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中古時代-五代遼宋夏金時期 8

西夏墓葬在各個西夏帝陵附近,羅列著70 余座陪葬墓。陪葬墓按規模和形制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規模較大,與帝陵形制近似,但沒有獻殿、角台和闕。另一類較小,沒有外神牆,碑亭也只一座,位于門外東側。靈台或呈截頂錐形,或作圓柱形或饅頭形。陪葬墓制度體現了西夏的封建宗法關系和等級制度。已發掘的3 座陪葬墓墓道呈階梯或斜坡形,土洞單室,墓門用木板封閉。隨葬品中有銅牛、石馬、石狗、絲織品等。第101 號墓是11 世紀中葉一名顯赫貴族的墓葬,墓內共葬1 男3 女,這種夫妻同穴合葬的情況在西夏墓中尚屬首次發現,證明黨項族確實實行著一夫多妻制。該墓出土的鎏金銅牛重達188 千克、長1.2 米、高0.45 米,體現了當時高超的鑄造技藝①。甘肅武威有西夏紀年的漢人火葬墓,骨灰葬在小木塔中,塔身上寫滿梵文咒語,墓壁下有男女侍者和武士的板畫以代替壁畫,為中原地區所不見②。

金代墓葬金代墓葬一方面受遼墓的影響,而更多的則是繼承北宋的墓制。吉林舒蘭小城子一帶是包括完顏希尹墓在內的金代早期貴族墓地。整個墓地占地13萬平方米,綿延近4 公里,共分5 個墓區。墓前多有石雕的文臣武將、石虎石羊等,可以看出宋代統治階級埋葬風習對女真貴族的影響。扶余發現的墓④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昭烏達盟甯城縣小劉仗子遼墓發掘簡報》,《文物》1961 年第9 期。① 吉林省博物館等:《吉林哲里木盟庫倫旗一號遼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 年第8 期。② 鄭隆:《昭烏達盟遼尚■墓清理簡報》,《文物》1961 年第9 期;張先得:《北京市大興縣遼代馬直溫夫婦合葬墓》,《文物》1980 年第12 期。

① 甯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西夏陵區101 號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3 年第5 期。② 甯篤學:《武威西郊發現西夏墓》,《考古與文物》1984 年第4 期。葬占地廣闊,象生布列,隨葬大量鐵工具,使我們對金代早期女真貴族的葬制有了具體的了解。墓中出土的鏤花金帽頂和磨制精細的金扣白玉帶,代表了金朝初年相當精湛的工藝水平③。

大定以後的金代墓葬發現較多,其中圓形或方形單室磚墓,多仿木建築,彩繪有建築細部及日用家具,隨葬物多為明器,如內蒙古甯城大明城西城外及小榆樹林子金墓、巴林左旗磚室墓等。黑龍江綏濱、吉林鎮賚的平民墓葬,用羊距骨、羊肢骨和樺皮箭筒隨葬,尚保持著地方民族習俗。

1973 年在黑龍江畔發掘綏濱中興金代墓群時,出土了較多的金銀器、玉器、絲織品、銅錢、鐵器等,其中精美的絲織品和名窯瓷器(定、耀、磁)可以肯定為中原產品;“飛天玉雕”是受中原地區佛教藝術影響的作品,特別是墓中出土一枚帶有漢字“郎”

的私人石印。“郎”是女真人女奚烈氏改的漢姓,可見女真人改漢姓不只限于進入中原的,就連其故鄉黑龍江流域也出現改用漢姓的社會現象①。中原和北方的金墓在不同的地區也各有特點。北京、河北地區的金墓,正隆以前者皆為土葬,大定以後普遍實行火葬,時有精美瓷器出土。河北新城時立愛父子墓和井陘柿莊6 號墓均為金代初年壁畫墓,都系多室磚墓,墓室內有仿木建築結構及彩繪。時立愛墓的主室為八角形,前室兩側附圓形耳室,在形制上與遼墓有相似之處,河北興隆蕭仲恭墓墓志甚至用契丹文字書寫②。山西地區的金代墓葬注重營造墓室,流行雕磚墓,仿木結構及墓壁裝飾基本上與北宋後期者相同,隨葬品較少。

仿木建築結構墓室中原和北方地區的墓葬,最有特色的是一種仿木結構建築的磚室墓,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墓室結構在10 世紀中葉的遼代漢人墓中即已出現,如北京發現的應曆八年(958)趙德鈞墓。遼代中、後期和金代墓葬中則更為流行。北宋初年,墓室內的仿木結構還很簡單。到北宋中期才達到成熟的程度,從而成為一種特殊類型的磚室墓。從這以後,墓室平面又從方形或圓形演變為等邊多角形,仿木結構則從簡單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頭絞項造”演變為五鋪作重栱,從版門直欞窗演變為雕花格子門。一般多為單室墓,後期較大的墓則分前後兩室。

墓室內仿木結構的表現手法主要有兩類:一是以雕磚為主的仿木結構磚墓,另一種則是以壁畫為主的仿木結構壁畫墓。有的墓內同時以壁畫和雕磚作裝飾,周壁飾以桌椅家具及主仆侍從、戲劇人物等。

河南禹縣白沙宋墓,為磚築畫彩仿木結構。墓門正面是仿木建築門樓,上砌斗栱、簷椽和瓦脊。墓內各壁亦砌出柱和斗栱,斗栱為單抄單昂重栱五鋪作。前室和過道作寶蓋式盝頂藻井,後室作寶蓋式截頭六瓣攢尖頂,仿木建築上均繪有彩畫①。

③ 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文物工作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曆史見證》,見《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①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黑龍江畔綏濱中興古城和金代墓群》,《文物1977 年第4 期。②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新城北場村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鄭紹宗:《興隆縣梓木林子發現的契丹文墓志銘》,《考古》1962 年第12 期1973 年第5 期。

① 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 年版;徐蘋芳:《白沙宋墓中的雜劇雕磚》,《考古》1960 年甘肅隴西南宋建炎二年(1128)李澤夫婦合葬壁畫墓,仿木雕繪出柱、礎、梁、枋、斗栱、椽、簷、門、窗等,極似一座裝飾華麗的木構小院落建築①。

金代仿木結構磚室墓一般都在多邊形墓室轉角處砌有角柱、枋額和單抄四鋪作斗栱,並施以轉角鋪作和補間鋪作,有的則為複雜的單抄單下昂五鋪作計心造斗栱,有的在仿木結構部分施以彩畫。墓頂多呈八角疊澀攢尖頂,山西侯馬董氏墓則利用轉角鋪作和補間鋪作的手法將墓室頂部砌成八角形②。

墓室浮雕磚壁浮雕石室墓數量不多,磚室墓較為普遍,並且盛行雕磚。其手法不同于南北朝的模制,而是以漢畫像石式直接雕為浮雕。其內容主要是表現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墓主人夫婦舉行“開芳宴”的場面,有時也有孝子故事圖等。在有些北宋末年墓中,還出現了雜劇雕磚;墓室的後壁則往往有“婦女啟門”雕磚。

金代雕磚墓雕磚內容基本上與白沙宋墓相似,采用雕磚和壁畫互為補充的手法。中原地區北宋中期以後形成定制的內容,如墓主人“開芳宴”、“婦人啟門”等在金墓中也成為一種定制流傳,表現手法更為細膩而逼真,特別是雜劇雕磚和孝子故事雕磚方面,水平大大超過前代。金代中晚期墓葬中砌築雕磚雜劇舞台內容也已成為一種定制,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雕飾內容繁縟華麗,作場雜劇角色多立體圓雕或半浮雕。

宋代北方雜劇雕磚內容在長江以南表現為瓷質俑群,多見于江西地區。

江西鄱陽南宋石槨墓中隨葬無釉彩繪瓷俑30 多件,其中有21 件是屬于雜劇表演俑,除女演員2 人梳雙髻、飾鬢花,一著圓領長袍,腰系錦帶,足穿尖頭靴;一戴遮面幞頭,著寬袖長袍,腰系錦帶外,其他男演員19 人多為披風幞頭,著窄袖袍,或揚臂作勢,或拱手胸前,或以袖掩口,或躬身施禮,或作笑容,或現愁顏,神態各異,顯然是表現正在演唱中的各種姿態,具有樸實的民間藝術氣息①。

石壁浮雕宋代以石壁浮雕裝飾墓室之風流行甚廣。長江流域的四川,出土宋墓以磚築為多,但在川北廣元地區也出土有一座石壁浮雕墓,墓主夫婦分室而葬,兩室的左右壁、前部用豎石條砌成,雕為護墓武士的浮雕;後部則是在橫石條面浮雕為4 組不同的生活故事。兩墓的石壁也各浮雕與男女墓主人生活相近的場面,即男墓浮雕桌上滿擺酒食的宴飲圖景,女墓則雕為主婦正在念佛祈求幸福平安的圖景②。

宋代的石棺雕刻以洛陽出土北宋宣和五年(1123)石棺具代表性,一反漢唐流行的“四神”圖,而改為忠臣孝子等曆史人物。

第9 期。

① 陳賢儒:《甘肅隴西縣的宋墓》,《文物參考資料》1955 年第9 期。② 山西文管會侯馬站:《山西侯馬金墓發掘簡報》、《侯馬金代董氏墓介紹《考古》1961 年第12 期、《文物》1959 年第6 期。

① 唐山:《江西鄱陽發現宋代戲劇俑》,《文物》1979 年第4 期。

② 四川省博物館等:《四川廣元石刻宋墓清理簡報》,《文物》1982 年第6 期。遼甯遼陽、錦州等地出土的石壁浮雕墓,墓室平面多為八角形,周壁都以石板鑲成。石壁浮雕形式多為鏟地平剔,除墓主人宴飲生活外,多數為孝行人物故事,侍從舞伎多為契丹裝束,頭戴氈帽,長袍系帶,足蹬長靴。其他墓壁多雕出曆史傳說中的賢孝故事,如“王密舍子救弟”、“茅蓉殺雞奉母”等等。由于石壁面積大,所雕人物小,並少有配景,顯得空曠疏散,不夠緊湊①。

1973 年清理的河南焦作金墓,墓室用170 多塊青石條砌成平面八角形,周壁石條面分別線刻伎樂舞蹈、墓主人夫婦生活及曆史人物故事等共12 圖,其中以樂舞和墓主夫婦的梳妝、煮茶等生活場面富有生活情趣。所有人物(除二舞伎外)多著官服,反映了墓主人的地位。另一石所刻為墓主梳妝,除主婦頭戴花冠斜坐在靠背椅上,左顧右盼,正指使著周圍的6 個或持鏡或捧奩盒的侍女為她梳妝外,右為男仆3 人圍立在爐灶旁,有的扇火,有的把壺煮茶,年無老幼,各有所司,圍繞著主人的需要而忙碌②。

墓室壁畫這一時期的壁畫墓多發現于以下三個地區:中原及北方地區如河南的禹縣、鄭州、洛陽,河北井陘,山東濟南,甘肅隴西以及湖北荊門,江蘇淮安等地。墓葬壁畫多與墓室仿木結構建築互補,或在雕磚上施彩,或是雕磚和壁畫相結合,構成完整的主題,河南禹縣白沙宋墓是其代表作。

白沙宋墓甬道兩壁畫身背錢串和手持銅囊、酒瓶,以及牽馬的侍者。前室墓門兩側畫持骨朵的護衛,東壁畫女樂11 人,西壁雕畫墓主人夫婦對坐宴飲像。後室北壁砌婦女啟板門狀,西北、東北兩壁砌格子欞窗,西南壁畫對鏡戴冠婦人,東南壁畫持物侍奉的男女婢仆,表現墓主人內宅的生活情景。桌椅器物和墓主夫婦用磚雕繪,而背後侍從人物和帷幕等背景陪襯,則全用壁畫,主題突出。侍女啟板門雕像是宋墓、磚塔等最多見的世俗化題材之一,風習遍及河南、山西、甘肅以至貴州各地。偃師宋墓還雕有婦女勞作如烹茶、洗滌、剖魚、梳發、戲鳥等,反映了這一時期世俗化藝術的特點①。隴西南宋墓雕磚彩繪護神、鞍馬、馬夫、車轎、轎夫、廚夫、家犬、桌、椅、侍女煮茶、進食等場面,是這一時期世俗化藝術的典型。

內蒙古東部、遼甯西部地區尤其集中在遼甯法庫、內蒙古庫倫等地。

墓葬壁畫也多與墓室磚雕相結合,有屬于契丹衣冠習俗的髡發、架鷹、氈車等形象,也有摹仿北宋墓中的宴飲、伎樂等場面。庫倫1 號墓在墓門、天井、墓道兩壁均繪有壁畫。墓門繪門神、侍女、鳳、鶴、祥云,天井繪山石樹木、湖石牡丹、竹林仙鶴、虎鹿相搏、男仆女侍,墓道北壁畫墓主人出行、南壁畫墓主人歸來。墓道壁畫全長22 米,畫有契丹、漢族人物53 個,氣勢宏大,神態生動江西、福建地區多集中在福建龍溪、南平、將樂和江西樂平等地。① 王增新:《遼甯遼陽縣金廠遼畫像石墓》,《考古》1960 年第2 期。② 河南省博物館等:《河南焦作金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 年第8 期。① 徐蘋芳:《宋代的雜劇雕磚》,《文物》1960 年第5 期;董祥:《偃師縣酒流水庫宋墓》,《文物》1959年第9 期。

② 王健群、陳相偉:《庫倫遼代壁畫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版。

壁畫多為表現與墓主有關的人物活動場面,還有屋樓亭台、動物禽畜等,福建壁畫墓中還有較多以四神、十二生肖為表現題材的壁畫。尤溪潘山宋墓墓中頂部繪有頭戴展腳幞頭、身著圓領袍服、執笏而立的墓主形象,墓室左右兩壁各繪對應排列的6 個人物;梅仙坪寨1 號墓、一中宋墓等均繪有墓主的寢室臥榻及捧物侍女①。

① 楊琮、林玉芯:《閩贛宋墓壁畫比較研究》,《南方文物》1993 年第4 期。第四節宗教遺跡和遺物這個時期的宗教建築遺留很多,主要包括佛教建築和祠廟兩大類,其中佛教建築包括石窟、塔寺和經幢等。

石窟屬于宋代的佛教石窟,除陝北遺留有一些小型窟群以外,以敦煌莫高窟、重慶大足、四川安岳和浙江杭州等地較為發達。屬于遼、金兩代的佛教石窟,數量遠比宋代為少。有內蒙古巴林左旗附近的遼代石窟群,陝北富縣可能有屬于金代的石窟,在敦煌莫高窟和鄰近的安西萬佛峽,也還有屬于西夏時代開鑿的石窟。

敦煌莫高窟除了開鑿少量大窟,多是改建、重繪前代舊窟。新開的大窟平面均為方形,窟內中部置方形佛壇,壇上置塑像。佛壇後部有連至窟頂的背屏。窟頂作覆斗形,其下端四角處鑿出圓拱形的凹龕,畫四大天王像。窟門甬道頂部均作梯形。在下層的大窟前面,曾有建于台基之上的木構殿堂建築,構成前殿後窟的格局。窟前建築分磚包台基殿堂和土石基結構兩種,前者規模一般都較大。塑像和壁畫的內容和組合多沿襲唐代,突出了供養人位置和形象。西夏時期莫高窟開窟極少,多是改建舊窟、改塑或妝鏨前代塑像,很難指出典型的窟形和塑像。第491 窟發現的女供養人塑像,為前代所少見。宋代是四川、重慶地區石窟造像大發展階段,石窟集中在廣元、大足一帶。以佛教造像為主,也有少量儒、道教的造像。大足石刻現存5 萬余軀,分布于40 多處,主要為兩宋作品,多為平頂方窟,有的還有紀年刻銘。造像富于現實感,人物個性鮮明,體態勻稱健美,衣飾華麗典雅。多樣的題材中出現了彌勒下生經變、地獄變、觀音經變等經變雕刻,還有十殿、十二殿閻君和六圓覺菩薩等。其中,孔雀明王窟中一面四臂、騎孔雀的主像立于窟中央,滿壁雕千佛,巧妙地把塔柱式石窟結構與密宗題材結合起來。南宋初年開鑿的心神車窟,八軀菩薩高約2 米,頗具女性的嫵媚多姿,是宋代雕刻的精品。

各種佛教題材不拘經典儀軌,表現方式多樣化、世俗化,是這一時期石窟造像的最大特點。麥積山第165 窟宋塑侍女像和供養像,尤其是正壁龕中塑出的兩個供養侍女,可以說是宋代一般婦女的真實寫照。大足北山第125窟石刻“數珠觀音”的嫵媚、寶頂山“養雞婦女”的純樸等,都形象地反映了這一特點。這與同時期其他造型藝術所表現的多方面追求現實,著意反映世俗生活的特點是一致的。

自宋代以來,佛教已離開單一的形式而與儒、道等相混合,反映到石窟藝術上,重慶大足寶頂大佛灣內的“父母恩重經變”,就是儒、佛思想的混合作品;大足境內的石門山是儒、道混合的窟群,而道山的三清洞和山西太原龍山石窟,則是典型的道教藝術。

寺廟建築現存的寺廟建築大都在中原北方地區,尤以遼、金建築為多,主要有平順的五代大云院、薊縣獨樂寺遼代觀音閣和山門、大同華嚴寺遼金殿閣、正定隆興寺、應縣木塔、定縣開元寺塔、晉祠聖母殿與獻殿等,以及南方的浙江甯波保國寺、西藏薩迦寺等。

河北正定隆興寺是現存宋代佛寺建築總體布局的重要實例。山門內為一長方形院子,鍾鼓樓分列左右,中間大覺六師殿遺址尚存,北進為摩尼殿,有左右配殿,構成另一個縱長形的院落。再向北進入第二道門內,就是主要建築佛香閣及其前兩側的轉輪藏殿與慈氏閣以及其他次要的樓、閣、殿、亭。最後是一座彌陀殿。佛香閣和彌陀殿都是采用三殿並列的制度。全寺建築依著中軸線作縱深的布置。現存高約33 米的歇山頂佛香閣,是這一時期高型佛寺建築的傑作①。

浙江甯波保國寺大殿,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面闊3 間,為單簷歇山頂,兼有宋式廳堂型和殿堂型構架的特點,是北宋和遼時特有的構架形式。

重建于金天眷三年(1140)的山西大同華嚴寺上寺大殿,是現存的古代單簷木建築中最大的一座。下寺的薄伽教藏殿則是遼代小木作的重要遺存。大同善化寺的遼、金建築,平面、結構、造型各具特點,是現存遼、金佛寺中規模最大的一處②。

塔和塔基塔山西應縣木塔,建于遼清甯二年(1056),平面作八角形,塔身外觀5 層6 簷,八角攢尖頂,通高達67.31 米,是世界上現存最高大的古代木結構建築,也是我國現存最古的木塔①。

這一時期是中國磚石塔發展的高峰,存留的石塔形式多樣,構造先進。

大型磚石塔的形式,大致可分為樓閣式和密簷式兩種。其中樓閣式塔結構多樣,有塔身磚造,外圍木結構的,如蘇州報恩寺塔;有全用磚石砌造而形似樓閣式木塔的,如蘇州虎丘塔、泉州開元寺雙塔;有磚石砌築成簡化樓閣式木塔形的,如河北定州宋開元寺塔(料敵塔),高84 米,建成于至和二年(1055),是我國現存最高磚塔;河南開封宋開寶寺磚塔,因用鐵色琉璃磚建成,俗稱鐵塔。

這時期密簷塔盛行于北方,其中盛行于遼而為金代沿用的多角形密簷式塔是這個時期新的創造。遼、金地區盛行磚石建造的多層密簷塔,平面多為八角形,少數為方形,塔身仿木構。現存年代確切而保存較好者為遼大安五年(1089)建造的山西靈丘覺山寺塔。

塔基佛教舍利塔基的發掘,是佛教考古的重要項目之一。這一時期佛教塔基不僅發現數量多,分布地域廣,出土遺物豐富,而且大都帶有絕對紀年。已發現的紀年塔基都屬北宋和遼代的,主要有:河南鄭州宋開元寺塔基(976)、河北定州宋靜志寺塔基(977)、淨眾院塔基(995)、河南密縣宋法海寺塔基(999)、北京順義遼淨光寺塔基(1013)、河南鄧州宋福勝寺塔基(1032)、安徽無為宋代塔基(1036)、浙江瑞安宋仙岩寺塔基(1043)、① 梁思成:《正定調查紀略》,《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4 卷第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