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門考訂魏晉南北朝這段時期的正史的著作有：洪頤煊（1765—1837）：《諸史考異》。十八卷。
郝懿行：《晉宋書故》。計五十一條，多為晉宋書中名物、詞語之考訂。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劄記》。考訂史實、制度、名物、語詞等，計三百四十余條。
第二節正史以外的史料方域志《魏略》魚豢撰。豢仕曹魏為郎中，入晉後歿。本書包括紀志傳，共五十卷，南宋以後亡佚。有清張鵬一輯本，絕大部分輯自《三國志》裴注，但輯自《初學記》、《太平禦覽》等唐宋類書者，如中外官志、禮志各條，皆裴注所無。
《華陽國志》晉常璩撰。常璩字道將，蜀郡江原（今四川崇慶）人，成漢李勢時任散騎常侍，並曾居史職。晉穆帝永和三年（347）桓溫滅李氏，以璩為參軍，隨至建康。《華陽國志》是現存最早的地方志，成書約在永和四年（348）至十年（354）之間，共十二卷。第一至四卷《巴志》、《漢中志》、《蜀志》、《南中志》，主要記載梁、益、甯三州的曆史地理而以地理為主。第五至九卷為《公孫述劉二牧志》、《劉先主志》、《劉後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壽勢志》，以編年體記述地方割據政權以及西晉統一時期曆史。第十至十二卷為《先賢士女總贊》、《後賢志》、《序志》並士女目錄，記述了漢魏先賢248 人（其中婦女51 人），梁、益、甯三州士女391人，漢中士女268 人。書中關于這一地區政治、經濟、民族、地理等方面比較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可以補《三國志》、《晉書》之不足。經過校訂整理便于使用的本子，是劉琳的《華陽國志校注》。
《十大國春秋》北魏崔鴻撰，一百卷，宋以後亡佚。明代末葉屠喬孫、項琳撰成百卷，托名崔鴻，萬曆時（1573—1619）刊行。在屠、項之前，何鏜（嘉靖廿六年進士）所編《漢魏叢書》中收有十六卷本《十六國春秋》，每國各為一錄。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認為亦是明人抄撮群書，偽充古籍。《隋書·經籍志》在百卷本《十六國春秋》之後列有《十六國春秋纂錄》十卷，蓋是百卷本的摘要。其書流傳後代，清末湯球以《纂錄》為依據，采《晉書》紀傳載記及唐宋類書，成《十六國春秋輯補》百卷。可借助于此利用唐宋類書中所引崔鴻書佚文。
《鄴中記》晉陸翙撰，《隋書·經籍志》稱翙曾任國子助教。書已佚，今本為清代從《永樂大典》及各種類書輯出，共七十四條。主要記石虎時事，如銅爵金鳳冰井三台規制、宮室、服飾及各種器物，反映石氏統治時鄴都物質生活與經濟發展情況，器物名稱可以與其他史料相參證。
《水經注》相傳東漢或三國時人所著《水經》記一百三十七條河流，極為簡略，北魏酈道元（466？—527）作注。酈道元字善長，范陽涿鹿（今河北涿縣）人。《水經注》四十卷，記錄河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條，字數約二十倍于原書。注中依水流所經記載有關的山川、都市、祠廟、石刻、戰爭、人物、歌謠、故事傳說等，內容極為豐富。注中引書四百三十余種，碑刻三百余種，多已亡佚，保存了不少南北朝重要史料。道元北人，雖對南方頗抱好感，但從未身曆其境，所見南方地理書亦不多，故本書北詳而南略，且多疏誤。黃河五卷，渭水三卷，而長江亦三卷，敘述至武昌而止。
清代校勘研究《水經注》的學者多家，以全祖望、趙一清、戴震為最著。王先謙（1842—1918）彙合諸家著作成《合校水經注》，使用較為方便。楊守敬撰並由其弟子熊會貞補充完成的《水經注疏》，考證詳盡，兼考酈注以後水道之變遷，並對照今地制圖，最為有用。工具書有鄭德坤編《水經注引得》。
《洛陽伽藍記》東魏楊衒之撰。衒之曾任秘書監，天平元年（534）遷鄴之後，武定五年（547）重到洛陽，歎其荒廢，因撰此書。共五卷，分敘城內、城東、城南、城西、城北的佛寺，兼及北魏政治、社會、風俗、地理、人物等，還保胄一些當時故事傳說和俗語方言，為研究北魏曆史和洛陽風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第五卷所載宋云、惠生使西域事，是關于中亞、印度地理及宗教的寶貴材料。有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和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范書于名物典故注釋較詳，而難解處之詮釋以周書為勝。
《荊楚歲時記》梁宗懍撰。宗懍世居江陵，梁亡入周，保定（561—565）中卒。此書早佚，今本一卷乃明人從類書輯出，按月記述荊州一帶全年的風俗，是有益的社會史料。清代陳運溶另輯一本，但僅據《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禦覽》三書，亦尚多掛漏。
《漢唐地理書抄》清王謨輯。王謨字仁圃，江西金溪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書中輯三國兩晉南北朝已佚地理書四十余種。中華書局影印本附有善化陳運溶1900 年所刊《麓山精舍叢書》中湖南省境內古地志輯本六十六種，亦有屬于本時期者。盛宏之《荊州記》等六種兩家皆有輯本，而取材不盡相同。又盛氏書尚有吳縣曹元忠輯本，有光緒十八年（1892）自序。《建康實錄》唐許嵩撰。許嵩玄宗時人，書成于至德元年（756）。凡二十卷，記述建都于建康的孫吳（四卷）、東晉（六卷）、宋（四卷）、齊（二卷）、梁（二卷）、陳（二卷）六朝事跡。絕大部分用編年體，齊梁兩朝用紀傳體。書中包含不少有用史料，可以補充正史之不足，訂正正史之謬誤。引用的唐以後亡佚古書，亦多為清代學者輯佚時所未利用。目前使用方便的有張忱石校點本。南宋張敦頤有《六朝事跡編類》二卷，成書于紹興三十年（1160），分十四門（總敘、形勢、城闕、樓台、江河、山岡、宅舍、讖記、靈異、神仙、寺院、廟宇、墳陵、碑刻），敘述建康史跡，多本正史、碑刻及《建康實錄》。
《南北朝雜記》宋劉敞（1019—1068）撰。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全書多本于八書二史。然北宋時尚存六朝舊籍不少，故劉敞所記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如齊明帝飲食捉竹筋條，陽珍答唐邕問幽州人物何以為寶條。文字亦有足以訂正史文訛誤處。又如《南史·甄彬傳》載，彬歸還所贖苧束中金于寺僧，僧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雜記》作“時匆遽不記錄”，以記錄二字易古語之舉，亦有助于理解史料。
人物風習志《人物志》曹魏劉邵撰，北魏劉昞注。劉邵享年甚長，曆漢建安（196—219）至魏正始（240—248）時卒。劉昞曆仕西涼李氏、北涼沮渠氏及北魏。本書包括九征、體別、流業、材理、材能、利害、接識、英雄、八觀、七繆、效難、釋爭十二篇，是關于人倫鑒識的著作，論述品藻人物的理論與人物的分類。有些議論可以幫助理解漢魏之際品評人物的情況。
《世說新語》宋臨川王劉義慶（403—444）撰，梁劉峻（432—521）字孝標注。唐時稱《世說新書》，凡十卷。宋以後分三卷，包括德行、言語等三十六門，記述漢未三國至宋時士族階層遺聞軼事，提供社會、政治、思想、宗教、文學、語言等方面史料。劉孝標注援引廣泛，補充糾正原書。所引文獻達四百余種，絕大部分今已亡佚，與《三國志》裴注類似，可供多方面利用。日本所藏唐寫本《世說新書》殘卷存規箴（前缺三則）、捷悟、夙慧、豪爽篇，頗多異文，勝于今本。南宋刻本附有汪藻《世說人名譜》，便于了解書中人物的譜系世次。思賢講舍本附有葉德輝從唐宋類書輯得佚文八十余條。余嘉錫（1883—1955）《世說新語箋疏》考案史實，旁征博引，為讀此書所必備。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于訓詁名物解釋較詳，所附詞語簡釋亦有用。王利器纂輯的李慈銘《越縵堂讀書簡端記》有讀《世說新語》的眉批。工具書有《世說新語引得》。
《金樓子》梁元帝蕭繹（508—554）撰。蕭繹自號金樓，因以名書。今本系從《永樂大典》輯出，包括興王、箴戒、後妃、終制、戒子、聚書、二南五霸（佚）、說蕃、立言、著書、捷對、志怪、雜記、自序十四篇。蕭繹思想議論無足取，但書中有關六朝資料頗多。後妃篇記阮修容事，遠較《梁書》本傳為詳。聚書、著書兩篇提供梁代文化史料。終制篇所云“金蠶無吐絲之實，瓦雞乏司晨之用”，與今天考古發掘墓葬中的金蠶瓦雞可相印證。《顏氏家訓》隋顏之推撰。顏之推曆仕梁、北齊、北周，歿于隋開皇（581—600）中。書成于隋平陳之後、包括序致、教子、兄弟、後娶、治家、風操、慕賢、勉學、文章、名實、涉務、省事、止足、誡兵、養生、歸心、書證、音詞、雜藝、終制共二十篇，以大量篇幅評論人物和社會風習。顏之推學識淵博，書中包含蕭梁、北齊時期社會、文化、思想等多方面第一手史料。現在校勘精密注釋詳盡的本子，當推王利器的《顏氏家訓集解》。
律書和農書《九朝律考》程樹德輯。凡八卷，卷三為晉律考三篇，卷四梁律考、陳律考，卷五後魏律考上下篇，卷六北齊律考，卷七後周律考，卷八隋律考上下篇。宋齊兩代沿用晉律，故不另輯。搜羅甚備，各朝有序，每條之下間附考證。
《南方草木狀》西晉嵇含撰。三卷，記述南土植物，但亦包含一些有關社會風習的史料，如卷上論“女酒”、婦女懷孕佩赪桐花以求生男；卷中記胡人以桄榔皮作綆，得水則柔韌，以此聯木為舟等。
《齊民要術》北魏賈思勰撰，是現存我國最早而完整的綜合性農書。成于東魏初年即六世紀三十年代左右，共十卷，分為九十二篇。第五卷以前包括糧食、油料、纖維、染料作物、蔬菜、果樹、桑柘（附養蠶）等的栽培技術；第六卷是關于禽器、魚類的養殖；第七至第九卷是農副產品的加工、儲藏，包括釀造、醃藏、果品加工、烹飪、餅餌、漿飲、制糖以及煮膠、制筆墨；第十卷記述亞熱帶植物。書中總結黃河中下游農業生產經驗，反映經濟發展情況，並保存了大量佚書和民間諺語歌謠，是研究北朝農業生產的重要史料。校勘和注釋都較好，極便利用的本子，是繆啟愉的《齊民要術校釋》。博物志《博物志》晉張華（232—300）撰。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今河北涿縣）人。十卷，內容駁雜，包括山川地理知識、草木鳥獸蟲魚、奇物異事、神話傳說等，亦有涉及社會風俗、民族、自然現象的材料。如言西方之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之人大口，北方之人廣面。還有婦女妊娠時的習俗，以及當時已注意到的自然現象，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梳頭脫衣時有光發聲等。記曹操集中方土不使游散，與曹植《辯道論》可相印證。詳細校注的本子有范甯《博物志校證》。
《搜神記》東晉于寶（286？—336）撰，二十卷。似出後人綴輯，但其中十之八九當為干寶原書。大抵記神奇怪異之事，然故事背景及所敘細節，往往可供參考。如卷十五廣陵諸塚條記“棺中云母厚尺許，以白玉壁三十枚藉尸，””有一玉，長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孔鼻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所述陪葬用金玉云母，皆可與諸書記載（如《抱樸子·對俗》“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為之不朽”）及今天墓葬發掘相印證。有汪紹檻校注本。
《搜神後記》題晉陶潛撰，十卷。可能後人仿干室之書所作，而托名陶潛。其中用語如“裝束”、“與手”、“與痛手”等，皆南北朝習語，當仍是六朝人著作。故事性較《搜神記》為強，然所記如宋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余人破郡治（《魏晉南北朝農民戰爭史料彙編》未收此條，引用書目中亦無《搜神後記》，蓋疑其為偽書），諸暨縣鬼著袴褶拍張，晉太元中丁零有王名翟昭，宋代嫁女于寒門必“豐其禮賂始成婚”等，皆有史料價值。
《異苑》宋劉敬叔撰。劉敬叔，彭城人，生于東晉末，太始（465—471）中卒。十卷，多記神奇怪異之事，然時有可供參考之史料。如卷六載南平國有蠻兵，宋時琅玡王氏墓在會稽；卷七載錢唐杜氏奉道家靜室稱治；卷八載晉士人買鮮卑女；卷九載利漕治下屯民等。
《殷芸小說》梁殷芸（471—529）撰。殷芸陳郡長平（今河南西華）人。《史通·雜說》稱梁武帝令殷芸把“不經”之言編為《小說》，可能是當時編《通史》所未收的材料。卷一秦漢魏晉宋諸帝，卷二周六國前漢人，卷三、四後漢人，卷五魏世人，卷六吳蜀人，卷七、八、九晉江左人，卷十宋齊人。雖是野史性質，頗保存有用史料。如卷一晉明帝上元帝啟條，成帝對諸庾態度條，卷四曹操及卞後書信條，颍川人物條，卷九孫綽著戲頭從事逐除條。此書早佚，余嘉錫、唐蘭皆有輯本，現在便于利用的是周楞伽的輯注本。《太平廣記》宋李防等撰。成書于太平興國三年（978），共五百卷，分九十二大類，約一百五十余小類。引用書包括野史、傳奇、小說等，達四百七十余種，而今已亡佚者約占其半。書中保存不少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社會、風俗等各方面有用史料。鄧嗣禹編有《太平廣記篇目及引書引得》，可據以尋找散見全書的本時期著作。
佛、道書《抱樸子》晉葛洪（283—364）撰。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今江蘇句容）人。書成于東晉南渡之後。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葛洪自稱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祛禍之事，屬道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葛洪家世居江南，曆西晉又南渡，思想敏銳開闊。他在外篇的議論中，包含不少關于孫吳、西晉及東晉社會、文化、思想方面第一手史料。內篇則是最早的道教典籍。內篇部分有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真誥》梁陶弘景（456—536）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今江蘇南京）人。本書分為運象、甄命授、協昌期、稽神樞、闡幽微、握真輔、翼真檢七篇，共二十卷。書中部分襲自佛教《四十二章經》，篇題模仿緯書，而主要內容是號稱仙人啟示的經文，由弘景等錄寫整理加注而成，亦即當時道經形成的方式。作為最早道經及遣教原始史料，價值甚高，同時書中也包含不少一般史料。如稽神樞第四廬江潛山中有學道者條注，“大胡亂者是劉淵劉聰時也，石勒為小胡”。握真輔第二八月三日夕條注，“謂如今徇蕭賣物人也。”翼真檢第一“唯書曆日貿糧，以續氣命”。又如運象篇第四“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來。汝來當可得，芝草與汝食。”注云，“此兩得及來並戲作吳音”，保存了音韻學史上有意義的資料。
《冥通記》梁陶弘景撰。四卷，記弘景弟子周子良逐日接受仙人啟示的經過及其對話內容，提供了有關道家修行場所及方式的史料。書中包含一些社會風俗資料，如卷一“永嘉老姥髻”下注云，“此髻法寬根垂至額也”，修道者睡時不裸身露髻，及周氏信仰“俗神”帛家道等。
《出三藏記集》梁僧祐（445—518）撰，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漢譯佛經目錄。共十五卷，第一卷敘述譯經起源，第二至五卷記錄曆代出（翻譯）經目錄，第六至十二卷收集諸經序文及後記一百二十篇。最後三卷為譯經人的列傳，自後漢至南齊，凡外國二十二人，中國十人，是最早的僧人傳記。
《高僧傳》梁慧皎（497—554）撰。十四卷，分為十門：譯經三卷，義解五卷，神異二卷，習禪、明律共一卷，亡身、誦經共一卷，興福、經師、唱導共一卷，敘目一卷。收錄後漢至梁初中外僧人二百五十七人，附見者二百余人。本書集三國兩晉南朝僧人傳記之大成，但北方僧人材料奇缺。唐道宣（596—667）撰《續高僧傳》三十卷，分類及體制與慧皎書大致相同。正傳所收四百八十五人中，有三國兩晉南北朝僧人三百四十二人，而北朝占二百五十一人，可以補慧皎僧傳之不足。只是其中隋朝僧人遠比魏齊周朝為多。《比丘尼傳》梁寶唱撰，四卷。序稱“起晉升平（357—361），訖梁天監（502—519），凡六十五人”。卷一晉十三人，卷二宋二十三人，卷三齊十五人，卷四梁十四人。
《弘明集》梁僧祐編。十四卷，輯錄後漢牟融《理惑論》以後東晉南朝各代有關佛教的文獻，包括佛道兩家互相辯駁議論，沙門應否向王者致敬的討論，沙汰僧人詔敕等。除教義、思想上的討論辯難為宗教史、思想史資料外，亦有一般可補史缺的材料。如宗炳答何衡陽書稱“管幼安風夜泛海，同閭皆沒”。何尚之答宋文帝贊揚佛教事說文帝自稱“吾少不讀經，比複無暇，三世因果，未辨致懷。而複不敢立異者，正以前達及卿輩時秀率皆敬信故也”。習鑿齒與釋道安書言晉明帝“手畫如未之容”。唐道宣輯《廣弘明集》二十卷，分為歸正、辨惑、佛德、法義、僧行、慈濟、戒功、啟福、悔罪、統歸十篇，所收文章范圍較僧祐書為廣，亦包含佛教以外的三國兩晉南北朝史資料。如梁阮孝緒《七錄序》，為研究三國兩晉南朝史學及目錄學之重要材料。曹植《辯道論》說明曹操對方術之士“誠恐斯人之徒接奸詭以欺眾，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蕭子顯《講摩訶般若經序》言運吏輒散運米與貧民，應入大辟等。
詩文彙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清嚴可均（1762—1843）編。嚴可均號鐵橋，浙江烏程（今浙江吳興）人。曆時二十七年編成，計七百四十一卷，搜羅廣泛，提供多方面史料。共收名字可知的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占二千四百一十七人，共五百六十五卷，遠比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為豐富完備。清蔣壑曾編本書篇名目錄，並抄錄每篇出處。引得編纂處有本書作者引得。目前最便于利用是中華書局附篇名目錄及作者索引的影印本。利用時最好按出處核對原文並從原書征引。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逯欽立（1911—1973）編。逯欽立，山東钜野人，曆時二十四年編成。是這一時期詩歌的總結集，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共一百三十五卷，其中魏詩十二卷，晉詩二十一卷，宋詩十二卷，齊詩七卷，梁詩三十卷，北魏詩四卷，北齊詩四卷，北周詩六卷，陳詩十卷，隋詩十卷。取材廣博，資料翔實，考訂精審，遠較明馮維訥《詩紀》、近人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為完善。
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收梁代以前作者一百三十余家有韻無韻作品。唐李善《文選》注詮釋名物訓詁，五臣（呂延濟、劉良、張詵、呂問、李周翰）注則著重解釋文義。嚴氏、逯氏所輯文章及詩歌收入《文選》者，可以利用《文選》注幫助理解。
通史中的資料《通典》唐杜佑（735—812）撰。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曆時三十余年成書，計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典，記述自先秦大體到天寶末的典章制度，個別部分下延到肅、代、德宗時。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內容，所依據者頗有今已亡佚的正史以外資料，如食貨典田制及鄉黨門所引北齊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兩條，極為重要，為研究北朝史時所經常引用。《南齊書·武帝紀》關于和買記載甚為簡略，《通典·食貨典·輕重門》詳細列舉各州市買布帛米麥等物名目及所出錢數。《南史·王僧孺傳》所載沈約關于戶籍的建議截去一段，《通典·食貨典·鄉黨門》則完整，可以訂正李延壽的疏失（見前《南史》條）。《禮典》所收兩晉南朝關于禮制的議論，是研究當時社會史、文化史的寶貴材料。《通典》文字亦有可供校勘，訂正正史之誤處。《樂典》中保存了《魏書·樂志》自來缺失的一頁。杜佑的議論，如說“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與小注中的考訂，都極有價值。
《資治通鑒》宋司馬光（1019—1086）撰，元胡三省（1230—1302）注。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胡三省字身之，台州甯海（今浙江甯海）人。全書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曆時十九年修成。協助司馬光的有幾位著名學者，三國兩晉至隋這一段（107 卷）主要是劉恕（字道原）負責。《通鑒》引用資料廣泛，三國兩晉至隋部分頗多當時得見而以後亡佚的書，如多處用裴子野《宋略》，引裴氏史論至十次之多。所記後燕建國和翟遼事跡，不見于《晉書》載記。高歡語鮮卑曰，漢民是汝奴，語華人曰，鮮卑是汝作客一段話，是他調和胡漢的重要策略，見于《通鑒》而不見于正史。《通鑒考異》對史事考訂比較精審，所系年月亦多有依據。所以我們遇到史事年月不詳或幾種史料互異時，首先應參考《通鑒》所系年月。《通鑒》敘述中有時對難解的古代俗語加以改動，對閱讀史料很有幫助。
第二章考古資料第一節三國兩晉南北朝都城遺址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都城遺址，經過勘查發掘的有曹魏鄴城、魏晉洛陽城、孫吳武昌城和六朝建鄴城。此外有十六國時期的大夏統萬城和吐谷渾伏俟城。
曹魏鄴城鄴城遺址在河北臨漳縣境內，今漳河橫貫其間。鄴城由北南兩座相連的城組成，分稱為鄴北城、鄴南城。東漢建安九年（204）曹操開始營建鄴城，後來成為曹魏的五都之一。十六時期的後趙、冉魏、前燕皆建都于鄴北城。北朝時期的東魏、北齊建都于鄴南城，鄴北城仍繼續使用。鄴城廢于大象二年（580），先後有六個北方王朝在此建都。
1935 年，北平研究院曾對鄴城作過實地調查。1983 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聯合組成鄴城考古隊進行全面勘查發掘①。到目前為止，實地勘測鄴北城東西長2400 米，南北寬1700 米，比《水經·濁漳水注》鄴北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的記載略小。已探明鄴北城的東、南、北三面城牆，確定中陽門、鳳陽門、廣陽門、建春門、廣德門等門址的位置；探明建春門至金明門之間的東西大道，以及連接東西大道的四條南北干道。在這條東西大道以北的宮殿區內，探明十座建築基址。在西部銅爵園處，探明四座基址。根據勘探發掘，結合文獻記載，基本上判明鄴北城的平面布局是以建春門和金明門之間的東西大道將城分為南北兩區的。北區中央是宮殿區，西邊是苑囿，東邊是戚里。南區是一般衙署和居民區。城址中間的中陽門大道，正對宮殿區的主要宮殿，形成中軸線，並與鳳陽門大道、廣陽門大道于行對稱。這種規制，標志著我國都城發展史的一個新階段，改變了漢代以來宮殿區分散的布局。都城中軸線的形成，使都城規劃更為對稱規整。這種規制對北魏、東魏、北齊、隋唐的都城建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至今仍保存于鄴北城西北隅的銅爵台、金虎台以及己毀沒的冰井台，也進行了探尋。銅爵台夯土基址現僅存東南角，南北長50 米、東西寬43 米、高4～6 米。南邊的金虎台保存較好，現存南北長120 米、東西寬71 米、高12 米。兩台相距83 米。冰井台在最北邊，早被沖積的泥沙所覆蓋，探尋無著。
魏晉洛陽城（曹）魏（西）晉洛陽城都是利用東漢舊城改建的。北魏洛陽城，除繼續利用（曹）魏（西）晉洛陽城以外，並在城外四面興建了外郭城①。
曹魏至北魏，洛陽城的城垣，基本上仍沿襲東漢舊制，絕大多數的城門① 鄴城考古工作隊：《河北臨漳鄴北城遺址勘探發掘簡報》，《考古》1990 年第7 期。①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初步勘查》，《考古》1973 年4 期，段鵬琦等：《洛陽漢魏故城勘察工作的收獲》，《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1985）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 年。位置，曆代相沿不改。漢魏西晉時洛陽城有十二門，門皆雙闕。北魏建都洛陽後，曾對漢晉的舊門進行修繕和改建，並在西北角金墉城南邊新辟承明門，實為十三門。1985 年發掘北魏建春門遺址②。建春門為東垣北起第一門，漢曰上東門，門址寬30 米，進深約12.5 米，共有三個門洞。門洞結構皆采用以夯土墩台及排叉為支撐的大過梁式建築形式。地層疊壓關系表明，東漢、曹魏、西晉、北魏四朝都相繼使用這一門址。
洛陽城西北角的全墉城，始建于曹魏。勘查得知，金墉城由三座南北毗連的小城組成，平面略呈“目”字形，南北長約1048 米、東西寬約255 米，部分城垣殘高6 米左右。版築夯牆，土質純淨，結構堅實。它北靠邙山，南依大城，地勢高亢，形同堡壘，實為洛陽城的軍事要塞。其方位與作用，都與鄴城銅爵三台相似。
魏晉時，還在洛陽城及金墉城城垣外側附設城垛（亦稱“馬面”），洛陽城西北兩面城垣共發現城垛七座，間距110～120 米。城垛均長方形，夯築，面積大小不一，大的19.5×12.5 米，小的18.3×8.3 米。金墉城外城垛多已毀，幸存者十一座，形制與大城垛相似。它們是迄今所見我國內地古城中出現最早的城垛實例③。
魏晉洛陽城內至今猶存的建築遺址，多數屬于北魏遺存，有些則是北魏沿用漢魏舊物。勘查判明，曹魏時，東漢南北宮制已不複存在。曹魏西晉北魏三朝都在漢北宮故地營建皇宮。北魏時，洛陽城從北到南已逐漸被宮城、衙署、寺院和高官宅第所占據。宮城位于全城正中而稍偏西，平面整體作長方形，南北長約1398 米，東西寬約660 米，面積約為大城的十分之一。宮城東南西三面保存尚好，北垣已無痕跡。宮城共探出四門：南面一門，西面二門，東面一門。南門即宮城正門閶闔門，門洞缺口寬46 米，是全洛陽城最大的一座城門建築。宮城內北為苑區，南為宮殿區。宮殿區夯土台基密集，主要集中于閶闔門直北的南北線上，目前已發現二、三十處。
北魏洛陽城內的街道共發現東西橫道四條，南北縱道四條。其中的第三條南北縱道，系由宮城直通宣陽門的主干大道。這條南北中軸線，應即北魏的銅駝街。在銅駝街兩側，發現有大面積的建築遺址，應是《洛陽伽藍記》所描述的司徒府、太尉府等中央衙署和廟社的遺址。在這里曾清理屬于官署的房基一座，出土帶刻文和印文的板瓦、筒瓦900 多片，瓦上文字記錄了管理官員隨主、匠師以及承擔輪、削、昆等制作工序的工匠姓名①。為北魏官府手工業及其管理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北魏洛陽城內的佛寺遺址也引起考古工作者的關注。1979～1981 年發掘了當時最大最著名的佛寺永甯寺②。永甯寺位于宮城南門西南約1 公里處。寺院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305 米、東西寬215 米，四周設版築圍牆，東、南、西三面備有一門。木塔建在寺院正中，塔北為殿堂。這種以塔為中心的布置，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魏故城工作隊：《漢魏洛陽城北魏建春門遺址的發掘》《考古》1988 年9期。
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魏故城工作隊：《洛陽漢魏故城北垣一號馬面的發掘》，《考古》1986年8 期。
①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漢魏洛陽城一號房址和出土的瓦文》，《考古》1973 年4 期。黃土斌：《漢魏洛陽城出土的有文字的瓦》，《考古》1962 年9 期。
②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隊：《北魏永甯寺塔基發掘簡報》，《考古》1981 年3 期。正是我國早期寺院的典型布局。永甯寺木塔共九級，是當時聞名國內外的高層建築。現存塔基呈方形，高2.2 米，四周青石包砌，每邊各設一踏道。塔基上布置排排木柱，中心部位是一個木柱與土坯混作的方形實心體，殘高3.6米。在中心柱的南、東、西三面壁上，各有五座弧形的佛龕；北壁留出支架木梯的方形住槽一個，知由此處登塔。根據塔基出土的現狀，可以複原這座名塔的基本形狀，並由此推知北魏時期的建築技術水平。
在永甯寺塔基發掘中，發現一批大型的佛教泥塑和彩繪影塑，造型逼真，工藝精湛，堪稱北魏最上乘的雕刻珍品，在我國佛教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勘查工作還證實，北魏確實在洛陽城外創建外郭城。六十年代初，在城北邙山上探出外郭城的北城牆數段，連接總長1000 多米。1984 年又探出外郭城的西城牆及可能是郭城門的闕口。外郭城西牆長達4000 余米；闕口三個，東面正對內城城門。1991 年又探出外郭城的東城牆1000 多米①。這些發現，初步證實《洛陽伽藍記》所載“京師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真實性。如加上洛河以南的四夷館、四夷里，南北亦為二十里，成為我國古代都城中規模最大的都城之一。
孫吳武昌城和六朝建鄴城曹魏黃初元年（220）孫權始都武昌，吳黃龍元年（229）遷都建鄴。東晉依吳建鄴舊城為都，改稱建康。終南朝之世，建鄴城址無大變動。可見武昌城和建鄴城對中國南方的都城建築具有很大影響。
武昌城故址在湖北鄂城縣城迤東一帶，城址輪郭仍隱約可見。城垣平面基本上呈長方形，東西長1100 米，南北長500 米，周長約合漢代8 里。城垣依自然地形構築，與同期建鄴石頭城（今南京市）和京口城（今鎮江市）的作法一樣，體現了長江中下游濱江城他的特點。具體說，武昌城北垣和東垣北段主要是依靠江湖之險，不設城壕；西垣、南垣和東垣南段的城垣，則構築較為嚴實。夯土築造，保存最好的南垣一段，基部寬18～28 米，殘高4.6米。城垣四角有夯土基址，似為角樓一類建築。在一段保存尚好的南垣外側，發現一突出土台，似為“馬面”遺存。城垣外側均挖有寬而深的城壕，其中南城壕至今尚存，長270 米，寬90 多米。經鑽探，城壕一般寬5O～70 米，深5 米。武昌城有五門，除流（臨）津門可確定外，其他四門已無遺跡可尋。城內北部似有子城，約為武昌宮所在。城西有郭城遺跡。西郊外沿西山南麓是當時的墓地。城南有冶鐵遺址。武昌城北依大江，西屏西山、樊山，南阻南湖，形勢險要；又有良港、鐵冶①。六朝時期，武昌城一直是控制長江中游的軍事重鎮。
建鄴城位于今南京市區。東晉南遷，在吳舊城的基礎上改建都城和宮城，布局仿魏普洛陽城，基礎仍依建鄴舊制。曆東晉、南朝，城年宮室官署屢有改變，但都城范圍、城門名稱並無大變動。
關于建鄴（建康）都城的范圍和富城、城門的位置，《建康實錄》和《輿① 段鵬琦：《漢魏洛陽城的幾個問題》，《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一），文物出版社，1986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工作隊：《北魏洛陽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 年7 期。
① 蔣贊初等：《六朝武昌城初探》，《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 年版。地志》均有記載，朱偰在《金陵古跡圖考》曾做過詳細查考。可惜的是，這座六朝都城早在隋朝初年夷為平地，以後各代又屢有擾動破壞，現在已難于驗證①。
大夏統萬城公元407 年，匈奴族首領赫連勃勃竊據朔漠，僭稱天王大單于，國號夏。413 年因漢奢延城改建統萬城為都城，成為北朝十六國都城之一。故址在今陝西省靖邊縣白城子的無定河北岸原上②。分東西兩城，兩城外圍有郭城。郭城依無定河北岸地形，呈西南向東北方向延伸，破壞嚴重，南垣、北垣情況不明，東垣西垣相跨5 公里，可知范圍相當廣闊。西城是內城，呈南北長東西窄的長方形，東南北三垣平直，西垣有一處曲折，周長2470 米。
內城四面各開一門，南北東三門僅存基址，西門甕城尚存，門道寬3 米。城垣四隅有突出城外的墩台。墩台作長方形或方形，高出城垣。西南隅墩台最高，達31.62 米。四隅墩台上建角樓，角樓已毀。從墩台頂面平坦，中央置一大礎石，以及殘存的柱槽、板道等遺跡考察，推知角樓圍以欄干，其下有層層板道，狀若架設于峭壁上的棧道。每面城垣外側均建“馬面”。東西北三面各有馬面十座，南垣八座，較寬厚，每座長18.8 米、寬16.4 米。正中有方形豎坑，從出土的高粱米、木材等遺物判斷，應為倉儲建築。這在我國城市建築史上是非常罕見的。城內中部偏南處有長方形夯土台基一處，殘高1.2～1.5 米，從出土的花紋方磚及大瓦判斷，應是大夏宮殿遺址。
東城後建，略大于西城，周長2566 米。兩城毗連，東城西垣即西城東垣。亦有城門（北垣無門）、墩台、馬面等設施。保存較差。
郭城和東西城的城垣、墩台和馬面，均由三合土夯築，呈青灰色，質地極為堅硬。經化驗，主要成分是石英、粘土和石灰。
保存在統萬城址內的遺物相當豐富，瓦礫成堆，生活日用的陶瓷片俯拾皆是。遺物的年代比較雜亂，漢晉唐宋都有。據《魏書·食貨志》記載，赫連勃勃營建時，這一帶是水碧山青的綠洲。魏滅夏後，這里成為牧場。唐初為農業區，唐末以後，植被遭到嚴重破壞，于是底沙泛起成流沙。至北宋末，這里已是一片沙漠。具有六百年曆史的統萬城，從此淪為廢墟，湮沒在一望無垠的毛烏素沙漠里。從統萬城的變遷，可以看出鄂爾多斯高原自然面貌劇烈變化之一斑。吸取毀林造成嚴重惡果的曆史教訓，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吐谷渾伏俟城西晉末，慕容鮮卑首領吐谷渾率所部西遷，抵今甘肅青海間。至六世紀，其王誇呂始稱可汗，居伏俟城。據1960 年和1981 年的調查研究，今青海湖西岸鐵卜卡古城即吐谷渾伏俟城故址①。伏俟故城由郭城和內城組成。郭城平① 羅宗真：《江蘇六朝城市的考古探索》，刊《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 年。②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統萬城城址勘測記》，《考古》1981 年3 期。① 黃盛璋、方永：《吐谷渾故都——伏俟城發現記》，《考古》1962 年8 期；青海省文物考古隊：《青海湖環湖考古調查》，《考古》1984 年3 期。
面長方形，城垣用礫石壘砌，東西寬1400 米，北垣被切吉河沖毀，長度不明。郭城內偏東有南北內牆一道。內城在郭城西部，平面方形，每邊長約200 米。牆上無雉堞，僅東牆正中開門。城內偏西北處發現大型台基，方形，每邊長70 米，似為宮殿遺址。城內有通衙，布局與城牆方向一致，東西向與南北向交叉呈方格狀。城門和宮殿皆東向，可能是沿襲鮮卑“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的舊俗。地面遺跡稀少，反映了慕容鮮卑西徙青海後仍然過著“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屋”②的生活。
② 《晉書·四夷·吐谷渾傳》。
第二節魏晉十六國墓葬本節輯錄的魏晉十六國墓葬資料，以淮河、秦嶺以北的北部地區為限，同時期的吳蜀兩晉墓葬資料，詳見第四節。
魏晉十六國時期，一般指曹魏黃初元年篡漢起至北魏攻滅北涼統一北方止（220～439）。這期間，淮河、秦嶺以北的中國北部地區，各政權各民族間相互攻伐，戰亂不息，社會經濟調敝，反映在埋葬方面，一般表現為簡埋薄葬，與秦漢墓比較，已大為遜色。曹魏西晉的統治者，迫于經濟困難，無力營建宏大陵寢，又為防止死後陵墓被盜掘，往往“依山為陵，不封不樹”，不建寢殿，不設園邑，不設神道，地面上不留任何痕跡，考古探覓較難。十六國時期，入居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為防止墳墓被盜掘，大多沿用本族流行的“潛埋”而不起墳的葬法，所以他們的墳墓也不易被發現。但是，帝陵以外的一般魏晉十六國墓葬，並不受此限制。1915 年，英國斯坦因盜掘新疆阿斯塔那古墓群，從已發表的資料看，至少有六座墓屬于十六國時期的墓葬①。本世紀上半葉，日本人鳥居龍藏、駒井和愛等人先後多次在遼陽一帶發掘漢魏晉壁畫墓②。1944 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敦煌佛爺廟墓地發掘十多座魏晉墓③。還有，自本世紀初以來，魏晉墓志不斷在洛陽出土，其中有晉賈充妻郭槐墓志、武帝貴人左棻墓志、晉中書侍郎荀岳夫婦墓志④。這些墓志為研究這一地區的魏晉墓，特別是西晉帝陵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線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各地的魏晉十六國墓葬不斷被發現，就北部地區來說，河南的洛陽、偃師、鄭州、延津、焦作、安陽、南陽，陝西的西安，河北的石家莊，北京市，山東的蒼山、諸城，遼甯的遼陽、北票、錦州、義縣、旅順、朝陽、本溪，甘肅的敦煌、酒泉、嘉峪關、張掖、永昌、武威、崇信，青海的大通，新疆的吐魯番⑤，都發現了這個時期的墓葬。在這個時期的大中型墓中，往往有紀年墓磚或其他帶有紀年的器物隨葬，還有記錄墓主姓名身份的碑形墓志、印章和壁畫題記，這些都為墓葬斷代、器物編年以及墓主身份的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據，這是先秦兩漢時期所無法比擬的。
由于北部地區的地理環境、民族傳統等方面的原因，各地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不盡一致。國內學者一般把北方魏晉十六國墓葬劃分為中原、西北、東北三個區①。
中原地區黃河中游及其鄰近的中原地區，魏晉十六國墓葬，其主要特點是，以磚室墓為主要形式，土洞墓次之；較大型的磚室墓有斜坡墓道，並在墓道兩側壁留出遞減的台階，甬道間安置石門；隨葬器物中以陶制的牛車、武士俑、① 張小舟：《北方地區魏晉十六國墓葬的分區與分期》，《考古學報》1987 年1 期。② 鳥居龍藏：《南滿洲調查報告》，三友社，1910 年。駒井和愛：《遼陽發現漢の代墳墓》，東京，1950年。
③ 夏鼐：《敦煌考古漫記》，《考古通訊》1955 年1—3期。
④ 郭玉堂：《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洛陽大華書報供應社，1941 年。⑤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 年，① 張小舟：《北方地區魏晉十六國墓葬的分區與分期》，《考古學報》1987 年1 期。鎮墓獸、長方形果榼、絳釉小罐，“位至三公”銘文的雙夔紋銅鏡等最具特色。魏晉都城洛陽，是當時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這一地區的埋葬制度和習俗，往往給其他地區的墓制以較大的影響。其中有明確紀年或已知身份的計有：洛陽16 工區曹魏正始八年（247）墓②，西晉太康八年（287）墓，元康九年（299）賈後乳母徐美人墓，永甯二年（302）士孫氏墓③，以及北京發現的西晉永嘉元年（307）王浚妻華芳墓④，山東諸城發現的西晉太康六年墓⑤。本地區雖然沒有發現十六國紀年墓，但在西安收集到一件前涼升平十三年（369）制作的金錯泥筩①。根據隨葬器物基本上可以確定為十六國時期墓的至少有西安草廠坡墓②、安陽孝民屯154 號墓等多座③。
探尋西晉帝陵是本地區的一項重要考古工作。據《晉書》記載，僅知司馬氏三代都葬在洛陽故城東的首陽山，而且都是依山為陵，勘查不易。考古工作者利用本世紀初出上的左棻、荀岳兩墓志，根據志文所載的晉陵方位進行核查鑽探，結果在左荀二墓志出土地點的附近，各探出一組排列有序的墓群。其中一組在峻陽兒地，共二十三座：另一組在枕頭山前，共五座。考古工乍者發掘了兩組中的大墓各一座，初步確定枕頭山前墓地應是晉文帝司馬昭的崇陽陵墓地，峻陽兒地應是晉武帝司馬炎的峻陽陵墓地。這兩座已發掘的大墓，有可能就是崇陽陵和峻陽凌④。由于兩墓早年被盜，沒有留下直接的物證，目前尚不能確定。但這項工作已為解決西晉陵問題邁開了第一步。西北地區西北地區的魏晉十六國墓葬，絕大多數發現于甘肅河西走廊和新疆吐魯番地區。其主要特點是，地面上常見平面方形的墳院式塋域，墳院內的墓葬作斜行排列或橫行排列，有覆斗形或饅頭形的墳丘為標志。墓葬以磚室墓和土洞墓為主。較大型的墓，墓門上砌有門樓或照牆，有的高達10 多米，上砌仿木構的斗拱、門闕，並嵌彩繪或雕刻的小磚。墓室內繪壁畫或小磚畫。隨葬陶器上多施刻劃的水波紋，有較多木制明器。吐魯番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等地的隨葬器物，以帶有紀年的鎮墓陶瓶和衣物最具特色。本地區有明確紀年或可知身份的墓葬很多。粗略統計，發現于嘉峪關新城的有曹魏甘露二年（257）段清墓，武鄉亭侯墓（M9）①：發現于酒泉的有鎮軍梁君墓（丁家閘M1）、稗將軍墓（崔家南灣M1）②：發現于敦煌佛爺廟的有西晉咸甯二年（276）② 洛陽市文物隊：《洛陽曹魏正始八年墓發掘報告》，《考古》1989 年4 期。③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洛陽晉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57 年1 期。④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西郊西晉王浚妻華芳墓清理簡報》，《文物》1965 年12 期。⑤ 諸城縣博物館：《山東省諸城縣西晉墓清理簡報》，《考古》1985 年12 期。① 秦烈新：《前涼金錯泥筩》，《文物》1972 年6 期。
②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南郊草廠坡北朝墓的發掘》，《考古》1959 年6 期。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孝民屯晉墓發掘報告》，《考古》1983 年6 期。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故城工作隊：《西晉帝陵勘察記》，《考古》1984 年12 期。① 甘肅省文物隊等：《嘉峪關壁畫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5 年，甘省肅博物館：《酒泉、嘉峪關晉墓的發掘》，《文物》1979 年6 期。
② 甘肅省博物館：《酒泉、嘉峪關晉墓的發掘》，《文物》1979 年6 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824 頁，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墓、前涼升平十三年（369）墓、後涼麟加（嘉）八年（396）墓、北涼玄始十年（421）墓③：發現于武威的有魏青龍四年（236）墓④、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墓⑤：發現于隴東崇信于家灣的有前趙光初二年（319）墓⑥；發現于吐魯番阿斯塔那的有西晉泰始九年（273）墓，前秦建元二十年（3s4）墓、建元二十二年墓；前涼建興三十六年（348）墓、升平十一年（367）墓；西涼建初十四年（405）墓；北涼義和二年（432）墓、義和三年墓，緣禾五年（436）墓、緣禾六年墓①；以及青海大通發現的“漢匈奴歸義親漢長”墓②，等等。
已發現的河西地區魏晉十六國墓葬，數以萬計，目前已發掘500 多座。
這批墓葬分土洞墓和磚室墓兩種，以土洞墓居多。都有斜坡墓道，有的墓道還有過洞、天井，有的磚室墓照牆為仿木結構建築，也有在土洞墓的墓門上鑲嵌土坯以構築門相的。不論是土洞墓還是磚室墓，都由墓道（包括過洞、天井）、甬道、墓室（包括耳室、龕）組成。墓內彩繪壁畫是河西魏晉十六國墓的一個特點。壁畫有大幅和小幅之分。大幅壁畫是在幾塊磚面上用篩過的黃土摻合膠性物抹平作底，後用土紅色起稿，再用墨線勾勒定稿，繼而用石黃、白、朱、赭石、粉黃、灰淺赭色施彩。小幅壁畫基本上是一磚一畫，作圖程序與大幅壁畫相同，只是用色較單純，一般以墨、赭石和朱為主。河西發現的壁畫墓，以嘉峪關新城魏晉壁畫③和酒泉丁家閘十六國時期壁畫④為代表。新城發現六座壁畫墓，共保存壁畫600 多幅，內容取材于當時社會生活，以農桑、牲畜、釀造、出行、宴樂、狩獵、庖廚、生活用具、兵屯、營壘、塢壁、穹廬和建築裝飾圖案為主要題材，借以炫耀墓主人生前的燕居行樂情景。丁家閘壁畫墓（M5）的墓主似為西涼的王侯或三公，墓中著重描繪道家神話傳說中的天上、人間、地下三境界，東王公、西王母、神獸、聖賢人物。壁畫布滿前室四壁，頂部繪複瓣蓮花藻井，以土紅色寬線為欄界，氣勢雄偉，是一幅不可多得的長畫卷。它是我國首次發現的保存完好的十六國時期大型壁畫，在中國美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吐魯番阿斯塔那晉十六國時期流行帶斜坡墓道或豎井墓道的土洞墓。墓室平面近方形，頂部四角攢尖或覆斗式。洞內僅可容木棺，洞口用土坯或石頭封閉。尸體用麻布纏裹，葦繩捆紮，因氣候干燥，常形成千尸。死者大多③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組：《敦煌晉墓》，《考古》1974 年3 期。甘肅省敦煌縣博物館：《敦煌佛爺廟灣五涼時期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83 年10 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 頁，文物出版社，1991 年版。
④ 黎大祥：《武威發現三國墓》，《中國文物報》1991 年9 月22 日。
⑤ 鍾長發等：《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文物》1981 年2 期。⑥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324 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①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吐魯番縣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發掘簡報（1963～1965）》，《文物》1973 年10 期；又《吐魯番縣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1966～1069）》，《文物》1972 年1 期。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管所：《吐魯番出土十六國時期的文書—吐魯番阿斯塔那332 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 年1 期。
② 青海省文物管理處考古隊：《青海大通上孫家寨的匈奴墓》，《文物》1979 年4 期。③ 甘肅省文物隊等：《嘉峪關壁畫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5 年版。④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酒泉十六國墓壁畫》，文物出版社1989 年版。是漢魏以來屯戍西域的漢人後裔，埋葬制度與中原相似。墓中隨葬各種染織品、絹紙制品、陶木器、儷、錢幣和金屬飾品。絹紙制品中常發現墨書的文字，內容大多是當時的官私文書，被學者稱為“吐魯番文書’。目前已有不少學者專門從事這門學科的研究。
東北地區東北地區的魏晉十六國墓葬，集中發現于遼甯省，尤以遼陽、朝陽發現為多。普遍以石板、石塊砌築墓室，磚室墓少見。較大型的石室墓，墓內常見彩繪壁畫。隨葬器物中以腹部穿孔的陶瓶、把懷、炭爐以及馬具、金花冠和各種金飾品最具地方特色。其中有明確紀年或可知墓主身份的有遼陽三道壕太康二年（281）墓①，□令支令張君夫婦墓②，朝陽後燕建興十年（395）昌黎太守崔■墓①，北票北燕太平七年（415）范陽公大將軍大司馬馮索弗墓②等。
東北地區的魏晉十六國墓葬，變化較大。一般地說，曹魏時期，遼東太守公孫度割據遼東，墓葬形制基本上沿襲東漢的多室墓制。魏末至西晉，遼東統一于中原，墓葬形制與中原漸趨一致。流行于中原的釉陶小壺、“位至三公”銅鏡，以及南方的青瓷虎子，都可以在東北晉墓中發現。十六國時期，東北一帶先後建立了前燕、後燕、北燕等政權，統治者為鮮卑慕容部或鮮卑化的漢族馮氏。這時鮮卑文化占居主要地位，但漢文化仍有很大影響。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在墓葬中都得到反映。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北燕開國主馮跋之弟馮素弗夫婦墓。
馮氏夫婦同墳異穴，都是長方形石槨墓，東西向。槨內殉犬。木棺前端高寬後尾低窄。馮氏頭戴頂插步搖的金冠飾，明顯屬于鮮卑習俗。但石槨內置柏木畫棺，槨內壁施彩繪，槨頂畫天象圖，四壁畫墓主人家居出行場面。畫棺繪羽人、屋宇、云氣等圖象，則承襲東漢大墓的特點。隨葬器物同樣表現出不同的文化系統。馮妻墓早年被盜，遺物不多。馮氏墓隨葬陶器、銅容器、漆器等470 多件。其中的鐵制工具、兵器和甲胄，以及鐵馬銜、木芯鎏金銅馬鐙等成套馬具，還有鏤孔高圈足銅鍑，提梁銅罐等炊煮器，都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風格。但是，表示墓主人身份的印章，各種儀仗用的鎏金銅工具和鐵質車器、漆案等食具和用具，以及文具、輿服雜用等，則又顯示著傳統的漢文化特征。此外，墓中還有東羅馬制作的玻璃器和印有佛像的金冠。都是研究北燕的曆史社會、思想意識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資料。
① 王增新：《遼陽三道壕發現的晉代墓葬》，《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11 期。② 李文信：《遼陽發現的三座壁畫古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5 期。① 陳大為等：《遼陽朝陽後燕崔遹墓的發現》，《考古》1982 年3 期。② 黎瑤渤：《遼甯北票縣西官營子北燕馮素弗墓》，《文物》1973 年3 期。第三節北朝墓葬北魏初都平城（今大同），後遷洛陽。保存下來的北魏墓亦以大同、洛陽兩地為最多。在大同，經考古發掘的有文明太後馮氏的永固陵①和分布在大同郊區的二百六十多座北魏早期墓②。
永固陵永固陵是南北朝最大的墓葬之一，位于大同方山，墳丘呈方形，底邊長117～124 米，現存高約23 米。墓室在墳丘下面，坐北向南，由墓道、前室、甬道、後室四部分組成。前後兩室全長23.5 米，用磚20 多萬塊。兩室之間有甬道。甬道內設兩重石門。以後的北魏皇室墓大都采用這種墓制。
永固陵的陵園布局沿襲東漢舊制，在陵南600 米處設石殿，號永固堂。
現存一長方形基址，有柱礎、龜蚨等殘跡。又在永固堂南200 米處建佛寺，至今仍保存帶回廊的塔院遺跡。這種富有佛教色彩的墓寺結合的做法，成為北朝陵墓的一個特點，同時反映了佛教在北朝統治集團中的地位。
此外，在永固陵東北一里處有孝文帝豫營的陵墓，號萬年堂，也是雙室墓，但規模較小。早年被盜，已遭到嚴重破壞。
北魏早期墓葬大同郊區的北魏早期墓，以帶斜坡墓道的洞室墓為主，墓向大多朝南，磚砌墓室，平面近方形，四壁微呈弧線形，其上收成四角攢尖頂。隨葬器物以陶器為主，還有不少來自波斯薩珊朝的玻璃碗和鎏金銀碗。在這批北朝早期墓中，最重要的是北魏使持節侍中鎮西大將軍冀州刺史瑯琊王司馬金龍夫婦墓①和屯騎校尉建威將軍洛州刺史封和突墓②。
司馬金龍夫婦墓為磚砌多室墓，由墓道、前後室、耳室及連接各室的甬道所組成。墓室總長17.5 米，墓道長28.1 米，全長45.6 米。墓磚呈青灰色，磚側模印“瑯琊王司馬金龍墓壽磚”十個字。主室西側置石雕棺床，上置漆棺。墓葬早年被盜，但仍遺存367 件陶俑。陶俑大都是侍從俑、儀仗俑，身披鎧甲的步兵俑和騎兵俑。還有與陶俑相配合的馱糧馬和大小馬匹、駱駝等30 多件。此外，有太和八年司馬金龍墓表和墓志各一方，延興四年姬辰墓志一方，安插在四個石礎上的漆屏風一座。石礎雕刻精美。屏風僅存彩畫屏板。屏板上彩繪曆史人物故事，各有題榜，堪稱為罕見的北朝書畫和石雕藝術珍品。
封和突墓是一座前後室墓。早年被盜，劫余遺物中有五世紀古波斯薩珊朝的鎏金銀盤和高足銀杯等珍品，在我國還是第一次發現。
① 大同市博物館等：《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 年7 期。②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79～1989 年山西省的考古發現》，《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①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 年3 期。② 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 年3 期。洛陽墓葬區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皇帝、王公貴族死後都埋葬在洛陽邙山一帶。本世紀初，元魏墓葬遭到嚴重破壞，僅收集保存的墓志就有二百多方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考古工作者根據當時收集記錄的出土地點，進行多次實地勘查。判明洛陽北郊瀍河兩邊的北邙山域，應是元魏統治集團的一個大墓區。在這個大墓區內，有帝陵、元氏皇室、“九姓帝族”、“勳舊八姓”、其他內入的“鄰諸姓”，以及一些重要降臣的墓葬②。據出土墓志推定，孝文帝長陵、孝文後陵、宣武帝景陵，位于這片墓區的西邊，今洛陽西北官莊村東地的大小家應是孝文帝長陵及其後陵；大小塚右前方的塚頭村東地土塚，應是宣武帝景陵③。孝文及其諸世祖子孫中的父子（女）墓葬，采用“父為祖墳，子墓位祖墳的左前方、右前方，或左後方、右後方”四種排列方式。諸世祖子孫墓地中兄弟墓葬的排列順序則皆自左而右，一字並行④。
已發掘的洛陽地區北魏墓近百座，其中有元 、元懌、元邵、元邵、元睿等皇室墓，以及司馬悅（司馬金龍之子）、寇猛等大臣墓①。這批元魏墓，皆南向，多數為方形單室墓，少數為前後室墓。方形單室墓中，磚室墓居多，土洞墓較少。由斜坡墓道（少數作豎井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組成。墓室呈方形或近方形，四壁稍外弧，一般為穹窿頂，也有作四角攢尖頂的。有的在墓道上方開鑿一個或二個天井。前後室墓僅見于元邵、元 等皇室墓，墓道上方也開鑿一個或二個天井。不論單室或前後室的元魏皇室墓，墓內大多彩繪壁畫，隨葬品也比較豐富。
東魏北齊陵墓東魏北齊陵及皇室墓大多集中在河北磁縣滏陽河以南、漳水以北的廣闊地帶。這里素有“七十二家”、“八十四寨”之稱。著名“磁州三高”碑就在這里出土。已發掘的有磁縣灣漳北齊大墓（疑為某帝陵）②、大塚營村東魏茹茹公主墓③和東槐村北齊文昭王高潤（高歡之十四子）墓④。這三座大墓都是磚砌單室墓，坐北朝南，由斜坡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組成。灣漳大墓總長52 米，茹茹公主墓總長近35 米，高潤墓總長63.1 米。甬道上方有磚砌門牆或仿木構的門臉，甬道內及前後兩端均砌三堵封門牆（高潤墓砌二堵），① 郭玉堂：《洛陽出土石刻時地記》，洛陽大華書報供應社，1941 年。② 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鮮卑遺跡輯錄之三》，《文物》1978 年7 期。③ 黃明蘭：《北魏洛陽景陵位置的確定和靜陵位置的推測》，《文物》1978 年7 期。④ 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鮮卑遺跡輯錄之三》，《文物》1978 年7 期。① 黃明蘭：《西晉裴祗和北魏元 兩墓拾零》，《文物》1982 年1 期；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 年4 期；又《河南洛陽北魏元乂墓調查》，《文物》1974 年12 期；孟縣人民文化館：《河南孟縣出土北魏司馬悅墓志》，《考古》1983 年3 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縣杏園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 年9 期；侯鴻鈞：《洛陽西車站發現北魏墓一座》，《文物參考資料》1957 年2 期。
② 鄴城考古工作隊：《河北磁縣灣漳北朝墓》，《考古》1990 年7 期。③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4 期。④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 年3 期。
中後兩堵牆之間設石門（茹茹公主墓僅有石門框）。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四壁微外弧，頂呈穹窿狀。墓室西側設棺床。墓內繪滿彩色壁畫。雖然早年多次被盜，遺存仍甚豐富。
灣漳北齊大墓的壁畫大多剝落，僅墓道壁畫保存較好。壁畫畫面共300余平方米，兩壁畫面對稱，東壁以青龍為先導，隨後有53 人組成的儀仗出行隊伍；西壁以白虎為先導，隨後亦有53 人組成的儀仗出行隊伍。儀仗隊伍的上方是天空，繪有各種神獸、流云、蓮花等圖象。茹茹公主墓的壁畫面積達150 平方米。自墓道入口處依次繪青龍、白虎，儀仗行列，鎮墓威神及鳳鳥、羽人。墓道地面兩邊繪花卉圖案，甬道券頂門牆上繪朱雀及鎮墓威神；甬道兩壁繪侍衛。墓室四壁以四神及墓主起居為主要題材。布局謹嚴，人物比例准確，服飾逼真，線條流暢，敷色豔麗。高潤墓壁畫以北壁保存較好，中部繪墓主，端坐帷帳中，頭戴折上巾，身穿直裙便服，兩側各有待從六人，手執華蓋、羽旌等物。墓頂可能繪有天象圖。這三座墓的壁畫，繪畫技藝嫻熟高超，畫面氣勢宏偉，代表了北齊壁畫的藝術水平，在中國繪畫藝術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陶俑是這三座墓的主要隨葬品。灣漳大墓出土1500 多件，茹茹公主墓1100 多件，高潤墓381 件，是同期墓中隨葬陶俑最多的。陶俑種類很多，均施彩繪，制作精美，形象生動。其中以侍衛俑和侍吏俑占多數。此外，還有伎樂俑、擊鼓俑、奴仆俑以及胡俑、薩滿巫師俑，等等。為研究北朝的曆史社會、輿眼制度提供了一批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
除磁縣東魏、北齊皇室墓以外，在河北、河南、山東、山西等地還發現一大批東魏北齊時期的勳臣貴戚世家大族墓。其中墓主身份明確、紀年清楚、保存較為完整的有：河南安陽北齊驟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范粹墓①，北齊東徐州刺州和紹隆夫婦墓②，安陽北齊文宣帝妃顏氏墓③，濮陽北齊車騎將軍李云夫婦合葬墓④，河北磁縣北齊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堯峻墓⑤，堯母趙郡君墓⑥，贊皇東魏司空李希宗夫婦合葬墓⑦，黃驊北齊青州樂安郡太守常文貴墓⑧，平山北齊祠部尚書趙州刺史崔昂夫婦合葬墓⑨，山東高唐東魂濟州刺史房悅墓⑩，山西太原北齊右丞相東安王婁叡墓(11)，太原擴坡北齊張肅俗（北魏龍驤將軍長安侯張子霞之四子）墓(12)，壽陽北齊故定州刺史太尉公明陽王庫狄回洛墓(13)，祈縣北齊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韓裔墓(14)，以及山東臨淄崔氏墓群①，濟南陳氏墓群②，河北臨城趙郡李氏墓群③，景縣封① 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 年1 期。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陽北齊和紹隆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987 年1 期。③ 安陽縣文教局：《河南安陽縣清理一座北齊墓》，《考古》1973 年2 期。④ 周到：《河南濮陽北齊李云墓出土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 年9 期。⑤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北齊堯峻墓》，《文物》1984 年4 期。⑥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東魏墓》，《考古》1977 年6 期。
⑦ 石家莊地區革委會文化局文物發掘組：《河北贊皇東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 年6 期。⑧ 滄州地區文化局：《黃驊縣北齊常文貴墓清理簡報》，《文物》1984 年9 期。⑨ 河北省博物館等：《河北平山北齊崔昂墓調查報告》，《文物》1973 年11 期。⑩ 山東省博物館文物組：《山東高唐東魏房悅墓清理紀要》，《文物資料叢刊》（二），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①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學報》1984 年2 期；淄博市博物館等：《臨淄北氏墓群④，高氏墓群⑤，無極甄氏墓群⑥，河間邢氏墓群⑦，山西聞喜裴氏墓群⑧，等等。這個時期的世家大族，他們生前聚族而居，死後聚族而葬。根據出土墓志，可以考定各家族的族葬方式。例如磁縣堯氏墓群，堯母居南，三子並列在北；臨城趙郡李氏墓群，李父居中，其先夫人在南，二子並列在北；贊皇李氏墓群，李父居北，五子並列在南。這兩種排列方式，與北魏皇室墓的排列是一致的。
東魏北齊沿襲北魏的埋葬習俗，皆單室墓，墓向朝南，但有少數例外。
例如，臨淄崔氏墓，墓向西北：李希宗等少數殊勳墓為南向的前後室墓。單室墓大多是青磚砌築，少數是土洞墓，僅臨淄崔氏墓為石砌單室墓。單室墓皆由斜坡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組成。墓室平面以方形居多，四壁稍稍向外弧出，一般為穹窿頂，少數作四角攢尖頂。磚砌棺床置墓室西壁（或北壁）下。棺床前陳列陶俑及其他隨葬品。勳戚大臣的方形單室墓，往往加長墓道，擴大墓室，在甬道內加砌磚牆，設石門，並在甬道上方磚砌門牆或作仿木構的門臉。庫狄回洛墓和婁叡墓內均增設帷帳，這可能與他們官階最高（正一品）有關。
東魏北齊的世家大族墓，墓內大都彩繪壁畫，隨葬成群的陶俑、動物模型和精美的瓷器。有的還有東羅馬金幣和西方傳入的金銀器和玻璃器。外戚李希宗、婁叡是世家大族墓中最豪華的兩座。李希宗墓是具有前後兩室的大墓。這種前後室墓在北朝後期是很少見的。婁叡墓壁畫達240 多平方米，畫面主要是表現墓主生前生活的顯赫場面和死後靈魂飛升的虛幻境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北朝壁畫出現了受南朝風格影響的畫面。例如濟南東八里窪和臨胸冶泉等地發掘的東魏北齊墓，墓中都繪有屏風。屏風內繪“竹林七賢”和榮啟期的圖像①。這種現象的出現，反映了南北朝時期並不因政治上的對峙而影響南北文化的交流。
北周墓葬北周墓發現較少，年代明確的有咸陽西魏侯義墓②、甯夏固原北周柱國大將軍河西公李賢夫婦墓③。這兩座墓的發現，為北朝晚期墓的編年研究提供了准確的標尺。侯義墓是單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組成。墓室繪壁畫，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簡報》，《考古》1985 年3 期。
②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進中的十年——1978～1988 年山東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73 頁，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③ 李建麗、李振奇：《臨城李氏墓志考》，《文物》1991 年8 期。
④ 張季：《河北景縣封氏墓群調查記》，《考古通訊》1957 年3 期。
⑤ 河北省文管處：《河北景縣北魏高氏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 年3 期，⑥ 孟昭林：《無極甄氏諸墓的發現及其有關問題》，《文物》1959 年1 期。⑦ 孟昭林：《記鷹魏邢偉墓出土物及邢募的發現》，《考古》1959 年4 期。⑧ 顧鐵符：《晉南——文物的寶庫》，《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10 期。①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東八里窪北朝壁畫墓》，《文物》1989 年4 期；又《前進中的十年——1978～1988 年山東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73 頁，文物出版社，1990 年。② 咸陽市文管會等：《咸陽市胡家溝西魏侯義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 年12 期。③ 甯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等：《甯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 年11 期。損泐嚴重，僅墓頂星座圖尚有殘存。墓葬早年被盜，遺存陶俑、漆器等60多件。陶俑種類繁多，有武士、文吏、侍女、胡俑和騎馬樂俑等，是一批難得的西魏文物。李賢墓是長斜坡墓道帶三個天井的土洞墓。在墓道、過洞、天井、甬道和墓室中都繪有壁畫。畫面部分殘缺，現存23 幅，內容約可分為門樓、武士和侍從伎樂三部分。線條古拙粗放，風格寫實，著重表現墓主人生前富貴豪華生活，不見東魏北齊流行的升仙思想畫面。這批壁畫填補了北周繪畫史上的空白，為研究北周建築、服飾、兵制提供了形象資料。墓中隨葬陶俑數百件，色彩鮮豔，塑工精細，神態各異：部分陶俑具有明顯的少數民族特征，反映了這個時期民族大融合的曆史過程。隨同出土的鎏金銀壺、金戒指、玻璃碗等波斯薩珊朝工藝制品，還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重要資料。第四節六朝墓葬六朝墓多數發現于長江中下游，福建、廣東、廣西和四川、貴州、云南等省區也有不少發現。據不完全統計，已發現的六朝墓在二千座以上。
長江下游地區南京地區是六朝都城所在地，發現的六朝墓也最多。由于當時流行族葬制度，又迷信相墓術，所以，發現的六朝墓大多三五成群，分布于土山丘陵的半坡上。磚砌墓室，墓向依山勢而定。中小型墓主要是平面呈長方形的平頂疊砌磚墓，或平面呈長方形或凸字形的券頂磚墓。大型墓一般有前後室，四隅券進式頂，或前室四隅券進式頂，後室券頂。少數還帶有1—3 個側室。有的還砌出棺床、祭台，在封門磚下，砌有通向墓外的瓦管排水溝。六朝前期（吳、晉）墓的隨葬品以陶器、釉陶器為主；六朝後期（南朝）墓，隨葬青瓷器明顯增多①。
孫吳帝陵迄今未發現。已發現的等級最高的孫吳墓是吳左大司馬右軍師朱然墓②。朱然墓發現于安徽馬鞍山，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後室所組成。前室平面近方形，四隅券進式穹窿頂；後室平面長方形，雙層拱形券頂。墓葬早年被盜，殘存遺物140 多件，包括漆器、木器、青瓷器、陶器、銅器和大量的銅錢。漆器數量最多，有十多個品種共60 多件，器形多數是漢代常見的耳杯、盤、案、盒、壺、樽、奩等。另有漆槅和漆憑幾，系三國時出現的新產品。胎質有木胎、篾胎、皮胎等。裝飾工藝有鎏金銅扣、描漆、戧金錐刻、犀牛漆，有的還采用雕刻與彩繪相結合的方法。漆器以人物故事畫為主，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彌補了繪畫史上的一段空白。部分漆器的外底部有漆書“蜀郡作牢”字樣，表明這批漆器均屬蜀郡工官產品，為吳蜀關系的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
東晉南渡，陵墓都在建康（南京）。據唐人許嵩《建康實錄》記載，東晉十一陵，位于“雞籠山之陽”的有元、明、成、哀四帝陵，合稱西陵；位于“鍾山之陽”的有康、簡文、孝武、安、恭五帝陵，合稱東陵；位于“幕府山之陽”的有穆帝永平陵。另有廢帝海西公司馬弈廢後卒于吳，葬地不詳。經考古發掘，結合文獻研究，“雞籠山之陽”即今南京大學北園一帶。1972年在南京大學北園發掘的東晉大墓，當即西陵四帝之一①。“鍾山之陽”即今南京太平門內富貴山一帶。1960 年在富貴山南麓發現了恭帝陵的玄宮石碣②，隨後在其附近發掘到一座東晉大墓③。學者對這座大墓是哪一個帝陵存在爭議，但一致認為不出東陵後三陵之一④。
① 蔣贊初：《關于長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斷代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
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簡報》，《文物》1986 年3 期。① 南京大學曆史系考古組：《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文物》1973 年4 期；李蔚然：《論南京地區六朝墓葬的葬地選擇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 年4 期。
② 李蔚然：《南京官貴山發現晉恭帝玄宮石碣》；《考古》1961 年5 期。③ 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貴山東晉墓發掘報告》，《考古》1966 年4 期。④ 同①李蔚然文。蔣贊初：《南京東晉帝陵考》，《東南文化》，1992 年3、4 合期。“幕府山之陽”即今南京北郊幕府山南面的北崗山一帶。1981 年在北崮山南麓（今南京汽輪電機廠內）發掘到一座東晉大墓，當即穆帝永平陵⑤。在其附近，還發掘東晉皇族墓數座⑥。
東晉陵墓基本上繼承西晉的營建方法。陵墓大多開鑿在半山腰南麓，依山為陵，不起墳。墓室皆為帶甬道的券頂單室磚墓。甬道一般長2～3 米，墓室長4～7 米，墓室前有很長的排水溝。所不同的是，西晉陵墓道又長又寬，甬道內設一道或二道石門；而東晉陵墓道偏短偏小，甬道內設一道或二道木門。東晉陵的隨葬器物大體上可分為五類：第一類是青瓷器皿，有盤口壺、雞首壺、洗、碗等：第二類是陶質明器，有案、憑幾、托盤、耳杯、圓盤、香熏，尤其是每墓均有4 個雕塑龍虎形的帷帳座：第三類是漆器日用品，可辨的器形有盤、盒；第四類是金銀飾品和玻璃器皿；第五類是鐵鏡、石黛板等雜物⑦。由此可以看出，東晉陵的規模和隨葬品的數量、質量，都超過三國西晉；與漢唐陵墓作比較，則仍然存在較大差距。這或可說明，東晉偏安江左，在社會生產和物質生活上都有所發展，但非漢唐可比。
南朝陵墓在建康及其附近地區。由于南朝帝後陵及皇族（王侯）墓的前面有很長的神道，神道兩側立石獸、石柱、石碑。因此，清代以來不斷有學者做過調查，近人朱偰著《建康蘭陵六朝陵墓圖考》，集前人研究之大成。1950 年以後，考古工作者又多次進行勘查，共發現南朝陵墓31 處，其中有姓名可考的25 處。根據勘查，得知劉宋陵墓分布在南京甘家巷和江甯其林鋪一帶；南齊陵墓在丹陽胡橋、建山一帶；南梁帝後陵在丹陽東城村，皇族墓大多在南京堯化門甘家巷一帶：陳陵在江甯方山、靈山和南京西善橋附近①。已發掘的南朝陵墓有姓名可考的計有：南齊宣帝蕭承之的永安陵或高帝蕭道成的泰安陵②，景帝蕭道生的修安陵③，東昏侯蕭寶卷墓，和帝蕭寶融的恭安陵④。南梁桂陽簡王蕭融墓⑤、桂陽敦王蕭象墓⑥、安成康王蕭秀墓⑦、建安郡王蕭偉墓或昭明太子蕭統墓⑧，陳文帝陳蒨的永甯陵⑨、宣帝陳頊的顯甯陵⑩。南朝陵墓沿襲東晉陵墓的營建方法，聚族而葬，迷信風水，所有的南朝帝後陵和皇族墓都選擇在兩山之間的山沖高地，後有隆起的山丘作為屏障，前有開闊的平地，陵前神道順山勢直抵平崗。陵墓體制也都是帶有甬道的單室磚墓。墓室平面長方形，頂部起券，帝陵長13～15 米（包括甬道），甬道⑤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北郊東晉墓發掘簡報》，《考古》1983 年4 期。⑥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幕府山東晉墓》，《文物》1990 年8 期。
⑦ 羅宗真：《六朝陵墓埋葬制度綜述》，《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① 羅宗真：《六朝陵墓及其石刻》，《南京博物院集刊》第一集，1979 年。② 同①。
③ 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胡橋南朝大墓及磚刻壁畫》，《文物》1974 年2 期。④ 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縣胡橋、建山兩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 年2 期。邵玉健：《丹陽兩座南朝失名陵墓墓主考》，《東南文化》1980 年2 期。
⑤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梁窪陽王肖融夫婦合葬墓》，《文物》1981 年12 期。⑥ 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陽王肖象墓》，《文物》1990 年8 期。
⑦ 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棲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 年5 期。⑧ 南京博物院：《南京堯化門南朝梁募發掘簡報》，《文物》1981 年12 期。⑨ 同①。
⑩ 羅宗真：《南京西善橋油坊村南朝大墓的發掘》，《考古》1963 年6 期。內設石門二道，石門額上浮雕仿木結構和桃形燈龕，室內有磚砌棺床和石棺座，棺床前設石祭台。棺床前後有陰井，並有磚砌排水溝通向墓外。墓室和甬道外有的築有擋土護牆多道。整個墓室用花紋磚和模印磚畫拼嵌而成。甬道兩壁有的嵌砌獅子、武士磚畫，頂部嵌砌太陽、月亮磚畫。墓室內壁面嵌砌羽人戲龍、羽人戲虎、車馬出行以及竹林七賢和榮啟期磚畫。畫磚間雜有蓮花和纏枝忍冬等甬案。皇族墓與帝陵差不多。墓前仍置石刻，但規模較小。墓室亦流行帶甬道的單室磚墓，但比帝陵稍簡化。全長7～10 米。圖道內設石門一道，墓壁多用蓮花、忍冬、菱形紋磚拼嵌，竹林七賢和榮啟期磚畫偶有發現。墓室內大多隨葬石俑、石馬和石帷帳座，有的還出土龜趺墓志。南京及其附近，又是東晉南朝世家大族的聚葬地。東漢興起的豪門士族聚族而葬、按輩份排列的制度，至東晉南朝尤為盛行。南京老虎山顏氏家族墓①、象山王氏家族墓②和宜興周氏家族墓③，是考古工作較多的三個家族基地。老虎山顏氏墓地已發掘9 座，墓皆南向，東西排列，長70 米。象山王氏墓地已發掘7 座，墓亦南向，分行排列，占地5 萬平方米。宜昌周氏墓已發掘6 座，墓皆東向，北南排列，占地5 萬7 千平方米。根據出土墓志及同一墓地中的死者關系，推知當時的排葬方式大約是：墓南向的墓群，長輩居右（西），晚輩依次自右向左（自西而東）一行順排，如老虎山顏氏墓；墓東向的墓群，長輩居左（北），晚輩依次自左向右（自北而南）一行排列，如宜興周氏墓：另一種是長輩居中或居前，晚輩依次葬其兩側或晚輩居後方依輩分排葬，如象山王氏墓地。雖然這三種排葬方式，並不都是十分嚴格的，個別較晚輩的放在長輩之間也偶有發現。但聚族而葬，按輩排列，他族不得混入，這是不能改變的。
此外，揚州、蘇州、常州、無錫以及浙江的金華、衢縣，江西的南昌、瑞昌、修水等地，也發現不少六朝墓。墓制與南京出土的同期墓基本相同。從西晉開始，以青瓷器隨葬逐漸占據主要地位。
長江中游地區武漢和長沙是長江中游六朝墓的兩個重要地點。
武漢東邊的鄂城是孫權稱吳王時的都城，黃初二年（221）改名武昌。黃龍元年（229）遷都建鄴（南京），終南朝之世，武昌一直是控制長江中游的軍事重鎮。因此，這里發現的吳晉南朝墓為數甚多。已發現的紀年墓有吳黃武六年（227）、永安五年（262）、晉泰元四年（379）、隆安三年（399）、宋元嘉廿七年（450）、孝建二年（455）和齊永明三年（485）等①。這批紀①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老虎山晉墓》，《考古》1959 年6 期。②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人台山東晉興之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1965 年6 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象山東晉王丹虎墓和2、4 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65 年10 期；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5 號、6 號、7 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 年11 期。
③ 羅宗真：《江蘇宜興晉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7 年4 期：南京博物院；《江蘇宜興晉墓的第二次發掘》，《考古》1977 年2 期。
① 武漢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昌任家灣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12 期；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昌蓮溪寺東吳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 年4 期；程欣人：《武漢出土的兩塊東吳鉛券釋文》，《考古》1965 年10 期：鄂城縣博物館：《鄂城東吳孫將軍墓》，《考古》1978 年3年墓，為長江中游地區六朝墓的分期提供了准確依據。
長江中游的東吳墓大多是磚室墓。大中型墓沿襲東漢墓制，以帶短甬道的橫前室單後室（前室常附耳室）和橫前室雙後室兩種為主。小型墓大多是長方形單室。隨葬品除沿襲東漢時的陶模型器以外，還增添不少器類，如多子福、盤口壺、香熏、俑、畜圈、虎子等，其中青瓷器越來越占據重要地位。常見的隨葬品組合是罐、缽、碗、盤、耳杯、案、燈、香熏、唾壺、虎子、俑、倉、灶、牛車、雞、狗、家畜圈等模型器，以及銅鏡、石黛板、鉛地券和銅錢。其中尤以帶紀年銘文的重列或環列神獸鏡、佛像夔鳳鏡，刻有立佛像的鎏金銅帶飾，帶尖帽湧和盤發跪俑，穿山甲形俑，人面獸足的鎮墓獸，以及刻有“孫將軍門樓”的青瓷院落最具時代特征。兩晉南朝墓流行單室磚墓，平面長方形，或在前端正中或一側增設短甬道。一般趨向簡約。墓底大多設棺床和排水溝。隨葬品中的青瓷器比東吳墓的同類器較多且好。胎灰白色，紋飾簡單，多素面，綠釉為主，罐、缽口沿往往飾以褐綠色釉斑②。長沙地區的六朝墓，形制與武漢近似。已發現的紀年墓有瀏陽姚家園西晉太康八年（287）墓③，長沙金盆嶺西晉永甯二年（302）墓，桂花園東晉升平五年（361）墓，爛泥沖東晉甯康三年（375）墓，齊永明十一年（493）墓和識字嶺齊永元元年（499）墓①。這些紀年墓，規模較大，隨葬器物豐富，反映了六朝時期長沙地區較為安定發達的情景。其中最重要的是永甯二年墓和升平五年墓②。永甯二年墓及其附近的5 號、6 號墓，共出土各類青瓷、陶俑100 多件，其中有高冠執板的騎吏俑，持刀盾的武土俑，各種侍從俑，以及乘馬演奏的樂隊，雙人對坐書寫的文吏俑，額上點有“白毫相’的僧人。在升平五年墓中，發現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一方。券上開列潘氏生前服用的衣物50 多種，其中有絲織品40 多件。這些實物資料，對研究當時長沙地區的社會曆史、衣冠制度、生活習俗都具有重要價值。
此外，河南鄧縣學莊村的南朝畫像磚墓也是一個重大發現③。這是一座前有甬道的單室券頂磚墓，全長9.8 米。墓室和甬道均用帶蓮花紋的花紋磚砌成，並嵌砌模印加彩的畫像磚。畫像磚主要表現前列鼓吹的牛車行列場面，它們與墓內出土的50 多個儀仗俑相配合，顯示墓主生前擁有部曲武裝。墓內磚柱上彩繪飛天、化生圖像及大量的蓮花、忍冬圖案，反映出當時佛教已廣泛流傳。
福建兩廣地區東晉南渡，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湧入福建兩廣，加速了這些地區的開發。這些地區發現的六朝墓比漢墓大為增多。皆磚室墓，墓磚上常有紀年文字，除東吳外，兩晉南朝的紀年基本上都可以連接起來，為分期斷代提供了極大期；湖北省博物館：《武漢地區四座南朝紀年墓》，《考古》1965 年4 期。② 蔣贊初：《長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斷代》，《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③ 高至喜：《瀏陽姚家園清理晉墓兩座》，《文物》1960 年4 期。
① 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 年3 期。② 同①。史樹青：《晉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釋》，《考古通訊》1956 年2 期。③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鄧縣彩色畫像磚墓》，文物出版社，1958 年。方便。本地區的兩晉墓，較多沿襲東漢以來的多室墓制，南朝墓則以單室磚墓為主。墓道在墓室前端的正中或一側，但東漢多室墓制仍有遺存。例如福建建甌穆墩發現的梁天監五年墓①，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後室和兩耳室所組成，後室兩側壁和後壁又砌出25 個小龕。廣西融安4 號墓②由前中後三室組成，三室間的兩壁和後室後壁均砌磚柱。廣東始興赤南發現雙棺室和三棺室合葬墓③，棺室隔壁上增砌通氣的小門或壁窗，等等。
福建六朝墓的墓室，都用花紋磚砌築。磚面為繩紋或布紋，向墓室內的側面大多模印錢紋、人字紋、菱形紋、米字紋、團花、十字紋、蕉葉紋等，也有少數飾以龍鳳、飛天、菩薩、卷草紋的。隨葬品主要是青瓷器。器形有罐、壺、碗、缽、孟、盤、碟、豆、杯、耳杯、五盅盤、多子槅和博山爐、燈、膲斗、三足盤、唾盂、虎子以及文硯、水注、灶、倉等模型器。這些青瓷器，除了一部分專為隨葬而燒制的明器外，絕大部分是當時的實用器④。兩廣六朝墓分布很廣，說明人口大量增加。廣州晉墓的紀年磚文，常見“永嘉世天下荒余廣州皆平康”一類吉語銘文⑤，連縣西晉墓又有犁田耙田模型山土①，反映了在長期戰亂中，廣東相對穩定的局面。隨葬器物與東漢墓截然不同，尤其是陶器，器形、釉色、胎質、紋飾都不一樣。東漢墓常見的鼎、盒、壺、瓶、案等飲食器和屋、倉、井等模型器完全絕跡，代之而起的是四耳罐、碗、盆、碟、雞首壺、虎子、三足硯等青瓷器。南朝盛行長方形的中小型磚室墓，隨葬品與晉墓類同，但器類較少，造型趨向單調。
川滇地區四川蜀漢兩晉南朝墓分磚室墓和崖洞墓兩大類。磚室墓主要流行于成都平原，崖洞墓遍布四川山地和云貴北部山區。過去對蜀漢墓了解很少，近年發掘忠縣塗井崖墓，崇慶五道梁磚墓和雙流黃佛崖墓，才得到確認②。蜀漢磚墓大多作長方形單室券頂，隨葬蜀漢政權鑄造的五銖、直百五銖和太平百銖是其特點③。崖墓分單室、雙室、多室（雙後室）三種，形制與東漢崖墓相同，但墓室較低，墓門略呈方形。出土陶模型器，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青瓷器漸多，其基本組合為帶系罐、盤口壺、碗，另有唾壺、水盂、罈、碟等，隨葬漢五銖、王莽錢和蜀漢錢，也是特點之一。兩晉之際，寳人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漢政權（304—347）。隨後，四川經曆一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① 許清泉：《福建建甌穆墩梁墓》，《考古》1959 年1 期。
②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融安安甯南朝墓發掘簡報》，《考古》1984 年7 期。③ 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始興晉——唐墓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④ 福建省博物館：《建國以來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獲》，《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4 頁，文物出版社，1979 年。
⑤ 麥英豪：《廣州市西郊發現古墓六座》，《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1 期；又《廣州市文物志》120 頁，嶺南美術出版社，1990 年。
① 徐恒彬：《簡談廣東連縣出土西晉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 年3 期。②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四川省文物考古十年（1979～1981）》，《文物考古工作十年》257 頁，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③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四川崇慶縣五道渠蜀漢墓》，《文物》1984 年8 期。社會動蕩，墓葬分布范圍大大縮小，主要發現于四川盆地西北一帶。磚墓和崖墓規模都趨向簡陋窄小，均為單室，葬具僅有木棺或無葬具，隨葬陶瓷器。器形以帶系罐、盤口壺、唾盂、雞首壺、虎子等為主，制作粗糙①。
云南地區的六朝墓大多發現于滇東、滇東北，尤以昭通、魯甸、曲靖、陸良、昆明、呈貢、晉甯為最多，不下數百座，俗稱“梁誰”②“梁堆”采取聚族而葬的葬式，三五成群，分布在小丘陵或平原上，高山上未見。有墳丘，墳丘下墓室，多數是長方形單室磚墓，券頂。少數有前後室，前面有短墓道。也有磚石混合砌築。晚期多作方形單室磚墓，兩側壁外弧，四面起券，形似覆斗。墓壁石砌，墓底、墓道用花磚鋪砌。墓室頂部蓋石上浮雕蓮花形圖案或日月三足烏，有的四角還雕出龍形。梁堆多數被盜。遺存下來的隨葬器物很少。主要有銅制的容器、飲食器、搖錢樹、銅鐵兵器、陶模型器、金銀飾物和漢五銖、王莽錢、蜀漢五銖，與內地同期墓的隨葬品基本相同，屬于漢文化體系。
據學者研究，“梁堆”是漢族遺民及其後裔的墓葬，除了極個別的可能是內地來云南任職的官吏以外，絕大多數應是史書上所說的“南中大姓”。1963 年在昭通後海子發掘的霍承嗣墓是個典型墓例③。此墓系磚石混合結構的單室墓，前有墓道。墓室方形，每邊長3 米，高2.2 米，墓道長3.4 米，地面墳丘高5.2 米。早年被盜，僅存壁畫。四壁壁畫均分上下兩列。畫面以墓主坐像，漢彝部曲、儀仗、侍從以及流云、蓮瓣、四神、怪獸為主要內容。墓主人坐像繪于後壁下列正中，左右為儀仗和侍從。在主像右上方有墨書題記八行，殘存八十六字。據題記，墓主霍□，字承嗣，南郡枝江人，曾任“守南夷校尉交甯二州刺史”，死時是“荊州南郡枝江牧”。先葬蜀郡，東晉太元年間改葬于此。霍氏自霍峻仕蜀漢，其子弋，弋子在，弋孫彪等，俱在甯州任職，成為極有勢力的“南中大姓”之一。
① 羅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88 年2 期。
② 孫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館建館三十周年紀念文集》，云南省博物館編，1981年。
③ 云南省文物工作隊：《云南昭通後海子東晉壁畫墓清理簡報》，《文物》1963 年12 期。第五節高句麗城址和墓葬高句麗是我國東北地區古貊族的一支。公元前37 年建國號，都紇升骨城（今遼甯桓仁縣境）：公元前3 年，遷都國內城（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遷都于朝鮮半島的平壤，國內城為陪都。在高句麗建都紇升骨城和國內城的400 多年期間，遺留在我國境內的高句麗城址和墓葬為數甚多。本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人曾多次來集安調查發掘。五十年代以來，我國考古工作者除了複查和重新發掘被日人發掘的高句麗墓葬以外，還對分布于遼甯、吉林兩省境內的高句麗遺跡進行過多次的普查和重點發掘。重要的工作有：1956～1959 年，對遼河以東的高句麗山城進行全面普查，遍及鐵嶺、撫順、遼陽、海城、鳳城、桓仁等縣境，發現高句麗山城80 多處①。另在桓仁縣高力墓子村發現高句麗墓750 多座，發掘了其中的44 座①：在撫順前屯、窪渾木村兩處發掘19 座②。
1962～1966 年，對集安高句麗遺跡進行全面普查，勘查國都國內城遺址、王都丸都山城遺址，以及兩都城外圍的山城及其他遺址。對現存于集安縣境內的高句麗墓葬進行分區測繪、編號記錄③。在普查期間及以後，共清理發掘高句麗墓葬300 座左右④，其中包括重新發掘被日人發掘過的五盔墳5號墓、洞溝12 號墓和洞溝三室墓⑤。對著名的好太王碑做了精心修葺保護，重新釋讀研究⑥。
此外，1976～1983 年曾三次調查位于遼甯新賓縣富爾江西岸的黑溝山城⑦。1982 年調查吉林柳河縣大通溝羅通山城⑧。
都城址和山城址都城國內城位于鴨綠江中游右岸，通溝河口東側，今集安縣城周圍的石築牆垣即是。石垣砌築規整，至今猶存。石垣平面略呈方形。1980 年勘測，周長2686 米。南牆東段保存較好，殘高3～4 米，現存殘垣厚約7～10 米。四面牆垣均築馬面，數量不等。從殘存痕跡看，北牆有馬面八個，其他三牆① 陳大為：《遼甯高句麗山城初探》，《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1985）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 年版。又《遼甯境內高句麗遺跡》，《遼海文物學刊》1989 年1 期。
① 陳大為：《桓仁縣考古調查發掘簡報》，《考古》1960 年1 期。
② 王增新：《遼甯撫順市前屯、窪渾木高句麗墓發掘簡報》，《考古》1964 年10 期。③ 李殿福：《集安高句麗墓研究》，《考古學報》1980 年2 期。
④ 吉林省文物工作隊等：《1976 年集安洞溝高句麗墓清理》，《考古》1984 年1 期。集安縣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麗墓葬發掘簡報》，《考古》1983 年4 期；又《集安縣上、下活龍材高句麗古墓清理簡報》，《文物》1984 年1 期；又《集安縣老虎哨古墓》，《文物》1984 年1 期。曹正榕、朱涵康：《吉林輯安榆林河流域高句麗古墓調查》，《考古》1962 年11 期。
⑤ 吉林省博物館：《吉林輯安五盔墳四號和五號墓清理略記》；王承禮、韓淑華：《吉林輯安通溝第十二號高句麗壁畫墓》，均見《考古》1964 年2 期；集安縣文物管理所等：《吉林集安洞溝三室慕清理記》；李殿福：《集安洞溝三室墓壁畫著錄補正》，均見《考古與文物》1981 年3 期。⑥ 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⑦ 撫順市博物館等：《遼甯省新賓縣黑溝高句麗早期山城》，《文物》1985 年2 期。⑧ 吉林省文物工作隊：《高句麗羅通山城調查簡報》，《文物》1985 年2 期。各兩個。馬面大小略有差別，一般長8～10 米、寬6～8 米。牆垣的西北角、西南角、東南角呈直角，上建角樓；東北角呈弧形，增建兩個馬面。牆垣四面共有六個城門，東西面各兩門，南北面各一門，兩相對應。城門間有通衢，構成東西二橫道、南北一直道。今集安城內的團結路、勝利路和東盛路，大約就是當時國內城城年三條通衢的所在。曲于國內城幾乎全部疊壓在今集安縣城底下，曆經滄桑，除了有少量遺物被擾動出上外，昔日的城內建築已經無法查考①。
丸都山城是國內城的守備城。城構築在國內城西北2.5 公里的高山上。
東西北三面城垣壘築在形如半圓的峰脊上：南面坡地，城垣低平，使整個山城形如簸箕狀。城垣充分利用自然天塹，因山峰的自然形勢壘砌石垣，或利用陡峭的石壁為城垣。石材平整，一般長20～50 厘米、寬29～40 厘米、厚10～27 厘米。城垣走向不平直，整體平面呈橢圓形，方圓近七公里，總長6951米。城垣上設女牆。女牆內壁基部有柱洞。全城共設五城門，東牆北牆各二門，南牆一甕門，西牆無門。城年至今猶存建築遺址三處，蓄水池遺址一處，墓葬三十七座②。
在通往兩都城的要道上以及在廣袤的高句麗國境內，發現了數以百計的城堡、關隘和哨卡，俗稱山城。集安境內的山城很多，經勘查的有老嶺南道上的霸王山城、望坡嶺關隘；老嶺北道上的關馬牆山城和大川哨卡①。
分布于各地的高句麗山城，大都構築在山巔上或地形險要處。就地取材，大小不一，無有定制。大型山城周長約2 公里，主要分布在遼河東岸山區與平原交接地帶。一般由土築、石築或土石合築三種方法構成，有城門、馬面和瞭望台等設備，有的還有水門和環城馬道。山城內大多有建築基址。中型山城周長1～2 公里，大多屬于高句麗早期建築，主要分布于遼河東岸較大的支流之間，一般由土築或石築兩種方法建成，也有城門。小型山城周長200～1000 米，城壁土石混築，大多位于交通要道上，一般不獨立存在，但對捍衛大中型山城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②。《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所說的“當道小城”，或即指這種小型山城。
墓葬大多發現于吉林省集安縣。遼甯省桓仁、撫順、寬甸等地也發現不少，情況與集安基本相同。
集安高句麗墓葬集中分布在老嶺山的嶺前和嶺後。分布嶺前23 處，12206座：分布嶺後的9 處，152 座。兩地合計12358 座。其中以嶺前洞溝地段（今集安縣城附近）最為密集。在這地段內細分為下解放、禹山下、山城下、萬① 集安縣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麗國內城址的調查與試掘》，《文物》1984 年1 期。② 李殿福：《高句麗丸都山城》，《文物》1982 年6 期。
① 方起東：《吉林輯安霸王朝山城》，《考古》1962 年11 期，吉林省博物館輯安考古隊等：《吉林輯安高句麗南道和北道上的關隘和城堡》，《考古》1964 年2 期。李殿福：《集安山城子山城考略》，《求是學刊》1982 年1 期。
② 陳大為：《遼甯高句麗山城初探》，《中國考古學會第五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 年；又《遼甯境內高句麗遺跡》，《遼海文物學刊》1989 年1 期。
寶汀、七星山和麻線溝等六個墓區，共11300 座①。這32 處墓群，大多分布在山麓上，排列有序，規模懸殊。石墳多分布在靠山麓處，土墳多在河谷階地和平川地帶。在保存較好的地區，尚能看出埋葬先後的序列。如七星山南坡的墓葬，從山腹開始往下成行排列。有的行列由小墓開始逐漸到大墓；有的則由大墓逐漸到小墓；有的開始由小墓逐漸到大墓，再由大墓逐漸到小墓。土墳則埋葬在排列有序的石墳行間空隙處。這種現象表明，集安洞溝墓群是當時生活在集安一帶的高句麗族；不同的家族各有自己的墓地，並且按不同輩次有規律的埋葬，反映了高句麗各階層身份的不同和葬俗的變化。在包括日本人發掘在內的300 多座高句麗墓中，重要的大中型墓有長川1 號墓、2號墓②，下解放區的31 號墓和冉牟墓、環紋墓，禹山下區的41 號墓、68 號墓、1080 號墓和太王陵、將軍墳、角觗墓、舞俑墓、洞溝12 號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墳4 號墓、5 號墓，山城下區的332 號墓、983 號墓、1411 號墓和龜甲壁畫墓、折天井墓、兄墓、弟墓，萬寶汀區的78 號墓、242 號墓、1368 號墓，七星山的96 號墓，麻線溝的1 號墓和千秋墓、西大墓①，等等。高句麗墓的墓室（放置尸體處）構築在地表上（晚期有的在半地下）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這是與中原漢式土葬墓最大的不同處。墓葬結構比較複雜。外部結構可分積石和封土兩大類。所謂積石墓，即“積石為封”的墓葬，又簡稱為封石墓或石墳。封土墓即以土為封的墓葬，其中包括少數封土內混以石塊和在封土底部四周用石塊砌以方壇或方壇階梯的墓葬，簡稱土墳。內部結構又可分為石壙和石室兩種。所謂“石壙”，是指用石塊或河卵石在地面上堆積方形墓基，再在上面構築長方形框的石壙（槨室）。埋葬後封以碎石，不再加頂蓋，整體如方丘狀。一般沒有墓門，也沒有墓道。“石室”流行于封土墓時期，系用石材在地面上或半地下築造墓室（石室），四壁上部抹角疊澀，頂加蓋石，有墓門，也有墓道。但大型積石墓的石室仍構築在頂部中央。根據已發表的資料研究，高句麗積石墓可劃分為無壇石壙墓、方壇石壙墓、方壇階梯石壙墓以及方壇石室墓、方壇階梯石室墓等五型。封土墓都是石室墓，配合外部結構，可分為無壇封土石室墓、方壇封土石室墓和方壇階梯封土石室墓等三型②。
這些形式多樣的高句麗墓制，既有年代早晚的不同，又是墓主身份不同的標志。一般地說，積石墓出現較早，無壇石擴墓為一般平民墓，數量最多，① 李殿福：《集安高句麗墓研究》，《考古學報》1980 年2 期。
② 吉林省文物工作隊等：《集安長川一號壁畫墓》，《東北考古與曆史》創刊號， 文物出版社，1982 年。陳湘偉：《吉林集安長川二號封土墓發掘紀要》，《考古與文物》1983 年1 期。① 吉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吉林集安的兩座高句麗墓》，《考古》1977 年2 期。集安縣文物保管所：《集安縣兩座高句麗積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 年1 期。吉林省博物館輯安考古隊：《吉林輯安麻線溝1 號壁畫墓》，《考古》1964 年10 期。李殿福：《集安洞溝三座壁畫墓》，《考古》1983 年4 期。吉林集安縣文管所：《集安萬寶汀墓區242 號古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2 軍6 期。方起東、林至德：《集安洞溝兩座樹立石碑的高句麗古墓》，《考古與文物》1983 年2 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隊：《吉林集安五盔墳四號墓》，《考古學報》1984 年1 期。李殿福：《集安高句麗墓研究》，《考古學報》1980 年2 期。池內宏、梅原末治：《通溝》，日滿文化協會，1940 年。
② 研究高句麗墓葬類型的文章很多，這里主要參考下列文章：李殿福：《集安高句麗墓研究》，《考古學報》1980 年2 期；方起東：《高句麗石墓的演進》，《博物館研究》1985 年2 期；魏存誠：《高句麗積石墓的類型和演變》，《考古學報》1987 年3 期。
始見于高句麗建國以前，下限至五世紀初。方壇石擴墓和方壇階梯石墳墓分屬于統治階級內部的不同階層的墓葬，流行時間大致相同，上限不晚于東漢初年，下限約在四世紀上半葉。隨後出現的方壇石室墓和方壇階梯石室墓，墓主身份與方壇石擴墓、方壇階梯石擴墓同。著名的太王陵、將軍墳、千秋墓以及禹山下41 號墓、七星山96 號墓、萬寶汀242 號墓和桓仁21 號墓，都屬于方壇階梯石室墓，大約都是高句麗王室或高級貴族的陵寢，這種形式的墓制，大約流行千公元三世紀末至五世紀末。其中保存最好的是將軍墳。將軍墳整體呈階梯式金字塔形，每邊長35.6 米，高12.4 米。用精琢的巨形花崗岩石條砌築，共七級，每面有頂護石3 塊倚護。墓室位于第五級中部，長寬各5 米，高5.5 米，頂部以整塊巨石覆蓋。氣勢雄偉壯觀，是高句麗陵墓建築的代表作。
封土石室墓出現最晚，大約開始于四世紀末葉，以後逐漸取代積石墓，成為高句麗中晚期墓制的主流。
壁畫墓絕大多數見于封土石室墓。至今已發現壁畫墓20 座，有角觗墓，舞踴墓，環紋墓，冉牟墓，洞溝12 號墓，散蓮花墓，龜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墳5 號墓，五盔墳4 號墓，麻線溝1 號墓，山城下332 號墓、983 號墓，萬寶汀1368 號墓，了解放31 號墓，長川1 號墓、2 號墓和禹山下41 號墓。其中除禹山下41 號墓是方壇階梯石室墓以外，全部是封土石室墓。早期壁畫墓內容簡樸，大多繪于白堊壁面上，以表現墓主生前宴飲、歌舞場面為主，墓頂襯以日月星辰圖案，設色單調。屬于早期壁畫墓的有萬寶汀1368 號墓、角觗墓、舞踴墓。年代約在公元三世紀中葉到四世紀中葉。中期壁畫墓大多出現于多室墓，作畫方法與早期相同，壁畫內容仍以墓主生活起居為主要題材，但佛教題材明顯增多，並開始出現四神圖像。壁畫內容豐富，線條流暢，是高句麗壁畫藝術的重要發展階段。典型的墓例有洞溝12號墓、麻線溝1 號墓、三室墓、禹山下41 號墓和長川1 號墓、2 號墓。年代約在公元四世紀中葉到五世紀中葉。晚期壁畫多出現于單室墓中，壁畫直接繪于平整的石面上，以四神為主要內容，襯以怪獸、仙人、蓮花網狀圖案。設色濃豔，裝飾富麗，壁畫內容和藝術手法，都明顯看出受漢文化的影響。典型墓例有四神墓、五盔墳4 號墓、5 號墓。年代約在五世紀中葉到六世紀中葉。
由于高句麗墓構築在地面上或高于地面上，曆史上曾遭到嚴重破壞，尸骨、葬具遺存極少，除彩繪壁畫保存較好以外，遺留下來的隨葬器物也不多。根據發掘時的跡象和殘存不多的葬具人骨分析，高句麗前期（積石墓前三式）實行火葬，似皆單入葬，隨葬品不多，一般有陶壺、罐、銅制或鐵制的馬具和武器，連同尸體一起火化。後期（封土墓）采用土葬，設棺床，有木棺，單人葬，二人、三人合葬都有，皆仰身直肢葬式。隨葬器物較前期豐富，種類與中原魏晉墓略同，一般都有陶制的明器和銅鐵制的工具和武器，個別的還有金屬飾品。常見的器形有壺、罐、缽、盆、耳杯、灶等陶明器，鞍橋、馬鐙、馬銜、泡飾等馬具和斧、錛、削、矛、長刀、鏃、鎧甲等工具和武器①。①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等：《集安高句麗考古的新收獲》，《文物》1984 年1 期。第六節瓷窯和瓷器古陶瓷學者對考古出土的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陶瓷器進行過多次科學鑒定和研究，提出陶器和瓷器的界定標准①，使長期存在于考古學界的陶瓷混稱現象有所改變，這是古陶瓷研究工作中的一大進步。根據古陶瓷學者提出的陶瓷器界定標准，我國真正的瓷器開始出現于東漢，發源地在今浙江上虞一帶。隨後，南方各地也開始設窯燒瓷。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的瓷器生產已進入成熟階段。北方戰亂不息，經濟凋敝，手工業遭到嚴重破壞，瓷業的出現大約要遲至北魏統一北方以後。根據南北方所存在的不同情況，分別介紹如下。
南方的瓷窯和瓷器考古發現的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南方瓷窯，主要分布在浙江和蘇南宜興一帶，江西、湖南、四川、福建等省境內也有零星發現。這個時期的瓷器，絕大多數發現于窯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六朝墓中，除云南、貴州以外，其他各地的六朝墓也有一些瓷器出土。
浙江是我國瓷器的發源地和主要產區之一。其中燒造最早、產品數量最多、質量最好而最負盛名的是越窯青瓷。浙東的上虞、甯波和浙南的永嘉等地，都發現了東漢中晚期的越窯窯址；在東漢晚期墓中，又相繼發現用越窯生產的青瓷器隨葬①。上海矽酸鹽研究所曾對上虞小仙壇東漢越窯址中出土的青釉印紋壘瓷片進行測試化驗，並與上虞龍泉塘西晉越窯青釉瓷片的試測數據進行對比研究，證實這些青瓷片具有瓷質光澤、透明性較好，吸水率低，燒成溫度達1300℃左右，胎釉結合緊密，符合近代瓷的標准②。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江浙一帶的制瓷業迅猛發展，僅上虞一地，已發現東吳時期的窯址30 多處，西晉窯址60 多處。曹娥江沿岸的帳子山、鞍山、小仙壇、龍池廟等地，窯址密布，是當時燒造青瓷器的重要場地。這里不僅蘊藏著豐富的優質瓷土，也有燒制青瓷器的充足燃料，曹娥江更為青瓷的遠銷提供了極為便利的運輸條件。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六朝墓出土的青瓷器，經常發現是浙江生產的越窯瓷器。
除上虞以外，浙江的紹興、余姚、鄞縣、甯波、奉化、臨海、蕭山、余杭、湖州以及江蘇的宜興等十幾個市縣，也都發現了六朝瓷窯遺址。根據制品釉色的不同，可分為越窯、均山窯、甌窯、婺州窯和德清窯。越窯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和東部沿海地區。均山窯在江蘇太湖之濱，集中分布于宜興丁蜀鎮和均山附近。甌窯在浙南溫州一帶。婺州窯主要分布于浙江中部的金華地區。德清窯主要分布于浙江北部的德清縣及其附近。上述瓷窯，除德清窯和上虞帳子山窯兼燒黑瓷以外，全部燒制青瓷，各有特色。
發掘資料表明，南方青瓷普遍采用龍窯燒制，起初是陶瓷同窯共燒，以① 李家治：《我國瓷器出現時期的研究》，《矽酸鹽學報》第六卷第三期。以後收入《中國古陶瓷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葉宏明、曹鶴鳴：《關于我國瓷器起源的看法》，《文物》1978 年10 期。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等：《浙江上虞縣發現的東漢瓷窯址》，《文物》1981 年10 期。② 李家治：《我國瓷器出現時期的研究》，《矽酸鹽學報》第六卷第三期。以後收入《中國古陶瓷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
後逐漸分離。窯爐結構和裝燒技術因時代不同而有所改進。大體說，窯身由寬短變成狹長，由統燒改為分段燒，窯床斜度由前緩後陡變成10 多度平斜，窯型由不定型逐步走向定型化，隨著窯爐的改變，燒制技術的提高，窯具的設計也有改進，從而增加了裝燒的數量和提高了成品的質量①。
考古發現的六朝瓷器，大多出自窯址所在地及其附近的墓葬中。長江下游沿岸也是六朝瓷器的重要分布區，特別是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沿江西上的馬鞍山、蕪湖和東下的揚州、鎮江一線。根據器形、裝飾紋樣，釉質色澤以及坯體等特點，可分為孫吳、西晉、東晉、南朝四個發展階段。東吳青瓷較多保留東漢瓷的特點，常見器形有缽、雙耳或四耳的罐，雙耳或四耳的盤口壺，雙沿罐，水盂、油燈、香熏、唾壺等日用器。此外還有專供隨葬用的模型明器，如堆塑谷倉罐、羊形尊、虎子、灶、碓、雞籠之類。胎質堅硬細膩，呈淡灰白色，釉色灰青，表面不大均勻。裝飾紋樣有弦紋，模印的斜方格回紋、斜方格井字紋，雕刻，鏤空，堆貼等技藝。南京及其附近出土的東吳越窯青瓷器，造型大多優美雅觀，例如，1955 年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4 號墓出土的“赤烏十四年”青瓷虎子②，1958 年南京清涼山出土的“甘露元年五月造”的青瓷羊尊和青瓷熊燈③，1974 年南京甘家巷建衡二年墓出土的雙系罐和雙系、四系盤口壺①，1962 年溧陽東王公社鳳凰元年墓出土的一組青瓷明器（倉、灶、水盂、鐎斗、提籃等）②，1955 年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鳳凰二年墓出土的蛙形水盂③，1973 年金壇白塔天璽元年墓出土的堆塑樓台谷倉罐④，等等，都是越窯精品，充分展示了東吳時期青瓷制作的高度藝術水平。
西晉青瓷的成就最為突出。工藝技術、器形種類以及裝飾變化，都比東吳時期有明顯的發展。常見的器形除東吳時原有的以外，出現了不少新的造型，有筒形罐、雞頭或虎頭的雙耳罐、扁壺、圈足唾壺、獸形尊、三足盤、多子福、鏤空香熏，熊頭或兔頭水注；明器中新出現犀牛形鎮墓獸、男女俑、尖頭形灶、豬舍、狗舍等。這些新器形，有的造型直接采用動物形象，有的用動物形象作裝飾。在一般器皿上，流行模印的飾帶，如細小斜方格紋，井字菱形紋，聯珠紋。在盆、缽、洗上流行用竹刀刻劃海星紋和水波紋。谷倉的裝飾更為突出。在谷倉罐肩部以上，堆塑了各種形象的奴仆、衛士、闕樓館閣、長廊列舍、龜趺碑等複雜的內容。西晉晚期出現了在青釉上點染醬褐色斑紋的做法，打破了青瓷單色釉的傳統作風，豐富了釉的裝飾效果。
在青瓷器上刻寫年號、產地和制作者的姓名，也是東吳西晉越窯青瓷器的一個特點。例如上述南京趙士崗東吳虎子，腹部刻“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表宜作”，江蘇金壇西晉墓出土扁壺上刻“紫（此）是會稽上虞范休可作① 朱伯謙：《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陶瓷》，《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以後收入《朱伯謙論文集》，紊禁城出版社1990 年版。
② 倪振逵：《南京趙士崗發現三國時代孫吳有銘瓷器》，《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8 期。③ 南京博物院編：《江蘇六朝青瓷》圖4～6，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
① 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棲霞山甘家巷六朝墓葬》，《考古》1976 年5 期。② 南京博物院：《江蘇溧陽孫吳鳳凰元年墓》，《考古》1962 年8 期。③ 王志敏：《從七個紀年墓葬漫談1955 年南京附近出土的孫吳兩晉清瓷器》，《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11 期。
④ 鎮江市博物館：《江蘇金壇出土的青瓷》，《文物》1977 年6 期。
坤者也”①。紹興、余姚、平陽發掘的西晉墓，以及吳縣獅子山西晉傅氏家族墓，墓內隨葬的堆塑樓台谷倉罐上，往往在樓台下方的龜趺碑上分行刻寫“元康×年×月造，會稽”、“出始甯，用此喪葬宜子孫作吏高遷眾無極”等字樣②。說明上虞一帶是當時青瓷器的重要產地，同時反映了生產青瓷器的商品性質。
東晉時，青瓷生產進入普及階段。瓷器造型趨向簡樸、實用，裝飾大大減少，模型明器衰落。常見的產品有罐、壺、盤、碗、缽、盆、洗、燈、硯、水盂、香熏、唾壺、虎子和羊形燭台。飲食器皿大都大小配套。紋飾以弦紋為主，少數器物上仍可見到水波紋。到東晉晚期，開始出現蓮瓣紋。南朝仍采用兩晉時的制瓷工藝，多數胎質致密，呈灰色，通體施青釉。器形較小，制品以雞頭壺、盤口壺和四系罐為最多。浮雕蓮瓣和刻劃蓮花紋成為當時的主要紋飾，由此看到佛教在南朝民間已十分盛行。西晉後期出現的褐色點彩工藝仍普遍存在，但褐點小而密，與初始時不同。
長江中游的江西、兩湖和四川，大約在三國時期開始設窖制瓷。南昌市郊的吳永安六年墓③、吳高榮墓④、武昌蓮溪寺吳永安五年墓⑤、鄂城吳孫將軍墓⑥，隨葬的青瓷器，為這看法提供了實證。這四座東吳墓隨葬的青瓷器，胎質、釉色、器形基本相同。屬于越窯青瓷系統的一個分支。胎呈淺灰色，釉色分豆青和蟹殼青兩種。豆青釉薄勻潤，開細片，不脫落；蟹殼青釉不甚均勻，呈蠟淚狀，有脫落現象。釉不及底，有些壺、罐表面印麻布紋。主要器形有罐、壺、缽、碗、碟、盅、盤、案、槅、耳杯、香薰等日用器和院落、房屋、倉、灶、碓、磨、臼、牛車、禽畜及禽畜圈舍等模型器。造型、胎釉與浙江越窯青瓷均略有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安徽馬鞍山孫吳朱然墓①和佳山吳墓②，墓中隨葬的部分青瓷器竟與這四座墓出土的同類青瓷器完全相同。表明江西、湖北在三國時已經燒制青瓷器，而且把青瓷器作為商品遠銷到長江下游。
西晉時期，長江中游的青瓷器數量明顯增多。從墓中隨葬的陶瓷器比例看：江西瑞昌馬頭西晉墓隨葬青瓷器66 件，陶器僅6 件③；湖北黃陂灄口吳末晉初墓隨葬青瓷器73 件，陶器7 件④；益陽⑤、長沙⑥較大的西晉墓，幾乎全部用青瓷器隨葬。一般造型規整，釉色瑩潤，裝飾華美，有捺印、貼花，加彩和透雕，並開始出現褐釉點彩的新工藝。缺點是釉胎仍結合不好，吸水① 鎮江市博物館：《介紹一件上虞窯青瓷扁壺》，《文物》1976 年9 期。② 張志新：《江蘇吳縣獅子山西晉墓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三），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③ 秦光傑：《江西南昌市郊永安六年墓》，《考古》1965 年5 期。
④ 江西省曆史博物館：《江西南昌市東吳高榮墓的發掘》，《考古》1980 年3 期。⑤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昌蓮溪寺東吳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 年4 期。⑥ 鄂城縣博物館：《鄂城東吳孫將軍墓》，《考古》1978 年3 期。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簡報》，《文物》1986 年3 期。②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馬鞍山佳山東吳墓清理簡報》，《考古》1986 年5 期。③ 江西省博物館：《江西瑞昌馬頭西晉墓》，《考古》1974 年1 期。
④ 武漢市博物館：《武漢黃陂灄口古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 年6 期。⑤ 益陽地區文物工作隊等：《湖南省益陽縣晉、南朝墓發掘簡況》，《文物資料叢刊》（八），文物出版社1983 年版。
⑥ 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 年3 期。率和氣孔率都較高。進入東晉南朝時期，這里與長江下游一樣，青瓷制品轉入以日用器皿為主，明器少見，紋飾趨向簡樸，燒制技術有所改進，但釉面光澤較差，透明度始終不及長江下游所產①。
已發現的長江中游六朝窯址，重要的有四處，即江西豐城窯址②、湖南湘陰窯址③，以及四川的成都青羊宮窯址④和邛崍窯址⑤。豐城窯址分布于羅湖一帶，范圍約3 萬平方米，廢品堆積有的達5—6 米。1979 年發掘。上層堆積唐代瓷片，下層堆積的瓷片與南昌、新干、清江、永修等地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相同。豐城唐代屬洪州，這里發現的南朝窯場，應是唐代洪州窯的前身。湘陰窯址分布于縣城堤坑一帶，范圍約10 萬平方米。1973 年發掘。在25 平方米的發掘區內出土西晉至初唐的青瓷一千多件（片），還有大量的匣缽等窯具。其中的兩晉南朝瓷器與長沙、瀏陽、湘陰、益陽、郴州等地的兩晉南朝墓瓷器完全一致。湘陰唐代屬岳州，這里發現的兩晉南朝窯場，應是唐代岳州窯的前身。成都青羊宮窯址和邛崍縣的固驛窯址、十方堂窯址，都只做過調查和小規模試掘。初步認為這些窯址均始燒于南朝而盛行于唐代。四川南朝墓中的四系壺、四系罐、斂口平足碗，以及杯、盤、缽等日用器，都可以在這些窯址的遺物中找到歸屬。
南方沿海的福建、廣東、廣西，已發現的兩晉南朝的青瓷器也不少。從發表的資料看，三省區的情況各有不同。福建政和西晉永興三年墓隨葬的青瓷器①，是福建目前可確認的最早青瓷器。此墓隨葬盤口壺、雙耳罐、短頸壺、缽、虎子各一件，從出土的器物造型看，與浙江越窯所產相似。東晉墓出土的青瓷器遍及全省十多個縣，重要的器形有碗、碟、盤、缽、罐、盤口壺、三足盆、五盅盤、多子槅、耳杯、燈、博山爐、膲斗、蛙形水注、三足硯、唾壺、虎子等日用器和灶、谷倉罐、豬圈、雞舍等模型器。從器形、胎釉和紋飾風格看，明顯分為兩類。一類與浙江越窯所產相似，釉色青綠，胎釉結合較好，例如谷倉罐、三足硯、蛙形水盂等。另一類造型獨特，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如南安豐州東晉墓出土的帶嘴雙系罐、斂口深腹缽，器形紋飾均不同于他處所產②。這類瓷器，釉色較雜，有青黃、青灰、蒼青等不同色調，胎釉結合較差，易脫落。南朝墓隨葬地方特色的青瓷器更多，如鋸齒形托杯、蓋碗、年底淺刻重瓣蓮花盤、排列多層乳尖的熏爐、前蹲後臥的虎子，以及單管或多管的燭台等。這時長江中下游隨葬明器已大為減少，但福建南朝墓仍甚為流行。常見的有鐎斗、火盆、帶盤三足爐、粘連的五杯盤、提桶、虎① 蔣贊初：《長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斷代——附論出土的青瓷器》，《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1981）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② 江西省曆史博物館等：《江西豐城羅湖窯發掘簡報》；余家棟：《試析洪州窯》，均見《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
③ 周世榮：《從湘陰古窯址發掘看岳州窯的發展變化》，《文物》1978 年1 期。高至喜：《略論湖南出土的青瓷》，《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1981）論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④ 江學禮、陳建中：《成都市西郊青羊官窯址試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6 期。翁善良：《成都青羊宮窯址調查》，《景德鎮陶瓷》（中國古陶瓷研究專輯第二輯），1984 年。⑤ 陳麗瓊：《四川古代陶瓷》75 頁，四川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 年版。① 盧茂村：《福建松政縣發現西晉墓》，《文物》1975 年4 期。
②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福建南安豐州獅子山東晉古墓（第一批）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一），文物出版社1977 年版。
子和鬼灶等，形體皆短小，顯然是專供隨葬的明器③。
關于福建瓷器的來源，目前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兩晉及南朝前期墓所出的瓷器均為浙江越窯產品，至南朝後期，才多見本地產品①。另一種意見認為，福建兩晉南朝墓出土的瓷器，絕大部分是本地燒造，只有少數來自浙江甌窯②。1982 年試掘福州西郊懷安窯址，發現一段龍窯殘基。出土瓷片含有南朝至唐代的遺物，出土窯具上又有刻寫“大同三年”“貞元”的年號③。由此推知，懷安窯的始燒年代至遲在南朝中期，到晚唐仍未停止。福建南期墓出土的青瓷器，有一部分應是懷安窯所燒造。由于發掘面積太小，資料未全部公布，全貌還不清楚。看來福建瓷器來源的問題，還有待于懷安窯的繼續發掘和更多的新窯址的發現。
廣東至今未發現六朝瓷窯址，但是從西晉墓出土的瓷器中可以看出，廣東在西晉或孫吳時期可能已設窯燒瓷。舉年代明確的廣州沙河頂西晉永熙元年墓為例④。此墓隨葬青瓷器50 多件，器形有四耳罐、雞首壺、碗、盞、盆、盂、盅、耳杯盤、簋、豆形燈、唾壺、虎子、牛車、騎馬桶等。其中雞首壺、唾壺、虎子、牛車、騎馬俑等，與長沙西晉墓所出的同類器十分近似。四耳罐、簋、盅、豆形燈、耳杯盤、灶等，則常見于廣州東漢墓所出的同類陶器。這部分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黃色，開細片，多脫落，說明尚未完全瓷化。它們應是沿襲東漢制陶工藝，在本地設窯燒成的。進入東晉南朝時期，廣東青瓷器似乎完全是清一色的本地產品。
粵北始興韶關是東晉南朝墓的主要分布區，已發現的東晉南朝墓近百座①，內有紀年墓10 余座，斷代比較明確。隨葬青瓷器400 件左右，其中絕大多數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四耳罐和大小配套的瓷碗。長江中下游所習見的雞首壺、蓮花壺、盤口壺、虎子以及雞、狗和圈舍，在這里甚為罕見。
廣西青瓷器大多發現于南朝墓②，從出土的盤口壺、蓮瓣雞首壺、多子槅、多足硯、唾壺、虎子、禽畜模型以及騎馬俑、部曲家兵俑等的器形看，與長沙西晉墓③出土的同類器十分近似，可能是受長沙方面的影響而在本地仿造的。考古工作者曾在象州牙村發現一處漢至六朝的陶瓷窯址。從窯址中采集③ 福建省博物館：《福建福州郊區南朝墓》，《考古》1974 年4 期。盧茂村：《福建建甌水西山南朝墓》，《考古》1965 年4 期；曾凡：《福州西門外六朝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7 年5 期。① 福建省博物館：《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獲》，《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 頁，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② 福建省博物館：《建國以來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獲》，《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57 頁，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
③ 福建省博物館：《福建近十年的文物考古收獲》，《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46 頁，文物出版社1990 年版。④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考古組：《廣州沙河頂西晉墓》，《考古》1985 年9 期。①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韶關六朝隋唐墓葬清理簡報》，《考古》1965 年5 期。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廣東曲江東晉、南朝墓簡報》，《考古》1959 年9 期。廣東省博物館：《廣東始興晉——唐基發掘報告》，《考古學集刊》（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楊豪：《廣東韶關市郊的晉墓》，《考古學集刊》（一），1981 年。楊豪：《廣東韶關市郊的南朝墓》。《考古學集刊》（三），1983 年。② 桂林市文物工作隊：《桂林市東郊南朝墓清理簡報》，《考古》1988 年5 期。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廣西壯族自治區融安縣南朝墓》，《考古》1983 年9 期；又《廣西融安安甯南朝墓發掘簡報》，《考古》1984 年7 期；又《廣西永福縣壽城南朝墓》，《考古》1983 年7 期；廣西梧州市博物館：《廣西蒼梧倒水南朝墓》，《文物》1981 年12 期。
③ 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 年3 期。的一部分瓷片看，與南朝墓所出極為相似④。因未發掘，目前尚無法論定。北方的瓷窯和瓷器北方制陶業出現較晚。古陶瓷學者一般認為，北方制瓷業大約開始于北魏晚期，制瓷工藝很可能是南朝逃人傳入的⑤。北朝陶瓷除發現于窯址和北魏洛陽城大市遺址①以外，絕大多數發現于北朝墓，尤其是東魏北齊時期的高級統治者墓中。每墓一般隨葬幾件至十幾件。北朝大墓隨葬陶俑動輒數百成千，隨葬陶器皿、陶模型器一般也有數十件。隨葬瓷器的數量顯然不能同共出的陶俑、陶器皿的數量相比。在南方，兩晉南朝墓以隨葬瓷器為主，一般中型墓隨葬十幾件至三十多件，這也是北朝墓所比不上的。
目前可以認定的北朝窯址有三處：一處是河北磁縣賈壁村窯②；另二處是山東淄博市寨里窯③和棗莊市中陳郝北窯址④。這三處窯址都是北朝至唐代的青瓷窯。窯爐橢圓形（俗稱“饅頭”窯），以木柴為燃料，生產生活用具。器形以碗、缽、盆、罐為多，一次拉坯成型，器底留有線割痕跡，器體厚重，胎質粗糙，含有較多的砂粒和鐵質。施青釉，內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刷釉兩種。釉汁不純，厚薄不勻，色調一般較灰暗，內底多留有三支釘燒痕，燒制技術不高。
北朝墓出土的瓷器以青瓷為主，白瓷、黑瓷也有一些，但數量不多。青瓷器大都造型簡樸，注重實用，燒制技術不甚成熟，除少量蓮花尊以外，全屬日常生活用具。在品種、形制和燒造工藝方面，具有較大的共同性。冀南的磁縣和豫北的安陽，是曹魏、東魏、北齊的政權中心，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所以在這一帶的東魏北齊墓，隨葬瓷器比較多，工藝水平也較高，這里應是北朝瓷器生產的一個重點地域。
磁縣、安陽一帶的東魏、北齊墓，一般都有幾件瓷器隨葬。重要的有：磁縣灣漳大墓①出土青瓷罐10 件；茹茹公主墓出土青釉仰覆蓮蓋罐1 件②；高潤墓出土雞首壺、覆蓮蓋罐、罐、碗、燭台等青瓷器17 件③；堯峻墓出土高足盤、三耳壺、罐等青瓷器5 件④：堯母趙郡君墓出土青瓷瓶1 件、醬褐釉的四系罐、雙耳瓶、雙系瓶、細頸瓶、壺共7 件⑤；贊皇李希宗墓出土青瓷碗、④ 黃啟善：《試論廣西東漢至隋唐墓出土的青瓷器》，《廣西文物》，1985 年2 期。⑤ 朱伯謙：《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陶瓷》，《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北魏洛陽城內出土的瓷器與釉陶器》，《考古》1991 年12期。
② 馮先銘：《河北磁縣賈壁村隋青瓷窯址初探》，《考古》1959 年10 期。③ 山東淄博陶瓷史編寫組等：《山東淄博寨里北朝青瓷窯址調查紀要》，《中國古代窯址調查發掘報告集》352 頁，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④ 山東大學曆史系考古專業等：《山東棗莊中陳郝瓷窯址》，《考古學報》1989 年3 期。棗莊市文物管理站：《山東棗莊古窯址調查》，《中國古代竊址調查發掘報告集》374 頁，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① 鄴縣考古隊：《河北磁縣灣漳北朝墓》，《考古》1990 年7 期。
②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 年4 期。③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 年3 期。
④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北齊堯峻墓》，《文物》1984 年4 期。⑤ 磁縣文物館：《河北磁縣東陳村東魏墓》，《考古》1977 年6 期。
帶系罐共18 件，另有一些黑釉瓷片⑥；平山崔昂墓出土黑釉四系罐、翠綠釉盤、豆青釉的盤口壺和唾壺，以及醬黃釉、黃綠釉、“焦釉”的碗，共14件⑦；安陽范粹墓出土醬黃釉扁壺、白釉綠彩三系罐、白釉綠彩長頸瓶、白釉長頸瓶、白釉四系罐、白釉壺、白釉碗等，共14 件⑧；濮陽李云墓出土豆青釉六系罐、米黃釉綠彩四系罐各2 件⑨。這些瓷器標本，是研究北朝瓷器的重要實物資料。
從這批瓷器的一般特征觀察，器體多數厚重堅硬，胎質潔白、淺紅、土黃都有。釉色以青綠、黃綠為多，透明度較差；又有白、黑、醬、褐諸色。大多施半釉，釉層不太均勻，有脫釉現象。但各色釉中都有一些胎質沽白、釉色晶亮，達到光潔瑩潤的精品。例如，茹茹公主墓出土的青釉仰覆蓮蓋罐，高潤墓出土的雞首壺，崔昂墓出土的黑釉四系罐，李云墓出土的米黃釉加綠彩的四系罐和青釉六系罐，范粹墓出土的醬黃釉舞樂人物扁壺和白釉瓷，制作都很精美，特別是白釉長頸瓶，于乳白色透明釉上施數道綠彩，工藝新穎，都是北朝不可多得的精品。
引人關注的還有黑瓷、自瓷，以及這批瓷器的產地問題。
自1977 年浙江上虞東漢窯址中發現黑瓷、青瓷同窯共燒以後，人們便寄希望于最早的北方黑瓷的發現。這批材料為此提供了實證。到目前為止，北朝黑瓷已發現多起：北魏洛陽故城大市遺址發現黑瓷碗5 件、杯3 件、盂1件；東魏李希宗墓發現黑瓷片；北齊崔昂墓發現黑釉四系罐。這些黑釉瓷，釉質都較好，有光潔度，特別是李希宗墓的黑瓷片和崔昂墓的黑釉四系罐，制作頗精，證明北方黑瓷在北朝時已達到一定的工藝水平。
自瓷的出現是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後來各種彩繪瓷的基礎。北方白瓷的出現，過去一般認為在隋代，范粹墓白瓷的發現，把過去的認識提前到了北齊。范粹墓的白瓷，釉呈乳濁淡青色，說明它是在青瓷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關于磁縣安陽北朝瓷器的產地問題，過去學者曾提到磁縣賈壁窯址，應是北方青瓷的中心產區之一，但認為現存窯址開創于隋代①。高潤墓出土的青瓷碗和護胎釉碗的發現，證明與賈壁村舊窯址采集的碗片完全吻合。高潤死于北齊武平七年，據此知賈壁村窯早在北齊時就燒造青瓷，而且知道在瓷器上采用護胎釉的新工藝。
此外，河北景縣封氏家族墓①、山東臨淄崔氏家族墓②出土的北朝青瓷器，也是比較重要的發現。
景縣封氏墓有四座墓隨葬青瓷器，共35 件，年代約從北魏到隋初。器形有碗、盤、碟、杯、壺、瓶、罐、托杯、唾壺和仰覆蓮六系尊。雖然胎釉工⑥ 石家莊地區文化局文物發掘組：《河北贊皇東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 年6 期。⑦ 河北省博物館：《河北平山北齊崔昂墓調查報告》，《文物》1973 年11 期。⑧ 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 年1 期。安陽縣文教衛生管理站：《河南安陽縣發現一座北齊墓》，《考古》1972 年1 期⑨ 周到：《河南濮陽北齊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考古》1964 年9 期。① 馮先銘：《河北磁縣賈壁村隋青瓷窯址初探》，《考古》1959 年10 期。① 張季：《河北景縣封氏墓群調查記》，《考古通訊》1957 年3 期。
②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學報》1984 年2 期。淄博市博物館等：《臨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簡報》，《考古》1985 年3 期。
藝都不夠成熟，但造型很有特色。除四系盤口壺、唾壺與南方青瓷近似外，直徑達40 厘米的大盤，帶托深腹杯，四系罐，都與南方青瓷不同。最突出的是出自封子繪墓和祖氏墓的4 件仰覆蓮六系尊，形體高大，造型宏偉，裝飾瑰麗，運用印貼、刻劃和堆塑等藝術手法，在器腹以下通施凸塑的仰覆蓮七層，又在口沿到頸部堆貼飛天、寶相花和蟠龍等紋飾。蓋上同樣有蓮瓣裝飾。出土時，整體呈青灰色，胎釉仍結合牢固，不變形，不脫釉。經鑒定，胎釉的化學成分與南方越窯青瓷有明顯差別，故被譽為北方青瓷的代表作。有趣的是，武昌、南京等地的南朝墓中也發現這種蓮花尊，目前已知的至少有6件（流散國外的未計入），有的造型更大，裝飾更華麗，年代也較早③。看來景縣封氏墓的蓮花尊很可能是南方逃人或受南方制瓷工藝的影響而在本地仿制的。
臨淄北朝崔氏墓地，始于北魏延到北齊。其中有9 座墓隨葬青瓷器共41件。器形有碗、盤、高足盤、罐、四系罐、雞首壺、獅形水盂等。除獅形水盂制作較精以外，都是一般的日用器皿。
器形、胎釉及燒造技藝，均與附近寨里窯出土的瓷器基本相同，自應歸屬于寨里窯所產。
③ 朱伯謙：《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陶瓷》，《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南京博物院編：《江蘇六朝青瓷》圖4—6，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
第七節早期石窟石窟寺是佛教的重要遺跡。中國創建石窟寺大約始于3 世紀，盛行于5—8 世紀，最晚的可到18 世紀。多數石窟從開鑿使用到衰落廢棄，往往延續幾個曆史時期，情況很複雜，非本節所能詳備。本節輯錄的石窟寺資料，只限于魏晉南北朝時期所開鑿，內容介紹也以這個時期為主，故簡稱為早期石窟或早期石窟寺。
早期石窟的開鑿地點，是與佛教藝術自西向東傳布的情況相一致的。佛教東漸，首及新疆，次及甘肅河西走廊，隨後進入中原北方地區。本世紀初以來，一些外國學者相繼進入新疆、甘肅，調查了一部分重要石窟，有的還伴隨著掠奪、破壞。中國有組織的調查工作始于三十年代。1930—1933 年，西北科學考察團調查新疆石窟①，1935 年北平研究院調查響堂山石窟②，是較重要的兩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分布于各地的石窟都進行過複查記錄編號；重新發現了許多湮沒已久的重要窟龕；發掘了一些重要石窟的窟前遺跡，並采用考古類型學的研究方法，比較准確地解決了一部分石窟和造像的分期斷代問題。
根據佛教東漸的路線和自然地域所形成的洞窟分布，分為新疆地區、河西走廊、隴東固原地區和中原北方地區、南方地區。
新疆地區新疆南鄰北印度，是我國石窟寺起源的重要地域。在天山南麓喀什向東的塔里木盆地北沿一線上，石窟寺遺址十分豐富。曆史上佛教最盛的地區是古龜茲，即今庫車、拜城一帶；其次是焉耆和古高昌（今吐魯番附近）。在這條路線上，經調查的石窟寺有16 處，即喀什縣東北山崖的佛窟，巴楚縣脫庫孜薩米石窟，拜城克孜爾石窟、台台爾石窟、溫巴西石窟，庫車瑪紮伯赫石窟、森木塞姆石窟、赫孜爾哈朵石窟、庫木吐喇石窟，新和縣托呼拉克埃肯石窟，焉耆縣錫克沁石窟、明屋佛寺，吐魯番縣雅爾湖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勝金口石窟、吐峪溝石窟，等。總計發現洞窟600 多個①。大體說，以庫車為中心的各窟群，系就山崖開鑿而成；以吐魯番為中心的各窟群，多系依崖壁以土坯券築成鹿。新疆石窟寺，曆史上曾遭嚴重破壞，造像無存，只剩部分壁畫。調查過的16 處遺址中，保存較好、時代較早的有克孜爾石窟、庫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和吐峪溝石窟。它們是年代最早的一批中國石窟，又是聯系中亞和東方佛教遺跡的紐帶。
克孜爾石窟②位于拜城縣克孜爾鎮東南7 公里木劄提河北岸的懸崖間，東經82°27′，北緯41°47′。位置適在庫車、拜城兩縣城之間。現存洞窟分布在谷西、谷內、谷東、後山四個區內。1953 年原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調查組調查時編列236 個號，大體代表相同數目的單個洞窟。克孜爾石窟內容豐富，類型齊備，其中洞窟形制較完整、壁畫遺存較多的約占三分之一，大多① 黃文弼：《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新疆考古情形報告》，《學術季刊》，卷4 期。② 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考古組：《南北響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錄》，1936 年。① 李遇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工作概況》，《文物》1962 年7、8 合期。②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中國石窟·克孜爾石窟》第一卷， 文物出版社1989 年版。開鑿于四至八世紀。大體上可分為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和方形鹿四種。早期石窟大部分在谷西區，以中心柱窟、大像窟和僧房窟為主。壁畫以立佛、佛傳和本生故事為中心內容。克孜爾石窟是古龜茲境內規模最大的石窟群，又是龜茲石窟的典型代表。
庫木吐喇石扈①位于庫車縣西南約30 公里處。窟群分布在渭干河東岸的山麓或斷崖上，分南北兩區，相距約3 公里。北區洞窟較集中，編號80 個，窟形和壁畫保存較好的不到半數。南區較分散，編號32 個，保存較好的約10 個。據現存洞窟判斷，其始鑿年代和延續年代均晚于克孜爾石窟。早期洞窟約創建于五至七世紀，主要是中心柱窟和方形窟兩種。洞窟形制、壁畫題材與克孜爾石窟同期洞窟十分接近，具有顯著的龜茲特色。
森木塞姆石窟②在庫車縣東北約40 公里庫魯克達格山口處。洞扈分布在直徑約800 米的河谷口內。編號洞窟52 個，窟體保存較好的19 個，年代與克孜爾石窟相當。早期窟大多是僧房窟。洞窟區中部有寺院遺址。
吐峪溝石窟③在高昌故城東約15 公里吐峪溝水東岸。現存洞窟41 個，大多崩坍，僅數窟保存較好。早期石窟大約開鑿于五世紀，是吐魯番地區較早的石窟。晚期石窟約開鑿于回鶻高昌時期（九至十四世紀）。早期窟以東南區4 號窟保存較好，是一座有前室的中心柱窟。中心柱正面塑立佛像。穹窿頂，正中繪蓮花；穹窿四角各繪一天王像。正壁和左右壁分上下兩層。上層墨線繪七排千佛，千佛中間各繪一鋪一佛二菩薩；下層繪佛本生故事畫。每幅有漢文墨書隸體榜題。字跡與羅布泊發現的晉簡和莫高窟發現的十六國卷子相同，應是五涼立高昌郡時所開鑿。
河西走廊地帶分布在河西走廊沿線上的早期石窟，大多以塑像壁畫為主要特征。從西向東，經調查的石窟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玉門昌馬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肅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除安西榆林窟被後代改建外，都還保存著五至六世紀的遺跡。其中最著名的是莫高窟和天梯山石窟。
莫高窟①我國三大石窟群之一，位于敦煌縣東南22.5 公里的鳴沙山下。
據敦煌文物研究所全面複查整理的石窟內容總錄，莫高窟共有492 個洞窟，45000 平方米的壁畫和2000 多尊塑像。始建于十六國時期，曆經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的持續營建，窟內陸續出現了各時期各宗派所崇尚的以大乘佛教經典為依據的壁畫和彩塑。藝術內容涉及了佛藏中的經、律、論、史四大部分。可以說它是今天世界上保存得較為完備的佛教美術館和佛教圖像寶庫。
經考古類型學的比較研究，確定屬于十六國晚期創建的有7 個窟（編號267—272、275），屬于元魏前期的有8 個窟（編號251、254、257、259、260、263、265、487），主要窟形是人字坡頂和中心塔柱的塔廟窟。壁畫除①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中國石窟·庫木吐喇石窟》，日本平凡社1985 年版。②③ 閻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 年8、9 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