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方面的“惟新”政策，醞釀了兩年之久方始出台。大德十一年九月，武宗曾下詔立尚書省，以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立省政，俾其自舉官屬，並鑄尚書省印。因為遭到禦史台的反對，這項詔令似乎沒有實施。拖了一年多，自大德六年以來一直在急速上漲的物價仍無止息跡象，至元鈔貶值發展到很難收拾的地步。武宗這才決心專任尚書省整頓財用，時在至大二年（1309）八月。最初由中書右丞相乞台普濟兼任尚書右丞相，不久又擢升脫虎脫出任此職，與三寶奴、樂實等人一起受信用之專，主持財政改革。至大二年九月，詔行“至大銀鈔”，以新幣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按官方原定的兌換價格，以至元鈔二貫准花銀入庫價一兩、赤金入庫價一錢；因此新幣的發行，實際上是通過由政府明令宣布至元鈔貶值一倍半的方法，把通貨膨脹的患害轉嫁到私人用戶身上。新鈔行用後，面額一貫的中統鈔只抵至大銀鈔一兩的二十五分之一，名實嚴重不符，因此頒行至大銀鈔同時，廢中統鈔，限一百日內赴庫倒換。至大銀鈔的面額，有以文、十文、百文、兩計者，共十三等①。以文為單位的通貨作為小額輔幣在民間日用品的零售方面使用甚為廣泛，但厘鈔因為流通過于頻繁，最易昏爛，既不便于民，印刷和發行也不經濟。大概就是出于這些原因，三年正月，元廷又決定行用銅錢，發行“至大通寶”，其一文准至大銀鈔一厘，並以曆代銅錢與至大錢相參行用。在幣制改革的敏感時期，以行用信譽穩定的金屬輔幣來平抑小額零售商業領域內物價的過份波動，應當是一項具有積極意義的經濟措施。
自從至元二十年由朱清、張瑄創通漕糧北運的海路以後，七八年之內，從江南海運到北方的漕糧就由不到十萬石劇增至一百五十萬石。大德後期，海運糧更達到一百七八十萬石。至大二年尚書省理財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把海運糧數量再次大幅度提高。二年運出二百四十六萬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石；三年運出二百九十二萬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石。海漕的運輸成本比陸運節省十之七八，比之河漕也節省十之五六①。海漕糧主要來源于南方官田歲入（部分出自分賜給諸王貴戚的賞田，由政府以鈔“酬值”）。對京畿地區糧食供應的明顯增加，使政府能夠通過控制糧價保持市面的基本穩定，從而緩解幣制改革對社會發生的沖擊。
尚書省其他的理財政策，包括增加鹽引價格（每引增至大銀鈔四兩，按至元鈔計，每引比元貞年間增加七貫）；開酒禁，立酒課提舉司；增加江南⑥ 張養浩：《上時政書》，《歸田類稿》卷二。
① 《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厘定為十三等”。據此，其面額等次應為一兩、二兩；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二厘、三厘、五厘。① “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道視陸運之費，省十七八”。見丘浚《大學衍義補》卷三四，《漕挽之宜》下。
富戶高收入稅；凡收入五萬石糧食以上者，每石輸二升于官；追征各地逋欠錢糧；拘收外任官職田，改頒祿米，以“拘田之米”補京畿米粟不足②。這些做法，與至元時期尚書省的舉措頗為相似，卻不如那時偏激。
尚書省臣執政的重點，是通過各種途徑開辟財源，以增加國入。這一點與儒家傳統中占統治地位的只注重節流的觀點正好相悖。儒臣們主張興利不如除弊；“利源不可啟，以其一啟而不可複塞也”①。因此他們從尚書省初建，就一直通過各種方式批評和阻撓這些理財措施的實行。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于大都，年三十一歲。愛育黎拔力八達以武宗冊立的儲君身份入主朝政，罷尚書省。至大“惟新”政治全面推行不到一年半便遭到廢止。
成宗、武宗兩代，元朝統治大體上是在忽必烈時期奠定的漢法、蒙古法和回回法三種成份微妙平衡的基本格局下實現的。當時和後世的儒臣文人忌惡武宗信任的斂財之臣，斷言忽必烈的祖制在至大年間“稍有變更”。實際上，武宗的尚書省幾乎是照搬了至元年間尚書省的各種措施，執行時還溫和得多，所以武宗的“惟新”，其實還是力圖在不改動前代制度體系的基礎上，去緩和逐漸加劇的社會和經濟危機。武宗以後，元代諸帝中除了泰定帝以外，差不多都留下了翰墨手跡②。證明他們的漢文化素養與漠北四汗和世祖、成宗、武宗相比都要高得多。因此，正是從愛育黎拔力八達開始，元代政治中進一步漢化的趨勢明顯增強，它最初似乎表現出可能沖破前代體系格局中漢、蒙、回回法的原有平衡，從而使制度一新的跡象；但隨著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反複較量，最後演變為一系列粉飾文治的行動。中元曆史的下一個階段，就是遵循著這樣的線索發展的。
② 至大時對外任官改頒祿米的標准，遠低于各品秩的官員原來獲得的職田租額，並且阻斷了他們對職田租戶的額外勒索。這一措施因損害了大部分官僚的切身利益而遭到強烈反對。見沈仁國：《元代的俸祿制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 輯合刊本，1989—1990 年。
① 許有壬：《謹正堂記》，《至正集》卷三六。
② 據《經世大典·敘錄·禦書》，真金嘗有臨帖字跡“藏之東觀，以示子孫。迨夫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時有宸翰，寵賜群臣。傳至欽天德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按指文宗），則辭章之粹、書法之聖，度越前代帝王矣”。順帝書法亦精，詳下文。參見《元文類》卷四一。
第八章從變通祖述到粉飾文治第一節皇慶延祐間漢法的再推行及其波折“崇文右儒”
由于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奮清宮”、“文參定策”的功跡，元武宗在即位的翌月朔旦，即立之為皇太子，面授金寶，又遣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節授予玉冊，並約定“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①。以後，武宗漸萌改儲之心。至大三年，武宗身體不適，委托三寶奴召集親信議更改儲副事宜。三寶奴以叔侄相授難以憑信為理由，主張重立海山長子和世■為儲君。這時，早已受答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母子拉攏的康里脫脫慨然以“三宮協和”為己任，竭力反對違背前約，遂罷議。次年正月，武宗死。愛育黎拔力八達終于熬過四年潛龍蟄居的艱難時日，順利繼位，是為仁宗。
仁宗長年生活在漢地。從十歲左右起，就與海山一起在著名的師儒李孟輔導下學習儒學。海山鎮北以後，李孟更成為仁宗早年朝夕不離的導師。大德年間起跟隨仁宗的其他侍臣，除漢人儒士如陳顥、王結等人外，還有很多是色目、蒙古人。但他們大多數也都對漢文化和儒學有較多的了解和同情。仁宗被冊立為皇太子以後，新入東宮的侍巨大多數是漢人，當時已以文名為天下知的姚燧，亦以七十歲高齡起為太子賓客。在這種崇文右儒的風氣激蕩下，仁宗的漢文化素養應明顯地高于在他之前的元代諸帝。書法至少從兩宋以來就被視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養之一，仁宗有“禦書除官制”傳世，似是最早掌握了書法技藝的元朝皇帝。①作為這樣一個文化背景與武宗完全不同的君主，主持朝政伊始，仁宗即將武宗的施政方針完全否定。武宗死後兩天，他就下令罷尚書省，“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元史·文宗紀一》）。又過了四天，以“變亂舊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等尚書省主要官員五人。尚書省的理財措施大多被漢儒看作是“回回法”。因此漢人對誅殺西域人三寶奴最感痛快。當時人作詩志喜，有“受盡君恩弄盡權，富傾禦府貴熏天”，“富① 閻複：《皇太子冊文》，《元文類》卷十；《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脫脫傳》。① 袁桷：《仁廟禦書除官序》，《清容居士集》卷十七。按當時人的看法，“帝王德業雖不系乎書，然寸心之微，眾欲攻之。不惑聲色，則荒游畋。萬機之暇，誠絕眾欲。深宮靜己，寓意于書。心正筆正，出治之源于是乎清矣”。足見書法在某種程度上被看作萬乘之君正心誠意所必需的一種基本修養。見許有壬；《恭題伯顏奎章閣記賜本》，《至正集》卷七一。據傳，南宋第二帝孝宗，以書法優秀才被高宗選為帝位繼承人。是知將書法看成培養帝德的基本訓練在當時是何等流行的觀點。貴轉頭成鬼撲，奸諛到死帶奴顏”等句，其矛頭都針對著三寶奴②。三月，仁宗正式即位。即位詔中宣布：“除樞密院、禦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舊制，其余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啟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至元三十年已後諸衙門改升韌設，並多余員數，非世祖皇帝之制者，從省台分揀，減並降罷”①。翌月，又下詔廢至大銀鈔和至大銅錢，恢複中統鈔的發行和使用。至此，武宗以“惟新”為核心的全部措置，幾乎在兩三個月內被掃蕩乾淨。仁宗初執國政，確實取得了“風動天下”的表面效果②。
自從忽必烈之後，元朝諸帝的政治率以遵行世祖成憲為標榜。被仁宗斥為“輒意變更”祖制的至大年間鈔幣改革，在實行當初也曾被說成是“乃循舊典”的行動。仁宗對武宗朝政的批評，集中在變易至元、大德之政這一點上。實際上，盡管武宗時期選法混亂、機構膨脹，干擾了官僚政治的有效運轉和正常機能，但在其他方面，它並沒有觸動忽必烈遺規的基本格局。真正在一些更帶有根本性的方面企圖改變忽必烈漢、蒙、回回法相參用的統治體制的，倒是仁宗自己。不過這些作法深合儒臣和一部分漢化較深的蒙古、色目官僚們的心意，所以不但不受譴責，且多被美化成為“興滯補闕”的創設。前期漢法的再推行仁宗前期漢法的再推行，主要圍繞兩個側重點開展。一是力圖抑制諸王貴戚們基于草原分封制而獲得的權益，進一步加強皇權；二是想用儒術澄清吏治，強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運作程序。至大四年冬，詔罷諸王斷事官，蒙古人犯盜詐者令所隸千戶鞠問。皇慶二年（1313）四月，廢除諸王份地達魯花赤由封主自辟的舊制，以流官任之；諸王位下所辟降為副達魯花赤。有鑒于武宗以鎮北親王的軍權奪取帝位，仁宗遂命駙馬丑漢出總北軍，加封為安遠王；對居庸關的軍事守備亦顯著加強。這些措施，應當含有暗中防范業已鎮北多年的晉王勢力坐大的用心。至于澄清吏治的關鍵環節，則是嚴禁近侍干政，整頓選法，登用儒士。至大四年七月詔諭省臣：“朕前戒近臣毋輒以文記傳旨中書。自今敢有犯者，不須奏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元史·文宗紀一》）延祐元年（1314）六月，敕內侍自今只授中官，不畀文階。十月，又敕由吏入仕者，晉官止于從七品。也就在這一年，元朝舉行了實行科舉制度後的第一次鄉試。與他之前諸帝相比，仁宗用儒抑吏的傾向可以說是至為鮮明。
自從十三世紀三十年代元朝滅金，迄于仁宗複科，科舉取士制度在中原② 劉壎：《三寶奴伏誅》，《水云村泯稿》卷五；尹廷高：《三寶奴丞相故宅》，《玉井樵唱》卷中。① 劉敏中：《皇慶改元歲奏議》，《中庵集》卷十五。按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詔載《元文類》卷九，其文稍異于《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所載。惟二者均未錄詔書所附條畫。因此上引條款僅見于劉敏中奏議。② 《元史》卷一七六《劉正傳》。
漢地停廢幾達一個世紀（河北、山東從十三世紀初即因被蒙古攻占而未行科舉）；江淮以南，自宋亡以後廢科亦已三十余年。元朝用人制度，高級軍政官員率多出自勳貴子弟，即所謂“方今出宰大蕃、入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①；中下級官員，很大一部分都由吏員晉升，“中土之才躋是者十八九”②。從忽必烈時代開始，雖然曆朝幾次議行科舉，但它總是被視為不急之務。中原傳統的封建官僚體制向來靠儒學培植根基。“世胄”中除了少數幾家漢人世侯的後人外，大多數是蒙古、色目人；而選拔吏員的實際標准，經常是“吏廉無才，不若亡廉而才”①。所以隨著政紀日漸廢弛，拔擢儒士以補“季勞用人”的積弊，在漢人儒生乃至部分漢化的蒙古、色目官員中間，成為越來越普遍的話題。仁宗個人的文化背景使他受到這種觀點的強烈影響。所以他一登基就宣布：“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元史·仁宗紀一》）至大四年七月，詔“勿限資級”，拔擢儒生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及儒學提舉等文職，“雖白身亦用之”。皇慶二年十一月，以行科舉詔頒布天下。每三年開試一次，分鄉試、會試、殿試三道。按右、左兩榜分別取錄“國族暨諸部”和漢、南人士子。考試科目分經義疑、古賦詔誥章表、時務策論三門。“經疑經義以觀其學之底蘊；古賦詔誥章表以著其文章之華藻；複策以經史時務以考其用世之才”②。元朝科舉取士的規模相當有限，對于改變當時的官僚構成並沒有多大的作用。但是，科舉制度在廢止數十年之後被仁宗恢複，對整個社會都發生震動性的效果。尤其是處于壓抑狀態中的士人，更把它看作“文運將興”的標志。因此，在他們的感覺中，延祐複科“如陽春布獲陰崖冰谷，荄粒無不翹達”③。科舉考試一以程朱理學對儒學經典闡釋為判卷標准，也推動了理學在全國范圍內的傳播普及。
在整頓吏治方面的另一項努力，是編纂有關國家政制法程的各部類單行法，總成一書。元朝行政立法，長期根據因時立制、臨事制宜的原則，用條格、斷例等形式個別頒布。各級政府機構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難決，則搜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比擬施行”①。隨日積月累，針對各種具體問題頒發的格例越來越多，于是出現新舊相悖、冗雜重出的現象，致使行政紊亂，極大地增加了官吏任情玩法、用譎行私的便利。仁宗時始對現行格例加以類集折衷、整理增刪，以期統一法制。延祐三年夏，書成，分“制詔”、① 劉岳申：《送吳澄赴國子祭酒序》，《申齋集》卷一。
② 陶安：《送馬師魯引》，《陶學士集》卷十五。
① 楊維楨：《送范致道序》，《東維子文集》卷五。
② 鄭玉：《送唐仲實赴鄉試序》，《師山集》卷三。
③ 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二。
① 孛術魯翀：《大元通制序》，《元文類》卷三六。同卷有馬祖常《風憲宏綱序》。此書所載系禦史台“訓辭”。或以為是即成書于延祐三年的《大元通制》前身， 此誤。
“條格”、“斷例”、“別類”四部分。是書編成後，又命朝臣審定，雖然終仁宗之世未及頒行，但它卻為英宗朝頒布天下的《大元通制》奠定了充分的基礎。
後期的政治弊端皇慶、延祐之初漢法的再推行，從一開始就處在答己太後集團的掣肘之下。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鐵木迭兒，武宗初任宣徽使時就與答己關系非同尋常。至大元年，鐵木迭兒被外調江西、云南。後來他擅自“離職赴闕”，偷偷回到了答己身邊，最後以皇太後旨“得貸罪還職”。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從興聖宮降懿旨，搶先召鐵木迭兒回京，並用為中書右丞相。這年春天，答己以“內降旨除官千余人”，“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廢之流”（《元史·仁宗紀一》）。太後這種縱情私欲、濁亂朝政的行為，用儒家學說關于端坐宮闈、“母儀天下”的規范來衡量，相差實在太多。她與仁宗所信任的儒臣之間的潛在對立，毫無疑問是存在的。
仁宗對答己母後的態度頗有微妙之處。他對答己肆行威福，心中肯定懷有不滿。延祐元年敕內侍只授中官，很大程度上當針對內降旨除授而發。皇慶二年初，太後起用的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以病去職”。是年十二月，以歸葬父母規避鐵木迭兒的李孟還朝，仁宗立即以中書平章政事之職複授之。事隔不到半年，鐵木迭兒複為首相，李孟即行乞退。延祐元年末李孟雖仍拜為中書平章，但似乎只是為了以中書執政地位主持策試進士的科舉考試，自此以衰病不任事。仁宗出于無奈，又起用禦史中丞蕭拜住為中書右丞，尋升平章政事，期以牽制鐵木迭兒①。中書省內這種變動不居的人事更替，曲折地反映出帝、後之間對官僚中樞的暗中爭奪。
漢族文人多把仁宗對答己的曲意退讓奉承為“孝養順承，惟恐不至”，稱贊他“視虞舜而不愧”②。但是，除了仁宗個性的孝順以外，促成帝後之間妥協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實際是他一意改變叔侄相繼的先約，要把皇位傳給自己兒子的私心。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迭經猶疑之後，終于下決心采取行動，遂封武宗長子和世■為周王；次年三月，又置周王常侍府，命隨周王道經陝西、四川之云南就藩。和世■到陛前入辭，賴伯鐵木兒向仁宗力諫，方得“留燕餞而後行。道途委積，百爾所須皆為之豫備”③。和世■行至陝西，遂利用關中駐軍發動兵變，分軍攻潼關、河中府。已而以內部不和退兵；① 《元史》卷二○五《鐵木迭兒傳》；卷一七五《李孟傳》。皇慶二年正月鐵木迭兒從中書去職，據黃溍《伯帖木兒家傳》，是傳主向太後叩頭力陳的結果。見《黃金華集》卷四三。② 蘇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許有壬：《慶云賦》，《至正集》卷一。③ 黃溍：《伯帖木兒家傳》，《黃金華集》卷四三○。
和世■“盤桓屯難，草行露宿”，狼狽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後王①。在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兒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並于次年閏正月詔告天下。漢文記載，都將仁宗脅迫和世■離京就藩、改立己子為皇太子的行為歸咎于答己集團，或云“興聖諸臣定謀禁中”，或云“丞相鐵木迭而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按即仁宗子碩德八剌）為皇太子”。無論如何，仁宗改儲的意圖亟須母後的贊同，而且事實上也獲得了答己太後這一方的支持。他為此不可能不付出某些代價。差不多與此同時，在河南、江南等地實施的“經理法”，由于蔡五九起事而宣告失敗。這一挫折也促使他在政治上趨于消極，轉而向後黨妥協。
延祐經理本來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經濟措施之一，是要通過核實田土占有狀況來甄別隱占，考較田糧。延祐元年冬，遣張驢等人分道經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糧，“詔江南東、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實土田”②。由于當時各地吏治腐敗，“郡縣並緣以厲民”，因此“經理考核多失其實”③。奉行過當的結果，“自實土田”演變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毀民廬，“夷墓揚骨”以虛張頃畝。延祐經理的慘烈，于“贛為甚，甯都又甚”④。二年四月，蔡五九在甯都州起兵反元，進圍州城，燒四關，轉攻福建；至九月，方在江浙、江西兩省元軍合剿下失敗。由于怨言騰沸，仁宗被迫下詔，凡在三省經理中查出的漏隱田土，免征租稅三年。五年，又下詔罷河南新括民田，依舊例輸稅。江西部分地區，後來亦因民眾反抗而免征新稅。盡管這次經理所確定的土田畝積，在很多地方還是被登入籍冊，作為後來的征稅依據，但延祐經理在當時人們印象中，仍是仁宗在位期間的一項重大劣政。由于上述種種原因的綜合影響，元仁宗即位之初那種一新政治的銳氣，到延祐二、三年間逐漸悄然退失。他本是一個好酒之徒①，又頗為迷信②。這時他的個性更在內心矛盾的浸逼下變得乖戾多疑。哈剌乞台氏人回會“嘗朝仁宗皇帝別殿。見近臣疾超[趨？]出，公徐入，玉色殊不怡。左右無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辟戶。久之，複手命闔戶。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翌日，平章蕭拜住入朝。上若曰：‘朕端居深念，憂形于色，左右望走。然回會色不變。彼望走者皆內愧于心者也。回會自信① 許有壬：《晉甯忠襄王碑序》，《至正集》卷三四。
② 李存：《送李總管序》，《俟庵集》卷十六。
③ 危素：《余姚州經界圖記》，《危太樸文續集》卷一；黃溍：《倪淵墓志銘》，《黃金華集》卷三二。④ 劉岳申：《孫正臣墓志銘》，《申齋集》卷九。
① 仁宗在東宮為皇太子時，蕭■曾上《酒誥》。“蓋當時近習多侍上燕飲，故公首以是訓陳之”。見蘇天爵：《蕭■墓志銘》，《滋溪文稿》卷八。
② “延祐間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蓋因仁皇之乙酉景命也”。按仁宗生于酉年，屬雞，故有是禁。見楊瑀：《山居新話》。
無愧，朕亦信之。’”③仁宗對近臣的猜忌或不實，但他所謂“端居深念，憂形于色”，確實是發自內心的自言。在這種心態下，原先頒定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收回的。延祐四年六月，敕諸王、駙馬、功臣分地，仍舊制自辟達魯花赤。諸王的濫封濫賞又逐漸開始。延祐五年，禮部奉旨鑄三公等印竟達二十六顆。早在延祐三年編定的制詔格例彙集，延宕多年不克頒行，也反映了仁宗後期政府工作效能的疲軟。
在帝後矛盾緩和的同時，省台沖突又顯得激烈起來。延祐四年六月，內外監察禦史四十余人，以禦史中丞楊朵兒只為首，參劾中書省右丞相鐵木迭兒受上都民張弼賄賂六萬貫，強使上都留守賀勝釋其毆人至死罪行，並盜視國史、占奪晉王田產、受伊利汗合兒班答使人鈔十四萬貫等事。仁宗聞奏，震怒于宮廷，“擊碎太師印，散諸左右”①。鐵木迭兒懼，走匿太後近侍家中，有司無法捕拿。仁宗為此不樂者數日。此案最後以鐵木迭兒罷相了結。但是，鐵木迭兒居家未逾年，又起為太子太師。可見最高統治層內部一旦互相妥協，以台臣為代表的朝廷輿情即使再有聲勢，亦不能真正匡救時弊。仁宗晚年倦于政事，關心碩德八剌的順利繼統甚乎其他一切。早在仁宗即位之初，已為碩德八剌置四宿衛。延祐六年六月，以至大年間隸于仁宗的東宮衛軍左衛率府（後改中翊府，又改禦臨親軍、羽林親軍）萬人隸皇太子碩德八剌。甫逾月，又以由者連怯耶兒（譯言黃羊川）萬戶府等軍人組編的右衛率府（延祐五年建）隸東宮。八月、十月複以授皇太子玉冊、郊祀詔天下。應是在此前後，仁宗甚至向近臣放出空氣說：“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不亦善乎！”②這些異乎尋常的舉動，表明仁宗迫切地希望碩德八剌能平穩地繼承帝位，甚至想在自己生前就看到這一天。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年三十六歲。碩德八剌在皇祖母答己的扶持下繼承皇位。少年氣盛的英宗，在太皇太後和她的幸臣鐵木迭兒死後，力圖一伸平生抱負，厲行新政，終因果于刑戮，使朝內外保守勢力普遍產生怨懼心理，遂招致權臣弑宮的曆史悲劇。
第二節至治新政和南坡之變至治新政元英宗自出生以後，便一直在他父親仁宗的身邊長大。他所接受的儒③ 劉岳申：《回會墓志銘》，《申齋集》卷八。此時蕭拜住已為平章政事，故當為延祐三年六月以後的事情。
① 危素：《月魯帖木而行狀》，《危太樸文續集》卷七。
② 危素：《月魯帖木而行狀》，《危太樸文續集》卷七。
家的說教相比較而言算是很充分的，所以頗思大有為于天下。但他又是元代唯一的一個在臨朝執政前未經過任何困厄磨礪的皇帝。他要實現自己的志向，主觀條件並不很有利，客觀上的阻力和障礙也相當大。仁宗一死，答己太後便以太皇太後之尊制出中宮，把被罷了相的鐵木迭兒重新調入中書省，出任右丞相。鐵木迭兒複相後，“睚眦必報”，對從前彈劾過他的人肆行威福，予以打擊①。英宗本人缺乏象忽必烈和仁宗那樣的既有聲望又足可信賴的潛邸侍臣班子，這時候差不多處于孤立無援、“孑然宮中”的境地②。所能托付者，一個是與他同樣迂闊而不諳世故的年輕宰相拜住，另一個則是暗藏禍心的妻舅鐵失③。至治新政在這樣的形勢下開場，即使沒有鐵失弑宮的突發事件，其結局也是可以想象的。
自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去世直到至治二年（1322）秋，從元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兩個不同政治派別的施政傾向及其互相沖突。仁宗死後第三天，英宗尚在“素服寢于地，日歠一粥”的居喪期間，答己便故伎重演，搶先命鐵木迭兒為右丞相。翌月，鐵木迭兒即與內朝相為表里，奪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國公印，命四川拘捕行省平章趙世延到京，並以違太後旨之罪殺前禦史中丞楊朵兒只、中書省平章蕭拜住。與此同時，與答己集團關系密切的黑驢、木八刺、趙世榮等人則相繼從外省調入中書任職。這樣，仁宗時期曾與答己和鐵木迭兒相對抗的漢法派中堅分子，在英宗即位之前就遭到了答己的清洗，幸免于禍的漢人儒士，也在淫威懾逼之下箝口搖手，不敢再多出議論。答己還想進一步擴大清洗的范圍，通過徽政院使向英宗“請更朝官”。英宗顯然不滿太皇太後的作為，回答說：“此豈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位，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元史·英宗紀一》）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即帝位于大都。此後，在有關朝廷中樞機構的人事安排問題上，帝、後雙方長期爭持不下。鐵木迭兒以趙世延嘗劾其奸，誣以不敬下獄，請殺之，並究省台諸臣。英宗不允，私下對近臣說：“頃鐵木迭兒必欲置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元史·英宗紀一》）鐵木迭兒又以和市織幣薄惡，請免右丞高昉，英宗還是不允。時而仍有後黨得逞的跡象。最早揭發張弼案的上都留守賀勝，即于英宗繼位以後兩個月，被後黨乘隙奏准，以“便服迎詔”罪棄市。英宗的態度，有時也很強硬。賀勝坐棄市的同月，有告嶺北平章阿散（原中書左丞相）、新任中書平章黑驢、徽政使失列門等謀廢立，英宗不待鞠狀，命悉誅之。他估計此案很可能與答己有關，所以急忙將案犯誅殺了事，一則除去太皇太後的幾名心① 蘇天爵：《馬祖常墓志銘》，《滋溪文稿》卷九。
② 許有壬：《糾鎖南疏》，《至正集》卷七六。
③ 許有壬在泰定朝所上《惡黨論罪》中稱鐵失“妹為君配，已正位次，先帝待之， 情過骨肉”。見《至正集》卷七六；屠寄：《蒙兀兒史記》卷十九《速可八剌傳》， 卷一五三《氏族表》。腹，二則也阻止了案犯旁牽蔓引，致使帝、後矛盾進一步表面化。
盡管有後黨的在在牽制，英宗登基之後，還是急切地希望有所動作，求收速效以逞快一時。他下詔由吏入官，秩止從七品，恢複了仁宗時曾經公布但又很快收回的規定；命京師勢家與民均役；課回回散居郡縣者，戶歲輸包銀二兩；罷僧、工、伶濫爵及建寺，豢獸之費，禁僧人馳驛；禁獻珠寶；此外還有一大批官僚機構被壓低品秩，有的干脆被撤罷；為了增加收入，又增兩淮、荊湖、江南東西道田賦，斗加二升。但是這些措置的實際效果究竟如何，不是沒有問題的。據《元史》本紀，延祐七年六月“罷徽政院”。半個多月之後，又有罷章慶司、延福司、群牧監的記錄。章慶等司都是徽政院所屬司署。如果撤銷徽政院的前令能夠順利實施，就不會再下詔罷章慶等司。這第二次詔令是否落實也有疑問。據《元史·百官志五》，章慶司、群牧監與徽政院的其他許多所屬機構一樣，是在答己死去的次年（至治三年）才撤銷的。看來英宗的詔旨，有一些在京城之內都不克實行。關于罷建寺之費等規定，更被他本人熱衷營造的行為所破壞。延祐七年十一月，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別視孔子廟有加”。這應是在全國范圍修建帝師寺的開始①。這一時期的其他營建項目也不少，甚至已到“民勞役巨”的地步②。至治二年（1323）八九月，權臣鐵木迭兒和太皇太後答己相繼死去。英宗感受到的政治壓力頓時減輕，他推進新政的決心也大為加強。十月，英宗擢升木華黎後人拜住為中書右丞相，虛左丞相之位而不拜，以示對拜住信任之專；次年五月又以鐵失獨署禦史大夫事，與專任拜住用意相同。這時兩人還已分別兼領左、右欽察衛和宗仁衛事，以及左、右阿速衛和中翊衛事。軍政權力的高度集中也隱約反映出，英宗身邊堪受信用的人似乎不是很多。自十月以後，英宗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1.大量起用漢族官僚和士人，張珪、王結、王約、吳險等人都被召超擢。“士大夫遭迸棄者，咸以所長收敘；文學之士，則待以不次之除”。為召起虞集，朝廷遣使赴蜀未遇；求之江西，又不見；時虞集方省墓吳中，使至，乃受命趨朝①。可見當時朝廷起用儒臣心情之迫切。2.推行“津助賦役法”，即在各地確定一部分田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與”。在蘇湖地區，“凡民田百畝，令以三畝入官，為受役者之助”。此處所謂“入官”，僅指在各義上被征用為官田，實際上助役田多被分配到承當差役的各人戶，歸他們經營（自種或招佃），以① 據吳澄：《撫州路帝師殿碑》，“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師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頒特旨。聖心眷注，俾加隆于文廟，不與其余不急造作同”。則此命初頒，似在仁宗時。見《吳文正公集》卷二六。但元代大量記載表明，各地奉朝命建帝師殿、寺，乃在英宗時。參見柳貫：《溫州新建帝師殿碑》，《柳待制集》卷九，劉鶚：《重修帝師殿記》，《惟實集》卷二。
② 吳師道：《至治四禦史詩，成憲甫廉使征賦》，《吳正傳集》卷十。
① 黃溍：《拜住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四；《元史》卷一八一《虞集傳》。其收入作為當役補貼②。3.至治三年正月，詔令朝臣聽讀審議仁宗時編纂的累朝格例，並將延祐二年以來新頒格例類集增補入內。二月，遂定名《大元通制》，頒行天下，所收斷例、條格、詔赦、制令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是書條格和斷例部分的篇目和編排，分別依照金《泰和律令》和《泰和律義》。《大元通制》中的許多條款，在形式上雖然屬于臨事制宜的個別指令或紀錄公文，但它們作為單行法，對處理類似事務具有普遍的法律效能。因此，《大元通志》是具有法典性質和權威的官方政書，對于統一元朝的政制法程起了積極的作用，也體現了元廷通過頒布法典來加強它作為一個中原王朝的正統形象的用心。4.清算太後集團遺毒，澄清吏治。至治二年十一月，答己死後甫兩月，英宗再次發出“罷世祖以後冗置官”的詔令。翌日，即罷去徽政院。按徽政院原是侍奉皇太後的機構，答己死後撤罷徽政院本來理屬當然，但在當時情況下，減罷“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余署”（元史·張珪傳》），這一行動難免帶有雷厲風行、傾其巢穴的政治色彩。與此同時，拜住把原先受鐵木迭兒壓制而未加追究的“誑取官幣”案重新提出來，遂誅殺當時尚在世的鐵木迭兒之子八里吉思以及劉夔、囊加台，仆鐵木迭兒父祖碑，追奪其官爵及封贈制書，他的另一個兒子鎖南也被黜職。
所謂誑取官幣案的緣起是，浙民吳機（一作吳機孫）以賄交權貴，謂宋高宗吳皇後為其族祖姑，有舊賜湯沐田在浙西，願以獻朝。司徒劉夔上其事，又與鐵木迭兒、鐵失等相串通，奏賜官幣十二萬五千錠償其直，卻暗中瓜分了這筆巨款。朝廷命官“馳驛至浙西疆其田，則皆編戶恒產，連數十萬戶。戶有田皆當奪入官，浙西大駭”①。這件事經本道廉訪司聞台，被鐵木迭兒、鐵失等阻撓，不上聞。一兩年之後，台臣複鞠之，遂以田歸原主，劉夔、八里吉思等坐死，余者論罪有差，惟鐵失以親聯天家而獲特赦①。但他從此疑懼日甚，終于在半年後手弑英宗于南坡行帳。
南坡事變英宗對鐵失的寵信，似乎並未因他涉及誑取官幣案而馬上改變。以鐵失獨署禦史大夫事，就發表在事後兩個多月的至治三年五月。但是到六月，形勢突然發生了變化。由于拜住等人將鐵木迭兒的“過惡”反複陳奏，英宗對這個死去已近一年的權臣的憎惡，竟急劇加深而不能自抑。他的怒火開始發② 《元史》卷二八《英宗紀》二；卷一八五《干文傳傳》。鄭元祐論元末助役田說： “二十年間，田貿易主屢遷，而役悉仍舊，殊為民病”。助役田被當役戶作為私產變賣，表明“津助賦役法”確曾在各地推行。見《元童遺愛碑》，《僑吳集》卷十一。惟碑文說征發助役因比例為“畝什抽一”，似不可信。① 劉基：《宋文瓚政績記》，《誠意伯文集》卷六。
①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傳》。按八里吉思之名見黃溍《拜住神道碑》，《元史· 拜住傳》作八剌吉思。《元史·英宗本紀》寫作宣政院傳八思吉思，此名中前一個“思”當為“里”之訛。泄到被視為鐵木迭兒“奸黨”的那些朝臣，包括先已宣布赦免不究的鐵失身上。此時恰逢英宗在上都夜寐不甯。“懼誅者”于是唆使番僧建言作佛事禳災，希冀作佛事而獲得大赦。但拜住卻聲色俱厲地責備番僧：“爾等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鐵失等人把拜住的話理解為英宗又要懲治“有罪”的暗示。“聞之益懼，乃生異謀”（《元史·拜住傳》）。八月，英宗在從上都南還途中駐蹕南坡。鐵失以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先殺拜住，又入行幄刺殺英宗。自答己死後重新推行的至治新政，不到一年複遭中止。從表面上看來，南坡之變完全是一次難以事先預料的突發性事件。但它的發生，又與英宗的個人性格以及當時的蒙古—回回貴族與漢法派之間的斗爭形勢，具有某種程度的必然聯系。雖然漢族文人經常喜歡按照儒家觀念將元英宗的形象理想化，英宗的個人性格卻絕非如此單純。或許恰恰是由于長期受太皇太後的壓抑，他似乎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熱衷于表現天子的威嚴。史稱“英宗臨朝，威嚴若神；廷臣懍懍畏懼”①；又稱當時“禁衛周密，非元勳貴戚，不得入見”②。但是在“威嚴若神”的虛名下處處受制于答己，反過來更增加了英宗的心理挫折，結果只好遷怒于臣下。因此，英宗朝“大臣動遭譴責”③，與以前諸朝講求“惟和”，對臣下寬縱有余的政風完全不同。另一種發泄的方法是酗酒，酗酒又往往以乘醉殺人收場。時人記載一個被冤殺的藝人史騾兒云：“至治間蒙上幸。上使酒縱威福，無敢諫者。一日禦紫檀殿飲，命騾弦而歌之。騾以‘殿前歡’曲應制，有‘酒神仙’之句。怒，叱左右殺之。後問騾，不在。悔曰：‘騾以酒諷我也。’”④英宗曾為憲台諫修壽安山佛寺而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竄成珪、李謙亨，引起轟動朝野的“四禦史”之獄。這可能也是在狂怒不可自制的情形下做出來的事情。延祐七年七月，“回回太醫進藥曰打里牙，給鈔十五萬貫”；十二月，“修秘密佛事于延春閣”（《元史·英宗紀一》）。按打里牙為波斯語taryak 的音寫，譯言鴉片；元末宮廷曾流行男女雙修、恣情房中的“秘密佛法”，英宗朝修“秘密佛事”，似乎表明藏傳佛教的這一套教理當時業已傳入元廷。那末，英宗這種狂暴多變的習性，是否與他可能服用鴉片或者縱情聲色的放蕩生活有什麼關系呢？
英宗這種個性，使他難以在自己身邊聚集起真正積極維護新政的政治勢力，同時卻把越來越多的人推向自己的政敵一邊。答己、鐵木迭兒死後，他不但沒有利用時機示以寬恕，爭取緩解與太後集團黨羽的關系，而後再伺機各個擊破，反而自以為對立面已經瓦解，因此繼續對他們任情用法。鐵失敢以臣子弑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看出了蒙古諸王勳貴已經對英宗產生普遍① 蘇天爵：《董守簡墓志銘》，《滋溪文稿》卷十二。
② 黃溍：《拔實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五。
③ 黃溍：《答失蠻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四。
④ 王逢：《史騾兒引》，《梧溪集》卷四。
的怨忿。南坡之變發生時，“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這條材料生動地說明，英宗當時已經何等孤立①。因此，即使他不死于南坡，至治新政又能推行到何種程度，也是容樂觀的。
①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元史·英宗紀》有兩年未提到朝廷對諸王頒發歲賜之事。如果這不是因疏忽而失載，則是英宗對待宗親勳戚刻薄寡恩的又一例證。
第三節晉邸繼統與兩都之戰晉邸繼統自從忽必烈建國以後，元朝雖然一直沒有放棄“王政”（即宗王出鎮制）與“省政”（即行中書省制）並用的制度，但是由于國家行政職能現在主要是通過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來實現的，蒙古諸王對日常行政事務的干預，畢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過當大汗去世，需要選舉和擁戴新汗的時候，他們仍然擁有不可忽視的傳統權力，特別是在先帝沒有按漢制冊立皇太子時，就更是如此。仁宗和英宗父子在位十余年，與接近權力中心的蒙古諸王中大部分人的關系都已相當疏遠。當鐵失與他們秘密串聯的時候，他們似乎都同意在英宗之後擁戴真金長子甘麻剌的次子、鎮守漠北四大斡耳朵的嗣王也孫鐵木兒作為新君。至治四年六七月間，鐵失決計以孤注一擲的刺殺行動來中止英宗對他的追究和誅罰，遂遣急使至土剌河行營，將謀逆計劃密告晉王和他的親信倒剌沙，並相約“事成，推大王為皇帝”。也孫鐵木兒立即囚禁來使，遣人往上都告變；未至，南坡之變發生。不久，諸王按梯不花、前太師月赤察兒（曾佐甘麻剌鎮邊）之子淇陽王也先帖木兒奉皇帝璽綬至漠北。九月，也孫鐵木兒在“其余爭立的哥哥兄弟也無有”的情形下，于克魯倫河畔即大汗位，後人多以泰定帝稱之。帝位異常順利地從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系轉到他的長子甘剌麻系，既是因為晉邸具有“宗盟之長”的地位並且重兵在握，而且也因為傾向于蒙古本位文化的“迤南諸王大臣”，對于仁宗和英宗以犧牲他們的既得利益來推行漢法的政策深為不滿。除此以外，也孫鐵木兒個人曆武、仁、英三朝，“不謀異心，不圖位次，依本分與國家出氣力行來”（《元史·泰定帝一》），所以在蒙古貴族中的口碑應當也比較好。
也孫鐵木兒對南坡之變的直接參與者，采取了相當策略的作法。與即位詔一同公布的大赦宣布，十惡中除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不赦外，其余如謀反、大逆、奴婢殺主等罪概赦不問①。被赦的罪行中包括儒家最為不容的謀反、大逆，和最為蒙古人所見惡的奴婢殺主。這些罪名曆來與殺祖父母、父母等一樣，“自世祖皇帝時分，不揀那個赦里不曾放來”②。泰定帝的詔赦別出心裁，顯然意在寬慰鐵失等人。因為當時乘輿尚在數千里外，“各賊雄據兩都，或握兵權，或操省印，或在憲台，布滿要地，號令百姓”，因此“故以寬恩而釋其疑，使惡逆之徒，有以自安，不至狂肆”①。最初發表的① 許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② 《元典章》卷三《聖政·霈恩宥》引至大四年三月十七日中書省奏議。該年正月初五，元廷因武宗不豫實行大赦，曾宣布連十惡罪一起赦宥。仁宗即位之後，中書省以上引奏文入聞，遂下制收回成命，重新宣布十惡不在赦免之列。
① 許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中樞官員中，即包括謀害英宗的主犯也先鐵木兒（任中書右丞相）、鐵失（知樞密院事）等。十月，在行帳誅也先鐵木兒、鐵失弟鎖南、英宗宿衛士禿滿等，以原左丞相、晉邸舊臣旭邁傑為右丞相，並遣他先行南下主持政務。這時候，鐵失還在大都以執國命的重臣自居，與泰定帝派來的使節一起，以新帝即位告祭太廟。據云，在儀式進行過程中，“陰風北來，殿上燈燭皆滅，良久方息。蓋攝祭官鐵失、也先帖木兒、赤斤帖木兒等，皆弑君之元惡也”②。旭邁傑等到達大都後，又按泰定帝已頒旨誅殺鐵失、赤斤鐵木兒等人，並戮其子孫，籍其家產。十一月中，泰定帝由北邊抵達大都。這時逆臣中的首惡差不多已都誅殺。對其他案犯，大概原來都有從寬之意。比如鐵木迭兒次子鎖南，因“親與謀逆”斷杖決。但是制命甫下，“物議喧騰”，最後也被定為死罪，同時處死的還不止他一人③。不過這次事件牽涉到的人太多，泰定帝抱定的宗旨是“逆黨脅從者眾，何可盡誅”（《元史·張珪傳》）。尤其是對于與謀的諸王，最後都以流遠處置，一個沒有殺。
也孫鐵木兒是在元朝最高統治集團剛經曆了一次大變故之後的困難形勢下君臨天下的。仁、英兩朝漢法的再推行，打破了世祖制定的漢法、蒙古和回回法兼而用之的平衡格局，由此引起各種政治勢力的不滿。泰定年間又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繁的年代。西北連年雨雹、地震，其影響達于荊湖北部地區，東南從浙東到蘇北沿岸不斷發生海溢，華北則時而雨雹山崩，時而旱蝗。也孫鐵木兒先立年號曰泰定，末年改元致和，表明他的政策重心是要用惟和來求穩定。
為了彌平內部瘡痍，在即位之初，他就將英宗朝被流徙遠地及遣還原籍的“諸王官屬”二十四人調回京師，前朝被冤殺和流遠的禦史台官，亦多被昭雪，存者召還錄用，已死者追加贈封。被遠徙的諸王，也都獲赦還部。宗王圖帖睦爾（即日後的文宗）、阿木哥分別從海南和大同召還京師；同時，他又將自己的外侄女八不沙送往西北作和世■（即日後的明宗）之妃。遼王脫脫在英宗末年矯旨擅殺宗親不花即里等百余人；台丞奏請治罪，但最終被泰定帝寬宥，受厚賜後放還遼東。這個時期，出鎮內地的宗王也比前朝增加，如以買奴為宣靜王鎮益都，以寬徹不花為威順王鎮湖廣，以闊闊不花為靖安王鎮陝西等。按時人理解，“王皇子視封建，置行中書省、廉訪司視中國”①，宗王出鎮被視為一種分封建藩的制度形式，在內地擴大這種制度，實際上是以損害中央集權的官僚政治為代價而增加諸王的權益。
在財政方面，泰定帝仍用世祖成法，用回回人理財。盡管漢族儒臣對“時相多西域人”頗為反感②，但是他們畢竟在災變連年的情況下大體維持了經② 陶宗儀：《輟耕錄》卷二《賊臣攝祭》。按也先鐵木兒已在漠北被泰定帝處決， 未與大都告廟事。③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許有壬：《糾鎖南狀》，《至正集》卷七六。① 劉岳申：《云南中慶路儒學新制禮器記》，《申齋集》卷六。
② 蘇天爵：《孛術魯翀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八。
濟的穩定。這時繼續采用南糧北運的辦法來平抑京畿物價，穩定民間市場。泰定三年海運糧總數達三百三十七萬石，實到三百三十五萬石，是為元代抵京海運糧的最高紀錄①。
自延祐三年以往，元政府一直通過壓低鈔幣發行額來抽緊銀根，控制物價上漲。延祐六年、七年，大概是因為政府財政狀況惡化，突然增加鈔幣發行額來彌補收支虧負，結果引起又一次通貨膨脹。這次漲風一直延續到英宗末年。泰定朝繼續實行顯著減少印鈔數的措施，結果物價逐漸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還低于騰貴前的價格水平。為增加政府收入，這時還實行入粟拜官的制度。鹽引的官定價格，仁宗初年漲到一百五十兩鈔一引，泰定二年居然又下跌到鈔一百二十五兩，到四年後的天曆年間才恢複舊價。舊史家評定泰定年間是“天下無事”的“治平”時期，從經濟方面來說是很允當的。
在竭力平息蒙古、色目人怨情的同時，泰定帝實際上也敏銳地意識到，儒臣和一般漢族民眾的感情態度，對于增加或削弱王朝政府的合法性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漢人儒臣對元英宗及其丞相拜住的追思和仰慕，乃是當時一種很普遍的情緒。張養浩這樣描寫他回憶起英宗“禦容”時的心情：“封章曾拜殿廷間，凜凜豐儀肅九關。回首橋山淚成血，逢君不忍問龍顏。”②泰定帝作為一個具有更多的蒙古文化個人背景的君主，要在這樣的氣氛當中取得朝中漢人的擁護，是很不容易的。盡管他不太聽得進漢人儒臣的各種建言，但在表面上對他們仍相當尊重。張珪有病，詔常見免拜跪，並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英宗留下的舊臣王約等人，泰定間仍以“三老”受到尊禮，奉詔商議中書省事。自世祖以來，太廟歲僅一祀；英宗複古制，一歲四祭。時太常院臣請裁擇，泰定帝說：“祭祀盛事也。朕何敢簡其禮，命仍四祭。”不過廟祀儀式十分繁瑣複雜，尤其是夏、秋兩祭，英宗時尚沿用原先為孟冬卜日大祭而設計制作的法服，“被服夾衣，外降拜跪，往往暑氣蒸郁，流汗沾濡”。泰定帝不肯學元英宗親祀，宣稱“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①。科舉取士這時也遭到主政大臣的反對，“惴惴幾墜”，但泰定帝終于還是保留了被漢人看重為“國家文治，正在于此”的這項制度②。由名儒向皇帝進講帝王之道的作法，則在泰定元年發展成正式的經筵制度，“始以省、① 天曆二年運糧352 萬石，惟至者僅334 萬石，不及本年度到京糧數。
② 張養浩：《贈李秘監至治間畫禦容》，《歸田類稿》卷二○。
① 《元史》卷二九、三○《泰定帝紀》一、二。柳貫：《請添造單羅法服狀》，《柳待制集》卷七。按柳貫所記為攝禮儀的狀況。天子新祀，當亦如此。
② 據許有壬：《送馮照磨序》，此事發生在泰定帝即位當年。《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傳》提到宰執有停科舉廟享、只存冬祭之儀，系于泰定二年記事後。但這段文字似乎也可理解為是對泰定二年前有關史事的追述。
台、翰林通儒之臣知經筵事，而設其屬焉”③。以吳澄、鄧文原、虞集、王結等名士擔任進講官，執經以從。
然而，虛崇儒臣的措施，即便是表面文章，也仍然是很有限的。“當國得君”的大臣，多是與漢文化隔膜頗深的蒙古、色目人，“日趨禁中，固寵苟安，兼旬不至中堂”。泰定間省台沖突又一次趨于尖銳。中書參政楊廷玉以贓墨敗，禦史台奉旨收捕之。左丞相倒剌沙誣以“罔上”，欲置台臣于重辟，以泄私憾。張起岩三上奏章抗辯，“事乃得釋，猶皆坐罷免還鄉里”。中書省甚至以“星悖地震”奏准大赦，宣布要重新擢用“自英廟至今為憲台奪官者”④。這個時期的省台沖突，依然曲折地反映著蒙古回回勢力與漢法派之間的斗爭。與他們在仁宗和英宗時期高漲的情緒相比，漢人儒臣在泰定一朝始終懷有難以言狀的受挫感，大多數人的政治態度都相當消極。
兩都之戰真正對泰定帝具有吸引力的一項中原王朝制度，是冊立皇太子制。泰定元年三月，泰定帝在冊封皇後八不罕氏同時，立年幼的長子阿剌吉八為皇太子，並命朝臣攝祭太廟以告。致和元年（泰定五年二月詔下，改當年為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半個月後，阿剌吉八便以儲君名義，與皇太後聯名降旨諭安百姓。他的正式登基，似乎只剩下一個時間問題。但到八月初，燕鐵木兒搶先在大都發動政變，兩都之間爭奪帝位的斗爭很快演變為遍及北部中國的內戰。
燕鐵木兒是元武宗漠北舊部中最受寵信的武將床兀兒之子。武宗奪得帝位之後，床兀兒繼續在嶺北帶兵，燕鐵木兒則以宿衛身份隨駕南下。仁宗朝，燕鐵木兒襲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到泰定朝更兼僉樞密院事。這時候，仁、英宗兩朝大受削弱的武宗舊人的子女中，漸生用世之志者絕不僅燕鐵木兒一人。虞集提到哈剌拔都兒說，其先人在武宗朝當政之日，哈剌拔都兒“兄弟尚幼。及其長也，慨先世之遭逢，傷事變之不易，思憤忠鯁以報國家，未嘗一日忘也”①。他們所謂“報國家”，實際上就是抱著“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的觀念②，要把帝位奪還海山系。致和元年，泰定帝以染疾罷獵，不久即赴上都度夏。這時，留守大都的燕鐵木兒不僅直接掌握著左衛親軍以及由其同族統率的欽察衛侍衛親軍，而且身居“總環衛事”的要職，有權調度拱衛京畿的其他宿衛部隊。他與隨駕北巡的同黨相約，一旦泰定帝去世，就在上都和大都同時行動，用政變方式迎立武宗後人即位。泰定帝死後，上都③ 許有壬：《赦賜經筵題名碑》，《至正集》卷四四。
④ 《元史》卷一八二《張起岩傳》、《宋本傳》。
① 虞集：《跋哈剌拔都兒充奎章閣捧案官制》，《道園學古錄》卷十。
② 語見《元史》卷三一《明宗紀》。
局面迅速被擁立皇太子的倒剌沙控制，燕鐵木兒同黨在上都發難的計劃沒有實現①。但在大都，政變行動按原計劃順利實施。
八月四日黎明，燕鐵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忽必烈子奧魯赤後人）集大都百官于興聖宮，兵皆露刃。燕鐵木兒號于眾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乃手縛平章烏伯都剌等數人，眾皆潰散。于是燕鐵木兒與阿剌忒納失里入守內庭，宣言遣使迎武宗太子入京，封府庫，拘百司印，分處腹心，調宿衛軍嚴守皇宮和京畿諸要害；燕鐵木兒自居禁中，夜則更遷無定所。未幾，又命人分別詐稱圖帖睦爾及和世■的赴都使臣，揚言兩太子已先後啟程，“旦夕即至”。大都形勢基本被他左右，“中外乃安”②。
泰定帝病死時，武宗長子和世■仍羈留在察合台後王封地。雖然燕鐵木兒“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但他是否真心希望和世■入居帝位，實際上很難說。他曾緊急任命過一批宿衛軍官以待調遣。“既受命，未知所謝，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眾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③。可見從一開始，燕鐵木兒便屬意于武宗次子、這時剛移藩江陵的懷王圖帖睦爾。政變當日奉命南迎圖帖睦兒的明理董阿等人，雖然遲至八月中旬方至江陵，但先行的報訊急使八月六日已馳驛到達圖帖睦爾處。十四日，亦即明理董阿等人抵江陵次日，圖帖睦兒立刻從藩府北上，經河南汴梁，由伯顏扈從，于二十七日趕到大都。差不多與圖帖睦兒抵京同時，上都方面兵分四路，實施對大都的軍事行動。梁王王禪、諸王失剌、諸王也速帖木兒分別領軍直逼居庸關、古北口和遼東遷民鎮（今山海關）；湘甯王八剌失里等則繞道山西，再向東回攻紫荊口，同時可能還帶有與擁護上都的陝西軍隊互相接應的意圖；遼王脫脫、左丞相倒剌沙等人仍留守上都。這種對拱衛大都的長城諸關隘實施同時突破、然後從四面包圍大都的戰略，確實嚴重地威脅著防守兵力十分有限的大都集團。但是，把兵力分散在長城一線東西千余里的上都軍隊，如果各自為戰，互相間缺少配合和精確呼應，那麼也很容易被集中相對優勢的大都軍各個擊破，從而使全線攻勢陷于瓦解。
燕鐵木兒似乎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除了分出一部分兵力把守長城各關以外，他把最能作戰的主力集中在自己的直接指揮之下，采用迅速轉移奔襲的方式，往返轉戰于最需要增援的那些戰略要地。九月初，大都主力先出師居庸關，擊敗關外的王禪，迫使他稍事後退。三日，遼東軍破遷民鎮後由東向西挺進。燕鐵木兒立即從居庸關星夜趕赴三河、薊州（今北京市薊縣）一線進行攔截。王禪見大都軍主力東去，又整軍來攻，于十六日破居庸關。燕① 上都發難稍晚于大都，事未果行而謀先泄。倒剌沙殺諸王禿滿、宗正劄魯忽赤闊闊赤等十八人，制止了一場未遂政變。
② 《元史》卷三一《明宗紀》；卷一三八《燕鐵木兒傳》。
③ 《元史》卷一三八《燕鐵木兒傳》。
鐵木兒聞訊，遂留脫脫木兒屯薊州堵擊遼東軍，自率主力西返。二十日，他與王禪先頭部隊遭遇于榆河流域，遂為爭奪橫跨榆河的紅橋發生激烈的交戰，王禪部退至榆林河北。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凌晨，兩軍在紅橋北面的白浮之野（在今河北昌平東北）日夜激戰，王禪指揮失當，連續兩夜被燕鐵木兒用計驚擾，在黑暗中自相攻斗，又遭到燕鐵木兒的掩殺，終于全軍潰敗。居庸關方面的戰事平息。
二十六日，上都兵破古北口。燕鐵木兒立即乘白浮決勝之威，倍道兼行，在白浮山以東百余里的石槽堵截由古北口西南行的上都軍，大獲全勝。上都官兵降者萬余人，殘部北逃，被燕鐵木兒前鋒逐出古北口。
古北口解危前後，在薊州阻擊遼東軍的脫脫木兒以兵力單薄戰敗。二十八日，上都軍進據通州（今北京通縣），逼近大都。但這支遼東軍在通州逗留不進竟長達兩天之久，遂使燕鐵木兒得以從古北口率師南救，于十一日黃昏趕到通州。遼東軍被燕鐵木兒奇襲敗績，放棄通州。十月五日，它在後撤到通州東南的棗林獲得後續部隊增援，又與追軍激戰至晚，仍敗績，被迫從古北口退至長城以北。燕鐵木兒遣偏師尾追未及。
取道山西迂回包抄大都的西路軍，在燕鐵木兒赴援通州同時，于十月一日攻破紫荊關，五日，游騎進逼大都南城。燕鐵木兒留下部分軍隊防衛古北口，自己再次領軍晝夜兼程，循北山而西。六日，大都方面月初從通州遣往紫荊關增援的四千精兵趕到良鄉南，與上都軍激戰，忽剌台受創。翌日，燕鐵木兒又自率主力趨近良鄉，西路上都軍聞風潰散，紫荊關複安。從山西分兵南攻冀甯（今山西太原）的湘甯王八剌失里這時已克服該城，但是因為圍攻大都的四路軍隊中已有兩路完全潰敗，退至古北口外的遼東軍這時也已喪盡原先的銳氣，湘甯王孤軍深入，既難以進一步擴大戰果，更不可能直接影響千里之外的大都戰局，所以攻占冀甯對上都方面來說至多只是一枝無果之花。十月十一日，退出長城的遼東軍經過整頓，再次破古北口南進。燕鐵木兒遂由大都領軍往迎，在檀州（今北京密云）南與上都軍會戰，再潰之。至是，上都方面出攻大都的四路軍隊全部瓦解。
隨著上都方面的軍事行動漸次受挫，駐牧遼東的東道諸王中一部分起先居于觀望立場的人，逐漸倒向大都方面。屯防遼東的東路蒙古軍元帥府元帥不花帖木兒是燕鐵木兒的叔父①，他在策反東道諸王方面應當起了一定的作用。齊王月魯帖木兒（合撒兒後王）、不花帖木兒聚集的若干左手諸王及其將領，進圍上都。這時候上都兵力差不多已完全消耗在分道南攻的戰事中，遼王脫脫等勉強整軍出城應戰，兵敗；脫脫被斬殺于陣前，梁王王禪脫遁。倒剌沙被迫奉皇帝寶璽出降（不久即被誅殺），阿剌吉八失蹤。
兩都之戰雖然只是蒙古、色目高級貴族集團之間的一場內爭，但是由于① 東路蒙古軍元帥府于至順元年（1330）六月改為東路欽察軍萬戶府。據是，則這支駐軍或以欽察族人為主干。
他們掌握著中央政府和各行省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控制權，所以還是把大半個中國拖進了內訌的旋渦。當時各行省的傾向可以分為三個類型。一類如河南、江西、湖廣等省，被堅決支持大都的官員或諸王所控制。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蔑兒乞氏伯顏，十五歲即入藩邸為武宗侍臣。武宗即位後成為政府中樞的軍政要員。但他自仁宗朝起就差不多一直外放，所擔任的雖然也是行台長官、方面大員等要職，畢竟失去了在朝官“密近天光”的優越地位。燕鐵木兒發難大都後，受命南迎圖帖睦爾的特使明理董阿道過河南時，以所謀密告伯顏。伯顏當即表示：“此（指圖帖睦爾）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覬萬一為己富貴計，大義所臨，曷敢顧望。”明理董阿遂拘執行省平章曲烈、右丞別鐵木兒，伯顏“集行屬明告以故。于是會計倉廩、府庫、谷粟、金帛之數，乘輿供禦、牢餼膳羞、徒旅委積、士馬芻■供億之須，以及賞賚犒勞之用，靡不備至。不足，則檄州縣募民折輸明年田租，及貸商人貨資，約倍息以償。又不足，則邀東南常賦之經河南者，輸止之以給其費”（《元史·伯顏傳》）。可見大都方面通過伯顏，不僅調動了河南，甚至還調動了東南地區的經濟資源來支持對上都的戰爭。伯顏本人在圖帖睦爾赴大都途經河南時，親自勒兵扈從北行。在此之前，他已以“權署官攝其事”的方式，將親信安排到各郡縣，牢牢控制了河南局勢。到九月底、十月初，河南更成為抵拒響應上都的陝西軍隊東指京畿的重要屏障。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高昌王鐵木兒補化、鎮武昌的威順王寬徹不花可能早與圖帖睦爾有密切交往，所以也在燕鐵木兒發難之初即擁護大都。江西行省亦因兩平章傾向燕鐵木兒而成為大都集團的積極支持者。
另一類行省則對兩都之爭持消極觀望的立場。大都傳檄各地時，江浙行省平章換住、高昉等態度曖昧，燕鐵木兒原擬“鎖系行省宰臣”，後來因為擔心民心震駭，易生他變，遂改為“給官舸”召省臣五人入京，另任親信明理董阿為江浙平章；高昉在赴都途中受驚而死①。上都方面也遣人從海上到杭州活動，雖然被行省當局戮于市，但仍不免“人心洶懼”，可見局勢並不穩定②。由于明理董阿的監臨，江浙行省始終沒有公開稱兵，而在大都從該地征調軍隊和物資時，它也還是基本服從的①。這與大都政權采取了盡可能不激發新對抗的正確策略，當有一定的關系。甘肅行省亦因省臣分裂為支持大都、上都的兩派，互相僵持而反側不安。直到兩都之戰結束，當地局勢才漸次明朗。四川和云南的情形可能更特殊。西省宰臣雖然都無疑站立在武宗系一邊，但他們都欲擁立武宗長子和世■為帝，而對燕鐵木兒集團偏向圖帖睦爾的種種跡象極其敏感和警惕。所以兩都之戰進行過程中，四川和云南對① 黃溍：《史惟良神道碑》，《黃金華集》；蘇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② 釋大：《送張子安序》，《蒲室集》卷七。
① 據大：《送張子安序》，當時江浙行省因為“北方用兵”而“供給繁劇”。從江浙調軍往援潼關，未至而複遣還的記錄，見《元史》卷三二《文宗紀》一。
大都集團的觀望多于支持。圖帖睦爾即位以後，兩省先後起兵失敗。實際上他們都是站在和世■一邊反對圖帖睦爾—燕鐵木兒集團的。
最後一個類型如陝西、遼東等省，是上都集團的堅決支持者。遼東行省的軍隊，是圍攻大都的主力部隊之一，已見前述。陝西行省駐軍差不多與上都軍同時采取行動。其中路于九月二十五日入潼關，進據陝州（今河南三門峽市西）。北路于九月末從大慶關渡黃河，破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濟），河東郡縣守官多棄城而走。惟是後兩路軍隊進展遲緩。北路在十月十五日方至晉甯（今山西臨汾），雖與自北而南的湘甯王八剌失里互為呼應，但這時京畿地區的戰事業已結束，陝西軍繼續東進，其勢不過強弩之末而已。十月下旬，北路軍以余勇進至潞州（今山西長治），此後軍心懈怠，終在十一月初投降。中路軍的情況亦相類似。它在十月末破虎牢關（在今河南滎陽和鞏縣之間），十一月上旬進逼汴梁（今河南開封）。這時全國局勢已基本穩定。大都政權乃遣使傳檄，放散陝西軍以示寬宥。屯于汴梁至虎牢關一線的陝西中路軍聞詔，“各已駭悟”（《元史·阿禮海牙傳》），終而從汴梁撤軍返陝。陝西南路軍出兵更晚，于十月中旬末取武關，十月下旬至十一月間向南攻占鄧州、襄陽。是軍亦于十一月中旬末奉大都詔命罷兵撤還。兩都之戰的余燼至是始告熄滅。
燕鐵木兒憑借他出色的政治謀略和卓越的軍事才干，將帝位奪歸海山系後，海山長子和世■及次子圖帖睦爾之間爭奪皇位的暗斗便立即突現出來。燕鐵木兒既然居功自傲、一心以專任獨署的權臣自期，就必定要從鞏固自己權勢的角度出發竭力干預新君人選。于是與南坡之變同樣驚駭朝野的血腥殺戮事件，再一次在元朝宮廷發生。
第四節明文之爭和至順年間的“文治”
明文之爭燕鐵木兒自大都發難之初，即屬意于出藩江陵的武宗次子圖帖睦爾為帝位繼承人。雖然他“且宣言已遣使北迎”武宗長子和世■于北邊，後來又矯稱和世■使者南來，“云周王從諸王兵整駕南轅，旦夕即至矣”，但兩都之戰結束前，大都政權並沒有真正派使者去邀約過和世■南還。當時由大都通往漠北，不一定非取道上都。因此燕鐵木兒的這種作法，很難用兩京道路不通來解釋，應當別有用心。圖帖睦爾到達大都的翌月（致和元年九月），燕鐵木兒即以“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發”為諫，示意圖帖睦爾搶先即位。五天之後，圖帖睦爾在大都稱帝，以當年為天曆元年，同時宣布“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元史·明宗紀》）。
上都克複後，圖帖睦爾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聖兄、謙居儲貳”
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寄居于西北宗藩封地的和世■，這時剛滿三十歲。根據叔侄相繼原則，他本應是仁宗的帝位繼承人，卻被逼迫流落北徼，因而博得北方宗王的普遍同情；仁、英兩朝加強漢法而引起的草原貴族的不滿心理，可能更刺激起他們要把和世■推上大汗寶座的政治動機。所以當大都使者抵臨時，“朔漠諸王皆勸帝（按指和世■）南還京師”。和世■在一片擁戴聲中，飄然啟程，于天曆元年（1328）底東至金山。嶺北行省平章潑皮、出鎮北邊的武甯王徹徹禿相繼西馳奉迎。和世■已完全陶醉在這番太平景象中。天曆二年正月末，他在事先沒有告知圖帖睦爾的情況下，僅僅經過扈行的察合台宗王以及在場的其他漠北諸王、大臣合議，就在和林之北即皇帝位。
但是，和世■似乎過高地估計了漠北輿情在決定嗣君人選方面的影響力。他一心以為自己可以重演乃父武宗在皇弟“肅清宮闈”之後從漠北南返即位的曆史故事，卻忘記了武宗作為總兵北邊的統帥，是以三萬精兵相扈從的強大武力為後盾而取得帝位的。和世■並沒有直接控制強大的軍隊，只有貼身衛士一千八百多人①；察合台後王燕只吉台雖然與他一同南返，但是也未見有重兵隨行①。和世■欲憑極其有限的政治資源，去染指大都集團幾經① 天曆二年八月，“賜明宗北來衛士千八百三十人各鈔五十錠，怯薛官十二人各鈔二百錠”。《元史》卷三三《文宗紀》二。
① 天曆二年三月，和世■在從和林前往上都途中曾說：“諸王察阿台今亦從朕遠來”。九月，文宗“賜武甯王徹徹禿金百兩，鈔幣有差”。徹徹禿當時尚在京師，與他一起受賜賞的“西域諸王燕只吉台”，應當就是扈從和世■到漠南而尚未北返就藩的“諸王察阿台”，即察合台後王燕只吉台。見《元史》卷三一《明宗紀》，卷三三《文宗紀》二。又據《元史》卷一三九《乃蠻台傳》，傳主曾奉命送太宗舊鑄皇兄之寶于浴血奮戰才到手的皇位，前途本來就不容樂觀。但他對此毫不經心，任情舉措，終于導致殺身之禍。
四月，攜帶玉璽北迎和世■的燕鐵木兒一行至行在入覲。這個左右大都局勢的蓋世功臣，現在要當面試探一下新君對他的態度。和世■雖然宣布“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其舊”，對燕鐵木兒“仍命為中書右丞相，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答剌罕、太平王並如故”，但是卻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權，沒有將圖帖睦爾原授的知樞密院事一職重新委任給他②。與和世■一同流亡的孛羅和哈兒禿兒，則分別被任命為禦史大夫和中書平章政事。五月，複選用潛邸舊臣及扈從士，受制命者八十有五人，六品以下二十有六人。很明顯，如果和世■臨朝，燕鐵木兒很難會有君恩獨厚的寵遇；隨明宗入京的新貴必定要來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爭得的勝利成果，甚至逐漸將他排擠到權力集團中的次要地位。這是他不能接受的。對圖帖睦爾來說，一經即位為帝，原先的“固讓之心”也逐漸銷蝕。可是因為已有前言昭示天下，他的心情十分矛盾。天曆元年十一月，迎接和世■到京即位的首批使臣離開大都。僅僅十幾天以後，圖帖睦爾又下令為自己的元妃卜答失里造皇後玉冊、玉寶。次年正月，和世■的使者抵達大都。圖帖睦爾在明知大兄已決意南歸的情況下，仍搶先完成以冊命皇後告于南郊、太廟，以及在大明殿冊封皇後的一系列儀式。當時朝臣中有人建言：“陛下已詔天下，讓位于大兄。今立後，是與詔自相違也。”圖帖睦爾聞奏，“嘉其直，賜金織文幣以旌之。後聞之，亦有金幣之賜”①；惟冊後典禮仍照行不誤。不過至少直到五月下旬，圖帖睦爾自大都北行、親迎和世■的前後，他還是准備恪守讓位諾言的。出發後第三天，他在途中“置江淮財賦都總管府，秩正三品，隸詹事院”（《元史·文宗紀二》）。這個機構初建于元朝滅宋之後，掌宋謝太後、福王獻納產業及賈似道等人田地所納賦稅，原隸屬皇後中宮，于大德八年（1304）罷廢。圖帖睦爾在此時恢複江淮財賦府的建制，並將它改隸東宮官署詹事院，顯然是為自己日後以皇太子身分控制這筆重要的財產資源預作准備②。
圖帖睦爾用了一個多月，才走完從大都到上都這段沉重的路程。在上都停留或有二旬，再取原路趨赴旺忽察都（在今河北張北縣境，是為大都至上都驛路的大拐角處，武宗時建行宮于茲，故名中都），與和世■會面。八月一日，和世■抵達旺忽察都。次日，圖帖睦爾見大兄于行宮。和世■設宴待察合台後王燕只哥■（即燕只吉歹），此當為天曆二年燕只吉台返回封地以後不久的事。② 《元史》卷三一《明宗紀》。據燕帖木兒碑傳，和世■對他的委命，還包括統帥左、右及龍翊衛欽察軍的大都督之職。
① 黃溍：《拔實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五。
② 圖帖木兒出發前一日，和世■立他為皇太子的詔命才抵達大都。複冒江浙財賦都總管府，應在茲後才決定，所以圖帖木兒才會在路上倉促發表。
皇弟及諸王、大臣。兄弟歡合的場面前後未滿五天，和世■即于八月六日“暴崩”。圖帖睦爾“入臨哭盡哀。鐵燕木兒以明宗後之命，奉皇帝寶授于帝”，遂簇擁圖帖睦爾疾驅還上都，一路上“晝則率宿衛士以扈從，夜則躬擐甲胃繞幄殿巡護”③。八月十五日，圖帖睦爾在返回上都的第六天再次勿匆即位，是為文宗。
明宗和世■在天曆之變中暴卒的詳情，可能已永遠成為曆史的秘密。和世■之子妥歡貼睦爾親政後，為撤文宗廟主詔告天下曰：“文宗稔惡不悛，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①按也里牙為仁宗朝權臣鐵木迭兒女婿，曾任崇福使，封秦國公，後因贓被黜。天曆初，他與妻弟鎖住等投靠大都集團，複被起用為太醫院使。和世■即位後，為報複鐵木迭兒離間宗室、脅迫他出京的前嫌，命流鎖住等人于南方。也里牙很可能因為擔心株連，遂受人唆使，利用職權向和世■進毒。至順元年（1330），也里牙得複秦國公爵位，其姻親鎖住亦再仕為將作使，應即文宗對他們參與謀殺和世■的獎賞。但同年七月，鎖住、也里牙等人“以坐怨望、造符錄、祭北斗、咒咀”伏誅，與之有牽連的明宗舊人索羅等亦一起被殺。屠寄認為，“也里牙景教徒，必無造符錄、祭北斗事..蓋不便論其本辠，虛構獄辭，以飾觀聽耳”②。這很像是文宗的一次殺人滅口的行動。燕鐵木兒則應是旺忽察都事變的直接主使人，惜乎史文闕略，只有存疑。
至順年間的“文治”
文宗的漢文化修養超過在他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他的書法，“落筆過人，得唐太宗晉祠碑風，遂益超詣”③。他還會作畫，所繪“萬歲山畫”草圖，“意匠、經營、格法，雖積學專工，所莫能及”①。他曾經轉輾流落于江南、海南和荊湖，對當時民情也應有相當的了解。不過，文宗卻處在一個很難有所作為的時代。天曆年間連續兩次重大的變故，致使蒙古色目上層人心離散。兩都戰後遭籍沒財產的官員貴族在百人以上；對隔絕在圍城中的上都官員，後來雖然停止追究，但很多仍被削去官職不複任用②。明宗被弑，蒙古朝官中即有人“移疾不出”③，有諸王、高級官員甚至西域名僧參與的③ 《元史》卷三三《文宗紀》二，卷一三八《燕鐵木兒傳》。
① 《元史》卷四○《順帝紀》三。月魯不花、也里牙，《元史·文字紀》分別作玥璐不花、野里牙。② 《蒙兀兒史記》卷一一七《也里牙傳》。
③ 許有壬：《恭題太師秦王奎章閣記賜本》，《至正集》卷七。
① 釋大：《恭題文宗帝禦畫萬歲山畫》，《蒲室集》卷十三；《輟耕錄》卷二六《文宗能畫》。② 黃溍：《史惟良神道碑》，《黃金華集》卷十三。
③ 黃溍：《拔實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五。
“謀不軌”案接連發生，有的逕以“明宗太子”為號召。天曆元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舉兵，實際上是“欲翊戴明宗”；和世■一死，文宗擔心原已詔赦的囊加台複舉事，立即以其“指斥乘輿，坐大不道棄市”④。云南行省丞相也兒吉尼是武宗舊臣乞台普濟之子，本人亦曾扈武宗鎮北。天曆元年文宗即位後，兩次召也兒吉尼入朝，不至。他不大可能站在上都一邊反對武宗後人；抗命不至，當是出于效忠和世■的立場。二年三月，也兒吉尼大概猶疑動搖，想要投奔文宗，故被云南諸王及其他省官黜斥，取道八番赴大都。六月，明宗南歸途中曾“賜駙馬脫必兒鈔千錠，往云南”。直到明宗暴死、文宗再即位之後，云南諸王禿堅等才最後改變觀望態度，于至順元年正月公開稱兵⑤。戰火彌漫整個滇東北，元廷先後調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陝西、朵甘思、朵思麻等處軍隊，曆時年余，方始平亂。自忽必烈朝以來，蒙古高層內部的躁動不穩，以文宗朝為甚。所以陳思謙在至順元年“建明八事”，除了“正君道”外，最先提到的就是“結人心”；虞集為殿試擬制策，亦首以“勸親親，體群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為問①。
可是文宗在天曆之變中涉嫌太深，甚至不可能像泰定帝那樣采取超脫立場，通過“誅逆”來收攏人心。這就迫使他只有完全倒向燕鐵木兒，不惜進一步養成他的震主之威，依恃他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至順之年，詔燕鐵木兒“宜專獨運，以重秉鈞。..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造作，一切中書政務，悉聽總裁”（《元史·燕鐵木兒傳》）。所謂“時省台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元史·虞集傳》），其實不過是以這個頗具才干的獨夫為核心的同氣相求的權力小集團。文宗為曲意交好燕鐵木兒，竟聽憑他取泰定帝妃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甚至將自己的兒子寄養于燕鐵木兒家，又以燕鐵木兒子為己子。由這班社會基礎異常狹隘的“同功一體之人”施政，自然不易求得政治的興盛。
社會經濟也在這時遇到較為嚴重的困難。天曆時，關陝地區“饑饉疾疫，民之流離死傷者十已七八”②。江西和嶺南等地，則連年低溫。“天曆之元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于是吾鄉老者久不見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曾識者。明年大雪加凍，大江有絕流者，小江可步，又百歲老人所未曾見者。今年（按指至順元年）六月多雨恒寒，雖百歲老人未之聞也。”“兩年之雪，大興所無。去年之凍，中州不啻過也；六月之寒，則近開平矣。有自五嶺來者，皆云連歲多雪”①。江浙的海運糧也連續幾年因民饑而不克征滿舊額，④ 宋濂：《危素神道碑》，《宋學士集》卷六一；《元史》卷三三《文宗紀》二。⑤ 天曆二年十月，文宗詔：“云南、八番為囊加台所詿誤，反側未安者，並貰其罪。”可見云南稱兵雖晚，舉事原因則與四川囊加台同。
① 《元史》卷一八四《陳思謙傳》；卷一八一《虞集傳》。
② 同恕：《西亭記》，《榘庵集》卷三。
① 劉岳申：《送蕭太玉教授循州序》，《申齋集》卷二。
乃至需要江西、湖廣等省分漕米“以紓江浙民力”，可見災情同樣不輕。由于政治和經濟環境的限制，文宗臨朝四年間，只好專心著意，以追求振興文治的表面效果為滿足。通過建立奎章閣學士院和修撰《經世大典》，他將當時幾乎所有的名儒都籠絡在自己周圍，用虛崇文儒的手段來收攬漢地民心。
奎章閣是元代大都皇宮內收藏文物書畫、圖書寶玩的殿閣，在興聖殿西廊。天曆二年，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于此，設大學士、侍書學士、承旨學士、供奉學士等職。文宗的意圖，是欲借此標榜自己以儒治國。他曾詔諭奎章閣諸學士說：“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于前，使朕樂于聽聞”（《元史·文宗紀三》）。學士院還專設授經郎二人，為蒙古貴族子弟傳授經學。但是這種聊備顧問式的問對，“無益時政”，討論率多不切近務，事實上文宗也不准許他們議論時政，明白宣布：“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責也”（《元史·虞集傳》）。因此奎章閣學士院雖有為朝廷以儒治國張本的虛名，實際上卻變成聚集名人學士，入侍燕閑，觀覽經書，鑒賞文物的場所。奎章閣諸臣的真正身份，其實並不是君主的政治智囊團，不過是一批才識超詣的“文學之士”而已②。
奎章閣學士院建立的當年，即受命與翰林國史院官一起，采輯本朝典故，准唐宋會要，纂修《經世大典》。翌年二月，以纂修事專屬奎章閣學士院，燕鐵木兒為國史例監修。至順二年五月書成，凡君事四篇（帝號、帝訓、帝制、帝系），臣事六篇，即治典（吏部典志）、賦典（戶部典志）、禮典（禮部典志）、政典（軍事方面的典志）、憲典（刑部典志）、工典（工部典志），總共880 卷。分別節錄中央、地方官府的有關文件于各篇目之下，但刪去吏牘繁詞，由蒙文文書譯為漢語者，多重加潤色，由直譯體改為漢文文言。通過纂修這樣一部大規模的官頒政書，來強化“示治平之永則”①的正統形象。
史載文宗在建康（今江蘇南京）作藩王時，“日以酒韜晦”②。他死于至順三年八月，年僅二十九歲，“隱虧天倫”的負罪心理和好酒的性情應是損害他健康的重要原因。次年，權臣燕鐵木兒也因縱欲過度病死。但是，元代政局為天曆之變的慣性所推動，繼續遵循原來的軌道行進六七年之久。長期積聚的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和更為廣泛普遍的社會對抗，促使元代社會進入它的後期。
② 《元史》卷一八二《謝端傳》。
① 《經世大典序錄》，《元文類》卷四○。
② 大：《王可毅曆仕記》，《蒲室集》卷十。
第九章元朝統治的衰敗與元末農民大起義第一節元朝統治的衰敗至正新政至順四年（1333），妥歡貼睦爾即帝位。從此，元朝進入元順帝統治的最後36 年衰敗時期。
年僅13 歲的妥歡貼睦爾，面臨著年複一年造成的積重難返的政治局面：權臣擅權、吏冶腐敗、財政空虛、社會動蕩。隨著年齡的增長，他深感社會危機的嚴重，因而力圖推行新政，實現中興，以擺脫危機。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鏟除權臣伯顏是當務之急。
文宗圖帖穆爾與權臣燕鐵木兒相勾結，一手制造了旺忽察都事件，把兄長明宗和世剌毒死。文宗臨終前囑咐道：“昔者晃忽叉（即旺忽察都）之事，為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權衡《庚申外史》）。他決意傳位給明宗長子妥歡貼睦爾。當時權傾天下的燕鐵木兒擔心事情敗露，決定封鎖文宗遺詔，傳位給明宗次子懿磷質班，是為甯宗。年僅7 歲的甯宗在位53 天後得病而死。燕鐵木兒千方百計阻擾妥歡貼睦爾繼位，直到燕鐵木兒病死，妥歡貼睦爾才登基稱帝。當年翊戴明宗、文宗奪位的伯顏起而代之，拜中書右丞相，進封秦王，在與燕鐵木兒子、左丞相唐其勢爭奪權勢的斗爭中取勝。此後，伯顏“獨秉國鈞，專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漸有奸謀”（《元史·伯顏傳》）。他的官銜加起來總共達到246 字，“勢焰熏灼，天下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元史·伯顏傳》）。
伯顏秉政達7 年之久。在當時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的形勢下，元朝統治出現了嚴重的動蕩不安。為了在這種不穩定的社會條件下求得個人權利的絕對穩定，伯顏推行了一系列“變亂祖宗成憲”的政策。這些政策歸納起來主要有：首先，排斥漢人、南人，加強民族壓迫措施。他下令禁止漢人、南人習蒙古、色目文字，以阻止他們參與政權機關的管理活動，並于至元元年（1335）宣布廢除科舉，以防止漢人、南人通過科舉入仕。在中書省內，漢人、南人遭到前所未有的排斥。至元二年以來，只有王懋德、許有壬、傅岩起分別擔任過左丞和參知政事，其中許有壬為了爭論廢科舉事，丟掉了參知政事的職務。當至元三年先後爆發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起義後，伯顏竟提出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的主張，盡管這一荒謬的建議是無法執行的，但是已暴露出伯顏集團對漢人、南人的仇視和歧視心理。與此同時，對漢人、南人還實行了禁軍器、刷馬匹等防范措施。
第二，對蒙古統治集團內部的異己者實行排斥、打擊。伯顏出身蔑兒乞部，該部曾被鐵木真擊敗，部眾大多被俘為奴，故伯顏幼時曾為剡王徹徹禿家奴。剡王徹徹禿為憲宗蒙哥第三子玉龍答失之孫，立有軍功，地位顯赫。伯顏擅權，剡王自然是他的障礙，但伯顏每見到剡王仍呼之為“使長”。“伯顏至是怒曰：‘我為太師，位極人臣，豈容猶有使長耶！’遂奏剡王謀為不軌，殺剡王並王子數人。”（《庚申外史》）妥歡貼睦爾不准殺剡王，伯顏強行傳旨行刑。世祖忽必烈第九子脫歡之孫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和威順王寬徹普化，也被伯顏矯旨貶斥。
第三，濫發紙幣，大肆斂財。至元三年（1337）發行紙幣75 萬錠，比順帝即位前一年的至順三年（1332）增加50％以上。伯顏把大量錢財攫為己有，僅得賜田一項就達1 萬多頃。所以，時人說：“天下貢賦多入伯顏家”（《庚申外史》）。後來伯顏被貶，有人題詩于壁云：“百千萬錠猶嫌少，垛積金銀北斗邊，可惜太師無運智，不將些子到黃泉。”①由于伯顏倒行逆施，使整個社會動蕩不安，湖廣、四川、江西、江浙等行省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連綿不斷。至元三年（1337）正月，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發動起義，石昆山、鍾大明率眾響應，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四月，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私造軍器，以宗教為號召，拜戴甲為定光佛，並與朱光卿聯合，朱光卿雖被鎮壓，但其余部一直活動了三年之久。與此同時，河南汝甯信陽州爆發棒胡起義。棒胡本名閏兒，因好使棒，人稱“棒胡”，與其徒百余，“以燒香惑眾，妄造妖言作亂，焚陳州，屯營于杏崗”（《元史·順帝紀二》）。他們顯然是白蓮教徒。以後，又有胡山花、轆軸李、棒張等起兵響應，直到次年四月棒胡等被俘殺，起義才失敗。同年，四川合州大足縣有韓法師起義。至元四年（1338）六月，福建漳州路南勝縣李志甫領導佘民起義；江西袁州（今宜春）爆發彭瑩玉及其徒周子旺起義，子旺稱周王，改國號，旋被鎮壓。至元五年十一月還發生了河南省台掾史范孟等假傳聖旨、殺行省平章月魯帖木兒等人、自稱河南都元帥的事件，受牽連者以千百計。
至元六年二月，伯顏的侄兒脫脫在妥歡貼睦爾支持下發動政變，伯顏被貶至南恩州陽春縣（今屬廣東），病死于龍興路（治今江西南昌）驛舍。清除伯顏是符合當時社會發展要求的。自元朝建立以來，附會“漢法”與抵制“漢法”在蒙古統治集團內部雖然一直存在著尖銳的矛盾，但推行“漢法”已是不可逆轉的社會潮流。伯顏擅權以來，排斥漢人，廢除科舉，采取民族壓迫政策，是元朝後期一場罕見的抵制“漢法”運動，顯然是逆社會潮流而動的不得人心的舉動。脫脫的政變是得人心的，人們稱此舉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①。
伯顏被逐後，妥歡貼睦爾命脫脫之父馬劄兒台為太師、中書右丞相，脫① 陶宗儀：《輟耕錄》卷二七《譏伯顏太師》。
① 楊維禎：《楊公神道碑》，《東維子文集》卷二四。
脫為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為禦史大夫。馬劄兒台熱衷于經商斂財，半年後下台。至元六年十一月，脫脫出任中書右丞相。當時“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元史·蘇天爵傳》），把大權交給脫脫，脫脫立即大刀闊斧地廢除伯顏“舊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稱“更化”②。主要措施有：第一，恢複科舉取士制。脫脫任相後僅一個多月，即恢複科舉制度。這一措施對于籠絡漢族士大夫、消除伯顏排儒帶來的民族隔閡心理有一定作用。脫脫又大興國子監，蒙古、色目、漢人三監生員，達到三千余人。
第二，置宣文閣，開經筵，遴選儒臣以進講。文宗時置奎章閣，一時精英薈萃，文采煥然。文宗卒後，奎章閣無人顧問，文士四散。脫脫上台後，改奎章閣為宣文閣，主要用作宮廷教育，在翻譯古籍、編撰史書等方面起了不小作用。脫脫又選儒臣歐陽玄、李好文、黃溍、許有壬四人進講。至正九年（1349）冬，宣文閣改為端本堂。
第三，恢複太廟四時祭及其他禮儀制度。
第四，調整蒙古統治集團的內部關系。正式為剡王徹徹禿昭雪；召還宣讓王貼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使返回所屬領地；功臣博爾術四世孫阿魯圖正廣平王之位。
第五，開馬禁、減鹽額、蠲逋負，減輕對人民的控制與剝削。如減鹽額方面，河間鹽場自至正二年（1342）起，免余鹽3 萬引；兩浙鹽場自至正三年起，額鹽量減少10 萬引；福建鹽場自至正三年起，免余鹽3 萬引。另外，對地方官提出六條標准，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元史·順帝紀四》）。
第六，修撰遼、金、宋三史。自至正三年四月起修，至四年三月完成《遼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金史》、《宋史》成書時脫脫已辭去相位，但脫脫在決定三史“各與正統，各系年號”的編史方針和籌措資金、組織班子方面其功不可沒。
自從脫脫在妥歡貼睦爾支持下推行新政以來，元朝統治集團的主要人物作風大有改變。妥歡貼睦爾用心攻讀聖賢書，裁減宮女、宦官，節省禦膳、禦裝，關心政治，常在宣文閣與大臣商談國事。廣大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元史·蘇天爵傳》），歡呼“至正賓興郡國賢，威儀重見甲寅①前”②，准備在“至正中興”中一顯身手。脫脫因為推行“更化”政策，朝政為之一新，“中外翕然稱為賢相”（《元史·脫脫傳》）。至正四年五月，脫脫辭相。由博爾術四世孫阿魯圖出任右丞相；七年正月由別兒怯不花任右丞相；當年十二月，朵兒只任右丞相；九年閏七月，脫脫複相。其間共5 年多，妥歡貼睦爾仍有勵精圖治之志，② 黃溍：《史公神道碑》，《黃金華集》卷二六。
① 指延祐元年，是年首次開科。
② 歐陽玄：《試院倡唱》，《圭齋集》卷二。
也繼續推行一些新政，但從整體來說，元朝的政治腐敗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災頻仍，人民起義愈益強烈，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這段時間內，妥歡貼睦爾起用的三相能力較差，威望遠不如脫脫。故新政大多由妥歡貼睦爾親自過問。這段時期內推行的新政主要有：第一，頒行《至正條格》。自英宗頒布《大元通制》以來，二十余年間一直未曾修訂過新的法律，“以致諸人罪狀，議擬有輕重之殊。..每罰一辜，或斷一事，有司引用，不能偏舉。..事至于斯，深為不便”③。故妥歡貼睦爾命平章政事阿吉剌監修新律，于至正五年十一月成，賜名《至正條格》。第二，定薦舉守令法。妥歡貼睦爾深知當時官吏素質下降，因而制定新法，凡選轉某人為官，他都親自過問，予以審查，意欲選拔一些無劣跡的清廉之士為地方官。
第三，遣奉使巡行天下。至正五年十月下詔曰：“遣官分道奉使宣撫，布朕德意，詢民疾苦，疏滌冤滯，蠲除煩苛。體察官吏賢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民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元史·順帝紀四》）。于是調遣大批高級官員分巡全國各道，意圖改變貪官汙吏狀況，開創廉政建設新局面，“然奉使者，類皆脂韋貪濁，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即王守誠）、武子春（即武琪），稍振紀綱，余皆鼓吹而已”（《庚申外史》）。
第四，舉逸隱士，沙汰僧尼。推行新政以來，朝廷頗感人才缺乏。在修撰三史和奉使巡行天下時，注意采訪山林遺逸，推薦到京任職。“隱士無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隱士”（《庚申外史》），成為當時的名言。
自後至元末到至正九年脫脫複相的近9 年時間內，妥歡貼睦爾勵精圖治，大有中興之意。其中前4 年由脫脫主持更化政策，主要是廢除伯顏舊政，調整與漢族地主階級的關系，鞏固蒙古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加強文治，這一目的基本上達到了；後5 年主要由妥歡貼睦爾親政，新政的內容主要是完善法制、加強廉政、選拔人才，這一目的基本上沒有達到。綜觀至正新政的內容，基本上沒有觸及遏制土地兼並、解決財政危機等更尖銳的問題。即使至正新政全部成功地推行了，也改變不了元朝整個政治肌體敗壞、大廈將傾的局面，更不可能出現一個“中興”的奇跡。
開河與變鈔至正新政沒有解決社會危機。妥歡貼睦爾不得不于至正九年（1349）閏九月召回脫脫，命他複為中書右丞相。脫脫重新執政後，面臨著一大堆極其棘手的問題。
至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黃河暴溢，北決白茅堤（今河南蘭考東北）、金堤。沿河郡邑，如濟甯路（治今山東巨野）的單州（今山東單縣）、③ 蘇天爵：《乞續編通制》，《滋溪文稿》卷二六。
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碭山（今屬安徽）、金鄉（今屬山東）、魚台（今山東魚台西）、豐（今江蘇豐縣）、沛（今江蘇沛縣）、任城（今山東濟甯）、嘉祥（今屬山東），曹州（今山東菏澤）的定陶（今屬山東）、楚丘（今山東曹縣東南）、成武（今屬山東），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的東明（今山東東明東南），東平路（治今山東東平）的汶上（今屬山東）等州縣均遭水患。黃河泛濫如此嚴重，受害地區如此之廣闊，是河患史上所罕見的。更由于政府沒有采取果斷治河措施，水勢不斷北侵。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決，先是淹沒濟甯路，繼而北侵安山（今山東東平西），彙入運河，延袤濟南、河間，不僅運河有中斷之勢，而且河間、山東兩鹽運司所屬幾十個鹽場也有淹沒的危險。大都賴以生存的糧食和生活用品，元朝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鹽稅，將會急遽減少。
更為嚴重的是，河患加劇了社會的動蕩不安。河南、山東等河泛區“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大批流民湧入長江下游，“沿河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全國其他地區的農民起義和少數民族起義也是此起彼伏，其中山東私鹽販郭火你赤起義，福建汀州連城縣羅天麟、陳積萬起義，湖南吳天保領導的瑤民起義，台州黃岩鹽販方國珍起義，遼東女真人鎖火奴和兀顏撥魯歡反元，云南死可伐起義等影響最大。監察禦史張禎驚呼：“災異迭見，盜賊蜂起..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元史·順帝紀四》）。妥歡貼睦爾曾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和《薦舉守令法》，又遣奉使巡行天下，意欲改變官貪吏汙的狀況。結果收效甚微，貪汙、賄賂之風隨著社會矛盾的尖銳更加嚴重。朝廷像哈麻這類奸臣，“自藩王戚里，皆遺賂之”（《元史·哈麻傳》）。地方官更是天高皇帝遠，其向民征錢，各有名目，有所謂拜見錢、撒花錢、追節錢、生日錢、常例錢、人情錢、赍發錢、公事錢等等①。就是號稱清廉的廉訪司官員，也是聲名狼藉。至元八年十月，禦史台承認：“近年以來，江南各道廉訪司書史奏差，間有不務守慎，恣尚貪饕，..滋長奸惡，廢壞紀綱。若不嚴為立法，無以效勸將來。”②民間甚至作詩嘲笑廉訪司官員：“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扔穗賊不爭多。”時人葉子奇說：“及元之將亂，上下諸司，其濫愈甚。”③賦役沉重且不均，這是造成廣大人民不滿的重要原因。此類情況，江南尤其嚴重。福州崇安共有50 都，納官糧6000 石，“其大家以五十余家而兼五千石，細民以四百余家而合一千石。大家之田，連跨數郡，而細民之糧僅升合。有司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五十大家之役，故貧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元史·鄒伯顏傳》）。福州也是役法不均，官府常常“聚數百人于庭，鞭笞拷① 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下《雜俎篇》。
② 《南台備要》，《永樂大典》卷二六一○。
③ 《草木子》卷四上《談藪篇》。
掠，責成于一二日之間，吏巧法與豪猾表里，貧民受抑無訴”①。浙西則以賦稅重而聞名。至正間，平江路長洲縣（今江蘇蘇州）“地下水悍，歲賦五十萬碩，民避其役，不啻如猛虎”②。廣大農民的極度貧困，是促使元末農民起義爆發的根本原因。
面對這瘡痍滿目的社會，其實是沒有任何靈丹妙方可以把它治理好的。
黃河聽其泛濫，鈔法任其混亂，社會危機勢必加深，人民起義遲早會如同烈火一般燃起；立即開河變鈔，解決財政危機，使災民重返家園，在脫脫看來這是擺脫危機的唯一良策。但脫脫對人民群眾對元朝統治的極度不滿估計不足，更不會估計到開河變鈔成為農民起義的導火線。
變更鈔法的原因，一是國庫嚴重空虛，入不敷出。世祖至元後期以來，財政漸見拮據，因而紙幣發行量猛增。大德以來，開始動用紙幣准備金；武宗至大時，動用鈔本更為嚴重，又發行至大銀鈔，使之五倍于至元鈔，同時恢複使用銅錢；仁宗即位，加以整頓鈔法，罷至大銀鈔與銅錢，但又大量印鈔，曾連續四年每年印數在200 萬錠以上，官定鈔銀比值只及中統初的1/20。日積月累印發的紙幣到至正年間形成了巨大的壓力。二是偽鈔橫行。元代鈔法對造偽鈔者一律處死，但冒險者仍為數不少，“坐罪雖曰匪輕，獲利自是甚重”③。曆年印造的偽鈔幾乎流通于全國，愈積愈多，對鈔法具有很大的破壞性。
至正十年（1350）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向脫脫建議變更鈔法，吏部尚書契哲篤對他的建議表示支持。他們提出以楮幣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為母，而錢為子。脫脫原則上同意這一方案。為慎重起見，脫脫會集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及集賢、翰林兩院官進一步商議。經過激烈爭論，壓制了不同意見，決定變更鈔法。
變鈔的具體辦法，一是印造“至正文鈔”（實際上是用舊日的中統交鈔加蓋“至正交鈔”字樣，故又稱“至正中統交鈔”），新鈔一貫合銅錢一千文或至元寶鈔兩貫，兩種鈔並行通用，而中統交鈔的價值比至元寶鈔提高一倍。專置寶泉提舉司，“每日印造，不可計數。舟車裝運，軸轤相接，交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複行用”（《元史·食貨志五》）。二是發行“至正通寶錢”，與曆代舊幣通行，形成錢鈔通行局面，並以錢來實鈔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鈔與通寶同時發行，“行之未久，物價騰踴，價逾十倍”，“京師料鈔十錠（每錠50 貫）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元史·食貨志五》）。到至正十六年時，紙幣“絕不用，交易惟用銅錢耳。錢之弊亦甚..且錢之小者，① 吳海：《故王將軍夫人孫氏墓志銘》，《聞過齋集》卷三。
② 楊維楨：《長州縣重修學宮記》，碑存蘇州孔廟。
③ 蘇天爵：《災異建白十事》，《滋溪文稿》卷六六。
薄者，易失壞，愈久愈減耳”①。變鈔本是以“鈔買鈔”的辦法，即用新鈔來壓低民間的至元寶鈔，達到增加國庫收入，擺脫財政危機的目的。結果由于新幣發行額過大，廣大人民群眾加以抵制，因而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變鈔的目的不僅沒有達到，政府的信譽卻一落千丈。
黃河決溢後，元廷在治河問題上一直猶疑不決，因而延誤了五六年之久。運河受阻，鹽場被毀，饑民相食，反抗不止，形勢十分嚴峻。脫脫複相後，都漕運使賈魯再次申述了自己的主張：“必疏南河，塞北河，使複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元史·成遵傳》）。脫脫決定采取賈魯的治河方案。但工部尚書成遵等出面抗爭，認為黃河故道不可得複，並說：“濟甯、曹、鄆，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于此，恐日後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元史·成遵傳》）。雙方爭論十分激烈。脫脫治河決心始終沒有動搖。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歡貼睦爾正式批准治河，下詔中外，命賈魯為工部尚書兼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13 路民15 萬人，廬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軍18 翼2 萬人供役。四月二日開土，七月完成疏浚黃河故道工程，開始堵塞黃河故道下游上段各決口、豁口，修築北岸堤防。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七日，賈魯用船堤障水法開始堵水工程，至十一月十一日終于使龍口堵合，“決河絕流，故道複通”①。賈魯在治河工程上取得了成功。
然而，農民領袖韓山童、劉福通等果然用開河機會發動了農民起義。時人作詩云：“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強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②又有《醉太平小令》稱：“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③時人把開河變鈔看作是農民起義爆發的根源。其實元朝社會矛盾的激化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開河變鈔只是元朝社會矛盾總爆發的導火線而已。
第二節元末農民大起義起義的爆發和暫時挫折賈魯開河後，農民領袖韓山童等決定抓住這一時機，發動武裝起義。
韓山童是河北欒城人，出身于北方白蓮教世家。其祖父韓學究為白蓮教主。武宗時禁白蓮教，韓學究被謫徙廣平永年縣。白蓮教淵源于佛教淨土宗① 孔齊：《楮幣之患》，《至正直記》卷一。
① 歐陽玄：《至正河防》。
② 《草木子》卷四上《談藪編》。
③ 陶宗儀：《輟耕錄》卷二三《醉太平小令》。
的彌勒淨土法門，得名于五世紀初東晉廬山慧遠之白蓮社。南宋初昆山（今屬江蘇）人茅子元創立白蓮宗，即白蓮教。該教信奉阿彌陀佛，認為死後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該教要求徒眾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主張素食。元朝建立以後，白蓮教進一步得到發展。“南北混一，盛益加焉。曆都過邑，無不有所謂白蓮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猶數十”①。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都昌杜萬一利用白蓮教“妖言惑眾”，發動武裝起義，之後白蓮教徒起義屢有發生。武宗時白蓮教被禁。仁宗時恢複。韓山童成為北方白蓮教主後，即以“彌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為號召，“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元史·順帝紀五》）。在韓山童的周圍擁有劉福通、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等一批骨干，他們積極“倡言天下大亂”，煽動起義反元。治河開工前，韓山童等鑿好石人一個，只開一眼，在其背上鐫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14 個字，預先埋于黃陵崗，同時散布民謠：“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元史·河渠志三》）。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下旬，開河民工挖出獨眼石人，消息傳出，人人驚詫，以為天下真要大亂了。
五月初，韓山童與劉福通等聚眾3000 人于颍州颍上縣（今屬安徽），殺黑牛白馬，誓告天地，宣布起義。韓山童發布文告稱：“蘊玉璽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貧極江南，富稱塞北。”①假托南宋衛王趙昰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日本，來達到“複宋”的目的。劉福通又鼓吹山童系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劉福通自稱是南宋將劉光世的後代，當輔之②。起義軍打出了“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的旗聯③。很明顯，起義爆發後，韓山童等用鮮明的政治口號來代替宗教迷信作為號名。所謂“貧極江南，富稱塞北”，揭露了廣大漢族勞動人民的貧困和蒙古、色目貴族搜刮掠奪財富的社會現實，把階級斗爭與民族斗爭結合在一起。至于“複宋”的口號，則迎合廣大漢族人民心理，是達到階級斗爭的一種手段和策略。正當起義軍彙集在一起，誓告天地之時，地方官聞訊突然襲擊，韓山童被捕犧牲，妻楊氏、子林兒逃奔武安（今江蘇徐州武安山）。劉福通沖出重圍，率起義軍于五月初三占領颍州（今安徽阜陽），大起義正式爆發。起義軍頭裹紅巾作標志，稱紅巾軍；起義軍多為白蓮教徒，燒香拜佛，故又稱香軍。
紅巾軍占領颍州後，妥歡貼睦爾十分驚慌，立即遣樞密院同知赫厮、禿赤率“素號精悍，善騎射”的6000 名阿速軍及各路漢軍，又令河南行省徐① 劉壎：《蓮社萬緣堂記》，《水云村泯稿》卷三。
① 《草木子》卷三上《克謹篇》。
② 何喬遠：《名山藏》卷四三《天因記》。
③ 《輟耕錄》卷二七《旗聯》。
丞相派兵協同鎮壓。這三個元將“但以酒色為務，軍士但以剽掠為務”，無心戀戰。雙方對陣後，赫厮見紅巾勢大，揚鞭高呼：“阿卜！阿卜！”（快跑！快跑！）迅速逃跑了。劉福通據朱皋（今河南淮濱東南），攻破羅山、真陽（今河南正陽）、確山等地，進兵舞陽、葉縣。九月，劉福通占領汝甯府及息州（今河南息縣）、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眾至10 萬。
颍州起義成功後，對全國各地人民群眾鼓舞很大。北方地區響應起義的主要有徐州李二和濠州郭子興。
邳縣（今江蘇邳縣北）人李二，又稱芝麻李，于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與社長趙均用（一作趙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起兵占領徐州，從之者十余萬人，也以“燒香聚眾”，稱紅巾軍。未幾，占領徐州近縣宿州、五河、睢縣、虹縣、豐、沛、靈璧、安豐（今安徽壽縣）、泗縣等地。十二年二月，定遠（今屬安徽）富豪郭子興與農民出身的孫崖、俞某、魯某、潘某等起兵，攻占濠州（今安徽鳳陽東北），郭子興稱元帥，亦以紅巾為號。閏三月，貧苦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投奔郭子興，為親兵。
南方白蓮教首領們也立即抓緊這個時機，發動起義。彭瑩玉是南方白蓮教主，至元四年發動袁州起義失敗後，逃匿于淮西民家。“淮民聞其風，以故爭庇之，雖有司嚴捕，卒不能獲”（《庚申外史》）。
他奔波于江淮、江西、湖南、湖北一帶，化名彭翼、彭國玉，又稱彭和尚，教徒稱之為“彭祖”，敵人誣之為“妖彭”，其徒遍及南方各地。至正十一年夏，彭瑩玉起兵于淮西①。八月，麻城（今屬湖北）鐵工鄒普勝、羅田（今屬湖北）布販徐壽輝等起兵于蘄州（今湖北蘄春南），他們宣傳“彌勒下生，當為世主”，燒香拜佛，也頭裹紅巾，故亦為紅巾軍。十月，攻克蘄水（今湖北浠水）。並以此為都，建立政權，國號“天完”（壓倒“大元”之意），改元治平，推徐壽輝為帝，鄒普勝為太師。
天完政權是元末農民起義中建立最早的農民政權，行政和軍事機構均仿元制。中央設中書省（又稱蓮台省），下設六部；地方有行省；軍制有百戶、千戶、萬戶、總管、統軍元帥等及其相應管軍機構。自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開始，天完軍隊分兵四出：丁普郎、徐明達攻克漢陽、興國（今湖北陽新），鄒普勝克武昌、龍興（今江西南昌），曾法興克安陸（今湖北鍾祥）、沔陽（今湖北沔陽西南）、中興（今湖北江陵），歐普祥克吉安，陶九克瑞州（今江西高安），陳普文克吉安，周伯顏入江西、湖南、廣西，王善攻福建。彭瑩玉這時也與天完軍會合，與項普略（又名項甲、項奴兒）東去九江，入安徽，激戰于徽州（今安徽歙縣），過昱嶺關，破杭州，在杭州“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①。旋因元軍反撲，棄城去蘇南，又轉戰于徽州等地，最後退至瑞州。紅巾軍所過之處，所在農民紛紛響應，“不旬① 陶安：《繁昌縣監邑鐵仲賓功績紀》，《陶學士文集》卷十七。
① 《輟耕錄》卷二八《刑賞失宜》。
日，眾輒數萬，皆短衣草屨，齒木為杷，削竹為槍，截緋帛為巾襦，彌野皆赤”（《元史·魏中立傳》）。
南方紅巾軍的重大勝利是與他們的政治口號分不開的。據記載，至正十二年（1352）四月，江西宜黃的紅巾軍首領塗一、塗佑，新城紅巾軍首領童遠攻占建甯（今屬江西）、泰甯（今屬福建），不久，入邵武（今屬福建），“揚言‘摧富益貧’，以誘村氓從逆。凡窶者之欲財，賤者之欲位，與凡子弟之素無賴者，皆群起趨之。旬日間，聚至數萬，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無獲免者”①。“摧富益貧”這一針對當時社會上貧富不均而提出的戰斗口號，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所以南方起義隊伍的發展異常迅猛。
與此同時，江淮起義軍在趙普勝（雙刀趙）、李普勝（李扒頭）領導下，于至正十二年春，渡江南下，克無為，入繁昌，占領銅陵、池州，進圍安慶，再下湖口、彭澤，勢如破竹，號稱百萬水師。
在北南紅巾軍起兵後不久，河南、湖北一帶則有“南鎖紅軍”和“北鎖紅軍”。至正十一年十二月，王權（又名布王三）、張椿等攻占鄧州（今河南鄧縣）、南陽（今屬河南），稱“北鎖紅軍”，又攻占唐（今河南唐河）、嵩（今河南嵩縣）、汝（今河南臨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陽），進逼滑（今河南滑縣東）、浚（今河南浚縣）。明年正月，孟海馬等攻占襄陽（今屬湖北），稱“南鎖紅軍”，旋克房（今湖北房縣）、歸（今湖北秭歸南）、均（今湖北均縣西北）、峽（今湖北宜昌）、荊門等州。
面對紅巾軍起義的浪潮，元朝廷加緊了對漢人、南人的防范。規定凡議軍事，漢人、南人官吏必須回避。脫脫上奏妥歡貼睦爾：“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今一概剿捕。諸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詿誤。”②同時，元廷又用賣官、募捐等辦法來求助于富豪巨商，組織和支持地主武裝——義兵。河南沈丘畏兀兒人察罕帖木兒和羅山人李思齊糾集地主武裝至萬人，元廷授察罕帖木兒汝甯府達魯花赤，李思齊汝甯府知府；淮東豪民王宣，募得丁壯達三萬人之多，號稱“黃軍”。此類地主武裝，農民起義地區處處皆有，他們配合元軍，使紅巾軍遭受很大損失。後來元廷在許多地方設置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為軍，免其差役，令討賊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胡蘆’，故以名之”（《元史·順帝紀六》）。
元廷將中原紅巾軍視為心腹之患，不斷派出重兵血腥鎮壓。赫厮、禿赤率阿速軍鎮壓失敗後，又于至正十一年九月派禦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與衛王寬徹哥率諸衛兵十余萬前往河南；十月，又增派知樞密院事老章至河南。十二月，元軍破上蔡，俘殺紅巾軍將領韓咬兒。十二年三月，元軍陷汝甯。紅巾軍偷襲駐守沙河岸邊的知行樞密院事鞏卜班軍，殺鞏卜班，元軍退數百里。不久，也先帖木兒再駐沙河，某夜，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① 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黃鎮成撰碑。
② 《庚申外史》；《元史》卷一八四《韓元善傳》。
棄軍資器械、糧草、車輛，率殘兵退至朱仙鎮。當時官軍之腐敗，由此可見一斑。
至正十二年（1352）八月，脫脫親率大軍出征徐州芝麻李。九月，破城，元軍進行大屠殺，芝麻李被俘殺，趙均用、彭大、彭早住等率余眾奔濠州郭子興。脫脫命賈魯圍濠州，賈魯不久病卒。次年五月，元軍撤圍。彭早住稱魯淮王，趙均用稱永義王，勢力在郭子興之上。十四年，彭、趙東去盱眙、泗州等地。
南鎖紅軍和北鎖紅軍活躍于南陽、襄陽及漢水流域一帶，擁眾達十余萬。元廷遣四川行省參知政事答失八都魯等分路“圍剿”。至正十二年五月，答失八都魯陷襄陽，布王三被俘殺，北鎖紅軍先被鎮壓。十四年正月，答失八都魯再陷峽州（今湖北宜昌），南鎖紅軍也被鎮壓。
南方紅巾軍雖分兵四出，奪取許多城池，但所得多不能守。北方紅巾軍受察罕帖木兒、李思齊“義兵”牽制脫脫又蕩平了徐州芝麻李，北鎖紅軍被答失八都魯鎮壓，使南方紅巾軍失去屏障。于是，南方各省元軍從四面八方前來“圍剿”。趙普勝、李普勝率領的江淮水師因孤立無援，退守巢湖自保。至正十三年（1353）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破瑞州，彭瑩玉等慘遭殺害。十二月，江浙行省平章卜顏帖木兒、南台禦史中丞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哈臨禿、左丞禿失里、西甯王牙罕沙等聯合進攻天完政權都城蘄水，城破，天完政權四百多名官員被屠殺，徐壽輝等遁入黃梅山和沔陽湖中。至此，南北紅巾軍經過最初兩年的戰斗，雖然摧毀了許多元朝地方政權，對元朝統治和各地地主富豪打擊十分沉重，但敵人的勢力仍然十分強大，紅巾軍又犧牲了韓山童、彭瑩玉這樣的傑出領袖，因而遇到了暫時的挫折。
起義再起和最後失敗正當紅巾軍處于劣勢之時，至正十三年正月，泰州白駒場（今屬江蘇東台）鹽販張士誠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18 人，殺多次窘辱過士誠的弓兵丘義及諸富戶，募集鹽丁起兵。四月，攻破泰州，擁眾萬余。五月，克興化。未幾，又克高郵。十四年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佑。九月，妥歡貼睦爾命脫脫出師高郵。脫脫總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翼軍馬，董督總兵、領兵大小官將，號稱百萬，“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元史·脫脫傳》）。十一月，元軍抵高郵，士誠大敗，退入城中不出。元軍分兵破六合、鹽城、興化等地。高郵被圍，城中不可支，日議投降事，但又恐罪不能赦，不敢投降。十二月，妥歡貼睦爾突然下詔削去脫脫兵權，頓時引起一場混亂，百萬元軍不戰自潰，形勢發生急遽變化。
元廷自己制造的這場動亂是元朝政治腐敗、妥歡貼睦爾走向墮落的必然結果。先是脫脫複相之前，康里人哈麻、雪雪兄弟屢次在帝面前為其美言，脫脫複相後深為感激，升哈麻為中書右丞。不久，哈麻與脫脫發生矛盾，降為宣政院使，于是對脫脫懷恨在心。他偷偷引進西天僧教妥歡貼睦爾運氣術，哈麻妹婿集賢大學士禿魯帖木兒亦薦西蕃僧伽磷真，所教者名“演揲兒”，漢語“大喜樂”。大喜樂是一種宗教舞蹈，又是一種氣功。禿魯帖木兒利用這種運氣及房中之術，誘導妥歡貼睦爾進行淫樂。禿魯帖木兒又薦老的沙等10 人，號稱“倚納”。這些“倚納”用高麗宮女為耳目，專門刺探公卿貴人家的命婦，市井街坊的良家婦女，引入宮中，供妥歡貼睦爾和這些“倚納”淫樂。妥歡貼睦爾與推行至正新政時判若兩人，全然不顧皇帝尊嚴，與這些男女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赤身裸體，尋歡作樂。其淫樂的秘室即築于宣文閣之旁，稱之為“皆即兀該”，漢語“事事無礙”的意思。又在上都修穆清閣，有房數百間，亦為大喜樂的場所。當時，“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丑聲穢行，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庚申外史》）。脫脫對此亦深惡痛絕，欲將哈麻除之。哈麻獲悉後，百般挑撥皇後、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脫脫兄弟的關系。脫脫出征高郵後，妥歡貼睦爾任命哈麻為中書平章政事，哈麻唆使監察禦史奏劾脫脫和也先帖木兒罪行，故妥歡貼睦爾下詔削脫脫兵權，命謫遷云南鎮西路（今騰沖西），家產籍沒。十五年十二月，哈麻矯旨遣使鴆死脫脫于云南貶所。
高郵戰役是元末農民戰爭的一個轉折點。“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其散而無所附者，多從紅軍，鐵甲一軍入襄陽，號鐵甲兵者是也”（《庚申外史》）。從此，元廷再也沒有力量糾集如此眾多的兵力來鎮壓起義軍，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裝來維護其搖搖欲墜的統治。農民起義軍則以此為轉折，重新積聚力量，組織隊伍，掀起規模更大的武裝斗爭高潮。
至正十五年（1350）二月，劉福通迎韓山童子林兒于碭山夾河，在亳州（今安徽亳縣）正式建立宋政權，改元龍鳳，立林兒為帝，號“小明王”。以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羅文素、劉福通為平章，福通弟劉六為知樞密院事。不久，因杜遵道專權，被福通殺死，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宋政權的機構建設逐步完善，中央有中書省、樞密院、禦史台，中書省下設六部；地方設行中書省，先後曾建立過淮安行省（平章趙均用）、江南行省（平章朱元璋）、益都行省（平章毛貴）、曹州行省（平章武某）、遼陽行省（平章毛居敬、潘誠、關鐸、沙劉二等），行省下置府、縣；管軍機構與天完政權同。
宋政權建立後，元廷命答失八都魯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代替太不花為中原地區元軍總指揮。答失八都魯率軍進駐許州長葛（今河南長葛東北），為劉福通軍所敗，士卒奔潰。十五年九月，答失八都魯至中牟，收集潰散士卒，劉福通突然劫營，大獲輜重，並俘其子孛羅貼木兒。但紅巾軍又遭元將劉哈剌不花襲擊，孛羅帖木兒又被救回。劉福通命其將趙明達取嵩（今河南嵩縣）、汝（今臨汝）、洛陽，北渡孟津至懷慶路（今河南沁陽），河之北大為震動。元廷不得不自豫南調察罕帖木兒來應戰，趙明達戰敗。十二月，答失八都魯進攻太康，進圍亳州，劉福通使小明王避兵于安豐，自領兵與答失八都魯戰于太康、亳州，擊退元軍，亳州得安。
至正十六年（1356）九月，劉福通分兵出擊，發動了著名的三路北伐，意欲一舉包圍大都，推翻元朝。
西路軍由李武、崔德率領。他們出潼關，克陝、虢（今河南靈寶），扼崤函，轉攻晉南。十七年初，李武、崔德轉攻陝西，下商州（今陝西商縣），攻武關。二月，奪七盤，進據藍田，前鋒直抵灞上，進逼奉元路（治今陝西西安），分兵攻占同（今大荔）、華（今華縣）諸州。陝西省台連連告急，元廷不得不命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劉哈剌不花等前去救援，西路軍敗走興元（今陝西關中）。閏九月，劉福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陝，與李武、崔德彙合，自興元轉攻秦（今甘肅天水）、隴（今陝西隴縣），據鞏昌（今屬陝西），敗于察罕貼木兒，西路軍潰退。次年，一部分西路軍在李喜喜率領下南下四川，改稱“青巾”，被徐壽輝部將明玉珍逐走。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李武、崔德向李思齊投降。
東路軍的統帥是毛貴。他原是趙均用的部將。至正十四年，趙均用與彭早住等高濠州東去盱眙、泗州後，進據安東州（今江蘇漣水），與元將董摶霄激戰于北沙、廟灣、沙浦等地，大敗元軍于泗州。十六年三月，揚州地主武裝“青軍”頭目張明鑒逐走鎮南王孛羅普化，孛羅普化奔淮安。不久，王宣所部“黃軍”反。十月，趙均用聯絡青軍、黃軍圍攻淮安，殺鎮南王孛羅普化而據之。宋政權命趙均用為淮安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毛貴奉趙均用命，轉戰于安東、海甯、沭陽、贛榆一帶。十七年初，元將也速攻海甯，毛貴奪其戰船，由海道入山東。二月，毛貴取膠州（今山東膠縣），擊斃元山東宣慰使釋嘉訥。又下海，轉攻益都，益王買奴逃遁，遂下濱州（今濱縣北）。四月，克莒州（今莒縣）。短短二三個月內，盡有山東州縣。元廷急命湖廣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樞密院事孛蘭奚及董摶霄等出兵鎮壓毛貴；又命答失八都魯攻曹州盛文郁部，防止盛部與毛部勢相聯結。為防止毛貴北上，急從太不花、答失八都魯等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守河北。七月，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響應毛貴起義，克濟甯路（治今山東巨野）。是年冬，駐棣州（今山東惠民）的義兵千戶余寶殺知樞密院事寶童起義。負責鎮壓山東農民軍的總指揮紐的該一直龜縮于東昌（今山東聊城），不敢出戰。次年正月，田豐取東平。二月，毛貴克濟南。至此，山東幾乎盡為紅巾軍所有。宋政權在山東設益都等處行中書省，命毛貴為平章。毛貴立賓興院，選用官吏，又于萊州大規模屯田，官民田十止收二分，生產大有發展（《元史·順帝紀八》）。毛貴把山東建成後方穩固的基地，然後揮師北上。
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毛貴兵至河北南皮魏家莊，殺河南行省右丞董摶霄。又連克清（今河北青縣）、滄（今河北滄州東南）二州，據長蘆鎮。三月，克薊州（今天津薊縣），至郭州棗林、柳林（均在今北京市境內），元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毛貴兵進逼大都，“京師人心大駭，在廷之臣，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眾議紛紛”（《元史·劉哈剌不花傳》）。當時形勢對紅巾軍非常有利，答失八都魯已病死，其子孛魯帖木兒與察罕帖木兒互相攻伐，京師十分空虛。但由于中路軍作戰失利，未能突破山西、河北元軍防線，從而與東路軍彙合攻大都，致使毛貴孤軍深入，在柳林敗于元將劉哈剌不花，不得不退師濟南。十九年四月，從淮安來山東投奔毛貴的趙均用，殺害毛貴。七月，毛貴部將續繼祖自遼陽回益都，又殺趙均用。山東各地紅巾軍雖奉毛貴子小毛平章為帥，但實力大受影響。而田豐自稱花馬王，王士誠稱掃地王，田豐與王士誠為爭奪地盤互相攻伐。至正二十一年（1361）夏，察罕帖木兒開始進攻山東紅巾軍，發並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以及汴梁、洛陽諸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自率主力軍渡孟津，逾懷慶，直抵山東，相繼占領冠州（今山東冠縣）、東昌。八月，察罕帖木兒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其將閻思李、關保、虎林赤由東阿造浮橋渡河，田豐率2 萬人奪橋未成，元軍占領長清。田豐屢敗，不得已降元，察罕帖木兒報請元廷授以山東行省平章職。田豐招降棣州余寶、東平王士誠、東昌楊誠。八月，元軍下濟南，南取泰安，北攻濟陽、章丘，東略沿海諸州縣，紅巾軍節節敗退。察罕帖木兒因鎮壓紅巾軍有功，升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十月，元軍進圍益都。二十二年六月，田豐、王士誠設計殺察罕帖木兒，重返紅巾軍隊伍，回到益都。擴廓帖木兒襲父職，繼續圍攻益都。是年十一月，元軍破城，田豐、王士誠被俘殺，守將陳猱頭以下二百余人被俘後送京師處死。山東紅巾軍全部被鎮壓。
中路軍是曹州盛文郁的部隊。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由關先生（關鐸）、破頭潘（潘誠）、馮長舅、沙劉二等率領，逾太行山入山西，取澤州之陵川、高平。閏九月，克潞州（今山西長治），在冀甯路（治今山西太原）遇阻。十八年春，毛貴率東路軍北上，直趨大都。為加強側翼力量，阻止元軍來援，命其將王士誠、續繼祖自益都出兵攻懷慶，克晉甯，與中路軍配合，勢力大增。于是，中路軍決定分兵兩路：一路攻絳州（今山西新絳）；一路由沁州（今山西沁縣）攻冀甯、大同等地。時毛貴進逼大都失利，察罕帖木兒在晉南伏擊中路紅巾軍取勝。六月，關先生、破頭潘由遼州（今山西左權）轉攻冀甯，意欲從保定、定州（今河北定縣）突破元軍防線，失利，改向晉北。十月，關先生等從定州轉攻大同、興和（今河北張北）等地。十二月，關先生等克上都。紅巾軍在上都燒毀元帝駐夏的宮闕後，再克全甯路（治今內蒙古翁牛特旗），焚魯王府。進而攻取遼陽行省首府遼陽路（治今遼甯遼陽）。宋政權遂于此處置遼陽行省，命毛居敬、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等為平章。紅巾軍進入東北後，元守軍一觸即潰，而關內元軍則仍有一定實力，為此，他們決定進攻高麗。高麗王與元廷有特殊關系，而且派軍進入中原鎮壓紅巾軍。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中路軍致書高麗王，准備進攻高麗。十一月，中路軍前鋒渡鴨綠江。十二月，毛居敬率紅巾軍攻占義州、靜州、麟州、西京（今朝鮮平壤）。以後轉戰于西北沿海諸州。二十一年九月，關先生、破頭潘、沙劉二等再入高麗，一度攻占開京（今朝鮮開城），迫使高麗恭湣王逃奔福州（今朝鮮安東）。次年初，關先生、沙劉二等戰死，余眾在破頭潘率領下退回遼陽，四月，破頭潘在遼陽被俘。中路軍至此全遭失敗。
宋政權分兵三路後，元廷不得不分散兵力對付各路紅巾軍，因而為劉福通親率的中央紅巾軍解除了元軍的壓力。至正十七年六月，劉福通攻汴梁（今河南開封），不克。八月，轉攻大名、衛輝等路，很快占領豫北、冀南廣大地區，屢敗元將答失八都魯，元廷對答失八都魯十分不滿，“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促戰相踵”，紅巾軍偽造與答失八都魯通和書，“遺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元史·答失八都魯傳》）。答失八都魯得知，憂憤而死，子孛羅帖木兒繼之。十八年五月，劉福通克汴梁，並定為國都，實現了使“宋”政權名副其實的宿願。這時，宋政權出現了鼎盛的局面。《元史》稱：“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群盜，巴蜀、荊楚、江淮、齊魯、遼海，西至甘肅，所在兵起，勢相聯結”（《元史·察罕帖木兒傳》）。紅巾軍也自稱：“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義舉兵，恢複中原，東逾齊魯，西北函秦，南過閩廣，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饑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藥石。”①當時元朝主要兵力仍然集中在北方地區，尤其是靠鎮壓紅巾軍起家的察罕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李思齊等軍閥勢力，全力以赴圍剿北方紅巾等各路軍隊，所以，北方紅巾軍在摧毀元朝統治的斗爭中，作出的貢獻和犧牲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三路北伐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或先後遭致失敗，或遠離宋都汴梁，宋政權很快從鼎盛開始逆轉。至正十八年七月，察罕帖木兒移軍洛陽，孛羅帖木兒進攻曹州。十一月，曹州失陷，曹州行省武宰相、仇知院犧牲。十九年初，孛羅帖木兒北上代州（今山西代縣）、豐州（今內蒙古呼和浩特東）、云內（今內蒙古土默特左旗東南），駐軍大同，切斷中路軍與汴梁的聯系。二十年五月，察罕帖木兒移軍虎牢，分兵南路出汴南，攻陷歸、亳、陳、蔡，北路出汴東，置戰船于黃河內，略曹州南，據黃陵渡，又發陝西、山西各路元軍，把汴梁包圍得水泄不通。八月，汴梁失陷，劉福通護韓林兒沖出重圍，逃奔安豐。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張士誠遣將呂珍攻安豐，小明王急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不顧張士誠、陳友諒東西夾擊的危險，親率大軍北上，救出小明王、劉福通，安置于滁州。至此，宋政權已經名存實亡。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朱元璋稱吳王前夕，其將廖永安迎小明王、劉福通至應天，途經瓜步，將他們溺死①。
① 鄭麟趾：《高麗史》卷四一《恭湣王》四。
① 《國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通鑒博論》，《明太祖實錄》卷十二稱：“呂珍攻劉福通于安豐，入其城，殺福通等。”
高郵戰役後，南方紅巾軍也利用這一機會，重振旗鼓。黃陂漁民出身的倪文俊在重建天完政權中起了重要作用。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克沔陽，在漢川雞鳴儀大敗元軍，威順王寬徹普化之子報恩奴、接待奴、佛家奴戰死。不久，倪文俊又連克襄陽、中興（今湖北江陵）、武昌、漢陽，俘威順王子歹帖木兒及王妃等。元廷見其勢大，下詔招撫，因談判不成，倪文俊殺威順王子。元廷命答失八都魯等守蘄黃，命太不花為湖廣行省左丞相，總兵湖南，全力剿捕紅巾軍。十六年正月，天完建都漢陽，徐壽輝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命倪文俊為丞相，改元太平。是年，天完軍東入浙江，西取襄陽，南克湖南常德、澧、辰、衡、岳諸州。趙普勝率巢湖水師克樅陽、池州、青陽等地，並兩度圍攻安慶。十七年九月，倪文俊企圖謀殺徐壽輝篡奪帝位，失敗後自漢陽奔黃州（今湖北黃岡），被其部將陳友諒所殺。倪文俊的部隊全歸陳友諒所有。
陳友諒出身沔陽謝姓漁家，因贅于陳氏，故改姓陳，曾在縣衙任貼書之職。元末兵起，與弟友仁、友貴聚眾起義，投奔天完政權，充任倪文俊部下簿掾，累官至統軍元帥。殺倪文俊後，奪得天完政權軍權，率軍重點進攻東南。至正十七年底，沿江而下，在小孤山大敗元軍。十八年正月，與趙普勝等聯軍攻破安慶，殺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等。此後，連克龍興、瑞州、邵武、吉安、撫州、建昌、贛州、汀州、信州、衢州等路。使天完政權成為南方各支起義軍中拓地最廣、實力最強的武裝力量。但陳友諒與倪文俊一樣，篡權野心強烈。為此，他于至正十九年九月，殺害唯一可與之匹敵的趙普勝。是年底，又逼迫徐壽輝徙都江州，乘機伏殺徐壽輝部屬，自稱漢王，改元天定。二十年五月，陳友諒挾徐壽輝攻占太平。閏五月，殺徐壽輝于采石，自稱皇帝，改國號為大漢，年號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以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太尉兼知樞密院事。
陳友諒篡位後，“其將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明太祖實錄》卷九）。趙普勝、徐壽輝舊部紛紛離去。而陳友諒則把矛頭指向應天（今江蘇南京）的朱元璋，企圖聯合已經降元的平江張士誠對朱元璋東西夾擊。張士誠未敢出兵。陳友諒稱帝後不久，即沿江而下直奔應天，結果在龍灣中計大敗，逃回江州。朱元璋乘勝連克太平、安慶等地，趙普勝舊部張志雄，徐壽輝舊部、駐守袁州多年的歐普祥，浮梁（今江西景德鎮北）守將于光等投奔朱元璋。二十一年，陳友諒多次反撲失敗，朱元璋占領江州，陳友諒逃奔武昌。陳友諒饒州守將吳宏、建昌守將王溥、龍興守將胡廷瑞等均以城降朱元璋。二十二年，吉安孫本立、曾萬中，龍泉彭昌中等降朱元璋。這時，陳友諒已面臨眾叛親離、“疆土日蹙”的局面。二十三年，陳友諒不顧一切發動了鄱陽湖大戰，終于自取滅亡。
陳友諒殺害徐壽輝篡奪政權後，天完舊將明玉珍宣布與陳友諒“不與相通”，在四川形成割據。明玉珍是隨州（今湖北隨縣）梅丘里平林聚農民。元末兵起後，被當地富豪推為屯長，組織武裝結寨自保。至正十三年冬，投奔徐壽輝，授為統軍元帥，守沔陽。十七年秋，占領重慶，徐壽輝授為隴蜀行省參政。十八年，敗李喜喜“青軍”于普安（今四川劍閣）、廣元，天完升玉珍為隴蜀行省左丞。十九年四月，克嘉定（今四川樂山），敗元四川行省平章朗革歹等，殺右丞完者都，進克成都、隆慶、潼川。從此，元朝在四川的統治宣告結束。二十年閏五月，陳友諒弑徐壽輝稱帝，“友諒使來，宋主（即徐壽輝）崩弑外聞，乃斬使焚書，三軍縞素，為宋主發喪，附膺哀悼，殆不堪忍。..自是議討友諒，移檄四方，會兵三峽。..諡宋主曰：‘應天啟運獻武皇帝’，廟號世宗，猶舜之宗堯也”①，明玉珍又“立壽輝廟于城南，春秋奉祀”②，對壽輝表示十分忠誠。二十一年七月，明玉珍稱隴蜀王。二十三年正月，明玉珍稱帝，國號大夏，改元天統，仿周制，設六卿，以戴春為塚宰，萬勝為司馬，張文炳為司空，尚大亨、莫仁壽為司寇，吳文仁、周興為司徒，劉禎為宗伯，廢釋老二教，上奉彌勒，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③。明玉珍曾出兵陝西、云南、貴州等地，但多不能守，以後很少出兵，重于防守。二十五年，明玉珍更六卿為中書省、樞密院，以戴春為左丞相，萬勝為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為知院，鄒興等為平章。二十六年春，明玉珍病死，遺言：“汝等同心協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窺中原，亦不可與各鄰國構隙。”又說：“元虜未逐，余志不能遂也。”④子明升即位，年僅10 歲。
高郵之戰使張士誠轉危為安。脫脫在前線罷兵權後，元軍大亂，張士誠乘機出擊，擴大地盤，並且拒絕元廷的多次招安。至正十五年（1355）底，淮東大饑，士誠遣其弟士德占領通州（今江蘇南通），渡江克常熟。次年二月，攻占平江路（治今江蘇蘇州）。士誠改平江路為隆平府，將政權機構從高郵遷來。又分兵連克無錫、常州、松江、湖州、杭州，占有富庶的長江三角洲。這時淮西朱元璋已攻占集慶（今江蘇南京），勢力向東擴展，朱、張雙方在鎮江形成對峙。至正十七年，朱元璋軍連克長興、常州、泰興、江陰、常熟等地，張士德在常熟被朱元璋軍擒獲。“于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江陰、長興二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宣、歙；得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為我（指朱元璋軍）有，士誠侵軼路絕”（《明太祖實錄》卷五）。張士誠戰場上屢戰屢敗。割據台、溫、慶元地區的方國珍奉元朝之命進攻張士誠。在內外交困、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張士誠接受元朝招安，妥歡貼睦爾降旨授士誠為太尉。
張士誠降元後，繼續與朱元璋爭奪地盤，雙方在江南地區大體上維持原① 劉楨：《玄宮之碑》，1982 年明玉珍墓出土。
② 楊學可：《明氏實錄》。
③ 楊學可：《明氏實錄》。
④ 楊學可：《明氏實錄》。
來態勢，但在蘇北、魯南、皖北一帶，張士誠利用宋政權衰敗之機，把勢力一直擴張到濟甯、濠州一線。元廷為解決京師饑荒，于至正十九年九月，不惜以禦酒龍衣賜張士誠，以換取海運糧。從至正二十年到二十三年（1360—1363），張士誠和方國珍，一個出糧，一個出船，每年海運糧11 萬石至13萬石不等，解往大都，從而延長了元朝的反動統治。張士誠集團也是一伙新生的地主分子，他們割據平江後，“無不志在良田美宅”①，“諸公經國為務，畜聲伎，購圖畫，唯酒色耽樂為從，民間奇石名木，必見豪奪。..諸公宴集，輒費米千石”②。張士誠“經歲不出門，不理政事”③，其弟張士信，有“後房百余人，習天魔舞隊，珠金玉翠，極其麗飾”（《明太祖實錄》卷二十）。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士誠遣呂珍進攻宋政權最後據點安豐，朱元璋救出小明王、劉福通，才使他們幸免于難。九月，士誠自稱吳王，遣使赴京請命，妥歡貼睦爾不允。元廷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到平江催海運糧，士誠不允，雙方關系斷絕。江浙行省的元朝官員也被士誠排擠。此後，張士誠集團更加腐朽墮落，滅亡之時也指日可待了。
自從至正十四年（1354）高郵戰役後，北南紅巾軍都從起義的低谷走了出來，展開了規模更大的反元武裝斗爭。北方紅巾軍分兵三路北伐，對元朝在北方的統治予以沉重打擊，並為南方紅巾軍的發展和朱元璋隊伍的壯大創造了條件。南方紅巾軍戰績輝煌，按實力本可擔負起推翻元朝的曆史重任，但陳友諒篡權後急遽蛻變，最後眾叛親離，自取滅亡。非紅巾軍系統的張士誠、方國珍，乘天下大亂之機，割據一方，叛服無常，早已失去農民起義的性質。朱元璋穩紮穩打，逐步壯大，最後擔負起推翻元朝、統一全國的曆史使命。
① 乾隆《蘇州府志》卷十《田賦》三。
② 長谷真逸：《農田余話》卷上。
③ 長谷真逸：《農田余話》卷上。
第三節朱元璋削平群雄朱元璋是濠州鍾離太平鄉孤莊村人，出身于十分貧苦的農民家庭。至正四年（1344）春，淮河上游瘟疫流行，他的父、母、長兄相繼病故，他掩埋了他們的尸體後，入寺為僧，後來游方化緣，飽受社會黑暗之苦，深知人世艱辛。至正十一年（1351）紅巾軍起義爆發，“初起汝颍，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禦制皇陵碑》）。元璋目睹“元將至，略民為俘，鄰境騷動”（《天潢玉牒》），遂決意投奔郭子興部紅巾軍。他作戰勇敢，足智多謀，被郭子興視為親信。
至正十三年（1353），元軍解圍後，郭子興與徐州帥趙均用、彭大父子失和。朱元璋意識到掌握軍隊的重要性。至正十三年六月，朱元璋到家鄉鍾離，“倡農夫以入伍。..不逾月而眾集”（《禦制皇陵碑》），共達七百余人，其中有幼時相好徐達、邵榮、周德興等人。加上後來入伍的鄧愈、常遇春、胡大海等，至正十五年兼並的巢湖水師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廖永忠、廖永安兄弟，桑世傑、張德勝等，都是朱元璋隊伍的骨干。他們出身貧苦，勇敢善戰，反元堅決。朱元璋隊伍中雖然兼並過不少地主武裝，但並不影響它的紅巾軍本色。
郭子興提拔朱元璋為鎮撫、總管。十五年三月，郭子興死。四月，宋政權任命郭子興子天敘為都元帥，子興妻弟張天佑為右副元帥，朱元璋為左副元帥。從此，這支部隊正式歸宋政權統轄。五月，朱元璋兼並部分巢湖水師後，開始南渡。六月，取采石、太平。定遠人馮國用曾向朱元璋建議：“金陵龍盤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為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明史·馮國用傳》）太平知府陶安也說：“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明史·陶安傳》）朱元璋決定東取集慶（今江蘇南京）。是年七月、九月，兩攻集慶失利，郭天敘、張天佑被叛將出賣，俘送元軍殺害。十六年三月，朱元璋親率大軍三攻集慶，一舉攻克，殺元江南行台禦史大夫福壽，改集慶路為應天府。遂分兵取鎮江、金壇。七月，宋政權升朱元璋為樞密院同僉。不久，宋政權在應天設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命朱元璋為平章。
朱元璋占據應天後，東有張士誠倚江南之富庶，爭奪江浙地盤；西有陳友諒憑長江中游地利，時時發兵來犯。陳、張沆瀣一氣，以消滅朱元璋為己任。朱元璋要坐穩應天，在兩強夾縫中立足，是相當困難的。
朱元璋的成功，在于他采取了正確的戰略方針，這是當時其他武裝所不可企及的。
朱元璋注意延攬人才，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入據金陵，采納了馮國用、陶安之獻策；克徽州，問計于老儒朱升，有“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之對；征浙東，胡大海引薦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等“四先生”。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陳友諒進攻應天，朱元璋左右意見分歧，“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棄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基奮然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①然後提出戰略方針：“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劫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游，其心無日不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明史·劉基傳》）朱元璋非常注意采納這些有識之士的精辟見解，使自己的隊伍穩步發展。
在軍事上，采取了先陳後張的方針。徐壽輝為天完皇帝時，雙方並無矛盾，只是至正十五年（1355）時，巢湖水師將領李普勝企圖兼並朱元璋軍失敗被殺，促使水師分裂，俞廷玉等歸朱元璋，趙普勝等歸天完，在皖南青陽、石埭、潛山一帶小有磨擦。朱元璋重點進攻應天周圍的徽、婺、湖、信等州，以穩住南方陣地，迫使張士誠不敢來犯。至正二十年（1360）後，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對付西線陳友諒，戰線逐漸推向皖西、江西，利用陳友諒篡位引起的內部矛盾，大量納降徐壽輝、趙普勝的舊部，進一步孤立陳友諒。
在政治上，朱元璋始終利用宋政權作屏障，保持與宋政權在政治上的一致，朱無璋軍克婺州（今浙江金華），開設浙東行省，于省門立兩大黃旗，兩旁立兩牌。旗上書云：“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牌上書云：“九天日月開黃道，宋國江山複寶圖”①。這與韓山童、劉福通“直抵幽燕之地，重開大宋之天”的口號是一脈相承的。盡管朱元璋早已獨自發展，但始終寄名于宋政權之下。至正十九年五月，小明王升元璋為江南行省左丞相。二十一年正月，小明王封元璋為吳國公。二十三年二月，元璋親去安豐救出小明王、劉福通，安置在滁州，二十四年，朱元璋稱吳王，其紀年仍用龍鳳，榜文命令仍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朱元璋非常善于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緩沖敵人的壓力或調整自己的部署。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察罕帖木兒用兵山東，招降田豐、王士誠等，勢不可擋。朱元璋遣使北上與察罕通好，並說：“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所處何如，然後議焉。”（《明太祖實錄》卷九）用盡了韜晦之計。
在經濟上，朱元璋初期采用抄掠地主財物、強令百姓歲納寨糧的政策。
後期為長久計，他放棄抄掠、強納寨糧的辦法，采用承認農民奪田或占田，鼓勵開荒為己業，“給民戶田”（劉辰《國初事跡》），收取田租的政策；同時，大力開展軍屯、民屯，在應天近郊、江陰、衢州等地屯田，收效十分明顯。在賦稅方面采取輕徭薄賦，至正二十四年（1364）稱吳王時，“賦稅十取一，役法計田出夫”（《明史·食貨志二》）；商稅也低，由十五取一，降至三十取一；鹽稅從十取二，降至二十取一。為發展貿易，至正二十一年（1361）于應天府設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流通。
朱元璋的統一戰爭是從至正二十三年（1363）開始的。屢敗于朱元璋的① 黃伯生：《誠意伯劉公行狀》，《誠意伯文集》卷首。
① 《國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俞本《皇明紀事錄》。
陳友諒並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這年四月，陳友諒特制數百艘大艦，“艦高數丈，外飾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舫數十其中，上下人不聞相語，舫箱皆裹以鐵”。他選擇了朱元璋率軍北上救援小明王尚未回師之機，兵號稱60 萬，“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明太祖實錄》卷十二）。陳友諒軍首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洪都城原先緊靠贛江，朱元璋考慮在先，已將城牆改建為離江岸30 步。友諒軍來攻，大艦無法靠近城牆，只得登岸圍城。洪都守將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他率軍死守85 天，為朱元璋准備水軍迎戰陳友諒于鄱陽湖贏得了時間。七月，朱元璋親率20萬大軍來援，陳友諒退至鄱陽湖。
鄱陽湖之戰是中國古代軍事史上規模空前的一次水軍大會戰。陳友諒人眾、艦大，朱元璋人少、艦小，雙方差距懸殊。但朱元璋深知他的部隊士氣高漲，上下一心；而陳友諒弑主篡權，“唯知巨艦，未知軍心哐怯”（《明太祖實錄》卷十二）。朱元璋看准了陳友諒的弱點，一開始就采用火攻。七月二十一日，雙方激戰于鄱陽湖，開始朱元璋軍無法靠近巨艦，朱元璋也險遭不測。後來他采用火攻，利用風勢發火槍，焚毀陳友諒戰艦20 余艘。二十二日，朱元璋組織敢死勇士，駕駛滿載火藥等易燃物的小舟，沖向敵陣，乘風縱火，焚其艦船數百。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許多重要將領被焚死。“煙焰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明太祖實錄》卷十二）。據統計，是日陳友諒將士被焚溺致死者達6 萬人，朱元璋軍溺死者7000 余人。經二十三、二十四兩天激戰，陳友諒不得不退入草鞋山。八月，陳友諒“糧絕勢困”，“進退失據”，准備逃奔武昌。二十七日，在向湖口突圍時中矢死。張定邊等乘夜用小舟載其尸及子陳理逃回武昌，陳理繼位。
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率水陸大軍征武昌，陳理降，大漢割據政權滅亡。
朱元璋的下一個目標是平江張士誠。滅張戰爭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占領蘇北、淮河流域諸城鎮；第二階段占領江南地區諸城鎮；第三階段圍攻平江。即所謂“先取通泰諸郡縣，翦其羽翼，後轉取浙西”①的戰略部署。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發布文告，指責張士誠“假元之令，叛服不常..啟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明太祖實錄》卷十五）。令徐達、常遇春等于次年四月前全部攻占士誠在蘇北和淮河流域的地盤。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發布著名的《平周檄》。這篇檄文雖仍用“皇帝聖旨”和“龍鳳”年號，卻完全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汙蔑紅巾軍“根蟠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祝允明《野記》）。又羅列張士誠八大罪狀，但口氣也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上的。這年八月，朱元璋命徐達、常遇春率師① 《國初群雄事略》卷四《漢陳友諒》。
20 萬攻張士誠。至十一月，朱元璋軍已占領湖州、杭州、紹興、嘉興等地，形成對平江的包圍。士誠的重要將領呂珍、李伯升、張天琪、潘元明等紛紛投降朱元璋。十一月，朱元璋用葉兌“鎖城法”攻平江，分兵把守平江各門、各方，四周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名曰敵樓）三層，監視城中動靜，每層施弓弩火銃，又用襄陽炮日夜攻擊。張士誠死命堅守。二十七年六月，張士信在閭門督戰時挾妓尋歡，被炮火擊中身亡。九月，城破，周仁（隆平府太守）、潘元紹（士誠婿）等降，張士誠率軍巷戰，最後自經未遂，俘送應天，自縊死。張士誠割據政權被消滅。
朱元璋軍在攻克平江、滅張士誠後，即遣軍分兩路進攻方國珍。方國珍于至正八年（1348）與其兄國璋、弟國瑛、國珉起兵反元，不久受元招安。十一年，紅巾軍起義爆發後，又反。其後據有慶元（今浙江甯波）、溫、台等地，屢受元朝封官，官至江浙行省參政。至正十八年（1358）底，朱元璋克婺州（今浙江金華），招降方國珍，朱元璋授其為福建行省平章。但方國珍又同時接受元江浙行省平章職，後又升為丞相，封衢國公。至正二十七年（1367），方國珍北通元將擴廓帖木兒、南交福建陳友定，以對抗朱元璋。九月，朱元璋將朱亮祖、湯和、廖永忠來攻，方國珍日夜運珍寶，准備下海逃跑。元璋軍連克台、溫、余姚、上虞、慶元，方國珍逃入海中。十一月，方國珍被迫投降。
與此同時，朱元璋命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輝為副將軍，率軍南下福建征陳友定。陳友定本為驛卒，因鎮壓紅巾軍有功，累升至福建行省參知政事。至正二十五年（1365），元置福建行省分省于延平，以友定為平章，“于是閩中八郡皆其所守”（《明太祖實錄》卷二五）。元璋軍勢如破竹，于洪武元年（1368）正月進圍延平，友定自殺未遂，俘送應天處死。
此後，朱元璋南征北伐同時進行。至洪武元年六月，湖南、廣東、廣西全為明朝所有。南方之地僅剩四川明升、云南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明朝滅元後，四川、云南才陸續歸明。
第四節元朝的滅亡擴廓與孛羅之爭自至正十五年脫脫被害至二十八年元政權退出大都，十余年間，妥歡貼睦爾為聲色所好，更加厭于朝政。起用右、左丞相凡十余人，或為奸佞小人，或為軍閥武夫，或為無能之輩，結果都禍國殃民，加速了元朝的滅亡。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曠日持久，而擴廓帖木兒與孛羅帖木兒之間的斗爭，既是一場擁兵自重的軍閥之間的爭斗，又是宮廷內部爭權白熱化的表現。
脫脫死後，哈麻拜中書左丞相，其弟雪雪為禦史大夫。“國家事盡歸其兄弟二人矣”（《元史·哈麻傳》）。哈麻謀立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事泄遭貶，途中被杖死。妥歡貼睦爾起用搠思監主政，搠思監賄賂公行，貪聲著聞，甚至印造偽鈔，政治更加黑暗。而妥歡貼睦爾與禿魯帖木兒等十“倚納”益加放肆，行大喜樂，演天魔舞，又熱衷于自行設計、自行建造房屋和龍舟，對政事益加厭惡。皇太子與其母奇皇後一直謀求內禪，使宦官樸不花喻左丞相太平，太平不允，終于被皇太子和搠思監逼令自殺。搠思監與樸不花“構相表里，四方警報及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元史·搠思監傳》）。他們根株盤固，氣焰熏灼，內外百官趨附之者十九。又宣政院使脫歡，與之同惡相濟，為國大蠹。朝內大臣恨之入骨，紛紛上疏彈劾。禦史大夫老的沙是妥歡貼睦爾的母舅，意圖利用群臣彈劾樸不花來達到排擠政敵的目的，引起皇太子和奇皇後的不滿，便唆使妥歡貼睦爾將他封為雍王，逐回高麗。老的沙行至大同，跑到孛羅帖木兒軍中躲避。于是一場以孛羅帖木兒和擴廓帖木兒為主角的新的內訌即將爆發。
元末軍閥爭權爭勢始自察罕帖木兒和答失八都魯。答失八都魯出身于蒙古珊竹帶氏的功臣世家，自以為是正宗蒙古貴族；察罕帖木兒出身內遷的畏兀兒家庭，以布衣集義兵，憑戰功成為統帥，很不甘願位于答失八都魯之下。答失八都魯總制河南軍馬，但在冀、魯一帶屢戰屢敗；察罕帖木兒奉命由關陝入河南，再入冀、魯，侵占了他的勢力范圍。答失八都魯憂憤而死後，其子孛羅帖木兒總領其軍，退守河北井陘口，後進駐大同，與察罕帖木兒爭奪冀、魯之地，雙方之間屢有爭戰。至正二十年（1360）九月，朝廷命以冀甯（今山東大同）交孛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不從，雙方又展開交戰，元廷命各還本鎮。
至正二十年（1360），察罕帖木兒在山東被起義軍田豐、王士誠刺殺，其養子擴廓帖木兒襲父職。這時，孛羅與陝西軍閥張思道（又名良弼）相聯結。至正二十三年（1363）六月，孛羅乘擴廓忙于山東戰事，南侵擴廓守地，並遣將竹貞襲據陝西。擴廓亦不示弱，遣部將貊高合李思齊兵攻竹貞，竹貞戰敗投降擴廓。
自從老的沙留在孛羅帖木兒軍中後，軍閥之間的交戰與宮廷內部的矛盾開始結合起來。右丞相搠思監、宦官樸不花與皇太子結成一伙，以擴廓帖木兒為外援，強令孛羅交出老的沙，孛羅不遣。二十四年三月，搠思監、樸不花遂誣稱孛羅與老的沙圖謀不軌，由妥歡貼睦爾下詔，削孛羅官職，令其解兵權歸四川。孛羅知道此詔非皇帝本意，遂拒不奉詔。朝廷下令命擴廓帖木兒出兵討伐孛羅。這時，宗王不顏帖木兒等出面上書，替孛羅辯解，且很快出兵與孛羅會師。妥歡貼睦爾怕局面不可收拾，降下聖旨，“以搠思監屏諸嶺北，樸不花竄之甘肅，以快眾憤。孛羅帖木兒等，悉與改正，複其官職”（《元史·搠思監傳》）。然而，詔書雖下，而搠思監、樸不花仍留居京城。這樣，孛羅進兵京師就找到了借口。四月，孛羅派禿堅帖木兒率軍進攻京師。禿堅本為知樞密院事，因得罪皇太子，逃奔孛羅軍中避禍。禿堅兵入居庸關，敗京師軍，至清河，皇太子逃奔興（今河北承德西）、松（今遼甯赤峰西），京師空虛。妥歡貼睦爾命達達國師、蠻子院使去禿堅軍營勸解，禿堅聲稱必得搠思堅、樸不花，妥歡貼睦爾被迫交出二人，孛羅殺之。禿堅帖木兒浩浩蕩蕩率軍入京師，妥歡貼睦爾以孛羅帖木兒為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守禦大同；禿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政事，退出京師。
是年五月，皇太子回宮後，忿怒不已，命擴廓帖木兒調動軍隊，分道進攻孛羅。擴廓命白鎖住守京師，命貊高、竹貞為中道、關保為西道，合擊孛羅于大同，擴廓親駐太原，調督諸軍。七月，孛羅與禿堅、老的沙等以“清君側”名義再次進攻京師，皇太子逃到太原。孛羅等入京師，妥歡貼睦爾命孛羅為太保、中書右丞相，節制天下兵馬；老的沙為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為禦史大夫。孛羅主政後，殺“倚納”禿魯帖木兒、波迪兒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糧，禁西蕃僧人佛事，並多次遣使請皇太子還朝，使者至太原均被拘留。
至正二十五年（1365）三月，皇太子在擴廓帖木兒軍中下令，調遣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各地軍隊，共討孛羅帖木兒。孛羅調兵抵禦，敗績，于是郁郁不樂，終日與老的沙飲宴，荒淫無度，酗酒殺人，喜怒無常，人皆畏之。妥歡貼睦爾對孛羅的行為也極為不滿，密令威順王寬徹普化子和尚刺殺孛羅。和尚雇殺手于七月二十九日刺殺孛羅帖木兒，老的沙攜孛羅家眷逃遁至禿堅軍中，與禿堅共奔趙王王傅府（今內蒙古達茂聯合旗阿倫斯木），鼓動趙王起兵，趙王縛老的沙、禿堅二人送至朝廷。孛羅帖木兒黨至此被徹底清除。
當妥歡貼睦爾密謀殺害孛羅之時，擴廓乘機進攻大同，取之。皇太子聯絡也先及魏、遼、齊、吳、豫、豳諸王准備進京。皇太子在太原時，想用唐肅宗在靈武稱帝的故事自立，擴廓等不從。現在進京，奇皇後傳令擴廓以重兵擁皇太子入城，企圖威脅妥歡貼睦爾讓位。擴廓知其用意，兵至京城30里處即下令分散，不入京師，皇太子怨恨在心。既入京，妥歡貼睦爾命老臣伯撒里為右丞相，擴廓為左丞相。居兩月，擴廓請南還視師。二十五年閏十月，封擴廓為河南王，總天下兵。十二年六月，抵河南，駐軍彰德（今河南安陽），調遣諸將准備南下江淮。但關中李思齊、張思道、孔興、脫列伯四將各懷異見，要求別立一軍，不受調遣。他們共推李思齊為盟主，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保（擴廓別名）來，則整兵殺之。”（《庚申外史》）擴廓遣其將關保、虎林赤西攻張思道于鹿台，而思齊與思道合兵抗之，雙方相持一年，前後百戰，勝負未決。
至正二十七年（1367）八月，妥歡貼睦爾見諸軍互伐，不得不下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又命擴廓以其兵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以其兵與張思道、孔興、脫列伯等取襄樊；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詔書雖下，皇太子竟止之不行，擴廓等也拒不受命。擴廓自恃兵強，日益跋扈，又殺皇帝派來調解的詔使天下奴，其部將貂高、關保十分不滿，宣布脫離擴廓。兩人又羅列擴廓罪狀上奏朝廷，並發兵攻擴廓。當時，皇太子用侍禦史李國鳳等計，立大撫軍院，總制天下兵馬，專防擴廓。是年十月，擴廓被免職，以河南王食邑汝州（今河南汝南），其所總諸軍分由各將統領。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駐兵防守。
擴廓遣兵攻占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妥歡貼睦爾下令削奪爵邑，令諸軍共誅之。于是，一場新的軍閥混戰又重新開始，擴廓退守平陽（今山西臨汾），雙方相持良久。這時明兵已到達河南，思齊、思道率兵西歸，而貊高、關保進攻平陽甚急。擴廓夜襲其兵營，俘貊、關二將。妥歡貼睦爾見擴廓勢大，立即罷大撫軍院，下詔複擴廓原職，領兵准備南討。
自擴廓、孛羅構兵以來，元廷整整花費8 年時間用于內耗之中。這8 年中，朱元璋從容備戰，次第削平群雄，最後揮師北伐。元廷的腐敗統治，為它自己挖掘了墳墓。
明師北伐和元朝滅亡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吳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在消滅了張士誠割據勢力後，即著手揮師北伐。他對徐達等說：“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起，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為保身之謀，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為眾所附，乃率眾渡江，與群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又提出北伐的戰略部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太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明太祖實錄》卷二五）朱元璋的這一席話，充分說明他對全國形勢和戰局了如指掌，以後形勢的發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在長期的戰爭環境里和激烈的戰斗中，朱元璋已經鍛煉成為一名傑出的軍事指揮家。
是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中書右丞相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為副將軍，率25 萬大軍由淮入河，北取中原。臨行，又召見諸將士，叮囑他們“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明太祖實錄》卷二五）。二十三日，發布北伐檄文，提出“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明太祖實錄》卷二五）的口號，這一口號對當時的漢族地主階級有很大的號召力，對分化瓦解蒙漢各族上層貴族聯合統治的元政權起了很大作用。
北伐的第一步是“先取山東，撤其屏蔽”。十月二十四日，徐達率軍抵淮安，遣人往沂州招諭王宣、王信父子。察罕帖木兒死後，王宣父子利用擴廓帖木兒打內戰的機會，攻掠山東全境。徐達派人招降後，王宣父子投降，王信被授予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未幾，王宣父子複叛，王宣被徐達鎮壓，王信逃遁。徐達率軍先後克複營州、滕州、益都、東平、兗州、濟南、濟甯、密州、登州、萊州、東昌等地。由鄧愈率領的偏師也由襄陽北略南陽，進展順利。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國號為明，建元洪武。北伐的第二步是“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洪武元年二月，徐達等率師進入河南後，首先進攻汴梁。當時元汴梁守將李克彝、陳州（今河南淮陽）守將左君弼、安豐守將竹昌均屯兵汴梁。左君弼原是天完政權汴梁行省首腦，長期占領廬州（今安徽合肥），至正二十四年（1364）降元。明軍抵達陳橋時，左君弼率先投降，李克彝奔河南（今洛陽）。明軍占領汴梁，次第攻克河南各州縣。同時，由馮宗異率領的偏師攻克陝州（今河南三門峽西），扼潼關，西略華州（今陝西華縣），以防李思齊軍。五月，朱元璋抵汴梁，召集諸將確定北進大都方略。
七月二十九日，山東諸將自益都、徐州、濟甯會師東昌，前鋒分兵渡河。閏七月初二日，徐達等自汴梁發兵，自中灤渡河，進取彰德、磁州、邯鄲。十一日，徐達會諸將于臨清。十四日，常遇春克德州。北伐的第三步“進兵元都”正在順利進行中。
這時，妥歡貼睦爾如夢初醒。閏七月十九日，罷大撫軍院，複擴廓帖木兒官職，命其出援京師，勤王禦敵。擴廓故意自平陽繞道大同，盡管元都危在旦夕，他依然觀望不進。
閏七月二十日，明軍下長蘆，趨清州。二十三日，徐達兵抵直沽，水陸兩路向大都進發。元中書右丞相也速望風逃遁，元都大震。二十七日，妥歡貼睦爾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命慶童為中書左丞相，同守京城。二十八日夜半，妥歡貼睦爾率三宮後妃、皇太子、皇太子妃等，開健德門北奔上都，左丞相失列門等扈從。八月初二日，徐達等率至大都，攻齊化門，命將士填濠破城而入，執淮王帖木兒不花、左丞相慶童等，殺之。至此，統治了百余年的元皇朝終于被推翻。明朝改大都為北平府。
妥歡貼睦爾于八月十五日至上都。當時元朝殘余勢力仍不可忽視。擴廓帖木兒擁數十萬軍屯駐山西，李思齊、張思道等盤踞陝西，遼陽有兵10 萬，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守云南。明廷視擴廓帖木兒為頭號勁敵，陝西李、張已有“貳志”（劉佶《北巡私記》），故克大都後不久，明軍即兵分兩路進攻山西，迫使擴廓撤至甘肅、甯夏。洪武二年（1369）正月，妥歡貼睦爾命擴廓為中書右丞相。四月，元軍見明軍主力西攻陝西，遣將分道攻北平，被常遇春擊敗。六月，妥歡貼睦爾逃奔應昌（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常遇春克上都，徐達在陝西也勢如破竹，李思齊投降。至明年四月，擴廓帖木兒由甯夏北奔和林，殘元勢力基本上退至漠北。四月二十八日，妥歡貼睦爾因患痢疾，病死于應昌。朱元璋“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元史·順帝紀十》）。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繼位，為其父諡號惠宗。五月，明將李文忠來襲應昌，愛猷識理達臘退居和林，改年號宣光。和林的殘元政權史稱“北元”。
第十章西北宗藩在元代的漢文史籍中，常常把欽察汗國、伊利汗國、窩闊台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統治者統稱為“西北諸王”。他們在名義上尊奉元朝皇帝為宗主，以“宗藩之國”自居①，但實際上具有半獨立或獨立的地位。這些汗國與元政府的關系，雖然有親有疏，但畢竟不同于今天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大體上說，伊利汗與元皇室同為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後裔，他們之間的關系最為密切；察合台汗國和窩闊台汗國與元朝政府的關系，經曆了複雜的變化過程，而欽察汗國與元朝相距最遠，早已有獨立化的傾向，又因海都割據勢力的阻隔，與元朝的關系相對而言比較疏遠。由于蒙古貴族的軍事擴張，蒙古與世界各地的民族、國家發生了關系。蒙古牧民也因之大批遷往西北宗藩諸國。上述西北諸汗國的曆史既是世界曆史的一部分，又是中國史的一部分，也是蒙古和西北民族曆史的一部分。
① 《元史》卷三五《文宗紀》四。
第一節察合台汗國早期的察合台兀魯思察合台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汗國由察合台的封地發展而來。察合台和他的繼位人通過侵奪大汗的土地，使其兀魯思向半獨立化方向發展，成為統治東達今吐魯番、西及阿姆河、北接花剌子模和塔爾巴哈台山、南臨印度的強大勢力，對我國西北地區和中亞的曆史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成吉思汗于1206 年攻滅乃蠻之後，開始分封諸子，據《元朝秘史》節242 記載，察合台分得8 千戶屬民；而據《史集》記載，察合台得4000 人，其中包括一個巴魯剌思千戶和一個宏吉剌忒千戶①。察合台的始封地在今天山以北的草原地區。隨著西遼的滅亡和西征的勝利，蒙古國的版圖迅速擴大。成吉思汗又為其年長的諸子在原有封地的基礎上，指定了新的封地。據波斯史家志費尼記載：“察合台得到的土地，從畏兀兒之邊（hudud）伸展到撒麻耳干和不花剌，其居地在阿力麻里附近的忽牙思”②，即畏兀兒以西的草原地帶。
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為元代制度。成吉思汗回師後，察合台受命留在西域，成為鎮守回回之地的親貴諸王③。察合台的封地與其所戍守之地互相鄰接，在西域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勢力。察合台汗國日後能發展成一支與其他蒙古諸汗國相抗衡的力量，即肇源于此。
當時的西域，定居民族聚居的綠洲農耕城郭之地最為富庶。這些地區所得的收益，按蒙古人古老的習慣，由成吉思汗氏族成員共同分享。其辦法是，把這些地方的民戶按一定比例分配給各支親貴。波斯史家瓦撒夫記載，阿姆河以北名城不花剌的編民有1.6 萬人，其中5000 人屬于拔都、3000 人屬于拖雷之妃唆魯禾帖尼，余下的8000 人稱為“大中軍”（uluq qol），屬于大汗①。除了宗親諸王，蒙古將領亦可因戰功在中亞受賜封邑。例如忽必烈大將伯顏之祖父阿剌“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元史·伯顏傳》）。忽禪即忽氈，為牙剌瓦赤駐地，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國忽氈州首府忽氈市（列甯納巴德市）。
蒙古大汗除了與其他貴族共享當地收益外，還負有管理這些地方的責任，向各城派駐大臣或達魯花赤。《元史》記載，鎮守撒麻耳干的有契丹人① 《史集》漢譯本第1 卷第1 冊，頁376—377。但在同書第2 卷（漢譯本頁172）中，拉施都丁又把這個宏吉剌忒千戶稱為紮剌亦兒千戶。
② 《世界征服者史》可疾維尼波斯文刊本，卷1，頁31，並見同卷頁226，漢譯本，頁45、272。這個忽牙思應該就是《耶律希亮神道碑》提到的“換紮孫”。
③ 王國維：《黑韃事略箋證》。
① 《瓦薩甫史》，哈默·普爾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及德譯合璧本，頁94，維也納，1856 年。耶律阿海父子，耶律楚材提到鎮守不花剌的有女真人蒲察元帥父子等。見于波斯文史料的除了牙老瓦赤、麻速忽父子外，還有鎮守阿姆河以北地區的大臣哈紮兒不花（Khazar-Buqa），駐于那黑沙不城（Nakhasbab，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東南之卡爾希）的丞相大夫（Ching-Sang-Tai-Fu）和不花脫沙（Buqa Tusha）。中亞東部草原地區的城市，如阿力麻里等，也有達魯花赤①。
察合台的禹兒惕和軍隊都在中亞，又以皇子的身份出鎮西域，而中亞城郭綠洲之地的統治權卻屬于大汗。成吉思汗死後，察合台吞並朝廷在西域的轄地的野心日益滋長，《史集》記載了一起事件：在窩闊台時代，察合台擅自發出一道令旨，變動阿姆河以北地區幾個州郡的長官，受命鎮守其地的大臣牙老瓦赤立即上報，太宗降旨斥責察合台，命他陳明原委。這件事一方面反映了察合台雖然貴為出鎮西域的皇兄，亦無權干預鄰近的朝廷轄地的政務，同時也反映出西北諸王與朝廷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變化。在太宗時代，除了牙老瓦赤、丞相大夫等朝廷命官治理著中亞的城郭農耕之地以外、察合台王府中另有一批官員，其中最重要的大臣是伐阇羅（Vazir）②、阿迷的（'Amid）和撒迦吉（Sakkaki）。伐阇羅的真實姓名現在已不清楚，人們只知道他是漢人（Khitayan），被蒙古軍掠獲後起初在察合台的一位漢醫那里做侍仆。漢醫死後，他成為蒙古貴族的牧奴。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受到察合台的賞識，被委以官職並被稱為伐阇羅。據《史集》記載，伐阇羅身材矮小，相貌平常，但為人勇敢、機智，才華出眾，能言善辯，其地位高于察合台斡耳朵內諸大臣，他甚至擅自處死過察合台之子的妃子。察合台死後，他很快被處死③。伐阇羅的經曆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被蒙古貴族掠至中亞的漢地文人的遭遇。
阿迷的自成吉思汗時代起就追隨察合台，受到信用。成吉思汗曾把花剌子模沙摩訶末算端的兩個女兒賜給察合台，察合台又把其中的一個轉賜給阿迷的。阿迷的當時主要的政敵是撒迦吉。撒迦吉起初因阿迷的等人的推薦，才成為察合台的大臣。由于他才學出眾、學識廣博，很快得寵，于是引起阿迷的的嫉妒，兩人之間的明爭暗斗愈演愈烈，起初是阿迷的被免職，後來又官複原職，而撒迦吉則反過來遭到囚禁，最後死在獄中①。投降蒙古的回回① 《元史》卷一五○《耶律阿海傳》；《湛然居士集》卷五《贈蒲察元帥七首》，並見卷六，《瓦薩甫史》第1 卷，波斯文原文及德譯台璧本，德譯頁25。《長春真人西游記》卷上，《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冊39，頁29—30。
② Vazir，源于梵文Vajra，意為金剛杵。
③ 《史集》第2 卷漢譯本，頁184—187。
① 宏達迷兒：《旅行者之友》，德弗雷麥里波斯文節刊本及法文節譯合璧本《突厥斯坦和阿姆河以北地區的蒙古汗史》，（Histoire deskhansMongolsdu Turkistan et de la Transoxiane，extraiteduHabibEssiierdeKhondemir，Traduitedu Persanetaccompagnedenotes，parM.C.Defremery，Paris，1853），人的地位與伐阇羅等漢人相似，他們在蒙古宮廷里的地位同樣是不穩定的，稍有得罪蒙古主子之處，就可能被處死，有些人還成為蒙古貴族之間互相爭斗的犧牲品。
阿姆河以北之地是中亞回回人的經濟文化中心，花剌子模王朝統治階級的戰敗和蒙古軍的屠殺政策沒有能使人民的抵抗停止下來。邱處機記載了當時人民反抗蒙古人的斗爭②。蒙古統治建立後，這里成了蒙古貴族榨取財富的主要對象，除此而外，當地人民還要負擔沉重的軍役和徭役。在這種情況下，1238 年不花剌爆發了反抗蒙古統治者的起義。起義的領導人是一位名叫塔剌比的制篩匠，他利用宗教活動作為掩護，短時間里就發動了大批群眾，很快控制了不花剌。人民起而響應，殺死了許多投靠蒙古人的顯貴，幸存的慌忙出逃。起義人民把塔剌比尊為不花剌的算端。不久，蒙古軍到來，起義軍奮勇迎戰，殺敵近萬，擊退了蒙古人，塔剌比戰死沙場。人民推舉塔剌比的兄弟繼續領導起義。蒙古人戰敗後迅速集結力量，卷土重來，起義軍終于被擊敗。蒙古軍下令把不花剌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統統趕出城去，准備依例屠城。只是在牙老瓦赤向窩闊台奏報之後，不花剌才得以保存下來①。在整個蒙古國時代，察合台兀魯思的汗位繼承人都是由大汗指定的。察合台的嫡長子是抹土干（Moetuken），他受到成吉思汗的寵愛，在西征時死于興都庫什山以南的八米俺城下，時適逢其子合剌旭烈誕生，成吉思汗和元太宗窩闊台都曾確定合剌旭烈為察合台之位的繼承人。1242 年察合台死去，合剌旭烈繼立。1246 年定宗貴由即帝位後，為了擴大自己在蒙古親貴中的勢力，借口“舍子傳孫為非”，廢合剌旭烈，另立抹土干之弟也速蒙哥（Yesu-M.nge）為汗②。
貴由死後，拖雷家族在術赤家族的支持下，向窩闊台家族奪權，宣布立拖雷子蒙哥為帝，是為元憲宗。合剌旭烈站在蒙哥一邊；也速蒙哥則支持窩闊台家族，與他同謀的察合台系的宗王還有也孫脫和不里等人。不久窩闊台後裔宗王以武力反抗蒙哥的企圖被發現，也孫脫因牽連受到囚禁。其他與此有關的察合台後裔宗王貴族也受到了嚴厲的處置。合剌旭烈受命歸國執掌兀魯思，他在途經按台山時死去，蒙哥命其未成年之子木八剌沙（MubarakShah）即位，合剌旭烈之妃兀魯忽乃監國。
蒙哥將朝廷管理西域的機構定名為阿姆河等處行尚書省（治阿姆河以南地）和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所管轄的地區包括：阿姆河以北地區、忽闡河以東草原、畏兀兒地、忽氈、可失哈耳、氈的、花剌子模、拔汗那等。
頁60—63。
② 《長春真人西游記》，《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冊39。
① 《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頁128—133。
② 《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頁322。
1259 年元憲宗蒙哥死于四川，其同母弟忽必烈與阿里不哥之間爆發了爭位戰爭。雙方都意欲借助察合台汗國控制西域的土地人口。忽必烈派出了察合台後裔阿必失哈赴察合台汗國，但途中為阿里不哥的軍隊截獲，送赴漠北處死。忽必烈之軍在和林之戰中獲勝後，阿里不哥退居謙州，處境惡化，遂以大汗的身份派察合台後裔阿魯忽歸兀魯思奪位，並為他征集軍隊、籌集軍餉。阿魯忽至察合台兀魯思，驅逐監國哈屯兀魯忽乃，自己即位于阿力麻里①。他利用原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的官員在忽必烈與阿里不哥之間無所適從的機會，把他們收歸己有，力量迅速壯大，使察合台汗國一躍而成為控制蒙古國中部的一支強大勢力。
阿魯忽把為阿里不哥籌集的糧秣軍資據為己有，引發了他與阿里不哥之間的斗爭。阿魯忽向忽必烈表示歸順。忽必烈把東自金山、西及阿姆河的廣闊地區交給阿魯忽防守。這是蒙古國皇帝第一次承認察合台汗國對這一地帶的實際控制權。
阿魯忽死後，木八剌沙未經朝廷許可重新掌權，引起忽必烈的不滿，下詔派出另一位察合台後裔八剌歸國奪權。八剌是蒙古國皇帝沿用成吉思汗舊例而指派的最後一位察合台兀魯思汗。他以陰謀手段把木八剌沙趕下台。此後察合台汗國逐漸脫離朝廷的控制，其新汗不再由蒙古國大汗指定。
八剌在察合台汗國站住腳之後，力量急劇地發展起來，把朝廷派駐斡端的大將忙古帶驅走，並在忽闡河沿岸擊敗海都，海都在欽察汗蒙哥帖木兒的援助下，重新起兵打敗了八剌，使察合台汗國的控制區局限于阿姆河以北地區。1269 年察合台汗國與欽察汗國和窩闊台汗國達成協議，確定阿姆河以北地區賦稅收入的三分之二歸察合台汗國。次年，八剌在海都的支援下渡阿姆河入侵伊利汗國，在也里城下被伊利汗阿八哈擊敗，被迫退回阿姆河以北地區。八剌不久死去，海都乘機控制了察合台汗國，指定察合台後裔聶古伯為汗，不久又立不花帖木兒為汗。
都哇家族的統治1282 年海都立八剌之子都哇為汗①。都哇在即位之前已經是察合台汗國內實力強大的諸王，曾先後入侵處于元朝控制下的別失八里和火州，並與海都聯合在漠北與元朝展開反複爭奪。在大德五年（1301）于金山地區進行的帖堅古山會戰中，都哇曾被元軍射傷。
帖堅古山會戰的次年，海都死去。都哇暗中向元朝駐守在哈剌和林邊境的安西王阿難答派出使臣，向元成宗表示臣服，請求朝廷罷兵。成宗同意約① 《瓦薩甫史》，哈默·普爾格施塔勒波斯文原文及德譯合璧本，德譯，頁29。① 紮馬勒·哈兒昔：《蘇拉赫詞典補篇》，華濤漢譯本，南京大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輯，1987 年。
和。獲得元廷支持後，都哇與察八兒等聚會，到會諸王一致認識到，與朝廷進行長達數十年的戰爭是“自傷祖宗之業”。大德七年（1303）元廷與西北諸王達成和議，設驛路，開關塞，這是當時舉世矚目的一件大事。諸蒙古兀魯思之間的約和，有異于一般的國際間的和平條約，它是源出于同一祖先的蒙古民族所建立的幾個汗國之間互相協商的結果。自阿里不哥之亂後，各蒙古兀魯思雖已各自立國近半個世紀，但各汗國的統治者仍然認為他們之間的紛爭是成吉思汗後裔間的內部事務，可以通過協商來解決。
海都去世後，都哇在元成宗的支持下，逐步削弱並最終滅亡了窩闊台汗國，使阿姆河以北和忽闡河以東草原統一在察合台汗國之下。1306 年都哇死去，其子寬徹繼立，在位僅兩年。至大元年（1308）寬徹去世後，汗國發生內亂，都哇之子也先不花正駐于哥疾甯，其余諸子年齡尚幼，汗位為不里之孫塔里忽奪去。塔里忽為非都哇系諸王，他繼承汗位的合法性受到蒙古貴族的懷疑。八剌之孫月魯帖木兒（.rug Temur）公開反對塔里忽，認為汗位應歸于都哇諸子。月魯帖木兒得到了其他察合台後裔的支持，還得到了包括察八兒在內的窩闊台系宗王的支持，他起兵反抗塔里忽，但兵敗被殺①。同時，其他宗王在拔汗那起兵反對塔里忽，也被擊敗。都哇之子怯別與塔里忽部下大臣兀贊（Uzan）把阿禿兒設計襲殺塔里忽。事成後怯別向武宗海山奏報了推翻塔里忽的消息。1309 年夏，怯別召集忽里台大會，決定由兄長也先不花即位。也先不花為褒獎怯別，允許怯別從整個兀魯思的富人中為自己擇定私屬人口，並委派他為拔汗那、阿姆河以北地區、渴石和那黑沙不的統治者。
窩闊台汗國滅亡後，其大部分領土並入察合台汗國，鄰近也兒的石河的土地則為元朝占有。也先不花同元朝大將脫火赤丞相（Tughaji Jinsank）談判，希望劃定彼此在邊境地帶的草場，但未能達成協議，遂拘留元朝和伊利汗國的過往使臣，察合台汗國與元朝再度發生沖突。延祐元年（1314），也先不花入寇元朝屬地，脫火赤丞相和欽察大將床兀兒突入察合台汗國境，這時駐守哈迷立的諸王南木忽里亦向火州方向出動。先是，察合台汗國駐于哥疾甯的諸王倒的火者（Dawd Khwaja）部下諸將勾結伊利汗國謀叛，伊利汗國軍隊乘勢渡阿姆河深入察合台汗國。也先不花在東方敗于元朝戍邊軍，喪師失地，遂決心向伊利汗國掠地以彌補損失。于是出動屯駐于阿姆河以北地區和忽闡河以東草原的全部精銳迎戰，一舉擊敗伊利汗國軍，並進入呼羅珊之木兒加布河流域草原。
次年（1315），床兀兒擊敗察合台汗國軍，追出其境鐵門關。“戰于赤麥千之地，轉殺同匝”①，而脫火赤的軍隊則劫掠了察合台汗國在塔剌思的斡耳朵。這里提到的鐵門關，不可能是阿姆河以北之地渴石附近的鐵門，當① 《完者都史》頁53—54，頁147—148。
① 虞集：《句容郡王世績碑》，《道園學古錄》卷二三。
指阿力麻里附近的鐵木兒懺察，赤麥千，可能是忽章河中游賽藍附近的Chimkant（今哈薩克斯坦奇姆肯特州首府奇姆肯特市）。也先不花急招西征軍東回。
就在察合台汗國陷于兩面受敵的時候，伊利汗國發生了牙撒兀兒的叛亂活動。牙撒兀兒出自不里家族，其父不合帖木兒曾被海都擇立為汗。叛亂失敗後，他出逃伊利汗國，被置于呼羅珊巴忒吉思草原守邊。他在那里發展自己的勢力，後來他利用伊利汗完者都死去，其子不賽因汗新立之際，又在伊利汗國發動叛亂，最後被伊利汗國和察合台汗國的聯軍消滅。
也先不花死後，怯別于延祐七年（1320）繼立，適逢元英宗即位。他立即著手修複與元廷的關系，派被也先不花扣留于其境數年的元廷出使伊利汗的使臣拜住歸國轉達罷兵的願望①，雙方終于恢複和平。
怯別約死于泰定四年（1327），其弟燕只吉台襲位。燕只吉台與朝廷保持著密切的往來，元政府多次賞賜金錢、鈔幣、海東青等。朝廷還專門派遣木華黎後裔乃蠻台將元太宗時代所鑄察合台金印“皇兄之寶”護送至其境賜給燕只吉台。燕只吉台在位僅3 年，先後繼立的是其弟篤來帖木兒、答兒麻失里。
答兒麻失里的名字取自梵文，意為法吉祥，但他卻是察合台汗國第一個公開宣布摒棄佛教，接受並推廣伊斯蘭教的汗。他長期生活于察合台汗國的西部，改變察合台汗國之汗每年東巡的習慣。駐牧于汗國東部以不贊（Buzun）為首的蒙古貴族，指責答兒麻失里廢止了成吉思汗的劄撒，掀起了叛亂活動，于1334 年奪取了汗位，答兒麻失里被殺②。但是中亞蒙古人同化于當地民族的過程，並沒有因此而停頓下來。
汗國的分裂不贊為確保統治，大殺親族，引起騷亂，回曆736 年（1335—1336）被大臣們殺死，繼位者是其兄弟敞失。但他不久死于與其兄弟也孫鐵木兒之間的爭奪權力的斗爭。也孫鐵木兒時國內政局混亂，他的統治也很短暫。察八兒降元後，其境內的窩闊台系諸王都成了察合台汗國的貴族，他們的勢力並未被消滅，取代也孫鐵木兒汗的是窩闊台系諸王阿里，他的統治也不長久。最後牙撒兀兒之子合贊算端（Qazan Sultan）即位。在諸王們自相殘殺爭奪汗位的斗爭中，非成吉思汗系統的異密和地方諸侯的勢力發展起來。
十四世紀四十年代初，察合台汗國內威脅汗權的非成吉思汗系異密的主① 袁桷：《拜住元帥出使事實》，《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② 宏達迷兒：《生命之旅之友》，德弗雷麥里法文摘譯本《阿姆河以北地區和突厥斯坦的蒙古汗史》，巴黎，1853 年，頁13—15；《伊本拔圖塔游記》，馬金鵬漢譯本，頁304；烏馬里：《眼曆諸國行記》，克勞斯·來西德譯本，頁117— 119。
要代表是阿姆河上游以北地區的巴魯剌思合劄罕（Qazaghan）。合劄罕家族的權勢的威脅迫使汗使用極端的手段來維護統治。合贊算端汗于回曆746 年（1345—1346）出動大軍進攻合劄罕，兩軍相遇于哈兒伯（Karbeh）平原，並展開會戰。在激戰中，合劄罕被射中眼睛，被迫敗退，合贊算端汗同年在哈兒昔駐冬，遭合劄罕進攻，戰敗被殺。
合劄罕以臣弑君得手後，操縱汗位，扶立傀儡，稍不順意便廢舊立新。
察合台汗國陷于分裂，各部諸王紛紛獨立。合劄罕從成吉思汗後裔中所擇定的汗名義上是正統汗，但實際上只是控制阿姆河以北地區的西部汗，合劄罕控制朝政達13 年之久，回曆760 年（1359）在一次出獵中被刺殺。他死後，其子米兒劄，烏巴都剌（Mirza’Abd-Allah）繼承父位繼續控制朝政，依舊任情廢舊汗立新汗。另一支巴魯剌思氏（即後來跛子帖木兒所源出的那一支）貴族首領哈只與速勒都思部貴族拜延聯合。發兵向西部汗王都撒麻耳干進攻，殺死了前來迎戰的帖木兒沙和烏巴都剌。速勒都思氏貴族乘勢在阿姆河以北地區稱王。各諸侯紛紛裂土割據，當時著名的諸侯有渴石的哈只·巴魯剌思，忽氈的巴也只（Baiezid），巴里黑的速勒都思氏貴族不花等，而合劄罕的勢力並未被消滅，其子忽辛等又重新聚集了一支軍隊，時而入侵阿姆河以北。
在合贊算端汗與阿姆河以北地區諸侯作斗爭的時代，汗國東部最有勢力的貴族是蒙古朵豁剌惕氏家族，他們控制著今天山以南和拔汗那之地。合劄罕死後，在各部諸侯紛紛割據的風潮中，朵豁剌惕家族也派出人員，于1346年找到一個年輕的貴族名叫脫忽魯·帖木兒（Tuqluq Temur），並宣傳他是也先不花汗的兒子。1348 年，禿忽魯·帖木兒被立為汗。脫忽魯·帖木兒即汗位後不久便皈依了伊斯蘭教，並下令一向保守的察合台汗國東部蒙古貴族也皈依伊斯蘭教。脫忽魯·帖木兒利用扶立自己的朵豁剌惕家族的大臣播魯只死去的機會，把世襲的職位封授給播魯只尚未成年的兒子忽台達（Kudai-Dad），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脫忽魯·帖木兒汗統一了包括畏兀兒在內的東部地區，不久以後就發展成足以與合劄罕家族控制下的正統汗（西部汗）相抗衡的東部汗。
1359 年，阿姆河以北地區陷于混亂，巴魯剌思貴族塔剌海（Taraghai）
之子異密帖木兒乘亂收集部屬，與周圍的諸侯進行兼並戰爭。脫忽魯·帖木兒汗于回曆761 年（1360）春率大軍齊集于拔汗那，向阿姆河以北之地挺進。巴魯剌思部的哈只見東部軍勢大，便向呼羅珊退卻。時塔剌海已死，其子帖木兒統領部民，與東部軍的前鋒約和。東部軍同意保存巴魯剌思氏的勢力，把渴石城及其附屬地區仍舊交由帖木兒控制，並在其余各城置城守和達魯花赤以後東還。
不久，留駐于阿姆河以北地區的脫忽魯·帖木兒的將領之間發生內訌，帖木兒乘機聚集力量，又成為強有力的割據勢力。回曆762 年（1361），脫忽魯·帖木兒再度出兵西征阿姆河以北地區，懾于東部軍的威勢，原先在東部軍主力撤退後背叛、或原先出逃而拒不投降的諸部首領紛紛向脫忽魯·帖木兒降附。脫忽魯·帖木兒卻以嚴厲手段對付之，但寬容了帖木兒。同年冬，脫忽魯·帖木兒進入阿姆河上游地區進攻另一支巴魯剌思貴族、合劄罕之孫忽辛（Husain）。東部軍尾隨忽辛追擊至昆都士，劫掠了直至興都庫什山一帶之地，並于彼處駐夏。1362 年夏末，東部軍返回，占領撒麻耳干，脫忽魯·帖木兒留其子亦里牙思火者（Ilyas Khwaja）鎮守此地，他本人東返。
帖木兒投向忽辛，活動于八達哈傷邊境。與東部軍在阿姆河上游石橋大戰。東部軍兵力達五萬之眾，占有壓倒優勢，卻敗于帖木兒和忽辛。帖木兒乘勝西進至鐵門，不久迫近渴石。脫忽魯·帖木兒置于渴石的達魯花赤棄城逃走，帖木兒重占渴石。此時脫忽魯·帖木兒的死訊傳至軍前，但帖木兒的軍隊已經開來，亦里牙思火者無法東返繼位，被迫匆忙迎敵，結果戰敗被俘。帖木兒釋放了亦里牙思火者及其諸將後占領了撒麻耳干，時為回曆765 年（1364）。
亦里牙思火者東返後即汗位，而在阿姆河以北地區忽辛則扶立寬徹的後裔阿的勒（’Adil）算端為汗。次年春，亦里牙思火者再度領兵西進。帖木兒與忽辛聯合迎敵，兩軍相會于忽闡河畔，距察赤城不遠處，在滂沱大雨中血戰，亦里牙思火者失敗。東部軍的失敗引起了帖木兒和忽辛兩支巴魯剌思貴族聯盟矛盾的激化，東部軍利用這個機會發動進攻，獲大勝。帖木兒向後潰退，渡過阿姆河避居于巴里黑，而亦里牙思火者則進至撒麻耳干城下。城中守軍和居民頑強奮戰，東部軍久攻不克，同時軍中流行瘟疫，馬匹大量倒斃，不得不撤圍而去。亦里牙思火者退回東部後，逐漸大權旁落，被朵豁剌惕氏貴族哈馬魯丁陰謀殺死①。自脫忽魯·帖木兒開始，東部蒙古貴族花費五年時間進行的統一戰爭以失敗告終。察合台汗國東部在明代演變為西域各“地面”，而西部則逐漸發展為帖木兒帝國。
① 海答兒：《剌希德史》（Tarikh-iRashidi），英譯本，頁15—37；宏達迷兒： 《生命之旅之友》，法譯本，頁101—102。
第二節欽察汗國欽察汗國在《經世大典圖》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中稱為“月祖伯所封地”，在非漢文文獻中又稱金帳汗國或術赤兀魯思，由成吉思汗的長子術赤的封地發展而來。成吉思汗生前分封諸子、諸弟時，術赤得到的土地是：自也兒的石河以西，直至蒙古軍隊馬蹄所及之處。術赤在世時，其實際統治地域包括紮牙黑水（今烏拉爾河）以東的草原和阿姆下游的花剌子模北部和忽闡河（今錫爾河）下游彙入咸海處。
成吉思汗西征時，哲別、速不台率領的蒙古軍曾越太和嶺（今高加索）
侵入欽察草原。1235 年，術赤次子拔都率軍西征，降服了紮牙黑水以西、也的里河（今伏爾加河）流域的欽察、不里阿耳等部和斡羅思（俄羅斯），迫使斡羅思各公國稱臣納貢，並繼續向東歐擴張。1241 年元太宗窩闊台去世後，拔都回軍至也的里河，建立欽察汗國，其統治地域東起也兒的石河、西至斡羅思、北達今北極圈一帶，南越太和嶺（今高加索山），直至伊朗之地。欽察汗國幅員極為遼闊，境內民族眾多，社會發展水平不一。花剌子模、也的里河流域、克里米亞、太和嶺以北等地區住有花剌子模人、不里阿耳人、莫爾多瓦人、阿速人、希臘人和斡羅思人，他們從事農業、工商業。也的里河下游的拔都撒萊、別兒哥撒萊，花剌子模的玉龍傑赤、克里米亞的速答黑、迦法和阿速海（今亞速海）畔的阿速夫等城，是東西貿易的中心。而草原上的康里、欽察、突厥蠻（土庫曼）諸族，則過著游牧生活。隨拔都西遷的蒙古人為數不多，居住在草原上，向各地及斡羅思各公國派出八思哈（鎮守者）監領並征收貢賦。他們逐漸被周圍的操突厥語諸部同化。
拔都建都于也的里河下游的拔都撒萊城（今蘇聯阿斯特拉罕附近）。拔都的十三個兄弟的封地分布于汗國各地，形成了隸屬于欽察大汗的半獨立兀魯思。其中拔都的兄長斡兒答及其後裔據有今西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形成白帳汗國，勢力最大。蒙古貴族統轄的萬戶、千戶、百戶和十戶既是行政單位，又是軍隊編制。
術赤系諸王與窩闊台系諸王宿怨很深，拔都曾拒赴議立元定宗貴由的忽里台大會。貴由即位後企圖以武力消滅拔都的勢力，派出大將野里知吉帶赴阿蘭（今高加索以北）一帶，去逮捕拔都的屬員，而他本人則借口赴葉迷立養病，率大軍隨後西行。拔都下令反抗野里知吉帶，從拖雷妃唆魯禾帖尼處得知貴由的動向，亦率軍東行以為備。貴由行至忽木升吉兒突然死去，以拔都為首的術赤系諸王與拖雷家族結成聯盟，召集忽里台大會推舉蒙哥為帝。並派遣其弟別兒哥率軍赴漠北，擁立蒙哥，蒙哥登基後，為報答拔都擁立之功，雙方以塔剌思河為界分治蒙古國。別兒哥得受賜谷兒只地。
拔都逝世于1255 年，其弟別兒哥（1257—1266 年在位）繼立。雖然欽察汗國是第一個獲得實際上半獨立地位的西北宗藩政權，但在名義上欽察汗國仍然尊奉蒙古大汗為宗主。1260 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各自召集忽里台大會，分別宣布即皇位。在四年的爭位之戰中，別兒哥表面上保持中立，向雙方遣使勸和①，但實際上阿里不哥得到了別兒哥的支持②。當時的欽察汗國境內的不里阿耳的錢幣上，鑄有把阿里不哥稱為大汗的銘文。
察合台兀魯思汗阿魯忽，利用受命為阿里不哥征集軍需補給之際，把麻速忽統治下的原蒙古國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轄地西部據為己有，排擠術赤家族的勢力。1262 年飲察汗國與伊利汗國之間為爭奪太和嶺（今高加索）以南地區發生戰爭，術赤後王無力東顧。別兒哥只得聽憑察合台汗國在中亞擴張。別兒哥與密昔兒（今埃及）的馬木魯克王朝建立聯盟，加劇了欽察、伊利兩汗國的矛盾。1264 年阿里不哥投降後，忽必烈曾遣使請別兒哥東來參加聚會，商議赦免阿里不哥。別兒哥表示同意，並決定參加聚會，但最終並未能成行③。
1266 年，拔都之孫忙哥帖木兒（在位至1282 年）即位，得到忽必烈的正式冊封④，忽必烈數次派遣鐵連出使，要求雙方夾擊海都。據鐵連回來報告，忙哥帖木兒曾表示：“祖宗有訓，叛者人得誅之。如通好不從，舉師以行天罰，我即外應掩襲，剿絕不難矣。”（《元史·鐵連傳》）據《瓦薩甫史》記載，忙哥帖木兒曾于1268 年出兵進攻海都。此戰可能與鐵連出使有關。但察合台汗國在西北地區的擴張損害了術赤家族的權益。在對付察合台汗國的問題上，海都與忙哥帖木兒找到了共同的語言，雙方由對立轉為結盟。在忙哥帖木兒的幫助下，窩闊台汗國占領了一些本不屬于窩闊台家族的地盤①。在海都與八剌爭奪今錫兒河中游地區的戰爭中，忙哥帖木兒派出軍隊與海都共同作戰，取得了勝利。
1269 年，欽察、窩闊台與察合台三汗國召開塔剌思忽里台會，達成了共同反對拖雷家族控制的元朝和伊利汗國，並劃分各自在阿姆河以北地區的勢力范圍的協議。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駐守阿力麻里的軍隊中的諸王蒙哥之子昔里吉叛變，劫持統帥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和丞相安童，把他們送赴欽察汗國境。1284 年脫脫蒙哥嗣位，欽察汗國改變對元朝的政策。至元二十一年（1284），那木罕、安童等人才獲釋返歸②。脫脫蒙哥表示服從朝廷，願意東來參加朝會③。脫脫蒙哥（1282—1287）和禿剌不花（1287—1291）兩汗在位時，欽察汗國的大權落到宗王那海手里，直到1300 年，脫脫汗（1291—1313）擊敗那海，汗權才得以恢複。
① 《史集》，漢譯本第2 卷，頁299。
② 《史集》，漢譯本第2 卷，頁296。
③ 《史集》，漢譯本第2 卷，頁310—311。
④ 《史集》，漢譯本第2 卷，頁311。
① 《史集》，漢譯本第2 卷，頁14。
② 據《元史·世祖紀》，那木罕于1285 年3 月到達大都。
③ 《史集》，漢譯本，第2 卷，頁317。
欽察汗國的東部藩屬術赤長子斡兒答家族白帳汗封地，原先與大汗的直轄地相連。海都興起後，隔斷了元朝與術赤家族領地的直接聯系。與海都接壤的白帳汗系宗王古亦魯克為爭奪汗位，投靠海都、都哇。古亦魯克的對手伯顏曾遣使元朝，要求雙方聯合作戰。元朝的軍隊攻擊海都，從謙州深入欽察汗國控制下的亦必兒·失必兒之地（今俄羅斯鄂畢河中游地區）。1302年，脫脫汗和伯顏出兵2 萬，與元成宗的軍隊聯合進攻都哇和察八兒。此後欽察汗國長期與元朝維持友好關系。
十四世紀初海都死後，察合台兀魯思汗都哇改弦易張，主動向元廷請和，最後促成了包括欽察汗國在內的蒙古諸汗國間的約和①。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遣月魯出使欽察汗國，冊封脫脫為甯肅王。
1313 年，忙哥帖木兒之孫月即別（在位至1341 年）即位，元仁宗遣使例行冊封。元仁宗時，元朝與察合台汗國之間再度發生大規模邊境沖突，戰端重啟。為防止腹背受敵，察合台兀魯思汗也先不花曾遣使月即別，挑撥元朝與欽察汗國的關系，要求欽察汗國站在察合台汗國一邊，共同反對元廷，遭到月即別汗的拒絕②。元廷與月即別之間使臣往來頻繁。1330 年成書的《經世大典圖》中錄有欽察汗國地名10 個。1336 年，月即別遣使元朝，要求領取份地歲賜以賑給軍站。1337 年，元政府專門設立總管府，執掌術赤後王平陽等處份地歲賜，每年按額發給。月即別在位時，伊斯蘭教在亦的勒河下游廣泛傳播，欽察汗國的國勢亦達到極盛期。今烏茲別克族即得名于月即別的名字。
月即別之子紮尼別（1342—1357）時代，欽察汗國開始走下坡路。1357年，紮尼別被殺，汗國內亂時起。23 年間，欽察汗更替了二十余人，萬戶馬麥利用這種混亂的局面掌握了朝政。1371 年以後，斡羅思各公國停止繳納貢賦。1380 年，馬麥征討斡羅思戰敗。同年白帳汗脫脫迷失在篡奪察合台兀魯思汗位的帖木兒的支持下，擊敗馬麥，成為欽察汗，從此汗位轉入白帳汗家族。1382 年，他攻占莫斯科，強迫斡羅思諸公國重新納貢。脫脫迷失強大起來以後，與控制中亞的帖木兒發生沖突，雙方在1389 年到1395 年間進行了三次大戰。帖木兒攻入伏爾加河流域和克里米亞諸地，擊敗了脫脫迷失，欽察汗國的經濟遭到極大的破壞。
從十五世紀二十年代起，欽察汗國陸續分裂出失必兒汗國（西伯里亞汗國）、喀山汗國、克里米亞汗國、阿斯特拉罕汗國等突厥化的蒙古政權，欽察汗統治的疆土被稱為大帳汗國。1480 年，欽察汗阿黑麻進攻斡羅思，在斡羅思大公伊萬三世的優勢兵力前退卻。1502 年，大帳汗國滅亡。
盡管欽察汗國與元朝相距遙遠，元代中國內地與欽察汗國統治下的各民① 參見劉迎勝：《元代蒙古諸汗國的約和及窩闊台汗國的滅亡》，《新疆大學學報》1985 年第2 期。② 哈沙尼：《完者都史》（Qashani，Tarikh-iUljaytu），1969 年德黑蘭罕伯莉波斯文刊本，頁145—146，頁175。
族之間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系，卻比過去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密切。早在元太宗窩闊台時代，蒙古國就設置了從首都和林到伏爾加河下游地區的驛路。當時的使臣只要持有元政府發給的金、銀牌符就可以通行無阻。據往來于途的歐洲商人記載，從欽察汗國的塔納（Tana.今蘇聯羅斯托夫南，頓河河口南岸），有商路通達元朝的甘州、杭州等地。這條路雖然艱難，但對于商賈、過客來說是相當安全的①。十四世紀上半葉，塔納城的商業相繼操縱在熱那亞和威尼斯商人手里。許多歐洲商賈從這里出發，到中國貿易。從匈牙利、甚至從意大利來的商人，不用去中國，在欽察汗國都城別兒哥撒萊就可以買到中國的絲織品①。考古學者在原欽察汗國統治區各地發現了許多中國產品。如薩拉托夫附近發現的中國式絲織對襟衫，別兒哥撒萊出土的帶有漢字銘文的銅鏡等②。
除了從漢地輸入手工業制品以外，還有不少中國工匠被征發或隨商隊來到欽察汗國，從事勞作。根據學者們研究，撒萊和欽察汗國其他城市發現的元代銅鏡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從中國輸入的（帶有漢字銘文），另一類則是本地生產的（帶有阿拉伯字銘文）③。這不但說明中國的銅鏡受到當地人民的喜愛，而且也說明漢族工匠把中國的制鏡技術帶到這里，並教會當地工匠掌握了這門技術。
在蒙古西征中，有很多欽察人、阿速人歸附、被俘或為質來到中國。他們為蒙古貴族牧馬、搗制馬乳，或充當兵卒。其中少數人起家行伍，爬上統治階層，成為蒙古統治者鎮壓各族人民的工具，在元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長期定居中原、江南的欽察人、阿速人，後來逐漸接受漢族文化，與漢族融為一體；而另一部分則與蒙古族融合在一起了。
元代還有不少斡羅思人被遷至蒙古高原和中原各地。他們中有的充當工匠、兵丁，有的成為奴仆。至順元年（1330），元政府下令將這些斡羅思人收聚起來，達萬人之多，組織了一個“宣忠扈衛親軍萬戶府”，在元大都附近撥地100 頃，讓他們屯田④。這樣大量的歐洲人移居中國，在曆史上是空前的。
① 柏格羅提：《通商指南》，此據玉爾：《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頁292。① 《金帳汗國興衰史》，漢譯本，頁122。
② 《金帳汗國興衰史》，漢譯本，頁122。
③ 同上書，頁141，及版圖33—34。
④ 《元史》卷一○○《兵志》；卷三四《文宗紀》三。
第三節窩闊台汗國窩闊台是成吉思汗第三子。按蒙古人的風俗，諸子成年之後，除了幼子繼承父業以外，其他諸子均從父親那里獲得一部分財產（蒙古人稱為“忽必”qubi，此言“份子”），各自營生。窮苦的百姓是這樣，貴為可汗的家族也是這樣。在成吉思汗分封宗親貴戚時，窩闊台同其兄術赤和察合台一道，從父親那里得到了一部分土地和軍隊，形成了自己的兀魯思，窩闊台的始封地在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賽爾蒙古自治縣）和葉迷立（今新疆額敏縣一帶）。成吉思汗死後，窩闊台繼承了父位，是為元太宗。其原有封地葉迷立一帶成為長子貴由的營地，次子闊端封于河西。窩闊台利用手中的權力，把成吉思汗留給幼子拖雷的一部分軍隊劃歸闊端，引起了拖雷家族的不滿。1241年窩闊台死去，其子貴由繼承皇位，即元定宗。貴由死後，皇位為拖雷之子蒙哥奪去，皇位轉入拖雷家族。
蒙哥即位的忽里台大會受到窩闊台家族的抵制。闊出之子失烈門與貴由子腦忽等人密謀突襲蒙哥營帳，事泄失敗，受到嚴厲制裁。失列門、忽察和腦忽被發配中原和高麗充軍；畏兀兒亦都護薩倫的被處死。窩闊台即皇位時，與會諸王曾立約：皇位永屬他的後嗣。後來以海都為首的窩闊台系宗王因為這個事件，指責拖雷家族違約奪權，長期與元廷為敵。
蒙哥對其他窩闊台家族的成員加以優待：闊端仍保持其河西封地，其子蒙哥都和窩闊台三皇後乞吉忽帖尼則居于闊端封地之西；窩闊台第六子合丹封于別失八里；窩闊台第七子滅里封于也兒的石河（今額爾齊斯河）流域；窩闊台第四子哈剌察兒之子脫脫占據其祖父的始封地葉迷立一帶；海都則得到了海押立（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塔爾迪·庫爾干以東）。占據窩闊台汗國大斡耳朵的是元定宗貴由之子禾忽，時禾忽年幼，由乃馬真後少娣主斡耳朵。但這些措施並未能安撫窩闊台家族，海都曾長期扣留蒙哥使臣石天麟。在中統年的戰亂中，合丹的後裔及海都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率兵入西域討伐背叛他的察合台兀魯思汗阿魯忽時，禾忽與阿魯忽結盟，聯兵抵禦入侵，被阿里不哥打垮。海都乘機取而代之，把窩闊台系宗王的力量網羅到自己部下。阿里不哥失敗後，海都在欽察汗別兒哥的支持下，與察合台汗國在中亞角逐。他利用阿魯忽死去，木八剌沙新立之際，控制了包括察合台汗國大斡耳朵附近的阿力麻里在內的整個忽闡河以東草原；並在欽察汗蒙哥帖木兒的支持下，在忽闡河流域擊敗繼木八剌沙而立的八剌，迫使八剌背叛忽必烈與之結盟，並把勢力伸及阿姆河以北地區。在東北方，他在占據阿力麻里以後不久便向忽必烈的軍隊發動進攻，但被擊敗。
八剌入侵伊利汗國失敗後于1271 年死去，海都變察合台汗國為附庸，四出擴張。在東方，與元朝進行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戰爭，奪取了今天山以南大片土地，並數度侵入漠北，甚至攻取和林；在北方，支持白帳汗國內的分裂勢力；在西方，與伊利汗國磨擦不斷；在南方，海都之子撒班駐于哥疾甯之地，瀕臨印度，盛極一時。大德五年（1301），海都在按台山帖堅古之地與元朝軍隊展開大戰，使元朝軍隊遭受重大損失。
帖堅古山之戰後，海都病勢日重，把兀魯思諸事托附給都哇後不久死去。都哇違背海都遺願，在海都諸子中選擇了較為懦弱和易于控制的察八兒為窩闊台兀魯思汗，把窩闊台汗國變為自己的附庸，引起了窩闊台家族宗親諸王的分裂。都哇對反對者各個擊破，使察八兒更加依賴他。
大德七年（1304），都哇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諸王協商，決定改變與元朝為敵的政策，以承認元成宗為成吉思汗大位的繼承人為條件，換取元朝承認他們在西北地區立國的合法性。元成宗立即響應，終于達成了和約。元成宗、都哇與察八兒共同遣使伊利汗國，向新即位的合兒班答（完者都）詔告和平。
元朝雖然與窩闊台汗國實現了和平，但對察八兒仍存戒心，希望削弱窩闊台汗國。元成宗采取扶持都哇的政策，慫恿都哇向察八兒掠地，並許諾都哇占有他從窩闊台汗國奪回的土地。都哇與元廷合作，一步一步地削弱窩闊台汗國。海都在世時，駐于阿姆河上游的是其子撒班斡兀立（Sarban Ughul），其屬下除窩闊台系諸王以外，還有都哇之子忽都魯火者（Qutlugh Khwa-jah）等。都哇未經撒班斡兀立同意，便命己子也先不花為忽都魯火者禹兒惕及軍隊的統領，並先發制人，派軍進攻撒班，但都被擊敗。最後，也先不花親自渡阿姆河攻擊，終于取勝，撒班只得向宿敵伊利汗國投降。
回曆705 年（1305—1306），海都之子沙（Shah）斡兀立與站在都哇一邊的拙赤合撒兒系諸王牙撒兀兒和長史（Jinkshi）之間在撒麻耳干到忽氈之間一再發生沖突。牙撒兀兒和長史利用都哇出面調停、對方等待開會不設戒備的機會，率領大軍奔襲，一舉擊敗沙和八八的軍隊。兩年中，都哇陸續控制了阿姆河以北地區至哥疾甯之地，對窩闊台系諸王，或收其兵權，或迫使他們聽命于己，以各種手段奪取了原先在海都控制下的大片土地和大批軍隊，使窩闊台汗國進一步削弱。
同時，元朝駐于漠北的大軍也從按台山方向威脅窩闊台汗國的側背，察八兒陷于兩面受敵的境地，率十萬軍從也兒的石之地出動，至按台山以為備，時為大德十年（1306）七月。元軍海山所部軍隊首先發動攻擊，乘勝追至也兒的石之地，策動察八兒軍中的蒙哥之子明里帖木兒叛變，使察八兒駐守在按台山、也兒的石河境的大軍頃刻瓦解，察八兒後妃、營帳和數十萬部眾均為元軍所獲。察八兒只得向都哇請降①。
察八兒投降都哇後，他在阿力麻里附近的禹兒惕被轉賜于海都之子仰吉察兒斡兀立。都哇還把貴由的禹兒惕委之于降元後又叛逃歸來的貴由曾孫禿苦滅。窩闊台系諸王的勢力僅限于也兒的石河之西的葉迷里、阿力麻里一帶及塔剌思河流域。都哇在阿力麻里附近的忽牙思草原召集忽里台大會，都哇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元朝名臣事略》卷三《太師淇陽忠武王》；《完者都史》，頁37—39。當著與會蒙古諸王三百六十余人之面，列數察八兒之“罪狀”，宣布廢黜他，另立海都之子仰吉察兒為窩闊台兀魯思汗②。其時應為大德十一年（1307）。察八兒雖然被仰吉察兒取代，但元廷仍把他視為窩闊台兀魯思汗。在察合台、窩闊台兩汗國之間，元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安撫寬徹、孤立察八兒。大德十年，海山擊敗察八兒時，得降眾十余萬口，元政府置歸降諸部于金山之陽，即稱海城一帶，而元軍則駐于金山之北，以割斷歸降部落與察八兒的聯系，一旦有變亦便于擊敵。元廷的這一行動使察八兒等十分驚恐，欲奔寬徹，寬徹不納。察八兒去留無所，只得歸降元，但仍不斷尋機複國。
寬徹死後，察合台汗國統治集團內部陷于混亂，激起了窩闊台系宗王複國的願望。察八兒利用這個機會，糾集軍隊進攻位于忽牙思草原的察合台汗國大斡耳朵，怯別潰不成軍。不久怯別得到包括海都之子沙在內的其他諸王的援助，再度與察八兒交戰，獲大勝。察八兒和仰吉察兒被迫越亦列河倉皇向東北逃竄，途中仰吉察兒被毒殺，察八兒投奔元朝，窩闊台汗國最終滅亡。窩闊台汗國滅亡後，許多窩闊台系宗王留在察合台汗國內，在政治生活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十四世紀三十年代末，窩闊台系諸王阿里取代也孫鐵木兒汗成為察合台兀魯思之主。十四世紀四十年代，紮剌亦兒貴族合劄罕擇定窩闊台家族的答失蠻為察合台汗國傀儡汗。
② 《完者都史》，頁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