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①把浙學作為主要靶子來批判，甚至把浙學放在禪學之上，來攻擊，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實質。
此外，還繼續與陸九淵辯“太極”、“無極”諸問題等。
在這一階段，朱熹寫成《易學啟蒙》、《周易本義》；修訂刊刻《詩集傳》。特別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書集注》，次年，刊刻于漳州，這標志著朱學思想體系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 歲，除江南西路提提點刑獄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說，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務”者六：即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朱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以疾辭，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紹熙元年（11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無名之賦700 萬，減經總制錢400 萬。他欲方量土地，行經界法，為土豪及在朝權勢者所沮。後以子喪，請祠。紹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使。紹熙五年四月，去長沙上任。在任數月用鎮壓安撫手段，平息少數民族起義。重建岳麓書院，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在抑豪民，嚴武備諸多方面有政績。三、從甯宗慶元元年（1195）至六年（1200）朱熹去世，朱學進一步完善，同時朱學內又孕育嬗變的因素。
甯宗即位，除朱熹煥章閣待制、侍講。但朱熹在朝不過46 日，即被排擠出朝。朱熹回建陽，建竹林精舍，後改名滄州精舍，繼續他的講學與著述事業。
慶元二年，韓侂胄禁理學，沈繼祖指控朱熹十罪。慶元黨禁，立《偽學逆黨籍），籍“偽學”趙汝愚、朱熹、呂祖泰、蔡元定等59 人。朱熹的門人“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朱）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以謝譴生徒者，笑而不答”①。在學術上他寫成《楚辭集注》、《儀禮經傳通解》、《韓文考異》以及《周易參同契考異》；修改整理《資治通鑒綱目》等。所有這些，都標志朱熹學術進一步深化，但朱學在文獻學上注意訓詁章句以及博采的特點也顯示出來了。
慶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這位一代學術大師在淒涼中辭世。臨終前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盡管朝中禁道學很嚴厲，但一些門人學者，還是不顧禁忌，奔赴建陽。十一月，蔡沈、黃榦主喪葬事，參加會葬者近千人。朱熹力圖使經學、史學、子學及文學融入理學中去，而且他也確實建立了一個宏大的學術體系，縷析理學的淵源及傳授學脈。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後人編纂的有《朱子語類》、《朱文公文集》。慶元黨禁解除後，朱學地位不斷上升。經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學終于上升到統治的地位。陳淳、黃榦、蔡元定等門人，護師門，在一些方面發展了朱熹的學術。由黃榦① 《朱子語類》卷123。
① 《宋史》卷429《朱熹傳》。
而金華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及黃震，在閩、浙、贛一帶，傳播朱學、修正朱學、發展朱學。到了南宋末期，朱陸水火，朱陸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則是陸學流于禪，而朱學流于訓詁。
朱熹的天理論朱熹繼承、發展了程頤的天理論，並且構成一個完整的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朱子語類》卷一開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對理的看法，他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個理。
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
有人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朱熹回答說：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卻是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只在這里。
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治。①50000528_1793_0從上面幾段語錄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論、理氣論的要點：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萬物，包括社會上的人，都是“理”的體現。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氣先。理是不生不滅而氣有生有滅。三，社會的變動，是一種氣運循環，而且是盛衰的循環。這就建立理本論的哲學體系。四，理一分殊。他特別肯定程頤的觀點，也吸收周敦頤、張載的說法。在《論語集注》中，朱熹說：至誠無息者，道之全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
這是論說全體與個別、一般與特殊的關系。另外，朱熹吸收了張載《正蒙》的觀點與邵雍的《皇極經世》中的思想，進而論說五行陰陽之理，說：“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為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觀、運動觀、社會曆史觀、倫理觀都統一在理學的體系中。
不僅繼承、發展了程頤的思想，同時也融合理學各家的思想。朱熹認為，認識理，是要“即物窮理”，與“格物致知”。他說：只是推極我所知，須要就那事物上理會。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①50000528_1794_0人能認識“理”，是“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通過格物，而豁然貫通，用事物去印證出心中具有的天理。這是先驗的認識論。
朱熹的曆史觀是理氣論的曆史觀。他以“理”作為劃分曆史階段、評論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標准。三代是天理流行，漢唐以後是人欲橫流。天理存在，但不過是暗合。這種觀點為陳亮所批駁。此外，在社會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學說等各個方面，朱熹都貫穿了他的理氣說。
第二節陸九淵陸九淵（1139—1193），字子靜，為南宋心學理論體系的創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難至撫州金溪（今屬江西）居延福鄉之青田。陸氏為一方宗族大姓，遷至江西後二百年間，合族數千人聚居，族規嚴密。父陸賀，字道鄉，究心典籍，重踐履躬行，在州里頗有聲望。時家道中衰，沒有田產，一門之衣食，皆仰仗藥肆供給。
九淵兄弟六人，九淵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強；二哥九敘，字子儀。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學成名，是為庸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與朱熹論學，辯《太極圖說》，這是理學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與學者講學，稱為梭山先生。五哥九齡，字子壽，登進士第，因齋名為“複”，稱為複齋先生。
九淵在應山講學，改應山為象山，自號象山翁，稱為象山先生。他同子壽齊名，時人稱為“二陸”先生。也有的將梭山列入，稱為江西“三陸”。他們兄弟自相師友，講學授徒，及門受業者數千，在東南有相當大的影響。三陸對心學的形成都有貢獻，“三陸子之學，梭山啟之，複齋昌之，象山成之”①。其中陸九淵成就最大。
讀書有覺陸九淵在紹興三十二年（1164）23 歲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學時期。
陸九淵5 歲入學讀書，這是啟蒙學習。他自己說：某七歲讀書，十三志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才百余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即位，頒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為舉子業云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中選。②50000528_1795_1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線條的介紹。7 歲讀書，9 歲能屬文。所謂13 歲志古人之學，是這一年，他思考出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進而體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系列認識。
陸九淵自小不愛嬉戲，靜重如**，他的求學一個重要特點是“讀書有覺”。首先，這是一種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問個原委究竟。4歲時，就詢問天地何所窮際，因為沒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于忘寢食。他提倡讀書不能滿足記誦，“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①。又說：“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為是，只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②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體察出一種道理來。三哥陸九韶說：“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嘗聞鼓聲振動窗欞，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③其次，這又是一種批判的精神。陸九淵讀書很刻苦，在“實勤考索”的基礎上，又主張讀書要有疑，認為有疑方有覺，有疑方有進。他五哥陸九齡讀《論語》，問九淵對其中《有子》一章有什麼看法。九淵認為這一章是有子的話，不是孔子的言論。陸九齡說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門人，不可輕議。但陸九淵卻不以為然，對這位賢人進行批評，說：“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① 《宋元學案序錄》。
① 《陸九淵集》卷36《年譜》。
② 《陸九淵集》卷35《語錄下》。
③ 《年譜》。
他對前人的學術和對社會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認識。關于宇宙的認識，關于二程的評價，關于對王安石新法的意義的估定以及對荊公新學的認識等，有他自己的見解。在理學一些重大的問題上，與朱熹的認識分歧更是明顯。
陸九淵主張為學當先發明本心，但不應當脫離社會現實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說到陸氏家學時有一句話，說：“真所謂本諸心而見之躬行之實者”。所以，重踐履也是九淵“讀書有覺”的一個落腳點。16 歲時，象山讀三國、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間北宋社稷覆亡的曆史，“乃剪去指爪，學弓馬”。他並不看重科舉，只是把作場屋之文，當成是“直寫胸襟”、表達自己政治見解的方式。
陸九淵作為心學的代表人物，與朱學相對立，但陸九淵在學術上主張不要“護門戶”，說：“後世言學者須要立個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①朱、陸辯異同，他們相互對立又相互吸收，學術上相互服膺。這與後來朱陸門人相互水火不一樣。
聚徒講學陸九淵從24 至54 歲的近30 年中，主要活動是建立心學體系、傳播心學理論，從而形成有自身特點的學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過地方官，也有政績，但與他在學術上的建樹相比，只占次要的。“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荊門小壘而已”②紹興三十二年（1162）秋試以《周禮》鄉舉，陸九淵應試，開始進入仕途的奮斗。是年丁父憂。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經》再次鄉舉。次年，陸九淵34 歲春試南宮，賜同進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淳熙四年，丁繼母憂。六年，服除，授建甯府崇安縣主簿。九年，除國子正，是年秋赴國學。冬，遷敕令所刪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廟，為獻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張。淳熙十三年（1186）除將作監丞，不久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這是一個閑職。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繼位，朝廷詔陸九淵知荊門軍。光宗紹熙二年（1191），去荊門赴任。陸九淵在荊門軍任上，頗有一番作為。在軍事上，嚴邊防，築城池，整頓軍隊，增強戰斗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經濟上，采取措施，救災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學，親為諸生講學。荊門一方經他一番整頓，風俗一變。周必大稱“荊門之政，如古循吏”。紹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陸九淵病卒。
在這30 年中，陸九淵聚徒講學，對陸氏心學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乾道八年，在試進士時，他所作《天地之性人為貴》，為考官呂祖謙、趙汝愚賞識。呂祖謙說：“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中進士後聲名大振，都中諸賢從游，學者絡繹前來求教，以至40 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經浙江富陽回江西時，楊簡等一批學人從游問學。回鄉在槐堂授徒論道，論涵養德性，誨人為學當“辨志”；先後得朱桴、傅夢泉一批學者，傅氏也是陸九淵最欣賞的門人。淳熙十年，陸九淵在國學講《春秋》，如居家① 《陸九淵集》卷34《語錄上》② 《陸九淵集》卷33《覆諡》。
教授，諸生感發良多。後來，江西與浙東成為陸學門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夢泉、鄧約禮與傅子云為主要人物，是為“槐堂諸儒”；浙東以楊簡、袁燮、舒磷與沈渙為代表，這四個人被稱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淳熙十四年，陸九淵在貴溪應天山講學。他嫌應天山與佛教徒有瓜葛，根據山形，改名為“象山”。自稱為“象山居士”，又稱“象山翁”。①這在陸九淵心學的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每詣城邑，環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結茅象山，學徒複大集。居山五年，來見者案籍數千人”①。陸九淵講論，終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講學的盛況：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蕎至。會揖，升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嘩。首誨以收斂精神..間舉經語為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起興起。..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辭，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晦，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錄。②50000528_1799_1講學的盛況、講學的方法、風格及特點，在這一段文字中說得很清楚。
通過陸九淵的講學，在他的周圍聚集人數眾多的信仰者，形成一個學派。他不重視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勸陸九淵著書。他回答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說：“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③（他的大兒子編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數是陸氏的書信與講學的言論。經過後人不斷的增益，又收進《年譜》等材料，1980 年，中華書局整理出版了點校本《陸九淵集》，計36 卷。）因此，講學在陸氏的學術體系形成與傳播過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陸學作為一個學派，又是在同其他學派相互斗爭相互吸收的過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陸九淵與朱熹爭論，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學術文化的發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陸之爭，一次是淳熙二年鵝湖之會的為學之方的爭議，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無極”“太極”之辯。
在鵝湖之會之前，朱陸矛盾已經出現。呂祖謙于淳熙二年去武夷訪朱熹，住一個多月，朱熹送呂祖謙到江西信州鵝湖。為調和朱陸分歧，祖謙約朱熹與陸九壽、九淵兄弟相會。陸九齡子壽、陸九淵子靜自金溪來。除二陸外，還有劉子澄及“江浙諸友”。①呂祖謙知道陸與朱議論有異同，“欲會歸于一，而定其所適從”。鵝湖之會的情況，據陸九淵的回憶，朱陸相會，展開辯論“至晚方罷”。次日，九淵請他哥哥先說，陸子壽將准備好的一首詩朗誦出來：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
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子壽才讀了四句，朱熹對祖謙說：子壽早已上子靜的船了。誦完詩，陸九淵說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詩：① 《陸九淵集》卷13《與朱子淵二》。
① 《宋元學案》卷58《象山學案》。
③ 《宋史》卷434《陸九淵傳》。
① 《呂東萊文集·本傳》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詩還沒有讀完，朱熹面色很不好看。當讀完後兩句：“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①朱熹老大不愉快，于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陸再辯，論難往複持續數日。呂祖謙虛心相聽。三年以後，當陸子壽來訪，朱熹和詩：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
偶攜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為學應當泛觀博覽，而後歸之于約。二陸的意思是先發明本心，而後使之博覽。陸九淵在詩中譏朱熹的為學之方是繁瑣，是“支離”；朱熹認為陸九淵是不信古今的“無言”空疏之學。
還有朱陸的“道問學”與“尊德性”之爭。關于這兩者的差別，朱熹說：“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兩人也都意識到兩者不能去其一，但側重點與進德的次序不一樣，按黃宗羲的話來說，是陸以“尊德性為宗”，朱以“道問學為主”。陸主張發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認為“格物窮理”，則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後，又有無極、太極之辯。開始是梭山先生陸九韶（子美）與朱氏辯“無極而太極”這一句，認為“太極”上面又加“無極”二字，與周敦頤的《通書》不一樣；二程也沒有說過“無極”。《太極圖說》的“無極而太極”來自陳摶（希夷），是老氏之學。朱熹“大謂不然”。陸九淵站在他哥哥陸九韶一邊，支持梭山把這場辯論進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對“極”、“中”、“一”等概念、范疇的辯論。
朱陸之爭一方面使道學與心學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劃清界限形成學派。
同時二人在相互論難中，又促進思考，推動自身學派的發展。鵝湖之會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後，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陸九淵去南康拜訪朱熹，時朱熹為南康守，他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為諸生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章，九淵的闡發，為朱熹大加贊賞。太極無極之辯以後，朱熹要門人同志“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
程頤理學到了南宋，雖然沒有成為學術上的宗主，但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影響，朱熹成了理學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學也有其自身的弱點，沒有脫離傳注章句的路數，其正心誠意一套說教在南宋社稷面臨覆亡時，很難奏效。朱學在當時的命運並不好。陸學把理又歸之于心，以它的“簡易”心學，在講學與爭論中，發展了自己。朱學、陸學再加上呂學，成為南宋學術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學術流派。
心學理論陸九淵的心學理論，沒有脫離“理”的教條，他認為“理”充塞于天地中，說：“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于人乎？”①又說：“塞① 鵝湖之會事，各種記載略有不同，詩句文字個別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陸九淵集》卷34、卷36《年譜》。① 《陸九淵集》卷11《與吳子嗣八》。
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②他由“理”論說“勢”，但理是根本，勢是從屬，這就是他的“理主勢賓”的觀點：“竊謂理勢二字，當辨賓主。天下何嘗無勢，勢出于理，則理為之主，勢為之賓。”①陸九淵也說“道”，認為“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就這些方面來說，陸九淵與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陸九淵認為心是宇宙的本體，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②50000528_1803_1陸九淵認定“心”與“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這就是他的心學的實質。陸九淵說：“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③明朝王陽明說得直截明白：“聖人之學，心學也。”“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于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于外也。”陸九淵的心學與孟子的心學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傳”的傳人。④在認識論上，陸九淵的發明本心與他的心本體說論一致。朱陸的一系列分歧諸如為學之方上的爭論；“尊德心”與“道問學”的辯論；無極、太極之辯也都反映出他們在哲學根本觀點上的差別。但兩人學術的實質、學術的意義，在維系封建等級統治的作用上，沒有根本的差別。這就是黃宗羲說的：“二先生同植綱，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詔入室，雖東西異戶，及至室中，則一也。”①陸九淵的學術思想，為明代王守仁所繼承發展，成為陸王學派。
第三節呂祖謙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曾祖呂好問，（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東萊郡侯”②，始定居婺州金華（今屬浙江）。當時，學人多稱其伯祖呂本中（1084—1145，字居仁）為“東萊先生”，呂祖謙則稱為“小東萊先生”。到了後世，一般均稱呂祖謙為“東萊先生”了。
家世顯赫，家學深厚呂祖謙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呂蒙正，字聖功，為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進士第一；七世祖呂夷簡（979—1044），字坦夫，真宗咸平三年（1000）進士；六世祖呂公弼（1007—1073），字寶臣、呂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蔭入仕，分別賜進士出身和登進士第。以上諸呂皆曾入朝為宰相。② 《陸九淵集》卷12《與趙詠道四》。
① 《陸九淵集》卷12《與劉伯協》。
③ 《陸九淵集》卷1《與曾宅之》。
④ 《陸九淵集·附錄》。
① 《宋元學案》卷58《象山學案》。
② 《宋史》卷362《呂好問傳》。
五世祖呂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呂好問、伯祖呂本中、祖父呂弸中、父親呂大器等，皆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連續不斷地在朝為官，在宋以前和以後的曆朝中不多見。
呂氏家族除官位顯赫外，學業上也頗有建樹，清人王梓材在校訂《宋元學案·范呂諸儒學案》所加按語說：謝山《劄記》：“呂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獻子希哲、希純為安定（按指胡瑗）門人，而希哲自為《滎陽學案》。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弸中，別見《和靖（按指尹焞）學案》。滎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為《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為《東萊學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滎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曆從當世賢士大夫游，以啟紫微，不能不為之立傳也。足見呂氏家學之深厚。全祖望（謝山）的計算尚不准確，呂氏家族當入學案的，七世尚不止17 人。所以《宋史》呂祖謙傳說：“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①少時科試，壯齒隱憂呂祖謙在《除館職謝政府啟》中，對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時既奪移于科試，及乎壯齒，又堙廢于隱憂，竟失全功，徒憐初志。”②這是頗合實際情況的。
呂祖謙兒時，隨父親在福建任所，他先從師于林之奇，後隨父至臨安，又從師于汪應辰和胡憲。林之奇字少穎，一字拙齋，學者稱三山先生，是呂祖謙伯祖呂本中的門弟子。據《宋元學案》稱，呂本中“教之以廣大為心，以踐履為實，稱高弟”①。從這個意義上說，呂祖謙又成了他伯祖呂本中的再傳弟子，足見其在學業上，受其伯祖影響最深。汪應辰，本名汪洋，18 歲成進士，因高宗覽其應對，頗為賞識，賜名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學者稱玉山先生。他受知于趙鼎，也頗得胡安國、呂本中的賞識。據《宋元學案》稱：“先生于學，博綜諸家。”②這對呂祖謙有至關重要的影響。胡憲字原仲，是著名學者胡安國的侄子，從胡安國學，因居住在籍溪，故自號籍溪先生。“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③這些個人修養，亦對呂祖謙有很大影響。
呂祖謙早年因祖父呂弸中的致仕恩，補為將仕郎，紹興二十七年（1157），改為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紹興三十一年（1161），為右迪功郎，授嚴州桐廬縣尉，主管學事。這時，他才25 歲。但呂祖謙並未看重這些官職，他甚至並沒有去上任，④而一心要走科舉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興元年（1163），呂祖謙終于實現了他的願望。這年四月，先考① 《宋史》卷434《呂祖謙傳》。
② 《東萊呂太史集》卷4。
① 《宋元學案》卷36《紫微門人》。
② 《宋元學案》卷46《玉山學案》。
③ 《宋元學案》卷43《劉胡諸儒學案》。
④ 見《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呂祖儉《壙記》：“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岳廟、嚴州桐廬縣尉，未上。”
中博學宏詞科，接著又中進士。孝宗特下詔“減二年磨勘，堂除差遣”①。史臣在這里還特別注明：“祖謙既中選，賜同進士出身，相繼放進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②呂祖謙由此而特授左從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其制詞說：“爾兩科皆優選，宜有以旌其能，資敘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從政郎，差遣如故。”③看來仕宦的生涯已向呂祖謙展開了坦途，但他的命運不濟，實際上，他所謂的“隱憂”也隨之到來了。
就在呂祖謙連中兩科的前一年，即紹興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韓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親去世，歸葬婺州。由于為母親守喪，他只得以教授學子為業。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韓氏（為原配之妹），並到嚴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學博士，並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韓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給呂祖謙帶來了極大痛苦。接著，乾道八年（1172），父親因病告歸，並以這年二月去世。在守喪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學子和著述為事。淳熙三年（1176），守喪期滿，因李燾的推薦，升任秘書省秘書郎，並兼國史院編修官與實錄院檢討官。這一年，正40 歲。這時，他已疾病纏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這一年他42 歲。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 歲。
兼收並蓄，獨樹一幟盡管呂祖謙一生屢遭不幸，但在學業上體現的那種寬宏函容和兼收並蓄的精神，仍使他獨樹一幟，成為南宋一位重要學者和思想家。
清代學者全祖望在校補《宋元學案》的過程中，很能發現呂祖謙為學的特點，他說：“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複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于聖人則一也。”①他還說：“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紀其偏，宰相之量也。”②這確是呂祖謙的風格和為學特點，而表現這一風格和為學特點的，莫過于他促成了朱、陸的“鵝湖之會”。
所謂“鵝湖之會”，是指以朱熹為首和以陸九淵為首的兩個針鋒相對的學派，于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鵝湖寺舉行的一次辯論會，這是我國哲學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會，為時三天，于當年六月八日結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譜》，引有陸九淵門人朱亨道的一段話：“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于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志于此。語自得，則未也。”③呂祖謙自己亦曾回憶此事說：“某留建甯凡兩月余，複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① 《宋會要輯稿》選舉12 之15。
② 《宋會要輯稿》選舉12 之15。
③ 《東萊呂太史集》附錄《年譜》。
① 《宋元學案》卷51《東萊學案》。
② 同上。
③ 《象山全集》卷36《年譜》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④一個“就實入細”，一個“欠開闊耳”，一褒一貶，判然分明。足見就總體來說，呂祖謙是傾向于朱熹，而對陸九淵是有所批評的。呂祖謙十分注意讀史。朱熹對呂學有所評述。一次，門人黃義剛向老師“問東萊之學”。朱熹便回答他：“伯恭于史分外子細，于經卻不甚理會。”①又一次，朱熹問他的門弟子吳必大：“向見伯恭，有何說？”必大回答：“呂丈勸令看史。”朱熹對此很不滿意，發議論說：“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動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抬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這里朱熹的意見顯然十分偏頗，既不勸學者讀史，也不勸學者看經，甚至連《論語》、《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只令“看《大學》”一種，也不過是自己的一己之見，並沒有什麼十足的道理可言。
呂祖謙既重視讀史，他勸人看《左傳》、讀《史記》便是理所當然的了。呂祖謙十分重視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記》12 卷（通釋3 卷，解題12 卷），就是一部本擬“起春秋，後訖于五代”的編年體通史。③可惜天不假年，他只寫到漢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過，從他留下的這部分書看，這是一部嚴謹的史著，連對呂祖謙教人讀史頗有微詞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認，“其書甚妙，考訂得子細”④。這部書，每個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魯史、《左傳》修。”每條都如此，一絲不苟。本書另附通釋3 卷，解題12 卷。呂祖謙說：“《大事記》者，列其事之目而已，無所褒貶抑揚也。熟複乎通釋之所載，則其統紀可考矣。解題蓋為始學者設，所載皆職分之所當知，非事雜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記大事無待箋注者，更不解題。”①可見解題就是箋注讀這一條應當掌握的知識。仍以上條“孔子卒”為例，解題說：“魯史、《左傳》皆書己丑。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這的確都是“職分之所當知”的事。而通釋，則正如陳振孫所說，是“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曆代名儒大議論”②。“學者考通釋之綱，玩解題之旨，斯得先生次輯之意云”③。
呂祖謙于讀史極下功夫，有《十七史詳節》273 卷傳世。誠如清代四庫館臣所說：其書“所錄大抵隨時節鈔，不必盡出精要”④。看來這是呂祖謙讀史時隨手抄出的，具有選本性質，故得流傳。
另一較有影響的史著是《東萊博議》，又稱《左氏博議》，雖是“為諸④ 《東萊太史別集》卷10《尺牘四·與陳同甫》。
① 《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
② 《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
③ 引文見呂祖謙《大事記原序》。
④ 《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
① 《大事記解題》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條。
② 《直齋書錄解題》卷4。
③ 李大存：《大事記後序》。
④ 《四庫總目》卷65《史部·史鈔類存目》生課試之作”⑤，卻多有呂祖謙的真知灼見。全書共4 卷，選《左傳》文66篇，分析透徹，議論明達，不少地方，闡發了他卓越的史學思想。如在《曹劌諫觀社》一文，呂祖謙便盛贊了史官的直筆。他說：“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直也。其後管仲之戒齊桓也，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雖是，而已開作而不記之端也。又其後，周王之私犒晉使也，曰，非禮也，勿籍。周王之所舉已非，而且顯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于上，而猶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敝，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誰之功哉！”又說：“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據乎？無車則造父不能禦，無弓則後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①這種對古代史官的高度評論，在理學大盛的南宋，可謂不同凡響，反映了呂祖謙重視史學、重視文獻有征的求實精神。
呂祖謙在任史官時，曾參與編修《徽宗皇帝實錄》200 卷，又曾奉旨校正《聖宋文海》，這就是由他重新編選的《宋文鑒》。這部書共150 卷，所涉詩文集800 余家。其書“斷自中興以前”②，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詩文。呂祖謙曾對他的侄子呂喬年說：“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聞于時，而其文不為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于朝，不為清議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其不悖于理者，而不以人廢言。”③都可見呂祖謙在選文時的良苦用心。此書初成，朱熹並無贊辭，但晚年經過仔細研讀，卻說：“此書編次，篇篇有意..其所載奏議，皆系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著眼便見。”①足見本書的編選是極有功力的。呂祖謙還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 卷、《書說》35 卷、《呂氏家塾讀詩記》32 卷、《春秋左氏傳說》20 卷、《春秋左氏續說》12 卷、《東漢精華》14 卷、《麗澤論說集錄》10 卷、《曆代制度詳說》12 卷、《古文關鍵》2 卷等，皆已收入《四庫全書》，另還有《東萊集》40 卷傳世。
呂祖謙關心朝中大事，極力主張抗金。他曾上書說：“恢複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先孰後，使嘗試僥幸之說不敢陳于前。”②他對南渡之後50 年，“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的情況極為擔憂③，希望能從根本上予以改變，其用意顯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呂祖謙在從政的18 年間，屢被他所說的“隱憂”所困，未能充分發揮他的⑤ 《東萊博議·自序》。
① 《東萊博議》卷2。
② 周必大：《皇朝文鑒序》。
③ 呂喬年：《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鑒始末》，見中華書局版《宋文鑒》附錄一。① 呂喬年：《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鑒始末》，見中華書局版《宋文鑒》附錄一。② 《宋史》卷434《呂祖謙傳》。
③ 《宋史》卷434《呂祖謙傳》。
才干，實在令人歎惋。
第五十四章陳亮葉適第一節陳亮“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
陳亮（1143—1194）原名汝能，後慕諸葛亮之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號龍川，婺州永康（今屬浙江）人。祖父陳益，少年以“志氣自豪”，從事科舉，不得意。晚年，“自放于杯酒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①。父親陳次尹，默默無聞。教育陳亮的任務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學識與豪俠之風對陳亮產生了影響。
陳亮青少年時代，就不同凡響，“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②。十八九歲時，面對南北對峙、山河破碎的現實，讀史書，生出無限感觸，“余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③。他寫出了《酌古論》，表達自己“經略四方之志”。紹興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陳亮的史論文字，頗為贊賞，就同他討論、商榷。陳亮直抒胸臆，闡發自己對曆史、對時局的見解。周葵稱道陳亮必為“他日之國士”，待為坐上賓①。
宋孝宗即位，周葵為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戶部侍郎。隆興元年（1163）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講遷左中大夫，除參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罷參政②。時陳亮在臨安，周葵極為器重。陳亮因為有周葵這一層關系，得以與一時名流俊彥結交，暢述自己的見解。周葵又親為陳亮講授《大學》、《中庸》，並說“讀此可精性命之說。”《宋史·陳亮傳》稱陳亮“遂受而盡心焉。”這不完全是事實。因為周葵在政治上“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就這點說，陳亮與他相左，“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陳）亮持不可”。就學術傾向上說，周葵“平生學問不泥傳注”，這與陳亮又有近似的地方。
周葵的參知政事被罷以後，陳亮也回鄉里。不久，母親去世。在服母喪期間，父親因家僮殺人，被捕入獄。接著，是祖父母相繼辭世。父親在丞相葉衡等人的幫助下，得以出獄。
乾道四年（1168），陳亮參加婺州的鄉試，列榜首，入太學。次年參加禮部試，未中。退而上《中興五論》，書入不報。于是，退而修學于家，“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③。陳亮在鄉里力學著書近十年。淳熙五年（1178），陳亮至臨安，複詣闕上書，極論時事。又過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陳亮在考察京口、建業以後，又至臨安，第三次上書，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① 《陳亮集（增訂本）》（鄧廣銘點校）卷35《先祖府君墓志銘》。
② 《宋史》卷436《陳亮傳》。
③ 《陳亮集》卷5《酌古論序桑維翰》。
① 參《宋史》卷385《周葵傳》。
② 參《宋史》卷385《周葵傳》及卷213《宰輔表四》。
③ 《陳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從作《酌古論》、作《中興五論》，到多次上孝宗皇帝書，以及其間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與朱熹往複辨“皇帝王霸”，這些標志陳亮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走向成熟。
陳亮作《酌古論》，所論曆史人物有：漢光武帝、曹操、孫權、劉備以及諸葛亮、呂蒙、鄧艾、羊祜、苻堅、韓信、薛公等。他的史論以史為鑒，寄寓自己的興邦之志：“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于心者。故能于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①《中興五論》包括《中興論》、《論開誠之道》、《論執要之道》、《論勵臣之道》與《論正體之道》。這五論，言中興事之大端，明經略四方之志。如果說《酌古論》重在論史、論古；那麼《中興五論》則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興之道。
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書與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主要是論說南宋的中興與金的衰變，是必然；論說不可長久偏安，也是必然；論恢複大計與京口、金陵形勝險要，批評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說：“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他這樣分析：“陛下勵志複仇，有大功于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第二書》）。說太祖、太宗開創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變通之道，則維持之具窮矣”（《第三書》）。又說朝廷在用人方面，是“朝得一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有依違以為仁，戒喻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上書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話說，為的是複開數百年太平之基。據史載，第一次上書後，孝宗要授以官職，陳亮笑著說：“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甯用以博一官乎！”①“皇帝王霸”之辨陳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歲時祖父母、母親相繼離世，父親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父親也辭世，陳亮靠舉貸才把父親安葬。
陳亮從上《中興五論》、上孝宗一、二、三《書》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是五次上書，震動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壇上，一個不合時趨而鋒芒畢露的年輕人，要想實現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志，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兩次參加禮部試，後一次是在紹熙四年（1193）中了狀元，時已51 歲。他沒有來得及在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次年便病卒。
在個人經曆上，陳亮沒有什麼顯赫的仕宦履曆，但他一生卻三度入獄（關于陳亮一生入獄事，記載相當混亂，綜合各種材料，應當有三次）。第一次① 《陳亮集》卷5《酌古論序》。
① 參《宋史》本傳及《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入獄當在淳熙五年（1178），他在近20 天時間內，連上孝宗皇帝三書後，回歸故里的途中，酒後放言，言語中有犯上言詞，為席間之人告發。刑部尚書何澹曾是禮部試的考試官，有意壓陳亮。陳亮對他言詞不恭，所以何澹利用這件事，誣告陳亮圖謀不軌，事下大理，被拷打得體無完膚。孝宗知道這事，為他開解，說“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陳亮得免一死（《宋史》本傳將陳亮父入獄事，系于陳亮第一次入獄後，誤。陳亮父于乾道四年已出獄）。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時陳亮已42 歲。在一次鄉里間禮儀的宴會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于是懷疑食物異味是有毒，陳亮被捕入大理，後得友人辛棄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獄。
第三次在紹熙元年（1190）。家僮呂興、何念四毆打呂天濟，幾致死。
呂天濟誣告說這是陳亮指使的凶殺。台官諫司諭監司酷吏訊問，無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陳亮于死地。①幸有少卿鄭汝諧，了解案由，很是驚異，在孝宗面前力言，說：陳亮是“天下奇才也。國家若無罪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在皇帝過問下，陳亮才得以脫獄。這已是紹熙三年（1192）。
紹熙四年（1193），第二次應禮部試，禮部奏名第三，孝宗擢為第一。
他的策論為孝宗、光宗賞識，簽授建康府判官廳公事。陳亮未到任便去世；時為紹熙五年（1194），終年52 歲。
陳亮提倡功利之學，力主抗金，在當時的理學界中，獨樹一幟，“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四君子皆談性命而辟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同甫崛起其旁，獨以為不然。”①淳熙九年（1182），陳亮至衢州、婺州訪朱熹，相處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訪陳亮，兩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陳亮稱朱熹是“人中之龍”，說：“世途日狹，所賴以強人意者，唯秘書一人而已。”②是年夏，陳亮再致書朱熹，並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書中稱“新論奇偉不常，真所創見。”③但兩人在對天理功利等問題的看法上，黑白判別。陳朱爭論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11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陳亮第二次入獄，尚未脫獄之時，朱熹寫信給陳亮，希望陳亮“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于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于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這年五月二十五日，陳亮出獄，在陳一之處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寫了一封回信，這就是《又甲辰答書》。在信中，陳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當路之意，主于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須之禍。”他在信中慷慨陳辭，坦陳自己的心跡，說：“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秒忽，較禮于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亮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云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粗塊大臠，飽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談到王霸義利問題，陳亮說：① 參《陳亮集》卷27《與章德茂侍郎又書》。
① 《宋元學案》卷56《龍川學案》（《龍川門人：簽判喻蘆隱先生偘》。② 《陳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③ 《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陳同甫書》。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辯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于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
關于醇儒問題，陳亮認為：夫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仁智勇之達德具于一身而無遺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為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于仁義哉！..故亮以為：學者學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于此乎。
朱熹複信再論王霸義利，認為三代以後，即或是漢高祖、唐太宗這些英主，也都是“無一念不出于私也”，所以，漢唐以後的曆史不同于三代，“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也。..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對于朱熹這些觀點，陳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複的回信中，不斷地對朱熹作出了批駁。陳亮說，不能把曆史斷成兩截，分成三代與秦漢以後的兩個不相聯系的階段：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如果這樣認識曆史，那麼，“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于何處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書之一》）又說：“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又乙巳春書之二》）他又說：“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所謂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沒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實，“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乙巳秋書》）。
第三年，即丙午年，陳亮致信朱熹，說：“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為人，掃盡情偽而一至于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歸心于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複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為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豈好為異說而求出于秘書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丙午複朱元晦秘書書》）。①朱熹在答書中，說：“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為喜。”稱自己：“只今日用功養病之余，卻且收拾身心，從事于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疏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場王霸義利之爭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陳兩人都保留自己的見解，但又相互諒解。
永康之學與龍川詩詞陳亮與呂祖謙、葉適、陳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學人，都有深厚的交誼。
他們在學術上相互切磋、相互辯難，推動了學術的發展。
① 以上引文見《陳亮集》卷28。
陳亮創立龍川事功學派，這個學派受到不少批評。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于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更有慚德。”①歸結起來是兩點，在理學家看來，一是其學術上與二程學統沒有聯系，專言事功，是不純。二是陳亮晚年急于求官，是晚節有虧。後一點是中傷，前一點也不准確。陳亮言事功，主張王霸雜用，在當時朝廷中，是一股新風。
陳亮強調道不離氣、道不離事，說“夫道，非出于形氣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間者也。”如果把事物與理分離開來，即使是孔孟之學，也不是正大的學術。他說：“夫淵源正大之理，不于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②關于事物與道、理之間關系，他說：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于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③50000528_1821_2因此，道不能脫離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間只有事。這是他的事功之學的哲理依據。因此，道在日用之間，包括禮儀都是與日用不能脫離的。“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于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陳亮指出，如果拋棄這一根本點，則只能是流于末學，他以《詩經》來說明：“聖人之于《詩》，固將使天下複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間者。乃區區于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①朱熹等一些理學家，通過章句疏釋方法，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作為入德之門、進行天理綱常說教的教本。陳亮卻認為，孔子的《論語》只是“下學之事”的作品。他說：“《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為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于榛莽之中，而自謂其有得也。”②這是陳亮對理學教條的批判。
陳亮認為天理與人欲是不能分開的。這是他與朱熹辯論的主要論題。陳亮說：“近世儒者，謂三代以天理行，漢唐專是人欲，公、私、義、利，以分數多少為治亂，其說亦不為無據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並用也。”③他認為按照這樣的辦法，君王沒法去治理國家。同樣，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開，互不為用，這不符合曆史事實，而且曆代帝王的成功經驗，也證明這一點。陳亮從道與氣、與事、與物的關系上，說明王霸雜用、義利雙行的根據。在朱熹看來，陳亮龍川事功之學，專是功利。朱熹說：“陳同甫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可畏！可畏！”①陳亮在詩詞上也有很高的造詣。當時詞壇多的是吟風弄月，抒別恨愁腸，而陳亮的長短句“每一章成，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葉適語）。他同朱熹、同辛棄疾、葉適相互唱和，他詠唱道：“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① 《宋元學案》卷56《龍川學案》。
② 《陳亮集》卷9《論·勉強行道大有功》。
① 《陳亮集》卷10《六經發題·詩》。
② 《陳亮集》卷10《語孟發題·論語》。
③ 《陳亮集》卷15《問古今損益之道》。
① 《朱子語類》卷123。
遠，也學英雄涕。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念奴嬌·登多景樓》）。他與愛國詞人辛棄疾唱和的詞尤多，他說：“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看到南宋樂于偏安，他只能是：“壯士淚，肺肝裂。”②陳亮詞作感情激越，風格豪放，顯示了他的政治抱負。其著作後人編為《龍川文集》、《龍川詞》。
第二節葉適讀書聰穎，游學婺州葉適（1150—1223），字正則，溫州永嘉（今屬浙江）人。生于瑞安，後居于永嘉水心村，世稱水心先生。
葉適的少年時代，家境貧困。“自處州龍泉徙于瑞安，貧蕢三世矣”③。父親性情開朗，有大志而未入仕途。母親杜氏嫁到葉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災，家中器物被大水沖盡，自此更為艱難，居無定址，先後遷過二十一處，“窮居如是二十余年”。11 歲時，名儒陳傅良在縣城林元章家執教，葉適經常在林家嬉戲，他得到機會從陳傅良學習。據他自己的回憶，從此受教、請益于陳傅良的時間，前後有40 年之久。少年時代從學的學人中，可以考定的還有劉朔、劉愈、劉夙等。
13 歲時葉適隨父從瑞安遷到永嘉（今浙江溫州）；15 歲，學詩、學時文，這些對他一生學術深有影響。《宋史》本傳稱他“為文藻思英發”①，而全祖望評論說：“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②16 歲時，葉適在溫州樂清白石北山小學講舍講習，為稻粱謀，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間從學與結交的師友，除陳傅良外，還有王十朋的門人葉士甯與林鼐、林鼒兄弟等。
從19 歲開始，一直到28 歲，即淳熙四年（1177），葉適主要活動是在婺州地區游學，曾從學于鄭伯熊，上書宰執葉衡，結識了陳亮、呂祖謙、周必大等。
這十年間，葉適到過臨安，時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葉適上書葉衡，葉衡時為簽書樞密院事。葉適在這封《上西府院書》中，縱論天下大勢，指出天下之患在于“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執能夠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于天下。具體地說，一是政治上的有為：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辟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重台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二是經濟上的措施：據歲入之常以制國用，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三是軍事上的廣武舉之路，委諸路以擇材，鼓舞士卒之勇氣，不用增兵而加緊訓練，屯田耕種以代軍輸。四分上流之地，積極准備北伐。
葉適提出中興的“大略”，進一步指出關鍵在于為政要“誠”、“賞”
與“罰”。誠，是指發號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賞，② 參《陳亮集》卷39《賀新郎·寄辛幼安，和見懷韻》及《賀新郎·懷辛幼安，用前韻》。③ 《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志銘》。
① 《宋史》卷434《葉適傳》。
② 《宋元學案》卷54《水心學案》（上）。
是指愛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賤之丑。罰，是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貴近之厚。以後，葉適多次上書朝廷，其要點多是這些內容①。
這一年葉適才25 歲，這次上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反響，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葉適26 歲，赴武義招明山訪呂祖謙，與陳亮、呂祖謙相聚。
志存恢複，論政從政淳熙四年（1177），葉適得周必大的保薦，漕試合格，中舉人。次年春，中進士第二名。自此，葉適踏入仕途。
葉適在廷對中，對孝宗和宰執提出了批評。雖然孝宗也力圖精實求治，但十多年過去了，卻沒有尺寸之效。王業偏安于一隅，庶政積廢于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舊，要革去弊政，收複失地。
淳熙五年（1178），葉適授文林郎、鎮江府觀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喪。八年，服除，改武昌軍節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薦葉適等，葉適辭不就。淳熙九年，升兩浙西路提刑干辦公事，居平江（今蘇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參知政事龔茂良薦，奉召赴臨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學正。次年，升太學博士。
葉適在奏對中，論說國事之中有四難、五不可。四難是：國是、議論、人才與法度方面的四難；現實是：兵以多而至于弱，財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葉適向孝宗說：“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孝宗早年的銳意恢複的精神此時已沒有了，對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無可如何，說自己的眼病很重，這樣的志向已經沒有了。誰能擔當此任的，你就同他說去吧。葉適再次進言，孝宗“慘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葉適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他向丞相推薦陳傅良等34 人。後來證明薦人正確，這34 人被召，在朝政中發揮了大作用。這一年，林栗發起對朱熹的攻擊，葉適為朱熹伸張，說從鄭丙、陳賈到林栗，以道學之名指斥朱熹，是沒有道理的，是小人殘害忠良的慣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禪位，太子趙惇即位，是為光宗。五月，葉適除秘書郎，仍兼實錄院檢討官。乞外補，添差湖北安撫司參議官。作《上光宗皇帝劄子》，言國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國勢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財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葉適說：“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而末壞，心蠹而枝披，支離而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複用矣。”可是仍然毫無反應。紹熙元年（1190）十月，葉適以秘書郎出知蘄州。
光宗是個有隱疾的皇帝，在請立嘉王趙擴為太子等問題上，與退位在重華宮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後李氏以及陳源等從中離間。自紹熙二年十一月後，父子之間隔閡很深，從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機加深，國事艱危，群臣為促請光宗朝重華宮的太上皇，可說是費盡心機，陳傅良痛哭于庭，趙① 《水心集》卷27。
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華宮；太學生也上書。紹熙三年十一月，葉適等上疏，請光宗朝重華宮，不從。紹熙四年（1193），葉適奉召赴臨安行在，十一月除尚書左選郎官。光宗很長時間以稱疾為由，不朝重華宮。宮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廢。葉適盡力上言，對光宗說，父子之間親愛出于自然，不能沒有事實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動心，曾兩赴重華宮，都城臨安人聽說後，都為之歡悅。後來葉適又有建言，未報。但光宗父子之間的矛盾沒有解決，群臣請光宗朝重華宮成了朝政的焦點。
紹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稱疾不執喪事，又引發出朝政危機。趙汝愚及葉適等人，通過韓侂胄請太皇太後吳氏垂簾，尊光宗為太上皇，立嘉王趙擴即帝位，是為甯宗。
甯宗即位後，朝中又展開新的斗爭。趙汝愚為宰相，韓侂胄自恃立甯宗有功，為自己僅遷樞密院承旨，很不滿意。韓、趙的斗爭不斷升級。韓侂胄及其周圍一批人，排斥打擊趙汝愚、朱熹、葉適等。趙汝愚被貶死于衡陽。葉適也受到牽連。韓侂胄與趙汝愚的斗爭越演越烈，說朱熹提倡的學術是“偽學”。由“偽學”之禁，演變成反對“逆黨”所謂的“慶元黨禁”，“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創為‘偽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①。
慶元元年（1195）葉適為禦史胡紱所劾，降兩官。慶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慶元三年，朝廷立“偽學”之籍，名單上共有59 人，葉適在其中。嘉泰元年（1201），葉適起為湖南轉運判官，嘉泰二年，弛禁，遷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應召入對，葉適對甯宗說：“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①這番話為甯宗所稱許。
韓侂胄發動開禧北伐，葉適說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慮周密，“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要考慮戰事給各方面帶來的後果。開禧二年（1206）葉適除工部侍郎，韓侂胄進行北伐，是要利用葉適的聲望。但如葉適所料的一樣，這次北伐條件不充分，也沒有周密的准備，加上用人的不當，吳曦的叛降，雖然戰爭初期，獲得一些勝利，但很快戰爭的形勢發生變化，金兵南下，形勢危急。葉適乞節制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戰斗中，他用劫砦等靈活的戰術，給金人以重創。兵退，葉適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葉適在長江以北屯田，設置堡塢，一面屯墾，一面積極備戰。這些做法很有成效。開禧北伐失敗，史彌遠及楊後謀殺韓侂胄，取其首級，以向金人求和。葉適于戰端未開之時，極力諫止，曉以利害。在戰爭中，特別是他節制江北的過程中，解和州之圍，實施以江北守江的戰略，收到了成效，這些方面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卻彈劾葉適，“罪名”是葉適曾“附（韓）侂胄用兵”。葉適因此被奪職，回永嘉水心村專心著述講學16 年。嘉定四年，轉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獲祠祿，奉祠凡13 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辭世，終年74 歲。
水心之學，卓然獨立① 《宋史》卷434《葉適傳》。
① 《宋史》卷434《葉適傳》。
在宋代學術史上，葉適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經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有《葉適集》（《水心文集》與《別集》合編，1961 年版）以及《習學記言序目》（上下冊，1967 年版）。葉適在學術上的貢獻，全祖望評論說：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學，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①50000528_1829_0這段話說明了水心之學的幾個方面。一是水心之學在永嘉之學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學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許景衡等所謂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學派中實際包括兩個學系，一是二程的洛學，一是張載的關學。這就是全祖望說的：“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②傳洛學中尤以周行已為重要，“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尚有緒言”③。南宋永嘉學人在傳洛學方面，應當提到鄭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陳傅良等。葉適與薛季宣、陳傅良的關系密切，特別是與陳傅良的關系。葉適14 歲結識陳傅良並從學，此後交游40 年。南宋的永嘉之學始是“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①。
所以永嘉之學到了水心，才“一洗之”，這句話可以商榷，但也點出葉適在永嘉學派上的地位。葉適提倡功利，但把講功利與講義理結合起來，反對空談性命，講求學統，說：“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水心文集·贈薛子長》）。葉適雖對理學家有所批判，但他並不是不重視學統，雖然他的道統與程朱的道統觀又有差異。葉適完成了薛季宣、陳傅良對永嘉學的構建。葉適寫《習學記言序目》時，已經是晚年，對曆代儒家經籍和道統都有批判。
葉適的經制之學重典章、重經濟、重致用，倡改革，又講義理。永康的事功之學專言事功，主張“義理之學不必深窮”。水心同這些有差異。
二是水心之學的學風。“水心工于文，故弟子多流于辭章”，這是說葉適與永嘉諸子的不同之處。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反映了葉適在理論上的深度不足。《四庫全書總目》對《習學記言》有一段評論，說這本書斥漢人言《洪范》五行災異之非，確能有所見，“足與其雄辯之才相副”；但指出葉適在論太極生兩儀的論述，是“文淺義陋”。《四庫全書總目》引陳振孫的話，說《習學記言》“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②。
至于說葉適的門人多流于辭章，那是學風的影響所及。但《宋元學案》又說水心門人也有差別：“水心之門，有為性命之學者，有為經制之學者，有為文字之學者。”還有王大受（拙齋）這樣“欲以事功見其門庭”的學者。三是水心之學的影響。南宋乾道、淳熙之際，宋代文化又出現了一個高潮。最初有朱熹的朱學、呂祖謙的呂學以及陸九淵的陸學。所謂的朱學、呂學、陸學，鼎足而三。或謂是朱學與呂學和張栻的湖湘之學，是南宋的三大學派。而張栻死于淳熙七年（1180），次年呂祖謙也逝世了。從此是朱陸兩分天下，葉適的崛起，成為一大宗，遂與朱、陸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學無法② 《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
③ 《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
① 《宋元學案》卷54《水心學案上》。
② 《四庫全書總目》卷13《子部十·習學記言》。
與朱、陸相抗衡。南宋後期，朱學地位在提高，朱、陸合流、相互出入，成為一種文化潮流。朱熹指責陸學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學是大不成學問。①這種學術上黨同伐異，不足取。應該說，水心之學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辯理學家說《易》及解《中庸》、《大學》之非，以為“舍孔子而宗孟軻，則于本統離矣”。諸多論斷顯現思想批判的光華，雖然仍是本《六經》之根本。
① 參《朱子語類》卷122。
第五十五章李清照朱淑真第一節李清照曆盡人間甘辛的一生李清照（1084—約1155），號易安居士，濟南章丘（今屬山東）人。父李格非，字文叔，熙甯進士，官至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路刑獄，以博學工文著稱。母王氏也知書善文。受家學熏陶，李清照博聞強識，精通書史，“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①，早年所作詩《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頗得時人好評。
建中靖國元年（1101），李清照與吏部侍郎趙挺之幼子，太學生趙明誠結婚。趙明誠（1081—1129），密州諸城人。以蔭仕後，初在東京任職，除鴻臚少卿。大觀元年（1107）趙挺之卒，次年李清照隨丈夫歸居青州（今屬山東）故第，屏居達十年之久。宣和中，趙明誠出任萊州（今屬山東）、後調淄州（今淄博西南）知州。
李清照和趙明誠婚後恩愛美滿，生活優裕。夫婦倆志同道合，共同致力收藏金石古器、名人書畫、曆代圖籍。李清照協助趙明誠整理考訂彝器、碑銘，並進行研究，編撰《金石錄》。平時，常以所藏文物自娛，詩詞唱和，情深意洽，“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醉花陰》）等著名詞句，即是她當時的生活寫照。
靖康元年（1126），金軍南下，北方陷于戰亂。次年，趙明誠奔母喪赴江甯（今江蘇南京），高宗即位後，起知江甯府。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也避亂至江甯，她感歎“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表達了自己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及對朝廷苟且偷安的不滿。建炎三年（1129），趙明誠移知湖州（今屬浙江），駐家池陽（今安徽貴池）。他只身赴建康（時江甯已改名建康）聽命時，不幸病故。李清照殮葬了丈夫後，前往臨安投靠弟弟李沅。大約這時發生了陷害她的“頒金”案，又值金兵南下，南宋朝廷一路敗逃，她隨著高宗南逃的路線輾轉避亂。先從越州（今浙江紹興）至明州（今甯波），又經奉化（今屬浙江）、台州（今臨海）入海，再經溫州返回越州。多年的文物收藏或亡于戰火，或被人盜掠，散失殆盡，境遇十分淒涼。大約在紹興二年（1132），李清照移居臨安，經過數年，“頒金”案之冤亦于此時洗涮清楚。據宋代文獻記載，她再適張汝舟，僅數月旋離異，後世學者對此事尚有異議。①李清照的晚歲是在淒涼孤苦中度過的，但她對國事仍很關心，並一直進行著文學創作和學術活動。紹興三年（1133），她作詩送韓肖胄、胡松年使金。四年，她寫作了《打馬圖經》及“自序”，又對《金石錄》作最後的筆削整理，寫下了著名的《金石錄後序》，後將書表上于朝。紹興二十年左右，她以所藏米芾墨跡向米友仁求跋。李清照卒年約七十余歲。據今人考證推測，當在紹興二十五① 王灼：《碧雞漫志》卷2。
①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王灼《碧雞漫志》、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等皆載李清照曾改嫁，但明清學者多持異說，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輯》力證其未改嫁，目前學術界對此仍有爭議。
年（1155）或稍後。①多才多藝，以詞名著世李清照以多才多藝著稱，她通書畫善屬文，工詩詞，尤以詞擅長，被稱為南宋婉約派宗主。她的文學創作，從思想內容看，大致可以靖康前後為界，分為兩個時期。
前期的詩文，或談史事，或論文藝，題材比較廣泛。早年的《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她以“夏商有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的詩句，提醒人們記取唐代天寶之亂的教訓。她的《詞論》是宋代重要論詞之作，她提出了詞“別為一家”的說法，強調音律和典雅，反對以詩為詞。前期的詞作多寫自然風光景物和個人的離愁，較真實地反映了她的悠閑情懷。如《鳳凰台上憶吹簫》、《一翦梅》等詞，是通過描寫寂寞的生活和抒發憂郁心情來表達對丈夫的深切眷戀，並較大膽地流露出自己對美好愛情生活的渴望。這對傳統的倫理規范是一種沖擊。故王灼《碧雞漫志》評論說：“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
南渡以後，李清照後期作品有較明顯的變化。所作詩文，多感歎身世，懷念故國，包含了較多對現實的關心，滲透著愛國感情，思想性有所提高。如：“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烏江》）。“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詠史》）。詩句用詠曆史人物斥責了當時“偽楚”政權和南宋統治者苟且偷安的政策，顯示了自己的愛國熱忱和氣節。在《打馬圖經》及“序”中，還提出了秣馬礪兵，恢複中原的主張。
後期的詞作也與前期迥別。當時，國破家亡的現實和淒涼悲慘的個人遭遇，使李清照陷于極度痛苦之中，于是她以詞來抒發傷時憶舊、懷鄉悼亡的感情，風格由清麗、纏綿轉為深沉、悲壯。如“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菩薩蠻》），“空夢長安，認取長安道”（《蝶戀花》）等詞句，寄托了對北方故國的懷戀；“元宵佳節，融和天氣，..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永遇樂》），“當年曾勝賞，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如今也，不成懷抱，得似舊時那”（《轉調滿庭芳》）等詞句，表達了對已往生活的追思。李清照晚年的孤苦寂寞也在詞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武陵春》寫“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聲聲慢》寫“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的意況，《清平樂》寫“今年海角天涯，蕭蕭兩鬢生華”的哀傷，皆使人感受到她內心的濃重愁思。
在中國文學史上，李清照的詞作以其高度的藝術成就而占有重要地位，後世論者將她推為宋代“婉約派”詞家的宗主。她作詞十分重視詞的特殊格調和協律性，因而能獨辟蹊徑，在豐富詞的藝術表現手法上有所突破。她擅長抒情，巧于構思，常選取一些生活片段填入詞中，具體而細致地表現自己的內心世界，如《武陵春》即以“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來描寫滿腔的愁思。她也善于運用白描的手法，通過具體生動的行動或事物，將抽象的內心活動形象化，如《永遇樂》以“向簾兒底下，聽人笑① 李清照的卒年今人考證詳見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所附《李清照事跡編年》。語”寫自己的情懷，《一翦梅》以“才下眉頭，卻上心頭”述自己的相思，顯得委婉、含蓄、自然，毫無矯揉造作之態。詞風雖以淒婉為主，但偶作豪放之句，如《漁家傲》中的“天接云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也使人如讀蘇軾、辛棄疾之詞。李清照詞的語言尤具特色，優美、精巧而不刻意雕琢，如以“寵柳嬌花”，“綠肥紅瘦”寫花樹，以“濃煙暗雨”，“風柔日薄”寫天氣，以“黃花瘦”擬人，皆很新穎、清麗，顯示出遣詞造句的創造性。又常以淺顯明白的俗語入詞，如“甚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行香子》），“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聲聲慢》）等，皆信手拈來，便生出許多清新生動的情味。她精于音律，因而作詞強調音樂美，十分注意“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詞論》），還講究舌、齒音的交錯和疊字的連續運用，如《聲聲慢》中一開始就連用了十四個疊字，其獨創性為後人所盛贊。李清照詞在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人們稱其為“易安體”，曆代都有人學習仿效。李清照詩文也有很高的造詣，如《金石錄後序》一文，敘事、抒情十分優美動人。
李清照的作品在宋代分別有詞集《漱玉集》和詩文集《李易安集》傳世，但都已散佚。舊傳《漱玉詞》系後人所輯，如趙萬里的輯本收詞六十首。今人輯本如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黃墨谷《重輯李清照集》，收錄各類作品較為完備。
第二節朱淑真朱淑真，自號幽棲居士，相傳她祖籍與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同屬一地，故有人稱她乃朱熹侄女。因世居杭州錢塘，故又稱錢塘人。出生于仕宦世家，家境頗富。據她寫的詩句，稱家里不僅有東園（見《晚春會東園》），又有西園（見《春游西園》），①還有樓閣。她即住在西樓之上。而且家庭中有較濃郁的文化氣氛。她常與父親把酒論文，吟詩作對。她在《寄大人二首》中感歎：“詩禮聞相遠，琴樽誰是親？”並期盼“把酒何時共，論文幾日親。”②她曾在出嫁後，得到家嫂的一封信，她即興作詩，寫道：“聲聲喜報鵲溫柔，忽接芳緘自便郵。一尺溪藤摛錦帶，數行香墨健銀鉤。傾心吐盡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添得情懷無是處，非干病酒與悲秋”。③反映她在未出閣前，過著溫馨的家庭生活。
朱淑真雖是大家閨秀，但卻時時關心百姓的疾苦。如《苦熱聞田夫語有感》一詩，她寫道：“日輪推火燒長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云萬疊赤不雨，地裂河枯塵起風。農憂田畝死禾黍，車水救田無暫處。日長饑渴喉嚨焦，汗血勤勞誰與語？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無成熟。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頭向天哭。寄語豪家輕薄兒，給巾羽扇將何為！田中青稻半黃槁，安坐高堂知不知？”④另一首《喜雨》，亦寫道：“高田低田盡沾澤，農喜禾無枯槁傷。我皇聖德布寰宇，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咸蒙滂沛恩，九州盡解焦熬苦。”① 《朱淑真詩集》前集卷2《晚春會東園》，後集卷1《春游西園》。
② 《朱淑真詩集》前集卷7。
③ 《朱淑真詩集》前集卷10。
④ 《朱淑真詩集》前集卷4。
⑤這些詩，都可表明她是個頗富正義感的不凡女性。
可惜的是，朱淑真的婚姻極不如意，以致抑郁以終，鑄成了她的悲劇。
如在《愁懷》二首之一中寫道：“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為主，何似休生連理枝。”①她非常明確地提到了對自己婚姻的不滿意。她的丈夫既非“市井民家”，亦非“村惡”，②而是個官員。朱淑真在《春日書懷》中寫道：“從宦東西不自由，親幃千里淚長流。已無鴻雁傳家信，更被杜鵑追客愁。日暖鳥歌空美景，花光柳影謾盈眸。高樓惆悵憑闌久，心逐白云南向浮。”③這里顯然指跟著丈夫宦游，而遠離父母千里，極不自由。另一首《寒食詠懷》，記述丈夫的為宦地是在淮南：“淮南寒食更風流，絲管紛紛逐勝游。春向眼前無限好，思親懷土自多愁。”④當時，宋金長期劃淮為界，淮河一線，是雙方重點設防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斷，她的丈夫大概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她在《秋日偶成》中透露過自己的心事：“初合雙鬟學畫眉，未知心事屬他誰？待將滿抱中秋月，分付蕭郎萬首詩。”⑤最後一句值得注意，她希望自己能嫁個寫得萬首詩的丈夫，而事實上卻嫁了個武夫，這就不能不是“鷗鷺鴛鴦作一池”了。後來，她乘歸甯省親之機，回到了父母身邊，從此便永遠離開了這個丈夫。由于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寫了許多抒發自己情感的詩篇。如《冬夜不寐》：“推枕鴛幃不奈寒，起來霜月轉闌干。悶懷脈脈與誰說，淚滴羅衣不忍看。”⑥正由于這種境遇，朱淑真終于抑郁以終。據說她去世時，父母尚健在。
朱淑真在生前並沒有太大的詩名，朱熹說過：“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①朱淑真也與魏夫人有交往。她寫有《會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終，求詩于予，以“飛雪滿群山”為韻作五絕》。②據說，這位魏夫人就是曾布（1036—1107）之妻，魏泰之妹，主要活動在北宋哲宗徽宗時。而朱淑真當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與李清照（易安居士）同時或稍後。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編定朱淑真的作品，名《斷腸詩集》，在此書的序中說：“比往武陵，見旅邸中好事者往往傳誦朱淑真詞，每竊聽之，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能及？未嘗不一唱而三歎也。早歲不幸，父母失審，不能擇伉儷，及嫁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詩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觀其詩，想其人，風韻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負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塚之可吊，並其詩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傳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嗚呼冤哉！予是以歎息之不足，援筆而書之..乃名其詩為《斷腸集》。後有好事君子，當知予言之不妄也。”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禮書”。詩存330 余首，⑤ 《朱淑真詩集》前集卷4。
① 《朱淑真詩集》前集卷9。
②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稱朱淑真“父母無識，嫁市井民家”。其《西湖游覽志余》又稱“朱淑真其夫村惡..種種可厭”。
③ 《朱淑真詩集》後集卷1。
④ 《朱淑真詩集》後集卷1。
⑤ 《朱淑真詩集》前集卷6。
⑥ 《朱淑真詩集》後集卷4。
① 《朱子語類》卷140。
② 詩見《朱淑真詩集》前集卷10。
即《斷腸詩集》，亦稱《斷腸集》；詞存30 余闋，稱《斷腸詞》。朱淑真詩詞的成就可與李清照齊名。遺憾的是，李清照《宋史》中留有記載，而朱淑真卻沒有。據說當時有臨安人王唐佐為朱淑真寫過一小傳，但也沒有流傳下來，對其生平概略大多是根據她的詩作推知的。
第五十六章陸游辛棄疾第一節陸游半生游宦，半生奉祠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祖先本務農，後來讀書做官。陸游出生後不久即逢“靖康之變”，金軍南下，擄宋徽、欽二帝北返，北宋滅亡。在動蕩不安的局勢中，父親陸宰被罷去京西轉運副使之職，攜家南歸，輾轉流離。陸游9 歲時才回到故鄉山陰。在山陰，陸游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代。
紹興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歲的陸游到臨安應考，名列兩浙路鎖廳試薦送第一。次年應禮部複試，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論恢複”，又名列權臣秦檜的孫子秦塤之前，大為秦檜所忌恨，故被黜落第。直至紹興二十八年（1158）秦檜死後，陸游才得出仕。先授福州甯德縣主簿，不久調入臨安，任敕令所刪定官。紹興三十三年（1162），孝宗即位，主戰派的勢力在朝廷有所增強，陸游以“善詞章，諳典故”被薦。孝宗因對他“力學有聞，言論剴切”，賜進士出身，並調任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證所編修官。在此期間，他毫不掩飾自己主戰的立場，並提出了許多抗金收複失地的策略。後因論龍大淵等人“招權植黨”而忤孝宗之意，出任鎮江府（今江蘇鎮江）通判，又調隆興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張浚北伐失利，孝宗也轉主議和，主戰派勢力遭到打擊，陸游也以“交結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①的罪名罷官遣歸。
乾道六年（1170），陸游起為夔州（今重慶奉節）通判。免職數年，得到的是遠州副職，去的又是僻遠的山城，這一切使他感到傷懷。但是，一踏上旅途，他很快克服了失落感。取道今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經三峽入川，一路上觀秀麗山水，探幽奇絕境，訪先賢遺跡，采風俗民情，所謂“道路半年進不到，江山萬里看無窮”②。他且行且記，將一路聞見加上個人感慨，寫成《入蜀記》6 卷。這次旅行，使他視野大為開闊，愛國信念更加堅定。乾道八年（1172），四川宣撫使王炎，邀陸游入宣撫使幕，任帥府干辦公事兼檢法官。他來到南鄭（今陝西漢中），有機會親臨前線。他常不避艱險，來往于南鄭與前沿軍營之間，曾雪夜渡漢水，掠過金軍陣地；也曾一連三天啃著蕎麥餅，與士兵生活在一起。這段軍旅生活，對他的後半生的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不到一年，隨著王炎被調職，陸游也離開了南鄭，改任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來到成都，後又在蜀州（今崇慶）、嘉州（今樂山）、榮州（今榮縣）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職，幾乎遍曆蜀中。淳熙元年（1174）末范成大帥蜀，改任四川制置使司參議官，回成都。淳熙三年（1176），因不拘禮法，被劾“燕飲頹放”而罷職領宮觀，他不以為然，毅然自號“放翁”。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看到了陸游在蜀中所作詩篇印本，遂詔東還。此後十多年，陸游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擔任監司和州官，雖然未能充分① 《宋史》卷395《陸游傳》。
② 《劍南詩稿》卷2《水亭有懷》。
施展其政治抱負，但由于一再堅持抗金主張，為權貴所不容，始終不被重用。淳熙七年（1180），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因發粟賑災，被劾罷官。淳熙十五年回朝任軍器少監，次年任禮部郎中，十一月又被刻罷官，回山陰故里閑居。
紹熙元年（1190）冬，複以階官中奉大夫、提舉沖祐觀，均為閑差，陸游時年66 歲。此後十余年，他基本上以奉祠領半俸，過著清貧生活。他雖人閑居，但日夜思念報國之心是閑不住的，他依舊關心國事，憂國憂民。其間，紹熙三年（1192）封男爵，慶元元年（1195）題其書齋為“老學庵”。
嘉泰二年（1202），陸游又被召，恢原階官提舉宮觀，任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參與修撰孝宗、光宗兩朝實錄。次年修撰完成，升寶謨閣待制，致仕。嘉泰四年（1204）封子爵。開禧三年（1207）封渭南伯，由此自號“陸渭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 年1 月26 日）病逝，享年85 歲。愛國詩人，壯心不已陸游是宋代著名的愛國詩人。少時聞父執議論國事，深受熏陶。從小就懂得民族壓迫的苦難，埋下了愛國的種子。父親陸宰是一個具有愛國思想和民族氣節的官員，雖然退居林下，仍時時關心著國家興衰、民族危亡，與朋友們談到國家前途時，常食不下咽，悲不自勝。他們“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①。這些長輩們的愛國思想和高尚情操，深刻影響著陸游，使他很早就立下“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報國壯志。成年後，陸游以“學者當以經倫天下自期”②來自勉。他的“喜論恢複”，顯然是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但是，多次播遷，並沒有使陸游的愛國熱情稍減，仍時時准備為恢複中原出力。在陸游思想上，抗金恢複中原高于一切。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也希望別人也應以國事為重，團結一致對外。恢複中原的愛國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就在纏綿病榻之時，仍然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寫道：“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夜闌臥聽風和雨，鐵馬冰河入夢來。”③他臨終時吟哦的《示兒》詩：“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正反映出他耿耿丹心與至死不泯的愛國熱情。
詩人陸游與尤袤、楊萬里、范成大並稱為南宋“四大家”。他精熟各種詩體，尤擅七律、七絕。《劍南詩稿》存詩9300 余首。陸游的創作道路和作品風格，有人分為三個階段：早年從江西派入手，私淑呂本中，又師事曾幾，所作工藻繪，重技巧。中年起詩風改變，尤其是入蜀以後，詩境開拓，博大閎肆。晚年退隱家居，風格漸趨平淡。然而，無論詩風如何改變，鼓吹恢複，詆斥和議，一直是他詩歌的創作主題。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他的詩歌忠實地反映了一代人民的心聲。有時是對恢複中原的無限希望，有時是對偏安局面的無奈悵恨，有時是對誤國君臣的憤怒控訴，有時是對國事日非的深沉歎息。由于嚴酷的現實，陸游抗戰必勝的信念屢屢被打擊，幾乎幻滅。但他即使在極其抑郁、近于失望的心緒時寫下的詩篇，也都是沉郁頓挫、感激豪放① 《渭南文集》卷30《跋周侍郎奏稿》。
② 《渭南文集》卷26《跋文武兩朝獻替記》。
③ 《劍南詩稿》卷26《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之作，因此，人們稱陸游是繼屈原、杜甫之後又一偉大的愛國詩人。
陸游描寫田園和景物的詩篇也同樣出色。晚年久居鄉間，對農民的歡樂和疾苦都耳聞目睹。他以清雋流暢的詩句描寫善良純樸的農民生活，一年到頭辛勤的勞作，自給自足的農家樂，他們遭受到的苛取豪奪，字里行間充溢著對農民命運的關切。陸游的景物詩，或發思古之幽情，或表現明媚的風光，多清新俊逸，饒有韻致。如“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樓一夜聽風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等，皆為千古名句。
陸游還擅長詞作。他的《放翁詞》存詞140 余首。除《釵頭鳳》那樣的訴說愛情之作外，更多的是表達愛國思想的。如雄壯悲涼的《訴衷情》，感慨遙深的《水調歌頭》，意氣風發的《秋波媚》，老淚縱橫的《謝池春》，無一不是抒發自己的心聲。著名的《卜算子·詠梅》，是用梅花的高潔和傲霜斗雪的品格，象征自己的堅貞氣節和情操，哪怕有朝一日自己像梅花一樣“零落成泥碾作塵”，仍舊是其“香如故”，永遠不改變恢複中原的愛國信念。
陸游的散文也別具一格。其中《老學庵筆記》記述當時的風俗民情、朝廷典章以及傳聞軼事，不僅內容豐富，可補史傳之闕，而且行文流暢，修潔可誦。《入蜀記》是記古跡、敘風俗，指點江山，引人入勝，故時人就有“四海文章陸放翁”之說。陸游還長于史學，他曾參與撰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私撰《南唐書》18 卷，敘次簡潔，為史著佳作。
由于陸游的經曆曲折，命運多舛，轉輾流離，接觸社會廣泛，而使他積累了深厚的創作基礎，在詩、詞、文、史等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尤其是他那充滿**的詩篇，不僅在當時鼓舞了愛國軍民奮勇殺敵，也激勵著人們反侵略斗志。梁啟超所稱頌的那樣：“詩界千載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
第二節辛棄疾由義軍掌書記到封疆大吏辛棄疾（1140—1207），原字坦夫，後改字幼安，號稼軒居士，濟南曆城（今山東濟南）人。靖康之變，北宋滅亡，宋室南遷，辛棄疾的出生地成為金朝的統治地區。他的祖父辛贊，當北宋滅亡時，因受家族拖累，未能脫身南渡，不得已仕金，曾任亳州譙縣令、開封府知府，官至朝散大夫。但他時時眷念故國，常帶領兒孫“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釁而起，以紓君父不共戴天之憤”①。他對辛棄疾寄以殷切的期望，曾兩次讓辛棄疾至金都燕京參加進士科考試，借機偵察金人形勢，以圖恢複。
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主海陵王完顏亮大舉興兵南下，欲圖滅亡南宋，統一江南。這時金朝統治下的中原地區，賦役繁重，人民不堪征調，紛紛起義反抗。時年22 歲的辛棄疾，毅然“鳩眾二千”，奮起抗金。後率眾加入耿京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任掌書記，負責起草書檄文告，掌管義軍大印。根據其時形勢，為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與南宋軍隊配合作戰，辛棄疾力勸耿京“決策南向”，接受南宋朝廷的領導。紹興三十二年（1162）正月，耿① 辛棄疾：《進美芹十論劄子》。
京命辛棄疾和賈瑞等人奉表南歸，宋高宗在建康（今南京）接見了他們，任命耿京為天平軍節度使，辛棄疾為右承務郎、天平軍掌書記，並讓他們回山東向耿京傳達南宋朝廷的旨意。但就在辛棄疾與朝廷接洽成功，准備返回軍中的時候，義軍內部卻發生了重大變故。張安國、邵進等人在金朝的利誘下，密謀殺害了耿京，帶領一部分人投降了金朝。辛棄疾等人行至海州（今江蘇東海附近），聞訊，即約海州統制王世隆等50 人馳赴金營，其時張安國正與金將酣飲，辛棄疾等人出其不意襲進金營，抓獲張安國，在5 萬金兵中帶著張安國，擺脫追敵，急馳而歸，獻俘行在，後張安國在臨安被斬首示眾。辛棄疾這一機智勇敢的行動，在南宋朝野引起極大的震動，正如洪邁所云：“壯聲英慨，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①但是，作為“歸正人”的辛棄疾，並沒有得到南宋朝廷的真正欣賞和信任，南宋朝廷只安排他擔任江陰軍簽判，一個並不能讓辛棄疾施展其才能和抱負的職務。不久，宋孝宗即位，重用主戰派人士張浚，進行宋室南渡以來的第一次主動北伐，在取得一系列勝利後，由于主將之間的嫉功害能又自毀長城，導致符離大敗，隨後金宋簽訂“隆興和議”。在此情況下，主和派勢力又占了上風，但26 歲的辛棄疾不為所動，向宋孝宗上《美芹十論》（又稱《禦戎十論》），客觀地分析了宋金雙方的形勢，提出了周密詳盡的恢複大計和克敵制勝的戰略戰術。以後，他又向右丞相虞允文上了《九議》，再次陳述他的抗金方略。辛棄疾希望以此喚起宋廷君臣的抗金熱情，堅定他們抗戰必勝的信念。但是，在苟安成風的情況下，他的滿腔熱忱並未引起統治者的重視，經過深思熟慮的恢複中原大計如石沉大海，這使辛棄疾陷入極度的悲憤和苦悶之中。
從乾道四年（1168）年始，辛棄疾先後擔任過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刑等職，在平定了賴文政領導的茶商軍之後，又知江陵府、兼荊湖北路安撫使，成為封疆大吏，後曆江西、湖南安撫使等職。頻頻的調動與升遷並沒有使辛棄疾感到舒心與滿足，他日夜渴望的是馳騁沙場，彎弓殺敵，收複失地。但在小人當道、國事日非的時候，他的願望不僅不能實現，反而因在地方上大刀闊斧地整頓、創置“飛虎軍”等事，妨礙了權貴們的利益，淳熙八年（1181）被交章彈劾，以“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等罪名，罷去所有職務。他到上饒城郊帶湖去閑居，以稼名軒，自號“稼軒居士”，後領宮觀閑差。在上饒一住十余年。在此期間，他與鄭汝諧、楊民瞻、陳亮、韓元吉等交往，或慷慨激昂，極論世事，或長歌相答，情意深長。同時，他還與朱熹建立了較深的友誼。在“慶元黨禁”時，他不顧禁令，常到武夷山看望朱熹。朱熹病死，他寫詞悼念，還親攜祭文前往吊祭①。
紹熙三年（1192）至五年，辛棄疾出任福建提刑、福州知州、福建安撫使等職，其間一度歸朝任太府卿，又被劾罷官奉祠，慶元二年（1196）自上饒移居鉛山（今江西鉛山東南）期思瓢泉。嘉泰三年（1203）再度被起用為紹興知府、浙東安撫使，次年差知鎮江府。開禧元年（1205）三月，正當他在鎮江積極備戰時，朝廷卻以所薦非人將他連降兩級階官。同年六月，改知隆興府（今江西南昌），不久又被劾奉祠歸鉛山。一連串的打擊使辛棄疾心力交瘁。開禧三年（1207）韓侂胄欲對金用兵，急調辛棄疾，但此時他已臥① 洪邁：《文敏公集》卷6《稼軒記》。
① 《宋史》卷401《辛棄疾傳》。
病在床，不久便與世長辭。
愛國詞人，風格豪放辛棄疾一生以恢複為志，以功業自許，可是命運多舛，備受排擠，壯志難酬。然而，他恢複中原的愛國信念始終沒有動搖，而把滿腔**和對國家興亡、民族命運的關切、憂慮，全部寄寓于詞作之中。
辛棄疾詞現存600 余首，數量居宋代詞人之首。作品體裁多種多樣，風格富有變化，內容極其豐富。而以抗金禦敵、恢複中原的愛國信念為中心主題，也是所有詞作中最為突出的部分。在這些詞篇中，可以感受到詞人對北方故土深切懷念，可以感受到吊古傷時，深沉的家國興亡之感。投身于時代激流的辛棄疾把詞作為呼籲恢複、激勵抗金的武器。當南宋軍民取得軍事勝利時，他賦詞贊頌；當有朋友赴召或升遷時，他贈詞激勵他們為恢複中原大業盡力獻身。當然，更多的是抒發他個人的報國之心聲，傾訴自己馳騁疆場的渴望，表達他“馬革裹尸當自誓”的決心，發泄他報國無門的不平之氣，寫盡他壯志難酬的無限悲憤。詞中還對南宋主和派屈辱妥協給予尖銳批判，他揭露主和派的誤國罪行，譴責得勢佞臣對有志之士的迫害，鞭撻昏君庸吏對亡國之恨的麻木不仁..。無論是慷慨激昂的戰歌，還是壯志空懷的悲吟，都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辛棄疾的愛國情操。
從藝術風格而言，辛詞繼承蘇軾詩風，以慷慨雄奇，沉郁蒼涼之作為主，為豪放詞派傑出代表。辛棄疾筆下的人物形象，大多龍騰虎躍，生氣勃勃，不作“妮子之態”。他寫山水自然景物，清新之外，也著意于雄渾、冷峻，顯得境界開闊，具有動態之美。其語言豐富、大膽，往往采用散文語言或自鑄新詞，呈現出汪洋恣肆、五光十色的藝術效果。辛詞的藝術風格是多樣的，除了豪放、壯烈，清雅委婉的詞作也常常在他筆下出現。這些詞，或情致纏綿，或詞意婉約，又往往是柔中有剛，剛柔兼具。如《清平樂·村居》、《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等田園詩，風格清新，描述生動，引人入勝。《祝英台近·晚春》抒離情別緒，也同樣宛轉淒惶，哀怨動人。著名的《青玉案·元夕》雖寫幽怨閑情，卻寓意深刻，其中“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之句，更是膾炙人口，千古絕唱。他的成就不僅影響了南宋詞壇，對後世的影響也不可低估。正如清四庫館臣所說：“其詞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聲家為變調，而異軍特起，能于翦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迄今不廢。”①詞之外，辛棄疾的文也值得稱道。他的政論文與詞一樣，筆勢磅礴，充滿豪情。他能用形象的比喻，有力的證據，嚴密的論證，和鞭辟入理的分析，使他的文章具有不容置疑的說服力。因此，後人視他為南宋時期政論文的大手筆，只是為詞名所掩，不為人熟知。
① 《四庫總目提要》卷198。
第五十七章姜夔吳文英第一節姜夔寄人籬下，落魄一生姜夔（約1155—1221），字堯章，號白石道人，饒州鄱陽（今江西波陽）人。少隨父宦游，曾居湖北漢陽。父親去世後，依姊居于漢川。淳熙三年（1176），22 歲的姜夔到揚州、合肥一帶客游，飄泊多年，未得知遇。有詩云：“少小知名翰墨場，十年心事只淒涼”，是他這一時期生活的真實寫照。淳熙十三年（1186），他游長沙，結識詩人蕭德藻，蕭氏十分賞識他的文才，將侄女嫁給他，並攜之同寓湖州（今屬浙江）。因居所近苕溪弁山白石洞天，友人潘檉便贈其“白石道人”稱號。
這期間，由于蕭德藻的介紹，姜夔先後與楊萬里、范成大相識，詩詞酬唱，成為知交。又常往來于皖、蘇、浙各地，與張俊之後人張鑒、張镃和尤袤等名流交游。其時之文人雅士如樓鑰、葉適等，皆愛其文才，與之往來。①慶元三年（1197），姜夔向朝廷進《大樂議》，論雅樂，為朝中樂官所忌，未被采納。五年，他又上《聖宋鐃歌鼓吹》十二章，得到“免解”的優待，但參加禮部考試，又未第。他一生未仕，以布衣終老。嘯傲于江南湖山之間，自標高致，憑藉才學，靠友人資助為生，過著典型的江湖游士生活。他好學、好客，為人灑脫不羈，“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史翰墨之藏，汗牛充棟，襟期灑落如晉宋間人”①。42 歲時，他移家臨安西湖之濱，依張鑒而居。張鑒、張镃兄弟謝世後，他旅食于浙東、嘉興、金陵間，晚年生活極為貧困。約于嘉定十四年（1221），因中風卒于西湖。貧不能殯，靠吳潛等人資助，落葬于錢塘門外的西馬塍。
南宋婉約派詞宗姜夔早年以詩才知名。最初他學江西詩派，虔誠地師法黃庭堅，至“居數年一語噤不敢吐”的地步。後來，他意識到“作者求與古人合，不若求與古人異”②，于是跨出江西詩派，轉學晚唐隱逸詩人陸龜蒙，並以晚唐詩風來改造江西詩派，力求創出自己的風格。他的詩，除了講究句法、措辭以外，還追求“理高妙，意高妙，想高妙，自然高妙”③的境界，力求天機自得。因此，他的詩大多清峻峭拔，韻味無窮。
代表姜夔在中國文學史上最高成就的，是他的詞作，在南宋詞壇上，他與辛棄疾、吳文英鼎立而三，是“清空”詞派的代表作家。姜詞在講究格律、音節諧美，煉字琢句、用典詠物等方面都與周邦彥一脈相承，但其婉約纏綿的詞風中融進了江西詩風清勁瘦硬的優點，因此形成了獨特的風格。
姜詞現存84 首，幾乎皆為精思力作。其中記游、感遇、傷亂、懷舊、送① 陳郁：《藏一話腴》甲集卷下。
② 《白石道人詩集·自敘》。
③ 《白石道人詩說》。
別等題材占了大多數。從中可以看到一個貧困疲憊的流落者所抒發的淒婉低沉之情，也可以看到襟懷灑落的名士在名山勝跡中的超脫。有難以排遣的愛情回憶，也有哀感動人的摯友離情，更有對國事日非的感慨與悲傷。尤為著名的是《暗香》、《疏影》二首，或慨歎自己身世飄零之恨和傷離念遠之情，或抒發自己對國家興亡的關心，皆借梅花托意，意境深遠，被人譽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千古絕唱。姜夔在晚年，受辛棄疾的影響，也寫過一些較為雄健的作品，但其生活態度決定了不可能像辛詞那樣奏出使人振奮的時代強音，更多的是觸目淒涼情調與無可奈何的感懷歎息。他的詞結構完整，音律和諧，技巧精湛，比興深婉，能以多種手法顯出神韻，具有“野云孤飛，去留無跡”的“清空”風格。
姜夔不僅工于詩詞，還精通音樂，在樂理上自成一家。他在慶元三年所進的《大樂議》及《琴瑟考古圖》中，論列古今樂制問題，指出當時宮廷音樂存在諸多不諧和不合理之處，並提出多項建議，如確立音高的統一度量，作為樂器之准；大樂應恢複古樂十二宮，勿雜胡部；登歌應與奏樂相合等等。這些建議，見解獨到，惜遭人妒忌，未被采納。越兩年，他又上《聖宋鐃歌鼓吹》十二章，終于得到了承認。他創制了不少新的詞調，稱為“自度曲”。又記錄了一些舊曲，並為之配上歌詞，有的還注明指法。其中《揚州慢》、《杏花無影》等十七首均自注工尺旁譜，均保存在詞集《白石道人歌曲》中。這十七首配有工尺旁譜的詞是800 年前傳承下來的唯一的宋代詞和樂譜的合集，為研究宋代詩詞音樂和記譜法的珍貴資料，在我國音樂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姜夔還精賞鑒，擅翰墨。宋人說他書法得魏晉古法，運氣遒勁，波瀾老成。其論書之作《續書譜》，多為實際經驗的甘苦之談，曆來為學書者所重。姜夔不滿唐人平正劃一的書風，追求魏晉書法瀟灑飄逸的情趣。他把字的氣韻歸結到人的神情上去，認為書法的美感基于人的品格修養與創作時的客觀條件，將“人品高，師法古”列為追求書法神韻氣格的首要條件①。他理想的書法，應具有疏散恬淡，自由放逸，超塵絕俗的美感。在用筆與結體上，他也反對唐人的千篇一律與刻意求工，力求靈活變化，反映了他尚真求變的論書宗旨和自然灑脫的審美理想。
第二節吳文英權貴門客吳文英（約1200—1260）②，字君特，號夢窗，又號覺翁，四明（今浙江甯波）人。由于《宋史》與地方志中都沒有為他立傳，因此有關吳文英家世生平不詳，只能從他的詞作與其他零星記載中得知一二。據後人推測，吳文英本姓翁，與翁逢龍、翁元龍為親兄弟，可能是過繼給吳氏而改姓吳。吳文英年輕時喜工文詞，卻無意于科舉。他樂以詞人和江湖游士的身份① 《續書譜·風神》。
② 關于吳文英的生卒年，夏承燾在《吳夢窗系年》中推斷生于1200 年，卒于1260 年，一般文學史多從此說。陳邦炎在《吳夢窗生卒年管見》中推定生于1212 年，卒于1272 年到1276 年之間（載《文學遺產》1983年第1 期）。另外張風子、楊鐵夫、劉毓崧諸人亦有不同推測，皆難成定論。與人結交，交游很廣。從其著作《夢窗詞》中考察，與他有詞作贈酬關系的就有60 多人，包括有文人、政客、普通市民與手工業者等各階層的人物。他與施樞、方萬里、馮去非、沈義父等皆為筆緣之友，晚年又與周密結成忘年交。他還結交一些顯貴，充當他們的幕僚。理宗紹定年間，他游幕于蘇州轉運使署，為提舉常平倉司的門客，長達十年之久。淳祐年間，他來到臨安，出入于兩浙轉運使判官尹煥、史彌遠孫子史宅之、參知政事吳潛及後為右丞相的賈似道等人門下，賦詞唱和，過從甚密。晚年在紹興，又旅食于宋度宗之生父榮王趙與芮府中。①在這些權貴中，他與吳潛的交誼較深。吳潛字毅夫，號履齋，曆官兵部尚書、浙東安撫使等職。淳祐十一年（1251）與開慶元年（1259）曾兩度入相。後為賈似道誣陷，被劾貶謫，卒于謫所。他與吳文英之兄翁逢龍為同年進士，由于這層關系，他與他們三兄弟皆有交誼，與吳文英尤多唱和之作。吳潛的品格，他對國事的忠悃，對吳文英有很大影響。吳潛任參知政事時，吳文英為其幕僚。吳潛的被貶被害，使吳文英極為痛心。懾于賈似道的淫威，不敢公開悼念，乃以“過先賢堂”為名，寫下《西平樂慢》一首，以慨歎之聲，發傷感之情，以寄哀思。
至于吳文英與賈似道的交往，是最為後人非議的。賈似道被列入《宋史·奸臣傳》，而吳文英曾與他有較深關系。現存《夢窗詞》中，有四首是贈賈似道的。圍繞這四首詞，人們對吳文英的品格與操行發生了爭議。一種意見認為，吳氏四詞均作于淳祐六年（1246）至十年間，是賈似道制置京湖，未肆驕橫之時，此後直至吳文英去世，未見有投贈之作，這是因為他見賈似道專擅之跡已彰，又誣陷排擠了吳潛，故與之疏遠乃至絕交。因此，這四詞與吳文英投獻其他權貴的詞作一樣，是酬酢之作，無可非議。另一種意見認為，四詞中的《金盞子·賦秋壑西湖小築》是在賈似道入朝以後所作，其時吳潛已為賈氏所害，而吳文英仍與賈有往來，作詞吹捧他，其人品性可知。當然，也有人認為，即便這首《金盞子》是作于賈似道入朝之初，但也只不過是從表面歌頌賈似道的名位聲望以及他粉飾著的苟安的升平而已，其中沒有諂佞干求的言語，所以吳文英與賈似道的交往，只是一種酬應關系。以詞章出入侯門，本是當時的風氣，吳文英既為詞人，以詞作結交權貴，並以此為生，在宋代並非獨一無二的。況且他並不以此希求仕祿，更不肯趨附鑽營，雖出入于侯門，仍然潦倒終身，無法逃遁“困躓以死”的結局，故仍不失為一個狷介自好之士。①協律、求雅“夢窗詞”
總觀吳文英的一生，沒有任何重大的政治活動可言，游曆范圍也大致局限于江、浙兩地，他之所以在南宋馳聲傳名，主要是由于他那些哀豔動人的詞篇。吳文英的《夢窗詞》存詞三百余首，在南宋詞人中僅次于辛棄疾。其內容除部分酬酢之作外，有不少是抒發“綿綿長恨”的戀情詞，其中著名的長篇《鶯啼序》，極言相思之苦，所表達的低回纏綿、生死不忘之情催人淚下，其藝術感染力遠非那些描寫幽會歡情的豔詞可比。在措詞、用典、結構上無不刻意求工，因而在古今長調中享有極高聲譽，廣為後人傳誦。
① 夏承燾：《吳夢窗系年》。
① 夏承燾：《夢窗晚年與賈似道絕交辨》，載《唐宋詞人年譜》。
戀情詞以外，《夢窗詞》中還有不少哀時傷世的作品。吳文英生活的時代，元已代金而起，南宋政權已岌岌可危。面對風雨飄搖的時局，吳文英既不能奮起吶喊，只能通過寫景詠物，傷今感昔，表達對國事的憂思。在他的詞中，或傷戚宋室的衰微，或隱喻南宋君臣的偷安，或描寫山河的凋敝荒涼，或痛悼被迫害的忠臣良將。同時，又夾雜著對人世滄桑的感歎，把家國之感與身世之痛融為一體，其沉郁哀傷之情隨處可見。當然，較之于陸游、辛棄疾等人的愛國詩詞，吳文英的憂懷國事之作顯得蒼白、消極。
在詞的創作上，吳文英主要師承周邦彥，重視格律，重視聲情，講究修辭，善于用典。沈義父曾把他的詞法概括為四點：一是協律；二是求雅；三是琢字煉文，含蓄不露；四是力求柔婉，反對狂放。①這一藝術風格決定了“夢窗詞”難以反映重大主題，而多濃豔芬菲的詞境，這也是南宋婉約詞派的共同特點。但在表現手法上，“夢窗詞”具有打破傳統的層次結構方式、轉換自由、跳躍性強、現實與想象雜糅的特點。
對于“夢窗詞”這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曆來評價不一。褒美者說“求詞于吾宋者，前有清真，後有夢窗”。“以空靈奇幻之筆，運沉博絕麗之才”。“夢窗之妙，在超逸中見沉郁”。貶之者則曰“夢窗詞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夢窗詞”雖然有雕琢太過、詞意晦澀以及格調不高的缺點，但它以獨特的藝術風格為南宋婉約詞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這一點值得肯定。
① 沈義父：《樂府指迷》。
第五十八章鄭樵馬端臨第一節鄭樵厲志苦讀，通百家之學鄭樵（1104—1162），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今屬福建）人。自號溪西遺民，學者稱為夾漈先生。父鄭國器是太學生，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卒于姑蘇（今江蘇蘇州），時鄭樵16 歲。他護父喪回莆田。此後，鄭樵在家鄉夾漈山築室厲志自學。他家境貧寒，但在學習上卻是“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諷誦不絕”①。家中沒有書，便向當地藏書豐富的人家借書讀，立志“欲讀古今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在治學上他興趣廣泛，對經史之學、禮樂、文字、音韻、天文、地理、蟲魚、草木以及方書、校讎、目錄等各個門類的學問都加以探索。與他在一起讀書的還有從兄鄭厚。
鄭樵注意把書本知識學習和實際觀察結合起來。他認為“農圃人”只能認識田野里的植物，但不明詩書之旨；“儒生”通詩書之旨，卻是不認識田野里的東西，因此兩者必須結合起來。為學習天文知識，他是一面讀《步天歌》，一面觀察星象，“時素秋無月，清天如水，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胸中矣”①。為了認識動植草木的狀況，了解草木蟲魚的情性，他向有實際知識的人學習，“與農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②。
在治學上，鄭樵主張要有獨斷之學的精神，要有自己的見解，不能只是一味因襲前人的說法而毫無創新，“胸無倫類”的儒生令人生厭。
鄭樵的“六書”說在文字學史上是一家之言。他寫的《爾雅注》保存下來，受到曆代學者的好評。在等韻學上，鄭氏的《韻圖》成就是今天可考的最早的韻圖。關于文獻校讎類例主張，一直受到學人的推崇。他在目錄學上的十五分類方法及其著錄書籍之豐富，在目錄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對于《春秋》的看法、對自然災異的現象的認識，含有科學的因素。在動植草木等方面，他的認識受到世界上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者的重視。鄭樵在這許多學術領域內取得相當大的成就，不但對這些學科作出了貢獻，而且為成就他的史學事業奠定了基礎。
山林三十年，著書千余卷鄭樵生活在宋代多事之秋，靖康二年（1127）金滅北宋，擄徽欽二帝，“天子蒙塵，蒼生鼎沸”，這對鄭樵、鄭厚兄弟刺激很深。二鄭是有血氣的青年人，這一年，宋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二鄭上書給江常，申述報國之志，但是沒有結果。後又上書宇文樞密，也就是宇文虛中，希望得到他的引薦。其時朝政腐敗，宇文虛中落職奉祠，無法給二鄭以幫助。鄭樵結識當時的抗① 《鄭樵文集》卷2《獻皇帝書》，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版。
① 《通志·天文略·天文序》。
② 《通志·昆蟲草木略·序》。
金名將如李綱、韓世忠，《宋史》本傳說：“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①紹興十七年（1147）朝廷詔獻書。次年，鄭樵風塵仆仆千里，將自己所著的書獻上朝廷。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7，紹興十八年二月，朝廷曾授鄭樵以右迪功郎，但實際上，鄭樵並沒有接受。紹興二十七年，王綸薦鄭樵，還稱鄭樵為“布衣”。二十八年，高宗召對，特補右迪功郎。鄭樵獻書，一是希望自己的著述能被朝廷收藏。二是避免因為是“私修國史”而遭受迫害。當時秦檜當政，政治黑暗，不斷以“私修國史”為罪名，迫害士人。三是希望能有機會進入朝廷的館閣中，閱讀書籍，得到一點資助，以完成修一部通史的願望。
鄭樵在獻書以後，仍回莆田講學授徒。朝廷幾次引薦，均被鄭樵婉拒。
紹興二十八年，高宗召對後，差監潭州南岳廟，給筆劄資助鄭樵抄所著《通志》。
紹興三十一年（1161）冬，鄭樵再一次赴臨安獻書。此時金人再一次南下，高宗幸建康（今江蘇南京），鄭樵未能見，留守臨安干辦公事。次年，高宗返臨安，命鄭樵進所著《通志》。三月，鄭樵病逝，終年59 歲。
鄭樵著述在千卷以上，地方志的“藝文”類還保存著所著書目，雖大部分散佚，但多數內容收在《通志》中。保存到現在的還有《爾雅注》，《夾漈遺稿》3 卷（因遺漏錯訛較多，吳懷祺作了校勘，並增補一些佚文，是為《鄭樵文集》）。顧頡剛將鄭樵的辨《詩序》的文字收集起來，使鄭樵《詩辨妄》一書大部分內容得到恢複。
《通志》《通志》200 卷，是我國現存繼司馬遷以後又一部紀傳體的通史。全書體例有：《本紀》、《列傳》、《年譜》（即年表）、《略》（即《志》）、《世家》以及《載記》。上起三皇，大部分內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華在二十《略》，書前的《總序》以各略的《序》是鄭樵力作，是鄭樵史學思想精華所在，《通志》其他部分也能看出鄭樵的卓識。
鄭樵的史學思想多數通過史學批評表述出來。一是會通思想。《總序》開篇說：“百川異趨，必會于海，然後九洲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①曆史是一個有因依相關的過程，因此寫史不能割斷曆史前後的聯系。班固的《漢書》受到他的批評，就是因為斷漢為代，“前王不列于後王，後事不接于前事”。會通觀點另一點要求是寫史要收集盡可能多的材料。
二是反對用天命觀曲解曆史。他認為以天人感應的災異說解說人事曆史，是“欺天之學”、“妖學”。人間的禍福與天象的變化沒有必然的聯系。三是反對以所謂的“春秋”筆法寫史。搞字字褒貶的春秋筆法，是“欺人之學”，是“妄學”。他認為不能在寫史中任情褒貶；只要史實寫清楚，後人通過對史事的了解，自然會作出評價。曆朝史書攻擊對方是“賊”、“寇”；南北朝時代南方的史書中稱北方是“索虜”；北方則稱南方是“島夷”。這些都是錯誤的。
① 《宋史》卷436《鄭樵傳》。
① 《通志·總序》。
四是實學主張。鄭樵認為寫史和治學要講求實用，否則就是一種空疏之學，是“從事語言之末，而非實學也”。史書應該記載“國之大典”的材料，他強調要重視寫譜（表）、圖以及注意應用金石資料，也是從這個角度出發的。
五是類例主張。應當如同帶兵一樣，要以類例的辦法研究學問。所謂類例不是簡單的分類，而是要在弄清學術源流的基礎上確定類例。
鄭樵的史學思想在中國古代學術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說自己的批評是為了“開學者見識之門戶”，是要打破當時學術界中“經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鄭樵的學術批評凌厲，招致非議。《宋史》本傳說他“獨切切于仕進”，是誣詞。鄭樵在《總序》中對科舉的利祿之途加以批評，一生多次拒絕引薦。鄭樵在上書中請求入三館四庫中，是為搜求材料。對鄭樵的學術批評，有的說是“好為大言”，有的說是“賊經害道”，但這只能從另一角度說明鄭樵學術思想具有一種清新意識。清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的《申鄭》、《釋通》諸篇中闡明鄭樵學術精神的意義。梁啟超稱他是我國古代三大史學思想家之一。這三大史學思想家是劉知幾、章學誠、鄭樵。梁啟超在《中國曆史研究法》中說：“史界之有（鄭）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第二節馬端臨學術淵源與時代變動馬端臨（1245—？），字貴與，饒州樂平（今屬江西）人。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饒州路刊刻《文獻通考》時，年69 歲。
馬端臨家學淵源深厚。父馬廷鸞字翔仲。早年喪父，家境貧寒，“甘貧力學”①。後來他回憶說：“紹定之元，先人即世，兄才九歲，弟甫四歲，我生七年，亦未毀齒，母抱群雛，家徒四壁，畫荻而教。”②成年以後，馬廷鸞被鄉人聘為童子師。淳祐七年（1247）登進士第，調池州教授。寶祐年間，因試策中直言“強君臣，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由此得罪權臣厲文翁、內侍董宋臣等。賈似道當道，他也不趨附。咸淳三年（1267），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咸淳五年，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視他為異己，咸淳八年，廷鸞“九疏乞罷政”。馬廷鸞對馬端臨的影響，一是在修史方面。馬廷鸞也講災異，但意圖是希望度宗實施好的政策，以壯人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干，“念邦本而以公滅私，嚴邊備而思患豫防。”馬廷鸞著作頗多，其史學著作是《讀史旬編》，有38 帙。據馬廷鸞說，此書是“始以備遺忘，授兒曹而已”。是給子輩講授之用的。宋亡以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正式開筆寫作，至元二十二年（1285）完成。四年以後，馬廷鸞去世。馬端臨說受到父親的熏陶，“業紹箕裘”，“趨庭答問”，努力繼續父親的事業。《文獻通考》中保存了馬廷鸞對曆史的評論，即“先公曰”的內容。他對父親的評論又作了發展。二是在學風上，馬廷鸞表現出一種綜羅文獻的學術風格，讀經研史，① 《宋史》卷414《馬廷鸞傳》。
② 《碧梧玩芳集》卷20《祭亡弟總干文》。
誦詩文，彙經史百氏嘉言善行①，這是南宋後期學術上的一種風尚，《文獻通考》明顯地帶上這樣的學術印記。
馬端臨的老師曹涇，對馬端臨同樣有重要的影響。曹涇為朱熹學脈的傳人，為“晦翁續傳”，“詣朱子學”②。因此，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對曆史問題如封建、井田等，很多看法同朱熹接近。所不同的是，馬端臨在議論中又有發展，有的地方夾雜了“心學”的痕跡。這正是南宋後期理學變化中朱陸門人相互出入的反映。
南宋滅亡時，馬端臨年僅23 歲。這位年輕人在曆史大變動之際，對時局震蕩的感受是很深的。咸淳九年（1273），他雖曾漕試第一，但決心不仕，以變通的思想來總結曆史，總結兩宋滅亡的原因。父親死後，他作過慈湖、柯山二書院山長、台州路儒學教授。
《文獻通考》史學巨著《文獻通考》348 卷，計有24“考”。二十四考是：《田賦考》、《錢幣考》、《戶口考》、《職役考》、《征榷考》、《市糴考》、《土貢考》、《國用考》、《選舉考》、《學校考》、《職官考》、《郊社考》、《宗廟考》、《王禮考》、《兵考》、《刑考》、《經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緯考》、《物異考》、《輿地考》及《四裔考》。其書以杜佑《通典》為藍本，貫穿古今，會通曆代典章制度，博加考察。門類較杜佑《通典》詳細，多為《宋史》各志所未備。記載了自上古到宋甯宗時的典章制度沿革。其中有封建專制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的內容，有封建專制主義國家機構的內容，有關于禮、樂的材料，有關于曆代紀元和國家組織形式變遷的內容，也有關于天象、地理等方面以及民族、邊疆方面的內容。全書首列《田賦考》，體現出馬端臨的卓越見識。
《文獻通考》對宋以前的曆史作了全面的總結，而且形成了一個整體的看法。在事實上他把曆史劃分出不同階段。各《考》一以貫之地體現出這樣的觀點。第一階段是太古時期，即三代以前的階段。第二階段是夏商周三代。第三階段是秦漢以後的曆史，與前兩個階段有明顯的不同。前兩個時期的社會“有公天下心”，秦、漢以後，社會“無公天下之心”。“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皆視為已有。”①所以，秦漢以後，封建井田制度無法實行。關于封建井田的議論，明顯帶有心學的印痕。馬端臨認為曆史的發展受“勢”支配，這是一種曆史的必然，是“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故秦漢以來，官不複可授，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②曆史發展的“勢”又為“利”所支配，能這樣認識曆史的人，才可以說是具有通變的思想。他指出：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今公心良法一不複存，而顧強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則不利于君，中則不利于臣，下則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行之，此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古今之變也。①50000528_1866_0① 《碧梧玩芳集》卷15《書課曆序後》。
② 《宋元學案》卷8。
① 《文獻通考·自序》。
② 《文獻通考·自序》。
所以他認為對于封建井田一類的問題，要認識到“返古實難”，應當“知時適變”。後代不能照搬古代的“良法”，用恢複封建、井田的辦法，去解決社會危機。這是從曆史中得出的認識，也是他思考解決現實社會危機的結論。由于馬端臨身受亡宋之痛，所以他對南宋統治者，時有憤慨的批評。他揭露了宋代三百年的腐朽統治，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關于王安石變法，馬端臨既有肯定也有批評。從根本方面說，他贊成變革，但他認為“經邦稽古”應當“知時適變”。總的來說，這與王安石變法的精神相通。
《文獻通考》一書，在編纂學方面很有特色。全書有“文”，有“獻”，有“考”。“文”是文獻網羅與考訂。“獻”是指前人的議論、前人的評論。批評只要有可取的地方，都收錄下來。這些評論主要是論述曆史的得失，也有掌故的考訂。“考”主要是馬端臨的看法。就全書來看，“考”包括這幾部分，一是全書的《自序》，各考前的《序》，以及《考》中的《按》語。馬端臨對曆史的見解，通過材料編排和自己的議論而貫穿全書。所以《文獻通考》在內容與形式各個方面都可稱是完美的史學巨制。
第五十九章李燾李心傳徐夢莘第一節李燾長于吏治，關心民情李燾（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號巽岩，眉州之丹稜（今屬四川）人。《宋史·李燾傳》謂：“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秦）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這一評價概括了李燾的志趣人品。紹興八年（1138），李燾24 歲，中進士，調成都府華陽縣主簿，擬嘉州軍事推官。他沒有赴任，而是在龍鶴山巽岩讀書。紹興十二年，赴華陽主簿任，李燾仕途不暢。李心傳談到李燾仕途遭遇時，說出其中的原因：秦檜當權，“嘗遣人諭意，欲得燾一通問，即召用之，（李）燾惡其誤國擅權，迄不與，坐此偃蹇州縣，垂三十年”①。紹興十七年，丁父憂；紹興二十年（1150），他36 歲，服除，再注雅州軍事推官。在雅州任上，他反對郡守一類用私情背公法的人；總領財賦，反對加重百姓的負擔，張浚稱他有台諫之風。紹興二十四年（1154），改宣教郎，知成都府雙流縣，他勤于政事，及時審理案件，頗有政績。知榮州，治水有成效。隆興二年（1164），他任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彈劾有劣跡的守令四人。當地的州縣橫征暴斂，李燾選官置局，括一道財賦，列其名色，使有無相補，酌三年中數為准，遍示官吏，更定名為《科約》。後來他至江西，也是按照《科約》規定的辦法，整理一路財賦。乾道三年（1167）李燾53 歲，召赴行在，八月入對，陳上宋太祖故事，希望孝宗效法，並請求增置諫官，允許六察言事。又說，軍興三十年來，四川賦稅一錢，折變百之，希望從此不要再增多。他主張嚴格簡汰蜀兵，禁大將毋張虛籍、掊部曲。
淳熙三年（1176），李燾62 歲，進《四系錄》，記女真、契丹起滅事，意在希望孝宗不要忘記邊患。孝宗讀後說：“朕可一日忘此虜哉！”淳熙十年（1183），召對延和殿，讀《陸贄奏議》，李燾又摘錄唐朝李贄言論中適合南宋情況的數十事，勸孝宗力行；指出人主要修人事，不要相信所謂的天應，說：“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自至。”
李燾長于吏治，關心民情。洪遵、周必大等屢薦，終未獲大用。後以敷文閣學士致仕。淳熙十一年（1184），在臨終前，李燾還口授遺言，上表說：“臣年七十，死不為夭，所恨報國缺然。”他希望孝宗要如同宋代先世太祖那樣來治國，振興朝廷。
仿《資治通鑒》纂修《長編》李燾一生著述弘富，《續資治通鑒長編》是他的代表作。這部著作的正式寫作時間，應為紹興二十四年（1154），時年40 歲。他在知成都府雙流縣任上，在公務之外，“日翻史冊，彙次國朝事實。謂司馬光修史，先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後頗散佚。乃遍求正史、實錄，傍采家集、野史，增廣①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83，紹興二十九年七月戊戌。
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編者僅七之一，《長編》之書蓋始于此”①。實際上這部著作纂修時間，應該更早一些。淳熙九年（1182），他說為修此書，“網羅收拾垂四十年”②。以此上推，當在讀書龍鶴山以後不久。
李燾自隆興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先後四次上進此書。隆興元年李燾在知榮州任上，進太祖朝部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迄開寶九年，計17 年，為書17 卷。時，李燾49 歲。乾道四年（1168）又進上已修成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共108 卷，寫成175 冊和《目錄》冊。在《進〈續資治通鑒長編〉表》中他說：臣誠不自揆度，妄意纂集，雖義例悉用（司馬）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然而統會眾說，掊擊偽辨，使奸欺訛訕不能乘隙亂真，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顧臣此書，詎便可謂《續資治通鑒》，姑謂《續資治通鑒長編》，庶幾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甯失于繁，猶光志云爾。
可知此書在編纂方法上是仿司馬光《資治通鑒》體例。這一年，李燾54 歲。淳熙元年（1174），李燾年60 歲，他又進神宗朝《長編》，自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計417 卷。
淳熙三年（1176）李燾擢為秘書監，權同修國史，兼權實錄院同修撰。
朝廷意在專付李燾以史事。
淳熙四年徽宗欽宗二朝《長編》編成，孝宗稱贊他“無愧司馬光”①。北宋“一祖八宗”至此完篇。但李燾仍在不斷地修訂重編。完成修訂工作一說是在淳熙七年，一說是在淳熙十年，《文獻通考·經籍考》以為是淳熙九年。以事理度之，這樣一部卷帙浩大的著作，根據孝宗的要求，進行增損的內容達4400 余條，絕不是一、二年所能完成的，應該是開始修訂為淳熙七年，九年“重別寫進”，完成在淳熙十年。重編的《長編》為980 卷，記北宋168年史事，另有《修換事目》10 卷，《舉要》68 卷，《總目》5 卷。共計1063卷。凡實錄、國史、會要、野史、家乘、墓志銘、行狀等有關資料，無不廣收博采。其中分注考異，詳引他書，保存了大量史料。
原書世鮮傳本。由于原書卷帙繁博，刻寫有困難，流行諸本，也是節錄本，詳略互異。明代修《永樂大典》曾把《續資治通鑒長編》絕大部分內容收入。清人開四庫館，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該書，厘定為520 卷；原書全貌雖未恢複，但主要內容已經收入。中華書局1976 年開始整理點校《續資治通鑒長編》，1986 年整理完畢。1993 年全書34 冊（520 卷及目錄）全部出齊。
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最初動機，是要整理北宋九朝史事。他說：“臣盡力史學，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士大夫各信所傳，不考諸《實錄》、正史，紛錯難信。如建隆、開寶之禪授，涪陵、岐、魏之遷歿，景德、慶曆之盟誓，曩霄、諒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複辟，熙甯之更新，元祐之圖舊，此最大事，家自為說，臣輒發憤討論，使眾說咸會于一。”①可見李燾修史，最初興趣在文獻的網羅整理及考訂。
① 《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載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平園續稿》卷26。② 《文獻通考·經籍考》。
① 《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
① 《文獻通考》卷193。
《續資治通鑒長編》選材上是“甯失于繁，無失于略”。編纂過程也是按長編法進行，先以年月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李燾對史料進行考訂，也是遵司馬光的考異法，所以時人評說李氏之書是“仿司馬氏《通鑒》，踵為之”（李心傳語）。“大略皆溫公舊規”（陳振孫語）。
李燾從形式上繼承了司馬光史學，但與司馬光作史旨趣略有差異，司馬光是“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戒者，為編年一書”。李燾說他寫《續資治通鑒長編》是“統會眾說，掊擊偽辨，使奸欺訛訕不能乘隙亂真，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進續資治通鑒長編表》）。因此，李燾認為他的書不敢稱作《續資治通鑒》，只能稱作是《續資治通鑒長編》。但李燾以四十年之精力，撰成近千卷的當代史，為治宋史之要籍。《長編》行文簡潔，頗有章法，雖無“史臣曰”之類文字，但敘事中有識斷；材料增刪，見其用心。此書為史林中之精品，足以傳世。李燾著述還有多種：如《易學》5 卷、《春秋學》10 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各1 卷；《文集》50 卷，《奏議》30 卷，《四朝史稿》50 卷，《通論》10 卷，《南北攻守錄》30 卷，《七十二侯圖》，《陶潛新傳》並《詩譜》各3 卷，《曆代宰相年表》23 卷，《唐宰相譜》1 卷，《江左方鎮年表》6 卷，《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三衙將帥年表》各1 卷，《本朝事始》2 卷，《建隆事辨》、《趙普別傳》、《科場沿革》、《集賢學士》並《賜帶典故》各1卷；范、韓、文、富、王、歐陽、司馬、三蘇及六君子年譜各3 卷。另有文字音韻等方面的著作。近人輯出李燾八十余篇文字。
第二節李心傳推跡興廢，有志修史李心傳（1166—1243），字微之，一字伯微，號秀岩，隆州井研（今屬四川）人。
父李舜臣，字子思，8 歲能屬文。“少長通古今，推跡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于天下”。紹興末，著作《江東勝後之鑒》10 篇，不僅體現他的史識，也反映了“恢複之志”。治《易》頗有心得，以所著《本傳》33 篇為朱熹稱道。①李心傳出生的那一年，即乾道二年（1166），李舜臣中進士，在對策中“論金人世仇，無可和之義”。因此得罪了考官，絀下第，調安仁縣主簿。後知德興縣，尚風化，常詣縣學講學，邑人皆稱“蜀先生”。李心傳受到父親很深影響，十四五歲時，就立下修史之志，後來他回憶說：心傳年十四五時，侍先君子官行都，頗得竊窺玉牒所藏金匱石室之秘，退而過庭，則獲剽聞名卿士大夫之議論。每念渡江以來，記載未備，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將之行事，猶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間，兵戎財賦之源流，禮樂制度之因革，有司之傳習，往往失墜，甚可惜也。①50000528_1873_0李心傳少年的經曆和見聞，為他日後修史提供了條件。而關心天下，輯錄文獻掌故為他修史准備了資料，諸多方面使李心傳成為“有史才，通故實”②① 《宋元學案》卷30。
② 《宋史》卷438《李心傳傳》。
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