墊在下面拖拉重物，從而導致車輪和車的發明。最初的車輪是由一塊整木制成，稱為“輇”，以後逐漸發展成有輻條的輪子。從河南安陽孝民屯、大司空村等處發掘的車馬坑看，有輻條的輪子至遲在商代就已發明（見圖一）。車馬同坑，說明已用馬力挽車。車的形制為雙輪、獨轅，上有車輿（車箱），並配有銅■、軛和當盧、鈴等馬具。周代的車制與商代相類似，但又進了一步。尤其是戰車發展很快。據《史記》所載，在公元前十一世紀牧野之戰中，周武王的大軍就有“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②。《考工記》記載了周代兵車、田車、乘卒等多種車制，並對各種車輛的車輪、車轅、車輿制造材料、尺寸大小及制造工藝做了詳細記述，例如車輛如何裝配才能結實，車輪直徑應當多大，才能使馬拉省力等等都有詳細介紹。其中特別強調車輪要造得盡可能地圓，以使輪子與地面的接觸盡可能地小（“微重”），① 《史記·范睢蔡澤列傳》。
① 《淮南子·說山訓》。
② 《史記·周本紀》。
從而使車子走得快（“戚速”）。③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是桴和舟。桴即竹筏或木筏，是由幾根粗竹或樹干綑紮而成；舟即獨木舟，是用火和石斧把大圓本挖成凹形而造成。所謂“刳木為舟，剡木為楫”，即是指此而言。獨木舟在浙、閩、江、蜀等省曾多次出上，有尖頭尖尾的，有方頭方尾或敞尾的。雖然所出上的最早年代為春秋時期，但陶制的船型物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則多有發現。浙江河姆渡、錢山漾等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均發現有木槳，說明早在五至七千年前就已有舟楫的發明。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舟字，寫作“■”，形狀象一只由多塊木板聯接而成的木板船。由獨木舟發展成木板船，是造船技術的一大進步。西周以後船舶技術發展很快，開始出現“並舟”。通常是兩舟相並，稱為“舫”，亦稱“方舟”。《爾雅》說：“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①這里說的是周代制度。“造舟”是由多條船並聯而成，猶如水上浮橋，較為安穩，僅由天子乘坐：“維舟”是由四條船相並而成，由諸侯乘坐：“特舟”是單舟：“泭”同桴，即筏。至春秋戰國時期，船舶已用于水戰。吳、越、楚、齊四國都有強大的水師，擁有各種類型的戰船。據《越絕書》載，吳國的戰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舡等數種，“大翼者當陵軍（陸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沖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橋舡者當陵軍之輕足驃騎也”②。吳國還有大型的戰艦——艅艎，是王侯指揮水戰時乘坐的。河南汲縣出土的戰國銅鑒上，繪有一組水陸攻戰圖。其中××層者為樓船，下層眾多水手奮力劃槳，上層立有戰士多人，或彎弓射箭，或持盾揮戈，生動逼真。
機械尖劈、杠杆、輪軸是古代的幾種簡單機械。這些機械的特點是能以小力做大功，可以提高勞動效率，因而用途十分廣泛。
尖劈的發明最早。石器時代的人們就知道，越尖的石塊越鋒刊，石刃的夾角越小，割刮食物時就越省力。進入商周時期以後，更用青銅或鐵制成各種尖劈狀的工具和兵器，如鋤、鏟、鐮、斧、鏃、劍、刀、矛等等，這些工具和兵器的創制，增強了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杠杆的出現也十分早。當原始人用木棍撬起或抬起重物時，杠杆知識就開始積累了。傳說神農氏“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的使用，即是杠杆知識的應用。更為普遍亦更為典型的杠杆機械是桔槔和衡器。
桔槔是一種提挈重物或向深井打水的機械。《莊子》中記有顏淵的話：“子獨不見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①。又載子貢的話：“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②。桔槔的形制是在井旁或渠邊的高柱上，橫支一根長木，長木前端用長繩懸一空小桶，後端綑紮一重物（如石塊）。將前端繩③ 《考工記·輪人》。
① 《爾雅·釋水》。
② 《越絕書》逸文。
① 《莊子·天運》。
② 《莊子·天地》。
索往下一拉，水桶就可打水；然後把手放松，由于後重前輕，水桶便被提上來了。這種機械要比完全靠人力提水，輕易得多，因而得到廣泛的應用。近代農村中，仍有采用桔槔打水的，墨家還用桔槔來高舉烽火，所謂“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
衡器是稱量物體重量的器具，發明較早。傳說帝舜時代就有了。《尚書·舜典》載：“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衡器有等臂秤（天平）和不等臂秤兩種。1954 年長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戰國木衡是等臂秤①，而傳為安徽壽縣出土的戰國時期的“王”銅衡，則可能是不等臂秤②。衡器所據的原理是兩邊力矩相等而達平衡的杠杆原理。對于等臂秤（天平），權（法碼）的重量與物的重量相等；對于不等臂秤，重物與重臂（重物至支點的距離）之乘積等于權（秤鉈）與力臂（權至支點的距離）之乘積。墨家學派曾闡述了不等臂秤的工作原理，墨家把重臂叫做“本”，把力臂叫做“標”，權的重量比物的重量輕，對此，墨家指出，若要這種秤“相衡”的話，必須“本短標長”③，可見墨家已知杠杆原理：重×本＝權×標。這比古希臘阿基米德于公元前三世紀發現杠杆原理要早一個多世紀。
此外，有關滑輪、輪軸等杠杆機械的利用，先秦古籍中亦有所記載。據說公輸般曾建議季康子造轉動機關安葬其母，這轉動機關可能就是轆轤；《墨子》“備高臨”也提到當時有一種連弩之車，曾用轆轤引弦張弩。《墨經》中還記載了以斜面配合滑輪或輪軸來起重的實驗情形。在大冶銅綠山古礦冶遺址中，也發現用轆轤提升礦石的遺跡。
① 戰國等臂木衡，見《全國基建工程中出土文物圖錄》。
② 戰國不等臂秤“王”銅衡。見《文物》1979 年第4 期第74 頁，劉樂瑞文。③ 《墨子·經說下》。
第三章交通、道路、都會第一節由新石器時期的遺址分布推測交通的起源和當時道路的雛形交通起源于生產和交換我國交通的形成和發展，遠古之時已肇其端倪。追溯其淵源所在，當始于原始社會。石器時期文化遺址的分布及其間相互的聯系，就可以作為說明。我國原始社會文化遺址，近年迭有發現。其分布的地區極為廣泛，東起黑水白山之間，西迄塔里木河上源，北自陰山之北，南至海南島的南端，莫不有其蹤跡，而黃河流域和東海之濱，更顯得稠密。其間新石器時期的文化遺址又遠較舊石器時期為繁多，顯示出人口的增加和社會的發展。
當前，原始社會文化遺址的探索工作正在方興未艾之際，新的發現仍時有所聞。不過就現有的基礎，尚可略事論述。舊石器時期的人以采集為主，隨遇而安，也可能有一定的居處，卻難以說就不再在外彷徨游蕩。新石器時期的人顯然有所進步。雖不免還有賴于采集，實際上已經能夠從事生產。既能從事生產，就可能形成定居生涯。這就對于居住地址有所選擇。從現在已經發現的其時遺址分布情況看來，顯示出當時的人對于地理環境的適應和善于利用的情況。人的生活是離不開水的。當時尚未知掘井，故居住地址就多近于水邊澤畔。除了近水之外，尚有其他必備的條件和注意的事項。正是由于能夠充分利用地理環境，故其居住地址的使用時期也比較長久。
新石器時期的人不僅能從事生產，而且也有了交換。甘肅洮河流域一些新石器時期遺址和墓葬中曾經發現過玉片和玉瑗①。洮河流域並非產玉的地方，這些玉片和玉瑗顯然是從他處運來的。不論其來自何方，殆都是經過長途跋涉、輾轉負販才能運來。可見當時不僅有了交通，而且路程也許相當懸遠。一些遺址的所在地就已經顯示出當時的人對于交通的條件也有所注意。當時的人選擇居住地址，如前所說，是離不開水的。這除了生活飲用之外，便利的交通也應是其中不能不加以考慮的因素。一葦之航遠較翻山越嶺為容易，河流沿岸遺址較為繁多，就是具體的說明。這里不妨先以渭水流域為證。渭水流經隴山東西，隴山以東，沿流平原廣袤，尚無若何阻遏；隴山以西，由于地處高原，間雜有山岳，艱于往來，故遺址的分布多沿渭水。渭水發源于渭源縣，渭源以東為隴西和武山兩縣②，丹東為甘谷和天水兩縣①，其間遺址絡繹不絕。天水以東，即為隴山，越隴山而下，由寶雞市直至渭水入黃河處，遺址陸續相望，未稍減色②。無庸多所解釋，遠在新石器時期，沿渭水上下的東西交通大道，已經初步形成。
正是由于了解到交通的重要性，新石器時期的人對于居住地址也往往遷就于交通的條件。如前所說，那時的人多喜居住于河流附近，就是這樣的道① 安特生：《甘肅考古記》。
② 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甘肅渭河上游渭源隴西武山三縣考古調查》，刊《考古通訊》1958 年第7期。
① 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渭河上游天水、甘谷兩縣考古調查簡報》，刊《考古通訊》1958 年第5 期。② 石興邦：《陝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時期的仰韶文化》所附《陝西渭水流域仰韶文化遺址分布圖》，刊《人文雜志》1957 年第2 期。
理。還更有甚者，乃是居住于兩條河流交會的地方。甘肅永靖縣蓮花台新石器時期的遺址，正在大夏河和黃河交會之處③，而河南南召縣新石器時期的遺址也在黃鴨河和白河交會之處④。就是到現在，兩河交會的地方仍然是交通便利的所在。這其間的規律遠在新石器時期已為人們所發現了。
然而，河谷水澤之畔，可資作為居住地址還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人口逐漸繁殖增多，河谷水澤之畔就容納不下。河南浚縣大賚店、枋頭村等瀕于淇水沿岸的地方，現在共有十五個村落，卻已發現了十一處新石器時期遺址⑤，其稠密的程度幾與現代柏埒。而河南安陽洹河側畔一個十五里長的地段里，竟已發現了十九處新石器時期遺址⑥。遺址與遺址之間的距離尚不足一里，就是在現在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如此。那時已經有了農業，卻還不知道施肥，無由克服地力漸減的自然規律，因而也難于在一地長期居住下去，必須選擇新地另行遷居。因而，雖非河谷水澤之畔也就有了更多的居住地區。現在已經發現的新石器時期的遺址，遍布于全國各處，不僅平原地區遺址相當繁多，就是丘陵山地也不乏其蹤跡，就是由于這樣的緣故。
沿渭水伸延的長西古道路居住地區既已擴大，交換的范圍就相應廣泛，交通道路也就難免隨之延長，而且逐漸趨于形成較為主要的交通道路。黃河流域以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分布的地區最為廣大。主要交通道路也較為明顯可見。前面曾經說過，渭水沿流由于新石器時期遺址的絡繹不絕，顯示出其地交通的發達，這里所說的遺址主要就是仰韶文化的遺址。後來龍山文化向西發展，由渭水入黃河處直至隴山之下，皆有分布，幾乎原來仰韶文化的舊地都成了龍山文化的新居。這就說明了這條東西大道並不因居人文化的不同而有所興廢。還應該指出，就在這段道路上，東部和西部卻不相同。東段在渭水之南，西段在渭水之北。這顯示出東段和西段地形的差異。直到現在隴海鐵路也還因著這樣的成規。可見遠在新石器時期，人們已經掌握這里的自然演變的規律。
這條沿渭水的道路，並不僅以渭水為限。渭水入于黃河，黃河東流，這條道路也因之而向東發展，經過現在的洛陽而至于鄭州附近。現在鄭州以東，遺址少有發現。這不能說當時這里沒有居人，而是後來黃河不斷的泛濫，地面堆積日厚，遺址波埋愈深，尚未為人所發現。鄭州以東本為濟水流經的地區，濟水是一條古水道，新石器時期當和黃河、渭水同時存在。濟水下游直至東海之濱乃是龍山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由今東阿、平陰等處，經濟南、淄博各地，而至于東海之濱，可以顯示出是曾經有過一條主要的交通道路的①。也可以說，由東海之濱可以西至渭水源頭。渭水發源于鳥鼠山，這條道路卻並非就止于鳥鼠山。鳥鼠山西為洮河流域，再西為湟水流域。這里是齊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發達的地區。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不僅向西發展，就③ 見1956 年《文物參考資料》第10 期《文物工作報導·甘肅省臨夏永靖文物普查情況》條。④ 見1955 年《文物參考資料》第3 期《文物工作報導·河南南台縣史莊鄉發現古代遺址》條。⑤ 周到：《河南浚縣的新石器時期遺址》，刊《考古通訊》1957 年第1 期。⑥ 梁思永：《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刊《考古學報》1954 年第7 期）。① 這條道路所經過的各地遺址，皆據有關的考古刊物和文獻，由于篇幅有限，恕不一一注明出處。下文有關的遺址亦同。
是渭水上游也時有其蹤跡，特別是齊家文化更東至秦安天水等處。因而這樣一條東西大道是會由渭水沿流向西通到湟水流域的。
黃河中下游的三條南北古道路根據這樣的道理，在黃河中下游，還可能有三條主要的交通道路。而這三條道路既富有仰韶文化遺址，龍山文化遺址也非少數。遺址絡繹不絕，宛然如線，不能謂非道路所經過。太行山東，今京廣鐵路沿線各地，如石家莊、邢台、邯鄲、安陽、新鄉諸市及永年、磁縣、湯陰、淇縣，就兼有仰韶和龍山文化遺址，而其北的曲陽亦有仰韶文化遺址，其南的汲縣又有龍山文化遺址。若與今北京市西南其他古文化遺址相聯系，謂非一條南北交通道路，恐難說得下去。
太行山西的汾水流域亦是如此。今太原市為山西省會，乃一方交通樞紐。其地就曾發現過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遺址。沿汾水而下，臨汾市和洪洞、襄汾諸縣也皆有發現。論其稠密程度似不如太行山東邢台、邯鄲諸市間，然汾水並非細流，較之太行山東平原曠野，當更易利用從事交通運輸。所可異者，汾水下游之南為涑水流域，涑水沿流的遺址似較汾水中下游為更多。以現在交通來說，這都是同蒲鐵路南段經過的地方。若非當時也是一條主要交通道路，如何能這樣古今巧合？
經過現在陝西延安、黃陵等縣市，可能在當時也是一條南北通行的大道。因為在宜君、洛川、富縣、甘泉，以及延安之北的安塞、子長、延川、清澗、綏德、米脂以至于榆林、府谷等縣皆有遺址的發現。這和現在的道路也是吻合的。黃陵、宜君以南，山嶺重疊，使由西安至延安的鐵路也不得改道由其東繞行，然銅川和耀縣新石器時期遺址的發現，卻可以證明當時的道路是曾經越過這樣的山地的。
淮水以南的古交通這樣的情況也見于長江和淮水，而淮水沿流較之長江更為明顯。也許長江過于浩淼，不如淮水的較易于利用。就在黃河和長江之間，也並非沒有交通可言。長江的支流以漢水為最大。漢水也和其他河流一樣，新石器時期的人也不是不設法利用的。漢水支流的白河和黃河支流的伊水，相距最近，而這兩條支流側畔的遺址也都有相當的數目，只要越過其間的山地，兩方面的交通也還是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乃是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交通。珠江雖不如長江的浩淼，卻也源遠流長。其西江遠來的云貴高原，那里的山巒起伏，迄今猶感交通困難，何況數千年前的新石器時期？不過在南嶺的兩側，尚可依稀略見其間的關系。長江支流的湘江和贛江皆自南嶺流下，而西江支流的漓水和北江的一些支流也皆發源于南嶺山下。這些河流的近旁都有相當數目的新石器時期的遺址。其上源有的相距並不很遠，舍舟越嶺還是有一定的條件的。
這里所說的只是由現在已發現的新石器時期的遺址推測當時的交通道路。主要的依據是其間絡繹不絕的遺址。既然絡繹不絕就易于擴大交換的關系，因而形成了交通道路。可能當時的交通道路不只就是這幾條，只是都不是有相當遠的距離，就不必一一論述了。
第二節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及其間的交通道路古文獻所反映的傳說時代的交通在有關遠古的文獻中，也有若干交通道路的記載。《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披山通道，未常甯居。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至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據三家注的解釋，則丸山當在今山東昌樂縣西南。岱宗即泰山，在今山東泰安縣北。空桐山，一說當在今甘肅肅州市東南，一說即雞頭山，當在今甯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西。熊山當在今陝西商縣西。湘山當在今湖南益陽市。釜山當在今河北懷來縣。涿鹿當在今河北涿鹿縣。根據這樣的解釋，黃帝的行蹤殆將遍于全國。惟所至之地相距皆甚懸遠，不審果遵何途而後能夠到達。其後虞舜也曾遠巡，據說“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漢時于今廣東、廣西兩省間置蒼梧郡，于今湖南、廣西兩省間置零陵郡，而九疑山即在零陵郡的東南。郡雖置于漢時，郡名當有所承受，當與虞舜所至之地有關。如果虞舜果曾出巡，而且到過這些地方，則其渡江之後，當出于湘水一途。這和傳說中所說的湘山上娥皇、女英二妃故事相符合，或不至有若何參差。然取何道南渡長江？自來史家皆無所說，恐終難得其真象。後來到了夏禹，據《史記·夏本紀》所載，禹居外治水，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遂得“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其所取得的成就應該說是相當巨大的。所通的九道何在？《夏本紀》于此下輯錄了《尚書·禹貢篇》的全文，可見九道就在其中。《禹貢》一篇誠備載各州的貢道，其詳密程度，超邁前世。然這一篇文字實出于戰國人士之手，只是托名夏禹，其實並無若何關系。這種見解已為現代多數學者所公認，無煩在此多事贅述。然禹之治水確是得到世人稱道，並非史家妄說。由于治水，禹也確實到過許多地方。《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說：“豐水東注，維禹之績”，是禹之治水曾經到過豐水流域。《尚書》言禹娶塗山①，《左傳》言禹會諸侯于塗山②，《夏本紀》言禹東巡狩至于會稽，皆可以說是一代盛事。但禹果由何途而至于這些地方，仍是難解之謎。舊說塗山在今安徽壽縣，會稽在今浙江紹興布，皆距中原絕遠。近人或有對塗山和會稽所在，不以舊說為是①，其間的道路更是難說了。交通道路也可由曆來的戰爭過程中得知若干梗概。曆史上曾經發生過無數次的戰爭，爭戰雙方進軍退軍都需要有一定的道路，才不至于貽誤戰機。古史質樸，往往未能備載。即今有所記載，其確地亦難于實指。黃帝曾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黃帝曾邑于涿鹿，而阪泉乃在涿鹿的附近。是炎帝、蚩尤皆遠來尋釁，致起干戈。據《帝王世紀》所說，則炎帝初都于陳，後徙魯”。《皇覽》多記先代塚墓；據其所說，則蚩尤塚當在今山東東平縣。古人塚墓多近于所居之地。如所言果確，則蚩尤亦當和炎帝相仿佛，其所居地皆距涿鹿、阪泉遠甚，行軍道路出自何途，似尚難于確定。
在遠古許多戰爭中，湯之放巢應為一次大戰。商湯與夏桀戰于鳴條之野，① 《尚書·皋陶謨》。
② 《左傳》哀公七年。
① 錢穆：《西周地理考》，刊《燕京學報》第10 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又戰于三■，而後放之于南巢。這是見于《尚書·湯誓》和《仲虺之誥》的記載。在鳴條戰前，湯軍升自陑。據《偽孔傳》的解釋，陑在河曲之南，而桀都于安邑，是湯軍渡河北征。鳴條在安邑之西，桀既都于安邑，故其戰地得在安邑附近。三■在今山東定陶。南巢，《偽孔傳》僅說是地名，而未有確處。後人以春秋地名解釋，謂在今安徽巢縣。如所說果確，則這次戰爭實為奇跡。湯時居毫。毫地所在說者不一，要以在今山東曹縣南者為是。即令此說尚有未審，總是在大河之南，自安邑視之，更當在其東南。湯伐桀是由毫西北行，渡過黃河，戰于安邑的鳴條。桀軍既敗，反向東逃，逃至距毫不遠的三■，由三■再至南巢，又須經過毫的附近，這樣的爭戰過程，殆有戾于常理。當時太行尚非通途，不審夏桀何能越此東逃？或謂鳴條在今河南長垣縣西南。其地距毫與三■皆非甚遠，似較安邑之說為長，然由三■至南巢的道路，卻還有待于稽考。
三代遷都與交通道路的關系夏、商、周三代皆曾頻繁遷都。遷都大計自非輕而易舉，往來道路當在審議之中。這樣的道路似較帝王游幸巡狩和戰爭進步易于探尋。這里就從夏都說起。夏的建立始于禹。據說，禹受禪，都平陽，或都安邑，或都晉陽①。也有說在陽城②和陽翟的③。平陽在今山西臨汾市西。安邑在今山西夏縣西北。晉陽可能就在今山西舊解虞縣西北④；或以在今山西太原市西，那是不可能的。因為直到春秋時，晉國才驅逐所謂戎狄等游牧部族，取得汾水中游的土地，夏禹之時如何能以其地為都？其後，啟居于黃台之丘，在現在河南鄭州市和密縣之間⑤。此事見于《穆天子傳》。《穆天子傳》雖近于小說家言，然亦不能謂其毫無故實。春秋時人謂夏啟有鈞台之享。鈞台在陽翟，陽翟本為禹都，亦黃台之丘的近郊，不能以出自《穆天子傳》而見絀也。太康和最後的桀居于斟尋⑥，在今河南鞏縣西南。或謂桀曾都于安邑⑦，然西周時人謂“伊、洛竭而夏亡”①，安邑固與伊、洛二水無涉。戰國時，吳起對魏武侯論夏桀之居，謂“羊腸在其北”②。羊腸在今山西晉城縣，若桀居在安邑，就不能用羊腸說夏都。其後相居帝丘③，又居斟灌④。帝丘在今河南濮陽縣西南⑤。又其後，帝杼居原，又遷居于老丘⑥。源在今河南濟源縣西① 《詩·唐風·鄭譜疏》。
② 《漢書·地理志·注》，臣瓚引《世本》及《汲郡故》。
③ 《漢書·地理志》：“穎川郡，陽翟，夏禹國”。
④ 《史記》卷四十四《魏世家·正義》引《括地志》：“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五里。”⑤ 丁山：《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刊《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冊。⑥ 《水經·巨洋水注》及《漢書·地理志》，注引《竹書紀年》。
⑦ 《尚書·湯誓·偽孔傳》。
① 《國語·周語》伯陽父所說。
② 《史記》卷六五，《吳起傳》。
③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
④ 《水經·巨洋水注》引《竹書紀年》。
⑤ 《漢書·地理志》。
⑥ 《太平禦覽》卷八二《皇王部》引《紀年》。
北，老丘則在今河南舊陳留縣。再後，胤甲則居于西河。當在今山西省西南部黃河側畔。據說，崤山有帝皋的陵墓⑦。古人陵墓與居處相距不遠，崤山正近于山西省西南部的黃河。胤甲後兩傳為帝皋。帝皋及其父孔甲未見遷都事，當因胤甲之舊，以西河為都。或以西河在今河南濮陽縣西。古代黃河曾流經今濮陽縣西，春秋戰國時東土之人多稱那里的黃河為西河。然戰國時亦有人稱今山西西南部的黃河為西河⑧。夏人以西河相稱，僅見于胤甲的都城。如上所說，帝相居帝丘，帝丘即在今濮陽縣。如帝相時說西河，當指當地的西河而言。胤甲遷都是在帝杼居原後君丘之後，這已遠離今濮陽縣西的西河，如何還能稱那里的黃河為西河？夏人累次遷都，除帝相而外，皆在帝丘之西。以帝相一時的都城，即肯定夏代前後皆以相當今濮陽縣西的黃河為西河，那是難以與當時的實際相符合的。
商代也曾頻繁遷都。從商的先王契至湯就已經遷徙過八次。所遷的都城有蕃、砥石、商、商丘、相土的東都和邶，而湯的都城則在毫①。蕃在今山東滕縣境。砥石據說在今河北甯晉、隆堯兩縣間②。商與商丘當是一地，前後不只一次遷此，故名稱亦少有差異。其地當在今河南商丘縣。相土的東都據說是在泰山之下，邶則在今河南湯陰縣南。泰山之下相當廣闊，相土的東都究在何處，殊不易確定。以砥石置于甯晉、隆堯之間，亦只是根據文獻考證的結果，因而有人就不以為然。古史渺茫，也只能暫作懸案。
自湯之後，至于盤庚的遷殷，其間尚有五次遷徙。所遷之地為囂、相、耿、庇、奄③。囂或作隞，在今河南滎陽縣東北。相在今河南內黃縣南。庇在今山東舊魚台縣。奄則在今山東曲阜縣。這四處所在今地，學者間尚無若何爭論。耿之所在似略有歧義。舊說耿在漢時河東皮氏縣耿鄉，皮氏縣為今山西河津縣。此說不實，已成定論④。耿或作邢，因而別有兩說：其一謂在晉廣平郡襄國縣，也就是現在河北邢台市。這是據《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的邢、茅、昨、祭為說。其一謂在晉河內平皋縣，也就是現在河南溫縣東北。這是據《左傳》宜公六年的邢丘為說。邢丘距當時黃河甚近，故有“圮于耿”之說。至于邢國，則距黃河較遠，黃河雖泛濫成災，實不易使邢國的城池圮毀。祖乙所都當不能遠在其地。
周人也曾一再遷都。周人的曆史可以遠溯到後稷。這也和商的遠祖為契一樣，是相當悠久的。後稷居于邰①。邰在今陝西武功縣。其後周人輾轉于所謂戎狄之間。至公劉始居于豳②。豳的故地約有數處，在今陝西旬邑和彬⑦ 《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⑧ 《太平禦覽》卷八二《皇王部》引《紀年》。
①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二《說自契至于成湯八遷》。
② 丁山：《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
③ 《尚書·盤庚篇》：“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釋文》引馬融說：“五邦，謂商丘、毫、囂、相、耿也。”疏引鄭玄說：“湯自商徒毫，數商、毫、囂、相、耿為五。”案：盤庚所遷，不當計入。《太平禦覽》卷八三《皇王部》引《紀年》：“仲丁自毫遷于囂。河亶甲自囂遷于相，帝開甲居庇，南庚更自庇遷于奄。”其于祖乙，僅引《紀年》說：“祖乙勝即位，是為中宗”，而未及其遷都事。按：《書序傳》，“祖乙圮于耿”。是祖乙亦曾遷都。合計為五。其說較諸家為勝。
④ 《觀堂集林》卷十二《說耿》。
① 《史記》卷四《周本紀》。
② 《詩·大雅·公劉》毛《傳》。
縣。這顯示其居地仍在動蕩不安之中。接著又相繼遷于周原③、程④和豐、鎬。再後，又曾一度遷于犬丘⑤。幽王于驪山覆敗之後，平王更東遷于雒邑，是為東周。周原在今陝西扶風、歧山兩縣間。程在今陝西咸陽市東北。豐在今陝西戶縣東。鎬在今西安市西南。犬丘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雒邑則在今河南洛陽市。
夏、商的交通關于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所在地，學者間尚有不同的意見。這里所提到的也只是一般的說法。就是這樣一般的說法，也可以說明這一時期交通的輪廓。可以說，各王朝的都城之間都應有交通道路以相聯系，不然所謂遷都也將是不可能的。
夏人在今山西西南部的都城，有平陽、晉陽和安邑三地。這是由涑水流域北至汾水中游的一條道路。前文論彩陶文化時就曾經提到過這條道路，可見它是有由來的。胤甲居西河，其後帝皋亦因故居，未曾遷徙。此西河如前所說，當在今山西西南部，晉、陝兩省間。再北為龍門山地，夏人都城不會舍平原而趨于丘陵之間。夏後皋之墓在崤山，則西河與崤山是有道路可以相通的。這樣的道路不是由晉、陝兩省間渡過黃河，並沿河東下，就是越中條山南行。尤其是越中條山一道，夏初當早已形成。如前所說，太康與桀皆曾都于斟尋，而斟尋就在洛水下游。周人亦稱自洛汭延于伊汭，為有夏之居①。周人且稱唐叔所封地②和虞仲所封地皆為夏虛③。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虞仲所封在今山西平陸縣④。這幾處夏人故虛迄至周初尚為人所稱道，可知其當年的盛況。其間有交通道路是不容置疑的。
夏人的建國固以這幾處夏虛為基礎，然夏人卻是向東發展的。帝相的東遷帝丘和斟灌，正是具體的表現。在此以前，帝啟就曾居于黃台之丘。由伊洛二水間東行，經黃台之丘而達于帝丘和斟灌，正顯示出當時黃河以南交通大道的所在。後來東進受挫，帝杼遷都于原，猶不忘情于東土。其再遷于老丘，而老丘正在由黃台之丘東去帝丘的途中。當時的形勢是顯而易見的。商人的建都不離黃河下游，或在河南，或在河北。其間交通道路也是相當具體和清晰的。湯居于亳，亳在今山東曹縣南，這是無可非議的。相土之東都在泰山之下，這是商人都城東遷最遠之地。其實在相上以前，契就曾經遷都到蕃⑤。蕃在今山東滕縣境，乃在泰山之南。由亳至泰山之下，如要經過蕃，是不免稍稍繞道的。然繼其先王已創的基業總比新修道路為容易。湯③ 《詩·大雅·緜》篇。
④ 《周書·大匡解》。
⑤ 《漢書》卷二八《地理志》。
① 《史記》卷四《周本紀》。
② 《左傳》定公四年。
③ 《史記》卷三一《吳太伯世家》。
④ 《漢書》卷二八《地理志》。
⑤ 《水經·渭水注》：“渭水又東逕巒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 ‘契居蕃’。闞骃曰：‘蕃在鄭西’。然則今巒城是矣。”按：商人建都無在崤山以西者，鄭西之巒城，必非契都，王國維《說契自至于成湯八遷》以《漢志》魯國蕃縣當之，誠是。
以後，商人又在庇、奄兩地相繼建都，而這兩地又皆在由亳經過蕃而至于泰山之下的大道上。可知這條道路不僅已經形成，而且沿用了相當長久的時期。亳在濟水之南，湯時夏人雖已不再東進，然在東土卻仍有相當基礎。所謂韋、顧、昆吾，就都是夏人的與國。《詩·商頌·長發》：“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即指此而言。韋在今滑縣東南，顧在今山東鄄城東北。昆吾也就是原來的帝丘。韋就在夏時由伊洛之間至帝丘的道路上。顧于斟灌偏于東南，蓋由昆吾直東可以至顧。由毫至顧，越過濟水即可達到。雖相距並非很遠，卻可使黃河以南的東西道和濟水以南的東西道路相聯系。
契之後，昭明曾遷于砥石①。如前所說，砥石在今河北甯晉、隆堯間。
如所說果確，則其地應在大陸澤之北。昭明是由蕃遷往砥石的。蕃與砥石之間應有一條道路。道路何在？已難實指。然砥石之南，溯黃河而上，交通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在湯始居亳之前，相土曾于邶。盤庚遷殷之前，河亶甲又居于相。邶、相兩地分峙于黃河的兩側，距河濱又皆甚近，對于水上交通的利用並非不可能的。祖乙圮于耿，為商代的巨變。河患的劇烈使商人不能不為之遷都。可是商人的遷都卻還未能遠離黃河，黃河水上的交通應是其中的一個誘因。史稱商紂之時，“厚賦斂以實鹿台之錢，而盈巨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台，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②。又說：“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①。鹿台在朝歌。朝歌在今河南淇縣東北。沙丘在今河北平鄉縣東北。邯鄲當即今河北邯鄲市。這些地方都是黃河流經的地區。巨橋為倉名，在钜鹿水上，距沙丘當不甚遠。據說當地有漕粟②。漕運是怎麼來的？這無疑是要假道黃河了。
西周交通的發展和道路的修整周人的興起及其向東發展，使當時的交通呈現系統化和網絡化。周人始建都于歧下，和殷人爭衡，實施翦商大業。其都城也步步東進，由周原東至程，更至于豐鎬。豐鎬雖建為都城，周人並未忘情于周原。周原與豐鎬間的大道，實為周人本土的主要道路。周武王東征，由盟津渡過黃河，直抵朝歌，與殷紂戰于牧野。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洛陽市北。武王滅殷歸來，營周居于雒邑，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虛③。雒邑即今洛陽市，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桃林在今河南靈寶縣。這條道路從那時起，直到現在還繼續沿用，其間也不免有若干變化，總的趨向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變。
作為周人統治地區的東西交通干線，由周原經豐鎬至于雒邑的道只是其間的一段。由雒邑往東，還繼續伸延。周公于殷人既滅之後，東向殘奄。奄為殷人與國，為周人東方次于殷人的大敵，不能不用兵征討。奄既被殘，周人因以其地建立魯國。與魯國並建的為齊國。齊、魯兩國拱衛東土，使殷人余孽不能再事反抗。當時的東西交通干線，最東就通到齊、魯兩國。這條道路和商人以亳為中心的東向交通路線不盡相同。春秋初年，周王使凡伯聘于① 《書·正義》引《世本》。
② 《史記》卷三《殷本紀》。
① 《史記》卷三《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
② 《史記》卷三《殷本紀·集解》引許慎說。
③ 《史記》卷四《周本紀》。
魯，戎伐凡怕于楚丘①。楚丘在今山東城武縣西南。凡伯聘魯，力戎所伐，正顯示這條道路是要經過楚丘的。楚丘近湯所居之毫，是周時的道路仍有個別段落是因殷人之舊的。
由雒邑經盟津至朝歌是武王滅紂的舊路。紂滅之後，其故土為衛國的封地。衛國之北，尚有邢國。邢國和凡、蔣等國皆為周公之胤②，也是一個重要的封國。邢國故地在今河北邢台市。邢國在朝歌至邯鄲這一地區之北，似已出甯殷紂的京畿之外。如以砥石在今甯晉、隆堯之間，則邢國所封還未出于商人遷都的地區之外。何況殷紂的沙丘又在邢國故他的東北。這條道路似仍因殷人之舊。邢國以北未聞有所建置，這條道路可能暫止于邢國。
對于夏人的故土，尤其是唐叔所封的夏虛也未少有疏忽。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汾、涑之間。與唐叔同封尚有其他封國，其最北的封國當為霍國。霍國與管、蔡、魯、衛等國同為文王之子所封③。其地在今山西霍縣，亦即在霍太山之南。周初循汾、涑北行的道路可能即止于此。或謂唐叔所封乃在今太原市。唐叔所封實不能遠至今太原市，其證甚多，無須在此一一縷述。唐叔既封于夏虛，夏虛何能亦遠在今太原市？這條道路的南端，如前所說，一由河曲渡河，東至于崤山；一越中條山，渡河南行。然自周人建制，則由豐鎬東行，渡河之處已移至渭水入黃河處之北。春秋時，秦、晉兩國曾經頻繁戰爭，其渡河的地方就在這里。晉侯使呂相絕秦，所說的“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①，就指這條道路而言。王官在今山西臨猗縣南，羈馬在今山西永濟縣南，涑川即涑水，固皆在這條道路上。
殷商之時，曾經對于“居國南鄉”的荊楚進行過征討。《詩·商頌·殷武》所說的“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衷荊之旅”，即指此而言。鄭玄釋殷人南征，乃是踰方城之阨。方城之阨在今河南方城縣，曾長期為南北交通大道經行之地。殷人南征為高宗時事。其時殷人已久居于相當于今河南安陽之殷，由其都城南征可能要經過方城，惟不見史冊記載，殆近于想當然之辭。周人克殷之後，對于各方皆大加經營。雒邑的營建為一時少有的重大設施，對于南方各地也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不過這在文獻記載上似尚未能見到具體的證明。直至東周初年才略顯出一些端倪。驪山之役，幽王為犬戎所誅殺，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②。申侯應即宣王時受封的申伯。申伯所封在謝，並因謝人為之建城修廟。其地在今河南南陽。《詩·大雅·崧高》一篇，就是專詠申伯受封之詩。詩中一則說：“亹亹申伯，王纉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再則說：“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而且還說：“申怕番番，既入于謝，徒禦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這顯然是要申伯擔負控制南國的任務，所謂“南國是式”，“南土是保”，就是這樣的意思。申國地位既是如此重要，當然就具有一定的國力，它可以為平王立國的交柱。申國位于雒邑的南方，相距又不很遠，其間往來無須假借他途。只是途中崇山峻嶺，互相隔絕，僅方城一途可以通過。這就可以證① 《左傳》隱公七年。
②③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① 《左傳》成公十三年。
② 《史記》卷四《周本紀》。
明這是當時由雒邑通往南服的道路。
其實遠在申伯封謝以前，周人對江漢之間就已有所經營。《詩·國風》以周召二南開篇。《詩序》解釋南的意義，謂“言化自北而南”。鄭箋說：“從北而南，謂其化從歧周被江漢之域”。按之《漢廣》篇所說：“漢之廣矣，不可詠思，江之永也，不可方思”；《汝墳》篇所說：“遵彼汝憤，伐其條枚”，不僅提到江漢，而且涉及汝水。《江又汜》篇更說到江之有汜、有渚、有沱，就顯示出對于江漢的情況有更多的了解，其間的交往也較為頻繁。周人滅商之後，漢陽諸姬的受封，更是具體的設施。周人對于江漢地區也曾使用過兵力。昭王南征不複，直至春秋之時，齊桓公還以之作為對楚國問罪之辭①。宣王也曾喪南國之師②。昭王為何不複？楚人的答辭是“君其問諸水濱”！杜預解釋說：“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楚人雖不承擔此事責任，昭王曾經達到過漢水之濱，卻是可以肯定的。宣王時的南國，韋昭以“江漢之間”作解釋，並引《詩》所說的“滔滔江漢，南國之紀”作證。這都是無可非議的。這里的問題乃是昭王和宣王究竟是取哪條道路南征的。周初封國，楚國也是其中之一。楚國封于丹陽。丹陽所在說者不一，然以在丹水之陽最具勝義。丹水發源于漢時上雒縣③。上雒縣即今陝西商縣。越過秦嶺就距豐鎬不遠。這應是周初由半鎬通往東南的道路所經過的地方。在西周一伐，楚人並未離丹陽南遷。楚人答齊桓公的責難，諉昭土的喪亡非其力之能及，其實楚人徙都十郢，遲至楚文王元年，其時為魯莊公五年，周莊王八年①。杜預欲為之擺脫，是不可能的。周昭王宣王時，楚都既尚在丹陽，則丹水一途還應是暢通的。前面曾舉出《崧高》之詩，詩中說到申伯受封赴國的過程：“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郿在今陝西眉縣，距周原不遠。當是其時宣王方有事于周原，放得在其附近為申伯餞行。申國固然與雒邑相近，然申伯赴國當不會舍丹水之途而繞道于雒邑方城也。以申國所在地而論，實可控制丹水和方城兩條道路，有一定的重要意義，故申伯赴國之後，“周邦咸喜”。
就在西周初年，由于平定所謂淮夷，東南的交通也有所開發。淮夷居地當在淮水下游，因淮水上游周初已有若干諸侯封國，淮夷不能遠至其地。周人之所以征討淮夷，是由于淮夷助管、蔡、武庚反周。戰事結束後，周人封康叔于衛，封微子于宋。微子封于宋，是為了奉殷祀②。衛本殷人故土，若為了奉殷祀，是無過于衛了。揆諸當時情勢，周人是不會以衛歸諸殷人的。宋在商丘。商丘固為商人舊都，然商人舊都甚多，又非湯所居邑，何以微子必封于此？可能除奉殷祀外，還以之控制東方。微子將徵于武庚的覆滅，自必唯周人之命是從，不敢再有所反側。而周人欲通往東南，宋國也是必經之地。淮夷雖經用兵征討，對于周人卻不是就此恭順下去。宣王時，還曾再次出師。《詩·大雅》的《江漢》和《常武》兩篇都是歌誦宣王在這方面的武功。《江漢》篇中固然明確指出：“既出我車，既設我 ，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可是以江漢名篇，篇中又屢提到江漢，似與淮夷的具體所在無關。① 《左傳》僖公四年。
② 《國語·周語上》。
③ 《漢書》卷二八《地理志》。
① 《史記》卷一四《十二諸侯年表》。
② 《史記》卷三三《魯周公世家》。
《常武》篇中則顯得更為明確。它一則說：“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再則說：“翟征徐國”，而後又說：“王猶允塞，徐方既來”。這里所說的淮夷，實際就是徐國。徐為東方之國。後來戰國時人托名大禹所撰的《禹貢》，猶以淮海之間為徐州，可見徐國是有相當力量和影響的。宣王時東征之師，就可能經過宋國，而與江漢無涉。這里還應該提到：周人滅商以前，太伯和仲雍奔吳的往事。太伯為了讓位于季曆，與其弟仲雍相借奔吳，為吳國的初祖①。吳更在淮夷的東南。後來吳國季劄北使，還曾道經徐國，是徐國實力東南大道必經之地②。至于太怕仲雍東奔，是否道經徐國，則書闕有間，難以具知了。
這里所說的道路都是以豐鎬為中心向外輻射的道路。這是當時主要的道路。此外，還有其他的道路，不過難于和這幾條主要的道路相提並論了。《詩·大雅·船》篇就是歌誦周王的巡守和祀岳河海的詩篇。詩中說：“于皇時周，涉其高山，嶞山喬岳，允猶翕河”。這是說，周王巡守四方時，登上高山，從事祭祀。就那些小山高岳，也按山川之圖，循序祭之。又合九河為一，以大小次序為之祭祀。這樣巡守所經的道路，在當時來說，也是相當重要的，不過似不易和那幾條主要道路相提並論。因為那幾條道路正是周王由中樞控制四方的大道。
夏、商兩代對于交通道路的修整，由于史文簡略，已不易稽考。周人在這方面卻是相當重視的，《詩·小雅·大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這是說周道像砥石那樣的平整，像箭那樣的端直。這樣的道路只供統治階級所使用，一般平民只好在旁邊看看而已。《詩·小雅·四牡》還說：“周道倭遲”。周道當然是相當長遠的。這都顯示當時修治道路的功力。周人對于修治道路有種種規定。如“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又如：“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直到春秋時期，還為諸侯封國所遵循。陳國以道路為草穢所塞，艱于行走，還曾受到單襄公的批評①，即此可見一斑。
①② 《史記》卷三一《吳太伯世家》。
① 《國語·周語中》。
第三節春秋時期橫貫南北和縱通東西的交通道路南北交通諸道路平王遷都雒邑，是為東周。不久即入于春秋時期。由于都城的遷徙，雒邑代替了豐鎬。也就是說，以前是以豐鎬為中心，向外輻射出若干交通道路。這時應以雒邑為中心，向外輻射交通道路。論東周的國力遠不能和西周相比擬。不過雒邑在當時是居于“天下之中”②，地理條件使它在一定程度保存住這樣的交通中心。由于有些諸侯封國的強大，地區間的交通有所發展，以雒邑為交通中心的舊規逐漸失去其優勢，分散到各個地區，從而出現了若干地區中的一些較小的交通中心。不過諸候封國往往以遵王為號召，使雒邑交通中心的地位還能夠暫時得以保存。
雒邑在西周時本是東西交通大道經過的地方。豐鎬傾覆，這條道路的西段不免失去其重要的作用。秦國繼起，雍代替了豐鎬，而雍還在周源之西，這是說這條道路的西段不僅得到恢複，而且還能有所發展。由于齊、魯兩國繼續在諸侯封國中居有重要的地位，這條東西大道的東段，仍然具有一定的優越條件。
以雒邑為中心的南北交通大道也有若干變化。黃河以北，西周之時本是可以通到太行山東的邢國的。自邢為狄人所攻，遷于相當于今山東聊城西南的夷儀之後①，這北道就不能不為之縮短。黃河以南，方城仍是南北大道上必經的地方。齊桓公召陵之盟前，就是設想由方城攻楚的。齊侯這次興師本是侵蔡。蔡未被攻而先潰，故轉而伐楚。師次于徑，遂與楚人有召陵之盟②。蔡國為今河南上蔡縣。召陵在今河南源河市東北，陘則在召陵之南。召陵和陘實皆在蔡國之北。齊師于蔡國既潰之後，若欲伐楚，自可揮鞭乘勝南驅，奈何又迫旆北行，次之于陘？蓋蔡國于方城稍偏東南，距南行大道稍遠，不能不稍稍回師。當楚國屈完面告齊桓公，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齊國也就適可止，不再南下。後來晉、楚湛阪之役，晉國本來是取方城一路向南進攻的③。湛阪在今河南葉縣，正在方城之北。方城為楚國的阨塞，是難于攻取的。當時的軍事行動因之也就不能不謀取他途。晉、楚繞角之戰，晉軍的目的也是就在方城。因繞角在今河南魯山縣東，正在方城之外。楚軍既退之後，晉軍卻轉而侵蔡，為楚軍禦于桑隧④。其時蔡尚未遷國，仍在今河南上蔡縣。桑隧卻在今河南確山縣，已遠在蔡國之南。當時晉軍懾于楚軍之強，雖中途退還，其本來企圖還是顯然可見的。因為接著又再次侵蔡，遂侵楚①，桑隧南距冥塞、直轅、大隧並非很遠。冥塞、直轅、大隧皆在今河南信陽和湖北應山中間山上，為楚國北向通中原另一大道必經之地。楚國擴充上域于淮水上游，就是通過這條道路的。
西周時通過方城的道路，是由雒邑肇始的。春秋時，方城的道路仍未失② 《史記》卷四《周本紀》。
① 《左傳》僖公元年。
② 《左傳》僖公四年。
③ 《左傳》襄公十六年。
④ 《左傳》成公六年。
① 《左傳》成公八年。
其重要性，卻不必再以雒邑為樞紐。齊桓公召陵之役，由何途出兵，史文簡略，未有明確記載。乃其班師歸去，陳國轅濤塗深恐諸侯之師路由陳、鄭之間②。召陵在陳國之西，其北為許國，再北就是鄭國的東鄙。這是近于現在京廣鐵路而且大致平行的道路，在當時也是另一條南北大道的一段。晉、楚繞角之戰後，晉師改而侵蔡，為楚國禦于桑隧。桑隧在蔡國之南，也在召陵之南。由桑隧往南就是冥塞、直轅、大隧。這都是在前面已經提到的。這是構成這條南北大道的另一段，仍然是和現在京廣鐵路大致平行的。
當時的南北大道可能還不僅如此而已。召陵盟後，陳國轅濤塗深恐齊國及諸侯之師出于陳、鄭之間，他提出了另一條出于東方的道路，據說是可以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杜預以郯、莒、徐夷來解釋這里所說的東夷。郯在今山東郯城縣，曹在今山東莒縣，徐夷如前所說，在淮水下游。漢時臨淮郡有徐縣，唐時泗州有徐城縣，皆在今江蘇泗洪縣，可能是徐夷的中心地點。如果這是一條南北大道，則由莒國北行就可達到齊國都城臨淄。臨淄在今山東淄博市東。用現在地理來說，由臨淄舊址過穆陵關即可達到莒縣。不過這條道路距召陵是太遠了，由召陵到這條道路，中間似乎還有其他各種的困難，故齊桓公未能采用，而轅濤塗也因此而獲罪。話雖如此，這條道路在春秋時確是另一條南北交通大道，只是因為僻在東方，未能和上述兩條道路相提並論。晉國為了削弱楚國力量，扶持吳國，曾派申公巫臣使吳。申公巫臣本楚國的逃臣，為了扶持吳國以削弱楚，他就不能由中原前往，以免招致楚國的注意。因此之故，他假道于莒國①。莒國在魯國正東。魯、莒之間雄峙著蒙山。交通是有一定的困難的。申公巫臣假道于莒，就必須先假道千齊。申公巫臣所走的這條道路正是轅濤塗向齊桓公所建議的循海道路。齊桓公如果走這條道路，那是由南趨北，申公巫臣卻是反其道而行之。等到申公巫臣走到徐時，就可再循吳季劄出使中原的道路，一直走到吳國。
這樣南北的道路還應該一提經過丹陽和上雒一途。周人東遷，豐鎬成了廢墟，對于這條道的通塞曾有過影響，及秦人繼起，這條道路就成為秦、楚兩國間往來的大道。吳師入郢之役，秦軍救楚，就由這條道路東南行。秦師至楚，先軍于稷，後敗吳師于軍祥，遂順道滅唐②。稷在今河南桐柏縣東，軍祥在今湖北隨州市，唐則在隨州市西北。這些地方都在郢的東北。秦軍出此途，當系采取抄吳懷後路的策略，其後吳師雖取勝于雍滋，也不能不狼狽退走。稷于郢為東北，卻在申國的東南。申國在今河南南陽市，其時已入楚為縣。秦軍能夠到達此地，舍上雒一道，殆無由也。後來楚軍也由這條道北上，以擴展土宇。其襲取蠻氏之役，即由豐析北出，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還威脅晉國的陰地大夫，說是“將通于少習以聽命”①。菟和、倉野皆在上雒。壯預釋少習，謂在商縣武關；並說，楚國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由于晉國完全滿足楚國的要求，楚國未必就在這里修築道路，但這條道路早已能夠行軍，那是無可置疑的。
這幾條南北道路都在黃河以南，黃河以北，由于有關諸侯封國版圖的擴張，道路也因之向北伸延。溯汾水北行的道路，以前僅至于霍太山。自魏絳② 《左傳》僖公四年。
① 《左傳》成公八年。
② 《左傳》定公五年。
① 《左傳》哀公四年。
推行和戎的策略②。晉國的疆土逐漸向北推廣，達到了魏榆③、晉陽④、甚至達到霍人⑤。魏榆在今山西榆次市，晉陽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汾水西，霍人在今山西繁峙縣。而晉陽實為晉卿趙氏極為重要的采地，它和晉國都城絳之間自有道路，以通往來。春秋末葉，趙鞅叛晉，後因韓、魏之請，歸于晉陽，複由晉陽入于絳，與晉侯盟于公宮⑥，就是遵行這條道路。
這條道路的南段，一自河曲渡河，一越中條山，再南渡過黃河。這兩條分歧道路，春秋時依然暢通。晉文公自秦返國，濟河之後，圍令狐入桑泉⑦。秦伯送公子雍入晉時，為晉人敗于令狐，至于刳首⑧。令狐在今山西臨猗縣西，桑泉更在令狐之西。
刳首亦在令狐的西南。這幾處都離河曲較遠，似渡河的地方已移至河曲之北。其後，秦、晉為成時，本來預定就在令狐會盟，可是臨時有了變化，秦伯不肯渡河，于是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普郤犫盟秦伯于河西①。王城在今陝西太荔縣東，這就明白顯示累次令狐之役，仍然都是由河曲渡過黃河的。秦穆公為了報晉國殽之役，濟河伐晉，取王官及郊，自茅津渡河，殽骰尸而還②。王官在今山西舊虞鄉縣南，他是由河曲渡河的。茅津在今山西平陸縣南，蓋越過中條山，為黃河的律渡處。
在這兩條歧路之外，還有另外兩條分歧處。其一是由汾河入黃河以北龍門山南渡過黃河的。晉國的望山為梁山。梁山崩，晉君為之惴惴不安，舉行大禮以祀禳③。梁山在今陝西韓城縣北。晉人渡河祀梁山，自然要從龍門經過的。秦、晉曾有彭衙之役④。此役之後，晉人接著奪取彭衙及汪⑤，晉人這樣累次西征，都是由龍門渡河的。彭衙在今陝西白水縣，澄城在今陝西澄城外，行軍道路是由龍門渡河後，再向南行的。
另外一條岐出之路，是由晉都絳東南行，而達于南陽。周襄王避太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國的汜。晉文公為了勤王，乃行賂于草中之戎和麗土之戎，以啟東道⑥。草中之戎和麗土之戎在王屋山和析城山間。由絳東南行，經過這些山間，可以直到陽樊等地，也就是令河南濟源縣。這里位于太行山南，故謂之南陽。這條道路要較繞道于茅津，再往東行，是捷近的多了。
循汾、涑而行的南北大道之東的另一條南北大道，乃是在太行山之東。
如前所說，遠在殷商之世，這里是當時畿內之地，沙丘、巨橋皆在殷都之北。至遲到春秋末葉，這條道路已經向更北發展。春秋末葉，晉國荀、趙兩家交② 《左傳》襄公四年。
③ 《左傳》昭公八年。
④ 《左傳》定公十三年。
⑤ 《左傳》襄公十年。
⑥ 《左傳》定公十三年。
⑦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⑧ 《左傳》文公七年。
① 《左傳》成公十一年。
② 《左傳》文公三年。
③ 《左傳》成公五年。
④⑤ 《左傳》文公二年。
⑥ 《國語·晉語四》。
惡，趙鞅率師伐荀寅所據的朝歌，荀寅奔邯鄲，趙鞅因圍邯鄲，荀寅逐奔鮮虞。齊國國夏為了營救荀寅，率師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①。朝歌在今河南淇縣。邯鄲今為河北邯鄲市。鮮虞在今河北定縣。邢在今河北邢台市，任在今河北邢台市東北。欒在今河北元氏縣東，鄗在今元氏縣東南。逆畤或謂在今河北保定市西南，疑其太遠。盂的所在無考。壺口在今山西黎城縣東北。這八邑本為荀氏采地，故國夏一並奪取。這些戰地，除逆畤、盂、壺口外，都應在由朝歌經殷虛北行的大道上。可以說，這條大道已經伸延到鮮虞了。
在這條道路之東，應該還有一條南北大道。齊桓公曾北伐山戎②，葵丘會後，周宰孔說：“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③。可知山戎距齊較遠。稍後，齊侯又與許男伐北戎，杜注謂北戎即山戎。據說這是因為山戎病燕的緣故。杜預以山戎即無終④。《管子》也曾經一再提到山戎，多與孤竹、令支並舉⑤。西漢時，右北平郡有無終縣，班固以為即故無終于國。遼西郡令支縣，班固又謂其地有孤竹城⑥。漢無終縣今為河北薊縣，漢令支縣在今河北遷安縣，皆在燕國之東，齊桓公如果舉兵北伐，似嫌過遠。杜預所注，以山戎即無終，蓋因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之說。太原在汾水中游。如果無終之國在今河北薊縣，何能遠至汾水中游為晉人所敗北？這一族當系從事游牧生涯，故其所涉及的地區相當廣泛，而燕國適當其東西的沖要，因而就為其所騷擾。《史記·燕召公世家》說：“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正義》引《括地志》，謂滄州長蘆縣東北十七里有燕留故城，即齊桓公分溝割燕君所至之地所築之城。如果這樣的說法確實無訛，則這條大道即是溝通燕、齊兩國的，中間經過燕留故城。唐滄州長蘆縣在今河北滄州市，就是到現在，這里也是南北交通大道的樞紐。
東西交通話道路這里論述春秋時期南北交通諸道路既竟，還須再略論當時東西交通諸道路。前文曾經論及通過周都雒邑的東西道路，這是當時東西道路主干道。在這條主干道的南北兩側，也還有幾條道路，這里就逐一作出說明。
由于太行山呈南北走向，隔絕了東西，因而這一地區的東西道路就難免橫越太行山。太行山雖高聳峻陡，晉國經營東陽，並未過分受阻。當時晉、齊兩國並為大國，亦不時以兵戎相間，可知其間越太行山的道路還是暢通的。《國語·齊語》說：齊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于石枕；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史記·齊太公世家》也說：齊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鄭公孫僑謂大夏為實沈所到國，晉國的封疆也在大夏① 《左傳》哀公四年。
② 《春秋》莊公三十年。
③ 《左傳》僖公九年。
④ 《左傳》昭公元年·注。
⑤ 《管子·大小匡·輕重甲》諸篇。
⑥ 《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
的故地①，與晉國同封的虞國也在夏虛②，其地當在今山西西南部。《史記正義》以晉陽釋之，殊為不辭。卑耳即辟耳，小司馬謂在漢河東郡太陽縣③，以今地來說，乃在山西平陸縣。平陸為古虞國所在，也就是所謂的夏虛。封于虞國的虞仲為周章之弟，周章為太伯之後，已受封為吳侯。虞仲實因與吳國的關系而封于虞。故虞國得稱為西吳。虞國和卑耳之山皆在今山西平陸，實屬鄰邇之間，且拘夏為卑耳之谿，卑耳西距西河亦非甚遠。齊桓公若方舟設谿，乘桴濟河，當在卑耳之西。白狄為從事游牧的族類，來往飄忽，靡有定所。晉文公曾與狄君田于渭濱④。此所謂狄君，即指白狄而言。文公與狄君所田的渭濱，近于西河，故齊桓公得以來此行加以征攘。《國語》所說“西服流沙西吳”，似流沙距西吳不遠。然《史記》說涉流沙，卻在登太行之前。兩說雖難遽定，總在太行山的東西。或以雍州的流沙釋之⑤，似屬過遠。這些地方的今地所在辨明之後，齊桓公究竟從何處橫越太行山，卻還有待斟酌。桓公西伐以衛為主。衛本都朝歌，齊桓公時，衛為狄所逼，桓公為之徙于楚丘⑥。桓公西行，究在何年，未能確指。然楚丘與朝歌，東西相望，都在由齊國西行的道路上，宜桓公西伐以衛為主。其後齊莊公伐晉，就是由朝歌入盂門，登太行，封少水⑦。盂門在今河南輝縣西，少水為今沁水，沁水之西就近于晉都新田。
越過太行山的道路，還有經過壺口一途。前面已經指出，壺口在今山西黎城縣，入春秋以前，這是黎侯的疆土。赤狄潞氏強大，滅掉黎侯，壺口當為潞氏所控制。潞氏之國在今山西潞城縣北。其後，晉荀林父滅潞氏。滅潞氏之時，曾相戰于曲梁①。曲梁在今河北永年縣。由潞氏之國至曲梁是要經過壺口的。潞氏被滅後，其故地即成為荀氏的禾邑。前文曾提到，齊國國夏為了解救荀氏的危難，曾出兵伐晉，取邢、任、欒、鄗、逆畤、陰人、盂、壺口八邑。這八邑皆荀氏采邑，荀氏為趙鞅所逼，失去本封，故國夏為荀氏複取之。壺口為太行山的隘道，潞氏當年即借這條隘道，控制太行山東西其所統轄的地區，潞氏既滅，荀氏也未能輕易放棄。晉國經營東陽，當是利用這條隘道。因為由晉國都城東行，經過這條隘道還是比較便捷的。由壺口西行，再經過位于現在山西沁縣東南的斷道②，就可以達到晉都新田。登上太行山的兩條道路，壺口一途似較易行，故往來經過的亦較多。鄭成公如晉，為晉人執于銅鞮③，就是走的這條道路。銅鞮在今山西沁縣南，距斷道很近。由壺口東行，就是邯鄲。邯鄲在曲梁的西南。遠在潞氏未滅之前，這里就已是交通的樞紐。邯鄲東南有地名乾侯，在今河北成安縣東南。魯昭公朝① 《左傳》昭公元年。
② 《史記》卷三一《吳太伯世家》。
③ 《史記》卷二八《封禪書》。
④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⑤ 《國語·齊語》韋昭注。
⑥ 《左傳》僖公二年。
⑦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① 《左傳》宣公十五年。
② 《左傳》宣公十七年。
③ 《左傳》成公九年。
晉，就曾到過乾侯④。乾侯東北為冠氏。冠氏在今河北館陶縣。齊國曾為衛國舉兵伐晉，進攻過冠氏，反為晉國所敗①，可見這里是晉國防齊的要地。晉國也曾經幾次進攻過齊國，其中就有從這一路出兵的。鞌之戰，晉師從齊師于莘，戰于鞌，入于丘輿②。莘在今山東莘縣北，而莘縣就在館陶的東南。鞌在今山東濟南市西北。丘輿在今山東益都縣界，距臨淄已是很近了。其後晉中行偃伐齊之役，由于有魯、衛兩國參與，可能由濮陽一途出師。齊侯禦之于平陰，晉軍攻下邿及京茲，遂長驅至于臨淄③。平陰在今山東平陰縣東，都在今山東東阿縣東南。京茲在今平陰縣東南。蓋平陰既克，臨淄之途再無可守的險阻了。這樣的行軍道路，其實就是循著當時的交通大道的。
當時黃河之南也有兩條東西大道。前面說過，齊桓公召陵盟後，陳國轅濤塗曾經建議桓公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就是其中的一條。轅濤塗這樣的建議，是因為恐怕齊兵北歸時，出于陳、鄭之間，資糧難于負擔。因而，這條道路可能在陳國之南。齊桓公這次南征，起因是為了伐蔡。蔡國自應負荷所需的軍糈。陳國在今河南淮陽縣。蔡國在今河南上蔡縣，位于陳國的西南。這條道路可能是通過蔡國東行的。由于鄭國申侯的建議，齊桓公還是由陳、蔡之間北歸。申侯認為東行的道路可能有些敵人，齊師已老，難于取勝。沿途的資糧也可能感到不足④。尤其是這條道路愈向東行，更多大澤，艱于行軍⑤。轅濤塗所謂東夷，據杜預的解釋，是郯、莒、徐夷。何休則謂乃指吳國而言。徐夷雖經周初對之用兵，並未大殺其威風，春秋時尚時時見稱于諸侯間。吳國于春秋後期始得臍于大國之列，齊桓公時似尚未多見鑿及。桓公即使欲觀兵東夷，恐亦不肯道及吳人。當時徐夷仍據有淮水下游，所謂東夷當如杜預所說，以徐夷為主，則這條東西道路當是由蔡國或其附近東行，至于淮水的下游。
另外一條東西的道路，乃在長江以北。當時南方的大國，楚國之外還數得上吳國。楚、吳兩國雖分據長江的中游和下游，由于九江附近江水的浩淼，水上交通幾乎難以利用。這兩國的往來只好舍舟就陸，這就構成了又一條東西的道路。楚、吳兩國間發生的戰爭及其行軍路線，就是具體的說明。楚子重伐吳之役，曾克鳩山，至于衡山①。鳩山在今安徽蕪湖市東南，衡山在今浙江湖州市，皆已深入吳國境內。鳩茲近江，楚師是否沿江而下，或取其他道路，史文簡略，已難知其究竟。其後楚國邀秦國共同起兵侵吳，到達雩婁，聽說吳國有備，半途折返②。雩婁在今河南商城縣東。其地距長江已遠，楚軍不得乘舟沿江而下。再後又有雞父之役。這次戰役起因于吳國的伐州來。楚國為了救援州來，與吳國戰于鍾離，楚軍敗北，吳軍追及于雞父，遂大敗楚師③。州來在今安徽鳳台縣，鍾離在今安徽風陽縣東，皆近于淮水。雞父④ 《左傳》哀公十五年。
①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② 《左傳》成公二年。
③ 《左傳》襄公十八年。
④ 《左傳》僖公四年。
⑤ 《公羊傳》僖公四年。
① 《左傳》襄公三年。
②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
③ 《左傳》昭公二十二年。
在今河南固始縣東南。幾處地方皆距長江過遠，楚軍自是由陸路東行。後來柏舉之役，楚師大敗，吳軍因得入郢④。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東北，已是深入楚境了。就在柏舉之戰以前，楚、吳兩國還有一次交兵，顯示出其間行軍的道路。這次爭戰是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楚師一部前進至夏汭，另一部為吳師敗于鵲岸。夏汭在今安徽壽縣附近淮水岸邊，鵲岸在今安徽舒城縣。這次戰役由于吳師有備，楚國無功而還，留軍待命于巢和雩婁以備吳①。雩婁已見前文，巢則在今安徽巢縣。在這些戰役中，有些戰地由于爭取有利形勢，可能稍稍離開當時交通大道。如果除去這樣一些因素，這條東西道路，可能由吳國的國都出發，經過鳩茲，渡過長江，再經過巢，雩婁、柏舉等地，而西至于楚國都城郢。
水上交通和運河像長江這樣的水上交通，吳、楚兩國都不易加以利用，說明尚有困難難以克服。長江是當時最大的河流，江水浩淼，舟行不易，也確實是事實。其他河流的水上交通，還是時有所聞的。秦、晉兩國分據黃河的東西，兩國之間的交通就曾經利用過黃河，不僅利用黃河，還曾利用過渭水和汾水。秦穆公時，晉國薦饑，乞糴于秦。秦國輸粟，自雍及絳相繼，稱為“汎舟之役”②。雍為秦都，在今陝西鳳翔縣南。絳為晉都，在今山西翼城縣南。雍在渭水之北。絳在汾水支流澮水旁。這次汎舟之役是由今陝西寶雞縣浮渭東行，至今潼關縣，再溯黃河而上，入于汾水。澮水流量不大，可能不能行舟。然糧船得達今山西侯馬市，距絳已經很近。今侯馬市為晉國的新田，晉國的都城後來就由絳遷于新田。
就是黃河下游也有舟楫之利。《詩·衛風·新台·序》說：“新台，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正義》解釋說：“此詩伋妻蓋自齊始來，未至于衛，而公聞其美，恐不從己，故使人于河上為新台，待其至于河，而因台所以要之耳”。這雖是一宗丑事，卻由此可以看到衛、齊兩國間的黃河在交通方面的作用。齊國西境至于河，這是齊人曾經自詡的盛事①。衛宣公時，衛國尚都于朝歌。則由朝歌乘舟起碇，就可以抵達齊境了。
由于水道交通的便利，春秋時人不僅利用自然河流，還進一步開鑿運河，謀求交通有更多的發展。最早開鑿運河的是楚國。楚莊王時，孫叔敖就已經在云夢澤畔激沮水作云夢大澤之池②。楚靈王也在郢都附近開渠通漕③。後來，伍子肯也在云夢澤畔開渠，就是所謂子胥瀆④。伍子胥不僅在云夢澤畔開渠，還開渠于吳國的境內⑤。吳國地處三江五湖之間，和云夢澤畔相仿佛，④ 《左傳》定公四年。
① 《左傳》昭公五年。
② 《左傳》僖公十三年。
① 《左傳》僖公四年。
② 《史記》卷一一《循吏·叔孫通傳》引《皇覽》。
③ 《水經·沔水注》④ 《水經·沔水注》。
⑤ 胡渭《禹貢錐指》引韓邦憲《廣通壩考》。
都是便于開渠引水的。不過這些渠道都很短促，雖有一定的作用，卻都不十分顯著。吳王夫差所開鑿的邗溝，其影響就不是那些小渠道所可比擬的。邗溝由邗城修起，溝通江淮之間⑥。邗城在今江蘇揚州市。這條運河中間經過射陽湖，至末口入淮”⑦。末口在今江蘇淮安縣北。邗溝的開鑿使長江和淮水兩大水系能夠溝通，這是值得稱道的大事。吳王夫差為了爭霸中原，開鑿邗溝之後，進而又開鑿菏水，這是當時所謂商魯之間的深溝①。所謂商魯之間，其實就是宋國和魯國之間。這條菏水是由陶引濟水東流，合于沂水，沂水也就是泗水。濟水本是和黃河有關的，可以說是從黃河分流出來的。泗水為淮水支流，下游入于淮水。由于邗溝的開鑿，江淮二水有所聯系。菏水的開鑿，不僅聯系了濟水和淮水，實際上是使當時所謂四瀆，即江、淮、河、濟，都能夠聯系在一起，其意義自是十分重大的，也應該是交通道路的曆史上的一個新紀元。
⑥ 《左傳》哀公九年。
⑦ 《左傳》哀公九年杜注。
① 《國語·吳語》。
第四節戰國時期以各國都城為中心向外輻射的交通道路以雒邑為中心向外輻射的道路由前面的論述，可以約略看出：每一時期交通道路的布局雖皆不盡相同，但都城所在地總是重點的所在。一些主要的道路大都是由都城向外輻射，也可以說都城是一些道路交會的所在。雒邑就是如此。雒邑曾經彼稱為“天下之中”。以“天下之中”來稱道雒邑，除去它本來所具有的自然環境之外，當然是因為它是周王朝的都會。戰國時期，這樣的情況有了明顯的變化。由于周王朝的衰弱，雒邑已逐漸失去“天下之中”的地位。稱雄的諸侯各有相當廣大的土宇，因而各自的都城也都可以自成交通的中心，向外輻射道路。這就使交通有新的發展，道路也有了新的布局。這種情形在春秋後期就已經約略存在，到了戰國時期就更為明顯。戰國時期，各國的經濟部會先後興起，與政治都會參差並立，也使有關的道路另成一種體系。正是由于這些原因，戰國時期的交通道路就和以前不盡相同，甚至有了明顯的變化。這里先行論述以各國都城為中心向外輻射的道路，至于與經濟都會有關的道路，則請詳諸後文。
雒邑雖已不成為“天下之中”，然由于自然環境的因素沒有顯著的變化，仍可作為一些道路經過和交會的地方。尤其是在秦國既強之後，更是如此。雒邑位于函谷關外，崤山之東。秦國向東發展，崤函山地使它受到一定的阻遏。及其出了函谷關，越過崤山險阻，雒邑就在眉睫之間。秦國雖尚不能早日據有雒邑，這條東西的道路對它來說仍是有利的。由雒邑西行，這條大道有了兩條分支，可以說是南北兩道。北支經過澠池，南支徑過宜陽。澠池在今河南澠池縣東，宜陽在今河南宜陽縣西。秦、趙澠池之會①，顯示北支的重要意義。宜陽直至戰國後期，還僅僅是一個縣，可是這個縣竟然不得和郡一樣②，若不是地居沖要，這樣的發展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這兩條分支再往西去，還是合成一條大道。函谷關的設置，顯示出這條大道是一條極為重要的大道。函谷關應為秦國設置的關隘，是秦國東方的門戶。秦惠文王後七年，韓、趙、魏和楚、燕五國攻秦③，秦昭襄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五國又攻秦④，皆逡巡于函谷關下，不能前進。可見這條道路是函谷關以東各地西行的主要道路，非其他道路所能輕易代替的。由函谷關西行，已入秦境，可至秦國的涇陽、櫟陽和咸陽先後幾個都城，當然還可以繼續西行，通往秦國的舊都由雒邑東行，經過魏國都城大梁，折向東北行，再循濟水而下，經過平陰，又可直達齊國都城臨淄。大梁今為河南開封市。臨淄在今山東淄博市東。平陰在今山東平陰縣東，為入齊國的要道。前文曾經提到晉國中行偃邀魯、衛兩國伐齊，齊侯就禦之于平陰。入戰國後，趙成侯侵齊至長城①。齊長城西至濟水，東至于海，其西端就在平陰②。趙國侵齊所至的長城，只① 《史記》卷八一《藺相如傳》。
② 《戰國策·秦策二》。
③ 《史記》卷十五《六國表》。
④ 《史記》卷五《秦本紀》。
①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
② 《水經·濟水注》引京相■說。
能是在西端平陰。可知平陰實為當時入齊大道所經過的地方，長城肇始于其地，是有一定的意義的。關于這條道路所經過的地方，下文將再作說明。這條東西大道中間也有分歧。分歧的地方就在大梁。由大梁至齊已稍稍偏向東北，如趨向東南，卻另有道路。今河南商丘縣為宋都睢陽，宋國後來見逼于魏，東徙彭城③。彭城為今江蘇徐州市。宋國雖東徙，然大梁、睢陽、彭城三地實構成東西一線。宋滅之後，彭城隸于楚國，為東楚的要地④。彭城能夠見重于當世，自與這條東西大道有關。
由雒邑東北行，可以到達太行山東各地。如前所說，太行山東的南北大道已經通到鮮虞，也就是現在河北定縣。由于經濟都會的到處興起，這條大道也因之而得到發展。雒邑黃河之北，興起了溫、軹兩地⑤。溫在今河南溫縣西，軹則在今河南濟源縣南。自雒邑視之，溫在其東北，軹則稍稍偏于西北。其間道路似略有分歧。這里應該順便一提到野王。野王在今河南沁陽縣，距溫、軹兩地皆稍嫌遠。野王為世所稱道，乃是在衛元君徙居之後，其時秦始皇已統一六國①，似失之過晚。然其地就在太行山下，扼羊腸道口，為北登太行、遠趨上黨必經之地，故不同于其他尋常縣邑。由雒邑北行的道路，雖有溫、軹的分歧，經過野王，還是合為一途。由此東北行，衛國舊都的朝歌和趙國新都的邯鄲，皆是必經的要地。這里應該順便略一提及趙國的南長城。這段長城始築于趙肅侯時②，其經過的地方雖難以細征，大要在漳水之北。蘇秦說趙肅侯，秦甲渡河踰漳，就可會于邯鄲之下③。因邯鄲之南，只有漳水可以據守。長城修于其地，也是為了能控制這條南北大道。戰國時，鮮虞已改稱中山，中山雖地薄人眾，卻也成為一個經濟都會④，南北大道就不容不通過這個地方。中山東北為燕國。燕國都于薊，即今北京市。春秋之時，燕國崎嶇于邊僻之地，不為當世諸侯所重視，迄于戰國初年，尚未改觀。稍後遂躋身于七雄之列，其都城亦成為勃碣之間的都會，與其西南的涿並稱⑤。所以這條南北大道，並非止于中山，而是向北通到燕涿。這條道路在入燕境之時，亦須經過燕長城，即所謂易水長城⑥。這條長城瀕于易水，故以易水長城相稱。長城有門，謂之汾門，亦曰汾水門，又謂之梁門⑦，在今河北易縣之南。當是這條道路所經過的地方，較今京廣鐵路略偏西矣。
這幾條道路，或由雒邑經過，或發韌于雒邑，這雖是自然形勢所決定的，也可以說是以雒邑為中心向外輻射的道路。前已言之，戰國之時，周王室日趨衰弱，難與稱雄的諸侯相提並論。稱雄諸侯各以其都城為中心，向外輻射有關的道路。這在下文將逐一陳述。
③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卷三《戰國時宋都彭城證》。
④⑤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① 《史記》卷三七《衛康叔世家》。
②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
③ 《史記》卷六九《蘇秦列傳》。
④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⑤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⑥ 《史記》卷七○《張儀傳》。
⑦ 《水經·易水注》。
以咸陽為中心向外輻射的道路茲請先言秦國。秦在春秋時久都于雍。入戰國後，肅靈公始居涇陽①，涇陽在涇水之委，為今陝西涇陽縣②。獻公徙治櫟陽③，櫟陽在今陝西臨潼縣渭水之北。孝公時始都咸陽④，在今陝西咸陽市東。戰國初年，秦國內有憂患，為諸侯所卑視，至獻公時鎮撫邊境，孝公時益臻強大。故論秦都當以咸陽為主，稍及于櫟陽，至于涇陽，大可委而不論。
以咸陽為中心向外輻射的道路，約有七條：由咸陽渡渭水東行，出函谷關，過雒邑至于中原各處，這是秦國東向經略各國的主要道路。這是在前文已經陳述過的。由咸陽循渭水東行，經過櫟陽和大荔王城。大荔王城在今陝西大荔縣東，即舊朝邑縣。其地近黃河。秦昭王末年曾在這里的黃河作河橋，就是後來的蒲津橋⑤。黃河以東，本為魏境。這時秦已取蒲坂，而魏國又獻安邑⑥。蒲坂在今山西永濟縣西，安邑在今山西夏縣西北，是這條道路已經伸入魏境。其後，北定太原，設太原郡，這條道路更溯汾水北上，抵達太原郡。這一路段不僅有魏國舊都安邑，韓國舊都平陽和趙國舊都晉陽，而且還有新興起的經濟都會。平陽就是一個經濟都會，另外還有一個楊①。平陽在今山西臨汾市西南，楊在今山西洪洞縣東南。由咸陽東南行，經過商於和丹陽，可以達到宛、穰。宛在今河南南陽市，穰在今河南鄧縣。西周和春秋時的申、謝兩國就在宛的附近。這條道路上戰國時新修築了一座武關，和函谷關一樣，也控制著這條由秦國通向東南的道路。這座武關在今陝西商南縣南，當陝、豫、鄂三省交界之處。這三條道路都是春秋時久已通行的道路，戰國時由于秦國向外不斷開拓，這三條道路都具有新的重要意義。
秦國于稱雄諸侯中獨僻居于西北，其外與匈奴接壤，由于長期受到匈奴的侵擾，多方經營，因而也形成幾條道路。由咸陽北行，經上郡治所膚施，就是其中的一條。膚施在今陝西榆林縣南，己在這條道路的北段。膚施本為趙國的土地，其入于秦國乃在秦昭襄王時。以膚施作為上郡治所，為秦昭襄王三年事②，則膚施的入秦當在郡治移置之前。在膚施入秦以前，這條道路的南段已經通行。然最初只在上郡塞之南。上郡塞在今陝西富縣南③。自上郡治所北移，這條道路始隨之向北伸延，而抵達于河上。趙武靈王④和秦昭襄王⑤都曾經走過這條道路的全程。和這條道路差相並行的，為通過蕭關到達黃河岸旁的道路。蕭關在今甯夏回族自治區固原縣東南，秦昭襄王所修築① 《史記》卷六《秦始皇帝本紀》。
②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二《秦都邑考》。
③ 《史記》卷五《秦本紀》。
④ 同上。
⑤ 《史記》卷五《秦本紀》及《正義》。
⑥ 《史記》卷五《秦本紀》。
①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
② 《水經·河水注》。
③ 《河山集二集·黃河中游戰國及秦時諸長城遺跡的探索》。
④ 《史記》卷四三《趙世家》。
⑤ 《史記》卷五《秦本紀》。
的長城就經過蕭關，應該說，蕭關為長城在這個地區的關口。秦惠文王游至北河，就是走這條道路的①。蕭關和其北的北河，戰國秦時都屬于北地郡。按之《史記·匈奴傳》所說的：秦昭王伐殘義渠，于是秦有北地郡，遂築長城以拒胡。昭王為惠文王之子，若昭王時始伐殘義渠，設北地郡，惠文王何能經過義渠前往北河？其實《史記·秦本紀》已于惠文王十一年載有縣義渠，義渠君為臣事。張守節《正義》引《地理志》說：“北地郡義渠道，秦縣也。”又引《括地志》說：“甯、原、慶三州，秦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為義渠戎國之地。”如兩家所說，則北河仍非秦地。義渠本秦西北的強大部落，其轄地當不至如此的狹小。且疆場之事，一此一彼，並非了無變化。義渠之君曾乘韓、魏等五國擊秦的機會，大破秦人于李帛之下②，為時未久，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③，就是具體的說明。雖然如此，自惠文王走過之後，這條道路終于成為秦國通向西北的大道。和北地郡同時設郡的還有隴西郡。隴西郡治所為狄道縣，就是現在甘肅的臨洮縣。隴西郡和咸陽間的道路未見史籍記載。隴西郡西防羌人而北禦匈奴，為邊防要地，為此設置郡縣，自是當世大事，何能和咸陽了無交通可言？秦之先世就曾處于隴山之西，其後輾轉東徙，其間交通並未斷絕。若循渭水再行西上，渭源距狄道僅是一山之隔，往來還是相當便利的。
秦國還有一條可資稱道的道路，就是通往西南巴蜀的大道。參與周武王伐紂的八種部落中就有蜀人，可知其地和中原早有來往。其後，蜀王奄有褒漢之地①，與秦王相遇于褒谷②。褒谷與斜谷隔秦嶺遙遙相望。秦王能與蜀王遇于褒谷，當是由斜谷南行。褒斜道為後來越秦嶺的有名谷道，其創始之功當與秦人有關。褒谷南段也稱為石牛道，據說是秦惠文王以石牛能糞金，誘蜀人開鑿的道路。所開鑿的地方就在褒水岸側的石門。張儀、司馬錯的滅蜀就是從這條道路進軍的③。今陝西勉縣至四川劍門關的道路稱為金牛道④。金牛道和石牛道的得名具有同樣淵源。都是經過戰國時蜀人開鑿的。據說當時蜀人入秦使者曾經到過梓潼⑤。張儀、司馬錯伐蜀時，蜀王曾在葭萌抵抗過秦軍，其後敗奔，曾遁至武陽⑥。梓潼今為四川梓潼縣。葭萌在今四川廣元縣南。武陽在今四川彭山縣。梓潼和葭萌皆在今川陝公路上，可知這條道路使用的長久。由秦國至蜀的這條道路，當時就已在一些路段上修成棧道，蔡澤所謂“棧道千里于蜀漢”⑦，即指此而言。張儀滅蜀之後，接著又滅巴，① 《史記》卷五《秦本紀》。北河，《集解》引徐廣說：“戎地，在河上。”《正義》：“王游觀北河，至靈、夏州之黃河也。”按：唐夏州距黃河過遠，當以靈州為是。夏州在今陝西靖邊縣北白城子。靈州在今甯夏國族自治區靈武縣。
② 《戰國策·秦策二》。
③ 《史記》卷十五《六國表》。
① 《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② 《太平寰宇記》卷一三三《梁州》引《十三州志》。
③ 《水經·沔水注》，《輿地廣記》卷三二《利州路》。
④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六《漢中府》。
⑤⑥ 《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⑦ 《戰國策·秦策三》。
司馬錯且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為黔中郡⑧。涪水今仍為涪水，流經綿陽、遂甯等市縣，至合川合于嘉陵江，至重慶市東入于長江。重慶市即巴國所都的江州。黔中郡治所在今湖南沅陵縣。這條本是由咸陽西南行至于蜀國的道路，又自成都東南至于湘西。
以陽翟和鄭為中心向外輻射的道路秦國之東為韓國。韓國先後有三個都城，就是平陽、陽翟和鄭。平陽在今山西臨汾市西南。陽翟在今河南禹縣。鄭在今河南新鄭縣、平陽遠在黃河以北，陽翟和鄭相距並非很遠。這後兩者都可視為韓國後期的交通中心，共同向其周圍輻射道路。
韓國最初本是都于平陽的。如前所說，平陽是位于汾水沿岸，循汾水上下的南北道路正是通過平陽的。這是說，韓國以平陽為交通中心，向南可以通到晉國的舊都新田和魏國的都城安邑，向北可以通到趙國的晉陽。韓國的疆土，平陽以東有上黨。春秋之世，由晉國都城新田通行太行山，就須經過位于今山西沁縣之南的銅鞮縣，和位于今山西黎城縣的壺口。這是橫穿上黨的道路，中間就經過平陽，韓國正是利用晉國的舊績來統治上黨的。
韓國的疆土有原來晉國的南陽和上黨，還有黃河以南漢時穎川郡的一部分：滅鄭之後，更據有鄭國的版圖。晉國的南陽在太行山之南。戰國時此地分屬韓、趙、魏三國，韓國有少曲①、邢②、軹③等地。漢時穎川郡在今河南穎水上游。鄭國原來的版圖在今河南洧水上游。這樣，韓國的疆土就兼有黃河南北的一些地方。
韓國的疆土既兼有黃河的南北，就是說它圍繞著東周的土地。以雒邑為中心的交通道路就都須通過韓國的疆土，而為韓國所控制和利用。特別是通過雒邑的東西大道，也成為韓國的東西大道。這條道路的形成遠在韓國建國以前。春秋之世，這條道路本是經過鄭國的。戰國時有些段落有所改變，魏國東長城的修築就是具體的說明。魏國東長城由卷經陽武到密①。卷在今河南原陽縣西。陽武在今原陽縣東。密在今河南密縣東。魏國東長城的修築，是為了控制其西方的道路，阻止由這條道路來的進攻力量。這就具體說明，這條道路已經不再經過鄭，而是由雒邑直東至于大梁。應該注意到，魏國修築東長城是為了防禦秦國。秦國攻魏是不必先繞道到鄭的。雖然如此，韓國以鄭為都後，仍和春秋時原來的鄭國一樣，依然就近控制這條道路，其作用和由鄭輻射出來的道路具有同等的作用。這條道路的存在和發展，增加了韓國在當時諸侯封國中的地位。
然而韓國上下所重視的道路，卻是如何聯系黃河南北的疆土，特別是在韓國遷都到陽翟和鄭以後。陽翟和鄭相距很近，作為交通中心，向外輻射道路，正可視為一體。實際上也是如此。韓國的土地既圍繞著東周，則溝通黃河南北的道路至少就有東西兩條。這兩條道路無論是陽翟還是鄭都是便于應⑧ 《華陽國志》卷一《巴志》。
① 《戰國策·燕策二》，蘇代約燕王時，曾說到“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② 《戰國策·秦策二》，或謂應侯說：“秦嘗攻韓邢，困上黨。”
③ 《戰國策·韓策二》，聶政為韓軹深井里人。
① 《續漢書·郡國志》。
用的。這兩條道路中在西的一條要通過宜陽，在東的一條要經過成皋。宜陽不僅是東西大道所經過的地方，也是通往上黨、南陽道路的發韌之所②。如果宜陽有失，則韓國的上地就要斷絕③。南陽在上黨之南，宜陽隔著黃河更在南陽的西南。這渡河的地方就在武遂。武遂在今山西垣曲縣東南黃河岸邊。武遂曾為秦國所據有，韓國為了再得武遂，不斷遣使入秦，後來還是歸還武遂于韓①。韓國由武遂不僅可以去到上黨，還可經由晉國舊都新田而至于平陽。在東的一條道路所經的成皋，在今河南滎陽汜水鎮，成皋之北為邢。邢為韓國的土地，也曾受到秦國的攻擊②。其地在今河南溫縣東。邢與成皋隔河對峙，成皋尤為重要。張儀說韓王，謂“塞成皋，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③。范睢說秦王，謂“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④。范睢此言大可以顯示成皋的重要性。所謂太行之道，指的是羊腸之險。蔡澤所說的“決羊腸之道，塞太行之口”⑤，正說明其地位的重要。張儀說秦王，也稱道秦兵之跑羊腸，降代、上黨⑥。代在上黨之北，用現在的地理來說，乃在山西的東北部，是由上黨可以直通到代了。
韓國由平陽遷都于陽翟，陽翟正在方城之外。方城為由中原南通楚國的道路，也是楚國北上的途徑。楚國北上，韓國就首當其沖。史惕所謂楚發兵臨方城，則韓國就難免敗北⑦，正說明其間的道路。韓國滅鄭之後，遷居于鄭的都城，也取得了鄭國全部的土地。據蘇秦所說，韓國的疆土南有陘山⑧。陘山在今河南漯河市東。其地距召陵不遠，春秋時，齊桓公南征，曾兵臨其地。齊桓公伐楚時，還著眼于方城一途。其實由陘山南行，可至楚國的冥阨，也應是當時南行的道路。
以安邑和大粱為中心向外輻射的道路和韓國相鄰的是魏國。魏國和韓國相似，國土也分跨黃河南北。魏國的土地有河東、河內和河外。應該說還有西河。魏國稱流經何東之西的黃河為西河。黃河以西的魏國土地也稱西河。吳起就曾為魏國的西河守①。當時的西河也只是洛水下游和黃河之間的地方；越過黃河就是河東；再越過王屋、析城諸山，就是河內。河內在太行山之南，就是春秋時晉國南陽。東南行，渡過黃河，就是河外。魏國本都于安邑，在今山西夏縣西北，當時屬于河東。惠王遷都于大梁，在今河南開封市，當時屬于河外。魏國的土地雖跨有黃河② 《戰國策·秦策二》：“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
③ 《戰國策·韓策一》：“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
① 《戰國策·韓策一》。
② 《戰國策·秦策三》。
③ 《戰國策·韓策一》。
④ 《戰國策·秦策三》。
⑤ 同上。
⑥ 《戰國策·秦策一》。
⑦ 《戰國策·韓策二》。
⑧ 《戰國策·韓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