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這就在郡縣常賦之外，出現了一種類似曹魏屯田剝削方式的賦稅制度。
慕容儁遷都于鄴，進入中原，未再實行樂取官牛墾官田的魏晉舊法。在稅役上，慕容儁曾“寬常賦”②，然而“賦法靡恒”③，征收並無常額。役法也無一定的標准，申紹謂為“役之非道”。郡縣守、宰在征稅起役之時，又“無不舍越殷強，首先貧弱”，以至“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④。值得注意的是，在兵役方面，慕容儁曾實行“三五占兵”之法⑤。這與石虎所行三五發卒”之法正同。
前燕又有所謂“軍封”。悅綰曾向慕容 進言：“百姓多有隱附。..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慕容 采納了悅綰的意見，由悅綰定制罷軍封，“出戶二十余萬”⑥。這說明前燕的官吏和他們所蔭庇的人戶，也是不交稅、不服役的。軍封助長了隱附之風，罷軍封，免營戶，利于檢括逃避稅役的隱附之戶。
前秦的賦役，從現有材料來看，體現了輕搖薄賦的特點。苻健曾“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①。苻堅即位之初，“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並能注意減免田租。一次從龍門還長安，曾“丐所過田租之半”。苻堅的目的是在發展農業生產。滅燕之前，前秦境內已經是“田疇修辟，帑藏充盈”。滅燕後，苻堅繼續推行了輕搖薄賦的政策。在役法上，“複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複魏晉士籍也就是免除士族的稅役，這是晉法。使役有常聞是說不任意征發徭役，以免影響生產。苻堅曾以關中水旱不時，“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地”。這樣的工程沒有征調農民而征調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的僮隸去進行，很能說明苻堅的使農民役有常聞的政策，得到了實行。因為僮隸本來是不服官役的。我們還可看到：苻堅對于被征服的代人，“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複三年無租稅”。對于新附的涼州，“複租賦一年”②。三五取丁，沿自後趙、前燕的三五發卒、三五占兵，苻堅用到了徭役上。此制對起役有所限制，不是全發。有這樣的制度比沒有要好。江左也采用這種制度。但苻堅是否把三五取丁用到他族上，尚不可知。
淝水之戰以後出現的國家，在賦役制度上，材料更少。但從中可以知道，大多數國家都有賦役制度，而且有的國家賦役還較輕，並非徒知掠奪。
後燕慕容垂時，慕容農為幽州牧，“法制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至者數萬”①。這說明後燕不僅有賦役之制，而且某些地方官吏還能省賦輕徭。慕容寶時，曾經“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② 《晉書·慕容儁載記》。
③ 《晉書·慕容 載記》。
④ 《晉書·慕容 載記》。
⑤ 《晉書·慕容儁載記》。
⑥ 《晉書·慕容 載記》。
① 《晉書·苻健載記》。
② 上引均見《晉書·苻堅載記上》。
① 《十六國春秋輯補》卷四三《後燕錄二》。
縣”。這是為了增加課戶。又曾“定士族舊籍”。②這是為了區分士庶，按晉法免除士族的稅役。
南燕慕容德之時，“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公避課役”。是士族則因為是兼複之家，與之合戶共籍的百室千丁，都無須交稅服役。是庶民也因為在西晉以來的戶稅制度下，戶無論大小，只須出一戶之稅，即使定為上上等戶，也難增加多少稅收。故慕容德用韓■“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正其編貫”。③這說明南燕不僅有課役，而且曾經采取措施，解決蔭冒逃避課役的問題。慕容超的時候，課役增重。太史令成公綏曾說慕容超“信用奸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④。這是南燕致敗之由。
北燕馮跋以“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因窮”，為政“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他“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⑤。一時政治頗有起色。北燕仍是一個胡漢合組的政權，只不過以漢人為首而已。北燕存在時間不長，可馮跋乃是曆史上輕徭薄賦的統治者之一。
羌人在東漢時還很落後，但後秦卻是一個漢化的政權。在賦役制度上，後秦一開始便有田租，姚興時，一次“租入者五十余萬”①。而姚興尚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他認為“能踰關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他的做法是“損有余以裨不足”。②山林有稅，在魏晉時期，只見于後秦。
後秦姚萇曾經規定：“兵、吏從征戰，戶在大營者，世世複其家無所豫。”③這是有關兵、吏之家的免稅免役的規定。東晉有“唯蠲役在之身”的政策，北方兵、吏之家賦役的豁免，也只見于後秦。
河右諸涼賦役制度材料更少，然亦可考知一二。後涼呂光“崇寬簡之政”，末年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④。繼起的北涼沮渠蒙遜，很注意輕徭省賦。他曾下書“蠲省百徭，專攻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母車氏病重，在下書反躬自問中，他提到“賦役繁重，時不堪乎？”某年春早，又在下書反躬自問中，提到“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⑤在河右諸涼中，北涼最注意賦役問題。《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收有北涼征發役作和有關兵役的文書，還有若干份名籍，證明北涼存在徭役的征發。文書中還可看到北涼有酒吏、倉吏、藏吏、財帛吏。以之與後秦的兵、吏合看，可知十六國時期同樣存在吏與吏戶。
西涼李暠世為西州右姓。《敦煌資料》第一輯所載西涼建初十二年（416）戶籍殘卷，記有丁男、次丁男、小男的年齡，與晉制略同。《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記後主李歆時，“人力凋殘，百姓愁悴”，氾稱要求“罷宮室② 《晉書·慕容寶載記》。
③ 《晉書·慕容德載記》。
④ 《晉書·慕容超載記》。
⑤ 《晉書·馮跋載記》。
① 《晉書·姚興載記上》。
② 《晉書·姚興載記下》。
③ 《晉書·姚萇載記》。
④ 《晉書·呂光載記》。
⑤ 《晉書·沮渠蒙遜載記》。
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百姓租稅，專擬軍國”。可知西涼末年稅役很重。
十六國中落後的只是夏國。赫連勃勃在晉安帝義熙二年稱天王、大單于，官屬中沒有用一個漢人。他未頒布賦役制度，戰爭供給所采取的是“我則游食自若”的辦法。但也要看到赫連勃勃後來的變化，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人，他“拜置守宰以撫之”①，表明他懂得了政治的重要。
① 《晉書·赫連勃勃載記》。
第四節東晉賦役制度東晉的賦役，由于北人的南奔，“僑人”的出現，土斷的進行，呈現複雜的情況。
《隋書·食貨志》說：“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因為他們是僑人，散居在僑立的郡縣中，賦役上與土著居民不同。這種不同集中表現在戶籍上。黃籍之外出現了白籍。
東晉時的范甯說過：戶籍本“無黃、白之別”，原來郡國戶口，統統是黃籍。因為“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北方原來的籍貫）”，從而在黃籍之外，產生了“白籍”。持白籍的不修閭伍之法，不在考課之科。②由此可知白籍是僑人的戶籍或“僑籍”。它是僑人的身分證，憑白籍可以不向官府納稅服役。
但是，來到南方的北方僑人極多。元帝時，“幽、冀、青、並、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這是流民第一次大過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①。這是流民第二次大過江。流民湧向江南，住僑郡，持白籍，免除稅役，這就必然要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負擔，必然要影響國家財政的收入，造成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土斷因而在所必行。
《陳書·高祖紀上》所載：“（成帝）咸和中土斷”，是東晉最早的一次土斷。關于這次土斷，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這次土斷是緊接咸和初流民第二次大過江采取的措施。土斷的目的是在把僑人變為南方土著人戶，恢複籍無黃白之分的舊狀，以解決賦役問題。因為賦役跟隨戶籍，故而土斷的核心是整頓戶籍。《南史·王僧孺傳》有這樣一段話：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征發。既立此科，人奸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于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掌之。
這段話告訴我們，咸和二年（327）曾對戶籍大加整理，整理出來的戶籍被稱為“晉籍”，因為“所書並皆詳實”，所以一直沿用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達一百二十四年之久。只是因為此年“以七條征發”，造成了“偽狀巧籍”的弊端，才使本來很精詳的晉籍發生了問題，因而齊時不得不“東堂校籍”。齊所校之籍，仍然是咸和二年沿襲下來的晉籍。由此可知咸和二年對戶籍的整理，相當徹底。這次整理的戶籍既是沿用到南朝的全國統一的戶籍，可知必為咸和中土斷的成果。否則，無從整理為統一的晉籍。由此也可確定這次土斷的年代，為咸和二年。因為土斷就是為了整頓戶籍。戶籍的整頓既在咸和二年，土斷也就必在此年。
二、這次土斷和土斷後整理出來的晉籍，把王公以下的官吏都包括在內。《陳書·高祖紀上》記載此次土斷，將出身于颍川士族陳氏的丞相掾陳康，斷為吳興長城縣下若里人。這是因為陳康之父陳達“出為長城令”，以長城② 《晉書·范汪傳》附《范甯》。
① 《晉書·地理志下》徐州與揚州條。
下若里為家。陳康之子陳英為盱眙太守。將陳家情況與《南史·王僧孺傳》所說咸和二年整出的晉籍，“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互相印證，可知咸和二年土斷及整出的晉籍中，包括了渡江南來的公卿世族。換句話說，咸和土斷之制，對王公以下官吏一律適用，沒有例外。
三、這次土斷整理出來的“晉籍”是黃籍。按《南史·王僧孺傳》說晉籍本來詳實，可以依案，從宋元嘉二十七年以七條征發起，才發生問題。因循至齊，不能不對晉籍進行檢定。而《南齊書·虞玩之傳》所載的齊建元二年（480）檢定戶籍的詔文，明言：“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民俗巧偽，為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編戶齊家，少不如此。”這與《南史·王僧孺傳》的話是銜接的。由此可知咸和二年，與土斷同時整理出來的沿用到宋齊的晉籍，必為黃籍。晉令說過“郡國諸戶口黃籍”，晉籍本無黃白之別。北人南流，產生白籍，經過土斷，又統一為黃籍了。
成帝咸康七年（341），東晉又進行了一次土斷。這次土斷的令文說：實編戶，王公己下皆正土斷白籍。①胡三省在《資治通鑒》中，對此令文有一條注釋：“時王公庶人多自北來，僑寓江左，今皆以土著為斷，著之白籍也。”今人根據胡三省這段釋文，說土斷是易黃籍為白籍，或給白籍。這種意見與上面說的土斷是易白籍為黃籍，正相反對。胡三省的話，有幾個問題。1.他以為這是第一次土斷，因此說“今皆以土著為斷，著之白籍也。3.令文的重點本來是“實編戶”三字，他把重點放到了土斷白籍上。實是驗的意思，實編戶即驗實編戶。自咸和二年土斷（327）到咸康七年有十四年了，需要進行一次驗實。3.他把“正”字解釋成為“著之”，把“正土斷白籍”，解釋成為“以土著為斷，著之白籍”，是無根據的。即從字義而言，正是質正的意思，無“著之”之意。“皆正土斷白籍”，本來意思很明白。前面有“實編戶”三字，皆正土斷白籍即都要驗實、質正土斷和白籍的問題。土斷是不是都進行了，白籍是不是都改過來了。這個令文是針對咸和二年的土斷而發，而胡三省把它當成了第一次土斷，因此，也就不明白“實編戶”三字和“皆正”二字的含義，造成解釋上的錯誤。
東晉的第三次土斷是在哀帝興甯二年（364）進行的。關于這次土斷，有兩種記載。1.《晉書·哀帝紀》興甯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閱人戶，嚴法禁，稱為庚戌制。”這是大閱人戶，與咸康七年的實編戶同。2.《冊府元龜·邦計部·戶籍》：“一說天下所在土著”。這與咸和中土斷同。劉裕說當時“財阜國豐，實由于此”①，稱贊這次土斷解決了財政問題。
東晉的第四次土斷是在安帝義熙九年（413）進行的。《宋書·武帝紀中》記述這次土斷說：“于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為什麼要多次進行土斷。劉裕說：自庚戌土斷以來，“彌曆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②。從他說的話可知一次上斷不可能徹底。雖然，土斷取消了僑民與土著、白籍與黃籍的區別，畫一為土著、黃籍，但多年以後，又頹弛下去。何況北人不斷南來，本又有地流寓他所的。要不使財政發生問題，只有多次土斷。義熙土斷本身也有問題。這次土斷特許徐、兗、青三州居住在晉陵郡的人，不在① 《晉書·成帝紀》。
①② 《宋書·武帝紀中》。
斷例。他們合法地保持住了僑人的身分和證明僑人身分的白籍。
土斷是為了把僑人納入士著居民中，對他們征稅起役。東晉的賦役在第一次土斷前後是不同的，在各次土斷之間也有不同。要看到它的複雜性，不可一概而論。
首先是東晉王公以下的官吏即士族要不要交稅的問題。《晉書·孝武帝紀》太元元年（376）秋七月記載：“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東晉的度田收租之制，是在第一次土斷後的第三年咸和五年（330）實行的，一畝三升。四十六年後改行口稅，一口三斛。改行的口稅的對象既包括公王以下，朱改行前的畝稅對象自然也包括公王以下。否則，是不可能突然叫公王以下納稅的。王公以下納稅之所以成為可能，原因有二。1.當時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取消南來王公士族的免稅特權，對他們在江東站住腳跟來說，反而有利。2.東晉稅制的改革是結合第一次土斷進行的，而土斷包括王公以下的官利。既有土斷在前，要改變王公以下不納稅的制度，就有了可能性。
東晉的賦稅實際分為四段。自元帝建武元年（317）至成帝咸和土斷與度田收租之前，為第一段。這段賦稅制仍舊是西晉之制。《隋書·食貨志》說東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便是這一段的稅法。之所以無課役，是因為受到諸王公貴人的蔭庇。
第二段自成帝咸和年間土斷與度田收租起，至孝武帝太元元年（376）改行口稅前止，是度田收租制度實行的時期。咸和土斷，將僑人包括士庶都納入了黃籍稅戶之中。田租是畝稅，戶調仍舊要“結評百姓家貲”①，九品相通輸入于官。這段稅制最大的變化，是取消了王公貴人免稅及蔭親屬的特權。但他們仍可免役，這從太元元年實行的在役之身可以免稅的制度，即可知之。第三段自太元元年改行口稅起，至太元八年（383）淝水戰後“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②前止。在這段中，東晉除了將畝稅改為口稅外，還創立了“蠲在役之身”的制度。役包括勞役與兵役，正在服役的人可以免除口稅，對于農村與軍隊的穩定，都有一些作用。東晉用以打勝淝水之戰的北府兵，都在免稅之列。
第四段從太元八年淝水戰後增稅米口五石起，至東晉滅亡止。《隋書·食貨志》說的“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即稅米口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便是這一段的稅制。它的特征是，恢複了西晉的丁稅制度。如按另一種說法，西晉一戶以一丁計，那《隋書·食貨志》中所提到的租米五石及布、絹、絲、綿，便都是以戶為單收征收，而且九品相通。後一種說法較為可信，《宋書·王玄謨傳》所說“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是一個印證。王玄謨之法承襲的當是淝水戰後東晉之法。
這階段的一個變化是服役者不能免調，太元元年的“蠲在役之身”的規定廢止。范甯說過，當時“舉召役、調，皆相資須”①。所謂“皆相資須”，即役、調都得承擔。聞人爽也有“百姓單貧，役、調深刻”的話②。百姓是既① 《晉書·劉超傳》。
② 《晉書·孝武帝紀》。
① 《晉書·范汪傳》附《范甯》。
② 《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傳》。
要交稅，又要服役，從而出現了“流殣不絕”的現象。
在役法上，東晉規定“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丁”，這與西晉同。“男年十六亦半裸，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這比西晉役及十三歲以上要輕。特別是關于“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已開北朝與隋朝規定每年役期之端，二十日與隋同。另有“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的規定。③③ 《隋書·食貨志》。
第五節南朝賦役制度南朝的賦役制度又有變化，其突出表現是新的貲稅的出現，關■之稅比重的加大，役法上雇借的產生。
南朝宋孝武帝時，周朗上言說到：“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度以為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①周朗所謂“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貲”，說明當時行的是貲稅。周朗所謂今宜“戶減其稅”，說明當時貲稅的征收，以戶為單位。周朗所謂樹長一尺，田進一畝，屋加片瓦，稅也跟著增加，說明當時的貲稅，完全根據各戶財產的多少，非分九品。②即在宋孝武帝時，實行占山格。《宋書·羊希傳》所載官吏及百姓占山，“皆依定格，條上貲簿”。這正是因為當時行的是貲稅，而山也是貲，所以自當條上貲簿，一體納稅。稅制由東晉後期的租調九品相通變為完全按照財產的多少納稅，當在宋孝武帝時。
南齊蕭子良的《陳時政啟》說過與周朗同樣的話。“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伐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③所謂“圍桑品屋，以准貲課”，即周朗說的桑長一尺，圍以為價，屋不得瓦，皆責貲實。這說明齊時稅制一同于宋。“圍桑度田”，計貲定課，按《南史·羅研傳》的說法，是南朝的“故事”④，即定制。
宋時又出現了所謂“三調”。《南史·孝義傳上》記宋元徽末年，“有三調不登者”，吳翼之母丁氏“代為輸送”。三調，據《資治通鑒》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注，為“調粟、調帛與雜調”，又名“三課”①。征收方法，據《宋書·隱逸傳·劉凝傳》所說“一年三輸公調”，似為一年三次分別征收。南朝史籍中所見租稅即“調粟”。齊武帝永明五年七月戊申詔說到“所逋田租..其非中貲者可悉原停”②。說明租粟按貲征收。
三調是與貲稅同時產生的，它是南朝貲稅征收的形式。所謂調粟、調帛與雜調，並不就是調實物。周朗說桑長一尺圍以為價，田進一畝度以為錢，是調錢。齊明帝建武四年十一月丁亥，詔“所在結課屋宅田桑，可詳減舊價”③，也是調錢。南朝有所謂“折課市取”④，課即三課或三調，折收錢幣，市取是官府用折收來的錢幣，從民間購買軍國所需的物資。將折課市取與周朗、齊明帝的話互相參證，便可明瞭南朝的三調是調錢。南朝史料中關于市取的記載頗多。《宋書·武帝紀下》永初元年秋七月記有：“台府所需，皆別遣主帥，與民和市，即時裨直，不複責租民求辦。”租已折錢，故軍國物資不① 《宋書·周朗傳》。
② 一說南朝賦稅仍為九品相通，依據為《宋書·王玄謨傳》所說“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此說不承認宋孝武帝以後有何變化。
③ 《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④ 羅研附于《南史·鄧元起傳》。
① 見《南齊書·明帝紀》建武二年三月戊申詔。
② 《南齊書·武帝紀》。
③ 《南齊書·明帝紀》。
④ 見《隋書·食貨志》。
能再責成租民辦理。《後廢帝紀》元徽四年記有：“敕令給賜，悉仰交市。”之所以要悉仰交市，是因為粟、帛、雜物均已折錢，敕令給賜，必須購買。《南齊書·武帝紀》記有：“可現直和市”，“其和價以優黔首”。此令是針對往常的強買而發。這種交市、和市或市取，唐朝稱之為“和買”，與‘折課”是不可分的。不收粟、帛、雜物而收錢，從賦稅發展史來說，與財產稅的出現一樣，也是一個進步。
南朝士人可以免除貲稅，但官吏不能都免。複與不複，以士庶分，非以官民分。《宋書·王弘傳》有所謂“複士”，這種複士包括“無奴之室”的、無官爵的士人在內。從《宋書·羊希傳》說的官吏和百姓占山，一律“條上貲簿”來看，庶民出身的官吏，是不能免除貲稅或三調的。士人到底有多少？沈約說：“且當今士人繁多，略以萬計。”①這近萬士人是可以享受免稅免役特權的階級，是不課戶。
以三調為形式的財產稅，在梁陳時期，基本上維持下來。梁天監初，一度改調帛為“計丁為布”②，但後來又有“三調”③。
貲稅或者說財產稅，適用于士人以外的所有的人戶，是南朝最重要的稅收。此外，南朝還有一項重要的稅收，即關市之稅。
北魏的甄琛說過，南朝“崇關廛之稅”④。廛稅即市稅，市中有收稅牌告，叫樢格。南齊蕭嶷徒鎮荊州，嘗以市稅重濫，“更定樢格，以稅還民”⑤。南朝都城建康秦淮河北有大市百余所，備置官司，稅斂很重⑥。
南朝又有“輸估”與“散估”。《隋書·食貨志》說：“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曆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這種輸估與散估，是市稅的一種。
關稅即關津之稅。在南朝，有埭、桁、渡、津稅①。埭稅即牛埭稅。南朝于風濤迅險、人力不濟之處立牛埭，出租官牛，以助民運。如越州肖山縣西錢塘江岸的西陵埭、浦陽江的南北津埭等都是②。始立牛埭，尚在濟急利物，後來的監領者卻“禁止別道通行，或力周而猶逼責租牛”③，遂成民病。津為過津稅，四方都有。南朝建康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獲、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④稱之為津稅。
桁與航同，是浮橋的意思。南朝建康有朱雀桁渡，為以舟濟河。桁、渡有稅，南齊顧憲之說到“京師航渡”稅，始立也在濟急利物，“既公私是樂，① 《通典》卷一六引。
② 《梁書·良吏傳序》。
③ 見《梁書·武帝紀下》大通元年。
④ 《魏書·甄琛傳》。
⑤ 《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傳》。
⑥ 見《隋書·食貨志》。
① 見梁《書·武帝紀下》大同十一年三月庚申詔。
② 見《資治通鑒》卷一三六齊武帝永明六年十二月注。
③ 《南齊書·顧憲之傳》。
④ 《隋書·食貨志》。
所以輸直無怨”⑤。
在關、市之稅方面，南朝規定“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這非那一朝所制，而是南朝的“舊制”。⑥除此以外，南朝尚有行之于蠻族和俚族的賦稅——賧物。“賧”，本意為“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之謂⑦。後來變成對蠻、俚“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⑧。還有行之于官吏的賦稅——修城錢。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
此制在南朝一直延續下來，只是宋齊間因軍興關系，一度未收此錢。①以上所述南朝賦稅，主要的仍是貲稅。由于南朝的貲稅已具有財產稅的性質，對財產少的人來說，減輕了負擔。南朝庶民終年最為害怕的，從史料上看，是徭役。庶民規避徭役的問題是宋、齊統治者最感頭痛的問題。
南朝宋時，王弘上言說到：“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他認為過重，建議“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丁。”②這個建議為宋文帝所接受，成為定制，齊時未見改變。這是役齡。丁有半丁、全丁，役有半役、全役之分。
征發的方式為三五發丁。宋元嘉二十七年伐魏，曾“悉發青、冀、徐、豫、二兗五州三五民丁”③。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彭城孫棘兄弟二人，弟孫薩當充行，“坐違期不至”，罪當死④。三五發丁，在宋、齊是定制。齊時顧憲之說過：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⑤。宋齊役門即三五門。
此外南朝又有“吏姓”、“事力”、“滂民”等。《南史·文學傳·鍾嶸》有所謂“吏姓寒人”。《宋書·周朗傳》說：“貧者但供吏”。南朝吏姓承自魏晉吏家。吏音示，奉也，職事也，勞也。南朝又有事力，或稱力。蕭惠開自京口請假還建康，由水路，舟力（事力）達二三百人。⑥這種為官家私人服役的事力，北朝也有，“皆聽敕乃給”①。或說事力即吏力。事力之外又有“干”。宋孝武帝制定“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張融鞭杖“干錢敬道五十”，被免官。②可知干的地位與僮等，類似門仆③。
滂民，據《南齊書·周颙傳》：“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可知是替縣提供雜役之民，多用之于山澤。至于多少戶出一個滂民，則各縣不等。山陰是“每百戶一滂”，在會稽郡中，被認為最輕。
⑤ 《南齊書·顧憲之傳》。
⑥ 《南史·思倖傳·沈客卿》。
⑦ 《南史·垣閎傳》。
⑧ 《隋書·食貨志》。
① 《南史·齊本紀·世祖武皇帝》建元四年。
② 《宋書·王弘傳》。
③ 《文獻通考》卷一五一《兵三》。
④ 《南史·孝義傳上·孫棘傳》。
⑤ 《南齊書·顧憲之傳》。
⑥ 《南史·蕭惠開傳》。
①② 《南史·張融傳》。
③ 《文獻通考》卷六五《職官十九·祿秩》。
南朝能免除搖役的，只有士族。庶民要想逃避徭役，有一個辦法，就是買通有關官員，在黃籍上“改注籍狀，詐入士流。”一入士流，便變成“昔為人役者，今反役人”。所謂“改注籍狀”，主要是“竊注爵位，盜易年月”。④而這種爵位，不一定要父、祖、曾的爵位，可以是遠祖的爵位。注上後他就可以變成士族⑤，就可以“百役不及”⑥。
改注籍狀的問題，到齊時非常嚴重。齊高帝下令檢定黃籍，設置板籍官，提出嚴格要求。但南齊嚴厲檢籍，反而引起了怨望。唐寓之起兵，“卻籍者”（籍被卻者）都站到唐寓之一邊。這次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到永明八年（490），齊武帝卻不得不下令“自宋升明以前，皆聽複注”。⑦即允許重新注上祖先爵位，不服徭役。此後徭役制度發生了變化。
齊明帝建武元年（494）十一月丁亥下詔：“細作、中署、材官、車府，凡諸工，可悉開番假，遞令休息。”①南朝官府工匠可以輪番休假，自建武元年開始。到梁時，“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②。營造工人“皆資雇借”，而不再是征發而來，是役法上的一個重大的進步。陳太建二年（570），宣帝又下詔：“巧手于役死亡及與老疾，不勞訂補。”官府仍然擁有的“國匠”，從此只減不增，雇借勢將成為唯一的方法，並將擴大其范圍，非僅國匠而已。唐代的和雇實導源于南朝。
④ 《南齊書·虞玩之傳》。
⑤ 沈約在《奏彈王源》中說到：吳郡滿璋之自稱是三國、西晉名臣滿寵、滿奮之後，為“高平舊族”。如果屬實，他便是士族。可知士族不一定就是父、祖、曾有爵位。否則，很難冒充。另一個原因是南朝的土族已經有了分化，同為士族人物，而升沉貧富各異。否則，也很難冒充。⑥ 《全梁文》卷三七沈約《上言宜校勘譜籍》。
⑦ 《南齊書·虞玩之傳》。
① 《南齊書·明帝紀》。
② 《梁書·賀琛傳》。
第六節北朝賦役制度北朝的賦役成為制度當自天興元年（398）十二月拓跋珪設置八部大夫，功課農耕，量校收入開始。八部大夫具郁八部或八國首領與“以擬八座”，即尚書八座的雙重身分。③《魏書·官氏志》稱天興二年三月，“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凡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資治通鑒》謂“令八部大夫主之”④。《資治通鑒》加“八部”兩字，意義更明確了。八部或八國大夫實為全國的行政長官，並非單單是管理“八國良家”的首腦。⑤而八國良家“同為編民”①，既是直隸于八部大夫的住在畿內八國的特殊成員，又是如同州郡居民一樣，受八部大夫管轄的普通編戶，北魏的賦法對八國良家與郡縣編戶同樣適用。這是探討北魏稅制首先要明白的一個問題。
《魏書·食貨志》載：“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謂“先是”，即魏初以來。“天下戶以九品混通”，表明北魏建立之初，在賦法上承繼了晉朝租調九品相通，輸入于官之法。
太和八年（484），北魏准古班百官之祿，“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後又“增調外帛滿二匹”。常賦加重。但次年北魏即“下詔均給天下民田”，實行均田與三長之制，從此按籍而征之稅立，而九品差調之法廢。
《文獻通考》載：在均田法下，國家對受田的農民“按籍而征之，令其與豪富兼並者一例出賦”②。這個看法是對的。《魏書·食貨志》記載均田之後，“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為降。”三長之職在征集民調。初行此法，給人一個假象，似乎在均田制下，各戶男女土地數字相等，只要按籍對他們征收同等的民調就可以了，實際卻是“有盈者無受無還”，超過均田法令土地數字的大地主很多，而他們卻只須與農民“一例出賦”。再他們的奴婢依良受田，而調數只有農民的八分之一。這對大地主是有利的。不過，因為“賦有恒分”，比起聚斂煩數、土地得不到保障之日，農民的日子也要好過一些。傅思益曾擔心：“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①事實上未成擾亂，原因便在這里。
北齊和北周繼續實行均田制。北齊賦法，“率人一床，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准良人之半。牛③ 見《魏書·官氏志》稱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座，謂之八國”。④ 《資治通鑒》卷一一一《晉紀》安帝隆安三年。
⑤ 《魏書·食貨志》稱：“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對“其外”兩字有兩種解釋。一說為皇城外的四方四維，即畿內之地；一說為畿外的四方四維，即州郡之地。前一種說法是不明白八國大夫具有尚書八座的身分，“總理萬機”（《宮氏志》）；後一種說法是不明白八國大夫為八國首腦。無論畿內畿外，作為總理萬機的八部大夫是都要管的。監督與勸課衣耕，量校收入，也只能是八部大夫的一項職責而已，不是全部。
① 《魏書·官氏志》。
② 《文獻通考》卷三《田賦考三》。
① 《魏書·李沖傳》。
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斗。”與北魏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比較，北齊的租調重了。北周賦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征焉。若艱凶劄，則不征其賦。”②粟五斛較諸北魏的粟二石，北齊的墾租二石、義租五斗，都要重。但是，北周在征收上，規定了豐年、中年、下年與艱凶劄之別，這是賦法上的一個改進。
在均田制外，北朝尚有屯田制。太和十二年（488），北魏“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民，相水陸之宜，斷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進行屯田。在田賦上。“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免其正課並征戍雜役。③北齊則于“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田賦無具體規定，只是“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④這是在均田和民調之外的另一種田制和稅制。
甄琛說：“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輸。”⑤他的話說明北魏財政收入，主要是靠農業，靠租調。北魏的貨幣經濟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前，是不發達的。自“魏初至于太和，錢貨無所周流”。到太和十九年（495），才通行“太和五銖”①。甄琛說的“唯受谷帛之輸”，是實際情況，與南朝折課市取不同。但北魏自遷都洛陽後，由于工商業的發展，關市之稅也日漸重要。魏明帝孝昌二年曾稅市，“入者人一錢”。這是入市稅。“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②這是店舍稅。北齊後主之時，“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颙贊成之”，主施行。可卻以其所入“以供禦府聲色之費”。北周也有市門稅。閔帝時一度除之，到宣帝即位，又興入市之稅③，每人一錢④。
北朝的徭役，在均田前後，有所分別與聯系。北魏實行均田制度以前，已將丁男或男夫、夫定為十五歲以上⑤。道武帝天賜三年（406）六月，嘗“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漫南宮..三十日罷”。四年七月，“築北宮垣，三旬而罷”⑥。這里所謂“三十日罷”、“三旬而罷”，是番役。但築宮非恒役，在北魏的徭役中，以運輸所調谷帛為最經常，也最重要。獻文帝時，曾“因民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⑦。輸送地點的遠近，按戶等作出區別，這種規定無疑對下三品戶較為有利，是運役上的一個改進。但這種運役無所謂輪番。
太和九年（485）均田，規定“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年十一② 《隋書·食貨志》。
③ 《魏書·食貨志》。
④ 《隋書·食貨志》。
⑤ 《魏書·甄琛傳》。
①②③ 《隋書·食貨志》。
④ 《文獻通考》卷一四《征榷考一》。
⑤ 《魏書·高宗紀》興安二年有“男年十五以下為生口”的記載，這是由于十五以下尚未成年。⑥ 《魏書·太祖紀》。
⑦ 《魏書·食貨志》。
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①按此規定，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全受田服役納賦。十一至十五歲的“半夫”，半受田服役納賦。年滿七十的稱老，通例要退田兔役。戶無丁男、中男以老年為戶主的，七十歲以上不退田，但免役。若是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可有一子不從役。十一歲以下的為小，既不授田，也不承擔課役。北齊河清三年（564）定令：“男子年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為丁；十六已上，十六已下為中：六十六已上為老；十五已下為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②無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的規定，亦未說到半夫田。
西魏大統時嘗定男年十八以上、六十四以下為丁，十歲以上、十七歲以下為中，六十五以上為老，九歲以下為小③。北周有司役，掌力役之政令，規定：“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過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劄，又無力征。”④按北魏在均田後，在徭役的征發上，仍然可以見到服役輪番的現象。宣武帝景明二年（501）九月，“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京師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罷”①。東魏興和元年（539）九月，“發畿內民夫十萬人城鄴城，四十日罷”。三年十月，“發夫五萬人築漳濱堰，三十五日罷”。武定元年（543）八月，“齊獻武王召夫五萬于肆州北山築城..四十日罷”。②這都是番役，但不見成文規定。北周則明文規定了豐年役三十日，即十二番；中年役二十日，即十八番；下年役十日，即三十六番。且規定凶年無力征，家起徒役無過一人。這是北朝役法上的一個顯著進步。不過實行起來，又非全依規定。字文護當政時，是一年八番（所謂八丁兵），武帝初，改為一年十二番（所謂十二丁兵），或者說“率歲一月役”③。即原規定的豐年的天數。此後基本成為北周定制。這是對農民而言。北周在番役上還有一項創制，即規定“匠則六番”④。這是北朝對工匠服役的一個調整。
在徭中最為重要的仍舊是租調運輸。北齊有“皆依貧富為三梟”的規定，“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⑤。這與北魏的“租輸三等九品之制”，正相類似。
以上所說是北朝郡縣編戶的徭役負擔。除此以外，北朝又有所謂“城民”、“府戶”、“隸戶”與吏等，他們提供卒役與兵役。
城民是在北魏統一北方的過程中，在各個州普遍設置起來的。城民的來源是被征服的和被遷徙的各族人民。城民的身分如同“皂隸”。城民的子孫① 《魏書·食貨志》。
②③ 山本達郎：《敦煌發見計賬文書殘簡》，刊《東洋學報》第37 卷第2 號， 1954 年。④ 《隋書·食貨志》。
① 《魏書·世宗紀》。
② 《魏書·孝靜帝紀》。
③ 《隋書·食貨志》。
④ 《隋書·食貨志》。
⑤ 《隋書·食貨志》。
還是城民。他們不僅要負擔各種“碎役”⑥，而且還有“兵貫”⑦，父子相襲為兵⑧。這又與府戶無異。
城民分布地區廣大，《魏書·帝紀》所見有秦州城人、南秦州城人、涼州城民、營州城人、朔州城人、岐州城人、雍州城人、東徐州城民、齊州城人、荊州城民、南兗州城民等等。可知西至涼州，北至朔州，東至兗、徐，南至荊州，無不有城人。他們是北魏統治者勞動力和兵員的一個重要來源。府戶、兵戶或軍戶置于邊境地區。如高聰、蔣少游曾為云中兵戶①，趙苟子二百家為涼州軍戶②。這種戶服的是兵役，然而平時也被他們的上司役同厮養。八國良家在邊鎮當兵的，原來“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複除”③，不在府戶之列。但自孝文帝遷洛以後，地位下降，被視同府戶。
魏明帝正光五年（524）八月丙申，下詔：“諸州鎮軍貫，元非犯配者，悉免為民，鎮改為州，依舊立稱。此等世習干戈，率多勁勇，今既甄拔，應思報效。可三五簡發，討彼沙隴。”④此詔的頒布，表明自正光五年起，北魏諸州鎮有軍籍的府戶、鎮人或城人都被廢除了，他們都成了郡縣編民。然而軍隊不能沒有，原來兵員的來源靠府戶與城民，現在他們既被免為民，遂改為“三五衡發”。此法前代與南朝已經有過。北齊則簡六坊內徙者為“百保鮮卑”，簡華人勇力絕倫者為“勇士”。北周行府兵制。
隸戶魏初便已存在，道武帝曾賜給安同“隸戶三十”，明元帝曾賜給姚黃眉“隸戶二百”⑤。太武帝滅北涼，“虜西涼之人，沒入名為隸戶”①，不是隸戶的開始，而是隸戶的發展。隸戶用于雜役，與城民不同的是，城民歸地方管理，隸戶則由朝廷掌握；城民為官府提供雜役與兵役，隸戶則只提供雜役。城民始終屬于官府，隸戶可以用來賞賜，而一經賞人，便成為私役。魏明帝改鎮為州，免諸州鎮城人為民，城人到魏末已不存在，可隸戶依舊存在下去。
吏在南北方都有。太和二十年（496）冬十月，魏孝文帝下令：“司州之民，十二夫調一吏，為四年更卒，歲開番假，以供公私力役。”②這是從編民中按人口比例征發吏役，給予番假，孝明帝時，揚州刺史元助曾上表奉“國吏二百人以充軍用”③。北朝又有事力，或云即是吏役。官家私人事力均聽敕給。北魏李彪曾向宣武帝請求“官給事力，以充所須”④。北齊規定“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勳品各給事力”。州、郡、縣事力由所置的“白直”充當。⑤⑥ 見《魏書·劉昞傳》。
⑦ 見《魏書·肅宗紀》正光五年八月丙申詔。
⑧ 《魏書·自序》記東益州城民“父兄子弟外居郡戍”，一家都在兵籍。① 見《魏書·高聰傳》。
② 見《魏書·釋老志》。
③ 《魏書·廣陽王深傳》。
④ 《魏書·明帝紀》。
⑤ 見《魏書·安同傳》、《外戚傳上·姚黃眉》。
① 《隋書·刑罰志》。
② 《魏書·高祖紀》。
③ 《魏書·元劭傳》。
④ 《北史·李彪傳》。
⑤ 《文獻通考》卷六五《職官十九·祿秩》。
北周建德六年（577），武帝下令“凡諸雜戶，悉放為百姓。自是無複雜戶”⑥。時周已滅齊，武帝此令，是對魏初以來北方人戶複雜化的一次大澄清。此後無論勞役與兵役，均由郡縣編戶擔負，勞役與兵役一致起來。北周丁兵合在一起，出現“八丁兵”、“十二丁兵”之類，原因也在這里。
免役免賦在北朝也有它的規定。太和十一年（487），孝文帝下令：“複七廟子孫及外戚緦服以上賦役無所與”⑦。七廟是泛指皇帝的七代祖先，即自拓跋魏始祖以下的子孫，都被免除賦役。緦服親是指族祖父母等親，外戚的緦服親也同樣被免除賦役。范圍雖廣，但到此時尚未見士族免賦免役的規定。北魏鮮卑高門子弟到六鎮去當兵的，可以享受“複除”的特權。這種複除指的是賦稅。北魏清流，根據《魏書·肅宗紀》所說：“雜役之戶或冒入清流，所在職人皆五人相保，無人任保者奪官還役”，可知是能免役的。北魏鄰、里、黨三長，“鄰長複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複也是“複征戍，余若民”。
在北朝民役方面，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新現象，是納資代役的出現。從《魏書·食貨志》所記薛欽之言，官府用絹布為酬，雇百姓車牛運輸租調，是北魏百姓已可用絹布代替現役的征象。
⑥ 《隋書·刑罰志》。
⑦ 《魏書·高祖紀下》。
第六章法制第一節法典三國時期中國古代法典史較發達，很早就有成文法。戰國初年，魏國李悝集各國法典之大成，作《法經》，分盜、賊、囚、捕、雜、具六篇。商鞅相秦，改《法經》六篇為《六律》，是為秦律。漢蕭何因秦律，加興、戶、廄，為九章律。東漢末，政局動蕩，且各個割據勢力都打著匡正漢室的旗號，不便重修律令，故一般都沿用漢律。至魏明帝太和三年（229）詔司空陳群、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說等修訂《魏律》，共十八篇。其中，盜、賊、捕、雜、戶五篇襲用漢律，新增“劫略”、“詐偽”、“毀亡”、“告劾”、“請賕”、“乏留”、“驚事”、“償贓”、“免坐”等九篇，又改具律為刑名，改興律為興擅，分囚律為系訊、斷獄兩篇。
單純從篇名上看，魏律比漢律多出一倍，但漢律除正律九章外，又有孫叔通的傍章十八篇；張湯的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的朝律六篇，此外，還有起副法作用的令甲、令乙、令丙等三百余篇；鮑昱所撰有關民事訴訟的單律《法比都目》九百六卷；馬融、鄭玄等名儒所通的章句至于魏，所當用者共二萬六千余條，七百余萬言。故漢律體系十分繁雜。魏律將這些傍律、單律、章句等統統歸並到正律中去。廢除了一些有名無實的舊律。如漢有廄律，掌廄置、乘傳、副車、食廚等，後因花費太多而省略，僅設騎置，但律文猶存。魏除廄律，取其可用之條，別立為郵驛令。
漢律不僅繁蕪，而且雜亂，篇目之間互相重複或抵觸的律文甚多。魏律集類為篇，對漢律內容作了更合理的調整。一是將各項律令中同類的條目合並為一律。如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以上合為魏的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皆屬于告反訴訟，合為告劾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以上罪行類似，合為擅興律。請賕律合並了盜律中的受財在法；雜律中的假借不廉；令乙中的呵人受錢和科中的使者驗賂諸條而成。償贓律則合並了盜律中的還贓界主，金布律中的罰贖入責和科中的平庸坐贓等條。二是將一律中包含數種罪例的重分為別律。如盜律中的劫略、恐猲、和買賣人，皆不屬于盜的罪例，故從盜律中分出，合上科中的持質，立為劫略律。賊律中的欺謾、詐偽，逾封、矯制和囚律中的詐偽生死皆與原律名相抵，故分出立為詐偽律。囚律包含囚、鞠獄、斷獄等，內容繁多，分為系訊、斷獄兩篇。
魏律在刪除繁蕪時，注意保存了有用的條例。如廢廄律時，除了取騎置為郵驛令外，又將其中的上言變事合入變事令，將驚事告急合上興律中的烽燧等條，立為驚事律，使新律名副其實。同時，又增加了一些必要的律文。如漢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哈訂“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規定“不見不知，不坐也”。但因免坐之例繁多，有必要獨立成律，故魏律更制定其由例。諸律令中有其教例而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
魏律除了刪除、調整漢律內容外，更重要的是對法律體例進行了改革。
漢律中具律在第六篇，具律規定罪名條例，是律文的總則，既不在篇首，也不在篇末，這種篇章結構不甚合理。魏律改具律為刑名，置于篇首，統領全文。“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這種以罪例帶法令的體例，一直為後來曆代的封建法典所沿用。
魏除正律外，還有令、科兩種法律形式。曹操時，陸續頒布了設官令、軍策令、褒賞令、求賢令等六十多篇，是根據形勢隨時頒發的法令，作為法律的修改，成為魏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魏修正律時，又于律外再修編魏令一百八十余篇，分為州郡令、尚書令和軍中令三大類，內容涉及民治、吏治和將治，屬于行政法規，與漢令集皇帝詔令的統一法典有所不同。但仍具有副法作用。
科起源于漢初，而作為法律形式則始于曹魏。科有兩種涵義，一是對罪犯處于刑罰，“課（科）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一是規定犯罪與刑罰的條文，又稱“科條”、“事務”。曹魏第一次頒科是建安五年（200）（《資治通鑒》卷六、七十三）。官渡之戰後，曹操占領青州、冀州，“制新科、下州郡，頗增嚴峻”。史稱“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三國志·何夔傳》）。故長廣太守何夔上書曹操，認為青州新收複，加上曆年戰亂，不可卒繩之以法，宜使長史臨時自行處理，數年之後，民安其業，才可整齊法令。曹操聽從了這一建議。可見，新科不是一般單行法令。
日本學者滋賀秀三認為科起源于曹魏。漢代的科只是普通名詞，不是正式的法律形式。科出現于三國時期的理由：一、漢律繁蕪龐雜，對緊急事項有必要規定簡明的法規。
二、漢末混亂時期，須頒臨時法令以解決非常事件，或對和平時期的規定作修改。
三、曹魏、劉蜀、孫吳初皆以漢為宗，不便明改漢制，新頒法令不敢以律令為稱，故名之為“科”，以區別于漢的律令。①又《三國志·曹仁傳》載曹仁“嚴整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從事”。《賈逵傳》注引《魏略》載楊沛治鄴的方針是“奉宣科法”。這都說明魏新科具有統一法典的性質。魏科亦有為單行法令，如建安十八年的“甲子科”對漢的肉刑作了修改。這類單行法令性質的魏科還有“禁內學兵書科”、“禁長史擅去官科”（《三國志·常林傳》注引《魏略》）、“禁酒科”（《徐邈傳》）、“持質科”（《晉書·刑法志》）。魏明帝詔訂新律時，以科入律，遂廢。但不久又頒布新的科法。《司馬芝傳》：“（明帝時）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著者。”《魏志·三少帝紀》：“正元三年，詔其力戰死其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但此後所頒的科都僅是臨時修改律文之義，屬于補充行政細則的單行法令。
劉蜀一直沒有制訂新律。建安二十四年②，劉備令諸葛亮、伊籍、法正、劉巴、李嚴等五人共造蜀科。蜀科內容未明，但由五位重臣編纂，估計不是① 見《關于漢唐法典的二三個考證》，載《東方學》第十七輯，1958 年。② 蜀科制訂年代史無明載。《冊府元龜》載在劉備定成都時，即十九年。但《伊籍傳》載時籍以從事中郎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等共造蜀科。十九年籍為從事中郎，二十四年，劉備稱漢王，籍才封昭文將軍。故采用二十四年。
單行法令，而是適應蜀漢軍政實際狀況的臨時法典，與魏新科具有同樣的性質。除蜀科外，又有《科令》兩篇，《軍令》三篇（《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大概是些單行法令。還有諸葛亮撰的《法檢》，呂乂的《格論》，譙周的《法訓》，可能是釋律的著作。劉蜀國的軍政活動中，未見有其他的法律形式記載，大概以科令為主要法典。
孫吳亦見頒新律。黃武五年（226）令有司寫科條，郎中褚逢齋主執，陸遜、諸葛瑾裁定。嘉禾三年（234）孫權新城，又表定科令。赤烏二年（239）詔令“造三置官吏，皆依四科”（《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周魴在誘降揚州牧曹休時稱“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可見科是孫吳主要的法律形式。也有單行法令性質的吳科，如嘉禾五年的“盜鑄之科”；嘉禾六年的“長吏擅去官科”；鳳凰三年（274）的“出亡叛科”；天紀元年（277）的“實廣州戶口科”（皆見《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孫■傳》）。“■初立，發優詔，恤士民..科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攏于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吳科內容十分豐富，但除科外，罕見其他法律形式。如上所述，三國時期的劉蜀、孫吳兩國法制甚不完備，既無新律，所頒科令對後世影響也不大。而曹魏則在大規模整理漢律的基礎上，制訂新律十八篇。魏國占據中原，又施行屯田政策，國力較蜀，吳強盛、有統一全國的基礎，加上曹操以來的法治傳統“魏之初霸，術兼名法”，比較注重法治，故三國唯魏能立法。魏津在封建法典史上有一定地位，從體例上看，厘正篇第，以刑名冠于律首，這種篇章結構遂成此後封建法典的定制；從形式上看，魏律刪繁蕪，改漢舊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提高了法律效能和律文的一致性：從內容上看，魏律改正“母出女嫁免坐法”及以八議入律都產生了較大的曆史後果，為後來的法典所吸收。
西普時期魏末，司馬昭秉政，嫌魏律科綱嚴密，本注煩雜，又偏取鄭玄章句，故令賈充等人重新刪定新律，參與者有太傅鄭沖、司徒荀頷、中書監荀朂、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工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齊相郭欣、騎都尉成公綏、尚書柳軌和吏部令史榮邵等共十四人，于泰始三年（267）完成上奏，晉武帝親自審閱詔准，于四年正月頒行全國。因晉律成于泰始年間，故又稱“泰始律”。
晉律共二十篇（一說二十一篇，但篇名無考），目次為：刑名、法例、盜、賊、詐偽、請賕、告劾、系訊、斷獄、捕、雜、戶、擅興、毀亡、衛宮、水火、廄、關市、違制、諸侯。合六百二十條（《唐六典》記為一千五百三十條，誤，見滋賀秀三的論述文章），二萬七千余字。晉律篇章基本沿襲魏，分刑名為刑名、法例二律，又恢複漢的廄律，另新增衛宮、違制、關市、諸侯四篇，刪去魏律的劫略、驚事、償贓、免坐四篇。晉律用刑較寬，刪除了魏律苛穢的條目，相對減輕了動輒獲罪、輕重無情的弊病，更加適應于安定大一統帝國的需要。體例、內容都較嚴謹和完善。衛宮律加強了對皇室和封建國家的保護；違制律規定了官吏瀆職的懲罰，通過法治來提高封建國家的統治效能，無疑有進步性。諸侯篇是針對分封制而設立的。西晉時，世族勢力迅速膨脹，特別是一些顯赫家族，對中央政府構成了威脅，皇室勢力相對削弱。司馬氏政權要求各諸侯國、世族集團和地方政權無條件地服從皇權，反映在法律上，便是維持君臣上下關系的諸侯篇的產生。晉律自稱“律終于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諸侯奉于下，禮樂撫于中。”諸侯篇依《周官》所撰，以禮樂名分為中心，集中體現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意識和倫理觀念。
賈充定新律，同時撰《晉令》四十篇。目次為：一戶、二學、三貢士、四官品、五吏員、六俸、七服制、八祠、九戶調、十佃、十一複除、十二關市、十三捕亡、十四獄官、十五鞭杖、十六醫藥、十七喪葬、十八——二十雜、二一門下散騎中書、二二尚書、二三台秘書、二四王公侯、二五軍吏員、二六選吏、二七選將、二八選士、二九宮工、三十贖、三一軍戰、三二軍水戰、三三——三八軍法、三丸——四十雜法（一說三十二篇，按實際篇名為三十二，雜三篇、軍法六篇、雜法二篇、合四十篇），凡二千三百六條，九萬八千余字。
晉令與漢令、魏令在性質上有明顯差別，它以令設教，違令有罪才入律。也就是說，晉令以教喻為目的，不具備副法作用。先教化，後刑罰，晉令首開教令法之先例，在法典史上有著重要意義。同時，使律令分離，令不再作為法律的補充形式，而獨立為教令法，解決了漢以來律令混雜，互相抵觸的矛盾。
晉科在法律中占很小的部分。魏時已將科入律，後雖時或有頒，但數量不多，晉不另設科，附于律年終晉一代，見于史載的獨立科令，僅咸康二年（336）的壬辰科，內容是禁占山澤，屬于律外科人，不久旋廢。另有律學家杜預、張裴注晉律時，將科釋律，起詳明律文的作用，以防止一律二科。晉出現了一種新的法律形式：故事。賈充等人編纂令時，刪定當時制詔之條，撰為故事，與律令並行（《唐六典》），共三十卷（一說四十卷；《舊唐書·經籍志》作四十三卷）。故事即舊事，指前代之事例，為習慣法，晉始編纂為成文法。晉故事的主要內容是百官行事及處分的規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晉書·刑法志》）。故事作為一種法律形式，僅存在于魏晉間，南朝或稱“簿狀”，梁時改稱為科，隋唐以後並入于“式”。晉律綜合了漢魏舊律之長處，較魏律更為合理、嚴密和簡明，對南北朝的法律皆產生重大的影響，南朝基本上承用晉律，北朝初年所編律令也大部采自晉律。
南朝時期南朝社會尚清談不重名法，律學衰竭，法治混亂。宋齊兩代皆未頒新律，僅是制訂或廢除一些令、科以補充或修改晉律。如永初元年（420）除“無故自傷殘者補治士”，二年又詔定杖罪之科，元嘉有酒禁、戒壇鑄佛像造寺觀等科。大明七年，改定“隸殺長史科”。齊永明七年（489）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張裴、杜預所注律，取張說七百三十一條，杜說七百九十一條，一律兩家各釋互異的取一百七條，互通的取一百三條，合共一千三十二條，成書二十卷。武帝詔令獄官詳正，公卿八座參議。後宋躬整理王植的抄撰及八座裁定的意見，編成律文二十卷，附錄敘一卷，共二十一卷（《新唐書·藝文志》為八卷）。永明九年，孔稚珪上表請求施行，詔雖從納，但終齊一代，並非正式施行，故永明律為非實施法律。而且，與其稱之為律，不如說是考證晉律注釋。永元元年（499），東昏侯即位時又下詔刪省科律，但齊末兵亂，始終未行。而張、杜舊律及王、宋所纂諸書皆遺失殆盡。
南朝最大的立法行動是梁天監元年（502），武帝因律令不一，實難去弊，下詔重議新律。齊代舊郎蔡法度家傳律學，能背誦王植之律，于是任命蔡法度為尚書刪定郎，讓他憑記憶加以整理成文。又詔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仆射沈約、吏部尚書范云，長兼侍中柳惲、給事黃門侍郎傅昭、通直散騎常侍孔藹、禦史中丞樂藹、太常丞許懋等參議，成梁律二十篇，一千五百二十九條，天監二年正式頒行。
梁律大體沿襲晉律。只是省諸侯篇，增倉庫篇。另外改稱盜律為盜劫；賊律為賊叛；請賕為受賕；捕為府捕。余十五篇一如晉律。蔡法度又撰梁令三十篇。目次為戶、學貢士贈官、官品、吏員、服制、祠、戶調、公田公用儀迎、醫藥疾病、複除、關市、劫賊水火、捕亡、獄官、鞭杖、喪葬、雜上、雜中、雜下、宮衛、門下散騎中書、尚書、台秘書、王公侯、選吏、選將、選雜士、軍吏、軍賞。梁令大致因晉令而略加增損。此外，又集晉故事中仍適應于南朝的條例，編成梁科，共四十卷（《梁書·武帝紀》作四十卷，《唐六典》作三十卷、《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唐書·藝文志》均作二卷，大概是逐漸遺缺）。
陳朝永定元年（557）詔尚書刪定郎范泉制定律令，參議者有尚書仆射沈欽、吏部尚書徐陵、兼尚書左丞宗元饒、兼尚書右丞賀朗等，成陳律三十卷、科令四十卷（《新唐書·藝文志》陳律九卷、陳令三十卷、陳科三十卷）。陳朝的律、科、令基本上沿襲梁朝，甚至連“輕重繁簡”，也“一本梁法”，而且“條法冗雜、博而不要”在法典史上沒有留下什麼影響，很快被淘汰了。南朝前兩代未有立法，後兩代雖成新律，但皆沿晉制，沒有重大改革。
這是凝固了的門閥制度在意識形態上腐朽沒落的反映，作為僑姓士族文化標志的玄談越走越遠，整個社會尚釋老，輕名法，以清談為高逸，以理法為庸俗，故出現法制停滯不前的局面。故隋統一全國後，棄南朝法制而循北朝法制，魏晉以來一脈相承的法制系統至此終結。
北朝時期北魏皇朝的建立者拓跋鮮卑原是大興安嶺的游牧部落，處于較落後的社會發展階段。進入中原以前，尚無成文法，部落首領四部大人依習慣法處理部落內部的糾紛。《魏書·刑罰志》稱：“魏初，禮俗純樸，刑禁疏簡。宣帝南遷，複置四部大人，坐庭決群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遣決。”永嘉之亂，拓跋氏乘機入主中原，逐漸被漢族較高的封建文化所征服，開始了封建化過程，“乃峻其法”，陸續頒布了一些單行法令，如昭成帝建國二年（339）定贖罪法及對大逆、淫亂、賊殺、盜劫等罪例的刑罰。拓跋珪即皇帝位後，著手制定法律。天興元年（398）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品、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餉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用科禁；吏部尚書崔玄伯總而裁之。這是北朝首次制定較系統的成文法，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封建秩序，同時廢除了一些原始落後的酷刑。拓跋燾即位後，第二次修定法律，神祐三年（430）詔司徒崔浩改定津令，主要是寬刑省罰，如增設一年刑、允許以官爵除刑以及對孕婦、老少的恤刑等，進一步廢除了原始刑罰的殘余；正平元年（451），拓跋燾再次詔太子太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公孫質、李虛、散騎常侍高允等改定律令。主要是減輕對盜劫的刑罰，並增加放縱、通情、止舍三法例及其他罪行，凡三百九十一條，門誅四條、大辟一百四十五條，刑二百二十一條。
以上三次修定律令皆在魏孝文帝改革以前，時拓跋族入主中原不久，封建化程度不深。這一時期法律的特點是大量吸收漢代舊律，廢除部落舊習慣法，主要是寬刑省罰，法律中儒家學說的成分較重。首先從制定律令的人看，崔玄伯、崔浩都是漢士族高門，從兩漢以來，一直是中原學術的代表，所法家學是傳統經學。胡方回出自西北，永嘉之亂以後，該地區一直保留著漢魏學術風氣，胡方回的律學大抵亦屬漢律系統。而高允、游雅、高閭諸人皆為北方漢士族名流，“賢雋之胄，冠冕州邦”，其學術也必承漢儒之嫡傳。史稱如高允“尤好春秋公羊”，北朝初期由這些漢以來的士族名流所制定的法律，大量吸收漢律和儒家學說，與南朝專用晉律，不超過張、杜律釋體系有所不同。其次從法律內容看，三次定律都是以德治仁政為中心，主要是減輕刑罰。再從審判方式上看，真君六年（445）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以儒家經典取代法律條文來裁決罪行，這種方法正是漢“春秋決獄”的再現。春秋決獄自漢以來一直存在，但北朝表現得比東晉南朝更為突出。如上所述，北朝前期的法律大體上源于漢律系統，所不同的是糅合了更多的儒家學說。
孝文帝即位以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漢化改革，包括對律令的改定。太和元年（477）詔群臣于太華殿議訂律令。三年，又詔中書令高閣集中書秘書官修改舊律條文，經群官參議、孝文帝親自刊定，于五年頒行，共八百三十二章，以梟首為最重刑，廢除了神■律中殘酷的( 刑。太和十五年再次詔定新律，于十六年頒行。主負太和新律修訂的是中書令李沖、參與者有尚書令懷謙、中書侍郎封琳、侍中馮誕、奉朝請高綽等人。李沖是隴西世族，曾祖李暠曾建西涼政權，是河西文化的嫡傳。李沖輔佐文明太後和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他所主持參訂的太和新律，使河西文化的因素滲進了北朝法律系統。宣武帝正始元年（504）詔尚書、門下于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宗室彭城王勰、高陽王雍、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卿王顯等監修新律，具體修訂的是尚書殿中郎袁翻、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禦高綽、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虯、羽林監王元黽、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人。參與者雖然眾多，但實主其事的為劉芳和袁翻、常景①。劉芳、袁翻都是北還的南朝士族。劉芳先居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州時，被徙為平齊戶。袁翻父宜先為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獻平帝平東揚州時，翻隨沈文秀投奔北魏。劉、袁來自江左，熟諳南朝律令體制，又為當世儒宗，修律時必然把南朝律學因素滲透進去。除江左因素外，正始律又進一步吸收了河西因素。常景為涼州“儒林先生”常爽孫，程靈虯家世本出涼州，父駿為河西大儒劉炳門人，靈虯本人也師事常爽，故靈虯之律學源出河西系統。北魏皇朝在封建化過程中，十分注重法律的修訂，一百多年間，先後修律達十多次，其中以神■律，太和新律、正始律最有代表性。神■律體現了北魏前期的法律特點，主要是采自漢律，以傳統法制為基准。太和新律吸收① 《北史·劉芳傳》，芳自青州刺史還朝者定律令“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方意也”。《北史·常景傳》“先是太常劉芳與景共撰朝令，..未成，芳卒，景撰成其事”。
了河西因素，正始律則加入了江左因素，在曆次修律時，又不斷揉進了儒家學說，故北魏津令集漢、晉、南朝律學之大成，為北齊、隋唐律令之源頭。北魏律令大都遺失，篇名可考的有刑名、法例、賊、盜、斗、擅興、系訊、詐偽、斷獄、捕亡、戶、廄牧、宮衛、違制、雜等十五篇。《隋書·經籍志》載北魏律二十卷，一般以篇目為卷，故應有二十篇。上述篇見于《通典》《魏書》和《唐律疏義》，余五篇無考。程樹德《九朝律考·後魏律考》認為是請賕、告劾、關市、水火、婚姻，沈家本《律令考》則認為有赦律。姑列之以存疑。
北魏令自太武帝時已開始修訂，崔浩修神■律時也定令，後游雅纂成。
史失篇名，可能孝文帝時已亡佚。故太和時，詔群僚“儀定百官，著依令”。頒太和新律時，宣示職員令二十一篇，篇名無考，見于史載的有職令、品令、獄官令等。可推北魏令主要規定百官行政細則。但似乎未付諸實施。《魏書·孫紹傳》：“高祖律令並議、律條施行，令獨不出。”宣武帝時，劉芳也撰有朝令，同樣未頒行。北魏令的成效不明顯。
北魏以科入律，科無專典。但開始出現“格”的名稱。孝武帝太昌元年（532）詔曰：“理有一准，則民無覬覦..前主為律，後主為令，曆世永久，實用滋章非所以准的庶昌，隄防萬物，可令執筆之宦，四品以上，集于都督，取諸條格，議定一途。其不可施用者，當局停記。新定之格，勿與舊制連，務在約通，無致冗滯。”從詔令可看出，格是補充律令的臨時實用法規，作為一種新的法律形式，與律令並行。北魏格僅此一例，內容亦未詳，可稱之為格的萌發時期。永熙以後，魏分東西。東魏孝靜帝興和三年（541），集群臣在麟趾殿議定新制，由中書監高澄監修，三公郎中封述，散騎常侍溫子昇、禦史中尉崔暹、侍中封隆之等人撰成文十五篇，頒于天下，又稱麟趾新制。麟趾格篇名無考（《北史·竇瑗傳》引麟趾新制三公曹第六十六條，則麟趾格似以曹名為篇名。
後北齊令亦取二十八曹名為篇名）。內容是“百官有司之所常引之事。”屬于行政法規，類似于南朝的科。以格代科，始于北朝，而為隋唐所沿襲。西魏在法制史上的貢獻是創造了“式”。大統元年（535）宇文泰輔政時，命有司變通古今可以益國利民，便時適治者，作新制二十四條。七年，依度支尚書蘇綽奏議，頒六條詔書，令百官作為座右銘熟誦，又恐百官不力，同時頒職制十二條作為監督。九年，令尚書蘇綽將前所作二十四新制和十二條職制加以損益，總為五卷，頒于天下，稱為“中興永式”，又稱“大統式”。格、式這兩種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現，是法制史上一大創舉，至唐遂制度化，與律令並列為封建法律的四大形式。
北齊初年沿東魏“麟趾格”。天保元年（550），文宣帝嫌魏格未精，令李渾、邢邵、崔■、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人對麟趾格進行修改，定為“北齊麟趾格”。天保八年，司徒功曹張老上書稱大齊受命不改律令，非所以創世垂法。于是，令魏收、邢邵、李鉉等議定齊律，但積年不成。武成帝即位，于太守元年（561）下詔催督，至河清三年（564）才修成，由尚書令王叡審定上奏。參與北齊編修的先後有錄尚書事趙彥深、中書令魏收、散騎常侍崔昂、大理卿封述，尚書右仆射薛琡、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散騎常侍王松年、殿中侍禦史崔■等。北齊律共十二篇，二十卷。目次為：名例、禁衛、婚、擅興、違制、詐偽（《唐六典》作欺誤）、斗訟、賊盜（一作賊誤）、捕斷、毀損、廄牧、雜。定律例九百四十九條。同對，又定北齊令五十卷（《隋書·經籍志》、《唐六典》作四十卷、《通典》作三十卷，《新舊唐書》志作八卷），二十八篇，以尚書八曹為篇名，內容大都采自魏晉故事。又將那些不可立為定法的，另編《權令》二卷。
北齊也有格。河清無年（562）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定罪，但律無正文，于是另立“權格”，與律令並行。武成帝年間，由工部郭彥、太府高賓、司車路下大夫裴漢等修成齊格，卷數篇目無考。
北齊律是自晉泰始律以來又一個重要法典，對曆朝法典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修改。“校正古今所增損者十有七八”。其特點是“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如賊、盜自戰國以來一直為二律，北齊合為一律。又合捕律、斷獄為捕斷，因為賊、盜同類，捕、斷獄相連，故這些合並都比較合理。在刑罰種類上，北齊律定死、流、耐、杖、笞為正刑，正確確立了封建五刑制，以後曆朝的刑罰基本上沒有超出這五刑的范圍，僅是名稱變動或刑罰輕重不同而已。在內容上，北齊律立十條重罪，即後來的十惡，一直沿用至封建社會晚年。在法律形式上，北齊律、令、格、式並行，奠定了封建法律四大形式的基礎。因此，北齊律是一部承上啟下的法典，在中國封建法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為隋律、唐律的藍本。
北周在宇文泰輔政西魏時，令趙肅為廷尉卿，撰定法律，未竟而趙肅死。宇文覺稱帝後，又令司憲大夫拓跋迪繼續修律，至保定三年（563）修成上奏，稱為大律，共二十五篇。目次為：刑名、法例、祀享、朝會、婚姻、戶禁、水火、興繕、衛宮、市廛、斗競、劫盜、賊叛、毀亡、違制、關津、諸侯、廄牧、雜犯、詐偽、請賕、告言、逃亡、系訊、斷獄，凡一千五百三十七條。建德六年（577），北周滅北齊時，頒《刑書要制》，內容主要是加重刑罰。又稱刑經聖制。由于酷刑不適應社會的發展，大象元年（579）廢《刑事要制》。北周律是仿周之大誥而修的。即仿周禮，又采晉律，古今混雜，禮律凌亂，兼之條流苛密、煩而不要，又失之于嚴，刑罰峻苛，在內容上，體例上，用刑上都存在許多弊病，故隋朝雖繼北周而來，但隋律卻棄北周律而采北齊律。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編纂了大量的法典。其中晉律和北齊律在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時期的科、東魏的格、西魏的式，豐富了封建的法律形式；曆朝法典對體例篇章的厘正，對後代法典也產生深刻影響。
第二節刑法刑法是中國封建法律中最發達的部分。在古代，刑就是法，法就是刑，刑罰構成法律的基本內容。曆代法典都詳細地規定刑罰的種類、級別。秦以前，刑罰種類主要有墨刑（黥）、劓刑、臏刑（刖）、宮刑、大辟五種。前四種為肉刑，常附加于勞役刑，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別者守囿，宮者守內。漢律承前五刑。漢文帝時廢肉刑，用徒刑代替墨刑，用折左趾笞代劓刑。用折右趾代替大辟中的棄市。這是中國古代刑法史上的一個創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繼續這種改革的趨勢，逐漸形成和確立了笞、杖、徒、流、死這五種新的主要刑罰。此外，還有贖刑、肉刑也一定限度內存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主要刑罰有下述幾種。
死刑（族刑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