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陵地面石刻僅列于帝後陵前者，即有550 多件，加上陪葬之親王、大臣墓者，總數可達千件以上。其布置均仿照唐陵的格局，僅內容、類別、數量稍有變化。從形態和裝飾上比較可分作三期：前期相當于10 世紀末到11① 四川省博物館：《四川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等，見《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② 浙江省文管會：《杭州臨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圖和秘色瓷》。
③ 郭湖生等：《河南鞏縣宋陵調查》，《考古》1964 年第11 期。
世紀初的永安、永昌、永熙、永定四陵，各類人物造型較粗壯，帶有晚唐遺風。中期約當11 世紀前半葉的永昭、永厚二陵，人物造型由粗壯漸趨于修長，文臣靜雅、武士也有“儒將”風度。晚期約當11 世紀後半葉至12 世紀初的永裕、永泰二陵，人物皆作修長體態，瑞獸圖案失去了活潑神情，腹部兩側增設了云朵及水波紋，著意渲染其神秘色彩。有七座帝陵前置石刻客使和馭象人，含義已與唐陵不同，不含有征服、鄙視的意味，而是平等相處、友好往來的象征。
永熙陵三處後陵之最南一陵，為元德後李氏陵，早年被盜。1984—1985年間發掘，是第一座經科學發掘的宋代帝後陵墓①。地面存有靈台、石象生和部分闕台，磚砌地宮為近圓形的多邊形，南向、有券門、穹窿頂。室內影作出角柱、斗栱、昂、耍頭以及枋、椽、望板、簷瓦等，栱眼壁墨線勾勒盆花圖案，室頂塗青灰色蒼穹，其上以白粉繪出銀河及星辰。周壁用平磚砌築，雕有桌、椅、衣架和門窗等裝飾。倚柱上置仿木構單昂四鋪作斗栱，上承屋簷。墓室內繪有建築、云朵等彩畫，可辨認的具體建築形式有版門、直欞窗、挾屋、四注屋頂和鴟尾等，是已發掘的北宋紀年墓中飾有仿木構磚雕和壁畫年代最早的一例（時為宋咸平三年，1000）。
開采皇陵用石的遺跡位于今河南偃師南部前羅山前的山溝里，長約數里，溝壁滿是采石留下的凹坑和鏨鑿痕跡，溝底散布著厚厚的一層廢石料。石壁上保存著元符三年（1100）為永泰陵采石工程中導泉的題記，山崖上找到一處埋葬死難工匠的石龕，這是一項過去尚未發現過的古代遺址。采石場宋人題記，記載了北宋禁軍參與采石工程的史實，證實了北宋帝、後陵墓采石碑記所列使用工匠、兵士的數字。
南宋六陵攢宮在今浙江紹興，為南宋六帝的臨時安厝地。元滅南宋後被破壞，現地面已無痕跡。從文獻記載看也有“上宮”、“下宮”，大體上是沿襲北宋的陵制，但沒有乳台、象生，也沒有陵垣及四門。
遼、夏、金帝陵遼陵遼代十帝的陵墓，分為五個區域：(1)太祖祖陵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境內。(2)太宗懷陵在今巴林右旗境內，穆宗祔葬于懷陵。(3)顯陵在今遼甯北鎮醫巫閭山中，為世宗父東丹人皇王陵，世宗也葬顯陵西山。(4)景宗乾陵在今北鎮西南，天祚帝于金皇統五年（1145）祔葬于乾陵旁。(5)聖宗永慶陵、興宗永興陵和道宗永福陵，合稱慶陵，在今巴林右旗白塔子北面的大興安嶺中。遼代帝陵多依山為陵，陵前建獻殿。各區帝陵皆置奉陵邑和守陵戶。祖陵的祖州、懷陵的懷州、顯陵的顯州、乾陵的乾州、慶陵的慶州等都是奉陵邑，其中祖、懷、慶三州的城址至今尚存。諸陵中慶陵的考古工作較為全面系統，遼太祖的祖陵位置也得到考定①。
慶陵是遼聖宗耶律隆緒和仁德皇後、欽愛皇後的永慶陵，遼興宗耶律宗真和仁懿皇後的永興陵以及遼道宗耶律弘基和宣懿皇後的永福陵的總稱。依山南麓東西排列，間距約2 公里，統稱為東陵、中陵和西陵，有陵門、享殿和神道，面朝東南，遺跡多殘毀。中陵享殿西南方殘存石刻陀羅尼經幢1 座。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宋太宗元德李後陵發掘報告》，《華夏考古》1988 年第3 期。① 洲傑：《內蒙古昭盟遼太祖陵調查散記》，《考古》1966 年第5 期。地宮均有前、中、後室及4 個側室，用溝紋磚和石灰漿砌築，四壁用磚三層，頂用二層。內壁抹石灰，再彩繪壁畫。東陵保存較好，前室平面方形，其余各室呈圓形，各室間有長甬道相連。地宮全長21.2 米，最寬15.5 米，最高約6.5 米，曾出土有枋、椽、斗栱等小木作結構，但原有結構情況不明。中陵和西陵均已遭毀，地宮多為八角形，前室呈十字通道狀。
三陵均有壁畫，現僅東陵保存了摹本和照片資料，內容有裝飾圖案、人物和山水等。墓門及墓內磚砌仿木結構上飾紅、綠彩，墓門上鴟吻飾黃褐彩。仿木結構細部及墓壁上方工筆彩繪龍鳳、花鳥、祥云、寶珠以及網格狀圖案，是已發現的遼墓中等級最高的。在墓道、前室及其東西側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彩繪與真人等高的人物70 余個：墓道兩壁為15 個戴圓帽、穿圓領窄袖長衫、執骨朵的儀衛和1 匹備有鞍轡的馬。前室南甬道與中室南甬道繪有同樣的儀衛。前室前半部分兩壁各繪6 人樂隊，均戴有腳幞頭、穿黑袍。其余40 個人物大多是男像，多數髡發，少數戴圓帽，均著圓窄袖衫，腰圍革帶，拱手或叉手侍立。人像上方都墨書契丹小字榜題。最有特色的壁畫，是中室四壁所繪的四季風光山水畫，構圖嚴謹，鳥獸形象生動，應是描繪遼皇室四時捺缽之所的景色。從墓室的形制和壁畫的內容看，遼代的帝陵應是象征當時以牙帳為居處的捺缽行宮。
慶陵早年遭盜掘，出土遺物多已散失，僅存部分石刻哀冊，有漢文哀冊5 合，契丹小字哀冊2 合和榜題，是迄今發現最早的契丹小字資料，它首次證實了契丹文的存在，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①。
西夏陵在今甯夏銀川市西25 公里的賀蘭山東麓，整個陵區東西約4公里，南北約10 公里。李繼遷的裕陵和李德明的嘉陵為元昊稱帝後追尊的陵名。見于《宋史·夏國傳》的有元昊的泰陵、諒祚的安陵、秉常的獻陵、乾順的顯陵、仁孝的壽陵、純祐的莊陵、安全的康陵，遵頊以後陵名為史所不載。陵園占地面積有的達10 萬平方米以上，按陵區地形可分為三區：南區二陵，中區四陵，北區三陵。帝陵多居于近山地勢較高的一側，陪葬墓大都是在地勢較低的東側，南北兩區諸陵靠得很緊，陪葬墓較少；中區諸陵相距較遠，陪葬墓較多。陵區北部偏東，有一個規模較大的建築遺址，很可能是陵區管理機構所在地。從1972 年開始，重點調查並發掘了第8 號陵，並清理了兩處帝陵碑亭。
第8 號陵在陵園正南立雙闕、闕間辟神道。雙闕以北神道兩側各立一座碑亭，碑亭北為外神牆、月城和內城。月城內沿神道兩側立石象生。內城平面長方形，東西長183 米，南北寬134 米，四角建角樓，四面正中各開1 門。南門有3 門洞，門內為獻殿。地宮在內城西北隅，地面上有平面為八角形的塔式靈台，從殘留的7 級夯土台基來推測，原應是一座八角形塔式建築。在陵園最外一周的四角各建一角台。西夏帝陵與鞏縣宋陵的平面布局頗不相同，特別是內城呈長方形，內城前加月城以及地宮偏處內城西北隅、地上建塔式建築等，皆為北宋諸陵所不見。
西夏陵園的地面建築都已成為廢墟，文物遺存尚見大量建築材料、石象生、碑亭等。第8 號陵園北端的建築“孛王廟”遺址已經發掘，面積約6 萬平方米，現存各類建築遺跡10 余處，外圍為一周夯築土垣，南西兩面各開一門，西門外築有甕城。圍牆內建築可分三部分：南部為東西對稱的兩個四合① 劉鳳翥：《建國三十年來我國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內蒙古社會科學》1981 年第1 期。院；中部為3 個四合院組成的凸字形建築群；北部為一座殿堂基址。發掘部分屬于中部建築群的東南部，清理出過殿一座、挾屋兩座、廂房一座以及牆基、踏道、柱礎等，出土大量陶質或琉璃質建築材料以及瓷器、泥塑等。發掘者認為這組建築為西夏祖廟遺址，它在繼承中原漢式建築傳統的同時，又具有一定的民族風格。
第8 號陵的地宮也已經發掘，地宮基本形制與漢族地區漢唐時期流行的土洞墓大體相同，主室呈扁長方形，南北5.6 米、東西6.8—7.8 米。前有甬道，甬道壁上畫有武士等壁畫，主室兩側各有一配室。由于早年遭破壞性的發掘，地宮的結構已不清楚，在殘存的底部僅發現了一些殘缺的金銀飾件、銅甲片、鐵器和陶瓷片等。根據碑石殘塊所記的材料推測，此陵可能是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頊陵，葬于西夏乾定四年（1226）。該陵斜坡墓道底鋪設橫木，甬道口用原木和木板封閉，墓壁有護牆板。多層寶塔式靈台位于墓室後部地上，實際不同于封土堆等等，顯示了西夏獨特的葬制①。
另外還清理了第2 號陵的碑亭，出土漢文殘碑石511 塊、西夏文殘碑石1265 塊。複原出一塊篆體西夏文“大白上國護城聖德至懿皇帝壽陵志文”碑額，證實是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壽的壽陵②。
金陵位于今北京房山區，是金代帝王和諸王的兆域，方圓約60 公里，因其在明代即遭破壞，布局不清。考古勘查工作始自1986 年，周口店睿宗景陵石碑的發現，為探索陵位提供了重要線索。同時還發現一段保存原貌的禦道及兩側的石雕象生、石階等。禦道東西寬5.4 米，南北殘長3 米多，展示了當年拾階而上直通主陵的一條神道，為勘查金陵地域范圍、確定具體陵位，提供了重要依據③。
五代、宋墓葬五代墓中原地區發掘的很少，今河南洛陽、伊川的後晉墓，墓室和遺物都較簡陋。江南各地發掘的墓葬稍多，如湖南長沙1960 年前即發掘300 多座，出土了不少瓷器等①。
宋墓發掘較多，不少帶有紀年。墓葬形制較為複雜，各地墓葬由于自然地理和埋葬習俗的不同，在形制、隨葬品方面也有較大差異，墓葬規模及隨葬品數量與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沒有必然的聯系。根據目前的研究，宋墓可以分為五區：中原北方地區北宋墓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大體上以神宗熙甯元年（1068）為界。前期多土坑墓，也有磚室墓，磚室墓中有簡單的仿木建築。隨葬品以瓷碗、罐為主，有時也有精美的瓷器。後期流行仿木建築雕磚壁畫墓，河南禹縣白沙宋墓的仿木建築最複雜，壁畫以表現墓主人夫婦家居“開芳宴”為主要題材，墓中隨葬品稀少。磚室墓中也有平面長方形券頂的，夫婦合葬的還有雙室並列的券頂磚室墓，這類墓葬中有較多的日用器皿隨葬。河南方城宣和元年（1119）強氏墓中出土了100 多件石雕的家具、生活用品① 甯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園北端建築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第9 期。② 李范文：《二號陵殘碑的碑額》，《文物》1978 年第8 期。
③ 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來北京考古的新成果》，見《文物考古工作十年》。① 周世榮：《略談長沙的五代兩宋墓》，《文物》1960 年第3 期。
模型和男女仆侍俑，是中原宋墓中罕見的特例②。
長江中下游（浙江、江蘇、安徽、湖北）地區北宋墓葬以豎穴土坑為主，也有平面長方形的磚室墓，隨葬品較中原北方地區者為多，都以實用器皿隨葬，有瓷器、漆器和銅鏡等裝飾品，瓷器以影青瓷器為主。南宋時期長方形磚室墓數量增多，且多兩室並列夫婦合葬墓——“同墳而異葬”。湖北地區還出現了磚石混合墓和仿木結構磚室墓。南宋墓隨葬品中出現龍泉青瓷器，時代愈晚，數量愈多。
湖廣地區（湖南、廣東和廣西）墓葬形制基本上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相同。隨葬品以陶器為主，特別是形制特殊的多角罐和堆塑陶壇尤其複雜，有蟠龍龜蛇、樓閣亭塔、樂舞人物，有的還貼塑佛像。廣東宋墓除磚壁石頂的磚石結構和石槨墓外，還有較多的火葬墓。墓葬中盛骨灰的陶壇種類較多，有鮮明的地方特色。
閩贛地區（福建和江西）除磚室墓外還有用石板條石砌築的石槨墓。
福建龍溪、將樂和江西樂平一帶的宋墓，墓壁流行壁畫裝飾，墓室結構簡單，與中原北方地區複雜的仿木結構建築壁畫墓不同。壁畫以表現墓主人起居生活為主。北宋至南宋中期墓葬中，特別盛行陶瓷俑的陪葬，俑分兩類：一類是現實人像俑，另一類是神煞偶像俑。南宋中期以後，俑類日漸減少，明器神煞中的四神、十二生肖多塑在常見的堆塑瓶上。福建西北部的宋墓除隨葬龍虎瓶外，還流行隨葬多角罐。
川貴地區（四川、重慶和貴州烏江北岸地區）四川宋墓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長方形的磚室墓，集中在以成都為中心的平原地區，多雙室或三室並列。北宋時多隨葬陶器，很少發現陶俑；南宋時多火葬，墓室縮小，出現上下層之間鋪以石板的雙層墓，隨葬品以陶俑為主，淳熙（1174—1189）以後俑上施釉，嘉定（1208—1224）以後流行三彩俑，陶器中以雙耳罐、三足爐和蟠龍提梁罐最具特色。另一種是帶雕刻的石室墓，分布于近山區的地帶，也多是雙室並列，有的有前後兩室。室內刻簡單的仿木建築，近門處刻武士，四壁刻四神，後壁刻婦人啟門狀，也有刻孝子故事的。在貴州烏江北岸也發現此類宋墓，遵義宋墓的後壁上刻墓主人坐像。
遼代墓葬分布在華北、內蒙古和東北各地的遼代墓葬可分為兩類：一是契丹貴族墓，二是漢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布在燕山以北遼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內，東京道的西北部也有發現，而且多聚族而葬；後者則多集中在燕山以南遼代的南京、西京和東京附近。遼墓可分為三期：早期自穆宗應曆八年（958）至聖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為興宗重熙年間（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甯元年至遼亡（1055—1125）。
早期遼墓以赤峰應曆九年（959）駙馬衛國王墓為代表，有前後兩室及左、右、後3 個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後室四壁圍柏木板，置帶木欄杆的棺床。稍晚的契丹貴族墓也多築有前後兩室，或在雙室墓的前室或單室墓的甬道兩側建左右耳室，平面或方形或圓形，主室內多裝柏木護牆板，葬具多用刻有四神的石棺。法庫葉茂台遼墓石棺外，還置以歇山式頂木屋外槨。哲② 河南文物工作隊：《河南方城鹽店莊村宋墓》，《文物》1958 年第11 期。盟陳國公主墓為磚砌多室墓，由前後室和東西耳室組成，雕磚施彩仿木結構門樓十分複雜，墓道、墓門及長方形前室兩壁均繪有彩色壁畫，內容有男侍女婢、祥云花卉、日月星辰等，圓形主室也圍以柏木板。
早期遼墓隨葬品極為豐富，特有的雞冠壺數量多，保存著模仿皮囊的平底單孔的原始形態，同時還常伴出有成套武器及完備的馬具。駙馬墓出土馬具多達八組，反映出這個時期契丹貴族的游牧生活方式還很典型。該墓還隨葬了短流注子和碗、盤等瓷器，以及大批鎏金銀器、銅鏡、絲織物等，造型和紋飾都具有唐代風格，反映了漢文化的強烈影響。葉茂台遼墓隨葬以陶瓷器、鐵器和馬具、武器為主，其中“官”款白瓷和越窯青瓷出土數量較多，引人注目。陳國公主墓是隨葬品最為豐富的契丹大貴族墓，不僅隨葬了大量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金銀器、銅器、陶瓷器、木器、玉器、瑪瑙、水晶等，同時還有中原、南方生產的精美瓷器，以及來自西亞的伊斯蘭玻璃珍品。早期契丹貴族的殯葬習俗也很有特色，陳國公主夫婦墓出土兩套完整的殯葬服飾，是遼代考古的重要發現。公主和駙馬頭枕金花銀枕，面部覆蓋金面具，腳穿金花銀靴。除面部外，全身罩銀絲網絡，頸飾琥珀瓔珞下垂至腹部。女尸頭部上方置高翅鎏金銀冠，雙耳戴珍珠、琥珀耳墜，頸佩珍珠項鏈，兩腕戴金鐲兩對，雙手套金戒指11 枚，腰上原束金绔絲帶。
遼甯朝陽發掘的劉宇傑墓和其父劉承嗣、其子劉日泳等墓共6 座，出土的劉承嗣祖孫三代的墓志，記載了五代時期燕王劉仁恭之三子劉守奇降遼，其後子孫在遼為官，家族繁衍，不僅終遼之世，並且下延至金，依據墓志可列其族系①。
早期漢人墓葬以北京發現的應曆八年（958）趙德鈞墓為代表，有前、中、後3 室及左右6 個耳室，平面均為圓形，壁上有仿木建築結構及庖廚、伎樂壁畫，壁畫的題材和布局尚保存著唐墓的遺風，特點與山西唐代壁畫墓頗多相似之處，仿木建築較為複雜。墓中隨葬物以瓷器為主，其中有定窯、越窯精品，契丹式瓷器極為罕見。較為重要的還有北京門頭溝遼壁畫墓、八寶山遼韓佚墓、河北遷安韓相墓等。
中期遼墓契丹貴族墓中，大型雙室墓有河北平泉重熙十四年（1045）
秦晉國大長公主墓①，單室墓有遼甯阜新重熙七年（1038）晉國夫人蕭氏墓、義縣清河門1 號墓②等。墓葬形制和隨葬物都與早期的大致相同，唯墓內宋式仿木建築和壁畫增多。隨葬品中出現了黃釉瓷器，雞冠壺由皮囊式演變為提梁式，並附加圈足，定居生活使攜用的器物固定到居室中來，不少遼墓中已出現廊柱、斗栱壁畫，反映了漢族木結構建築的影響和契丹民族生活方式的變化。
這一時期的漢人墓，有北京豐台重熙二十二年（1053）王澤墓，壁畫雖然殘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磚桌椅，說明壁畫與墓內裝飾開始出現新的題材③。
晚期遼墓契丹貴族墓中大型雙室墓發現較少，單室墓占絕大多數。墓① 王成生：《遼甯朝陽市遼劉承嗣族墓》，《考古》1987 年第2 期；馮永謙：《金劉元德墓志考》，《黑龍江文物叢刊》1983 年第1 期。
① 張平一：《平泉縣發現遼代壁畫墓》，《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第10 期。② 李文信：《義縣清河門遼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8 冊，1954 年。③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近年來北京發現的幾座遼墓》，《考古》1972 年第3 期。室平面開始出現八角或六角形的，墓門上都有比較複雜的仿木建築結構。遼甯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用粗大柏木枋構成的八角形疊澀頂大型木槨，是有關遼墓木槨結構第一次發現的完整資料，墓內還出土有保存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晚期墓墓室內皆置棺床，流行戴銅面具和穿銅絲網絡或戴銅絲手套、銅鐵馬具以及三彩釉陶器等富有民族色彩的隨葬物，典型墓葬如內蒙古甯城小劉仗子發掘的5 座遼墓、察右前旗豪欠營遼墓④。庫倫旗一號墓發現10 具尸骨，有男有女，除墓主夫婦外，其余有可能是殉葬者①。除在墓室畫壁畫外，仍流行在木槨內畫各種生活情景畫。隨葬物中景德鎮影青瓷的比例大大增加。遼代特有的黃釉瓷器的數目也顯著增多，大安以後流行三彩器。隨葬品中，馬具簡化，武器消失，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雞冠壺也不複存在。晚期漢人墓數量較前大為增加，墓主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級官吏，以磚築的單室墓為多，也有少數是雙室的，與中原地區北宋末年墓的形制相同。墓室平面或圓或方或多角形，四壁砌雕磚仿木建築和桌椅，並畫彩色壁畫。壁畫題材風格與同期北宋墓相同。該期墓葬幾乎全是火葬墓，以隨葬陶器為主，也有較精美的白瓷和影青瓷。典型材料如內蒙古甯城尚■墓、北京大興馬直溫夫婦墓、門頭溝遼墓等，以及遼中京城外的一批漢族中小型墓葬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