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漢書·王吉傳》。
而近于迂，所以無能挽救世道習俗。班固評道：“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于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②此評不無道理，但尚欠深刻。儒者往往能揭露矛盾，但大多無能解決矛盾。
②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贊》。
第三節師丹多所建議師丹（？—3），字仲公，西漢琅邪東武（今山東諸城）人。治《詩》，受教于匡衡。舉孝廉為郎。
元帝末，為博士，免職。成帝建始（公元前32—前28 年）年間，州舉茂材，又補為博士，出任東平王太傅。鴻嘉四年（公元前17 年），河水溢流，造成水災，群臣對修堤與不修堤爭議不休，結果不修，師丹等多次論說百姓可哀，朝廷才派使者去災區撫慰百姓④。稍後，丞相翟方進、禦史大夫孔光認為師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大力推舉。于是師丹被征召入朝，任光祿大夫、丞相司直。過了幾個月，又以光祿大夫給事中，從此任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①。綏和元年（公元前8 年），師丹為諸吏散騎光祿勳。是年十一月，成帝立定陶王劉欣為皇太子，以師丹為太子太傅。同時王莽為大司馬②。劉欣即位，是為哀帝，師丹任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于是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不久，徙為大司空，輔政。
自成帝以來，外戚王氏已逐漸掌握朝政。哀帝劉欣為定陶王時，看到成帝將政事付托于外家，王氏權重，內心常常憂慮。自做了皇帝之後，打算對時政有所改革。他封丁、傅兩個外家，而稍抑王氏之權。如：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之子丁滿為平周侯，封皇後之父傅晏為孔鄉侯③；外遣曲陽侯王根于封地，罷免成都侯王況為庶人，又免去王根等人所推薦的官員④。師丹以師傅居三公之位，得到哀帝的信任。他以為哀帝處理政事猝急，上書說：古時父死子承，有“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先帝去世不久，竟然封拜舅氏與後家，而放出王氏。頻繁地發下詔書，變動政事，猝急而不慢穩。如今各地並不安定，陰陽失調。他向哀帝建議，多看多想，“不宜倉卒”。
提出限田法，議而不行師丹輔政時，看到土地兼並與貧富懸殊所引起的社會矛盾極為嚴重，欲救社會之急，想出了個限田法。他向哀帝建議：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並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皆數巨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
哀帝把師丹的建議交給群臣議論。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支持師丹的建議，並向哀帝提出了限田、限奴婢的具體辦法：“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③ 此篇材料主要依據于《漢書·師丹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
④ 《漢書·溝洫志》。
① 師丹于永始三年（公元前14 年）由少府為光祿勳，過二年遷侍中光祿大夫。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下。② 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下。
③ 參見《漢書·哀帝紀》。
④ 參見《漢書·元後傳》。
沒入官。”這對各個等級的人，都作了限田、限奴婢的規定。所謂“名田”，即以私人名義占有土地；名田若干，就是限田多少。
這種建議，算不得什麼社會改革方案，只是權宜之計，對權貴和豪富“略為限”而已。但即使如此不能針砭社會弊病之議，居然也引起當時社會小小波動及部分權貴的反對。此議傳開，頓時田宅與奴婢的價格下降，丁氏、傅氏等用事之外戚，董賢等隆貴之大臣，都感到“不便”，因為此議如果付諸實施，自然對于正在大肆兼並土地和追求奢侈的他們有點礙手礙腳。哀帝此時舉棋不定，詔書“且須後”，即等待以後再辦，于是限田、限奴婢之議“遂寖不行”①。
因持異議而被罷官哀帝即位之初，稱成帝之母王氏為太皇太後，稱成帝的趙皇後為皇太後，而自己的祖母傅太後與母丁後都在定陶王國邸。傅太後“為人剛暴，長于權謀”，教養劉欣“至于**”①。她知道成帝無子為嗣，通過向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行賄的辦法，使劉欣得以立為皇太子②。因此，劉欣即位後，她自以為應當尊貴，“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③。這時，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引秦華陽夫人稱太後之史例，建議“宜立定陶共王後為皇太後”，即以哀帝生母為皇太後。師丹以左將軍的身份和大司馬王莽共同彈劾董宏，以為董宏“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犯了“大不道”之罪。哀帝因為剛剛即位，腳跟未站牢，羽毛不豐滿，于是表示謙讓，違心地采納了王莽和師丹的意見，罷免董宏為庶人。傅太後聞知大怒，要挾哀帝必稱其尊號，哀帝于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尊傅太後為共皇太後，丁後為共皇後。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又乘機上奏，建議定陶共皇太後、共皇後等都不宜冠以“定陶”藩國之名，車馬衣服及立官置吏也宜稱“皇”之意，還應當為共皇立廟于京師。哀帝將此議交給群臣討論，不少官員表示贊同，只有師丹表示異議。師丹認為，必須明尊卑之禮，正人倫之序。如今定陶共皇太後、共皇後以“定陶共”為號，合乎“母從子、妻從夫之義”，打算將其車服與立官置吏，比同于太皇太後王氏，“非所以明尊卑無二上之義”；定陶共皇的號諡前已決定，也不必再改；今帝既然繼承成帝，“義不得複奉定陶共王祭入其廟”。哀帝本欲通過這個行動樹立自己的權勢，以抑制王氏；而師丹卻高談闊論表示反對，實際上是傾向王氏，自然這對君臣之間有了隔閡。從此師丹逐漸不合哀帝之意。
適值此時有人向哀帝建議改革幣制，說古代以龜貝為貨，現在改用為錢，百姓因此貧困，應當改幣才好。哀帝征詢師丹的意見，師丹答對可改。哀帝將此案交給有司再議，都以為錢已用了很久，難以猝然變易。師丹因年邁健忘，忘了前之所語，後從公卿之議。又一次，師丹命屬吏代寫奏疏，屬吏私自留下草稿，因而傳了出去，丁氏、傅氏的子弟聽到這個消息，派人上書告發師丹，說他一方面向皇帝上書言事，一方面讓外人也得到其書。哀帝因此① 本節依據于《漢書·食貨志》上。
① 《漢書·孔光傳》。
② 參見《漢書·外戚傳》下。
③ 《漢書·傅喜傳》。
問大臣有何意見，都答對說：大臣奏事不應當漏泄，使吏民傳寫流聞四方。應當交付廷尉查辦。于是事下廷尉，廷尉劾師丹犯了“大不敬”之罪。事尚未了，給事中博士申咸等人上書為師丹辯護，說他品行出眾，積極言事，使人寫書，漏泄之過不在其身；以此貶黜，可能眾心不服。尚書劾申咸等人說，這些人以儒者身份受到重用，對師丹這樣的國家重臣議罪處罰本是慎重的事，他們起初附會經義以為當治，一旦事已公之于眾，又上書妄譽師丹，前後矛盾，實屬“不敬”。哀帝降了申咸等人各二等，隨即下了罷免師丹大司空之職的策書①。策書上說：三公是我的腹心大臣，應當起到“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的重大作用。我因不明，委政于您。近來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很多，災害嚴重，百姓困苦流亡各地，司空之職沒有盡到。您既不與我同心，何以率示臣下？我想到您“位尊任重”而不稱職，但您曾為我太傅，未忍治理，已詔有司赦而勿治。馬上交出大司空高樂侯印綬，免官歸去。
尚書令唐林以為哀帝對師丹處治過重，上疏說，師丹為世儒宗，德高望重，親傅于帝，位在三公，過失不大，而處治過重，京師有識之士都以為應當恢複其爵邑。哀帝采納了唐林的建議，下詔賜師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師丹免官之後，哀帝采用朱博的建議，尊其祖母傅太後為皇太太後，其母丁後為帝太後，與太皇太後王氏及皇太後趙氏同樣尊貴，“各置少府、太仆，秩皆中二千石”①；又為其父共皇立寢廟于京師，儀式如同元帝。朱博遷升丞相後，又與禦史大夫趙玄上奏說，應將師丹免為庶人，複封董宏為高昌侯。哀帝同意。于是師丹廢歸鄉里。
隨外戚派系波動而沉浮平帝即位，王氏權勢重新膨脹。新都侯王莽報告太皇太後王氏，發掘了傅太後、丁太後的墓，剝奪了她們的璽綬，更以庶民身份葬之，隳廢了共皇廟。原來提議尊定陶共王為“皇”者泠褒、段猶等人都遷徙到合浦，又免高昌侯董宏為庶人。征師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元始三年（公元3年）二月②，太皇太後王氏下詔大司徒、大司空說：褒有德、賞元功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定陶太後造稱僭號，悖于義理。師丹為人忠節，分明尊卑，可謂社稷之臣。應根據“章有德、報厥功”之道，對他增加封賞。于是封師丹為義陽侯，賜以二千一百戶。過了一個多月，師丹去世，諡曰節侯。其子業嗣侯，隨王莽之亡而絕爵。
西漢自元、成以後，外戚權重，直接影響劉氏政權興亡，也影響社會安亂，外戚丁氏、傅氏與王氏互相爭權奪利，有派別之分，但無優劣之別，師丹與董宏依此倚彼，更為勝敗，無足稱道，不必褒貶。班固說：“（師）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哀哉！”①師丹與董宏的表演，確可悲啊！師丹限田之議，觸及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但不是個積極改革的良法，從當時限田之議一風吹的史實來看，且不論其主客觀原因，就說當事者吧，哀帝不象個銳意改① 師丹為大司空“一年免”，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下。
① 《漢書·外戚傳》下。
② 參考《漢書·外戚恩澤侯表》。
① 《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贊》。
革之主，師丹也不是改革大家，最多只是個空想的小改良者。
第二十四章鄭吉段會宗傅介子馮嫽鄭吉、段會宗、傅介子、馮嫽是西漢中後期經營西域的人物。
第一節鄭吉掌西域屯田鄭吉（？—前49），西漢會稽（郡治吳縣在今江蘇蘇州）人。起初在漢軍中當士兵，多次前去西域，因而升為郎官。他為人“強執，習外國事”。自從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大宛之後，開始在西域設置校尉，屯田于渠犁。漢宣帝地節二年（公元前68 年），鄭吉以侍郎的身份被派遣到渠犁負責屯田，積蓄糧食，打算攻打車師。到秋收時，鄭吉與校尉司馬熹發動西域城郭諸國軍隊一萬多人，自己帶領的屯田士一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破交河城（今吐魯番西）。車師王躲在北邊石城中，未曾捉到，適值軍糧已盡，鄭吉決定罷兵，回到渠犁屯田。秋收完畢，又發兵攻車師王于石城。車師王聽說漢軍將到，往北逃走向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車師王與貴族蘇猶商議，打算向漢軍投降，又擔心不見信任。蘇猶教車師王攻取匈奴旁邊的小蒲類國，劫掠其人民，然後投降于鄭吉。匈奴聽說車師王投降于漢朝，發兵攻打車師，鄭吉帶兵向北迎戰，匈奴嚇得不敢前來。鄭吉就留下一個軍侯及二十個士兵保衛車師王，自己領兵回到渠犁屯田。車師王害怕匈奴軍隊又去殺他，于是逃到烏孫，鄭吉迎接車師王的妻子安排在渠犁。鄭吉回朝報告，到了酒泉，有詔命他回到渠犁與車師屯田，增加積糧以安定西域，對付匈奴。鄭吉回到西域，“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同時，開始調發三百士兵到車師屯田。據投降者報告，匈奴貴族都說“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谷，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然匈奴派遣騎兵來擊漢屯田者，鄭吉就和校尉將渠犁的屯田士一千五百人全都調到車師屯田，匈奴又增調騎兵前來，漢屯田士少不能當，退守于車師城。匈奴貴族在城下對鄭吉說：“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幾天就解了。後來常有數千騎兵往來守車師。鄭吉上書報告：“車師去渠犁千余里，間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大臣議論，以為道遠煩費，可以罷歸車師屯田。詔命長羅侯常惠帶領張掖、酒泉的騎兵開往車師北邊千余里，顯示漢軍威武。匈奴騎兵退去，鄭吉才從車師回到渠犁，共有三校尉屯田。漢朝立了故車師太子軍宿為王，將車師國民遷到渠犁。車師王因得到漢軍保護，不受匈奴欺壓，“亦安樂親漢”。後來漢朝置戊己校尉屯田，居于車師原來的地方①。
始為西域都護鄭吉因在渠犁與車師之功，升為衛司馬，負責衛護鄯善西南方（塔里木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據于《漢書·鄭吉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
① 此段情節與引文，據《漢書·西域傳》。
盆地以南、昆侖山以北，所謂“南道”）各國的安全。
神爵（公元前61—前58 年）年間，匈奴內部矛盾嚴重，日逐王先賢撣打算投降漢朝，派人來與鄭吉聯系。鄭吉當即發動渠犁、龜茲各國五萬人迎接日逐王，日逐王部下一萬二千人、大小頭目十二人隨鄭吉到了河曲地區，有一些人逃亡，鄭吉追殺了他們，于是帶著日逐王及其部下到了京師。朝廷封日逐王為歸德侯。
鄭吉因打垮了車師，召降了日逐王，“威震西域”，于是兼護車師西北方（天山以北，所謂“北道”）各國的安全。所以號稱“都護”。漢朝在西域設置都護，是從鄭吉開始的。漢宣帝為了嘉獎鄭吉的功勞，封他為安遠侯，下詔書說：“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這時是神爵三年（公元前59 年）。
鄭吉選擇西域中心、土地肥饒的地方設立都護的幕府，治烏壘城（在今新疆庫爾勒與輪台之間），負責處理西域各國事務，“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同時發展屯田事業，“田于北胥鞬，披莎車之地”①。屯田校尉開始從屬于都護。
匈奴日逐王投降于漢朝，漢朝在西域設置都護，標志著漢朝與匈奴勢力在西域的消長。以往匈奴的勢力很大，“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慰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①。自日逐王投降于漢朝，匈奴的僮仆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②。而漢朝自張騫始，至于鄭吉，在西域發展壯大了勢力，“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所以史稱：“漢之號令班于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于鄭吉。”
① 《漢書·西域傳》。
① 《漢書·西域傳》。
② 《漢書·西域傳》。
第二節段會宗兩任西域都護段會宗（前84—前10），字子松，西漢天水上邦（今甘肅天水）人。竟甯元年（公元前33 年）任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各國敬重他的威信。任滿三年，按例更換官吏而還朝，任為沛郡太守，繼又徙為雁門太守。過了幾年，坐法免官。因為西域各國上書要求他前去，所以陽朔（公元前24—前21 年）年間又任西域都護。
谷永與段會宗友好，知道段會宗又任西域都護，憐憫其年老又遠出，寫書告誡說：“足下以柔遠之令德，複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複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複雁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言。”大意是，您再任都護是件美事，但憑您之材，可以在朝取卿相之位，不必去西域勒功。既然遠任，還望不貪奇功，任滿即還，不要像在雁門時再次摔跤。遠在萬里之遙以保重身體為要。
段會宗到西域，各國都派子弟歡迎。烏孫小昆彌（小王）安日感念段會宗以往立他的恩德，打算遠出迎謁，于是，他阻絕有些貴族的勸告，到了龜茲謁見段會宗。西域一些城邦小國都親附于漢朝。康居太子保蘇匿率領一萬多人打算投降于漢朝，段會宗向朝廷報告這個情況，朝廷派遣衛司馬迎之于道。段會宗調發戊己校尉的部隊隨從衛司馬接受投降者。衛司馬對投降者不放心，要求他們都要自己綑綁起來，保蘇匿對此怨恨，率領其眾逃去。段會宗任滿還朝，因擅自調發戊己校尉的部隊而耽誤了軍用物資的調撥，有詔以將功贖罪論。又任為金城太守，因病免職。
建奇功于烏孫過了一年多，烏孫小昆彌安日被其國內貴族所殺，內部大亂。朝延征用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前去安撫烏孫。段會宗立了安日的哥哥末振將為小昆彌，安定了烏孫的內亂而還朝。
當時，烏孫的貴族們對勇健的大昆彌（大王）雌栗靡都很畏服，告誡牧民不要進入大昆彌的牧區放牧，免得擾亂，所以“國中大安”①。小昆彌末振將“恐為所並”，派人去刺殺了大昆彌雌栗靡。漢朝派遣中郎將段會宗前去與都護共同謀劃，立了伊秩靡為大昆彌。不久，末振將死去，安日之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元延（公元前12—前9 年）初，漢朝又派遣段會宗調發戊已校尉各國部隊，誅伐末振將的太子番丘。段會宗擔心大兵進入烏孫，番丘會受驚逃亡而捉不住，就將調發的部隊駐紮在墊婁，選擇三個精干的壯士，每人持帶強弩，直接到了昆彌的所在地，召見番丘，指責他說：“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隨即親自執劍刺殺了番丘，番丘的部下驚恐而逃。小昆彌安犁靡帶領數千騎兵包圍了段會宗，③ 此篇材料主要依據于《漢書·段會宗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
① 《漢書·西域傳》。
段會宗對他說明來意，並說：“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懸麜街，烏孫所知也。”意思是，如今你們殺了我，實是自取滅頂之災。烏孫昆彌以下的人都很驚服，承認漢朝誅末振將之子理所應當。段會宗還朝報告辦事經過，公卿大臣說他“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漢成帝對他賜爵關內侯，黃金一百斤。這時是元延二年（公元前11 年）。
末振將的弟弟卑爰疐本來參與謀殺大昆彌雌栗靡，這時帶著八萬多人歸附于康居，“謀欲借兵兼並兩昆彌”①。兩昆彌畏懼。漢朝又派段會宗前去安撫，與都護孫建共同研究對策，元延三年（公元前10 年），段會宗病死于烏孫，終年七十五歲，西域一些小國都很懷念他，“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谷永勸告段會宗“因循舊貫，毋求奇功”，而段會宗偏要出奇，建功于烏孫；谷永囑咐段會宗“萬里之外以身為本”，而段會宗竟然死于烏孫。史稱段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是有根據的。
① 《漢書·西域傳》。
第三節傅介子往使西域傅介子（？—前65），西漢北地（郡治今甘肅慶陽西北）人，因為從軍才當上了官。先是西域龜茲、樓蘭都曾殺漢朝派去的使者，到了元鳳（公元前80—前75 年）年間，他以駿馬監的身份要求出使大宛，受詔譴責樓蘭與龜茲。
傅介子到了樓蘭，指責樓蘭王與匈奴勾結攔殺了漢朝使者，說：“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樓蘭承認錯誤，說：“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傅介子到了龜茲，又指責龜茲王，龜茲也承認了過錯。他去大宛，再到龜茲，龜茲報告：“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傅介子就率領部下殺了匈奴使者。回到朝廷報告情況，任他為中郎，遷為平樂監。
謀刺了樓蘭王傅介子對大將軍霍光說：“樓蘭、龜茲數反複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耳，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霍光說，龜茲的道路遙遠，可以在樓蘭試一試。元鳳四年（公元前77 年），傅介子受命出發。
傅介子與部下都帶了金幣，揚言是要贈送外國的禮物。到了樓蘭，樓蘭王並不親近他，他就假裝離去，到了樓蘭西界，讓譯員傳話：“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于是拿出金幣給譯員看。譯員還報樓蘭王，樓蘭王貪圖漢朝財物，就來會見使者。傅介子與他同坐飲酒，陳列財物讓他看。酒喝醉了，傅介子對樓蘭王說：“天子使我私報王。”就是說漢朝皇帝派我向大王秘密報告。樓蘭王相信了，起身跟著傅介子進入帳中密談，兩個壯士從背後刺樓蘭王，劍刃穿出胸前，立刻死去。他的侍從人員都嚇得逃散。傅介子宣告：“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因此沒有引起動亂。
于是傅介子帶了樓蘭王安歸的頭回朝廷報告，文武大臣都稱贊他的功績。昭帝下詔說：樓蘭王安歸曾為匈奴間諜，攔殺了漢朝使者，發兵殺掠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批人馬，以及安息、大宛等派來的使者，搶去漢朝使者帶去的節印和安息、大宛所獻之物，違背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出使斬了樓蘭王安歸的頭，已掛在北闕，給予適當的報複，而不煩興師動眾。現在封傅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動手刺殺樓蘭王的兩個壯士都補為侍郎。漢朝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①。
傅介子倚仗漢朝聲威，又有冒險進取精神，所以遠至西域建功，結果封了侯。西漢自張騫始，多有這樣的人，如鄭吉、段會宗等等。
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據于《漢書·傅介子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
① 《漢書·西域傳》。
第四節馮嫽馮嫽，西漢人。能史書，有辦事能力。為解憂公主侍者。隨從公主在烏孫時，常持節充任公主的使者，通好西域諸國。西域諸國敬信她，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
當時烏孫內亂，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殺了狂王，自立為昆彌。漢朝派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帶兵一萬五千人至敦煌，穿井通渠，積居廬倉，准備去討之。都護鄭吉了解右大將與烏就屠相好，使馮嫽去對烏就屠說，漢兵方出，必見誅，不如降。烏就屠恐懼，說：“願得小號”。
馮嫽受到漢宣帝征召，報告了情況。宣帝派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使，送馮嫽出使西域。馮嫽錦車持節，詔烏就屠來到赤谷城，立元貴靡（解憂公主長子）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辛武賢因此不出塞而還師。
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烏孫公主年老返漢，馮嫽也可能隨之歸來。
烏孫大昆彌元貴靡病死，其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勢弱。馮嫽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朝遣之，士卒百人送行。馮嫽出使烏孫，果然使得星靡局勢穩定。
馮嫽烏孫之行，使得烏孫內亂平息，得以安定；也成就漢朝遣使綏遠，而不煩勞師動眾。她是個具有外交才干的傑出的女性。
① 本節取材于《漢書·西域傳》下。
第二十五章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歸順漢朝，增進漢和匈奴間的友好。
第一節出任單于匈奴內外交困呼韓邪單于（？—前31），名稽侯珊。他是公元前一世紀匈奴族的傑出人物。
自公元前二至一世紀之際漢朝與匈奴多次交兵，雙方在兵力、物力上遭受重大損失之後，都產生了和親與友好的要求。當時，匈奴內部貴族之間常鬧矛盾，在對漢政策上意見不一，有時欲和親，有時又侵擾。漢對匈奴始終存有戒心，既願和親，又不忘邊備。漢昭帝時，漢朝加強邊防；匈奴侵擾而“少利”，便把矛頭指向烏孫，聲稱欲得出嫁到烏孫的漢公主。烏孫公主向漢帝上書求救。宣帝即位時，烏孫昆彌又上書求救。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漢大發兵擊匈奴，由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等五將帶十余萬騎進擊，加之烏孫發動五萬余騎由兩邊進攻，二十余萬大軍壓到匈奴。匈奴聞知，嚇得奔走，“驅畜產遠遁逃”，損失很重，“民眾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這年冬天，匈奴壺衍鞮單于自領萬騎擊烏孫，適值天下了大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鄰國又乘機襲來，“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馬甚眾。”加之兵民餓死又多。匈奴經過這一災難，“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大為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再也無力對付漢軍，而“欲鄉（向）和親”。漢之邊境也就“少事”得安。地節二年（公元前68 年），壺衍鞮單于去世，虛閭權渠單于立，這年匈奴饑荒，“人民畜產死十六七”。是後數年，匈奴與西域一些小國常發生戰斗，而無能力侵擾漢境。同時，匈奴貴族內部不斷發生權力之爭。呼韓邪單于是在這種情況下，做了單于的。
由左地貴族立為單于神爵二年（公元前60 年），虛閭權渠單于去世。他初立為單于時，貶黜了顓渠閼氏，顓渠閼氏便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去龍城赴會，顓渠閼氏告以單于病重，不要遠去。過幾天，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各部貴族，未曾來到，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陰謀立右賢王為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初立，對漢朝“複修和親”，專力對內，將虛閭權渠單于時的當權貴人全部殺掉，又將虛閭權渠的子弟近親全部免職，而任用顓渠閼氏的弟弟都隆奇，安置自己的子弟占據要職。稽侯珊是虛閭權渠單于之子，不得繼位，投奔妻父烏禪幕。烏禪幕本是烏孫與康居之間一個小國的君主，因多次受到侵擾，便率領部屬投降了匈奴，與匈奴貴族結了親，仍然為其部屬之主，居于右地。匈奴有些貴族以為日逐王先賢撣“當為單于”。日逐王先賢撣向來與握衍朐鞮單于有矛盾，此時便率領其部屬數萬騎歸順漢朝，受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據于《漢書·匈奴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
漢封為歸德侯。握衍朐鞮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次年，握衍朐鞮又殺了先賢撣兩個弟弟。烏禪幕對此提出意見，未被采納，心里怨恨。稍後，左奧鞬王死，握衍朐鞮又立自己的小兒子為奧鞬王，因其年幼留在單于庭。奧鞬部貴族另立原奧鞬王之子為王，一同向東遷徙。握衍朐鞮派人帶萬騎追擊，失敗。握衍朐鞮為單于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其太子與左賢王多次讒毀左地的貴族，左地貴族也都怨恨。又過一年，烏桓擊匈奴東部姑夕王，掠取人民，握衍朐鞮惱怒。姑夕王恐懼，便與烏禪幕、左地貴族等聯合起來，共立稽侯珊為呼韓邪單于，發動左地兵四五萬人，向西進攻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失敗逃走，派人向其弟右賢王求救，右賢王恨其凶惡“不愛人”，不予援助。握衍朐鞮無可奈何，自殺身亡。都隆奇投奔右賢王處所，其部屬全都投降了呼韓邪單于。這時是神爵四年（公元前58 年）。
匈奴五單于相攻呼韓邪單于即位後，匈奴貴族之間的矛盾仍在發展。他歸單于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收其流落民間的哥哥立為左谷蠡王，派人嗾使右地貴族殺右賢王。這年冬天，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向東擊敗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于單于庭。
五鳳元年（公元前57 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之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帶二萬騎駐屯東方以防備呼韓邪單于。這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陰謀，共同讒毀右賢王，打算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就殺了右賢王父子，後來才知其冤，又殺了唯犁當戶。于是呼揭王恐懼，隨即叛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聽到這個消息，就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也自立為烏藉單于。就這樣，匈奴有了五個單于。屠耆單于親自帶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攻擊烏藉單于。烏藉、車犁都失敗，逃向西北，與呼揭單于聯合，擁兵四萬人。烏藉、呼揭都免去了單于之號，一致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聽到這個消息，派遣四萬騎分屯于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親自率領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失敗，逃向西北。屠耆單于隨即引兵奔向西南，留屯闟敦之地。
五鳳二年（公元前56 年），呼韓邪單于派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于東方之兵，殺掠一萬多人。屠耆單于聞知，親自帶領六萬騎東擊呼韓邪單于，行軍千里，遇上了呼韓邪單于約四萬兵眾，接戰起來。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歸奔漢朝。呼韓邪部下烏厲溫敦與烏厲屈父子眼看匈奴內亂，也率領幾萬人南降于漢，受封為義陽侯與新城侯。這時，呼韓邪收納了前來歸順的車犁單于，又捕斬了烏藉單于，隨即又都于單于庭，勢力有所增強，但部眾還只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帶了一部分兵力，到了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接著，呼韓邪單于之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也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居東邊。其後二年，郅支單于與閏振單于戰斗，殺了閏振，掠取其眾，又擊敗呼韓邪，都于單于庭。
漢宣帝五鳳三年（公元前55 年）的詔書中曾提到：“（匈奴）諸王並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饑餓，相燔燒以求食，因大乖亂。”①這概述了當時匈奴的內亂、耗損與危機。尋找出路，是當時匈奴族人十分迫切的課題。
① 《漢書·宣帝紀》。
第二節積極與漢和好事漢與不事漢之辯論自呼韓邪單于敗于郅支單于之後，深謀遠慮的左伊秩訾王勸告呼韓邪稱臣事漢，向漢朝求助，他認為只有如此，匈奴才得以安定。呼韓邪與各個貴族大臣商議，都以為不可，他們說：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斗為國，故有威名于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並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于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此而安，何以複長百蠻！左伊秩訾王不以為然，並申述己見。他說：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複，雖屈強如此，未嘗一日安也。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
在事漢與不事漢這個問題上，匈奴各個貴族大臣相難很久。呼韓邪聽了各方面的意見，思之再三，終于聽從左伊秩訾王之計，決定引眾向南靠近漢塞，派遣其子右賢王瞀樓渠堂入侍漢廷。郅支單于也采取同樣的辦法，派遣其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漢廷。這時是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
呼韓邪朝漢甘露二年冬，呼韓邪單于叩五原塞，願于次年正月到漢廷朝賀。漢朝對此十分重視，派遣車騎都尉韓昌負責迎接，調發所過七郡每郡二千騎兵，排列于來道兩旁以示歡迎。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正月，呼韓邪單于在甘泉宮朝見漢天子。事先宣帝詔有司議論接待規格，群臣以為漢對匈奴單于“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宣帝決定“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①。故呼韓邪朝見時，位在諸侯王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漢宣帝賞賜他冠帶衣裳，黃金璽戾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把，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糓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派使者導引呼韓邪單于先行，就邸長安，宿于長平。宣帝自甘泉宿于池陽宮。宣帝登上長平坂，詔呼韓邪不必拜謁，讓他的群臣可以列隊觀望，各族君長王侯歡迎者數萬人，夾道排列。宣帝登上渭橋，眾人都呼萬歲。又置酒建章宮，以饗呼韓邪單于，並示以珍寶②。
漢匈和約甘露三年（公元前51 年）二月，呼韓邪返回匈奴。他表示要留居于光祿塞下，遇有急難就自守于漢受降城。漢朝派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帶領一萬六千騎兵，又發邊郡幾千士馬，送他出朔方雞鹿塞。並詔令① 《漢書·宣帝紀》。
② 《漢書·宣帝紀》。
董忠等留衛呼韓邪，協助誅伐不服者，又運送去糧食，前後達三萬四千斛，供給其食用。這年，郅支單于也遣使奉獻，漢朝待之也很優厚。次年，呼韓邪與郅支兩單于都遣使朝獻于漢，漢朝款待呼韓邪的使者格外有禮。再過一年，到了黃龍元年（公元前49 年）正月，呼韓邪又入朝于漢，漢朝對他禮賜如初，還加衣一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二月，呼韓邪歸國。漢因邊郡有屯兵，故不再調發騎兵護送。
起初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歸順于漢，兵弱不能再返回，就帶領部下向西，打算攻定右地。屠耆單于的小弟原來侍從呼韓邪，也奔向右地，收其兩兄的余眾得到幾千人，自立于伊利目單于，路遇郅支單于，雙方交戰。郅支殺了伊利目，掠取其眾五萬余人。這時郅支聞知漢朝出兵出糧協助呼韓邪，就留居于右地，自度兵力不能敵，乃向西域進兵，擊敗了烏孫；又乘勢北擊烏揭，迫其投降，再向西擊破堅昆，向北迫降丁零，並吞了三國。郅支留都于堅昆。呼韓邪于漢元帝初即位之時，又上書，言民眾困乏。漢詔云中、五原等郡運送糧食二萬斛以救其困。郅支單于自以道路遙遠，又怨恨漢朝支持呼韓邪，遣使上書求回侍子。漢朝派遣谷吉護送，郅支殺了谷吉。
大約是初元元年（公元前48 年），漢朝派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歸呼韓邪的侍子，求問谷吉等人的下落，宣布赦免其罪，勿使他們懷疑漢欲討伐。韓昌、張猛見到呼韓邪的民眾很多，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而塞下的禽獸幾乎獵盡。聽說匈奴貴族大臣多勸呼韓邪北歸，但呼韓邪擔心北去之後難以約束。韓昌、張猛就與呼韓邪單于訂立了漢匈盟約：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今其世世子孫盡如盟。韓昌、張猛與呼韓邪單于及其貴族大臣都登上了匈奴諾水邊的東山，刑白馬，呼韓邪單于以寶刀刻金以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韓昌、張猛回漢朝報告，有些大臣以為他倆擅自作主，與夷狄詛盟，有損漢朝威信，不可允准， 應該馬上遣使前往匈奴，與呼韓邪單于解盟，還要治他倆“奉使無狀”之罪。漢元帝以為他倆只是小過，有詔韓昌、張猛以贖論， 不必解盟。其後呼韓邪便北歸單于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
郅支單于既殺了漢使谷吉，自知有負于漢，又聞呼韓邪單于更加強盛，擔心被襲擊，便向康居逃亡。其部眾多凍死于道，剩下三千人到了康居。後來（建昭三年，公元前36 年）郅支被漢都護甘延壽與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所誅滅①。
呼韓邪單于聞知郅支被誅的消息，且喜且懼，向漢元帝上書說：“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甯元年（公元前33 年）正月，呼韓邪單于又入朝于漢，受到的禮賜和當初一樣，所得衣服錦帛絮比黃龍時加倍。這時呼韓邪單于親自提出娶漢女為妻而為漢婿的要求。漢元帝乃以後宮良家女子王嬙（字昭君）賜與他為妻。漢朝因此覺得邊境安甯有望，于是改元為“竟甯”。呼韓邪娶了王昭君，號其為甯胡閼氏，“甯胡”是使匈奴得以安甯之意。漢匈雙方都對這次和親感到高興。
呼韓邪單于在位二十八年，于建始二年（公元前31 年）去世。
① 參見《漢書·西域傳》上。
呼韓邪單于評論呼韓邪單于身處匈奴亂世，積極與漢朝改善關系，定和親之好，漢朝也主動與匈奴訂立盟約，這不僅使呼韓邪單于得以鞏固政權和統一匈奴，促使漢匈雙方得以安甯；也促使漢匈保持和好達六七十年之久；而且還促使漢在西域威信的提高及與各族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曆史記載說：“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匈奴嘗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①這說出了匈奴與漢朝在西域勢力的消長，反映了呼韓邪“朝漢”對曆史所發生的重大影響。
① 《漢書，西域傳》上。
第二十六章劉向劉歆揚雄劉向、劉歆、揚雄同是西漢末年篤學之士，而政治和學術傾向各異。
第一節劉向、劉歆的政治生活劉向屢劾權宦。二度入獄劉向（約前77—前6），字子政，本名更生，成帝時更名向，漢楚元王劉交的玄孫。
劉向十二歲時，其父劉德保任他為輦郎。成年時提升為諫大夫，後又任為郎中給事黃門，升為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漢元帝初即位時，劉向被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推舉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于皇帝左右。四人同心輔政，討厭外戚許氏、史氏在位放縱，尤其憤恨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打算報告皇帝罷退之。但還未報告而走漏了消息，遂被許氏、史氏和弘恭、石顯等告了一狀，劉向與周堪被關進監牢，蕭望之被罷了官。
這年自然界有地震等異常現象。宣帝覺得蕭望之、周堪、劉向等人受了冤屈，打算重新啟用，任為郎中。劉向通過其外親，向皇帝上書，為蕭望之等鳴冤叫屈，要求罷退弘恭、石顯，而重用蕭望之等。他用陰陽災異推論時政得失，矛頭指向專權的外戚與宦官。這書奏了上去，弘恭、石顯知是劉向所為，請求皇帝考問奸詐。劉向又被關進獄中，後被免為庶人。接著，蕭望之被誣、自殺。
漢元帝悼念蕭望之，提升周堪為光祿勳，加以信用。永光六年（公元前43 年），劉向見周堪等人在位，盼望自己得以信用，便上封事諫說，大談災異之變與政事得失相關，矛頭直指當今“讒邪並進”的宦官。石顯見到其書，與許氏、史氏等更加怨恨劉向等。當年夏寒，日青無光，他們便借此說是周堪等“用事之咎”，誣陷周堪與劉向等“謀毀骨肉”，建議“勿令典事”。元帝將周堪等人下放為地方官①。劉向的期望落了空。
以後，元帝雖又重新任用周堪為光祿大夫，領尚書事，但石顯為中書令主管尚書之事，周堪很少見到皇帝，辦事取決于石顯之口。適值周堪患瘖疾而死，石顯誣陷是張猛所害，逼具自殺。劉向為此大為傷感，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等，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他被廢黜達十余年之久。
劉向極論外戚當權之害成帝即位，石顯等伏法，劉向才又得以進用，為中郎，主管三輔灌溉之事，隨後又升為光祿大夫。這時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後，專國權，兄弟七人都封為列侯。劉向上《封事》，極論外家當權之害。《封事》中，引用大量曆史事實，以申其說。
《封事》首引古事說：“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據于《漢書·楚元王傳附劉向、歆傳》、《揚雄傳》。凡引上傳者不另作注。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封事》繼引秦事：“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後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複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雍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
《封事》繼稱：“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後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複安。”
《封事》又繼稱外戚王氏之事說：“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汗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曆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封事》最後指陳：“夫明者起福于無形，銷患于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複見于今，六卿必起于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機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後，天下幸甚。”
劉向的封事書使成帝為之感動，但並無辦法，只有任劉向為中壘校尉。
元延年間（公元前12—前9 年），異常現象屢見，星孛東井，岷山崩壞，還有日食。劉向對此頗生惡感，產生了一些想法，又上奏，說：曆來天象與人事相應，“天命信可畏也”，“神明之應，應若影響”。近來災異多見，“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建議崇劉氏，誅數奸，並要求成帝接見，以便“指圖陳說”。成帝果然召見劉向，“然終不能用”。
劉向一生很關心劉氏宗室的命運。史書記載：他“數言公族（指劉氏宗室）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指外戚）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又記載：他“自見得信于上，故常顯頌宗室，譏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于至誠。”
但正因劉向關心皇族而譏刺外戚，就必然遭到外戚的忌嫉與排擠。據說皇帝多次欲用劉向為九卿，然總得不到王氏居位者及大臣的支持，故終不得提拔。劉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多年，七十二歲去世。
劉歆在政治上與劉向的異趣劉向的兒子劉歆，字子駿，後改名秀，字穎叔。他年輕時因通《詩》、《書》，能屬文被成帝召見，因大將軍王鳳不同意任他為中常侍而改任為黃門郎。劉向去世後，劉歆複為中壘校尉。
哀帝即位初期，劉歆由大司馬王莽推薦，任侍中太中大夫，升為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又領校《五經》，完成其父未竟之業。後因寫《讓太常博士書》，指責諸儒專己守殘和黨同伐異的政策，與執政大臣有了矛盾，又被眾儒所謗，出京任河內太守。後又轉為涿郡太守。過了幾年，以病免官，又起用為安定屬國都尉。
哀帝去世後，劉歆受到執政者王莽的重視，他倆早年同為黃門郎，有一段舊交情，現在由王莽任為右曹太中大夫，升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元始五年（公元5 年），劉歆與陳崇等十二人受命“治明堂，宣教化”，被封為紅休侯。
平帝時，王莽玩弄權術，欺上壓下，“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①。劉歆趨附王莽，而“典文章’，是王莽的筆杆子。始建國元年（公元9 年）正月，王莽改國號，封拜大臣。劉歆為國師、嘉新公，與太師王舜、太傅平晏、國將哀章，號稱“四輔”，居上公之位。劉歆為了與王莽拉關系，將己女許配王莽之子，結成了親家。
劉歆與甄豐、王舜等同為王莽的心腹，參與一些陰謀篡權與吹捧活動，故得到重賞而“並富貴”。但隨著社會矛盾激化，反對王莽者四起，劉歆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傑”，于是對王莽三心兩意。當王莽篡位時，劉歆等內心恐懼，流于形色。王莽有所察覺，大為生疑，先發怒于甄豐，逼得其自殺，劉歆之子劉歆受牽連被處死，“牽引公卿親黨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①。王莽末年，社會矛盾更為嚴重，赤眉軍、綠林軍給予王莽政權以嚴重打擊，王莽統治集團內部日益分裂，劉歆估計王莽必敗，大禍且至，又怨恨王莽殺了其子，乃與衛將軍王涉、大司馬董忠合謀，准備劫持王莽，去投降綠林軍。正待機舉事之時，被人告了密，董忠被殺，劉歆與王涉皆自殺，謀反事宣告失敗②。劉歆死時為地皇四年（公元23 年）七月。劉歆掌管過儒林、史卜等官，考定律曆，著《三統曆譜》，其義被班氏刪取于《漢書·律曆志》中。造有圓柱形的標准量器，據此量器的銘文計算，所用圓周率是3.1547，世有“劉歆率”之稱。劉歆文章，原有集，已佚，明人輯有《劉子駿集》。
① 《漢書·王莽傳》上。
① 《漢書·王莽傳》中。
② 此段情節依據于《漢書·王莽傳》中、下。
第二節劉向、劉歆的學術活動劉向、劉歆在政治上的各異，在學術上也有所反映，但他們父子在學術上基本是子承父業。
劉向、劉歆的神學思想劉向早年得《枕中鴻寶苑秘書》，“書中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響。繼又參與石渠閣的五經講論，濡染于今文經學活動。他後來論曆代興革、國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學者的派頭，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作為論證的依據。元帝時，他上封事，論舜及文武周公時的祥瑞和幽厲以後春秋時期的災異而歸結于“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時上封事，論宗周以來大臣操持國柄之危國，借“王氏外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之異，申言“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這表明劉向的曆史觀是神學的曆史觀。他這種思想反映了西漢晚年大權旁落、皇族失勢的悲觀情緒。
《漢書·五行志》保存了劉向《洪范五行傳論》約一百五十二條。其中論災異跟後、妃、君夫人及外戚間的關系的約三十一條，論災異跟君主失勢、國家敗亡間關系的約三十九條。這不只是劉向政治立場在學術上的反映，這並且是有意地利用陰陽五行學說作政治斗爭的工具。《漢書·五行志》也保存了劉歆論《洪范五行傳》的材料，約七十三條，盡管論述的對象基本上都在劉向曾經論述的范圍內但沒有一條的具體論述是跟劉向相同的。這也由于劉歆的政治態度跟父親不同，在學術上就也有不同的反映。劉氏父子學術見解的不同，是當時統治階級內部斗爭的反映。
劉向雖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但認為“明者起福于無形，銷患于未然”，可以“劉氏長安，不失社稷”。這就等于說天命還是可以人力為轉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時期。在劉歆的遺文里，就看不到這樣的說法了。依《漢書·律曆志》所保存下來《三統曆譜》的材料來看，曆代的興衰是按著五行相生的順序進行的。按照這樣的順序，王莽以土德繼漢的火德，就應該是當然的①。王莽在死到臨頭時就還這樣說：“天生德于予，漢兵有如予何！”
當劉向校訂皇家藏書的時候，卻很少運用這種神學曆史觀，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人文主義的態度。
在經學上，劉向治《春秋榖梁傳》，參與石渠閣講論，劉歆治《左傳》，堅持立《左傳》于學官。《榖梁傳》屬于今文經學，《左傳》屬于古文經學。從經學派別來看，父子二人是對立的。
古今典籍的校讎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 年），劉向奉命校古今典籍，把它們分成六類，由他負責經傳、諸子、詩賦三類，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① 班固在《律曆志》里沒有明文寫出這一點來。《王莽傳·贊》說王莽是“余分閏位”。這是東漢人的說法，應與《三統曆譜》的精神不同。
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校過一書，“向輒條其篇目，錄而奏之”。他作了這個工作約二十年之久，劉歆在他死後奉命完成了未竟之業。劉歆把父親的敘錄，按照典籍的分類，分別概括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另加輯略，成為《七略》一書②。劉向的敘錄後來別輯成書，稱為《七略別錄》。
依現存《別錄》零篇和《漢書·藝文志》所刪存《七略》的材料來看，劉氏父子在思想上，第一，發展了學術分類的概念。先秦評論學術流別者，多以學術思想接近的學者並舉，不稱學派。孟子和韓非始並稱“楊墨”或“儒墨”。司馬談始區別六家，加以評論。劉氏父子增六家為十家九流，作為諸子一類。另外又分諸子以外的典籍為五類。他們把皇家藏書定為六類、三十八種、六百零三家、一萬三千多篇。他們在總的分類上是按著皇室進行統治的需要來安排次第的。六藝、諸子和詩賦都是屬于文治方面的，列在最前。兵書屬于武備，列于其後。術數和方技，或在統治上起補充作用，或與生活上有聯系，就放在最後。這當然談不上是科學的分類，在思想本質上反映了皇權思想。但這畢竟在學術分類的概念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對于典籍的具體分類、典籍的保存和檢尋上是可以起一定的作用的。第二，劉氏父子注意了學術源流及其政治背景，對各家各派作出了評述。他們一方面肯定了各種學術、各個學派在不同方面的作用，論其短長，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是繼承了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的形式。在另一方面，他們把諸子、詩賦、兵書、術數和方技都說成是出于王官之守，把諸子、詩賦都說成是六經的支流余裔而為衰世的產物，這里就貫穿了尊崇儒術的思想。把這兩方面合起來看，好象是給了諸子一定的地位，而實際上是在有限度地承認諸子的現實影響下為儒術獨尊提出了曆史的根據。第三，劉氏父子稱《易》為五經之原，“與天地為始終”，而五經之學則“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他們肯定數術各家能測吉凶、候善惡。這又是神學思想的表現。
在技術上，劉氏父子創造了大規模校讎的范例，大規模繕寫定本、編撰敘錄的范例和制成系統目錄的范例。這對于後來所謂“校讎學”“目錄學”有很大的影響，被稱為它們的始祖。同時《七略》的形式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也成為學術史的主要的表達形式。
看起來，劉氏父子是很淹博的，但在淹博的華貴外衣下掩遮著虛弱的貧困的思想。這是他們父子學風上的特點。班固稱贊他們“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劉氏《洪范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三統曆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班固的贊語表明了他的思想，班固正是劉氏學風的很好的繼承人。劉向、劉歆父子還續補了司馬遷書，未傳于世。劉向采摘先秦舊事及漢初遺文，撰《新序》、《說苑》二書，又撰《列女傳》，這是記載婦女史事的第一部專書。
② 見《漢書·藝文志》，並參考《隋書·經籍志》。
第三節揚雄辭賦和諷諫揚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西漢後期著名的學者。
揚氏的祖先曾仕宦為官，由北方遷往南方。揚雄祖上有個名叫揚季的，官至廬江太守，在元鼎（公元前116—前111 年）年間避仇溯江而上，到了岷山南面的郫縣住了下來，有田一百頃，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自揚季至于揚雄，五世都是單子獨傳，所以揚雄這支揚姓在蜀中獨一無二。
揚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究明指義，博覽群書。口吃，不能劇談，沉默好思，“清靜無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
揚雄初好辭賦，欣賞司馬相如之賦“弘麗溫雅”，每作賦，常模仿其形式。又覺得屈原文過于司馬相如，以至為世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讀其文未嘗不流涕。以為君子得時則安步徐行，不得時則如龍蛇蟄伏，遇不遇乃命中注定，何必自沉。他拾取《離騷》之文而反之，自岷山投于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離騷》。
揚雄四十多歲時，自蜀游至長安，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又向朝廷推薦，成帝召揚雄待詔承明殿。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正月，隨從成帝上甘泉宮，寫了《甘泉賦》，描述甘泉宮似上天的紫宮，游幸者車騎眾多。還朝後奏上，以諷諫游幸奢侈。三月，成帝率領群臣東渡大河，祠汾陰後土，又游覽龍門、華山等處，追觀前代遺跡，思欲步古遺風。揚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寫了《河東賦》，還而奏上，勸諫當今從實際做起。這年十二月，揚雄隨從成帝打獵。他以為古時二帝三王的宮館苑圃“才足以奉郊廟，禦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故“國家殷富，上下交足”；近世武帝廣開上林苑，周袤數百里，“游觀侈靡，窮妙極麗”。他擔心後世不能認真地吸取曆史的經驗教訓，故作《校獵賦》以為諷諫。這時任為黃門郎，與王莽、劉歆共事。
元延三年（公元前10 年）秋，成帝想要向各族頭領誇耀所畜禽獸之多，發動許多百姓入南山捕捉各種動物，用檻車運載至長楊射熊館，把動物用網圈起來，命令胡人赤手空拳進圈捕捉，成帝親臨觀看這種活動。這一捕獸活動，使得百姓耽誤了秋收。揚雄曾隨成帝到過射熊館，了解這種情況後，寫了《長楊賦》，借用翰林為主人，子墨為客卿，通過主客問答，而寓諷諫之意。
建平四年（公元前3 年），匈奴單于來書要求于次年正月來京朝賀。哀帝問公卿大臣如何處置。有人主張拒絕，以免耗費財物。匈奴使者告辭，還未走時，揚雄上書諫說：現在匈奴單于上書要求朝賀，本朝不許而辭之，漢與匈奴從此產生矛盾。多年以來漢朝一直爭取與匈奴和親，自呼韓邪單于與漢朝和親之後，兩族關系一直和好，這是可貴的。“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哀帝頓時領悟，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其來朝，使漢匈和好繼續維持下來①。
著《太玄》揚雄經曆一段人情世故之後，由喜好辭賦轉向研究哲學。他淡于利祿，仿《易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有人嘲笑他“以玄尚白”，著作而不得祿位。他為文辯解，號曰《解嘲》。他說，當今是庸夫鑽營祿位之時，而自己不願趕這種時髦，自甘淡泊而寫《太玄》。《解嘲》中所寫“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吞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跡”，反映出他對當時社會政治有些不滿。
有人認為《玄》道太深，眾人所不喜好，揚雄又為文辯解，號曰《解難》。他說，“宏言崇議，幽微之途”，難為俗人所了解。“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纮；泰山之高不嶕峣，則不能浡滃云而散歊烝。是以..《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妙者不可同于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于庸人之聽。..師曠之調鍾，俟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意思是說，道深而知者少，曲高而和者寡，但總會有知音者的。《解嘲》與《解難》，都是模仿東方朔的《答客難》而作的。
當成、哀、平之世，王莽、董賢都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揚雄三世沒有升官。到了王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得封侯升官者很多，揚雄不得封侯，因耆老轉為大夫。他“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後世”，故專心于著述。
王莽本以符命自立，篡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甄豐之子甄尋、劉歆之子劉歆又玩弄獻符命之事。于是王莽生了疑心，嚴加誅除，受牽連者也全都收捕。這時揚雄校書天祿閣，聞知治獄使者來收捕，害怕不能免禍，就從閣上跳下，幾乎跌死。王莽聽到這個消息，說：“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派人密問原因，原來是劉歆曾向揚雄學過古文異字，而揚雄實不知劉歆獻符命之事。所以王莽下詔不予追查。有說揚雄曾作《劇秦美新》以諛王莽。
揚雄于天鳳五年（公元18 年）去世，終年七十一。
形式的模仿和內容的創新揚雄的著述，除上面提到的《法言》、《太玄》及《甘泉賦》等以外，還有《方言》、《訓纂篇》及其它賦、箴之作。《方言》記述西漢時代各地方言，是研究古代漢語的重要資料。《訓纂篇》，是續《蒼頡篇》而作。他的文集，早已散佚，明人輯有《揚子云集》。清嚴可均所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收其賦、箴等四卷。
據說，劉歆見揚雄貧困而著《太玄》，曾對他說：“空自苦！今學者有① 此段情節與引文，取之于《漢書·匈奴傳》下。
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複醬瓿也。”意思是，《太玄》不能謀祿利，不會為世人所重視。揚雄對劉歆之言笑而不應。當時只有桓譚以為揚雄學識“絕倫”，其書“文義至深”，必傳于後世。
揚雄著述，好模仿，但不是沒有新的內容。他模仿司馬相如之賦，用以諷諫最高統治者游樂與奢侈，而不宣導淫穢；模仿《易經》而作《太玄》，以玄作為萬物的根源，論說“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①，而不好言陰陽災異；模仿《論語》而作《法言》，舍棄諸子，獨尊儒教，但不取性三品說，而主張“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惡人”②，以強調人的自我修養的必要性。這些都是不可忽視的。
① 《太玄·玄圖》。
② 《法言·修身》。
第二十七章王莽王莽以外戚身份盜竊漢家天下，建立了短暫的新朝。
第一節篡竊帝位的曆程虛譽和高官王莽（前45—23），字巨君，新皇朝的建立者，在位十五年（9—23）。
王莽的祖先，原為戰國時期齊田氏，因漢初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文景時，王氏處于東平陵，武帝時徙至魏郡元城委粟里。王莽的祖父王禁，少時學法律于長安，為廷尉史，自此以長安為家。王禁生四女八男，其中，次女政君，為元帝之後（稱元後），生子成帝。成帝時，元後諸兄弟多任官封侯，只有王曼早卒未及封侯②。王莽乃王曼之子，元後之侄。他的堂兄弟因是將軍列侯之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而他因父早死未侯，“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少時受儒家教育，“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侍奉母親及寡嫂，撫養孤兄子，都很周到。又結交英俊，侍奉父輩，符合禮儀。陽朔（公元前24—前21 年）年間，王鳳患病，王莽侍候甚恭。王鳳臨終時，推薦王莽任黃門郎，王莽于是走上了仕途。
過了幾年，王商及一些名士稱譽王莽，成帝便于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王莽為新都侯。在此前後，王莽又被連續提升為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他這時“宿衛謹敕”，“節操愈謙”。常以車馬衣裘“振施賓客”，交結名士與公卿甚眾。所以公卿推薦，游士談說，“虛譽日隆，傾其諸父矣”。綏和元年（公元前8 年），王莽三十八歲時升任大司馬。這時，王莽“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請一些賢良為掾史，所得賞賜分給下屬，而自己非常儉約，其妻“衣不曳地，布蔽膝”，猶如僮仆。王莽為大司馬一年，成帝去世，哀帝即位（公元前7 年），外戚丁、傅用事，王莽乃退位，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門自守。
哀帝于元壽二年（公元前1 年）去世，九歲的平帝即位，元後臨朝稱制，以王莽為大司馬。王莽自元壽二年再為大司馬至于身亡，掌握政權達二十四年之久。
翦除異己，籠絡親黨王莽輔政頭六七年（公元前1—公元6 年），一意攫取大權。他輸政伊始，立即翦除了丁、傅勢力，“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從而除之。同時，拉攏名儒孔光及其婿甄邯，為其所用。他怕其叔紅陽侯王立在元後面前搬弄是非，就讓孔光上奏王立“舊惡”，從而遣放王立回到封國。因王莽頗有脅持上下的手腕，于是“阿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還有甄尋、劉棻、崔發、陳崇等爪牙也得到信用。
王莽的權欲只要有所暗示，黨羽便承其旨意而行動。起初，王莽諷益州① 此篇材料，主要依據于《漢書·王莽傳》，凡引此傳文字不另加注。
② 以上情節，參考《漢書·元後傳》。
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群臣便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要求賜予王莽安漢公的稱號。于是拜王莽為太傅，號安漢公。王莽想要元後交出政權，諷公卿奏言“太後不宜親省小事”，又使元後下詔說：“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于是王莽處理一切大事，“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王莽曾自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他這種獻田及讓財的行為不止一次，因而贏得了美譽，吃小虧占了大便宜。于是公卿“慕效”之。每有水旱之災，王莽便素食。
嫁女以為後，殺子以固權王莽想以女配帝為皇後，“以固其權”。上書建議選美女入宮。于是有司報上眾女之名，其中多有王氏之女。王莽擔心眾女與己女爭，就說：“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元後乃下詔勿采王氏女。而黨羽領會其意，建議說：“願得公（指王莽）女為天下母。”于是選了王莽之女。不久，王莽之女做了皇後。
陳崇勾結文人張竦寫了一份歌頌王莽功德可比周公的奏章，建議“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公卿方議此事，適值呂寬事起。起初，王莽通過元後，將帝母衛姬及帝舅衛寶、衛玄等排擠出京師。其子王宇深怕平帝長大後怨恨，與衛寶通書，教他設法還京。王莽不同意。王宇與妻兄呂寬等人私下商議，用迷信的手段想令朝廷歸政衛氏。但呂寬夜間在王莽門第上灑血時被發覺逮捕，在獄中自殺。王莽奏請殺了兒子王宇，宇妻因懷孕待產後才殺。王莽因此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傑素非議己者，還株連敬武公主（元帝之妹）、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逼其自殺。“死者以百數”。王莽還為此寫書，宣揚治子之罪乃公而忘私，以戒子孫；其爪牙還奏請以此書發行全國，令學官以教授，使官吏能了解此書旨意。
呂寬案件結束後，王舜又重提陳崇之建議。爪牙們煽動“民上書者八千余人”，都要求照陳崇建議辦。于是元始四年（公元4 年）四月，拜王莽為宰衡，位上公。王莽還刻了“宰衡太傅大司馬印”，高踞于公卿之上，出入威儀與眾不同。
粉飾太平，誇張功德這時，王莽奏起明堂、辟雍、靈台，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征召經學人材，及懂得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之人。“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一異說云。”
群臣奏請加賞王莽。元後同意，詔議九錫之法。元始五年（公元5 年），官民因王莽不受新野田之賜，“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要求加賞王莽。王莽上書說，自己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常恐不能稱職，現在天下“治平”，乃元後之德，同列之功，非自己之能，拒絕加賞。但他還是受了九錫，權勢大異于群臣。王莽曾于元始四年派遣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觀覽風俗”。元始五年秋，陳崇等八人還朝報告，說天下風俗“齊同”，還“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王莽“奏定著令”。他又奏“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誇飾太平。
同時，王莽為了誇張功德，派遣中郎將平憲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平憲順其意奏說，羌豪良願等種一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王莽趁此上奏元後：“太後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複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無以加之。”大大吹噓一番，並奏請設西海郡。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郡。徙者以千萬數，于是“民始怨矣”。
受金匱而即帝位樂陵侯劉慶上書說，現在皇帝年幼，應當讓王莽“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都說應該如此。這時平帝病了，王莽作策，願以身代，藏策于金縢，置于前殿。這是詐依周公為武王請命而作金縢的故事。不久，平帝夭亡，要選繼位者。這時元帝世絕，王莽惡宣帝曾孫數十人都已長大，不便于擺弄，便在玄孫中選了個最小的子嬰，年僅二歲，“托以為卜相最吉”，實際上是便于控制。
這時有人奏說武功長孟通浚井得到一塊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從此演出了符命的鬧劇。王莽讓公卿向元後報告，元後說：“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王舜從中斡旋，向元後解釋說：這事阻擋不了，王莽不敢有其他想法，“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元後無可奈何，只好應許，詔令王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于是群臣奏請王莽攝政“皆如天子之制”，並于次年改元“居攝”。不久，王莽便以子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居攝元年（公元6 年）四月，安眾侯劉崇鼓動劉氏宗室起而反對王莽，從者百余人，進攻宛城，不得入而敗。天下反莽自此始。劉崇的族父劉嘉詣闕請罪，獲赦，乃奏頌王莽功德，罵劉崇為亂，而肯定王莽對劉崇鎮壓。王莽大為高興，封劉嘉為帥禮侯。這時群臣又說，劉崇謀逆是因為王莽“權輕”，應提高王莽的權位才能鎮服全國。于是元後命令王莽進見她時自稱“假皇帝”。
居攝二年（公元7 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義，討伐王莽，響應者眾，達十余萬人，指向長安。王莽恐懼吃不下飯，晝夜抱著孺子嬰禱告，仿效《大誥》寫了一份策書，說明現在攝位將來當返政于子嬰之意。同時派遣王邑等將前去鎮壓翟義，數月告捷。王莽大喜，居攝三年（公元8 年）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大行封賞，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于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賜爵關內侯者凡數百人。王莽鎮壓翟義後，自以為威德日盛，獲得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這年王莽母死，王莽“意不在哀”，而想的是服制規格高低。劉歆與博士諸儒阿意，說王莽服母喪應當“如天子吊諸侯服，以應聖制”。
這年廣饒侯劉京等人奏符命，偽造“攝皇帝當即真”等把戲，說是天意所歸。于是王莽對元後說：我向您報告時，自稱“假皇帝”；而我號令天下，天下向我言事，就不必言“攝”了。十一月，改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以應天命。這時官民都知道王莽奉符命的旨意，爪牙們開始認真議論和建議，王莽“即真”提到日程上來了。
哀章是個素無行而好為大言的學子，他猜准了王莽心思，做了個銅匱及兩張封書題簽，一張題簽上寫著“天帝行璽金匱圖”，一張題簽上寫著“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書中說王莽為真天子，元後照天意行事。還在書中把自己姓名擺在輔佐之列。他在黃昏時身穿黃衣把銅匱送到高廟。王莽聞知，立即到高廟拜受金匱神嬗。于是王莽登上真天子之位，定國號曰“新”，改元始建國。接著，策命孺子嬰為安定公。讀策畢，王莽親執孺子嬰手，流涕歔欷說：“昔周公攝位，終得複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盛命，不得如意！”孺子嬰下殿後，隨即被幽禁起來。王莽按照金匱書名封拜輔臣，制造金匱的哀章被封為國將、美新公。同時，策命百官之職責，如典誥之文。
第二節改制及其失敗王莽稱帝前後七八年間（公元7—14 年），主要是改制。西漢後期，朝廷的賦稅勞役日益嚴重，統治階級“多畜奴婢，田宅無限”，奢侈揮霍，弄得民窮國虛，土地兼並和奴婢、流民的數量惡性膨脹，成為當時嚴重的社會問題，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日趨尖銳。在此背景下，掌權的王莽力圖解決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而著手于改制。
王田制始建國元年（公元9 年），王莽頒行了王田制的詔書，指出古時行井田制，國給民富，秦漢以來破壞了井田制，土地兼並嚴重，“故富者犬馬余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奸”；提出了王田制方案：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九百畝）者，分余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
所謂王田制，實質上是個均田的制度。這是針對土地兼並和貧富分化，打算做到“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以緩和階級矛盾的土地制改革的方案。這種王田制，是從書本上學古代的井田制，想解決現實的土地問題，是托古改制，比之師丹的限田政策還有過之。但經過幾年，到了始建國四年（公元12 年），中郎將區博提議，井田制廢之已久，不可複行，現在“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王莽也明知實行起來困難，乃下令：“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這實是向大土地所有者妥協，聽任土地買賣，而宣告王田制中廢。
奴婢政策王莽在頒行王田制詔書中，指責買賣奴婢有違于“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而規定“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這是承認奴婢為人而不是牲畜，通過禁止買賣而加以限制的奴婢政策。但到了始建國四年，王莽在宣布土地可以買賣的同時，也令“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新奴婢政策也廢止了。稍後，天鳳四年（公元17 年）王莽下令：“三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這是為了搜刮錢財，但也寓有限制奴婢之意。五均六筦王莽為了限制商賈兼並及物價波動，于始建國二年（公元10 年）定了五均六筦政策。所謂“五均”是：在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設立五均官，由原來的令、長兼理，稱為“五均司市師”。五均司市師的工作，一是定時評定物價，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場供應，市場貨物滯銷時，以原價收購，貨物漲價時，則以平價出售；三是辦理賒貸，根據具體情況，發放無息貸款（賒）或低息貸款（貸）；四是征收山澤之稅及其他雜稅。所謂“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項經濟事業，即：由國家專賣鹽、鐵、酒，專營鑄錢，征收山澤生產稅，經辦五均賒貸①。王莽說，搞五均六筦，是為了“齊眾庶，抑兼並”。他下令六筦的詔書還說：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農田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賈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②六筦的目的是為了限制富商大賈的投機兼並活動，以保證人民生活生產所需，也是為了增加官府的財政收入。六筦之設，王莽雖依托于“先聖”，實際上多繼承于漢武帝的經濟政策，稍加變通而已。在當時政治腐敗的情況下，五均六筦是官吏從中漁利和剝削人民的工具，給人民帶來了災難。
改變幣制及其它西漢自武帝以來，通行五銖錢。王莽則四次改變幣制：第一次，居攝二年（公元7 年），于通行的五銖錢外，另鑄三種新幣：“錯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錢，一值五十。”三種都是高值貨幣，只有五銖錢是低值。而每種貨幣的含銅量相差並不甚大，于是“民多盜鑄”，造成貨幣混亂。第二次，始建國元年（公元9 年），王莽下令廢止五銖錢及錯刀、契刀等幣，另鑄小錢，重一銖，值一，與大錢並行，為大小二種貨幣。但這兩種貨幣的重量與幣值關系也不合理，故有私用五銖錢及盜鑄的現象。第三次，始建國二年，王莽為了使貨幣輕重大小各有差品，重新發行貨幣，總名“寶貨”，分金貨、銀貨、龜貨、貝貨、錢貨、布貨等六種貨幣，六種貨幣又細分為二十八個品種。因品種繁多，換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百姓憒亂，其貨不行”的後果。王莽強制推行，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犯法者眾。王莽只好恢複小錢、大錢二品。第四次，天鳳元年（公元14 年）①，廢止大、小錢，發行“貨布”（重二十五銖，值二十五）、“貨泉”（重五銖，枚值一）兩種貨幣。這次改變幣制較為合理些。但因屢次改幣，幣制極大混亂，“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犯法者多，不可勝行”，因犯法及株連而沒為官奴婢者“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什六七”，從而加深了人民對王莽的怨恨①。
此外，王莽還改變朝廷與地方的官制與官名，頻繁地更改地方行政制度及名稱，甚至一個郡更了五次名，弄得官民都記不清楚，公文上還得附寫上舊名。還設五等爵，大行分封，但因“圖簿未定，未授圖邑”，有些諸侯只是虛封。還新定吏祿制度，分明等級，多少不等，但因制度煩碎，“課計不可理”，官吏往往得不到俸祿，于是“各因官職為奸，受取賄賂以自供給”。這又加重了百姓的災難。
王莽在民族關系上也搗鬼。他無理地侵侮各族，貶降各族的王為侯，引起各族的不滿與反抗。王莽隨又加以征討，更加侮辱對方，如改稱高句麗為“下句麗”，改稱匈奴單于為“降奴服于”，于是破壞了漢與各族的友好關系，特別是破壞了漢匈和親，斷絕了漢與西域的交通，發動了幾次戰爭，造① 此段情節，參考《漢書·食貨志》下。
② 《漢書·食貨志》下。
① 《漢書·食貨志》下記為天鳳元年，《漢書·王莽傳》下記為地皇元年，茲從《食貨志》。① 此段情節，參考《漢書·食貨志》下。
成重大損失。
改制失敗的主觀原因王莽改制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客觀原因而言，當時存在政治腐敗，官風敗壞，政敵作對，豪富反抗等情況。就主觀原因而言，班固在《王莽傳》中是這樣指出的：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賄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鄉。莽自見前專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眾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谷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莽常禦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奸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系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
班固說出了王莽改制失敗的主觀原因：（1）王莽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只用心于定制，而不著力于兌現，故改制多停留在紙面上。（2）王莽改制往往“講合《六經》之說”，盡管他也針對時弊，但不無儒家教條的本本主義。（3）所用官吏乃原班人馬或阿諛奉承之徒，多非干才，而善于為非作歹，故成事不足，敗事有余。（4）王莽因陰謀而篡權，故防備臣下效法，“畏備臣下”而操縱一切，獨木自然難支大廈。（5）王莽專權，其臣下受信用者可以上下其手，被疑忌者則“為奸寢事”，故政事不理。（6）王莽“好”改變制度，政令“煩多”，朝令夕改，不講功效，故變得快，吹得也快，花樣多，收效少。這些，都與王莽本質上是個貴族地主的代表人物及志大才疏的書生性格分不開。他了解一些時弊，也想解決社會矛盾，但真正做起來，並不從根本上觸動本階級的利益，並不精明干練，而顯出了得志便猖狂、失意便懊喪的丑態。如此王莽，改制豈有不敗之理！
第三節在農民起義中垮台農民起義王莽改制失敗後的十年（公元14—23 年），一直處在熊熊烈火之中。西漢後期，不斷出現農民起義。王莽掌權後，農民起義有增無減。天鳳元年（公元14 年），因王莽用兵，不顧百姓苦難，“三邊盡反”。次年，北方受難百姓“起為盜賊”。天鳳四年（公元17 年），呂母起義于山東。從此四方不斷出現大規模起義。
呂母起義後，王莽派遣使者前去宣布大赦，使者還京如實報告：“盜賊解，輒複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奸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王莽聽了大怒，罷了這個使者的官。有人順從王莽旨意，說“民驕黠當誅”，又說“時運適然，且滅不久”。王莽聽了大喜，就提升其官。同年又有瓜田儀起義、綠林起義。
這年八月，王莽親自到南郊，監督鑄造威斗。所謂威斗，是以銅及其他原料合鑄，像北斗。王莽妄想以此壓勝眾兵。
天鳳五年（公元18 年），以費興為荊州牧，朝見時，王莽問到任的對策。費興回答說：“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闊其租賦，幾可以解釋安集。”這本是說老實話，想辦老實事，以安定民眾。可是王莽聽了大怒，罷了費興的官。
這年樊崇起義于琅邪，游擊各地。因其作戰將眉毛塗成紅色作為標志，稱為“赤眉軍”。王莽調兵前去鎮壓，不能取勝。
天鳳六年（公元19 年）春，王莽見起義軍眾多，便玩迷信把戲，下令改元，布告天下，宣傳應合符命。又以甯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打算以此欺騙百姓，“銷解盜賊”。民眾都嘲笑他愚妄。
當赤眉軍日益發展之時，匈奴又來侵擾。王莽准備先擊匈奴，調兵遣將，召募壯丁，征發囚徒及官私奴婢，名曰“豬突脪勇”，充當精銳部隊。又搜刮官民財物，勒令各級官吏保養軍馬。一些狂妄之徒乘機獻策出招，欲往上爬。“素有智略”的大司馬嚴尤建議，匈奴問題可以放一下，先應付“山東盜賊”。王莽聽了大怒，罷了嚴尤的官。
鎮壓失敗地皇元年（公元20 年），王莽見四方“盜賊”眾多，一方面，為了鎮壓，而擴大軍事編制，朝廷設前、後、左、右、中大司馬，各州牧號大將軍，郡縣長官為偏將軍、裨將軍、校尉。另方面，為了表示自安，而能建萬世之基業，下令建築宏偉的九廟，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巨萬，卒徒死者萬數”，更增加了矛盾。
地皇二年（公元21 年），綠林起義軍發展到數萬人。三輔地區義軍群起。王莽忙于應付，還大量地征糧調兵，打算征討匈奴。鎮壓農民起義軍的官軍，作戰無能，而放縱掠奪，使得百姓“重困”。王莽派人招降起義者爪田儀，瓜田儀寫書表示投降，但未出而死。王莽抓住此事大作文章，為瓜田儀起墳墓，造祠堂，贈諡“瓜甯殤男”，希望通過這種手段招降其他起義者，“然無肯降者”。
王莽這時心神不甯，尋求精神安慰，既玩弄符命，破壞漢廟，喜歡女色，又獵奇求仙。有人說黃帝時建華蓋以登仙。王莽就令造華蓋，置于四輪車上，六馬駕車，三百個力士穿戴黃色衣冠挽車，車上人擊鼓，挽車者呼“登仙”。王莽出行，令華蓋車隊導引。官民竊竊私言：“此似軟車（載尸車），非仙物也。”
這時有個小官上書說，四方民眾因饑寒窮愁起，常思歲熟就還鄉種田，並不想奪取政權。意思是說，王莽並不了解起義民眾的思想，對策有錯誤。王莽大怒，將他定了誣罔之罪而關進監牢。還因此下詔責備官吏，嚴令捕誅起義軍，並說：“有不同心並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饑寒所為，輒捕系，請其罪。”于是群臣恐懼，不敢說實話，不敢言起義情狀，不得擅自發兵，因而起義軍越加發展。
關東有個小地方官田況，頗有對付起義軍的辦法。他對王莽說：應當選擇良吏，申明賞罰，積糧守城，迫使起義軍瓦解；現在調兵遣將，“郡縣苦之，反甚于賊”。他建議：“征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王莽畏忌此人，不僅不采納其策，反而派人監視其兵，奪了他的兵權。
地皇三年（公元22 年）四月，王莽派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帶十余萬大軍出征，親自送出都門，寄予平亂的很大希望。可是這支部隊“所過放縱”，鬧得地方雞犬不甯。當時關東民謠說：“甯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不久，官軍與赤眉軍在成昌大戰，廉丹戰死，王匡脫逃。這時綠林山一帶發生了疫病，起義者死傷很多，綠林軍便分兵轉移，有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三支隊伍，很快發展壯大起來。王莽派遣孔仁、嚴尤、陳茂等前去就地募兵，以鎮壓起義者。但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接著，派遣國將哀章去協助王匡。又派遣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兵十余萬駐守洛陽，大司馬董忠訓練軍士，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
這年十一月，東方天空出現彗星。王莽多次召太史令問吉凶，一些術數家都荒謬地答對，說：“天文安善，群賊皆滅。”王莽聽了，稍稍得到一點精神安慰。
地皇四年（公元23 年）春天，綠林軍各支部隊大有發展，殺傷幾萬官軍。三月，綠林軍將領王常、朱鮪等共同推立漢宗室劉玄為皇帝，改元更始。王莽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恐懼。但他表面上裝作鎮靜，染了須發，立所選淑女史氏為皇後，舉行迎親大典。他一方面整日與一些方士在後宮考驗方術，放縱淫樂；一方面還作政治上的掙紮，詔令各路兵馬進剿起義軍，又派遣隗囂等七十二人分赴各地宣布赦令，妄圖招降起義群眾。隗囂等人出京，全都逃亡。
昆陽慘敗四月，綠林軍繼占領宛城之後，又攻下了昆陽、郾、定陵等縣邑。王莽聞知大為恐懼，立即派遣王邑趕往洛陽，與王尋結合，調發各地兵馬，號稱“虎牙五威兵”，並大力調撥物資支援軍隊。六月，王邑、王尋糾集精兵四十二萬，號稱百萬，從洛陽出發，前往宛城，經過昆陽。這時綠林軍守著昆陽。王邑、王尋得到嚴尤、陳茂前來會合，縱兵圍困昆陽，想一口吞下。嚴尤以為，更始帝在宛城，當先取宛，取了宛城，各城自然而定。王邑以為，百萬之師，所過當滅，才是快事。于是圍城數十重。嚴尤建議，讓被圍之軍逃出，“以怖宛下”，王邑不采納。昆陽城中的綠林軍商議對策，留下一支八九千人的隊伍守城，由劉秀出城組織援軍。劉秀調動郾、定陵等地的援軍來救昆陽，自己親率一千多人作前鋒。王邑、王尋知起義軍人數不多，輕視而不認真對待。綠林軍勇敢奮戰，無不以一當百，首戰獲勝。在累捷之後，劉秀又率三千敢死隊員進搗官軍的中堅，大敗敵人，殺了王尋。昆陽守軍也乘勢出擊，內外夾擊官軍。官軍潰逃，自相殘踏。這時刮大風下大雨，城外的河水高漲，敗逃的官軍淹死好多萬。王邑與幾千人脫逃到洛陽。昆陽之戰，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給王莽以沉重打擊。關中聞之大驚，各地起義更壯大起來。
長安傳說王莽鴆殺了漢平帝。王莽心受刺痛，召集百官于王路堂，打開他為平帝請命金滕之策，一邊哭泣，一邊讓群臣看，還讓張邯宣傳他的德行與符命之事。
在這局勢急變之時，王莽集團發生動搖與分化，衛將軍王涉、大司馬董忠與國師公劉歆密謀出路，打算劫持王莽去向更始皇帝投降。董忠又與握有兵權的孫伋密謀。孫伋歸家，變了臉色，吃不下飯，向其妻陳氏吐露了真情，陳氏以告其弟陳邯。七月，孫伋與陳邯向王莽告密。結果董忠遇害，劉歆、王涉都自殺。
神昏而掙紮王莽內外交困，更是不信臣下。召來王邑，本來說是傳位，到京後則任為大司馬。他憂悶吃不下飯，只是飲酒，吞吃鰒魚。讀軍書疲倦，便伏幾而睡，不再就枕安眠。他迷信方術，窘急時便玩這種把戲。派人破壞渭陵（元帝陵）、延陵（成帝陵）園門的罘罳①，說：“毋使民複思也。”又派人以墨塗抹了陵垣，改變其顏色。他夢想這樣一搞，劉氏就不能複興，而由他永久統治了。
這年秋天，綠林軍乘昆陽大勝之勢，兵分兩路，一路攻取洛陽，一路攻進關中，指向長安。王莽更加憂愁，不知如何才好。他自知必敗，帶了群臣到南郊，陳說符命之事，仰天而言：“皇天既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捶胸大哭，氣短力竭，伏地叩頭。又作千余言的告天策，自陳功勞。還鼓勵幾千儒生為其悲哀及誦其策文。他明知將亡又不願死。
王莽命九個將軍帶領北軍幾萬人東征，把他們的妻子關在宮中作人質。
這時宮中有黃金六十匱，每匱萬斤。京都各部門都有很多錢帛珠寶財物。王莽非常愛惜，而給九個將軍的官兵每人四千錢。軍士深怨，毫無斗志。結果九個將軍大敗，死的死，逃的逃，只有三個退保京師倉。
途窮身亡① 罘罳：門外之屏。《釋名·釋宮室》：“罘罳在門外。罘，複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于此複重思之也。”
綠林軍步步進逼，官軍很多倒戈，長安已被包圍。王莽大赦城中各監獄的囚徒，給予武器，殺豬飲血，對他們發誓：“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但囚徒們懷恨在心，很快倒戈。
十月初一早晨，綠林軍由宣平門沖入城中，與官軍激戰。黃昏時，各官府衙門都跑個精光。第二天，綠林軍在群眾支持下攻打皇宮，呼喊：“反虜王莽，何不出降？”放火焚燒皇宮。王莽避火到了宣室前殿，手執威斗席地而坐，說：“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但他多日未吃飯，此時已有氣無力。
初三日清早，群臣扶著王莽上車，到了漸台。漸台是在池中。王莽欲憑池水阻擋綠林軍，還懷抱符命和威斗。大小官員一千多人隨從。王邑晝夜指揮戰斗，疲憊已極，士兵死傷殆盡，逃到漸台來保衛王莽。綠林軍沖進宮中，喊著：“反虜王莽安在？”有個美人出房說：“在漸台。”于是綠林軍將漸台重重包圍。雙方以弓弩相射，矢用完了，便短兵相接。王邑等人都已戰死。王莽躲入室內。傍晚，綠林將士攻到台上，殺死不少官員。商人杜吳殺了王莽，取了他的綬。校尉公賓就割了王莽的頭。義兵分裂王莽的尸體，爭相殺者幾十人。
初六日，綠林軍許多將領會于長安。將王莽的首級呈送更始皇帝，懸于宛市，百姓擲擊之，有人割吃其舌。不久，官軍將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王莽政權徹底垮了台。
第二十八章漢光武帝漢明帝漢章帝光武帝為東漢創業之主，明帝、章帝繼之，維持了相對安定的局面。
第一節劉秀與兩漢之際的農民戰爭①劉秀的早年漢光武帝劉秀（前6—57），字文叔，南陽郡蔡陽縣（今湖北棗陽縣西）
白水鄉（舂陵）人，系漢景帝之子長沙定王劉發的六世孫。劉秀的父親劉欽曾經當過南頓（今河南項城縣西）縣令，“娶同郡樊重女，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劉縯），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②。
劉秀九歲時，父親病故，由叔父劉良撫養**。劉良任蕭縣（今江蘇蕭縣西北）縣令時，劉秀“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③。劉良罷官後，劉秀回轉家鄉，以農耕為業。王莽天鳳年間，劉秀到長安求學，“高才好學，然亦喜游俠，斗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①。以才識過人，深受南陽士大夫們的器重。不久，劉秀完成學業，從長安回到故鄉。那時，正面臨王莽統治即將崩潰的時候。
參加綠林軍劉秀是從參加綠林軍起家的。綠林軍起義于地皇二年（公元21 年）後，聲勢日益浩大。次年，分為下江兵、新市兵、平林兵等隊伍。南陽豪族地主，也乘機起事。特別是豪族中的劉氏，“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他們懷著“複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②的目的參加起義軍。劉秀族兄劉玄參加了起義軍，劉秀長兄劉縯使鄧晨和兄弟劉秀起兵響應。當時劉秀正在宛城賣谷，遂與當地豪族李通、李軼等合謀，“乃市兵弩”，于地皇三年（公元22 年）十月起兵于宛城，時年二十八歲。
十一月，劉秀率領部眾至舂陵，與劉縯會合。以劉縯兄弟為首的這支地主武裝，號稱舂陵兵。劉縯派族人劉嘉勸說新市兵首領王匡、平林兵首領陳牧與之“合軍而進”。從此，劉氏代表人物劉玄、劉縯、劉秀相繼參加了綠林軍。
劉玄稱帝地皇四年（公元23 年）一月，綠林軍諸部齊心同力，取得勝利，號劉玄① 本節主要取材于范曄《後漢書·光武帝紀》，凡引此紀文字不另加注。② 《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③ 《東觀漢記·光武紀》。
① 《東觀漢記·光武紀》。
② 《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為更始將軍。乘勝追奔逐北，又大敗陳茂、嚴尤所部王莽大軍于清陽（今河南南陽南），進圍宛城。綠林軍各部兵力發展到十余萬人。這年二月，“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劉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①劉縯起兵舂陵，本欲自立，當然反對立劉玄為帝，他提出了暫緩的意見，說：等到“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②。但農民軍將領張邛等皆主張維持原議，“眾皆從之”。于是更始元年（公元23 年）二月，在宛城以南的縯陽劉玄稱帝，建年號為更始。劉秀被任命為太常、偏將軍之職。
昆陽之戰劉玄稱帝後，派劉縯攻下宛城作為都城，並派王鳳、王常、劉秀率兵北上攻占昆陽（今河南葉縣）、定陵（今河南舞陽縣北）、郾城（今河南郾城）等地。在昆陽與官軍發生一次大戰。劉秀身先士卒，取得大勝。劉秀在此戰中顯出了軍事才能，大大提高了他的聲望和地位。
昆陽戰後，劉縯與劉玄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劉玄恐劉縯勢大難制，設法謀殺了他。
劉縯被殺後，劉秀恐遭劉玄疑忌，深自韜晦。當劉縯的屬官向他致吊唁時，他緘默不言，“難交私語，引過而已，又未嘗自代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但“獨居輒不禦酒，坐臥枕席有涕泣處”①。劉玄見劉秀態度恭謹，疑心頓釋，乃任之為破虜大將軍，封陽武侯，賞其在昆陽之戰中的戰功。
綠林軍的勝利與劉玄之死經過昆陽之戰，王莽軍主力被殲。綠林軍乘勝分兩路向長安進軍：一路由王匡等率領北上攻取洛陽；另一路由申屠建等率領向西直搗長安。更始元年（公元23 年）九月，綠林軍攻克長安，王莽被殺。推翻王莽統治後的第二年即更始二年（公元24 年），劉玄從洛陽徙都長安。劉玄入都長安後，生活日益腐化，大封宗室功臣，委政于親信趙萌，排斥綠林軍將領，因而與綠林軍將領和廣大起義軍之間的矛盾逐漸激化。
當劉玄都洛陽時，赤眉軍領袖樊崇等曾隨同劉玄的使者來到洛陽。劉玄僅用官銜籠絡樊崇等人，引起了赤眉軍將領的義憤。赤眉軍立即分兩路向劉玄進攻，大軍直搗長安，連戰皆捷。但在向長安進軍途中，樊崇等赤眉軍將領誤聽平陵人方陽的建議，擁立漢朝宗室子弟劉盆子為帝。更始三年（公元25 年，即光武帝建武元年）九月，赤眉軍攻克長安，劉玄投降，不久為赤眉軍將領謝祿所殺。
劉秀勢力的發展① 《後漢書·齊武王縯傳》。
② 《後漢書·齊武王縯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