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速不台（附兀良合台）
以勇猛著稱的“四狗”之首速不台（Subehedai， 1176—1248），又作雪不台、速別台、速別額台等，蒙古兀良哈部人。其遠祖已與敦必乃（或作屯必乃薛禪）相結納，至鐵木真時已有五世。其先世世系為：高祖捏里必，曾祖孛忽都，祖合赤溫，父哈班。哈班有二子，長為忽魯渾，次即速不台。鐵木真在班朱尼河時，哈班驅群羊進獻，遇盜，忽魯渾與速不台前來救援，持槍刺殺，哈班才脫險，群羊終于獻達。
速不台以質子身份效力于鐵木真，先為百戶長。他勇猛善戰，在鐵木真統一蒙古高原各部的戰爭中已作為“朵兒邊·那孩思”（四狗）之一而聞名漠北草原。在1208 年大蒙古國建立時，他已是成吉思汗所封的95 個千戶長之一。1211 至1215 年間，他是伐金戰將，1212 年攻桓州，率先登城獲捷，成吉思汗命賜金帛一車。1216 年或1217 年，成吉思汗派他出征逃竄于畏兀兒以西的蔑兒乞殘部。進軍時，速不台令先行裨將阿里出帶嬰兒行進，夜宿後留下嬰兒，就像是攜家而逃的人。蔑兒乞部見後信以為真，不加防備。速不台大軍進至垂河（今楚河），將蔑兒乞部擊滅。此役，《聖武親征錄》系丁丑，即1217 年，而王惲《兀良氏先廟碑銘》與《元史·速不台傳》系于己卯，即1219 年。
據《史集》所記，速不台戰敗蔑兒乞部霍都時，花剌子模摩訶末已率軍進至錫爾河以東氈的一帶。成吉思汗曾命速不台，若遇花剌子模軍隊，當避免交戰，但摩訶末麾軍進擊，速不台被迫應戰，幾乎將摩訶末俘獲。又，《兀良氏先廟碑銘》記，“辛巳（1221），追滅里吉酋長霍都，與欽察戰于玉峪，敗之”。此紀年有誤，且“與欽察戰于玉峪”事，今難以詳考。
從太祖西征從1219 年起，速不台隨成吉思汗西征。1220 年春，蒙古大軍進攻撒麻耳干（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之東），摩訶末棄城而逃，速不台與哲別等奉命追擊。在渡過阿姆河追到你沙不兒（今伊朗東北境的尼沙普爾）以後，速不台與哲別一度分道，率軍攻掠亦思法來因、答木罕、西模娘、列夷等城。他與哲別在呼羅珊（今伊朗東北部的霍臘散）各地猛追窮趕，迫使摩訶末遁入寬田吉思海（今里海）的小島，不久病死。在橫掃呼羅珊各地後，速不台又隨同哲別進軍伊剌克阿只迷（或稱波斯伊剌克）、阿哲爾拜占（今譯阿塞拜疆）、谷兒只（今格魯吉亞）、阿蘭（即阿速）和欽察，大敗欽察與斡羅思聯軍，攻打不里阿耳，具體經過可參見哲別傳。
對于速不台的西征戰功，成吉思汗表彰說：“速不台枕干血戰，為我家宣勞，朕甚嘉之。”並賜予寶珠和銀罌。速不台報告成吉思汗，他曾釋放告發主人的“欽察之奴”。成吉思汗說：“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于是將奴殺了。速不台奏請“以滅里吉、乃蠻、怯烈、杭斤、欽察諸部千戶，通立一軍”，獲得允准。
1226 年，速不台隨從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攻下撒里畏兀兒的斤、寺門等部以及德順、戎、蘭、會、洮、河諸州。第二年，他聞知成吉思汗死訊，遂還師。
滅金主將1229 年，窩闊台即汗位，以禿滅干公主下嫁速不台。不久，窩闊台決定南向伐金，速不台又是軍中主將之一。1230 年，他參與攻潼關之役失利，窩闊台加以責備，但拖雷稱“兵家勝負不常，請令立功自效”。從1231 年春天起，他就在拖雷麾下效力，作為大軍的右翼，先攻克陝西寶雞，入大散關，而後繞道南宋境內的鳳州（今陝西鳳縣東北）、洋州（今陝西洋縣）、興元（今陝西漢中）、金州（今陝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縣），然後渡漢水向北，兵鋒直指汴京（今河南開封）。由拖雷、速不台等完成了右翼的戰略迂回運動後，1232 年正月，窩闊台率中軍在白坡渡過黃河，東向攻下鄭州，兩軍對汴京形成鉗形攻勢。駐守潼關的完顏合達統率金主力軍南下堵截拖雷，未能得逞，又奉金帝之命轉向東北援汴。當蒙古軍隊進至鈞州（今河南禹縣）西北的三峰山時，金兵圍之數匝，適逢風雪大作，蒙古軍隊進擊大勝，金軍三十五萬精銳部隊幾乎全軍覆沒。關于如何對付合達大軍，拖雷曾向速不台問以方略，速不台說：“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勝也。”（《元史·速不台傳》）三峰山戰役的勝利正是這個軍事方略實施的結果。在三峰山戰役以後，金軍已無力抵禦，蒙古軍隊很快攻占河南多數地方。三月，窩闊台與拖雷北返，命速不台率軍三萬，進圍汴京，經略河南。速不台統諸道兵圍攻汴京，要求金方投降。金帝完顏守緒送曹王訛可為質，並派使者議和，但不久金方將士殺死蒙古使者，和談破裂。汴京一片混亂，十二月時，金帝逃離京城，在1233 年春節期間先渡黃河向北，後又折回河南，從長恒進至歸德（今河南商丘縣）。不久，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宣布投降，速不台在四月達青城，接受崔立獻送的金後妃、宗室和寶器。速不台殺金荊王、益王等全部宗室近臣，遣人送金後妃與寶器給窩闊台，而後在四月二十日進入汴京。速不台曾企圖屠城，被耶律楚材諫止。當時汴京已滿城蕭索，饑人相食，速不台下令聽任城內居民北渡黃河以就食存活。後金帝從歸德逃奔蔡州（今河南汝南），1234 年正月，蒙古軍與宋軍相配合攻破蔡州，金帝自縊而死，金朝滅亡。蔡州之役，速不台雖未親臨前線，但也是在他的統率下獲勝的。
拔都西征軍的先鋒1235 年，窩闊台命諸王拔都、貴由、蒙哥等西征，因速不台識兵機，有膽略，選為先鋒。欽察部大臣八赤蠻膽勇蓋世，聽到速不台率軍前來，逃到寬田吉思海中去了。1236 至1237 年冬天，蒙古軍諸王駐于哈班河谷，派速不台先進軍不里阿耳和阿蘭，不久諸王也紛紛出軍。約在1237 年年底，蒙古軍隊出現在靠近不里阿耳的斡羅思邊境。拔都等率領的蒙古軍隊一度為斡羅思部主也烈班所敗，圍攻禿里思哥城也未能得逞，後由速不台督戰，即擄獲也烈班，激戰三日攻下禿里思哥城。蒙古諸軍進而盡取斡羅思人的梁贊公國、弗拉基米爾公國和基輔公國以及阿蘭、欽察、不兒塔、莫爾多瓦諸部。
1241 年，蒙古軍隊越哈咂里山（今喀爾巴阡山？），攻馬紮兒部（今匈牙利）。速不台為先鋒，與諸王拔都、呼里兀、昔班、哈丹五道分進。速不台出奇計，將馬紮兒軍隊誘至淳甯河（今匈牙利東部的索約河）。速不台在下流水深，企圖結筏潛渡，繞出敵後。諸王在上流水淺，又有橋，遂先乘馬涉河作戰，但因一些軍隊爭橋，受到敵人攻擊。渡河後，諸王因敵人尚眾，主張止步。速不台說：“你們想回就自己回去，我不到禿納河馬茶城（今多河布達佩斯）是不回去的。”這樣，速不台進軍至馬茶城，諸王也來了，于是拔城而還。事後拔都責備速不台遲渡淳甯河，速不台申明事由，使拔都明了原委。後來拔都論及征馬紮兒部事，就說：“當時所獲都是速不台的功勞。”1242 年，窩闊台死訊傳到西征前線後，速不台返回蒙古。1246 年，他參加貴由汗登基大典後，即回駐禿剌河（今蒙古土拉河）自己的營地，直至1248年去世。入元後，他被追封河南王，諡忠定。王惲所撰《兀良氏先廟碑銘》稱：“公深沉有謀略，善于用兵，勇敢無前，臨大事有斷。”①史載其子有二：一為兀良合台，見下面附傳；一為闊闊出，為右翼千戶長，承襲父位。
兀良合台平定大理兀良合台（Uriyangqadai，1201—1272），據王惲所撰《兀良氏先廟碑銘》，是速不台的長子。青年時代，他已隸于成吉思汗麾下。作為功臣世家，他曾受托撫養蒙哥，後來分掌蒙哥王府的宿衛。1233 年，他隨貴由汗東征，在遼東戰敗金將蒲鮮萬奴。拔都西征時，他從征欽察、斡羅思（今譯俄羅斯）、阿速、孛烈兒（今譯波蘭）諸部。
《元史·兀良合台傳》記“丙午，又從拔都討孛烈兒乃、捏迷思部”。
孛烈兒乃當即孛烈兒，捏迷思系俄語Нещеч的音譯，指稱德國人。德國史籍記載，在里格尼茨（Liegnitz，今波蘭的Legnica）戰役，下西里西亞公爵亨利希二世統帥的波德聯軍，被蒙古人打得大敗，時在1241 年，也即拔都西征後期的史事①。丙午年為1246 年，《元史》此記年代恐有誤。但此記史事卻是漢文文獻中所僅見者，而且是關于德國的最早的漢文記錄。
1248 年貴由汗去世後，汗位繼承問題長久未決。術赤系和拖雷系諸王以及察合台系個別諸王在阿剌脫忽剌兀之地聚會，以兀良合台為首的一些大將也參加了。拔都首推蒙哥，得到兀良合台的支持，他說“蒙哥聰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議良是”（《元史·憲宗紀》）。1251 年夏，諸王大臣在闊帖兀阿闌之地舉行大會，貴由皇後海迷失與窩闊台子失烈門等提出異議，兀良合台又說：“此議已先定矣，不可複變”（《元史·兀良合台傳》）。蒙哥終于在此大會上正式繼汗位。
1252 年秋，蒙哥汗命忽必烈征大理，以兀良合台總督軍事。忽必烈大軍于1253 年八月進至臨洮（今甘肅臨洮縣），九月進至忒剌（今甘肅迭部縣與四川若爾蓋縣接壤的達拉溝，從忒剌起，大軍分三路進發，忽必烈親率中路軍，兀良合台率西路軍，諸王抄合、也只烈率東路軍。兀良合台從忒剌西南行經今四川阿壩草原，自今甘孜南下理塘、稻城，再折向西南，越旦當嶺進入云南。在降服摩些部以後，此軍渡過金沙江，攻克麗江，並繼續南下攻占大理城北面的龍首關。十二月十三日，當中路軍進圍大理城時，西路與東路① 《秋澗集》卷五○。
① 丁建弘：《“視線所窺，永是東方”——中德文化關系》，見周一良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兩軍均已趕到。十五日，兀良合台協助忽必烈攻破大理城。接著，蒙古軍四出略地。1254 年春，忽必烈班師北返，兀良合台奉命戍守大理，並分兵攻取大理附都善闡。在攻打羅部府時，大酋高升拒戰，兀良合台將他大敗于洟可浪山下。攻善闡沿地押赤城時，因“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既險且堅”，炮攻火攻均未奏效，兀良合台“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為，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術潛師躍入，亂斫之，遂大潰”（《元史·兀良合台傳》）。在昆澤，俘獲大理國王段興智。敵方余眾依阻山谷者，兀良合台命裨將繼續進擊。但進至乾德哥城時，兀良合台患病，遂將軍事委付其子阿術。1255 年，阿術奉父命又進取赤禿哥（今貴州西部）、羅羅斯（今四川涼山地區）等地。二年間，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以及烏、白等蠻三十七部。
1256 年，他奉命北上夾擊四川宋軍，取道烏蒙，抵馬湖江（今金沙江下游），進軍嘉定（今四川樂山）、重慶、合川，與四川蒙古軍會師後返回大理。
1257 年，兀良合台以大理平定，遣使向蒙哥報捷，並且建議在這里設治，得到允准。他在這一帶建立十九個萬戶府，下設千戶、百戶，確立了蒙古貴族的統治，為後來云南行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忽必烈攻下大理，完成了蒙古對南宋的側後大迂回；兀良合台在大理設治，使蒙古後來南北夾擊南宋時在西南有了一個可靠的基地。
就在1257 年，蒙哥汗決定大舉伐宋。1258 年二月，蒙哥親自率軍進入西蜀，同時命塔察兒、張柔攻長江中游，在東面配合；又命兀良合台引兵北上，約定于1259 年正月會師潭州（今湖南長沙）。
1257 年年底時，兀良合台已從大理進入交趾，戰敗其國主陳日煚，並在陳日煚請求歸附後班師。
在接到蒙哥軍令後，兀良合台即率四王騎兵三千，蠻、僰萬人，攻入宋廣南西道。在連破橫山寨（今廣西田東）、賓州（今廣西賓陽）、貴州（今廣西貴縣）、來賓（今廣西來賓）、象州（今廣西象州）、柳州（今廣西柳州）的一些關隘後，經柳州以北的義甯、靈川、興安、全州，進入湖南。由于宋軍截擊，兀良合台折向西北，攻破沅州（今湖南芷江）、辰川（今湖南沅陵），再折東挺進，于十一月中旬渡過湘江，抵達潭州（今湖南長沙）城下。潭州宋軍二十萬迎戰，兀良合台揮師夾擊破之。這時兀良合台得知忽必烈軍已在進攻鄂州（今湖北武昌），遂圍住潭州，並派人向忽必烈稟告軍情，忽必烈遣軍相援。閏十一月時，忽必烈決定北返爭奪汗位，允許賈似道求和，遣鐵邁赤迎兀良合台于岳州（今湖南岳陽）。兀良合台自岳州抵鄂州；1260年二月，他率領的軍隊在滸黃洲渡江北上與忽必烈大軍會合。
1260 年三月，忽必烈在開平召集忽里台，登上汗位。兀良合台在四月抵達上都，支持忽必烈為汗。其子阿術，自從攻大理起隨父征伐，屢立戰功，遂隨忽必烈為宿衛，後系元初一員主將。
第三節哲別開國功臣哲別（Jebe，生卒年不詳），又作者別、只別，原名只兒豁阿歹，蒙古別速惕部人。別速惕部曾與泰赤烏等部在一起對抗鐵木真，哲別當時是泰赤烏部一個首領禿答的部屬。1201 年鐵木真與劄木合所率十一部聯軍會戰于闊亦田地方，哲別射傷了鐵木真的白嘴黃馬。在這次戰役中，鐵木真拼死獲勝，泰赤烏部勢衰，哲別終于投奔鐵木真。鐵木真問射傷自己愛馬的人是誰，哲別一口承認，並且表示：“倘若饒我，賜我一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鐵木真認為他很坦誠，可以交朋友，將他改名為哲別（意為箭鏃），要他“就象我跟前的‘哲別’似的保護我”。從此，哲別成為鐵木真麾下的一員大將。1202 年，鐵木真征伐塔塔兒諸部時先立誓約說：戰勝追擊時，不取遺物，待事畢散發。事後族人按彈、火察兒和答力台背約，鐵木真派哲別和忽必來二人去奪沒他們掠獲的全部牲畜和財物，分給軍中。
1203 年，當鐵木真初建怯薛時，哲別已是一名重要成員。
1204 年，鐵木真進伐乃蠻，遣忽必來與哲別為前鋒。當時，哲別與忽必來、者勒蔑、速不台一起已以“朵兒邊·那孩思”（四狗）聞名，被形容為具有“銅的額顱、鑿子似的嘴、鐵的心、錐子似的舌”的凶猛戰將。這一仗，鐵木真大勝，擒殺乃蠻首領太陽罕，其子屈出律（古出魯克）逃遁。
當1206 年鐵木真建立大蒙古國，接受成吉思汗稱號，編組千戶時，哲別是他委任的95 個千戶長之一。
從1211 年起，哲別在征伐全國的戰事中屢建奇功。1211 年冬，哲別采用佯敗返擊的戰術攻入居庸關，游騎進至金中都（今北京）城外。金乣軍來援，哲別返襲群牧監，驅其馬而還。1212 年冬，哲別攻金東京（今遼甯遼陽），又施退兵回襲之計，連退五十程，而後留下輜重，挑選快馬，日夜急馳，突然襲擊成功。1213 年7 月，哲別攻取居庸關，成吉思汗遂兵分三路，大舉伐金。
1218 年，哲別奉汗命進擊據有西遼國土的乃蠻部的屈出律。針對屈出律強迫伊斯蘭教徒改宗的做法，哲別宣布“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祖先的宗教規矩”①。于是他贏得了當地居民的支持。屈出律從可失哈耳（今喀什）出逃，哲別追趕到撒里桓地方（即色勒庫勒湖附近某地）將其殲滅。擄斬屈出律的是先期投向哲別的可散八思哈長官，哲別令他持屈出律的頭傳示各地，可失哈耳、押兒牽（今新疆莎車）、斡端（今新疆和田）諸城遂望風歸附。凱旋歸來，哲別將擄獲的一千匹白嘴黃馬獻給成吉思汗，實現了他的一個諾言，因為他當年投奔鐵木真，承認射傷白嘴黃馬一事時還說過：“對我開恩，我將帶來很多這樣的馬。”
西征先鋒1219 年，成吉思汗發兵西征時，哲別為先鋒，後以速不台為援，再後以脫忽察兒為援。兵指不花剌（今烏茲別克布哈拉）時，哲別與速不台均遵照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冊，漢譯本頁253。
成吉思汗命令，行進時先不驚動摩訶末；但脫忽察兒違命擄掠，遂使摩訶末聞風逃逸，其子劄蘭丁迎戰失吉忽禿忽，直逼成吉思汗大營。哲別與速不台、脫忽察兒倒殺回來，才使戰局改觀。
1220 年春，成吉思汗兵鋒指向撒麻耳干，聞知摩訶末南逃，即命哲別、速不台與脫忽察兒率領三萬精兵窮追。成吉思汗降旨說：“朕命你們去追趕花剌子模沙算端，直到將他們追上為止，..你們不擒獲他不要回來。”“歸順者可予獎勵，發給保護文書，為他們指派長官；流露出不屈服和反抗情緒者一律消滅掉！三年內結束戰爭，通過欽察草原回到我們的老家蒙古。”①哲別揮軍渡過阿姆河的主源必陽劄卜訶，先進抵巴里黑（今阿富汗北境的巴爾赫），隨即緊追到你沙不兒，摩訶末又遁。哲別與速不台分兵追尋，哲別經過術維因、祃桚答而、阿模里和阿思塔剌巴忒等城，對抵抗者均加殺戮，在剌夷城與速不台會合。摩訶末逃到阿模里答訥牙州的郊區，與隨行大臣們商議，感到厄運難免，只得遁入寬田吉思海（今里海）的小島上棲身，不久憂病而死。
哲別與速不台繼續率軍抄掠伊剌克阿只迷（或稱波斯伊剌克）諸州和阿哲爾拜占（今譯阿塞拜疆）、谷兒只（今格魯吉亞）等國。哈耳、西模娘、剌夷、忽木、撒劄思、贊章、可疾云、篾剌合、哈馬丹、納黑徹汪、薛剌兀、阿耳迭比勒拜剌罕、吉陽劄等城均遭殘破。1222 年春，他們與谷兒只軍隊遭遇，“哲別帶著五千人埋伏在一個隱秘的地方，速不台帶著軍隊沖上去。最初，蒙古人敗退，谷兒只人追了上來。哲別遂從埋伏處沖出來，將他們包圍在中間，一下子殲滅了三萬谷兒只人”①。
在大勝谷兒只軍後，哲別和速不台進取打耳班（一作鐵門關，今俄國傑爾賓特西），從此鑿石開道，越過太和嶺（今高加索山）。北高加索的阿蘭人與黑海、里海北邊草原的欽察人聯合起來抵抗蒙古人。哲別和速不台派人通知欽察人說，我們是同一部落的人，而阿蘭人則是我們的異己，我們之間應該互不侵犯；同時，給欽察人送去許多財物。欽察人信以為真，撤了回去，這樣，蒙古人戰勝了阿蘭人。接著，哲別與速不台又擊潰松散下來的欽察人，並且將原已送去的財物奪了回來。
欽察殘部向斡羅思（即俄羅斯）國逃去乞援。斡羅思伽里奇侯密赤思老會同乞瓦侯小密赤思老等率領一支八萬人的大軍前來聲援。哲別與速不台又佯作退兵，一連十二天，斡羅思與欽察聯軍進行追擊，十分疲憊倦怠，蒙古軍隊突然轉身反擊，在阿里吉河畔馬里烏波里附近大戰獲勝，俘殺大小密赤思老，時在1223 年5 月。接著，他們抄掠速答黑城熱那亞商人的錢財，而後東向攻打也的里河（今伏爾加河）上的不里阿耳國，折向東南降伏烏拉爾地區的康里人，最後經錫爾河北邊的草原而與成吉思汗的蒙古大軍相會合。哲別在這次西征班師後不久去世，其卒年未有確切記載。哲別諸弟之中，蒙格禿-撒兀兒後來在拖雷處供職。哲別有七子，後都在伊利汗國效力，其幼子斡魯思曾在阿八哈汗時任四怯薛之長。他的一個親屬拜住任至萬戶長，曾征服小亞細亞，但居功傲慢不遜，後被旭烈兀汗召回處死。
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冊，漢譯本頁288。
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冊，漢譯本頁253。
第五章失吉忽禿忽忙哥撒兒耶律楚材鎮海牙老瓦赤第一節失吉忽禿忽蒙古國的首任最高斷事官失吉忽禿忽（Shigi-qutuqu），又譯忽都忽、胡土虎、忽都虎、忽睹虎，蒙古建國後第一任最高斷事官，漢人稱為胡丞相。塔塔兒部人。《元朝秘史》記載，金朝皇帝（Altanqan）因塔塔兒人不服，派王京丞相（即完顏襄）領兵剿捕，溯斡里劄河（今蒙古東方省烏勒吉河）追襲而來，鐵木真聞知，約同克烈部長脫斡鄰助攻塔塔兒，破其營寨，在搶掠中得一小兒，獻給母親訶額倫，收為養子，取名失吉忽禿忽。據《金史》有關資料，此事發生在承安元年（1196）。但《史集》的記載與此不同，說失吉忽禿忽是鐵木真在路邊拾到的嬰兒，交給其妻孛兒帖撫育長大。他死于忽必烈、阿里不哥爭位期間（1260—1263），享年八十二歲。據此，他應生于1180—1182 年間，到1196年已十五六歲，《秘史》關于事件時間的記載顯然不確，他可能是在1180年代初蒙古部與塔塔兒部另一次戰爭中被鐵木真得到的。他自幼生長在鐵木真家中，如同子弟，忠誠勤勞，十五歲時曾只身冒風雪追殺野羊，深受鐵木真贊賞，成為其最親信的伴當，在統一漠北各部的戰爭中立下卓著功勳。鐵木真——成吉思汗建國後，封授諸功臣，失吉忽禿忽被封為千戶那顏，恩准九次犯罪不罰，並授為最高斷事官（劄魯忽赤jarquci），掌管全國刑罰詞訟及民戶分封等政務。成吉思汗降旨道：“當〔我〕被長生天護佑著，平定了普天下百姓的時候，你給我做耳目，把普天下百姓給母親、我們、弟弟們、兒子們做份子百姓，將有氈帳的、有板門的〔百姓〕都分別進行分配，任何人不得我違背你的言語。普天下百姓做賊的、說謊的，由失吉忽禿忽懲治，應該處死的處死，應該處罰的處罰。把所有百姓份子的分配和斷案的事都寫成文造為青冊（koko-debter）；〔凡是〕失吉忽禿忽向我商量和議擬而寫在青冊白紙上的，直到子孫萬代不得更改，更改的人要治罪。”①他斷獄公正，總是反複告誡犯人要講實話，不要因為恐懼而胡亂招認。他斷案的方式，奠定了後來蒙古斷事官判決案件的基礎。
1211 年，從成吉思汗攻金。1215 年初，率軍略取燕、薊諸州縣，招降金通州守將蒲察七斤。五月，蒙古軍攻取金中都，成吉思汗遣失吉忽禿忽與汪古兒、阿兒孩合撒兒一同點視中都帑藏，原中都留守哈答等取金帛為拜見之禮，汪古兒、阿兒孩合撒兒受之，獨失吉忽禿忽拒不受，謂哈答曰：“城未陷時，寸帛尺縷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為私意乎。”遂將哈答及中都府庫諸物解送成吉思汗大營，並報告了拒受哈答獻物之語，成吉思汗以其知大體，大加贊許①。後從西征，1221 年夏，奉命率領三萬軍隊去征服哥疾甯、可不里（今阿富汗加茲尼、喀布爾）等地。時花剌子模算端劄蘭丁據哥疾甯，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諸侯滅里汗等附之，勢力複振，進屯八魯灣川（在喀布爾東北）。失吉忽禿忽率軍追襲滅里汗，至八魯灣川之北。滅里汗與劄蘭丁會合，有六七萬軍隊，與蒙古軍激戰二日。① 《元朝秘史》第203 節。譯文參考亦鄰真：《成吉思汗與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① 《聖武親征錄》；《元朝秘史》第252 節。
失吉忽禿忽指揮失當，又寡不敵眾，大敗，損失慘重，與副將率少數幸免者退回大營。成吉思汗未加深責，只是指出他以前總是打勝仗，沒有受過挫折，應該從這次失利中吸取經驗，就會更謹慎，更有作戰知識（見《世界征服者史》）。
1231 年，大汗窩闊台與拖雷分統大軍攻金，失吉忽禿忽隨從拖雷所統右翼軍，假道宋漢中地由南面攻入金境，參加了著名的三峰山戰役，奉命率部誘金軍入于不利之地，得以聚而殲之。1232 年，窩闊台與拖雷北還，詔失吉忽禿忽與塔思同統蒙古軍攻取河南諸州縣。
對漢地的治理1234 年蒙古滅金後，失吉忽禿忽被任命為“中州斷事官”，“主治漢民”，在燕京設官署，統領中原諸路政刑財賦。蒙金戰爭中，所取漢地州縣多委付歸降的舊官或土豪管領，由木華黎國王“都行省”（軍政府）統轄，至此正式設置了統治漢地的最高行政機構，漢人稱之為燕京行尚書省。他就任後的第一件事是編籍戶口。蒙金戰爭以來，漢地各路人民或死于兵燹，或四散流徙，或被蒙、漢貴族、將校占為驅口，原有的戶籍制度完全破壞。1230 年，大汗窩闊台采納耶律楚材的建議，開始對漢民實行“以戶計出賦調”的征賦制度，為保證國賦能如數征收，大汗政府就需要直接掌握各地民戶數目。1233年。窩闊台遣宣差勘事官阿同葛檢括中原民戶，得戶73 萬。但第一次括戶很不完備，各州縣仍有大量戶口被蒙、漢貴族、諸侯和將校占為私屬。于是，窩闊台命失吉忽禿忽重新進行括戶，下令：不論何人在戰爭中擄到的人口，只有在主家住坐者才能算做本家驅口，凡在外住坐，寄留于各州縣者，都是皇帝民戶，一律就地編入民籍，承當國家差發。失吉忽禿忽等大臣主張按蒙古、西域之制“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不同意，指出中原曆來無此制，若果行之，丁逃，則賦無所出，宜按戶編籍定賦。幾經爭議，終于采納了耶律楚材的意見。僧、道得享有免除部分差發的待遇，失吉忽禿忽奉命對他們進行考試以甄別之，凡通經文者即為僧、道戶，另行立籍，以區別于民戶，不通者則與民一體承當差發。僧海云被推舉主持此事，他向忽禿忽建議：為皇帝祝壽的人越多越好，應從寬考試。忽禿忽又企圖在括戶時“印識人臂”，竟把漢民視同牲畜，幸被海云諫止，沒有實行這種荒唐野蠻的做法（見《佛祖曆代通載》卷二一）。1235 年（乙未），分遣官員赴各路括戶，籍得燕京、順天等三十余路共一百一十余萬戶，稱為“乙未戶籍”。
按照蒙古制度，所得漢地州縣百姓，也要分配給成吉思汗“黃金家族”
成員和賞賜給貴戚、勳臣。1236 年，失吉忽禿忽奏上所籍漢地民戶後，窩闊台即命他主持分土分民。他大體按照成吉思汗建國後各人所分得的蒙古民戶數比例來“差次”其應得漢民戶數，奏報大汗，窩闊台再按其功勞大小加以增損。據《元史·食貨志》“歲賜”條記載統計，此次分撥給諸王、貴戚、勳臣的漢民共76 萬多戶（稱位下戶或投下戶），其余民戶統屬大汗朝廷（稱“大數目戶”）。
蒙古統治者從1230 年開始按耶律楚材建議在中原漢地征收地稅糧、課銀和絲帛，但除此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遣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用之數，科率民戶”。大汗不時地差官到漢地定差發。1235 年宋使徐霆在燕京時，正值失吉忽禿忽來任中州斷事官，主要目的就是搜括漢地財富。徐霆記載說：“見差胡丞相來黷貸，更可畏，下至教學行及乞兒行亦出銀作差發。燕京教學行有詩云：‘教學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太清貧。..相將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時捺殺因。’”（《黑韃事略》）（捺殺因，蒙古語naisayin，意為“很好”）。1236 年耶律楚材制定了新稅法，但對漢民的“不時需索”仍未停止。後來（1251）劉秉忠上忽必烈書中說：“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顏（即失吉忽禿忽）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元史·劉秉忠傳》）可知忽禿忽擔任中州斷事官後，對漢地的剝削有增無減，以致戶口逃亡近半。差徭特重的原因還由于侵宋軍興，軍馬糧草調發頻繁。1235 年蒙古開始對宋戰爭，忽禿忽副闊出太子統領東路軍，攻宋荊襄、兩淮地區，河北、山東諸路多困于賦調及軍馬供給。
1241 年，窩闊台命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主管漢民公事”，即擔任中州斷事官。可能從這一年起忽禿忽不再擔任官職，此後他的活動即不見記載。1248 年，忽必烈召張德輝北上，問以漢地政事，“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張德輝答稱：“若宰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為害尤甚。”並建議更遣“勳舊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元史·張德輝傳》）可見牙老瓦赤繼任後，搜括漢民更甚于忽禿忽。但他大概因年事已高，沒有再度出任漢地行政長官，直到去世。
第二節忙哥撒兒拖雷家臣忙哥撒兒（Monggeser，？—1254），憲宗朝最高斷事官。族出劄剌亦兒部的分支察哈部落。其部落大約在遼代後期被蒙古部征服，部人成為蒙古部貴族的世襲奴隸。忙哥撒兒的曾祖赤老溫愷赤，與兄孔溫窟阿（木華黎之父）、弟者卜格均隸屬合不勒罕（成吉思汗曾祖）的長支子孫主兒乞氏；成吉思汗滅主兒乞，兼並其百姓，遂轉屬成吉思汗。祖搠阿①，精騎射，號“默爾傑”（mergen，善射者），從成吉思汗統一漠北有功。某次遇賊將戰，適二鹜飛至，汗命搠阿射其雄者，一發而中，賊驚走。從攻乃蠻部，敵以精銳來襲，搠阿按兵屹然不動，敵不敢近。在與蔑兒乞部作戰中，成吉思汗兵潰，搠阿與弟左右力戰護衛，後援兵至，敵乃退。父那海，事太宗，亦能忠勤盡職，滅金後，因勞績和世勳，賜懷州（今河南沁陽）、洛陽分民175 戶。
忙哥撒兒事于拖雷，屢從征戰。1230 年，從攻鳳翔，首立戰功。拖雷死後，繼續奉侍其妃唆魯禾帖尼及其諸子。1235 年，從拖雷長子蒙哥西征欽察、阿速、斡羅思，造舟濟河，伐山開道，攻城野戰，皆能勤奮效力，立功尤多；當蒙哥以所擄獲寶玉分賜諸將時，則謙退不欲得。又奉命送所俘、降欽察貴族回蒙古獻于太宗。他極為效忠于拖雷家族，辦事勤勞盡責，尤以嚴格執行劄撒著稱，雖親友有犯，斷處毫無偏私；唆魯禾帖尼或其他妃子小有過失，也能直言指摘。因此得到蒙哥母子、兄弟的器重，朝廷和藩府老臣、宿衛對他也無不敬畏。于是蒙哥命他治理拖雷家份民，他曾一度出任唆魯禾帖尼份地真定路達魯花赤。定宗時（1246—1248），升任藩府劄魯忽赤（斷事官）之長。受命後，他召集僚屬40 人共議“當以何道守官”，有西夏人和斡進言，以剮羊為喻，謂“劄魯忽赤之道..在持平而已”，當即為之入稟蒙哥，稱贊其言善，和斡由是得以被蒙哥召見。可見他頗能識拔人才。
憲宗朝最高斷事官定宗死後，窩闊台家族與拖雷家族爭奪汗位。次年（1249），拔都以長兄身份召集宗親至其封地境內阿剌脫忽剌兀之地舉行忽里台大會，議立新大汗。忙哥撒兒隨從蒙哥赴會。拔都首先提議推戴蒙哥，但定宗皇後斡兀立海迷失所派使者八剌（定宗朝必阇赤長，畏兀人）提出：太宗曾言皇孫失烈門可以為君主，應立失烈門。忙哥撒兒駁之曰：“汝言誠是，然先皇後立定宗時，汝何不言耶？八都罕固亦遵先帝遺言也。有異議者，吾請斬之。”太宗確有遺命以失烈門（太宗第三子闊出之子）為汗位繼承人，但太宗皇後脫列哥那沒有遵守遺命，卻立長子貴由為大汗（定宗），而且太宗也講過蒙哥“可以君天下”，故忙哥撒兒據此反駁八剌①。此次大會由于拔都兄弟與拖雷諸子聯為一氣，通過了擁戴蒙哥為大汗的決定，並定于明年在怯綠連河舉行全體宗親參加的忽里台大會，共奉蒙哥登基。
① 《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兒傳》。《元朝秘史》載赤老溫愷赤獻兩子統格、合失予成吉思汗為家奴，無搠阿名。統格于建國後封為千戶（即禿格）。
① 此據本傳。《元史·憲宗紀》載駁八剌者為拖雷庶子木哥，言亦微異。由于太宗窩闊台後裔和察合台後裔一部分諸王仍堅持汗位應屬太宗一系，拒絕赴會，登基大典拖延了兩年。1251 年夏，多數宗親齊集怯綠連河大斡耳朵，遂不再等待，奉蒙哥登基，是為憲宗。忙哥撒兒被任命為百官之長——最高斷事官（漢文記載稱之為丞相）。失烈門和定宗之子腦忽、哈剌察兒（太宗第四子）之子脫脫、察合台之孫也孫脫等在密議之後，也率領部屬緩緩向大斡耳朵行進。憲宗有鷹夫克薛傑者途遇失烈門和腦忽的隊伍，偶然發現其偽裝運載酒食的所有車輛中都暗藏著兵器，立即馳還報告。于是忙哥撒兒奉命與諸王旭烈兀、木哥等率數千騎前往堵截調查，包圍了到達薩里川（克魯倫河上游之西）的失烈門、腦忽營帳，把他們及其官員們押送到大斡耳朵。失烈門等聲稱系來朝覲，否認有任何陰謀，憲宗遂命忙哥撒兒主持對其官員們進行審訊。經過數天嚴密的調查審問，由于他們的供詞彼此矛盾，被抓住破綻，不得不供認確曾勾結起來圖謀叛亂。按照憲宗旨意，他將按只台等官員共77 人處以極刑。隨後到達的也孫脫、不里（察合台之孫）以及先後被拘捕的定宗皇後斡兀立海迷失及其大臣合答、鎮海、八剌、畏兀兒亦都護等，都由以忙哥撒兒為首的斷事官們進行審判；包括斡兀立海迷失、也孫脫之妃及諸大臣在內的幾乎所有叛王的追隨者都被處死，不里被送給拔都處決，失烈門等諸王則被流放到南方軍前服役，最後也難免被害的命運。還派出斷事官到西域和漢地追查叛王之黨，就地處決。據1254 年訪問蒙古的法國國王使者盧勃魯克報道，此案被殺的蒙古貴族達300 名之多①。忙哥撒兒處斷涉及此案之叛王、後妃及諸大臣毫不留情，將反對派幾乎斬盡殺絕，因而憲宗對他“委任益專”，“有當刑者，輒以法刑之，乃入奏，帝無不報可”。或有事入奏而憲宗寢臥未起，即直趨宮帳前，扣箭房②，所言事皆獲允准。憲宗又以所禦大帳、行榻賜之，可見其受寵信之深。憲宗朝初期，蒙古國的政務多取決于他。
憲宗三年（1235）冬。忙哥撒兒飲酒致病而死③。至順四年（1333）追封兗國公。他當政期間，刑法苛嚴，誅殺甚多，雖兄弟姻親亦不獲免，因而眾人無不怨恨。死後，怨家紛紛指責，咒罵他“爾亦有死耶！”為此憲宗特詔諭其子，曆數其功勳，予以慰勉。
忙哥撒兒有四子。長子脫歡任萬戶，曾從憲宗南征四川。無後嗣。其余三子後人皆仕宦，惟幼子帖木兒不花之子伯答沙最貴，武宗朝任宣徽院使，仁宗延祐四年（1317）拜中書右丞相，英宗初（1321）以大宗正府劄魯忽赤出鎮北方，泰定四年（1327）拜太保，天曆元年（1328）因擁戴文宗功升太傅，仍兼宗正大劄魯忽赤，至順三年（1332）死，追封咸平王。
① 道森編《出使蒙古記》，漢譯本頁166。本段主要據《世界征服者史》。② 箭房似指宮帳門衛處。據《元朝秘史》所載成吉思汗規定的宮帳宿衛法，夜間不許任何人走近，擅入者宿衛士得格殺勿論；有急事入奏，需先告宿衛士，一同至宮帳後啟奏（第229 節）。忙哥撒兒在憲宗寢臥時可徑至帳前扣門奏事，足見甚受寵信。
③ 此據《元史》本傳。《史集》載憲宗征南宋時，忙哥撒兒從征，並死在那里（四川）（漢譯本第2 卷頁155）。不確。據姚燧《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銘》（《牧庵集》卷十三載：“歲辛亥（1251），憲宗立極，..詔忙哥撒兒為丞相，昌國（孛魯合）位其亞，天下庶務，惟決二人。..明年，..後二年，忙哥撒兒卒。”所載雖較本傳晚一年，但亦在憲宗南征之前。
第三節耶律楚材①（附耶律鑄）
身世和早年經曆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晉卿，遼太祖阿保機長子東丹王突欲的八世孫。925 年阿保機滅渤海國，改渤海為東丹，冊封突欲為人皇王主持東丹國政。阿保機去世後，突欲把帝位讓給弟弟德光，但仍對德光的猜忌感到不安，從東丹投奔後唐皇朝，936 年被後唐國主李從珂殺害。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漢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東丹時一概采用漢法，他本人能用契丹、漢兩種文字撰寫文章。突欲的次子婁國後來擔任政事令，留守燕京，在西山的玉泉定居。在遼金時代，燕京是北方封建社會的經濟文化中心，有深厚的漢文化的基礎。又是北方各族文化融彙交流的地方。長期定居在燕京的耶律氏世代受到漢文化的熏陶，形成了讀書知禮的家風。楚材的父親耶律履是金朝著名學者，兼精漢、契丹、女真文字，曾譯漢籍為契丹、女真文，又參與編纂遼史，以文章行義見知于金世宗、章宗，官至右丞。耶律履精術數，當耶律楚材出生時，他私下對自己的親人說：“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左傳》有言，“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他就用這句話為這個新生兒取了名字。
楚材三歲時，父親去世，在母親楊氏的養育教誨下長大**。自幼勤奮好學，十三歲時開始學習詩書，十七歲時已經“書無所不讀”，善文章。他“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他很自負，自命為“百尺棟梁”，強烈地追求功名，企圖按照儒家學說來治理天下，後奉特旨應試中甲科，任為省掾。1213 年，他出任同知開州（今河南濮陽）事。1214 年，蒙古軍在攻掠黃河以北大多數州縣後，圍攻中都，金宣宗屈辱求和，並決定遷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宣宗讓丞相完顏承暉留守中都，設立燕京行尚書省。耶律楚材被任命為左右司員外郎。在燕京守城的日子里，楚材“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恒”。但是，衰敗的金兵抵擋不住蒙古的攻勢，次年五月，中都終于陷落。
腐朽的金朝令人絕望，興盛的蒙古又大肆殺戮和掠奪。生靈塗炭，時世艱難。楚材無奈棄功名而皈依佛教。
遼金時期佛教盛行，燕京也是一個佛教的中心，禪宗的曹洞宗在這里很有勢力。楚材通過一位聖安澄公和尚的介紹，到報恩寺向當時曹洞宗的宗師行秀（1166—1246）學佛。他在這位萬松老人（行秀的號）處參禪三年，懂得了“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樂不能入”的道理，萬松印可他為及門世俗弟子，法號湛然居士。萬松主張“以佛治心，以儒治國”，對楚材的影響極大，一方面讓楚材領悟了禪機，認識到佛法最為博大精深，最終一切都以佛為旨歸；另一方面也使楚材保存了入世的念頭，而為了入世，必須踐履儒家的學說。
在楚材的思想中，有一個“大道”的概念。他把這“大道”同佛乘聯系① 本節主要依據耶律楚材：《西游錄》，《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元史》的《太宗紀》、《耶律楚材傳》；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類》卷五七；王國維：《耶律文正公年譜》，《海甯王靜安先生遺書》；羅依果：《耶律楚材：佛教理想家和儒學政治家》，萊特·特維切特編《儒家人物記》，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2 年版。
起來了，它是宇宙的本相，人生的真諦，曆史的鏡子，光明的源泉。他寫偈語，把這“大道”比作海、鏡、鍾、燭，啟發人們去領悟它。他本是信奉儒教的，在把佛乘認作真理之源以後，他仍然重視儒教的價值，認為孔子的說教還是人世間的常道。所以他說：“窮理盡性莫尚佛乘，濟世安民無如孔教。用我則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則樂釋氏之真知，何為不可也。”
扈從太祖西征成吉思汗從開始征金的時候起就十分注意利用金國內部的矛盾，尤其是女真統治者與契丹人之間的矛盾。金在亡遼以後，對契丹人采取既箝制又籠絡的政策，但即使對于歸順的契丹貴族也還存有戒心，不能充分信任。同時，契丹人對金也始終存有隔閡，甚至有複仇情緒。成吉思汗了解這一點，竭力爭取金方的契丹人倒向自己一邊。金朝以契丹族為主組成的乣軍的倒戈是他征金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他麾下的契丹軍成了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他還重用了一批契丹族軍政人材，他們成了蒙古國上層統治集團中的要員。攻占中都以後，成吉思汗繼續訪求契丹宗室近族。他聽到耶律楚材的名聲，就在1218 年三月征召這個契丹皇族的後裔扈從西征。這時，楚材在遭變參禪後，對人生和功業已有新的考慮。他看清蒙古國方興未艾，勢不可擋，便決心依靠它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說，決心用自己的思想行動來影響它的發展進程。
1218 年夏天，楚材抵達怯綠連河（今克魯倫河）畔的大斡耳朵。楚材身材魁偉，美髯垂胸，聲音宏亮，成吉思汗見後十分欣喜。成吉思汗說：“遼與金是世仇，吾與汝已報之矣。”楚材卻說：“臣父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複懷二心，仇君父耶？”成吉思汗很賞識楚材的話，讓他常在自己身邊，以便隨時咨詢。後來，成吉思汗甚至不稱呼楚材的名字，而用蒙古語稱作“吾圖撒合里”（urtusahal），意即“長髯人”。
1218 年年底，楚材扈從成吉思汗西征，基本上隨同大本營一起行動。他經常擔任的工作有兩件，一是漢文書記，二是星象占卜。此外，他還在塔剌思城管理過河中豪民子弟屯田，但為時不久。他對天象的解釋和對人事的預卜，深得篤信薩滿教的成吉思汗的信任。據漢文史料的記載，西征班師也是因為成吉思汗聽了楚材對異象的解釋。當成吉思汗進至東印度鐵門關，他的侍衛遇見一頭怪獸，鹿形馬尾，綠色獨角。這頭怪獸對侍衛說：“你的君主應當及早回去。”成吉思汗聽到侍衛的報告，感到奇怪，詢問楚材。楚材說：“這獸叫角端，是‘惡殺之象’，是上天派來告示陛下的。望陛下聽承天心，寬宥人命，這是陛下‘無疆之福’。”成吉思汗聽了這個解釋，第二天就下詔班師了。不過據波斯史料的記載，成吉思汗班師是由于遇到了大山阻隔、氣候不良和疫病流行。同時，楚材實際上執掌天文曆算的事。他從東亞來到中亞，發現地上的距離與天象的出現有直接聯系。他從而提出“里差”（即現在所說的“經度”）概念，並根據這個概念來“改作”曆法，編訂了一部《西征庚午元曆》。所以他是在中國首先提出和使用“經度”概念的人，幾十年後，蘇天爵在此基礎上又發展出了“地方時”的概念。
自然，楚材本人並不滿足于充當占卜術士，因為他的主要願望是企圖使成吉思汗采納自己的一套以儒治國的方案。可是，成吉思汗熱衷于無休無止的軍事征服，只想維持大蒙古原有的社會政治制度，對楚材的治國方案沒有什麼興趣。因而，楚材在西征途中甚至找不到“陳書自薦”的由頭，郁郁不得其志。
在河中，楚材感到悠閑和寂寞。他竟然在兵燹後的中亞土地上過著讀書操琴、藝圃耘蔬的生活。他時常懷念中原的友人和家人，尤其是他的母親。他和萬松頻通音訊，以求精神上的寄托。有時與故友相逢，便在殊景異情中暢敘歡飲。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與長春真人的交往。
與邱處機的交往和《西游錄》1222 年四月，全真教掌教人邱處機奉成吉思汗的召請抵達大汗的行營。
耶律楚材和邱處機同在西域時，往來較密切。他們兩人，一個是正當壯歲的佛教居士，一個是年已垂暮的道教真人，雖然如此，當時在政治意向上卻是共通的，那就是力圖使成吉思汗終止戰爭，建立正常的統治秩序和社會生活。所以，兩人兩域相遇後，一度頗為融洽友好，常常在一起交游。彼此唱和的詩句不在少數，其中有一部分還保存在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和李志常所撰的《長春真人西游記》之中。但是兩人的交誼後來竟破裂了。釋道兩家，本不相類，這個宗教信仰的矛盾後來在兩人之間的關系上表現得很清楚。邱處機在1224 年春回到燕京後大力發展全真教勢力，這在當時條件下對于撫定亂離中的百姓、恢複中原的殘破局面客觀上起了一定作用。但與此同時，道徒們拆毀佛寺，改佛寺為道觀，排斥和打擊佛教勢力，這就引起了佛、道之間激烈的斗爭。楚材作為一個佛教信徒，他自然站在佛門一邊對邱處機偏袒全真教的言行進行了嚴厲的抨擊。
當1225 年春成吉思汗回到土兀剌河上老營時，楚材還在西域，這年他在高昌過冬。第二年成吉思汗親征西夏時，楚材已在大軍之中。冬十一月，蒙古方面攻下靈武，將軍們爭著掠取子女財帛，唯獨楚材僅僅拿了幾部書以及兩駱駝馱的大黃。接著疫病流行，他以這些大黃治愈了幾萬名軍士。1227 年七月成吉思汗去世，第四子拖雷監國。不久，楚材從西夏經云中（今山西大同）北返。這年冬天，楚材奉拖雷之命，為搜索經籍從漠北來到燕京。不斷有人向他詢問“異域”事情，他煩于應付，並鑒于當時佛道斗爭的需要，就撰著了《西游錄》。
《西游錄》分上下兩部。上部是西征紀程，下部集中闡述自己十件“不許丘公之事”，對邱處機大加抨擊，所以這部分，又是當時佛道斗爭的重要文獻。
楚材酷愛詩歌，也喜歡寫詩。他有一部《湛然居士文集》傳世，共14卷，文章並不多，大半是詩作。他在詩中經常抒發自己憂國憂民、守窮待變的心情和不安疏懶、勉力功業的志趣。在西域的經曆和感受，也不時在他的詩作中反映出來。西域的景物和民情給了他許多詩意，使他寫下了一些情趣獨具的詩篇，在古代西域詩歌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的音樂稟賦也很高，擅長操琴，常常借彈琴來銷憂禁邪，陶冶情操。他喜歡彈名曲，且彈時別具一格。例如，他在冷氣襲來的穹廬彈《離騷》，“個中真味”，確是與一般漢族士大夫不盡相同的。琴阮似是他最深的精神棲息之處。當他感到功業未就，甚至詩書乏意的時候，依舊以音樂伴隨著他的身心。在藝術上，他主張一切出于自然，這自然甚至歸諸“無”。“叩弦聲自無中出，得勾思從天外還。”這兩句詩集中表達了他的藝術觀。
1228 年，拖雷派宗王塔察兒為中使，同楚材一起赴燕“窮治”“劇賊”。楚材查明這些強索財物的“劇賊”都是燕京長官石抹咸得卜的親屬和其他勢家子弟。在楚材堅持下，塔察兒同意處死了首惡十六人。于是“巨盜屏跡”，燕京的社會秩序很快安定下來。第二年春天，楚材才從燕京返回漠北。
1229 年秋天，蒙古國的宗王和大臣們在怯綠連河曲雕阿蘭地方舉行忽里台（大會），討論汗位繼承問題。大會進行到第四十一天時，才確定當天由窩闊台即位。這主要是根據成吉思汗的遺言辦事，但看來楚材的支持也有一定的作用。在窩闊台即位時，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傳統制訂了冊立儀禮，要求皇族尊長都就班列拜，從此蒙古國實行對汗的拜禮。
當窩闊台即位時，蒙古國已是一個地域廣袤、民族眾多、社會形態多樣的大帝國。成吉思汗熱衷于不斷的征服，但他還來不及仔細考慮如何統治那些被他征服的文明程度較高的地區。現在這個問題擺到了窩闊台面前。尤其是為了治理漢地，窩闊台是確實需要像楚材這樣的人才的。
輔佐太宗，治理中原窩闊台即位以後，立即任命耶律楚材主持黃河以北漢民的賦調征收。楚材成了常在大汗身邊的官員之一。他是一個有抱負、有主見的人，也是一個敢于向大汗直言的人。他的意見對于窩闊台的治國決策產生了重大影響。當時，黃河以北平定不久，老百姓常常“誤觸禁網”，楚材主張予以寬宥，使窩闊台下詔，宣布自庚寅年（1230）正月朔日以前的事，勿予治罪。1230 年，他向大汗條陳十八事，主要內容是：“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戶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橫。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稅者死。監主自盜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為害非輕，深宜禁斷。”窩闊台都加以采納，僅僅認為“貢獻禮物”是貢獻者自願的事，不必禁止。實際上，當時所謂的“貢獻”（即頗為風行“掃花”），形同強奪，往往是軍事勢要強行索要的，因而，楚材的主張是深切時弊的。
關于如何治理中原，當時在汗廷中發生了激烈爭論。當時由于戰爭的消耗和官吏的私斂，國庫已十分匱乏。近臣別迭等說：“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茂暢，以為牧地。”但楚材說：“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他提醒大汗，南伐需要充足的軍需給養，而中原的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稅，每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余萬石。窩闊台聽從了楚材的建議，讓他去實行。楚材于是奏設十路征收課稅使，委托儒士擔任正副使掌握各路征收賦稅的實權。第二年春天，汗廷又頌布勸農詔書，使中原各地農民安于農業生產。這年秋天，窩闊台來到云中（今大同），十路課稅使把征收到的賦稅簿冊和金帛放在庭中展示。大汗十分滿意，向楚材賜酒，拜楚材為中書令（主管文書的中央長官）。這次賦稅是怎樣征收的，史籍缺載。據估計，當時黃河以北漢民可征賦調的至少接近四十萬戶，如果以四十萬戶計算，那末平均每戶承擔銀1.25 兩、絹0.20 匹、粟1 石。這樣的賦稅是比較輕的。
楚材輔政的一大目標是企圖削弱地方權貴的勢力，加強皇權。在蒙興金衰的過程中，地方豪強主要是漢人，也有契丹、女真人。蒙古利用和依靠他們來建立在中原的統治，他們從十三世紀二十年代起逐漸成為專制一方的新權貴。例如契丹將領石抹明安為燕京行省長官，1216 年病死後，其子石抹咸得卜襲職，長期把持燕京一帶軍政大權。由漢族地主武裝勢力的頭目形成的漢人世侯在成吉思汗1227 年去世時大大小小有四十幾個。他們往往軍政兼管，官職世襲，自辟衙署，自委屬官，自征賦役，自專生殺，並且占有一批依附人口。他們對蒙古統治者承擔兩項基本義務：出兵從征和繳納貢賦。他們的獻納是蒙古國重要財政來源，他們的軍隊後在蒙古滅金亡宋的戰斗中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是這些權貴獨霸一方的狀態從根本上說是不利于蒙古統治的鞏固的。針對這個問題楚材一再建議實行地方上軍民財分權，“州郡宜令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課稅所掌錢谷，各不相統攝”。窩闊台允准了他的建議。但是權貴們進行抵制和反對。石抹咸得卜甚至激怒皇叔斡辰大王上奏攻擊楚材親屬在金方，不宜重用。窩闊台未聽讒言，楚材更不為所動。但是由于當時迫切需要這些權貴們在攻金前線出力，軍民分職一事延緩實施，楚材只是做到了“課稅所掌錢谷”。軍民分職這件加強皇權的大事直到忽必烈手中才得到解決。
耶律楚材采取的勸農性的賦稅征收政策，使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很快得到恢複，使蒙古的軍需供應得到了切實保證，從而使蒙古成功地進行了最後滅金的戰爭。而在滅金戰爭中，楚材的兩個特殊功績則是保障生命和收容人材。面對戰爭中的殘酷殺戮，他總是力圖保全更多的生命。當1233 年正月蒙古軍隊行將攻占汴梁時，大將速不台主張按蒙古慣例，對這個進行過抵抗的全國都城實行屠城。由于楚材在窩闊台面前力爭不能得了土地而失了人民，屠城之舉才得以免行，這一次就使在汴避兵的一百七十四萬戶免遭慘禍。蒙古對待汴京的這種寬大措施，以後成為定例，在攻取淮河、漢水流域諸城時也得到遵循。楚材還說服大汗解除了“居停逃民及給資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的禁令。
在收容人材方面，楚材奏准在汴梁挑選其中的“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使他們散居河北各地，由官方給予贍養。在聚集汴梁的儒士中不乏賢能卓越的人物。當時一代名士元好問曾寫信建議他對亡金士大夫能聚養任用，因為他們都是“民之秀而有用于世者”。元好問還特別向楚材提供了一份五十四人的名單。楚材與元好問在思想上息息相通，自然接受元好問的建議，因而使一批人才得以保存下來。
以儒治國，定法立制1234 年蒙古滅金以後，耶律楚材認為“以儒治國”的時候到了。他的“以儒治國”的方案，在《西游錄》中已有簡要的記述，那就是“定制度、議禮樂、立宗廟、建宮室、創學校、設科舉、拔隱逸、訪遺老、舉賢良、求方正、勸農桑、抑游惰、省刑罰、薄賦斂、尚名節、斥縱橫、去冗員、黜酷吏、崇孝悌、賑困窮”。由于他得到大汗窩闊台的器重，他的方案的若干項目有了實施的機會。1235 年，窩闊台決定在和林建城，修萬安宮；部署伐南宋、征高麗和再次西征；下令括編中原戶籍，由中州斷事官失吉忽禿忽主持。關于西征南伐，楚材主張“各從其便”，勸阻以回鶻人征南、以漢人征西的計劃。關于括編戶籍，楚材反對依照蒙古和西域成法，以丁為戶，按丁定賦，而堅持遵循中原傳統，以戶為戶，按戶定賦。這些都得到窩闊台的支持和允准。1236 年春，萬安宮落成，窩闊台在這里對楚材大加褒賞。這年秋天，失吉忽禿忽完成戶口的括編，主張按蒙古國俗實行分封，得到窩闊台的准許。楚材向大汗陳述這樣“裂土分民”的弊害，使大汗同意封地設置官吏須出自朝命，諸王勳臣除常定賦役外不得擅自征斂，以限制諸王勳臣的分封特權。在這次括編戶口的基礎上，楚材制訂了如下的中原賦稅制度：每兩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這個賦稅制度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五戶絲，蒙古語稱為阿合答木兒。凡是分封給貴族的人戶，每五戶出絲一斤，由政府征收，然後給予該受封貴族，此外，貴族不得擅加征斂。這樣，蒙古原來的“裂土分民”的分封制在中原延伸時受到了相當大的限制，也就削奪了蒙古游牧貴族在中原地區的許多社會經濟特權。總的說來，楚材擬訂的這個賦稅制度為有元一代的賦稅制度提供了雛形。賦稅的定額也是比較輕的，有利于當時已遭破壞的中原地區休養生息。在遇到大的災情時，楚材還采取免征的措施。當然，由于在征收時逃亡浮客的賦稅要由留下的主戶負擔，所以賦稅的實征比定額要重。此外，有雜泛差役，更是隨意性很大的。
同年，楚材還制訂了兩項重要的政策。其一，廢止蒙古國原來的凡商賈失盜不獲由當地民戶代償的規定。其二，制止西域商人的高利貸盤剝活動。這種高利貸十分嚴重，一年以本加倍算利，以後每年連息加倍計算，叫“羊羔利”或“羊羔息”。楚材奏准以官銀貸還七萬六千錠，並且規定，從今以後，不論歲月遠近，利息達到債本一倍以後，不再生息。這兩項政策都是有利于減輕人民負擔的。此外，這年侍臣脫歡奏選天下室女，大汗已下詔施行，楚材阻止，說這樣做要騷擾百姓。大汗又要在中原收括牝馬，楚材也阻止，說中原不產馬，這樣做以後會為害百姓。他說服了大汗，使百姓可以過比較安定的日子。
據史文記載，1236 年蒙古已印造和施行交鈔，但具體情況如何，現在已不清楚。在這件事上，楚材的主張是要以金章宗時“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的教訓為鑒戒。他建議“今印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得到了窩闊台的支持。
在1237 年上，楚材又革除了貴族濫用驛站，強索物品的弊病。楚材奏准，給諸王貴戚發給牌劄，憑牌劄才能使用驛站；並制定“飲食分例”，不許乘驛使者超出規定取要供給。這年他陳時務十策：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均切于時務，悉施行之”。
這幾年中，楚材在文化教育的選拔人才方面也有一系列重要的措施。1236年，他在燕京建立編修所，在平陽建立經籍所，主持書籍的編纂和刊行。1237年，他奏准對儒士進行考試，由劉中主持，考經義、詞賦、策論，緒果有4030人中試。其中有千人原已淪為驅口，中試後作為儒士獲得自由。對中試者中間的干才，更予以任用。這次考試有力地推動了教育活動的恢複。1238 年，他又支持楊惟中和姚樞在燕京建立太極書院，請趙複等人為師教授儒家的經典。南宋名士趙複的講學，使程朱理學在北方傳播開來。
耶律楚材在擔任中書令以後的幾年時間內，一步一步地實施自己“以儒治國”的方案，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做了許多事情。他的目的是要使新興的蒙古游牧貴族采用漢族以儒教為中心的傳統思想和制度來治理中原，使戰爭不斷的亂世轉為和平的盛世，使當時先進的中原封建農業文明得以保存並繼續發展。但是他這樣做自然要觸犯蒙古國某些統治階層的權力和利益。他企圖削弱地方權貴的勢力，就受到權貴的抵制和反對。不過，大多數漢人世侯同他的矛盾還不尖銳，因為他們大體上願意支持他的“以儒治國”的方案。另一方面，楚材同蒙古貴族中守舊勢力以及西域商人勢力的矛盾就顯得更加尖銳激烈。這就是所謂“漢法”與“國俗”的矛盾。蒙古貴族守舊勢力與西域商人勢力竭力主張用“國俗”，也就是用蒙古國原有的習俗和制度來治理中原，他們與堅持漢法的耶律楚材展開了激烈的斗爭。
卓越的政治家“國俗”派勢力不斷在政治上中傷和攻擊耶律楚材。除了前面已提及的由皇叔斡辰大王出面提出的責難外，1237 年阿散迷阿失告楚材私占官銀一千錠，其實這些銀子是用于修繕宮殿的，說“私占”完全是誣陷。接著有“中貴”（汗廷侍從）與人勾結殺人，楚材拘留一個當事者，“中貴”控告楚材“違制”。窩闊台一怒之下捆了楚材，又後悔而把他釋放。楚材抗辯：“陛下初令系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複，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在楚材的正身直言面前，“國俗”派的政治陰謀活動都未能得逞。
當時西域商人多半代為蒙古貴族經營商業高利貸，所以他們之間有密切的利害關系。楚材限制高利貸的措施引起西域商人的強烈不滿，他們在一些蒙古貴族的支持下以撲買來破壞楚材制訂的賦稅制度。撲買就是以相等或超出原稅賦的銀兩，買得某種稅的征收專利權。到1238 年時，大商人的撲買已十分活躍。燕京劉忽篤馬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以二十五萬兩撲買天下系官郎房地基水利豬雞，劉庭玉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一個回鶻商人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甚至有人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窩闊台只看到撲買可以立刻收到大宗銀兩，竟也同意。但是撲買的人在得到征稅專利權後自然要增加稅額以牟私利。楚材抗爭說：“此皆奸人欺上罔下，為害甚大。”奏請罷除撲買。窩闊台不聽，中原課稅原額為二萬二千錠，1239年商人奧都剌合蠻進一步以四萬四千錠撲買。楚材立即指出，這樣做的話，只能是“嚴役法禁，陰奪民利”，最後“民窮為盜，非國之福”。他焦急萬端，反複爭論，聲色俱厲。大汗不讓他說下去。楚材歎息說：“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到了1240 年，大汗進一步任命奧都剌合蠻為提領諸路課稅所官。
窩闊台晚年飲酒無度，怠于政事。在這種情況下，國俗派勢力在汗廷中抬頭，耶律楚材逐漸不能真正主持朝政。1241 年十月，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被任命主管漢民公事，楚材的實權更見削奪。1241 年十一月，窩闊台去世，皇後脫列哥那攝政。脫列哥那是站在國俗派一邊的，楚材雖然繼續任職，但已難以有所施展。不過，只要力能所及，他還是提出自己的主張。譬如脫列哥那借口天象有變企圖使汗廷西遷，楚材說這要動搖根本，造成天下大亂，阻止了這個行動。當時朝政實際上已掌握在奧都剌合蠻手里，他向楚材賄賂五萬兩銀子進行籠絡，遭到拒絕。奧都剌合蠻的行事，楚材認為是不利于國家的，一概予以制止。即使脫列哥那出來干涉，楚材也不稍加讓步。
楚材與攝政皇後直接發生沖突，他的心情自然極不痛快。正在這時候，他的夫人蘇氏亡故，對他又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的晚境很淒涼。1244 年五月十四日，終于與世長辭。
可是，耶律楚材的對手們企圖乘機對他進行清算。他死後不久，有人譖言他在久居相位時貪汙嚴重。脫列哥那命近臣到他的府第進行搜查，但結果只發現琴阮十余張以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沒有其他財物。事實證明他是一位既有重大事功，又有嚴謹操守的大政治家。
忽必烈即位以後，1261 年十月二十日，耶律楚材的遺體才遵照他本人的遺願下葬于故鄉玉泉以東的雍山，即今北京西郊萬壽山。
耶律楚材是十三世紀中國的一位大政治家和大學者。就他的政治活動而言，在窩闊台時期，他主持大蒙古國對中原地區的治理，使蒙古游牧貴族在適應中原封建文明的道路上大大前進了一步。他以自己積極的活動促使大蒙古國居庸關內外的地方很有特色的聯系在一起了。他的事業在他的晚年遭到挫折，但後來又在忽必烈時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耶律楚材的活動是適應著當時的曆史趨勢的，因而他在曆史上是一位值得肯定的人物。
耶律鑄耶律鑄（1221—1285），字成仲，耶律楚材次子。他自幼聰敏，秉承家教，崇尚儒學，善于賦詩屬文，更擅長騎射。但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不似乃父篤信佛教，而是周旋于釋道之間，甚至慕道者。好求仙，信扶乩，自號“獨醉道者”，“獨醉癡仙”。
楚材卒後，耶律鑄嗣領中書省事，時年二十三歲。他上言宜疏禁網，采集曆代德政合于時宜者八十一章進呈。1258 年，憲宗征蜀，他奉詔率領侍衛從征，屢出奇計，攻克城邑。1259 年，憲宗死于合州，阿里不哥據漠北與忽必烈爭奪汗位，他不顧妻、子在漠北，毅然歸向忽必烈。中統二年（1261）六月，忽必烈拜他為中書左丞相。這年冬天，扈從忽必烈自上都北征，敗阿里不哥于昔木土腦兒（在今蒙古蘇赫巴托省南部）。其詩《雪嶺》記此役：“折揚霆雷決雌雄，霆激狂峰電埽空，如席片飛何處雪，撲林聲振海天風。”①至元元年（1264），他“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元史·耶律鑄傳》）。這年八月，“乙巳，立山東諸路行中書省，以中書左丞相耶律鑄、參知政事張惠等行省事。詔新立條格：省並州縣，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均賦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坊，詞訟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具盜賊、囚徒起數，月申省部。”（《元史·世祖紀二》）這個新立條格必有他參與其事。
他在山東曆時不久。至元二年八月，罷中書左丞相。至元四年三月，複為中書左丞相；奉詔制成宮懸八佾之舞，賜名“大成”。六月，改任平章政事。五年，又複為中書左丞相。七年，再罷職。十年，起任為平章軍國重事。十三年，受命監修國史。“朝廷有大事，必咨訪焉”。十九年（1282），在阿合馬被殺以後，再複為中書左丞相。
作為先朝舊臣，耶律鑄在忽必烈即位後屢罷屢起，是當時政局多變在他①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卷五。
身上的一種反映。他繼承其父“以儒治國”的家教，無疑是傾向推行漢法的。但是他與漢法派主流人物似乎只有同盟的關系。即使在台上，他也位高而權不重，這又與他不在意于積極用世有關，他後來甯可醉酒賦詩以自娛自得。然而對于阿合馬之流，他是執意反對的。其《雜詠》一詩表示：“我雖不解事，知時莫如我，須為扇仁風，吹滅權門火。”①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坐不納職印、妄奏東平人民聚謀為逆、間諜幕僚、及黨罪囚阿里沙，遂罷免，仍沒其家資之半，徙居山後”。二十二年卒，有子11 人。至順元年，封懿甯王，諡文忠。
耶律鑄的詩集名《雙溪醉隱集》，今已不全。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輯編出6 卷。他留世的詩及其注釋是研究他的思想志趣的主要資料，對于了解當時的名物史地也頗有參考價值。
①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卷五。
第四節鎮海追隨太祖建國有功鎮海（1169—1252）一作稱海，又作田鎮海，時人稱田相公。畏吾兒人，又一說為克烈部人。殆本族出畏兀兒，又曾為田姓，至漠北服屬克烈部，始氏克烈①。
鎮海在蒙古建國之前就投屬蒙古部首領鐵木真。1203 年春，克烈部王罕出兵進攻鐵木真，戰于合蘭真沙陀之地（當在今內蒙東烏珠穆沁旗北境）。鐵木真當時還處于劣勢，雖經苦戰，稍卻王罕軍，終不免部眾潰散，只得帶領少數人撤退；後潰軍漸集，點視軍馬，僅二千六百騎。當他駐軍于班朱尼河時，“糇糧俱盡，荒遠無所得食”。只好射野馬為食，汲渾水以飲。鐵木真與追隨他的伴當們盟誓：“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元史·劄八兒火者傳》）鎮海亦與此盟，是“同飲渾河水”的開國功臣之一。
1206 年，鎮海參加了蒙古開國大典，“從宗王百官恭上太祖成吉思皇帝尊號”。成吉思汗分授諸功臣為千戶、百戶那顏，鎮海被授為百戶。接著又隨成吉思汗征乃蠻，立有戰功，賜珍珠旗，佩金虎符，為阇里必（cherbi，官名，漢譯“宰相”）。複從征西夏和金國，在攻打金撫州（今河北張北）時，與金軍戰，矢中臆間，裹瘡複出戰，軍聲為之大振。1215 年蒙古攻取金中都，成吉思汗命他于城中環射四箭，箭所及之處的園地邸舍，盡以賜之。在戰爭中他先後俘掠人口以萬計，悉數上獻。成吉思汗賜他“禦用服器白金等物”。
1216—1218 年，鎮海奉命辟兀里羊歡（《元史》作“阿魯歡”）地為屯田，立鎮海城（又曰稱海）戍守之，即以所俘人民從事農耕和手工業生產①。後以其半不能耐寒者，移弘州（今河北陽原），設局領之。在西征中俘得西域織金綺紋工三百余戶，滅金時又得汴京（今河南開封）織毛褐工三百戶，皆分隸弘州，命鎮海世襲管領。
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他留戍于鎮海城，掌管前後方轉輸、聯絡。1221年，長春真人邱處機奉成吉思汗之召開始西行，是年七月二十五日，途經鎮海城，由鎮海率百騎護送西行，至大雪山（今興都庫什山）行在所，成吉思汗問道于長春真人，命鎮海入金帳，掌錄奏對之言。由于他通畏兀兒文字，這時他的職務大概已是大必阇赤。
1230 年，窩闊台親自統兵攻金，鎮海扈從。1231 年秋，窩闊台至云中（今山西大同），仿中原官制將必阇赤機構稱為“中書省”，執事官耶律楚材、粘合重山和鎮海也分別用中原官稱，鎮海為“中書右丞相”（《元史·太宗紀》）。他主管畏兀文字書寫的文書，漢字文書則由耶律楚材掌管，但正文之後、年月之前要由鎮海親寫畏兀兒字云“付某人”，以此為驗，否則無效②。1233 年，攻蔡州，得金公主，即以賜之。1236 年分封中原民戶，賜恩州① 參見丁國范：《鎮海族源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 輯。① 稱海城當今蒙古科布多省東部宗海爾罕山北，參見陳得芝：《元稱海城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 輯。
② 參見《黑韃事略》“其相”條下之徐霆疏。
民一千戶，為實封，世食其賦，為置官守，是當時所稱“十七投下”之一①。太宗朝的西域事務大臣窩闊台在位期間，鎮海是蒙古汗廷分掌西域事務的大臣。起兒漫算端歸附蒙古後，遣子魯克那丁入朝蒙古汗廷，受到窩闊台的寵幸。時算端已死，窩闊台頒發一道劄兒里黑（聖旨），讓他承襲其父之位和忽都魯算端稱號，並命鎮海當他的師傅。由于鎮海的支持，魯克那丁得以統治起兒漫至貴由朝結束②。
畏兀兒人闊兒吉思擔任玉龍傑赤蒙古長官（八思哈，鎮守者）成帖木兒的副手和侍從長，成帖木兒派他入朝報告政務，到達汗廷後，他馬上就找鎮海作靠山，鎮海因闊兒吉思是畏兀人，並在抵達汗廷就投靠自己，遂給予支持和庇護，使他得到合罕的恩寵，載譽而歸。
成帖木兒死，諾撒耳繼職，闊里吉思仍任副手，窩闊台遣使傳旨命他入朝報告呼羅珊的政事。此次入朝，由于鎮海的支持，闊兒吉思被任命為呼羅珊等地的長官，合罕授予他一道劄兒里黑，派他查實當地多年來的產量，及每人逋欠的賦稅、差發的數字，還讓他清查戶籍，不許他人干預其事。1239年，闊兒吉思和成帖木兒子額■古帖木兒兩派之間發生爭權糾紛上訴汗廷，有旨命雙方所有人赴朝。窩闊台命鎮海等人鞫問，曆時數月，在鎮海的偏袒下，窩闊台判定額■古帖木兒一方有罪，闊兒吉思一方勝訴，並授予他一道聖旨：阿姆河以西的所有州邑，都委付他掌管。他又與鎮海秘密議定，不讓與他同赴宮廷的任何一個人得到合罕的聖旨或牌子，以便保持其凌駕于他人之上的權力①。
汗位爭奪中的犧牲者1241 年，太宗窩闊台死，皇後脫列哥那臨朝稱制，鎮海與皇後的親信法蒂瑪有怨，于是皇後欲捕鎮海治其罪，鎮海察覺，急逃往皇子闊端處，在闊端保護下幸免于難。
定宗貴由即位，“以鎮海為先朝舊臣，仍拜中書右丞相”（即大必阇赤）。遂治法蒂瑪蠱惑進讒之罪，投于河。貴由“天性疏懶”，政事盡委諸合答和鎮海。羅馬教皇使節普蘭諾·卡爾平尼至蒙古汗廷，就由鎮海負責接待和傳達旨意。
1248 年三月，貴由死，皇後斡兀立海迷失攝政。諸王公遣使向皇後建議：“因鎮海始終是個忠實的人，曾總握要務，他可繼續指導政事和頒發劄兒里黑，迄至新汗被推立。”但此時的鎮海在辦事中既軟弱又為難，他的勸告，不為斡兀立海迷失及其諸子所采納。
憲宗蒙哥即位後，鎮海被視為叛王之黨，于1252 年被處死。時年八十四歲。鎮海信奉基督教聶思脫里派，由于他是成吉思汗建國功臣，雖然因為蒙古皇室的內訌被牽連處死，但原封邑仍保留，子孫繼續在元朝做官。有子12① “以功賜恩州一千戶”系據《元史·鎮海傳》，許有壬的《鎮海神道碑》載為“三百戶”。② 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卷下，漢譯本頁573。
① 《世界征服者史》卷下，漢譯本頁588—595；《史集》第2 卷，漢譯本頁83。人。要柬木，為劄魯花赤，佩金符；勃古思，繼承封邑，從世祖征大理有功，中統初，為益都等路宣撫使，後曆任東平路副達魯花赤，濟南等路宣慰使，南京路達魯花赤等職；闊里吉思，其後裔脫烈、赫斯等都擔任官職，子孫繁衍頗多。
世祖即位後，又以鎮海舊部及降虜千人為貴赤（跑步者），以其孫一家為千戶，曾孫也里卜花為百戶。
第五節牙老瓦赤主持西域政務牙老瓦赤（Yalavachi ？—1254），突厥語，意為“使臣”①，花剌子模人②。又音譯作牙剌窪赤（《元朝秘史》）、牙魯瓦赤（《聖武親征錄》）、雅老瓦實（馬祖常《薩法禮氏碑銘》）、麻合沒的滑剌西迷（《元史·太宗紀》）、牙剌瓦赤（《元史·憲宗紀》）。在成吉思汗西征前，他已與蒙古建立聯系，曾率領成吉思汗商使前往花剌子模。
滅亡花剌子模後，牙老瓦赤及其子麻速忽向成吉思汗進言管理城鎮事，受到蒙古貴族的重用，受命與蒙古達魯花赤一起治理不花剌、撒麻耳干、玉龍傑赤、斡端、可失哈耳、鴨兒看、曲先塔林諸地。牙老瓦赤父子廢除了抽丁、強制兵役及額外捐稅，盡全力恢複被戰爭破壞的經濟。太宗即位後，命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由牙老瓦赤主持，駐費爾干那地區東部重鎮忽氈，為蒙古國駐西域最高長官。1238 年，不花剌城郊的制篩匠塔剌必發動起義失敗後，蒙古軍准備依例屠城，牙老瓦赤屢次向太宗奏報，請求赦免，使全城得以保全。牙老瓦赤采取各種措施，吸引流散人口重歸不花剌，以加速經濟恢複的速度。其子麻速忽在城中設立經學院，收羅回回學者在其中進行學術研究，使不花剌重新成為西域回回文化的中心。
主持西域政務期間，鎮守回回之地宗王察合台為擴大自己的勢力，曾擅自做主，把牙老瓦赤管下的阿姆河以北地區的一個州劃為他人所有。牙老瓦赤得知後，上報朝廷，太宗為之震怒，下詔要察合台陳明原委。察合台被迫認錯，太宗為緩和矛盾，以把該州賜給察合台了結此案。但察合台不肯善罷甘休，遷怒于牙老瓦赤，召見並怒斥之。牙老瓦赤試圖通過察合台的王傅漢人伐阇羅調解關系，但不得要領。
中州斷事官1241 年牙老瓦赤調離西域，其職守由麻速忽繼之，管轄東至畏兀兒，南至斡端、可失哈耳，北至阿諒里、海押立，西及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的廣大地區。牙老瓦赤至燕京與劉敏主管漢民公事。劉敏曾受太宗詔，行事有司不得與聞。牙老瓦赤初自西域來，素剛尚氣，習于專權，不欲與劉敏共事，唆使其屬忙哥兒誣劉敏以流言。劉敏出太宗手詔示之，牙老瓦赤的氣焰才有所收斂。太宗聞此事後，下令追查，核定事實後，牙老瓦赤被罷免職務。但不久複授以職，執掌財貨。與牙老瓦赤在一起的尚有西遼貴族忽都不丁。
西域商賈奧都剌合蠻以言利得幸于太宗，撲買中原銀課，牙老瓦赤不滿于此。太宗死，乃馬真後稱制，奧都剌合蠻益得寵，牙老瓦赤平素與乃馬真後及其女侍法蒂瑪不和，乃馬真後下令拘捕之。牙老瓦赤被迫托庇于駐于河① 危素《古速魯公墓志銘》提到畏兀兒人達兒床（按，成為“麻”字之誤）吉而的之祖父耶兒·脫忽鄰（YarToghril）曾仕于成吉思汗為雅剌風（按，應為“瓦”字之訛）赤。換句話說，為成吉思汗使臣。屠寄不解雅剌瓦赤的詞義，把這個畏兀兒家族視為牙剌瓦赤的後裔。見《蒙兀兒史記》卷四六。② 馬祖常《薩法禮氏碑銘》稱牙老瓦赤為于闐人，可能是因為元中期以後，牙老瓦赤之子麻速忽的後裔居于可失哈耳的緣故。
西的太宗之子闊端處，其職務被奧都剌合蠻取代。乃馬真後向闊端索要牙老瓦赤，被拒絕。麻速忽避禍于拔都處。定宗貴由即位後，奧都剌合蠻奸利事發，被處死。1247 年，牙老瓦赤被重新起用，掌燕京行省董理中原財賦，為也可紮魯火赤，治事于燕。麻速忽亦重掌西域政務。
1251 年蒙哥奪得帝位，牙老瓦赤參與組織大忽里台大會，制蒙哥大宴殿帳。在會商處置窩闊台系宗王謀反事時，牙老瓦赤以亦西刊達兒（Iskandar）國王①東征時，諸將不聽調遣，亦西刊達兒國王之師阿黎西他塔黎西（Aristatlis）②勸國王誅殺心懷貳念諸將，代以順從鷹犬之事，要憲宗從嚴處置，此議被采納。憲宗調整蒙古國行政機構時，牙老瓦赤請憲宗降旨是否仍允許使用先朝斷事官舊印，漢官趙璧乘機奪牙老瓦赤印信。憲宗決定留用牙老瓦赤，與不只兒、斡魯不、覩答兒等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賽典赤、匿咎馬丁佐之；以麻速忽與訥懷、塔剌海充任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事。其父子職位權勢均得保留。在憲宗召集的討論改革西域賦稅的會議上，阿姆河等處行尚書省事阿兒渾提出，向百姓征收的各種稅太多，百姓因此流散躲避，減免賦稅，宜按原牙老瓦赤所定忽卜出兒稅辦法征收，不得額外攤派。此議為憲宗采納，下詔實行。1252 年牙老瓦赤與不只兒“總天下財賦于燕”時，“視事一日，殺二十八人”，刑法無常，受忽必烈斥責。回曆陰曆652 年3月（1254 年4 月21 日—5 月20 日），牙老瓦赤逝于燕京。
後裔事跡中統年戰亂中，麻速忽依附于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勢窮後，轉附阿魯忽。至元初年，阿姆河以北地區及忽闡河以東草原形成察合台、窩闊台、欽察三汗國分立的局面，麻速忽所屬原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作為管理當地成吉思汗家族公產的統治機構被保留下來。1269 年塔剌思忽里台大會後，三汗國諸王一致確認，阿姆河以北地區的賦稅仍由麻速忽負責，諸王不得干預。1270年察合台兀魯思汗八剌計劃入侵伊利汗國呼羅珊地區，命麻速忽以清查伊利汗國帳冊為由至波斯探查伊利汗國道路、軍隊情況。麻速忽為防止意外，沿途以金錢收買驛站人員。事畢後迅速東歸，逃脫伊利汗國的追捕。至元初年，察合台、窩闊台、伊利三汗國在阿姆河以北地區的反複爭奪使當地遭到嚴重破壞，此地最終為海都控制。麻速忽竭力發展貿易，促使銀幣流通，使經濟逐漸恢複。麻速忽回曆陰曆688 年10 月（1289 年10 月18 日—11 月15 日）逝于不花剌，葬于他所設立之經學院內。其子阿布·別克兒奉海都命承任父職，稱麻速忽第二。1298 年中去世後，海都命其弟撒的迷失繼位，稱麻速忽第三。撒的迷失逝于1303 年，海都子察八兒命麻速忽另一子法合魯·木勒克速溫于可失哈耳繼立，稱麻速忽第四。
牙老瓦赤另一子名阿里別，隨父入漢地。至元元年至至元三年為中書右丞，次年為參知政事隨同忽必烈南征，為副都元帥進兵淮東。至元十二年（1275）破淮安、揚州諸地。江南平定後為江淮行省平章，因不附權臣阿合馬，以擅命官八百員，置左右司官，鑄銀銅印，違命不散防守軍，擅支官糧等罪名被誅殺。阿里別之子牙忽伯與哈剌魯人也罕的斤同仕于云南。
① 即希臘馬其頓亞曆山大，名見《回回藥方》。
② 即希臘著名學者亞里斯多德，名見《回回藥方》。
第六章嚴實董俊張柔史天澤李璮汪世顯第一節嚴實（附嚴忠濟、嚴忠范）
嚴實（1182—1240），字武叔，金末泰安長清（今屬山東）人。幼時警悟，略知詩書。成年後，志氣豪放，喜交結，好施與，屢次因事入獄，被“俠少輩”拚死救出。
在金衰蒙興的亂世，在蒙古、金、宋爭奪山東的三角斗爭中，嚴實顯露了他的軍事才能，而且表現出他善于隨機應變的性格，從而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實力。
1213 年，蒙古軍隊攻掠山東後北歸，金東平行台調民為兵，任他為百夫長。第二年，他擊敗靈岩張汝楫軍的進攻，升任長清尉。1218 年六月，權長清令。八月，宋軍攻取益都，乘勝西進，嚴實外出督租，還時長清失陷，不久即被收複。金行台聽信譖言，疑嚴實與宋人有謀，以兵圍長清。嚴實攜家避于青崖崮，宋于是授他為濟南治中。嚴實乘機分兵四出略地，太行以東均受其節制。1220 年三月，金河南軍攻彰德（即相州，今河南安陽），宋守將單仲求救，益都張林逗留不行，嚴實往救不及，單仲被擒。經曆此戰後，嚴實知宋不足憑恃。八月初，金山東招撫高居實遣人招嚴實，嚴實未予理會。這年秋天，嚴實謁木華黎于軍門，獻出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三十萬戶。木華黎承制任他為山東西路行尚書省事。接著，他攻下曹州（今山東荷澤）、濮州（今山東鄄城北）、單州（今山東單縣）。但其留鎮青崖的偏將李信，有罪懼誅，叛降于宋，殺害其兄與夫人杜氏。1221年，他收複青崖，擒誅李信；並進而攻占東平，與石矽分而據之。1222 年，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晁海叛，掠嚴實家人，又率軍西下，與嚴實盤旋。1225 年四月，彭義斌進圍東平，嚴實久等蒙古孛里海軍不至，遂與彭氏連和。彭嚴結拜為兄弟，共攻河北，但嚴實家眷被彭義斌留在東平。七月，彭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對陣，嚴實乘機又與孛里海軍配合，大敗宋軍，擒獲彭氏；在此反複中，嚴實留在東平的家眷也全遭彭氏部將殺戮。不久，他又收複了先前丟失的州縣。冬天，蒙古主將帶孫攻取彰德，第二年攻取濮州、東平；1227 年帶孫、孛魯攻取益都，收降李全。在蒙古加緊經略山東的過程中，嚴實都大力配合，立有功勞；同時勸阻帶孫等在彰德、濮州等地屠城，使數萬百姓免遭殺戮，並約束部將，毋敢妄行殺掠。從此，嚴實成為蒙古治下集軍民財權于一身的大的漢人世侯之一，“有全魏，有十分齊之三，魯之九”①。在1229 年蒙古建漢軍三萬戶以後，他作為一個千戶隸于史天澤萬戶麾下。
1230 年四月，嚴實朝見窩闊台大汗。窩闊台賜宴終日，賜金虎符，稱他為“真福人也”。當時耶律楚材已向大汗條陳十八件事，建議遏止世侯勢力，州縣官吏必須奉汗命才可以征發科差，並定下諸路課稅。但不久，近臣別迭等主張將中原變為牧場，楚材力言不可。這年十一月，蒙古置十路征收課稅使，以張瑜、王銳使東平。嚴實對楚材此舉頗為不滿，但後來聽從幕僚宋子貞的勸告，支持了這項財權上的變動，基本上交出了征收賦稅的權力，使境內人戶的賦稅負擔得以減輕。
① 元好問：《東平行台元公神道碑》，《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六。
1232 年正月三峰山戰役後，蒙古增置漢軍四萬戶，授嚴實為東平路行軍萬戶，下屬八個千戶。增置漢軍四萬戶是為了加速滅金，東平軍隊也參加了圍攻歸德等戰斗，但未立大功；同時，嚴實則可能因年老而在滅金戰爭中事跡不顯。
在滅金以後，1236 年窩闊台命怯烈台率領一支探馬赤軍鎮守東平。同年，蒙古在中原完成戶籍的括編，在此基礎上制訂賦稅定額，施行劃境之制。當時投下勢力與鄰近世侯都企圖乘機侵占嚴實地域，因其部屬王玉汝、齊榮顯等力爭而得以保住二十余城。1237 年九月，窩闊台詔令嚴實不再參與征伐。1238 年，蒙古勳貴企圖在東平“裂土析民”，也因王玉汝在窩闊台面前力爭而得以避免。
嚴實及其後繼者在自己的勢力范圍之內力圖維持封建統治。為此，他“辟田野，完保聚”，“以勸耕稼，以豐委積”，1236 年以後進一步“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閑田以業單貧”①。也為此，他開設幕府，延納流落在各地的士大夫。“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有不遠千里來見者”②。在東平嚴氏幕府中，著名的人物有張特立、康曄、劉肅、宋子貞、商挺、王磐、李旭、徐世隆等，他們後來多半成為忽必烈時代的名臣。一代名士元好問也常去東平，與嚴氏父子及其幕僚交往頻繁。在蒙古滅金以後，嚴實還率先開辦東平府學，興學養士，以元好問、王磐、康曄等為師，受業者多至數百人，其中孟祺、閻複、李謙、徐琰（此四人號稱“四傑”）、夾谷之奇、李之紹、申屠致遠和曹伯啟等後來也成為大儒名臣。東平當時也是保存和恢複儒家禮樂的中心。
1240 年，嚴實病卒，其子嚴忠濟襲職。中統二年（1261），追封為魯國公，諡開惠。子七人，名忠貞、忠濟、忠嗣、忠范、忠傑、忠裕、忠祜。嚴忠濟襲東平路行軍萬戶、管民長官後，“開府布政，一法其父。養老尊賢，治為諸道第一。領兵略地淮、漢，偏裨部曲，戮力用命”（《元史·嚴實傳》）。他起初統領十七千戶，1255 年奉命在山東括編新軍二萬余，其弟忠嗣、忠范為萬戶。1259 年，從忽必烈征宋建功。1260 年五月，忽必烈聽取姚樞“建監司以治諸侯”的建議，立十路宣撫司，即以姚樞為東平路宣撫使。當時。“諸侯惟嚴忠濟為強橫難制”，姚樞到東平路後“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①。這年六月，即詔嚴忠濟等發精兵一萬五千人赴開平。1261 年五月，“詔罷東平路管民總管，兼行軍萬戶嚴忠濟，仍敕式戒諸路官寮無是效焉”②。六月，以嚴忠范接任此職。在平定李璮之變時，嚴忠范從征立功，並與史天澤一起在軍前擅殺李璮。接著，忽必烈削奪世侯權力，嚴忠嗣于1263年罷官家居。1265 年二月，嚴忠范被調至中樞，任兵刑部尚書。這年閏五月，以平章政事廉希憲行省事于東平、濟南、益都、淄萊等路，嚴氏在東平一帶的地方的實權終于全被削奪。到了年底，嚴忠范的尚書一職也被免去。
① 元好問：《東平行台嚴公神道碑》、《東平行台嚴公祠堂碑銘》，《遺山先生文集》卷二六。② 蘇天爵：《曹文貞公祠堂碑銘（有序）》，《滋溪文稿》卷十。
① 姚燧：《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元文類》卷六○。
② 王惲：《中堂事記》中，《秋澗集》卷八一。
第二節董俊（附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
董俊董俊（1186—1233），字用章，金真定藁城（今屬河北）人。少年時種田，成年後瀏覽書史，擅長騎射。蒙古代金後，河北大亂，藁城令立靶募兵，董俊挽強弓一發中的，受募領兵。1215 年，木華黎帥兵南下，他率軍投降，此後成為一位著名的世侯。
1219 年，董俊升任中山府（治今河北定縣）事，佩金虎符。他與金真定守將武仙對峙，在曲陽大敗武仙。1220 年八月，武仙窮蹙而降。木華黎授董俊龍虎上將軍、行元帥府事，駐藁城，不久升左副元帥，其部眾號為匡國軍。他曾對木華黎進言：“武仙黠不可測，請加以防備。”1225 年二月，武仙果然殺史天倪反叛蒙古，再投金朝。一時間，藁城近旁州縣大多改變旗幟，董俊“險夷一節”①，孤軍堅守，後更擁護史天澤為主帥攻克真定，幫助史天澤穩定了河北局勢。1232 年，他參與圍攻汴京之役。1233 年，金帝逃奔歸德，他又追擊圍攻，死于戰陣。
董俊去世時，已為蒙古立下汗馬功勞。臨陣作戰，他總是身先士卒，勇氣懾眾；且器度弘遠，善戰而不妄殺，南下伐金時，收歸為奴者，都縱放為民。作為漢人世侯，他不是勢大權重者，但以忠孝著稱當世。攻克汴京時，他將儒士侍其軸延歸藁城，教授諸子。他曾說：“射，百日事耳；《詩》、《書》，非積學不通。”（《元史·董俊傳》）子有九人：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毅、文振、文進、文忠、文義。文炳、文用與文忠，事功亦顯。董文炳董文炳（1217—1278），字彥明，董俊的長子。十六歲時喪父，少年老成。1235 年，以父蔭任藁城令，雖年紀尚輕，但明于聽斷，以恩濟威，為屬下折服。當時正值括編戶籍，凡敢隱實者誅，籍沒其家，他竟使民聚口而居，減少戶數，減輕了賦役負擔。不久，因抵制府官索求無厭，棄官而去。
1253 年秋，董文炳率部下四十六人趕赴大理從征，備嘗艱辛，受到忽必烈的表彰。從此追隨忽必烈，“有任使皆稱旨，由是日親貴用事”（《元史·董文炳傳》）。1259 年，隨忽必烈中路軍伐宋，他率弟文用、文忠及敢死士兵在陽邏堡搶渡長江。1260 年，忽必烈即位，他受命宣慰燕南諸道，第二年擢任山東東路宣撫使。忽必烈組建侍衛親軍，他被任命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1262 年，參與平定李璮之亂，圍困濟南時招得李璮愛將田都統縋城投降；接著任山東東路經略，率親軍靖平山東亂局。後來，忽必烈剝奪世侯權力，唯董氏不予觸動。
至元三年（1266），董文炳代史氏兩萬戶為鄧州光化行軍萬戶、河南等路統軍副使，奏准始頒將校俸錢。七年，改任山東路統軍副使。九年，遷樞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築正陽兩城（今安徽颍上東南、霍丘東北），夾淮相望，作搗宋腹心之勢。十年，拜參知政事。這年，元軍大舉伐宋，他先在正陽擋住宋將夏貴的猛攻，九月自正陽南下安慶（治今安徽潛山）。十一① 李冶：《董俊神道碑》，《畿輔通志》卷一七一。
年正月，他與伯顏在安慶會師，迫使宋守將范文虎歸降，又隨大軍順江而下，攻克當塗、采石。在十二年（1275）三月打下建康（今江蘇南京）後，他進駐鎮江。在鎮江戰役中，他又大敗張世傑、孫虎臣的水軍，獲戰船七百艘，宋軍力從此窮蹙。
這年十月，元軍分三路進趨臨安（今浙江杭州），董文炳居于左路。他下江陰（今屬江蘇），招張暄，順江出海，進取澉浦，第二年（1276）正月已占有鹽官（今屬浙江）。這時伯顏中軍已抵臨安城北，張世傑企圖使宋帝逃往海上，但董文炳軍繞出臨安城南，堵住了宋帝的入海之路。不久，宋帝趙 遣使上表投降。二月，董文炳等人進入臨安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禮樂器及諸圖籍，取皇帝諸璽符上之丞相”①。三月，伯顏班師，詔令董文炳留守治事，他使李璮將宋史及注記五千余冊北送國史院。伯顏奏稱，平宋時，懷徠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七月，以董文炳為中書左丞。這時，他與阿剌罕經略浙、閩，並恪遵敕令，“所過禁士馬無敢履田麥”②，一路攻取台州、溫州、漳州、泉州、建甯、邵武等地。泉州蒲壽庚降，他以蒲氏素主市舶，宜重其事權，解所佩金虎符相予。此事雖有專擅之罪，但事後忽必烈不僅免予追究，而且再賜他金虎符。
十四年，忽必烈在上都召見董文炳，派他到大都視事，“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即而行”③。董文炳留其子士選在上都宿衛，本人即赴大都，但不到中書省辦公，唯以平素威望抑制阿合馬的專權用事。他說：“主上所托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付托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略其細務也。”④十五年夏，董文炳已有病，但仍加任僉書樞密院事。不久他病篤而卒。後贈平章政事，諡忠獻。子士元、士選，均有事功。
董文用董文用（1224—1297），字彥材，董俊第二子。十歲時父死，由長兄文炳教育**。藁城為莊聖太後唆魯禾帖尼湯沐邑，1250 年董文用謁見太後于和林，後入忽必烈藩邸主管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元史·董文用傳》）。
1253 年，董文用與其弟文忠從忽必烈征大理。1257 年，受命授皇子讀經，並召遺老竇默、姚樞、李俊民、李治、魏璠等于四方。1259 年隨忽必烈伐宋有功。
1260 年忽必烈即位後，董文用曆任左右司郎中、兵部郎中與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他主持開挖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辟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大片水田，招徠四五萬戶，授田種，頒農具。當時宗王只必鐵木兒屬下在地方上需索無算，凌暴官府，他不畏權貴，加以遏止。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設立司農司，董文用受命為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他走遍山東各地勸農，“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元史·董文用傳》）。十二年（1275），丞相安童奏任他為工部侍郎，以代阿① 元明善：《藁城董氏家傳》，《元文類》卷七○。
② 元明善：《藁城董氏家傳》，《元文類》卷七○。
③ 元明善：《藁城董氏家傳》，《元文類》卷七○。
合馬私人紇石里。安童遭讒被派往西北邊境，他也受到誣陷，但忽必烈不予理問。十三年，出任為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適逢滅宋後所得圖籍、金玉、財帛等北運繁忙，他會集旁郡立驛置法，使運事不廢，又不傷民力。十六年，免官歸鄉，閑居讀書賦詩。
至元十九年（1282）阿合馬被殺後，朝廷選用舊臣，董文用受召為兵部尚書，從此與聞大事。依照他的建議，整頓了按察司機構。轉任禮部尚書，遷任翰林、集賢二院學士，知秘書監。當時中書右丞盧世榮專權，以聚斂為功，無人敢言。董文用當面責問：“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因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元史·董文用傳》）盧世榮竟不能對。
二十二年（1285），他受命出任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在杭州推遲修建佛塔以紓民困。第二年，他為保養民力，諫止用兵日本。二十五年，改任禦史中丞，舉用賢能之士胡祗遹、王惲、雷膺、荊幼紀、許楫、孔從道等十余人為按察使，徐琰、魏初為行台中丞。當時桑哥專權，他獨不阿附，且向忽必烈具奏桑哥奸狀。後又遷任大司農、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七年，受命為皇孫授經。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時，親信的漢人舊臣，惟有董文用尚存。成宗鐵穆耳即位後，常召他入帳中問事，升為資德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大德元年（1297），董文用卒，後封趙國公，諡忠穆。
董文忠董文忠（1230—1281），字彥誠，董俊第八子。1252 年，他入侍忽必烈潛邸，次年從征云南。1259 年，從忽必烈伐宋，渡長江，圍鄂州。1260 年忽必烈即位後，置符寶局，董文忠受命為郎，自此隨事獻納，備受親信。忽必烈稱他為董八而不呼其名。
至元二年（1265），安童為中書右丞相，言事忤旨，董文忠代為解釋而得到允可。八年，侍講學士徒單公履欲奏行科舉，忽必烈召人廷議，董文忠稱詩賦無益于治國，科舉乃亡國余習，阻止此事。十一年（1274）伐宋，民困供饋，他奏免常歲橫征。後又請罷官賣農具之稅。有詔盜者殺無赦，他奏請當分罪之輕重，不可一概處死。忽必烈怒殺罪犯，他又敢奏請覆實辯誣平刑。阿合馬柄政，大立親黨，他奏請召還廉希憲為相。十六年，更奏請軍國之事先啟真金太子而後奏聞，使太子負責視事。禮部尚書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廷臣奏以董文忠為侍中，阿合馬稱不可使“盜詐之臣”居其間，意指文忠，文忠忿加辯斥，“且攻其害國之奸”（《元史·董文忠傳》）。
至元十八年（1281），升典瑞局為監、郎為卿，仍以董文忠任其職，並僉書樞密院事。“留居大都，凡宮苑、城門、直舍、徼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諸監，皆領焉”（《元史·董文忠傳》）。原隸中書省的兵馬司也改由董文忠掌管，阿合馬屢請奪還，不能得逞。忽必烈對他極為信任，曾對皇太子說：“竭誠許國，能于大事多所建明者，惟董文忠為然。”①此年冬十月病卒，後封壽國公，諡忠貞。
① 《樞密董文獻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四。
第三節張柔張柔（1190—1268），字德剛，金末元初易州定興（今河北徐水北）人，世代務農。“少倜儻不羈，讀書略通大義，工騎射，尚氣節，喜游俠”（《元史·張柔傳》）。1211 年蒙古代金後，特別是1214 年五月金帝自中都（今北京）南遷汴京（今河南開封）後，河北在戰亂中盜寇蜂起，張柔聚族黨數千家，結集在西山東流寨，選壯士進行自衛，從此形成一股遠近聞名的地方勢力。
金朝為了抵禦蒙古，竭力籠絡河北地方武裝。金中都經略使苗道潤先授張柔為定興令，後升他為清州防禦使，後又遙領永定軍節度使，又兼雄州管內觀察使，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1218 年六月，苗道潤為賈瑀所殺，張柔檄召苗氏部曲于易州軍市川集會，決意複仇，得到擁戴。金廷聞知，即任張柔為中都留守，兼大興府尹、本路經略使，行元帥事。
正當張柔集緒軍隊討伐賈瑀時，蒙古大軍已進入紫荊關。八月，張柔率軍迎戰于狼牙嶺，馬蹶被執，遂以眾降，仍受任舊職。接著，張柔作為蒙古的部將，攻下易州（今河北易縣）、安州（今河北安新西南）、保州（今河北保定）、雄州（今河北雄縣）。賈瑀盤踞孔山抵抗，因往山下汲水之道被切斷，終于投降，張柔遂剖賈瑀之心以祭苗道潤。
這年冬天，張柔徙治滿城。金真定帥武仙會兵數萬來攻，張柔大軍不在，帳下僅數百人，竟以老弱婦女登城虛張聲勢，親率壯士出敵後大破攻城金軍，並乘勝攻克完州（今河北完縣）。第二年（1219）春天，張柔進而攻拔祁州（今河北安國）、曲陽和定州（今河北定縣）。攻打定州時，張柔與武仙之將葛鐵槍戰于新樂（今河北新樂東北）。他臨陣頷中流矢，擊落二齒，仍拔矢而奮戰獲勝。武仙遣藁城令劉成進攻，張柔生擒劉成而後釋放。武仙又會兵攻滿城，張柔親自登城拒戰，再中流矢，但仍帶傷擊敗攻城敵軍。到這年八月，張柔再次大舉進攻，控制了深冀以北、真定以東三十余城以及許多山寨，于是“威名震河朔”①。在滿城，張柔“定列數條，勸民修治耒耜，樹藝桑麻”②，恢複了這里的農業生產，將這里建成自己的可靠地盤。在他的治下，數千驅口被釋為良民。
正是憑借了史天倪和張柔在河北的軍力和地盤，木華黎才在1220 年經略河北西路時，迫使金真定守將武仙宣布投降。武仙投降以後，木華黎以史天倪為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武仙為副。此後張柔當仍返駐滿城，在1221年曾出兵攻克中都南面的固安和信安（今河北霸縣東）。在以後木華黎繼續經略山東與陝西的軍事行動中，張柔似未在軍前效力。《元史》本傳稱他“加榮祿大夫、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似未必有據，不見于其他載錄。但傳文稱燕帥孱赤台與張柔不和，陷害張柔，使中都行台“幽之土室”，險遭殺害，可知他一度頗不得志，甚至處境危險。
1225 年二月，真定武仙殺史天倪反叛，史天澤求援，張柔才出兵戰敗武仙。以後他又分遣部將攻略彰德（即相州，治今河南安陽）以及大名府路、山東西路一些地方，這些軍事行動都是在帶孫和孛魯的統率下進行的。蒙古在這年十二月授他為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1226 年，他出兵從孛魯攻① 王鶚：《張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萬戶張忠武王》引。
② 王磐：《張柔神道碑》，《畿輔通志》卷一六八。
益都，迫使李全投降。
1227 年春，張柔以滿城地窄，不能容眾，移鎮保州。保州在戰亂中已荒廢十幾年，“柔為之畫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通溝渠以瀉卑濕，通商惠工，遂致殷富；遷廟學于城東南，增其舊制”（《元史·張柔傳》）。使保州重建成燕南一大都會。他自己也成為燕南的著名漢人世侯，領治城鎮三十有余、軍隊數萬、民戶十萬。在治理地方時，他信用儒士毛居節、賈輔等人，頗獲實績。
1232 年張柔參加伐金，升任漢軍萬戶。張柔對部眾說：“吾用兵，殺人多矣，甯無冤者。自今以往，非與敵戰，誓不殺也。”圍攻汴京，張柔軍在城西北，金兵屢出接戰，他橫戈單騎陷陣，所向披靡。當金帝渡河企圖進圍衛州時，張柔等在漚麻岡（長垣西北）擊敗金兵，迫使金帝返回黃河以南。1233 年正月，金帝奔歸德（今河南商丘），崔立以汴京降，張柔入城，于金帛一無所取，唯獨進入史館，取走《金實錄》並秘府圖書，並訪求耆德及燕趙故族十余人衛送北歸。接著，他參與進攻歸德，金帝又奔蔡州（今河南汝南）。攻破蔡州城時他的軍隊率先攻入。在蔡州，他俘獲狀元王鶚，即解其縛，待以賓禮。亡金士大夫投奔到他門下的也有一批。後來，王鶚以及郝經、樂夔、敬鉉等士子成為張柔幕府中的著名人物。王鶚教授張柔兒子讀書達九年之久。一代名士元好問也與張柔有密切交往。
金亡後，張柔入朝，窩闊台大汗表彰了他的戰功①，授以金虎符。1235年春，蒙古大舉伐宋，兵分中、東、西三路南下。這年十月，窩闊台第三子闊出（又作曲出）所領中路軍攻下棗陽時，張柔奪外城並繞出敵後立功。接著，他從太赤攻徐州與邳州（治今江蘇邳縣南）立功。1237 至1238 年間，他參加了曹武（在今湖北京山東）之役、光州（今河南潢川）之役、黃州、（今湖北黃岡）之役與滁州（今安徽滁縣）之役，均有戰績。攻拔滁州時，飛石中其鼻，張柔裹瘡複戰，率精銳先登。這時張柔主力軍實際上是按照蒙古大軍東略淮南的行動而轉移到了東路。與此同時，他的部將何伯祥率軍在德安（今湖北安陸）、郢州（今湖北鍾祥）、複州（今湖北天門）以及沿江上下作戰。但是這時蒙古代宋之舉目標有限，只是摧毀宋的地方行政機構，掠奪居民和財物，主要是一種懲罰性的軍事行動，有的地方攻占以後又被宋軍奪了回去。
1239 年，張柔奉命以本官節制河南諸翼兵馬征行事，河南三十余城均屬他管轄。在此後近二十年間，他為蒙古守衛河南南部與安徽西北部的防線，並不時出擊威脅宋軍。1240 年，詔令張柔等八萬戶伐宋，攻占壽州（今安徽鳳台）。1241 年，保州升為順天府，但張柔率軍駐于杞縣（今河南杞縣之南）。1240 至1242 年間，張柔不止一次從淮河中游渡河進略安豐（今安徽壽春）、和州（今安徽和縣）、滁州、揚州等地，迫使南宋竭力加強戰略要地安豐的守備。1244 年，宋軍收複壽州，但第二年，又被察罕與張柔的軍隊奪回。攻下壽州後，張柔欲留兵守城，察罕不從。在泗州（在今江蘇盱眙隔淮河之北）戰勝宋軍後，其部下夾谷顯祖得罪反誣，張柔一度被執留北方，但得到大臣們的辯白保護而度過危難。此後，張柔仍駐杞縣，不斷進擾淮西與淮東一些州縣，對南宋的東線構成威脅。
① 史文有載張柔此時升軍民萬戶，但時間上或有差誤，參見黃時鑒：《關于漢軍萬戶設置的若干問題》，《元史論叢》第2 輯。
1251 年，蒙哥即汗位後，張柔仍為軍民萬戶。1254 年，他奉命移鎮亳州（今安徽亳縣）。亳州四面皆水，他在這里“葺民居，建府第，城壁悉甃以甓，又為橋梁，以通歸德，人民坌集，商旅舟車往來，如承平時”①。他還在這里修複孔子廟，設學授徒。
1259 年，蒙古大舉伐宋，張柔列于中軍，從忽必烈渡江，進攻鄂州（今湖北武昌）。這年十一月，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訊後北還，命他總領蒙古漢軍，在白鹿磯建城以為久駐之計，並遣將掠地千里，南至潭州（今湖南長沙）。在這次伐宋戰事中，他的部將張果、王仲仁列于西路軍，隨蒙哥征蜀；王安國、胡進、田伯榮、宋演，從宗王塔察兒攻荊山。
1260 年，忽必烈即汗位，張柔奉詔班師。張柔至上都朝賀時，正值廷議削漢人世侯之權，諸世侯請他出面阻攔，但他上言表示，對于世侯，“請選老成之人監之便”①，遂有十路宣撫使的設立。阿里不哥爭位，忽必烈北征，詔張柔入衛，至于廬朐河（今蒙古克魯倫河）上，後分其兵三千五百守衛京師，以其子弘慶為質。1261 年，張柔以《金實錄》獻于朝廷，並請致仕，詔封他為安肅公，命其第八子張弘略襲職。但1262 年忽必烈討伐李璮之變時，仍召張柔與弘略率軍出征。李璮求救于宋將夏貴，夏貴從蘄州（今湖北蘄春）北上，渡過淮河中游，推進到亳州、徐州、邳州一帶，張弘略率軍將他擊退。參與李璮之變的王文統被忽必烈處死，張柔是竭力支持的。李璮在濟南被捕殺，張柔也參與其事。李璮之變平定後，忽必烈追問當時與李璮通信者，發現唯獨張弘略的書信都以忠義相勸。忽必烈削世侯權時，張弘略被解除軍職，但仍領兵宿衛京師。
至元三年（1266），加張柔榮祿大夫，判行工部事，主持大都的城建，張弘略也佐其父為築宮城總管。四年，張柔進封蔡國公，第二年去世。在元初漢人勳臣中，張柔與史天澤一樣，都被稱為“拔都”（英雄）。據載，後來忽必烈曾說：“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百戰之立功也。”②後贈太師，諡武康。延祐五年（1318），加封汝南王，諡忠武。
張柔有子十一人，除上面提到的張弘略外，張弘范事功最顯，另有傳。
① 王鶚：《張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萬戶張忠武王》引。
① 屠寄：《蒙兀兒史記》卷五一《張柔傳》。
② 虞集：《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道園學古錄》卷十四。
第四節史天澤史天澤（1202—1275），字潤甫，燕京永清（今屬河北）人。其曾祖史倫，因築室發土得金而有財，逢金季亂世，建家塾，招學者，納豪士，濟艱困，以俠義著稱，在河北諸郡組織清樂社四十余個，每社近千人，成為地方上一大豪強。其祖父史成矽、父親史秉直，均繼承家業家風。1213 年木華黎征伐河北、山東時，史秉直率數千人到涿州（今河北涿縣）降附。木華黎命史秉直管領降人家屬，駐屯在霸州（今河北霸縣），任其長子史天倪為千戶，三子史天澤為帳前總領。史秉直又招附十余萬家，遷于北方；1214 年，從木華黎攻北京（今遼甯甯城西北），克之，授北京“行尚書六部事”（按：即管領政務的官員），此後遂移家于北京①。史天倪在清樂社成員中選壯勇萬人為義兵，號清樂軍，以從兄史天祥為先鋒。在木華黎麾下，史氏一家屢建戰功。
1220 年，木華黎在占有河東多數地方後折而經略河北西路，金真定經略使武仙歸降。木華黎以史天倪為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武仙副之。史天倪勸木華黎禁止剽掠，致使河北金將士歸降者增多。1221 至1224 年間，史天倪轉戰于河北、山東與山西各地。1225 年，武仙的黨羽據西山腰水、鐵壁二寨叛，史天倪將叛軍剿殺。武仙謀作亂，設宴邀天倪而殺之。事變發生時，史天澤正護送母親北歸。府僚追到燕京告變，史天澤即南還，行抵滿城，招集到許多士馬。孛魯得到事變消息後，命史天澤襲兄職為都元帥，並派笑乃■將蒙古軍三千赴援。
史天澤與笑乃■合勢進攻盧奴。武仙驍將葛鐵槍擁眾萬人拒戰，史天澤奮戰敗之，生擒葛鐵槍。接著，史天澤連下中山（今河北定縣）、無極（今河北無極）、趙州（即沃州，治今河北趙縣）等地，並于當年六月收複真定。不久，宋大名總管彭義斌與武仙聯合，謀取真定，仍未成功；史天澤且斬殺彭義斌，勇名大振。彭義斌亡，南宋從此盡失河朔。數月後，武仙潛結內應，夜里斬關入城，史天澤東奔藁城求得董俊援兵，且笑乃■軍也趕到，旋即收複。笑乃■欲殺叛人，史天澤說：“他們都是被脅迫而為，並無該殺之罪。”在他的勸說之下全予釋放。接著史天澤攻克武仙盤踞的西山抱犢等寨，武仙遁去。史軍南下，進克相州（治今河南安陽）、衛州（治今河南汲縣）。史天澤以真定為中心，任用原金朝治下的儒士和官員，繕城壁，修武備，招集流散，存恤窮困，幾年之間，頗有治績。他在這里成為一大漢人世侯。
1229 年，窩闊台即大汗位，朝議設立三大元帥分統漢軍，遂立三萬戶，任史天澤為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1230 年冬，武仙複屯兵于衛州，史天澤圍而攻之，金將完顏合達率十萬軍來援，仍無濟于事，武仙逃逸，衛州收複。而後，天澤受命在東線削弱金的防守力量。1232 年春，窩闊台由白坡渡河，詔史天澤出兵河南相會，兵至，三峰山之戰已獲大捷，遂奉命略地汴京以東，招降睢州（今睢縣）、泰康（今太康）、柘城、瓦崗等地。1233 年正月，金帝自汴京出奔，先渡河而北至黃龍崗，令完顏白撒西襲新鄉、衛州，史天澤率輕騎進援獲勝。金帝乘船東下，進入歸德（今商丘）。撒吉思不花不聽史天澤勸告，在睢陽背水而營，全軍覆沒。金帝再逃入蔡州（今汝南），蒙古各路軍隊會集進攻，史天澤在北路結筏潛渡汝水血戰立功。① 《史秉直神道碑》，《乾隆永清縣志》所收《永清文獻》。
蔡州城破，金帝自縊而死。
金亡後，史天澤回到真定。當時，賦稅苛重，尤其是為了交納賦稅，借貸西域商人的債銀，一年以本加倍算利，以後每年連息加倍計算，稱為“羊羔利”。史天澤奏請官償一本息而止，得到中書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且普遍推行。1238 至1239 年間，真定一帶遇到蝗災，百姓又借債貢賦，積至銀一萬三千余錠，史天澤傾其家資，其屬下官吏也爭相效法，代償債銀。他又奏請以中戶為軍戶，上下戶為民戶，按貧富定賦額，獲准後布告諸路，為定制。真定達魯花赤忙哥撒兒率領的數萬蒙古軍散處各地蹂躪莊稼，史天澤也奏准使蒙古軍徙居嶺北，保護了農耕生產。
滅金以後，史天澤繼續參加蒙古代宋的戰事。1235 年，從皇子曲出攻棗陽（今屬湖北棗陽），他先登力戰而克。繼攻襄陽（今湖北襄樊），他驅二舟勇士直搗峭石灘，破宋守軍犄角之勢。1237 年冬，他從宗王口溫不花圍攻光州（今河南潢川），連破其外城、子城；再攻複州（今湖北天門），請督四十勇士攻破宋舟三千連成的“柵”，敵懼而降。又攻壽春（今安徽壽縣），史天澤獨當一面，擊敗夜出斫營的宋兵，乘勢連下滁州（今安徽滁縣）、盱眙（今屬盱眙）和寶應（今屬江蘇）等淮東州縣。這些征戰，“雖會諸道兵共事，其伐謀制勝，敵愾樹功，未嘗不在群帥之右”①。1241 年，史天澤引侄史楫見窩闊台，因原系奉詔承襲兄天倪之職，請解職還授與楫，窩闊台嘉其讓官，別任史楫為真定兵馬都總管。
1252 年春，史天澤入覲蒙哥大汗，受賜衛州五城為分邑。當時，“漢地不治”，地方官的暴虐，苛重的征派，使許多地方再次發生人口流散、土地荒蕪的現象。在邢州（治今河北邢台）、京兆以及最後從金國奪取的河南，這些情況尤其嚴重。忽必烈受命主持漠南漢地軍國重事，即以史天澤為河南經略使。史天澤到任後，“選賢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領，布郡縣，以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有無，設行倉以給軍餉，人始免攘奪矣。立邊城以遏寇沖，民皆得以保全矣。誅奸惡以肅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利則興之，害則去之，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①。又以侄史權、史樞戍唐州、鄧州屯田，逼宋襄、樊。1257 年，蒙哥對忽必烈產生猜忌，派阿蘭答兒、劉太平等到陝西、河南鉤考錢谷。阿蘭答兒對河南官員羅織罪名，但史天澤以勳舊而獨見優容，史天澤說：“我是經略使，是非功罪，理當我責，今舍我而罪余人，心何能安。”于是許多人得到開釋。
1258 年，史天澤從蒙哥伐宋，攻入西蜀。第二年夏，兵圍合州（今四川合川）的釣魚山，攻而不下。宋將呂文德揮船千余，溯嘉陵江而上，蒙古軍迎戰于三槽山（在今合川縣南）西，不利。史天澤奉命抵禦，分軍為兩翼，跨江注射，親率舟師順流縱擊，奪宋艦百余艘，三戰三捷，追至重慶而還。七月，蒙哥在前線受傷後去世，史天澤和群臣奉靈柩北還。
中統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首召史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術。
史天澤上疏，建議“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元史·史天澤傳》）。忽必烈命他到長江中游撤回軍隊，事畢，授他為河南宣撫使，不久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
① 蘇天爵：《丞相史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① 蘇天爵：《丞相史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中統二年五月，他受任為中書右丞相，遂將先前所說治國安民之術次第施行。他主持中書省，定省規十條，使政務運作井然有序。1252 年括戶百萬有余，此時諸色占役者已過大半，他奏准悉予罷除。稅糧和科差，他堅持以統一的標准征派。他在大臣們中間協調彌合，發揮各人的作用，自稱“天澤武臣，何克負荷。但物務未安者，老夫通譯其間，為諸君條達耳。相則何敢當。”認為自己只是充當諸宰臣與皇帝間通譯（用蒙古語上傳下達）的角色①。他善于“體時順勢，通變制宜”，使漢法在特殊的條件下得以推行。論者以為“中統至元初治”的出現，史天澤出力甚多。
這年九月，史天澤扈從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十一月，在昔木土腦兒地方大敗阿里不哥。
中統三年二月，山東李璮發動變亂，從益都率軍進據濟南。忽必烈先命宗王哈必赤總督諸軍南向討伐；四月，增派史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史天澤到達濟南，對哈必赤說：“李璮詭計多端，又有精兵，不宜與他硬拚，應當長期圍困。”于是，指揮各路將士開河築環城，將李璮困在濟南。七月時，濟南城中糧絕，軍心潰散出降，李璮投大明湖自盡未遂而被俘。史天澤、張柔、嚴忠濟等立即將李璮在軍前處死。接著，大軍東行，益都聞風而降。李璮之變發生後，有人究其原因，以為漢人世侯之權太重。史天澤于是奏稱：“兵民之權，不可並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這年十二月，忽必烈在各路實行軍民分職，史氏子侄解除兵權者達十七人。不久，其右丞相之職也被免去。
至元三年（1266）二月，忽必烈以史天澤為樞密副使。四年六月，複以史天澤為中書左丞相。五年九月，仍以史天澤為樞密副使。六年，詔命史天澤與駙馬忽剌出主持進攻襄陽軍務，第二年因病回燕京。至八年正月，史天澤告老，未獲允准；五月，受任為平章軍國重事，特許僅預問大事。
至元十年二月，宋呂文煥以襄陽降元；四月，忽必烈決定大舉代宋。十一年三月，詔改荊湖樞密院為行中書省，伯顏、史天澤並為左丞相，率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史天澤行至鄭州（治今鍾祥）遇疾，返還襄陽，隨即又回到真定。忽必烈遣其子史杠與禦醫馳視，史天澤臨死奏言：“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死後，元世祖詔贈太尉，諡忠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立廟。
史天澤及其家族是蒙元初期河北最大的一支地方勢力，漢地世侯的首要代表，為鞏固和發展蒙古貴族在中原的統治立了大功。他是忽必烈推行漢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也是元朝唯一的官至右丞相高位的漢族顯貴的代表人物。他與當時的多數世侯不同，他從未奉仕于金或宋，而在歸附蒙古以後則一心相隨到底。舊史稱他“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立論多出人意”，“出將入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于郭子儀、曹彬云”（《元史·史天澤傳》）。他四十以後始折節讀書，酷嗜《資治通鑒》。他好賢樂善，金亡後歸依的名士頗多，他均待以賓禮，並在一起講究經史，推明治道。他對賦詩和寫雜劇也有興趣，與一些雜劇作家來往密切，元初真定雜劇的興盛當與他的支持有關。史天澤有子八人，名格、樟、棣、杠、杞、梓、楷、彬①，均官至要職。
① 王惲：《中堂事記》，《秋澗集》卷八一。
① 《新元史》卷一三八《史天澤傳》列八人之名，無彬，有構。
第五節李璮李璮（？—1262），字松壽，是元朝與金、南宋之交盤踞淮北山東的豪強李全之子；一說為李全養子，因改姓更名，並以李全原籍益都濰州（今山東濰坊）為己籍②。
1211 年，蒙古開始大規模攻金。山東各地豪傑紛紛乘勢攻劫州縣，反金自雄。1214 年，李全起兵于濰州，後與楊妙真所部紅襖軍合並，轉戰于魯南、山東沿海島嶼曆數年。1218 年春，因歲饑乏食，全率部渡河歸附宋朝。此後，他倚宋為後援，乘“山之東，河之北，盜之區，兵之沖也”的形勢③，往來膠西淮北，伺機坐大。1222 年，李全進據益都，始全力經營其地。1226 年春末，蒙古軍滅活動于河北、山東的彭義斌部，逼降擁眾五十余萬的濟南軍閥張榮後，西攻益都。秋，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斷全糧道。李全嬰城固守至翌年初夏，終因糧盡，舉城向蒙古輸誠④。未幾，留屯在南宋邊地山陽（今江蘇淮安）的李全所部被別支忠義軍攻殺。全聞訊後，向蒙古軍帥孛魯國王斷指發誓“歸南必畔（宋）”，遂受蒙古山東淮南楚州行省之職，率軍南下，進據宋楚州（今江蘇淮安）。他利用宋廷“內圖進討、外用調停”的姑息政策，一面以“反正”之名向宋朝騙索餉糧，一面則“歲貢于大元者不缺”，依違兩端，據地自重達四五年。1231 年，全領軍攻宋江北重鎮揚州。軍敗，全于退卻途中騎陷泥淖不能拔，被追兵亂槍刺死。
李全死後，殘部推全妻楊妙真權主軍務，退回山東。1232 年，“楊代入覲，得紹夫職”①。因此主持華北財政的耶律楚材稱她為“楊行省”。楊妙真領山東益都行省的時間似乎不長，便引退辭任。益都行省之職即由李璮繼承，時在窩闊台汗前期②。1233 年，蒙古並委任散術台氏純只海為益都行省軍民達魯花赤。
李璮受任前後，其勢力似尚局限于益都一路之地。蒙古滅金前一年，“金人以海（治在今江蘇連云港西南）、沂（今山東臨沂）、萊（今山東掖縣）、濰等州降”（《元史·太宗紀》），足見這時益都周圍地區多不在李璮集團手中。然而，此後不到十年，他的勢力就逐漸伸展到益都以東和東南的差不多整個山東半島。據民國《牟平縣志》卷九《昭武大將軍總管萬戶姜房墓碑》（碑立于1255 年），在碑主病死于1240 年以後，其長子和次子分別由“山東淮南等路行省相公李君、先少保（按此指李全）之子上表汗廷，使襲膠（今山東膠縣）、濰、莒（今山東莒縣）、密（今山東諸城）、甯海（今山東牟平）等州總管萬戶及甯海州刺史之職”③。可見上述地域均已在李璮管領之下。② 《元史》卷二○六本傳：“或曰璮本衢州徐氏子，父嘗為楊州司理參軍”。按1218 年李全降宋；翌年，宋廷命賈涉為淮東制置使並節制李全等部“忠義軍”。據《齊東野語》卷九“李全”條，賈涉因李全之請，命參幕徐稷一子過繼給李全，更名為璮。
③ 程矩夫：《張榮世德碑》，《雪樓集》卷十六。
④ 《元史》卷一一九《木華黎傳》附《孛魯傳》；《宋史》卷四七六《李全傳》。《元史》卷一《太祖紀》謂全降于丙戌（1226）十二月，未確。
① 許時獻：《董進神道碑》，《益都金石志》卷四。參見森田憲司：《李璮稱亂前事跡考》，《東洋史研究》47、3（1988.12）。
② 李璮敗死于1262 年。《元史》本傳說他“專制山東者三十余年”。是其襲職當在1230 年代初。③ 參見森田憲司前揭文，並參民國《牟平縣志》卷九載《玄都觀碑》。
不過，他雖然保持著“山東淮南等路行省相公”的稱號，實際上未曾控制過位于淮南的宋朝邊地。1252 年，李璮攻占宋北境的海州，將州治從位于海島的東海縣移回舊址。蒙哥汗後期，璮又出兵攻拔漣水相連四城，與宋隔河相峙，直逼淮南東路。是為李璮勢力所至的最南線。
在處心積慮地拓大地盤的同時，李璮采取各種方式鞏固和加強對自己轄境的實際統治權力。益都民戶在窩闊台朝丙申（1236）分封時被劃為成吉思汗幼弟鐵木格斡赤斤的份子。李璮娶斡赤斤後王塔察兒的妹妹為妻，即應在丙申分封之後。通過政治聯姻方式與黃金家族中“東諸侯”之長締結起“肱脾相依”的關系①，當為李璮在北方諸侯中表現最為桀傲不馴的重要原因。益都地處蒙宋對峙的戰略要沖，也經常被李璮利用來“恫疑虛喝，挾敵國以要朝廷，而自為完繕益兵計”（《元史·李璮傳》）。蒙哥汗時期幾次征調諸路兵，李璮都“詭辭不至”。而他攻下海州之後，卻向朝廷要求從東平等路份運餉給軍，即使運輸代價高至“率十石致一石”亦所不惜（《元史·商挺傳》）。在轄地之內，他還試圖逐漸確立制度化的官制，並修湮廢多年的試院、文廟，招聘儒生，期望以秩序化的統治來延攬人心。
1259 年，蒙哥汗死于四川攻宋前線。黃金家族內部隨即爆發了忽必烈、阿里不哥兄弟爭奪汗位的戰爭。中統年間，世祖不得不以相當的兵力應付盤踞漠北的阿里不哥。李璮顯然是想利用這種形勢，進一步鞏固自己割據山東東路的地位與權益；他對世祖政權的違抗態度也越來越不事掩飾。1260 年，世祖親征北邊，“群臣躬履牧圉”，李璮蓄養精兵七、八萬，卻獨以禦宋為辭，“即不身先六軍，複無一校以從”。大汗回京以後，諸侯紛紛朝覲，惟李璮不至。中統二年（1261）正月，璮以禦宋為名，擅自發兵修益都城防，以磚石築牆，外掘深塹圍之。蒙古奄有華北之後，普遍禁止諸路修置城壁，李璮的舉動，確實是異乎尋常的。北方各地的馬匹，當時“無論軍民，概屬括買”，而此令獨不及李璮地盤，璮並散遣部下到轄境外以高價與政府爭購軍馬。1260 年以後，北方各路通用中統鈔，惟璮境使用宋政府發行的漣州會子。納于朝廷的鹽課也被他侵吞，作括兵之用。中統初，世祖尚無暇南顧，因此對宋采取遣使修好的慎重策略，不欲輕啟邊釁。但李璮卻在淮邊潛師侵宋，想破壞國信使郝經的使宋之命。他與北方其他世侯之間窺測時勢，批評朝政的聯絡活動也相當頻繁①。李璮與其同鄉和岳丈、首任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之間更保持著密切的交通。他們之間的書信往來中曾有“期甲子”等語，表明李璮早已向王文統透露過自己的預謀②。
中統二年（1261）冬，世祖再次率軍親征漠北。李璮抓住這個機會策動叛亂。不料到十二月，世祖即還蹕燕京。但這時舉兵稱亂，已如箭在弦上，無容遲疑。三年正月底，他用早已布置的私驛召回留質燕京的兒子李彥簡，三四天後，即盡殺境內蒙古戍軍，宣布以漣、海等城獻于宋，公開稱叛。李璮舉事之前，朝廷對他的用心即已有所察覺。粘合南合和張宏等人，曾在事先向世祖進言，謂李璮必反。由于當日北邊未靖，中原守備空虛，世祖只能① 郝經：《班師議》，《陵川集》卷三二。
① 《元史》卷一四七《張弘略傳》：“李璮既誅，追問當時與璮通書者，獨弘略書皆勸以忠義。”可見與璮通書者，多有不屬忠義之辭。
② 《元史》卷二○六《王文統傳》。按“期甲子”者，未必如王文統本人解釋，是要李璮到甲子（1264）舉事，以“遲其反期”，或即泛取“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之意，暗指謀反等。對他專用安撫、姑息之策，表面上不動聲色。中統元、二兩年之間，元廷加璮為江淮大都督，賜金、銀符共六十余枚，褒賞獎諭竟至再三。種種殊遇，其實都是為了將他暫時穩住。三年初，李彥簡逃歸山東，世祖立即召謀臣姚樞入對，要他預測李璮動向。可見朝廷對益都事態始終保持著高度警覺。根據姚樞的判斷，李璮舉事之後，有三種戰略可供選擇：“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于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問“今賊將安出”，姚樞斷然回答：“出下策。”（《元史·姚樞傳》）
事態的發展，完全證實了姚樞的看法。
二月三日，李璮稱亂時，他本人似乎南在漣、海一線。璮事先雖已遣人向南宋納款，但晚至二月初一降書方遞達臨安。宋廷認為“情偽難憑”，要李璮實獻出漣、海，以示誠信。李璮于初十致書宋廷，保證“來意真確”，在此前後，宋朝方正式接收漣海諸城，遂于二十四日詔封李璮為保信甯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這段交涉表明，李璮在公開叛亂之前，並沒有與宋取得確實的聯絡；起事後即匆匆領兵北走益都、濟南。自二月末至五月，宋兩淮邊軍乘李璮之亂，在滕（今山東滕縣）、徐（今江蘇徐州）、邳（今江蘇邳縣）、宿（今安徽宿縣）一線頻頻出攻。李璮也沒有向南移兵，以期與朱軍腹背相倚。可見他向宋納款，仍是玩弄“挾敵國以要朝廷”的故伎，根本沒有認真考慮過“與宋連和，負固持久”的策略①。另一方面，李璮返益都不久，即進據濟南；此後頓兵濟南達兩月之久，直至被元軍團團圍住。又可見他也根本沒有奔襲燕京，拒元北征之師于居庸之外，乘中原人心未定，以亂求變的膽魄。他采取的，恰恰是姚樞所說的“下策”，即出兵濟南，坐待山東諸侯應援。
李璮起兵之後，便立即從漣海趨赴益都。初八日，璮入據益都，發府庫犒其將校。十七日，元廷詔令山東各地修築被拆毀的城垣以禦李璮。這時，河北山東各路世侯從征北的軍隊雖已班師南還但似乎還來不及回到各自原來的駐地。因此元廷只好指令他們“盡發管內民為兵以備”②。同時，命令濟南萬戶張宏、歸德萬戶邸浹、武衛軍炮手元帥薛軍勝等部主力會濱（治在今山東濱縣東北）、棣（今山東惠民），割斷在平灤（今河北盧龍）擔任總管的李璮之子李南山（王文統女兒所生）與山東的聯系，而水軍萬戶解成，張榮實，大名萬戶王文廣，東平萬戶嚴忠范所部則集結東平。二十日，元廷又詔令彙集于濱棣、東平的軍隊分別由北、南兩路向濟南靠攏，以期將李璮封鎖在山東東路。但是，李璮比元軍搶先一步抵達濟南。張宏守城之卒數不滿千，只好攜祖父張榮棄城出奔。二十六日，李璮占領濟南。張宏在告變京師途中遇討璮元軍，遂充前鋒回攻濟南。在益都一線相峙。他雖然也屢次出擊元軍，但是總的戰略意圖都是用主力固守濟南，坐待北方世侯的響應。以致在最關鍵的幾十天里，他在軍事上竟一無進展。
① 黃溍：《跋宋朝遺墨二首》，《黃金華集》卷二一；《宋史》卷四五《理宗紀》五；參見周良霄：《李璮之亂與元初政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 輯。
② 中統二年十月中，“命亳州張柔、歸德邸浹、睢州王文干、水軍解成、張榮實、東平嚴忠嗣、濟南張宏七萬戶，以所部兵來會”。是知諸侯主動多隨忽必烈出征朔漠。翌年二月李璮兵臨濟南，張宏守城之卒不滿千人。是知從征漠北的漢車雖已南返，卻尚未回到本藩。
遼金以來，以宋為正朔的觀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複宋室的號召很難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漢人世侯們親眼看到了蒙古軍隊的作戰能力，也認識到諸侯之間實力均衡、互相牽制的複雜形勢，所以往往滿足于大汗君臨之下割據一方的實權和地位；在蒙古最高統治集團中，世祖的確更被他們視為最適合于推行漢法的君主人選。因而盡管這些漢人軍閥在平時的私下談論里或有誹議朝政的不遜之辭，但如果沒有充分的把握，他們絕對不肯輕易地舉兵，反抗元廷的。李璮稱亂後即傳檄各路，結果只有太原路總管李毅奴哥，達魯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萬戶張邦直（張榮子）響應①。其他人非但不起而支持，而且多在元廷督責之下帶兵參加對他的圍剿。李璮把成功的賭注完全壓在不切實際的空想上，結果只能一步步地將自己引向坐而待斃的死路。
就在李璮頓兵觀望的時候，元廷逐漸完成了圍攻濟南的軍事部署。四月初，濟南郊外已集結了“十七路人馬”（《元史·王綧傳》），高麗軍隊也奉調助攻。元軍開始樹柵鑿塹，圍困濟南。四月底，詔右丞相史天澤專征山東，諸將皆受節度。史天澤接受軍前行中書省參議宋子貞的建議，與前線統帥宗王合必赤商定，急增深溝高壘，“以歲月斃之”（《元史·史天澤傳》）。五月初，元軍又在原有圍城工事基礎上進一步構築環城。是月中旬，濟南被完全困死。從此李璮身陷孤城，不複得出。六月初，宋軍曾由海路北上，進攻滄、濱等州（均在今山東），是舉或有接應李璮的意圖，但未克成功。除濟南、益都等大城池外，山東東路大部很快被元軍規複。
重圍之中的濟南，全力作圍獸之斗將近一月，士氣逐漸衰落。李璮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以悅其心”。以後糧餉日漸不支，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至六月中旬，城內糧盡力竭。“甚至截屋簷拌鹽飼馬；已而亦無，相將食人”。于是全城人情潰散。李璮本人也情緒低落，“日複昏沉沉”。七月十三日，璮勉強整軍出戰，希冀突圍。但因缺糧乏力，被元軍掩殺，倉皇退回城內。守軍由是陸續“什佰相結、縋城以出”。至“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墜于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璮死于此’。于是坐庭中，以鑷摘去長髭。二十日早，吩付眾人出，各討路去”。是日城潰。璮自手刃愛妾，乘舟自投城內大明湖中，因水淺未死，被元軍捉獲①。
李璮被擒後，即被帶到宗王合必赤帳前。史天澤向合必赤建言：“宜即誅之，以安人心。”隨即由史天澤等人會審李璮。據《前聞記》的描述，當日的審問場面說：“嚴相公（指嚴忠范）首問曰：‘此是何等作？’王（指李璮）答曰：‘你每與我相約，卻又不來。’嚴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問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問曰：‘忽必烈有甚虧你處？’王曰：‘你有文書約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喚黃眼回回砍去兩臂，次除兩足，開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斬首。”看來史天澤很擔心李璮會更多地暴露北方世侯之間在私下窺測時局，指摘朝政，甚至語涉反意的隱密，因此一反“慎密謙退”① 李毅奴哥與戴曲薛以璮檄“傳行旁郡”，事覺被拘，故山西未發生實際軍事對抗。見《元史》卷五，《世祖紀》二；姚燧：《徐德舉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八。張邦直在宋軍攻邳州時，可能曾與徐邳總管李杲哥一起出降。宋軍退去後，“杲哥自陳能保全州城’。元廷先原其罪，十多天後即誅殺之。張邦直在四年後被處死。
① 《前聞記》；《元史》卷二○六《李璮傳》。又王惲《統神武頌並序》亦記曰：“癸酉（引按即十九日），有星蓬蓬，■若矢石，妖聲墮空。因之出降，群凶率同”。可見流星確實促成了李璮軍心的最後崩潰。見《秋澗集》卷一。
的穩重作風，在軍前擅命處死李璮。
翌日，史天澤即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元史·史天澤傳》）。李璮之亂至此完全平息。
三齊叛亂牽涉到很多被世祖委以文、武要職的漢人親信。中書平章王文統與李璮長期秘密溝通，“有反狀者累年”，事發後與其子王蕘一同被誅。推薦過王文統的劉秉忠、張易、商挺、趙良弼等人都受到忽必烈的懷疑。商挺從關中被急召回都，受到軟禁和盤查；趙良弼更被“威刑臨恐，譴訶百至”①。至于史天澤在濟南城下之日匆忙殺李璮滅口，回朝後則以“擅殺自劾”②。忽必烈雖未加罪責，但璮與漢地世侯們私下交通，他心里顯然是十分清楚的。事實上，世侯中間走得最遠的如濟南張榮之子張邦直，或即已在宋兵呼應李璮從南線發動攻擊時，獻邳州城投降過宋朝。在汗位爭端尚未完全解決的情況下，過分追究北方世侯與李璮之亂的關系，可能把他們逼到公開與朝廷對抗的立場上去，這會給世祖政權本身帶來很大危害。因此，世祖很快停止追究，在政治上繼續優容各地世侯，以免迫使他們鋌而走險；同時也充分利用他們害怕朝廷深究的自危心理，裁削私家權力，把這些專制一方的軍閥變成中央集權的專制君主統治下的文武官僚。從中統三年起，元廷先後在北方漢地實施兵、民分治，罷世侯、置牧守、行遷轉法，易置漢人將領部屬、將不擅兵等制度。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李璮之亂失敗，進一步促成世祖政權對華北各地統治的集權化過程。
①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商挺，趙良弼條；姚燧：《姚樞神道碑》，《元文類》卷六○。② 王惲：《史天澤家傳》，《秋澗集》卷四八。
第六節汪世顯（附汪德臣、汪良臣、汪惟正）
汪世顯汪世顯（1195—1243），字仲明，汪古部人。汪古本陰山（今內蒙大青山）部族，為金朝屬部，隸西京路，故元人稱汪氏出于“山西將種”；有一支汪古人徙居鞏州鹽川（今甘肅隴西），世顯先人世為其長，因取漢姓汪氏①。金貞祐二年（1214），世顯以軍功擢千夫長。鞏州為金邊防要地，置元帥府統軍戍守。正大二年（1225），元帥田瑞反，陝西行省討之，世顯時為鞏州門將，開城納行省軍，遂平田瑞。轉官，先後授領同知平涼府事、領隴州防禦使。六年，改兼鞏昌府（鞏州升）治中，轉同知，兼參議帥府機務，佐知府兼總帥、鞏昌行省（正大八年加授）完顏仲德招集隴右諸州散亡士卒數萬，移鞏昌府治于石門山，依險堅壁備禦蒙古。天興元年（1232），汴京危急，完顏仲德奉旨率部赴援，承制授世顯便宜總帥，代統軍隊留鎮鞏昌。三年初，金亡，秦州（今甘肅天水）元帥粘葛完展自稱行省，假造蠟丸詔書，欲兼制鞏昌，世顯不服，攻殺完展，並其軍，成為秦、鞏最強大的勢力，但仍奉金朝正朔①。又數次遣使向南宋四川制置使趙彥吶請求“內附”（《宋史·趙彥吶傳》）。明年（1235），蒙古太子闊端經略秦、鞏，兵臨鞏昌，遣汪古人按竺邇諭降，十月四日，世顯獻所統諸城軍民歸降蒙古，闊端賜以蒙古章服，令仍任其舊官職。
世顯降蒙後，隨即被派遣領本部兵從征南宋，進攻大安軍（今陝西甯強西北）境，為宋兵所阻，退回。1236 年，複從闊端攻蜀，為前鋒，進至大安，擊潰南宋調來的思、播（今貴州北部）田氏、楊氏援軍（苗軍）；在陽平關與宋邊防主力曹友聞軍激戰中，單騎突陣，及與後軍會合，大敗宋軍，曹友聞戰死，蒙古軍沖破了四川門戶，遂長驅而入。1237 年春，世顯出其不意率部夜取遂甯（武信城），盡得其府庫。接著進兵攻掠普州（今安岳）、資州（今資中）。1238 年，從都元帥塔海紺卜再入四川，軍至葭萌之南，宋守將阻山為柵，世顯選精騎奪柵而入，乘勝攻占資州，進掠嘉定、峨眉等地而還。1239 年秋，複隸塔海麾下攻蜀，破開州，進抵萬州。宋軍列陣萬州長江南岸，世顯乘夜伏兵上游，而于北岸布舟為疑陣，及戰，率伏兵乘革舟順流而下，襲破宋舟師，追擊于夔州（今奉節），過巫山，為宋京湖制置使孟珙援軍所阻。次年春，蒙古軍回師挾江兩岸西進，至涪州（今涪陵），世顯奉命于江面架浮橋以渡軍隊，兩日而成。繼而分領南道之軍圍攻重慶，宋守軍頑強抗擊，不能克，以天氣暑熱退兵。其年秋，赴和林入覲，太宗嘉獎其功，賜金符。
1240 年，世顯與其他蒙古軍帥再度率部入蜀。時宋四川制置使陳隆之置司于成都，修完城池，堅壁守禦，並向蒙古軍下了戰書；十月，蒙古軍圍攻成都多日，有宋將田都統（名顯）約下城出降被發覺，世顯急指揮將卒架梯攻城以救之，田開此門內應，蒙古軍遂攻陷成都，俘陳隆之。世顯隨即率精銳五百為前鋒馳攻漢州（今廣漢），三日後，諸軍皆至，又攻三日，守將王① 王鶚：《汪忠烈公（德臣）神道碑》，《隴右金石錄》卷五。
① 《金史》卷一二四《郭蝦■傳》。據姚燧《鞏昌路同知總管府事李公（節）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粘葛完展實為秦州帥。
夔驅火牛突圍走，城陷。十三年春，闊端召世顯入見，論功，授為鞏昌便宜都總帥，賜虎符，統領秦、鞏、定西、金（今榆中）、蘭、洮（今臨洮）、會（今會甯）、環、隴、慶陽、平涼、德順（今隆德）、鎮戎（今固原）、原（今鎮原）、階（今武都）、成、岷、疊（今迭部）、西和等二十余府州①，軍民財賦皆聽其裁決。鞏昌便宜都總帥府轄土之廣，為各地漢人世侯所不及，汪氏成為在蒙古卵翼下專制一方的最大地方勢力。不久，世顯病死。中統三年（1262），追封隴西公；延祐七年（1320），加封隴右王。有子七人。汪德臣汪德臣（1222—1259），字舜輔，世顯次子。十四歲入質于闊端，賜名田哥，常從狩獵，以善射得到賞識。世顯死（1243），闊端命其襲父職為鞏昌便宜都總帥。其年秋，領兵入蜀，接援攻打瀘州等處的蒙古軍退還。時宋四川制置使余玠備禦有方，蒙古軍進展不利。1245 年，德臣率部為前鋒，攻掠了東川的忠州、涪州（今涪陵）等地。次年，蒙古分兵四路攻蜀，德臣等攻打蓬州運山城（在今蓬安東南，余玠所建，移州治于此），地勢險峻，督步兵攻之，守軍以擂石阻擊，斃其坐騎，其弟直臣也在攻拔外城戰斗中喪生，進攻受挫，乃退兵。1251 年夏，余玠統領大軍圍攻興元（漢中，蒙古占領後于此設官置守，立興元行省），蒙古急發各路軍救援，德臣集屬下諸州兵晝夜兼程趕至興元。余玠見蒙古援兵大至，即撤圍南還。
憲宗即位，德臣入朝，換賜新符印，使仍任原職；所陳奏地方利病諸事，都被采納。針對南宋加強了防守並不時出兵北攻，蒙古方面也采取了持久攻防的策略，在沿邊一帶築城積谷，置軍屯守，作為攻宋前沿基地①。1252 年，德臣奉旨修複攻蜀戰爭中毀壞的沔州城城垣、房屋，部署官屬，很快就完成。同年冬，從都元帥太答兒出兵攻掠成都等地，進圍嘉定（今樂山），被余玠派來的援軍擊退；回師途中，經左綿、云頂、隆慶、劍門等處，都遭到宋軍截擊，力戰得還②。
1253 年，憲宗複令德臣修築利州城（益昌），四川北部蒙古占領區的各處屯戍皆聽其節制，並令都元帥太答兒等協同建城，可見十分重視。時忽必烈進兵大理，道出臨洮，特召德臣入見報告利州建城事，視為攻蜀大計③。德臣請求免徭役，減課稅，運糧、屯田以充實利州貯備，為持久計，忽必烈皆許之，並令置行戶部（管理財賦的機構）于鞏昌，設漕司于沔州，造紙幣、發鹽引以通商販，實軍儲；又令臨洮元帥趙阿哥潘等佐德臣建城。德臣奏准以兄忠臣權領總帥府事，自己得以專心從事利州建城。于是擇州東寶峰山修① 按：史稱汪氏所統24 州。據《元史》卷六○《地理志》，鞏昌便宜都總帥府初統5 府、27 州之地，除上引碑文所載者外，尚有隆慶（今四川劍閣）、臨洮、徽、金洋、河（今臨夏）、利（今廣元）巴、沔（今略陽）、龍（今江油北）、大安、褒、徑（涇川）、邠、甯等府州，即除隴右全境外，尚包括大片四川北部地。
① 據姚燧《姚文獻公（樞）神道碑》（《元文類》卷六○），姚樞向忽必烈獻此謀，轉奏憲宗，被采納。② 王鶚《汪忠烈公（德巨）神道碑》及《元史·汪德臣傳》記載此役都有缺略。據《元史·紐璘傳》，汪氏所部鞏昌軍屬蒙古都元帥太答兒率領。關于進攻嘉定之役，宋朝方面有更詳細記載，參見胡昭曦：《宋蒙（元）關系史》頁190。
③ 《元史》卷三《憲宗紀》誤記此事于憲宗二年（1252）八月，據《世祖紀》，應為三年八月。築城垣，又薦弟良臣為鞏昌軍帥，領兵屯利州嘉陵江南為外衛，並屯田于白水。利州本宋邊防重鎮，四川制置司曾一度置于此，是通向蜀中的咽喉要地，蒙古在此建城引起宋人驚懼，采取不時出兵襲擊的辦法來阻擾；建城開始時一切都需重建，後援又少，十分艱苦。1254 年春旱，嘉陵江枯澀，漕運困難，糧食不繼，諸將提議放棄，德臣殺乘馬分食將士，並出兵到鄰近的宋嘉川（今旺蒼）、陰平（今劍閣西北）、彰明（今江油南）等地搶糧，先後得七萬余石。不久，後方（魚關、金牛）水、陸糧運皆至，屯田麥亦有收成，軍心始安。在建城的同時，他還以攻為守，侵掠宋境，使宋人不敢來犯。其年夏，遣所俘宋將招降苦竹隘山城（隆慶府治，今劍閣北），守臣南清獻城降，附近山寨也相繼歸附；四川制置使余晦遣將率兵數萬到紫金山（今鹽亭東）建城，德臣乘其未就，選精騎夜襲，破其柵，宋軍敗走。1255 年，宋人收複苦竹隘後，兩次派兵運送糧餉支援苦竹，都被德臣襲奪，可見其精斥候、善用兵。他招集流亡，完善守備，興複農商，在魚關到沔水間涉渡困難處架設橋棧，經過五年的經營，不但守住了這一前沿戰略要地，還使利州成為“行旅通便，市肆翕集”的名城。1258 年10 月，憲宗親統大軍攻蜀，至利州，巡視城郭，十分贊賞德臣有膽識，稱贊他“身甚小而膽甚大”，並說：如果不是守住此地，讓宋人先得，那麼四川咽喉之地就沒有把握何時可以平定了（姚燧《汪忠臣神道碑》，《元文類》卷六二），命立碑紀其功。
南征大軍兵馬極多，須渡過嘉陵江和白水交會處，水流湍急，以船運渡要費許多時日，德臣集工聯舟為浮橋，一夕而成，兵馬渡江如履平地，又受嘉獎。遂領本部兵從憲宗南下。在攻取苦竹時，德臣率將士魚貫而登，憲宗稱賞其勇；奏請遣人招諭龍州（今江油北），其守臣不戰而降。十一月，攻拔長甯山城（潼川府治），諸將欲分掠其民，德臣奏請安輯之；進至嘉陵江邊，乘舟順流東下，憲宗命他為禦前先鋒。抵大獲山城（閬州治，今蒼溪東南），奪其水門，守臣楊大淵降，德臣奏請赦其以前殺使之罪以勸誘其他守臣歸降，憲宗采納其言，授大淵官，命從征。進取運山城，令楊大淵遣人招諭，守臣張大悅降，為之引見憲宗，于是青居城（順慶府治，今南充市南）、大梁城（今廣安東北）皆降，蒙古軍遂入合州。1259 年，憲宗親自指揮攻打州治釣魚山城（今合川縣城東北），守臣王堅率軍民頑強抵抗，連攻五月不克。六月，德臣選精兵夜登其外城馬軍寨，殺寨主及守兵，但遭到王堅反擊而退。他又單騎親至城下，呼王堅名勸降，幾乎被城內射出的飛石擊中，因此染病，不久死。中統三年（1262），追封隴西公。有子六人，長子惟正襲職。
汪良臣汪良臣（1231—1281），世顯第四子。十六歲就跟隨兄德臣出征（攻蜀），為偏將。1253 年，德臣奉旨建利州，薦他為鞏昌軍元帥，領兵屯田于利州之白水（今白龍江），並守州之南為外衛，以防宋人來襲。1258 年，憲宗統大軍攻蜀，良臣回鞏昌，掌理對南征軍的資糧供應，詔命權便宜都總帥府事。中統元年（1260），世祖即位于開平城，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和林稱汗，兄弟爭位。掌管陝西政務的大臣劉太平、霍魯懷和屯駐六盤山的蒙古軍主將渾都海等都擁護阿里不哥。五月，世祖所遣陝西、四川宣撫使廉希憲至京兆（今西安），捕劉太平等下獄，並遣使傳旨命渾都海入朝，渾都海不奉命，殺使者，起兵響應阿里不哥。時京兆無兵備，希憲急命良臣率秦、鞏之軍討伐渾都海。良臣起初還以未得詔旨為辭推托，希憲隨宜將自己所佩虎符、銀印授之，稱奉有密旨，命他為總帥，統領陝西漢軍守備沿河一帶，于是受命出兵。渾都海見京兆方面有備，率部西去，七月，與阿里不哥所遣阿蘭答兒統率的軍隊會于甘州（今張掖），即合兵東進，並遣人策動隴、蜀諸將，來勢甚猛。良臣軍與諸王合丹等及蒙古官八春統率的軍隊會合，與敵軍相拒于刪丹（今山丹）。九月，大戰耀碑谷，兩軍對陣時，適大風揚沙，白晝晦暗，良臣乘機命軍士下馬持短兵沖敵陣左，繞出陣後，再潰其陣右而出，八春軍則從正面攻之，大敗敵軍，獲阿蘭答兒、渾都海，解送京兆處斬①。此戰粉碎了阿里不哥據有關隴地區的企圖，對世祖統治地位的穩固確立起了很大作用。
二年，入朝于上都，世祖盛贊其戰功，良臣謙稱自己只是奉行統兵諸王的成算而已，益受嘉獎，詔就佩已給虎符，授鞏昌路同簽都總帥（授官制文見王惲《中堂事記》），軍民官皆聽其節制。至元元年（1264），奉命代兄忠臣出領屯戍青居的鞏昌軍①。青居（順慶府）是當時東川蒙古軍大本營，由鞏昌總帥領本部軍佐蒙古征南都元帥欽察同戍，與大獲山城（閬州）元帥楊大淵、運山城（蓬州）元帥張大悅、大良城（廣安）元帥蒲元圭所部軍聯成一片，合稱東川四帥府。宋將昝萬壽率戰船200 艘溯嘉陵江來襲青居，良臣擊退之。三年，授閬、蓬、廣安、順慶等路征南都元帥，與欽察同為東川四府最高統兵官。四年九月，良臣以釣魚城險絕難攻，奏請在逼近其地的母章德山建立城寨，以控扼釣魚城宋軍，詔從之，于是將青居鞏昌軍南移九十里，夾嘉陵江東西築武群、母章德兩城（今武勝南）戍之，“晝則出邏設伏，夜則畫地分守”；五年三月，改母章德山城為定遠城，武群山城為武勝城。出兵攻重慶，敗宋將朱禩孫之軍。六年，授東川副統軍。八年，侄惟正顧念他多年在外領兵作戰勞頓，向朝廷請求由自己代替他，于是良臣回鞏昌。九年，複授為鞏昌便宜都總帥，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
當時，元朝已占領四川三分之二地區，至元八年于成都分立行省治之。
九年，四川行省也速帶兒統兵征建都（今西昌地區），成都防守虛弱，簽省嚴忠范又失于戒備，宋嘉定知府昝萬壽乘機來攻，大敗元軍，進入成都外城，擄居民而去。忠范等省官竟棄城逃。十年，世祖以良臣熟悉四川軍事政治情勢，召入朝，委以蜀事，授為樞密副使、西川行樞密院事（時罷行省，複立西川行院），遣赴成都。十一年，世祖頒詔大舉攻宋，西川行院亦奉旨出兵攻嘉定等地，並傳詔招降嘉定安撫使昝萬壽；萬壽不從，益修城壕，繕甲兵，憑險堅守。十二年，良臣率軍向嘉定諸山城發起猛攻，預計宋人在城外設有① 本段據《元史》卷四《世祖紀》、卷一二六《廉希憲傳》、卷一五五《汪良臣傳》、卷一五九《商挺傳》及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危太樸續集》卷二）等綜合寫成。耀碑谷決戰時間，《耶律希亮神道碑》作八月，《元史·世祖紀》作九月丙戌，《李忽蘭吉傳》作十月。此從本紀。決戰地點，《李忽蘭吉傳》又作合納忽失溫（Qanaqosi’un，此言“牆嘴”），當是耀碑谷的蒙古名。① 《元史·汪良臣傳》缺載其調戍青居的年代。據姚燧《便宜副總帥汪公（忠臣）神道碑》（《元文類》卷六二），中統三年汪惟正還鞏昌後，忠臣“獨保戍（青居）三年”，入覲，“以久勞于邊，代以忠惠（良臣）”，是應為至元元年事。此與《李忽蘭吉傳》所載“至元元年，令與同簽總帥汪良臣還蜀，守青居”正合。由于本傳漏略，以前史家都將良臣在東川的一段經曆歸入中統年間，如戰昝萬壽，攻重慶與宋將朱禩孫等成，皆于《宋史》無征，實誤。
埋伏，事先大搜山谷，清除了伏兵，遂進圍嘉定，殲滅出城逆戰的宋軍。五月，昝萬壽遣部將奉書乞降，良臣為之保奏，請免其死，詔准之，並授簽書行院事。取嘉定後，良臣與西川行院也速帶兒等統兵順流而下，招降了沿江紫云（今犍為）、敘州（今宜賓）、瀘州（今瀘川）諸城，進圍重慶。東川行院兵亦南下合圍。良臣分領本部兵攻忠州，並令部將到涪州策應，以阻斷下游宋軍對重慶的救援。十三年，宋合州安撫、制置副使張玨突圍入重慶，加強了防守，並遣部將收複了瀘州和涪州。元軍久攻重慶不克，解圍而去。十四年，良臣與西川行院諸軍回師攻瀘州，自春至冬，經過激烈戰斗，始破其城。十五年春，再次圍攻重慶，張玨拒降，率兵出城抗敵，良臣與之戰，被射中四箭。次日，諸將督軍士猛攻，宋都統趙安開城門迎降，遂取重慶。張玨猶率兵巷戰，敗，乘舟遁，被元軍追獲。良臣入城後，禁士卒俘掠，發粟賑饑，安輯人民。不久，夔州等城皆降，元朝占領了四川全境（僅釣魚城至次年初始降）。四月，詔令良臣率立功蒙、漢軍官及降臣入覲①。十六年正月，良臣奏言：“西川軍官父死子繼勤勞四十年，乞顯加爵秩。”詔從其請。時罷東、西川行院，複立四川行省，乃授良臣為中書左丞、行四川中書省事②。良臣陳奏治蜀十五事，皆被采納。回到成都後，著手興複遭受長期戰禍嚴重破壞的四川地區。同年七月，四川行省罷，改授安西王相，不受。十八年夏，病卒。
汪惟正汪惟正（1242—1285），字公理，蒙古名紮剌兒，德臣長子。1259 年，德臣死于合州，惟正奉憲宗旨至四川軍中，經伯父副總帥忠臣和鞏昌軍將校推奉、諸王乃蠻台認可，權襲父職，守青居。中統元年（1260）世祖即位，正式授為鞏昌便宜都總帥。時留戍青居的蒙古軍帥乞台不花與渾都海相結，欲起兵響應阿里不哥爭奪汗位，惟正遵照廉希憲傳達的世祖旨意，縛乞台不花斬之，世祖嘉其功，令統掌東川軍事。二年，入朝。三年，奉旨還鞏昌，而由忠臣領兵與都元帥欽察戍守青居。同年，率本部軍平定西蕃部長火都的叛亂。
至元八年，以叔父良臣出戍青居多年，戎馬勞頓，奏請由自己替換他。
時良臣已于青居之南建武勝城以備禦合州宋軍，惟正又在其地臨嘉陵江作柵，扼其水路，夜懸燈籠于柵間，中置火炬，順地勢蜿蜒，可照百步之外，以防敵方夜襲。九年，率兵攻掠忠州（今忠縣）、涪州（今涪陵），破其七寨。伯顏統大軍攻宋，惟正奏請率部由嘉陵江出夔峽東下，與伯顏並力取杭州。世祖命他仍留在四川攻略。十二年，惟正及東川行樞密院（至元十年置，鞏昌軍屬之）其他各部軍與西川行院軍共同圍攻重慶，率本部兵奪其洪崖門，俘宋守將。十三年，略地涪州，克山寨23 所。
十四年三月，奉旨自東川還鎮鞏昌。十五年，請王土魯乘安西王忙哥剌赴漠北平定昔里吉叛亂之機，在六盤山發動叛亂，安西王相府令都元帥別速帶領兵討伐，以惟正為副。別速帶不習兵，軍行無紀，惟正幫助他正部曲、① 《元史》卷十《世祖紀》。原作汪惟正，應為良臣。
② 罷東、西川行院，見《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世祖紀》至元十六年正月分置川蜀四宣慰司，複立行省當在同時。
肅行陣、嚴斥候。過平涼，又選鞏昌軍精銳者補充。軍抵六盤，土魯據西山，惟正將別速帶所統安西軍分為左、右翼、以鞏昌軍居中，距敵一里許，令軍士皆下馬持弓引滿，待敵突騎逼近，齊射之。敵敗走，麾兵追擊，擒土魯，亂平。安西王還，嘉獎其功。世祖召惟正入朝，賜白金、錦衣，加授開成路（即以安西王夏宮所在六盤山地區置，今固原南）宣慰使。十七年十月，王相府罷，複立陝西四川行省，惟正授中書左丞行陝西四川中書省事，分省于四川。四川經過數十年戰禍，民無完居，一聞馬嘶，輒奔竄避匿。惟正用心安撫，人民漸安。
當時各地諸侯的世襲管領本境兵民之權早已被削奪，獨汪氏猶掌鞏昌二十四州軍民。至元十九年七月，詔罷去惟正的鞏昌便宜都總帥職銜，收其制令、虎符，而以鞏昌路達魯花赤別速帖木兒兼鞏昌平涼等二十四處軍前都總帥府達魯花赤。終于也削奪了汪氏的軍權。二十一年七月，惟正奏：“一門兄弟從仕者眾，乞仍于秦、鞏州置便宜都總帥府，仍用元帥印，即其兄弟四人擇一人為總帥，總帥之下總管府令兼之。汪氏二人西川典兵者，亦擇其一為萬戶，余皆依例遷轉。”（《元史·世祖紀六》）世祖從其請，于是汪氏權力又得到恢複。二十二年，惟正調任陝西行省左丞，入朝于上都，奏准將鞏昌軍民站戶因饑流入四川並被括為四川軍站戶者歸還鞏昌。還至華州，病卒。
弟惟和，授鞏昌便宜都總帥。至元二十六年六月，惟和奏：“近括漢人兵器，臣管內已禁絕，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庫。”世祖曰：“汝家不與它漢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執之。”（《元史·世祖紀十二》）二十九年，複授總帥兼府尹，仍佩虎符。其所統州縣雖有減少，而原有權力基本上一直保留。
第七章劉秉忠趙璧王文統張文謙郝經姚樞許衡第一節劉秉忠忽必烈藩府謀臣劉秉忠（1216—1274），原名侃，僧名子聰，字仲晦，號藏春，至元元年（1264）還俗時改今名。先世瑞州（今遼甯綏中西南）人，曾祖仕金為邢州（今河北邢台）節度副使，祖澤遂定居邢州。父潤，1220 年邢州歸降蒙古後，木華黎命官守之，許便宜立都元帥府，被推為副都統，尋升都統。武仙亂定，州帥署潤為錄事①，以秉忠入質于帥府，時年13 歲。秉忠自8 歲入學，元帥以其知書，命僚屬教之文藝，學業日進。17 歲，被辟為邢台節度使府令史。久之，不願困于為吏，謂丈夫不得志于世間，當求出世間事，1238 年初，隱居武安山中，學全真道；不久又入天甯寺為僧，師命掌書記。同年秋，因蝗災乏食，隨師就食云中（山西大同），遂留居南堂寺，研習天文、陰陽、術數諸書。
1242 年，禪宗高僧海云（印簡）奉忽必烈之召赴漠北①，路過云中，攜秉忠同行。忽必烈向海云“問佛法大意”，秉忠侍側，應對稱旨，“論天下事如指諸掌”，顯示出博學多能，得到這位蒙古王子的賞識。海云南還，他被留在王府為書記，隨時顧問，成為忽必烈最早的漢人謀士。張文謙說他“顧問之際，遂辟用人之路”②，此後忽必烈“好訪問前代帝王事跡”，慕“唐太宗為秦王時，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③，于是屢次遣使到漢地征聘名士，這與劉秉忠的參謀和推薦大有關系。
1246 年冬，秉忠得悉父病故，次年春，忽必烈特贈金，遣使送他回鄉葬父，六月至邢州，1248 年冬十二月奉召還王府，秉忠此行可能還負有征聘人才和了解中原政治情況的使命，1247 年經他推薦被忽必烈征聘到王府的就有張文謙、竇默、李德輝等人。據《王恂墓志》載：“歲己酉（1249），太保劉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時之俊，召公（王恂）與語，賢其才，欲為大就之”④，可見為忽必烈搜訪人才是他此行的任務。1250 年夏，他根據回中原兩年所了解的情況向忽必烈呈上萬言治國策，首先闡明“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的道理，接著報告了中原政治的許多弊端，並提出改革措施。一是戶口逃亡問題，“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失吉忽禿忽）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複業，再行定奪”。一是官吏問題，“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于民，設條定罪”。“今百官自行威① 張文謙《劉秉忠行狀》（《藏春詩集》卷六《附錄》）載：“事定之後，署為本郡錄事。”按：1225 年，降蒙後任河北西路副都元帥的武仙複叛，據邢州，何實率兵攻取之，孛魯命實鎮守邢州（《元史》卷一五○《何實傳》）。“事定”應即指此。
① 釋念常：《佛祖曆代通載》卷二一海云傳。
② 張文謙：《劉秉忠行狀》。
③ 《內翰王文康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④ 《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王文肅公》引。
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一是課稅問題，“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不聊生”，“移剌中丞（耶律楚材）拘榷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已不為輕。奧魯合蠻（奧都剌合蠻）奏請于舊額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間，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榷，更或減輕”。一是刑法問題，宜“明施教令”，教令不宜繁，可“因大朝（蒙古）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數條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禁私置牢獄”。一是當時很嚴重的高利貸問題，“宜打算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為應當差發所借，宜依合罕皇帝（太宗）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陪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此外，還提出百姓納糧就遠倉，所費大大超過應納之數，“宜從近倉以輸為便”，“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為一法”；關西、河南宜設官撫治，招民墾辟；以及設學校、養賢士、開言路、勸農桑、立朝省等多項建議①。當時他的故鄉邢州情況特別嚴重，從1236 年邢州被分封給巴歹、啟昔禮兩功臣千戶為食邑之後，每年更迭派人（達魯花赤）監領，多不懂治理，加上地當驛路，使臣往來頻繁，征斂需索，民不堪命。邢州人到忽必烈王府訴苦，他與張文謙為之引見，並進言：“邢州舊萬余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弊日甚。”建議派賢能官員治理，“或可完複”（按李謙撰《張文謙神道碑》載秉總、文謙之言為：“今民生困弊，莫邢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緩。盍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效法于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乃推薦張耕、劉肅等人可用。時憲宗即位，忽必烈受命統領漠南漢地，采納他們的意見，承制以近臣脫兀脫（斷事官）、張耕為邢州安撫使，劉肅為商榷使，李簡、趙良弼佐之，整頓吏治、財政，招集逃亡，恢複生產，成為忽必烈實行漢法的第一個成功試點①。
1252 年，忽必烈奉命征大理，秉忠從征，參與謀議，“決機制勝，多與上（忽必烈）合”②；並勸請戒殺戮，減少了對云南的戰爭破壞。如在攻下大理城時，忽必烈因派去招降的使臣被害，欲屠其城，他與張文謙、姚樞同諫曰：“殺使拒命者高祥爾，非民之罪，請宥之。”（《元史·張文謙傳》）于是大理得免受屠城。從大理班師北還後，忽必烈駐金蓮川之地（今灤河上游閃電河地區），1256 年，命秉忠選擇地點興建城郭宮室，相中桓州（今年蒙古正蘭旗西北）東、灤水北的龍崗，占卜得吉，經三年營建而成，名為開平城。由于開平是忽必烈的“龍飛之地”，劉秉忠又以精于占卜、術數，學術能“通神明”著稱，故元代流傳著他“借地于龍”（其地原有水池）、立鐵幡竿以鎮之的傳說③。1259 年，從忽必烈攻宋，“潛贊神機，孜孜匪懈”。在圍攻鄂州時，宋相賈似道“以木柵環城，一夕而辦”，忽必烈對侍從諸臣說：“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秉忠與張易遂推薦王文統是才智之士④。忽必烈即位後即用為中書平章政事。
① 《元史》卷一五七《劉秉忠傳》。
① 劉秉忠、張文謙碑傳都把言邢州事記在憲宗即位之前，據《元史·世祖紀》，應在1251 年憲宗即位，忽必烈受命領漢地後，但所載言邢州事者為“答剌罕”。關于邢州之治，並見《元史》劉肅、趙良弼傳。② 徒單公履：《劉秉忠墓志銘》，《藏春詩集》卷六《附錄》。
③ 參見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頁23—24。
④ 《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輔助世祖立法定制忽必烈即位，秉忠奉旨與諸儒議定各項制度。他居漠北多年，又一直追隨忽必烈，熟悉蒙古的“祖宗舊典”，于是糅合蒙古制度與中原傳統制度，初步制訂了元朝的新制。凡立中書省，改元中統，置十道宣撫司，頒布條畫，選用官員，他都起了重要作用。忽必烈曾命官府于開平南山（命名南屏山）之勝地為他營建庵堂為靜修之所①，中統二年（1261），又賜懷孟、邢州田各50 頃。五年（改至元元年），命同議樞密院事。自入忽必烈王府以來二十多年，他一直以僧人身份為謀主，人稱“聰書記”，這時，翰林承旨王鶚上疏，謂其“效忠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榮”，建議“還其衣冠，崇以顯秩”。世祖欣然嘉納，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為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詔命還俗，改名秉忠，聘竇默女為其妻②。
自中統二年在燕京設中書分省，燕京實際上就成為第二個都城，開平升號上都後，燕京也于中統五年（至元元年）“正名”為中都。但舊城破壞較甚，于是至元三年世祖命秉忠主持建造新都城，以張柔、段天佑同行工部事負責建城工程。秉忠選定舊城東北曠地為新城址，按中國傳統的都城宮闕制度作了全面規劃，次年動工，城垣、宗廟、衙署、坊市相繼興建。九年，按照他的建議，改中都為大都。
至元五年，秉忠為避免繁瑣事務，辭去參領中書省事，詔仍位太保。六年，奉旨與許衡等議定官制，其後就以此為准，又主持制朝儀，訪知禮儀者練習，征召儒生尚文等人，在前金故老和許衡、徐世隆（太常卿）指導下，“稽諸古典，參以時宜”，主要參照唐《開元禮》斟酌損益，定為新制，並按他的建議搜訪樂師，配備了音樂，又選怯薛士習為執禮員。朝儀既定，世祖觀禮後十分滿意，秉忠又奏立侍儀司掌之，從至元八年天壽節（世祖生日）開始舉行，此後凡即位、元旦、天壽節、諸王及外國使臣朝見、封冊、上尊號、祭祀及群臣朝賀等典禮，一律行朝會儀禮。以前太宗即位時耶律楚材曾初行朝儀，但不完善，未能改變蒙古舊俗，至此始為定制。這是對蒙古朝廷制度的一項重要改革。
至元八年，劉秉忠等奏請建國號。成吉思汗建國以來，一直用“大蒙古國”國號，世祖即位後，統治中心轉移到了漢地，隨著中原皇朝體制的逐步建立，需要有相應的“美名”國號以表示其為“紹百王而繼統”的中原新皇朝，遂用秉忠議，以為前代皇朝如秦、如漢以興起之地為名，如隋如唐以始封之爵邑為名，都不足以表示本朝之偉大無比，于是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建國號為“大元”（《建國號詔》）。
早在1250 年所上萬言策中，秉忠就提出當時行用的《大明曆》“日月交食頗差”，應頒行新曆。後來又建議修曆，但未及實行，至元十一年八月，卒于上都南屏山庵堂。十二年，詔追贈太傅、儀同三司，諡文貞。成宗時，贈太師，諡文正。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
① 張文謙：《劉秉忠行狀》。據王惲《中堂事記》（《秋澗集》卷八二），中統二年劉秉忠已居于南屏山庵堂，其建造當在中統元年或以前。
② 王磐：《劉秉忠神道碑》，《藏春詩集》卷六《附錄》；張文謙：《劉秉忠行狀》。學精術數，道冠儒釋秉忠侍從世祖30 多年，不管是遠征或兩都巡幸，他都隨行，受到特殊的信任。《元史·後妃傳》載，怯薛官曾奏請割京師外近地牧馬，已批准，察必皇後想諫止，先故意責備秉忠：“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為不諫。”連皇後進諫都要借重于他，可見世祖對他確實到了言聽計從的程度。秉忠兼備釋、道、儒之學，“通曉音律，精算數，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①，據稱“時之知數（術數）者，無出劉秉忠”（《元史·李俊民傳》）。據王磐撰《神道碑》載，他死後，世祖嗟悼不已，謂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險難，事有可否，言無隱情。又其陰陽術數，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與聞也。”（張文謙撰《行狀》作“其天文卜筮之精，朕未嘗求于他人也，此朕之所自知，人皆莫得與聞。”）蒙古崇拜長生天，“事必稱天”，以占卜辨吉凶，“天棄天予，一決于此”②。精于術數、占卜，又深明治國之術，兩者相輔而行，這正是劉秉忠比當時的其他僧侶和儒士更受蒙古皇帝親信的重要原因。姚樞贊他“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學術上是“鑿開三室，混為一家”，與世祖的關系是“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③，比之為三國諸葛，西晉道安，南朝（宋）“黑衣宰相”慧琳，北宋象數祖師邵雍（據說能預言禍福）。王磐稱譽他說：“輔佐聖天子開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業者，實惟太傅劉公為稱首。”他在元朝建國立制中的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先後推薦的人才很多，尤其受到時人的稱頌。元人還盛傳他通秘術、行師用兵之際，役使鬼神、多著奇效①。
秉忠詩、樂、書、畫俱善，有《藏春集》傳世。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為繼嗣。
① 王磐《劉秉忠神道碑》。
② 《蒙韃備錄》；《黑韃事略》。卡爾平尼和盧勃魯克行記對蒙古人崇信上天和以占卜決事的情況，也有詳細記載。
③ 姚樞：《祭文》，《藏春詩集》卷六《附錄》。
① 危素：《送郭真人還王笥山序》，《危太樸集》卷八。
第二節趙璧從藩邸舊侍到中樞重臣趙璧（1220—1276），字寶臣，金大同府（治云中，即元大同）懷仁人。璧祖上曆世不顯，母李氏嘗自誓：“我若有子，必令讀書。”璧兄年長後學佛。璧稍知事，李氏即使之從名師九山李微、金城蘭光庭研習儒術，“朝誦暮課”，學業長進很快②。1242 年，二十三歲的趙璧被藩王忽必烈召至駐牧之處。當時渡漠北去的儒人不多，趙璧以接對精敏受到忽必烈厚遇，命王妃親制衣服以賜，見面時但呼“秀才”而不名之。他曾奉忽必烈教令驛馳中原，征聘流落在各地的舊金名士至藩邸輔政；姚樞、王鶚等人就是由他羅致的。他還在漠北為蒙古生十人講授儒書。這個時期，他的蒙古語逐漸精熟，曾奉命為忽必烈譯講《大學衍義》。忽必烈後來一直對他身為漢人而“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贊歎不已③。金末喪亂，云代地接朔方，趙璧居于此間，或即有感于時勢，漸習北語，稍後遂能因蒙古統治者與漢文化相溝通的需要而躋身新貴的行列。他的際遇，並不完全是出于偶然。
1251 年，忽必烈兄長蒙哥即大汗位，召趙璧問治。璧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蒙哥聞之不悅。事後忽必烈對他說：“秀才，汝渾身是膽邪！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元史·趙璧傳》）。是年，他受命“總六部于燕”，即擔任負責主管漢地財賦行政的燕京大斷事官行署（燕京行尚書省）的必阇赤。“總六部于燕”即行尚書六部于燕，這是當時用來翻譯燕京大劄魯忽赤助手大必阇赤的漢語官號。與他同時擔任此職的，還有回回人賽典赤、匿昝馬丁等人①。
1252 年，忽必烈以燕京大劄魯忽赤昧于政事，漢地不治，乃因朝覲請分河南一地而試治之，蒙哥許之。忽必烈遂命璧與“朝貴莽噶拉”②、漢人世侯史天澤為使，經略河南。時河南甫罹兵亂，民不聊生。有劉萬戶者，貪淫暴虐。郡中婚嫁，必先賂之，得所請而後敢行；百姓多呼之為翁。璧至，即按問恃勢為虐的劉萬戶黨羽董主簿，立斬之。劉萬戶受驚嚇，臥病而卒。它若屏盜賊、造楮幣、均賦稅、立屯田。不二三年，河南“以最治稱”。
1257 年，蒙哥因忽必烈得漢地民心而忌之，遣阿蘭答兒鉤考河南、陝西等忽必烈鈐轄地區諸官府金谷。鉤考官在河南百計羅織，汴府官屬無所逃禍。時莽噶拉以國族得免；史天澤是先朝勳舊，也難以加罪。三名“河南經略使”中，趙璧的處境最為險惡，人為之懼。但他仍然鎮定自若。每詣鉤考官辯析文案，都據理力爭。鉤考官怒，則“端立拱竢；怒已，複辨如初”。鉤考結果，謂璧勒扣“賞物”。忽必烈不得不出面相保，代他歸還所謂被克扣的財物；又把他調離河南，去做忽必烈湯沫邑懷孟路（治今河南沁陽）的總管。1258 年，忽必烈統東路蒙古、漢軍攻宋。璧受任為江淮荊湖經略使從行。② 張之翰：《趙璧神道碑》，《西岩集》卷十九。
③ 虞集：《趙璧諡議》，《道園學古錄》卷十二。
① 蒙哥初年的燕京大斷事官有牙老瓦赤、不只兒、斡魯不等人。據《元史·趙璧傳》，時牙老瓦赤以先朝舊臣向蒙哥邀官，蒙哥因璧之諫而不複用之。惟此事與其它文獻記載不合。② “莽噶拉”是經清四庫館臣改寫過的人名，其蒙語形式當作mangghala（梵語mangala），忽必烈有一個兒子也以該字為名，元代譯作“忙哥剌”。
翌年，兵圍鄂州（今湖北武漢），宋賈似道請遣近侍相議。璧請行，遂在三千兵卒護送下至鄂州城，登城與宋將議。賈似道托足疾不肯出見，乃約再議而還。至秋，蒙哥在四川前線受傷病死。忽必烈為爭奪汗位，與賈似道在鄂州城下議和之後班師，趙璧隨之北歸。
至元年間的仕途波折1260 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開平。他亟須依靠漢地的財賦人力北討與他爭位的幼弟阿里不哥。但當時中原地區因“新供蜀兵，府藏空竭”。因此，在即位當天，他就任命了三名總管漢地財賦行政的負責官員，趙璧與祃祃、董文炳同在選中。他們的漢語官號，《元史·世祖本紀》等，稱為“燕京路宣慰使”。惟據同時代的實錄文獻，其職務實際上是“行六部于燕”，也就是燕京大必阇赤。趙璧在蒙哥初年已經擔任過此職，所以現在大約是很得心應手的。碑傳說他“經畫饋運，相繼不絕”；“手校簿書，得豪貴侵盜逋負錢數萬計，乘輿北征，民不擾而軍用足”。正因為他在供給北邊用兵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統元年（1260）七月建立“燕京行中書省”作為統領漢地政務的中樞分支機構時，趙璧拜授平章政事。次年，燕京行省官員奉詔赴上都議事。元廷在燕京行省基礎上正式確定中書省編制，又任命了一批新省官；繼而又將新舊省官重行分劃為“留中”和“行省事于燕”兩部份。趙璧當仍分省于燕，擔任平章政事①。《元史·宰相年表》“平章政事”條載趙璧于中統元年任該職，此實為燕京行中書省平章；同條中統二年、三年，至元元年之下，則漏載趙璧其人。
中統三年，益都漢人世侯李璮叛。忽必烈調軍往討，命璧行山東等路中書省事。他的職責，主要仍是為合必赤宗王及史天澤指揮下的討李軍組織供需餉饋。故而戰爭結束後，璧即回到中省，李璮遺留下來的“益都路行省”建制則由撒吉思接管。李璮之亂牽連到他的姑丈、中書平章政事王文統。王文統與李璮結謀案發，引起忽必烈對朝中一批漢人“秀才”的猜疑。主持陝西行省政務的廉希憲、商挺等人，也在這時受人誣告被召回朝廷。趙璧卻在這當口向忽必烈進言，謂王文統原系廉希憲、張易所推薦，遂至大用。忽必烈聞奏，夜不能寐，以至夜半遣中使召見廉希憲。據記載廉希憲事跡的碑傳資料，趙璧此舉，乃妒希憲勳名使然。中間是否另有其他緣由，今難確考。李璮之亂平定後，元廷乘漢人世侯心懷余悸的時機，削奪他們的兵權，實行兵、民分治，省並郡縣，行遷轉法。至元二年（1265）閏五月，趙璧行省于南京（即開封）、河南府（治洛陽）、大名、順德（治今河北邢台）、衛輝（治今河南汲縣）、彰德（治今河南安陽）、懷孟等地，實施地方官制的改革，曆時二閱月，而後回京報命。
至元二年八月，忽必烈把阿合馬專領的理財機構中書左右部並入中書省，超拜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由此引起中樞機構里人事的大變動。當時元廷免去了所有宰執，重新予以任命。中書省里的漢人乃至漢化很深的色目人如廉希憲，多被排除出來。趙璧從這時去職，直到至元四年正月，才有新的委任，即擔任樞密副使。按當時建制，樞密院由太子真金兼使職，置副使① 王惲：《中堂事記》上，《秋澗集》卷八○。大約中統、至元之交，中、行兩省即已合並。此後中省官員隨忽必烈駐夏于上都者，反而稱為留在燕京的中書省本部的“分省”。兩員，實際掌握院事。趙璧以一個漢人出任如此重要的職務，似乎是十分榮耀的事。然而他素無治軍經驗，這時突然擔任軍職，總令人覺得頗為蹊蹺。他畢竟還是忽必烈最見親信的少數幾名舊人之一。因此雖然由于阿合馬勢力的上升而被擠出中書省，忽必烈還是為他安排了這麼一個足以顯耀其身份地位的新職務。據其神道碑稱，命下之時，“輿情為公郁”。說明時人也都十分清醒地看到，這其實不過是趙璧在政治上失勢的信號。
無論如何，在此以後，趙璧居然也真帶起兵來。至元六年，宋荊湖統帥呂文德遣人到元廷約降。忽必烈乃詔璧馳驛襄樊前線，與都元帥阿術議可否；俄而命壁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當時元軍正在圍困襄樊。宋將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艘，自漢水溯流來援。時值漢水暴漲，阿術又臥病新野。趙璧恐夏貴乘夜潛進，襲破圍城的元軍，于是在元軍結集區的南線據險設伏。璧往返督察，衣不解帶七晝夜；並深入元軍前沿踏勘敵情。夏貴果然擇夜奔襲而來。趙璧得報，領單騎連夜山行，趕回伏區從事臨戰動員。不久宋軍抵達元軍伏擊處，受到掩擊，又懾于元軍大事張揚的聲勢，不敢繼續前進。至明，阿術扶病勒大軍至，宋軍潰退。璧率水軍追貴舟師，大敗之。
七年，因高麗權臣擅廢國王另立，忽必烈從襄樊召回趙璧，改授中書左丞，同國王頭輦哥（木華黎後人，駐牧遼西）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聚兵高麗。時高麗原國王已在元軍支持下複位並赴闕面質。璧與頭輦哥議，密奏元廷，建議遣兵將高麗王送歸，使複國于古京，以安兵息民為上策。忽必烈從之。八年，趙璧還國，升中書右丞。十年，複拜中書省平章政事。自四年以後，他先被調出中朝，而後又以低于中統、至元之初曾任文職的官位回到中書省，直到這時才恢複原先的地位。
不過他重回中書省之時，仍是以理財當國的權臣阿合馬勢力鼎盛之日。
所以神道碑說他因為“同列非其人，憂深慮重，食少事煩”。看來他雖然也想勉為其難地扭轉當日時局，但終究還是難以一施抱負。十三年七月，趙璧死于平章政事任上。
趙璧的學風，頗近遼金時北方習尚，擅于詞賦章表。忽必烈曾命數人作討宋檄文，皆不能稱旨；乃召璧為之，文成，忽必烈有“惟秀才曲盡我意”之許。他在蒙古人眼里是一個“秀才”，但其實卻“刻意吏學，以經濟為己任”，不像一般儒生那樣唯務空談，再加上又較早地學會了蒙古語，所以居然從一介平民變成“乘風云，依日月，佐命之人”。至元中期，儒臣大都失勢，他仍能居中書右丞、平章政事的要職多年。這與他個人的才性也是分不開的。
第三節王文統謀略奇才，李璮幕僚王文統（？—1262），字以道，或云號云臾①，金北京府路大定府人。大約生于明昌、承安間（1190—1200）②。其家世無考，早年經曆僅知道曾中經義進士。按北京大定府于貞祐三年（1215）為蒙古所占，中都也于同年陷落，此後科舉會試皆于南京（開封）舉行。文統中進士似應在貞祐南遷之後，時當已移居內地（益都？）。中舉後似未曾擔任朝廷官職，故稱“布衣”。據載，他“少時讀權謀書，好以言撼人”（《元史·王文統傳》），又曾“聚曆代奇謀詭計為一書”③，儒學名臣姚樞、竇默都曾指斥他“學術不正”④。從上述反對派對他的攻訐和顯然含有貶意的記載中也可以看出，文統雖然以經義中舉，其為學並不局限于儒家。其實，這也是金朝季年北方許多知識分子的風尚，不獨文統一人為然，如耶律楚材、劉秉忠都兼通天文、地理、術數、釋道、醫卜之學，即使以經術聞名的竇默、許衡輩，也曾“諸子百家、兵刑貨殖..靡不研究”⑤，只不過文統志趣特在法家和縱橫家而已。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謀略、經濟之才無疑比純粹的儒學更為積極和實用，實未可厚非。
蒙古的連年進攻，使金朝在河北、山東的統治陷于崩潰，各地豪強乘時而起，盤踞一方。當蒙古軍到來時，他們多納土歸降，被蒙古統治者任為各地軍民長官，許世襲統治其境，得自辟僚屬，當時稱為世侯。身處亂世的知識分子，或為尋求庇護以保全身家性命，或為乘機施展才干建立一番事業，紛紛投奔各地諸侯。文統“以游說遍干諸侯”，起初沒有得到賞識，後往見益都行省（山東淮南行省）李璮，“璮與語，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彥簡師事之，文統亦以女妻璮。由是軍旅之事咸與諮決”①。李璮在當時各路諸侯中占有特殊地位，自其父李全以來一直據有山東半島，根基深厚，地理位置有利，享有比其他諸侯更大的自治權；不僅“善用兵”，且能重用士人參謀軍事政務，志向頗大。文統謀略超群，又與李璮結為翁婿，成為其親信謀主，可謂如魚得水，當能施展雄才，多有建樹。但由于後來李璮的叛亂，文統在山東期間輔佐李璮治軍理民的事跡多湮沒無聞。《元史》本傳僅載：“〔李璮〕歲上邊功，虛張敵勢，以固其位，用官物市私恩，取宋漣、海二郡，皆文統謀也。”按李璮轄境緊鄰南宋部署有重兵的淮東路，蒙宋開戰以來，蒙① LaoYan-shuan，TheChung-t’angshih-chiofwangYun，anAn-notatedTraslationwithanintroduction，Ph.D.dissertation，HarvardUniv.1962； 《秋澗集》卷十五有《郊送云叟公》詩，當為中統二年上都作，中有“因送行台振玉珂”句，行台應指燕京行省，時以平章王文統行省事于燕京。② 王惲：《中堂事記》載1261 年文統已“春秋高”，當超過六十歲。
③ 程钜夫：《薛庸齋墓碑》，《雪樓集》卷九。
④ 《內翰竇文正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⑤ 《許魯齋遺書》卷一三，《考歲略》。
① 《元史》本傳。文統投奔李璮的具體年代不詳。明人祝允明《前聞記》錄李璮某部屬所作《李郡王山東事跡》謂璮有六子，“長崇山，次備山、南山，乃王夫人生嫡子，封平州總管。”王夫人或即文統女，但在娶王女之前李璮已有子彥簡，或其生母早亡，故王女得為正室。王氏所生子在璮敗亡前已出任官職，據此推斷，文統設奔李璮的時間可能在1240 年前後。
古統治者需要用他來承擔東線攻防之責，李璮也借此自重，與蒙古朝廷討價還價。蒙古朝廷多次要征調他的軍隊，都被他以本境防務重（“以一路之兵抗一敵國”）、不宜分軍為由巧言拒絕，而且還多賜金、銀符和銀兩讓他獎賞所部有功將士。當時各地“諸侯”均出兵從征，人民深受簽軍之苦，獨益都得免于征調。憲宗二年（1252）和七年，李璮出兵從南宋手里奪取了海州（今江蘇連云港市西南）、漣水諸城，既擴展了轄土，又可以此向蒙古朝廷報功邀賞。文統為李璮出謀劃策者必不止上述諸事，從李璮勢力的壯大，忽必烈諸謀士對他的評價以及後來他被驟然重用看來，他在山東治理軍民方面應極有成效，所以能聲名遠播。忽必烈與其藩府諸臣評論天下人才，就談到文統，只有姚樞從正統儒學角度指責他“學術不純”，而對其才干卻並無異辭。
憲宗九年，忽必烈統兵攻鄂州，宋右丞相賈似道親督諸軍守禦。守城宋軍一夜間就樹起木柵環城，阻擋住了蒙古軍的進攻，忽必烈十分贊賞，以為賈似道之能，對扈從諸臣說：“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劉秉忠和張易當即進言薦舉：“山東有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為李璮幕僚。”以問廉希憲，希憲也說對文統才名早有所聞①。次年（1260，中統元年）三月，忽必烈即帝位，四月，設立中書省“以總內外百司之政”，即起用王文統為中書平章政事。忽必烈原藩府中人才濟濟，如劉秉忠、張文謙、廉希憲、姚樞、竇默、郝經、張易等，都是多年追隨他的親信家臣謀士或早經聘問的名儒。按以往蒙古朝廷慣例，新汗即位總是首先委任親臣掌理政務，忽必烈卻選擇了與他關系疏遠的漢人世侯李璮的幕僚王文統，而且一下子就拔擢為主持國政的宰相，原藩府舊臣張文謙、廉希憲、張易等反居其次（任左、右丞和參政）。這一方面固然出于忽必烈博大的用人膽略，同時也因為王文統確實“材略規模，朝士罕見其比”①。他的任相顯然得到了忽必烈最親信的謀士劉秉忠和家臣廉希憲等人的支持。
布衣拔擢，受命秉政由諸侯幕僚一躍而為朝廷宰相，是王文統生平的最大轉折點。一方面，忽必烈“授之政柄”、“委以更張庶務”，使他得以盡其才智，伸展抱負；另一方面，也使他成為權力和派系不同政見斗爭的焦點。
王文統是在關鍵的曆史轉變時刻受命掌政的。自蒙古進入中原以來四十余年，一直未能建立起適應中原漢地的統治制度。太宗時，耶律楚材力圖逐步推行漢制，改變蒙古的統治方式，但受到極大阻撓，其所定制度“見于設施者十不能二、三”。郝經把當時漢地不治的情況概括為：“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恥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憲宗時期，“舊弊未去，新弊複生”②。忽必烈即位，始決意進行根本改革，而“更張庶務”的責任就交給由王文統主持工作的中書省。中書省成立後的第一件大事是設置十路宣撫司。當時各路長官多世侯，盡專兵① 《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巨事略》卷七。
① 王惲：《中堂事記》。
② 郝經：《立政議》，《陵川集》卷三二。
民財賦之權，州縣官吏皆其部屬，也是子承父職。數十年來，他們上下相傳，自行其政，視轄境為領地，人民如私奴，任意盤剝欺壓。如平陽、太原路，“官世守，吏結為朋黨，侵漁貪賄，以豪強相軋，其視官府紀綱及民疾苦殆土苴然，而貧弱冤抑終莫得伸”，“賦役素無適從，官吏狼狽為奸，賦一征十，民不勝其困，故多逃亡”①，即是典型情況。他們一方面對人民淫刑暴斂，另一方面又隱漏戶計，侵蝕官賦，將“合該納官存留包銀，並絲料糧稅等差發，..私已用度，以致民間俱各征足，官司不得實用”②。因此各地戶口減耗，國家賦稅嚴重受損。早在忽必烈即位前，不少謀臣就提出改革地方統治制度、限制諸侯權力的建議。中統元年五月，遂立十路宣撫司，對各路諸侯實行監督，整肅州縣吏治，旨在使人民安于田里，國賦能如數征收。對宣撫司官的考核標准即是“戶口增，差發辦，方為稱職”③；先後所頒聖旨條畫，規定了宣撫司對所管地方官吏以及戶口、財賦、刑罰等各方面政務的體究權責。宣撫使、副多以忽必烈原藩府舊臣出任，或出于文統所薦舉。宣撫司的設置雖不足兩年（中統二年十一月罷），而治效頗佳。如平陽太原等路宣撫使張德輝，懲辦了特別惡劣的官吏數十人，“搜剔吏弊，遴選官屬，庶政一新”，同時整頓賦役，“閱實戶編，均其等第，出納有法，數十年之弊一旦革去”，當地老人稱頌“六十年不期複見此太平官府”，考績為諸路之最④。其他宣撫司也都在改進吏治、安定社會、勸課農桑和均平賦役等方面作出了成績。
第二件事是完善政府機構。中統元年七月，立行中書省于燕京，取代原燕京“行尚書省”掌理漢地政務，王文統以平章政事主持行省工作。命各宣撫司選取儒士、吏員通錢谷者赴省任用，置左、右司及其他各下屬機構。二年初，行省頒新政條畫于各路宣撫司，對稅糧出納、勸課農桑、刑罰治安、州縣官吏考核黜陟等等地方政事都作了規定。三月，文統奉召至開平，遂與中書省諸宰執反複集議政務，奏准施行，主要有：置中書左（吏、戶、禮）、右（兵、刑、工）部並定其職責，任命了左、右部尚書；制訂民事條畫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撫司應行條畫七款；內外新舊官員改授定制；制訂中書省工作條例十條等。
第三件事是改革五戶絲制度，限制投下權利。太宗八年（1236），將中原州縣民戶分封給諸王貴戚勳臣（投下），在耶律楚材建議下實行五戶絲制，即每二戶出絲一斤納于國家，每五戶出絲一斤納于投下（憲宗時增加為國賦每戶一斤，投下賦每五戶二斤，故稱“二五戶絲”），由朝廷設官統一征收，每年按數頒給各投下，此外不得擅自征斂。但實際上各投下都徑自派官向份地民戶征賦，百般搔擾，且往往額外多取。投下對份地的榨取，和諸侯專權一樣是當時最大的弊政。中統元年，中書省議：“諸投下五戶絲科，自來就征于州郡”，“如此是恩不上出，事又不一，于政體未便”，遂奏准皆輸燕京總藏，每年令各投下派官到中書省按數支取①。此外，中統二年，中書省又對在諸路附籍的投下私屬人戶進行整頓甄別，除某些特定的投下賦役外，均① 《宣慰使張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② 《元典章》卷二五《包銀從實科放》錄中統元年宣撫司條畫。
③ 王惲：《中堂事記》。
④ 《宣慰使張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① 王惲：《中堂事記》。
令與民戶一體承當差發（同上）。這些措施無疑是對投下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四件事是鈔法改革。太宗以來，沒有統一的貨幣制度，各路都發行鈔幣，在本境使用，十分混亂。中統元年，在王文統主持下，由中書省統一發行“中統元室交鈔”，同時廢除了各路所行鈔幣。因發行新鈔，真定原行銀鈔之價頓虧，文統采納宣撫使劉肅的意見，許各路之鈔如數收換，使百姓免受損害。文統對實行鈔法極為謹慎，日與主管部門交鈔提舉司及諸省官商議，博采眾議，深為講究利病，制定了周密的制度，並命各路宣撫司限期將所管地方“鈔法有無阻滯，及物價低昂，與鈔相礙，于民有損者”，及時采取措施加以解決。因此中統鈔法初行時信用很高，流通甚暢，既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又方便了民間貿易。①文統當政的兩年間，主要精力放在理財方面。忽必烈即位伊始，就爆發了與阿里不哥的爭位戰爭，軍馬調發頻繁，軍需糧餉供給浩大，加以諸王朝會賞賜、設立新的軍政機構、營造宮室都城等，都需要大筆經費，而當時庫藏幾無積儲，因此，保證足夠的財政收入是忽必烈新政權面臨的緊迫大事。忽必烈將“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鐵等事，一委文統等裁處”，授以管理財政的全權。文統的理財方針是“欲差發辦而民不擾”。當時主要的弊病是財賦制度混亂，地方各自為政，諸侯、投下征斂無度，官吏貪贓作弊，差發不均，多征少納，以致百姓逃亡者多，國賦嚴重虧損。針對這些弊病，中書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過立十路宣撫司、改革投下五戶絲制和實行統一鈔法，將財權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核實戶口，從實勘定各路差發總額，府、州、縣、村逐級驗戶數物力科征，張榜曉示差發數目，縣榜需開具各村人戶花名及其合納差發，使負擔合理均平，不致隱漏或偏重；對各級官吏加強督責檢查，以戶口增、田疇辟、賦役均、差發辦作為考核標准，不稱職或貪贓欺弊、侵損國賦者予以罷黜或治罪；定鹽酒等稅法，申嚴私鹽酒之禁，並置互市于颍州、漣水、光化等處與宋人貿易，禁軍民越境私商，使課稅不致流失。文統的理財政策獲得了顯著成效。中統二年，忽必烈召文統等行省官至開平集議政務並檢查財賦情況，命文統與前燕京行尚書省臣辯論中統元年民賦虛實、比上年（憲宗九年，1259）多寡之數，繼而諸大臣會集中書省檢查前省民賦，“以上年比中元數多而所入者鮮，以中元比上年戶同而所入者廣，論辯者久之，前省官屈服”，前後政績優劣遂較然分明①。就是說，中統元年不但沒有比上年增加賦額，且有所減少。據記載，行省本欲按丁巳（憲宗七年，1257）戶籍征賦，李昶進言，由于逃戶很多，這樣做勢必迫使現存人戶替逃戶補納，加重負擔，文統接受他的意見，蠲免了逃戶之賦②；中書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撫使張文謙也向王文統提出，百姓疲弊已久，又遇歲旱，應該量免稅賦，終于說服文統，“竟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③。按中統元年宣撫司條款規定：“被災去處，以十分為率，最重者，雖多量減不過四分；其余被災去處，依度驗視，從實遞減三分二分等，科降差發，視此為差。不被災去處，① 王惲：《中堂事記》。
① 王惲：《中堂事記》。
② 《尚書李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③ 李謙：《張文謙神道碑》，《元文類》卷五八。
斟酌民戶難易，委實偏重去處，雖多不過裁減一分。”④。盡管減免幅度較大，但由于措置有法，中統元年國家財政收入反而超過了上年。燕京帑藏起運到開平後，忽必烈檢視內藏，喜甚，曰：“祖宗以來，未有如是之多也。”⑤可以說做到了前代政治家提出的理財目標：“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任相兩年中，文統殫精竭慮為朝廷效力，充分發揮了他的政治才干，忽必烈問以錢谷大計，他“敷對明敏，慮無遺策”，這是因為他“凡軍國大事，皆有成算，然後撮其要領，使例相比，..雖縱橫論難，不出所預”。他兢兢業業，勤于政務。主持行省工作，與同僚“未明已即事，過晡始散是早”；行鈔法如履薄冰，日與僚屬講究利病，惟恐有失；下至薄書，錢物細務，也親為規畫，指授掾屬，如諸路所造狐貉衣裘，報上數目，他教省掾用“棋方抹子”方法（類似古史臣編制年表之法）通類比附，即可見估值高下，孰省孰費。他決定和處理政務，頗能傾聽不同意見，兼采眾長，並不剛愎專斷，如上述采納李昶、張文謙意見量減民賦，采納劉肅之策許各路行用鈔如數兌換中統鈔，即是顯例。中統二年四月，中書省諸宰執集議中央和地方政事（選官、戶口、賦稅及鈔法等），意見頗紛歧，文統曰：“何傷，取其長便者用焉。”經反複集議，始以所定軍國大政上奏，皆獲允准。
治國方針的分歧與派系斗爭忽必烈對文統的見識、才能和政績極為贊賞，至有相見恨晚之歎，屢屢召見，多所顧問。中統二年五月，新擬中書省宰執人選，忽必烈有意擢文統為丞相，召宋子貞、張德輝、楊果等征詢意見，楊果等奏：“王文統材略規模，朝士罕見其比，然驟加登庸，物論不無新舊之間。如史天澤，累朝舊臣，勳碩昭著，若使宅百揆，大厭人望，令文統輩經畫其間，則省事成矣。”就是說，文統才干超群是無可否認的，但因他是新進之人，若擢為首相，會引起舊臣不滿，不如用史天澤可以服眾，而讓文統等實際籌畫政務。于是以史天澤為右丞相，文統遂仍為平章政事，忽必烈特慰之曰：“卿春秋高，恐勞于奏請，今後可運籌省幄，若有大議須面陳者，及朕有所咨訪，入見，小事令人奏來，不必煩卿也。”可見其對文統的敬重和信任。隨後決定史天澤等一部分省官留在開平中省，一部分省官以文統為首行中書省事于燕京，詔“管民官、管軍官、鷹房、打捕、諸色造作，一切大小公事，並聽行省從宜處置”。文統向皇後、太子辭行，“太子慰獎甚厚，有元老克壯謀猷之諭”；劉秉忠在南屏山迎送，“待遇甚恭”①。
對任用文統當政，竇默、姚樞等一幫儒學派謀臣自始就不以為然。忽必烈即位之初，召竇默問有無如唐魏徵之人才，默即推薦以深契程朱理學聞名的許衡，但忽必烈未予任用，卻將政務委付給以權謀智略著稱的王文統。文統受命于國用急迫之際，自以理財為頭等大事，力求速收實效，故頗主功利之說，這和竇、姚、許等人“以義為本”的主張正相對立。文統與忽必烈素無因緣而驟掌大政，許衡則完全被冷淡，有十多年顧問資格的竇默僅任翰林侍講學士清職，曾長期效力于藩邸、以治平自許的姚樞也只授東平路宣撫使，④ 《元典章》卷二五《被災去處量減科差》。
⑤ 王惲：《中堂事記》。
① 王惲：《中堂事記》。
為此姚樞竟不願入覲陛辭，詭稱：“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為奪其位。”②于是由政見不同開始演變為權位上的矛盾。據載，文統與中書左丞張文謙也有不和，“文統素忌克，謀謨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文謙）遂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③。文謙也是老資格的藩府侍臣，對位居文統之下未必服氣，加以意見不盡一致，難免發生爭執。但他也是實務派，又與支持文統的劉秉忠為同窗好友，而且文統也接受了他提出的量免災區稅賦的意見，從《中堂事記》的記載看來，他們合作還比較融洽，未見他有不利文統的言論。
中統二年四月諸臣集開平，文統以政績（尤其理財方面）顯著更受忽必烈器重，幾乎言無不從。五月，新擬中書省宰執人選，文統呼聲甚高，而姚、許等都沒有被提名。大約就在這時，竇默上書忽必烈，謂“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基本。為子孫久遠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望陛下察之”①。很明顯地對文統進行了不指名的猛烈抨擊。但忽必烈正倚重文統，仍任為平章政事，並特加慰勉，使行省事于燕京。文統于開平私第置宴與諸官話別，姚、竇、許皆應邀出席，然而此時雙方矛盾已十分尖銳。六月，竇默與王鶚、姚樞等入朝時，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文統，謂“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忽必烈問：“然則誰可相者？”竇對：“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忽必烈頗輕許衡，不悅而罷。姚樞、竇默都是忽必烈舊臣，許衡名聲頗大，文統擔心他們屢在帝前進言于己不利，因奏以姚為太子太師，竇為太子太傅，許為太子太保，“陽為尊用之，實不便數侍上也”。竇默屢攻文統不中，頗懼，欲依太子以避禍，與姚樞都接受了任命詔書，獨許衡以為不可：尚未正式立太子，豈能先有師保。于是三人同辭新命，退還詔書，遂改以姚為大司農，竇仍翰林侍講學士，許授國子祭酒。不久，竇默、許衡均辭職歸家②。文統贏得了這一回合權力斗爭的勝利。中統二年下半年的政事也多有可道者，如罷諸路所役民夫還之州縣，河南、懷孟等處軍馬牧地大部分聽民耕墾，核實新增戶口和措置諸路轉輸法，詔諸王、貴戚不得擅取官物和私自斷決民間詞訟，修築燕京舊城，免民間賦稅等等，其中應有不少出于文統之謀畫。
李璮之亂與文統之死中統三年二月三日，李璮發動叛亂，使文統陷入了殺身之禍。在此之前，濟南路萬戶兼總管（世侯）張宏曾秘密向忽必烈揭發李璮謀逆之跡十條，其中與文統有涉者為：詔命市馬諸路，無論軍民概屬括買，獨不及益都；中統鈔法諸路通行，唯璮用漣州會子，而以所發中統鈔到濟南買物；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應納三千五百錠，減為二千五百錠，中統元年本應恢複舊額② 姚燧：《姚樞神道碑》，《元文類》卷六○。
③ 李謙：《張文謙神道碑》，《元文類》卷五八。
① 《內翰竇文正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② 《元史》卷四《世祖紀》一；《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內翰竇文正公》、《左丞許文正公》；《元史》卷一五八《許衡傳》。
而未複，繼續侵用國家鹽課，又以取宋漣水請功邀賞，留用本境歲賦。張宏認為：“平章政事王文統，故璮參佐，倘中外連構，窺伺間隙，以逸待勞，此尤可慮。”並指出免益都市馬一條尤可見文統與李璮交結，因此建議“亟宜罷王文統”，並調李璮從征漠北而擇人代治益都。忽必烈以事屬機密，但令勿泄①。從張宏所揭諸條看來，文統在中央當政，確有偏袒李璮之處（如許用益都官銀賞其本部軍功，命自領益都鹽課等，皆見《元史·世祖紀》）。據《元史》本傳，李璮亂發後，許多人揭發“文統嘗遣子蕘與璮通音耗”，忽必烈召文統質問：“汝教璮為逆，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朕今問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對。”文統與李璮是翁婿關系，有音信往來是情理中事，說他“教璮為逆”則並無確鑿證據。文統寫成書面材料回答忽必烈的質問，具體內容不詳，只知其中有“螻蟻之命，苟能保全，保為陛下取江南”之語，看來並沒有承認上述指控。本傳接著記載：“會璮遣人持文統三書自洛水（當為漣水）至，以書示之，文統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對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發，臣欲告陛下縛璮久矣，第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子，猶可數年，臣為是言，姑遲其反期耳。’世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負而為此？’文統猶枝辭旁說，終不自言‘臣罪當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縛。”這段記載的頭一句頗費索解，柯紹忞僅于其下加“為邏者所獲”（《新元史·王文統傳》），仍未能解釋李璮何以將文統寫給他的三封信送還。信的內容未載，只舉出隱晦的“期甲子”（甲子為中統五年）一語。據文統自辯之言判斷，李璮很可能向他透露過反蒙的意圖，文統大概只是以隱約言辭含糊答之，既沒有明確反對（如果反對則可證明無罪），也沒有表示贊成（如果贊成則無辭以自解）。不管出于什麼動機，他事先知李璮有反心而沒有向忽必烈報告，就足以構成有罪。但似不至于死罪，故文統雖承服而不肯自言“當死”。忽必烈召竇默、姚樞、王鶚、劉秉忠及張柔等，示以上述三封書信，問“文統當得何罪？”諸文臣皆答：“人臣無將，將而必誅。”“無將”語出《春秋公羊傳》，意謂不得企圖叛逆（君親），可見作為主要罪證的三封書信，最多只能斷為“有反狀”（誅王文統詔書中語），找不出通謀造反的實證。只有張柔大聲說“宜剮”，忽必烈命諸臣“同辭言之”，于是都說“當死”。二月二十三日，遂以“同謀”罪誅文統及其子蕘。文統雖因受李璮叛亂牽連而被處死，但當時人多承認，“元之立國，規模制度，.出于文統之功為多焉”。
① 張起岩：《張宏行狀》，《元文類》卷五○。
第四節張文謙張文謙（1217—1283），字仲謙，邢州（今河北邢台）人，父英，曾任邢州軍資庫使。文謙自少年與劉秉忠同窗，意氣相投。年漸長，不願仰衣食于父母，欲習吏事，為其父阻止，乃專志于儒學。1238 年，參加蒙古國在中原舉行的儒士考試，中選，得免本戶徭役。
1247 年，因劉秉忠推薦，被忽必烈征召到漠北，“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箋奏”①，也就是擔任怯薛中辦理文書事務的必阇赤。1251 年，他與劉秉忠共同向忽必烈進言，建議選官治理邢州，使之成為中原各地取法的榜樣（參見本書《劉秉忠傳》）；又對當時中原政務應當急行改革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議。1252 年，從忽必烈征大理，與劉秉忠、姚樞同諫止屠城。1259年，從忽必烈攻宋，複以“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宜一視同仁，不可嗜殺”為諫。九月，大軍抵長江北岸，奉命備舟楫濟師渡江，遂進圍鄂州；閏十一月，忽必烈決定撤兵，命文謙傳諭諸將，並命他發降民二萬北歸。
1260 年三月忽必烈即位，立中書省，以文謙為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統共理政務。五月，建年號為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文謙以中書左丞兼大名、彰德等路宣撫使，詔授虎符。這時漢地各路都由世襲地方長官管領，各行其政，當年六月衛州儒士王惲就上書張文謙說：“而今河朔數路，懷、衛兩州，世官有晚唐擅據之強，風俗近天寶塗炭之苦，穢彰鄰邑，政出多門”，盼他能以承宣之權“擿伏破奸”①。可見派出十路宣撫使實是推行新政，整飭各路諸侯，加強皇權的重要措施。宣撫使權責甚重，故多以潛邸舊臣充任。《張文謙神道碑》說他出任宣撫使是因為在與王文統謀議之際，常提了不同意見，為文統所忌，乃求出；臨行，對文統說：“天下生民疲弊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為“世祖新即大位，國家經費為數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他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于是同意減免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碑作于王文統被誅之後，所載張、王二相間的矛盾未必是實錄。文謙在宣撫河北諸路時，辟儒生尚文為書記，胡祗遹為員外郎，杜瑛為提舉學校官。中統二年春入朝，還居中書省。四月，他與王文統、廉希憲、張易等宰執官在開平共議選官、差發、驛傳、鈔法等政務，取得一致意見，制定了各道宣撫司條畫，奏准施行；五月，完善中樞政府機構，設立左、右部分掌庶務，世祖任命了中書省右、左丞相、平章、右、左丞、參政以及尚書等官，並決定了諸宰臣留中（開平中省）和分省燕京人員，文謙仍任中書左丞，與右相史天澤等留中。三年，世祖以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管財賦，阿合馬提出有關事務由他直接奏聞，不必報告中書。詔命廷議，文謙指出：專人分管財用，前代是有的，但不報告中書卻沒有這個體例，如果中書省不能查問財賦事，難道要天子親自管嗎？世祖肯定了他的意見。皇子真金封燕王，守中書令，但未蒞省署事，文謙與劉秉忠等奏言：“燕王既署相銜，宜于省中別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于是真金入中書，加強了朝廷的權力①。至元元年（1264），詔命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于西夏中興（今甯夏銀川）。① 李謙：《張文謙神道碑》，《元文類》卷五八。以下引文未注出處者皆見碑。① 王惲：《秋澗集》卷六八。
① 《元史》卷五《世祖紀》二；卷一一五《裕宗傳》。
當地文化、民俗與中原不同，政務還沒有上軌道，文謙尋得被俘為奴的四川儒士五六人，釋為良民，教以案牘，使任吏胥，于是地方政府機構的事務漸有頭緒；又命隨他來的副河渠使郭守敬疏浚中興府境唐來、漢延二古渠，溉田九萬余頃②，使農業生產得到恢複和發展。三年，回朝廷，複入中書，仍任左丞。時有諸權勢之家告稱，有民戶數千應歸屬他們為私奴，朝廷議久不決，文謙說：“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為斷，若已籍為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余皆國家良民，必無為奴之理。”議遂定。四年，調整中書省宰執官，文謙降為參知政事。五年，高唐人吳乞兒、濟南道士胡王反，高唐令郭侃討平之，逮系百余人，奏聞，世祖命中書省議處置辦法，文謙認為：“愚民無知，為所誑誘，殺首惡三數人足矣。”得到丞相安童的贊同，派他和斷事官不花到濟南裁決，只誅為首三人，余皆釋放。六年，奉旨與劉秉忠、許衡同議定官制。
七年，詔立司農司，專掌功課農桑，以文謙為司農卿。遂擬定條畫，奏立四道巡行勸農司，其使、副定期分赴各路州縣督促、檢查農業生產及興辦水利等事；命地方長官皆兼勸農事，歲終由司農司考核，作為其治績優劣的依據之一。又令農司諸官搜閱古今農書，刪繁撮要，編纂成《農桑輯要》7卷，以指導農業生產。在他領導下，農司工作成效甚著，“民間墾辟種藝之業，增前數倍”①。又奏請立國子監，薦許衡為祭酒，選蒙古貴族、大臣子弟教之。時阿合馬當政，實行官鑄農器，高價配售于民；立行戶部于東平、大名、專司印鈔；立各路轉運司掌課稅，害民干政。文謙在世祖前極論其危害。十三年，改任禦史中丞。阿合馬忌監察機構礙事，其年十一月，趁省並衙門以汰冗官之機，奏准並罷諸道按察司，借此削弱禦史台。已下詔，文謙與禦史大夫玉昔帖木兒皆奏言不可罷，詔複立之②。文謙自知他在禦史台終為權臣所忌，乃求避位，十四年，改授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主管修曆。十九年十二月，授樞密副使，擬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兵士而優恤其家，皆未及實施，次年三月病卒。
文謙早年曾從劉秉忠學習術數，後來則尤善許衡，篤志于義理之學，在朝廷上始終支持許衡進其言、行其道。他與劉秉忠同為世祖潛邸親信侍臣，同以薦舉人才和從征大理、南宋時勸勿嗜殺為時人稱道。雖然智數不及秉忠，而在推行漢法，奠定世祖初年政局方面起了同樣重要的作用。碑稱他為人謙恭篤實，慈祥樂易，自奉若寒士，無他嗜好，唯聚書數萬卷而已。子二人，晏，官至禦史中丞；杲，武備寺丞。
② 此據齊履謙撰《郭守敬墓志銘》（《元文類》卷五○）。《張文謙神道碑》作“十萬余頃”，《元史》本傳又改作“十數萬頃”，皆不取。
① 王磐：《農桑輯要序》。
② 《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至元〕十三年，以省並衙門，罷按察司。十四年複置。”卷九《世祖紀》六載，至元十三年十一月癸丑“並省內外諸司”。李謙《王磐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引）載此事于至元十三年冬，謂因王磐奏諫，按察司得以不罷。《元史》卷一六八《姚天福傳》則謂玉昔帖本兒以天福之言入奏，世祖詔複立之，唯誤記為至元十二年事。
第五節郝經治學態度和政治思想郝經（1223—1275），字伯常，祖籍澤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生于許州臨穎城皋鎮（今河南許昌）。祖上八世均以習儒授課為業，金末大家元好問即出自郝經祖父郝天挺門下。
郝經幼年適逢蒙古兵鋒南下、中原殘破離亂之際，其父郝思溫攜家避居河南魯山一帶。在兵荒馬亂中，他家飽受戰亂之苦。郝經九歲那年，其母在一次逃難時藏身于地窖，因亂兵以煙火熏燎洞口而幾至喪生。郝經本人在顛沛流離中也幾度“瀕死”①。
1232 年，河南淪陷。郝經一家北渡黃河，“先居于保，後徙順天”。在保州滿城（今河北保定滿城）時，家境貧寒，賃屋而居。十一年間竟搬遷十次。為維持生計，其父原打算讓郝經專治家事，單供其弟讀書。但其母認為郝經志向遠大，才堪造就，力主其繼續學業、發揚家風，郝經才因此不致輟學。
是時，其父借鐵佛寺南堂招童子開館授業。郝經則承擔起“負薪汲水”、“舂粟治菽”之類繁重家務，同時在父親指授下發憤苦讀，“日誦二千言為課”，夜則衣不解帶，握管綴錄，如是者五年②。
初讀書時，郝經喜好詩文。1238 年，蒙古統治者在中原首次考試儒士。
郝經曾有心“決科文”應試。但父親教導他說，“汝學所以為道非為藝能也，為修身非為祿養也”。郝經于是轉而以“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經術之本”為其先務①。“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為其一生奠定了堅實的學識基礎，並樹立了“以複興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的遠大抱負。他曾自述其志說，“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為憂患穢，不為利益拘，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②。
成年後，郝經聲名日著，藩帥豪門交相征辟。1234 年，他二十一歲時應順天左副元帥賈輔之邀，到其府上的萬卷樓中和堂執教家館，數年後又受聘到順天軍民萬戶張柔家中課讀張氏子弟。賈、張二人均為當時較為注重文教的漢人世侯，征戰之余，搜集了不少圖籍秘錄，藏書不下數萬卷。郝經在兩府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恣意搜覽，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學識素養。
在這些年里，郝經還北入燕京，尋訪金故都遺跡；南下曲阜，朝拜儒學宗師故里。與流寓中原的一幫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唱和，最終形成了他對時務大政的基本看法。
像當時一般的漢族士人那樣，郝經從親身經曆中對戰亂帶來的巨大破壞極為痛心。在他看來，蒙古的征服使“金源以來紀綱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③。但他並不認為事已無可挽回，他相信“天之所以興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為之① 《郝經年譜》，《陵川集》卷首。
② 《北風亭記》，《陵川集》卷二六。
① 《鐵佛寺記》，《陵川集》卷二六。
② 《志箴》，《陵川集》卷二一。
③ 《思治論》，《陵川集》卷十八。
而已矣”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