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裴度當即奏請免去監軍，諸將始得專軍事，戰複有功。裴度治軍，“軍法嚴肅，號令畫一，以是出戰皆捷”③。十月十四日，唐隨鄧節度使李愬自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祐、李憲將牙隊三千人為前鋒，李進誠將三千人為後軍，出軍東行，直奔吳元濟營壘蔡州。“時大風雪，旌旗裂”，李愬冒著風雪，率軍日夜兼行，于十五日“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①。官軍從天而降，迅速攻下蔡州城，吳元濟窮蹙請降。吳元濟被檻車送往京師，十一月斬首。淮西割據三十多年後，複歸唐皇朝統治。
進討李師道淮西平，憲宗削藩的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朝廷處于優勢，官軍得以集中兵力進攻河北山東藩鎮。
十三年（818）春正月，以淮西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並獻沂、密、海三州。憲宗受降，並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
王承宗懼，求告于田弘正（即魏博田興），請以二子為質並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田弘正為之奏請，憲宗准許歸降朝廷。夏四月，魏博遣送王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
李師道在兵危巢傾的嚴重形勢下，先降後悔。朝廷宣慰李遜至鄆州，李師道大陳兵戈以迎之，繼而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憲宗決意發兵討李師道。五月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義成節度使，自許州徙鎮滑州。秋七月，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甯、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為供軍使。朝廷興師討李師道，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十一月，裴度指揮田弘正將全師自楊劉渡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十四年春正月，韓弘拔考城，殺二千余人。武甯節度使李愬拔台（唐屬兗州）。田弘正奏敗淄青兵于東河，殺萬余人。又奏敗平盧兵于陽谷。二月，李愬敗平盧兵于沂州，拔丞縣（唐藍陵縣）。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情益恐懼怨恨。終于發生李師道軍中兵變自潰。李師道部下率兵反叛，攻下鄆城，捕索師道與二子置牙門外隙地，皆斬之。劉悟將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田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憲宗削藩獲得很大勝利，自代宗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賦稅，至此，盡遵朝廷約束。
③ 《舊唐書》卷一七○《裴度傳》。
① 《資治通鑒》卷二四○，憲宗元和十二年。
第四節晚好神仙，寵任宦官淮西既平，憲宗漸驕侈。憲宗統治後期，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詔柳泌居興唐觀煉藥（丹）。元和十五年（820）春，憲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憲宗暴崩中和殿，年四十三。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吏諱之，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唐中後期曆史上兩大問題，一是宦官專權，一是藩鎮割據。憲宗以削藩為己任，卻不以鏟除宦官為己任，而是信任依靠宦官，維護宦官神策軍中尉的軍權。憲宗削藩勝利，卻敗死于宦官專權。
第三十七章杜佑第一節一生為官，政績斐然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萬年（今陝西長安縣）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父希望，以熟諳邊事，為鄯州（今青海樂都）都督留後，在任邊境安定，粟帛盈余，很有政績。擢升鴻臚卿，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讀書就很勤奮，經傳之外，尤其重視曆史典籍的學習。年十八，以父蔭為濟南郡參軍、郯縣丞。天寶末年，杜希望的好友韋元甫做潤州（今江蘇鎮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韋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韋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處理，便征詢杜佑的意見。杜佑對答如流，很得要領，元甫非常滿意，便派他做司法參軍。後韋元甫為浙西觀察使、淮南節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職，深得信任，由殿中侍禦史轉主客員外郎。大曆七年（766），韋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轉撫州（今江西臨川）刺史，改禦史中丞，充容州（今廣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經略使。前後在江西、廣西一帶做了好幾年地方官。
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勵精圖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為工部郎中，曆任金部郎中、權江淮水陸轉運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糴等使。那時正用兵河北諸鎮，軍需緊急，“饋運之務，悉委于佑”。不久便遷升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度支總領全國經費，當時軍費開支浩繁，每月費度支錢一百多萬貫。由于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錢，于是官吏大索商賈財貨，鬧得“長安囂然如被寇盜”①。杜佑看到這種情況，認為“百姓頗困，加賦攸難”②，主張裁減官吏，節省開支，特地寫了一篇《省官議》獻給德宗。指出“設官之本，為理眾庶，所以古昔計人置吏”③，但自中宗以來，用人無制，從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複的閑散的官員，糜費國家大量的開支，應該加以裁並。因為宰相盧杞當權，這個建議沒有被采納。盧杞為了排除異己，出杜佑為蘇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喪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願赴任，于是改任饒州刺史。不久以禦史大夫為嶺南節度使。貞元三年（787），召為尚書左丞，複以禦史大夫領陝州長史、陝虢觀察使。過了兩年，遷檢校禮部尚書、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
杜佑從貞元六年赴任揚州，在淮南經曆了十三年，做了幾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時，遭逢旱災，饑荒嚴重。他一面下令富戶出售糧食，救濟災民；一面革除苛捐雜稅，安定社會。揚州久經兵亂，官舍多被毀壞。駐軍沒有營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廟里；儲備沒有倉庫，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鳩工，興建營房和倉庫，解決了軍隊用房和財賦儲存的問題。當時聯營三十區，士馬整飭。為了發展農業生產，修整舊有的雷陂（江蘇揚州市北），還開鑿了新渠，以資灌溉。又開濱海棄地為稻田，稻子產量很高，積米至五十萬斛。于是淮南兵精糧足，為四鄰所畏。
第二，貞元十六年（800），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死了，軍士擁立其子張愔，求為節度使，唐廷不許，于是加杜佑檢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節度使，叫他討伐張愔。杜佑調集大批戰船，派部將孟准為前鋒，進① 本章材料據新、舊唐書本傳者，不另作注。
① 《資治通鑒》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
② ③《通典》卷四《職官》二二。
攻徐州。但孟准的軍隊渡過淮河以後就吃了敗仗，杜佑因此不敢進兵。這時泗州刺史張伾出兵攻埇橋（在今安徽宿縣南古汴水上），也大敗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張愔為徐州團練使，分濠、泗兩州隸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觀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學，手不釋卷。公事之余，勤于著述。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曆史著作——《通典》，派人獻給了朝廷。
第二節《通典》的編纂《通典》是順應時代潮流而產生的一部曆史名著。
杜佑少時親眼看到過開元、天寶的盛世，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動是在安史之亂以後，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時期。這一時期，整個社會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集權統一的政治局面轉變為藩鎮割據的政治局面；維系集權統治的均田制度和府兵制度瓦解了；從前震懾于唐朝聲威的邊疆各族也轉而多事了。這些變化促使當時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曾經赫赫一時的唐帝國，已是岌岌不可終日了。這就使得當時統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不能不為此而驚心動魄，焦慮苦思，極力想把唐朝的統治從風雨飄搖中挽救出來。首先是劉晏、楊炎等人在財政上成功地進行了改革，接著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著手革新，但是他們遭到腐朽勢力的反對而失敗。生活在這種形勢下的杜佑，也就極意講求經世致用之學和“富國安人之術”。他曾為楊炎所引，贊襄兩稅法的推行。認為兩稅法使“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①。這就不難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負和主張，具有一定程度的進步性。
杜佑雖位極將相，而好學不倦。他為學不重術數，不尚章句，以為諸經率多記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圖總結曆史上的經驗教訓，以為施政的張本，這就是他編纂《通典》一書的動機。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說：“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在《進通典表》中，他也提到“將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話。十分明顯，他著書的目的，在于“經世”，在于“政治”。所以他論田制則深慨兼並之弊，論軍事則力主強干弱枝，論邊防則極誡窮兵黷武，凡此之類，無一不反映出他對現實政治的究心和主張。
杜佑編撰《通典》是在劉秩《政典》的啟示之下進行的。劉秩是著名史家劉知幾的兒子。他在開元末年，仿《周禮》六官之法，采經史百家之言，分類詮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十分重視這部書，但又覺得它的內容還不夠詳備，因此就以它為藍本，博采諸書，擴充整理，而成《通典》。他從大曆元年（766）開始編纂，到貞元十七年（801）成書，前後經曆了三十六年的時間。《通典》進獻以後，德宗下詔嘉獎，命藏書府，在社會上流傳也很廣。
《通典》凡二百卷，分為九門，以食貨居首，次為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每門又各分子目。專敘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變遷，從遠古時代的黃帝起，到唐玄宗天寶末年止，肅宗、代宗以後的變革，有時也附載于注文中。書中不但載入前人的有關議論，而且每篇之首，皆有序引，並用說、議、評、論的方式①，提出撰者的見解和主張，以示勸誡。《四庫全書總目》評論此書“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②。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資料性的類書，這是很對的，但它的價值還有比這更為重要的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創立了史書編纂的新體制。自從《史記》創為八書以記典章制度，① 《通典》卷七《食貨論》。
① 詳見《通典》卷四二《郊天》注。
② 《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一《通典》條。
曆代相沿，許多紀傳體的史書，都列有書志一門。但曆代典章制度的演變，都有著前因後續的關系，而各史斷代為書，不相照應，這樣就如梁啟超所說，發生了兩種困難：不追敘前代，則原委不明，追敘太多，則繁複取厭。況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闕遺，見斯滯矣，于是乎有統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創作以應此要求者，則唐杜佑之《通典》也”③。《通典》綜合曆代史志中有關典章制度的資料，分門別類，竟委窮源，可以收會通之效，為史書編纂開辟了新的途徑，確是一部具有創造性的著作。繼之而起的有鄭樵的《通志略》、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續修的“三通”，都是沿襲《通典》的體例而編纂的巨著，在中國曆史編纂學上曾經起過重要的作用。
第二，發展了史書自注的方法。自班固《漢書》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藝文》二志中，創為自注之法，魏晉以下，史注漸行。但自注者少，他注者多。杜佑在《通典》中特別注意到自注的運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類：（一）釋音義，（二）舉故典，（三）補史事，（四）明互見，（五）考史料。這些自注，不但可以補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處，便于稽考。特別是對于史料的考辨，表現了杜佑嚴謹的治學精神。他對于前史所載，從不輕于置信。或參稽載籍，或博訪通人，認真地加以考訂。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漢書·地理志》的記載，但對于分野之說，根據史實指出了它的舛謬無憑。為了訂正《華陽國志》中“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泚”的記載，不但博考諸書，而且“遍問胡商”，證明“元無此事”①。杜佑這種治學的精神和方法，對後世的影響也很大。
第三，表現了進步的史學思想。《通典》是一部屬于文化史性質的專書，在處理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時，杜佑著重闡述了物質生活條件對于文化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他在《通典自序》中說：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
基于這一認識，他在《通典》中，特別把關于敘述財政經濟的《食貨典》，放在首要的地位。曆代史書中，不少立有食貨志，但從沒有把食貨放在這樣重要地位的，這就不能不說是杜佑卓越的見解了。
杜佑從“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這一觀點出發，特別注重農業生產的發展。他一則說，“農者有國之本也”①；再則說，“谷者人之司命也”②。他認為只有使“天下之田盡辟，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為難矣”③。十分明顯，杜佑是以農業生產的發展，作為封建社會政治與文化發展的基礎，反映了他的唯物主義的思想因素。
在杜佑的著作中，還表現出曆史進化的觀點。他與頌古非今論者不同，認為上古樸質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風敝俗，不如後世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有祭必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飲血焉，有巢居穴處焉，有③ 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第二章。
① 《通典》卷一八七《邊防典·哀牢》條。
① ③《通典》卷十二《食貨典評論》。
② 《通典》卷一《食貨典·田制上》。
不封不樹焉，有手摶食焉，有同姓婚娶焉”④。這些鄙風敝俗，只有到後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處，易之以宮室；不封不樹，易之以棺槨；同姓婚娶，易之以同姓不婚；以手摶食，祭必立尸等習俗，也都不複存在了。這就說明，在杜佑看來，不是世風日下，而是今勝于昔。
杜佑在評述曆史上關于封建制與郡縣制的爭論時，認為“法古者多封國之制，是今者賢郡縣之理，雖備征利病，而終莫究詳”，因而提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的論點。說明封建制是在承認遠古氏族首領以來既有權力的基礎上產生的，並非什麼古先聖王按照個人意圖而創設的一種制度。後來由于諸侯兼並，造成秦朝的一統，于是廢封建，行郡縣，這是曆史發展的必然之勢。所以他說：“欲行古道，勢莫能遵”。他還說：“漢、隋、大唐，海內一統，人戶滋殖，三代莫儔”，肯定郡縣制的漢、唐遠勝于封建制的三代。杜佑處于藩鎮割據、皇權衰落的中唐時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種有利于“君尊臣卑，干強枝弱”的郡縣制度①。他從曆史進化的觀點來論證封建制與郡縣制的相因相繼，而不可以古易今。這種見解，不但勝過曹冏、陸機以來主張封建制的政論家②，也比李百藥、馬周等主張郡縣制的政論家前進了一步③。杜佑說：“李（百藥）、馬（周）陳諫，乃稱冥數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關政理否臧”④，批評他們用所謂“冥數素定”的神秘主義觀點來解釋制度演變的曆史現象。
杜佑在《通典》中還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頌古非今的思想，這是和他曆史進化的觀點相一致的。他在《禮典》中說：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詳觀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貴適時，並無虛事。豈今百王之末，畢循往古之儀？⑤杜佑這番話雖是就禮儀方面說的，但它的精神卻不限于這一方面。他主張一切事情，應該“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變”⑥；反對拘守成規，因循不改，甚至斥是古非今論者為“滯儒”①。這就可見杜佑從曆史的發展變化中，認識到政治的必須隨時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思想的桎梏。
杜佑對待曆史的這種唯物思想，洋溢在他的著作中，這並非偶然。隨著中國封建經濟在唐初的重大發展，科學技術也有所發展，特別是天文曆數達到了比較精密的程度；對外交通的發達，也使人們擴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識，進一步認識了自然和社會。另一方面，由于唐初史學的發展，不少史家競以著述相高，特別是劉知幾卓越的史學評論，給予後人以重要的影響。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形成了杜佑的名著和他的出色的史學思想。
《通典》成書以後，杜佑感到卷帙太多，不便閱覽，又在貞元十八年，摘取其要義，寫成《理道要訣》十卷，獻給朝廷。朱熹說，“這是一個非古④ 《通典》卷四八《禮典·立義》條。
① 以上引文均見《通典》卷三一《職官典·王侯總敘》。
② 見《全三國文》卷二○曹冏《六代論》，《全晉文》卷九九陸機《五等論》。③ 《唐會要》卷四六《封建雜錄上》。
④ 《通典》卷三一《職官典·王侯總敘》。
⑤ 《通典》卷五八《禮典評論》。
⑥ 《通典》卷十二《食貨典評議》。
① 《通典》卷七四《賓禮敘》。
是今之書”，又說：“杜佑可謂有意于世務者”②。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書的宗旨所在，可惜這部書已經亡佚。
② 《朱子語類》卷一三六。
第三節“始終言行，無所玷缺”
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順宗即位，攝塚宰，尋進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當時王叔文以副使進戶部侍郎，銳意革新政治，不久失敗。佑奏李巽為副使，頗有建樹。
元和元年（806），杜佑拜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岐國公。這時河西黨項潛引吐蕃入侵，邊將貪功，請兵出擊。杜佑上書反對用兵。他曆述前代開邊默武，兵連禍結的曆史教訓，明確指出黨項寇邊的原因是，“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便賄方物，征發役徒，勞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應輕易出兵，但當慎選良將，加固邊防，“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就可以了。憲宗采納了他的意見。過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請求致仕，憲宗不許，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812），杜佑因病，累表求退，憲宗不得已許之。杜佑就在這年冬天逝世，終年七十八歲，贈太傅，諡曰安簡。
杜佑元配安定梁氏，中年去世，遂以側室李氏扶正，貞元十五年，封密國夫人。史稱杜佑“始終言行，無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為夫人，時論非之”。其實杜佑言禮，貴在“隨時”與“通變”，以妾為夫人，在他看來，也不過是行所當然罷了。
杜佑本為長安巨族，作鎮揚州，家財巨萬。在京城安仁里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別墅，亭館林池，最稱佳勝，常與賓客置酒為樂。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時貴盛無比。
第三十八章韓愈柳宗元第一節韓愈①文章世家和仕途沉浮韓愈（768—824）字退之，河陽（今河南孟縣）人，郡望昌黎（今屬遼甯）。故他又自稱昌黎人，世稱韓昌黎。
韓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過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歲而孤”，由其兄韓會撫養。韓愈在《與鳳翔邢尚書書》中自言“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可能與韓會的撫育有關。父輩能文者有韓云卿，李白稱他“文章蓋世”。韓愈也說：“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由此看來，韓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與兄又都以文章名世，這樣的門第對于他後來的趨向有一定的影響。韓愈時，家道已中落，而且韓會早死，韓愈隨寡嫂顛沛流離，《祭鄭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韓愈二十歲時，赴京師求官，又曾“窮不自存”。
韓愈初到長安謀考進士，在《答崔立之書》中說：“仆始年十六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于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乃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仆誠樂之，就求其術。”但此後舉進士，三次落第，終于寄食于人。
直到貞元八年（792），韓愈二十五歲，始中進士。這次考試，由陸贄主考，梁肅、王礎為佐，號稱得人。“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除韓愈外，還有李觀、李絳、崔群、歐陽詹、王涯、馮宿等，“皆天下之選”①。韓愈此後又應吏部博學鴻詞科考試，但前後三年，終于落選。此後，韓愈便上書宰輔，以求聞達。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內三次上書，竟無消息。于是離開京師，到地方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貞元十八年（802），韓愈才得國子監四門博士。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與柳宗元、劉禹錫等同為監察禦史。
韓愈以書生而得官，立即上書言事，卻不料《禦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一奏，即得罪“專政者”，貶為連州陽山令②。十年謀官，兩月即貶。當“永貞革新”的期間，韓愈正在貶所。永貞元年（805）八月，憲宗即位，韓愈遇赦，移官江陵，為法曹參軍。元和元年（806），奉詔回長安，充國子博士。因避謗毀，求為分司東都，移官洛陽。又因“日與宦者為敵”，降職河南縣令。
韓愈這幾年的貶官生涯，對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貶官不久，又回長安。元和六年（811），遷為尚書職方員外郎，坐論柳澗，調為國子博士。元和八年，遷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議裴度用兵淮西，被任為行軍司馬，功成之後，遷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正當憲宗妄圖① 本節主要參考新、舊唐書本傳；《韓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學出版社版；《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古典文學出版社版。下引是書，不另作注。
① 《新唐書》卷二○三《歐陽詹傳》。
② 皇甫湜：《神道碑》。
福田，迎接佛骨之時，他又上書直諫。《論佛骨表》一疏，引起憲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貶潮陽。一到貶所，他立即上表請罪，長慶元年（821）又返長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轉吏部侍郎、京兆尹。
韓愈二十年間，兩次貶官，都由極諫，說明其人確有正直的品質。但貶官不久而又升官，則是他的不幸。如果長期被貶，成就可能更高。晚歲定居長安，沒有寫出更好的文章。
韓愈卒于長慶四年（824），終年五十七。韓愈的生平事跡，見《舊唐書》卷一六○、《新唐書》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狀》。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行道和明道韓愈一生，積極求官，努力為文。據他自己說，求官不僅是為衣食，也是為了行道，為文也不僅是好古人之辭，而是為了明道。韓愈為人所行之道，及其為文所明之道，都可從他一生實踐得到證明。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韓愈的“道”，是主張“憂天下”而不贊成“獨善自養”的，也即是主張“兼濟天下”而不贊成“獨善其身”。可以看出，他雖然繼承了儒家“兼濟”的思想，卻又有所不同。對于這一點人們一向很少注意，其實應該著重指出。這在當時是相當積極的一種政治態度。其《上宰相書》至于再三，固然是為了做官，但他做官確有行道的目的。
為了行道，韓愈還曾希望做個諫官。他在《齪齪》詩中說：“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做個諫官，這是唐宋兩代一些憂國憂民的庶族地主階級文人的一個共同願望。因為諫官的地位雖不高，卻有言事進諫的機會。韓愈寫《爭臣論》一文，就曾以言責批評諫議大夫陽城。當他自己一旦做了禦史，有了言責，便立即上書言事。《禦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是一篇體現韓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韓愈之道也是主張國家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他反對藩鎮割據，還不僅因為自幼身經藩鎮割據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還是因為他看到了藩鎮割據給國家造成的危害。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的言行是明顯的，最突出的表現是他積極主張討伐淮蔡，並且親自參加了這次戰役，淮蔡平定之後，韓愈還奉命寫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鮮明地表達了主張國家統一、反對藩鎮割據。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這是維護皇朝的大一統思想，立場是明確的。
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的再一個突出的表現，是他奉命宣撫王廷湊一事。長慶元年（821），鎮州叛亂，王廷湊自立。二年，韓愈奉命宣撫。當時執行這個使命是有危險的。《新唐書》本傳說：“（韓愈）既行，眾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但韓愈無所畏懼，竟“疾驅入”。他在論辯中正告王廷湊：凡是割據作亂的藩鎮，從安祿山、李希烈，到吳元濟、李師道，沒有一個有好結果的。在這里，韓愈反對割據、維護統一的言行也是突出的。在當時，反對藩鎮割據是個重要的政治態度，也是韓愈行道的一個重要內容。
第三，韓愈的道又是關心社會現實、反對佛老的。在唐代，反對佛教雖不始于韓愈，但兼辟佛老，則以韓愈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還要“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這是十分激烈的主張。當然，韓愈更激烈的言論還是《論佛骨表》。他在表中首先曆數自古帝王長壽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這話和當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講話的時間不同，對象不同，韓愈這話就有更強的針對性，也冒更大的風險。這時正當淮蔡初平，憲宗自以為太平天子，幻想福田長壽，而韓愈竟說奉佛短祚，這等于冒“天子”之大不韙，在當時真是敢發狂言。在“群臣不言其非，禦史不舉其失”的情況下，而能獨立不懼，是很難能的。
第四，韓愈之道又是主張重視人材、選拔人材的。重視人材，這是韓愈為人行道的另一個突出的特點。終其一生，始終注意培養人材、推薦人材。《新唐書》本傳說他“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韓愈不但自己培養人材，也向別人推薦人材。《行難》一文反複說明選拔人材的重要；《與祠部陸員外書》曾向陸■推薦侯喜、侯云長、劉述古、韋群玉、沈杞、張苰、尉遲汾、李紳、張後余、李翊等。韓愈認為，為國家選拔人材，乃是一種“深思長慮”，是“為國家樹根本之道”。
在唐代，選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階級文人的一個共同願望。韓愈培養人材、重視人材的觀點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貴族世襲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參與政治的機會。韓愈當時重視人材的言論具有新的時代特征。重視人材，這是韓愈行道的又一個重要內容。
韓文的特點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韓愈寫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這些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于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于揭發事實，敢說“群臣之所未言”的話。《禦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禦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權臣的妒嫉中，敢于說出別人該說而不說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講真話，而且還表現于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說的話，甚至說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于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于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于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于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說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說》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書》中曾經說過：“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說》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例如《雜說》有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這就是對于人材不為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同樣，《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所謂“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于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寫道：“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郁郁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複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對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歎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曆來的論者都說此文源于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說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文章的開始一段云：“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這一席話幾乎都是反語。自“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至“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韓愈的正面意見應該是：方今之君不聖，相亦不賢，凶邪當道，畯良疏遠。才能不被錄用，有司不明不公。本來是憤激不平的牢騷，卻表現為冠冕堂皇的說教，這大概正是前人所謂韓愈行文的“狡獪”之處。“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這是韓愈一貫的選賢任能的主張。這樣的觀點在《行難》一文里也曾說過，他曾說選舉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賢”，只要“賢于人之賢”也就可以入選。這正是“占小善”、“名一藝”都可錄用的意思。在《行難》里韓愈是正面發表議論，而在《進學解》里表達的方式有些曲折罷了。韓愈從正面發表這種議論的文章還有《原毀》。他在這篇文章里講了“責己”和“待人”兩個方面。主要是講“君子”如何“待人”。認為君子待人應該“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只要有“一善”或“一藝”，就不要求全責備；而且應該不究既往，棄舊圖新。但“今之君子”不僅對人求全責備，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韓愈十分憤慨地說：“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這里講到為士處世之難，可見感慨並非全為自己而發。當時許多庶族地主階級的文人學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群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例如《與崔群書》先說自己對崔群為人的認識，中發賢者不遇之歎，後講自己困窮之狀，是一篇感慨很深的雜文。
在韓愈看來，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個沒有缺點的朋友。但是，對于這樣的朋友也有人懷疑。于是韓愈十分感歎，他說：“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賢，說到賢者不遇，而不賢者反而得勢。這樣的文章很像司馬遷的《伯夷列傳》。劉大魁說：“公與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間感賢士之不遇，尤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曆代文章的一個傳統題目，韓愈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為深廣的。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例如墓志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李塗《文章精義》）。與墓志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例如《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就評為“奇崛”。姚范以為“他人無此”。劉大櫆也說：“祭文退之獨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國藩雖然認為這類文章“究以用韻為宜”，但他又說：“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就是說，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敘離情，後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林紓所謂“狃于六朝積習”者，即指此類。但到韓愈筆下，送序之文就多種多樣了。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林紓曾說：“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例如《送水陸運使韓侍禦歸所治序》，曾國藩就看作“條議時事之文”。
韓愈的幾篇“游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柳宗元《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仆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但與此同時，裴度卻對這類俳諧之文很不滿意。他在《寄李翱書》中說：“昌黎韓愈，仆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韓愈的俳諧文字看作“以文為戲”，很不贊成的。
現在看來，時人“罪俳”，大概不止一個裴度。像柳宗元那樣肯定《毛穎傳》這類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書”，不是無緣無故。因為，自從六朝以來，俳諧之文如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等等，雖有寓意，並不深遠。而《毛穎傳》一篇，則與前此諸作不同。雖說所寫不過一篇“兔傳”，實際則寫一個多才多能而終被廢棄之人。文章寫到最後，韓愈對毛穎之“以老見疏”無限同情。這里又一次流露了韓愈痛惜人材不盡其用的一貫的思想。這樣的俳諧之文，前所未有。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于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例如《進學解》一篇之中就有“業精于勤”、“刮垢磨光”、“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並蓄”、“投閑置散”等等，都已傳為流行的成語；還有一些成語如“提要鉤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啼饑號寒”等等，也是從這一篇的語句中凝縮而來的。
自古以來，一篇文章之中能夠選出如此大量的曆代流傳的成語，此文之外，恐不多見。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曆代之典范，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後，很少有人企及。
韓詩的特點韓愈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詩亦有特色，為一代大家，對後代有較大的影響。
就思想內容而言，韓愈為詩，亦如為文，對于國計民生，多所關切。例如《齪齪》一詩有云：秋陰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其端？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云叫閶闔，披腹呈琅玕。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這樣的作品，與他的《禦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一文，思想傾向基本一致。這樣的思想內容，與安史之亂前後元結、杜甫的某些作品，一脈相承。但韓愈為詩的新的特點，還不是表現于這類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為詩”的一些篇什。例如《山石》一詩發端有云：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支子肥。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粝亦足飽我饑。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有云：纖云四卷天無河，清風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聲影絕，一杯相屬君當歌。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終淚如雨。..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對于這樣的作品，前人多所評論，方東樹《昭昧詹言》謂前篇乃“古文手筆”，後篇亦“古文筆法”。這樣的“手筆”和“筆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輩詩人相比，顯然有不同者。因此，葉燮《原詩》認為“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所謂“大變”，正是韓愈之詩新的特點。
第二節柳宗元家世和生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東解縣（今山西永濟）人，故人稱“柳河東”。唐代宗大曆八年出生于長安（今陝西西安市）。曾祖和祖父都做過縣令，父柳鎮曆任地方官職，貞元中為殿中侍禦史，曾因觸犯竇參而被貶，為人號稱廉直。宗元隨父到過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經曆過河北諸鎮和李懷光等的叛亂。在動亂的年代他開始立志學習，在後來寫的《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中說：“始仆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為者。”
貞元九年（793），二十一歲的柳宗元，考中進士。貞元十四年（798），又中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與韓愈相比，宗元仕途可稱順利。但他對自己期望甚高，並不自滿。他在《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啟》中說：“舉甲乙，曆科第，固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于遠大者何補焉？”因為志在“遠大”，所以對于科舉的得失不很在意。
此後幾年，宗元喪父喪妻，又值淮西之亂、陸贄陽城被貶，對于家國，多所憂慮。貞元十七年（801）調為藍田尉。在這期間，宗元對于現實環境十分不滿。他在《與楊誨之第二書》中講到這時的心緒時說：“其間與常人為群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訕罵詬辱，不為之面，則為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為狂疏人矣。及為藍田尉，留府廷，旦暮走謁于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為此，度不能去，遂學老子：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為得，然已得號為輕薄人矣。”由此看來，宗元科第雖然順利，做官卻不順心。置身于“大官”和“俗吏”之間，他感到無地自容。
貞元十九年（803），宗元調任監察禦史里行，與韓愈、劉禹錫等同官，這時結識了王叔文。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順宗即位，改元永貞，王叔文等當權，柳宗元任禮部員外郎，參與革新活動。這時他對于自己的際遇是滿意的，但也是天真的。後來在《寄京兆許孟容書》中他說：“宗元早歲與負罪者（即王叔文）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由此可知，宗元當時對于政治革新看得比較容易。由于缺少閱曆，不免過于樂觀。“唯以中正信義為志”，這是任何時候都行不通的。即使當朝天子的位置不變，也未必能夠成功；何況順宗不久遜位，改革失去了最高統治者的支持，這是注定要失敗的。果然，憲宗八月即位之後，王叔文等便相繼被貶。柳宗元也一貶再貶，初貶邵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貶永州司馬。剛要“興堯舜孔子之道”，就遭此橫禍，這是宗元根本不曾涉想的。
遭貶之後，宗元處境十分險惡，他在《寄京兆許孟容書》中還講過下面這些情況：“末路孤危，阨塞臲■，凡事壅隔，很忤貴近，狂疏謬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誌。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煽，盡為敵仇。”在這里宗元分析了自己得罪的因由，也列舉了① 本節材料主要參考新、舊唐書本傳及《柳河東集》，文中不再一一作注。罪上加罪的緣故。首先是得罪了“貴近”，其次也是得罪了“射利求進者”。再加上自己這幾個人“暴起領事”，便四面受敵了。
這些分析是不錯的，但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原因他沒有認識到，即“一朝天子一朝臣”這個最淺顯的常識。他和王叔文等都是前朝天子之臣，新朝天子即位，即使他們不曾得罪貴近，也未必能夠繼續做官。前朝的忠臣，往往不容于易代的天子，這在曆史上本是常事。苟非身為佐命之臣或隨風使舵之輩，都難免罷官的。更何況宗元與王叔文等所改革者，乃“利安元元為務”，諸如取消“宮市”之類，都是削減宮廷的特權享受的措施，並非最高統治者都肯支持的。
宗元在《與裴塤書》和《與蕭翰林俛書》中還說到自己得罪主要是由于年少得官而被人嫉妒，並且認為誤加之罪“久當自明”，希望在朝的君子為他剖白。這樣的想法也是不切實際的。宗元對自己得罪認識得比較清醒的文字，是《愚溪詩序》，其中說到“余以愚觸罪”云云，似是有所覺悟的。現在看來，宗元之所以得罪，主要在“愚”，亦即杜甫所謂的“愚拙”。宗元之愚拙表現在：他太相信堯舜孔子之道，以為經由此道，就可以達到“利安元元”的目的。他卻不曾知道當時統治者的要求乃在“利安天子”，他之所以得罪，首先是得罪了天子，至于他人的詆訶構煽，都在其次。
但宗元正因愚拙，從此乃發憤著書為文，不再求仕進。這在《寄京兆許孟容書》中也曾說到。他說：“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窮愁著書，本是曆代文人的一個傳統。宗元既不得志，于是也要著書以貽後世。又在《與李翰林建書》中說：“仆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一面讀書，一面著述，《非國語》諸作，大概就是在這樣的心境之下寫出來的。
宗元這時一面從事著述，一面開始著意于為文。他在《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中說：“仆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舍恐懼則閑無事，故聊複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于後。今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邪！”這段話是很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宗元貶官之前，雖為文已久，卻不自重視。因為他是想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行“輔時及物”之“道”，而不想憑借文章取得名譽。到了被貶之後，感到這“輔時及物之道”行不通了，于是才想通過文章傳給後世。垂文以明道，這是宗元貶官之後的為文的目的。
到了元和十年（815），宗元與同時遭貶諸人被召回到京師，但不久又出為柳州刺史。中途有《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詩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召而再貶，這是宗元等人所料不及的。韓愈撰《柳子厚墓志銘》稱他們這次召而複貶為“例召”與“偕出”，其實也有例外。《舊唐書》本傳說宗元貶後不複起用，是因為“眾畏其才高”，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宗元之一貶再貶，主要還在他的為人不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同樣被貶的程異，就因為善于理財而得到擢用，“以錢谷奮而至宰相”。一為皇家斂財，一為生民除弊，天子的愛憎，曆來是不同的。宗元遭遇不同于程異，無可怪者。
宗元既為柳州刺史，雖然仍屬遠謫，但比為司馬官職為高，這時他可以做些份內可行之事，盡管不得大“興堯舜孔子之道”，而變革“土俗”，改易“鄉法”，使貧人兒女免為奴婢，也算是稍遂其“輔時及物”之志了。與此同時，他也曾希望有人給他援助。元和十三年（818），李夷簡為禦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元以為其人可托，曾有《上門下李夷簡相公書》說：“及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拊心自慶，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舍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複振矣。”這大概是宗元最後向人的一次求援了。故此書最後又說：“生死通塞，決在此舉。”果然，此後不久，元和十四年（819）十月，宗元卒于柳州。《舊唐書》卷一六○、《新唐書》卷一六八均有傳。著作有《柳河東集》。
文章特征：立論新穎，出言多諷柳宗元文章著作之成就，主要得力于貶斥之時。處于貶斥的地位，不僅可以發憤讀書，而且可以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對曆史對現實都可以有更深的認識和了解。宗元文章的深度也就由此得來。韓愈和劉禹錫說宗元之文“深博無涯涘”（《柳子厚墓志銘》），“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劉禹錫：《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是看出了柳文的深度的。
宗元文章之最有特色者大概可分兩類：一為論說雜文，一為諷諭雜文。
唐代前期好為議論之文者，與漢代前期有些相似。這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有關。到了韓愈、柳宗元時，雖然言路漸窄，但作者的政治抱負尚高，遇事敢言的風氣未改，宗元懷著輔時及物之心，而又不得行道，于是就一寓于文了。首先就是論說雜文。論說雜文的代表作品是《貞符》和《封建論》。《貞符》動筆于被貶之前，寫成于既貶之後。貶前貶後寫這樣的文章都是不合時宜的。被貶之後而向天子獻上這樣的文字，尤其不識時務。當時憲宗初繼帝位，識時務者應該歌頌當今，而不要上論前代。宗元則是從上古說起，駁斥了前人關于帝王受命于天的言論。
文章說：“仲尼敘《書》，于堯曰‘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只承于帝’..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但是，到了後世，一些“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為符。斯為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至于漢之“封禪”，亦“《尚書》所無有”。下至魏晉，都沒有貞符。什麼才是貞符？當然要推唐代。但文章說，唐代受命之符也不在天而在于人：“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文章後面還懲戒天子說：“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而且希望天子：“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總的看來，這是宗元一篇文以明道的典型作品。在他看來，這里所說的，都是本之六經的孔子之道。文章內容的特點是和傳統的符命之說相反，駁斥了董仲舒以來的許多天人感應的說教。這樣的文章是有見解的，不但超過了前代的董仲舒等，也不同于當代的魏徵諸人。與同輩的韓愈相比，更為獨特。在他以後，這樣的文章也就無人再寫，可以說是一篇空前絕後的文字。
宗元另一篇重要的論說文章是《封建論》。這也是一篇推原“聖人之意”的明道之文。這篇文章的一個基本論點是“封建非聖人意”。他一開始便說：“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封建既非聖人之意，當然是應該廢除了。但秦廢封建，卻引起了後代許多非議。此中是非，不可不辨。文章最後作了一反前人的論斷。
蘇軾《志林》卷五《秦廢封建》對于這篇文章是贊同的。他說：“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這是說宗元的文章超過了前代和同代的所有論者。在這以下，東坡還“附益”說“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無“不出于襲封而爭位者”。“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余諸侯王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複封建，則此禍幾絕。”這些“附益”的話，對《封建論》作了重要的發揮，但他認為“後世無複封建，則此禍幾絕”云云，則大不然。宗元所論封建之禍，在整個封建社會中都不曾杜絕。其影響也至深且巨。關鍵即在“繼世而理”，蔭封世襲，曆代皆然。名雖不存，其實具在。宗元立意，極為深遠。
《貞符》和《封建論》，是宗元論說文章兩種類型的代表作品，這兩篇之外，與《貞符》思想傾向一致的文章尚有《天說》、《■說》和《非國語》中的一些片斷以及《永州龍興寺息壤記》等，這些文章都是論證古今，學究天人，敢破傳統，獨立不惑。例如《非國語·卜》云：“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驅陋民也。”這是從明道出發，對于占卜的批評，以為“道之所無用”。但聖人亦卜，如何解釋呢？宗元認為，聖人用卜，實際上是愚民之計。“以驅陋民”，蓋婉言之。在《非國語》中，像這樣的議論不少，其《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曾反複說明著書之旨在明“聖人之道”。
與《封建論》思想傾向一致的文章還有《六逆論》、《晉文公問守原議》、《伊尹五就桀贊》、《梁丘據贊》以及《非國語》中的另一些篇章。這些文章也是論證古今，破傳統之見，且針對時弊，不為空談。例如《六逆論》云：“《春秋左氏》言衛州籲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這是就《左傳》隱公三年石碏之言而發的一篇議論。石碏所謂六逆，宗元反駁其三。石碏所謂“亂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這也是破除傳統之見。宗元這樣的看法，顯然是站在賤者、遠者、新者的立場，反對貴者、親者、舊者。宗元的《春秋》之學，本受陸質的影響，這樣的觀點，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啟發；不過，更主要的，仍是宗元從庶族地主階級的政治要求出發，才有這樣的主張。前人或謂此篇系為王叔文個人而發，卻不見得。
柳宗元的諷諭雜文所包甚廣。一類是雜說、雜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這類文章為世傳誦者有《三戒》、《捕蛇者說》。此外，還有《敵戒》、《鞭賈》、《吏商》、《謫龍說》、《複吳子松說》、《羆說》、《觀八駿圖說》等。《三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說》篇終亦明言“賦斂之毒”，都是假物而為說，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于明道，只是寫法與前面的正面議論不同。這類文章寫得寓意顯然、言辭激切者，是《觀八駿圖說》和《鞭賈》。《觀八駿圖說》與韓愈的《雜說四》命意相似，都是從人才不得提拔而發的議論。但韓愈屬望在于伯樂，而宗元則欲焚圖。韓愈希望得到賞識，宗元則要打破標准。
《鞭賈》也是雜說，近似寓言。其文謂鬻鞭者以高價欺人，富家子以高價受欺。這樣的文章不僅諷刺了當朝執政的公卿，而且觸及了最高統治者。中唐以前少有這樣的文字，旁敲側擊，實開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類是騷體雜文，這是雜說雜感之外別具特色的作品。騷體雜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當的比重，這是與他身遭貶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頗有關系的。宗元這部分文章也被後人看作“變騷”或“續楚辭”，以為與續騷之文同列，現在看來，這類騷體雜文還可分為兩組。一為賦體之文，一為文體之賦。宗元主張“興西漢之文章”，他在這里確實繼承了西漢這類文章的傳統。當然，宗元這類文章都有新的特色，與後人所謂“文必西漢”者不同。
賦體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賦》、《牛賦》、《懲咎賦》、《囚山賦》等。《牛賦》是一篇短制。其文雖名詠物之賦，實為諷諭之文。寫牛的一生，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與羸驢對比，一則有功無賞，一則不勞而獲。前人論文，以為本篇與《瓶賦》皆有所托，或謂為王叔文而發，或以為自喻之辭。這樣的文章寓意是比較深廣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為一人一事而發。
文體之賦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罵尸蟲文》、《斬曲幾文》、《憎王孫文》，以及《吊萇弘文》、《吊屈原文》、《吊樂毅文》等。這些作品名雖為文，實皆賦體。
宗元之文最為世間傳誦者是幾篇山水游記。但在宗元筆下，山水游記，實亦騷體。山水游記中最著稱的，是“永州八記”。這幾篇作品尤其帶有騷體的特點。游記而帶騷體，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與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經注》一書，固然是集山水記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關山水的刻畫，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獨立的篇章。著者雖然有時也發表觀感，卻與永州諸記不同。永州諸記不僅獨立成篇，而且多寫騷人的感受。宗元于論說雜文和騷體雜文之外，還寫過一些傳記，這也是同他欲“興西漢之文章”有關系的。劉禹錫稱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固然是講他的文風，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嘗不在史乘。他在《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中曾說：“太史遷死，退之複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由此可以看出，宗元對于韓愈做史官非常重視，希望他能夠繼司馬遷的“史道”，認真寫史，不要“苟過日時”。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里還講到當初他和韓愈曾經“期為史志甚壯”，就是說，兩人曾有共同的願望要做史官的。但如今自己被貶，無能為力。可是遇到段太尉這樣的人物事跡，還希望韓愈采入史傳。
宗元雖然因被貶廢，不曾擔任史職，但他對于寫史的責任之感極強。當韓愈做了史官而不敢盡職之時，他曾嚴加指責。他在《與韓愈論史官書》中說：“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托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宗元認為，以韓愈的學問、文辭，又善于議論，且以正直自命，是個合格的史才。有這樣的史才而不敢盡史職，是令人痛惜的。宗元和韓愈是好友，對韓愈這樣的表現不僅痛心而且有些氣憤。認為他既“恐懼不敢”，就該辭職不干。不敢而又不辭，害人不淺。宗元自己未任史職，是不能寫史的。因此，除了寫過《段太尉逸事狀》這樣的史傳材料之外，就只能寫些不入史乘的傳記文章。
《段太尉逸事狀》雖然只是一篇提供史館立傳的材料，卻也可以從中看出宗元的史道和史筆。首先，宗元熱情地為段秀實這個敢于為民除暴、為民請命而自己不畏強暴的人物立傳，就表現了他的一片輔世及物之心，段太尉的為人大節，正合宗元的理想。作為史家的是非愛憎，在這里已經可以概見。其次，宗元在這篇逸事敘述之外，還附有呈給史館的一段文字。其中說道：“宗元嘗出入岐周邠■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曆亭障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這段文字可以看作狀文的繼續，其用心命筆都似有意追隨司馬遷。而且，宗元行文如此，都是依據事實，並非徒事文字模擬，這是不同于後人那種形式主義的摹古之文的。
宗元的史筆還表現于幾篇不入史乘的人物傳記。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童區寄傳》、《梓人傳》、《李赤傳》等。還有，雖然非人卻也與人同類的《■蝂傳》，亦體現宗元的史道和史才。《宋清傳》寫的是個“長安西部藥市人”。此人賣藥致富，然非唯利是圖者，更不趨炎附勢。宗元認為，宋清雖“市人”，而人品比某些士大夫高尚。
總的看來，宗元文章具有兩大特征。一是立論新穎，打破傳統；一是牢騷太盛，出言多諷。這兩大特征，也是其人的個性特征。在韓、柳之後，世之學為古文者，學韓者多，學柳者少。大概由于柳文個性太強，苟非其人，難以學到。特別是在金元明清幾代，文人思想如宗元之篤于行道而又能破傳統者亦少，這里有個人的原因，也有時代的原因。在封建統治、文化專制日漸嚴密的幾個朝代，韓文可學，柳文則不可學。桐城派之尊韓抑柳，不是無緣無故的。
詩風如文風：遷客騷人之音柳宗元在文學上的成就，與韓愈相似，主要在文；但他作為詩人，也是一代名家。
柳宗元的詩風，亦如其文，多騷人之氣，遷客之音。例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連、封四州刺史》一詩云：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遠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這是宗元貶居柳州的一篇名作。對于此詩，前人評論甚多。嚴羽《滄浪詩話》云：“深得騷學。”所言甚是。
又如《別舍弟宗一》詩云：零落殘魂倍黯然，雙重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桂嶺瘴來云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荊門郢樹煙。
這也是宗元的一首名篇。所言“去國”、“投荒”，自是遷客騷人的遭遇；“荊門郢樹”，猶多楚人懷土之思。手足分離之際，滿腔憂憤，傾瀉無余。淒清孤寂之感，是表達得淋漓盡致的。
宗元還有一些小詩，如《江雪》，所抒孤寂之情，尤為深至。此詩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短短四句，孤寂、淒冷，詩人的身、心、處境，盡在其中。
第三十九章白居易第一節以詩得罪權豪，累遭貶謫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號香山居士。原籍太原，遷居下邽（今屬陝西渭南）。父親季庚，曆任縣令、州別駕等官職。白居易年十五六時，觀光上國，袖文一編，投謁著作郎顧況。況為人倨傲，對後進少所許可，謔之曰：“長安百物皆貴，居大不易。”及覽其詩卷，至“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歎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難。老夫前言戲之爾。”
貞元十六年（800），居易二十八歲中進士。十八年（802）又應書判拔萃科，入甲等，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806），居易與元稹共同准備應制舉考試。其年四月，入“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第四等。補京兆府盩厓縣尉。
居易身為下層小吏，頗知民間疾苦，其寫諷諭詩歌即從此時開始。
元和二年（807），召為翰林學士，翌年，拜左拾遺。居易的許多諷諭詩歌都寫于此時。這些詩歌曾使“權豪貴近者相目變色”，“執政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見《與元九書》），即得罪了上層統治者。
元和五年（810），居易任滿改官，出為京兆府戶曹參軍。旋丁母憂而歸下邽。
元和八年（813）再度入朝，為左贊善大夫。十年（815），宰相武元衡被地方軍閥、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刺客殺害，居易憤而上書，“急請捕賊”，權臣嫌其越職言事，且誣其作詩“甚傷名教”，貶為江州司馬。此後一個時期，居易又寫了大量的感傷詩，《琵琶行》即寫于此時。《新唐書》本傳說他“既失志，能順適所遇，托浮圖生死說，若忘形骸者”。其實，他這時因對朝政十分失望，內心是郁郁不平的。
元和十五年（820），除主客郎中，知制誥。長慶元年（821），轉中書舍人。但這時天子荒縱，執政亦非其人。居易上書言事，天子終不能用，于是居易乃求外任。長慶二年（822），除杭州刺史。其後，又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洛陽。敬宗寶曆元年（825），任蘇州刺史。武宗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唐才子傳》卷六云：“居易累以忠鯁遭擯，乃放縱詩酒。既複用，又皆幼君，仕情頓爾索莫。卜居履道里，與香山僧如滿等結淨社，疏沼種樹，構石樓，鑿八節灘，為游賞之樂。茶鐺酒杓不相離..自號醉吟先生，作傳。酷好佛，亦經月不葷，稱香山居士。”
武宗會昌五年（846）卒，年七十五。新舊《唐書》並有傳。著作有《白氏長慶集》。
① 本章材料依據新、舊唐書本傳，《白氏長慶集》者，不另作注。
第二節思想氣質與其詩作白居易畢生成就，主要在于文學方面，但他也與許多同代作者一樣，曾經很有政治抱負。並非只是做個文人。主張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進退取舍，自有原則。他在《與元九書》中說過這樣的話：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如云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
這種達則兼濟、窮則獨善的思想，本是儒家的傳統，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學者出處進退，類皆如此，居易自不能例外。不過，居易除了奉行儒家這一傳統觀念之外，亦頗受佛學思想的影響。對此，蘇轍曾經有所剖析：“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東都，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因為政治上未能得志，抱負不得實現，故居易畢生精力，主要傾注在文學方面，尤其致力于詩。他在《與元九書》中說：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于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複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居易雖有政治抱負，而更多的是詩人氣質。故其身居諫官之日，啟奏之外，亦不廢詩。
居易之被貶斥，主要因為越職言事，但也因為寫了諷諭之詩。關于這一點，他自己是很清楚的。故在《與元九書》中又說：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游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但居易雖以詩得罪，亦以詩得名。《與元九書》又說：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傳為准的；其余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仆詩者，複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此誠雕蟲之技，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云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間哉！
“時俗所重”之詩，並非都是居易自己得意之作。因此，他又說：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至于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淡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居易曾將自己的詩分為四類，一曰諷諭，二曰閑適，三曰感傷，四曰雜律。從上面這些話看來，他自己最得意的詩，一是諷諭，二是閑適。這兩類詩正表現了他那達則兼濟、窮則獨善的兩重志趣。
居易的諷諭詩主要寫于入仕的前期。《與元九書》云：“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于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新樂府”和《秦中吟》都是此期的作品。
這類詩的思想特點，主要是指摘時弊，為民請命。例如《杜陵叟》：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余。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又如《輕肥》：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悉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云。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剝洞庭桔，鲙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在這兩首詩中，平民百姓之疾苦，達官貴人之驕奢，都曆曆在目。字里行間，充溢著作者的憤慨和不平。在唐皇朝從盛世走向衰世之際，這是十分強烈的為民請命的呼聲。
“新樂府”和《秦中吟》的社會內容是十分豐富的，自有詩人以來，在一個作家的筆下，如此廣闊地反映社會現實，如此廣泛地關切民間疾苦，在居易之前，不曾有過。
與白居易同時寫作“新樂府”的詩人，還有元稹。在元、白兩人影響之下，又湧現了一些後進作者。胡震亨《唐音癸簽》卷十五云：“樂府..別創時事新題，杜甫始之，元、白繼之，..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諷刺之指，于朝政民風，多所關切，言者不為罪，而聞者可以戒。嗣後曹鄴、劉駕、聶夷中、蘇拯、皮、陸之徒，相繼有作，風流益盛。”這里列舉的後繼作者之中，尤其突出者是皮、陸。皮日休對于居易這類作品曾經稱贊備至，他說：“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綸賢。..立身百行足，為文六藝全。清望逸內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臨必可傳。”（《七愛詩》）日休生當唐末，朝廷政治更加腐敗，平民百姓更加困苦，庶族文人也更無出路。“塵土十分歸舉子，乾坤大半屬偷兒”（章碣詩）。詩人對于現實之不滿，也更甚于居易在世之時。日休此時特愛居易的樂府諸詩，是不難理解的。
居易直言被貶之後，寫了更多的閑適和感傷之詩。這類作品流傳更廣，影響也是不小的。其中最為世稱者是《長恨歌》和《琵琶行》。“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音近正聲”，居易自己對于《長恨歌》這樣的作品也是頗自稱道的。
《長恨歌》在居易作品中，屬于“感傷”一類，但非感傷個人身世，而是有慨于帝王後妃的浪漫故事。《長恨歌》發端二句云：“漢皇重色思傾國，禦宇多年求不得”。世之論者因而以為居易此詩開宗明義即在諷刺玄宗，寓有“女人禍國”之誡。其實不然。詩中還有下面一系列的敘述和描繪：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鍾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這樣的描述，雖是出于想象，未必盡得其實，但詩人對于玄宗處境之同情，卻是相當深切的。
居易對于玄宗既如此同情，對于楊貴妃也無貶意。對于楊貴妃之死，詩中也是十分惋惜的：“六軍不發莫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這樣的描述，亦沉痛之至。
當然，曆來描寫玄宗楊貴妃事跡而表同情者，在居易之前，已有先例。
杜甫《哀江頭》已經有過十分感人的詩句：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這樣的情深之語，是與居易《長恨歌》中的“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完全一致的。
從杜甫到白居易，對于玄宗、楊貴妃的悲劇如此寄以深情，不是無緣無故，並非詩人“重色”而忽視了“傾國”，乃是詩人拋棄了“女人禍國”的傳統偏見，而抒發了真情實感。居易此詩之同情楊妃，亦如此後歐陽修之同情昭君，“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楊妃亦是“玉顏”之“為身累”者。
居易感傷詩的另一名篇是《琵琶行》（“行”亦作“引”）。
此詩寫于遷謫九江之時，其中自有遷客身世之悲，騷人流離之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對于倡女之寂寞生涯，亦感同身受，不勝浩歎。其詩有云：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歌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弦弦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對于這樣的作品，前人多所評論。《唐宋詩醇》卷二二云：“《琵琶引》滿腔遷謫之感，借商婦以發之，有同病相憐之意焉。”
《琵琶行》抒寫的雖有個人遷謫之感，但其中描述商婦身世之苦，尤有深度，寫得如泣如訴，直令讀者同聲一哭。
在居易寫作此詩前後，詩人元稹寫有《琵琶歌》，劉禹錫寫有《泰娘歌》，題材相似，但《琵琶歌》雖亦“謫官得閑”之作，而“其旨似嫌庸淺”；《泰娘歌》雖“以遺妾比逐臣”，與《琵琶行》亦有不同者（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二章）。
居易的“閑適詩”，多寫于晚年。《與元九書》云：“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又《敘洛詩》云：“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朋、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于酒，或取意于琴，閑適有余，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強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于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詠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從居易自敘之語看來，他寫這些閑適作品，確實反映了“獨善其身”的意願。
這類作品為世傳誦者也不少。例如《錢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云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
又如《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後期》：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後誰能惜酒錢。共把一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閑征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弦。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居易所謂“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在這類作品中可以概見。
第三節文名為詩名所掩白居易在文學上的主要成就在詩，文名為詩名所掩，但他的文章亦有特征。其詩有諷諭和閑適兩類，文章也有直言極諫和抒情述志兩類。其直言極諫之文，《論制科人狀》可以為例，其中有云：臣伏見內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驚，遠近之情，無不憂懼，喧喧道路，異口同音，皆云制舉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被落第人怨謗加誣，惑亂中外，謂為誑妄，斥而遂之，故並出為關外官。..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審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傳者紛然，皆云裴垍等不能委曲順時，或以正直忤物，為人之所媒蘖，本非聖意罪之。不審陛下得聞之否？臣未知此說虛實，但獻所聞。..虛之與實，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誰當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輕，朝廷之事至大故也。這篇論狀的特點是詳述事件的原委，直陳自己的觀感，不為聳動之辭，不發過高之論，指事造實，平鋪直敘。唐初以來，魏徵、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都有直言極諫的文章，相沿而下，已經形成一個傳統。居易此文，有所繼承；質樸溫厚，是其特征。
居易的抒情述志之文，多存于書劄和記敘。這類文章大半寫于貶官江州以後。《江州司馬廳記》可以為例。其中有云：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游；群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于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岩、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
按《唐〔六〕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官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此文稱司馬之職，乃“吏隱”之最佳位置。無功，無罪，無責，無憂，關鍵在于“識時知命”。話說得和平甯靜，其實語皆涉諷。居易以直言被黜，中心自然不平，不平而言“知命”，當有不可明言的苦衷。
與此文同類的文章還有一篇《草堂記》。其中有云：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視竹樹云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甯，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樂天身為遷客，隨遇而安，出處行止，得之自然。這樣的作品，頗有個性特點。
居易抒情述志之文，見于書劄者，亦頗見個性特征。幾篇書信，都有深情。例如《與元九書》、《與微之書》，曆來傳誦。其《與楊虞卿書》，也有類似的內容，如云：師皋足下：自仆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鄠縣，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余，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仆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而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走馬至浐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不及其他。邇來雖一二書劄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郁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
..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仆則不然。..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鱉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群，必不能與掊聲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複見仆之光塵于人寰間也。這篇文章可與《江州司馬廳記》、《草堂記》合讀。從中可以更明顯地看出居易之所以知足保和、閑適而不返者，乃是積憤太深、決心不與“掊聲攫利者榷量其分寸”了。
白居易臨終之前，又曾自撰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銘》，其中有云：啟手足之夕，語其妻與侄曰：吾之幸也，年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無益于人。褒優之禮，宜自貶損。我歿，當斂以衣一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簿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諡；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也。
這篇文章可能即是絕筆，至少反映了詩人臨終之前的心緒。自撰墓志銘，曆代多有，居易此文，亦率意為之。
第四十章裴度第一節早年的政治生涯裴度（763—839），字中立，河東聞喜（今屬山西）人。祖父裴有鄰，曾為濮州濮陽令。父裴漵，為河南府澠池丞。貞元五年（789），裴度進士及第，登宏辭科，補校書郎。後又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高第，授河陰縣尉。不久，升為監察禦史，因疏論權幸，言辭激烈忤旨，遂被貶為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主事西川，表奏裴度掌節度府書記。又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811），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不久轉本司郎中。
裴度是晚唐重臣，曆仕憲、穆、敬、文四朝。他在憲宗朝時平定了淮西吳元濟叛亂，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績。
① 本章材料，主要依據新、舊唐書本傳，《資治通鑒》卷二三九、二四○，韓愈《平淮西碑》。第二節“橫身討賊，為中興宗臣”
淮西的形勢自安史之亂結束後，形成藩鎮割據局勢，到憲宗時，已延續了一百多年。憲宗即位後，先後派兵討平了占據成都進行叛亂的劉辟，平定了在鎮江一帶叛亂的李琦，並直接派出了節度使，改變了地方上擁立主帥的舊例。憲宗立志削平藩鎮，而平定淮西彰義節度使吳元濟，則是削藩成敗的關鍵之戰。彰義節度使領有申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陽）、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三州，原任節度使為吳少陽。元和九年（814），吳少陽死，子吳元濟密不發喪，未經奏報朝廷，便自領軍務，並派兵四出抄掠。翌年，憲宗削去元濟官爵，並調集大軍前去討伐。因統帥不得力，戰事進行得很不順利。
淮西的平定裴度是朝廷中力主削除藩鎮、平定割據勢力的代表人物。唐元和七年（812），他以知制誥的身份，成功地完成了安撫河北魏博鎮田興（弘正）勢力，使之歸順朝廷，得到了憲宗的嘉獎，拜中書舍人。元和十年（815）五月，因討吳諸軍久未有功，他又以中丞的身份受命赴蔡州行營宣慰，了解軍情。回朝後，他向憲宗詳細地述說了淮西之現狀，並推薦了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為統兵，說他“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憲宗聽後，非常高興。李光顏統兵後不久，便大破吳軍于陳州溵水縣西南之時曲。消息傳來，憲宗更是贊歎裴度的知人善用。
在平定淮西問題上，裴度面臨的難度是很大的。朝廷中，罷兵、阻兵的勢力很強。而藩鎮割據勢力，也千方百計地加以抗拒。元和十年三月，吳元濟因連遭敗績，遣使求救于恒、鄆王承宗、李師道。王、李兩人表面上支持憲宗討伐淮西，暗中卻支持吳元濟，派人焚燒各路軍儲，陰謀緩解蔡兵。這年五月，他們又派人刺殺堅決主張討平淮西的宰相武元衡和熟悉淮西戰況的裴度。武元衡被刺身死，裴度傷首，墜入溝中，幸免于難。事發之後，朝廷中有人向憲宗獻計罷去裴度的官職，以此來安撫恒、鄆二鎮。憲宗大怒說：“若罷度官，是奸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賊矣！”至此，憲宗更加倚重裴度，拜他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裴度也以平淮為己任。傷好之後，與憲宗計議。裴度對憲宗說，“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憲宗贊同。裴度又向憲宗請求，為了討平吳元濟，請允許他在家中招延四方賢才，集思廣益。憲宗也允許了。而此前，宰相是不敢在家中召見賓客的。元和十一年六月，蔡州行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自蕭陂進至文城柵，遇伏而敗，僅以身免。這次敗仗，給京城上下的震動很大。于是朝臣多認為還是罷兵赦罪為上策，翰林學士錢徽、蕭俛等紛紛對策延英殿，想借此勸阻憲宗罷兵。憲宗堅決削藩，他說：“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帝王之兵不合敗，則自古何難于用兵，累聖不應留此凶賊。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卿等惟須要害處置。策，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與應接。何可以一將不利，便沮成計？”于是宰臣不敢再言罷兵，這樣，裴度平淮之計得以推行。
從元和九年十月至元和十二年，朝廷已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餉，不勝其弊，諸將頑寇相持不下。憲宗先以嚴綬為討吳諸軍督軍，嚴綬到軍後，將累年之積，一朝而盡，他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兵自重而無尺寸之功。後又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而韓弘樂于自擅，想倚賴吳元濟的力量自重，不願淮西速平。因此，雖用兵數年，淮西仍不得平定。憲宗也感到局面困難。宰相李逢吉、王涯等又向憲宗述勞師敝賦的利害，意欲罷兵。只有裴度無言。憲宗征詢他的意見，他表示：“臣請身自督戰。”第二天，延英殿議政後，憲宗將裴度單獨留下，對他說：“卿必能為朕行乎？”裴度流著淚說：“臣誓不與此賊偕全。”接著，裴度分析了淮西的形勢，認為：吳元濟昨天送來乞降表，“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因諸將心不齊，不協力同心，又沒有統一指揮，因此未能逼迫吳元濟投降。“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當此削藩成敗的關鍵時刻，憲宗再一次倚重裴度，委以重任，並言聽計從，以之不疑，對于討淮西的勝利，不能不說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和十二年（817）八月，裴度受命，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前往淮西。臨行前，裴度誓師，“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憲宗親至通化門送行，並賜以犀帶，行元帥事。
裴度到達郾城後，立即巡撫諸軍，宣達聖旨，士氣倍增。當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戰勝則先使獻捷，偶創則凌挫百端”。裴度又罷中使監軍，歸兵權于將帥，頗得軍心。由于裴度軍法嚴肅，號令劃一，因此捷報連傳。裴度派使者入蔡州勸降，吳元濟拒降。十月，在裴度的指揮下，唐鄧節度使李愬雪夜襲蔡州，破懸瓠城，擒吳元濟。
裴度入蔡州後，對吳元濟舊將量罪判刑，除舊法，並約法禁盜賊斗殺，以安撫人心。蔡人大悅。史書載“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這樣，申州、光州也隨之平定。十一月，憲宗受降，斬吳元濟。至此，淮西戰事終告結束。
裴度平定淮西，回朝後，憲宗為嘉獎他，詔加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複知政事。又詔刑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以示紀念。其中有頌裴度功勳說：“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淮西的平定，極大地震懾了山東、河北諸藩鎮。
裴度在憲宗朝為相，直言極諫，抑制宦官中使于政，維護宰相、朝臣的政治權力，發揮三省的作用。他執性不回，特別是對宦官于攻的指斥，使憲宗感到不悅。元和十四年（819），遷裴度為河東節度使。
第三節避禍東都，以詩酒自娛憲宗以後，裴度又仕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在當時有“勳高中夏，聲播外夷”的盛名和地位，但由于宦官當道，其雖有“將相全才”而不能為天子所用，所以並無多大作為。為避宦官當政，他退居東都洛陽，立第于集賢里，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不問政事。開成三年（838）冬，因病乞還東都，翌年去世。裴度死後，冊贈太傅。裴度有子五人。長子裴識，以蔭授上柱國，襲晉國公，宣宗時官至檢校戶部尚書。其他四子也都聲名顯赫，多有作為，時“兄弟並列方鎮，時人榮之”。
裴度“始自書生，以辭策中科選，數年之間，翔泳清切”，又能奮命決策，橫身討逆，成為中興宗臣。史家對裴度的功德多加以肯定。《舊唐書·裴度傳》說他“出入中外，以身系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威望德業，侔于郭子儀”。並贊他“以人臣事君，唯忠與義，大則以訏謨排禍難，小則以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新唐書》本傳也稱他“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
第四十一章賈耽李吉甫第一節賈耽官至宰輔，潛心研究地理賈耽（730—805），字敦詩，滄州南皮（今屬河北）人。先祖後魏時居長樂（今河南安陽東）。七世祖賈元楷因避葛榮之亂，遷居浮陽（今河北滄州東南）。祖父賈知義曾任沁源（今屬山西）主簿，贈揚州大都督。父親賈炎之，賜尚書左仆射②。
賈耽從小就喜歡讀地理書籍，喜愛騎馬射獵。步入中年以後，十分重視地理研究工作。“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天寶十載（751），他參加科舉考試，以明經登第。乾元中（約759 年）授貝州臨清（今河北清河）縣尉，以後續任絳州正平（今山西新絳）縣尉、檢校膳部員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檢校禮部郎中、節度副使、汾州刺史等職。由于他才華出眾，政績茂異，又被提升為鴻臚卿兼左右威遠營使，掌管接待外國使節的工作。大曆十四年（779）任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梁州（今陝西漢中）刺史、朝儀大夫、山南西道（今陝西、甘肅、四川三省交界地區）節度使，封廣川男。當時守臣梁崇義恃漢水峴山之險，反叛唐朝，賈耽奉命帶兵東討，降均州，屯谷城，所向皆捷，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建中三年（782），任檢校工部尚書，兼禦史大夫、山南東道（今河南、陝西、湖北、四川交界地區）節度使，東都留守，東畿、汝南防禦使等。貞元二年（786）改檢校右仆射，兼滑州（今河南滑縣）刺史，義成軍（今河南滑縣）節度使。貞元九年（793）入覲，拜尚書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七年（801）封魏國公。永貞元年（805）唐順宗李誦即位，賈耽任檢校司空、左仆射。十月一日卒于長安，享年七十六歲，贈太傅，諡曰元靖。
賈耽一生為官四十七年，其中居相位十三年，事務繁忙，政績茂異。與此同時，他根據國家的需要，充分利用各種機會，結合政治、軍事研究地理，考察地理。“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是以九州之夷險，百蠻之土俗，區分指畫，備究源流”。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撰寫了較豐富的地理著作，繪制了多卷地圖。地圖有：《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海內華夷圖》一軸，《地圖》10 卷①。書有：《皇華四達記》10 卷，《關中隴右山南九州別錄》6 卷，《吐蕃黃河錄》4 卷，《貞元十道錄》4 卷，《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40 卷，《唐七聖曆》1 卷②。賈耽研究並繪制地圖的目的很明確，是要像東漢伏波將軍馬援那樣用米堆積立體地理模型供軍事行動之用，像西漢蕭何那樣搜集秦國地圖幫助劉邦奪天下。他羨慕前哲，繪制地圖，要為唐朝的政治、軍事服務。賈耽年輕時正值“安史之亂”，政治不穩定，人民賦稅很重，生活困難，國力衰弱，沒有足夠的力量確保邊疆安全，河西隴右（今河西走廊）一帶被吐蕃所占。對此，賈耽深為憂慮，為了收複失地，他根據裴秀創立的制圖六體的原理以及① 本節材料依據新、舊唐書本傳者，不另作注。
② 鄭余慶：《左仆射賈耽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七八。
① 《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史部·地理類》。
② 《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五行類》。
自己采訪的材料，繪制了《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圖的范圍主要是隴右，兼及關中等毗鄰地區。圖中繪有交通路線、軍事要塞、行政區、關隘、山川等，很有實用價值。此圖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邊患，且可用于軍事行動，體現了賈耽可貴的愛國心。
《海內華夷圖》賈耽在地圖學上的成就，主要體現在《海內華夷圖》上。繪此圖的目的是力圖要把唐代統一強大的面貌表現出來，因而圖幅很大，“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縮四極于纖縞，分百郡于作繪。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為了繪制此圖，他花了三十多年時間閱讀文獻，調查采訪，認真選取資料。貞元十七年（801）圖成，獻給朝廷。此圖今已佚，但據賈耽寫的獻圖表文及有關記載尚可得知此圖有兩個特點：第一，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幅大型地圖，其地理范圍除唐朝所轄行政區外，還有四鄰一些國家，可以說是一幅小范圍的亞洲地圖，比例尺為一寸折百里，相當于1∶180 萬。圖的面積約10 平方丈，比裴秀的方丈圖大得多。圖的內容包括唐朝疆域沿革、行政區劃、古今郡縣、山川名稱、方位、交通道路等。這既是一幅曆史地圖，又是當時的形勢圖。無論體例、內容都較古圖充實，反映了賈耽具有豐富知識和高超的制圖水平。
第二、在制圖技術上首創墨朱殊文制圖法。此圖不僅采用了計里畫方的先進方法，而且首創“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的曆史地圖繪制方法。即用兩種不同的色彩填寫地名，古地名用黑色，今地名用紅色。賈耽的這種方法影響久遠，為後來的曆史地圖學家所遵循。如李兆洛的《曆代地理沿革圖》，楊守敬的《曆代疆域形勢圖》，都采用這種方法。
《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40 卷，形式上是《海內華夷圖》的文字說明，實際上是地志。“中國以《禹貢》為首，外夷以《班史》（即班固《漢書·地理志》）發源，郡縣記其增減，蕃落敘其衰盛”，“凡諸疏舛，悉從厘正”。如“前地理書以黔州屬西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為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可見他對曆代地理沿革，邊防及城鎮都會的變遷、各地人口增減的考訂，大大超過前人。對當時政治地理、物產、經濟狀況的敘述，也比較完備。此書已初具方志規模，對後世地方志的編纂有深刻的影響。
《貞元十道錄》4 卷，為《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的縮寫本。此書已佚，清人王謨編《漢唐地理書鈔》中有輯本。敦煌有發現《貞元十道錄》寫本殘頁。所謂十道，指唐貞觀元年依自然形勢分全國為關內、河南、河北、河東、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等十道。貞元年間，十道已不存在，賈耽之所以仍用十道，是表示他渴望收複失地，國家統一。書的第一卷敘述州郡變化、道的劃分與作用、四方貢賦之名產、疆域盈縮、鎮戍險要的設置、河流變遷、邊徼概況等。又以節度、觀察、防禦、經略諸使，附于卷末。其余三卷則以十道為准，縣距州，州距西部（指長安）的道里數目，四鄰地界等。每卷有圖，與文字相對應，開卷盡在，披圖朗然。在《貞元十道錄》中，賈耽還提出了“若護單于並馬邑而北理榆林關外，宜隸河東；樂安自乾元後河流改道，宜隸河南。合州七郡，北與隴坻，南與庸、蜀，回遠不相應，宜于武都建府以恢邊備”①等十二條訂正意見。由此可見，縮本的地理內容也非常豐富。兩《唐書》的《地理志》從中引用了許多關于邊州及四夷的材料。說明賈耽在邊疆和域外地理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超過了前人。
《皇華四達記》《皇華四達記》十卷，原書已佚。從《新唐書·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此書的大概內容。如記載唐朝“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有七條交通路線：“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②在談交通路線時，也談到邊疆和域外若干城鎮的地理位置、自然面貌等地理內容。如“廣州通海夷道”，不僅記載了這條交通路線上的航程和航行日數，同時也記載了這條交通線上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的名稱、方位、山川、民情風俗等。比如馬六甲海峽，寫道：“又五日行至海峽，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今加里曼丹），南中洲之最大者”。關于這條航線上設置的燈塔，它寫道：“又自提■國西二十日行，經小國二十余，至提羅盧和國（位于今伊朗波斯灣沿岸），一曰羅和異國。國人于海中立華表，夜則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①這種“夜置炬其上”的“華表”，是指引船舶夜航的標記，即今天的燈塔。唐朝在廣州港口也修築了十數丈的高塔，入夜在塔上置燈火，又叫光燈。因此“廣州通海夷道”是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獻。《皇華四達記》則是中外交通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獻。
貞元十四年（798），賈耽完成了以黃河命名的著作——《吐蕃黃河錄》10 卷，這是《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的文字說明，包括《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別錄》6 卷和《吐蕃黃河錄》或稱《河西戎之錄》4 卷。此書圖文並茂，記載吐蕃境內“諸山諸水”的“首尾源流”。惜其書和圖均已失傳，現已無法知道其中的具體內容。
可見，賈耽不僅是中唐重要的政治家，也是重要的地理學家。他在地圖學、地理學、方志學方面均有卓越的貢獻。
① 權德輿：《貞元十道錄》序，《權載之文集》。
② 《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① 《新唐書》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第二節李吉甫善讀書的宰相李吉甫（758—814）字弘憲，趙州贊皇（今屬河北）人。父親李棲筠曾任給事中、工部侍郎、常州刺史、浙西觀察使等職，喜歡讀書，“為文勁迅有體要”①。這種家庭環境對其子（李吉甫）、孫（李德裕）都有影響。李吉甫從小好學，能寫文章。二十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後遷屯田員外郎、駕部員外。陸贄為相時，懷疑李吉甫結黨，讓他去明州（今浙江甯波）為長史。後任忠州（今四川忠縣）刺史、郴州（今湖南郴縣）刺史、饒州（今江西波陽）刺史。
元和元年（806）憲宗即位，李吉甫任考功郎中，知制誥。不久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劍南西川節度使劉辟叛變，憲宗主張討伐，李吉甫“密贊其謀”，獻計獻策，憲宗予以采納。元和二年（807）李吉甫升任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鎮海節度使李锜拒不執行朝廷命令，李吉甫多次給憲宗出謀劃策，討伐李锜，也取得了勝利。為了防止藩鎮勢力的擴大。李吉甫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調換了三十六鎮節度使。由于李吉甫為政有功，受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
元和三年（808）九月，李吉甫辭宰相職，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在任三年，于高郵縣修築了平津堰。元和六年（811）正月，李吉甫複為宰相，授金紫光祿大夫、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建議省並州縣，裁減冗員，憲宗采納。結果精減冗官八百員，吏一千四百員。元和九年（814）冬，李吉甫暴病死，終年五十七歲。其論著有《六代略》30 卷，《元和郡縣圖志》①54 卷，《國計簿》10 卷，《百司舉要》1 卷。此外還有《十道圖》10 卷；《刪水經》10 卷，《古今地名》3 卷。今僅存《元和郡縣圖志》殘本，缺19、20、23、24、35、36 六卷，卷18 也不全，有的缺個別縣。如卷1 京兆府缺昭應縣；卷9 蔡州缺汝南縣；卷33 綿州缺羅江縣等②。其余著作全都失傳。
《元和郡縣圖志》的學術價值《元和郡縣圖志》是唐代地理巨著，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地理總志。書成于元和八年（813），次年又作了補充。全書首起京兆府，末盡隴右道，共四十七鎮。每鎮篇首有圖，故稱《元和郡國圖》或《元和郡縣圖志》。南宋時，圖已亡佚，故稱《元和郡縣志》。李吉甫勤奮好學，學識淵博，精通史地，人稱“唐宰相之善讀書者，吉甫為第一人矣”③。他認識到地理對于治① 《新唐書》卷一四六《李棲筠傳》。
① 此書名稱有多種，《舊唐書·李吉甫傳》作《元和郡國圖》，李吉甫寫的《元和郡縣圖志·自序》作《元和郡縣圖志》，南宋稱《元和郡縣志》，1983 年中華書局校點本稱《元和郡縣圖志》。卷數也不一，《舊唐書·李吉甫傳》作54 卷，《舊唐書·憲宗紀》作30 卷，《元和郡縣圖志·自序》作42 卷，《直齋書錄解題》作40 卷。
② 王文楚、鄒逸麟：《我國現存最早一部地理總志——〈元和郡縣志*理》創刊號，1981 年。③ 孫星衍：《〈元和郡縣圖志*理國家有極為重要的作用，關系到興衰安危。為了維護國家統一、鞏固皇權，李吉甫一改過去地理學家厚古薄今，傳疑失實，莫切根要的毛病，而以厚今薄古，實事求是，講求實用的原則來編著《元和郡縣圖志》。全書以四十七個方鎮為綱，敘述全國政區的建置沿革、山川險易、人口物產，以備唐憲宗制馭各方藩鎮之用。
《元和郡縣圖志》雖然以疆域政區為主體，但涉及的范圍很廣，可從五個方面來看它的科學價值：1.疆域政區方面：《元和郡縣圖志》反映了唐朝當時的疆域范圍。寫作此書時，隴右雖然已經被吐蕃占領，但他站在唐朝的立場上，仍將隴右列入記述范圍，表示不忘故土。貞觀元年（627），依名山大川的自然形勢，將全國劃分為十道。開元二十一年（733），又分關內置京畿道，分河南置都畿道，分山南為東、西二道，分江南為東、西和黔中三道，共15 道。每道置采訪使，有固定治所，實為監察區域。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各霸一方，方鎮成了實際上的地方一級行政區。《元和郡縣圖志》為了體現當時實際情況，以十道作為大區，道以下列出除兩京州縣以外的四十七鎮作為一級政區來劃分府州，這樣既體現了唐初以來的傳統區劃，又符合當時實際情況。在記述政區沿革時，除了唐代的沿革外，還追溯周秦以來各代的沿革，特別是東晉南北朝的政區沿革，曆史地理資料相當重要。道以下為府、州，分別敘述其治所、等級、戶額、領鄉、墾田、沿革、府（州）境、八到、貢賦、管縣等項內容。府、州之下為縣，重點敘述其山川河流、形勢險要、農田水利、物產礦藏等。關于府、州、縣等級，唐開元時曾規定天下除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以外，各州均有等級。劃分等級的依據是地理位置、轄境、人口、經濟發展狀況等。等級名稱也不一樣，近畿的華、同等四州稱四輔。處于沖要地區的州，分別為雄、望、緊。又有上、中、下三等。以人口而論，超過四萬戶的州為上州，二萬五千戶為中州，不滿二萬戶為下州。縣的等級秩序是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關于府州與上都長安、東都洛陽以及相鄰府州的距離，即八到的記述，是李吉甫的創造，為以後地方志所效法。
2.自然地理方面。《元和郡縣圖志》按縣分別記述大小河流五百五十余條，湖澤陂池一百三十多個。從這些材料中不僅可以看出唐代河流湖泊分布的基本狀況，而且可以據以與《水經注》的資料相比較，看出三百年內河流湖泊變遷的情況，是研究自然地理的珍貴資料。書中還非常重視記述那些形勢險要的兵家必爭之地。如記述關中地區“自漢至今，常為王者奧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于諸侯，辟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①。襄陽則“北接宛、洛，跨對樊、沔，為荊、郢之北門，代為重鎮”。“襄陽去江陵陸道五百里，勢同輔車，無襄陽則江陵受敵”②。
3.經濟地理方面，《元和郡縣圖志》在每州之下記有“貢賦”，分別開列開元時期和元和時期的貢與賦。唐代貢品多為各地的土特產和手工業產品。如北方的雕翎、麝香，嶺南的孔雀尾、龍須席、白瓷等。賦則多為綿、絹、麻、布等。從征收貢賦的物品中，可以看出唐代各地的生產狀況。從開元、元和兩個時代貢賦的變化中，可以看出唐代生產品種的變化和生產部門的變化。
① 《元和郡縣圖志》卷一。
② 《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二。
關于礦藏的開采，《元和郡縣圖志》記載頗為詳細。初步統計共有礦產二十六種，產地三百二十六處。其中鹽井一百九十處，鹽池三十七處，鐵二十二處、銅十六處、金十六處、銀九處、錫六處，其余不足五處的有石油、石墨、玉、紫石英、丹砂、鉛、雄黃、雌黃、云母、化石、天然氣、滑石等。此外，《元和郡縣圖志》還有“墾田”一項，據考證，各府州原來都有墾田數目。但現今傳本所記二百六十六個府州中，僅江南道潤州有墾田數六千七百二十七頃，其余均缺佚。
4.人口地理方面。《元和郡縣圖志》分別開列開元和元和兩個時代的戶口數，既反映了唐代戶口的分布，也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人口分布的變化。以卷五至卷九所載河南道十八個府、州的戶額看，其中只有濠州略有增加，即開元為二萬零五百五十二戶，元和為二萬零七百零二戶，僅增加一百五十戶。其余十七州，戶額均大幅度減少。其中汴、宋、亳、許、陳、徐六州，元和時戶額不到開元時的十分之一，而申州僅為三十四分之一。戶口劇烈下降，反映了安史之亂對中原地區的破壞極為嚴重。而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江南道二十六州的情況是：潤、常、杭、湖等二十一州人口有所下降；蘇、鄂、洪、饒、吉五州人口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其中鄂州增長一倍，饒州增長了兩倍。說明南方有些地區的經濟有所發展①。當然，也應該看到，《元和郡縣圖志》對戶口的記載不完備，大部分府州有開元和元和兩個時代的戶口數目。可是其中有六十一個州只有開元戶數，十二個州僅有元和戶數，一個州是貞觀戶數。它雖然有此缺點，但不影響全書的科學價值。
5.體例方面，《元和郡縣圖志》繼承和發展了漢魏以來地理志、圖記、圖經的優良體例傳統，對各項地理內容作了翔實的記載。又在府州下增加府境、州境、八到、貢賦等項內容，這是以往地理志、地理總志所沒有的，是李吉甫的獨創。這個創新為後來的地理志、地理總志所效法。如新、舊唐書《地理志》、《宋史·地理志》設有“貢賦”；《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和元、明、清《一統志》都設有“四至八到”、“土產”、“土貢”等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是曆代地方志中“體例最善”的作品，實不為過。可見《元和郡縣圖志》是一部劃時代的地理著作，在體例上為後世樹立了典范，影響深遠。另外，《元和郡縣圖志》引用的書籍和碑記多達一百多種，這些文獻大多數已失傳，僅僅因為《元和郡縣圖志》的引用才留下一點片斷。這也是李吉甫的一個貢獻，不可忽視。
① 何珍如：《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第四十二章李訓鄭注第一節李訓李訓和鄭注都是晚唐“甘露之變”中的重要人物。
李訓（？—835）字子垂，初名仲言，後入侍唐文宗為《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故改名為訓。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人，為肅宗時宰相李揆的族孫。長得“儀狀秀偉，倜儻尚氣”，還“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穆宗長慶三年（823），進士及第，始補為太學助教，又辟為河陽節度府幕僚。敬宗寶曆元年（825），李訓的從父李逢吉為相，與另一相李程不合。當時，石州刺史武昭罷為袁王府長史，怨恨執政。李程同族人李仍叔詭稱李程曾欲授武昭官職，中遭李逢吉阻止。武昭信以為真，對左金吾兵曹茅彙說要謀刺李逢吉，此事被人告發，逮捕入獄。時為河陽掌書記的李訓，脅迫茅彙誣陷李程與武昭合謀，結果事情敗露，武昭被杖殺，李訓也被流放于象州（今廣西象州東北）。
太和元年（827），文宗即位，大赦天下。李訓遇赦北歸。後遭母喪，居住在東都洛陽。時鄭注得到大宦官王守澄的寵遇。李訓歎息說：“當世操權力者皆齪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太和七年他備厚禮進入京師，去見鄭注，兩人一見如故。鄭注引薦于王守澄，又以李訓善講《周易》推薦入宮。文宗將召見李訓，時李訓正為母服喪，難入禁中，就換了一套民服，號王山人，兩次入含元殿，回答了文宗提出的問題。文宗見他儀表堂堂，善于辯論，又多權數，十分高興，“以為奇士，待遇日隆”。
太和八年八月，李訓除服以後，文宗欲授任為諫官，宰相李德裕認為他是小人，先為流人，不可做近侍。文宗說：“人誰無過，俟其悛改。”①因此不顧宰臣的反對，授其為四門助教。同年十月，李德裕被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則拜為翰林侍講學士。
唐文宗嫉惡宦官飛揚跋扈，繼為禍患，見元和末年殺害憲宗的凶徒尚未受到懲治，雖表面上對宦官示以恩寵，內心卻不堪忍受，“思欲芟落本根，以雪仇恥，九重深處，難與將相明言”。早在太和五年，曾與侍講學士宋申錫謀除宦官，由于“謀之不臧，幾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橫”。但是文宗並不甘心，仍在暗中物色人選。一次文宗讀《春秋》，至“閽弑吳子余祭”時，問翰林侍講學士許康佐：“閽何人耶？”康佐懼怕宦官權勢，不敢回答；後來又知文宗欲內謀剪除宦官，遂假稱有病，罷為兵部侍郎②。朝臣多如許康佐，畏懼宦官，不敢參與文宗的密謀活動，文宗也因在位之臣“持祿取安，無伏節死難者”而苦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李訓逐漸受到文宗親信的。一次文宗坐蓬萊殿讀書，召問李訓，說許康佐所進《春秋》列國經傳，我已讀過不少，戰國時事，已曆曆明白。我曾問康佐吳人伐越，獲俘以為閽，殺吳子余祭，閽是什麼？康佐說“窮究未精”，你以為如何？李訓回答說：“吳人伐越獲俘，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謂生口也。不殺下蠶室肉刑，古謂閽寺，即今之中使也。吳子是吳國君長。余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余祭往觀之，為中使所殺。”李訓不僅詳盡地解釋了吳子和閽的原始本末，而且還引以為① 本節材料依據新、舊唐書本傳及《資治通鑒》卷二四五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① 《舊唐書》卷一七四《李德裕傳》。
② 《新唐書》卷二○○《許康佐傳》。
鑒戒說：“君不近刑臣，近刑臣即輕死之道也。吳子遠賢良，親刑臣，而有斯禍。魯史書之，以垂鑒戒。”李訓講得繪聲繪色，又感憤申重，文宗聽了深受啟迪，他說：“左右密近刑臣多矣，余祭之禍，安得不慮？”李訓又當即對文宗表示說：“陛下睿聖，留意于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願遵聖算。累聖知之而不能遠，惡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①李訓講《周易》微言大意，頗中文宗心意，時方盛夏，遂命左右取出水玉腰帶及避暑犀如意賜給李訓，並說：“如意足以與卿為談柄也。”②唐文宗見李訓才辯縱橫，可與他謀劃大事；同時，李訓、鄭注皆為王守澄所引進，也不會引起宦官的懷疑，遂與他密謀剪滅宦豎。李訓、鄭注富有政治見解，能洞察時弊之症結所在，胸有導致天下太平的宏圖，誅滅宦官只不過是第一步。史稱“李訓、鄭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複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這一“太平之策”，也是切中晚唐弊病要害的，他們欲先誅滅宦官，再收複河、湟失地，然後再清除河北藩鎮，這種由內而外的策略也是較為切實可行的。于是，李訓與鄭注在宮內朝夕計議，密圖大計。文宗怕引起宦官的猜疑，乃“疏《易》五義示群臣”，使朝內外都知道文宗以師臣對待李訓，以此來掩人耳目。
李訓受到文宗的倚重，官職一再升遷。太和九年（835）七月，任兵部郎中、知制誥，侍講學士如故；到了九月，又擢任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仍命李訓三二日入翰林講《周易》。李訓位至宰相後，“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于訓”。
李訓秉政以後，即贊助唐文宗整頓朝綱。太和年間，是黨爭最激烈的時期。文宗曾慨歎說：“去河北賊（藩鎮）非難，去此朋黨實難。”由于文宗苦于朋黨之爭，故太和七年以後，“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進孤立，庶幾無黨，以革前弊”①。像裴度、令狐楚、鄭覃等，皆“累朝耆俊”，卻受到了當政者的傾軋，“置之散地”而不用，李訓則“皆引居崇秩”，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令狐楚由北都留守入為太仆卿、守尚書左仆射，鄭覃也由刑部尚書遷升為尚書右仆射。因此，就連一向否定李訓的史家司馬光也寫道：“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
為了整頓吏治，消除朝中的朋黨之爭，李訓還遵照文宗用人的意圖，擢用了一些“新進孤立無黨之士”，如王涯、舒元輿、賈■，他們皆受提拔重用，位至宰輔；將水火不相容、黨爭激烈的兩派首要李宗閔、李德裕等貶出朝廷，其朋黨不少人也受到了牽連，因而引起了眾朝官的不安。為了穩定人心，李訓勸文宗下詔書，凡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除前已貶逐之外，余皆不問，于是“人情稍安”。
李訓贊助文宗剪除宦官，開始時采用了利用宦官之間的矛盾，分化瓦解，以毒攻毒，使其自相靡肉，這一做法曾獲得了成功。如：太和九年（835）五月，因仇士良有翊戴文宗之功，但卻受王守澄壓抑，未得顯官。李訓、鄭注遂奏用士良任左神策軍中尉，以分守澄之權，于是“守① 《唐語林》卷六。
② 《杜陽雜編》卷中。
① 《舊唐書》卷一七二《李石傳》。
澄不悅，兩相矛盾”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