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 2

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 1

題記本卷論述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到元順帝退出中原的曆史。大蒙古國建立于1206 年，這是蒙古人建國之始，也可說是蒙古人由許多分散的部落轉向統一民族的重要標志。1271 年忽必烈又建大元國號，而原來的國號仍未廢棄，全稱為“大元大蒙古國”。元順帝于1368 年退出中原。此後，元廷遷往漠北，繼續沿用大元國號，史稱“北元”。但元廷自中原的退出就意味著它在全國性統治地位的終結，而逐漸成為明代的一個地方民族政權，這將在本書第九卷加以論述。

本卷的主編是陳得芝同志。得芝同志， 1933 年出生于福建霞浦縣。1956年畢業于南京大學曆史系，1960 年同校研究生畢業。曆任南京大學曆史系助教、講師、副教授、元史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他先後當選為中國元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蒙古史學會副理事長，長期從事中國古代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與教學工作。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並參與編繪《中國曆史地圖集》蒙古地區部分圖幅，發表有《元嶺北行省諸驛道考》、《元察罕腦兒行宮今地考》、《忽必烈與蒙哥的一場斗爭》、《十三世紀前的克烈王國》、《元代烏思藏宣慰司的建置》等論文七十余篇。他為本卷撰寫了甲編序說的第二章第一、二節，第三章，第四章（與丁國范同志合寫），第五章至第七章；乙編綜述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第一、二節，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二章的第五節，第十三章；丙編典志的第七章；丁編傳記的第一章第一節，第二章第四節，第五章第一、二節，第六章的第六節，第七章的第一、三、四、七節，第八章第一節，第九章第二節，第十一章第一、二節，第十二章的第二節，第十五章的第一、三節。

1984 年4 月23 日至28 日， 元史卷編寫會議在南京舉行，會上成立了由陳得芝、黃時鑒、邱樹森、丁國范、姚大力五位同志組成的編委會。

黃時鑒同志，1935 年出生于上海， 1958 年畢業于北京大學曆史系。

1958 年至1979 年任教于內蒙古大學曆史系，1979 年迄今任教于杭州大學曆史系，曾兼任杭州大學圖書館館長。現為杭州大學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杭州大學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元史、古代中西關系史。他主持編印《元代史料叢刊》，主編《解說插圖中西關系史年表》，代表性論著有《考辨》、《阿剌吉與中國燒酒的起始》、《遼與“大食”》和《關于茶在北亞和西域的早期傳播——兼說馬可波羅未有記茶》等。他為本卷撰寫了典志部分的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傳記部分的第四章，第五章第三節，第六章第一、二、三、四節，第二十一章第五節，並審定了丙編的稿件。

邱樹森同志，1937 年出生于江蘇蘇州。1959 年南京大學曆史系畢業，1963 年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長期在南京大學任教並從事蒙元史研究，曾任南京大學曆史系主任。現任暨南大學曆史系主任、教授，中國元史研究會副會長。著有《元朝史》（合著）、《妥歡貼睦爾傳》、《元朝史話》、《回族文化志》等，主編《中國少數民族簡史》、《新編中國通史》、《中國曆代職官辭典》、《中國史學家辭典》等。他為本卷綜述部分撰寫了第九章，第十一章；傳記部分的第八章第二節，第十三章第二、三、四節，第十四章，第十八章第二、三節。

丁國范同志，1932 年出生于江蘇武進縣。1955 年南京大學曆史系畢業，1960 年同校研究生畢業。此後曆任南京大學曆史系助教、講師、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蒙元史。主要著作有《元朝史》（合著），參與編繪《中國曆史地圖集》蒙古地區部分圖幅。發表《元末社會諸矛盾的分析》、《釋兀剌赤》、《關于元代的里甲制度》、《鎮海族源辨》、《至元大德年間的賽梁秉政》等學術論文多篇。他為本卷撰寫了序說部分第一章，第四章（與陳得芝同志合寫）；傳記部分的第一章第三節，第五章第四節，第九章第一、三節，第十二章第四節，第十三章第一節。

姚大力同志，1949 年出生于上海。1981 年獲南京大學曆史學碩士學位。1986 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學博士學位。此後，曆任南京大學曆史系副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中國元史研究會理事。1993 年應邀赴美國哈佛大學從事學術研究。專長蒙元史、中國北方民族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參加過《元朝史》部分章節的編寫工作。代表性論著有《元代科學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論元代刑法體系的形成》、《從大斷事官制到中書省》等多篇論文，有譯著三種（合作）。他為本卷綜述部分撰寫了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三章的第五、六節；典志部分的第八章；傳記部分的第二章第一、二、三節，第三章第二節，第六章第五節，第七章第二、六節，第二十章第一、二節。

參加本卷編寫的同志還有：劉迎勝同志，1947 年出生于河南獲嘉縣。1981 年獲南京大學曆史學碩士學位；1985 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學博士學位；現為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民族研究所所長兼元史研究室主任，中國元史研究會秘書長，中國蒙古史學會和東方文化研究會曆史分會理事。他曾于1987年至1988 年獲洪堡基金會資助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突厥學和中亞學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員，1993 年赴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從事研究。曾三次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的“絲綢之路”國際考察。研究領域包括蒙元史、西域史、中亞諸國曆史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主要著作有《西北民族史與察哈台汗國史研究》，並曾參加《元朝史》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中亞文明史”項目的編寫工作，發表學術論文七十余篇。他為本卷撰寫了綜述部分的第三章第四節，第十章，第十二章的第一至四節；傳記部分第一章第二節，第三章第一、三節，第五章第五節和第十一章第三節。

高榮盛同志，1946 年12 月出生于江蘇金壇市。1970 年南京大學曆史系畢業，1981 年獲同校曆史學碩士學位。現任南京大學曆史系副教授，從事中國古代史、元史的研究與教學。發表《元代海運芻議》、《鄭和航海圖三議》、《隋唐時代陰山地區的室韋》等多篇論文。他為本卷撰寫了典志部分第一章第一、三四節，第四章第一、二、三節（與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同志合撰），第五章，第六章；傳記部分的第二十章第三、四節，第二十一章的第一、二、三節。

葉新民同志，1938 年出生于吉林榆樹縣。1964 年畢業于內蒙古大學曆史系，留本校蒙古史研究室（今蒙古史研究所）工作，曆任講師、副教授、教授、碩士生導師。從事中國古代史元史研究與教學工作。著有《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曆史人物》、《元大都研究》、《簡明古代蒙古史》（合著）等書，發表蒙元史論文二十多篇。他為本卷典志部分撰寫了第十章。

史衛民同志，1952 年出生于北京。1982 年畢業于內蒙古大學曆史系，1984 年獲中央民族學院曆史學碩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副研究員。1990 年11 月至1991 年12 月，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研究。著有《大一統——元至元十三年紀事》、《元代軍事史》、《元代社會生活史》、《元上都》（合著）、《元代政治制度史》（合作）等書，並發表有關論文三十余篇。他為本卷典志部分撰寫了第九章。

桂棲鵬同志，1957 年出生于湖北黃梅縣。1982 年畢業于蘭州大學曆史系，1988 年獲杭州大學曆史學碩士學位。現為浙江師范大學曆史系講師、副系主任，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博士生、中國元史研究會會員。專長元史、中國古代文化史。發表有《薩都剌卒年考——兼談為偽作》、《蒙古族狀元拜住事跡考略》、《關于標點本的一則輯佚》、《元代江南租佃關系的進一步發展》等多篇論文。他為本卷撰寫了典志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章；傳記部分的第十八章第一節。

張云同志，1960 年出生于陝西周至縣。1983 年畢業于蘭州大學曆史系，1988 年獲西北大學曆史學碩士學位，1993 年獲南京大學曆史學博士學位。曾任西北大學曆史系講師，現任職于中國藏學中心。專長藏族史、西北民族史，發表有關論文多篇。他為本卷撰寫了綜述部分的第三章第三節；傳記部分的第十五章第二節。

王颋同志，1952 年9 月生于上海。1982 年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獲碩士學位，1989 年獲複旦大學曆史系曆史地理專業博士學位。後赴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現任複旦大學曆史系副教授。主要論著有《元代書院考略》、《元湖廣行省驛站考》、《蒙古國漢軍萬戶問題管見》、《陳氏安南國建置考》、《元史地理志資料探源》、《遼史地理志資料探源》等。他為本卷撰寫了傳記部分的第十章第三節（與胡多佳同志合寫）、第四節、第五節、第六節、第七節，第十二章第一節。

胡多佳同志，1950 年出生于浙江上虞縣。1985 年獲南京大學曆史學碩士學位。現任江蘇古籍出版社副編審。發表有《早期蒙宋關系》等學術論文，參與編著《中外社會科技大事縱覽》。他為本卷傳記部分撰寫了第七章第五節，第十章第一、二、四節。

尚衍斌同志，1958 年出生于山東鄄城縣。1982 年畢業于新疆大學曆史系， 1987 年獲同校曆史學碩士學位，後任新疆大學曆史系講師。現為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生，中國元史研究會會員。研究領域為西域史、元史。著有《古代西域服飾研究》（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項目），發表《元代畏兀兒亦都護官號考》、《高昌偰氏與中朝交往》等多篇論文。他為本卷序說部分撰寫了第二章第三節。

沈仁國同志，1963 年出生于江蘇江都縣。1987 年畢業于南京大學曆史系，獲曆史學碩士學位。現為江蘇教育學院講師，主要論著有《元代的俸祿制度》、《中國古代史簡編》（合著）等，他為本卷撰寫了典志部分的第八章第三節，傳記部分的第八章第三、四節。

鄭忠同志，1968 年出生河北唐山。1990 年畢業于徐州師院曆史系，1993年獲南京大學曆史學碩士學位。現為南京師范大學曆史系講師。他為本卷撰寫了傳記部分的第二章第三節，第七章第六節（與姚大力同志合撰），第二十章第四節。第十二章第三、五節（與王颋同志合作）。

郭英德同志，1954 年生于福建晉江。1988 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獲博士學位。現任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副教授，著有《世俗的祭禮——中國戲曲的宗教精神》、《明清文人傳奇研究》、《癡情與幻夢——明清文學隨想錄》、《優孟衣冠與酒神祭祀——中西戲劇文化比較研究》、《明清傳奇綜錄》等著作。他為本卷傳記部分撰寫了第十九章。

蒙元時期科學技術繼續發展。本書科技小組撰寫的稿件，仍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何紹庚同志總其成。他並為本卷撰寫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節中的制鹽業、印刷業、造船與航海等部分；傳記部分的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章。

范楚玉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她為本卷撰寫了典志部分的第一章第二節；傳記部分第十七章第一節。

華覺明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周衛榮同志，同所助理研究員。他們共同撰寫了本卷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節中的紡織業（與高榮盛同志合撰）、礦冶業、機械、建築、兵器等部分。

張清建同志，四川師范學院講師，撰寫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節中的陶瓷業部分。

楊文衡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撰寫了典志部分第四章第三節中的水利部分，傳記部分的第二十六章。

凌光、朱大為同志，石油部石油勘探開發設計院高級工程師，他們共同撰寫了典志部分的第四章第三節中石油天然氣部分。

薄樹人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撰寫了本卷傳記部分的第十六章第一、二節。

趙翰生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撰寫了本卷傳記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二節。

廖果同志，中國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所副教授，撰寫了本卷傳記部分的第十七章第三節。

杜昇云同志，北京師范大學天文系和科學史中心副教授，撰寫了傳記部分的第二十三章。

王冰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撰寫了傳記部分的第二十四章。

劉昌芝同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撰寫了傳記部分的第二十七章。

李經緯同志，中國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研究員，撰寫了傳記部分的第二十八章。

本卷書成後，尚有目錄編制、章節調整等方面需要加工，劉雪英同志做了不少具體工作。

本卷的特點是：史料搜集得廣，考核精審，立論平實，可說功力相當深厚。序說編對各方面的文獻和研究概況，敘述甚為詳審。民族史是本書計劃中的重點。

民族史在一部通史中應如何安排，是一個大問題。在本書各卷中已按照具體情況做了相應的處理。本卷民族章是按照第四卷的辦法處理的。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是蒙元時期很重要的人物，按照本書通例，應分別為之立傳。但本卷並未這樣做，而是把比較重要的材料集中于綜述中，這既可加強綜述的綱領性地位，又可以為曆史人物的活動提供時代的背景，以重現曆史人物的面貌。為避免重複，此二人不另立專傳。

如果說本卷在學術上有所成就，這主要應歸功于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

這個研究室是著名元史專家韓儒林鴻庵同志創建的。鴻庵去世後，陳得芝同志繼續負責，一直貫徹樸實治學的學風，在國內外學人中享有盛譽。我與鴻庵同志有半個世紀以上的友誼，本書倡議時，鴻庵曾參與籌劃。今天，元史卷的完成也可以說是實現了他的遺願。最後，感謝蔡美彪同志、劉乃和同志為本書題寫書名。

白壽彝于北京1995 年7 月24 日中國通史第八卷甲編序說第一章漢文資料第一節基本史料《元史》《元史》210 卷，明宋濂等撰。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乙亥（初四日），奪取元末農民戰爭勝利果實的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同年八月庚午（初二日），明軍占領元朝大都（今北京），元亡。朱元璋為把自己取得政權的經過說成是“奉天承運”、“紹百王之正統”①，並為了總結前朝成敗得失的經驗，作為本朝統治的鑒戒②，乃決意仿唐朝以來新建王朝必組織一定人力，設局纂修前朝曆史的做法，于當年十二月，命令宋濂，王祎等人纂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丙寅（初一），在南京天界寺（今南京朝天宮東）正式開局編寫，至秋八月癸酉（十一日）結束，參加的人有總裁宋濂、王祎及纂修汪克寬、胡翰、宋僖等16 人，僅用了188 天的時間，便修成了除元順帝一朝以外的紀37 卷，志53 卷，表6 卷，傳63 卷，共159 卷。由于編纂的時間太倉猝，缺乏順帝時代的資料，全書沒有完成，于是派歐陽佑等人到全國各地調集順帝一朝資料，于洪武三年二月六日重開史局，仍命宋濂、王祎為總裁，率領趙塤，朱右、貝瓊等15 人繼續纂修，經過143 天，七月初一書成，增編順帝紀10 卷，增補元統以後的《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貨志》各1 卷，三公和宰相表的下卷，《列傳》36 卷，共計53 卷。然後合前後二書，厘分附麗，共成210 卷，也就是現在的卷數。兩次纂修，曆時僅331 天。

《元史》正文由《本紀》、《志》、《表》和《列傳》等部分組成。

早在忽必烈至元元年（1264），原金朝狀元王鶚就奏請纂修成吉思汗的實錄了①。此後，自成吉思汗到甯宗十三朝，代代都有實錄，這是明初纂修《元史》的主要材料之一，《元史》47 卷本紀除順帝一朝之外，主要就是依據十三朝實錄編撰而成。十三朝實錄早已不存，幸賴《元史》本紀，尚得保存其部分內容，故本紀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元史》的58 卷志和8 卷表的史料來源，除順帝朝部分之外，大體上是根據元文宗時所修的《皇朝經世① 見李善長《進表》。

② 《宋濂目錄後記》云：“欽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大統既正，亦詔修前代之史，以為世鑒。”可為證。

① 《元史》卷一六○《王鶚傳》。

大典》編撰而成，而這部書現已大部分散失，只能從《元史》志表中略知梗概，因此，《元史》的志、表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元史》的97 卷列傳大體根據墓志、神道碑、家傳、行述之類編寫而成；部分列傳的史料來源則為《元朝名臣事略》和今已不存的官修後妃功臣列傳，也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在總體上不及本紀、志和表。

當然，《元史》由于其成書倉促等原因，存在不少缺點和弊病，遭致時人的不滿和後來學者的譏議。朱元璋本人就曾命解縉進行修改，原編修之一朱右撰有《元史拾遺》，均可為時人不滿的證明，不過因《元史》是奉敕纂修的，所以明人不敢推翻重修，只作了些補遺、續編之類的工作。清代部分學者對《元史》的譏議更多，如顧炎武指出《元史》有“一人作兩傳”的現象；“本紀有脫漏月者”，“列傳有重書年者”；“諸志皆案牘之文，並無熔范”等等①。錢大昕也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開國功臣，首稱四傑，而赤老溫無傳。尚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鄆國亦無傳。丞相見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等等②。

鑒于《元史》的成書草率和它所受到的種種指摘，自明朝以來就不斷有人企圖增續和重修，先後成書的有：明代胡粹中的《元史續編》，清代邵遠平的《元史類編》，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曾廉的《元書》；民國以後屠寄的《蒙兀兒史記》，柯紹忞的《新元史》等。

《元史》的版本很多，最早的是洪武刻本，洪武三年秋七月《元史》修成，十月便已“鏤版訖功”。嘉靖初年，南京國子監編刊二十一史，其中《元史》用的是洪武舊版，損壞的版面加以補刊，一般版心有嘉靖八、九、十年補刊字樣，是為南監本。萬曆二十四年（1596）至三十四年（1606），北京國子監重刻二十一史，《元史》也在其中，是為北監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又仿北監本重刻《元史》，是為殿本。乾隆四十六年（1781），對遼、金、元三史的譯名進行了謬誤百出的妄改，挖改了殿本的木版，重新印刷，通稱乾隆四十六年本，這是最壞的版本，毫無可取之處。道光四年（1824），又對《元史》作了進一步的改動，重新刊刻，是為道光本。以後還有各種翻刻重印的版本，通常為治元史者所不取。1935 年，商務印書館以99 卷洪武本和南監本合配在一起影印出版，是為百衲本，此在通行各本中最接近于洪武本的原貌，為治元史的中外學者沿用了四十余年。1976 年4 月，中華書局出版點校本《元史》，以百衲本為底本，用其他各種版本進行校勘，還吸收了前人對《元史》校勘的成果，並利用了大量的原始資料，校正了有關史文，這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① 《日知錄》卷二六《元史》。

② 《潛研堂文集》卷十三《答問十》。

《元典章》本書全名《大元聖政國朝典章》，60 卷，附《新集至治條例》，編者不詳。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曾規定各地官府編類中統建元以來的“聖旨、條畫及朝廷已行格例，置簿編寫檢舉”，作為官吏遵循的依據。所以沈家本于光緒戊申（1908）為《元典章》撰寫的跋文中即認為“此書當日乃奉官刊布，以資遵守，非僅為吏胥之鈔記”。但有人以為此書“殆吏胥所鈔記，然主其事，似為坊賈也”①。

本書是一部元朝法令公牘文書的彙編，上起世祖中統元年（1260），下迄英宗至治二年（1322）。分詔令、聖政、朝綱、台綱、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類，《新集至治條例》分國典、朝綱、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八大類，各大類之下又有門、目，目下列舉條格事例，全書共有81 門、467 目、2391 條。

此書是研究元代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獻資料。書中具體生動地反映了元代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書中抄引的聖旨和中書省、禦史台的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統治集團議決政務的記錄，從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決定和處理政務的准則、方法和過程。社會經濟史料主要集中在戶部各卷中，是研究元代經濟極為寶貴的資料。有關土地買賣、租佃關系、會種科差、課稅制度、手工業生產、商業貿易、元代幣制、高利貸盤剝及農業政策和村社制度等情況，都有詳細的記載、生動的反映。吏部各卷對元代各類官吏的官職、品級、職責、任免、升轉、考核，各種公規，乃至文牘程式都有記載。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詳細資料，對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會史極有價值。本書可以補充和印證《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許多記載。

《元典章》文體獨特，不僅使用一般書面語，詞訟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語。此外，還有聖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以口語硬譯蒙古語的特殊文體，其語法特征與漢語大不相同。有時在同一文牘中混用這些不同文體。這就為一般讀者和初學元史者帶來困難。今可參讀亦鄰真《元代硬譯公牘文體》一文①，作為打開《元典章》等史籍之門的一把鑰匙。

《元典章》過去通行的是光緒戊申（1908）北京法律學堂刊行的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稱沈刻本。惟此刻本錯誤極多，錯字、漏字且不說，其中整段、整頁脫漏者亦不在少數；陳垣據元刊本作《沈刻元典章校補》及《元典章校補釋例》，勘正“偽、誤、衍、脫、顛倒諸處一萬二千余條”①，讀① 昌彼德：《跋元坊刊本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見台灣影印元刊本《元典章》後。① 見《元史論叢》第1 輯，中華書局1982 年版。

① 兩書分別于1931 年、1934 年由國立北平大學研究所刊行。1958 年中華書局重印《元典章》沈刻本時，將兩書收入，同時重印。

沈刻本時，當對照利用此書。1972 年，台灣故宮博物院已將所藏元刊本《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影印出版，為讀者帶來很大的方便。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對該書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分別于1964 年和1972 年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冊、第二冊。

《通制條格》本書現存22 卷，官修。元仁宗即位之初，允中書所奏，擇“耆舊之賢、明練之士，時則若中書右丞伯杭、平章政事商議中書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為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大綱有三：一《制詔》、二《條格》、三《斷例》；另將錯居于《條格》、《斷例》之間的內容亦彙輯成《別類》。書成于延祐三年（1316）夏五月，名為《風憲宏綱》，命監察禦史馬祖常作序。書成之後，又命“樞密、禦史、翰林、國史、集賢之臣相與正是，凡經八年而是事未克果”，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才審定頒行，題名《大元通制》②。全書88 卷，凡2539 條。此書僅有第二部分《條格》的一部分流傳至今，故名《通制條格》，現存的22 卷是：卷二至九（戶令、學令、選舉、軍防、儀制、衣服），卷十三至二十二（祿令、倉庫、廄牧、田令、賦役、關市、捕亡、賞令、醫藥、假甯），卷二十七至三十（雜令、僧道、營繕）。

本書的性質與《元典章》相似，亦是元朝法令文書的彙編，故其史料價值極高，研究元代曆史尤其是各種制度時，必須參考此書。惟其通讀的難度，也和《元典章》相仿。本書僅有原國立北平圖書館1930 年影印本，凡6 冊。日本岡本敬二編《通制條格研究譯注》3 冊（國書刊行會刊），將《通制條格》全部加以句讀，然後譯成日文，並詳加注釋。1986 年3 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黃時鑒點校本，用新式標點對全書進行分段點校，為讀者通讀本書，特別是難度很大的“硬譯”公牘，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經世大典》本書全名《皇朝經世大典》，880 卷，目錄12 卷，公牘1 卷，纂修通議1 卷。此書是元文宗時官修的一部政書。天曆二年（1329）冬，元文宗下令“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命趙世延、虞集等主其事。次年（1330）四月十六日開局，至順二年（1331）五月一日成書。全書分10篇：帝號、帝訓、帝制、帝系4 篇為“君事”，由蒙古局擔任纂修；治典、賦典、禮典、政典、憲典、工典6 篇為“臣事”，由虞集等編纂。

《經世大典》書成之後，僅有“繕寫呈上”的寫本，未有刻本，今不傳。② 孛術魯翀：《大元通制序》，《元文類》卷三六。

現據《元文類》所收《經世大典序錄》可以略見各“典”的子目，而“政典”部分的若干類子目除序錄外，還收錄了一部分子目的內容，其中以“征伐”、“招捕”兩類收錄較多，內容涉及元朝的統一、民族關系、對外關系和各族人民的反抗斗爭等方面。根據《元史》各志，可以略知是書的內容梗概。閱讀《永樂大典》殘卷中保存的《經世大典》殘文，尚可窺見其部分內容，其中主要是出自《政典·驛傳》類的“站赤”①，出自《賦典·漕運》類的“海運”②，出自《憲典·倉庫》類的“倉庫”③。翻檢《廣倉學窘叢書》所收的《大元馬政記》、《大元倉庫記》、《大元氈罽工物記》、《元代畫塑記》、《元高麗紀事》、《大元官制雜記》等6 篇，又可知道《經世大典》的部分內容，此6 篇都是清朝末年徐松和文廷式由《永樂大典》中鈔出的，這些原文除《倉庫》一卷尚存外，其余上述各卷如今亦已散失。此外，魏源《海國圖志》（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中尚轉載有《元經世大典地圖》一幅，據魏氏在說明中稱該圖“得自《永樂大典》，即《元史》地理志末附西北地名二頁”。如今刊載原圖的《永樂大典》業已不存，幸賴《海國圖志》得以保存。

《經世大典》是元代官修的政書，其內容大都來自有關機構的檔案，故其史料價值極高。惜保存至今的只是極少一部分。盡管如此，它仍然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視。

近年來，台灣蘇振申對《經世大典》作了較詳細的研究，著有《元政書經世大典之研究》，由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1984 年5 月版。可供參閱。《元朝名臣事略》本書15 卷，元蘇天爵編。蘇天爵本卷另有傳。他曾預修《武宗實錄》及《文宗實錄》，其著作流傳至今的，除本書外，還有《元文類》和《滋溪文稿》。另有《松廳章疏》和《春風亭筆記》等，都已散佚。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蘇天爵此書“記元代名臣事實，始木華黎，終劉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據諸家文集所載墓碑、墓志、行狀、家傳為多，其雜書可征信者亦采納焉，一一注其所出，以示有征”，基本概括了本書特點。此書取材極廣博，其中有不少碑傳早已散佚，全靠此書保存下來，成為研究蒙元史的珍貴資料。清朝末年福建重刊姚燧《牧庵集》時，曾取此書“互相考證，借資審定”；繆荃孫輯元明善、閻複等人的文集，也從此書中搜集了許多資料。明朝初年纂修《元史》，取材于此書的更多，例如木華黎傳，差不多全采用此書。又此書47 篇事略，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前4 卷都是蒙① 見《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六——一九四二三。

② 見《永樂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一五九五○。

③ 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一。

古人、色目人，其余是漢人（其中無南人）；而《元史》列傳前32 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卷三十三以下都是漢人和南人，可見《元史》連列傳的編次也是仿照此書的。

此書元刊本極少見。1962 年，中華書局根據元統乙亥（1335）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重新影印，開頭有韓儒林撰《影印元刊本國朝名臣事略序》，序文介紹了本書作者簡況、史料價值和版本狀況。這是目前最好而又容易找到的版本。過去通行的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刊本，是依據《四庫全書》于敏中家藏本刊印的，因為校勘不精，差不多沒有一篇沒有錯字和脫文，脫文多的竟達千字以上，甚至因《趙良弼傳》和《賈居貞傳》中間有缺頁，竟把兩傳並為一傳，而且人名、官名、地名都遵照乾隆皇帝的諭旨，一律加以改譯，給研究蒙元史的人帶來很大的不便，對一般讀者而言，更是莫大的障礙。《曆代名臣奏議》本書共350 卷，明黃淮、楊士奇等奉敕編。永樂間，朱棣命翰林編修黃淮、楊士奇等編輯此書，采古名臣奏疏之類，彙集以備觀覽。永樂十四年（1416）十二月書成進覽，命刊印，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是書所錄自商、周迄于宋、元，分64 門，名目過繁，然搜羅甚富，曆代典制的沿革、政事的得失等，均可一一披閱而知。

本書搜集元代諸名臣的奏議，對了解和研究元代曆史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所搜集的元代兩種重要的奏議，一是元世祖末年“東平布衣”趙天麟所上的《太平金鏡策》，今雖有元刊本8 卷傳世，但極罕見，一般讀者很難有機會睹其廬山真面目，而本書中已加收錄，散見于有關各門；另一種是大德七年（1303）鄭介夫所上的《太平策》，未見單刻本傳世。單就這兩種奏議而言，其涉及元代政治生活和經濟領域的各個方面，內容廣泛，如投下、驅口、匠戶、鈔法、鹽法、軍站、田制等，均有所論述，對了解元代各種制度，有很大的幫助①。本書有明經廠刻本、明崇禎八年張溥刪節本和四庫全書本，以前者為最佳。張溥刪節本非足本，重要內容如趙天麟所上奏文均遭刪削，故此本價值甚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于1989年10 月影印出版此書的明永樂內府刻本（即經廠本），為學人利用此善本書提供了極大方便。

《國初群雄事略》明末清初，錢謙益編撰。本書共收集元末農民起義及地方割據勢力計有韓林兒、郭子興、徐壽輝、陳有諒、明玉珍、張士誠、方國珍、李思齊、擴① 參見陳高華：《中國古代史史科學》頁329，北京出版社1983 年版。

廓帖木兒、納哈出、陳友定、何真等人的起兵或割據的史料，廣征博引，使一些今已散失的資料得以保存下來，為研究元末明初曆史的一部重要史籍。全書“采自諸書，抵牾處不改定，參差處不畫一，仍是長編之例，實非刊定之書”①。

從本書作者的生卒年代及書名用“國初”二字，即可知是書編成于明朝。其具體年代一說“大約編撰于明天啟六年（1626）前後”②。本書有鈔本多種，各種鈔本的分卷也不盡相同，有15 卷、14 卷、不分卷等。近人張鈞衡校訂是書，定為12 卷本，收入《適園叢書》中。1982 年9 月，中華書局出版了張德信、韓志遠點校本（14 卷）。是本以沈韻齋鈔本為底本，參照清鈔本和《適園叢書》本加以標點校勘。《出版說明》云：“對書中所引資料，其書尚存者，均取原書校核；所注資料出處不夠明確的，予以查補。凡鈔本中因訛、舛、衍、脫而有乖文義者，加以改正，並作校勘記附在每卷之末。”“書中所引資料原書今已散失者，用有關史料校勘，不動原文，只在校勘記中說明。”因此，中華書局版為是書最好而又易得的版本。

① 《國初群雄事略》，《適園叢書》本，張鈞衡跋。

② 1980 年12 月中華書局出版說明。

第二節行記《西游錄》本書為上、下卷，耶律楚材著。耶律楚材，本卷下冊別有傳。1218 年，耶律楚材應成吉思汗之召至蒙古怯綠連河畔的大斡耳朵。次年春，隨成吉思汗大軍西征，往返西域凡7 年之久。據《西游錄·自序》說，他于戊子（1228）馳傳到燕京，很多人問他西域的情況，因著此書，以省應對之煩。本書未有“戊子清明日”題記一行，可見書成于1228 年。《自序》寫于己丑（1229），為書成後翌年刊印時所作。原刊本末有“燕京中書侍郎宅刊行”一行，表明系家刻自印之本。

全書分上、下兩部分。第一部分專記自北京出發以及西域各城的情形；第二部分是專門抨擊長春真人邱處機的。著名學者向達在校注本書時，于其未完之作《前言》中說：“記地理和反道教的兩部分都很重要。”他又指出，《西游錄》、《長春真人西游記》二書，“都是十三世紀記述天山以北和楚河、錫爾河、阿姆河之間曆史地理最早最重要的書。第八世紀中葉以後，關于天山以北以至于蔥嶺以西楚河、錫爾河、阿姆河一帶，游曆其地歸而以漢文記載游蹤的，絕無其人、其書。《宋史·高昌傳》只憑王延德所記，略及北廷，如大食、拂林諸傳不過得之傳聞而已。到了十三世紀《西游錄》、《西游記》二書，始首先對于上述諸地目識親覽所得，著成文字，公諸于世。”他還說：“二書也是研究十三世紀楚河、錫爾河以及阿姆河地區曆史的重要資料。”向達的《前言》系未完之作，故對本書第二部分的價值未及作評價。今就其內容看來，反映當時釋、道兩教的矛盾由來已久，斗爭之激烈，躍然紙上，也可見當時釋門中多方詆毀道家的一斑。《西游錄》刊行以後，最早收錄它的是元代盛如梓的筆記《庶齋老學叢談》①，但僅節錄其西游地理的一部分凡八百余字。1926 年，日人神田信暢在日本宮內省圖書寮發現一舊鈔本足本，1927 年神田據以排印出版，後《六經堪叢書》曾據之重印，是為過去通常使用的足本。1981 年中華書局出版向達校注本，雖注釋偶有疏忽之處，但仍不失為目前最佳而又易得的版本。

《北使記》、《長春真人西游記》《北使記》金烏古孫仲端撰，劉祁記。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金史》卷一二四有其傳。

本書記作者出使北朝（蒙古）、西域期間沿途的所見所聞，對山川地理、風俗人情、物產狀況等均有記載，可供了解十三世紀二十年代的蒙古和西域① 見《知不足齋叢書》。

情況作參考。

王國維《古行記校錄》四種曾收有此書，對書中磨里奚等幾個部族名作了注解，見《王國維遺書》第十三冊。此外，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及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劉祁《歸潛志》點校本，亦收有本書。《長春真人西游記》共2 卷，為金元之際李志常撰。志常（1193—1256）字浩然，號真常子，又號通玄大師，是金、元之際全真道領袖邱處機（1148—1227，號長春子）的弟子，後掌全真道門（1238—1256）。己卯（1219）冬，成吉思汗遣侍臣劉仲祿持詔至萊州（今山東掖縣），敦請邱處機赴西域“問道”。次年正月，邱處機率門徒尹志平、李志常等18 人啟程，在燕京（今北京）、宣德（今河北宣化）等地盤桓多時。辛巳（1221）春二月，離宣德，取道漠北西行，中經野狐嶺（今河北萬全膳房堡北）、撫州（治今河北張北）、蓋里泊（今內蒙古太仆寺旗南）、魚兒濼（今內蒙古達里諾爾），東北行至斡辰大王帳（今內蒙古新巴爾虎旗東），轉西北行至陸局河（今克魯倫河）入闊連海子（今呼倫湖）處，沿河南岸西行，又經窩里朵（當在杭愛山北麓）、阿不罕山（今蒙古科布多省東部之宗海爾罕山）北、金山（今阿爾泰山）、鱉思馬（即別失八里）、昌八剌（即彰八里，今新疆昌吉）、阿里馬（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東13 公里之阿脫諾克）、大石林牙（即虎思斡耳朵，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西南布拉納古城）等，複經霍闡沒輦（今錫爾河）及其以西諸地，于同年11 月18 日至邪米思干（即撒馬耳干，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壬午（1222）三月，複經碣石（今撒馬爾罕以南之沙里夏勃茲地方），過鐵門。渡阿母沒輦（今阿姆河）東南行，于同年四月至大雪山（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晉見成吉思汗。五月返回邪米思干。八月，再抵成吉思汗駐地，入帳論道。九月下旬，三抵邪米思干。十月，離此東還。癸未（1223）六月初渡磧。宿漁陽關（當即內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之吳公壩），複經豐州（今內蒙古呼和浩特東白塔鎮）、下水（今內蒙古岱海）等地，于同年秋八月回到宣德，並于甲申（1224）回到燕京；丁亥（1227）七月，病逝。

邱處機死後，李志常寫成《長春真人西游記》一書，以親隨其師西游之經曆，記述所經山川道里和沿途所見風俗人情等見聞，並兼及邱處機生平，是研究十三世紀漠北、西域史地的重要資料。此書過去鮮為人知，乾隆年間錢大昕從蘇州玄妙觀《道藏》中鈔出，並為之作跋加以表彰，才得到學術界的重視。近人王國維為之作校注，是目前較好而又易得的本子，見《王國維遺書》。

《蒙韃備錄》、《黑韃事略》《蒙韃備錄》南宋趙珙撰。此書原題“朱孟珙撰”，誤，王國維《蒙韃備錄箋證》已辨正。宋甯宗嘉定十四年（1221），趙珙奉其上司賈涉之命，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至燕京，見到總領蒙古大軍攻金的木華黎國王。他將自己出使期間的見聞著錄成書。全書分立國，韃主始起，國號年號，太子諸王，諸將功臣、任相、軍政、馬政、糧食、征伐、官制、風俗、軍裝器械、奉使、祭祀、婦女、燕聚舞樂共17 目，為研究當時蒙古國和幽燕一帶的曆史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史料。

本書現存最早版本是《說郛》本，1926 年刊行的王國維《蒙韃備錄箋證》是通行諸本中較佳而又易得的本子，見《王國維遺書》。

《黑韃事略》南宋彭大雅撰，徐霆疏。大雅字子文，鄱陽（今江西波陽）人，宋嘉定七年進士，官朝請郎，出為四川制置副使。史書載其嘉熙四年（1240）使北。淳祐三年（1243）守重慶，蜀地殘破，大雅重築重慶城，以禦利、閬，蔽夔、峽，為蜀根柢，人德之，為立廟。卒諡忠烈。據王國維《黑韃事略跋》之研究，彭、徐二人分別于壬辰（1232）和乙未至丙申（1235—1236）年間作為南宋使節的隨員，前往蒙古大汗居留的草原。彭大雅是書狀官，先將自己的使蒙見聞寫成書稿，徐霆隨使歸宋，亦將其見聞記錄編撰成稿。後二人相遇，各出所撰以相互參考，遂以彭著為定本，把徐霆的不同記載作為“疏”寫在各有關事項之下，合成本書。書中頂格書寫者為彭大雅原書，其低一格者是徐霆之疏。本書內容豐富，從多方面介紹了蒙古國的主要人物、地理氣候、游牧圍獵、人們的衣食住行、風俗習慣、語言文字、曆法和占筮、差發賦稅、貿易販賈、官制和習慣法、軍事裝備、行軍紮營，布陣破敵、作戰方法、軍馬將帥以及所屬各投下狀況等等。全書共分“其主”、“其子”等48 條。所記內容為作者身曆其境、耳聞目睹的記錄，故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是研究十三世紀上半葉蒙古國曆史的重要資料。王國維1925年為本書作跋，指出“此書所貢獻，當不在《秘史》、《親征錄》之下也”。本書通行諸本中以1925 年王國維箋證本為佳，見《王國維遺書》。

《紀行》、《西使記》《紀行》1 卷，張德輝撰。張德輝，《元史》卷一六三有傳。他是金朝禦史台的下級官吏，金亡後，為真定軍閥史天澤幕僚，充當經曆官。《元朝名臣事略》卷十載其事跡。1247 年，忽必烈在漠北潛邸召他北上詢問當世事。德輝從中原北上，途經驢駒河（今克魯淪河）、渾獨剌河（今土剌河）、和林城及塌米河等地而達于忽必烈駐地。本書是他記錄這次北上的經曆及沿途所見所聞，對于當時蒙古族居住的大漠南北風土人情，生產和生活狀況以及地理情況記述頗詳，對研究蒙古國時期的曆史和地理狀況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本書原載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一○○《玉堂嘉話》卷之八，常見的有《四部叢刊》初編本。

《西使記》1 卷，劉郁撰。元憲宗蒙哥即位後，命其弟旭烈兀西征，征服木剌夷、黑衣大食及西亞大片土地。蒙哥九年（1259）正月，常德（字仁卿）奉命馳驛西覲旭烈兀，他從和林出發，途經昏木輦（今蒙古與新疆交界處布爾根河）、龍骨河（今新疆烏淪古河）、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忽章河（今錫爾河）、撒麻耳干、阿姆河等地，到達旭烈兀駐營地，往返共14 個月。歸國後口述其經過見聞，由劉郁加以記錄而成此書。書後有“中統四年（1263）三月，渾源劉郁記”。

常德的西使比起耶律楚材和邱處機來，要晚四十年左右，在此期間，經過蒙古的幾次西征等重大曆史事件之後，中亞的面貌有了相當大的變化。本書的有關敘述，為人們了解十三世紀中期中亞的情況提供了寶貴的史料。本書對旭烈兀西征的經過以及西亞等地的風土人情也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正可補其他漢文史籍之所缺。

本書原載《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九四《玉堂嘉話》卷之二。後被收入《古今說海》等多種叢書之中。王國維為本書作過校錄，見《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古行記校錄》。

《真臘風土記》、《島夷志略》、《安南行記》《真臘風土記》1 卷，周達觀撰。達觀自號草庭逸民，溫州路永嘉縣人。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六月，決定遣使者赴真臘，命周達觀從行。次年二月離明州（今甯波），二十日自溫州開船，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風不行，于是年秋七月始達；大德元年（1297）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回到四明，往返曆時一年半左右，在該國居住約一年。他返國後，據其親身見聞寫成此書。

真臘即今柬埔寨。公元十至十三世紀為其文明最燦爛的時代，也稱吳哥時代。本書便是反映吳哥時代情況的著作。它記載柬埔寨十三世紀末葉多方面的事物，所記凡城郭、宮室、服飾、官屬、三教、人物、產婦、室女、奴婢、語言、野人、文字、正朔時序、爭訟、病癩、死亡、耕種、山川、出產、貿易、欲得唐貨、草木、飛鳥、走獸、蔬菜、魚龍、醞釀、鹽醋醬麴、蠶桑、器用、車轎、舟楫、屬郡、村落、取膽、異事、澡浴、流寓、軍馬、國主出入共40 則。前有總敘。書中城郭等則記載了國都中許多偉大的建築和雕刻，此外，本書還廣泛記述了當地人民的經濟活動、生活狀況、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人情等情況，是現存的關于柬埔寨中古時代文物風俗生活的唯一記載。夏鼐先生在本書《校注者序言》中指出，“連柬埔寨本國的文獻中，也沒有像這樣一部詳述他們中古時代文物風俗生活的書籍，所以研究柬埔寨曆史的學者對它極其重視。”元廷元貞遣使真臘一事，《元史》不載，賴此書存其梗概；又《元史·外國傳》未列真臘，此書可補其缺。本書對研究十三世紀元廷與真臘的通商等友好關系也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

本書的版本甚多，元末所刻陶宗儀《說郛》收有此書，蓋為本書最早的刊本。夏鼐先生的《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以影印明刻《古今逸史》本為底本，對勘各本，並采中外各家之長，加抒己見，進行注釋，是目前最好而又便于閱讀的本子。

《島夷志略》1 卷，原名《島夷志》，現存諸本並作今名，當系明人抄本所改。作者汪大淵，曾兩次隨商船游曆東西洋許多國家，所到地方，皆記其山川、習俗、風景、物產以及貿易等情況。至正己丑（1349）冬，大淵路過泉州，適泉州路達魯花赤偰玉立命吳鑒修《清源續志》（清源，泉州舊名），遂請熟悉東西洋諸地情況的汪大淵撰《島夷志》，附于《清源續志》之後。次年，作者攜《島夷志》歸南昌，單獨刊印以廣流傳。

本書共分100 條，除末條“異聞類聚”系抄撮前人舊記而成者外，其余99 條皆記作者親身游覽，耳目所親見之事，每條大抵記述一個國家或地區，有些條還附帶提到鄰近的若干地方。全書所記涉及的國名和地名達二百二十余個，其中有不少是首次見諸我國著錄。本書涉及的地理范圍，東至今菲律賓群島，西至非洲。此書上承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番志》，下啟明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等書，其價值更超過了宋明諸作，因作者所記皆為親曆而非憑耳聞，所以，本書是研究元代海外貿易和十四世紀亞非各國史地的十分珍貴的資料，為中外學者所矚目。從近人沈曾植開始，為此書作校注、翻釋、考釋者頗不乏人。此書及《清源續志》的元刻本均佚。1981 年中華書局出版蘇繼頃《島夷志略校釋》，集諸家之說，取長補短，擇善而從，並考其未備，為最新研究成果。是目前較好的本子。

《安南行記》一作《天南行記》，1 卷，徐明善撰。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冬十一月，命李思衍為禮部侍郎，充國信使，以徐明善等為副使，同使安南。本書即記此次出使事。

本書有商務印書館排印《說郛》本，宛委山堂《說郛》本題作《天南行記》。

《北巡私記》劉佶撰。作者元末供職于朝廷，跟隨元順帝一行倉皇北逃，並將此事美化為“北巡”，故名其書為《北巡私記》。全書記載自至正二十八年（1368）閏七月至三十年正月，共十七月之事，所記多為元順帝倉促北逃以及最後死去的經過，其中對逃亡的路線、途中的狼狽情狀、統治階級間的傾軋及腐朽劣跡等，均有生動的記載。關于這段史實，本書是現存的唯一漢文記載，且為作者所親自經曆，故有較珍貴的史料價值。柯劭忞于光緒戊申（1908）得此書時，稱之為“希世之秘笈”，“如獲海外奇珍，自詫為平生第一幸事”。此言不無道理。本書有《云窗叢刻》本。

第三節其他史料《平宋錄》、《庚申外史》《平宋錄》1 卷，劉敏中撰。劉敏中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諸朝，《元史》有傳。平生著述除本書外，尚有《中庵集》25 卷，其中11 卷是碑銘、墓志、行狀，有關元前期的資料十分豐富①。

本書專記元朝征服南宋經過。常見有《守山閣叢書》本。

《庚申外史》權衡編。權衡，字以制，號葛溪，元末明初江西吉安人。

元順帝至正年間曾隱居于河南漳德府一帶28 年。不應元聘，著書甚多。本書記元順帝妥歡貼睦爾一朝曆史，因元順帝生于庚申年（延祐七年，1320），稱庚申帝，故書用此名。本書上起元統元年（1333），下迄至正二十八年（1368），全書用編年體寫成。所紀史實，多為《元史》和其他著作所無，敘事生動、具體；由于作者在整個元末農民戰爭期間都在河南一帶，對當時聲勢浩大的農民戰爭多耳聞目睹，故本書對研究元末農民戰爭以及當時統治集團的內部斗爭，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本書在地名人名及事件年月上，由于作者根據一時傳聞記錄，無文書可以檢尋，故不免有所抵牾，這是本書的不足之處。

此書《寶顏堂秘笈》、《學海類編》、《學津討原》、《海山仙館叢書》、《豫章叢書》、《叢書集成》初編等均曾收入，各本文字互有異同。1991 年，中州出版社出版任崇岳《庚申外史箋證》，為讀者提供了很大方便。

《明氏實錄》1 卷，明楊學可撰。學可名敏，字學可，以字行，人號清風先生，四川新都人。曾拜元儒杜圭為師，博通經史。當其學成之時，適逢元末兵起，乃避居云南昆明，講論六經。後複歸西蜀，其時適當明玉珍強盛之時，明玉珍授他國子助教，他堅辭不受。入明以後，赴京訴老疾，辭歸西蜀，繼續從事教書工作。明劉惟德為之撰《清風先生傳》①。

本書記元末農民起義四川首領明玉珍及其子事跡始末，較之《明太祖實錄》中的《明玉珍傳》，次序大體相同而內容更詳細，就具體史實而論則互有異同，茲舉二例：其一，關于明三其人，《明氏實錄》稱明三原姓萬名勝，是明玉珍手下的一名戰功卓著的人物，明玉珍稱帝後複其姓名為萬勝，拜為司馬。但《明太祖實錄》卷一六《明玉珍傳》及張廷玉《明史·明玉珍傳》均將萬勝作“明二”。徐松在《明氏實錄》校補中已指出後兩書的這一錯誤，① 見《北京圖書館館藏古籍珍本叢刊》。

① 見張奉書等：《新都縣志》卷十一《藝文》。

並說“明三為是”。其二，關于明玉珍對待宗教的態度問題，《明氏實錄》與《明太祖實錄》的記載亦互有異同，相同的是兩書均稱明玉珍曾“去釋老二教”；不同的是《明氏實錄》載明玉珍在去釋老二教的同時一並去彌勒堂，而《明太祖實錄》的記載則與此截然不同，說他是“去釋老而專奉彌勒法”，這一問題既涉及明玉珍的宗教信仰及其對彌勒法的態度，又涉及他與元末南方紅巾軍的關系等方面的問題。由此可見，本書確有其重要價值，它既足與正史相互參考，又可訂正如《明太祖實錄》等史料價值很高的史籍的某些錯誤。此外，本書的成書年代，很有可能早于明建文時以方孝孺為總裁而編修的最初之《明太祖實錄》①。若如此，則本書更值得人們重視。加之作者為四川人，對明玉珍父子在四川的所作所為耳聞目睹，了解較深刻。這些均說明本書的史料價值較高。

本書原無注，清徐松據《明太祖實錄》等為之校補，節省了後人翻檢之勞，且在有些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收于《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第五集。此外尚有《學海類編》本等。1983 年，四川重慶發現明玉珍《玄宮之碑》，為研究明玉珍事跡及整理本書提供了新的資料。

《保越錄》、《高麗史》《保越錄》1 卷，徐勉之撰。本書記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與張士誠兩部爭奪紹興事。是年，朱元璋遣胡大海攻紹興，張士誠將呂珍據守，三月不下，胡大海退去。當時張士誠已降元，本書作者站在元朝的立場，褒張貶朱。但對戰爭經過，敘述頗詳，可補史文之缺。

本書常見有《學海類編》本。

《高麗史》139 卷，朝鮮李朝鄭麟趾撰。作者奉王命修撰此書，書成于李朝文宗元年（明景泰二年，1451）。全書用漢文寫成，體例悉仿中國正史。全書計分世家46 卷，志39 卷，表2 卷，傳50 卷，目錄2 卷，記載朝鮮曆史上高麗王氏王朝的事跡。高麗王氏王朝起自918 年，迄于1392 年，大體與我國遼宋金元時期相當。凡32 主，其中熙宗至恭湣王凡11 主在位期間（1200—1368）約當成吉思汗興起至元朝滅亡。本書為了解高麗與蒙古、元朝的關系提供了豐富的史料，且對了解元朝的政治、經濟、農民戰爭的活動等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

本書有日本明治四十一年縮印三冊本。1957 年朝鮮平壤影印三冊本。

① 參見丁國范：《楊學可及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 輯，1983 年。第四節筆記小說《齊東野語》、《癸辛雜識》、《歸潛志》、《山居新語》《齊東野語》20 卷，周密撰。作者字公謹，自號草窗，又號弁陽嘯翁、蕭齋、泗水潛夫、華不注山人、弁陽老人等。祖籍濟南。其曾祖泌，自濟南遷居吳興，至密四世。其家世代為官，本人在宋寶祐年間任義烏令；入元不仕，寓杭，居癸辛街，以南宋遺老自居，交游很廣，故見聞甚博。是書用《齊東野語》之名，乃作者不忘祖籍之意。書中所記，多宋元之交的朝廷大事，很多可補史籍之不足，如“李全始末”，“端平入洛”，“二張援襄”等，都是很有價值的資料。本書以中華書局1983 年張茂鵬點校本最為方便。

《癸辛雜識》6 卷，這是周密寓居癸辛街時所寫的另一部筆記。主要記載宋元之際的瑣事雜言，這是區別于《齊東野語》的地方。書中所記如“襄陽始末”、“佛蓮家資”、“方回”（降元宋臣）等條，史料價值甚高。本書以中華書局1988 年1 月吳企明點校本最為方便。

《歸潛志》14 卷，劉祁撰。作者為金末元初人。書名“歸潛”，乃作者未仕元時，自署其居。本書一至六卷為金末諸人小傳；七至十卷雜記軼事；卷十一記金哀宗亡國始末，保存了大蒙古國窩闊台汗攻滅金朝的寶貴史料。後元修《金史》，多采此書。本書以中華書局1983 年崔文印點校本最為方便。此外尚有《知不足齋叢書》本、《學海類編》本等。

《山居新語》本書4 卷，一作《山居新話》，楊瑀（1285—1361）撰。

作者字元誠，號山居，晚年自號竹西居士。其五世祖自婺遷杭，遂為杭人。文宗天曆間至京師，曆仕廣成局副使、中瑞司典簿。後至元六年（1340）參預逐權臣伯顏之謀，以功超授奉議大夫太史院判官，繼升同僉院事。至正十五年（1355）起為宣政院判官，改建德路總管。十七年以浙東宣慰使致仕。二十一年七月卒。楊維楨《東維子文集》有其神道碑。本書是作者致仕退隱杭州時所作，書中有不少關于典章制度和政治活動的記載，對于了解元末史事頗為有用。常見有《武林往哲遺著》本。

《庶齋老學叢談》、《靜齋至正直記》、《遂昌山樵雜錄》、《農田余話》《庶齋老學叢談》3 卷，盛如梓撰。此書辨論經史，亦間及朝野軼事。

蓋作者猶及與元初故老游，故所記俱有根據。如劉好禮任吉利吉思、撼合納、謙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期間，曾親見北邊晝長夜短之現象，即載于此書，常為研究北邊曆史地理者所引用。本書通常有《知不足齋叢書》本。

《靜齋至正直記》4 卷，一稱《靜齋類稿》，別名《靜齋直記》，通稱《至正直記》。前人以為此書系元孔齊著。其實本書作者應為元孔克齊①。克齊字肅夫，號行素，一號靜齋，孔子55 世孫，薦授黃岡書院山長，召為國史編修，元末避兵居鄞之東湖，記其見聞，備得人情物態之詳，對了解當時情況頗有參考價值。從所記內容可以得知，是書之成書年代當不會早于元順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書中關于文人逸事的記載，甚為精彩，如《松雪遺事》條即為一例。常見有《粵雅堂叢書》本、1972 年台灣世界書局影印清抄本。

《遂昌山樵雜錄》鄭元佑（1292—1364）撰。作者生于元中葉，上及見宋諸遺老，下及見泰不華、倪瓚（云林）等人。是書記述以宋代軼聞較多，有《學海類編》、《稗海》、《讀畫齋叢書》本。

《農田余話》2 卷，長谷真逸撰。作者本名張翼，一稱長谷真逸，吳人①。是書多記作者親身經曆的元末及張士誠割據東南等史事，常為研究元末農民戰爭的學者所引用。通行有《寶顏堂秘笈》本。

《樂郊私語》、《草木子》、《輟耕錄》《樂郊私語》1 卷，姚桐壽撰。本書系作者自桐江移居海鹽後之作品，書成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所記多平日耳聞目睹之事，全系條文式，各條互不聯系。書中對楊完者苗軍武裝鎮壓農民起義及張士誠在嘉興的活動記載較詳，對研究元末江南農民起義有參考價值，其自稱以“樂郊”名書之故為“天下土崩，余猶得拈弄筆墨，如此，海上真我樂郊也”。通行有《學海類編》本。

《草木子》4 卷，葉子奇撰。作者為元末明初文人。其書凡8 篇，自天文、地理、物象等皆一一辨析，其記元代故事，亦頗詳核。研究元末農民戰爭者常引此書。通行有中華書局1959 年斷句本。

《輟耕錄》一名《南村輟耕錄》，30 卷。陶宗儀撰。宗儀字九成，號南村，元末明初浙江黃岩人，生卒年月不詳①。元末兵起，宗儀避亂松江華亭之泗涇，諸生買地結廬，命其宅曰“南村草堂”，由杜待制為之書額②。遂居以老。晚年閉門著書，作品甚多，世傳除本書外，尚有《說郛》100 卷，《書史會要》9 卷，《四書備遺》2 卷等。時人孫作（大雅）《滄螺集》中① 丁國范：《三議》，《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 輯，1987 年。① 《千頃堂書目》卷十二《小說類》。

① 陶宗儀的生卒年月，其友孫作《滄螺集陶先生小傳》及《明史·文苑傳》等均未述及。1924 年，《通報》刊載法人伯希和《說郛考》一文，推測陶氏生年“或在1320 年前後”；1938 年，日本京都文化研究所《東方學報》第九冊刊登渡邊幸三《說郛考》一文，主陶氏為元至元元年前後生；1963 年6 月《大陸雜志》第26 卷第11 期發表昌彼得《陶宗儀生年考》，考定陶氏生于延祐三年（1316）。② 見（康熙）《松江府志》卷二四《第宅》。

有其傳。

本書是作者避兵松江華亭期間，于耕作之余的隨手劄記，至正末，由其門生加以抄錄整理，分類彙編而成。此書內容龐雜，“上兼六經百氏之旨，下極稗官小史之談”；“凡六合之內，朝野之間，天理人事，有關于風化者，皆采錄之”③。由于作者知識的廣博，對元代掌故、典章制度的熟悉，尤其對元末東南地區農民起義等狀況，更是親身見聞，再加之本書取材廣泛，從而使本書有頗高的史料價值，成為一部享有盛名的筆記。《輟耕錄》相當大的一部分條目，系抄自前人或同時代人的著作，但這些被抄錄的著作有些現已不存，它們的部分內容反而賴本書得以保存。如卷二一“宮闕制度”條，原當出自《經世大典》，但原書今已不存，僅見于此。又如卷一“氏族”等條，對元史研究有很重要的價值，可與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部分相互參考，常為中外學者所引用。還有部分條目，如卷二七《旗聯》、《扶箕詩》、卷二八《刑賞失宜》、卷二九《紀隆平》等，對研究元末農民戰爭有重要史料價值，一再為學者們所引用。此外，卷二四《黃道婆》等條，為了解元代生產狀況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卷一九《射字法》等條目，則為研究元代松江方言提供了參考資料。總之，《輟耕錄》的價值是多方面的。

《輟耕錄》有元末刻本及明刻本多種。1959 年中華書局據武進陶氏影元刻本為底本，斷句重印，讀者稱便。

③ 分別參見孫大雅：《南村輟耕錄敘》；邵亨貞：《南村輟耕錄疏》。

第五節政書《憲台通紀》官修，編于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本書系元代有關禦史台的典章制度的彙編，主要記載世祖至元五年到順帝至元二年的禦史台建官定制、司屬沿革、員額損益及有關詔敕等。為研究元代監察制度的重要史料之一。原書早佚，現存于《永樂大典》卷二六○八中。

《憲台通紀續編》，官修，本書亦為元代有關禦史台的典章制度的彙編，主要收編後至元二年到至正十三年的典制掌故等文書。為研究元代監察制度的另一重要史料。原書亦早佚，現存于《永樂大典》卷二六○九中。

《南台備要》劉孟琛等撰。劉孟琛至正初為南台令史。本書是南禦史台的有關典章制度的彙編。書中還保存了一些元朝政府策劃鎮壓農民起義的檔案資料，原書已佚，現存于《永樂大典》卷二六一○至二六一一中。

《秘書監志》11 卷，王士點、商企翁編。士點字繼志，東平人。至順元年起曆任通事舍人、翰林修撰、秘書監管勾等職。企翁字繼伯，濟陰人。國子監貢士，至正元年由翰林典籍遷秘書監著作佐郎。兩人于至正二年合撰此書。本書記述秘書監及其所屬各機構的組織、規模、官吏、工匠的題名、待遇，天文陰陽人員的考試程式等。對編纂《大元一統志》的經過，本書亦有詳細記載。此外，書中還登錄了北司天台譯寫域外天文資料的名稱。故本書對研究元代科學文化有很高價值，對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也有重要意義。本書有《廣倉學窘叢書》本。1992 年6 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高榮盛點校本，為本書最新而又方便的本子。

第六節地方志研究元代曆史，地方志中的有關史料日益為學者們所重視。這類史料，在元代纂修的方志中固然較多地存在，在明，清兩代編纂的方志中，也時有發現；它們的涉及面很廣，山川形勢、地理沿革、物產狀況、經濟生活、賦役制度、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地方組織、階級斗爭、名勝古跡、人物傳記、藝文圖籍等，無不與之有關。雖然就每一種具體的方志而言，其涉及面不可能如此廣泛，它們之間的價值也各有差別，但就總體而言，則確是如此。其中有些史料既不見于明初官修的《元史》，甚至也不見于元人的文集。如果說史學界前輩陳垣先生當年曾主要依據元人文集的有關史料而撰成其名著《元代西域人華化考》，則可以預料在今後的年代里，將有人依據方志中有關元代的史料，寫出別開生面的論著。當前的關鍵是：我國現存方志卷帙浩繁，這一寶庫中的有關史料尚有待人們認真去發掘。這里只能將現存的元代方志分別介紹于下。

《大元大一統志》官修。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下令“大集萬方圖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無外之大”，“詔大臣近侍提其綱，聘鴻生碩士立局置屬，庀其事”，具體由秘書監負責此項工作。秘書監于至元二十三年試圖根據“漢兒田地里”原有的文字圖冊450 冊，加上“回回圖冊”，將其合成“一個圖子”。至元二十四年，又得到了湖南秀才虞應龍編成的《統同志》稿本，其數量頗為可觀，達兩驛船之多，再加上在其他各地采集到的圖志，進行綜合添改，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完成了此書的大部，“編類天下地理志書，備載天下路府州縣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產、風俗、里至、宦跡、人物，賜名《大一統志》”。凡483 冊，計787 卷。但邊遠地區的有關資料這次並未收齊，因而這些地區的圖志也未編出。成宗即位後，遵其祖父忽必烈的遺願，繼續這項編纂工作。在他即位不久，云南、遼陽等邊遠地區陸續“報到沿革及各處州縣多有分撥陸改不同去處”，乃以集賢大學士卜蘭禧、昭文大學士秘書監岳鉉主其事，于大德二年（1298）二月編成云南等處圖志通計58 冊。次年，又編成遼陽等處圖志並至元《大一統志》全部目錄共計8 冊。大德四、五兩年，又對原已編就的787 卷《大一統志》進行仔細校勘並添改沿革，在此基礎上組織人力抄清。直到大德七年（1303），才最後完成了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共600 冊，1300 卷，定名為《大元大一統志》，書中並有“彩畫地理圖本”①。

本書的編纂時間前後長達18 年之久。本書是一部地方總志，涉及面廣，① 《大元大一統志》的編纂情況，均見《秘書監志》卷四《纂修》，《廣倉學窘叢書》甲類第一集。《元史·地理志》多取材于此書，《大明一統志》當亦以此為藍本。

此書所引事跡，如大都寺觀之壯麗，古跡之紛繁，多他書所未見。書中延安路狄青、韓琦等人事跡均出《宋史》，但與今本《宋史》多不合，因其所據是元初所修《宋史》，而非現存的元末脫脫所修的《宋史》所致。此書于元至正六年（1346）曾有刻本，今僅存其殘本。明萬曆進士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三稱“《元一統志》一千卷”，表明此書當時尚散失不多。魏源《海國圖志》載：“聞國初昆山徐尚書修一統志時，元一統志尚存，而災于傳是樓之劫。”②本書散失經過，于此可見一斑，金毓黻曾有輯本並加考證，收在《遼海叢書》內。後趙萬里又加輯錄，分成10 卷，名《元一統志》，196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云南志略》、《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國州圖志》、《大德南海志》《云南志略》1 卷，李京撰。京字景山，河間人，大德五年（1301）任烏撒（今云南威甯）、烏蒙（今云南昭通）宣慰副使，參與了鎮壓當地少數民族起義的活動。作者在其任職期間，“周履云南，悉其見聞，為《志略》四卷”③。原書早佚。陶宗儀《說郛》收有1 卷，為“云南總敘”和“諸夷風俗”兩部分，並非完本。但就其內容而言，仍然很有價值，因為它是元代有關云南民族狀況的較為詳盡的文獻。

本書現存《說郛》本以商務印書館本較佳，而《說郛》宛委堂本雖亦收有此書，但內容較少。

《至元嘉禾志》32 卷，徐碩纂。碩曾任嘉興路教授。此書修于至元甲申（1284），至戊子歲（1288）刊行。此書記元嘉興路事。嘉禾為宋秀州（後改嘉興府）郡名。全書凡43 門，序次甚詳。“其時江南初入版圖，惟沿革、城社、戶口、賦稅、學校、廨舍、郵置數門稍有增改，其余大率沿宋《志》之舊文耳。”①本書有清道光十九年（1839）刊本，《四庫全書》本等。

《大德昌國州圖志》7 卷，馮福京修，郭薦纂。福京，潼川（今四川三台）人，昌國州（今浙江定海）判官。薦，鄉貢進士，鄞縣教諭。書成于大德二年（1298）七月，原本卷首有三圖，故名圖志，今圖缺而志存。全書分為8 門：《敘州》、《敘賦》、《敘山》、《敘水》、《敘物產》、《敘官》、《敘人》、《敘祠》。多記當代事，然較簡略，對了解當地賦稅、學校、寺觀及其占地狀況等均有史料價值。

② 《海國圖志》卷二，道光甲辰古微堂木活字印本。

③ 虞集：《云南志序》，《道園學古錄》卷五。

① 錢大昕：《跋至元嘉禾志》，《潛研堂文集》卷二九。

此書有《四庫全書》本、《宋元四明六志》本。

《大德南海志》陳大震、呂桂孫纂修。書成于大德八年（1304）。原書20 卷，已散佚，現殘存元大德刻本5 卷（卷六至十），其中有關元代廣州的賦稅、物產以及舶貨等記載很有價值，特別是卷七《舶貨》後附“諸蕃國”名，是研究當時海外交通的珍貴史料。本書除上述殘存的元大德刻本外，《永樂大典》殘卷中亦保存了該志的部分內容，主要見于卷一九○五至一九○七，《廣·廣州府》門。

《延祐四明志》、《至順鎮江志》、《齊乘》、《至正四明續志》《延祐四明志》20 卷，袁桷（1266—1327）等撰。桷字伯長，號清容居士，元慶元鄞縣（今浙江甯波）人，自大德初年起，曆任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國史院編修官，集賢直學士，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等職，“朝廷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元史》卷一七二有傳。書成于延祐七年（1320），分《沿革》、《土風》、《職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賦役》等12 考，每考各系小序。作者熟悉風土掌故，本書材料較豐富，考證較精審，為當時所推重。

原書20 卷，現缺卷九至十一。有《宋元四明六志》本、《四庫全書》本。

《至順鎮江志》21 卷，俞希魯纂。希魯字用中，永嘉平陽（今浙江平陽）人。從其父德鄰僑寓鎮江。曾官從仕郎，衢州路江山縣尹。宋濂為其撰《俞先生墓碑》①。此書前列郡縣表、官制表，次分地理、風俗、戶口、土產、田土、賦稅、山水、神廟、僧寺、道觀、學校等27 門，研究元史的同行們認為這是元代編得最好的一部方志，對于研究元代地方政府組織、城市經濟、賦稅制度、宗教活動都很有好處。例如，書中關于也里可溫教的記載，就是珍貴的史料。

本書常見的版本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丹徒鮑氏刻本，1990 年江蘇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齊乘》6 卷，于欽纂。欽字思容，益都人，曆官國子助教，兵部侍郎，益都路總管。時人柳貫為之撰《于思容墓志銘》①。此書所敘以益都、般陽（治今山東淄川）、濟南三路為主，附述高唐、禹城、聊城、東阿等州縣，分為沿革、分野、山川、郡邑等8 門。《四庫簡明目錄》稱本書：“首尾淹貫，而敘述不冗不漏，在元代地志之中，極為有法。”其實此書著重古今沿革，對當代制度等則甚為簡略，為人們提供的史料並不多。

① 見《宋文憲公全集》卷三一。

① 見《柳待制文集》卷十一。

本書有元至正刻本及明刻本，常見的有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本。

《至正四明續志》12 卷，王元恭纂。元恭字居敬，號甯軒，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至元六年（1340）任慶元路（治今甯波）總管，續補《延祐四明志》而撰此書。書成于至正二年（1342），內容有沿革、土風、職官、人物、城邑、山川、河渠、土產、賦役、學校、祠祀、釋道、集古等類，其中關于“市舶物貨”的記載，為研究海外貿易的重要資料。本書有《宋元四明六志》本。

《至正金陵新志》、《昆山郡志》、《無錫縣志》、《析津志》《至正金陵新志》15 卷，張鉉纂。鉉字用鼎，光州（今河南潢川）人，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書成于至正四年（1344），分地理圖、山川志、官守志、田賦志、兵防志等17 門。本書詳于曆史沿革，其他部分比較簡略，但其中關于元代官制、兵制的記載，具有參考價值。

本書有元刻本、元刻明修補本傳世。《四庫全書》亦收有此書，惟書名誤作《至大金陵新志》。

《昆山郡志》6 卷，楊譓纂。作者浦城（今福建浦城）人。元昆山州州治即今江蘇太倉，系當時一個新興的港口，此書載有關于海運和市舶的資料。常見版本為《太倉舊志五種》本。

《無錫縣志》4 卷，王仁輔纂。作者字文友，梁溪人。他刻苦讀書，頗有學問，里人倪昭基延以教其弟瓚。是書成于至正元年（1341），四庫館臣謂其“不著撰人名氏”，“是明初所修也”。未必正確。南京圖書館有舊抄本，謂是書作者為“元鞏昌王仁輔”，共3 冊。

《析津志》熊夢祥撰。夢詳字自得，江西豐城人，人稱松云道人。元末，以茂才異等薦為白鹿書院山長，授大都路儒學提舉、崇文監丞，以老疾歸，年九十余。作者出任崇文監期間，不但有接觸大量內府藏書和文獻資料的機會，而且可周覽大都（今北京）及所屬地區的山川名勝，對當地作實地的考察，為撰寫本書創造了條件。

元大都舊稱為析津。析津本古冀州之地。遼時改稱南京析津府，治析津宛平（即今北京西南）。故本書為最早記述今北京地區的一部專門志書，是研究這一地區地理、曆史的寶貴資料。書中對元大都的城池、坊巷、官署、廟宇、人物、風俗、學校等都有較詳細的記載。惜原書早已亡佚，今由北京圖書館善本組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從《永樂大典》等古籍中輯佚而成，名《析津志輯佚》，1983 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可窺其梗概。

第七節詩文集《元文類》、《天下同文集》、《元詩選》《元文類》70 卷，本名《國朝文類》，蘇天爵編。本書是元代最重要的一部總集，編者生平事跡可參見《元朝名臣事略》條。蘇天爵以20 年的努力，“搜摭國初至今（元順帝即位之初——引者）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志、碑傳，皆類而聚之..凡得若干首，為七十卷”。其編選與取舍的原則如下：“然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補于世教，或取其雅致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全書共收詩、文八百余篇（其中大半為文），按文體分作43 類。時人陳旅評論說，“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①。

《元文類》對于元史的研究有極重要的參考價值：首先，不少元代的重要文獻，賴其保存，如史料價值極高的《經世大典》現已不存，但我們從《元文類·經世大典序錄》可以略見各“典”的子目，甚至部分“政典”的內容，如“征伐”、“招捕”等即是顯例；又如元代著名文人王鶚、李謙、閻複、元明善、宋子貞等的文集今均不存，他們的部分作品賴此書得以保存；再如，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的神道碑和我國曆史上傑出的科學家郭守敬的行狀，也僅見于此書。第二，是書收有當時著名文人姚燧所作碑銘、墓碣四十余篇，而現存姚燧《牧庵集》的文字經過清朝四庫館臣的妄改，使人感到不知所云，現賴此書得以恢複其部分原貌，故《元文類》又有校勘的價值。

本書版本通常以《四部叢刊》影印至正二年（1342）杭州路西湖書院刊大字本為佳而易得。

《天下同文集》前甲集50 卷（缺7 卷，實存43 卷），周南瑞編。南瑞字敬修，安**，鄉貢進士，《元史》無傳，此書編成于元成宗大德年間，所收詩文限于元代前期，內容不如《國朝文類》豐富，但其中有些詩文亦為他書所無，如黃文仲《大都賦》，有助于了解元代政治中心大都的情況；趙壁的《大藏新增至元法寶記》，有助于了解元代佛教的情況。本書有《雪堂叢刻》本。

《元詩選》清顧嗣立（1665—1722）編。嗣立字俠君，江蘇長洲（今吳縣）人，博學工詩，曾被召入京分纂宋、金、元、明四代詩選，一生博覽群書，著述繁富。全書分初集、二集、三集，每集又按天干分為十集，惟癸集為全書附後之總編，因此初、二、三集均無癸集。本書為規模最大的一部元詩總集，但仍屬選編而非全集性質。編者當時通過各種途徑據以采擇的元人專集幾近四百家，如今不少詩集已經散佚，賴此書得以保存其部分。

本書有顧氏秀野草堂刊本，1987 年中華書局標點本（已出初集、二集、① 以上均見陳旅《國朝文類序》。

三集共6 冊）。

《遺山文集》、《湛然居士文集》、《陵川集》、《許文正公遺書》《遺山文集》40 卷附錄1 卷，金元好問（1190—1257）撰。作者字裕之，號遺山，祖系出自拓跋魏，太原秀容（今山西析州市）人。金興定五年（1221）進士，官至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構野史亭，以著述存史自任，元末修《金史》多采之①。元好問于金末在學術上名重一時。本書凡詩14 卷，文26 卷，其中記序、碑銘志碣甚多，保存了金末元初人物和事件的豐富資料。通常有《四部叢刊初編》本。

《湛然居士文集》14 卷，耶律楚材撰。本書是別人據楚材作品而彙編成集，最早編成于公元1233 年，共9 卷；系當時中書省都事宗仲亨輯錄，這9卷就是現在本書的前9 卷，寫于公元1233 年以前。後來又有人補輯了公元1233—1236 年的作品，是為本書的後5 卷②。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二九則謂：“《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中書都事宗仲亨輯。”

全書以詩為主，也有一些序、疏等文章，反映了作者的部分經曆、個人的真實思想和當時的社會狀況。因此，是書為治元史者研究耶律楚材的思想和十三世紀初我國北方和西北史地等，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例如，向達在其校注《西游錄·前言》中指出耶律楚材自西域東歸，“並不如舊史所說扈駕歸和林，而是另走天山北面長春西行的那條路。由阿里馬北行過陰山至不剌城，由不剌城而東經輪台、北庭、高昌，出伊州，出大漠，以至肅州”。向先生在作出這一結論時，即參考了《湛然居士文集》卷八《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序》、《辨邪論序》、卷十三《糠孽教民十無益論序》及卷三《過夏國新安縣》諸篇。謝方在其點校《湛然居士文集·前言》中，也指出了“文集中還保存了不少不見于”正史的重要史料。如關于窩闊台的醫官鄭景賢的事跡，就是一例。本書中耶律楚材的西域詩，是作者親至其地身曆其境而寫成的，具有很高的價值，是我們研究西域地區民族曆史的重要史料。

本書過去通行的是《四部叢刊》本，此外尚有《漸西村舍》本和據它排印的《叢書集成》初編本。另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著錄《湛然居士集》35 卷，今未見，不詳何人所輯。《千頃堂書目》卷二九已記載是書35 卷“缺七卷至十二卷，又缺二十二卷、二十三卷”。錢氏撰《補元史藝文志》時，殆亦未見此35 卷之全貌。中華書局于1986 年出版本書的謝方點校本，以《四部叢刊》本為底本，校以上述諸本，書後收有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① 《金史》卷一二六有其傳，甚簡略，郝經為之撰《遺山先生墓銘》，見《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三五。② 參見謝方點校《湛然居士文集·前言》，頁6，中華書局1986 年版。

王國維《耶律文正公年譜》等作為附錄，為目前最佳而又最易得到的版本。《陵川集》39 卷，郝經（1223—1275）撰。本書全稱《郝文忠公陵川集》。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今屬山西）人。家世業儒。曾為忽必烈藩邸舊臣和重要謀士之一。世祖即位，以郝經為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被宋相賈似道扣留于真州（今江蘇儀征）達16 年之久，至元十一年（1274）始得還朝，翌年卒。《元史》卷一五七有傳。本書對研究忽必烈即位前後的政治形勢以及元朝各項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常見有清乾隆三年鳳台王氏刻本、清道光八年增補重刻本。北京圖書館藏有明正德二年李瀚刻本，收入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91 冊。

《許文正公遺書》12 卷，許衡（1209—1281）撰。衡字仲平，號魯齋，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人。曆任國子祭酒、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等職。本書中的《時務五事》、《汰冗官疏》等奏疏，對研究元初政治情況很有價值。通常有清乾隆五十五年懷慶堂刻本。北京圖書館藏有明萬曆二十四年江學詩刻本《魯齋遺書》14 卷，收入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91 冊。《紫山先生大全集》、《秋澗先生大全集》、《藏春集》、《雪樓集》《紫山先生大全集》26 卷，胡祗遹（1227—1293）撰。作者字紹開，號紫山，磁州武安（今屬河北）人。于世祖朝曆任戶部員外郎、右司員外郎、太原路治中、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荊湖北道宣慰副使、濟甯路總管及山東、浙西提刑按察使等職，以精明干練著稱，所至頗具聲譽。《元史》卷一七○有本傳。其在朝廷和地方為官期間，對政事頗多建言，均收入文集，是了解世祖朝的政治和社會狀況的重要史料；書中之序記碑銘，亦可據以考證史書，本書常見有《三怡堂叢書》本，惜其中有關北方民族之專名已被妄改，給讀者帶來諸多不便。另北京圖書館藏有清乾隆翰林院抄本。

《秋澗先生大全集》100 卷，王惲（1227—1304）撰。作者字仲謀，號秋澗，衛州汲縣（今屬河南）人，北方儒士。曆官世祖、成宗兩朝，生平凡五任風憲，三入翰林，遇事論列，隨時記載，故著述甚多。《元史》卷一六七有本傳。本書是了解世祖、成宗兩朝政治、經濟、典制及農民起義等的重要史料，如《中堂事記》載世祖中統初政務甚詳；《烏台筆補》記任職禦史台時的言事文稿一百五十多條；《玉堂嘉話》則是對翰林院典制沿革的追記；《論草寇鍾明亮事狀》為研究農民起義的學者經常引用。又，本書自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一，共收行狀、傳、墓志銘、碑銘、碣銘共84 篇，涉及116 人次，在這些人中，《元史》有傳者僅10 人，其中大部分均為不見于《元史》記載的地方官吏，其事跡可補正史之缺者甚多。如程瑞為定宗、憲宗時奉命至襄漢間的互市官，《渾源劉氏世德碑》記劉祁、劉郁事詳于他書等均是證明。本書常見有《四部叢刊》初編本，系商務印書館當年據明弘治刊本影印。1985 年4 月，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出版《元人文集珍本叢刊》亦收有此書，系據元至治刊本之明修補本影印而成，雖間有殘損不清處，仍可供校勘文字之用，頗為珍貴。

《藏春集》6 卷，劉秉忠（1216—1274）撰。《四庫》館臣謂“原書十卷，今佚其雜文四卷，惟詩僅存”。現存作品多是作者隨從忽必烈在藩府和進攻大理時的詠唱，對了解元初社會有一定參考價值。本書有《四庫全書》本；北京圖書館藏有商挺（元世祖時期的名臣）編集之《藏春集》明刻本，收入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91 冊；南京圖書館也藏有清鈔本。另1985 年台灣《元人文集珍本叢刊》亦收此書，系依明天順刊本過錄之舊鈔本影印。

《雪樓集》30 卷，程钜夫（1249—1318）撰。作者本名文海，號雪樓，又號遠齋，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人。為出身南人儒士之名臣，受忽必烈重用。曾預修成宗、武宗兩朝《實錄》。本書涵詔制冊文10 卷，序記書文15 卷，內容豐富，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如《平云南碑》、《拂林忠憲王神道碑》、《濟南公世績碑》等為治元史者所經常引用。本書常見有清宣統庚戌（1910）陽湖陶氏涉園刊本。台灣孫克寬曾撰《程钜夫與其雪樓集》一文。《牧庵集》、《石田集》、《吳文正公集》、《圭齋集》《牧庵集》36 卷，姚燧撰。姚燧字端甫，號牧庵，《元史》有傳。燧之學得于許衡，是當時的著名理學家和文章巨匠。許多名臣世勳、官宦富室之家都爭相求他撰寫碑銘墓志、記序之文。泰定元年（1324），江西行省刻其文集，未全收，今北京圖書館所藏清抄本或即出此。至順三年（1332），門人劉時中刊行其全集50 卷，久佚。今本系清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有記序59 篇，碑銘墓志家傳行狀等88 篇，及詔制詩詞經義等文，約當其全集十之六七，惟其非漢語人、地名等均被改譯，至不可識，需用《元文類》及抄本或其他資料比照改正，始可利用。

《石田集》15 卷，馬祖常（1279—1388）撰。祖常字伯庸，先世為雍古部人。自仁宗朝至順帝朝，曆任監察禦史、翰林直學士、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江南行台中丞、禦史中丞、樞密副使等職。在職期間，曾劾罷權相鐵木迭兒，參加修撰《英宗實錄》。

本書因作者所居號“石田山房”，故名。其包括詩賦5 卷、文10 卷、附錄3 篇（虞集撰《桐鄉阡碑》、許有壬撰《馬文貞公神道碑》、《石田山房記》），保留著許多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其中《建白一十五事》及杜瑛、元明善、忙兀的斤、伯顏、燕鐵木兒等碑銘，均可補正史之闕。元人蘇天爵編撰《元文類》，選其文集中篇章多達21 篇。還間有一些反映民間疾苦的詩作，如《石田山居》、《室婦歎》等。現存版本有至元五年（1339）揚州路儒學刻本，系蘇天爵編次祖常詩文，請于禦史台，交付揚州路學所刊行的。另有明弘治六年（1493）熊翀刻本，凡15 卷，附錄1 卷，是清《四庫全書》所依據的本子。通行的版本是古書流通處影印的《元四大家集》本。

《吳文正公集》100 卷，吳澄撰。又名《支言集》，為其孫吳當所編。

前90 卷文，後10 卷詩，其中纂言部分是元代理學研究的珍貴資料，而碑、銘、表、志部分，諸如董士選、潔實彌爾、伯都（忙兀氏）、鄧文原神道碑，岳元鎮、趙思恭、邢聚、述哥察兒墓碑，董文用、張弘剛墓表等，均可補正史之闕，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有些碑、銘還保留了許多宋、元道教的寶貴資料。

有明永樂四年（1406）、宣德十年（1435）刻本，《四庫全書》所收即此本。另有明成化間刊行的《臨川吳文正公集》49 卷本，乃是將百卷本歸並而成。通行的版本為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萬氏刻本，題為《草廬吳文正公全集》47 卷，卷首1 卷、外集3 卷。

《圭齋集》16 卷，歐陽玄撰。歐陽玄，字原功，號圭齋，瀏陽（今屬湖南）人，宋歐陽修之後。延祐間舉進士第，任太平路蕪湖縣尹。致和元年（1328），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文宗時，參預纂修《經世大典》。順帝時修宋、遼、金三史，為總裁官，官至翰林學士承旨。

關于此集，揭傒斯序稱原本44 卷，為歐陽玄門人王師模所輯。有詩流者3 卷，鈆中者10 卷、驅煙者15 卷、強學者10 卷、述直者3 卷、脞語者3卷。而宋濂序則謂原集多至一百余冊，毀于兵火，僅存辛卯至丁酉七年之作24 卷，由其孫佑持編。兩本皆已失傳。今存本為其宗孫銘、鏞編輯，于明成化七年（1471）由劉圩刻印。明清各本皆據以重刊。通行有《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本。《圭齋集》所存碑、銘、制、表雖不多，但所涉及的皆為歐陽玄同時代的重要人物或事件。

《清容居士集》、《揭文安全集》、《滋溪文稿》、《金華黃先生文集》《清容居士集》50 卷，袁桷（1266—1327）撰。袁桷出身南宋官僚世家。成宗大德後，入居翰林長達30 年。泰定初，辭歸。袁桷文章“博碩偉麗、文風風流”，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所著有是集與《延祐四明志》等。《清容居士集》凡辭賦2 卷，詩14 集，文34 卷。所撰碑銘、墓志、行狀、傳記達八十余篇，均可用以補證史事，是研究元代中後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獻。通行版本為《四部叢刊》影印元刻本。

《揭文安全集》14 卷，補遺1 卷。揭傒斯撰。傒斯（1274—1344），字曼碩，富州（今江西豐城）人，元後期著名文士。幼年家貧，刻苦讀書，延祐初，以程钜夫、盧摯薦，入翰林國史院為編修官。此後，又曆仕集賢學士、翰林直學士、侍講學士等職。文宗、順帝朝，先後參與編修《經世大典》和遼、金、宋三史，並任修遼、金、宋三史的總裁官。至正四年（1344），《遼史》成，傒斯因寒疾卒。傒斯詩文，為時人所稱道。他與當時虞集、范梈、楊載並稱為“元詩四大家’。是集共收傒斯詩4 卷，制、表、序、記、碑、志、雜文8 卷，續集2 卷。其門人燮理溥化校錄，傳世者僅見鈔本。補遺一卷不知何人所補。集中多記元成宗朝至甯宗朝時事，史料價值較高。通行有《四部叢刊》影印烏程蔣氏密韻樓所藏舊鈔本，所錄詩文較他本完備。另有《四庫全書》本、《豫章叢書》本。198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還出版了《揭傒斯全集》。

《滋溪文稿》30 卷。蘇天爵撰。因其藏書之滋溪書堂而得名。原為37卷，今詩稿7 卷已佚而余30 卷。系蘇天爵任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其屬掾高明、葛元哲所編。集中所收碑志、行狀、傳等凡108 篇，敘事詳明典賅，對研究元代典制、人物、史傳略者，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是一部研究元代中後期政治文化的重要文集。

《滋溪文稿》有北圖元刊本，但僅存5 卷（二十六至三十卷）。《四庫全書》亦有收錄。常見有《適園叢書》本。

《金華黃先生文集》43 卷，黃溍撰。黃溍（1277—1357），字文晉、晉卿，婺州義烏人（今屬浙江）。延祐二年登進士第，授台州甯海縣丞，轉諸暨州判官，壓抑豪強，平反冤獄，頗有政績。後調任翰林應奉、同知制詔、兼國史院編修官，升翰林直學士。至正十七年卒。

是集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初稿3 卷（內詩2 卷和文1 卷），為黃溍未及第時所作，臨川危素所編次。另一部分為續集40 卷（詩3 卷，文37 卷），為其登第後所作，門人宋濂、王祎編次。集中行狀、碑銘、墓志、世譜、家傳達22 卷之多，其中拜住、也速帶兒、答失蠻、合剌普華、劉國傑、董士恭、董守簡、揭傒斯等人的神道碑，王都中、韓性、許謙、袁易、楊仲弘等人的墓志銘以及《答祿乃蠻氏先塋碑》、《馬氏（月忽難）世譜》等，均可補史傳之闕，對研究元代中後期政治文化史有較高的史料價值。

本書常見有《四部叢刊》、《續金華叢書》本。又有明嘉靖九年刻《黃文獻公集》乃虞守愚、張儉據危素所編23 卷本刪訂重刻。《四庫全書》所錄以及清代所刊刻者均出此本。

《道園學古錄》、《道園類稿》、《至正集》《道園學古錄》50 卷，虞集（1272—1348）撰。虞集“平生為文萬篇”，然而稿存者僅十之二三，傳世凡5 種。即《道園學古錄》50 卷、《道園類稿》50 卷、《道園遺稿》6 卷、《翰林珠玉》6 卷、《伯生詩續編》3 卷。元代皆有刊本。《道園學古錄》是至正元年（1341）由虞集的幼子翁歸及門人李本等人搜集整理，由他自己親自審訂類目編定而成並交付福建廉訪副使斡玉倫徒刊刻的，書名亦為其親題。是集分在朝稿20 卷、應制錄6 卷、歸田稿18 卷、方外稿6 卷，共計50 卷。

《道園學古錄》是研究元代中後期政治、經濟、文化史的一部重要的元人文集。集中保存著大量有價值的碑、銘、墓志、行狀、傳、記、序、題跋、制詔等史料，內容豐富，為史學工作者所借重。如對于仁宗朝奸臣鐵木迭兒之專權跋扈，虞集在賀勝、楊朵兒只、張珪等三人的神道碑、墓志銘中所記甚詳。他以當時人記當時事，屢贊三人剛直不阿，對研究仁宗、英宗二朝的政治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其序、跋部分也是研究宋元文學、藝術、理學的重要材料。此外，《道園學古錄》中還保存著許多有關南方道教的資料。虞集家居江西，深受當時龍虎山道和建康（今南京）茅山道的影響，並與玄教宗師吳全節等道士有著密切的交往，還為他們撰寫了諸多碑板記事之文，多見于方外稿中。台灣學者孫克寬在《元代文化之活動》一文中提到《道園學古錄》的價值時這樣說：“《道園學古錄》全集的價值，仍在傳志碑銘、序跋之文。尤其是方外稿的全部文章，皆是元代道教史的寶貴資料”。陳垣先生在他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書中，以《道園學古錄》中的《岳德文碑》與吳澄所撰的《天寶宮碑》相佐證，考訂了宋元之際大道教派產生和發展的狀況。再有，虞集在《道園學古錄》中對元代典章制度也有別具特色的注釋，對研究元代政治制度有重要價值。

《道園學古錄》的版本有明景泰七年（1456）鄭達、黃江翻元刊本，常用的《四部叢刊》初編本即據此本影印。

《道園類稿》50 卷，是虞集傳世5 種文稿之一，刊刻于《道園學古錄》之後。至正六年（1346），當時任職于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的虞集門人劉沙剌班，以所流傳的《道園學古錄》“字畫差小、遺逸尚多”為由，責成臨川郡學重新刊印，將《道園學古錄》中的在朝稿、應制錄、歸田稿三部分中的篇目混合，按碑、銘、序記、題跋、應制等文體重新分卷，而刪除方外稿，總成50 卷，是為《道園類稿》。歐陽玄為其作了序。

盡管刪除了方外稿，但對于元史研究者來說，《道園類稿》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在價值上都不次于《道園學古錄》。首先，《道園類稿》按類編次，分類清晰，在篇目安排上優于《道園學古錄》，其次，從史料內容來看，《道園類稿》總共1300 多篇詩文中，《道園學古錄》所未收的多達443 篇，其中重要的碑銘、序記、題跋等文字達164 篇，就史料價值而言，《道園類稿》和《道園學古錄》是相輔相成、並存不廢的。關于《道園類稿》在元史研究上的價值，台灣學者劉元珠曾作過專門的論述①。

《道園類稿》自元至正六年初刊以來，即屬罕見的古籍。在重刊的次數和流通方面都不及《道園學古錄》。清乾隆間敕修《四庫全書》時，《道園類稿》雖經地方官進呈，但卻未被采用。現存版本有元撫州路儒學本，北京圖書館館藏，不全，卷十七至二十配清抄本。南京圖書館館藏16 冊清抄本附補遺一卷陳琦、李昌隆、黎久序。台灣中央圖書館有明初複刊元撫州路儒① 劉元珠：《在元史研究上的價值》，（台）《食貨月刊》，第16 卷第11、12 期合刊。學刊本，現收入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刊印《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五、六輯中。

《至正集》81 卷，許有壬（1287—1364）撰。有壬，延祐二年進士，自仁宗至順帝諸朝曆任內外職近五十年，順帝時官至中書左丞，為元後期名臣，《元史》有傳。其文章、詞賦均臻上乘，與歐陽玄齊名，為時人所重。本集系在世時其門生所編，似未刊刻，流傳不廣，《元史》本傳亦不詳其卷數。現存明、清抄本及《千頃堂書目》所著錄皆81 卷，《四庫全書》即據抄本收錄。宣統三年聊城鄒道沂始用家藏抄本石印，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所刊《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將此本影印收入。有詩詞賦33 卷，序記14 卷，碑志26 卷，公移4 卷，其余為題跋、贊、頌等文。碑志多載重要人物及官署，公移22 篇皆建言時政，尤以英宗時所上《風憲十事》、泰定初所上《正始十事》議論剴切，涉及當時諸多重要政事。

許有壬又有自編《圭塘小稿》13 卷（圭塘為其所居安陽別墅名），別集2 卷（其弟有孚編），續集1 卷（五世孫颙編），附錄1 卷。多有《至正集》未收詩文，如《怯烈公（鎮海）神道碑》等重要碑志。

第二章蒙、藏、回鶻文資料第一節蒙古文資料蒙古文資料包括用畏兀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寫成的兩類。

畏兀字蒙文資料畏兀字蒙古文創制于成吉思汗時代。據《元朝秘史》第203 節載，成吉思汗建國後，任命失吉忽禿忽為大斷事官，命他“把一切領民的分配和判斷的案件都造青冊寫在上面”，並下令“[凡] 失吉忽禿忽向我建議擬定而寫在青冊白紙上的，直到子孫萬代不得更改”。可見青冊（K.k.-debter）是蒙元前期最重要的檔案文書，可惜沒有保存下來。《世界征服者史》記載說，成吉思汗命蒙古人習學畏吾字，把所頒劄撒（jasaq，法令）書寫在卷帙上，稱為劄撒大全，保存在為首宗王的庫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軍調動或諸王大會，就拿出這些卷帙，依照上面的話行事①。這就是漢文史料所載的“太祖金匱寶訓”或“祖宗大劄撒”①。《大劄撒》原本今已不存，只在漢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中保留有其中的一些條款②。

《元朝秘史》最重要的蒙古文資料自然是始編于1228 年，後又增補了續編部分的《元朝秘史》——這是明初（洪武年間）譯者根據原文書首題記“忙豁倫紐察脫察安”（Monggol-un Ni’uфaTobбa’an，蒙古的秘史）轉譯的書題。許多學者認為其真正書名應是原文首行的“成吉思合罕納忽劄兀兒”（Cinggis qaqan-uHuja’ur，成吉思汗的根源）。此書無疑是用畏兀字蒙古文寫成的，原本保存在元廷檔案中，後為明人所得，用漢字音譯全文，逐詞旁注詞義，並分段（共282 段）加上漢文節譯。由于原本早已佚失，這部明初漢字音譯本就成為此書現存唯一的完本；因其譯音用字非常規范，可據以較准確地了解和恢複原文。此外，元、明間應當還有原文抄本流傳在蒙古地區，但今已不存，幸有清初成書的羅卜藏丹津《黃金史》（蒙文）從某一抄本采錄了全文的大約三分之二，雖有不少抄誤、脫漏和改動之處，但仍是我們認識原文的最好依據。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德國學者海涅士、蘇聯學者柯津、日本學者白鳥庫吉、法國學者伯希和、匈牙利學者李蓋提、澳大利亞學者羅依果先後發表了原文（根據漢字音譯）的拉丁字音譯本。1987年，我國學者亦鄰真在充分研究漢字音譯本和《黃金史》所抄錄的原文，以① 《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上冊，頁28。

①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傳》；柯九思《宮詞》注。

② 參看梁贊諾夫斯基：《蒙古諸部習慣法》，1929 年哈爾濱出版（英文本）；拉契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劄撒及某問題》，第12 屆國際亞洲學會報告集。

及中古蒙古語諸文獻的基礎上，完成了《元朝秘史》的畏兀字蒙古文複原工作（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刊行），這是本書第一部完善的複原本。本書有各種文字譯本多種①。今列《元朝秘史》文獻要目如下：明初翰林譯員《元朝秘史》——忙豁侖紐察脫察安，漢字音寫、漢文傍譯及總譯1866（俄）П.Кафароб：Старинное монгол ьское ск-азание о Чингисхане俄文譯本（據漢文總譯）

1907（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日文譯注本*1935（德）B.Haenisch：Manghol un Niuca Tobca’an 拉丁字音寫本1941（德）B.Haenisch：Geheime Geschiehte der Mong-olen 德文譯注本*1941（俄）C.A.Козин：Сокровенное сказание拉丁字音寫及俄文譯本1941（日）小林高四郎：《蒙古の秘史》日文譯本1943（日）白鳥庫吉：《音譯蒙文元朝秘史》拉丁字音寫、校注本1947（蒙）Ts.Damdinsuren：Monghol un Nihucha To-bchiyan 近代蒙文譯本*1949（法）P.Pelliot：Histoire Secrete des Mongnls 拉丁字音寫及法譯（前六卷）本*1949（土）Ahmed Temir：Mongllarin Gizli Tarihi 土耳其語譯本1950（伊朗）：Tarikh-i sirri-ye moghulan 波斯文譯本（據Pelliot法譯）

1951（中）謝再善：《蒙古秘史》漢文譯本1955（捷）P.Poucha：Tajna Kronika mongolu 捷克語譯本1956（中）謝再善：《蒙古秘史》漢文譯本（據Damdinsuren）

1957（蒙）Ц.Дамдинсурзн：Монголын нууцтобЧоо新蒙文譯本（1976 年再版改訂）

1960-61（中）姚從吾、劄奇斯欽：漢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譯並注，漢文譯注本*1962（匈）L.Lige■A Mongolok Titkos T.rtenete 匈牙利文譯注本1963（英）A.Waley：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nd other Pieces英文譯本（前十卷）

1970-76（日）村上正二：《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ラス·カン物語》日文譯注本*① 下列諸譯本據括注者外，均系據漢字音寫蒙文譯出。有*號者為重要文獻。本表參閱了原山煌編：《元朝秘史文獻目錄》，日本蒙古學會，1978 年。

1971（匈）L.Ligeti：Histoire secrete des Mongols 拉丁字音寫本*1971-83（澳）I.de Rachewiltz：The Secret History ofthe Mongds英文譯注本*1972（澳）I.de Rachewitz：Index to the Secret Hisr-tory of theMongols（附）拉丁字音寫本ンンチ1979（中）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漢文譯注本1981（中）巴雅爾：《蒙古秘史》古蒙文複原、近代蒙文譯本1982（美）F.W.Cleaves：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Mongols 英文譯本*1987（中）亦鄰真：《元朝秘史》（畏兀體蒙古文）複原本*碑銘及其他現存最早的畏兀字蒙古文資料是1225 年所立的一塊石刻（國外學者稱之為“成吉思汗石”），文僅5 行21 個詞，述成吉思汗西征歸來，大聚會時，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合撒兒之子）射中遠的。其後有1240年河南濟源紫微宮碑上的三行蒙文：1246 年貴由汗諭教皇信（波斯文）上所鈐蒙文印璽；1257 年外剌部駙馬所立釋迦院碑上的蒙文碑記；1259 年、1261年和1268 年的少林寺聖旨碑等。至元六年（1269）頒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以後，規定凡元廷詔敕及其他官文書均用新字。但在其他場合，特別是蒙古地區和各汗國，仍繼續通用畏兀字蒙古文。現存文獻有碑銘、漢籍和佛經的蒙文譯本、牌子、伊利汗文書等。中外學者對這些文獻分別做過大量研究（詳本書“元史的研究”篇）。1971 年，匈牙利學者李蓋提所編的《蒙古語文獻彙編》（Monumenta Linguae Mongolicae Collecta）第二部《前古典時期文獻，Ⅰ，13 和14 世紀》于布達佩斯出版，此書收集了世界各地發現的畏兀字蒙古文遺物六十多件，原文均用拉丁字音寫，並說明其形狀、來源、保存地和年代，附有參考文獻書目。這是迄今最完全的一部蒙元時代畏兀字蒙古文文獻總彙。1983 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國學者道布編輯、注釋的《回鶻式蒙古文文獻彙編》（蒙文）。

八思巴字蒙文資料八思巴字的正式名稱是“蒙古國字”（初稱蒙古新字）。忽必烈即位後，鑒于遼、金朝都制有“國字”，遂令國師八思巴制作蒙古字，以代替原先借用的畏吾字拼寫蒙古語，並作為通用字母譯寫各民族文字。八思巴及其助手們依據藏文字母，參照蒙古語音、漢語語音並仿漢文方體字型加以改造，制成字母41 個，至元六年下詔頒行，定為“國字”。此後，凡詔敕及諸王後妃令旨、懿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書事目等，規定都要用蒙古字書寫，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機關都設了蒙古必阇赤。大都設蒙古國子學（上都設分學），諸王位下、各蒙古千戶及各路均設蒙古學校，用蒙古字譯《通鑒節要》等典籍作為教材推廣教習。用八思巴字拼寫蒙古語雖比用畏兀字更准確，但因字形繁難，且各音節分開，把多音節的蒙古語詞割裂了，很不便識讀，故難于推廣應用。至于用八思巴字拼寫漢語或其他民族語言，就更難通行了。因此，其實際使用范圍很有限。現存文物，有八思巴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拼寫漢語的聖旨、令旨、帝師法旨（絕大多數為碑刻，只有少數文書原件）、官印、牌子、鈔幣、碑額文字、崖刻、器皿題字，以及居庸關石刻、元順帝上皇太後尊號玉冊、《孝經直解》蒙譯本殘頁等。此外，還有為譯寫漢字需要而編的《蒙古字韻》和《百家姓蒙古文》。

早在上世紀中葉，學術界就開始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物資料的價值並進行研究。近幾十年來，我國學者韓儒林、蔡美彪、亦鄰真、照那斯圖，國外學者伯希和、鮑貝、阿爾托、李蓋提、福赫伯、博森、小澤重男等人，都在考釋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獻方面作出了貢獻（詳本書“元史的研究”篇）。1941年出版的鮑貝著《方體字》（Квадратна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Москва；英文本改書名為《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獻》The MongolianMonuments in hPhags-pascript，Wiesbaden，1957）一書，刊布並譯釋了十余件聖旨和牌子，研究了八思巴字蒙古文的正字法、語音學和詞態學特點。1971 年，李蓋提所編《蒙古語文獻彙編》第三部《八思巴字文獻》（Monuments en ecriture hPhagspa，Budapest）出版，此書彙集了元世祖至元順帝時代的聖旨、令旨、懿旨12 件①，牌子4 件，居庸關石刻及其他文物多種（均用拉丁字譯寫，並有簡短介紹），收羅頗富。照那斯圖《八思巴字和蒙古文獻》第二冊《文獻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1991），收聖旨、懿旨、令旨、法旨等碑刻、文書27 件，牌符4 件，書籍殘頁2 件及居庸關石刻等，是目前最完全的元代八思巴字資料彙集。我國各地現存的碑刻、文書及其他文物尚多，近年陸續有新發現，有待于專家們作進一步的研究。

① 其中，1305 年懷甯王海山賜給烏思藏沙魯寺的令旨為原件（意大利藏學家圖奇發現，刊布于其所著《西藏畫卷》第2 卷，由伯希和作考釋），其余均為碑刻。

第二節藏文資料藏文資料有綜合性通史、教法源流、世系、傳記、文集，以及檔案文書、金石碑刻等，相當豐富。

《紅史》元代是藏族史學發展成熟時期，其代表性成就無疑首推公哥朵兒只（Kun-dgah rdo-rje，1309-1364）所著《紅史》（蒙古語書名Hu-landeb-ther，藏語作Deb-tber dman-po）。公哥朵兒只出身噶爾氏貴族，至治三年（1323）任搽里八萬戶（烏思藏十三萬戶之一，地在今拉薩東南）萬戶長，至正十二年（1352）讓官于其弟，出家為僧。他博學多才，著述甚豐。《紅史》始撰于1346 年，成書于1363 年。全書內容次第為：1.從世界開創至釋迦牟尼誕生的傳說王統、佛教的建立和傳承、印度王統；2.漢地曆史簡述：周至唐、唐朝帝系及唐代吐蕃（據譯成藏文的《資治通鑒·唐紀》及《唐書吐蕃傳》摘錄）、梁至南宋滅亡；3.西夏曆史；4.蒙古王統——至元順帝失國（元末部分系後人所增補）；5.吐蕃王統——至朗達磨被殺和吐蕃分裂；6.佛教在吐蕃的後期弘傳、納里速（今譯阿里）王統及其地佛教的傳播；7.薩斯迦世系與曆任帝師、本欽、都元帥；8.吐蕃佛教的傳承；9.噶當派傳承；10.噶舉派各派的傳承——達波、加爾麻（噶瑪）、伯木古魯（帕竹）、必里公（止貢）、搽里八（蔡巴）。最後以元成宗護持吐蕃僧人詔書作結。所載吐蕃各教派曆史尤詳于元代，是研究元代西藏史的最重要史料；有關南宋和元朝曆史部分也有一些不見于他書的珍貴資料，如宋少帝在元英宗時被害于薩斯迦，元順帝即位前的皇位空懸期間由燕鐵木兒攝政等。《紅史》是藏族史學中第一部綜合性的通史著作，其體裁為後來的藏文史籍所承襲。1961年，錫金甘托克出版了此書排印本；1964 年，日本學者稻葉正就、佐藤長的日文譯本（有校注）在京都出版。1981 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所出校注本，系我國學者東嘎·洛桑赤列利用北京和西藏所存九種本子校勘整理而成，根據西藏檔案館存的兩種寫本增補了國外刊本所缺的40 頁內容，並征引漢、藏文資料詳加注釋，是目前最完備的版本，陳慶英、周潤年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即據此譯出。

《佛教史大寶藏論》元代著名高僧布思端所著《佛教史大寶藏論》（亦名《善逝教法史》，bDe-gshegs bstan-pai-choshbyung），記述印度和西藏佛教的曆史、來藏的印度高僧和西藏譯師名單及所譯經典目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有郭和卿漢譯本（民族出版社，1986）。

《漢藏史集》明、清時期藏族史學更加繁榮，出現了大批各種類型的著作。其中對元史研究具有特殊重要價值的是班卓兒藏卜（sTag-tsha■-rdzo■-padPalhbyor-■za■-po）所著《漢藏史集》（rGya-Bod-kyi-yig-tsha■）。作者為後藏達倉宗人，生平不詳。此書著于1434 年，但“漢地之王統”一篇，記事迄于景泰五年（1454）。其體裁與《紅史》基本相同，而記述史事更為詳細。特別是元朝時期，除敘述蒙元曆朝皇帝外，還記載了元朝的行政制度（中央各主要機構和各行省），在吐蕃的括戶和驛站的設置，烏思藏十三萬戶的建置及其戶口數，伯顏丞相和桑哥丞相的傳記等。與《紅史》比較，所載薩斯迦派和伯木古魯萬戶的曆史以及西藏與元廷的關系，均更詳盡；還增加了沙魯萬戶、達那宗巴（當即《元史》所載之熬籠答剌萬戶）的曆史和江孜法王世系等內容，也主要是記述元代史事。作者生活年代去元不遠，得以利用許多重要的第一手資料，如現已大部分散失的《大元通制》、烏思藏宣慰司檔案文書等，以及遺民故老口述的親身見聞，因而所載元代史事就更為豐富、可信，且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原始資料。《漢藏史集》傳本甚少，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據我國藏學家王堯提供的國外抄本鉛印出版，有陳慶英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青史》、《新紅史》軟奴班（gZhon-nu-dpal，1391—1481）所著《青史》（Deb-t-her s■on-po），成書于1478 年，記事止于1476 年。全書分15 篇（sKabs），是一部大型著作。第一篇述釋迦族起源和佛教的建立、吐蕃王統（迄于朗達磨諸子）、漢地王統（周至明成化年間，包括蒙元帝系），第二、三篇述佛教在吐蕃的後期弘傳和密藏的翻譯，第四篇述薩斯迦派曆史及曆任帝師、本欽、都元帥事跡，第五篇以下述吐蕃各部教法的傳承。作者為烏思（前藏）地區一寺廟住持，曾受教于各派名僧，博學多才。他利用了大量文獻，包括寺廟志、高僧傳記、古編年史以及《紅史》、布思端《佛教史大寶藏論》等，取材宏富。此書大部分內容是各部教法傳承，含有大量元代西藏高僧的傳記和各派、各寺廟的曆史，十分珍貴。所載史事、人物的年代，較他書更為詳細、准確。《青史》著成後即付刊刻，原版于乾隆末散失了一部分，複刻新版。俄人藏學家列里赫譯為英文，附有詳細索引，分兩冊，于1949、1953年在加爾各答出版（The Blue Annals，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Monograph Series T.VII）。1985 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鉛印本。有郭和卿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鎖南劄思巴（ bSod-nams-gras-pa ， 1478 — 1554）所著《新紅史》（Deb-ther-dmar-po gsar-ma），成書于1538 年，體裁仿照《紅史》，而敘事簡要。此書主要特點在于不是按教派，而是按各地方政治勢力來分別敘述，除依藏文史書體例略述印度、吐蕃、漢地、西夏、蒙元王統外，逐個記載了薩斯迦、牙不藏、加麻瓦、必里公、思答籠、伯木古魯及瓊結、仁蚌等20 家地方大小勢力，尤詳于伯木古魯，對我們了解元代烏思藏十三萬戶的情況和元末明初伯木古魯（明譯帕木竹）地方政府興盛的曆史非常有用。有圖奇的英譯本（羅馬，1971）和黃顥的漢譯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記》史家巴臥·祖拉稱瓦（dPah-bo sTsug-lag phren-ba，1504—1566）于1564 年寫成的大型著作《智者喜宴》（mkhas-pa■idga■-ston，民族出版社1986 年原文刊本），綜合敘述西藏教法史和政治史。作者充分吸收各類文獻，大量抄引在注釋中，因而資料尤為豐富。成書于1643 年的五世達賴喇嘛的名著《西藏王臣史》（Bod-kyi deb-ther dpyid-kyi rgyal-mo■iglu-dbya■s。有郭和卿漢譯本，民族出版社，1983），從曆史傳說起一直寫到明末顧實汗入主西藏。書中分別敘述了薩斯迦派、蔡巴（搽里八）噶舉派、止貢（必里公）噶舉派和帕竹（伯木古魯）噶舉派的政教史，以及仁蚌巴等十余家地方貴族、大臣的世代事跡，是研究元代西藏史必須利用的資料。

其他資料元代以降，西藏各教派和各地貴族出于維護本家勢力的需要，編出了大批世系宗譜和先賢傳記等類著作。其中著名者如《朗氏宗譜》（rLans-kyipo-ti bse-ru，詳細記載伯木古魯派和掌握此派政、教大權的朗氏家族曆史）、《薩斯迦世系》（Sa-skyagdun-rabs，最詳細的薩斯迦派曆史，且收錄有元朝詔誥和薩斯迦高僧章奏、文告等檔案文書）、《沙魯世系》（Zha-lugdunrabs）、《薩斯迦班智達傳》、《布思端譯師傳》（Bu-ston lo-tsa-■bahi rnam-par-thar-pa）、《曆輩噶瑪巴簡傳》（Chos-rje karma-■pasku-hphren rim-byon-hyi rnam-thar mdor-bsdus）等，都是很重要的元史研究資料。此外，有兩部晚出的教法史，也是不可少的參考資料：一是松巴堪布（Sum-pa mkhan-po，名也攝班珠爾Ye-shes dpal-hbyor）的《印度、漢地、西藏、蒙古佛教史，如意寶樹》（hphags-yul rgya-nag chen-po bodda■ sog-yul-du ■dam-pahi Chos-hbyun-chul dpag-bsam ljon-bzan，1748年成書），搜羅資料極為豐富，書中的《方格年表》（Rehu-mig），自1027年至1746 年，每年皆列有史事，是研究西藏史最佳的工具書；二是1819 年蒙族僧人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Gu-shri-dka- bcu-pa blo-bzang-tshe-‘phel）所著的《蒙古佛教史》（Hor Chos-■byun），對藏傳佛教與蒙古的早期關系有詳細的記載。此書同時有蒙文本，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有其抄本，1990 年，陳慶英、烏力吉根據藏、蒙文本譯為漢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西藏地區還保存有許多元代的檔案文書，這是最珍貴的原始資料。沙魯寺所藏十一件帝師法旨，經意大利藏學家圖奇收入其所著《西藏畫卷》（Tibtan Painted Scrolls，羅馬，1949）並譯為英文，已為學界所熟知。在薩斯迦寺和其他寺廟保存的此類資料還有待于進一步發掘利用。此外，還有印章（如“白蘭王印”）等各種實物資料。

第三節回鶻（畏兀）文資料八世紀時，七河地區的突騎施人最初用粟特文字母拼寫突厥語，其後回鶻人在此基礎上創制了回鶻文，主要在西遷到天山東部地區的回鶻人（元代改譯為畏吾、畏吾兒或畏兀、畏兀兒）中通行，直到十五世紀，以後逐漸被用阿拉伯字母書寫的維吾爾文完全取代。

現存回鶻（畏兀）文資料，大別之可分為宗教文獻和世俗文獻兩類。前者有佛教、摩尼教、景教的經典和宗教歌詩、故事；後者有曆史、文學作品，醫學、曆法、語言書，碑刻，以及二百多件官私文書，包括諭令公文（主要是有關賦稅徭役的）和私人間的錢物借貸契約，土地和人口的買賣、典當、租種契約，養子過繼文書，貨物貿易合同等等。可以確定屬于十三、十四世紀蒙元時期的回鶻（畏兀）文官私文書在110 件以上①，這是研究元代畏兀人曆史，特別是社會經濟狀況的第一手珍貴資料。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隨著回鶻（畏兀）文文獻的不斷發現，中外學者陸續刊布文獻的原文、譯寫和翻譯，發表研究論文。重要者有俄國拉德洛夫的《回鶻語文獻集》（1928），馬洛夫的《古突厥文獻》，德米特里耶娃等編的《亞洲民族研究所藏突厥語手稿文獻概述》一、二（1965，1975），德國米勒編的《回鶻文獻研究》4 卷（1908—1931），班額、馮加班合編的《吐魯番突厥語文獻》6 卷（1929—1934），前東德科學院編的《柏林吐魯番文獻叢刊》中的回鶻文獻各冊，法國出的《伯希和中亞考古叢刊》中的回鶻文文獻冊（1971），我國學者馮家昇與他人合撰的《回鶻斌通賣身契三種》（《考古學報》，1958），耿世民的《維吾爾族古代文化和文獻概論》（1983）。馮家昇、耿世民以及俄人吉洪諾夫、基比羅夫、馬寥夫金、伯恩斯坦，德人勒柯克、茨麥、馮加班，日人護雅夫、山田信夫、莊垣內正弘、梅村坦等許多學者，對各種文書分別作了深入研究，在他們的論文、著作中也刊布了多件文書的譯寫和譯文。1961 年京都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四冊刊有羽田明、山田信夫編的《龍谷大學所藏回鶻資料目錄》以及多篇有關研究論文。1987 年以來，新疆《喀什師院學報》連續刊載袁丁的《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選注》；李經緯的《吐魯番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選注》彙集了108 件文書（即將出版），是目前國內收羅最多的一部回鶻文書集。

蒙元時期的回鶻（畏兀）文碑銘，有《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在甘肅武威），《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碑》（在甘肅酒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銘》（在酒泉）。耿世民、卡哈爾、劉迎勝先後對這些碑銘作過研究介紹。

① 美國學者克拉克（V.Clark）所著《十三—十四世紀東突厥斯坦畏兀兒世俗文書概論》（1975）中說，在其研究的141 件文書中，可斷定是十三—十四世紀遺物的有110 件。這還沒有囊括所有已發現的文書，七十年代以來陸續又有新的發現。

第三章國外資料第一節波斯文資料三部蒙古通史十三世紀蒙古征服的結果，使所有說波斯語、用波斯文的地區都處于蒙古統治之下，先後受大蒙古國的阿姆河行省和元世祖之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國的統治達一百多年（河中地區受察合台汗國的統治，時間更長）。波斯文化素稱發達，留下了大量有關這個時期的曆史文獻，其中最重要的是三部大型史書：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都丁主編的《史集》、瓦薩甫的《瓦薩甫史》。

《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費尼（‘Ala’u al-din‘Ata-Malik-i-Juwayni，1226—1283），呼羅珊志費因（今伊朗霍臘散省內沙布爾西北）人。其祖任花剌子模國財政大臣（Sahib-diwan）；父巴哈丁，1233 年為蒙古人所俘，被呼羅珊蒙古長官成帖木兒錄用為財政官（仍稱Sahib-diwan），其後一直在阿姆河行省擔任此職。志費尼以大臣子出任阿姆河行省長官阿兒渾的書記，曾三次隨阿兒渾入朝，前兩次皆中途折回，第三次于1252 年複抵達蒙古首都哈剌和林，至1253 年秋返回。在蒙古逗留期間，他開始撰寫《世界征服者史》（Ta’rikh-i-Jahan-Gusha）。此後，他跟隨旭烈兀討滅木剌夷（亦思馬因派）和報達哈里發國。1259 年被任命為報達副長官，直到去世，可能因公務繁忙，1260 年以後就不再繼續寫他的著作了。其書始于蒙古興起，只寫到1257 年滅木剌夷國，還有若干擬定的章節沒有寫，是未完成的著作。書分三部分，第一部述蒙古建國及其征服畏兀兒、西遼和花剌子模，窩闊台至貴由時期的蒙古政事和拔都西征；第二部述花剌子模興亡史和統治波斯的曆任蒙古長官（成帖木兒、闊里吉思、阿兒渾）事跡；第三部述蒙哥登基和旭烈兀西征，木剌夷興亡史。作者精熟中亞曆史，且所記載的大部分是親身見聞，故非常詳細、確實，尤其是成吉思汗西征、旭烈兀西征和蒙古對波斯的統治等部分。作者親睹蒙哥登基後對政敵窩闊台、察合台兩系諸王大臣的無情鎮壓，這段史事在《元史》中多被刪略或隱瞞，所以他的詳盡記載更是珍貴。此書一直以抄本流傳，本世紀初，伊朗學者卡茲維尼以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最古的1290 年抄本為底本，用其他多種抄本進行校勘，于1912、1916 和1935 年先後出版了一、二、三卷波斯原文集校本（《吉伯叢書·舊編》第十六號，倫敦）。英國波斯學家波義耳據此譯為英文，並加詳細注釋（曼徹斯特大學出版社，1958）。何高濟據英譯本重譯為漢文（上、下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

《史集》主纂者拉施都丁（Rashid al-Din Fadl Allah，1247—1318），哈馬丹人，先任伊利汗阿八哈（1265—1282 年在位）禦醫，後為合贊汗（1295—1304 年在位）賞識，擢任宰相，輔佐合贊汗進行政治、經濟改革，政績甚著。完者都汗（1304—1316 年在位）時期，仍任宰相，權位益隆，諸子並任地方長官。1317 年，因政敵進讒，被不賽因汗（1317—1335 年在位）罷黜。次年處死。拉施都丁于1300 年奉合贊汗旨主持編纂蒙古曆史。1307 編成進呈，複依完者都汗之命增編世界各民族曆史和輿地圖志，1311 年完成。全書定名為《史集》（Jami al-Tawarikh），按原書總目錄，分作三卷（mojalad）。第一卷為蒙古史，系奉合贊汗旨所修，完者都汗欽定稱為《合贊汗祝福史》（Tarikh-iMubarak-i Ghazani），分兩章（bab）：第一章——蒙古、突厥諸部族志；第二章——成吉思汗先世紀，成吉思汗紀，窩闊台合罕、術赤、察合台、拖雷、貴由汗、蒙哥合罕、忽必烈合罕、鐵穆耳合罕紀傳，旭烈兀、阿八哈、帖古迭兒、阿魯渾、海合都、合贊六代伊利汗傳。第二卷也分兩章：第一章為完者都汗傳；第二章為世界史，包括古代波斯諸王、穆罕默德和曆代哈里發、波斯諸穆斯林王朝（哥疾甯、塞爾柱、花剌子模、法兒思、木剌夷）以及烏古斯、中國、猶太、拂朗、印度諸民族史。第三卷為《諸域志》（Sawaral-Aqalim）。現存各種抄本均無第三卷和第二卷中的完者都汗傳，可能並未編成。1927 年，土耳其學者托甘在伊斯坦布爾Topkapi Sarayi 圖書館發現了《史集》的一個附編的單獨抄本，稱為《五世系譜》（Shu‘ab-iPanjgana），包括阿拉伯、猶太、蒙古、拂朗、中國五民族，可能原是第二卷的附錄。

《史集》是伊利汗國的官修國史，拉施都丁及其助手們利用了伊利汗宮廷檔案如《金冊》（Altan debter，可能就是元朝頒發給各汗國的《實錄》）等，以及波斯、阿拉伯曆史著作如《世界征服者史》、伊本·阿昔兒的《全史》等，還征詢于任職伊利汗國的蒙、漢及其他民族官員，收集了大量書面和口頭資料， 尤其是熟悉蒙拉施都丁《史集》刊本、譯本表年代譯校者書名出版地內容1836 E.Quatrem.re Djami el-Tevarikh; Histoire des Mongolsde la Perse.Paris 旭烈兀汗傳原文校訂、法文譯注本1841 F.vonFrdmannVollst.ndige .bersicht der .ltestent.rkischen, tatarischen undMongholischen V.lkerst.mme,K азаи部族志德文譯本1858 И.Н.Верезин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刊于Tpy ды Восто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Архе ологи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簡稱TBO),T.V部族志俄文譯注本1861 同上同上,TBO,T.VII, 部族志原文校訂本1868 同上同上,TBO,T.XIII,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紀(至即位)原文校訂及俄文譯注本1888 同上同上,TBO,T.XV成吉思汗紀(即位至死) 原文校訂及俄文譯注本1900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卷一上、下《太祖本記譯證》成吉思汗紀漢文譯文(據Березин1911 E.BlochetDjami el-T.varikh; Histoire g.n.raledu monde: Histoire des Mongols, vol.2 Leiden元太宗至成宗紀原文校訂本1940 Karl JahnGeschichte ■■ z ■ n-H■ n’s aus demTa’rikh-i-Mub ■ rak-i ■■ z ■ n ■des Ra ■■ d al-D■ nLondon合贊汗傳原文集校本1941 同上Ta’rikh-i-Mub ■ rak-i ■■ l ■ n ■ desRa ■■ dal-D ■ n;Geschichte der Ilh■ ne Ab ■■■ bis Gaihatu,Praha阿八哈汗至海合都汗傳原文校本(附德文摘要)1946 СборникЛетописей,T.III, Москва旭烈兀汗至合贊汗傳俄譯本1947 邵循正《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紀譯釋(上)》(清華學報)元世祖紀(前半)漢文譯注1951 Karl JahnHis toir Universelle de Ra ■■ d al-D■n:Histoire des Francs,Leiden拂朗史原文校本、法文譯注本1952 Л.А.Хетагуров 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T.1. кн.1Москва部族志俄文譯注本1952О.И.Смирнова同上T.1.кн.2 同上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紀俄文譯注本1957Ю. П.ВероховскийДж■ми аг Таварих,T.Щ,Баку 旭烈兀汗到合贊汗傳原文集校本及俄文譯本1960M-T.D ■ nesh-PajuhM.Modarresy 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T.II, Москва元太宗至成宗紀俄文譯注本1960 A.A.РомаскевичA.AхетагуровJ ■ mi‘al.Taw■ r ■ kh(Part of the Ism■‘■ l ■ s History) Tehran亦思馬因史原文合校本1965 Джами‘ат Тав■рйх,Т.1.ч.1. Москва 部族志原文集校本續表年代譯校者書名出版地內容1965 дж■ми ат-Таварих,т,кн. 1 Баку 部族志原文集校本1965 Rash ■ d al-D ■ n’s History of India The Hague 印度史原文影印本1969 同上Die Geschichte der Oguzen des Ra ■■ d ad-D ■ nWien 烏古思史原文刊本1971 同上The Chinageschichte des Ra ■■ d ad-dinWien 中國史原文刊本1971 J.A.Boyle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New York 元太宗至成宗紀英文譯注本1980 Д жа м и‘а т -Т а в ■р йх,T.2 ч.1Москва 元太宗紀原文集校本1983 余大鈞、周建奇《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冊，第一卷第二分冊(據俄譯本)，北京部族志、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紀1985 同上同上，第二卷(據俄譯本)， 同上元太宗至成宗紀漢文譯本1986 同上同上，第三卷(據俄譯本)， 同上旭烈兀汗至合贊汗傳漢文譯本古典故和元朝制度的孛羅丞相給了拉施都丁以最大幫助。這使得此書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特別是《部族志》一章，一一記載了蒙古高原上的所有部族、部落，正好彌補了漢文史料對十至十三世紀這一地區記載的貧乏；有關蒙古興起和蒙古早期曆史的記載，也遠較漢文史料詳細。《史集》有多種抄本傳世，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各國學者先後出版了各部分的原文校勘本和譯本（見表）。

《瓦薩甫史》T’artkh-i Wassaf 是瓦薩甫（Shihab al-Din‘Abd AllahSharaf Shirazi，1264-1334）所著《地域之分割與歲月之推移》（Kitabtajziyat al-Amsar wa tazjiyat al-A’sar）一書的簡稱。作者為泄剌失人，擔任伊利汗國稅務官，得到宰相拉施都丁的賞識和庇護。他編撰此書，意在續志費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故始于1257 年旭烈兀滅木剌夷後進兵報達之役，體裁亦仿志費尼書。1312 年，因拉施都丁之薦，謁見完者都汗于新都孫丹尼牙，呈獻其書並獻頌辭，由此獲得“禦前贊頌人”（wassaf-iHadrat）的賜號，此後即以號行。此書初為四卷，第一卷述蒙哥之死，元世祖、元成宗兩朝暨旭烈兀、阿八哈、帖古迭兒三代伊利汗時代史事；第二卷述伊利汗阿魯渾時代暨法兒思、羅耳阿塔畢史；第三卷述伊利汗海合都至合贊時代暨起兒漫、德里算端史；第四卷述元成宗之死，武宗、仁宗暨伊利汗合贊後期和完者都汗時代史事，並于卷末采志費尼書簡略補敘成吉思汗至蒙哥前四汗史。1328 年，又續編成第五卷，述伊利汗完者都後期、不賽因汗時代（迄于1328 年）暨窩闊台、術赤和察合台後裔史事。《瓦薩甫史》是以伊利汗國為主體的大蒙古國全史，面面俱到，其所載元朝與海都等西北諸王的關系尤為可貴。但作者聲稱要用華貴文體寫作，目的不單是記述史事，更在于樹立文采的典范，以致鋪陳過當，反使史事淹沒在滿紙華麗詞藻之中。有1853 年孟買刊全書石印影本，極佳。1856 年，維也納出版了哈默爾校訂的第一卷原文及其德文譯本。

伊利汗國時期的其他曆史文獻《納昔兒史話》（Tabaqat-i Nasiri）作者術茲劄尼（Minhaj b ·SirajMuhammad Juzjani 1193—？）先仕于呼羅珊之古耳朝，蒙古入侵後逃奔德里蘇丹國，任法官。書成于1254—1260 年，共23 章，述阿拉伯帝國及波斯、印度穆斯林王朝史，最後寫到蒙古的入侵。有關成吉思汗蒙古軍在阿富汗地區的戰事，記載最為詳細，多有不見于他書的資料。有W.N.Lees 校訂本（第11，17—23 章，加爾各答，1863—1864），H.G.Raverty 英譯本（第7—23章，倫敦，1981）。

《完者都算端史》（Ta’rikh-i Uljaitu Sultan）哈沙尼（Abu’l Qasim’Abd-Allah al-Qashani）著。作者自稱是《史集》的真正作者。此書為伊利汗完者都一代之詳細編年史，包括了有關這一時期察合台汗國的史事。有1969 年德黑蘭刊本（ed. by Mahin Hambly）。

《拉施都丁書信集》（Mukatabat-i Rashidi）系其秘書所編集，主要為拉施都丁寫給他的擔任各地方長官的兒子們和其他官員的有關政治、財政事務的信件，是研究伊利汗國史極重要的第一手資料。有蘇聯學者法林的俄文譯本（莫斯科，1971）。

《兀外思史》（Ta’rikh-i Shaikh Uwais）胡特比·阿哈里（Abu Bakral-Qutbi al-Ahari）著。作者為阿塞拜疆人，生活于十四世紀前、中期。此書著成後呈獻于劄剌亦兒朝算端兀外思（1355—1374 年在位），故名，像其他穆斯林史書一樣，此書也是從亞當講起。其蒙古王朝史部分，前半取材于《史集》等書，愈接近作者的時代，獨立的敘事漸多，對伊利汗國後期及其後繼者劄剌亦兒朝曆史以及阿塞拜疆地區的史地記載尤詳，伊利汗國與欽察汗國的關系和欽察汗國史事也有很多記載。僅有一種抄本傳世，最後一部分（第134—184 頁，即伊利汗國和劄剌亦兒朝曆史部分）有J.B.Van Loon的英譯本，並附刊原文（海牙，1954）

《命官文書規范》（Dastur al-Katib fi Ta‘yin al-Marateb）納黑乞瓦尼（Muhammad Nakhchiwani）編。編者可能是伊利汗不賽因朝宰相吉雅太丁（拉施都丁之子）下屬書記員，吉雅太丁奉旨命他集伊利汗國的官文書，曆30 多年，至1366 年始完成，呈獻于劄剌亦兒朝兀外思算端。除序言、結語外，分兩部，第一部為書簡，第二部為任命文書范例，計收蒙古長官、宰相及財政長官、伊斯蘭聖職者三類任命書95 件，是研究伊利汗國制度史的第一手資料。有蘇聯學者阿里劄德校訂本（分三卷，莫斯科，1964—1976）。《選史》（Ta’rikh-i Guzida）可疾維尼（Hamd-AllahMustaufi Qazwini）著。1330 年成書。第四章波斯諸穆斯林王朝史，含蒙古王朝，除主要依據《史集》外，還參考了其他二十多種史籍，也屬于當代人所著史書。有布朗的原文摹寫本和英文節譯（2 卷，萊頓一倫敦，1910，1913）。

《心之喜》（Nuzhat al-Qulub）可疾維尼的另一部著作，1339 年成書。是蒙古時代的波斯地理志，詳載各州行政區劃、城鄉情況及稅額、道里等，非常有用。有斯特朗治的原文校訂與英譯本（2 卷，萊頓—倫敦，1915，1919）。這個時期還有多部波斯各地方史志留傳下來，如《也里史志》（Ta’rikhnama-i Harat，作者Saifi Herawi）、《泄剌失志》（Shiraz-nama，作者IbnZarkub Shirazi）等。

帖木兒朝時代的史書帖木兒朝時代編纂的許多史書，也有不少重要的蒙元史資料，特別是有關察合台汗國和伊利汗國的史料。著名的有：尼咱馬丁·沙密（Nizam al-DinShami）的《勝利之書》（Zafarnama，1404 年寫成）和撒剌法釘阿里（Sharafal-Din’AliYazdi）的同名著作，兩書都是帖木兒的傳記，前者有Necati Lugal的土耳其文譯本（安卡拉，1949），後者有Petis delaCroix 的法文節譯本（Delft，1723），以及法文本的英文重譯本（倫敦，1723，譯者J.Darby）。《木陰曆史選》（Muntakhab al-TawarikhMu‘ini）作者為Muin al-DInNatanzi，編年史，可能利用了蒙古文或畏兀文史料，所載察合台史事較他書為詳（有關察合台汗國部分已譯為俄文，收入《吉爾吉斯史資料》，莫斯科，1973）。

哈菲茲·阿布魯（Hafiz-i Abru，沙哈魯汗廷史家）的《全書》（Majmu’a-i Hafiz-i Abru）為通史著作，其伊利汗完者都、不賽因至劄剌亦兒朝後期的波斯史部分，已由K.Bayani 以《拉施都丁史集續編》（Dhail-i Jamial-Tawarikh-iRashidi）之名刊行（德黑蘭，1931），並譯為法文，加上注釋後出版（《伊朗蒙古諸王編年史》，巴黎，1936）。

《貴顯世系》（Mu’izz al-Ansab）著者佚名，內容為成吉思汗系和帖木兒系諸王世系及其後妃、諸大臣姓名表，其成吉思汗世系是以拉施都丁之《五世系》為根據編的，或疑此書亦哈菲茲所作（作者稱系奉沙哈魯汗之命編纂），經後人增補。

迷兒宏（Mirkhwand1433-1498）《潔淨園》（Raudat al-Safa），通史著作，其第五、六卷分別為蒙古史、帖木兒朝史。其外孫宏達迷兒（khwandamir，1475-1535）于十六世紀前期也編有一部通史，題為《旅行者之友》（Habibal-Siyar），其第三卷為蒙古時代至1524 年的曆史，此書有M.C.Defremery 法文節譯及注釋本（《突厥斯坦與河中的蒙古諸汗史》，巴黎，1853）。祖孫二人都是也里（明譯哈烈，今阿富汗赫拉特）著名史家，他們的著作于察合台汗國事記載較詳。

第二節阿拉伯文史料《全史》伊本·阿昔兒（’Izz al-DinAbual-HusaynAliIbn al- Athir，1160-1234）著有《全史》（Kamil al-Tawarikh）。作者精通曆史，著作豐富。編年史巨著《全史》是其代表作，分12 冊，始于人類開創，迄于1231 年。第12 冊中記述了1220 年以來蒙古入侵河中、波斯、美索不達米亞、谷兒只等地戰事，是最早記載蒙古西征的穆斯林史書，屬于同時代親身見聞的記錄（多得自目擊者的講述），十分可貴。俄國學者齊曾高曾將這一部分譯為俄文，收入《金帳汗國曆史資料》之第1 卷（聖彼得堡，1884）。

《劄蘭丁傳》奈撒維（Shihab al-Din Muhammad al-Nasawi）著有《劄蘭丁傳》（Siratal-Sultan Jalal al-Din Mangubirni）。作者為呼羅珊之奈撒人，與花剌子模高官有往來，熟悉其國事，且目睹蒙古之入侵。1223 年蒙古軍班師東還後，花剌子模算端劄蘭丁從逃亡地印度返回波斯，複興破敗之故國，奈撒維被任為書記，自此追隨劄蘭丁直到他敗亡（1231）。此書著于1241 年，從花剌子模算端摩訶末在位後期寫到劄蘭丁之死，所載多親身見聞，尤詳于呼羅珊地區情況，是記述蒙古攻滅花剌子模的主要史料。有O.Houdas 的校本及法譯（2 卷，巴黎，1891，1895）。

《蘇拉赫詞典補編》劄馬勒·哈兒昔（Jamal Qarshi 1230-？）的《蘇拉赫詞典補編》（Mulhaqatal-Surah）是留傳至今唯一的元代察合台汗國人所著的曆史。作者出生在阿力麻里，先仕于該城主、哈剌魯首領昔格納黑的斤及其繼承者，1263 年移居可失哈耳，從事宗教、文化活動，曾游曆錫爾河流域各地，並在海都處服務過。1282 年，他用波斯文編譯了十一世紀詞典家朱哈里（Jauhari）的阿拉伯文詞典，稱為《蘇拉赫詞典》（al-Surah fial-Lughat），其後又用阿拉伯文撰寫了《補編》（完成于十四世紀初）。書中簡略敘述了蒙古早期（前四汗）史，而對海都和察合台汗國史則有較詳細的記載，還分別記述了牙老瓦赤、麻速忽的生平、政績，以及當時阿力麻里、可失哈耳、和闐、忽氈、費爾干納、察赤、巴耳赤邗、氈的等地的情況及其顯貴、名流（主教、學者）的事跡，正好彌補了漢文和波斯文史料對中亞地區、特別是這一地區社會狀況記載的不足。由于是當時當地人親身見聞的記錄，更加可貴。十九世紀末俄人安德烈夫在中亞發現此書抄本，轉送彼得格勒亞洲博物館。巴爾托德據此抄本節錄、校訂，收入所著《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第一卷《史料》中，此後學者都通過這個節錄的刊本利用該書資料，未有他種文字譯本，最近才由華濤譯為漢文並加簡單注釋（載南京大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11 期，1986、1987）。

《伊本拔圖塔行記》作者拔圖塔（1304—1377），摩洛哥丹吉爾人，1325 年開始游曆世界，到麥加朝聖後，游曆了阿拉伯半島、波斯各地、敘利亞、小亞細亞、君士坦丁堡、欽察汗國、河中。1333 年至印度，在德里留居八年。1242 年奉德里算端之命隨元朝使臣來朝，未及登舟而船因風漂沒，遂輾轉馬爾代夫、僧加剌、馬八兒等地，大約1245 年始從朋加剌乘船至泉州。在游曆了廣州後，複從泉州北上大都，但大概只到杭州即折回，1347 年還印度，隨即返回故里。後摩洛哥國王命他口述旅行見聞，由書記官術劄伊筆錄，著為旅行記。由于卷帙浩繁，此書一直以節本流傳，有多種歐洲文字譯本。十九世紀中，法國人在摩洛哥發現其全文手稿，由德弗列麥里等校勘並譯為法文，分四卷出版（巴黎，1853—1858）。吉伯據此本譯為英文，作了詳細注釋（劍橋，1956—1971，未完）。拔圖塔行蹤幾遍大蒙古國全境，對所到之處都有詳細記述，其中國行記部分記載了泉州、廣州、杭州、大都等城以及所經沿途各地狀況，尤詳于這些地區的穆斯林情況；對中國與印度、波斯灣和阿拉伯交通、貿易往來，也有不少極可貴的記載。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據玉爾《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書中的英文摘譯本，譯出了一部分關于中國的內容。近年，馬金鵬將埃及出版的阿拉伯原文本譯為漢文（《白圖泰游記》，甯夏人民出版社，1985），為全譯本，但錯誤較多。

埃及的曆史書埃及的馬木魯克王朝（1250—1517）于1259 年擊敗旭烈兀西征軍，從蒙古人手里奪取了敘利亞；其後，又多次與伊利汗國發生沖突和戰爭，並力圖和欽察汗國建立聯盟以對抗伊利汗國。馬木魯克王朝與波斯、欽察蒙古王朝頻繁的敵對和友好關系，使這個時期的埃及曆史家對蒙古有相當多直接或間接的了解，並載入他們的著作。當然，這些著作對我們的主要價值在于記載了蒙古與埃及的關系。其中重要的有：諾外利（al-Nuwayri，1279—1332）所著《應用于文學各門之成果》（Nihayat al-Arab fi Funun al-Adab），為馬木魯克朝三大百科全書之一。分五部，第五部為教俗曆史，始于亞當傳說，迄于十四世紀初。其蒙古史部分取材于《劄蘭丁傳》、《全史》，價值不高，而所載埃及與伊利汗國關系史事，則系其親身見聞，翔實可信。

烏馬里（Ibn al-Umari，1301-1349）著有《眼曆諸國行記》（Masalikal-absarfi mamalikal-amsar）。書中所載貴由汗與拔都的沖突、阿里不哥即位後曾得到西北宗藩的承認等內容，可補其他史籍之缺，極為可貴。德國學者萊西（K.Lech）于1968 年出版了此書阿拉伯原文摘錄與德譯文合璧本，題為《蒙古世界帝國——烏馬里在其中對蒙古帝國的描述》（韋斯巴登）。

第三節歐洲文字資料《蒙古史》普蘭諾·卡爾平尼（Giovanni de planoCarpini，1180-1252）著有《蒙古史》（Historia Mongalorum）。作者出生于意大利中部佩魯賈附近之PlanoCarpini。他是方濟各會創始人聖方濟（Saint Francisda Assisi）的弟子，先後在德意志、西班牙擔任大主教，學識淵博，忠勤教務，為建立北歐、西歐的方濟各會作出很大貢獻。此書是他1245—1247 年作為教皇使節出使蒙古汗廷（出使經過見本書《中外關系》章）歸來所寫的報告，分九章，前八章分別記述蒙古的地理、人民、宗教、習俗、國家、戰爭、被征服國家、對付蒙古人的方法，第九章敘述其往返路程和在蒙古宮廷的情況。這是歐洲人根據親身見聞所寫的關于蒙古的第一部詳細報告，同時人文森特（VincentdeBauvais）的百科全書式名著《大鑒》（Speculi Majoris）第四部《史鑒》（SpeculumHistoriale）中收錄了其部分內容。原書抄本傳世者有五種。十六世紀以來出有多種刊本和譯本，重要者有1839 年達維紮克（D’Avezac）的拉丁原文校訂與法文譯注合刊本（巴黎地理學會《旅行記與回憶錄叢刊》）；1903 年必茲里（C.R.Beazley）的原文校訂與英譯合刊本；1929 年溫加爾（P.A.Wyngaert）的原文校訂本（《中國方濟各會》Sinica Franciscana第1 卷，佛羅倫薩。最好的原文刊本）；1930 年里希（F.Risch）的德文譯注本；1955 年道森（C.Dawson）編《出使蒙古記》所收英譯本；1957 年莎斯齊娜（Н.Л.Щастина）的俄文譯注本（對1911 年馬列英Мадеин俄文譯注的訂正和補注）；1965 年貝凱（D.J.Becqet）與韓百詩（L.Hambis）的法文譯注本。此外，普蘭諾·卡爾平尼使團的隨員波蘭人本篤（Benedict）也著有一篇簡短的出使記，附錄貴由汗致教皇信的拉丁譯本，達維紮克首次將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此件抄本與前述《蒙古史》一起刊行。《東方行記》盧勃魯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著有《東方行記》（Itinerariumad Partes Orientales）。作者出生于法國佛蘭德爾之Rubruquis 村，生卒年不詳。他是法國國王聖路易身邊的許多方濟各會教士之一，1248 年從聖路易東征（第7 次十字軍東征，1248—1254）。1253 年奉命以傳教士身份前往蒙古探明虛實。1255 年回到塞浦路斯，聖路易已回法國，大主教命他留在阿克爾（Acre，今以色列海法地）講授神學，將蒙古之行寫成書面報告，派人送呈國王。這篇很長的報告書（即《東方行記》）詳細記述了其往返行程和所曆各地山川湖泊、城郭以及蒙古、欽察阿蘭、不里阿耳、畏兀兒、吐蕃、唐兀、契丹等各民族情況（他最早指出“大契丹”即中國的居民就是古代所稱之Seres 人），對蒙古人的衣食住行、風俗、信仰、政治、軍事等各方面情況記載得尤為詳細，特別是著重報告了拔都斡耳朵、蒙哥汗廷及蒙古國都哈剌和林的情況，記載了所見所聞的許多重要事件和人物。報告之末他要求到法國面見國王，大概獲得了准許，因為不久後羅傑·培根（Roger Bacon）在法國曾遇見他並聽他談了蒙古之行，培根在其著名的《大著作》（PousMajus）地理門中大量收錄了他的報告書內容。原書抄本現存者有五種，相互差別不大，應是同源。自1599 年哈克魯特（R.Hakluyt）首次刊布其部分內容（拉丁原文與英譯）以來，出了多種原文刊本和譯本，重要者有1839年巴黎地理學會《旅行記與回憶錄叢刊》原文校本（最早的全文刊本）；1900年柔克義（W.W.Rockhill）的英文譯注本（含普蘭諾·卡爾平尼行記的譯注）；前述1929 年《中國方濟各會》第1 卷所刊原文校本；1934 年里希的德譯本；前述《出使蒙古記》中的英譯本和莎斯齊娜俄文譯注本（道森編的《出使蒙古記》有呂浦、周良霄的漢文譯注本，1983 年出版）。1985 年出版的克勞德與卡普勒（Claude etReneKappler）法文譯注本吸收了前人（主要是伯希和的《中亞與遠東基督教徒研究》）的成果，是最新、最好的譯本。

《寰宇記》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著有《寰宇記》（Le di- visamentdou monde）。馬可波羅旅居中國達17 年，游曆了很多地方（詳見本書《中外關系》章），1291 年從泉州啟程回國，1295 年返抵故里。次年，他參加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海戰，被俘，在熱那亞獄中講述其東方見聞，同獄比薩人魯思梯切諾（小說家）筆錄成書，1298 年完成。同年獲釋回家，因其東方旅行經曆和擁有巨大財富而聲名顯赫，被稱為“百萬”（Il Milione）。其書原稿使用法、意混合語寫成（已佚），傳抄中又出現拉丁語、意大利語及其他歐洲語譯本，現存各種文字抄本達數十種，相互歧異甚多，其中最接近原稿文字者為巴黎國立圖書館藏B.N.fr.1119 抄本，最古老、最完整者為西班牙托萊多圖書館藏哲拉達（Zelada）拉丁文抄本。十五世紀以來出版的各種文字本子也數以百計，最重要者有玉爾的英文譯注本（倫敦，1871 年初版，1903 年戈迪埃改訂本）；伯內德托（L.F.Benedetto）校訂本（佛羅倫薩，1928）；穆勒、伯希和合作完成的諸本集成、英譯本（倫敦，1938）。漢文譯本有四種，以馮承鈞譯本《馬可波羅行記》（據沙海昂法文譯注本譯出，1936）最通行。①傳教士書信① 本書多采用伯希和、穆勒英譯本，書名則仍沿用馮譯本作《馬可波羅行記》。來華方濟各會教士書信（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先後奉教皇之命前來中國傳教的孟特戈維諾、安德魯、帕列格里納都曾寫信給本國教友，報告其經曆與見聞），是了解元代中國天主教會情況的最重要第一手資料。梵蒂岡和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有這些書信的寫本。方濟各會史家瓦丁（L.Wadding，1588-1657）發現了這些書信，編入其巨著《方濟各會年鑒》；玉爾據瓦丁書譯為英文，收在所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書（1866 年初版第1 卷）中。道森編《出使蒙古記》也收有這些書信的英文譯本（據《中國方濟各會》第1 卷所刊拉丁原文）。

鄂多立克、馬黎諾里行記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1274 或1286—1331）著有《旅行記》。他出生于意大利弗留里省的Pordenone，年輕時即進入烏弟納的方濟各會僧院。大約于1314 年開始到東方游曆傳道，先在亞美尼亞、波斯各地過了7 年，1321 或1322 年由忽里模子乘船到達印度西海岸之塔納（Tana，元代譯作靼拿），再到俱蘭（今奎隆），乘船到馬八兒，由此渡洋東來，經蘇木都剌、爪哇、占城等國，到達廣州。他從廣州到泉州，由此北行經福州、杭州、金陵、揚州、臨清等城，到達大都。在大都居住了3 年，然後由陸路西行，經東勝、甘肅諸地，取道波斯北境（原木剌夷國）回到故鄉。1330 年5 月，他在帕度亞（Padua）口述旅行經曆和見聞，由教友威廉（William ofSolagna）用質樸的拉丁文筆錄下來。此書有很多種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抄本傳世。十六世紀以來出了多種刊本，最好的是1928 年出的《中國方濟各會》版拉丁文校訂本。有玉爾的英文譯注本（收在《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初版第一卷，1866），戈迪埃的法文譯注本（巴黎，1891）。清光緒十五年（1889），留學意大利的郭棟臣將鄂多立克旅行記譯為漢文並加注釋，刊于武昌，名《真福和德里傳》，後香港《公教報》重印其譯文。最近，何高濟根據玉爾譯本譯成漢文（1981 年中華書局出版）。

馬黎諾里（Giovanni da Marignolli）著有《東游回憶錄》。他出身于意大利佛羅倫薩的貴族世家，生卒年不詳。為當地聖克魯契（ SantaCroce）方濟各會僧院教士。1338 年奉教皇本篤十二世之命出使元朝（見本書《中外關系》章），1353 年回到阿維尼翁，向教皇（英諾森六世）呈遞了元順帝的書信。1354 年，他被任命為意大利南部小城比西納諾（Bisignano）的主教。同年，他受到前來意大利接受教皇加冕的德皇卡爾四世的賞識，被聘為皇家牧師，遂從皇帝至布拉格，奉命重修《波希米亞編年史》。次年，在編撰此書第一部“世界史”開頭部分世界創造之後講到伊甸樂園，隨即插入了他本人的奉使元朝回憶錄，記述其往返行程和所曆各地見聞。其中，關于阿力麻里基督教情況，他在元廷受到的接待和汗八里（大都）基督教情況，“蠻子”（江南）地區和刺桐城（泉州）情況，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載。此書僅有一種完全的古抄本（十四世紀末十五世紀初）傳世，藏于布拉格，但在威尼斯另有一摘抄本（十五世紀），包含了其有關亞洲記述的所有最重要內容。1820 年，德人梅納特（J.G.Meinert）首次將馬黎諾里的東方旅行記述輯錄出來，加以整理和注釋，刊于《波希米亞科學學會論文》第7 卷，始顯于世。有玉爾的英文譯注本（編入《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866 年初版第2 卷），張星烺從玉爾書中摘譯了一部分，編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中。其他資料在羅馬教廷和歐洲各國檔案以及中世紀各種史籍中還保留有大量蒙元史史料，包括書信（如各國君主和教會有關蒙古問題的通信，教皇致蒙古諸汗的書信和給來華教士的命令書底本，蒙古方面來信的原文和譯件，來華教士寫信給教友的書信），使者的報告和旅行記，有關與蒙古通使和交涉的記載等。例如1245 年教皇英諾森四世派多明我會教士阿塞林（Asscelin）和西門（Simon）等出使波斯西境蒙古軍統帥拜住營地，西門在歸來後著有題為《韃靼人史》的報告書，原書已佚，幸而同時人文森特的《史鑒》收錄了其大部分，得以保留下來。伯希和所著《蒙古人和教廷》第二章對這份史料進行了精密研究；理查德（J.Richard）從《史鑒》中輯編出西門的《韃靼人史》（Simon de Saint-Que-ntin，Histoire des Tartares，拉丁原文校訂、注釋，《十字軍史有關文獻》Ⅶ，巴黎，1965）。1248 年法國國王聖路易派多明我會教士安德魯（AndreW of Longjumeau）率領使團出使貴由汗廷，莊維爾（Joinville）的《聖路易傳》和其他同時代史籍對此次出使有詳細記載，大量引述了安德魯的出使報告。伯希和在《蒙古人與教廷》中也有一節專門研究這些重要史料。前已提及的溫加爾神甫所編《中國方濟各會》第1 卷除普蘭諾·卡爾平尼、盧勃魯克行記外，還收入了許多重要檔案資料。伯希和在得到此書後，進一步研究有關蒙元時期曆史的拉丁文史料，其成果《中亞與遠東基督教徒研究》（遺著之一，1973 年，巴黎）旁征博引， 包含有豐富的以前未曾被利用的原始資料。最近， 哥肯揚（H.G.ckenjan）和斯維尼（J.R.Sweeney）將幾種有關蒙古進兵東歐的拉丁文史料譯為德文並加注釋，彙編為《蒙古風暴——目擊者和同時代人的報告》（1985 年出版），其中包括大約1236—1237 年旅行到蒙古人統治區的玉連（Julian）寫給意大利佩魯賈主教的信（這是歐洲人對蒙古西征的最早報導）、匈牙利一教區兩位副監有關蒙古入侵的詳細記載、匈牙利國王別剌四世、主教及貴族寫給教皇等的書信。

第四節亞美尼亞文資料《海屯行記》系小亞美尼亞國王海屯一世（Hethum I ，1224—1269 在位）赴蒙古朝見大汗的往返旅程記載。小亞美尼亞（西利西亞）是小亞細亞東南部的基督教國家，1244 年歸附蒙古，成為臣屬國。1254 年春，海屯一世遵從拔都之命親身入朝蒙古大汗。他與隨臣經大亞美尼亞、谷兒只境，過高加索山，5 月至拔都營帳（伏爾加河下游）謁見，然後渡紮牙黑河（今烏拉爾河）東行，9 月到達蒙哥汗廷（哈剌和林）朝見、貢獻，得到蒙哥頒賜的庇護詔書；11月離汗廷西還，經畏兀兒、河中地區、波斯北境、阿塞拜疆和大亞美尼亞，行程8 個月，回到本國。這篇《行記》收錄在其隨員、曆史家乞剌可思·剛紮克（Kirakos of Gandjak，1201—1272）所著的《亞美尼亞史》中，因記載行程尤其是回途所經各地地名甚詳，作為十三世紀東西交通和中亞地理的重要資料早就受到學者的注意，先後被譯成俄、法、英、德各種文字。以前，布萊資奈德（E.Bretschneider）的英文譯注（收在《中世紀研究》第1卷，1910）最通用，有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收）、唐長孺（《海桑東游錄》，載《國學論衡》，1935 年）漢譯本。1964 年波義耳（J.Boyle）在《中亞雜志》發表的英文譯注，利用了1961 年出的乞剌可思《亞美尼亞史》原文精校本，並吸收了巴托爾德、伯希和、米諾爾斯基、哈密爾頓等人的新研究成果，是最佳譯本（有何高濟漢譯本，1981 年中華書局出版）。《亞美尼亞史》乞剌可思的《亞美尼亞史》是蒙古征服時代亞美尼亞曆史家的多部同類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書中除收有上述《海屯行記》外，還有得自親身見聞（乞剌可思本人曾被蒙古人俘虜）的關于蒙古征服西亞史事以及蒙古人面貌、習慣、語言等多方面情況的珍貴記載。其他曆史家如瓦爾丹（VardanVardapet，1200 或1210—約1270）、斯蒂潘（Stephan Orbelian）、森帕德（Sem-pad of Connetable）等人的亞美尼亞編年史著作也都含有不少有價值的蒙元史史料。都洛里埃（E.Dulaurier）的《亞美尼亞史家所載之蒙古人》（《亞洲雜志》1858、1860）摘譯乞剌可思、瓦爾丹書有關章節為法文；帕特卡諾夫（К.П.Патканов）的《根據亞美尼亞史料的蒙古史》（Ⅰ，Ⅱ，1873，1874）摘譯乞剌可思、瓦爾丹、斯蒂潘書中有關部分為俄文；A.Г.Галстян從十幾種十三到十四世紀亞美尼亞編年史及其他文獻手稿中輯錄有關資料譯為俄文，編成《關于蒙古人的亞美尼亞史料》（1962，莫斯科）。

《引弓民族史》另一種重要的亞美尼亞文史料是格里哥爾·阿堪赤（Gri-gor ofAkanc，1250—1335）的《引弓民族史》。帕特卡諾夫于1870 至1871 年出版了此書的原文刊本和俄文譯注本，題為《僧侶馬迦基的蒙古史》，但根據的是一種很晚的有破損的手抄本。晚近，布雷克（ R.P.Blake）與弗萊（R.N.Frye）利用耶路撒冷亞美尼亞修道院收藏的更好的古手稿（寫于1271年，有1870 年刊本）為底本進行校訂，出了新的原文與英文譯注合璧本（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1949）。據其考訂，此書著者並非馬迦基，而是格里哥爾；他不是蒙古征服事件的目擊者，其書主要取材于著名亞美尼亞長老、史家瓦納堪（Vanakan Vardapet，乞剌可思和瓦爾丹的老師，曾被蒙古人俘虜）的一部已佚曆史著作，並加進了他自己掌握的資料。書中著重記述了蒙古西征軍統帥綽兒馬罕、拜住和伊利汗旭烈兀、阿八哈對西亞各國的征服和統治，尤詳于谷兒只、小亞美尼亞史事，迄于海屯一世去世（1271）和其子列昂三世（Leon Ⅲ，1269 年奉阿八哈汗之命嗣父位）在位初年。《東方史精華》曆史家海屯（Hethum patmich）著有《東方史精華》（LesFleurs desHistoire de la terre d’orient）。海屯是小亞美尼亞王海屯一世之侄，格里哥斯（Grig os）公國王公，1305 年向國王海屯二世交還封國，出家至塞浦路斯為僧。不久赴法國阿維尼翁晉見教皇，教皇克力門五世授以普瓦提埃（Poitier，在法國西部）修道院，1308 年于此去世。其書系1307 年著成于普瓦提埃（以法語口授），分60 章，包含亞洲諸國志、蒙古諸汗史、聖地及東方基督教情況三部分，對蒙古與小亞美尼亞關系記載尤詳。有多種法文、拉丁文抄本。玉爾曾摘譯其第一部分中的“中國”章為英文，編入《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刊本有1906 年巴黎出版的《十字軍曆史家叢刊（亞美尼亞文獻Ⅱ）》本。

第五節敘利亞文史料《東方總主教雅八剌哈與巡視總監列班掃馬傳》十四世紀前期一位佚名聶思脫里派教士所著。列班掃馬（ RabbanSawma，1230-1294），大都人，基督教聶思脫里派教士，大約在1275 年與其弟子、東勝洲人馬忽思（Marqos，1245-1317）決意同赴耶路撒冷朝聖。他們循陸路西行，至蔑剌哈城（今伊朗東阿塞拜疆省馬臘格），謁見了正在該城的聶思脫里教會總主教馬兒·腆合，得到他的諭令，參觀了報達（巴格達）和西亞許多地方的修道院與先賢聖跡，但因伊利汗國與馬木魯克王朝的敵對關系，未能去耶路撒冷。馬兒·腆合授馬忽思為“契丹”與汪古教區主教（易名雅八剌哈Yahbh Allaha），列班掃馬為巡視總監，命他們東歸主持教務，但由于中亞有戰事而中途折回。1281 年馬兒·腆合亡故，馬忽思被選為總主教（稱雅八剌哈三世），他一直得到伊利汗的優遇，在聶思脫里教會事業中發揮了特殊作用。列班掃馬于1287—1288 年奉阿魯渾汗之命出使拜占廷（君士坦丁堡）、羅馬教廷、法國（巴黎）和英國（至當時英王愛德華駐地、法國西部之波爾多）；從歐洲歸來後，先後主管桃里寺（Tabriz，伊利汗國都，今大不里士）、蔑剌哈教堂，1293 年至報達輔助總主教。此書佚名作者應是雅八剌哈身邊的親信教士，所撰“雅八剌哈三世傳記”敘事甚詳；其述他們師徒二人由大都至西域各地的旅行經曆和列班掃馬的歐洲之行，出自列班掃馬的旅行記（由波斯文節譯為敘利亞文）。第一個原文刊本是1888年由貝占神父（ P.Bedian ） 在巴黎出版的； 1895 年法國學者夏博（J.B.Chabot）出了法文譯注本。同年，貝占得到更好的抄本，又出了第二版（修訂本）；1928 年出的布治（E.A.Budge）英譯本，系據貝占修訂本與其他抄本校勘後譯成，題為《中國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侶》，有一篇很長的緒言，引用其他史料（如把·赫卜烈思《教會編年史》關于兩位僧侶系奉忽必烈之命西來朝聖的記載），對本書內容作了扼要考述，並略敘東方聶思脫里教派情況，但譯文無注釋。1958 年又有彼古列夫斯卡婭（Н.В.Пигулевская）的俄文譯注本。

《敘利亞編年史》與《教會編年史》把·赫卜烈思（Bar Hebraeus，1226-1286）著有《敘利亞編年史》和《教會編年史》。把·赫卜烈思，阿拉伯語名阿布·法剌茲（Gregory Abu’l-Faraj），猶太人，出生于馬拉提亞（在今土耳其東部）。父為醫生，1243年曾服務于一蒙古將領，次年舉家遷居安條克。把·赫卜烈思17 歲為修士，曆任阿勒頗等地雅各派主教，1260 年以後在伊利汗國從事宗教活動，升任總主教（Maphrian），並成為伊利汗宮廷醫生。他學識淵博，精通敘利亞、阿拉伯、希伯來諸語及科學、文學各科知識，有著作三十余部，最有名的就是這兩部曆史著作。《敘利亞編年史》敘述從創世迄于當代的政治史，包括蒙古諸汗史；有關蒙古的記載除利用同時代波斯、阿拉伯史料外，多基于親身見聞，十分可貴。《教會編年史》主要記述安條克及東敘利亞教會、雅各派、聶思脫里派的曆史，也有不少有關蒙古的珍貴史料。前者有1789 年出的敘利亞原文與拉丁文譯本（萊比錫），1932 年出的布治英譯本（含原文，題為《格里哥里·阿布·法剌茲編年史》，倫敦）；後者有1872—1877 年出的原文與拉丁文譯本（魯文）。

第六節俄、日文資料俄文資料十三至十四世紀蒙古對俄羅斯各公國的征服和欽察汗國（金帳汗國）的統治，在當時俄羅斯各公國、各城市的編年史著作中留下了大量記載。記載較多者有《諾甫哥羅德編年史》、《拉甫連齊耶夫編年史》、《伊帕齊耶夫編年史》、《尼康諾夫編年史》、《羅戈日編年史》等。十九世紀後期以來，俄國陸續出版《俄羅斯編年史全集》（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русских летописей），卷帙浩繁，檢索頗難。尼柯拉葉甫娜（М.Т.Николаевна）編集了一部《十二—十四世紀俄羅斯編年史故事》（莫斯科，1968），摘錄蒙古統治時代主要史料譯為新俄文並加注釋，便于參閱。

日文資料元代為日本的鐮倉幕府（1192—1333）中後期和南北朝（1336—1392）

前期，這個時期的日本史籍十分豐富，包括朝廷、幕府和諸家貴族的記錄、寺院文書、地方史志、僧傳及高僧著作、私家著述等許多類。有關元朝與日本外交、戰爭及民間交往的記載，散見于各類史籍中。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集的《大日本史料》第四編和第五編是鐮倉時代史料，第六編是南北朝時代史料，用編年體，逐年輯錄，注明出處，便于查檢。

至元十一年（日本龜山天皇文永十一年）和十八年（日本後宇多天皇弘安四年）的兩次元朝侵日戰爭是元代中日關系史中最重大的事件。日本方面的主要史料有《八幡愚童記》、日澄的《日蓮聖人注畫贊》和竹崎季長的《蒙古襲來繪詞》。文永、弘安兩役期間，京都石清水八幡社舉行誦坐祈禱，祈求保佑戰勝來犯之敵，《八幡愚童記》旨在記載此事以說明祈禳之功。此書著成于弘安之役不久，主要利用從戰地送達京都的戰情報告，詳細記述了兩次戰役的經過，史料價值很高，唯作者居于京都，不諳九州地理，常有訛誤。《日蓮聖人注畫贊》第五篇《蒙古來》內容與前書大略相同而較簡約，其資料來源也是送到京都的報告文書。竹崎季長（竹崎五郎兵衛尉）是肥後國禦家人，文永、弘安兩役中戰功卓著的武將，為傳揚其功勳，令畫家土佐長隆父子二人作戰況圖卷，自撰詞文，記其親身參加的曆次戰斗始末，地點、戰況均翔實可信，無疑是元代中日戰爭最重要的第一手史料。圖中對元軍將卒、戰船、服飾、兵仗、戰法等都有生動描繪，尤為可貴。明治二十四年（1891），山田安榮搜集有關文永、弘安兩役的文書、日記、朝野記錄等各類史料，編成《伏敵篇》兩冊，甚便參閱。

僧人語錄、詩文集和傳記中包含了大量元代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寶貴資料。由于來元日僧和赴日元僧基本上都是搭乘商船來往的，他們的記錄就反映了當時中日間貿易之繁盛。至于這些記錄在反映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史料價值，那更是不言而喻的。

第四章明清兩代的元史著述第一節明代的元史著述據《明史·藝文志》和《千頃堂書目》，明人的元史著述有二三十種，但多半不傳。洪武初年設局纂修的《元史》由于倉促成書，缺漏、謬誤甚多，刊行後不久，曾參與史局的朱右就另撰《元史補遺》12 卷，惜其書佚。洪武二十三年，解縉因代人草疏為被處死的李善長訟冤而遭解職，朱元璋令他居家著述十年，後解縉致書董倫言及此事，謂“《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已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第”①。據此知解縉曾奉旨改修《元史》並已進行了一部分，但似乎沒有完成，其稿亦失傳。永樂初，胡粹中（名由，以字行）撰成《元史續編》16卷，據稱他“以《元史》詳于世祖以前攻戰之事，而略于成宗以下治平之跡，順帝時事亦多缺漏，乃作此以綜其要”②。其書用編年體，全仿《通鑒綱目》體裁，大書提要，小字分注，間附議論，起世祖至元十三年，迄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實際上是續明初陳桱的《通鑒續編》，不能稱續《元史》。資料基本上取自《元史》，增益甚少，議論每多迂腐，價值不高。現存有永樂間刊本及諸抄本，四庫全書本。成化間商輅等編《續資治通鑒綱目》，元代部分即以此書為本。其後，薛應旂、王宗沐各編有《宋元資治通鑒》，所采之書甚少，尤略于遼、金、元，僅備一體裁而已；其他如王洙《宋元史質》、周複浚《元史弼違》等書，皆無足取。唯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立題頗當，能綜括有元一代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重大事件，不失為初學者有用的參考書；取材雖大體不出《元史》，但也略有補充，如《治河》篇全文收錄了歐陽玄的《至正河防記》，《律令之定》篇摘錄了鄭介夫的奏議。此外，馮從吾著《元儒考略》4 卷，以《元史·儒學傳》為主，兼采志乘資料附益之，略具一代學術專史梗概，有一定參考價值，清初全祖望續纂《宋元學案》時當利用了此書。王光魯編《元史備忘錄》，分譜系、氏族（轉錄自《輟耕錄》）、諸臣、重名、俚名諸篇。其“諸臣”篇將《元史》所載蒙古、色目重要人物（雜入耶律楚材等數名漢人）按仕曆時間先後編為名單，分列于諸帝之下（自“太祖諸臣”至“順帝諸臣”），再分為創業、守成、推戴、文翰、奸臣、反臣等類，名下各略舉主要事跡。這種分類方法後為清代史家采用。元代蒙古、色目人同名者頗多，此書“重名”篇一一輯出，注明其身份，為清代汪輝祖編《三史同名錄》所取法。

總的說來，明代的元史著述成就不大，因為《元史》是本朝太祖詔修的官史，明人雖然不甚滿意，也不敢多加非議或立意重修，受其拘限，故難有① 《明史》卷一四七《解縉傳》。

②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創新。入清以後，學者不再有此顧忌，對《元史》的闕失作了嚴厲批判。中國傳統史學最重綜紀一代的“正史”，紕漏百出的《元史》實在不饜人望，于是重修一部元代信史便成為史學家們努力的主要目標。

第二節清中葉以前的元史著述《元史類編》康熙間，邵遠平著成《元史類編》42 卷（1699 年進呈）。邵遠平，康熙三年進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詹事府少詹事，曾參與纂修《一統志》。其高祖邵經邦于明嘉靖間著有《宏簡錄》一書，本意欲續鄭樵《通志》，而僅編成唐、宋、遼、金諸朝紀、傳，遠平繼高祖之業續編了元代紀、傳，故又稱《續宏簡錄》。其書以《元史》為基礎改編，自謂曾兼采《元文類》、《經世大典》、《元典章》及元人文集以補其缺遺。卷一至十為本紀，卷十一至四二為列傳，無表、志，凡天文、地理、律曆制度和詔令按年編入諸帝本紀，故本紀特詳；列傳仿王光魯《元史備忘錄》之例分類，並增補了十余人，其中有趙天麟、鄭介夫傳，分別收錄了二人所上《太平策》的主要內容；正文之下酌加注語考訂異同。不過，邵氏並沒有全面搜羅史料，當時能見到的資料而他沒有見到的還有很多，其著書目的也僅在于續“祖錄”，而不是重修一部元史。此外，清初學者孫承澤編有一部《元朝典故編年考》（10 卷），將元代重要史事分年編次，除《元史》外，還采取文集、說部資料作了補充，其第九卷收錄了12 卷本《秘史》的末兩卷（續集）總譯，指出這是蒙古人所編記，可“補正史之所不載”。

錢大昕對元史學的貢獻真正立意改造《元史》、重構新史的第一人是乾嘉學派代表人物、史學大師錢大昕。本書第十卷別有傳。他學識淵博，在許多方面都有重大建樹，對史學的貢獻尤大，而以元史研究的成就最為突出。可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史料的發掘，多種重要元史史料的價值都是經他慧眼發現、表章而顯于世。如《元朝秘史》明初即有刻本，但一直沒有受到史家的足夠重視，乾隆十三年（1748）萬光泰曾據總譯改編成《元秘史略》2 卷，卻謂其“文不雅馴，好述委瑣之事”，將大量重要記載視為“荒誕”而刪略。錢大昕得到了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15 卷本《秘史》抄本（洪業推測可能就是他本人抄出，見所撰《蒙古秘史源流考》），即據以補正《元史》，屢屢引述，在《跋元秘史》一文中指出：元初史事唯《秘史》所載得其實，“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跡，其必于此書折其衷歟。”對其重大史料價值作了高度評價。後他又得見明刻12 卷本，著錄于《元史·藝文志》，並提出《秘史》可能就是元代內廷秘笈《脫必赤顏》之說。《長春真人西游記》收在《道藏》中，知之者鮮。錢大昕在蘇州擔任紫陽書院院長（1788—1804）期間，乾隆五十九年（1794）到玄妙觀閱讀《道藏》，發現了這部重要史料，立即借來抄出，並寫了一篇跋，指出其“于西域道里風俗多可資考證者”，從此這部長久湮沒無聞的子部附庸之書才一躍成為史部的要籍，先後有著名學者徐松、程同文、沈垚、洪鈞、王國維等作了考釋。《元典章》作為元政府的文書彙集，史料價值之高無與倫比，而四庫館臣竟謂其“多案牘之文，兼雜方言俗語，浮詞妨要者十之七八，又體例瞀亂，漫無端緒..不足以資考證”，乃僅存目而不予收錄，可見時人對其重要性並無充分認識。錢大昕早已留意此書，從友人處得到一抄本後，即作跋紹介，特引其中一“俗語”（硬譯體）公文以證明其價值。據日人島田翰《訪余錄》記載，1905—1906 年他到江浙一帶訪書，曾見到有錢大昕疏注的《元典章》抄本，這些疏注寫在書的“行間欄上”，“多未發之秘”，可見錢氏對《元典章》曾做過仔細研究，惜此本今已失傳①。此外，經他表彰而得到史家重視的還有《聖武親征錄》等史籍。廣泛搜羅金石文字資料是錢大昕在發掘元史史料方面特別值得稱道的功績。他搜集的元代金石資料達四百多件②，為其中125 件撰寫了跋文，用金石文字與《元史》及其他文獻記載相參證，發現了很多可以補充或訂正《元史》的資料（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二是《元史》的考訂。《二十二史考異》100 卷是錢大昕的主要史學著作，也是乾嘉學派代表性的考史名著，其中考訂《元史》（卷八六——一○○）占15 卷。後複得三十余條，收入《諸史拾遺》卷五。他以多方面（音韻、金石、輿地、典制、曆算）豐富的學識對原書逐卷審核，或勘同、錄異，或糾謬、補缺，所發明者不勝枚舉。此外，他的《金石文跋尾》和另一名著《十駕齋養新錄》中，補正《元史》者也甚多。三是《元史稿》的編撰。重修一部元代信史是錢大昕的最終目標。他在《元史藝文志自記》中說，任職翰林院時，以《元史》“冗雜漏落，潦草尤甚”，擬仿范曄（著《後漢書》）、歐陽修（著《新唐書》、《新五代史》）之例“別為編次，更定目錄，或刪或補，次第屬草，未及就緒。歸田以後，此事遂廢，唯世系表、藝文志二稿尚留篋中”。據其自編《年譜》，乾隆五十六年“撰元氏族表四卷，補元藝文志四卷”條下其曾孫慶曾的補記：“其余紀、傳、表、志多已脫稿，惜未編定。是年精力少差，先以氏族、藝文二稿繕成清本。”可見他重修元史的工作已完成了大部分，只是沒有最後定稿，這就是道光年間其侄孫錢師璟《錢氏藝文志》所著錄的“《元史稿》百卷，在金陵汪氏處”，1905 至1906 年間島田翰在江浙訪書，還見到過其“殘本二十八巨冊”（缺卷首至卷二五），系“錢竹汀手稿本”。此後下落不明，“或云..藏山東某氏家”①。傳世者只有他生前定稿的《元史藝文志》（1801 年刊）和《元史氏族表》（1806 年刊）兩篇。元代蒙古、色目氏族“考稽尤難”，《輟耕錄》之《氏族》篇所列蒙古72 種、色目31 種，“見于史者僅十之三四，而譯字無正音，記載互異”，錢大昕博采正史、雜① 參見方詩銘等著《錢大昕》，頁12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② 見《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

① 見方詩銘等著《錢大昕》頁127 引范希曾《南獻遺征箋》。

史、碑刻、文集、題名錄等資料，審其異同，其蒙古諸氏族主要根據《秘史》記載厘定，由于他精音韻之學，又懂蒙語，族名、人名的勘同多數准確。在《史集·部族志》傳入中國之前，能有這樣的成績誠為難得。此外，他還著有《元詩紀事》，也已失傳。

其他史家的著作同時代著名史家趙翼（1727—1814）的主要著作《二十二史劄記》36 卷中，第二九、三○兩卷為元史劄記。此書與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同為乾嘉史學的代表性名著，但趙氏治史方法與錢、王不同。他自謂“家少藏書，不能繁征博采以資考訂”，又認為不可據稗乘以駁正史之訛，是以“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勘校”。這種以本書證本書的方法用之于漏誤特甚的《元史》，雖然也能發現一些問題（如相互歧異，記載不實等），但就考訂而言則顯然很不足。不過他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這就是善于抓住一代重要的政事、制度及其特點，運用歸納法將有關史料綜合條貫，列舉多證加以闡明，並作出評論，所論述的都是元代“有關于治亂興衰”的大事。故錢大昕譽之為“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

同時代史家考訂《元史》者還有汪輝祖（1730—1807），所著《遼金元三史同名錄》40 卷，卷十六至三五為元史（又“總錄”、“附錄”4 卷收異史同名者，亦多元人），以蒙古、色目及契丹、女真人名為主，凡紀傳表志所見同名（含異譯者）悉予收錄，按韻部編次，注明出處，並加考證。他的更重要著作是《元史本證》50 卷（1801 年成書），因系盡據《元史》本書之文相互參證，故名，包括“證誤”23 卷，“證遺”13 卷，“證名”14 卷。《元史》出于眾手，又草草交差，未加互校審訂，自相歧異處甚多。作者對全書作了仔細校勘，凡記載歧異者辨其正誤，本篇漏略者取散見他篇資料補之，同名異譯者一一輯出（如《同名錄》例），共得三千數百條，就校勘而言比錢大昕《考異》更加完備。但因《元史》本身疏漏太甚，用“本證”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難免有許多失誤、漏校之處。

嘉、道之際，先後有祁韻士（1751—1815）著《皇朝藩部要略》（蒙古諸部）、《西陲總統事略》（述新疆諸部），徐松（1781—1848）著《西域水道記》、《新疆事略》等書，都涉及元代史事地理。徐松還撰有《長春真人西游記跋》，考訂所載金山以西地理；並擬重修元史，但未成。與徐氏同時稍晚的大學者龔自珍（1792—1841）和沈壵（1795—1840）也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龔自珍通滿、蒙、回、藏語，曾撰《西域置行省議》，並著手編撰《蒙古圖志》，已完成一半，惜其手稿及所搜集資料並毀于火，僅存擬進呈表和序文數篇。沈壵著有《新疆私議》、《西北地名雜考》、《西游記金山以東釋》（補徐松之未備）等文（均收入《落帆樓文集》）。他們開始擺脫乾嘉學派煩瑣考據的局限，首重于經世致用，尤為重要的是開啟了晚清學界研究西北史地的風氣，對此後元史研究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第三節鴉片戰爭後的西北史地與元史研究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邊患日益嚴重，遂有更多學者致力于邊陲史地的研究，期收經世致用之效。而要明確新疆、蒙古及其相鄰境外諸地的沿革，自以研究蒙元時代最重要，如梁啟超所說：“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與元史學相並發展，如驂之有靳，一時風會所趨，士大夫人人樂談，如乾嘉之間競言訓詁音韻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另一方面，出于認識世界的迫切需要，外國史地著作被譯成漢文者逐漸增多，中國學者從中了解到前人未詳的元代西北宗藩國的曆史，並且知道域外還有許多元史史料可補中國史料之缺，于是開始注意搜集和利用，逐漸突破前人所受的局限，把元史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階段。

魏源與《元史新編》最早利用境外資料研究元史的是主張向西方學習的進步思想家魏源（1794—1857）。他與龔自珍同以講求經世之學聞名，並且也很注意研究西北史地，在其名著《聖武記》中對新疆、蒙古給予了特別的重視。1841 年，林則徐將自己主持譯編的《四洲志》囑托他擴充改編為《海國圖志》。在編撰此書時，他讀了許多外國史地著作，始“知元代西域遠徼皆西北接鄂羅斯、西南連五印度，與今西洋夷接壤”（《擬進呈表》），疆域甚廣，遂撰《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等文。鑒于舊《元史》的疏漏，他在編成《海國圖志》後，就著手重修元史，“采四庫書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種，並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類》各書參訂舊史”，西域事則補充以外國書中資料，著成《元史新編》95 卷，但未及完全定稿就去世了。後其族孫魏光燾覓得原稿，托鄒代過、歐陽俌校定，到1905 年才完成、刊行。其書本紀14 卷，世祖以下襲用邵遠平《元史類編》；志32 卷，表7卷，其中《藝文志》、《氏族表》全取錢大昕書；列傳40 卷，按開國、世祖、中葉、元末四個時期人物主要事跡分類編次（如功臣、相臣、武臣、文臣等），並增立了《太祖平服各國》、《太宗憲宗平服各國》、《中統以來屢朝平服諸藩》諸傳，多敘漠北、西域史事，以明元代疆域所至之廣。其所補充外國資料主要在這些傳中，自謂“西北疆域，頗如指掌”，鄒代過也盛贊其“俾窮荒絕域，數百年如墮云霧者豁然得睹”（《元史新編跋》）。其實魏源所見外國之書都是一般的史地著作（如馬禮遜《外國史略》、瑪吉士《地理備考》），沒有什麼史料價值，不過他第一個突破中國史料的局限，並首創西北諸傳，其“開榛莽而啟津途”之功仍不可沒。

其他西北史地與元史學者的成就同時以精于西北史地之學著名的學者還有張穆（1805—1849）和何秋濤（1824—1862）。張穆應祁巂藻之請複核其父祁韻士所著《皇朝藩部要略》，覺得應有地志與之“相輔而行”，遂著《蒙古游牧記》16 卷，按蒙古各盟旗分述其山川、史跡，其中涉及元代蒙古曆史地理者甚多，每有精辟的參證。書未及完稿而病卒，由何秋濤整理、補充而成，1859 年刊行。張穆還從《永樂大典》中錄出《元秘史》總譯部分，與他本校勘後刊入《連筠簃叢書》，使之得以廣泛流通。何秋濤亦究心時務，以為俄羅斯地與我國北境相近，和邊防關系甚大，而未有專書論述，乃采官私載籍著《北徼彙編》，初僅6 卷，後複廣泛搜羅有關俄羅斯和新疆、蒙古、東北三邊區曆史地理以及中俄交涉的史料和中外著述，擴編為80 卷，1858 年進呈，咸豐帝賜名《朔方備乘》。其中與元史有關者有曆代北徼諸國、諸王、將帥傳的元代部分和《元代北方疆域考》等多篇。何氏還在張穆協助下出了《聖武親征錄校正》。

張、何以後，清末民國初，從事西北史地與元史研究（時稱“道咸時學”）的學者更多，他們中在元史方面貢獻大者有李文田、洪鈞、丁謙、柯劭忞、屠寄等。李文田（1834—1895）的主要著作是《元朝秘史注》15 卷（據《連筠簃叢書》本），利用了很多宋金元明史籍以及清人西北史地著述以考釋史事、部族、地理、人物。由于所據的僅是不完全的總譯，李氏又不通蒙古、西域語言，而頗多錯誤，但在提供考證資料方面至今仍有一定參考價值。作為第一部《秘史》注釋①，它在這部重要史籍的研究上占有一定地位。當時著名學者文廷式（1856—1904）也很注意研究《秘史》，他為李注書增補了許多有價值的眉注。李文田編撰的其他元史書有《西游錄注》、《聖武親征錄校正》、《和林金石錄》（據俄人拉德洛夫所編《蒙古古物圖譜》錄出）等。在他之後研究《秘史》的還有施世傑（著《元秘史山川地名考》）、高寶銓（著《元秘史李注補正》）、丁謙（下詳）等人。

丁謙（1843—1919）是晚清著名的輿地學者，尤精于西北曆史地理研究。自漢至唐各史之西域傳和曆代西域紀行之書他都做了考證，而特別著重于元代，著有《元秘史地理考證》（附《元史》特薛禪、曷思麥里、郭寶玉諸傳地理考證）以及《長春真人西游記》、《西游錄》、《西使記》、《張德輝紀行》、《經世大典圖》等書的地理考證，並撰《元太祖成吉思汗編年大事記》、《元初漠北大勢論》等文。他自謂其考證西域地理乃“合中西各史書，參互推究”，觀其所撰元史諸篇，“西史”、“西圖”資料主要就是用了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和《中俄交界全圖》。當時我國邊疆圖籍出了不少，丁氏搜羅殆遍，又得洪鈞書譯介之外國資料相參證，因而能比前人有所進步。不過他涉及的范圍太廣，又缺乏必要的語言學修養，錯誤頗多。

① 島田翰《訪余錄》稱他曾見過黃丕烈所撰《元朝秘史疏證》，其言似不可信。同時代對蒙元史有研究的著名學者還有沈曾植（1850—1922）和文廷式。他們都是光緒進士，長于史學，喜治元史和西北史地。沈曾植初任職刑部多年，後任總理衙門章京。時俄人雅德林切夫、拉德洛夫發現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元碑刻，拉氏編為《蒙古古物圖譜》4 冊（1892—1899 年出版），駐華俄公使送了一部給總理衙門，沈曾植為其中的闕特勤碑寫了一篇跋文。他的蒙元史重要著作有《蒙古源流箋證》、《島夷志略廣證》（據新舊各圖及中外學者著述考證南洋各地古今地名、航路）和《元秘史注》。文廷式任職翰林，由編修升侍讀學士。時《永樂大典》大部分尚存，他從中抄輯出不少元代文獻，如《大元官制雜記》、《大元倉庫記》、《大元氈罽工物記》等，後被王國維刊入《廣倉學宭叢書》中。沈、文都是維新人物，擁護變法，並曾赴日考察，學術眼界也寬。文氏在日本結識了內藤虎次郎，受其托抄錄了一部《元朝秘史》寄給他，那珂通世遂據以將漢字音譯蒙文轉譯為日文。當時研究元史諸家中還有曾廉（1857—？）。他長期在家鄉湖南邵陽教書，思想極端保守，反對戊戌變法。1902 年客居貴州後從事于改編元史，著成《元書》102 卷，1911 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證》4 卷。他雖取同鄉先賢魏源的《元史新編》為藍本，而宗旨卻與魏源以來諸家致力于廣搜中外史料、考訂史實以補正《元史》者全然不同，自稱欲繼孔子作《春秋》之志，申明綱常大義。其書主要依據《元史》，作了大量刪節，僅少數重要儒臣列傳及忠義、孝友、列女等傳按其編纂宗旨增補了許多內容（如忠義由85 人增至160 余人，列女由107 人增至160 余人），所發議論亦多迂腐。此書無論在資料上和方法上都與時代進步背道而馳，在重修元史諸書中最無價值。

第四節清末民國初的三部元史著作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洪鈞（1839—1893），同治七年（1868）狀元，官至內閣學士，光緒十三年（1887）任出使俄、德、奧、荷四國大臣，十六年歸國，遷兵部左侍郎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出使前，他已致力于元史和西北史地研究，駐歐期間，乃加意搜訪外國資料。適其時歐洲蒙古史研究興盛，多桑《蒙古史》（法文）、哈木耳《金帳汗史》和《伊利汗史》（德文）、哀德蠻《史集·部族志》德文節譯本和《不動搖的鐵木真》（德文）、華而甫《蒙古人史》（德文）、貝勒津《史集·部族志》和《史集·成吉思汗紀》俄文譯本、霍渥士《蒙古史》（英文）等名著先後出版，獲得如此豐富的珍貴資料使他欣喜異常，遂假使館譯員之助譯成中文，“愈讀西書而愈有興味”，于是在駐歐的後兩年中即肆力著述，撰為《元史譯文證補》。歸國後繼續修訂整理，不幸未及全部定稿而病卒。臨終前他將已定稿的清本托付沈曾植和陸潤庠，而將稿本交其子洪洛保管。不久，洪洛亦病故，稿本散失。陸潤庠于光緒23 年（1897）將清本刊行，目錄上分30 卷，其中10 卷有目無書，當在散失之稿本中。本書第一卷《太祖本紀譯證》上、下為全書主要部分，約占四分之一，正文為《史集》之《成吉思汗先世紀》與《成吉思汗紀》的詳細節譯，並采同書《部族志》一些資料補入，複據漢文史料及其他外國資料考釋其部族、人物、史事、地理，分注于正文之下。第二至二五卷（存15 卷）分別為《定宗憲宗本紀補異》、《後妃公主表補輯》以及術赤和拔都以下諸金帳汗、阿八哈以下四代伊利汗、阿里不哥、海都、哲別、西域（上、下，述花剌子模及蒙古對該國的征服和統治）、報達、木剌夷補傳，主要取材于多桑書，兼采中西史料補充編成，仍夾注考證文字。第二六至三十卷（缺1 卷）為《地理志西北地附錄釋地》、《西域古地考》、《元世各教名考》和《舊唐書大食傳考證》。洪鈞本熟諳元史和西北史地，又得見大量域外史料和俄人所繪較為精確的《亞洲俄羅斯及其鄰地》圖（他將此圖譯出改繪為《中俄交界全圖》，光緒十六年刊行），有同如魚得水，故多能發前人之所未發。但他所據貝勒津俄譯《史集》有很多缺陷，其余諸書皆後人著述，加以譯者缺乏專業修養，故錯誤不少。盡管他的域外史料譯述今天已經過時（有了更完整、更准確的譯本），其考證文字則仍具有參考價值。

《元史譯文證補》的面世使治元史的學者眼界大開，宛若在他們面前展現了一個新的世界，于是洪鈞開創的利用域外史料與漢文史料互補互證的方法成為我國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談元史者幾乎無人不稱引“西史”，大抵皆據洪書，可見影響之大。

柯劭忞《新元史》柯劭忞（1848—1933），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曆任內外官職。尤喜治元史，任職翰林時，即從《永樂大典》中抄輯出很多元史資料，自此不斷搜集，博訪私家藏書及元碑拓片，所得甚富，多有稀見者，複得洪鈞書及其他東西學者著述，遂決意重修元史。入民國後，更專心著述，1914 年起入清史館任總纂、館長，仍繼續編撰元史，至1920 年成《新元史》257 卷，含本紀26 卷，表7 卷，志70 卷，列傳154 卷。次年，大總統徐世昌（柯氏同年進士）頒令列為“正史”。《新元史》利用了明清以來諸家研究成果，包括新出之屠寄的《蒙兀兒史記》，被認為是集大成之作。此書以取材廣泛、內容豐富著稱，尤其是列傳部分比舊史增加了很多，除根據《秘史》及“西書”資料增立者（如東西道諸王、初興將帥、西域諸國等傳）外，主要是采錄文集之碑傳墓志和金石文字；諸志則采《元典章》及《經世大典》遺文作了許多補充。然而，其于舊史所增刪改動之處都不注明出處，讀者不知其所據為何，以致憚于利用，雖然後來刊行的他的遺著《新元史考證》中說明了所補資料來源，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不足以彌補這一最大缺陷。所用外國資料除大部分采自洪書外，還增加了一些新譯的內容，如洪書有目無文的《部族考》篇（當據俄譯《史集·部族志》譯編，稿本佚亡），柯氏稱他“據未譯本輯補”，收入《譯史補》卷六，但他所據的並非《史集》，而是哀德蠻《不動搖的鐵木真》一書之導論（根據《史集》及其他資料略述蒙古部族），其譯名多有錯誤，柯氏據以補綴新史之《氏族表》，難免造成許多錯誤，所以他的新譯資料也難以完全憑信。此外，譯名混亂、考訂不審之類問題甚至比舊史還多，是以其書不足為據。

屠寄《蒙兀兒史記》屠寄（1856—1921），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二十一年，奉命到黑龍江查辦漠河金礦，事後被留任黑龍江輿圖局總辦，主持編繪《黑龍江輿地圖》。早年他就曾用心研讀過《元史》、《秘史》及其他蒙元史籍，這時為研究黑省（當時省境包括呼倫貝爾地區）沿革，更廣泛地搜集有關史料和諸家著述，並親率屬員進行實地測量，“測繪所及”除黑省外還旁涉奉天、吉林、內外蒙古及俄境毗連之地，因而對以前研究者不甚了然的蒙古初興史事及東道諸王分封之地理有了更真切的認識，益感《元史》之疏漏與前人研究之不足。在編繪黑龍江輿圖的同時，研究興趣開始轉向蒙元史。二十五年，輿圖告成，並著《黑龍江水道記》等書。在此期間，還撰有《元秘史地理今釋》、《元秘史注》（稿本在南歸途中遭劫失落），自謂略勝前賢。二十六年，因俄人入侵，繞道蒙古南歸，沿途仍留意考察地理風俗。後相繼擔任京師大學堂正教習、奉天大學堂總教習、淳安知縣等職，公務之暇，肆力編撰《蒙兀兒史記》。1913 年辭武進縣知事職，“自是一意著述，朝夕寢饋于蒙兀兒史者，前後凡五年”①。從1911 年起，先後三次將先寫成部分在常州自家刻印，並繼續撰寫、修訂，全書未完成而病卒。其子孝宦將已刊及未刊稿本彙總整理，于1934 年刊行，共28 冊，160 卷，含本紀18，列傳129，表12，志1。內14 卷有目無文，包括初刻本已有的兩篇列傳；另據屠寄後人所藏稿本，尚有已寫成的40 篇列傳未刊入②。《蒙兀兒史記》的優點，一是廣泛利用中外史料和前人研究著述，增述了大量舊史所缺內容，除對舊史紀傳表志作了很多補充外，還增立列傳四百余人及西域諸國傳、蒙古色目氏族表。其外國資料除采洪鈞書外，還用了多桑《蒙古吏》“原書”、美國學者乞米亞可丁（Jeremiah Curtin）的三部著作——《蒙古人史》、《俄國的蒙古人》和《南西伯利亞旅程》，俄人所著《蒙古泉譜》、《馬可波羅行記》、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實錄》等等；二是對史料和前人著述進行了仔細考訂，擇善而從，訂正了舊史及前人著作中的許多錯誤；三是增訂內容皆注明出處，對資料的取舍、考訂皆說明根據，使讀者得以審辨、複核；四是統一譯名，這是治元史最難之事，屠寄所用的譯名（主要用《秘史》）及其勘同雖不盡妥當，但頗能自成體系，其失誤之處因注有出處，亦便于讀者審訂。屠寄本人不通外文，所用外國資料除洪鈞書外都是靠朋友（如周秉清為他譯述多桑書）和兒子（孝實譯乞米亞可丁書，孝宦譯英人新著《史家之曆史》等）為之翻譯，這些資料多非原始史料而是出于後人著述，本身就有不少訛誤，而譯者又非元史專家，難免錯上加錯，故多有不確切之處。屠寄缺乏科學的語言學修養，在非漢語名詞對音勘同上錯誤頗多，如以“主因”為“朱邪”、“斡脫”即“猶太”之類。有不少考證不夠嚴謹，牽強武斷，如誤從《蒙古源流》成吉思汗祖先來自吐蕃之說而斷定《秘史》所載騰汲思海即青海湖之類。盡管有這些不足之處（如同洪鈞一樣主要是受時代的局限所致），《蒙兀兒史記》仍是重修元史諸書中最好的一部。

① 見其子屠孝實等撰：《先君敬山先生年譜》。

② 參見余大鈞：《論屠寄的》，《元史論叢》第3 輯。

第五章二十年代以後元史研究的進步第一節王國維、陳垣、陳寅恪等在元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洪鈞、柯劭忞、屠寄諸家的元史研究固然比前人進了一大步，但他們受時代和自身條件的局限，語言工具和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缺陷，與當時外國東方學家的蒙元史研究相比，顯然落後了一段距離。其著述的內容和形式仍未能跳出舊史學的窠臼。民國初年以來，在西方漢學的影響下，研究元史的學者遂另辟蹊徑，采用新方法進行專題的深入研究，突破了數百年來補綴或重修《元史》的老路。開辟新路徑的是史學大師王國維（1877—1927）、陳垣（1880—1971）和陳寅恪（1890—1969）。他們都通曉外文，兼精中西之學；他們在蒙元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標志著我國這一學科的發展開始進入一個新時期。王國維1898 至1900 年在滬工作期間入東文學社攻習英、日文和哲學等科，是為“治新學之始”。1901 年以老師藤田豐八和羅振玉之介助赴日留學，旋因病歸。他初治西洋哲學，1906 年後改治文學史，尤傾心于古典戲曲研究。其名著《宋元戲曲考》（1912）被公認為這一領域的“開山之作”，書中對元雜劇和南戲的淵源、時代與作者、結構、文采等諸方面作了精辟的考述，也可以說是他有關元史的第一部論著。1911 年他隨羅振玉流亡日本（1916 年回國），自此轉向經史和古文字研究。承晚清西北輿地之學的余緒，王國維也十分重視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善于利用考古發現新資料，借鑒外國東方學家成果，運用嚴密的科學方法，使他的成就大大超過了前輩。他還將徐松、文廷式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元《經世大典》遺文《大元馬政記》等六種（各一卷）以及出自元刊本的元《秘書監志》（11 卷）抄本編刊入《廣倉學宭叢書》（1916）。1925 年王國維受聘為清華研究院導師後，專注于蒙元史研究，短短兩年多，出了大量卓越成果。論文有《韃靼考》、《萌古考》、《南宋人所傳蒙古史料考》、《黑東子室韋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金界壕考》、《蒙古劄記》等，還撰有《耶律文正公年譜》以及多種元代史籍的序跋。其《韃靼考》依據對宋遼金和蒙古史籍記載的對比分析與地理考證，精辟地論證了遼金史所載之“阻卜”即是韃靼。《萌古考》一文廣泛搜集漢、蒙文和域外史料，對唐代至成吉思汗建國前蒙古部落晦暗不明的曆史活動作了考述，指出蒙古部（唐蒙兀室韋）早先所居之地望建河即額爾古納河，《金史》于用兵蒙古事多所忌諱，而所征之廣吉剌、合底忻、山只昆實皆蒙古部落（弘吉剌、合答斤、散只兀）。《黑車子室韋考》論證此為室韋一部之名，即唐之和解室韋，並考述了此部于唐末葉南遷的史實。金朝為防禦北方諸游牧屬部而修築的界壕邊堡曾在蒙金關系和蒙古興起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蒙古地區的重要曆史遺跡。《金界壕考》最早全面研究了其修築過程、各段走向以及沿線邊堡軍鎮和部族的地理方位，為後來的考古和曆史地理研究者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文獻。《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考證此名應即金朝的乣軍，列舉大量資料對金元之際乣軍的情況和“乣”字的讀音作了縝密的分析，把這個問題的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

王國維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用很多精力從事校勘、注釋，完成了《蒙韃備錄箋證》、《黑韃事略箋證》、《聖武親征錄校注》、《長春真人西游記校注》、《劉祁北使記注》、《劉郁西使記校注》等多種，不僅為後學者提供了這些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而且對諸書所載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風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釋。如考定《蒙韃備錄》作者應為趙珙而非原題之孟珙，《親征錄》載西征事系年皆晚一年，辨明屠寄以《西游記》所載宣差阿里鮮即劄八兒火者之誤，考證魚兒灤即達里泊，渾獨剌河（土拉河）西之契丹故城（在喀魯哈河東）應即遼代之鎮州可敦城，以及關于窩魯朵城（古回鶻城，即哈剌八剌哈孫）、鱉思馬（別失八里）城及其東之三小城、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即《西游記》之大石林牙）的考證等等，精采之處不一而足。這些史籍校注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與上述論文同為對元史研究的重大貢獻。此外，他還有二十多種有關蒙元史的未完成遺稿和古籍校、批。若不是昆明湖水過早淹沒了這位曠世學術巨子，其嘉惠于後學者必將更多。①陳垣早年就具有深厚的史學根柢，1913 年入京從政後，利用北京藏書豐富的條件，閱讀益廣，且見政局日益混亂，乃漸潛心于治學和任教，自1922年出任北大研究所國學導師和京師圖書館館長後，一直在北京著名大學工作。1917 年，他准備撰著一部中國基督教史，首先研究的課題便是當時國人還不甚明了的元代也里可溫①，完成了第一篇史學論文《元也里可溫教考》。此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更廣泛搜集有關漢文資料，分15 章作了全面的考述，正確指出也里可溫是“元時基督教之通稱”。文章發表後，當即受到中外學界的重視。此後，他在宗教史、元史、曆史年代學、校勘學等方面連續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元史方面的主要論著有1924 年完成的《元西域人華化考》，1931 年完成的《沈刻元典章校補》和《校補釋例》，1933 年完成的《元秘史譯音用字考》，以及《十四世紀南俄人之漢文學》（1927）、《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異趣》（1929）、《馬定先生在內蒙發見之殘碑》（英文，1938）等。長達十萬言的《華化考》，對這一元史上極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課題作了充分研究，旁搜博引正史、文集、筆記、碑刻等書近200 種，“材料豐實、條理明辨，分析與綜合二者俱極其工力”（陳寅恪序中語），至今仍是元史研究者必讀的參考書。《元秘史譯音用字考》考察了《秘史》的版本源流和漢字音寫及漢譯年代，以細密的方法分析了其譯音用字規律，是《秘史》① 參見余大鈞：《從王國維的蒙古史研究論王國維學術研究的基本特點》，《內蒙古大學紀念校慶二十五周年學術論文集》。

① 國外學者卡法羅夫（巴拉弟神甫）、伯希和、穆勒對此也先後作過一些研究。研究的重要文獻。他以1925 年從清宮發現的元刻本《元典章》校補錯漏甚多的沈家本刻本（1908）計達一萬二千多條，其校勘極為精細，為研究者提供了這部重要史料的較完善本子。他的另一部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利用大量文獻、碑刻資料，對金元之際北方全真、大道、太一三派道教作了全面考察，揭示了其思想、宗旨和在當時的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多方面的影響。

陳寅恪自幼就接受中、西學教育（其祖父是清季以推行新政、新學著稱的陳寶箴），1910 年起留學柏林大學、蘇黎世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哈佛大學等歐美著名學府達十余年，專攻比較語言學和佛學；1925 年起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文史哲三系教授，並曾兼職于北京大學和中央研究院，解放後一直執教于中山大學。他通曉梵文、中亞古文字和多種東西方語文，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學、古代語言與文學等許多領域都有重大貢獻。其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論文作于1930 至1931 年，載《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以蒙、滿、漢文諸本對校，旁征博引大量漢、藏、蒙文資料相考證，純熟運用審音勘同方法考釋，甚多發明。其中《靈州甯夏榆林三城譯名考》考定蒙文名Turmegei 即靈州，Temegetu 為榆林，Irghai 為甯夏（今銀川），訂正了前人的誤說；《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考察了蒙古先世曆史傳說的演變及其來源，揭示出其“逐層向上增建之曆史”的實質。此外，他的《元代漢人譯名考》（1929）一文，根據《至元譯語》所載，並取波斯文《史集》、蒙文《秘史》和其他漢文資料為證，充分證明元代蒙古人稱漢人為“劄忽歹”。陳寅恪的蒙元史著述雖少，但已足以作為我國蒙元史研究開始進入以直接利用多種文字史料和運用新方法為特征的新時期的標志。

同時代學者張星烺（1888—1951）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專家。他曾留學美國、德國。1913 年開始翻譯玉爾的英文譯注本《馬可波羅行記》，1923年發表了《導言》部分，1929 年出版了譯本第一冊（原書第一卷的大半），但此後未再續出；1937 年又出版了他據Benedetto 意文本的英譯本重譯的行記全文（書名《馬哥孛羅游記》）。還撰有《中國史書上關于馬黎諾里使節的記載》（載《燕京學報》，1928）。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彙編》6 冊（1930），分載曆代中國與歐洲、非洲、阿拉伯、亞美尼亞、猶太、伊朗、中亞、印度之交往，其中元代部分占有較大比例。此書漢文資料搜羅甚廣，外國資料則主要取材于玉爾的《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8 年戈狄埃增訂本）等書，玉爾書中所輯資料及其考釋大部分都被譯出編入，甚便讀者，唯考證頗多失當。岑仲勉（1886—1961）受晚清西北史地之學的影響，從事這方面研究，著述甚富。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史劄記》、《再談欽察》、《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等多篇。馮承鈞（1887—1946）從二十年代起致力于法國漢學家著作的翻譯和中西交通史、蒙元史研究，二十多年中所譯名家專著、論文近百種（其中尤以伯希和的著述為多），多是學術價值很高、專業性極強的研究文獻。其譯名和考證文字的准確譯述需要有多方面豐富的專業知識，決非譯書匠所能辦到。可以說，他的譯著（還加有不少補充、訂正）本身就是一種專門家的研究工作，對我國學術的進步貢獻甚大。他在蒙元史方面的譯著有《多桑蒙古史》（1936 年）、沙海昂譯注本《馬可波羅行記》（1936），伯希和的多篇文章以及格魯賽《極東史》中的蒙古部分（譯本名《蒙古史略》）、布哇的《帖木兒帝國》等。此外還翻譯了伯希和的名著《蒙古與教廷》。他自己編著的蒙元史書有《元代白話碑》和《成吉思汗傳》，並發表有《遼金北邊部族考》、《元代的幾個南家台》、《評元秘史譯字用音考》等論文。所譯論文後彙編為《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九冊，1957 年又出版了他的論文集《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

第二節姚從吾、韓儒林、翁獨健、邵循正等在元史研究上的貢獻王國維、陳垣、陳寅恪三位大師的研究范圍都很廣，蒙元史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而且從事的時間都不長。在他們奠定的基礎上，三十年代崛起的一批以蒙元史為主要研究領域的傑出學者，把我國的蒙元史學科推進到新的高度。其中最著名、對以後的蒙元史學界影響最大者有姚從吾（1894—1970）、韓儒林（1903—1983）、翁獨健（1906—1986）和邵循正（1909—1972）等。姚從吾于1922 至1934 年留德期間（除1929 至1931 年在波恩大學工作外，均在柏林大學），曾從漢學家傅朗克、蒙古學家海尼士等學習，並鑽研名史家蘭克等人的著作，深受蘭克治史方法的影響。此時他就開始了蒙元史研究，譯出柯勞斯的《蒙古史發凡》（載《輔仁學志》，1929），撰《金元兩代史源的研究》（載Asia Major，1933）。歸國後任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曆史系教授，1949 年後執教于台灣大學，並創辦遼金元史研究室，開創了台灣地區的蒙元史研究，造就了不少人才，貢獻甚大。他畢生鍥而不舍地在遼金元史的廣闊領域中耕耘，著述宏富。其蒙元史著述有《遼金元史講義·元朝史》（《全集》第四集）及專題論文數十篇（收入1959 年自編之《東北史論叢》及後來門人所編《全集》第五、六、七集）。專題論文研究的課題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蒙古人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如《成吉思汗時代的沙曼教》，《成吉思汗窩闊台汗時代蒙古人的軍事組織與游獵文化》，《說元朝秘史中的篾兒干》，《舊元史中達魯花赤初期本義為“宣差”說》，《說蒙古秘史中的推選可汗與選立太子》等多篇；一類是蒙古統治中原的政策演變和漢人的因應態度，如《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與救世思想》，《忽必烈對于漢化態度的分析》，《成吉思汗信任丘處機及此事對保全中原傳統文化的貢獻》，《忽必烈汗與蒙哥汗治理漢地的歧見》，《元世祖崇行孔學的成功與所遭遇的困難》，《元好問上耶律楚材書與其中五十四人行事考》等多篇。蒙元史料的整理與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貢獻是他與劄奇斯欽合作完成的《蒙古秘史新譯並注釋》，這是第一部我國學者據漢字音寫蒙文譯成漢文的全譯本，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還出版了《耶律楚材西游錄足本校注》和《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注》（並收入《全集》）。無論《講義》或專題論文，都貫穿著他重視史料批判的治學方法，從文獻資料的分析入手，與史事的考述緊密結合起來，列舉多證以闡明一事一理，頭緒清楚。他對曆史上中原漢文化與邊疆民族文化的文彙融合有獨到見解，提出“國史擴大綿延觀”①，這與他兼治遼金元三史顯然有很大關系。

韓儒林在北京大學就讀時，得到陳垣、陳寅恪教授的指點，開始研讀外① 參見蕭啟慶：《姚從吾教授對遼金元史研究的貢獻》，《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版。

國東方學家的著作，深為他們用比較語言方法考釋西北史地的成就所吸引。1933 年赴歐留學，先後就讀于比利時魯文大學、巴黎大學和柏林大學，從伯希和、海尼士等進修蒙古史、中亞史，並學習拉丁、波斯、蒙、藏、突厥等各種語言文字。其間，他著重研究唐代突厥文諸碑，相繼完成了《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的譯釋和《暾欲谷碑》的翻譯。1936 年回國，先後任教于輔仁大學、燕京大學、華西大學、中央大學（1949 年改南京大學）。1940 至1943 年間，在抗戰後方的艱難條件下，發表學術論文達二十多篇，多半是蒙元史中名物制度的考證文章。他在1940 年寫的《元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中指出，元史史料中，人、地、部族、制度等名稱有待考證者甚多。洪鈞、柯劭忞、屠寄諸家雖然融合中西史料改編元史，使元史學面目一新，但他們所用的域外史料都是假手他人從西方學者的譯文和著述中轉譯而來。重要的域外元史史料多為波斯、阿拉伯文，字形與音點最易訛錯，如果不用其他史料（主要是漢文史料）與之比勘，則各類名稱很難定其寫讀。西人譯文中未經考訂隨意譯寫的錯誤很多，依賴重譯必然跟著出錯（還加上原譯不誤而譯人不懂專業致誤者）。因此他主張“必須閱讀史料所在之原文，與漢文史料作比較之研究”，相互訂正、發明，始可掃除洪鈞以來元史著述中的大量謬誤。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劄記二則》（《輟耕錄》蒙古七十二種，雪尼惕與合卜禿兒合思的譯名）等篇就是采用《史集》波斯原文與漢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從曆史學和語言學兩方面進行考釋，訂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許多訛誤。關于十三翼組成及蒙古氏族，《史集》的記載遠詳于漢文史料，但貝勒津、哀德蠻之刊、譯本中部名、人名每有舛誤，洪鈞重譯舛誤更多，韓文據波、漢、蒙文史料一一勘同。《蒙古答剌罕考》一文追溯此號源于柔然而為突厥人襲用，考證蒙古答剌罕之號最初系授予對大汗及其子孫有救命之恩者，並考察了其享有的種種特權，以及元、明、清時期的演變。《蒙古的名稱》一文將唐代以來此名的二十多種異譯分為五組，分析了不同譯寫的音值及其語言來源，指出“蒙古”一名是根據女真語譯寫來的。《愛薛之再探討》一文主要利用前人未能辨認而被忽視的《牧庵集》中愛薛一家追封制，將四庫館臣改譯的名字一一複原，據以考證其世系行實，發覆補缺者甚多。其名物制度考證之精當多類此。五十年代以後，韓儒林以大量精力從事教學行政、培養人才和科研組織工作，1956 年創立了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並開始招收研究生，1977 年創辦了《元史與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0 年發起組織了中國元史研究會，並任會長。期間仍著述不輟，先後撰有《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樣管理西藏地方的》、《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國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關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審音勘同》多篇論文，主持了《中國曆史地圖集》蒙古地區圖幅的編繪和兩卷本《元朝史》的編纂。1982 年出版了自編論文集《穹廬集》；1988 年出版了由其門人整理的《韓儒林文集》。

翁獨健在燕京大學曆史系讀書時即受洪業、陳垣教授的影響開始研究元史，1932 年完成學士論文《元田制考》；繼入同校研究院，1935 年提交畢業論文《元代政府統治各教僧侶官司和法律考》，對前代著述中的疏誤補正甚多；同年赴哈佛大學留學，1938 年以《愛薛傳研究》獲哈佛博士學位。此文充分利用中外史料，周密地研究了愛薛的家世、生平，其在蒙元朝廷的地位和影響，以及當時的社會背景。此後他轉到巴黎大學，就教于伯希和，進一步學習了從事蒙元史研究必須的各種語言文字和方法。1939 年回國，先後任教于云南大學、燕京大學。這期間，他發表的重要論文有：《新元史、蒙兀兒史記愛薛傳訂誤》，通過縝密的考證，訂正柯劭忞、屠寄二書謬誤達十余處；《斡脫雜考》，對元代史料中所見“斡脫”一詞的用法作了全面研究，指出除少數情況下用于譯寫Ordu（斡耳朵）和Otok（又譯月脫，意為進酒，元代漢譯“喝盞”）外，斡脫系指元代的官商，此詞源于突厥語Ortaq（意為合伙），所謂“斡脫錢”即斡脫們營運的官本錢債，從而糾正了洪鈞以來諸家以斡脫為猶太的誤解；《元典章譯語集釋》，列舉職官制度譯名33 個，考釋了達魯花赤、劄魯忽赤、怯里馬赤、必阇赤、怯薛等名稱；《蒙元時代的法典編纂》，考察了從成吉思汗建國至元朝滅亡的法典編纂和頒行過程及其曆史背景。解放後，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長，兼任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曆史系領導工作，晚年發起成立中國蒙古史學會和元史研究會，並被選為會長、副會長，為培養人才、組織和指導我國民族史、蒙元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由他主持並親自參與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多種，其中影響最大者當推《元史》的點校、《蒙古族簡史》的編寫和波斯史料的漢譯。

邵循正在清華大學研究院攻讀近代史時，受陳寅恪指教和影響開始鑽研蒙元史。1934 年赴歐留學，先在巴黎法蘭西學院、東方語言學院從伯希和專攻蒙古史，並學習波斯文及其他東方語文，繼轉入柏林大學繼續研究。1936年回國，任教于清華大學曆史系（抗戰期間在西南聯大），1952 年轉入北京大學。留學期間，他就著手搜集和研讀波斯文蒙古史料，回國後不久即發表了《元史、拉施特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記世祖後妃考》，直接用《史集》（Blochet 刊本）、《貴顯世系》（寫本）原文與《元史》比勘，互證互補，是為繼陳寅恪之後我國學者直接利用波斯文史料研究元史的第一篇重要論文。另一篇論文《有明初葉與帖木兒帝國之關系》也是用波斯文與漢文史料比較研究的方法寫成。其後他從事于《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據Blochet刊本）的翻譯和注釋，1947 年在《清華學報》發表了《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紀譯釋》（上）；其余《蒙哥汗紀》、《忽必烈汗紀》（下）和《鐵木耳合罕本紀》的譯釋生前未曾刊布，後由其門人整理這部分殘稿收入《邵循正曆史論文集》。《譯釋》諸篇以漢文和其他文字史料與波斯原文對勘，訂正了原文中許多譯名的訛誤，使得各種文字史料得以互證互補；並旁征博引闡釋涉及的種種名物制度，多有卓見，表現了深厚的曆史學和語言學功底。此外，他在多年從事蒙元史教學和研究中還有不少創見，惜多未成文。1982 年《元史論叢》第一輯收集到他四十年代前期所寫的四篇論文一並發表，其中《元代的文學與社會》和《蒙古的名稱與淵源》曾在報刊上登載過，《語言與曆史：附論馬可波羅游記的史料價值》和《釋natigainacigai》是未刊手稿。在這些文章中，他以豐富的曆史學和語言學知識對許多譯名作了精當考釋。五十年代以後他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與研究，但也講授蒙元史並指導這方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師，晚年參與並指導《元史》的點校，作出了貢獻。韓、翁、邵三位學者有許多共同點：都是在陳垣、陳寅恪等先生影響下走上蒙元史研究道路，都在三十年代出國深造，而且均曾受業于伯希和；都通曉多種東西方語言文字，善于借鑒國外東西方的學術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別是曆史語言比較方法）；研究的基本路子都是利用各種文字史料進行比勘，著重名物制度的考證，糾正洪鈞、柯劭忞、屠寄元史著作中的謬誤。他們的研究代表了三十年代以後我國蒙元史學科發展的主導傾向。同時代的另一些學者則注意于元代政治、社會和經濟史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第三節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蒙思明于1936 年發表《元代的階級制度》一文，1938 年以《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為題作為《燕京學報專號》刊行。這是我國學者詳細研究元代社會結構和社會矛盾的第一部著作，資料之豐富，論析之全面，都遠超過箭內亙的《元代社會三階級》。作者利用的各類史籍達二百多種，其中僅文集就有六七十部，就一項專題研究而言，搜集之廣，為前所未見。全書分五部分，分別論述了宋、金社會原有之階級（作者將地主與貧民稱為“經濟階級”），元代的種族四等制（作者將此稱為“種族階級”），兩種階級系統之沖突及其混合，混合後元代社會階級之實況，元末革命及元代階級制度之崩潰。作者認為階級形態之決定力實為經濟關系，故元代之種族階級制日漸被經濟勢力“潛移”，但終未能根本破壞。雖然所用“種族階級”、“經濟階級”二名未必妥當，但建立這一觀點的論述是有說服力的。《實況》是本書主體部分，分為貴族官僚僧侶地主富商聯合組成之上層階級、各種戶計之中間階級、奴隸與佃戶組成之下層階級三類。1962 年作者在此書重版的前言中對這種劃分方法作了自我批判，不過此書是以例證資料豐富見長，分析欠當並不影響它的參考價值。這篇前言還對元史上的一些問題發表了新的看法，如認為元代階級的矛盾與民族矛盾基本一致，不能說那一種是主要矛盾。

吳晗主要以明史研究的卓著成就享有盛譽，其有關元史的著述都是與明朝的興起相聯系的元末農民起義及其曆史背景——元代社會、政治狀況和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研究。1936 年他連續發表了《元代之社會》、《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元明兩代之匠戶》三文，1939 年發表《投下考》。1941 年發表的《明教與大明帝國》，提出大明國號出于明教（摩尼教）之說。他認為元末紅軍宣傳的“明王出世”，典出明教的《大小明王出世經》，韓林兒既稱小明王，則韓山童必自稱大明王，其徒眾亦為明教徒；朱元璋本小明王部下，其部曲多紅軍，為迎合民心，故用“明”為國號。此說曾長期為史學界所采納，影響頗大，近年才受到質疑。1946 年，又發表《元史·食貨志·鈔法補》。以上諸文皆收入《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二卷（1986）。其名著《朱元璋傳》對元末社會與農民起義也有詳細論述。

其他不同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也撰寫了許多有價值的蒙元史論文。唐長孺著有《巴而術阿而的惕斤傳譯證》、《蔑兒乞破滅年次考證》、《蒙古前期漢文人進用之途徑及其中樞組織》等，後文對前四汗時期中書省和燕京行尚書省的職掌、官稱作了考證，指出太宗時的所謂中書省、尚書省“實為漢人習慣上之稱謂。中書為治漢回文書之機構，其省官正稱應是必阇赤；尚書省為治漢地財賦及刑政之機構，其省官正稱應是劄魯火赤”。這無疑是確切不易之論。曆史地理學家譚其驤著有《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元陝西四川行省沿革考》。元初行省因事而設，置罷分合無常，治所屢易，名稱多歧，《元史》地理、百官二志均有誤。譚文搜集紀傳及其他資料加以考定，理清了兩省建置變易的年代和名稱。其晚年所撰《元代的水達達路和開元路》，訂正了《元史》所載“合蘭府水達達路”之誤，考述了兩路的設置年代的轄境。三十年代，社會史、經濟史的研究受到重視，這與當時進行的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有關。除上述蒙思明、吳晗的著作外，陶希聖撰有《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猶太人的高利貸與頭口搜索》（按：作者誤以“斡脫”為猶太）、《元代佛寺田園及商店》、《元代彌勒白蓮教會的暴動》等文，鞠清遠撰有《元代的寺產》、《元代系官匠戶研究》及補篇等。全漢升所撰《元代的紙幣》一文，以豐富的資料論析了鈔法的演變和崩壞，有較高參考價值。

楊志玖于三十年代末開始從事元史研究。其時他先後入中央研究院和北大當研究生，師從向達、姚從吾，選擇了元代回回人作為研究課題，寫成論文《元世祖時代漢法與回回法之沖突》（未刊），並相繼發表《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賽典赤贍思丁生年問題》、《元代回漢通婚常例》等文。據他分析，回回一名初出于民間對回鶻的諧音俗稱，十三世紀前期的漢文文獻里，它與回鶻（回紇）同被用于泛稱西域民族，這是因為回鶻西遷的地域很廣，而且在人種、語言上與中亞其他突厥人基本相同，不易辨別。隨著西域各地人大量東來，人們知道了回鶻人與其西面信奉伊斯蘭教的各族人不同，必須加以分別，于是至遲在元世祖時期的公文詔令中，就很明確地用回回專稱伊斯蘭教徒，而稱回鶻人則用新譯名（畏兀兒或畏吾兒）取代這一唐時的舊譯，從此確定下來。不過文人筆下仍常混用舊名，所以《元史》中還能見到稱回回人為回鶻（回紇）的情況。在搜集回回人資料時，他發現了《經世大典·站赤》著錄的一個文件，記載遣三使者由海道前往阿魯渾大王處事，三人的名字與《馬可波羅行記》所述同行西還的阿魯渾汗三使者完全一樣；同時，波斯史料中也有阿魯渾遣使來元求婚于故妃親族，使者帶回闊闊真公主及大汗禮物的記載。他將新發現的史料與西方史料相參證，推斷馬可波羅離華時間應為1291 年初，撰寫了《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發表在1941 年的《文史雜志》上。此文的意義不僅在于上述准確的考證，更在于證明了馬可波羅的記載及其經曆的真實性。四十年代他發表的重要論文還有《新元史阿剌淺傳證誤》。五十年代以來，他主要在元回回人問題、馬可波羅問題、探馬赤軍問題三個方面作了研究，發表論文二三十篇（大部分收入其論文集《元史三論》，1985）。

三十至四十年代，還有一些學者從不同的側面對元史上的若干問題作了研究，如王崇武關于朱元璋和元末紅巾軍的幾篇論文，劉銘恕關于色目人的起源、戶口青冊等問題的論文，以及文獻學家、科技史家、文學史家所寫的各方面專題論文，都有一定參考價值。

第六章建國以來的蒙元史研究第一節蒙元史研究的新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史學工作者積極學習曆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努力運用科學的曆史觀來研究曆史，蒙元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這一學科的主要領頭學者翁獨健、韓儒林、邵循正、楊志玖等繼續在高等學校從事研究和教學，在培養人才和組織、指導研究工作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後來在蒙元史領域最活躍的一批學者多出于他們門下。六十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大的研究項目在他們主持下已著手進行，如《元史》的校點，元朝斷代史的編撰，域外史料的翻譯等。這個階段的重要學者還有余元庵、蔡美彪、劉榮峻、賈敬顏、方齡貴等。余元庵于1949 年發表《元朝秘史遠箭近箭官號新釋》、《元史志、表部分史源探討》等文，五十年代著有《成吉思汗傳》和《內蒙古曆史概要》。蔡美彪參與范文瀾主持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編寫，著重研究遼金元史，注意收集和研究元代漢、蒙文碑刻，出版了與羅常培合著的《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和他整理考釋的《元代白話碑集錄》，並發表多篇研究元代戲曲史的論文。此後他在八思巴字碑刻等文獻的考釋和蒙元制度、文化諸方面研究上又取得很多新成果。劉榮峻以多年精力譯出符拉基米爾佐夫的經典名著《蒙古社會制度史》，原著廣博精深，譯者下了很大功夫，為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准確的譯本。賈敬顏擅長考證和文獻研究，發表多篇考釋蒙古名物制度和研究蒙古部族的論文（部分成果收集在《民族曆史文化萃要》一書中），並完成了《聖武親征錄》的校注。方齡貴在考釋元雜劇中的蒙古語詞和搜集、研究云南元代碑刻方面作出了很多貢獻，其所編《元朝秘史通檢》是研究者很有用的工具書。一批共和國建立後培養的年輕學者也相繼發表論文，並在老一輩學者指導下參與研究工作。

這個階段的蒙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元末農民戰爭及與之相關的元代社會矛盾問題，古代蒙古社會性質問題，人物評價問題（主要是對成吉思汗的評價）。三個方面都發表了不少論文，大部分出自年輕學者之手，研究方法和理論分析都面目一新，其中不乏資料充實、論證精細的專題研究。幾項重要的蒙元史研究項目均已在進行中，包括近代史研究所通史組承擔的《中國通史》和曆史研究所宋元史研究室承擔的《中國史稿》元史部分，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承擔的《元朝史》專著等。

“文革”開始，正常的學術活動基本停頓，僅有個別項目在幾年後恢複工作，《元史》的校點和《中國曆史地圖集》的編繪就是在那時的政治運動夾縫中進行的。十年動亂結束後，蒙元史研究很快就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大量具有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相繼發表。研究領域大大擴展，不再局限于農民起義、社會性質、人物評價幾個課題。嚴謹治學、實事求是的學風得到發揚，注重廣泛收集資料，進行詳盡的考釋辨析，作深入的創造性的專題研究，不務空言。有更多的學者善于利用民族文字及外國文字史料與漢文史料相互考訂、補充，這是我國蒙元史研究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隨著研究工作的蓬勃開展，研究隊伍不斷擴大，湧現了一批基礎紮實、學風端正的新一代年輕學者（多數是“文革”後培養的博士、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曆史系，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南京大學元史研究室，南開大學曆史系等單位都擁有多位蒙元史研究者，形成研究中心。1979 和1980 年，在翁獨健、韓儒林等倡導下先後成立了兩個主要蒙元史研究學術團體——中國蒙古史學會和中國元史研究會，編輯出版了會刊《元史論叢》和《蒙古史研究》，集中發表較高質量的專題論文，並出版報道國內外研究情況的《通訊》。兩個學會都召開了多次學術討論會，並舉辦國際學術會議，對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和合作起了很大作用。

五十年代以來，台灣地區的蒙元史研究也有很多成就，這首先應歸功于其開創者姚從吾。姚氏早期弟子、畢業于北京大學的著名蒙古族學者劄奇斯欽，在七十年代寓居美國之前任教于台灣大學。他著重研究蒙元前期的蒙古制度文化及其與中原文化的相互影響，主要著作有《蒙古史論叢》（上下冊）、《蒙古的社會與文化》，並與姚從吾合作完成《漢字音譯蒙文蒙古秘史譯釋》，在元代蒙藏關系史研究方面也很有貢獻。同時有另兩位學者成果也很豐富：孫克寬主要研究漢文化在蒙元治下如何延續及其影響，著有《元代漢軍與漢文化研究》、《元代漢文化的活動》以及有關南北道教、儒學等方面的數十篇論文；袁國藩的著述涉及蒙元前期制度、習俗、政治、人物等多方面。與大陸情況相似，進入六十年代以後，一批卓有成就的第二代、第三代學者相繼崛起，他們中許多位出于姚從吾門下。有些人後來雖寓居海外，仍經常回島內講學、發表論文和出版著作，其中以蕭啟慶成就最為顯著。

蒙元史是一門世界性學科。由于涉及多種語言文字以及制度文化的多樣性等特殊困難，過去我國學人以此為專業者較少，研究者人數和許多方面研究成績反不如外國。建國以來，蒙元史研究有了很大發展，基本上改變了這種落後狀態，不僅成果數量居各國之冠，總體學術水平也已進入世界前列。李治安、王曉欣所編《元史學概說》一書（1989）對各方面研究成果已有詳細評述，本章僅擇要介紹，略加補充。

第二節史料整理與研究漢文史料數百年來，學者們對明初官修《元史》做了大量校訂工作。由翁獨健主持，主要由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所周清澍、亦鄰真等多位學者承擔的《元史》點校本，不僅總結了前輩學者的成果，還利用大量文集、碑刻和域外史料，增添了數以千計的校勘條文，為研究者提供了最佳版本。姚景安根據此本編了一部《元史人名索引》，利用前人成果盡可能地勘同辨異，甚便讀者。《元史》漏誤甚多，訂正補缺不是點校本的任務，翁獨健提出“還需要做進一步的工作，就是搞一個史實訂誤”。這個工作更艱巨，需要做大量細致的研究，近年來許多專題研究實際上都是圍繞這個目標進行的。

翁獨健還提出“進一步搜集和整理”史料的任務，如《元典章》的整理，《經世大典》的輯佚，專題史料的輯錄，碑刻資料的彙集，蒙文和其他文字史料的研究與翻譯等。這些工作都已陸續有了成果。專題資料輯錄方面最豐富，出版有陳高華的《元代畫家史料》，楊訥、陳高華的《元代農民戰爭史料彙編》，楊訥的《元代白蓮教資料彙編》，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戰爭史料選編》，黃時鑒的《元代法律資料輯存》等。元代史籍的點校也出了很多種，如《通制條格》（黃時鑒）、《吏學指南（外三種）》（楊訥）、《廟學典禮》（王廷）、《秘書監志》《高榮盛）以及《湛然居士集》、《增訂湖山類稿》、《揭傒斯集》等多部詩文集。趙萬里的《大元一統志》輯本和北京圖書館善本組的《析津志輯佚》部分恢複了久已散佚的這兩種重要史籍。史籍的注釋是更艱苦的研究工作，先後出有向達的《西游錄校注》（未完本）、蘇繼頃的《島夷志略校釋》、夏鼐的《真臘風土記校注》、陸峻嶺的《異域志校注》、賈敬顏的《聖武親征錄校注》、蕭啟慶的《元統元年進士錄校注》、任崇岳的《庚申外史箋證》、繆啟愉的《元刻農桑輯要校釋》等。碑刻資料的輯注有蔡美彪的《元代白話碑集錄》。這里所謂“白話”，指的主要是按蒙古語結構，用當時的口語、俗語將蒙文文件直譯為漢文，元代史料（特別是《元典章》）中此類文體的公文非常多，較難理解。亦鄰真撰《元代硬譯公牘文體》，從蒙文語法結構和某些特殊用語的蒙漢文對應上作了闡釋，為閱讀這些史料提供了方便。

蒙文史料一類是史書：出了7 種《元朝秘史》的新譯（或加注釋）、複原本，其中謝再善漢譯本（1956）系據達木丁蘇隆新蒙文本譯出；姚從吾、劄奇斯欽譯注本（1960—1961）據漢字音寫蒙文重譯，姚氏還發表了多篇考釋文章；亦鄰真的畏兀兒字複原本加有簡要的注釋（蒙文），並附有一篇關于版本、文獻及複原方法的詳細導言。其他蒙文史書，有留金鎖翻譯的《十善福白史》，朱風、賈敬顏的《漢譯蒙古黃金史綱》等。另一類是碑刻、文書資料：元代使用兩種蒙古文字，都留有遺物。道布彙輯了一部《回鶻式蒙古文文獻彙編》（1983），收集文獻22 件，附有新蒙文轉譯和簡要說明。八思巴字蒙文資料比較豐富，蔡美彪做了許多搜集、研究工作，發表《元代圓碑兩種之考釋》，《涇州水泉寺碑譯釋》，《河東延祚寺碑譯釋》，《元代開化寺碑譯釋》等多篇文章。照那斯圖彙輯了一部《八思巴字蒙古語文獻》（1991），收集碑刻、文書達40 件，並撰寫了《南華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的複原與考釋》等多篇譯釋；他與道布合撰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聖旨碑考釋》，對新近出土的同一塊碑上所刻的憲宗九年、中統二年、至元五年、皇慶元年四道聖旨（前三道為回鶻式蒙文，後一道為八思巴字蒙文）作了詳細的語言和曆史的研究譯注。亦鄰真《讀1276 年龍門禹王廟八思巴字令旨碑》在注釋中討論了若干古蒙古語語法問題，對鮑培的譯注作了訂正。

藏文史料藏學家東嘎·洛桑赤列利用十余種刊、寫本進行校勘，完成了重要史籍《紅史》的校注本，根據西藏檔案館藏寫本增補了國外刊本所無的四十多頁，尤有價值；其注釋參閱了多種藏文史料，注明出處，便于查檢。此書已由陳慶英、周潤年譯為漢文。整理出版或譯成漢文的其他藏文史籍還有《青史》、《漢藏史集》（有陳慶英漢譯本）、《智者喜宴》、《薩迦世系》、《朗氏宗譜》、《佛教史大寶藏論》（即《布頓佛教史》、郭和卿漢譯本）、《西藏王臣記》（郭和卿漢譯本）、《新紅史》（黃顥漢文譯注）、《蒙古佛教史》（陳慶，英、烏力吉據藏、蒙文兩種本子合譯）等。藏學家王堯發表《山東長清靈岩寺大元國師法旨碑考釋》，對這通在內地發現的藏文碑文作了研究。

畏兀兒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元代畏兀兒文（回鶻文）碑刻、文書存世者也有不少。五十年代馮家升發表《元代畏兀兒文契約二種》和《回鶻文斌通（善斌）賣身契約三種》二文，是我國學者在這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此後，耿世民對多種文書、碑刻作了研究，相繼發表《幾件回鶻文文書譯釋》、《回鶻文亦都護高昌王世勳碑研究》、《重修文殊寺碑譯釋》等多篇文章。劉迎勝、卡哈爾進一步研究高昌王世勳碑，發表了新的校勘和譯注。在中國各地還發現了不少元代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碑刻，其中泉州發現者最多。五十年代吳文良曾編有《泉州宗教石刻》一書，1984 年又出版了陳達生編的《泉州伊斯蘭教石刻》，收集各類石刻二百多件，主要是元代阿拉伯文碑銘，有圖版、原文及漢、英譯文。

域外史料在翁獨健的倡導和組織下，域外史料的翻譯取得很大成績。與《元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前者由何高濟據英譯本譯出，後者由余大鈞、周建奇據俄譯本譯出，均經翁獨健審校。這兩種具有相當高水平的漢譯本的出版，實現了史學界多年的願望，對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其他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還有不少。韓、翁、邵等前輩學者曾提出，要創造條件，積極開展直接用這些史料原文與漢、蒙文史料互校互證，並出版從原文翻譯過來的本子。現在已經有一些學者具備了這個條件，正陸續出成果，如劉迎勝研究察合台汗國史的多篇論作中就大量利用了《完者都史》等波斯文史籍資料，華濤將劄馬勒·哈兒昔的《蘇拉赫辭典補編》的阿拉伯原文節錄本譯為漢文，馬金鵬據阿拉伯文本譯出《伊本巴圖泰行記》。其他文字史料的譯本還有何高濟譯的《海屯行記·鄂多立克東行錄》（據英譯本），呂浦譯、周良霄注的《出使蒙古記》（含卡爾平尼、盧勃魯克行記及孟特戈維諾等信件，據道森編英譯本），耿升、何高濟譯的卡爾平尼、盧勃魯克行記（據英、法文譯本）。蒙元史外文史料語種很多，要全面翻譯過來還有很大距離，不僅需要懂這些語文，還要有相當程度的專業訓練，個別譯本水平不高往往是因為專業知識不足之故。

第三節通論性著作和工具書的編撰一般中國通史著作元代部分多比較薄弱，這主要是因為元史難點多，若非專家執筆，難免左支右絀。由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撰寫的《中國通史》第七冊和由陳高華執筆的《中國史稿》第五冊元史部分則以嶄新面貌呈現于讀者之前。兩書都是建立在堅實的專門研究基礎上的綜合貫通著作，各有特點。《通史》篇幅較大，故許多方面能展開論述，尤其對元代各項制度的因革，元中期政治史，邊疆各民族（特別是蒙古、藏族），都有詳細、精辟的考述。《史稿》受篇幅限制，以簡約明快為特點，精擇典型史料講清史實，闡明論點，其社會經濟一章為作者最專長領域，尤顯精采。兩書都有不少獨到見解。韓儒林主編，陳得芝、邱樹森、丁國范、施一揆等著的《元朝史》（上、下冊）是一部較大型的斷代史專著，對元代史作了全面的論述，其特點一是能廣泛吸收國內外重要研究成果，並注明有關論著所在，便于讀者作進一步研究時查閱，這是綜合性著作應該做到的；二是在若干方面有較深入的研究，引證中外史料較為豐富，並對許多名物制度和史實作了必要的考證，能就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本書被認為“大體上反映了當前中國的元史研究水平”。此外，邱樹森、黃時鑒分別出版了簡明的《元朝史話》。台灣李則芬出了一部四冊的《元史新講》。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曆史》卷《元史》分冊（韓儒林主編，1985）

和《中國曆史大辭典》的遼夏金元卷（蔡美彪主編，1986）是目前最佳的元史工具書。兩書都是我國元史專業研究者的集體工作成果。前者有一百八十多條，包括人物、制度、經濟、文化、中外關系、史籍各方面，釋文較詳，並有一條元朝史總述，可作為研究元史的入門書。後者條目3000 條，包羅甚全，釋文簡明准確，知識量相當大。此外，陸峻嶺編的《元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周清澍編的《元人文集版本目錄》，方齡貴編的《元朝秘史通檢》，都是很有用的工具書。

第四節政治史研究曆史人物和政治事件研究。研究成吉思汗的論著甚多，其中重要者有韓儒林、楊志玖、亦鄰真、周良霄所撰諸文。他們都深入論析了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建立國家的曆史背景及其對蒙古民族形成與發展的貢獻，並探討了蒙古統治者進行征服戰爭的原因和影響，在指出征服戰爭給各民族（包括蒙古族自身）帶來危害的同時，從曆史發展角度作了分析，認為蒙古滅夏、滅金對中國多民族國家由分裂局面走向再統一和進一步發展起了積極作用，西征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邵循正、周清澍分別著文考證成吉思汗生年，以充分證據考定為1162 年，否定了1155 年或1167年之說。蒙元前期其他人物和事件的研究，主要有陸峻嶺、何高濟合撰的《從窩闊台到蒙哥的蒙古宮廷斗爭》和楊志玖、劉迎勝關于“定宗征拔都”記載的闡釋，都結合中外史料考述了成吉思汗死後蒙古統治集團圍繞汗位爭奪不斷發生的或明或暗的斗爭。蔡美彪《脫列哥那後史事考辨》據漢文、波斯文史料考定她應是太宗六皇後，訂正了以前提出的大皇後說，並論析了她與耶律楚材、鎮海等大臣的關系和在蒙古國政務中的作用。對失吉忽禿忽、鎮海、耶律楚材和牙老瓦赤等主政大臣，都有學者作了專題研究，尤以對耶律楚材的研究比較深入，有韓儒林、余大鈞所撰論文和黃時鑒寫的傳記。蕭啟慶《元代蒙古四大家族》詳細考述了開國功臣木華黎、博爾術、博爾忽、赤老溫四家的起源、封建及其後裔的政治地位，並列有相當完備的世系、仕進等表。蒙金戰爭時期，中原各地出現了一批地方武裝頭目，蒙古統治者在他們歸降後即命為世襲管領本境軍民長官，形成類似藩鎮的大小“世侯。到何之撰《關于金末元初的漢人地主武裝問題》，分地區考察了地方武裝勢力的興起、歸向和在蒙古統治下的地位與作用。孫克寬分別論述了真定史氏、藁城董氏、保定張氏三家事跡。

忽必烈及其在位時代向來是蒙元史研究的重點。總論其一生功業和一朝史事的主要有周良霄所撰《論忽必烈》和《忽必烈》傳記（1986）。專題的研究涉及許多方面。蕭啟慶《忽必烈潛邸舊侶考》對其藩府侍臣、謀士班子的集結過程和不同類型作了細致分析。這些人物多是後來輔佐他立國中原，“遵用漢法”，建立元朝的重臣，其中劉秉忠、廉希憲、郝經等都有學者寫過專論。陳得芝、王廷合撰的《忽必烈與蒙哥的一場斗爭》，考察了忽必烈即位前與其兄大汗蒙哥在中原漢地控制權和統治方針上的矛盾與分歧，以及因此引發的阿蘭答兒鉤考事件。白鋼、孟繁清研究了忽必烈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的斗爭，都認為獲得漢族地主階級支持，依托中原雄厚的人力、財力優勢，是他得以戰勝阿里不哥的主要原因。關于李璮叛亂事件，孫克寬、周良霄等作了專題研究，周撰《李璮之亂與元初政治》指出這一事件對忽必烈政策的變化有重大影響，尤其是從此懷疑漢人的忠誠而轉向重用西域人。其他中外學者也多持這一看法。關于忽必烈與海都、都哇的戰爭，劉迎勝發表多篇論文，利用波斯文史料與漢文記載相比勘，對史事作了詳細考述。關于以乃顏為首的東道諸王之亂，主要有姚大力、葉新民的研究，姚文考證戰事地理尤詳。有關忽必烈行“漢法”的論文很多，以姚從吾的研究最為詳盡。論者多充分肯定行“漢法”的進步作用，同時也指出其局限性（為維護蒙古貴族特殊權益保存了許多蒙古舊制），白鋼《關于忽必烈“附會漢法”的曆史考察》一文尤其強調後一方面。對其重用阿合馬等“聚斂之臣”理財，多數學者仍持傳統的批判態度，認為阻抑了漢法，加重了剝削。蕭啟慶著《西域人與元初政治》分析了西域人得勢的原因、漢人的態度和對元代政治的影響。丁國范、黃時鑒先後撰文研究以太子真金為代表的漢法派與權臣阿合馬的斗爭。

有關蒙夏、蒙金、蒙（元）宋戰爭的研究，以後者成果最豐富，先後出了三部著作：陳世松、匡裕徹、朱清華、李鵬貴合著的《宋元戰爭史》（1988），李天鳴的《宋元戰史》（台灣，1988），胡昭曦等著的《宋蒙（元）關系史》（1992）。專題研究比較重要的有陳高華的《早期宋蒙關系與端平入洛之役》和胡多佳的《早期蒙宋關系》。

元中期政治史的專題研究不多。蕭功秦《論元朝皇位繼承問題》和周良霄《蒙古選汗儀制與元朝皇位繼承問題》對忽必烈以後統治上層各派勢力爭奪皇位的斗爭作了系統考察，都認為蒙古忽里台選汗舊制的保留是造成紛爭不斷的重要原因。蕭功秦《英宗新政與南坡之變》和匡裕徹《拜住及其新政》圍繞英宗與丞相拜住被殺事件考察了行漢法與反漢法派的斗爭。有關元後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會矛盾和農民戰爭，論著甚多，討論的問題有元代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何者為主，以及相關的元末農民戰爭性質問題，紅巾軍與白蓮教、明教的關系，朱元璋政權性質的轉化等等。近十年來，研究更深化，注重史實的考證和專題論析。重要論文有楊訥的《“扶箕詩”不是農民軍的口號》、《天完大漢紅巾軍史述論》、《元代的白蓮教》，邱樹森的《元末紅巾軍的政權建設》、《韓山童、劉福通首義颍州考》、《彭瑩玉事跡考略》，韓志遠的《白鹿莊起義說辨偽》等。楊訥考證紅巾軍領導者為白蓮教徒，“明王出世”的宣傳和“大明”國號均出自白蓮教經典，與明教無關，訂正了前人誤說。四川發現的明玉珍墓“玄宮之碑”提供了一些新史料，與史籍記載有異，胡昭曦、劉孔伏撰文作了研究。邱樹森著《妥歡貼睦爾傳》（1991），全面論述了元順帝生平及元後期史事。

政治、軍事制度研究。李涵《蒙古前期的斷事官、必阇赤和燕京行省》論證斷事官（紮魯忽赤）是蒙古國政務主管，燕京行省是由此發展來的統治漢地的政務機構；必阇赤本怯薛中主文書者，太宗時因承擔征賦任務而分化出來，成為政務機構“中書省”。前此劄奇斯欽曾撰文分論紮魯忽赤與尚書省、必阇赤與中書省的關系，立論相近。另一篇重要論文為姚大力的《從大斷事官制到中書省：論元初中樞機構的體制演變》，認為忽必烈即位後建立的中書省，乃是從以斷事官及其輔佐必阇赤構成行政中樞的蒙古舊制向中原王朝體制（直接仿自金尚書省制）的實質性轉變，盡管仍保留有某些蒙古成分。關于其他朝廷機構，有李涵、楊果對樞密院的研究，郝時遠對禦史台監察制度的研究，達力紮布對宣徽院的研究，張帆對翰林國史院的研究等。台灣學者楊國藩所著《元代中央政治制度》全面論述了省、部、台、院等各種機構及忽里台、內廷會議、朝議等各類政事制度。關于行省制度，有台灣學者丁昆健、袁國藩的概述性論著。王廷《元代行政地理研究》考述了腹里（中書省直轄）、遼陽、陝西、四川、江西、江浙諸省沿革。楊訥的《元代農村社制研究》和台灣王民信的《元朝的錄事司考》是兩篇研究下層地方制度較深入的論文。

實行投下分封制是元朝的一大特點，周良霄《元代分封制度初探》和台灣洪金富的《從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權的性質》對此作了總體研究。周文認為太宗分封中原州邑民戶後實行投下五戶絲制，對蒙古舊制而言是進步，但對中原則是曆史的倒退。洪文認為分封制是“蒙古人的公產私產觀念在國家組織形態上的反映”，太宗以後的投下食邑化政策並未能貫徹，元代投下始終與州縣制並存，沒有完全中央集權化。李治安的專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對草原兀魯思分封和中原食邑分封、投下私屬人口、宗王出鎮制度等問題作了全面的詳盡論析，有不少獨到見解。陳得芝《元嶺北行省建置考》也討論了成吉思汗的子弟分封與功臣千戶分授，認為兩者性質完全不同，前者才是封主，後者則是地方長官。

元代官員的選用，要害之職多授予有“根腳”的勳貴之家，一般官員則以吏出身者為多。許凡《論元代的吏員出職制度》及其所著《元代吏制研究》對吏員的類別、等級、職能和升遷規定作了詳細論述。元太宗時曾舉行過一次儒士選試，其後直到仁宗時才正式恢複科舉取士制度，楊樹藩有一篇總述的論文《元代科舉制度》。姚大力撰《元代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時代背景》更深入探討了科舉長期停罷及延祐初恢複的原因，元代科舉的作用及其局限等問題，並對一些史實作了考證。

怯薛制是蒙元軍政體制的核心，蕭啟慶的《元代宿衛制度》作了總體研究，尤詳于世祖即位後的演變及其政治上（決策中的作用和出任官職）、經濟上的特權。葉新民《關于元代的四怯薛》主要是考訂四怯薛長的承襲世系和輪值日期。關于蒙元初期的軍事組織，史衛民撰有《元秘史九十五千戶考》和《蒙古國時期左右翼千戶沿襲歸屬考》，前文認為成吉思汗初組千戶當如《元史·術赤台傳》所載只有65 個，後文主要考證木華黎所統攻金軍隊的組成。他的另兩篇論文對元代侍衛親軍的組織、職能、建置沿革作了系統研究。姚家積《元代的“驅軍”與軍驅》認為衛軍中的色目諸衛主要是由放免色目俘奴組成。學界對探馬赤軍的意義、組成、職能等問題曾有各種不同闡釋，楊志玖撰《元代的探馬赤軍》和《再探》、《三探》諸文進行深入探討，賈敬顏、黃時鑒亦著文討論，這是元代軍制研究進展最大的一個課題。唐長孺、李涵合撰《金元之際七萬戶》，論述蒙古滅金前後漢軍諸萬戶的設置；黃時鑒、王廷先後撰文討論其設置的時間、數目等問題，互有歧見。蕭啟慶《元代的鎮戍制度》就此制建立原因、鎮戍軍的分布、統轄系統和軍士輪戍制作了全面論述。陳高華《論元代的軍戶》考述了軍戶的種類、來源、賦役義務、輪換制與奧魯制。賈敬顏《奧魯制度與游牧民族》認為此制源于游牧民的社會組織。

元代法律制度的研究，重要論文有姚大力《論元朝刑法體系的形成》和黃時鑒《 考辨》。姚文從元初對金泰和律的沿用、改造和廢除考察了元刑法體系形成的三個階段，並揭示了其包含漢、蒙、回多元因素的特點；黃文不同意元代無成律的通行說法，論證《大元通制》就是一部完整系統的法典，基本精神和模式都是承襲唐律而來的。

第五節經濟史研究戶籍與賦役制度。元代戶籍分軍、民、匠、站、僧道、儒、醫等等種類，台灣學者黃清連發表兩篇論文，全面考察了諸色戶計的劃分及其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陳高華《元代戶等制略論》論證元代有戶等制度，並探討了戶等與賦役和財產的關系。他還對軍戶、站戶分別作了研究。蕭啟慶《元代的儒戶》詳細考述其設立經過、數目、權利與義務以及出路問題，指出其地位略同宗教教士，優于軍站民匠，所謂“九儒十丐”並非事實。李景林《元代的工匠》討論了匠戶的來源和地位。元代戶口資料極不完備，邱樹森、王廷合撰的《元代戶口問題芻議》推斷最高時當達1900 萬戶，近9000 萬口。還有學者作了更高的估計。關于賦役制度，華山撰有《元代賦役制度考略》，文中對李劍農《宋元明經濟史稿》有關部分提出商榷。陳高華的《元代稅糧制度初探》就此項主要賦稅的演變作專題深入研究，訂正了《元史·食貨志》記載的多處疏誤，考明北方丁稅、地稅是以不同戶計為征收對象，即民戶納丁稅，僧道站匠驗畝納地稅，全科戶每丁所納粟應為二石而非三石，並討論了江南田賦（兩稅）的一些問題。他還對《食貨志》失載的役法與和雇和買分別作了考述。多數學者論述投下五戶絲賦制，均以王惲《中堂事記》為依據，認為每五戶納絲額由一斤增為二斤始于中統元年，但郝經的《河東罪言》已講到每五戶納絲二斤，陳得芝《蒙元史讀書劄記》指出郝經這篇奏議應作于憲宗五年，五戶絲增額當在憲宗時。關于課稅，陳高華的《元代鹽政及其社會影響》和高榮盛的《元代的茶葉生產和茶政》分別研究了鹽、茶的生產、流通和鹽課、茶課征收辦法及課額的變化。

土地制度與租佃關系。經濟史家梁方仲撰有《元代的土地制度》，總論各種土地占有狀況，認為官田比前代增加，農民失去土地，對地主階級的依附加強了。韓國磐《試論金元官田的增多》得出相同結論。高榮盛《元代江南官田芻議》具體分析了江南地區官田的種類、數量和租率，估計三行省共達20 萬頃以上。孟繁清《元代的學田》論述學田的設置、租佃關系和賦役，以及寺院、地主對學田的爭奪。李景林研究了寺院土地占有狀況。郭慶昌、馬明達、王廷、周繼中等先後對屯田作專題研究，討論了屯田的分布、來源、種類、經營方式、屯戶義務等問題。羅賢佑《元朝蒙古貴族的莊田》對此類莊田的來源（賜田、投獻與侵奪）、管理（各地“田賦總管府”和莊官）作了論述。施一揆《元代的地契》介紹泉州丁氏族譜中發現的8 件土地買賣文書，考釋了元代田宅買賣過程。陳高華《元代土地買賣的過程和文契》利用更多文書資料對此作了進一步研究。劉和惠《元代徽州地契》刊布了安徽博物館的13 件藏品並作了分析。

農業、手工業生產。多數學者認為蒙元前期農業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世祖時逐漸恢複和發展。師道剛等所撰《從三部農書看元朝的農業生產》論證元代農業確有長足進步，工具的改進尤為顯著。史學通、周謙、洪用斌對元代棉花生產與棉紡業地域的擴展和技術的進步都有詳細論述。與農業相關的元代水利建設，金曰壽發表過一篇總述文章。邱樹森《元代河患與賈魯治河》專論元末黃河的治理，對賈魯的治河思想、方法、工程技術作了論析。梁方仲《元代中國手工業生產的發展》根據對八個手工業部門生產力的考察，認為比宋代有所發展，有力反駁了倒退說。鄭天挺《關于徐一夔》考定此文所記為元末杭州絲織業雇傭勞動情況，是研究元代民間手工業的重要資料。馮家升《我國紡織家黃道婆對棉紡業的偉大貢獻》詳細論述了元代棉紡工具與技術的重大進步。劉新園、白彬發表多篇論文，對瓷器生產，特別是景德鎮青花瓷器的官局經營管理、生產技術和圖畫風格等作了一系列深入研究。范金民《元代江南絲織業述論》認為元代江南蠶絲生產有了新發展，民間絲綢業已普遍化，設在建康、鎮江、杭州、蘇州的官營織局規模甚大，產量、質量都很高。

商業、都市與交通。元代全國統一，國內貿易有很大發展，但除幾部綜合性著作外，尚無深入的專題研究。海外貿易的研究，主要成果有陳高華、吳泰合著《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對市舶制度、官本船貿易、舶商經營方式、輸出入商品以及貿易關系的國家，政府的控制等作了全面論述。關于都市的專題研究，主要有陳高華著《元大都》，他與史衛民合著的《元上都》，以及賈洲傑《元上都的經濟與居民生活》和葉新民論述上都官署、宗教、交通的系列文章。潘念慈《關于元代的驛傳》對驛傳制度作了全面概述。陳得芝《元嶺北行省諸驛道考》主要考述連結中原與漠北的帖里干、木鄰兩條站道，並論及和林通往吉利吉思和西域的站道。周清澍《蒙元時期的中西陸路交通》對通西域諸驛路有更詳細的考述。李逸友據亦集乃古城發現的文書，對另一條通往西北的重要驛路“納鄰道”作了考述。郭毅生研究了遼陽行省驛道，王廷、祝培坤研究了湖廣行省驛道，蔡志純、洛桑群覺等研究了元代吐蕃地區設置的驛道。開通南北大運河和開創江浙至直沽的海運是元代的兩大建樹，賴家度《元代河漕和海運》對此作了概述，章巽《元海運航路考》和高榮盛《元代海運試析》是兩篇較深入的研究論文。高文論述海運興衰的全過程，對管理機構、海運船與船戶有較詳細論述。陳得芝《論元代海外交通的發展》從港口增加、交通范圍擴大和航海知識進步三方面作了分析，並據《元秘書監志》的記載說明元人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人的航海圖說知識。第六節思想文化史研究哲學思想。唐宇元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研究元代主要理學家許衡、劉因、吳澄的思想和朱學、陸學合流問題，其分撰的《宋明理學史》上卷第三編《元代理學》集中了這些研究成果。陳高華的《陸學在元代》著重討論了朱陸合流問題。姚大力《金末元初理學在北方的傳播》詳細論析了程朱學說的北傳及其與蒙古統治者和北方各思想流派的關系。蕭功秦《元代理學散論》從理學的“適應力”角度考察了其在蒙元時代的社會政治作用。研究其他思想家的主要有：任繼愈最先著文表彰《長期被埋沒的民主思想家鄧牧》；容肇祖撰《劉基的哲學思想及其社會政治觀點》，認為其世界觀基本上是樸素唯物主義，僅有時表現出神秘主義傾向。邱樹森撰《鄧牧和他的》、《劉基和他的》，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宗教。孫克寬發表多篇文章，全面研究了蒙元時代的各派道教。郭旃《金元之際的全真道》深入論析了邱處機及其門人投機的政治態度和在戰亂時局下的特殊作用，並涉及元初的佛道之爭。陳智超《金元真大道史補》利用新資料詳細考述了此派盛衰曆史及其思想理論。紮奇斯欽《十三世紀蒙古君長與漢地佛道兩教》詳細論述了蒙古諸汗與佛道關系的演變，認為蒙古人基于薩滿教泛神觀念，采納各種宗教為汗祈天祝壽；其所以最尊崇喇嘛教，是因為他們與吐蕃人在文化類型上的相近。陳高華《元代佛教與元代社會》對佛教各派的消長、僧籍、僧官制度以及寺院組織有全面論述。陳得芝《論元代的“詩禪三隱”》考述江南禪僧圓至、本誠、大忻三人的生平和思想，對江南士人由儒入佛的現象作了分析。劉迎勝《元代西北地區的佛教》利用畏兀兒文書和中外資料論證元代佛教在西北地區仍有相當勢力，以哈剌火州、哈迷立為中心，最西分布到海押立。楊訥的長篇論文《元代的白蓮教》，對這一源于淨土宗的佛教宗派的產生、教義、傳播、組織及其與官方和農民起義的關系諸方面都進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它並非民間秘密宗教，亦未與明教合流。丁國范《元代的白云宗》論述了另一非正統佛教宗派。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是這一課題主要研究成果，在總論元朝對基督教（也里可溫）的政策和管理之後，按地區考察了基督教的分布和活動。劉迎勝《蒙元時代中亞的聶思脫里教分布》就周文所未及的畏兀兒、阿力麻里、海押立等地基督教情況作了考述。楊志玖《元代中國伊斯蘭教派試析》指出當時中國穆斯林中有大量什葉派，蘇菲派也很盛行。陳達生《泉州伊斯蘭教派與元末亦思巴奚戰亂性質試探》據對碑刻、方志、族譜資料的分析，認為此次戰亂是泉州穆斯林遜尼派與什葉派爭奪市舶權的斗爭。劉迎勝對泉州元清淨寺碑所記伊斯蘭教諸職名作了考釋。

教育。元代各類學校數量甚多，有關資料相當豐富，但學者多注重儒人地位、出路和學田等問題，對教育本身的專題研究很不足。關于書院的論文稍多，王廷《元代書院考略》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更詳細論述了書院的類型、分布、數量、學田、課程，以及山長的任命等問題。馬明達對“三皇廟學”——醫學教育作了研究。

史學。官修宋遼金三史是元代的主要史學著作，有關三史的論著很多。

從元代史學成就角度討論的主要有劉鳳翥、李錫厚合撰的《元修宋遼金三史再評價》和邱樹森的《脫脫和遼宋金三史》。前文認為元人摒棄大漢族正統觀念，為遼金兩朝單獨修史，較完整地保存了遼、金原始史料，使後人得以全面了解當時的中國曆史。許多學者對馬端臨《文獻通考》和胡三省《資治通鑒注》的思想和在史學史上的地位作了分析評論。

文學藝術的研究，重點為元曲，論著甚多，其次為書畫、詩文。科學技術方面，以有關天文曆法和郭守敬的研究為多，其次為農書與農業技術、數學、水利等。這里不再一一介紹。

第七節民族和邊區史研究蒙古史研究主要研究課題有蒙古族源、早期蒙古社會性質、蒙古國家的建立及其制度和元代的蒙古地區等方面。亦鄰真《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族源》通過文獻資料的考訂和語言的比較研究，論證構成蒙古族的核心部族是“原蒙古人”，即室韋—韃靼人，他們屬于古東胡諸後裔的一支。作者還分析了十至十二世紀“尼魯溫蒙古”各氏族的分衍，認為這些“氏族”實質上是草原貴族通過擄掠別部人口編成的比鄰公社，原始的氏族制度已經瓦解了。同作者《關于十至十二世紀的孛斡勒》一文論證孛斡勒（漢譯“奴婢”）是游牧經濟中的早期農奴，而非奴隸；“斡脫古·孛斡勒”一詞，在蒙漢文合璧《竹溫台碑》中對應于漢文“元勳世臣”，是升入貴族階層者的美稱（原意為“老奴婢”）。六十年代曾對蒙古建國前後的社會性質問題進行過熱烈討論，多數研究者主張建國前處于父權制氏族公社階段，建國後直接過渡到封建制。後來，高文德在專著《蒙古奴隸制研究》中提出蒙古從十世紀開始形成奴隸制，成吉思汗建立了統一的奴隸制國家。但研究者對此尚有不同意見。關于蒙古高原各部族的研究，有周清澍的系列論文《汪古部事輯》四篇，分別考察了其族源、統治家族世系等，認為此部應源于回鶻；陳得芝《十三世紀前的克烈王國》探討了蒙古建國前漠北最強大的克烈部的族源、地域和曆史活動，認為此部與唐中葉遷入漠北的“九姓韃靼”有淵源關系；此外，姚從吾《說元秘史中的蔑兒乞》，劄奇斯欽《說元秘史中的亦乞烈思》，姚家積《蒙古人是何時到達三河之源的》，白拉都格其《弘吉剌與特薩禪》等文，都分別對各部族作了較深入研究。周清澍《元朝的蒙古族》全面論述了元代蒙古族的社會經濟和階級狀況。陳得芝的《元嶺北行省建置考》（上、中、下）對元代蒙古地區的政治史和軍事、行政機構的設置作了系統考述。同作者還有《元嶺北行省諸驛道考》、《元稱海城考》、《元察罕腦兒行宮今地考》等曆史地理考證文章；其《元外剌部釋迦院碑劄記》考征了立碑人八立托駙馬和外剌部居地，並對中原佛教在蒙古的傳播作了考察。

韓儒林的《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鄰近諸部》和周清澍的《元朝對唐努烏梁海及其周圍地區的統治》考察了蒙古西北境諸部的曆史。杜榮坤、白翠琴《試論斡亦剌部十三、十四世紀政治經濟的變化》論述了此部歸附蒙古後由氏族向封建制的轉化。過去論者多低估元代蒙古人對漢文化的接受程度，甚至認為采取抵制態度。蕭啟慶先後撰寫《元代蒙古人的漢學》及其續篇《再探》和《論元代蒙古人的漢化》三文，搜集大量資料，詳盡地考述了元代蒙古人特別是入居內地者研習漢文化的背景與原因及其漢學造詣，所列蒙古儒者、文學家、書畫家達百人以上，並對蒙古人在觀念、禮俗方面吸取漢文化的情況作了考察，證明熟諳漢學的蒙古人為數甚多，旦有與日俱增趨勢，有力地糾正了前人舊說。

藏族史研究元代藏族史的研究成績十分突出。1959 年韓儒林發表《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樣統治西藏地方的》，對統轄吐蕃地區的宣政院、分鎮吐蕃的親王奧魯赤家族和烏思藏十三萬戶名稱與方位作了系統考述，為此後研究奠定了基礎。其後，周清澍撰《庫騰汗——蒙藏關系最早的溝通者》，論述了闊端與西藏首領的關系。陳得芝《元代烏思藏宣慰司的設置年代》討論了世祖以烏思藏賜八思巴為“供養”的時間、烏思藏行政機構的建置和薩迦本欽的職名等問題。同作者還撰有《元代內地藏僧事輯》，對膽巴、沙羅巴、輦真吃剌思等人事跡作了考述。陳慶英精通藏文，除譯出《紅史》、《漢藏史料》等重要藏文史籍外，還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論著，主要有：《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蘭王》、與史衛民合撰的《蒙哥汗時期的蒙藏關系》、與王輔仁合著的《蒙藏民族關系史略》、《元代烏思藏本欽紀略》等，諸篇均能充分利用藏文史料，多有發明。藏族學者仁慶紮西發表《元代中央王朝中的藏族宰相桑哥》，據《漢藏史集》的記載考證桑哥為藏族噶瑪洛部人，並對他的政績作了肯定的評價；此外他還撰有《西平王府今地考》、《西平王與吐蕃的關系》等近十篇論文（均收入《仁慶紮西藏學研究文集》，1989）。沈衛榮專事元代藏族史研究，連續發表《元朝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統治》、《元代烏思藏十三萬戶行政體制研究》、《略論元與元以前的沙魯派》、《元代西藏佛學大師布敦的生平及其著述》、《論元代烏思藏十三萬戶的建立》等多篇論文，成績引人注目。著名藏學家王森所著《西藏佛教發展史略》是全面研究藏傳佛教的代表性著作，對元代西藏各教派及其與元廷的關系有詳盡的考述，在總體研究上迄今還沒有人能超過。

西北地區各族史研究畏兀兒等族與察合台汗國史研究也有顯著進展。程溯洛《宋元時期高昌回鶻初期農業封建社會的若干特征》和張承志《元代畏兀兒內部狀況》利用畏兀兒文文書與其他史料相參證，考述了畏兀兒地區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經濟狀況、階級關系。程氏另一篇文章《元代維吾爾人對祖國文史的貢獻》敘述了入仕元廷的畏兀兒文人事跡。張氏《關于阿力麻里、普剌、葉密立三城的調查及探討》對三城方位及其在蒙古統治西北地區格局中的重要性作了考察和分析。耿世民、張廣達合撰的《唆里迷考》據一份新出土的回鶻（畏兀兒）文文獻，結合穆斯林史料及漢文史料，考定前人未能確知方位的“唆里迷”實即焉耆的另一個名稱。劉迎勝《元代曲先塔林考》考證了該地方位和元朝于此設置元帥府的意義。有關其他西北民族的研究論文有楊志玖《元代的阿兒渾人》，陸峻嶺、何高濟《元代的阿速、欽察、康里人》，陳高華《元代的哈剌魯人》，華濤《穆斯林哈剌魯人、阿兒渾人早期史研究》，白鋼、史金波《論元代黨項人在河西的活動》和史金波《蒙元時期黨項上層人物的活動》等。劉迎勝著重利用波斯文史料與漢文史料相參證，對察合台汗國史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發表《早期的察合台汗國》、《至元初年的察合台汗國》、《元朝與察合台汗國的關系》、《察合台汗國的分裂》、《元末的察合台汗國》、《察合台汗國末年紀事補證》等十余篇論文，填補了我國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

東北和西南各族史研究東北各族研究，有姚大力的《元遼陽行省各族的分布》、王廷的《元代極東北三族雜考》和楊保隆的《淺談元代的女真人》。三篇文章分別對女真、兀者野人、吉里迷、骨嵬等各族的分布地域及政治、經濟、文化狀況作了論述。關于西南各族，方國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編年》利用大量方志及土官族譜資料以補正史，對史事、地理多有精當的考訂，迄今仍是研究元代傣族史最好的著作。杜玉亭《元代云南土官制度》認為元朝統治西南各少數民族的這一制度對促進國家統一和這些地區的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杜玉亭、陳呂范的《忽必烈平大理是否引起傣族的大量南遷》以充分論據否定了這一誤說。杜氏所著《元代羅羅斯史料輯考》較全面搜集了有關史料，考訂亦多新見；其《忽必烈與云南》對元朝設立云南行省和實行土官制度作了高度評價。羅賢佑《略論元朝與西南各族土酋大姓的關系》較全面地討論了元朝統治西南各族的政策。方齡貴近撰《大理五華樓元碑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是他多年搜集和研究云南元碑資料的一部分成果，他已將這些珍貴資料彙編為一冊，並發表了部分碑文和注釋。

回族史研究楊志玖除論文集《元史三論》所收十余篇有關論文外，近年續有新作，並正在收其研究成果彙總、擴充為《元代回族史稿》一書，緒言和第一章《回回一詞的起源和演變》、第二章《回回人的東來和分布》已在《回族研究》雜志上連續刊載。白壽彝主編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收集回族史專家撰寫的重要回回人傳記二十多篇，考說詳明，並附原始資料。賽典赤在元初政治特別是云南的治理上起過重大作用，其後人也一直居于高位，所以有關的論文很多。陳得芝《元代回回人史事雜識》也討論了賽典赤早年事跡以及《元典章》所載“禁回回抹殺羊做速納”文件等問題。劉迎勝發表有《13—18 世紀回回世俗文化綜考》、《與中國穆斯林醫學》、《與研究》等文。有關泉州回回人的研究較多，此不贅述。

第八節中外關系史研究周一良主編的《中外文化交流史》（1987）由專家分國撰寫，其中中緬、中印、中意、中朝、中泰、中國與越南柬埔寨老撾、中國與阿拉伯諸篇對元代都有較多敘述，是目前最好的一部概論性著作。專題研究情況簡單介紹如下。

元與日本、高麗關系王啟宗撰有《元軍第二次征日考》和《元軍第二次征日前夕情勢的分析》二文；余又蓀撰有《元代之中日貿易》；陳有和撰文討論了《忽必烈侵日的原因及曆史影響》，認為導致了元末至明代的倭患；方安發、孫國珍分別對元代中日貿易和文化交流作了論述；陳高華《十四世紀來中國的日本僧人》從詩文集中輯錄了二十多名來華日僧資料，很有參考價值。蕭啟慶《元麗關系中的王室婚姻與強權政治》全面考述了聯姻的背景、實行情況及其對高麗的影響，認為它是蒙元強權政治的產物，旨在以公主下嫁加強對高麗的控制；郝時遠撰有《蒙古東征高麗概述》；樸真奭《元與高麗的科技交流》敘述了棉花、火藥、印刷術傳入高麗及其影響。

元與東南亞諸國關系吳紫金《元代我國與印尼的友好關系》敘述了成宗至順帝朝12 次爪哇來使情況及中國移民對印尼社會進步所起的作用。陳高華《元代中泰兩國的友好關系》引用《玩齋集》中的《四明慈濟寺碑》一段記載證明泰國史家關于暹王坤蘭甘亨（敢木丁）曾訪問元朝的說法是可信的；鄒啟宇、尚芳分別撰文進行討論尚文認為來訪者當是敢木丁之子。凌純聲《元代在緬設置緬中行省考》是一篇較深入的專題研究；高榮盛《元代中緬關系略述》，對元緬戰爭經過、入緬道路和設官置府作了進一步考察。吳景宏發表了長篇論文《元代中菲關系之探討》。

元與印度、伊朗、阿拉伯關系桑原騭藏《蒲壽庚考》首先揭出了《東國通鑒》（實本于《高麗史》）

中一段關于印度王子孛哈里投奔元朝的記載，陳高華從《中庵集》中發現了此人的更詳細資料《景義公不阿里神道碑》，證實和補充了《高麗史》的記載（見所撰《印度馬八兒王子孛哈里來元新考》）；劉迎勝進一步考證此不阿里之祖貫“西域哈剌哈底”即《馬可波羅行記》所載之calatu，《大德南海志》之加剌都，今波斯灣口南岸（阿曼境）古城Qalhat，並論述了當時中國、印度、波斯灣間的交往（見所撰《從看南印度與元朝及波斯灣的交通》）。元與波斯關系，劉迎勝撰有《旭烈兀時代漢地與波斯使臣往來考略》；任榮康的《元初的元伊聯盟與中亞交通》考述了元與伊利汗國的關系和往來交通路線。元與阿拉伯的關系，在多篇通論曆史上中阿關系的文章中都有論述，其中以納忠《中世紀中國與阿拉伯的友好關系》較詳；葉文程《宋元時期泉州港與阿拉伯的友好往來》主要根據新發現的海船等考古資料作了研究。李希義撰文介紹了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來元經曆及其行記；沈福偉發表《元代航海家汪大淵周游非洲的曆史意義》，認為元人所繪世界地圖上非洲圖形之准確與此有關。但此說依據不足。

元與歐洲的關系余大鈞所撰《最早來到蒙古高原的羅馬教皇使節普蘭·迦兒賓和他所寫的》，對此次使節及其奉使報告書的版本、內容作了詳細介紹。羅賢佑撰有《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利克》。陳得芝《元代中國與歐洲的交往》概述元代中歐關系，提到元人朱德潤《存複齋文集》所載延祐間“佛林國使來”，認為可與西史所載羅馬教皇遣教士安德魯等來大都協助孟特戈維諾傳教一事相印證。馬可波羅研究最為學者所重視，著述甚多。余士雄收集諸家論文三十余篇，彙編成《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大體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狀況。楊志玖繼發現《經世大典》的有關重要資料之後，又撰寫了多篇論文，進一步研究馬可波羅在中國的種種經曆，有力駁斥了認為馬可波羅未至中國的說法（諸文均收入《元史三論》）。黃時鑒《關于馬可波羅的三個年代問題》考證了其離華、抵波斯和在威尼斯與熱那亞戰爭中被俘的年代日期。王廷《馬可波羅游記中的幾個地名》認為Tingiu 應為通州，Vuguen應為侯官。陳得芝《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旅程及其年代》考證其由大都前往云南和到揚州、鎮江、泉州的經行路線與年代，認為他只走過這兩條驛路，行記中的南京、襄陽兩地顯為插敘，並未親至。蔡美彪《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認為馬可波羅在中國期間習用波斯語文，他不是作為色目官員，而是作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國各地以至南海諸國從事商業貿易。

第七章國外的蒙元史研究第一節十九世紀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西方學者的早期著述國外的蒙元史研究，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紀歐洲東方學初興階段。其時，法、英、意、德、荷等國都已擁有相當數量的東方文獻，一些著名大學先後開設了阿拉伯語、波斯語、漢語、土耳其語等東方語課程，創立了科學研究的條件，並出現了第一批東方學家。曾是東方曆史上最強盛、並對歐洲發生過很大直接影響的蒙古帝國的曆史，自然成為東方學家們十分注意的研究領域。法國的東方學居于領先地位，收藏的穆斯林文獻寫本和漢文文獻最為豐富，東方語言、文化的研究起步也最早。十七世紀法國產生了第一部蒙元史專門著作，這就是克魯瓦（Petis dela Croix，1622—1695）所著《古代蒙古和韃靼人的第一個皇帝偉大成吉思汗史》。克魯瓦通曉土耳其、阿拉伯和波斯語，曾任法國國王的土、阿語翻譯，熟悉穆斯林文獻。他根據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歐洲旅行家的行記，用十年功夫譯編成此書，分四冊，內容包括成吉思汗傳以及其繼承者（迄于十七世紀）的略傳，古代蒙古人的風俗、習慣和法規，蒙古、突厥、欽察、畏兀兒及東西方韃靼人的地理。書末附有所據穆斯林作者和歐洲旅行家著述名錄及生平簡介。此書于作者死後十五年即1710 年在巴黎出版，1722 年倫敦出版了英譯本。克魯瓦是最早利用穆斯林史料編著蒙元史的西方學者，開創之功不可磨滅。後來多桑在這方面又前進一大步，達到了更高的成就。

十八世紀法國的漢學有很大發展，漢學家通過漢文史料的譯編和利用，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新的貢獻。這個時期的來華耶穌會士以法國人居多，且都具有很好的學術修養，熱心于研究和傳播中國文化。耶穌會士宋君榮（A.Gaubil，1689—1759，1722 年來華）就是一位十八世紀最優秀的漢學家、科學家和曆史家，他畢生不知疲倦地研究和翻譯中國的經籍和曆史。時邵遠平《續宏簡錄》（即《元史類編》，1699 年成書）新出不久，他將此書前十卷本紀譯為法文，題為《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元朝諸帝史》，1739 年出版于巴黎。耶穌會士馮秉正（De Mailla，1669—1748，1702 年來華）則譯《通鑒綱目》、《續通鑒綱目》為法文，編為《中國通史》13 卷，1777—1785年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九卷為元朝史，除據《續綱目》外，還參考了《元史》。宋、馮二書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是不識漢文的西方學者獲得元朝史知識和利用漢文元史史料的主要依據。

同時期，法國漢學家德基涅（de Guignes，1721—1800）完成了五卷本巨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韃靼人通史》，1756 至1824 年先後在巴黎出版。其第三卷為蒙元朝史（1757），第四卷為帖木兒朝史（1758）。德基涅通漢文、阿拉伯文，因而能直接利用大量原文資料，書中還對蒙古史上的重大問題如成吉思汗征服戰爭的原因和性質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見解。此書是西方學術文獻中第一部系統地研究中亞游牧民族曆史的名著，盡管其資料和見解在今天看來多已過時，但在蒙元史研究文獻中仍占有要重地位。沙皇俄國自十六世紀末越過烏拉爾山向西伯利亞進行擴張，十七世紀中葉先後侵占了額爾齊斯河至葉尼塞河及貝加爾湖東、西各部，並開始了對這些地區和蒙古地理、民族、物產的調查。十八世紀，帝俄科學院組織了大規模的西伯利亞考察。考察團成員密勒（G.F.Muller）指導史料的搜集工作，並著有《西伯利亞諸王國志》（1750 年聖彼得堡出版）；菲舍爾（I.E.Fischer）根據密勒搜集的資料著《西伯利亞史》（1768 年聖彼得堡出版德文本）。二書都含有衛拉特和布里雅特蒙古曆史的內容。被聘為帝俄科學院教授的德國博物學家帕拉斯（P.S.Pallas）參加了西伯利亞考察，他通過譯員的幫助收集衛拉特史料，編纂了《蒙古族曆史資料彙編》（2 卷，1776、1801 年聖彼得堡出版），此書曾是西方學者研究蒙古史的基本資料之一。俄人還在西伯利亞、蒙古等地收集了不少蒙古文文獻寫本和刻本，為以後俄國蒙古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對俄國的蒙元史研究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是，根據1727年簽訂的中俄“恰克圖條約”，允許俄國正教會派傳道團駐在北京，每十年輪換一批，並許派留學生來華學習。俄國早期的著名漢學家都出在這些人中，他們在蒙元史籍的翻譯和蒙元史研究上有很大貢獻。

蒙元時代歐洲旅行家的東方行記早已受到學者們的重視。英國史家哈克魯特（R.Hakluyt，1583—1616）的名著《英語民族主要海陸路旅行與發現》（1598—1600 修訂版，1625 年Purchas 氏增補版），就包含了卡爾平尼、盧勃魯克、鄂多立克等人的行記。其後又有貝熱倫（Bergeron，1634）的法譯本，彼特（Pietervan der Aa，1706）的德譯本及其他多種英、法、德文譯本，多是基于哈克魯特書的英譯和原文。用察合台文寫成的阿布哈齊的《突厥世系》，先後被譯成德文（1716，1780）、法文（1726）、俄文（1770）和英文（1780），此書有關蒙古早期史的記載多含傳說成分，史料價值不高，但由于是最早譯成西文的蒙古史籍，故在當時很受重視。

十九世紀是東方學重大發展時期，一方面是由于科學的進步，語言學、曆史學、人類學都形成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科學體系，尤其是比較語言學對東方學的推動最大；另一方面，歐洲列強的殖民擴張政策，不僅促進了西人對東方曆史文化的研究，也使他們易于獲得更豐富的東方文獻和實物資料。作為東方學若干分支（漢學、蒙古學、伊斯蘭學等）交彙的蒙元史研究，因此也有了顯著進展。

法國法國學者雷慕沙（Abel Remusat，1788—1832）和德國學者克拉普羅特（M.J.Klaproth）是十九世紀前期傑出的東方學家，新研究方法的代表者。雷慕沙幼眇一目，資質聰慧，精通漢語，兼曉其他東方語言，23 歲即著《中國語言文學評論》（1811）。1814 年創設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擔任首任教授直到去世； 1822 年創立法國亞洲學會並任其機關刊物《亞洲雜志》（JournalAsiatique）主編。1820 年出版了專著《韃靼諸語言研究》（Recherchessur les langues tartares）第一卷，涉及滿、蒙、維、藏諸語。

蒙元史研究方面，發表了一系列專題論文：《基督教君王特別是法國國王與蒙古皇帝的政治關系》（載《皇家研究院論文集》1822、1824）；《哈剌和林城及中世紀韃靼諸不明地理考》（《皇家研究院論文集》，1824）；《波斯蒙古王朝創立者旭烈兀之西征（摘自續宏簡錄）》（載《亞洲雜志》，1823）；《蒙古諸王撒里答》；《蒙古將軍速不台》；《畏兀兒大臣塔塔統阿》；《韃靼大臣耶律楚材》；《海山》（以上諸文皆載于1829 年出版的論文集《Nouveaux Melanges Asiatique》第2 卷）。

他還將周達觀《真臘風土記》譯為法文，1819 年巴黎出版。對中國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包括西藏佛教）史也很有研究，並寫過論述薩滿教的文章。克拉普羅特的研究領域也很廣，主要有中國的佛教和滿文文學等方面。

其有關蒙元史的論著都發表在《亞洲雜志》上（法文）：《馬可波羅所記澉浦港和剌桐港研究》（1824）；《關于馬可波羅行記中的天德州》（1826）；《馬可波羅所記中國西部諸省地理考釋》（1828）；《關于紙幣之起源》（1822）；《拉施都丁史集有關元代中國的記述譯注》（1833）；《亞美尼亞王海屯行記譯注》（1833）；《十三世紀蒙古入侵谷兒只、亞美尼亞概述（亞美尼亞史料譯注）》（1833）。

雷慕沙和克拉普羅特的著述顯示，他們已將漢文史料與波斯文、拉丁文、亞美尼亞文等各種文字史料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開創了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

歐洲尤其法國濃厚的東方學研究風氣和巴黎圖書館豐富的東方寫本收藏還培育了另一位十九世紀前期傑出的蒙元史學者——多桑（A.C.M.d’Ohsson，1779—1851）。多桑是君士坦丁堡出生的亞美尼亞人，其父仕于瑞典王國，任外交官，也是曆史學家，1784 年離土耳其赴巴黎之任，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807 年去世。多桑從小在巴黎受教育，後亦任瑞典外交官，先後為駐巴黎（至1814 年）、海牙、柏林公使。他精通歐洲諸國語及土耳其、波斯、阿拉伯、亞美尼亞語，又得以利用巴黎所藏東方文獻，具備了研究蒙元史的優越條件。在西方學者中，他第一個最全面地檢查了有關蒙古史的穆斯林文獻，充分利用了波斯、阿拉伯以及拉丁、亞美尼亞等各種文字史料，並利用了宋君榮、馮秉正翻譯的漢文史料，用法文著成四卷本《蒙古史》。其第一卷初版于1824 年，後又據施密特的《蒙古源流》德譯本、俾丘林的《元史》前三卷俄譯本作了較大補充，全書于1834 至1835 年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出版。第一卷述蒙古起源、諸部族及成吉思汗一代史，第二卷述窩闊台合罕至元順帝之元朝全史，第三、四卷述波斯之蒙古王朝（按曆世伊利汗順序）史。他把豐富的原始資料組織到系統而完整的敘述中，並標明出處，因此，長期以來此書一直是學者們了解蒙元史全貌和有關資料（特別是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料）的主要參考書。多桑書無疑是十九世紀最優秀的、劃時代的綜合性蒙元史著作，俄國東方學家巴托爾德稱譽說：“漢學家們的蒙古史著作無一能與多桑書相匹敵”，並非溢美之辭。當然，多桑不懂漢文，未能更廣泛利用漢文史料，是此書最大的缺陷；此外，他所用的一些穆斯林文獻不是最好的寫本，人名、地名、部族名的譯寫也不太規范，這是早期西方蒙元史著作的普遍毛病（我國清末民初學者通過這些著作接觸域外史料，譯名常因此致誤）。他沒有設立專章敘述察合台汗國和欽察汗國史，還不能算做完整的蒙古帝國史。現在，一些最重要的穆斯林史料如《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等，已有了經過校勘的刊本和譯本，研究者們不再取材于多桑書，但多桑書以其系統性和材料宏富，仍不失為蒙元史研究者最好的入門書。

與多桑同時的法國東方學家卡特麥爾（E.M.Quatremere，1782—1857），是波斯文、阿拉伯文史籍的卓越研究者，拉施都丁《史集》研究的先驅和典范。他先後在法蘭西學院和東方語學校擔任教授，初研究伊斯蘭埃及史，後主要從事波、阿文史籍的校勘和翻譯，成果甚富。1836 年，他的《波斯的蒙古史》第一卷，由法國國家印刷局出版于巴黎，這是拉施都丁《史集》“序言”及“旭烈兀傳”的波斯原文校勘和法文譯注合璧本，加上一篇長達百數十頁的《拉施都丁生平和著作》論文。其語言學和曆史學注釋達五百余條，極其豐贍，利用了大量波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進行闡釋考訂，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其中很多條注釋實際是篇幅相當長的專題研究。《漢學書志》作者戈狄埃（H.Cordier）謂，1893 年曾聽說法國國家出版局准備出版此書之第二卷，但後來未見問世，可能已經散失。此外，卡特麥爾所著《馬木魯克算端史》（1837），對蒙古與埃及的關系有較詳細的論述，並將埃及史家馬克利齊《諸王國志緒言》的部分內容譯出收入書中。

一些法國學者研究蒙元時代西方使節的旅行記和元與羅馬教廷的關系。1824 年，菲魯薩（M.Ferussac）繼德國學者梅納特（J.G.Meinert）刊布羅馬教皇派往元朝的使臣馬黎諾里的旅行記（1820）之後，發表了研究論文《馬黎諾里行記釋》（《地理學會會刊》）。1831 年，雅克（E.Jacquet）也發表《元朝與阿維尼翁教廷外交關系諸考》（《亞洲雜志》）。他還刊布了1330 年前後駐伊利汗國孫丹尼牙城主教讓·柯拉的《大汗國記》拉丁文寫本部分內容（《亞洲雜志》，1830），後來玉爾即據此譯為英文，收入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這方面最好的成績是1839 年出版的達維紮克（D’Avezac）用萊頓、巴黎和倫敦所藏寫本合校的卡爾平尼行記《蒙古史》，隨同刊布了其從行者本篤（Benedict）關于卡爾平尼出使的簡短報告，並譯為法文，加了很有價值的注釋，為後來的研究者所重視。東方學家都勞里埃（Ed.Dulaurier）和布洛塞（M.J.Brosset）先後研究了有關蒙元史的亞美尼亞文史料，前者著《亞美尼亞史家所記載的蒙古人》（《亞洲雜志》，1858），後者著《兩位亞美尼亞史家——乞剌可思·剛劄克和烏黑塔內·烏爾哈》（聖彼得堡）1870），兩書都含有《海屯行記》的法譯。德弗列麥里（C.Defremery）和桑吉涅底（B.R.San-guinetti）合作的《伊本拔圖塔行記》全文校勘、法譯本（1853—1858）使人們第一次獲睹這部重要史料的全貌，其功甚大。

《馬可波羅行記》當時已出了很多版本。1865 年，法國漢學家頗節（G.Pauthier）又刊行一種新版本。這是首次依據巴黎帝國圖書館所藏出自馬可波羅本人贈送給謝波哇領主迪博之原本的三種抄本整理而成，除異文校勘和說明外，還加了豐贍的曆史、地理注釋，利用了大量《元史》及其他漢文史籍資料進行考證。此書不僅在版本學上很有價值，在馬可波羅行記的史地研究上也前進了一步。但他錯誤地考證馬可波羅就是《元史》所載元世祖時的樞密副使孛羅，而且，特為加上一個漢文書名《忽必烈樞密副使博羅本書》，長期地誤導了後來的研究者，甚至附會日甚，直到1927 年才由伯希和徹底糾正①。頗節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也有貢獻。他繼雷慕沙和賈柏蓮（德國）、施密特（俄）、偉列亞力（英國）之後，于1860 年著文介紹了爪哇泗水發現的八思巴字錢幣（載《亞洲雜志》）。1862 年，他又將《元史·八思巴傳》和陶宗儀《書史會要》中有關八思巴字一節譯成法文，並通過與藏文、梵文、蒙文字母對照，構擬出八思巴字母的音值，著成題為《八思巴蒙古字字母表》的長篇文章（載《亞洲雜志》）。這是到當時為止最有份量的八思巴字研究論文。

戈狄埃（Henri Cordier l849—1925）和沙畹（Ed.Chava- nnes，1865—1918）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的傑出東方學家，他們在蒙元史研究上也有很大貢獻。戈狄埃在1869 至1876 年以美國一商會職員身份駐上海期間開始從事東亞史地研究，1881 年就任巴黎東方語言學校教職，後與著名荷蘭東方學家斯勒格（Gustav Schlegel）一同創辦了東方學專門刊物《通報》（1890）。他著名的成績是編纂了《漢學書志》（其中著錄了迄至十九世紀末西人有關蒙元史的幾乎所有著譯書目）、《日本學書志》、《印度支那學書志》以及專著《中國及其對外關系通史》。有關蒙元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增訂了玉爾的《馬可波羅書》（1903 年再版本和1920 年的《注釋與補遺》）和《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3—1916 年再版本）。此外，他還撰有《元代中國與中亞的基督教》（《通報》，1917）等論文。漢學大師沙畹，1889① 伯希和《評沙海昂譯注本》，《通報》，1927。

年起在法國駐華使館任職，開始從事《史記》的翻譯；1893 年起就任法蘭西學院漢學教授。他一生著述宏富，除《史記》（部分）法譯外，主要集中于中西交通（如西域求法高僧行記的譯注）和西域史（如《西突厥史料》等）的研究。遼、金、元史方面的研究，有《宋人使遼、使金行記譯釋》（原題《到遼、金的中國旅行家》，載《亞洲雜志》， 1896，1898），《居庸關刻石初釋》（《亞洲雜志》，1894），《元代中國碑銘與官文書》（即白話聖旨碑文和文獻研究，《通報》1904、1905、1908）等。其《中國的旅行家》一書含有元代耶律楚材、長春真人、張德輝、常德等人旅行記的簡單介紹。此外，1895 年，波拿巴親王（Roland Bonaparte，le prince） 刊印了法國所藏元代畏兀字和八思巴字文獻（石刻、信件、錢幣等）的原件或拓片，根據這些材料，德維里雅（G.Deveria）撰有《蒙-漢文碑銘考釋》（《亞洲雜志》，1896），德魯恩（Ed.Drouin）撰有《波拿巴親王所刊元代錢幣釋》（同上）等文。

1896 年，列昂·加恩（Leon Cahun）出了一部長達530 頁的《亞洲史導論：突厥人和蒙古人，從起源到1405 年》。其中199—400 頁是講蒙古人和蒙古統治下的亞洲。加恩是一位作家，敘事生動，可讀性很強，但他對東方的語言和曆史卻缺乏較深的了解，未能理解資料，隨意解釋並加以引申，因而錯誤很多。

俄國第九屆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1806—1821）團長雅金甫·俾丘林（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 1777—1853）是俄國漢學的奠基人，傑出的漢學家和蒙古學家。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他廣泛研究了中國的語言、曆史和文化，並搜集了大量中國典籍。但因沉湎于研究而怠忽職守，被判流放，1826 年召回任外交部譯官。他著譯甚豐，主要有《蒙古志》（1828）、《十五世紀至現代之衛拉特史概述》（1834）、《中亞古代各族史料彙編》（中國曆代正史中部分四裔傳的俄譯，1851）等。他將《元史》前三卷即太祖、太宗、定宗、憲宗本紀譯為俄文，並據《通鑒綱目續編》相應部分增補，編為《成吉思汗皇室前四汗史》（1829），俄國和西方研究蒙元史的學者長期以此書為采用漢文資料的主要來源。此外還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許多刊物上發表多篇有關蒙古史的論文。因其業績，被選為帝俄科學院通訊院士和巴黎亞洲學會會員。

同時期的俄國東方學家、科學院院士施密特（I.E.Schm- idt，1779—1847），以其對東方語言特別是蒙古語以及蒙古曆史文獻的精湛研究而享有盛名，被授予法國和英國東方學會特別名譽會員榮銜。他著有最早的《蒙古語語法》（1831）及《蒙德俄辭典》（1835）等。1824 年，他發表了研究中亞諸族特別是蒙古、藏族古代宗教、政治文學形成史的論著；同年，又將雷慕沙所公布的伊利汗阿魯渾和完者都致法國國王腓力四世信件原文（畏兀兒字蒙古文）譯為德文並作了語言學評注。施密特最有名的著作是蒙文本《蒙古源流》的德文譯注本，名為《東蒙古及其諸王室史》（聖彼得堡，1829），與蒙古原文對照，極便利用。這是最早的，也是極好的《蒙古源流》歐文譯本，其注釋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他還寫有譯釋1225 年移相哥刻石銘文（《科學院論集》第2 卷，1833）和研究八思巴字蒙古文（他稱為“方形字”。載《帝國科學院曆史學部通報》，1848）的文章。

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成員柯瓦列夫斯基（О.Ковалев-ский1800—1878）被認為是俄國蒙古學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828 至1832 年在外貝加爾、蒙古和北京從事考察研究，為學習東方語言加入了正教會傳道團，在北京居住了3 年。他對蒙古語言、文學和曆史都有研究，曾編集了兩卷本《蒙古史料集》（喀山，1836—1837）。其主要貢獻則是編纂了三卷本《蒙俄法辭典》（喀山，1844—1849），這部辭典收詞完備，質量上乘，至今仍是學習古蒙文的重要工具書。他還著有蒙古史、蒙古文學史等書，惜已不存。傑出漢學家和東方語言學家瓦習理（B.и.Василъев，1818—1900）是1840—1850 年的北京傳道團成員。在北京十年間，他研究了漢、蒙、藏、滿諸語言和中國的儒、佛、道、伊斯蘭教史，由于通漢、藏文（這一點同時代學者中無人可比），其佛教研究的成績尤為突出，所著《佛教：其信條、曆史和文獻》（2 卷，1857，1869）非常有名，被譯成多種歐洲文字。他的蒙元史研究成績主要是將《蒙韃備錄》譯為俄文，並對蒙古古史及其與金朝關系作了詳細闡述，題名《十至十三世紀中亞東部曆史》，載于《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四卷（1859）。這個時期在蒙元史史料研究方面貢獻最大的當推漢學家卡法羅夫-巴拉弟神甫（Палладий Кафаров，1817—1878）。他也是于1840 年成為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成員，後來擔任了兩屆傳道團團長，在北京居住了30 年，對中國的語言、曆史和宗教（尤其是佛教）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將極其重要的三部蒙元史漢文史料譯成了俄文：（1）《元朝秘史》的漢文總譯，題為《關于成吉思汗的古代蒙古故事》（載于《北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成員著作集》第四卷，1866），這是《秘史》最早的歐洲文字譯本； （2）《長春真人西游記》（同上，1868）；（3）《聖武親征錄》譯注，題為《關于成吉思汗的古代中國故事》（載于《東方文集》第一集，1877）。此外，他還翻譯了張德輝應召赴漠北的《紀行》並加注釋（《帝俄地理學會西伯利亞分部報告書》第9-10 冊，1867）。這些重要漢文史料的譯介應該大有助于歐洲的蒙元史研究，但由于俄文的限制，被利用面不太廣。而較晚的俄國東方學家布萊資奈德（E.V.Bretschneider，1833—1901）用英文發表的論著，在西方學界影響更大。布氏生于里加，1866 至1883 年擔任俄國駐北京使館醫生期間，研究漢學和中國植物學。時英國玉爾的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和《馬可波羅書》新出，促使他以濃厚興趣研究中世紀中西交通和西域史地。他以玉爾書未能直接利用豐富的漢文史料為憾，遂加意搜集和研究有關漢文史料特別是旅行記，在1874 到1877 年間發表了一系列論文，1887 年彙集並增補為兩卷本巨著《基于東亞史料的中世紀研究》。書中含有耶律楚材《西游錄》、烏古孫仲端《北使記》、《長春真人西游記》、《常德西使記》、《遼史·天祚帝本紀附耶律大石傳》、《元史·耶律希亮傳》等重要漢文史料的譯文及詳盡的注釋。此外，還轉譯了《史集》（據多桑書）的部分內容和亞美尼亞文史料《海屯行記》等。其注釋引用大量俄國和西方的史料、地理和科學考察報告以及其他學術著作，對涉及的史事、地理和物產進行考釋，至今仍很有參考價值。

這個時期俄國東方學家也開始注意研究和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1840 年，喀山大學教授、德國人哀德蠻（F.Erdmann）將拉施都丁《史集》中的《部族志》譯成德文（有刪節）刊行，書名題為《古代突厥、韃靼和蒙古諸民族概況》。後來，他又根據《史集》之《成吉思汗本紀》以及譯成俄文的有關漢文史料（如俾丘林的《前四汗史》和瓦習理所譯《蒙韃備錄》等），著《不動搖的鐵木真》（德文，萊比錫，1862）。另一位傑出東方學家格里戈里耶夫（B，Гриторъев）通曉波斯文、蒙古文等多種東方語言，在他還是彼得堡大學學生時（1834），就將帖木兒帝國曆史家宏達迷兒的《曆史概要》（波斯文）譯成俄文出版，題為《從古代至帖木兒時代的蒙古史》，並作了語言學和曆史學注釋。這部譯著作為最早譯成俄文的穆斯林史料，得到了俾丘林的肯定評價。此後格里戈里耶夫繼續從事蒙元時代史特別是金帳汗國史、中亞史和錢幣學的研究。他的論文《論游牧民族與定居國家的關系》（1875）分析游牧民入侵定居地區的原因，提出了游牧經濟特殊條件下為解決牧地不足而形成相鄰民族一浪推一浪向外擴展的觀點，被稱為“推動論”。他還寫過一篇有關八思巴字起源的通訊（《亞洲雜志》，1861）。

對波斯文蒙元史史料研究貢獻最大的是俄國傑出東方學家貝勒津（И.Н Березин，1818—1896）。他是哀德蠻的學生，精通阿拉伯、波斯和突厥語，有可能直接從穆斯林史料入手進行研究。他的最大功績是出了拉施都丁《史集》的原文刊本和俄譯本。在從事這項巨大工程之前，他先出了一部“預備性著作”《東方曆史家叢書》（1849—1854），並對金帳汗國史進行了研究，撰有《從可汗詔敕看金帳汗國的內部制度》（1850）以及論述蒙古對俄羅斯的第一次入侵和拔都侵俄之役的文章。他的博士論文《術赤兀魯思的內部制度綱要》也是基于諸汗詔書研究而完成的一種重要著作（載《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8 卷，1864）。1858 年，其《史集》第一部分《部族志》俄文譯注本出版（《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著作集》第5 卷）；1861 年，刊出《部族志》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書第7 卷）；1868 年，出版了《史集》的《成吉思汗紀》從述其先世至他即位前部分的俄文譯注與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書第13 卷）；1888 年，出版了《成吉思汗紀》從即位至去世部分的俄文譯注和波斯原文校注本（同上書第15 卷）。作為《史集》中最重要部分《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紀》的最早刊本和完整譯本，貝勒津書的譯文在他那個時代無疑具有相當高價值，出版後數十年中一直為研究蒙元史的學者所利用。他的注釋，特別在語言學方面，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但他所根據的底本是最差的一種抄本（即原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1576年抄本），他又未能直接利用漢文史料進行校勘，大大影響了其校、譯的質量。

稍後，在蒙元史穆斯林史料研究方面作出貢獻的俄國學者還有齊曾高曾（B.T.Тизенгзузен，1825—1902）。他廣泛搜羅該時代阿拉伯文（主要為埃及馬木魯克朝史籍）和波斯文著作中的有關資料，輯錄、編譯為兩卷本《金帳汗國史資料彙編》。第一卷阿拉伯文著作選輯（原文和俄譯文）出版于1884 年，包含有伊本·阿昔兒的《全史》、烏馬里《眼曆諸國行記》、諾外利書、拔圖塔行記、埃及馬木魯克朝算端哈剌溫傳、貝巴爾思傳等等，至今仍十分有用（因為其中幾種尚無其他文字譯本）。但第二卷波斯文著作選輯遲至1941 年才由他人整理出版。

早在十九世紀初期，亞美尼亞親王阿古丁斯基（Argutins- ky）就將乞剌可思《亞美尼亞史》中所收錄的《海屯行記》譯為俄文（《西伯利亞雜志》1822，克拉普羅特法譯本即據此轉譯）。後來，俄國學者帕特卡尼揚（K.Патка ниян，即Патканов，1833—1889）進一步研究亞美尼亞文蒙元史史料，1870 年在彼得堡刊行由他整理的《引弓民族史》原文；其俄文譯注本也于次年出版，題為《僧侶馬迦基蒙古史》。自此這部重要史籍始為西方學者所知。他還選輯多種亞美尼亞史家著作，譯編為兩冊《亞美尼亞史料中的蒙古史》（1873、1874）。

十九世紀中，有許多俄國人深入中國蒙、藏、新疆等地區進行自然、物產、民族、曆史、語言等各方面的考察，他們在蒙古搜集了不少曆史文獻，發現了多處古跡和文物，寫下了大量旅行記和考察報告，其中不乏有關蒙元時代的曆史、地理資料。最重要的是1818 年在額爾古納河支流昆兌河上游找到的1225 年移相哥刻石（最早的畏兀字蒙文實物資料）。1889 年雅德林切夫（H.M.Яадринцев）發現了元和林城及其附近唐代與元代碑刻，1890 年拉德洛夫（B.B.Раднлов）考察了和林及土拉河、鄂爾渾河一帶的古城廢墟和碑刻。1892 至1899 年拉德洛夫出版了《蒙古古物圖譜》4 冊，展示所發現的古跡、文物圖片，並標明地圖位置，極為有用。以前，中外學者曾對蒙古國都位置以及相關的曆史地理問題做過許多探索，多未中鵠的，和林城及其附近古遺址的發現，使元代蒙古曆史地理研究跨入了一個新時代。蒙古學家波茲德聶也夫（A.M.Позднеев，1851—1920）兩次進行實地考察，1892 至1893 年完成了從恰克圖到北京、從科布多到庫倫的縱橫蒙古旅行，收集了大量蒙文史籍。其所著旅行記《蒙古與蒙古人》（2卷，1896、1898），對《秘史》及其他古代蒙古史籍、傳說均有論述。其中記錄了許多漠南北的元代古跡和遺物。

十九世紀俄國的蒙元史研究，還應該提到畢業于喀山大學的布里亞特族學者班咱羅夫（Доржи Банзаров，1822—1855）。在極短促的一生中，他留下了多篇佳作，如《黑教：蒙古人的珊蠻教》（1846），《兩種中亞字母》（關于八思巴字母的研究，1848），《葉卡德琳諾斯拉夫省發現之蒙古文銀牌考釋》（1848），《蒙古汗敕令“牌子”考》，《蒙古名稱考》與《論衛拉特與畏兀兒》，《移相哥碑銘考釋》（1851）等。他的所有論文于1955 年逝世100 周年時由語言學家桑熱也夫結集出版。

傑出的俄國東方學巨子巴托爾德（B.B.Бартолвд，1869 —1930），其學術生涯與法國的戈狄埃、沙畹一樣都是跨世紀的。他精通波斯、阿拉伯、突厥文，在著名伊朗學家門下受過嚴格科學訓練。1896 年他調彼得堡大學任副教授，第一部著作《成吉思汗帝國的形成》（授課講義）就在《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劄記》第五卷刊出；同年，又發表了評論法國加恩所著《亞洲史導論》的文章，反映他在學術上已經成熟。他把蒙元時代的中亞史定為自己的重點研究課題，為此廣泛搜集波斯、阿拉伯和突厥文史料——大多數是抄本，編成《原文資料選輯》，作為其預定著作《蒙古入侵時代的突厥斯坦》的第一編，于1898 年出版。1900 年，其第二編即本人著述也完成出版。巴托爾德治學極其嚴謹，堅持在盡可能全面搜檢史籍和嚴格審查史料的基礎上進行著述，做到言必有據，據必確切。為了弄清蒙古西征前中亞的曆史背景，他用大量精力根據原始資料研究蒙古時代以前的中亞史，以致這一部分竟寫到占全書的五分之四，弄成“文不對題”（見作者前言），因此在1928年出版英譯本時，書名改為《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本書緒論部分詳細介紹史料（分“前蒙古時期”、“蒙古入侵”、“歐文著作與文獻”三部），第一章為“河中地區地理概觀”，第二章為“迄至12 世紀的中亞”（從穆斯林征服至哈剌汗朝衰亡），第三章“西遼與花剌子模”，第四章為“成吉思汗與蒙古人”（從蒙古建國至成吉思汗之死，主要述其西征），最後附有大事年表與參考書目。1963 年，莫斯科開始刊行巴爾托德著作全集，《突厥斯坦》作為第一卷首先出版，並增補了作者生前未定稿的第五章（從1227年成吉思汗之死至1269 年的中亞史）。1968 年出的英譯本第三版也據此增加了第五章。巴托爾德未能直接檢查和利用蒙、漢文史料，盡管他充分利用了多種蒙、漢文史料的譯本，難免有若干不當之處，伯希和曾著《評注》一文①提出修正意見。但除此之外，此書在利用穆斯林史料方面可說十分完美，堪稱是蒙元史和中亞史的劃時代巨著。

1898 年，巴托爾德還出了一本《七河史綱》（七河地區指巴爾喀什湖以南、錫爾河上游納林河以北之地）。二十世紀初期，他發表了大量中亞史、伊朗史、伊斯蘭教史著作，著名者如《中亞史四講》、《中亞突厥史十二講》① 載《通報》，1930 年。馮承鈞譯為漢文，收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三編。等，都是高水平的學術成果。

其他西方諸國德國學者很早就重視東方語言的研究。賈柏蓮（ H.C.vonderGabelentz）在1838 年發表《一個古代蒙古碑文的研究》（《東方藝術雜志》第2 卷1 期），公布了從趙涵《石墨鐫華》中抄錄的八思巴字“重陽萬壽宮碑”，並加轉譯和注釋。這是西方最早研究八思巴字文獻的文章。1840 年，他又撰《古代蒙古碑文補釋》（同上第3 卷），對前文作了補充、訂正。奧地利東方學家哈默爾-普爾格施塔勒（J.F.von Hammer-Purgstall，1774—1856）曾任駐奧斯曼帝國外交官，後為宮廷官員，帝國科學院院長，通突厥、阿拉伯、波斯語，對土耳其史、蒙古史均有很高造詣。1832 年，帝俄科學院懸重賞向國內外學者征求金帳汗國史著作，哈默爾于1835 年以其所著《欽察之金帳汗國史》應征，雖然得到基本肯定的評價，但卻沒有獲獎。1840 年，他自己出版此書。1842 年，他又出了另一部蒙古史著作《伊利汗國史》。兩書都是最早的元代西北汗國史專著，恰與多桑書和卡特麥爾書幾乎同時問世，標志著這個時期歐洲蒙元史研究的長足進展。他的另一貢獻是將波斯文《瓦薩甫史》第一卷譯為德文，1856 年于維也納出版。

1872 年，維也納大學教授沃而甫（Otto Wolff）出了一部《蒙古或韃靼人史》，篇幅也很大。此書敘事從蒙古興起至窩闊台合罕之死和拔都從中歐班師，尤詳于拔都西征之役（征服欽察、斡羅思和入侵波蘭、匈牙利等國的戰事）。其後，又有巴希菲爾德（G.Bachfeld）寫了一本小冊子《蒙古人在波蘭、西里西亞、波希米亞和莫拉維亞》（1889），專述1241 年戰事。斯特拉哥什（G.Strakosch-Grassmann）著有《1241—1242 年蒙古對中歐的入侵》（1893），可補沃而甫書之不足。

蒙元時代西方旅行家的行記也早有德文譯本，十九世紀這方面的主要成績是布列克（A.Burek）所譯，經諾依曼補充、訂正的馬可波羅行記譯注本（1845 年初版，1855 年補訂本）。

德國東方學家胡特（G.Huth）于1898 年出版了清代蒙古學者用藏文著作的《蒙古佛教史》的德文譯本，這部重要史籍始為西方學者所知，並被廣泛利用于元代史研究。胡特將此書作者誤認為是濟美日多爾吉（濟美南喀），後人多沿其誤，直到晚近才被訂正。

這個時期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有貢獻的英國學者主要是亨利·玉爾（HenryYule，1820-1889）和霍渥士（H.H.Howorth，1842—1926）。玉爾于1840至1862 年在印度英軍中服役，後任總督秘書。他對東方曆史地理，特別是中世紀旅行記，有很廣泛、深入的研究，成為哈克魯特學會會員。其名著《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2 卷，1866），始于鄂多立克行記的研究，後擴大到其他有關中國的中世紀旅行記和地理資料。在長達253 頁的“緒論”中，敘述了從上古直到十七世紀初的中西交通史（含蒙古西征和元代的中西交往），並附錄有古希臘、羅馬及中世紀西方作者有關中國記述的摘譯。本文部分分別譯出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的《東游錄》，來元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維諾等人）的信件、《史集·忽必烈紀》有關中國的記載（主要據多桑書轉譯），十四世紀前期佛羅倫薩商社代理商帕哥羅提（Pegolotti）《諸國志》所載從塔納到中國之路及中國諸地貿易和貨物情況，教皇使者馬黎諾里的《東行回憶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圖塔旅行記的中國和印度部分，以及十七世紀初鄂本篤的中國行記。每篇前面都有詳細的作者、版本和研究情況的說明，譯文注釋亦較詳贍。此書後經法國學者戈狄埃修訂、增補改為四卷（1913—1916 年出版），至今仍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特別是元代）的重要參考書。玉爾的另一名著《馬可波羅書》（1871 年初版，1874 年再版修訂本）是當時最權威的馬可波羅行記英文譯注本，與1818 年出版的馬斯登（Marsden）英譯本相比竟有天壤之別。其注釋詳明，考證頗多精當，超過了同時的頗節。此書後亦由戈狄埃修訂、增補，更趨完善（1920）。

霍渥士年輕時代在印度殖民政府工作，後任英國下院議員，考古學會會長。他是一位人種學家和曆史學家，雖然不通漢、蒙古、波斯等東方文字，卻有志寫一部完整的蒙古史，並相信憑他的史學素養，利用轉手資料（歐洲學者著作以及所譯東方史料），也可以完成。他的確極其廣泛地閱讀了幾乎所有前人的著述和譯著，前後用數十年之功，終于寫出了四大卷（分五部）巨著《九至十九世紀蒙古史》，第一卷為中國的蒙古史（1876），第二卷為俄國的蒙古史（1880），第三卷為波斯的蒙古史（1888），第四卷為附錄與索引（1928）。此書可以視為彙集了迄至十九世紀歐洲蒙古史研究成果的綜合性著作，在時間和地域跨度上包羅最廣，敘述亦頗詳，重要地方注明出處，不失為了解蒙古史全貌的參考書。但由于作者的蒙元史學術修養和語言知識不足，所用資料全出于轉手，闡述史事也多因襲前人，少有新意，從學術性方面衡量遠遜于先前的多桑書。霍渥士還發表過幾篇蒙元史論文，如《成吉思汗及其祖先》（1880）、《欽察的白帳汗國》（1878）等。

此外，在上海的英國牧師偉列亞力（A.Wylie）對元代八思巴字蒙文碑刻做過一些研究。他在上海發現一件八思巴字碑刻，將拓本寄往倫敦，並著文介紹（《漢蒙文古碑銘》，載《皇家亞洲學會中國分部會報》，1855），其後又相繼寫了《關于一件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銘》（《亞洲雜志》，1862）、《論居庸關古石刻銘文》（《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870）等文。他還寫了一篇關于北京元代天文儀器的文章（《第三屆國際東方學會議論文集》，1876） 。這個時期， 發表過有關蒙元史論著的英國學者還有奧爾良（ P.J.Orle-ans 《中國兩個韃靼征服者史》， 1854 ） ， 格倫威爾德（W.P.Gro-eneveldt 《1293 年元征爪哇之役》，《中國評論》，1875—1876，為《元史·爪哇傳》的英譯，1877），布舍爾（S.W.Bushell，《古蒙古都城上都》，《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875）等。1881 年，蘭-蒲耳（S.Lane-Poole）出了一本《不列顛博物館藏蒙古錢幣》（館藏東方錢幣目錄第六卷），緒論中敘述了蒙古曆史，特別是伊利汗國史，並公布了伊利汗國、金帳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錢幣目錄和圖版。奧立佛（E.E.Oliver）研究了察合台汗國史，發表有《察合台蒙古人》（《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888）、《察合台蒙古人的錢幣》（《孟加拉皇家亞洲學會雜志》，1891）。

波斯文史料的翻譯，有拉維爾弟（H.G.Raverty）的術茲劄尼《納昔里史話》英譯本（《亞洲伊斯蘭諸王朝史》，1881）和羅斯（E.D.Ross）的海達兒《拉施德史》英譯本（《中亞蒙人史》，1898）

美國著名東方學家柔克義（W.W.Rockhill，1854—1914）的主要研究領域和業績雖然是在藏學方面，但他學識廣博，對宋、元時代的中西交通也有精湛的研究。他和德國著名漢學家夏德（F.Hirth，1845—1927）合作的《諸蕃志》英文譯注本十分有名。他在1900 年完成的《盧勃魯克東行記》英文譯注本（含卡爾平尼行記，倫敦哈克魯特學會出版）注釋詳明，利用了大量歐洲中世紀曆史文獻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很多精辟的考證，迄今為止仍是研究這兩種行記最好的著作。

第二節二十世紀的蒙元史研究本世紀初期，湧現了一批卓越的蒙元史研究的帶頭人，本世紀中葉許多有成就的蒙元史專家多出于他們門下。隨著學術研究的日益深入，東方學各學科析分愈細，學者們的研究領域更加專門化。但由于蒙元史涉及的民族甚多，地域甚廣，因而又具有多學科的特點。一方面，漢學、蒙古學、藏學、伊朗學以及歐洲中世紀史的專家都有不少與蒙古史有關的著述；另一方面，優秀的蒙元史專家也多兼通數門語言和若干學科的知識。

法國東方學大師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是本世紀蒙元史研究領域無可爭辯的最有成就、影響最大的權威，這是由于他不僅漢學造詣極高，而且兼精蒙古、突厥、西藏、印度、伊朗、印支等學。淵博的語言和文獻學知識加上異常的天才和勤奮，使他在極廣的研究領域中幾乎無往而不獲。伯希和畢業于法國東方語言學院，曾受業于沙畹。1899 年為印支古跡調查會（不久改為河內法國遠東學校）研究人員，後任教授。其間多次來我國搜集圖書資料。1906 至1908 年在我國新疆、甘肅考察古跡，從敦煌千佛洞等處劫走大量珍貴的古文書、寫本、木簡及繪畫等文物。1911 年成為法蘭西學院教授，直至去世。1925 年起擔任《通報》主編，1935 年當選為法國亞洲學會會長。伯希和的主要研究領域一直是古代中亞史和中西交通史，其最重要階段正是蒙元時期。從本世紀初至去世的四十多年中，他寫下了大量研究蒙元史的論文、著作、劄記和書評，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他去世後陸續出版的。概括地說，他的研究主要是圍繞以下幾種重要史料展開的。一是《元朝秘史》，涉及書名、成書年代、版本和相關的其他蒙文文獻，以及古代蒙古語、名物、制度的考訂等方面。主要論文有《元朝秘史的蒙文標題》（《通報》，1913）、《今已不發音的13、14 世紀蒙文中的h 字首詞》（《亞洲雜志》，1925）、《元秘史舊蒙文中的一段訛誤》（《通報》，1930）、《闊闊·迭卜帖兒與戶口青冊》（同上）、《釋‘站’》（同上）《秘史蒙古原文中的兩處脫漏》（《亞洲雜志》，1940）、《忽卜赤兒》（《通報》，1944），以及畏兀字和八思巴字蒙文碑銘、文書的研究。其《秘史》拉丁字轉寫及法譯本（譯文僅有前6 卷，即第1—185 節）于1949 年出版。二是歐洲使臣、教士的報告和相關的東西方文獻，由此研究蒙元與羅馬教廷及歐州國家的關系和元代基督教情況。主要論著有《唐元時代中亞及遠東之基督教徒》（《通報》，1914），《蒙古人與羅馬教廷》（《東方基督教評論》，1923、1924、1928），《中亞和遠東基督教徒研究》（1973 年出版，有關卡爾平尼、盧勃魯克、雅八剌哈與列班掃馬、汪古部基督教的研究劄記）。三是《馬可波羅行記》，從他學術生涯之初便開始研究此書（1904 年出版的《交廣印度兩道考》中就有這方面內容），後期傾注大部分精力于此。1938 年，他與英國東方學家穆勒（A.C.Moule）合作完成的基于Zelada 抄本的拉丁文合校本，和基于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法—意混合語原文抄本並用多種版本校訂、增補的英文譯本（書名從Zalada 本作Description of theWorld）在倫敦出版，這被公認為研究者必用的最完善本子。伯希和的馬可波羅行記注釋雖未全部完成預定條目，但已形成為一部煌煌巨著，在他去世多年後由韓百詩負責整理，按字母順序排列，分兩卷出版于巴黎（Notes on Marco Polo，第1 卷，1959；第2 卷，1964）；1973 年出版了第3 卷：索引。全書共有386 條，每條均首列各種版本的異寫並考其正誤，有很多條文長達數十頁甚至百余頁。誠如韓百詩在“前言”中所說：“這已不再是馬可波羅行記的注解，而是展現了他極其博大精深之學識的專題論文集。”四是《聖武親征錄》的譯注，只完成一部分，1951年出版于萊頓，題為《成吉思汗征戰史》第一卷。其中一部分出于韓百詩之手，署名二人合著。注釋中包含有蒙古諸部落、人名、地理以及成吉思汗建國前漠北曆史的詳細、精辟的考證。

伯希和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著作還有《高地亞洲》（1931），《金帳汗國史劄記》（巴黎，1950），在1902 年譯注本基礎上增訂的《真臘風土記》譯注本（未完成， 1951 年由戴密微、戈岱司整理出版），《卡爾梅克史評注》（巴黎，1960）。他寫了大量書評，其中《評》，（《通報》，1929）、《評巴托爾德著》（同上，1930）、《評Waley 英譯本》（同上，1931）、《庫蠻》（《亞洲雜志》，1920，評班額與馬迦特合著之《東突厥方言研究》），都是有關蒙元史的精辟考證文章。

同時代的東方學家伯勞舍（E.Blochet，1870—1937）從1895 年以來在巴黎國家圖書館寫本部從事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的整理、編目和校勘工作，著有《拉施都丁蒙古史導論》（1910），並刊行了以本館所藏抄本為底本的《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校勘本（1911）。這個刊本盡管由于底本不佳和伯勞舍的東方語造詣不高而多有訛誤，但長期以來沒有更好的新刊本替代它，所以一直是最方便于研究者使用的本子。

以擅長編撰綜合性著作聞名的東方學家格魯塞（R.Grou- sset，1885—1952），開始是治希臘史的，後興趣轉移到亞洲曆史文化。他知識廣博，尤善于吸收和總結諸家研究成果，取其精華，有機地組織到自己的綜合性著作中去，因而他的書往往能反映有關學科已達到的研究水平。他的這一類著作很多，蒙元史方面主要有《草原帝國：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兒》（從匈奴到清朝平定准噶爾，主要部分為蒙古史，1939）、《蒙古帝國》（第一階段：成吉思汗建國前的蒙古、蒙古國的形成和後來的變遷，1941）和《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傳》（1944）。此外，他的《遠東史》（1929）和《中國史》（1942、1943、1947）等書都含有元代史內容。

伯希和時代法國的蒙元史研究達到頂峰，此後就逐漸下降了。能繼承其事業者為數不多，其中佼佼者是他的學生韓百詩（L.Hambis，1906—1978）。上述伯希和的許多種重要遺著都是由他整理出版的，其功甚大。他從1942年起在東方語言學校教授蒙古語，編有《蒙古書面語語法》（1946）；後為高等實驗研究學院教授，1965 年以後為法蘭西學院教授，恢複了伯希和創立的中亞曆史文化課程，並建立了中亞研究中心（1974），從而使法國的中亞語言學、考古學研究傳統得以維持。他的蒙元史研究成果主要有：《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譯注（1945）和《元史卷一○八諸王表》譯注（1954），兩書對檢索蒙元史重要人物家世、履曆十分有用；《馬可波羅寰宇記》法譯本（1955）與《卡爾平尼蒙古史》法譯本（與Becquet 合譯，1965）；《成吉思汗》（1973），此是一部學術水平和文筆俱佳的傳記作品；與伯希和合著的《聖武親征錄譯注》；《明代蒙古史文獻》（1971）。其重要論文有《蔑兒乞部伯顏傳初釋》（《亞洲雜志》，1953）、《謙河劄記》（同上，1956）、《關于葉尼塞河上游的三個部落：烏思、合卜合納思和帖良兀》（同上，1957）、《元代高麗史劄記》（《通報》，1957）、《關于“成吉思汗石”》（高等中國研究所論文集，1960）、《漢、蒙文史料和拉施都丁書所載成吉思汗以前之蒙古曆史》（《中亞雜志》，1970）、《聖路易與蒙古人》（《亞洲雜志》，1970）等多篇。

奧班夫人（F.Aubin）也是伯希和的學生，繼從韓百詩學習，但她的研究方向注重于近現代蒙古史和蒙古社會史。1960 年，她為拉契涅夫斯基的《元史刑法志》法譯本編制了一部索引。1972 年，在《蒙古研究》第3 卷發表《內蒙古和中國的蒙古人：目錄學基礎》，長達158 頁，是當時唯一有關內蒙古的西文書目。她在1974 年發表的《蒙古的漢學：蒙古人民共和國對10—14世紀中國的研究狀況》（載《宋史研究通訊》9），系統介紹了蒙古的考古、曆史、《秘史》及其他蒙元時代著作。

讓·理查德（Jean Richard）是中世紀史專家，他在蒙古與西方關系的研究上很有建樹，撰有《教廷與波斯蒙古人關系的起始》（《亞洲雜志》，1949），《13、14 世紀前往蒙古的使團》（《天主教使團全史》第1 卷，1956），《蒙古與拂郎》（《亞洲史雜志》，1969），《蒙古的最後通牒與偽信：西方與韃靼人的戰爭動機》（《中亞雜志》，1973）等多篇論文。

此外，五十年代以來突厥學家巴津（L.Bazin）關于突厥—蒙古語的比較研究，人種學和蒙古語言學專家阿馬雍（R.Ha- mayon）關于蒙古語和習俗的研究，都有參考價值。研究敘利亞教會史的專家J.M.Fiey 所著《蒙古伊利汗國時代的敘利亞基督教徒》（魯文，1975），分十章分別敘述伊利汗治下的雅各比派教士事跡，並研究了與其他宗教的關系。此書史料十分豐富，可視為伊利汗國宗教史。

前蘇聯蘇聯繼承了沙皇俄國遼闊的領土——它幾乎全部都曾處在蒙元帝國的統治之下——和與蒙古的特殊關系，因而蒙元時期史研究繼續受到重視。成就最著者除巴托爾德外，當首推傑出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1884—1931）。符氏1904 至1909 年就學于彼得堡大學東方學系，是著名東方學家科特維奇、魯德涅夫和巴托爾德的學生。1912至1913 年他赴巴黎、倫敦搜集資料和進修，聽過伯希和的課。1915 年起在彼得堡大學任教。曾先後多次到蒙古進行語言、民族學及曆史與考古調查。他早期的著述主要是調查報告和語言、民間文學方面的文章，但一開始就有志于寫蒙古人的曆史，闡述其社會制度（1910 年日記語，見符拉基米爾佐娃為亡夫遺著《蒙古社會制度史》所寫的前言）。1922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蒙元史著作《成吉思汗傳》。書中充分利用了他稱之為“成吉思汗及其戰友們的..英雄史詩作品”的《元朝秘史》以及其他多種東西方史籍，資料豐富，文筆生動，是一部很好的傳記讀物，因而先後被譯成法、英、日、土、漢等多種文字。此後他陸續發表了多篇語言學、曆史學的考據文章，有關蒙元史者有《見于蒙古文獻中的帖卜一騰格里》（《蘇聯科學院報告乙輯》，1924），《關于達延汗稱號》（同上丙輯，1924），《關于在伊利汗阿魯渾詔書中見到的一個詞》（同上乙輯，1929），《蒙古語那可兒》（同上），《蒙古稱號別乞和別吉》（同上丙輯，1930）等。1925、1926 年又兩次到蒙古考察，並根據文獻記載試圖在肯特山（即元代不兒罕山）探尋成吉思汗的葬地（見1927 年發表之《庫倫城、庫倫地區及肯特山區的民族語言調查》的“古跡探考”一章），盡管沒有發現，但其地理位置的判斷是非常准確的。經過長期的研究積累和深思熟慮，最後兩年他集中精力撰寫《蒙古社會制度史》，但最後一部分沒有寫完就不幸病故，這部遺著于1934 年出版。作者從草原游牧民經濟的研究出發，進而闡明蒙古社會民族結構、階級階層關系和政治組織的演變，時間跨度從十一至十八世紀初，但重點是蒙元時期。在縝密研究的基礎上，他創立了“游牧封建制”理論。此書是他畢生研究成果的結晶，以其資料豐富、觀察敏銳、考證精細和富有創見，被公認為最優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標志著古代蒙古史研究跨入了從經濟視點深入考察社會結構和形態的新階段。它被譯成多種外文，成為蒙元史研究者必讀之書。

蒙古學家柯津（C.A.KoзиH，1879—1956）的蒙元史研究論文有《關于蒙古諸伊利汗外交文件譯釋問題》（《蘇聯科學院通訊》，第七期，1935）、《有關成吉思汗的一系列史詩傳說片斷》（《列甯格勒大學學術集刊》，20卷第1 期，1939）等篇。他的主要成果是根據《元朝秘史》漢字音寫原文，用俄文字母轉寫，並譯為俄文，于1941 年出版。但其俄文音寫水平不高。專門研究蒙古法律的梁贊諾夫斯基（B.A.Рязановский）發表了一系列論著。其代表作為《蒙古諸部習慣法》，原載《亞洲通報》51、52（1923，1924），後合刊為單行本（哈爾濱，1929）。此書收集了散見于《世界征服者史》、《史集》、馬克利齊書等各種史籍中的成吉思汗大劄撒條文，以及後代的衛拉特法典、喀爾喀法典等資料，極便參閱。他的有關論文還有《中國法對蒙古法的影響》（《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1931）、《元代的蒙古法與中國法》（1936）、《古代蒙古文化與法律對俄國文化與法律的影響》（同上）、《成吉思汗大劄撒》（《哈爾濱法學院學報》10，1938）等篇。

蘇聯學者的蒙元時期史研究更多偏重于金帳汗國史方面，研究的問題大體承襲沙俄時代傳統，有拔都征俄之役、金帳汗的詔敕和錢幣、古遺址發掘、俄羅斯編年史的有關記載以及蒙古制度文化對俄羅期的影響等。本世紀初期這方面的代表性學者為維謝洛夫斯基（Н.И.Веселовскии），其論著多出在革命前，有《毗鄰薩萊之古里斯坦所在地考》（1907。古里斯坦為金帳汗國鑄造錢幣的重要地方）、《有關金帳汗頒賜俄羅斯僧侶之詔敕的一些考釋》（1909）、《金帳汗國史劄記》（1916）等。革命後續有新作。沙俄時代已開始進行的金帳汗國都城薩萊（拔都薩萊與別兒哥薩萊兩城）的考古發掘，獲得了大量珍貴的實物資料，對文獻資料相對貧乏的金帳汗國史研究是極有力的促進。1940 年，納索諾夫（A.Н.Насонов）的專著《韃靼人與俄羅斯》（蒙古統治俄羅斯政治史）出版，作者主要依據俄羅斯編年史資料，並利用了譯成俄文的東方文字史料。在此之前，雅庫鮑夫斯基（A.Ю.Якубовский,1886-1953）和格列哥夫（В.Д.Треков）合著了一部“13—14 世紀術赤兀魯思形成和興盛期的曆史綱要”，題為《金帳汗國》（1937 年初版，1941 年再版）。雅庫鮑夫斯基先後就學于彼得堡大學曆史系（1913 年畢業）和列甯格勒大學東方系（1924 年畢業），深受巴托爾德的影響。他是造詣很高的中世紀中亞史、西亞史專家和考古學家，曾主持昔格納黑、玉龍傑赤等古城的發掘。他撰寫的這兩個廢城的考古報告（分別載1929 和1930 年的國立物質文化研究所《通訊》和《通報》）以及《別兒哥薩萊手工業的起源問題》（同上《通訊》，1931）、《東方封建制度——金帳汗國都城別兒哥薩萊》（1932）等論著，都表現了他善于把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結合起來進行曆史研究。在進一步研究的基礎上，他對《金帳汗國》一書作了大幅度的修訂，增加了第三篇《金帳汗國的衰亡》，1950 年出第三版，改名《金帳汗國及其衰亡》（余大鈞漢譯本作《興衰史》）。1952 年，此書獲斯大林獎金。此外，他有關蒙元史的著述還有《不花剌的答剌必叛亂》（《東方研究所叢刊》，1936）、《11—13 世紀蒙古史研究概述》（載《俄國東方學史綱要》，1953）等篇。

1936 年，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制訂了一項宏偉的研究計劃——出版《史集》第一部（蒙古史）的全文集校本和俄文譯注本。由傑出的伊朗學家羅馬斯凱維哥（A.A.Ромаскевин）主持其事，組成了一個很強的班子，分工進行。在此以前出過的各種刊本都不完全，而且使用的底本不佳，該所研究者利用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爾抄本和也是很好的古老抄本塔什干本作為底本，取倫敦、巴黎、德黑蘭、列甯格勒及東方學研究所五種抄本參校，質量自然能超過前人。工作程序是先編定原文的集校稿，再據以譯成俄文。鑒于當時此書之第三卷即波斯的蒙古諸汗紀除卡特麥爾刊布的旭烈兀紀外都沒有刊本，工作就先從此卷開始。由于注釋工作難度極大，准備在曆史學家和語言學家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另出單獨的注釋卷，原文校本和譯本都只腳注重要的異文。此卷原文由阿里劄德（A.A.Aлизадс）校編，經羅馬斯凱維哥審訂，交阿倫德斯（A.K.ApeHдc）譯為俄文，于1939 年完成。因戰爭影響，該譯本到1946 年才出版，而其原文集校本則遲至1957 年才面世（與譯本合刊）。1952 年，第一卷的俄文譯注本分兩冊出版。第一分冊（部族志）譯者赫塔古羅夫（A.A.Хетасуров），注釋者謝麥諾夫（A.A.Семенов）；第二分冊（成吉思汗先世及成吉思汗紀）由斯米爾諾娃（О.И.Смирнова）譯注，漢學家潘克福（Б.И.Панкратов）參加了注釋工作。此卷的原文集校本只出了羅馬斯凱維哥、赫塔古羅夫和阿里劄德校勘的第一分冊（1965）。第二卷（元太宗至成宗紀）的俄文譯注本（譯者維爾霍夫斯基，Ю.П.Верховский，他與潘克福合注）于1960 年出版，原文集校本只刊布了由阿里劄德校勘的太宗窩闊台合罕紀部分（1980）。第一、二卷的注釋，利用了一些漢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和前人研究成果，許多名稱和語詞的解釋有參考價值，但一般都比較簡單。由于不能充分利用漢文史料進行校勘，因而有不少處采取了訛誤的寫法，可以訂正而未能訂正，譯本亦從之而誤。盡管有這些不足之處，這部集校本和譯本仍是研究者最方便使用的好本子，是蘇聯學者對蒙元史研究作出的巨大貢獻。

十九世紀以來，在沙俄政府擴張政策的背景下，俄國學者不斷地深入蒙古和中亞各地進行多方面調查，出了大量對研究這些地區古代曆史也很有參考價值的調查報告（如普爾日瓦爾斯基、格魯姆格濟邁洛、彼甫佐夫、波塔甯、克列門茨等人的著作）。革命後，這種調查仍繼續進行。因此，他們對蒙古、中亞地區古代遺跡和文獻的發現，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學者。對蒙元史研究來說，除上世紀末和林城的發現外，最有意義的就是1907 至1909 年柯茲洛夫（Л.К.Ко-лов，1863—1935）考察隊在額濟納沙漠中發現了黑水城廢墟，找到了大量珍貴的西夏及元代文書和其他遺物（著有《蒙古、安多和哈剌和托廢城》，1923）。1923 至1926 年，柯氏又率領考察隊進行了縱貫蒙古的大規模考察。這次考察的成果，除震驚世界學術界的諾顏烏拉匈奴墓葬的發現外，在南杭愛省找到元代屯戍漠北的一支侍衛親軍所建之“宣威軍”城，同樣具有重大價值；對黑水城的第二次發掘也有不少新發現（有《1923—1926 年蒙古旅行日記》，1949）。

1948 至1949 年，考古學家吉謝列夫（С.В.Киселев，1905—1962）領導蘇蒙聯合考古隊對回紇故城哈剌·巴剌哈孫和蒙古國都和林城進行考古發掘，弄清了和林城的街區、建築物布局，特別是萬安宮遺址情況。1957 至1961 年，他又率隊考察、發掘了額爾古納河西支流烏魯倫圭河北岸、希爾希爾河口附近的一座元代古城，和古城西北、昆兌河旁的元代宮殿遺址。希爾希爾古城位于“移相哥刻石”所在地之南數里，可以肯定是移相哥或其後王（齊王）所建的王府城，昆兌宮殿也應屬于他家。同時，蘇聯考古學者還在圖瓦自治共和國發現數處蒙元時代古城或居民點遺址，並進行了發掘，其中，烏魯克穆河支流厄列格斯特河旁的登一帖列克古城，城內有官衙、手工作坊、漢式房屋等遺址一百多處，城外有灌溉渠道及耕作遺跡，吉謝列夫認為應即元代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的駐所——益蘭州城；此外，克穆齊克河旁的廢墟可能與元代謙謙州有關。上述這些考古成果，由吉謝列夫主持合編為《古代蒙古城市》一書（1965），非常有用。

1953 年，蘇聯出版了多卷本《蘇聯史綱》的11—13 世紀卷，其中對蒙古西征有很詳細的敘述，系由中世紀史專家帕舒托（В.Т.Пашуто）等人撰寫。1956 年，帕舒托又出版了一部個人專著：《俄羅斯人民爭取獨立的英勇斗爭（十三世紀）》，內容不限于蒙古征服俄羅斯，還包括中亞地區。蒙古史專家莎斯齊娜（Н.Т.Шастина）以研究十七世紀俄蒙關系史著名，但她也從事蒙古文曆史文獻和蒙元史史料的研究。這方面的成果有十七世紀蒙古編年史《沙拉圖吉（黃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譯本（1957），1911 年出版的馬列英（A.И.Малеин，拉丁語專家）《卡爾平尼行記》和《盧勃魯克行記》俄譯本的補注本（1957），《中世紀蒙古文學中的成吉思汗形象》（載于《韃靼、蒙古人在亞洲和歐洲》，1970），羅卜桑丹津《黃金史》的原文校勘和俄譯本（1973）等。

著名藏學家、蒙古學家列里赫（N.Roerich，1902—1960）曾就讀倫敦、巴黎等地著名大學，師從列維、馬伯樂、米諾爾斯基諸大家，通曉梵、巴利、波斯、藏、蒙、漢等語言，從1930 年滯留印度到1957 年歸國，主持蘇聯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的藏學研究，論著甚富，涉及蒙、藏語言、曆史、宗教諸方面。有關蒙元論文有《蒙古時代的阿蘭軍》（《著作集》，1967），《13、14 世紀的蒙藏關系》（《西藏學會學報》，1973）等多篇。

六十年代以後，蘇聯研究蒙元史的學者不多，其中成績最著者為蒙庫耶夫（H.Ц.MyHKyeB，1922—1986？）。他的漢文程度很高，著重利用漢文史料研究蒙元史。其研究工作開始于鑽研兩部宋人出使蒙古的報告《黑韃事略》（載《東方學問題》1960 年第五期）和《關于與——13 世紀中國旅行家關于古代蒙古的記載》（載《中國——日本：曆史與語言學》，1961）。1962 年，他以《有關13 世紀蒙古史的一些重要漢文史料的翻譯和研究》論文獲得副博士學位。其後繼續發表《13—14 世紀蒙古史的主要漢文史料》（載《東方諸國的現代學》第1 卷，1963）。《有關最初幾個蒙古汗的漢文史料》（耶律楚材神道碑的翻譯與研究，1965），《蒙韃備錄》俄文譯注本（1975）。專題研究論文有《論13 世紀前半期最初幾個蒙古汗在中國政策上的兩種傾向》（載《布里雅特綜合科學研究所集刊》第8 輯，1962），《論13—14 世紀蒙古牧民的經營方式》（同上第16 輯，1965），《13—14 世紀蒙古和中國經濟狀況問題》（載《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第76輯，1965），《黑水城發現之兩件蒙文印件殘片》（載《蒙古研究》，1970）等多篇。

著重研究元末農民起義的博洛甫柯娃（Л.А.Боровкова）撰寫了一系列論文：《紅巾軍起義與朱元璋的興起》（《亞非人民》1961 年第2 期），《紅巾軍起義最初階段的郭子興—朱元璋集團》（載《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1963），《論14 世紀中葉中國人民反對蒙古征服者的斗爭》（載《韃靼—蒙古人在亞洲與歐洲》，1970）等。其專著有《中國的紅巾軍起義》（1971）。

克恰諾夫（Е.И.Кцчанов）是著名的西夏史專家，對蒙夏關系和蒙古征服西夏的戰爭有深入的研究，除專著《唐兀國史綱》（1968）外，還撰有《關于成吉思汗征服後唐兀人曆史命運的幾點看法》（《亞洲民族研究所簡報》第76 輯，1965）、《蒙夏戰爭和西夏的滅亡》（《韃靼—蒙古在亞洲和歐洲》，1970）等篇論文。此外，他還著有《中關于13 世紀吉利吉思移民的記載》（《吉爾吉斯共和國科學院通報》社會科學類1，1963），《征服世界的鐵木真的一生》（1977）。

維克托羅娃（Л.Л.Викторова）著重于成吉思汗建國以前蒙古曆史的研究，著有《蒙古民族起源的最初階級》（副博士論文，1961）、《古代蒙古游牧民階級社會的形成》（《前資本主義曆史問題》第1 卷，1968）、《蒙古人：民族起源與文化淵源》（1980）。1962 年，中國學者舉行成吉思汗誕生800 周年學術討論會，某些蘇聯學者也有反映，發表了邁斯基寫的《論成吉思汗》（《曆史問題》1962 年第5 期）和帕舒托等人寫的《成吉思汗及其遺產》（《蘇聯曆史》1962 年第5 期）等文。1970 年，蘇聯出了一部名為《韃靼—蒙古人在亞洲和歐洲》的論文集，所收論文除上面提到的以外，還有《統一蒙古國家的形成與成吉思汗》（桑達格撰），《南宋的滅亡》（斯維思托諾娃撰）、《蒙古封建主在中國東北統治的建立》（麥里柯夫撰）、《13—14 世紀中國蒙古諸汗的社會經濟政策的一些問題》（杜曼撰）等。耶果羅夫的專著《13—14 世紀金帳汗國曆史地理》（莫斯科，1985）利用了大量俄國編年史及考古資料，其曆史簡述第一部分終于忙哥帖木兒，第二部分至1400 年。此書主要內容是城市發展研究，分為六個時期。此外還論述了政府機構和軍事地理。末附所有已知遺址的細目，極為有用。

德國十九世紀後期至本世紀初，著名漢學家夏德（F.Hirth，1845—1927）、格魯伯（W.Grube，1895—1908）、奧托·弗蘭克（Otto Franke，1863—1946）等人的卓越成就標志著德國的漢學（含滿、蒙、藏和西域研究）有了長足的發展。格倫威德爾（A. Grunwedel）和勒柯克（A.von de Le Coq）在吐魯魯等地考察的豐富收獲也對德國漢學的發展起了重要推動作用。本世紀上半葉，繼承前人事業並在蒙元史研究上作出大貢獻的學者，首推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

海尼士受業于格魯伯和夏德，通漢、滿、蒙、藏語。1904 年，他以博士論文《漢文版與蒙古原文的比較》奠定了後來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礎。接著，他在中國武昌、長沙擔任軍校教官共7 年，並繼續其漢學研究。二十年代以後，曆任哥廷根大學、萊比錫大學、柏林大學和慕尼黑大學漢學教授。其間，除在漢語和中國古代史方面陸續有著述外，他傾注了大量精力研究蒙元時代的曆史與文獻，特別是《元朝秘史》。1931 年，開始著《關于 的研究》。經過多年工作，完成了這項研究課題，主要成果分三卷先後出版：第一卷為《元朝秘史》漢字音寫蒙古原文的複原（1937）；第二卷為《元朝秘史詞典》（1939。每詞均列出其見于各節的不同語法形式和釋義，並引有重要例句）；第三卷為德文譯注本（1941）。此外，還撰有多篇研究《秘史》詞彙、語法特點以及複原問題的論文。他的其他蒙元史著述還有：《成吉思汗的最後一次出征及其去世》（載《大亞細亞》第9 卷，1933），《蒙古統治時代中國寺廟的賦稅優惠權》（1940。其第二部分為八思巴字碑銘），《蒙古世界帝國的文化政策》（1942），《伊利汗阿魯渾和完者都給法國國王腓力的信》（《東方》第2 輯，1949。序論、譯寫、翻譯和注釋），《兩個王朝的滅亡：1232—1233 年與1368—1370 年目擊者的報告》（1969，為《錄大梁事》與《北巡私記》的摘譯，由其學生P.Olbricht編刊）等。

拉契涅夫斯基（P.Ratchnevsky，1899—1991）是著名蒙元史專家，三十年代就以對元代法律制度的卓越研究為學界所推崇。他先從海尼士學習漢、蒙、滿語，1924 年入法國東方語學校，次年入巴黎大學，成為伯希和的學生。在伯氏指導下，他以《元史·刑法志》研究作為博士論文課題。1937年，其成名之作《元代的法典》（《元史》卷一○二、一○三《刑法志》一、二的法文譯、注，和一篇長達99 頁的論述元代法律制度的“緒論”），作為“高等中國研究所叢書”第四種在巴黎出版，伯希和為之作序。此書迄今仍是元代法律史研究的最優秀著作之一。1950 年起，他在柏林洪堡大學東亞研究所主持蒙、漢語講座，並任所長，繼續從事蒙元史研究，先後發表《蒙古大汗與佛教》（《亞洲研究》，1954），《元代中國立法中的蒙古處罰法制》（《中國——阿爾泰研究》，1961），《論中國立法的蒙古影響》（第25 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論文，1963），《失吉忽禿忽》（《中亞雜志》，1965），《關于蒙元時的“投下”一詞》（《蒙古研究論集》，1966），《室韋是蒙古人嗎？》（《漢學論集》，1966），《中國大汗宮廷的蒙古祭禮》（《蒙古研究》，1970。《元史、祭祀志》摘譯並詳細注釋），《忽必烈》（《世界史名人傳》，1973），《成吉思汗劄撒及其疑難問題》（國際阿爾泰研究學會論文，1974）等多篇論文，以及與學生合編的《元代史學術語字典》（醫學部分，1967）。80 高齡時，他完成了最後一部力作——《成吉思汗：其生平與事業》，于1983 年出版。此書被學界推崇為迄今最優秀的一部成吉思汗傳記。

施普勒（B.Spuler）主要從事伊利汗國史和金帳汗國史研究。伊利汗國史方面，他在前人（多桑、哈默爾）基礎上，進一步搜集和研究了大量波斯文、阿拉伯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包括前人未曾利用的一些原始抄本，用新的體裁著成《蒙古人在伊朗：伊利汗朝的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1939 年出版，1955 年修訂再版），分別對政治史（大蒙古國前四汗及曆代伊利汗）、蒙古統治下的伊朗各大區史、宗教、中央和地方行政機構、賦稅、外交、法律、軍事組織、公共設施和日用生活等各方面作了扼要闡述，征引原始資料非常豐富，內容充實，書末附有詳細的史料和研究文獻目錄。此外還撰有一本簡略的《伊斯蘭諸國史：蒙古朝代》（1948）。金帳汗國史方面，1943 年出版了他的《金帳：蒙古人在俄羅斯》專著（1965 年增訂重版）。1975 年，他在第14 屆國際曆史科學大會上提出題為《定居社會中的游牧主義：金帳汗國》的論文。他的另一部對讀者十分有用的書是《蒙古史：13—14 世紀東西方史料選輯》（1968 年出版，1972 年英譯本），分“帝國的建立”、“歐人眼中的蒙古人”、“波斯之伊利汗朝”、“中國的蒙古諸汗”、“金帳汗國”諸類，編集了除漢文史料外的各種文字重要史料。此外，他還用法文寫了一本非常好的通俗讀物：《曆史上的蒙古人》（1961 年出版，1972 年英譯本）。

漢學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 生）是近幾十年德國研究中國史的權威學者。他從1952 年起成為慕尼黑大學教授，後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繼海尼士主持該校的漢學研究，一度出任過駐香港領事。他偏重于利用漢文史料研究元代史，著述豐富，涉及面很廣。主要論著有：《趙孟頫》、《桑哥》（《漢學》，1940，1942）、《阿合馬》（《東方》，1948）、《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貨幣與經濟：元代經濟史文獻》（1949）——主要是闡釋漢文資料，並討論了忽必烈的貨幣政策和至元、至大、至正三次貨幣改革；《拉施都丁漢學注釋》（《東方》，1951）；《蒙古諸帝能讀和寫漢文嗎？》（載《大亞細亞》新集3，1952）——引證大量元人文集資料說明元中後期的英宗、文宗、順帝等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漢文化修養；《吐魯番發現的一件元代蒙古曆書殘片》（1964）；《蒙古帝國時代的中西交往》（載《香港分部雜志》6，1966）；《中的非漢語名詞補注》（《中亞研究》，1970）；《蒙古統治下的中國史學：曆史在涵化中的作用》（《蒙古研究》，1974）；《從部落首領到天下皇帝：元朝的合法化》（1978），以及多篇考釋元代蒙文文書殘片的文章。近年，他仍著述不輟，續有新作問世。著名蒙古學家海西希（W.Heissig）是近三十年德國蒙古學的領頭人，他主要研究清代和近現代蒙文曆史、文學和宗教文獻，成就卓著，但涉及蒙古古代史的著述很少。1970 年，出版了他和意大利藏學家圖奇合著的《西藏和蒙古的宗教》一書，其中蒙古宗教部分由他撰寫，用兩章專述早期的薩滿教和元代佛教在蒙古的傳播。1982 年海西希從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化研究所所長職位退下來後，由其學生薩加斯特（K.Sagaster）繼任。薩加斯特兼通蒙、藏文，主要研究蒙文史籍和蒙藏宗教、文化關系，有關蒙元史的著述主要有《白史》德文譯注本（1976）以及研究拉西彭楚克及其所著之《大元水晶鑒》（文載《中亞研究》4，1970），討論搠思吉斡節兒是否譯過《五護經》（載Olon Ulsyn2，1973）等篇論文。

海西希下面的另一位重要學者是威爾斯（M.Weiers），主要擅長蒙古曆史語言研究，六十年代以來發表多篇這方面論文。1986 年出版了他主編的涵蓋史料、語言與文學、宗教、藝術和曆史各方面研究的《蒙古曆史與文化論集》，其中他本人撰寫了蒙古語言概述（討論到元代色目人使用的語言，認為是波斯—突厥混合語），窩闊台至蒙哥時代的蒙古帝國及其與西方的關系，以及西北三汗國曆史；成吉思汗和元代的曆史由Kampfe 和Trauzettel分別撰寫；Veronika Veit 撰寫了蒙古自古至今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以及明、清蒙古史。這三位也是波恩大學蒙元史研究的骨干。藏學家D.Schuh 撰寫了該書的元代西藏部分，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績很大，尤其是對元朝皇帝賜西藏詔旨的研究。

哥廷根大學是德國中亞和東亞研究的重要中心，該校突厥學和阿爾泰研究的領頭人德福（G.Doerfer），以其四大卷巨著《新波斯語中的突厥語和蒙古語成分》（1963—1975）蜚聲世界。德福對阿爾泰語系諸語和波斯語都有很深造詣，因而能采用曆史比較語言學方法，考察蒙古和帖木兒時代及其以前新波斯語的曆史源流。此書不僅是語言學的傑作，也是研究蒙元時代名物制度的優秀著作，是蒙元史研究者極好的工具書。他對《元朝秘史》的蒙文語法也有專門研究（文載《中亞雜志》，1955），此外還撰有《蒙古秘史成書年代考》（《德國東方學會學報》，113，1963）、《拉施都丁書中的蒙古人名》（《中亞雜志》，1、4，1970）等論文。該校另一位蒙元史研究者是傅海波的學生羅斯納（E.Rosner）。他在1964 年以題為《元代法律中的“十惡”罪》的長篇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他對元代史漢文史料很熟悉，研究路子頗似其師。

藏學家和蒙古學家舒伯特（J，Schubert）于1950 年應聘到萊比錫大學任教，1959 年繼任該校東亞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蒙古文化史。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到蒙古進行了一系列學術考察，其中一項是專門尋找成吉思汗墓地，雖未達到目的，但寫成了一部對蒙古史研究很有參考價值的考察報告《不兒罕山之旅》（1963）。根據考察的收獲，他還寫了好幾篇研究的論文：《烏德犍山的觀念與位置》（《烏拉爾—阿爾泰年刊》，35，1964），《古代蒙古史上的曆史性場所考》（關于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曲雕阿蘭的考證，載《東方學報》（華沙），30，1966），《不兒罕山即肯特山考》（《民族學博物館年刊》29，1973）等。萊比錫大學另一位研究蒙元史的學者陶貝（M.Taube），著有《丹津劄巴的》（1957），《的一種不熟悉版本》（1974），以及《秘史》的新譯注本（1989）。

拉契涅夫斯基的學生維茨（H.P.Vietze）主要從事蒙古及阿爾泰系語言研究，編過一部《蒙古秘史逆序詞典》（1969）；海德（D.Heyde）除與其師合編《元代史學術語詞典》外，還著有《元朝重新推行科舉考試的斗爭》（1972），《中國科舉取仕原則與蒙古游牧征服者》（1968）等；巴爾克曼（U.B.Barkmann）研究從古代至清代的蒙古史。他們都是現在柏林洪堡大學的蒙元史研究骨干。

德國學者對元代漢文史料的研究值得注意。有一組學者致力于《蒙韃備錄》與《黑勒事略》的譯注。這工作由海尼士開始，其學生等繼續進行，直到1980 年才出版了P.Olbricht 和E.Pins 的德文譯注本，譯、注均稱上乘（羅意果著文評介，載《華裔學報》，35，1981—1980）。Olbrcht 曾撰有《元代的驛傳》（1950 年哥廷根大學博士論文，1954 年出版）等文。《元史》第二、三卷（太宗、定宗、憲宗本紀）由Aramowski 譯成德文，于1976、1979 年先後刊載于《中亞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上，其注釋偏重于曆史。回鶻曆史語言研究專家馮加班（A.VonGabain）所著《850—1250 年的和州回鶻王國》（1961）和《9—14 世紀和州回鶻王國的生活》（1973），利用大量回鶻文文書，是目前有關元代畏兀兒史研究的最佳著作，很有參考價值。

英國本世紀初，英國傑出伊朗學家布朗（E.G.Browne，1862—1926）計劃刊行《史集》全書。1908 年，他在《皇家亞洲學會雜志》上發表《關于拉施都丁全刊本的建議》，詳細分析了全書內容，對原書目錄進行調整，仍按其順序重新劃分卷、編、章，提出了一份新的目錄設計（參見本書“史料”篇）。其刊行計劃沒有實現，但所設計分卷方法比較合理，為後來刊行和翻譯《史集》的學者所采用。布朗的代表性著作是四卷本巨著《波斯文學史》，其第三卷《蒙古統治時代的波斯文學史》（1920），對了解這個時期的波斯文史籍極為有用。

東方學者穆勒（A.C.Moule，1873—1957）以研究中國的基督教和《馬可波羅行記》聞名。他出生于杭州，父為教士，劍橋大學畢業後再到中國任傳教士（1889—1908），回國後仍任教職，後為劍橋大學中國語文和曆史教授。從1914 年起，相繼在《皇家亞洲學會雜志》、《通報》等刊物上發表有關元代基督教（聶思脫里教、羅馬天主教）曆史文獻、遺跡以及馬可波羅的研究論文，其中有多篇關于元代杭州（行在）的研究。其名著《1550 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出版于1930 年，考述唐代以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和興衰，四分之三為元代東西方文獻的研究。1938 年，出版了他和伯希和合作完成的《馬可波羅寰宇記》拉丁文彙校本和最完善的英譯本。

著名伊朗學家米諾爾斯基（V.Minorsky）的代表性著作是中世紀波斯文地理名著《世界境域志》的英譯本和豐贍的注釋（1937 年初版，1970 年經博思活斯編訂再版）。原書雖然是十世紀的作品，而米氏注釋涉及的內容卻十分豐富，對研究中亞古代諸部落及曆史地理極為有用。米氏還發表過一些研究蒙元時期史的論文，如《高加索研究：阿蘭都城麥怯思和蒙古的遠征》（《東方與非洲研究學校學報》14，1952），《木克里庫爾德斯坦的蒙古地名》（同上，1957）等。漢學家威萊（A.Waley）出版了《長春真人西游記》英文譯注本（1931），遠勝于布萊茨奈德的舊譯；他還撰有《元朝秘史劄記》（12 個段落或名稱的考釋，《東方與非洲研究學校學報》，1960），《蒙古秘史及其他片段》（同上，1963。《秘史》漢文音寫本部分段落及有關資料的英譯和解釋）等。

在蒙元史研究方面成就最大的是波義耳（J.A.Boyle）。1947 年，他通過了由米諾爾斯基指導的研究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的學位論文，1958 年完成並出版了這部重要波斯文史籍的英文譯注本（2 卷本）。他雖不懂漢文，但能充分利用歐洲東方學家的元史研究成果，作出詳細、豐贍的注釋。《世界征服者史》只寫到蒙哥時代為止，波義耳認為，拉施都丁《史集》的第二卷記述窩闊台至元成宗時代曆史，內容正可補前書之未備，于是接著將《史集》的這一部分先譯成英文，題為《成吉思汗的繼承者》，1971 年出版。不過他沒有利用此時已可得到的最早、最好的伊斯坦布爾抄本，卻用了布洛曬刊本為底本，雖然他也知道這是一大缺憾，並盡量參照維爾霍夫斯基俄譯本補進了一些布氏刊本脫漏段落以圖補救，但仍不免受到批評。此譯本的注釋和前書一樣吸收了大量前人（特別是伯希和的）研究成果，但比較簡單。此外，從五十年代以來，波義耳還發表了三十多篇蒙元史研究論文，其中重要者有《克烈部的夏、冬營地》、《窩闊台合罕的四季行宮》、《海屯行記譯注》等等，1977 年彙編為論文集《蒙古世界帝國》。波氏還是《劍橋伊朗史》第五卷《塞爾柱朗和蒙古伊利汗史》的主編。波氏從1950 年起到1978 年去世，一直在曼徹斯特大學任教。1963 年“英國蒙古學會”成立，他當選為第一任主席。

蒙古學家鮑登（C.R.Bawden）重點研究清蒙古曆史與文獻，著述甚豐。

他的《黃金史》（Altan tob■i，小黃金史）拉丁字複原與英文譯注本（1955）也是蒙元時期史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此外，還寫過《元代馬政劄記》（與劄奇斯欽合作，1965）及有關蒙古狩獵、禮俗等方面的文章。宗教史家道森（Ch.Dawson）編譯的《出使蒙古記》，收了卡爾平尼、盧勃魯克及其他歐洲使者的蒙古行記，以及來元天主教士的信件（1955，編譯），譯文明白通暢，收集最全，便于利用。吉布（Gibb）將伊本·拔圖塔行記全文譯為英文（未出全）。

波義耳的學生杰克遜（P.Jackson）是晚近英國的主要蒙元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