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 13

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 15

第八卷－中古時代－元時期 14

壬辰，胡廷瑞克建甯，守將達里麻降。庚子，湯和破延平，執陳友定。先是友定大會諸將，殺明招降使者，置其血酒于壺中，慷慨飲之，誓眾死守。湯和師至延平，隔水而陣，廖永忠渡水攻西門，友定諸將請出戰，不許，諸將屢請不已，友定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貳心，殺蕭院判，劉守仁被迫降明，諸士卒亦多逾城夜遁。明將李文忠、胡廷瑞率部會師，攻城益急。友定見大勢已去，飲藥自盡，其將白哈麻、謝英輔自殺，賴正孫出降。明兵入城，友定氣未絕，值大雷雨複蘇，械系送京師。友定子宗海自將兵來援其父，亦被俘送至京師。朱元璋責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為。爾竊據偏隅，負固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為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何言！”父子均被誅殺。二月，明兵取興化、泉州、漳州、潮州諸路。友定余部金子隆、馮谷保等曾在將樂、清流、甯化等地據山寨反抗，至是年七月，均被平定。

陳友定出身貧寒，曾為富戶傭工。元末農民起義爆發，他因鎮壓福建當地起義群眾有功，從士兵升為軍官，從小軍官又升至行省參政、平章。他以結集義兵、鎮壓起義群眾起家，成為割據全閩的土皇帝，專權跋扈，作威作福，敵視農民起義、忠于元廷始終如一，直至兵敗被殺。

第十五章邱處機八思巴愛薛第一節邱處機金宋蒙三方爭取的全真道首領邱處機（1148—1227），字通密，道號長春子，世稱長春真人。山東登州棲霞縣人。幼年失母，父娶繼室撫育之。聰敏強記，能日誦千余言，久而不忘。金大定六年（1166），十九歲棄家遁居昆崳山石門峪學道。次年，聞重陽真人王喆在甯海州（今山東牟平）傳道，創全真庵，道行甚高，即前往拜謁，禮之為師，遂被留庵中掌文翰。其名、字及道號皆王喆所命。王喆本京兆咸陽儒生，兼精武藝，家產豐厚，但文武兩業均無成。正隆四年（1159），自稱遇異人面授口訣，不久棄家屏居終南劉蔣村修道。大定七年游山東，得到甯海州富者馬鈺的尊信，乃建庵授徒。其創立的道教新派，因主張三教合一，道、釋、儒兼修，倡言“屏去幻妄，獨全其真”，故名“全真”。大弟子有馬鈺（號丹陽子）、譚處端（號長真子）、劉處玄（號長生子）、邱處機（號長春子）、王處一（號玉陽子）、郝大通（號廣甯子）及馬鈺妻孫不二（號清靜散人）七人。後全真道門以祖師王喆（重陽）與馬、譚、劉、邱、王、郝並稱“七真”。

大定九年冬，馬、譚、劉、邱四子從師至汴。十年初，王喆死于寓舍，遺命馬鈺（丹陽）掌教，令邱處機師事之。四子遵師命同往王喆原修道處終南劉蔣村故庵（此處全真門人奉為“祖庭”）。十二年，赴汴奉靈柩歸葬劉蔣村，為之守墓。十四年，四子分處，丹陽仍守祖庭，長真、長生往游汴洛傳道，長春則西至磻溪（今寶雞東南），鑿洞以居，日丐一食，潛心修煉。二十年，移居隴州（今陝西千陽）龍門山婁景洞，率門徒數人繼續苦修，自謂至此道業始成。從居磻溪以來，長春道譽漸著，秦隴士人頗有與之結交者。二十二年，丹陽歸山東，以關中教門事付處機。二十六年，金陝西統軍使夾谷清臣差官召他主持終南祖庭。此時全真道在陝右、河南北、山東諸地已擁有很多信徒，聲名甚大。二十八年初，金世宗遣使者訪求重陽門人，長春應召至中都，主持萬春節醮事，敕建官庵居之。都下親王、公主及官民等多有來問道者，金世宗也兩次召見，問以養生之術及“天人精微之理”。八月，辭還，途中在河南北各地傳道數月，創立衛（今輝縣）、孟、洛陽等處道觀數所。次年春回到祖庭。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東還棲霞故里；門人先已于其祖宅建長春庵，後請于禮部，命名為太虛觀。

全真道提倡“除情去欲，忍恥含垢”，“以柔弱為本”，不抗爭，勤耕作，耐辛勞。這一套逆來順受的哲學，很有利于統治者，因而受到賞識。但其勢力發展很快，到處“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形成宗教社團，又引起統治者的疑忌。金章宗明昌初年，即以全真“惑眾亂民”下令禁罷。明昌六年，又“沙汰道流”，連終南祖庵也被沒官。到承安二年（1197），經長春傾資納粟，金廷才許登、萊、陝右重立道觀九所，並賜額。全真道經過這些年的挫折後，“稍微而更熾”，道門複興，長春起了很大作用。泰和三年（1203）劉處玄（長生子）死後，邱處機成為最有威望的掌教首領。他① 本傳主要依據《長春真人西游記》、尹志平《北游語錄》、史志經《玄風慶會圖說》卷一《龍門全真》等著作。

與金統治者結合起來，“達官貴人敬事者日益多”，定海軍（萊州）節度使劉師魯、鄒谷皆與為友。大安三年（1211），他再次奉召赴都，後因蒙古攻金而未成行。次年，山東紅襖軍起義，兩年中發展到數十萬人，奪取許多州縣。貞祐二年（1214），金宣宗向蒙古求和後，即派仆散安貞率軍鎮壓起義，時登州、甯海都在起義軍手里，仆散安貞請長春出面“撫諭”，長春果然用說教平息了起義，因而得到金朝的封號。

金宣宗遷都汴京後，先已遭受蒙古軍攻掠過的黃河以北地區，更陷入蒙、金及各地土豪武裝的爭奪攻戰之中，戰禍使人民處于極度困苦境地，希望從宗教得到庇護以免兵燹之苦。在這種背景下，全真道徒眾大為增加，成為北方最有社會影響力的宗教派別，金、南宋和蒙古三方也都想爭取它。貞祐四年，長春居登州長春觀，金宣宗命東平監軍王庭玉來請，公主亦差官來請，皆辭不赴。興定二年（1218），移居萊州昊天觀。這一年，山東紅襖軍首領李全、益都金元帥張林等歸附南宋。興定三年八月，南宋命彭義斌、李全邀請長春南行，眾人以為南方重道，他會接受邀請，卻也被推卻。他說：“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所謂“天”，其實就是時勢。此時金朝已衰弱不足依倚，南宋比金更弱，新興的蒙古則勢力強盛，非金、宋所能抗衡。待機選擇新的依托，是長春審時度勢、深思熟慮的結果。時機果然來到了。這年五月，成吉思汗西征途中，侍臣劉仲祿薦舉長春“有保養長生之術”，侍臣耶律楚材從三教“皆有益于世”、能幫助大汗“安天下”的角度也加以贊成。于是成吉思汗遣劉仲祿與蒙古20 人傳旨邀請長春面見。仲祿等經半年跋涉，先到濰州訪得其門人尹志平同行勸駕，十二月抵萊州。尹謂長春：“道其將行，開化度人，此其時矣。”此言正合其意，遂決意應召北行。時年已七十歲。

晉見成吉思汗1220 年正月，長春與選定同行的弟子十八人從山東出發，二月抵燕京。

聞成吉思汗尚在西域，懼年老不堪遠行，欲留在燕京等待班師後覲見。仲祿派使者去西域報告，長春亦上表請求。八月，應宣德路長官耶律禿花邀請至宣德（今河北宣化）。十月，使者阿里鮮、燕京宣撫使王檝分別傳達斡赤斤旨意，請他西行時先到其斡耳朵。去西域的使者帶來成吉思汗詔書，敦請西行，命仲祿善為護送。次年二月，離宣德，出野狐嶺，過撫州（今河北張北）向東北行；三月初一，至魚兒泊（今內蒙克什克騰旗達里諾爾）；四月初一，至斡赤斤斡耳朵（今內蒙新巴爾虎旗東輝河旁），停留十七日，轉西北行，過大海子（呼倫湖），沿陸局河（克魯倫河）南岸西行至其上游，又西進入多山地區（土拉河之南），經契丹故城（遼鎮州，喀魯哈河下游青托羅古城），度數河及山嶺（鄂爾渾河上游東西），六月底至皇後斡耳朵；七月，西南行過大山（杭愛山），西行至鎮海城（在今哈臘烏斯湖之南），金公主及被擄章宗妃等並眾多漢民工匠居此，有城郭、耕作。鎮海來見，長春表示想留在這里過冬以待成吉思汗回，鎮海稱奉有聖旨不許稽其行程，願親自隨從長春去西域，遂留弟子九人于此，選地建棲霞觀；八月八日在鎮海、仲祿護送下啟行，南越金山，過大沙陀（准噶爾盆地古爾班通古特沙漠），二十七日抵陰山（天山）北，西行過二小城，至憋思馬大城（別失八里，今新疆濟木薩爾）；九月二日，沿陰山北麓西行，經諸城，由大池（今賽里木湖）南越陰山，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十月二日過亦列河（伊犁河）西行，十六日至大石林牙（西遼故都虎思斡耳朵，今古爾吉斯斯坦托克瑪克東南），又十余日至賽蘭城（今哈薩克斯坦奇姆肯特），南渡霍闡河（錫爾河），十一月十八日至邪米思干（撒馬爾罕）。這時，成吉思汗正擊潰花剌子模王紮蘭丁，統兵溯印度河而上攻略諸地。又已屆嚴冬，長春獲准留在邪米思干等待明年春天朝見。1222 年三月，阿里鮮從成吉思汗行營來傳旨慰勞，並告已回師，命長春前往朝見。十五日啟程南行，二十九日渡阿姆河，四月五日至大雪山（興都庫什山）行營。成吉思汗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藥以資朕？”答曰：“有衛生之道，無長生之藥。”成吉思汗嘉其誠實，命以“神仙”稱之。因該地發生叛亂，准其回邪米思干。八月七日奉旨再赴行營朝見。二十七日隨成吉思汗回師北行，九月一日渡阿姆河。十五日開始論道，由耶律阿海（邪米思干長官）、阿里鮮、鎮海、仲祿陪同聽講。阿海充當翻譯，成吉思汗命記其所論（當用畏兀字蒙文），並“誌以漢字”。自此行途中多次講論，關于長生之術，以“減聲色，省貪欲”為言；關于治國之方，則勸以戒殺戮，敬天愛民，擇良吏治漢地等。月末至邪米思干。十月下旬扈從東還，十二月末過霍闡河，成吉思汗再次召見，並集太子、諸王、大臣，以長春先後奏對之語告之，並謂“漢人尊重神仙，猶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次年二月，一再請求先行東還；三月，獲准，命阿里鮮等護送，並賜旨許漢地神仙門人並道觀悉免差發。五月初，至鎮海城棲霞觀。取東南道南還，六月二十二日到豐州（今呼和浩特東白塔鎮），七月九日至云中（今山西大同），應阿里鮮請求，派弟子尹志平持其諭書隨之前往山東招諭未降人民。八月中，回到宣德。又次年二月，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劉敏等，遣使者迎請居燕京天長觀。

長春的應召西行，使成吉思汗十分滿意，盡管他並無長生之藥進奉，仍給予極高的禮遇。在東還後，還一再遣使傳旨問候。居宣德時，元帥賈昌來傳旨問其回途食宿行旅是否安好，“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常念神仙，神仙無忘朕”。及入居燕京，使者曷剌又來傳旨：“神仙至漢地，以清淨道化人，每日與朕誦經祝壽，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內愛住處住。”後又命宣差劄八（即都達魯花赤劄八兒）傳旨，表示思念之意，並許隨意居住，“門人恒為朕誦經祝壽即佳”。于是行省及劄八以北宮（即金宮城東北之瓊花島離宮）園池並其近地數十頃給之，遂立道院于此。又重修和擴建天長觀，1226 年完工。次年五月，成吉思汗從秦州（今甘肅天水）遣道人王志明來傳旨，改北宮仙島（即建道觀之瓊花島）為萬安宮，天長觀為長春宮，“詔天下出家之人皆隸焉，且賜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其所以如此優待，正如多次詔書所示，主要是因為長春在漢地民眾中有很大影響，可利用他“招諭在下人戶”，“以清淨道化人”，使漢地人民歸服和順從蒙古的統治。燕京等處官員秉承旨意，對長春備極尊禮；士人們也競相逢迎，拜謁、求名者不絕于門，處于逆境者希望得到他的庇護。長春與其眾弟子也利用蒙古大汗給予的特權大肆擴展全真道勢力，“教門四辟，百倍往昔”，甚至恃有聖旨、金牌，馳驛四出，宣稱可通管僧尼，或抑僧為道，改寺為觀，種下了僧道矛盾尖銳的禍根。不過，在當時蒙金戰爭正激烈進行的情況下，長春“大開玄門，遣人招求俘殺于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钜萬人”，對保全人民，減輕社會生產力受破壞的程度，不能不說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全真道勢力的擴展丁亥（1227）七月，長春病死于燕京，享年八十。遺命以門人宋道安提舉教門事，尹志平副之。金中葉時全真道初創，本主除情去欲，清靜無為，到長春時發生了重大變化。尹志平說：“丹陽師父以無為主教，長生真人無為、有為相半，至長春師父有為十之九，無為雖有其一，猶存而勿用焉。..嘗云：‘無為之道，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行之率不可至，..都不若積累功行最為有效。’”（尹志平：《北游語錄》）這一演變過程，與全真道越來越受到統治者的重視正相應。在蒙、金、宋三方紛爭中，長春成為各方爭相籠絡利用的對象，身價陡增。他選准了最強的蒙古一方為依托，完全摒棄師父、師兄的無為思想，提倡有為，廣招徒眾，擴大地盤和道觀財產，使全真道勢力臻于極盛。其詩文有《磻溪集》、《鳴道集》、《大丹直指》等；李志常《長春真人西游記》詳載其西行旅程以及自奉召啟程至去世期間的詩詞、講論；尹志平《北游語錄》記載了他的重要議論；《玄風慶會錄》①記載了他對成吉思汗“論道”的言論。

① 《金蓮正宗記》謂系耶律楚材所記。

第二節八思巴繼任薩斯迦法主八思巴（hPhags-pa，1235—1280），又譯發思八、拔思發、八合思巴。

烏思藏薩斯迦（今西藏自治區薩迦縣）人。家族為款氏（hKhon）。1235 年3月6 日生于後藏昂仁的魯孔地方。父索南監藏（bSod-nams-rgyal-mtshan），母覺臥公卻吉。1244 年鎮守涼州的蒙古王子闊端致函薩斯迦派首領薩斯迦班第達公哥監藏（Sa-skyapanditaKun-dgah rgyal-mtshan，1182—1251，簡稱薩班），邀其前來商談吐蕃歸附蒙古事宜。薩班從大局出發，接受邀請，八思巴遂與伯父薩班及其弟恰納朵兒只（Phyag—nardo-rje，1239—1267）啟行前往，1246 年抵達涼州。其時闊端正在和林參加推舉貴由為可汗的忽里台大會，次年返回涼州。雙方商訂歸附條款，由薩班通告烏思藏納里僧俗首領。吐蕃正式歸附大蒙古國。嗣後，薩班做了闊端的供應上師留居涼州，八思巴則隨伯父學法，恰納著蒙古服，學習蒙古語言並娶蒙古王公女為妻。

1251 年，薩班在涼州地方去世，八思巴繼任薩斯迦法主之位。次年，蒙哥下令在吐蕃括戶，八思巴受命派格西朵兒只不魯克（dge-bshesrDo-rjehbrug）與格西孫不（dge-bshesSum-bu）率人配合金牌使者行動。同時，蒙哥在吐蕃推行分封制，薩斯迦仍為闊端及其後裔封地。

封為國師，掌天下僧政1253 年，八思巴與受命經營漠南中原地區的忽必烈初次相會，忽必烈接受其密續灌頂。隨後，忽必烈南征大理，八思巴也在涼州主持薩班靈塔開光儀式之後回烏思藏，擬從伍由巴大師受比丘戒。行至朵甘思，從商客處得知伍由巴大師已去世，遂折回。次年，在闊端子蒙哥都王的陪同下，與從大理班師北上的忽必烈相會于六盤山。忽必烈喜出望外，“留下了薩斯迦人（即八思巴），〔為他〕 授了灌頂，結為施主與福田”（《紅史》）。忽必烈賜給八思巴一道詔書（hjah-sabod-yig-ma），宣布保護寺院不受侵害，號召僧人不可爭官位、依恃聖旨欺凌他人，應該“敬奉上天，為我祈禱”（阿旺·公哥索南《薩斯迦世系史》）。

1255 年五月，八思巴前往河州，從涅塘巴·紮巴生格、恰巴·卻吉生格及雅隆巴·喇嘛絳曲監藏等人受具足戒。然後，到內地從事宗教活動。1257年在佛教聖地五台山朝拜，寫下了《文殊菩薩名號贊》、《文殊菩薩堅固法輪贊》等詩及《聽法廣記》。

1258 年，佛道爭執加劇，忽必烈受蒙哥之命，在開平城主持大辯論，雙方圍繞《老子化胡經》真偽展開。八思巴參預其事，位次那摩大師而名列第二，以其雄辯之才為釋教一方獲勝立下功勞。會後道士樊志應等十七人被削發為僧，偽經被毀。八思巴聲名漸著。同年著《道果法明鑒》，闡述本派主張。

1260 年，忽必烈稱帝，建元中統，封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王磐：《八思巴行狀》），成為全國最高的佛教首領。1264 年，元世祖立總制院而領之于國師。“總制院者，掌浮圖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元史·桑哥傳》）同年，元世祖頒布詔書，說明自己從八思巴處接受灌頂，已封之為國師，令掌天下僧政，不可違背，以及優禮僧人，保證其寺院財產不受侵犯。

建立烏思藏行政體系，創制蒙古新字至元元年（1264）夏，八思巴與恰納離開大都前往吐蕃，受命建立烏思藏地方行政體系。至元二年（1265）元旦，八思巴至拉薩，在大昭寺向元世祖獻辭遙賀新年，春天抵薩斯迦。在薩斯迦修建了塔廟，並為七座紀念前輩教主的靈塔樹立傘蓋、金銅法輪及金頂，用金汁寫制顯密經典及般若等經二百余部，同時還向名師大德求學問法，增廣見聞。

至元四年，八思巴建立了“剌讓”（bla-brang），設置司禮官（gsoldpon）、掌內室與服飾之官（gzim-dpon）、司宗教儀式之官（mchod-dpon）、司禮賓官（mjal-dpon）、主文書官（yig-dpon）、司庫官（mdzod-dpon）、司廚官（thab-dpon）、司引見官（hdren－dpon）、司座位官（gdan-dpon）、掌運輸之官（skya-dpon）、掌馬官（rta-dpon）、掌犏牛官（mdzo-dpon）、掌犬官（khyi-dpon）等十三名，負責其起居與日常生活。

八思巴在吐蕃的幾年間，除了建立地方行政系統之外，很重要的一項成果是創制蒙古新字。六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及王公大臣的歡迎。八思巴向元世祖獻上了受命創制的蒙古新字。元世祖大悅，隨即頒行天下，詔令：“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元史·釋老傳》）次年，封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大元帝師，賜玉印。作為帝師，八思巴向皇帝、皇後及太子講經說法，祈求福壽，並廣做佛事，佑國久安。至元六年（1269）十二月，八思巴率領僧人在太廟作佛事七晝夜。次年，又在禦座上置白傘蓋，上書金字梵書，用以“鎮伏邪魔，護國安刹”（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集史》）。

薩斯迦派在烏思藏的影響至元八年，八思巴離大都至臨洮住夏，並在當地建寺傳法。十一年三月啟程前往拉薩，由真金太子率軍護送，帝師之職由其異母弟亦憐真（Rinchenrgyal-mtshan）代理。途中八思巴還多次寫信給元世祖問安，並祝賀元軍攻克南宋諸城，勸戒行善止殺。並向真金講解佛教教義，此即後來成書的《彰所知論》。十三年底抵薩斯迦，烏思藏地方掌管教法的格西與管理各地事務的首領，都前來相會。次年正月，在出密舉行了有七萬僧人參加的大法會，真金太子以元世祖的名義充當施主，擴大了薩斯迦派在烏思藏地方的影響。

八思巴在薩斯迦期間，對烏思藏地方的官員重新作了任命，免除了原來還是由他任命的公哥監卜（Kun-dgah-bzang-po）的本欽（dpon-chen）職務，以尚尊（ zhang-btsun） 代之。同時， 指定恰納的遺腹子答耳麻八剌（Dharmapala-rakshita，1268—1287）為薩斯迦款氏家族與教主的繼承人。這些措施在當時均引起一定的不滿情緒。真金護送軍返回後，矛盾尖銳。《漢藏史集》記“由于本欽公哥藏卜做了背信棄義之事，有人將此情奏報朝廷。皇帝顧念朝廷與薩斯迦派關系重大，遂決定予以護佑，派大臣桑哥（senggha）為首領，率蒙古大軍前往究查”。桑哥率蒙古軍七萬及朵甘思（mDo-khams）和朵思麻（mDO-smad）軍三萬人，共十萬人前往，迅速擊敗對抗者，處死公哥藏卜。嗣後，還拜見八思巴喇嘛。桑哥率軍返回後不久，1280 年11月22 日，八思巴在薩斯迦中的拉康喇讓中逝世，終年46 歲。“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元史·釋老傳》）為之建大宰堵波于京師。至治年間（1321—1323），元英宗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1324），又以繪像十一幅，令各行省為之塑像，備極尊崇之禮。

帝師制度的沿襲八思巴是元代傑出的宗教活動家和社會活動家。他的一生對鞏固元朝在吐蕃地方的統治，加強蒙、藏、畏兀兒、漢等民族的相互了解與團結，維護國家統一，保護佛教各派信仰自由，繁榮文化事業等方面，有過積極的貢獻。由元世祖所確立的帝師制度也為元朝諸帝所沿襲，直至元亡。這一制度規定：帝師由薩斯迦一派掌握；由皇帝任命，總天下釋教兼管吐蕃地方事務；薦舉宣政院及烏思藏地方行政官員；為皇帝、皇子、後妃講經說法，祈福禱壽，為護國安刹躬盡其力等。有元一代有帝師十四人，簡介如下：（1） 八思巴（hphags-pa），1260—1270 年任國師，1270—1274 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師。（2）亦憐真（rin-chenrgyal-mtshan，1238-1279 或1282），八思巴異母弟，薩斯迦款氏家族人。1274 年八思巴前往烏思藏，以其繼任帝師，直至去世。

（3）答耳麻八剌剌吉塔（Dharmapala-rakshita，1268—1287），薩斯迦款氏家族人，白蘭王恰納朵兒只的遺腹子。1282 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師至1286 年去職。1287 年卒于朵甘思。

（4）亦攝思連真（ye-shesrin-chen，1248—1294），八思巴弟子之東支，夏爾巴（Shar-pa）系統。1286 年繼答耳麻八剌剌吉塔為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師，至1291 年去職。

（5）乞剌斯八斡節兒（Grags-pahod-zer1246—1303），八思巴弟子的康賽（khan-gsar，薩斯迦新寺）傳承，西夏王室後裔。自1291 年起先後為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鐵穆耳的帝師，直到去世。

（6）輦真監藏（Rin-chenrgyal-mtshan，1258—1305），八思巴弟子的東支傳承。夏爾巴氏家族人，為第四任帝師亦攝思連真之弟。1304 年任元成宗鐵穆耳的帝師，次年卒。

（7）相家班（sangs-rgyasdpal， 1267—1314），薩斯迦康賽傳承，帝師乞剌斯八斡節兒侄，西夏王室後裔。從1305 年至1314 年先後任元成宗鐵穆耳、元武宗海山及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的帝師。

（ 8 ） 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 Kun-dgah blogrosrgyalmtshandpal-bzang-po，1299—1327），薩斯迦款氏家族人。自1315 年至1327年，先後任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元英宗碩德八剌及元泰定帝也孫鐵木兒的帝師。

（9）旺出兒監藏（dBang-phyugrgyal-mtshan，？—1325），家族出身不詳。自1323 年至1325 年先後任元英宗碩德八剌和泰定帝也孫鐵木兒的帝師。或云其為前任帝師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去薩斯迦期間代理帝師。（10）公哥列思八沖納思監藏班藏卜（ Kun-dgahlegs-pahihbyung-gnasrgyal-mtshandpal-bzang-po， 1308-1330），薩斯迦款氏家族人，自1327 年至1330 年先後任元泰定帝也孫鐵木兒、元幼主阿里吉八及元文宗圖帖睦爾的帝師。

（11）輦真吃剌失思（Rin-chengrags－shis），家族出身生卒年不詳。

《元史》卷三三文宗二及《元史》卷二○二均記其天曆二年（1329），任元文宗圖帖睦爾的帝師。

（12）公哥兒監藏班藏卜（Kun-dgah-rgyal-mtshandpal-bzang-po1310—1359），薩斯迦款氏家族人，帝師公哥列思八沖納思監藏班藏卜之弟。自1333 年至1359 年任元順帝妥歡帖睦爾帝師二十七年。

（13）唆南羅古羅思（bsod-namsblo-gros，1332—1362），薩斯迦款氏家族人，白蘭王公哥兒列思八監藏班藏卜之子。1361 年至1362 年任元順帝妥歡帖睦爾帝師。

（14）喃加巴藏卜（rnam-rgyaldpal-bzang-po？）據《明實錄》卷七七記，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1373 年1 月21 日，“烏思藏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等遣使來貢方物”，可知其曾任元順帝妥歡貼睦爾的帝師（又見《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

第三節愛薛代父應召愛薛（阿拉伯語名‘ ，即歐洲語之——耶穌的音譯， — Isa Jesus 1227 ~ 1308），也稱愛薛·迭屑·怯里馬赤，意為通事基督徒愛薛。①西域拂林（Porum，Rom 的突厥語讀法，指敘利亞地）人。出身于基督教聶思脫里派教徒世家。祖不阿里，父不魯麻失，均有名望。窩闊台汗時，有敘利亞聶思脫里派長老審溫—列邊阿答（SimeonRabban-ata， Simeon 為其名，Rabban-ata 系敘利亞—突厥語混合稱號，意為師父、長老）者，奉命從蒙古至西域傳詔，諭蒙古軍帥勿濫殺無辜，保護基督教徒。大約在貴由汗即位時（1246），列邊阿答回蒙古朝覲②，並推薦不魯麻失的才能。在汗廷極有權勢的拖雷妃唆魯禾帖尼崇信基督教聶思脫里派，又很注重收羅人才，遂奏請遣使征召。不魯麻失因年老“辭不能往”，以子愛薛能繼其家學，通曉西域諸國語言和星曆、醫藥之學，乃極力推薦于使者，讓他代父應召。愛薛到蒙古後，供奉于唆魯禾帖尼母子，甚受親信，得娶唆魯禾帖尼的同族侍女（克烈氏，亦信奉基督教）為妻，夫婦一同當過蒙哥汗之女的傅父、傅母，與拖雷家族的關系十分密切。“直言敢諫”，反對阿合馬愛薛“直言敢諫”，忽必烈即位前對他就很器重，後召侍左右，能時進善言。中統三年（1262）春，詔命燕京于二月八日（漢地佛教以此日為佛出家日）大做佛事，臨大街結五采流蘇樓觀，集教坊百伎，備法駕迎佛。愛薛諫曰：“方今高麗新附，李璮複叛，淮海之壖，刁斗達旦，天下疲弊，瘡痍未瘳，糜此無益之費，非所以為社稷計也。”二月十五日，元世祖游燕京道觀長春宮，欲留宿，愛薛又急入諫：“國家調度方急，兵因民罷（疲），陛下能安此乎？”其言都得到嘉許。他不僅是從基督教的立場反對崇奉佛、道，也是從國計民生利害的角度提出意見。如至元五年（1268）春，元世祖大獵于保定之新安縣（今安新）境多日，人民疲于供應。他有意在世祖面前問供給之民：“得無妨爾耕乎？”世祖悟，即日罷獵。自蒙古征西域以來，有不少擅長天文曆法和醫藥之學的西域人才被征召來華。中統年間，由愛薛建議設立了西域星曆、醫藥二司，即命他掌其事。他創立了京師醫藥院，至元十年改為廣惠司（正五品機構，後升正三品），仍由愛薛兼領。廣惠司掌管修制禦用回回藥物及和劑，為宿衛士及京城疲癃殘疾、窮而無告者療疾。至元十三年，伯顏滅南宋班師，阿合馬以伯顏所贈禮物太薄，誣告他私取宋玉桃盞，元世祖下令審查，愛薛叩頭力諫，事得解。時阿合馬任宰相（中書平章政事），恃寵擅權，專事聚斂，回回人（木速蠻）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勢力甚大，借機謀利，侵害國家財富和百姓。朝中許多官員對此極為不滿，愛薛也加入了反對阿合馬和回回勢力的行列。至元十六年，有回回商人從八里灰、火里（Barqu，Qori，部落名，今貝加爾湖附近）地區取海青鷹隼到大都貢納，所過之處，拒絕食用供應給他們的別人宰殺的羊，而索要活羊按伊斯蘭教規的斷喉法宰殺，因而搔擾沿途百姓。此事觸怒了元世祖，下令回回人必須食① 本傳資料主要依據程钜夫《拂林忠獻王神道碑》（《雪樓集》卷五）、《元史·愛薛傳》。② 有關列邊阿答及愛薛事跡的西文資料，參見伯希和《蒙古人與羅馬教廷》頁15—66。用任何人宰殺的羊肉，不許按伊斯蘭教規“抹殺羊”，違者處死，其奴仆首告者放出為良，並以其主人家口財物賞之。愛薛及其下屬基督教徒，正利用這道詔令壓制回回人，誘使他們的奴仆告密，奪取他們的財富，以致回回人一連四年不敢奉行其教法，其經商者紛紛離開漢地，不敢再來。後來回回人用重金賄賂丞相，以商稅減少、珠寶不至為由奏請解除了禁令①。

出使遠域愛薛因通曉西域諸國語言，曾數次被派遣出使遠域。至元二十年四月，又奉命副孛羅丞相出使伊利汗國，並充譯人（怯里馬赤， Kelemechi）。二十一年冬，孛羅、愛薛一行抵達伊利汗冬營地阿蘭草原（今阿塞拜疆共和國南境，阿拉斯河下游）之滿速里牙行宮，晉見阿魯渾汗。大汗派出以顯貴大臣為首的高級使團在伊利汗國受到高度重視，《史集》中作為大事予以記載；在梵蒂岡檔案中有1285 年阿魯渾汗致教皇信的拉丁文本，信中提到了大汗派來的使者Ise terchiman（波斯文tarjuman，“譯人”），即愛薛怯里馬赤。孛羅丞相被留在伊利汗國，享有極高的地位和禮遇；愛薛則帶著阿魯渾汗獻給大汗的禮物寶裝束帶等回朝。當時叛王海都、都哇正與元軍在西北境激戰（如至元二十二年進攻和州，二十三年戰于馬納思河，攻彰八里、哈密力等地），愛薛途遇戰亂，與其他使團成員失散，冒矢石，出險境，路上走了兩年才回到大都。他以阿魯渾所獻禮物進呈，報告了往返情形。元世祖對他的歸來大加贊譽，說：“孛羅生吾土、食吾祿而安于彼，愛薛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相去何遠耶！”即拜平章政事，固辭不受。二十四年六月，擢為秘書監（掌管皇家圖籍及陰陽禁書並領司天台的中央官署秘書監的長官，正三品）①。二十六年，置崇福司，“掌領馬兒·哈昔、列班·也里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以愛薛為崇福司使（從二品）。“馬兒·哈昔”是敘利亞語Mar-Hasia 的音譯、聶思脫里教派主教的稱號（義為聖者）；“列班”即長老；“也里可溫”系波斯人對聶思脫里教士的稱呼（erke-’un，似源于希臘文αρΧων），元代通指基督教教士和教徒；“十字寺”是元人對基督教堂的稱呼。崇福司是掌管全國一切基督教事務的中央機構，品級次于掌管佛教的宣政院（從一品），與掌道教的集賢院相同（從二品）。基督教在元朝境內傳播甚廣，自京城至諸路，也里可溫為數頗多，從此開始和佛、道一樣有專門官方機構管理有關他們的各類事情，這無疑是愛薛為基督教勢力爭取到的地位和權益。愛薛及其子相繼擔任這個機構的長官。元世祖對愛薛日益親信，時常召見，他也能提出許多利國利民的建議，如諫止遷移原燕京南城居民以實大都新城，請賜宿衛士廬舍，下令禁止獵殺懷胎鹿及幼鹿，設立廣惠司，給在京貧窮殘疾者賑濟、治病等。

秦國公之封至元三十一年，元成宗即位，加授愛薛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榮銜，優遇益隆。因其年老，特賜腰輿乘以出入宮廷。大德元年（1297），遙授平①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回回抹殺羊做速納》；《史集》第2 卷，漢譯本頁346—347。① 據《秘書監志》卷九職官題名（作海薛）。

章政事。大德七年以後，元成宗久病，國事多取決于皇後卜魯罕，愛薛常數月不得一入見。這幾年屢有災異，皇後以愛薛知天象，有時召見詢問。他乘機進言，力陳弭變之道，辭語激切，不被采納。十一年，元成宗死，皇後謀立安西王阿難答，遣內官到秘書監迫取僅供禦覽的秘文，愛薛厲色拒絕，表明了他在這場皇位繼承斗爭中的態度。元仁宗母子誅滅卜魯罕和阿難答一黨，迎海山即帝位，為元武宗。以愛薛為忠，封秦國公。至大元年（1308）六月，愛薛病死于上都家中。

據程钜夫撰的愛薛神道碑，有子六人：也里牙，襲職為崇福使、領司天台事；皇慶元年封秦國公，為權臣鐵木迭兒之婿，後以貪贓罷。天曆元年（1328），命為太醫院使。至順元年（1330），複加秦國公，同年，以詛咒皇帝罪被誅。腆哈，翰林學士承旨。黑厮，光祿卿。闊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魯哈，提舉廣惠司事。咬難，為宿衛。另據姚燧《牧庵集》所載，愛薛尚有一子名阿實克岱（原文應為阿速台），先于也里牙任崇福使；其子蒙克特穆爾（原文忙哥鐵木兒），為元武宗侍臣，至大二年任尚書省左丞，愛薛遂以孫貴追封秦國公。元仁宗即位後，罷尚書省，以“變亂舊章、流毒百姓”罪名懲治尚書諸臣，忙哥鐵木兒被杖流海南①。

① 參見韓儒林《愛薛之再探討》，《穹廬集》頁93—108。

第十六章劄馬魯丁郭守敬第一節劄馬魯丁關于劄馬魯丁的史料劄馬魯丁是十三世紀來華的元代回回天文學家。他把阿拉伯的天文曆法知識介紹到中國，並發起編纂了《大元大一統志》，為我國科學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劄馬魯丁是漢文音譯。在元、明、清代的文獻中就有不同譯法。《元秘書監志》譯作劄馬剌丁或紮馬剌丁。《元史·天文志》作劄馬魯丁。清代修《四庫全書》時，曾對漢文文獻中一些民族的人名譯法作了大規模的修改。劄馬魯丁于此時被改作劄瑪魯鼎。今取《元史·天文志》的譯法，統作劄馬魯丁。

關于劄馬魯丁的生年、祖籍或出生地以及其早年的活動史，迄今未清楚。國外的研究者一般認為他來自波斯大不里士附近的馬拉加城（今屬伊朗）。當時統治波斯等地的蒙古伊利汗旭烈兀曾接受波斯天文學家納速剌丁·圖西的請求，從1259 年起聚集了一批天文學家，在馬拉蓋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天文台。英國學者李約瑟等就認為，劄馬魯丁是在這座天文台工作的一位學者。後來他由旭烈兀或其後裔的派遣，來到中國①。

對這一傳統的說法，日本學者山田慶兒提出過不同意見，認為上述說法與中國的文獻不合。他提出，劄馬魯丁可能是中亞細亞的布哈拉城（今屬烏茲別克共和國）人②。

根據中國現存的史料，劄馬魯丁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60）以前到中國的。《元史·百官志六》有記載：世祖在潛邸時，有旨征回回為星學者。劄馬剌丁等以其藝進，未有官署。忽必烈于1258 年底起兵攻宋，此後他一直處于繁忙的軍政事務中。《元史·百官志》所記的情況不大可能發生在1258 至1260 年之間。即使劄馬魯丁是在這期間來華的，那麼他也不大可能是馬拉加天文台的人。因為這座天文台當時還正在醞釀、籌組和開始建造。因此，山田慶兒對傳統說法的否定是有道理的。至于是否確實是布哈拉城人，則由于中亞等方面的史料不足，有待新的材料發現時再斷定。又，《元史·世祖本紀》中提到：歲甲辰，帝在潛邸，思大有為于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這里的“歲甲辰”是指1244 年。當時忽必烈正是三十歲。所謂文學之士，乃是泛指學者。這段記載表明，忽必烈招請四方學者的起始年份是相當早的。因此，推測劄馬魯丁來華時間的上限可以早到十三世紀四十年代。下限則為忽必烈即位的前一年，即1259 年。較可能的是十三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或稍後。

據前引《元史·百官志》表明，劄馬魯丁來華後最初並沒有正式的官職，做了些什麼工作也不清楚。不過，忽必烈是不會讓一位有才能的回回學者長期無所事事的。查《元史·食貨志》有段記載：① J.Needham，Scienceand CivilisationinChina，Vol.III，pp.372—373。② 山田慶兒：《授時曆の道》，株式會社みすず書房，1980 年版第48—53 頁。世祖中統二年（1261）..是年三月，又命劄馬剌丁糴糧，仍敕軍、民官毋沮。這位為元朝籌辦軍糧的劄馬魯丁，很可能就是那位《元史·百官志》中提到的“回回為星學者”。事實上，以天文學家著名的劄馬魯丁確實從事過與天文曆法全然無關的工作。看來，劄馬魯丁是一位具有多種才干的人物。在蒙古汗國和元皇朝統治時期，包括回回在年的色目人，具有僅次于蒙古本族人的民族地位，得到蒙古族統治者較大的信任和重用。因此，委派這位回回星學者劄馬魯丁擔任極重要的籌糧工作，是非常可能的，也不足為怪。

劄馬魯丁的天文工作，最早的史籍記載是在至元四年（1267）。計有二條。一是《元史·天文志》，稱他在這一年造了西域儀象七件。另一是在《元史·曆志》，說他這一年撰進《萬年曆》，得到元世祖的批准頒行。這兩件工作無論哪一件都不是短時期內能完成的。由此可以肯定，紮馬魯丁在1267年以前若干年就從事這兩項重大的天文工作了。

此後，史籍中對劄馬魯丁的活動屢有記載。

至元八年（1271），元皇朝在上都（今內蒙正藍旗境內）建立回回司天台，劄馬魯丁被任命為“提點”（即台長）。

至元十年（1273），劄馬魯丁以回回司天台提點的身分被元世祖任命兼職為新設立的秘書監兩長官之一。另一長官是漢人，原任戶部尚書的焦友直。秘書監的主要職責是掌管皇家收藏的曆代圖籍和陰陽禁書，從事皇帝特命的撰述任務等。而元代的司天台則因當時認為其工作關涉皇家機密，故也被劃為秘書監管轄。元代回回司天台和秘書監的主管人往往是兼任的，劄馬魯丁就是這一慣例的開始者。擔任秘書監職務的人，都是皇帝較信任之人。據《元秘書監志》記述，劄馬魯丁曾被引到萬壽山（今北京頤和園中的萬壽山）下的浴室里向忽必烈奏事。如果不是忽必烈十分信任他，那是不可能這麼做的。在他領導下的秘書監，引進了許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天文學、數學、星占學等方面的圖書、器物，其中著名的有歐幾里得《幾何原本》、托勒密《天文學大成》等著作，還有大量阿拉伯的地圖等。元代的秘書監是當時中國與阿拉伯科學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中心。

與此同時，劄馬魯丁官階日升。他在任司天台提點時才是從五品官，任職秘書監就一下子升到從三品。幾年之後他又被宣授嘉議大夫職銜，那是正三品的官位。至元二十四年（1287）他升任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行秘書監事，就成了從二品的大員。集賢大學士主管的集賢院，職掌“提調學校，征求隱賢，召集賢良。凡國子監、玄門道教、陰陽、祭祀、占卜、祭遁之事”（《元史·百官志三》）都歸集賢院管理。作為一個回回人，劄馬魯丁被任命為管理中國傳統文化事務最高機構的主管領導，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

在這段時間里，劄馬魯丁除了從事日常的天文工作和秘書監、集賢院的領導工作外，還做了許多培養和提拔後進的工作。

劄馬魯丁在後期還做了兩項特別重要的工作。

其中一項工作完全與天文學無關。據《元史·百官志》記載，至元二十四年（1287），“劄馬剌丁率人匠成造撒答剌欺，與絲綢同局造作”。撒答剌欺是一種波斯或中亞地區的紡織品。此種織物的原料、結構及品質特點，迄今我國學術界均未弄清楚。但它是一種美麗又高貴的織物，則無疑義。《元史·百官志》記載稱元廷因劄馬魯丁的成功而“改練人匠提舉司為撒答剌欺提舉司”（《元史·百官志一》）。若非撒答剌欺有特殊的吸引力，元廷是不會這樣做的。《元史·百官志》並無明確記載劄馬魯丁是否當了撒答剌欺提舉司的提舉，事實上也不大可能當。因這提舉才正五品，而劄馬魯丁當時已是從二品了，官階相差太遠。無疑，這個紡織機構應該是由他領導的。據《元秘書監志》的記載，繼劄馬魯丁任秘書監的另一個回回天文學家可馬剌丁，兼任了撒答剌欺人匠提舉。按照封建皇朝任命官吏往往重視循例的習慣來看，劄馬魯丁在這個因他的努力才得以創立的機構的領導地位是無可懷疑的。無論如何，劄馬魯丁把一種新的紡織技術介紹到了中國，對中國紡織技術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另一項工作嚴格來說則應與天文學有一定的關系。那就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向忽必烈提出編纂全國地理圖志的建議。這項建議得到批准，其工作就在他的領導下開展。最後成果就是著名的《大元大一統志》。這部書不但在當時有重大的軍事和政治意義，而且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有關劄馬魯丁的活動，史書有記載的最後年頭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秘書監志》記載他在這一年的兩項活動。一條有關薦舉人才，一條則為編地理圖志的人請支報酬及請求給他們提職。此後，在元人的史料中再未發現他的活動。清人錢大昕卻提到，《大元大一統志》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後由劄馬魯丁及其助手秘書少監虞應龍兩人一起進呈朝廷①。現尚不清楚錢大昕此說有什麼根據。但據《元秘書監志》記載，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秘書監名義上奏的已不是劄馬魯丁而是可馬剌丁。由此看來，劄馬魯丁很有可能在此以前已去世了。至于錢大昕之所以還把他列為進呈《大元大一統志》的第一責任者，當是因為劄馬魯丁一直是編撰這書的主要負責人。

當然，人們也可推測，至元二十七年並非是劄馬魯丁的卒年，而只是他離開秘書監之年而已。這樣，他還是有可能與虞應龍一起于至元二十八年進呈《大元大一統志》。一般來說，似乎沒有什麼理由要讓劄馬魯丁離開秘書監，至少，史書中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因此，可能性較大的是，劄馬魯丁于1290 年故世。

天文儀器的創制劄馬魯丁一生中有三項業績值得詳細研究：造七件西域儀象、編制《萬年曆》、編修《大元大一統志》。

造七件儀象在《元史·天文志》有具體的介紹。此事曾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興趣。今據迄今所見有關研究新成果敘述如下②：一、咱禿哈剌吉《元史》漢譯為混天儀。根據有關描述知道，這架儀器有一個地平環，一個垂直于地平環的子午雙環，雙環的中線即相當于觀測地的子午線。這兩組環互相固結不動。在子午雙環之內還有一對較小的雙環，它們的中線則相當于天球上的赤經圈，可以繞著天球的南北極作東西方向的轉動。這些環圈① 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史部地理類》，見《二十五史補編》第六冊，中華書局1991 年版，第8410頁。

② W. Hartner，The AstronomicalInstrumentsofCha-Ma-Lu-Ting，their Identification，andRelationtotheInstramentsoftheObservatory ofMaragha，Isis，1950，Vol.41，p184。J.Nedham。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 China，Vol.III，CambidgeUniversityPress，1959， pp.373—374。薄樹人：《回族先民劄馬魯丁的科學貢獻》，載《科學》雜志，1986 年第4 期。

與我國傳統的天文儀器渾儀的結構一致。但是，在這套結構之內還有兩個中國傳統渾儀中所沒有的環。《元史·天文志》對此是這樣描寫的：內第三、第四環皆結于第二環（即上述可轉動的雙環），又去南北極二十四度，亦可以運轉。凡可運之環，各對綴銅方釘，皆有竅，以代衡簫之仰窺焉。

所謂有竅的銅方釘，是指一塊直立在各環面上的小方銅片。銅片上開了縫，從縫中可以觀測天體。由銅片所在位置可以在各環面刻度上讀出天體的相應坐標讀數。這種銅方釘實際上是一種觀測用照准器，其功用和古代渾儀中用來瞄向天體的那根細長管子——窺管相同，只是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不相同而已。既然咱禿哈剌吉的第三、第四環上裝了照准器，則它們應是能提供經度或緯度讀數的環圈。從上引《元史·天文志》的描述來看，它們應是黃道環和黃經環。黃經環的中央有一條極軸，軸的兩頭套連在可轉動的赤經雙環上離南、北極各二十四度的地方。這兩個套連結處的中心就是南、北黃極。黃經環可以繞著南、北黃極軸旋轉。只要轉動赤經雙環，使儀器上的南、北黃極擺到與天球上的南、北黃極相應的位置；再轉動黃經環，使天體處在黃經環面上；然後把黃經環上的銅方釘對向那個天體，這時就可從黃經環刻度上讀出銅方釘所在的位置讀數，這個讀數就是天體的黃緯。至于黃道環，則當是垂直地固結在赤經雙環上，且與黃經環的黃極軸也相垂直。這時，黃道環與赤經雙環相結而有兩組結點，這兩組結點的兩個中心點就分別是儀器上的冬至點和夏至點。它們分別離赤經雙環中腰（即儀器上的赤道圈）的南和北各二十四度。轉動赤經雙環，把黃道環擺到和天球上的黃道相一致的位置上，移動黃道環上的銅方釘，就可測讀出天體的黃經。在現今的北京古觀象台上還存有一件清康熙十二年（1673）制造的黃道經緯儀。除了這件儀器的可轉動的赤經環只是單環而不是雙環這一點外，其他的結構大體與《元史》所描述的咱禿哈剌吉相一致。

咱禿哈剌吉是一種源自古希臘的托勒密式黃道渾天儀，它與我國傳統的赤道式渾天儀相比較，在外形上大體相似，都是在一個球面空間內由多層環圈所構成；但是兩者的具體構成和功用則不相同。因此，《元史》中把咱禿哈剌吉譯成“混天儀”，混字與渾字音近而字不同，翻譯者是頗為有心的。二、咱禿朔八台《元史》釋為“測驗周天星曜之器也”。從《元史》所作的具體描述來看，這是件古希臘天文學家托勒密發明的天文儀器。西方學者稱之為托勒密長尺。

咱禿朔八台有一根垂直立于地面的銅表，高七尺五寸。表頂設有機軸。

軸上懸掛二根五尺五寸長的銅尺。外面的那根尺上附有同樣長的窺管一根，用來瞄准天體。兩根銅尺的底端又都連在一根橫尺上。整個儀器可以繞銅表轉動，而窺管則可以高低轉動。這種儀器可用來測定任意方向上的天體的天頂距。窺管、始終置于鉛直位置上的里面的那根銅尺及底下的橫尺，三者構成了一個等腰三角形，其頂角即天體的天頂距。它可以由窺管所指示的橫尺上的讀數，用三角學方法計算出來；也可以直接在橫尺上刻出相應的頂角度數。托勒密在其名著《天文學大成》第五卷第十二章中介紹過這種儀器，不過，托勒密的銅表是三角形的，而咱禿朔八台的銅表則可以是方柱形或圓柱形的，更可能是圓柱形的。

三、魯哈麻亦渺凹只《元史》漢譯為春秋分晷影堂。據有關描述，這台儀器是置于一座基本密閉的屋子里的，只在順東西方向的屋脊上開了一道縫，讓日光從縫中射入屋內。屋中有一座台，台面南高北低，與天赤道面平行。貼著台面放置一條銅的半圓環，半圓的半徑長達六尺。另有一根六尺長的銅條，一頭固定在半圓環的圓心上，一頭可貼在環面移動。當春秋分時，太陽正處在赤道面上，太陽光就正好照射到環面上，觀測此時的太陽位置，便可求得准確的春、秋分時刻。與春秋分晷影堂相類似的儀器，現在在印度的德里、齋浦爾等地還可以見到，不過它們都是露天的。這些印度儀器是十八世紀初的印度天文學家摩訶羅阇·賈伊·辛格所造。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這種儀器的照片，稱之為二分日晷（equinoctialsundial）。但這是定節氣的儀器，稱之為定時刻的日晷，是不妥當的。

四、魯哈麻亦木思塔余《元史》漢譯為“冬夏至晷影堂也”。據有關描述，這件儀器也是安置在房子里的。房子有五開間大。屋脊順南北方向，且上開一道縫。縫的正下方立一道牆。牆上掛一條長一丈零六寸的銅尺。又以掛尺之點為中心，以尺長為半徑，在牆上畫一仰天的半圓規環。環上標有刻度。牆底下還挖有一定深度的坑，以便人可以站在銅尺的一端進行觀測。每當太陽到達子午線時，日光從屋縫中直射下來。轉動銅尺，對准太陽，從半圓規環上可以讀出太陽的地平高度或赤緯。因為冬、夏二至是太陽赤緯最小和最大的時刻，所以使用冬夏至晷影堂即可測定冬、夏至的准確時刻。

這件儀器實際上就是後來在歐洲廣泛使用的牆儀。《元史》雖然稱之為用來測太陽定節氣的，但用該儀器測量任何其他天體的赤緯，也是同樣有效的。

五、苦來亦撒麻《元史》漢譯為“渾天圖”。從具體描述來看，當是一種天球儀。它與中國傳統的渾象無大差別，只是其上所繪的當是阿拉伯天文學中的星座。六、苦來亦阿兒子《元史》漢譯為“地理志”。曆來的研究家一致認為，這是地球儀。從《元史》的描述中可知，這個木制圓球上畫著白色的陸地和綠色的江、河、湖、海。陸地和海洋的比例為3∶7，與現今的結論很接近。球上畫有許多小方格，用于計算道里的遠近。但當然，這些小方格並不是真正的方格，而是經緯線所形成的網格。

早在劄馬魯丁之前五百多年，唐代的僧一行已提出了地球的緯度里差數據；之前四十多年，蒙古汗國的耶律楚材也提出了在尋斯干（今烏茲別克共和國撒馬爾罕）的緯度上的東西里差問題。但是，統一的、比較科學的經緯度概念和明確的地球概念，是在劄馬魯丁的地球儀上第一次被介紹到中國的。可惜的是，這些概念並未在元代的科學史上產生顯著的影響。究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這是置于回回司天台上的儀器，其他學者能見到的極少。其二，與這些新天文概念相聯系的數學知識和計算方法沒有翻譯介紹過來，即使別人見過這架地球儀，也無法理解和運用這些全新的概念。

七、兀速都兒剌不《元史》原文作“兀速都兒剌不定，漢言晝夜時刻之器也”。但據德國學者哈特納的研究，當時阿拉伯世界有一種天文儀器，名叫al- Usturlab，即後來在歐洲也風行過很長時間的星盤。此儀器名的詞尾音應該是“不”，拉丁文等歐洲文字也都如此。從《元史》有關具體描述來看，這確是一件星盤。因此，上述《元史》有關這件儀器的名稱及說明是有訛誤的。應當改正為：“兀速都兒剌不，漢言定晝夜時刻之器也。”

根據《元史》的描述，劄馬魯丁星盤上的觀測照准器是一條銅條，中間釘在星盤中心，可以繞中心旋轉。銅條二端各屈起一小塊，垂直星盤盤面。這二小塊銅片上各有一個孔，二孔的聯線正好經過盤面的中心軸線。通過這二個孔，就可觀測太陽或恒星，以確定時刻。這是又一種與中國的窺管形制不同而功用相同的觀測照准器。

以上這七件西域儀象，與中國傳統的天文儀器相比，除了少數相似之點外，無論從結構、形制和具體功能來說，都大有不同。而這些特色鮮明的儀器卻對以後中國傳統天文儀器的發展沒有重大的影響。其中的原因，英國李約瑟認為“由于它們不適合中國天文學特有的體系——有天極，並使用赤道坐標”（《中國科學技術史》）。例如，托勒密式的黃道渾儀或長尺，就很難使不采用黃道坐標系和天頂距的天文學家感興趣。

李約瑟的分析確實有道理。不過，還有一個至少是同樣重要的理由，那就是，與這些儀器的運用極為相關的數學知識和計算方法的缺乏，如，歐幾里得幾何學、平面三角學、球面三角學等等，都沒有在當時被譯成漢文。因此，除了回回司天台上的工作人員外，傳統的中國天文學家就很難了解和使用這些儀器。關于這一點，對比一下明末清初的情況就可明白。以星盤為例。它在明朝末年由歐洲耶穌會士再次傳入中國。由于他們在中國學者的幫助下陸續把《幾何原本》等數學著作譯成了漢文，又在介紹星盤的同時也介紹了一些相關的數學知識，因此，星盤就很快被中國學者接受了。當時還有一位中國學者李之藻專門為之寫了一部說明書，名為《渾蓋通憲圖說》。

雖然對中國的傳統天文儀器發展沒有重大影響，但是卻也不是沒有任何影響。既然這七件儀器已在中國的司天台上安裝，那麼，不但在這個台上工作的中國天文學家會使用它們從事觀測，而且對這個台之外的天文學家也可能產生某種啟發和影響。例如，當時的天文學家郭守敬在發展傳統的天文儀器時，有兩點當是從紮馬魯丁的儀器上借鑒來的。

其一是郭守敬在他的簡儀、立運儀等儀器中廢止了中國傳統的觀測照准裝置——窺管，而改成象紮馬魯丁星盤中一模一樣的窺衡，即一根貼著儀器刻度環面旋轉的銅條，兩端立有兩塊帶觀測孔的小銅片（郭守敬稱此銅片為立耳）。

其二是郭守敬在他的簡儀的時刻盤上采用了傳統的整個圓周分成100 刻的制度（這是中國傳統的制度）之後，又將每1 刻再分成36 分，而這是傳統時刻制度中所完全沒有的。它當是劄馬魯丁儀器上所用360°制度的衍生。因為100 刻×36 分刻= 3600 分，而360°×10 分度=3600 分。且360°或3600分的刻度分劃，比傳統的100 刻或傳統的100 刻×60 分刻＝6000 分的刻度分劃較容易達到精密的程度。

《萬年曆》《元史·曆志》載：“至元四年，西域劄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遺憾的是，這《萬年曆》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曆法？史書上沒有留下一點兒具體的資料。

《元史·仁宗本紀》中提到，皇慶二年十二月辛酉（1313 年12 月23 日），“可里馬丁上所編《萬年曆》”。可見，在劄馬魯丁初次進呈《萬年曆》之後，至少一直行用到1314 年，而這，大概也不會是這部曆法行用的最後年份。在中國曆法史上，一部曆法能行用到46 年以上，這壽命也就不算短了。

據《元秘書監志》記載，至元十五年（1278），劄馬魯丁在司天監的副手司天少監可馬剌丁，曾奉皇子安西王的命令，每年推算、編撰回回曆兩本。又，在《元史·食貨志》上記有天曆元年（1328）皇家發賣的曆日——即每年民用的曆書——數字，在總數3123185 本曆日中有回回曆日5257 本①。相比起來，這個數字的確很小。不過，既然回回曆日在天曆元年有發賣，當然，其他年份也是會有賣的。照此說來，元皇朝稍許頒行的是《回回曆》。

曆日，或曆書，向使用者提供了他在一年中從事各種活動的一個時間坐標。作為國家政權來說，它不可能容許一個國家內有二種不同的時間坐標，因為這將引起整個社會的秩序混亂。除非國內有宗教信仰或生活習慣比校特殊的民族，為了照顧這部分人民，會允許他們使用特殊的、合乎其信仰和習慣的曆日。但這必然只是限于這些民族內部的、小范圍內的事。一當這些民族要從事超出本民族范圍的社會活動時，他們就必須使用全國統一的曆法，否則將導致混亂。這樣的行為規則，在中國封建皇朝執行得更加嚴格，因為中國的封建皇朝一向把“頒正朔”視作是自己的權力標志。所以，元皇朝可以頒行萬年曆，但這只是供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使用，故稱為“稍頒行之”。因此可以肯定，元皇朝絕不會向這部分人民提供二種不同的曆法，否則豈不自找麻煩？這樣看來，劄馬魯丁——可里馬丁的萬年曆和《元史·食貨志》上所說皇家發賣的《回回曆》曆日應是一回事。

至于說到可馬剌丁為安西王推算、編纂回回曆兩本一事，則因為可馬剌丁是劄馬魯丁的下屬（後來又成為劄馬魯丁的接班人），故可認為，劄馬魯丁當時已將推算、編纂《萬年曆》的事交給了可馬剌丁。安西王（忽必烈的第三子忙哥剌）封于至元九年，卒于至元十七年。《元史·諸王表》稱他被封後“出鎮長安”。長安本是穆斯林聚居較多的城市，又是與西北各地伊斯蘭民族交往的要地。因此安西王自有必要早一點得知明年的回回曆日，故可能與可馬剌丁私相交往，要求盡早得到此物。不可能想象安西王會要求可馬剌丁為他編二本與朝廷頒行的《萬年曆》全不相同的《回回曆》。如果他要的曆日與朝廷頒行、發賣的曆日不同，那麼第一，他要了也沒有用；第二，他就犯了自行正朔的大罪。在他那樣的地位，這可是與不臣、謀逆相聯系的罪名。這反過來也表明，《萬年曆》與《回回曆》當是一回事。

當然也有可能，《回回曆》和《萬年曆》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不過，它們並不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曆法，而只是同一個曆法下的兩種形式不同的曆日（曆書）。比如說，《萬年曆》是一種長達幾年、幾十年的曆日，就像現今市面可見的一些萬年曆一樣。《萬年曆》中的“萬年”兩字只是表示所預推的曆日年頭較長。而《回回曆》則是一種每年一本的曆日，這種曆日除了《萬年曆》中也會有的各月曆日安排；伊斯蘭教的各種節日、禮拜日期；朔、望等天文現象之外，可能還有關于日、月、五星的位置；合乎阿拉伯星占學的各種吉凶、宜忌等的曆注之類，等等。據《元史·食貨志》的記載，回回曆每本售價和大曆（即根據《授時曆》編印的頒行全國的曆日）每本售價一樣，都是紋銀一兩。可見兩者的篇幅和刻印的工本是很相似的。

① 《元史·食貨志·額外課》。

總之，《萬年曆》和《回回曆》應是同一種曆法所編的曆日；兩者的形式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無論如何，兩者的曆日安排是應當一致的。在承認曆日安排一致的前提下，也許兩種曆日（曆書）的形式不一樣的可能性更大些。

《大元大一統志》《大元大一統志》是一部官修的全國地理志書。從至元二十二年修起，到二十八年進呈，共成書七百五十五卷。其後，因得到了云南、甘肅、遼陽等地的地圖，又加重修。重修工作由孛蘭肹、岳鉉等主持，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完成，撰書一千三百卷。這前後兩部書的絕大部分都已佚失。當代學者趙萬里曾努力彙輯殘存資料，于1966 年出版了《元一統志》輯本兩冊。輯者在序中指出，是書曾引用了大量宋、金、元時代的地方志，“此書存，則無數宋、金、元舊志俱隨之而存；此書亡，則宋、金、元舊志亦隨之而亡。此書學術上之重要性可見一斑。”不過，趙萬里序中未提及是書的編纂經過，在給輯本署名時又只列了一千三百卷本的進呈者的名字，因此，現代的一般讀者已不知道本書的編撰還有劄馬魯丁的巨大功績。

元末有位身居宰輔高位的學者許有壬曾于元至正七年（1347）為《大一統志》寫過一篇序。序中說到，當時的朝廷曾決定將這部書的七百五十五卷本刻印，“以永于世”②。為此才有旨命他作序。他明確指出，這部書是由劄馬魯丁創議修撰的。

很幸運的是，元代王士點撰的《元秘書監志》中記載有許多關于編撰《大一統志》的史料，從這些史料中可清楚地了解到劄馬魯丁在這項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一、劄馬魯丁是修撰《大一統志》的發起者《元秘書監志》卷四中收錄了至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中書省的一道文書，其中摘錄有劄馬魯丁的奏文：太史院曆法做有。《大元本草》做里。體例里有底，每一朝里自家地面圖子都收拾來把那的做文字來。聖旨里可憐見教秘書監家也做者。..奉聖旨，那般者，欽此。太史院編曆法是指編《授時曆》一事。此曆于至元十七年冬編成，十八年頒行天下。故劄馬魯丁在此稱“做有”。《大元本草》之事鮮見本草史家提起。從文字語氣推斷，當時似正在編纂中。何時編完，最後定名是什麼，均尚無考。但肯定，當時也應是件學術界的大事。劄馬魯丁以編曆法和編本草兩件大事為說辭，要求元世祖忽必烈批准秘書監也做一件大的編纂工作：把國家疆域內各地地圖拿來做有關地域的文字介紹。此項要求得到元世祖的批准，經由中書省交秘書監辦理。

當時，兵部為了掌握全國各地的地理情況，也提出了由各行省提供所轄郡邑的圖志，及各路、京、府、州、縣的沿革的要求。因此，當劄馬魯丁的奏章批回到秘書監後，秘書監即提出，由翰林院和兵部“各差正官，與本監一同商量編類”。此意見得到中書省的批准。于是，《大元大一統志》的工作便正式開始了。

① 趙萬里：《元一統志序》，載趙萬里輯校《元一統志》，中華書局1966 年版。② 許有壬：《大一統志序》，《至正集》卷三五。

二、劄馬魯丁重視《大一統志》中的地圖工作劄馬魯丁非常重視地圖的工作。他在給忽必烈的奏章中就強調：但是路分里收拾那圖子。但是畫的路分、野地、山林、里道、立堠，每一件里希罕底。但是地生出來的，把那的做文字呵，怎生？

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出，在劄馬魯丁的思想里，是要以地圖為本來寫志書。而他的地圖也主要著眼于地理景觀。所謂路分，是指元朝的一種行政區劃——路的區域四至；所謂野地、山林是籠統地指路內的自然地貌；所謂里道是指路內外的交通道路，而所謂立堠則是指古代沿交通要道設立的里程碑式的堠堆（五里一單堆，十里一雙堆）。至于所謂地生出來的，用現代語言來說當是指當地的物產資源，也可能還包括地面的重要建築物。

值得注意的是，劄馬魯丁曾把大量回回地圖帶到了中國。他在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上的一道奏章中說道：如今日頭出來處，日頭沒處，都是咱每的。有的圖子有也者。那遠的，他每怎生般哩會的？回回圖子我根底有，都總做一個圖子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劄馬魯丁在這里說到，他掌握有許多回回地圖。這些圖是當時的漢人看不懂的。他要把它們與原有的漢文地圖總做一個圖子。他的建議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這樣一來，我國引進了大量的西域地圖，不但大大擴充了地理知識，而且隨之也引進了阿拉伯的地圖制圖法。而這種有地球概念為背景的地圖制圖法，與中國傳統的計里畫方的方法是不相同的。因此，從中國地圖學史和中國地理學史的角度來看，劄馬魯丁的工作也是具有很大意義的。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對《大元大一統志》的佚失就格外感到痛惜。

三、劄馬魯丁為推進編篡工作而積極薦舉人才後來任秘書少監並與他一起聯名進呈《大一統志》的虞應龍，就是經他推薦而從秀才被破格提拔上來的。

劄馬魯丁為了加快工作進程，曾多次盡力督促各方努力工作。他甚至還親自過問為工作人員支請伙食費，及對他們“從優升用”等具體的人事工作。由于劄馬魯丁在《大一統志》的編纂過程中需要從事許多具體的學術工作和組織工作，而參加本項編纂任務的絕大多數是漢人，所以，秘書監曾專門請求中書省批准，給劄馬魯丁配備了一名漢語翻譯。僅此一事就可想見他和《大一統志》的關系有何等之深了。

第二節郭守敬生平事跡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台（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生于元太宗三年（1231），卒于仁宗延祐三年（1316），是我國傑出的天文學家，數學家和水利工程專家。

郭守敬的父親情況史傳未載，有可能是早逝。他是由祖父郭榮撫養**的。郭榮是飽學之士，尤精通數學、水利。在郭榮的教養下，郭守敬從小勤奮好學。值得稱道的是，他在少年時代就養成了很強的動手能力。有當時人的記載①，他曾根據書上的一幅插圖，用竹篾紮制出一架測天用的渾儀，而且還堆土做了一個土台階，把竹制渾儀放在上面，進行天文觀測。他還曾根據北宋燕肅一幅拓印的石刻蓮花漏圖，弄清了這種可以保持漏壺水面穩定的、在當時非常先進的計時儀器的工作原理。

當時，忽必烈的重要謀士、大學問家劉秉忠因守父喪，正在邢台西南武安縣境的紫金山中結廬讀書。從學者有後來的大數學家王恂。郭榮和劉秉忠是好友，知此消息後，就把少年郭守敬送到劉秉忠門下深造。這一段時間雖然不長，但對郭守敬後來的一生事業卻很重要。

劉秉忠守喪期滿後回到了忽必烈身邊。郭守敬則回到了他的家鄉。這時的郭守敬已小有名聲。在他成年不久，忽必烈派來安撫邢台一帶地方的脫兀脫和劉肅等，發起了整治開挖水流河道的工作，並專門聘請郭守敬承擔工程的規劃設計。郭守敬依仗家傳絕學，再加上認真的調查勘測，很快就弄清了因戰亂而破壞了的河道系統。隨後的疏浚整治工程，使 漫的水澤各歸故道，並且在郭守敬的指點之下一舉挖出已被埋沒了近三十年的石橋遺物。這項工程受到了時人的傳頌。著名文學家元好問曾專門為此寫了一篇《邢州新石橋記》①，文中的郭生指的就是年輕的郭守敬。

1260 年，忽必烈登上了皇位。他任命劉秉忠的同學張文謙到大名路（今河北省大名縣一帶）等地任宣撫使。張文謙把郭守敬帶在身邊協助他辦事。郭守敬所到之處，做了許多河道水利的調查勘測工作。他還在大名召集匠人，鼓鑄了一套他少年時所探究的蓮花漏，不過，大概他把作為裝飾性的蓮花作了改動，因此改稱為寶山漏。

中統三年（1262）春，張文謙向忽必烈推薦了郭守敬。忽必烈即在開平府（後稱上都）召見了他。召見時，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六項水利工程計劃。由于他掌握了豐富的實際資料，因而所提計劃都很具體而有明顯的說服力。忽必烈對他大加贊賞，當即任命他為提舉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次年，他又升任銀符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1264）初夏，忽必烈派唆脫顏與郭守敬二人去西夏一帶視察河渠水道。幾個月後又派張文謙作為朝廷的代表治理西夏（相當于今甘肅東部、甯夏、內蒙西部一帶）。郭守敬在張文謙的領導和支持下，修複了黃河中、上游許多被破壞了的渠道，受到西夏人民的愛戴。當地人民曾在渠頭上為他建立生祠。

① 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元文類》卷五○。

① 元好問：《遺山集》卷三三。

至元二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監。至元八年（1271）升任都水監。至元十三年，都水監並入工部，他被任為工部郎中。

這一年，元兵攻克南宋首都臨安，全國統一在望。忽必烈想起了已于兩年前去世的劉秉忠曾在生前提出過的建議：改革曆法，編修新皇朝自己的曆法。為此，他下令設立太史局（後改稱太史院），任命張文謙和另一位大臣張易主持；任命當時任太子贊善的王恂負責具體組織工作，後正式任他為太史令。王恂除了調集大都、臨安等地的天文官外，還聘請了其他一些專家，包括當時的理學家許衡和楊恭懿等。其中王恂的老同學工部郎中郭守敬則是最重要的一個，他後來被任命為同知太史院事。據當時人記載，參加修曆的主要人員有明確的專業分工①。其中王恂負責曆法的推算，而郭守敬則負責儀器和觀測。郭守敬在這項工作中發揮了驚人的創造力，發明了十多件天文儀器，把我國光輝的天文儀器制造傳統推向了新的高峰。郭守敬還組織並親自進行了大量的天文觀測，為新曆提供了堅實的觀測基礎。

新曆于至元十七年（1280）冬，初步告成，被定名為《授時曆》，並頒發了次年的曆書。但從至元十八年起，幾個主要的修曆人員都先後去世或退休，于是，只好由郭守敬擔負起了整理和總結新曆資料的浩大工程。經過幾年的時間，他整理成《推步》（曆法計算的步驟與方法）七卷、《立成》（各種天文計算表）二卷、《曆議》（評議曆代曆法的各種得失及新曆的優點所在）三卷等書，從而使《授時曆》得以流傳後世。至元二十三年（1286），郭守敬被任命為元皇朝的第二任太史令。于是，他把上述幾種書，以及《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注式》十二卷等書一並進呈朝廷。其後，他還著有《時候箋注》（研究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的物候現象和人們屆時應從事的政治和社會活動）二卷、《〈授時曆）修改源流》一卷、《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研究曆代用圭表測影定冬、夏至時刻的問題）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宿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等重要著作，也都藏于官府。但這些書現都已失傳，令人十分痛惜。

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人提出利用灤河水道，向上拉纖可到上都；又有人提出，從麻峪經瀘溝（即今永定河）往上可到上都附近的荨麻林（今河北省萬全縣西北）。忽必烈派郭守敬去調查。郭守敬調查表明，這兩種方案都是不可行的。在向忽必烈彙報時，郭守敬提出了自己的十一項水利計劃。其中第一項是提出修一條從大都到通州（今北京市通縣）的運河，以解決向大都運糧的問題。忽必烈對此極為重視，並決定重新設立都水監，由郭守敬領導，把開鑿運河作為首要任務進行安排。至元三十年秋天，這條全長一百六十多華里的通惠河工程全部完成。從此，南來的船舶經大運河可以一直駛進大都城中。

此後，郭守敬身兼天文和水利兩方面的領導工作。至元三十一年，他升任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但仍然要他過問水利方面的工作。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有人提議在上都西北的鐵幡竿嶺下，開出一條宣泄山洪的渠道，向南通往灤河。成宗把郭守敬召到上都商議。郭守敬根據地勢和曆年山洪資料，指出這條宣泄山洪的渠道要寬到五十步至七十步（約80—115米）。但經辦此事的人認為郭守敬太誇大了，就把他定的寬度縮減了三分之① 楊桓：《太史院銘》，《元文類》卷十七。

一。誰知次年山洪暴發時，果然因渠道太窄，泛濫成災，還險些沖了元成宗的行帳。元成宗在避水時歎道：“郭太史真是神人吶，可惜沒有聽他的話！”此後，郭守敬的聲望更高了。大德七年（1303），元成宗詔令，年滿七十歲的官員都可以退休，獨對郭守敬，因為許多工作都要依靠他，故破例不准他退休。由此形成了一個新例：太史院的天文官都不退休。這樣，郭守敬就一直工作到去世。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郭守敬去世，享年八十六歲。天文工作上的貢獻郭守敬在天文學方面的主要貢獻有：制造儀器、從事天文觀測和為《授時曆》作整理定稿工作。

一、天文儀器的制造郭守敬為完成《授時曆》工作創制了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儀器，四件可攜至野外觀測用的儀器。這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儀器，在郭守敬的門人齊履謙為他寫的傳記中全有記載，每件還附有極簡潔的一二句贊語①。但不知什麼原因，這篇傳記中合計儀器總數為十三件。由此後世研究家頗為迷惑。但細檢齊履謙所記敘及其他各種史料，實為十二件。至于四件可攜式儀器，則在齊履謙也全部羅列。這十六件儀器中，有九件在《元史·天文志》有較詳細記載：簡儀、候極儀、立運儀、渾象、仰儀、高表、景符、闚幾和正方案。其中僅正方案被稱為可攜式儀器。

1.簡儀這是郭守敬發明的最重要的天文儀器。它是把中國傳統的天文儀器渾儀加以簡化、改造而成。渾儀是一種赤道裝置。它由七八個同心圓環組成，共分三層。外層古稱六合儀，起固定架構作用，也可以測讀地平方位角等讀數。中層古稱三辰儀，包括赤道環、黃道環和白道環，可以讀取赤道度數、黃道度數和白道度數。內層是個雙層的圓環，古稱四游儀。在這雙層環中夾有一條兩端開口、供瞄准天體用的窺管。四游環可以繞整個儀器的極軸旋轉；窺管則可以在夾層中繞整個儀器的中心旋轉。這樣，就可以把窺管瞄向星空中的任何一點。渾儀是中國古代在天文儀器方面的一大創造，它在世界天文儀器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只是，由于渾儀窺管外的環圈較多，有相當一部分空間被遮蔽了，使用效率受到一定影響。

郭守敬的簡化是省去與黃道度數、白道度數有關的圓環。把測讀地平方位角的圓環分離出來，形成一架獨立的儀器—立運儀。郭守敬的改造則是改造了同心結構，把六合儀和三辰儀中的兩個赤道環都移到四游環的南端，用一組云柱架子斜托著它們。四游環轉動軸的北端則用另一組云柱結成一個小圓環，讓圓環中心套著軸的北端。轉動軸安裝得和天球周日轉動軸（也就是地球自轉軸）相平行。這樣就形成一種新形式的赤道裝置。這種新形式的赤道裝置後在現代天文望遠鏡中得到廣泛運用。這是簡儀成功的第一個事例。由于撤去了許多圓環，在四游儀的上方一無遮攔，觀測范圍和效率就有了增加和提高。

郭守敬對渾儀中的窺管也作了改革。傳統的窺管是個細長的正方立柱管，柱的兩端開有圓孔。這種細長的中空的立柱體在加工精度上是比較困難的。郭守敬撤去了柱管的三個面，只剩下一面可貼著四游儀環面轉動。這一① 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元文類》卷五○。

面就像一根尺子，故改稱窺衡。窺管兩頭開觀測孔的小正方板現在是垂直立在那條尺上的，故稱為立耳。這樣的構造比管子容易加工得多。

由于中國古代測量天體的赤道坐標位置時有自己的特點：相當于現代天文學上所謂赤緯的量，中國古代用其余角——去極度來表示；相當于現代天文學上所謂赤經的量，中國古代用入宿度（即待測天體與其前在二十八宿中某宿的距星的赤經差）來表示。前者在簡儀中的四游儀上可以直接讀出；後者在渾儀的情況下是采取二次觀測法，即把窺管先對准某宿距星，從赤道環上讀出四游儀所對的讀數；然後快速轉動四游儀，把窺管對向待測天體，再從赤道環上讀出此時四游儀所對的讀數。前後兩數相減，可得天體的入某宿幾度的數值。因為二十八宿的距星各有不同的去極度，與待測天體的去極度一般來說也都不同，因此，即使是一個熟練的觀測者，在前後二次觀測之間也都必須用相當一段時間。而天球是在不停轉動的。這就使前後二次觀測所得的差數，並不是這兩個天體之間真正的赤經差，而是有一定的誤差。針對這個情況，郭守敬又在簡儀上增加了二個部件。它們都是一條長尺，稱為界衡，貼在簡儀南部的二個赤道環上，中心可繞著四游儀轉動軸旋轉。每根尺子的兩端都用細銅線連接起來，細銅線又穿過四游儀的北極軸端。于是，二線一尺形成一個平面。觀測時，可以由兩個人分別把一根尺的二條線對向距星或待測天體，這樣可以同時得到二個讀數，其赤經差的誤差，較之渾儀觀測所得就可降低。就是在一人觀測的情況下，因為每次不需要瞄准一個點，而是瞄向這個點所經過的線，因此所需的瞄准時間也就少得多。這樣，也就降低了誤差。

簡儀的刻度也比較精細。古代渾儀刻度一般將圓周分成度，或者3651 4100 刻。每度後來又可分成4 等分，每刻則分成6 等分。這樣古代渾儀的最小刻度數是度和刻（古時分刻為分， 刻即為分）。而簡儀上的刻度，則度分成等分； 刻分成等分，即，最小讀數是度或刻，1 41 61 61101361 60 101 10 1 36與古渾儀相比，讀數精度大大提高了一步。

簡儀的二個赤道環是重疊在一起的。一個固定不動，好像渾儀的六合儀中的赤道環，上刻時刻制度。一個可以轉動，好象渾儀三辰儀中的赤道環，上刻周天度數。為了增加可轉環的靈活性，郭守敬在二環中間裝了四個滾柱，這種機械裝置可說是近代滾柱軸承的祖先。西方類似的發明是郭守敬之後兩個世紀的意大利大科學家達·芬奇所作出的。

2.候極儀古人早就知道，北極星不在正北極點上，在周日運動中北極星繞不動的北極畫出一個圓。在安裝渾儀時應把渾儀的轉動極軸對准這個北極星軌跡的圓心。郭守敬發明了候極儀，專門用來作這件事。這件儀器的主要功用是校正儀器極軸的安裝位置。故在簡儀中就包容了它。在簡儀南北極軸的大小兩圓環中都有斜置的正交十字銅條，十字中心就是極軸中心。北極一端的十字上叉處又置一小圓環，圓環中有正置的正十字銅條。十字中心離北極軸中心有個固定的距離甲。簡儀南極軸處也有一組斜置的正交十字銅條。其上叉處置一方銅板，板中心開一小圓孔。圓孔中心和南極軸中心的距離也正是甲。因此，從南端的方銅板小孔中心到北端小十字中心的連線正與四游儀的轉動軸中心線平行。通過南端小方銅板的中心向北觀測，應看到北極星在北端的小圓環內。當北極星的軌跡所畫出的圓，其圓心正好和小十字中心重合時，簡儀的極軸就被安裝正確了。否則，就應加以調整。

3.立運儀這是把渾儀中的地平環分離出來而構成的一個獨立裝置。一個地平環水平地臥在地上（儀器底座上），另一個可轉動的環立在地平環的中心，名為立運環。立運環的轉動軸就是從天頂到地平環中心的鉛垂線。立運環上也附有一條窺衡，可以用它來觀測天體的地平高度（或天頂距，它與地平高度互為余角）。至于地平方位角的測定問題，則因沒有史料留存，故只能推測：或許它是和簡儀相仿，有一條界衡，它的兩端用細線和立運環轉動軸的上端相連。轉動界衡，讓二線與所測天體重合，就可從界衡所在讀得天體的地平方位角。也可能不用界衡，而是從立運環的所在估讀出天體的地平方位角。一般而言，古代對于地平方位角和地平高度這樣的量的測量精度要求不高，因此，從立運環所在進行估讀也不是件不可以的事。現今史料所傳這件立運儀是安裝在簡儀北部的云柱架下的。實際上它是一件簡儀的附屬裝置。雖然如此，這件能同時讀出地平高度和方位角的儀器，在古代世界還是很有意思的。直到清初，西方傳教士南懷仁在北京制造的6 件儀器中，有2 件是分別測讀地平方位角的地平經儀和測讀地平高度的地平緯儀。在中國，把二者功能合在一起的地平經緯儀則是法國傳教士紀里安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所制造的。

4.仰儀這是一台銅制的、中空的半球面形儀器，形狀像口仰天放著的鍋。半球的口上刻著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半球內面刻著與觀測地緯度相應的赤道座標網。半球口上還用一橫一豎兩根十字交叉的竿子架著一塊小板，板心開一小孔，孔的位置正在半球面的球心上。太陽光通過小孔，在球面上投下一個圓形的像，坐標網上立即可以讀出太陽此時在天球上的位置。更妙的是，當發生日、月食時，仰球上的日像或月像也相應地發生虧缺現象。這時，從仰儀上可以觀測出日、月食發生的方位，虧缺部分（稱為食分）的多少，以及各種食相發生的時刻等等。這件儀器後來傳入了朝鮮，朝鮮人民把帶小板的十字竿改成一根尖頂的竿，尖頂位置則正在半球面的中心。這件改造了的仰儀能更精確地測讀地方真太陽時，因而改名仰釜日晷。現今在漢城就還有這樣的實物遺存。

5.渾象這是一台天球儀，與現代常見的天球儀本質一致，只是安放在一只方櫃子中。方櫃的面相當于地平面，半個天球露在方櫃之上。櫃內有機輪系統，可以用漏壺流水來推帶，使之與實際的天球作同步運轉。這是對張衡所創的水運渾象傳統的繼承。

6.高表古代有一種測量二十四節氣時刻的儀器，叫做圭表。表是根垂直立在地上高八尺的竿子或銅柱。圭是從表足下往北延伸的一根平放的尺子，大多為石刻。每天正午，太陽投射出表影落在圭面上，測量影子的長度，可以推算出冬至和夏至的時刻，等等。圭表是件簡單而實用的儀器、但有個缺點，主要由于空氣中微粒塵埃的漫射，使表影的頂端界線模糊不清，這就影響了觀測精度。

郭守敬將圭表加以改造，使之成為原來表高的五倍，故稱高表。絕對數據增長到五倍，同樣的測量誤差，其影響就縮小了五分之四。關于這一點，後世的天文學家也都認識到，所以，從阿拉伯世界到印度，天文儀器巨型化的趨勢是很明顯的。這方面，郭守敬是先行者。

郭守敬的高表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表頂不是完全的實體，實體只有三十六尺。在其頂上升起二條龍，抬著一根水平的、直徑三寸的橫梁。梁心到表頂為四尺，梁心到圭面為四十尺。郭守敬這樣設計的緣故，下文自明。

7.景符這是一件與高表相配合使用的儀器。一個座架，斜撐一塊寬二寸、長四寸的小銅板。銅板中心開一小孔。利用針孔成像原理，使太陽光在小銅板背後成一光亮的像。把景符放在圭面上合適的地位，當太陽過子午線時太陽和表梁在圭面上投出清晰的影子：一個個米粒大小的光點，中間有一條纖細的黑線。測量從表足到那根黑線的距離，這就是高表的影長。由于使用了針孔成像原理，景符到圭面的距離很短，這樣，陽光漫射使表影模糊的問題就解決了。

古代測量影長的讀數精度只能到寸以下的分。再往下，因為影端模糊的問題就不再有意義，而且在刻度上求分以下的單位也很困難。郭守敬由于使用了景符，測量的讀數精度就可以到分以下的厘；厘以下還可估計到五毫。至于他在量度實踐中使用的是什麼方法可達到厘和估到五毫的精度，則史無明文，無可猜測。

8.闚幾這件儀器也是配合高表使用的。古代圭表技術只能用于測量太陽影長，月亮和星星的光太暗弱，沒有人想過用圭表來對它們進行測量。于是，郭守敬發明了闚幾來從事這件古人所沒有想到的事。

闚幾是一張長六尺、寬二尺、高四尺的桌子。桌面上開一道長四尺、寬二寸的縫。縫兩旁刻上尺、寸、分的刻度。把闚幾放在圭面上，人蹲在幾下進行觀測。幾面上橫放著二根長二尺四寸、寬二寸、厚五分的木條，稱為闚限。它們的兩頭各比闚幾長出的二寸處，又各往下增厚二寸。這樣它們就可卡緊在闚幾邊上。觀測時，用于挪動南闚限，使其北邊沿和高表橫梁的下邊沿及待測天體的下邊相重，然後再挪動北闚限，使其南邊沿和橫梁上邊沿及天體的上邊重合。折取二闚限位置的中線所在就可得到天體的表影數。不過要注意，這里的表高就只有三十六尺。如果要求四十尺表的“影長”，當然還要經過一定的折算。

重要的是，據《元史·天文志》記載表明，當時曾提到過，用遠隔兩地的高表、闚幾，同日觀測，由此可以推算星、月離地面的距離。這樣的測定，在過去是從來沒有過的。只可惜當時的推算方法和實測事例都沒有留傳下來，否則，將為中國天文學發展史提供許多重要的信息。

9.正方案這是一件所謂供行測，即可以攜帶到野外用的儀器。是一塊四尺見方，厚達一寸的板。板四周開水溝，放水，可以調整儀器的水平位置。從板中心畫一個十字直達邊緣。以十字中心為心，作十九個同心圓，圓的半徑從一寸起，一寸一寸增加。最外第十九個圓則畫成雙重的，以便中間畫上刻度線。最內層的半徑一寸的圓上做成一個高二寸的圓台。中心打洞，洞內立表。表高一尺五寸，冬至時則改為一尺高表；夏至時則改成三尺。改變表高的目的是使一年四季里中午表影一定會落在最內圓之外、最外圓之內。每天從日出開始，監視正方案上表影的移動情況。每當表影正落到一個圓上時，就記下記號。表影從西方進來，到中午時影最短，下午則影從東方出去。一般來說，在一個圓上有二個記號。將這二個記號折取其中，中點和圓心相連就得南北線。如果每個圓上都得到相同的南北線，則這條線就是正確的南北線。當然，做這種觀測，應當在太陽赤緯變化很小時效果較好。這主要是在夏至或冬至前後的若干天內，若在春分或秋分日附近，則太陽赤緯的變化較大，此時只能使用正午前後少數幾個圓上的觀測結果。

有意思的是，正方案也可以用來測定北極方向。把正方案側立在已確定了的正南北線上。用某種方法測定當地的北極出地高度（也即地理緯度）。然後從十字中心斜引一線，與水平橫線所成角度和地理緯度相等，則斜線所指即為北極。以後在安裝其他儀器時，極軸所指即以此正方案上的斜線所指為准。

以上九件在《元史·天文志》中有介紹的儀器，研究的人較多，大體對其結構、功能和使用方法都已有比較清楚的了解①。其他七件中有二件可從朝鮮《李朝實錄》中找到一些史料。這二件中的一件是固定安裝在天文台上用的，叫星晷定時儀；另一件是所謂可攜式的“行測之器”，叫懸正儀。

10.星晷定時儀根據齊履謙記述和贊語，有人判斷所描述的是具赤道式日晷。故提出星晷和定時儀是兩件儀器①；其實齊履謙的記述有脫文，失落了赤道式日晷的名稱和星晷定時儀的贊語②。但從《李朝實錄》卷七十七《世宗實錄》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日條記載，這些猜測都錯了。星晷定時儀應是一件儀器，《李朝實錄》稱之為日星定時儀。星晷定時儀中的“星晷”二字應理解作星和晷，這個晷字作日影解，而不作測日影定時刻的儀器器物解，否則將和定時儀中的儀字意義重複。但星晷二字合在一起，確實有這麼一種器物。例如，《明史·天文志一》中就幾次提到星晷這種儀器。所以，星晷定時儀一詞確實容易引起誤會。朝鮮學者改稱為日星定時儀，是很合理的。關于這件儀器的具體情況，齊履謙留下的四句贊語：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

此外則無考。但在《李朝實錄》中卻有對日星定時儀結構的詳細介紹，此段文字轉錄于下：（日星定時儀）其制用銅為之。先作輪，勢准赤道，有柄。輪經（徑）③二尺，厚四分，廣三寸。中有十字距，廣一寸五分，厚如輪。十字之中有軸，長五分半，經二寸。北面剡掘，中心存一厘以為厚，中為圜穴如芥。軸以貫界衡，穴以候星也。下有蟠龍，含輪柄。柄厚一寸八分，入龍口一尺一寸，出外三寸六分。龍下有台，廣二尺，長三尺二寸，有渠有池，所以取平也。輪之上面，置三環。曰周天度分環，曰日晷百刻環，曰星晷百刻環。其周天度分環居外運轉，外有兩耳，經二尺，厚三分，廣八分。日晷百刻環居中不轉，經一尺八寸四分，廣、厚與外環同。星晷百刻環居內運轉，內有兩耳，經一尺六寸八分，廣、厚與中、外環同。有耳，所以運也。

三環之上，有界衡，長二尺一寸，廣三寸，厚五分。兩頭中虛，長二寸二分，廣一寸八分，所以不蔽三環之畫也。

腰中左右，各有一龍，長一尺，共捧定極環。環有二。外環、內環之間，勾陳大星見；內環之內，天樞星見。所以正南北赤道也。外環經二寸三分，廣三分。內環經一寸四分半，廣四厘。厚皆二分。些少相接如十字。界衡兩端虛處，內外各有**。定極外環兩邊，亦有**。以細繩通貫六穴，而結于界衡之兩端，所以上候日星，而下考時刻者也。

周天環刻周天度，每度作四分。日晷環刻百刻，每刻作六分。星晷環亦刻如日晷。但子正過晨前子正，如周天過一度為異耳。

① 參見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① 陳遵媯：《中國古代天文學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版。

② 薄樹人：《試探有關郭守敬儀器的幾個懸案》，《自然科學史研究》，1982 年第4 期。③ 原文以“經”字代“徑”字。下同。

上述文中把日星定時儀的大小、結構乃至一些細部都已說得很清楚，可不必再作解釋。唯一不太清楚的是，捧定極環的二條升龍立在什麼地方？所謂“腰中左右”究竟是什麼涵義？此事幸得上引《李朝實錄》原文之後還有一段銘文：“雙龍挾軸，擎定極環”。可見，這：“腰中”就是“貫界衡”的軸。這兩條龍當然不會站在界衡之上，因為這樣將要妨礙觀測。應當是站在赤道輪中的十字距上的，而且從器物本身平衡的考慮，可以推知當是在子午向的那條銅距上的。

仔細推敲這段文字，可以發現日星定時儀與郭守敬的星晷定時儀可能有細節上的差別。這主要是指郭守敬的星晷定時儀中是“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也就是說，星晷定時儀中未必有一套定極環等等的結構，而是用某種方法測定了北極方向之後，用一根指標竿固定地對向它就行了。這樣做當然不如有定極環可以隨時觀測校正儀器的極軸方向；反之，它因為沒有二條立龍，故此儀器的使用范圍要比日星定時儀來得寬廣些。兩者各有利弊。

11.懸正儀這件可攜式儀器過去被推測為是一種校正儀器垂直方向的輔助儀器。①究竟具體結構是什麼？中國文獻中未查到資料。查《李朝實錄》，在卷七十七“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條下記有戊午年春承旨金墩所作的一篇記。記中描述了世宗十四年壬子秋七月起，世宗命大提學鄭招、藝文館提學鄭麟趾、中樞院使李藏及戶曹判書安純等制造天文儀器，修築簡儀台、報漏閣、欽敬閣等工程情況。還提到了當時所造的多種日晷。其中有一種稱為懸珠日晷，結構如下：方趺，長六寸三分。豎柱趺北，鑿池趺南。畫十字于趺北。懸錘于柱頭，與十字相當，則不必水准，自然平整。畫百刻于小輪。輪經三寸二分。有柄斜貫于柱。輪心有竅，貫一細線，上系柱端，下系趺南。線影所在，便知時刻。

這是一台赤道式日晷，只是用北高南低的一根線來代替通常的晷針罷了。令人感興趣的是懸錘校正的設備和方法。在趺北畫一個十字，從柱頭懸一個小重錘下來，當它與十字中心相當，就使儀器自然得以平整。這種裝備和校正方法，在天平日晷、定南日晷等儀器中曾多次使用。這應是郭守敬所發明的懸正儀。正象郭守敬的候極儀成為簡儀中的一個裝置一樣，懸正儀也可以不是一件獨立的儀器，而是一件輔助裝置。

此外，還有玲瓏儀、證理儀和日月食儀三種固定式儀器，丸表、座正儀二種可攜式儀器尚未有可考的資料以使研究者們得到肯定一致的結論。

12.玲瓏儀關于此儀，郭守敬當年的下屬太史院校書郎楊桓寫過一篇銘文①；明代葉子奇的《草木子》中也有一段關于玲瓏儀的記載。根據這些記載，有人判斷玲瓏儀是一種演示性的假天儀②。人進入儀器腹中去，儀器本身是個中空的大圓球，球面上鑿著與恒星位置相應的孔。人在里面可以看到星星的東升西落。也有人認為這是件假天儀式的渾象，天球的制作材料是與玉相類似的半透明的玻璃③。

有人根據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劄記，認為這是一件精巧的渾儀④。更有① 薄樹人：《試探有關郭守敬儀器的幾個懸案》，《自然科學史研究》1982 年第4 期。① 楊桓：《玲瓏儀銘》，《元文類》卷十七。

② 李迪：《對郭守敬玲瓏儀的初步探討》，《北京天文台台刊》第11 期，1977 年7 月。③ 山田慶兒：《授時曆の道》，みすず書房1980 年版，第207—209 頁。④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科學出版社1975 年版，第4 卷，第459—464 頁。人指出這件渾儀是明代仿制渾儀的母體⑤。據說晚清時來華的偉烈亞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就認為利瑪竇在劄記中所描述的渾儀是玲瓏儀⑥。後來德禮賢（DasqualeM.d'Elia）在編輯《利瑪竇全集》及研究利瑪竇劄記中所述在南京所見天文儀器那一大段文字時，也將利瑪竇所見到的渾儀釋為玲瓏儀①。但事實上這都是誤解。利瑪竇本人並未說過自己在南京所看到的那架精美巧妙的渾儀有個玲瓏儀的名字。

有人詳細分析了楊桓《玲瓏儀銘》等較可靠的資料後認為，只有解釋作假天儀式的渾象才比較合理②。其中最主要的是對銘文中“十萬余目，經緯均布”，“遍體虛明，中外宣露”，“人由中窺，目即而喻”等句的理解，就觀測用的渾儀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13.證理儀齊履謙贊語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所謂“證理”是指證明古人稱月行九道，實即一道的道理。至于如何用儀器來證明法，因無線索，無可推測。

14.日月食儀齊履謙贊曰：“曆法之驗，在于交會，作日月食儀。”這件儀器是用來驗證曆法的，所以可能是一件具有實測性能的儀器。究竟如何，尚待研究。

15.丸表據推測可能是一具新型的天球儀式日晷。在一個可攜式天球上刻著時角一赤緯坐標網。天球赤道上安設一條赤道環。赤道環上裝一根可沿環移動的、垂直天球面的晷針。當把這樣的丸（天球）表（晷針）攜到一個新的地點後，先把丸表的極軸校正得與天的極軸相平行。丸表上的赤道環與天赤道平行。這時移動晷針，當它的日影最短時，從晷針所在的時角線即可得知地方真太陽時。

16.座正儀這當是一種校驗大型儀器底座的水平位置是否正確的儀器。可能是從中國傳統的水平儀發展而來的。

以上十六件儀器都是郭守敬在為創編《授時曆》的工作期間所發明制造的。而在創編《授時曆》工作前後，他還制造並創作了一些天文儀器，其中多數是計時器或與計時器有關的儀器。工作之前制作的儀器有：17.寶山漏這是根據燕肅蓮花漏的原理建造的。

工作之後所制作的儀器有：18.大明殿燈漏又稱七寶燈漏。作于元世祖晚年。此儀器《元史·天文志》有關于外形方面的記載。這是一架高一丈七尺的大型儀器，有四層。頂層是代表日、月、參星、心星的四個神，每天左旋一周。次層有龍、虎、鳥、龜四種動物像，分布在東、西、南、北四方，每到一刻就跳躍鳴叫。再次層有十二神分執時辰牌。到某個時辰，該神就在四門通報。另外有一個人，常以手指時刻牌上的刻數。最末層在四角上各設鍾、鼓、鉦、鐃，各有一人，一刻鳴鍾，二刻打鼓，三鉦，四鐃。所有動力機構和主要傳動機構都藏在一個櫃子里，用水來推動。

此器因較複雜，也沒有關于機械部分的任何說明流傳下來，故迄今尚未⑤ 潘鼐：《現存明複制渾儀源流考》⑥ 潘鼐：《現存明複制渾儀源流考》。

① 何高濟譯，《利瑪竇中國劄記》，第4 卷第5 章，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353 頁，中譯者注②。② 薄樹人：《試探有關郭守敬儀器的幾個懸案》，第2 節“關于玲瓏儀”《自然科學史研究》1982 年第4期。

有人作過研究。

19.靈台水運渾天漏① 制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這又回到古代的水運渾象傳統，既有報時刻的部分，又有演示天球周日轉動的部分。這項儀器的複雜程度遠較原來的要高。其中主要是有日月二環，在隨天球作周日轉動的同時，又要表演其在星空間的周期運動。因為日、月的運轉速度不同，且日的視運行軌道——黃道，與天球轉動的赤道不在同一平面上，這種機械結構就比黃赤道在同一平面時的結構要複雜得多。據有關史料記載，這台儀器的機輪共有25 個，那的確比宋代蘇頌《新儀象法要》所記的機輪要多。20.櫃香漏中國古代有焚香的習慣，或為敬神禮佛，或為去穢除臭。如果香制得均勻，燃燒時空氣相對穩定，那麼焚香可以作為計量時間的一種方法。南宋王應麟《小學紺珠》卷一“晷漏四法”條記道：“銅壺、香篆、圭表、輥彈。”這香篆就是香漏。因為把香制成曲折盤蛇形（以減少占地面積而又能燃多時間），有如篆字，故稱香篆。郭守敬把香放入櫃中，大抵是為了保持燃燒時空氣流的穩定。至于其具體結構，則無資料可考。

21.屏風香漏這當是把香篆放在屏風上的了。齊履謙說“以備郊廟”①，大概這件屏風是在皇帝祭神、祀祖時，放在神廟里的。郊祀廟祭時有一套複雜的禮儀，其中多有時刻規定，因此，計時儀器是少不了的。使用屏風香漏則兼有計時和敬神的作用。

22.行漏這是供皇帝出行時隨行用的。《宋史·輿服志一》記有一種行漏輿，要用六十人來抬著走的。輿中的漏是一種很大的秤漏。郭守敬的行漏是個什麼結構，也因缺乏史料已無考。

綜觀郭守敬一生制造的天文儀器，大多具有設計科學、結構巧妙、制造精密、使用方便的特點，而且絕大多數都注意到儀器安裝的校正裝置。他的創作博得同時代和後世的高度贊揚。王恂是很高傲的人，每見到郭守敬的新創作，皆為之心服。三百年後，利瑪竇在南京看到幾件明初從北京運到南京的郭守敬天文儀器，贊歎說：“其規模和設計的精美遠遠超過曾在歐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這類東西。這些儀器雖經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氣變化的考驗，卻絲毫無損于它原有的光榮”①。這幾件儀器，後又于清初運回北京。後來在十八世紀康熙、乾隆年間的幾次工程中，把郭守敬的作品都當作銅材熔化掉了。這是我國文化史上的一大損失。

二、天文觀測郭守敬運用他改進、創造的天文儀器，進行了許多精密的天文觀測，從而使《授時曆》的編制有了可靠的觀測基礎。他所從事和領導的觀測項目甚多。僅舉幾例來說明。

1.冬至時刻的測定冬至時刻是中國古代編算一年曆日的起始時刻，是極重要的基本數據。

郭守敬在大都運用4 丈高的木表，每天中午太陽到正南方時觀測影長。然後運用數學方法，推算出從至元十三年冬至到十六年冬至的時刻及這期間的三個夏至的時刻。這中間共利用了九十八組觀測數據，反複核較，處理是很謹① 此器在《四庫全書》本的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中稱為“靈台水渾蓮渾天漏”。顯然有誤。① 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元文類》卷五○。

① 何高濟譯：《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華書局1983 年版。

慎的②。

他還從八百多年前的祖沖之所做的冬至時刻觀測開始，選取曆史上比較可靠的六次冬至時刻的測定，由此定出了一個回歸年數值為365.2425 日。此數值與南宋楊忠輔的《統天曆》（制成于1199 年）中的數值相同，是祖沖之以來最精密的數值。郭守敬還進一步證實了回歸年長度逐漸縮小的規律，定為每百年往後減少萬分之一日。此數雖較現代天文學測定的數值要大（約為後者的16.3 倍），但卻優于其前輩楊忠輔（楊忠輔的數值約為現代值的34.5倍）。

2.二十八宿距度和星表測定中國古代為了確定日、月、五星的位置和運動，就在天空黃道、赤道帶附近選取了二十八組恒星，作為量度日、月、五星位置的相對標志。這二十八組星稱為二十八宿。每組星中又選取一顆星作為標志星，稱為距星。這一宿的距星到下一宿距星之間的赤道度數（即這二顆星之間的赤經差），稱為這一宿的距度。二十八宿的距度是中國古代天文學中的基本數據之一。從西漢太初改曆時的唐都起，到郭守敬為止，中國曆史上共進行了六次測定。以郭守敬的測定精確度為最高，其誤差的絕對值平均為0°.075 或4’.5。

郭守敬還做過全天星表的測定工作。所謂星表通常是指具有坐標位置的恒星目錄。中國最早的星表是分載于唐《開元占經》中的《石氏星表》。此表約共121 顆星（今本《開元占經》佚失6 星），坐標位置取中國式的赤道坐標系一入宿度和去極度。據研究，此表測定于西漢中期約公元前78 年①。其後唐、宋兩代也都有過全天性的星表測定。其中以宋仁宗皇祐年間（1051—1053）所測星數為最大，在中國古代283 星官（星組）1464 星范圍內大約測定了將近360 顆星②。郭守敬的工作應當彙集在他的《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及《新測無名諸星》一卷兩書中。遺憾的是這兩書都已不存。從這留下的二個書名可以推想，前一部書是當時有關中國傳統的全部1464 顆星的星表，後一部則是超出了中國傳統星官范圍的其他恒星。令人感興趣的是，郭守敬是選取的哪些無名星？根據什麼原則選的？怎麼稱呼它們？這些星的選取和阿拉伯的星表是否會有某種關系？諸如此類的重大問題，由于此書一佚，均無法解答。

前一部書雖已佚，但最近在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明代抄本《天文彙鈔》，收了一篇題為《三垣列舍入宿去極集》的文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以圖的形式繪出傳統星官中的267 官1374 星（其余16 官89 星當是某種遺漏），且在741 顆星的邊上注出了該星的赤道坐標位置。另有633 星未注數據。對這份特殊形式的星表，潘鼐認為是元代郭守敬所測無疑①。其理由：（1）其中列有二十八宿距度數值和黃道十二次宿度數值，均與《元史·曆志》所載《授時曆經》中的數據相同②。（2）各種度值數據均采用百分制，即1 度分為100分。這與郭守敬的方法也相同。

對此，有人提出過不同意見，認為所載的不是郭守敬的數據，而是其後② 關于具體計算方法，參閱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三章（一），第67—72 頁。① 孫小淳：《漢代石氏星官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13 卷2 期，1994 年。② 潘鼐：《中國恒星觀測史》第3 章第3 節，學林出版社1989 年版。

① 潘鼐：《中國恒星觀測史》第七章第一節，學林出版社1989 年版。

② 潘鼐：《中國恒星觀測史》第七章第一節，學林出版社1989 年版。

一百年左右的明初人所為。其結論主要來自對741 顆星的座標數據所作的數理分析；同時指出所繪的冬至、夏至點和春分、秋分點的位置，也是明初的數值③。雖然他和潘鼐的結論不同，但他也承認該書曾受到郭守敬的深刻影響。

3.四海測驗中國古代曆法都是以首都作為計算基點。許多天文現象，如日，月交食的時刻、食分，當地的晝、夜時間長度等等，卻是因地而異。在唐代，僧一行在改曆時就提出應派觀測隊到全國十三個地點進行天文觀測，以便使新曆能適應全國的要求。元朝比唐朝疆域遼闊，因而郭守敬奏請元世祖批准派出十四個觀測隊，到全國二十七處地點觀測。這次史稱“四海測驗”的部分結果在《元史·天文志一》有記載。有南海、衡岳、岳台、和林、鐵勒、北海和大都七處，各測出當地的北極出地高度（地理緯度）、夏至日中時八尺高表的影子長度（大都為四十尺高表的影長），以及這一天的晝、夜漏刻數（晝夜時間長度）。其余二十一處地點則只留下一項北極出地高度的數據。據對現今可考的二十處觀測地點所測北極出地高度計算，平均誤差為0°.35。關于檢驗夏至日正午表影的數據，以大都、和林、岳台三處可考的地點來說只誤差幾分（現代單位，1 度＝60 分），最大也僅13 分。其精確度是比較高的①。

4.黃赤交角測定地球的赤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也稱為赤道，或稱天赤道。地球繞日公轉的軌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稱為黃道。黃道和赤道之間有個交角，稱為黃赤交角。這是天文學上的基本數據。許多曆法計算上的問題都要用到這個數據。郭守敬通過觀測太陽一年中去極度的數據，得到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七十三秒，夏至去極六十七度四十一分一十三秒。這兩個數據相減，差數除以2，即得黃赤交角為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化成現代使用的單位，則為23°33’33〃.9。運用現代曆書天文學公式可推知，當時的黃赤交角值應為23°31’58〃.0②。郭守敬的誤差為1’35〃.9。古代的黃赤交角測定值中雖然有比郭守敬更精密的。例如，北宋史序等人編撰的《儀天曆》，其誤差只23〃.9。金代趙知微的《重修大明曆》，誤差也僅39〃.0。他們都比郭守敬要精密。但郭守敬的觀測在當時世界上已是非常先進的了。歐洲要直到三個多世紀以後才有可與郭守敬相比的觀測出現。

5.一些曆元時刻的測定在現代天文學上，各種天文周期都有自己的起算點。這種起算點稱之為有關的曆元。當然，在推定、編排一部天文年曆或民用曆書時，都只能用一種曆元為主，而把其他曆元都歸算到這個指定的曆元時間系統中去。在中國古代，這些歸算的目標和方法都比較特殊。實際上是推算出一個理想的曆元，這個曆元是各種天文周期的共同起點。因此，這個理想的曆元一定離開現實生活的時代十分遙遠。古人稱之為上元。隨著天文觀測的進步，各種天文周期的數值測定得越來越精確，這個上元離開現實③ 孫小淳《〈三垣列舍入宿去極集〉提要》，《中國科技典籍通彙·天文學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① 潘鼐、向英：《郭守敬》，第三章第（三）節，第79—86 頁。

② 現代曆書天文學關于黃赤交角ε值的計算公式是由美國天文學家紐康（SimonNewcomb）于1901 年提出的，公式為：ε＝23°27’08〃.26—46〃.845T－0〃.00591T2＋0〃.00181T3 式中T 是從1900 年起算的儒略世紀數（1 儒略世紀＝36525 日），往過去為負。

也越來越遠。例如，金代趙知微的《重修大明曆》中的上元，離他的編曆年份竟有8863 萬余年。如此巨大的數字要在曆法編算中使用，對古人來說是件極其費力的事。因此，到郭守敬時代，王恂等人就決定斷然廢除上元。他們改用至元十八年（1281）天正冬至（即至元十八年開始之前的那個冬至時刻，實際上在至元十七年內）為其主要起算點。其他各種天文周期的曆元，均推算出與該冬至時刻的差距，稱為相關的“應”。由此形成一個天文常數系統。在這個天文常數系統中，《授時曆》提出了七應。這些應值的確定首先必須依賴有大量的天文觀測，有的還須經過複雜的計算，但郭守敬及其觀測班子的工作則是個基礎。

這七應是：（1）氣應。這個數據的含義是，從作為曆元的那個冬至時刻與其一個甲子日夜半之間的時間距離。郭守敬等人曆時三年多的對日影長度的觀測，共取得九十八組數據。並進而推算出這三年中的冬至及夏至時刻，最後確定至元十八年的天正冬至為己未日六刻正。用現代通行的單位說，那是在1280 年12 月14.06 日。按照現代理論的推算，郭守敬等人測定的這個冬至時刻十分精確。（2）轉應。曆元時刻與其前面一次月亮過近地點時刻之間的時間距離。從所留數據得知，郭守敬測定的那次月過近地點時刻在1280年11 月30.87 日。用現代理論檢驗，其誤差為0.15 日。這是曆代測定中最佳結果之一。（3）閏應。曆元與其前一次平朔之間的時間距離。（4）交應。曆元與在其前一次的月亮過黃白道降交點時刻之間的時間距離。（5）周應。曆元時刻太陽所在的赤道宿度位置與赤道虛宿六度之間的角度距離。這是7個“應”中唯一不是時間量的“應”。但因郭守敬等人把一個圓分成365.2575度，其數值和太陽（實即地球）的一個恒星年（相對任一顆恒星，太陽在天上繞行一周的時間）長度365.2575 日完全相同。故周應雖然是個角度的量，但卻完全可以當作時間量來運算。郭守敬等測定，在曆元時刻太陽在赤道箕宿10 度。用現代理論檢驗，其誤差為0.22 度。在古代諸曆中准確度是比較高的。（6）合應。曆元與其前一次五大行星平合時刻之間的時間距離。因為每顆行星的平合時刻各不相同，所以，合應實際上是5 個數據。（7）曆應。曆元與其前一次的五星過近日點時刻之間的時間距離。這實際上也是5 個數據。

以上十五個數據中，除水星平合時刻和火星過近日點時刻這兩個數據的誤差較大外，其他都是中國古代曆法史上最精確的，或近于最佳的。

三、《授時曆》在《授時曆》創作中，郭守敬雖然有專業分工，他負責制器和測驗，但與整個創作中的其他部分以及總體工作，並非全然無關。《授時曆》的編制是一件規模較大的集體工作。工作中既有專人分工負責，也有重大問題的集體討論。《元史》作者除了在王恂、郭守敬的列傳中記敘了改曆之事外，還在許衡、楊恭懿等人的列傳中也作了相當篇幅的敘述。這些敘述中都透露出《授時曆》編撰工作的集體性。按照當代科學史家錢寶琮的觀點，甚至可認為，早在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等人同學的時代，他們就對曆法問題有過許多探討①。

在估價集體工作的體制下郭守敬的作用時，應注意的是：一方面，郭守① 錢寶琮：《授時曆法略論》，初刊于《天文學報》四卷二期， 1956 年12 月。收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編的《錢寶琮科學史論文選集》，科學出版社1983 年版，第352—376 頁。敬所分工負責的任務一定會吸收別人的智慧和勞動。例如，關于全天恒星星表的測定就不是哪一個人所能獨力完成的。至于在測定七應的工作中，也離不開曆法的推算和對數據的處理。另一方面，則應該肯定在整個曆法的創新和改革中，也凝結著郭守敬的貢獻和智慧。在新曆頒行後不久主要骨干王恂等因先後去世或辭歸②，唯剩下郭守敬繼續工作，一人整理了《授時曆》全部文稿。因此郭守敬功不可沒。這也就是後人把《授時曆》的成就都歸于郭守敬的重要原因。《授時曆》除了在天文數據上的進步之外，在計算方法方面也有重大的創造和革新。主要特點有：1.廢除上元積年這一點前面已述。

2.以萬分為日法古代的天文數據都以分數形式來表示。例如，《四分曆》的回歸年長度為日，朔望月為日。這中的就稱為日法。

西漢《太初曆》或《三統曆》取朔望月為日，回歸年則為日。

3651429499940429438136538515391 4這兩曆就稱81 為日法。後人為區別起見，又稱《四分曆》的4 為歲日法，而《太初曆》的81 則為朔日法。後世各曆也都有自己的朔日法或歲日法。唐代李淳風在《麟德曆》中曾發明回歸年和朔望月統一的日法，但其用分數表示的方式一直未變。但這種分數方式難以立即比較數值的大小，在曆法計算中又需作繁雜的通分運算，很不方便，而且隨著天文數據測定的進步，古人實際上已逐漸明白，無法用一個分數來完全准確地表達這個數據的值。因此，從唐代開始就有人企圖打破分數表達法的老傳統。南宮說于唐中宗神龍元年（705）編的《神龍曆》即以百進制為天文數據的基礎。曹士 于唐德宗建中年間（780—783）編的《符天曆》更明確提出以萬分為日法。但《神龍曆》未獲頒行。《符天曆》只行于民間，被官方天文學家貶稱為小曆。到《授時曆》中始以宏大的革新精神，斷然采用以萬分為日法的制度，使天文數據的表達方式走上了簡潔合理的道路。

3.發明正確的處理三次差內插法方法自隋代劉焯以來，天文學家使用二次差內插法來計算日、月等各種非均速的天體運動。但實際上唐代天文學家已發現，許多運動用二次差來計算是不夠精確的，必須用到三次差，但關于三次差內插公式卻一直沒有找到，只能用一些近似公式來代替。《授時曆》發明了稱之為招差法的方法，解決了這個三百多年未能解決的難題。而且，招差法從原理上來說，可以推廣到任意高次差的內插法，這在數據處理和計算數學上是個很大的進步。

4.發明弧矢割圓術天文學上有所謂黃道坐標，赤道坐標、白道坐標等等的球面坐標系統。現代天文學家運用球面三角學可以很容易地將一個坐標系統中的數據換算到另一個系統中去。中國古代沒有球面三角學，古人是采用近似的代數計算方法來解決問題的。《授時曆》采用的弧矢割圓術，將各種球面上的弧段投射到某個平面上，利用傳統的勾股公式，求解這些投影線段之間的關系。再利用宋代沈括發明的會圓術公式，由線段反求出弧段長股關系的方法是完全准確的。它們與現今的球面三角學公式在本質上是一致的② 王恂卒于至元十八年。許衡于至元十七年告病辭歸，次年卒。楊恭懿至元十八年辭歸後即不再返回朝廷。張文謙于至元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次年病故。張易于至元十九年受他人案件的株連而被處死，等等。①。

以上這些計算方法上的成就，主要應當歸功于王恂，但是，其他學者也為此付出了勞動。特別由于郭守敬是《授時曆》的最後整理定稿者，使這些突出的天文學、數學成就得彰後世，故其功不可沒。

水利工程上的成就郭守敬生平的第二項事業是水利。其中最主要的有二項工程：修複西夏水利和開鑿通惠河。

1.修複西夏水利所謂西夏水利，是指西夏國首都興慶府（今甯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市）一帶黃河兩岸的水利設施。

這一帶早在秦漢時起就陸續開鑿了許多河渠，引黃河水灌溉，由此構成一張水渠網，成為西北地區重要的糧倉。但在元朝開國前，曆年征戰，嚴重毀壞了原有水利設施，使此地九萬多頃良田荒蕪，人民常年處于饑餓之中。郭守敬的有關修複水利工作，主要據齊履謙的記述①。

郭守敬對原有的十二條正渠，六十八條大小支渠“因舊謀新，更立牐堰。役不逾時，而渠皆通利”。整修原有的渠道，使之煥然一新，原有已損毀的牐堰也修補更新。總之，這項工程大抵是因舊整修，即令有新渠開挖、新牐堰的建立，也不會很多。所以全部工程才能“役不逾時”，干了不到一個季度，“渠皆通利”。當然，這也是因為涉及千百萬人的生計大事，上、下均望其速成。投入和工效一定都是極高的。此事的成功對郭守敬來說，在于他有組織大型工程的才能，干的是造福人民的大好事，因而人民才會在渠上給他立生祠。

2.通惠河的開挖元世祖把首都定在大都（今北京）。為了供養大都臣民的生活，保證帝王、貴族們的享用，許多物資都要從南方運來，其中糧食每年需要從南方征運數百萬斤之巨。在金代，就利用華北平原上的天然水道，與自隋唐以來陸續開挖修建的南方運河相連網，建立了一個水上運輸系統，從南方往金朝中都（今北京）運送糧食。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這個系統的終點不是在大都，而是在京東的通州。通州距離金中都和後來的元大都還有好幾十里路。這一段路程就只能依靠陸運。而陸路運輸的成本很高，並且一到雨季，道路泥濘難行，牲口倒斃，糧車陷在泥中，運輸效率極低。因此，自金朝起，人們就力圖開鑿一條從通州直達京城的運河，以解決運糧問題。

通州地勢低于大都。開運河，只能從大都引水流往通州，沿途築一系列牐壩，使南來的船逐級上駛。這樣，就必須在大都城周圍尋找水源以保證運河的水量。大都城郊有西北方的高粱河，西南方的涼水河，其水量都很小，不敷運河的用水。大都城北幾十里處，有清河和沙河，雖有一定水量，卻因地形自然流向東南，成為通向通州的溫榆河的上游。大都城西幾十里的渾河（今稱永定河），水量在當時是相當大的。金朝時曾從京西石景山北面的西① 錢寶琮：《授時曆法略論》，文中專有一節討論弧矢割圓法，見《天文學報》四卷二期，1956 年12 月；收入《錢寶琮科學史論文選集》，科學出版社1983 年版。

① 齊履謙：《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元文類》卷五○。

麻峪村開了一條運河，經過中都注入通州城東的白河。但因渾河中泥沙極多，運河很快淤積；加之夏、秋洪水季節，渾河水極其洶湧，極易泛濫，對運河兩岸造成威脅。所以，開鑿了十五年之後又複把運河上游的口子填塞了。這個使命最終落到了郭守敬的身上。而郭守敬也不是一舉成功的。

由于金朝開挖的運河，正流經大都城牆的南面。以下往東到通州的一段完全可以利用，因此所需解決的只是上游的水源。

早在元世祖中統三年（1262）郭守敬初見忽必烈時所提的六項水利工程計劃中，第一項提的就是此事。他計劃把清河的上源中，從玉泉山湧出後東流，經甕山（今萬壽山）南面的甕山泊（今昆明湖的前身）再向東的那一支流改道向南，注入高粱河，再進入運河。這項計劃曾經實施。但因只是一泉之水，只能用于增加大都城內湖池宮苑的用水量，對航運則無裨益。

三年以後，他從西夏回來，又提出了修運河的第二個方案。這個方案是利用金人所開渾河的口子，只是另在金人運河的上游開一道分水河，引回渾河。當河水暴漲，危及下游時，就開放分水河閘口，解除對大都城的威脅。同時考慮到渾河水攜來的泥沙問題，他撤去了運河上的閘壩，以使泥沙自然運走。這種設想固然有其道理，但大都到通州運河段的水位下降梯度，雖比大都以上的運河段梯度較小，卻仍然是相當大的，沒有閘壩控制，巨大的糧船就無法逆流而上。因此，這個方案在至元十三年（1276）實施完成以後，只對運河兩岸的農田灌溉及放送西山砍伐木料的作業有所幫助。

此後郭守敬總結了兩個方案失敗的教訓，並在大都周圍仔細地勘測水文和地形起伏情況。只是由于他又被調去修曆，才把此事擱下了。

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人建議利用灤河和渾河溯流而上，作為向上都運糧的渠道。元世祖不能決斷。派太史令郭守敬去實地勘查。郭守敬探測到中途，就已發現這些建議不切實際。他乘著報告調查結果的機會，提出了許多新建議。其中第一個就是他已籌劃多年的大都運河新方案。

這個方案利用他第一次方案中鑿成的把甕山泊流出的一支清河上源引向南面高粱河的河道。為了進一步擴充水源，又把昌平縣神山（今稱鳳凰山）腳下的白浮泉水引入甕山泊。此後，河水並不徑直南下，而是反向西引到西山腳下，再沿西山往南，沿途攔截所有原來從西山向東流入沙河、清河的泉水，使彙成流量可觀的水渠，再經高粱河進入流向通州的運河。因為這些都是清泉水源，泥沙很少，運河下游可以無顧慮地建立船閘，使糧船平穩上駛。元世祖對這一方案極為重視，下令重設都水監，命郭守敬兼管都水監事，並調動幾萬軍民，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天動工。開工之日忽必烈命丞相以下官員一律到工地勞動，聽郭守敬指揮。此舉雖然只是個象征，但卻反映了元皇朝對這條運河的重視程度和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權威。整個工程只用了一年半時間，全長一百六十多華里的運河連同全部閘壩工程就完成了。這條運河被命名為通惠河。而自昌平到甕山泊的一段又特稱白浮堰。從此以後，南來的船舶可直駛到大都城中，作為船舶終點碼頭的積水潭上登時桅檣如林，熱鬧非凡。通惠河不但解決了運糧問題，而且促進了南貨北銷，繁榮了大都城的經濟。

通惠河工程從技術上來說最突出的是白浮堰線路的選擇。白浮泉的發源地海拔約六十米，高出大都城地勢最高的西北角約十米。但因兩者之間隔有沙河和清河兩條河谷地帶，它們的地勢都在五十米以下，甚至還不到四十五米。因此，如從白浮泉直線南下，則泉水勢必沿河谷東流而下，進不了運河。如果用架渡槽的辦法，則也只能引白浮一泉之水，起不了多大作用，卻費工甚巨。而郭守敬所選的線路，雖然迂回，卻保持了河道較小的水位落差梯度，且可攔截沿途所經的諸多水源，使流入運河中的水能有較大的水量。因為從神山到大都城的直線距離有六十多華里（三十多公里），在這麼長的路程上地形有幾米的起伏那是很微小的。從這里可以看出，郭守敬的地形測量技術實在是很高超的。當代許多地理學家考察了白浮堰線路之後，對郭守敬的成就無不交口贊譽。

光輝業績郭守敬的畢生事業和主要成就雖在天文和水利兩個方面，但他卻是位多才多藝的科學家，在許多領域都有他的創造性的貢獻。

他曾提出，以海平面作為基准，比較大都和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兩地地形高下之差，這是地理學上的一個重要概念—海拔的創始。

他在西夏水利工程結束後曾溯黃河之流而上，探尋黃河的發源地。由此他成為以科學考察本身為目的，專程探求黃河河源的先驅者。他的探查結果沒有記載流傳下來。傳世的第一部河源考察成果專著為都實所撰《河源記》，此是至元十七年（1280）都實奉忽必烈之命專程考察河源的紀實。先前郭守敬的考察對都實肯定有相當的影響。

他在簡儀中使用了滾柱軸承，以使簡儀南端的動赤道環可以靈活地在定赤道環之上運轉。西方的類似裝置是在二百年後才由意大利科學家達·芬奇發明的。

他所創作的大明殿燈漏是第一架與天文儀器相分離的獨立的計時器，在中國鍾表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他在景符、仰儀等儀器中反複運用了針孔成象原理。這在中國光學史上也是比較突出的成就。

這樣一位有多方面傑出成就的科學家，身後自然會得到後人的贊揚和敬仰。

新中國建立後，人們對他更隆重紀念。1959 年開館的中國曆史博物館，在門廳中陳列了他發明的簡儀，元代展品中設立有他的胸像和事跡介紹。八十年代初，在他的家鄉建立了郭守敬紀念館。在北京積水潭上的彙通祠中也陳列有關事跡和開挖通惠河的介紹。1962 年，郵電部就發行繪有郭守敬像和簡儀的紀念郵票共二枚①。1970 年，國際天文學聯合會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月球背面的一座環形山，其位置為134°W，8°N。1977 年，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把小行星2012 號正式命名為郭守敬星。中國天文學會受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的委托，在八十年代舉辦過幾屆有關天文學前沿的世界性講習班，這些講習班也是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

① 《中國古代科學家》（第二組共8 枚），編號紀92，1962 年12 月1 日發行。郭守敬像為第7 枚，簡儀為第8 枚。

第十七章王禎黃道婆忽思慧第一節王禎王禎的身世和勸農活動王禎，《元史》中無傳，《山東省通志》也未載他的事跡，只知他是山東東平縣人。《東平縣志》有“王構傳”附帶一筆提及：“同郡有王禎者，為豐城①縣尹，著《農書》行世。”

王禎活動的時代，正當元朝初期至中期。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建國號為“大元”。他在未登大位前就已采納耶律楚材等的建議，重視農業生產。登位後，即“首詔天下，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元史·食貨志》）。同時，采取一系列強有力的具體措施，設置農業管理機構和官員。中統元年（1260），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中統二年，立勸農司。至元七年（1278），“特設司農司，勸課農桑，興舉水利，凡滋養栽種者皆附而行焉”（《元史·食貨志》）。同年，又頒布勸農立社條規十四條。此外，還組織人編寫和多次印發《農桑輯要》一書。元皇朝統一江南後，江南經濟得以繼續發展，東南地區北運大都的糧食逐年增加，最多時達到三百五十多萬石。經濟作物棉花這時已推廣到淮河和長江流域。隨著全國農業的恢複和發展，迫切需要一部總結並指導南北方農業生產的農書。而元初編寫的《農桑輯要》有很大局限性，所記載總結的農業科技知識主要是北方黃河流域旱地農業的。王禎的《農書》正是在這一曆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王禎的家鄉東平，位于山東西部，是大運河和黃河交彙之處，元初已文人薈萃。當時名士加王磐、李昶、徐世隆等都先後在東平設帳授徒，培養了一批學有所長的人才，著名的有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謙等。孟祺于至元七年（1270）任山東西道的勸農副使，也是《農桑輯要》的主要編纂者之一。這些人的思想和言行，對包括王禎在內的東平知識界必然有所影響。王禎自元貞元年（1295）至大德四年（1300）任宣州旌德縣（今安徽旌德縣）尹。在任期間，他生活儉樸，曾捐出薪俸興修當地的學校、橋梁、道路，教農民種植樹藝，施舍醫藥給有病的窮苦人。六年後調任信州永豐縣（今江西廣豐縣）尹。由于王禎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頗有好評，人們稱他“惠民有為”（《旌德縣志》）。據《農書》，他自稱：“愚嘗客居江淮”①，“嘗見于江浙農家”②，“又見江南春夏之間，用此挾貯泥糞”，③均反映了王禎對當時的江南農業生產是非常熟悉的。

從《農書》的字里行間，還可分析出王禎的思想品行。

首先，他繼承了中國傳統的農本思想。《農書·自序》開頭就說：“農，天下之大本也。”又說：“古先聖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他遵循這種農本思想，身體力行，教民耕織。為了① 此豐城應為信州永豐縣（今江西廣豐縣）。

① 《農器圖譜集之一·田制門》“沙田”條。

② 《農器圖譜集之八·蓧蕢門》“篩谷拐”條。

③ 《農器圖譜集之十二·舟車門》“劃船”條。

總結經驗，他立志編寫一部《農書》，“不揆愚陋，搜輯舊聞，為集三十有七，為目三百有七十。”戴表元為《農書》寫序，介紹王禎在旌德時勸農事跡：“丙申歲客宣城縣，聞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施德治。問之其法，歲教民種桑若干株，凡麻、苧、禾、黍、 、麥之類，所以時藝芟獲，皆授之以方；又圖畫所為錢、镈、耰、耬、耙、杷諸雜用之器，使民為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為之，安用教？’他縣為宰者群揶揄之，以為是殊不切于事..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賴而誦歌之。”①二是重視和推廣新的生產技術和農器。王禎在寫作《農書》過程中，重視對新發明的農器和生產技術的搜集，並表現出高度的熱情。如在推薦民間新創可兼磨、礱、碾三用的水轉輪軸時說：“一機三事，始終俱備，變而能通，兼而不乏，省而有要，誠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潛機。”②《農書》本身就是一部收集和推廣當時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農器的科學著作。

第三，反對虛文，重切實致用。王禎認為進行“勸農”工作必須“加實意，行實惠，驗實事，課實功”；“以身率先于下”，“親執耒耜，躬務農桑”，這樣農民才能“懇懇然勞之哉”。王禎反對當時勸農工作中不講究實效，徒具虛文的做法，說：“今長官皆以勸農署銜，農作之事，己猶未知，安能勸人？借曰勸農，比及命駕出郊，先為文移，使各社各鄉預相報告，期會赍斂，只為煩擾耳。”在《農書》中，他從實用目的出發，著意比較南北方的農具、耕作和蠶桑方法等的優劣，加以介紹，交流推廣。

第四，同情農民，反對統治者無止境的剝削。《農桑通訣之四·勸助篇》寫道：“今夫在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驕奢為事，不思己之日用，寸絲口飯，皆出于野夫田婦之手..朘削脂膏以肥己”。指出高利貸殘酷剝削農民使“其間有收刈甫畢，無以糊口者”①。他宣傳提倡北方農村中的“鋤社”，認為此可以發揮小農互助力量的作用，“以十家為率，先鋤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飲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間，各家田皆鋤治..間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為鋤社，甚可效也”②。

綜上所述，可見王禎是一位具有正義感又較體恤民情和克盡職守的地方官吏。

《農書》對中國傳統農學的發展王禎《農書》對中國傳統農學有重大貢獻。關于寫作時間，《農書·雜錄》“造活字印書法”中稱：“前任宣州旌德縣縣尹時方撰《農書》”；“後二年，予遷任信州永豐縣..是《農書》方成”；在“自序”中則記為“皇慶癸丑”。由此可知，《農書》始撰于他任旌德縣尹時，到永豐縣二年以後，即皇慶二年（1313）才脫稿。明代和清代中期以前的官私書目都沒有著錄此書的元刻本，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書在永樂年間（1403—1427）被收入了《永樂大典》。明嘉靖九年（1530），山東布政使司根據一個抄本刻印，這可能是此書完整的最早刻本。萬曆二年（1574），山東濟南府章丘縣縣署又翻刻① 戴表元：《王伯善農書序》。

② 《農桑通訣之四·勸助篇》。

① 《農桑通訣之四·蓄積篇》。

② 《農桑通訣之三·鋤治篇》。

一次。萬曆四十五年（1617），鄧渼又據“嘉靖本”重刻，行款有了改變，插圖略有刪減。這刻本較稀見。在明代共刻過三次，三種刻本均為同一來源。清代中期以前，本書流傳不多。乾隆時編纂《四庫全書》收入本書，稱“庫本”。“庫本”比“明刻本”多一篇作者“自序”，書的次序和內容都有些出入。“武英殿聚珍板叢書”也收入了本書，這是清代的第一次印本，系據“庫本”，參考“明刻本”改訂的，有的地方甚至與這兩個版本都不同，即後來流傳很廣的幾種版本之祖本。晚清時，全國上下提倡“實學”，福建、廣東、上海也都有翻刻。民國以後，有1924 年山東農業專科學校排印本。1937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收入“萬有文庫”。新中國建立後，有1956 年中華書局鉛印本，仍用“萬有文庫本”紙型，稍有修改①。1981 年，農業出版社出版王毓瑚校訂本，文字以“庫本”為主，用“嘉靖本”校補，並參考其他版本，此是迄今最好、也較接近《農書》原貌的本子。

王毓瑚校訂的《王禎農書》，內容大體如下：開頭是王禎寫的“自序”；接著是正文，共計三十七集，三百七十一目，分《農桑通訣》、《百谷譜》、《農器圖譜》三大部分；最後是“雜錄”二目。

《農桑通訣》共六集，二十六目。屬農業總論性質。開卷根據古代傳說等敘述農事、牛耕和蠶事的“起本”，即曆史淵源，為中國古農書中所首見。接著以“授時”、“地利”、“孝悌力田”三篇說明天時、地利的作用和人力的重要性。然後轉入正題，泛論農、林、牧、副、漁各業。農業生產中從耕種到收獲止的一些共同基本措施，如墾耕、耙勞、播種、鋤治、糞壤、灌溉、收獲；再有“種植”（種植樹木）、“畜養”（包括馬、牛、羊、豬、家禽、魚、蜂）、“蠶繅”三篇，作為農家副業。另有“勸助”、“蓄積”、“祈報”三篇。概而言之，其主要內容貫穿著農本觀念與天時、地利、人力共同決定的思想，與《齊民要術》“序文”中“教民”的主導思想一脈相承。《百谷譜》共十一集，八十三目。屬農作物栽培各論。“谷屬”十四目，記述粟、水稻、旱稻、大小麥、黍、大豆等十五種糧食和油料作物的栽培、管理、收獲、貯藏、利用的技術與方法。“蓏屬”十三目，介紹甜瓜、冬瓜、芋、蘿蔔、蔓菁、蓮藕等十二種作物；“蔬屬”十九目，介紹葵、芹、芸苔、菌、蒜等二十種作物；“果屬”十八目，包括有梨、桃、梅、杏、荔枝、柑橙等二十三種果樹。此外，還有二十一種竹木、纖維、藥材等經濟作物的栽培、管理、收獲、收藏，以及利用的技術和方法。這一部分的資料來源，主要根據《汜勝之書》到《農桑輯要》已有各種農書，新增的只有十幾條。後為“飲食類”，原有“豳風七月詩說”、“食時五觀”和“備荒論”三篇，今僅存“備荒論”。從積谷倉和區田、櫃田等積極防荒的措施談起，又列舉了許多可以代糧用的野生植物，最後是抄錄的一些不可信的民間相傳的所謂“辟谷方”。

《農器圖譜》是全書的重點。收有插圖共三百零六幅，分為二十門（二十集），二百六十一目。田制門（十四目）、耕作工具耒耜門（十六目）、钁臿門（十二目）、錢镈門（十一目）等；收獲工具铚艾門（十二目）、杷朳門（十五目）、蓑笠門（十目）等；蓧蕢門（二十目），即搬運工具；以及杵臼門（十目，包括油榨）、倉廩門（十二目）、鼎釜門（八目，包括炊① 有關《農書》版本情況，據王毓瑚校《王禎農書》“校者說明”縮寫。具和盛具）、舟車門（九目，包括田廬、守舍、牛室）、灌溉門（二十三目，包括設備和工具）、利用門（十四目，包括水利工具和水力設備）、 麥門（八目，收麥的特殊工具）、蠶繅門（二十目）、蠶桑門（十目）、織絍門（七目）、纊絮門木棉附（十二目，包括制作絲綿和棉花加工）、麻苧門（十六目）。每一幅圖均附有文字說明，記述構造、來源、用法、演變和性能等等。並附有一段韻文，或一首詩賦，有的錄自前人作品，但大半為王禎自己所作。這些圖經過輾轉複刻，自然會有些走樣，但所繪的實物，大體上還是精細正確的。

“田制門”包括的區田、圃田、圩田、沙田、塗田、櫃田、架田等，是一些特殊的土地利用和改良，反映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為了溫飽和生存，在人多地少的條件下是如何千方百計找地種的。從豐富多樣的農具圖像中，也看出中國古代勞動人民根據不同地區、不同需要而創造出不同用途的農具，顯示了農業技術的進步。還有少數不屬農具范圍的“梧桐角”（用梧桐葉卷成角形的哨子）、“薅鼓”（薅田時，掛在村頭樹上，敲擊時能起召集和娛樂之作用）、“擊壤”（一種農村老農玩的游戲）。此與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關系密切，反映了當時農村的民俗風習。

王禎《農書》在中國農學遺產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綜合了黃河流域旱地農業和江南水田農業兩方面的實踐經驗寫成的。其次，《齊民要術》奠定了中國古代農學體系的基礎，而《王禎農書》，則是中國古代農學體系形成的標志，比前者更具有整體性和系統性。第三，《農器圖譜》篇幅占《農書》的十分之八，把農具列為綜合性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則是從王禎開始的。此後的農書和其他書籍所記述的圖繪農具多以此為范本。

多才多藝王禎多才多藝，在機械學等方面也頗有發明創造，是一位出色的工藝學家。他所編的《農器圖譜》，把當時農業生產所用的各種器物分門別類詳盡地用文字介紹，一一繪有圖樣。有的已失傳的農業機械，他大力搜集加以複原，如西晉時劉景宣制作的磨，“奇巧特異，策一牛之任，轉八磨之重”。此磨用力少而功效大，但久已失傳。王禎“尋繹搜索，度其可用，述此制度”，名之為“連磨”①。東漢時杜詩發明的水排，可用水力鼓風來煉鐵，到元代時制法已不可考，王禎也是特意“多方搜訪，列為圖譜”。他對輪軸特別感興趣，在《農器圖譜》中有“杵臼門”、“灌溉門”、“利用門”，收集了五十七種與輪軸有關的生產工具。在此基礎上，他還創制出“水礱”和“水輪三事”。尤以“水輪三事”最為機巧，王禎稱之為“誠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潛機”②。

創制木活字和轉輪排字盤，是王禎對印刷排字技術的一大貢獻。王禎開始寫《農書》，因字數較多，雕板印刷有困難，他就請工匠創制木活字約三萬多。其方法是先用紙寫好字樣，糊于木板上刻字。刻後把每個字鋸開，用小刀修理成一樣大小。然後一行行排字，用竹片夾開來，排滿一板框，用小竹片墊平，木楔塞緊，使每個字都堅牢不動。再于活字上刷墨，鋪紙，用棕① 《農器圖譜集之九·杵臼門》“連磨”條。

② 《農器圖譜集之十四·利用門》“水排”條和“水輪三事”條。

刷刷紙，就印出文字來了。這套活字他原計劃用于排印《農書》，後因故未用上。大德二年（1298），王禎用來試印《旌德縣志》，全書六萬字，不及一個月百部書都完成，同刊板一樣，證明效率較高①。為了減輕排字工人的勞動，提高工效，王禎又發明了“轉輪排字盤”，用“以字就人”代替“以人尋字”。排字工人坐著推轉輪盤，就可找到所需要的活字。王禎把這種先進的造木活字方法和排版印刷經驗，寫成《造活字印書法》一文附于《農書》。此後，有一位馬稱德在浙江奉化也用此法雕鏤木活字十萬個，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印成《大學衍義》等書。元代時木活字印刷還流傳到少數民族地區，敦煌千佛洞中就發現過元代畏兀兒文木活字。明、清時木活字大為流行，除排印書籍、家譜外，還用于印行邸報。在中國古代印刷史上使用廣泛僅次于雕板，而遠勝其他活字。畢昇雖試制過木活字，但用于印刷書籍，並把制造方法和經驗寫成專文的，則是王禎。②《農書》所述“授時指掌活法之圖”和“全國農業情況圖”，這也是王禎首創。後一圖的原圖已佚，書中的一幅是後人補畫的。“授時指掌活法之圖”是對曆法和授時問題所作的簡明小結。該圖以平面上同一個軸的八重轉盤，從內向外，分別代表北斗星斗杓的指向及天干、地支、四季、十二個月、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各物候指示的應該進行的農事活動。把星躔、季節、物候、農業生產程序靈活而緊湊地連成一體。王禎在對圖的說明中強調兩點：一是不依曆書所載月份，而用節氣定月份，即“以交立春節為正月，交立夏節為四月，交立秋節為七月，交立冬節為十月”③。二是指出圖中所列的各月農事，只能適用于一個地區，其他地區應當按緯度和其他因素而有所變更，不能“膠柱鼓瑟”。這種把“農家月令”的主要內容集中總結在一個小圖中，簡明了然，使用方便，確實是一種值得歎賞的創作。

王禎在文學上也有較高的素養。《農器圖譜》一幅幅插圖所附的一篇篇韻文和詩賦，大多是他所作。有的寫得頗有文采。徐光啟評論說：“余讀《農書》，謂王君之詩學勝農學。”①① 《雜錄·造活字印書法》。

② 張秀民：《王禎》，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編《中國古代科學家》，科學出版社1960 年版。③ 《農桑通訣之一·授時篇》。

① 轉引石聲漢：《中國古代農書評價》，農業出版社1980 年版。

第二節黃道婆黃道婆對元代以後棉紡織業的發展很有影響，本卷丙編第四章中有所論及。有關黃道婆的“本事”，各種官方史書均不載，元以後的私家筆記、詩文雜著中略有提及，內容大多相同。這些記載雖不很准確，但卻是我們了解黃道婆生平的重要資料。

黃道婆的生卒年月及名字已無從查考，“道婆”兩字無疑是後人對她的尊稱。最早提到黃道婆事的是《輟耕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陶宗儀。《輟耕錄》成書于元末，其載黃道婆生活于“國初”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的烏泥涇（時屬上海縣，有的書稱松江烏泥涇，那是因上海縣隸屬于松江府之故）。正確地說，黃道婆應是元代前期松江府上海縣烏泥涇人。據與陶宗儀同時代人王逢的詩《黃道婆祠並序》所記，黃道婆年輕時候，不知什麼原因曾遠離故鄉漂泊到海南的崖州（今海南省三亞市），在那里從事很長一段時間的植棉和棉紡織勞動，掌握了一整套出色的棉紡織技術，待至中年，方才返歸烏泥涇故鄉。

烏泥涇毗鄰東海，在黃道婆離鄉前，這里農業極不發達，棉紡織技術更是落後。黃道婆回鄉後，看到家鄉棉紡織生產的落後情況，決意使之改變。她陸續采取不少措施，向家鄉人傳授在崖州學到的整套棉紡織技術，結合內地傳統的紡織工藝，進行改革，創造了一套新技術。至今可推斷的技術革新有五項：1.改良棉種。用她從崖州帶回的棉種培育出適合于當地種植的優良棉種，取代了原有的質次種子。

2.改良捍棉機具。用雙把手搖軋棉的攪車代替原有的用手剝脫棉籽。

3.改良彈弓。用檀木椎（或稱槌）往來敲擊四尺多長的繩弦大彈弓代替僅有一尺四五寸長的指撥線弦小弓。

4.改良紡車。縮小紡麻絲的三錠腳踏車竹輪直徑，調整踏杆支點和竹輪偏心距，制成一手紡三根紗的腳踏三錠紡車，代替手撚紡墜紡紗或單錠手搖紡車紡紗。

5.改良織造工藝。借鑒和汲取黎族織造“崖州被”的經驗和方法，發展漢族民間固有的傳統織造工藝；織布講究“錯紗、配色、綜線、挈花”技法；被褥、帶、帨等織物，有“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等圖案；創造了具有江南特色的“烏泥涇被”。這些織物具有獨特的風格，很快成為當時異常珍貴的品種，稱為“云布”風行一時。由于烏泥涇棉布銷行日廣，千戶農家和手工業者生活大獲改善，從而使烏泥涇很快變成了一個富庶的知名村鎮。

黃道婆的棉紡織新技術，對棉織業在與上海縣相鄰的松江、青浦一帶的普及，和上海地區棉紡織業日益繁榮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在黃道婆逝世後，松江府地區很快成為全國植棉業的中心，並贏得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贊譽。黃道婆創造的棉紡織新工藝長期流傳于世。據清代褚華《木棉譜》記載：松江府地區普遍栽種的“杜花”和“紫花”，均為黃道婆傳下的棉種。盛行于明清兩代匹值萬金的棉織龍鳳、斗牛、麒麟等袍服材料，也是沿用黃道婆的方法生產的。

棉紡織業的發展，使松江府地區的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後人無不衷心感謝黃道婆的功德。民間傳誦一首歌謠：“黃婆婆！黃婆婆！教我紗，教我布，兩只筒子兩匹布。”表達了對這位出身勞動者的紡織家的敬仰和贊頌。鄉人為她造墓樹碑，建祠塑像，奉祀香火，敬如神祗。如清代上海縣城內一處黃道婆專祠碑文所記：“天憐滬民，乃遣黃婆，浮海來臻。滬非谷土，不得治法，棉種空樹。惟婆先知，制為奇器，教民治之。踏車去核，繼以椎弓。花茸條滑，乃引紡車。以足助手，一引三紗。錯紗為織，燦如文綺，風行郡國。昔苦饑寒，今樂腹果。..”①此段文字真實地反映了黃道婆革新棉織技術的功績和對當地經濟發展的深遠影響。

① 包世臣：《新建黃道婆專祠碑記》，刊《安吳四種》卷二九。收入《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頁46。

第三節忽思慧忽思慧，一譯和斯輝，生卒時間不詳。蒙古族（一說為回回人）。忽思慧于元仁宗延祐年間（1314—1320）被選充飲膳太醫一職，至元文宗天曆三年（1330）編撰成《飲膳正要》一書。由于有關史料缺乏，該書成為考其生平的主要依據。從該書“虞集序”可知，忽思慧嘗為趙國公常普蘭奚下屬，且兩人關系密切。據《新元史·常齩住傳》，常普蘭奚于延祐二年（1315）加金紫光祿大夫、徽政院使，掌侍奉皇太後諸事，忽思慧很可能即于是年被選任飲膳太醫，入侍元仁宗之母興聖太後答己。《飲膳正要》成書之後，專門進呈中宮供覽，受命擔任該書刊刻、校正者又多為與中宮關系密切之人，如拜住為中政院使，張金界奴為內宰、隆祥總管等，且“虞集序”中專有褒頌“聖後”之語，故忽思慧當時應在中宮供職，以膳醫身份侍奉元文宗皇後卜答失里。忽思慧在元廷中主要是以飲膳太醫之職侍奉皇太後與皇後。

營養保健學在我國古籍中稱為“食療”、“食補”等，具有悠久的曆史。曆代帝王往往都很注重自身的醫藥養生，食療亦為所重。宮廷中食醫機構與職官的設置，可追溯及《周禮》。據《天官》章載，就專門設置有兩名為王家服務的“食醫”，專司宮廷飲食和齊、四季所宜。此後，曆代皆有類似制度與職官設置。至元代，蒙古統治集團性喜豪宴，食醫與食官尤為偏重。自成吉思汗時就有食醫之設，如常普蘭奚之曾祖父常資、祖父常兀邇篤，就先後擔任成吉思汗宿衛兼典禦膳。元世祖忽必烈對飲食衛生尤為重視，他“食飲必稽于本草”（《飲膳正要·虞集序》），設置有執掌飲膳的太醫四人，負責宮廷的補養調護之術，飲食百味之宜，且每日須將“所職何人，所用何物..標注于曆，以驗後效”（《飲膳正要·忽思慧進表》），有較為嚴明的規章制度，這對于總結食療經驗是十分有利的。出生印度的鐵哥，為忽必烈掌饔膳湯藥，深得信賴，元世祖嘗謂其曰：“今卿典朕膳，凡飲食湯藥，宜先嘗之”（《元史·鐵哥傳》）。鐵哥即為當時的飲膳太醫之一。元初名醫許國禎之母韓氏，亦曾以食醫身份侍奉元世祖之母莊聖太後。

金元時期，我國醫學的發展有兩個較為突出的特點，一是中外各民族醫學的交融，一是醫藥學術的爭鳴與創新，這不僅促進了食療學的發展，也為食療經驗的繼承與總結提供了特色各異的豐富資料。忽思慧長期擔任元廷飲膳太醫，負責宮廷飲食調理、養生療病諸事，他重視食療與食補的實踐與研究，得以有機會將元文宗以前曆朝宮廷進用的奇珍異饌、湯膏煎造的技藝與經驗加以及時整理總結，他自稱，《飲膳正要》一書就包括了元世祖時“尚醫之論著”（《飲膳正要·虞集序》）。他還繼承了前代著名本草著作與名醫經驗中的食療成就，並注意汲取當時民間日常生活中的食療經驗。這些都構成了《飲膳正要》一書的豐富內容。

《飲膳正要》是一部珍貴的蒙元宮廷飲食譜，也是現存最早的古代營養保健學專著，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與史料價值。全書三卷，約三萬一千二百余字。內容大略可分為如下三部分：一是養生避忌，妊娠、乳母食忌，飲酒避忌，四時所宜，五味偏走及食物利害、相反、中毒等食療基礎理論；一是聚珍異饌、諸般湯煎的宮廷飲食譜153 種與藥膳方61 種，以及所謂神仙服餌方法24 則；一為食物本草，計米谷、獸、魚、果、菜、料物等共230 余種，② 本文材料主要參考忽思慧《飲膳正要》，上海涵芬樓影印本；明宋濂等《元史》；清柯紹忞《新元史》，民國初得耕堂刊本；李經緯等主編《中國醫藥百科全書·醫藥史》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 年版。並附本草圖譜168 幅。全書另有21 幅精美插圖，為古代線描版畫。該書的編撰工作曾得到集賢大學士、趙國公常普蘭奚的直接支持。書成後，于同年刊行，惜元刻本久已失傳，今存有明經廠刊本及近現代影印的幾種刊本。

忽思慧繼承了前代食、養、醫結合的悠久傳統與食療、養生的豐富經驗，尤其重視與承襲了唐代著名醫藥學家孫思邈的有關學術理論與見解。他著重論述了有病先以食養、不愈再取藥療，及“保養之道，莫若守中”等食療理論，強調了食療在醫藥學中的作用與地位。書中選錄的每一種藥物與食譜、藥膳方，都十分重視和講究其養生和醫療作用，因此書中所載食品大多是具有補益與治療作用的保健食品。他比較重視“以髒補髒”的食療理論，並在其食療方中充分加以運用，如以羊、鹿、豬腎治療腎虛等等。除食療方外，忽思慧還注意汲取前代養生學各方面的豐富成果，如在卷一“養生避忌”節中收集了前代養生箴言近60 則，其中既有與飲食有關的如“凡熱食有汗，勿當風”、“夜不可多食”等，也有如“節嗜欲、戒喜怒”、“遠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等其他方面的養生經驗，大多具有一定的科學道理。神仙服餌、氣功導引方面的內容，更反映了傳統養生學的特色。書中所引用的前代有關養生的著述有《道書·八帝經》（1 條）、《抱樸子》（8 條）、《列仙子》（2 條）、《神仙傳》（4 條）、《修真秘旨》（2 條）、《孫真人枕中記》（1 條）、《東華真人煮石經》（1 條）等多種。

在中國食療史上，較為全面地論述食療理論與應用的，忽思慧可謂第一人。我國食療的發展源遠流長，至唐宋時期形成一個高峰，出現了不少食療專書，而“千金”兩方、《外台秘要》、《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等唐宋時的大型綜合性醫書中也收載了很多食療方面的內容。但是，這些專書與內容大多以食療本草或食療方劑的形式出現，形式與內容均較單薄，食療理論的闡述也較零散。而忽思慧在食療應用范圍、食品性味與營養價值、飲食保健、飲食治療、飲食衛生與宜忌、食物中毒及解救、食物烹調等各方面，從基礎理論到實際應用均有論述，並且較前代有不少新的發展，內容涉及到了現代營養衛生學的各主要方面。尤其重視婦幼保健，除繼承了前代胎教學說外，對“妊娠食忌”、“乳母食忌”等均列有專節論述。他新增補了不少不見于前代文獻的藥膳方。對飲食衛生，他也很重視，反複予以論述。如主張不食不潔或變質之物，防止病從口入；又如“爛煮面，軟煮肉，少飲酒，獨自宿”的主張，對于當時的飲食習慣來說，是很有現實意義的飲食衛生措施。忽思慧還在醫學中首先使用了“食物中毒”這一術語，並列舉了許多有效的解救食物中毒的方法，有的沿用至今。

《飲膳正要》的學術成就與史料價值是多方面的。如以繼承發揚前代食療學成就為經，以廣泛吸取漢、蒙、藏、維等各族人民各具特色的飲食經驗為緯，反映了當時國內各民族醫藥文化的交流與融彙。書中卷一首列“三皇聖紀”一節，條述伏羲、神農、黃帝等的傳說，這是曆史悠久的傳統漢族醫藥文化在書中得以延續的生動體現。書中尤其突出體現了蒙古族人民的飲食特點。如“聚珍異饌”節的食譜方中有78 方用有羊肉、羊髒、羊骨及羊血等，占全部94 方的4/5 以上，其余16 方中，尚多有用馬、鹿、狼、熊、雁等漠北常見動物者。這些食譜方的功效以溫中益氣散寒為主，顯然也與當時蒙古族人民所處的地理環境有密切關系。蒙古族人民的主要飲料馬奶在書中也頗多應用。書中專列“飲酒避忌”一節，收集飲酒衛生經驗33 條，尚有解酒毒法，並設五味子湯、人參湯等代酒飲料，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蒙古族人民的飲食風尚。而書中所載酥油、醍醐油、白酥油（馬思哥油）、西番茶等，則是具有藏族特色的飲食。另外，卷二的“搠羅脫因”，自注云“系畏兀兒茶飯”，顯系維吾爾族特色的食譜。卷三並稱哈剌火者（今新疆吐魯番地區）所產葡萄酒為最佳。

《飲膳正要》還充分反映了元代中外醫藥文化交流的史實。元代中外醫藥交流活動十分興盛，其中外來藥物與方劑的輸入是其重要表現形式之一。書中收載了大量外來藥物，如回回藥物八擔仁（巴旦杏仁）、必思答（開心果）、馬思答吉（黃連木乳香）、咱夫蘭（藏紅花）；來自東南亞與南亞的胡椒、草果、孩兒茶，及來自朝鮮半島的新羅參等。其中有的外來藥物如孩兒茶未見于以前文獻，為《飲膳正要》所首載；有的藥物如咱夫蘭等以前文獻雖有個別記載，但以《飲膳正要》收載為依據，才標志著該藥物已得到較為深入的認識與廣泛應用。傳入較早且已習用的胡椒之類辛香類藥物在書中應用頗廣，而較為珍貴的新羅參也見于書中的五個方劑之中，且如“鐵甕先生瓊玉膏”一方中用量達24 兩，可證當時輸入量之多。書中所載的許多外來藥物為《回回藥方》、《本草品彙精要》與《本草綱目》等元及元以後的本草著述所收載，並逐漸成為中國醫學的常用藥物。書中還收載了一些外來植物，如回回豆子（豌豆）、回回蔥（洋蔥）、西瓜、蘇門稻米等。

燒酒在醫藥中有著重要的應用價值，在元代以前文獻中很少見，尤其未見有關于制作方法的可靠文獻。《飲膳正要》卷三載有：“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熱，有大毒。主消冷堅積，去寒氣。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記述了阿剌吉酒的性味、功用與制法。從以好酒蒸餾而成的制法看，顯即後世所稱燒酒，故《飲膳正要》當為燒酒可靠史料的首載文獻。元代以後類似記載即多見，而燒酒也逐漸成為中國各地的常見飲料。從現有資料看，燒酒及其蒸餾制法，有可能是在元代從東南沿海地區推廣到中原地區，並逐漸在全國廣為流傳飲用的。蒸餾法燒酒的傳入和制作，可謂中國釀造業的一個巨大變化。

外來方劑的傳入在《飲膳正要》中也有反映。在中世紀的世界醫學發展史上，糖漿制劑、果實浸劑等是阿拉伯醫生在藥物實用領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也是阿拉伯醫藥中習用的藥劑。這類方劑宋金時即已傳入我國，在元代，由于統治集團的喜愛，頗為時興。《飲膳正要》卷二“諸般湯煎”節中即載有這類制劑近20 種。這類制劑因所取果品不同，具有不同性能與效用，大多具有某種治療作用，但過量服用卻可致病，中性者則可充作飲料。如所載“五味子舍兒別”，系取新北五味子與白沙糖一同加工熬煎成。舍兒別又譯舍利別、舍里別、舍里八、砂哩別等，為波斯語sherbet 的音譯（語源或來自拉丁文syrup，藥典譯為“糖漿”）。成吉思汗時，撒麻耳干名醫也里可溫撒必，曾因進所制舍兒別醫愈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病，而被授予答剌罕封號，並充任專司其法的“舍里八赤”一職。撒必外孫馬薛里吉思尤精此術，至元五年（1268）奉元世祖召進舍兒別，獲賞賚甚多，並獲專司其職的金牌，並專為造舍兒別事赴云南，閩浙等地。當時可能因果品取用之便，其制造以東南沿海地區為甚，並作為地方貢物而源源不斷輸入中原，如據《至順鎮江志》、《續通考》等記載，元時鎮江、泉州等路每年均向元廷進貢不少舍兒別。這類制劑元代以後仍見流傳，如舍兒別，至清趙學敏所著《本草綱目拾遺》一書中尚有記載。除上述回回方劑外，《飲膳正要》還載有一些其他外來方劑，如卷一所載“八兒不湯”、“撒速湯”，均自注云“系西天茶飯名”，當為傳入的古代印度飲食方。

《飲膳正要》卷三部分為食療本草。忽思慧在“進書表”中說“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寫”，收載了一些前代本草未載的藥物，如狼肉、黃鼠肉等，還首次提出海紅一藥的性味功效。《飲膳正要》還是現存唯一的元代本草圖譜，繪圖形象生動准確，168 幅附圖除錄自北宋《本草圖經》外，尚新增有銀杏、八擔杏、草果等圖。雖今傳本為明重刻本，但應仍大部保存了原刻風貌，在元代本草著述少有流傳至今的情況下，彌足珍貴。書中引用的本草著述有唐蘇敬等《唐本草》（即《新修本草》。3 條）、唐孟詵《食療本草》（3 條）、宋《日華子諸家本草》（7 條）、《食醫心鏡》（作者待考。1 條）、《藥性論》（作者待考。1 條）及太清諸本草（當為道教本草著述。1 條）等，多為散佚不傳的古本草，有關引文對研究輯佚這些古本草著述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飲膳正要》還保存了部分元代風習與語言等方面有價值的史料，足資考證。如描述元廷奢侈的食尚：“每日所造珍品禦膳，必須精制。..進酒之時，必用沉香木、沙金、水晶等盞，斟酌適中，執事務合稱職。..至于湯煎，瓊玉、黃精、天門冬、蒼術等膏，牛髓、枸杞等煎，諸珍異饌，咸得其宜。”（《飲膳正要·忽思慧進表》）書中豐富的元代宮廷食譜藥膳方，是我國飲食史、烹調史上寶貴的資料、很有進一步研究、開發的價值。卷二“井華水”一條，則追載了元武宗時內府禦用之水必取鄒店井水的由來，以今觀之，其地井水水質佳良，很可能與某些微量元素的含量有關。又書中有不少蒙漢對照的詞彙，如沙吉木兒-蔓菁根、答必納-草龍膽、哈昔泥-阿魏、赤赤哈納-北地酸角兒、白納八-沙糖、阿剌渾-花鵝、速速兒-鴨、塔剌不花-土撥鼠等等，也是研究民族曆史語言學的有價值的資料。

在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史上，少數民族作為大家庭的成員，各自為華夏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並湧現出不少優秀人物。忽思慧為其代表之一，他的成就在我國食療史與醫藥發展史上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他編撰的《飲膳正要》具有較高的學術與史料價值，值得我們重視與深入研究。

第十八章阿尼哥朱思本賈魯第一節阿尼哥來自尼波羅的優秀工藝師阿尼哥（Anigo，1244—1306）①，尼波羅國（今尼泊爾）人，為王室後裔②。其祖名密迪邇，父名臘可納。阿尼哥自幼誦習佛書，並通梵文。有從事畫塑業的同學讀《尺寸經》，他一聽即能默記，稍長大後，就善于畫塑和鑄金為像。尼波羅國曾屬于吐蕃王國，九世紀瑪剌（Malla）王朝建立後，仍與吐蕃保持著密切的往來。其國人擅長建築、雕塑、繪畫等工藝。中統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建黃金塔于吐蕃，以尼波羅國多良工，發詔書征召，其國搜羅得80 人應征，令推一人為領隊，阿尼哥自清任之，時年僅17 歲。遂率諸匠至吐蕃，受命督役，次年塔成請歸，八思巴奇其才，勸其入朝，乃為之祝發，收為弟子，授以秘典，並薦之元廷。元世袒遣使召阿尼哥至京，問以“汝來何為？”答曰：“臣世家西土，奉詔構塔于吐蕃者二載，見彼土兵難，願至尊安戢之，特為蒼生來耳。”又問其能，答曰：“臣以心為師，粗知繪塑鑄鏤。”元世祖遂命他修補一尊針灸銅人像，系窩闊台時王檝出使南宋時所得獻進者，關膈脈絡皆備，但年久損壞，諸匠皆不敢承命修補，阿尼哥請試為之，于至元二年（1265）補成，令諸匠折服，歎為天巧。此後凡大寺廟建塔、造像及重要畫塑、鑄鏤等工事多以委之。

至元十二年，立諸色人匠總管府，下統梵像局等18 個司局，授阿尼哥為總管①。時其妻尚留本國，察必皇後遣人賜金。至元十三年，特命中使攜黃金500 兩乘驛往召之來京。至元十五年，詔命阿尼哥還俗，授光祿大夫、大司徒，兼領將作院；以宋景獻太子孫女妻之，並賜景獻太子所有之府庫田宅。至元十六年，因建聖壽萬安寺塔成，賜京畿良田萬五千畝、農夫百人及牛具等物。元貞元年（1295），以建五台山萬聖佑國寺，皇太後闊闊真賜銀萬兩，並賜貴戚女為妻。次年，崇真萬壽宮建成，詔為其設位置像②。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病卒于大都。至大四年（1311），加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涼國公，諡敏慧。

建築工藝上的非凡成就阿尼哥巧思絕人，凡塔廟之建築，像設之鑄鏤、雕塑或繪織以及其余器① 藏文《漢藏史集》載其名作E-ner-dga’。《元史》卷二○三本傳謂“其國人稱之曰八魯布”，其義不詳。達斯《藏英辭典》有Par-bu 一詞，據Schmidt《藏德辭典和藏文文法》，同于梵文patra，意為圖畫，繪畫，未知是否即此。

② 程钜夫：《涼國敏慧公神道碑》，《雪樓集》卷七。以下未注出處者皆本于此碑。① 神道碑作“至元十年立諸色人匠總管”，據《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諸色人匠總管府系至元十二年始置，其所屬11 司局，除鑄瀉等銅局置于至元十年外，其他10 局亦皆置于十二年。頗疑阿尼哥初授者僅為鑄瀉等銅局官，兩年後立諸色人匠總管府，始授總管。

② 崇真萬壽宮系為張留孫所建江南龍虎山正一道教之道觀，建成于元貞二年，見《元一統志》（輯本）卷一。阿尼哥像，見程钜夫《題涼國敏慧公畫像》，《雪樓集》卷二五。

物之鑄造刻鏤，無不精湛。仕元四十余年，主持的大型工事有塔三座，大寺九座，祠祀兩座，道宮一座，像設多出其手。著名者如西園之“凌空”玉塔、大聖壽萬安寺塔（今北京白塔寺之白塔），五台山佛塔，大都護國仁王寺之莊嚴佛像，涿州護國寺及所塑摩訶葛剌（大黑天神）主從之像，大都東花園寺所鑄丈六金身佛像，聖壽萬甯寺所塑千手千眼菩薩及所鑄五方如來，大都和上都國學文廟所祀之孔夫子及十哲肖像，元世祖和察必皇後之織像，真金和其長妃闊闊真之織像等。此外還先後鑄成內廷之大鵬金翅雕和尚醞巨甕；制造了鑌鐵自運法輪，元世祖行幸時用于前導；又創渾天儀及其他司天器物。阿尼哥對中國藝術的主要貢獻，其一為創作、傳授了佛教造像的“西天梵相”，至元七年建護國仁王寺時，漢族巧匠劉元被召參加塑造佛像，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得其神妙，遂為絕藝，成為僅次其師的元代最著名的塑像工藝家，這種造像式樣也日益盛行。其二設計建造了尼泊爾式塔，最著名的就是現存元大都西城大聖壽萬安寺“釋迦舍利靈通之塔”，建于至元八年，高50.9米，磚造，塔基上建二重複合式方形折角須彌座，其上為覆蓮承托之圓瓶形碩大塔身，塔頸作圓錐形相輪狀，頂端華蓋直徑9.9 米，其周邊懸掛36 個銅質透雕之流蘇和風鈴，其上之塔頂為一銅質小塔（原為一寶瓶）。因塔座、塔身通體用石灰粉妝，故俗稱“白塔”。

阿尼哥有子六人，長阿僧哥，授大司徒；次阿述臘，任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

第二節朱思本遁世入道朱思本（1273—？），字本初，號貞一，江西臨川（今撫州）人。生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祖父以科舉入仕，任淮陰縣令。父不仕。入元後，家庭開始破落。至元十二年（1275）底，撫州被元軍占領。宋亡之痛，籠罩著朱思本一家，長輩們抱著與新皇朝不合作的態度，堅決不仕元。長輩們厭世遁跡、薄視名利的處世心態，對年幼的朱思本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年不滿十四的朱思本曾到信州（今江西上饒）龍虎山學道。龍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自四代張天師起即據此山傳教。元平江南時，三十六代天師張宗演應召入覲，元世祖忽必烈命其主領江南道教。後其徒張留孫留大都，建崇真宮于兩京，專掌祠事，並被授為玄教宗師。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徒吳全節至大都，協助留孫處理教務。是時，朱思本入山不久。以後的十余年間，一直潛心學道，以其相當高的文化素養在龍虎山的地位不斷上升。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朱思本奉玄教宗師張留孫命，離龍虎山去大都，成為留孫、全節的得力助手。這時，朱思本卻留下了這樣的詩句：“胡為舍此去，乃與塵俗縈，人生有行役，豈必皆蠅營。”（《貞一齋詩文稿·發山中》）看來他早就下決心，不做蠅營狗苟般的人，更無意去追求權勢。然而他卻利用這一機會，考察“山川風俗，民生休戚，時政得失，雨潮風雹，昆蟲鱗介之變，草木之異”①，在科學上做出一番事業來。

游曆考察二十年朱思本游曆考察各地先後達20 年之久。這期間主要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大德三年（1299）離開龍虎山北上，“登會稽，泛洞庭，縱游荊、襄，流覽淮、泗，曆韓、魏、齊、魯之郊，結輒燕、趙，而京都實在焉”（《貞一齋詩文稿·輿地圖自序》）；第二階段，從至大四年（1311）到延祐七年（1320）止，是奉詔代祀名山大川時期，即“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這20 年間，除了在大都一段時間外，他的足跡遍及今華北、華東、中南地區，真可謂“跋涉數千里間”。

第一階段從龍虎山出發北上大都的過程中，這位久居深山、脫離群眾的道士，真正接觸到社會，對“人生休戚，時政得失”始有了解。大德年間，江浙一帶經常遭遇大水，災民流亡失所，死者不可勝計。朱思本目睹了人民受災的悲慘情景，他在《廟山九日》中寫道：“良田沒巨浸，魚鱉為鮮食；壯健多流亡，老羸轉溝洫”；在《東吳行》中寫道：“今歲東吳遭海溢，太湖湧波高百尺，夏秋之間陰氣凝，十旬風雨韜陽精。吳江浙水不複辨，仿佛蓬萊眼中見；稽天巨浸十六州，良田茫茫蟠蛟虯。”在大水的侵襲下，不知奪去了多少勞苦大眾的生命，“死者十七八，存者多飄零”；“流尸日夜下，水氣為之腥”（《禦河》）。大水之後，揚州一帶又發生旱、蝗等災和瘟疫。他在《廣陵行》中寫道：“去年春旱天無雷，種不入士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萬里良田俱草萊。”“今春雨滑動犁鋤，忍饑力作交相呼；奈何螟蟲① 許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至正集》卷三二。

蔽天起，所至草木無遺余。捕蝗作食已云惡，疫癘無端扇余瘧；死亡枕藉無人收，賴有王宮為掩骼。”

難能可貴的是，朱思本從江浙的大水和揚州的旱蝗中悟出了這是與封建官府的殘暴統治分不開的。他在《禦河》中揭露道：“守令肆豺虎，里胥劇蝗螟”；在《南昌道中》寫道：“見說田家更憔悴，催科隨處吏成群。”他還巧妙地把“廟堂”與“縣胥里正”加以區別開來，以達到痛斥貪官汙吏的目的：“廟堂賑濟頒良策，宣閫愛民心甚力；縣胥里正肆奸欺，遠者那能沾帝澤。”（《廣陵行》）江南人民在遭受特大洪水之災後，能否完成數以百萬計的海運糧，朱思本深表擔憂：“東南千萬斛，歲漕輸上國；今茲民力竭，何以繼供億。”（《廟山九日》）表達了詩人對元廷不顧民力衰竭、橫征暴斂的不滿。

大德十一年（1307），吳全節被授為玄教嗣師。作為吳全節的助手，朱思本有可能隨從吳全節祭祀五岳四瀆等名山大川。元成宗鐵穆耳病死後，元武宗海山奪位成功，至大三年（1310）春，元武宗特授布衣李孟為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當時朱思本的詩作已在大都知識界中流傳，其才能李孟必有所聞。次年，元武宗卒，其弟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嗣位，拜李孟為中書平章政事。李孟是一位很注意選用人才的政治家，他十分欣賞朱思本的才學，曾勸他返儒入仕，但被朱思本婉言謝絕了。許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中記述了這段事跡，並加以評論說：“夫昔秋谷李公當國，一見本初，即勸其返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歿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燁燁可觀，不獨詩岩文而已。秋谷之長于觀人，當益信于世也。”可見朱思本“厭世溷濁”的心態始終如一。

至大四年（1311），朱思本在謝絕了李孟勸他返儒入仕之後，開始了長達10 年之久的考察活動。他周游各地，名義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時也負有中朝大夫“每囑以質諸藩府，博采群言，隨地為圖”的任務。這一任務正與他試圖重繪新圖以糾正前人地圖的錯誤的想法相合。經過10 年的努力，他終于繪成“長廣七尺”的《輿地圖》，後刻石于上清之三華院。可惜此圖已失傳，幸明代羅洪先所繪《廣輿圖》還保存了此圖的概貌。

《輿地圖》的繪制為了完成《輿地圖》這一艱巨任務，朱思本在實地考察、搜集資料、制圖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是實地考察。他在《輿地圖自序》中說：每到一地，“往往訊遺黎，尋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實，驗諸滏陽、安陸石刻《禹跡圖》、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圖》”。他的考察是嚴格的科學實踐，首先是“訊”，即向當地父老鄉親詢問古跡、口碑；其次是“尋”，即尋找遺跡、遺址；三是“考”即考證郡邑之沿革；四是“核”，即核實河流山川之名是否有誤；五是“驗”，即根據自己的考核來驗古地圖所載是否相符。為了取得科學的結論，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學精神為其同時代的文人虞集所稱道：遇輶軒遠至，輒抽簡載管，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沿革。人物、土產、風俗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靡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慊其心不止。（《道園學古錄》卷四六《貞一稿序》）

通過實地考察，對前人所作進行核對，他發現“前人所作，殊多乖謬”，因而進一步增強了他重新繪制地圖的決心，“思構為圖正之”。

二是廣泛吸收有關地理學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思本善于從前人的著作中吸取有價值成果。在《自序》中他曆舉參考過的地理著作有《水經注》、《通典》、《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等。當時正值《元一統志》編成。該書初由劄馬魯丁、虞應龍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編成，後由孛蘭兮、岳鉉等據新編的《云南圖志》、《甘肅圖志》、《遼陽圖志》等增補，于大德七年（1303）成書，凡1300 卷。該志所引資料，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材于《輿地勝記》和宋、元舊志，江以北大半取材于《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和金元舊志，云、甘、遼則據新志。因此，《元一統志》是彙集當時地理學最新成果的一部全國性地方志。朱思本既有中朝大夫命“隨地為圖”的任務，因而得以隨時“質諸藩府”，查看當地政府部門所藏地理資料和地方檔案、方志資料等，當然也可以利用剛剛新編成的《元一統志》。有了這些條件，《輿地圖》的繪制就具備了更充實的基礎。

朱思本不滿足于漢文資料的搜集，而且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數民族地理著作。例如，為了弄清黃河河源及其流向里程，“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潘〕昂霄所志（即《河源志》），互有詳略”（《元史·地理志》）。朱思本所譯藏文圖書中關于河源的記載，《元史·地理志》中有部分摘錄，自發源地火敦腦兒至漢地，有較細記載，是黃河上游所經之地的寶貴資料。據此，可知朱思本也是一位精通藏文的翻譯家。為了編繪較精確的《輿地圖》，在搜集材料方面他是不遺余力的。

三是重振“計里畫方”的繪圖方法。我國地圖制作的畫方之法，始于魏晉。地理學家裴秀創造了“制圖六體”法：即“分率”（比例縮尺）、“准望”（方位）、“道里”（實際里數）、“高下”、“方邪”、“迂直”（即地貌地形與實際里數的關系）。裴秀的《禹貢地域圖》，“以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備載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北堂書鈔》卷九六）。可知即以計里畫方繪制的。此法到唐貞元年間得到賈耽的重新提倡。朱思本在《輿地圖自序》中提到的《禹跡圖》，為偽齊阜昌七年（1136）四月所刻。從圖中的唐代地名和繪圖情況來判斷，很可能是據賈耽《海內華夷圖》中的禹貢九州部分繪成的，所用的畫方繪法，注明“每方折地百里”。可見計里畫方法並未中斷。朱思本在裴秀、賈耽的基礎上重振此繪圖法，所繪《輿地圖》比前代更為精細詳盡，圖畫上的山川湖泊、城鎮區域注記也大大增加，因此對計里畫方的精確度要求更高。這種計里畫方法經朱思本的提倡，到元明兩代又開始盛行。直到明末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傳入西方的繪圖法後，更科學的經緯度才開始逐漸代替計里畫方法。

形實可據，“靡不精到”

明嘉靖年間地理學家羅洪先有志重繪天下輿圖，經過反複比較之後，發現朱思本《輿地圖》是他見到的地圖中最正確、最可靠的地圖，于是以朱圖為基礎，加以增補擴大，名為《廣輿圖》。他說：嘗遍觀天下圖籍，雖極詳盡，其疏密失准，遠近錯誤，百篇而一，莫之能切也。訪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圖，其圖有計里畫方之法，而形實自是可據，從而分合，東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見聞，增其未備，因廣其圖，至于數十。（《廣輿圖序》）霍冀在評價根據《輿地圖》擴大而成的《廣輿圖》時，特別強調了計里畫方的優越性：計里畫方者所以較遠量邇，經延緯袤，區別域聚，分拆疏數，河山繡錯，疆里井分，如鳥麗網而其目自張，如棋布局而其罫自列，雖有沿革轉相易移，而犬牙所會，交統互制，天下之勢盡是矣！（《廣輿圖敘》）

朱思本對自己的《輿地圖》也作有實事求是的估價。他雖然周游了全國許多地方，但實際上也只是到今天的華北、華東、中南地區，在當時的條件下，也不可能走遍西北、東北、西南各邊遠地區。所以對自己考察過的地方，他滿有把握地說：“其間河山繡錯，城連徑屬，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對自己沒有去過的“漲海之東南，沙漠之西北，諸番異域，雖朝貢時至，而遼絕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詳，詳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類，姑用闕如”。這種科學態度堪稱我國古代科學家的典范。

至治二年（1322），朱思本離開大都到江西玉隆宮。這時吳全節已嗣為玄教大宗師。泰定年間，吳全節曾召朱思本去大都，顯然有意讓思本成為自己的接班人。但朱思本仍然無意追求道官的高位，數年後重返江西玉隆宮，在那里過著隱居生活。約于元順帝元統、至元年間病逝。

第三節賈魯難得的工程技術人才賈魯（1297—1353），字友恒，河東高平（今山西高平）人。他自幼熟讀經書，謀略過人。元仁宗延祐、元英宗至治年間，兩度以明經考試名列鄉貢前茅。泰定初年，授為東平路儒學教授，後曆任憲史、行省掾等吏職，升為潞城縣尹。元順帝至正年間，起用為太醫院都事。中書右丞相脫脫主修遼、金、宋三史，召賈魯為《宋史》撰修官。修成後，他出任燕南山東道宣撫使的幕僚。

賈魯有擔任地方官的經曆，對民情及社會弊端相當了解，也有志于改革時弊。當他因出色的政績而被選為中書省檢校官後，即上書數萬言，指出由于管理不善，糧倉數以萬斛計的官糧遭到損失，非妥善管理不可。後來在擔任工部郎中期間，又逐步積累了工程建設的實際經驗，了解到工部在管理上的種種弊端，提出“考工十九事”，建議改革天下營造百工。可見，賈魯是既有書本知識，又有實踐經驗的難得的工程技術人才。

上“治河二策”

至正四年（1344）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黃河暴溢，北決白茅堤、金堤（在今河南蘭考東北）。沿黃河的州縣濟甯、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台、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東明、巨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均遭嚴重水災。大水吞沒了黃河兩岸的農田莊稼，淹死、餓死、病死的人民“不可勝數”。大批背井離鄉的流民，棄兒鬻女、剝樹食皮、死尸遍野，處境十分悲慘。大水繼續北漫，大有威脅會通運河漕運和沖垮山東鹽場之勢，元順帝不得不征求治河方略，至正八年（1348）賈魯被任命為行都水監，籌備治河事宜。

賈魯上任後，以治河之事為己任。他沿著黃河屢次泛濫的中下游地段，進行實地考察，往返達數千里，仔細測量地形，繪制地圖，終于摸清河患的要害，返回後，向朝廷提出了治河二策：“其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支行，使複故道，其功數倍。”賈魯的治河方案，完全是針對現實問題而提出的。

第一條，“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此方案顯然是針對元政府軟弱的財力，以保住眼前漕運和鹽場的安全為目的而提出的下策。修築北堤，用工實省，然而山東境內的積水並非一朝一夕能夠解決。古代魯西南一帶有許多湖泊，由于千百年來黃河一直是從北河入海，所以泥沙長期淤積，幾成平地。特別是金代初黃河改道後，原來湖泊低窪之地漸成墾地。如梁山泊，宋代尚綿亙一百余公里，元代湖面日益縮小。這時的黃河北河地域內已經不再存在一個巨大的水系調節庫。到至正九年（1349）五月時，北溢的河水，在沛縣一帶形成巨泊，說明河水北溢後，運河和大清河（今黃河下游下段）泄洪能力很弱，洪水只能停留在入運河的沛縣周國地區，再慢慢地北漫，蔓延面積越來越大，受災地區越來越廣。所以，築北堤只能暫時阻止河水繼續灌入運河。如果黃河中下游再遇到特大洪水，新築的北堤仍有被沖決的危險，那時的災情就更難控制了。

第二條，“疏塞並舉，挽河支行，使複故道，其功數倍”。這是當時曆史條件和科學水平下最有效的方案。黃河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決堤，河水由泗入淮，到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已整整二百二十年，北流的局面基本結束。如將黃河改道北流，其工不是數倍，而是幾十倍，費時不是數月，而是幾十年的問題。南行雖然存在類似問題，但在當時情況下，淮河的泄洪能力顯然比大清河強。元代黃河幾次大決，問題主要出在汴梁至邳州段，主流多在此間南北擺動。如能抓住這一要害，在這一范圍內疏通加深河床，引水支流，既能把積于山東的洪水改歸黃河，又能立即確保運河和鹽場的安全。賈魯治河的指導思想就是如此。

當時賈魯的方案卻未被接受。不久，他調任右司郎中，再改都漕運使。

賈魯是很有抱負的，每擔任一項職務，就會對所管轄的事物提出若干建議。在右司郎中任內，他提出“時政二十一事”，改任都漕運使後，把在考察黃河時得到的第一手資料，以“漕運二十事”提供給元廷。

疏塞並舉複故道至正九年（1349）閏七月，脫脫再次出任中書右丞相。這時黃河的災情日益嚴重，北溢的河水已侵入安山（今山東壽張東），泛入運河，蔓延到濟南、河間一帶，漕運和鹽場均受到嚴重威脅。大都河間鹽運司和山東鹽運司所屬運河兩岸的鹽場，在全國制鹽業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鹽場被水沖壞，元朝的財政危機將急劇上升。再加上黃河決堤四五年來，以流民為主的農民起義一年比一年增多。脫脫深感問題嚴重，所以抓緊治河大事，展開討論，以求最佳方案。賈魯以都漕運使的身分，參加了制定治河方略的討論會，並重新把他的治河二策提出來。與會者眾說紛紜，提出了種種方案，賈魯堅定地認為：“必疏南河、塞北河，使複故道，役不大當，害不能已。”脫脫力排眾議，當機立斷，取其第二策。

至正十一年春，賈魯一切准備就緒。治河即將開工之際，工部尚書成遵、大司農禿魯等“力陳不可”，堅決反對治河，主要理由是：（1）工程浩大難成；（2）害怕“盜賊”與挑河夫結伙起義。脫脫不為所動，毅然下令施工。四月，脫脫任命賈魯為工部尚書兼總治河防使，率汴梁、大名等民夫十五萬，廬州等處駐軍二萬開始治河，于四月二十二日開工，七月完成疏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並開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畢，諸埽堵堤建成，整個工程計一百九十天。

賈魯治河的方案采取疏塞並舉、先疏後塞。整個工程分為三段：第一為疏浚故河，第二為堵塞黃河故道下的上段各決口、豁口、修築北岸堤防；第三為堵塞白茅決口。有關工程概況及技術措施如下：第一大工程是疏浚從黃陵崗到哈只口的黃河故道和凹里村到楊青村的減水河。由于河道的情況有高有低、有寬有狹，必須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疏、浚方法。賈魯指出：“疏浚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辟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至正河防記》）具體施工是從白茅口南二里的黃陵崗向東開始的，“辟生地（開新河）十里”，到達南白茅，又開河十里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從劉莊至專固浚故道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從專固至黃固，“墾生地八里”，從黃固至哈只口浚故道五十一里八十步。這段干流工程共長一百八十二里。為防止以後堵口合龍後水勢的狂怒，特浚凹里村減水河：從凹里村向西開生地三里四十步，分別不同情況拓寬舊河身八十二里五十四步至張贊店，從張贊店到楊青村墾生地十三里六十步，接入故道。這段減水河共長九十八里五十四步。兩者全長二百八十里五十四步強。

第二大工程堵塞缺口、豁口，修築堤埽。至正四年河決後，黃河故道兩岸已是千瘡百孔，為使回河故道後不致出現決溢險情，賈魯在疏浚了故道和開鑿減水河的同時或以後①，先後築塞了專固缺口和凹里減水河豁口處，從哈只口至徐州三百余里，修缺口一百零七處。同時，又興兩岸埽堤工程，北岸因地勢低窪，修築護岸堤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其中白茅河口至曹州板城補築舊堤，長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板村至英賢村等處，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岡至碭山縣，長八十五里二十步；亦思剌店縷水月堤，長六里三十步。

第三大工程是堵塞白茅決口，黃河勒回故道。這是決定治河成敗的關鍵一役。八月二十九日開始向疏浚完畢的故道放水。在此以前賈魯考慮到決口勢大，又正值秋漲汛期，故在口門側的北岸築剌水堤二道，總長二十六里二百步，用作挑溜減弱口門溜勢。又築截河大堤十九里百七十七步，其中在黃陵北岸者，總長十里四十一步，在口門西側岸上築土堤伸入水中，修疊埽台，系龍尾埽，直抵龍口；黃陵南岸總長九里百六十步，但剌水堤及截河大堤築得較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而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行，洄旋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退，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至正河防記》）在此關鍵時刻，賈魯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新的“障水入故河之方”。九月七日，賈魯采用船堤障水法：“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樁，用大麻索、竹綆絞縛，綴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綆周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錨于上流邦錘之水中。又以竹綆絕長七八百尺者，系兩岸大橛上，每綆或錘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鋪散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複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又大麻索縛之急，複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余，名曰水簾桅。..然後選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船沉後，水溢入故河道，“即重樹水簾，令後複布小埽土牛白闌長梢，雜以草土等物，隨宜填垛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出水基趾漸高，複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略定，尋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後功。..舶堤之後，草埽三道並舉”（《至正河防記》）。由于用船堤障水，加長了挑水的長度，減輕了剌水堤回漩湍激對龍口的威脅。但由于水勢過大，堵口合龍極其驚險，修至河口一二十步時，“用工尤艱”。“薄龍口，喧猛疾，勢撼埽基”，將大埽沖裂沖陷，“觀者股弁，眾議騰沸，以為難合”。這時，賈魯“神色不動，① 塞口工程西起凹里減水河，東至徐州，大體應在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前修畢，據《庚申外史》記：“八月十日（芝麻李、彭早住、趙君用等）佯為挑河夫，日夜倉皇投徐州城。”可見當時徐州附近正在進行塞口工程。

機解捷出”，命十余萬人紮幫、運埽、疊埽，終于在十一月十一日使龍口堵合，“決河絕流，故道複通”（《至正河防記》）。賈魯在堵口技術上的重大創造——石船堤障水法取得了成功。

整個治河工程耗資是相當可觀的。據統計，所用木樁大者二萬七千根，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根，藁秸蒲葦雜草七百三十三萬五千余束，竹竿六十二萬五千根，碎石二千船，繩索五萬七千根，所沉大船一百二十艘，其余葦席、竹篾、鐵纜、鐵錨、大釘等等物資不計其數。總計用去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工程如此浩大，這在我國古代治河史上是不多見的。賈魯在總結前人治河經驗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把疏、浚、塞三者結合起來，把洶湧泛濫的河水勒回故道，保證了漕運和鹽場的安全，使黃河下游獲得了相對的穩定。這一業績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勒回故道工程雖然竣工了，災情嚴重的北河在農民起義打擊下的元朝政權再也沒有力量繼續治理，致使決溢接踵而來。因此，賈魯治河的效果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治河工程結束後，賈魯以功拜中書左丞。至正十二年八月，隨從脫脫攻徐州芝麻李。九月，元兵陷徐州，芝麻李被俘殺，趙君用，彭早住率余眾奔濠州。是年冬，賈魯奉命與總兵月哥察兒圍濠州。至正十三年五月，卒于軍中。

第十九章關漢卿王實甫第一節關漢卿關漢卿生卒年不詳，約生活于1230 年到1300 年前後。以字行，號已齋。關于他的籍里，《錄鬼薄》記“大都人”（今北京市），熊自得《析津志》記“燕人”，清姚之遂《元明事類鈔》引《元史補遺》記“解州人”（今山西運城），《乾隆祁州志》記“祁州”（今河北安國縣）之“伍仁村”人。當以大都說較為可信。《錄鬼簿》記他做過“太醫院尹”，或在太醫院任過職，但無旁證。他和楊顯之、梁進之、紀君祥、王和卿等雜劇、散曲作家交好，與雜劇名藝人珠簾秀交往甚密。他經常出入歌樓舞榭，過著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生活，有時還“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為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明·臧懋循《元曲選·序二》），參加戲劇導演和演出活動。《析津志》記他“生而倜儻，博學能文，滑稽多智，蘊藉風流，為一時之冠”，可見他的性格風貌。關漢卿有一首著名套曲《南呂·一枝花·不伏老》。作品通過生動的比喻和潑辣的語言，描寫了一個書會才人以“浪子班頭”、“郎君領袖”自居，堅持“攀花折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在元代社會里，作為書會才人，鄙棄功名利祿，不去做幫閑文人，甘願一生浪跡江湖，與底層人民生活在一起，表現出高尚的志節。關漢卿自豪地宣稱：“我卻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一粒銅豌豆。”並強調：“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與我這幾般兒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表達了他我行我素，決不與當朝統治者妥協的精神。

關漢卿一生創作的雜劇約六十六種，現存可以肯定為關漢卿創作的雜劇有十六種，即：《竇娥冤》、《單刀會》、《哭存孝》、《蝴蝶夢》、《詐妮子》、《救風塵》、《金線池》、《望江亭》、《緋衣夢》、《謝天香》、《拜月亭》、《西蜀夢》、《玉鏡台》、《陳母教子》、《魯齋郎》、《單鞭奪槊》。此外，《裴度還帶》和《五侯宴》二種是否關漢卿所作，尚有爭議。另有《哭香囊》、《春衫記》、《孟良盜骨》等存有殘曲。現存的關漢卿散曲有小令五十七首，套數十三篇，殘套二篇。

關漢卿是一個執著于現實的人，始終積極關心現實社會，堅定地站在受壓迫受迫害者一邊，他的作品處處閃耀著民主的光輝。他的雜劇作品題材廣泛，有社會劇、愛情婚姻劇、曆史劇、文人逸事劇等，唯獨沒有宗教劇，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他強烈的現實精神。

關漢卿的社會劇代表作有《竇娥冤》、《蝴蝶夢》、《魯齋郎》等，其中《竇娥冤》的思想成就最高，堪稱彪炳一代的悲劇傑作。《竇娥冤》的題材淵源于西漢劉向《說苑》卷五《貴德》篇所記“東海孝婦”的故事，又見《漢書·于定國傳》、東晉干寶《搜神記》卷十一《東海孝婦》。《竇娥冤》借用這一故事，卻是反映元代的社會現實，表達了關漢卿的思想感情。劇中竇娥之父竇天章任“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使”，這一官名始見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則該劇當寫成于是年稍後，是關漢卿晚年的作品。

《竇娥冤》的戲劇沖突有三個依次遞進的層面，即社會沖突、道德沖突和意志沖突。首先，高利貸如羊羔兒息的經濟剝削，地痞流氓如張驢兒父子的社會惡勢力，糊塗官吏如州官桃杌的政治壓迫，這“三座大山”是造成竇娥冤案的直接原因、外在機緣。但關漢卿著力表現的，並不是兩種社會勢力之間的沖突，而是傳統道德與不道德的現實的沖突。在雜劇中，竇娥與張驢兒父子的沖突，主要是守節守貞的傳統道德同蹂躪節操、鄙夷貞節的不道德行為的沖突。只要讀一讀第一折中竇娥埋怨蔡婆婆的幾只曲子（《後庭花》、《青哥兒》、《寄生草》、《賺煞》），對此就可以一清二楚了。張驢兒父子乘人之危，以死相要挾，強行入贅蔡家，這種不道德的反常行為，在雜劇里反而被表現成一種習以為常、屢見不鮮的正常現象，傳統道德遭到了強權的野蠻踐踏。而竇娥與州官桃杌的沖突，也主要是竇娥相信官府、願意“官休”的道德行為同州官桃杌棄廉明如敝屣、奉貪酷如神明的不道德行徑的沖突：“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結果道德被愚昧所吞噬，竇娥被冤枉地判處了死刑。第四折中竇娥唱道：“我不肯順他人，倒著我赴法場；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殘生壞。”竇娥冤案的根源，主要不是別的，竟然是堅守傳統的道德！在不道德的現實社會中，堅守傳統的美德反而把人們推向火坑：“這的是衙門自古朝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這正是關漢卿對元代社會的深刻認識。

除了道德沖突以外，關漢卿還以形象的筆觸揭示了表現在竇娥內心的意志沖突，即不安于現狀與不得不安于現狀、不相信天地鬼神與不得不相信天地鬼神、明知道德無用與不得不遵從道德之間的沖突。竇娥對自己三歲喪母、七歲離父、十七歲守寡的悲慘命運，怨憤滿懷，難以抑止，一出場就唱道：“滿腹閑愁，數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一待和天瘦。”但守節盡孝以修來世之福的愚昧認識，又迫使她不得不安于現狀，她說：“我將這婆侍養，我將這服孝守，我言詞須應口。”當竇娥蒙受冤屈時，她情不自禁地詛咒天地鬼神的糊塗昏聵：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蹠顏淵？為善的受貧窮命更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正宮·端正好》）

但她還是對天發下了三樁誓願，堅信“皇天也肯從人願”。最後竇娥又不得不化作鬼魂，親自為自己訴冤。在竇娥心目中，天地鬼神既昏聵得任意把無罪之民推向死境，又聰明得足以為蒙冤之人昭顯冤屈；天地鬼神的這種矛盾態度，正是竇娥內心矛盾的形象表現。劇中一再渲染竇娥善良的道德品質，以造成感天動地的藝術效果。但在竇娥內心深處，卻對傳統道德的效用不無懷疑，她說：“本一點孝順的心懷，倒做了惹禍的胚胎。”這並非無由而發，而是竇娥的心聲。遵從傳統的美德，反而惹禍遭災，這竟然是活生生的現實！《竇娥冤》全劇最後，竇娥的節、孝等道德情操，終因竇娥感天動地的悲劇命運以及清官的秉公執法，而得以高度的彰顯，這表現出關漢卿對仁政德治的理想社會的企望。元代社會傳統道德的崩潰和渙散，引起了有識之士的深沉憂患和強烈悲哀，也激發了他們維系綱常、端正人倫的責任感。只有複興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會頹風，成為一種時代意識。關漢卿正是把這種時代意識藝術化，審美化為戲劇沖突，借各個階層人們在信守道德與適應現實的兩難抉擇中的困境，來表現道德破敗的社會危機和挽救危機的不懈努力。

類似的思想也表現在關漢卿其他社會劇的藝術構思中。《蝴蝶夢》里，皇親葛彪隨意打死王老漢，竟揚長而去，還說“只當房簷上揭片瓦相似，隨你那里告來”。王婆婆的三個兒子為了替父報仇，打死了葛彪，卻必須要一個兒子抵命。公理簡直淪喪到了驚人的地步。這時，王婆婆顧全大義，甯可犧牲親生兒子王石和來保全王老漢前妻的兩個兒子。她的賢惠品德感動了清官包拯，他“以情不以理”，以偷馬賊作替身抵死，私放了王石和。傳統的道德終究戰勝了黑暗的現實。《魯齋郎》里的魯齋郎是個“為臣不守法，將官府敢欺壓”、“倚仗著惡黨凶徒，害良民肆生淫欲”的權豪勢要，他居然隨心所欲地搶奪他人的妻子，肆意蹂躪、公然踐踏道德和法律。六案孔目張圭迫于強權，屈辱地將自己的妻子送到魯齋郎府內；而魯齋郎卻把被他蹂躪的鐵匠李四的妻子“酬答”張圭，“全失了人倫天地心”，社會秩序完全反常了。後來包拯決心處斬魯齋郎，卻不得不采用私自修改聖旨的辦法，瞞天過海，騙過皇帝。在這些劇作中，傳統道德與不道德、反道德的現實的沖突，同時在外部（人物與人物之間）和內部（主要人物內心中）展開，因此顯得極為複雜、十分激烈，也頗為深刻。而關漢卿的過人之處，就在于他絲毫不回避這種沖突，反而淋漓盡致地描繪了這種沖突，使人們在對沖突的藝術欣賞中，認識現實的黑暗，呼喚道德的力量。

關漢卿的愛情劇代表作，有《救風塵》、《望江亭》、《拜月亭》、《詐妮子》等。這些劇作不是孤立地描寫愛情，也很少直接地、細致地描寫青年男女纏綿曲折的情感，而是將愛情同現實生活、社會矛盾緊密結合，反映了種種社會現象，揭露了種種社會問題，因此包含了較為寬廣的社會內容。《救風塵》的表層故事，寫的是妓女宋引章、商人周舍和書生安秀實的三角戀愛，但是雜劇主角卻是俠腸義膽的妓女趙盼兒。趙盼兒以大智大勇同奸詐狠暴的周舍進行了一番激烈的較量，她利用周舍好色的弱點，虛與周旋，騙得休書，“風月救風塵”，終于使宋引章脫離虎口，與安秀實終得結合。趙盼兒身陷風塵，心靈卻像水晶一樣純潔明亮，並力圖保持自己的尊嚴和人格，這種鮮明的性格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望江亭》的矛頭指向權豪勢要楊衙內。太守白士中的妻子譚記兒為了維護自己的愛情和婚姻，當楊衙內拿了皇帝的勢劍金牌要來取她丈夫的首級，並企圖娶她為妾的時候，她毫無懼色，喬扮漁婦，以切膾獻新為名，在望江亭上盡情捉弄了楊衙內，賺得他的勢劍金牌，從而粉碎了他的陰謀毒計。譚記兒老練、機智、勇敢、潑辣的性格和憑借智慧戰勝惡勢力的奇行異舉，可以與趙盼兒相媲美。

《拜月亭》歌頌了王尚書之女王瑞蘭對愛情的堅貞，指責了阻礙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封建的家長制度和門第觀念，同時也反映了亂離的時代和侵略戰爭帶給人民的災難。《詐妮子》寫倔強高傲的婢女燕燕委身于答應娶她做“小夫人”的小千戶，卻被小千戶拋棄，她為了爭取自己的幸福，大鬧婚禮，終使主人同意她做了二夫人。在這兩部劇作中，王瑞蘭和燕燕的癡情，都是通過婚姻所受到的社會性阻礙得以表現的。在她們的理想結局中，也或多或少地籠罩著受汙辱、受損害的陰影。這一點，在那些描寫妓女從良的雜劇如《金線池》、《謝天香》中，表現得更為突出。

關漢卿的愛情婚姻劇都是以女主人公為主角的。他以深切的同情態度和鮮明的對比手法刻劃了一系列受壓迫受迫害的婦女形象，歌頌了她們追求幸福生活和反抗邪惡勢力的精神。這些劇本中的女主人公大多閃爍著理想性格的光輝，她們雄渾潑辣而又玲瓏剔透，悲壯沉郁而又樂觀豪邁，從大苦大難最終演化為大智大勇，依靠自身的努力去爭取幸福的生活，成為中國古代婦女形象畫廊中一組光彩耀人的形象。

關漢卿的曆史劇，主要有《單刀會》、《西蜀夢》、《哭存孝》等。這些曆史劇繼承了宋代說話藝術和雜劇藝術“多虛少實”的創作傳統，往往隨意捏合史料，對曆史進行了再創作。因此，這些劇作總是從現實出發去緬懷曆史英雄人物，曲折地表達現實感受和時代精神，借曆史之酒杯，澆心中之塊壘，流溢著悲涼的時代情緒。

《單刀會》是關漢卿的曆史劇代表作，寫三國時東吳魯肅邀請蜀國荊州守將關羽過江赴筵，謀奪荊州，關羽單刀赴會，大義凜然，平安返回。據《三國志·魯肅傳》的記載，魯肅為索取荊州，與關羽相會，並大義凜然地譴責劉備貪而棄義。“備遂割湘水為界，于是罷軍。”元代民間的《三分事略》平話卻作了翻案，渲染了關羽以英武風度震懾魯肅。《單刀會》吸取了民間傳說的內容，強烈地肯定蜀漢正統，並借肯定漢朝正統來肯定漢族的正統。作者通過索荊州和保荊州的斗爭，表達了主權不可拱手相送的思想。元代是蒙古族統治的時代，舞台上演出這樣的劇作，無疑有助于喚起當時漢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和複仇情緒。關羽義正辭嚴地宣稱：“俺哥哥合情受漢家基業，則你這東吳國的孫權和俺劉家卻是甚枝葉？”還帶著自豪的口氣嘲笑魯肅：“百忙里趁不了你老兄心，急且里倒不了俺漢家節！”這種對“漢家”、“劉姓”的肯定和強調，既表達了封建正統觀念，又包含著特定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思想，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有特殊的意義。劇中的關羽形象，具有超凡的勇武、沖天的豪情和凜然的正氣，不愧為一位蓋世英雄。第四折開場關羽唱道：〔新水令〕大江東去浪千疊，引著這數十人駕著這小舟為一一葉。又不比九重龍鳳闕，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別，我覷這單刀會似賽村社！（云）好一派江景也呵！（唱）

〔駐馬聽〕水湧山疊，年少周郎何處也？不覺得灰飛煙）滅。可憐黃蓋轉傷嗟，破曹的檣櫓一時絕，鏖兵的江水猶然熱，好教我情慘切！（云）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盡的英雄血！

這兩只曲子，于雄壯之中透露出一股英雄的悲涼情懷：人生短暫而自然永恒，“一世英雄”短暫而“千古事業”永恒。這是作者的主觀情緒，也是關羽的內心感受，二者融為一體。

《西蜀夢》根據民間傳說，寫關羽、張飛死後，鬼魂向劉備托夢，請求出兵報仇雪恨，全劇充滿強烈的複仇情緒。張飛被作反小軍刺死，關羽因糜竺、糜芳獻城降吳而被殺，叱咤風云的英雄卻喪身于奸人之手，作者對此悲憤不平。《哭存孝》更突出了這一點，劇作寫五代後唐勇將李存孝戰功卓著，對義父李克用忠心耿耿，卻受到小人李存信、康君立的誣陷，含冤而死。其妻鄧夫人哭祭亡靈，李克用終將存信、君立車裂，為存孝報仇。印證曆史和傳說，無論是《舊五代史·義兒傳》還是《五代史平話》，都記敘李存孝之所以被誅殺，是因為他反叛李克用。《哭存孝》的描寫雖然不符合曆史事實，卻有力地表達了作者對是非顛倒的社會的憤慨，對陰險毒辣的小人的鞭撻和對英雄冤死的沉痛的惋惜。

元末明初賈仲明增補《錄鬼簿》挽關漢卿的《凌波仙》詞，高度評價了關漢卿其人其作的成就和地位，說：“珠璣語唾自然流，金玉詞源即便有，玲瓏肺腑天生就。風月情，忒慣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驅梨園領袖，總編修帥首，撚雜劇班頭。”

首先，關漢卿以其畢生精力從事雜劇創作，並參加了演出實踐活動，促使雜劇藝術體制趨于完備。明王驥德《曲律》說：“作北曲者，如王、馬、關、鄭輩，創法甚嚴，終元之世，沿守惟謹，無敢逾越。”而關漢卿“初為雜劇之始”（明·朱權《太和正音譜》），具有草創之功，對完備雜劇體制無疑貢獻最大。不僅在外在形態如一劇四折、一人主唱等等方面，關漢卿進行了可貴的探索，而且，在情節結構戲劇沖突的安排上，關劇大多簡潔、集中、激烈、機巧，意匠慘淡而又流轉自然，處處都合乎戲劇藝術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規律，同時也處處都體現了中國戲曲的民族特征，成為戲曲藝術的典范之作。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稱：“關漢卿之《救風塵》其布置結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甯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這可作為對關漢卿雜劇情節結構的概評。

其次，題材廣闊，無所限制，豐富多樣，從而極大地開拓了中國戲曲多方面的表現功能。關劇繼承了中國民間藝術的優良傳統，人物無分平民、顯宦、英雄、閨秀、才子、妓女，情節無分沙場爭戰、情愛波瀾、豺狼橫行、弱者抗爭，語言無分市井俗謔、雅士輕吟、深閨豔詞、莽將壯言，關漢卿幾乎無不兼收並蓄。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序》說：“其備則自關、鄭、白、馬，一新制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更重要的是，他寫什麼像什麼，讓特定的情境和語言為刻畫各種人物服務，從而塑造了一大批身分不同、地位不一、性格各異的人物形象。明王驥德《校注西廂記·自序》，以王實甫與關漢卿比較，說：“實甫以描寫，而漢卿以琱鏤。描寫者遠攝風神，而琱鏤者深次骨b 。”所謂“琱鏤者深次骨b ”，說的就是關漢卿善于捕捉人物的內心隱秘，將人物刻劃得栩栩如生、維妙維肖。

《太和正音譜》評關漢卿雜劇語言風格“如瓊筵醉客”，即具有豪放不羈的藝術風格。從雜劇史的角度看，關漢卿是本色派、豪放派的開創者，同他藝術風格相近的雜劇作家，前期有楊顯之、高文秀、紀君祥、李直夫、康進之、李行道、孟漢卿、張國賓等，後期有曾瑞卿、蕭德祥等。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認為：“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人第一”。此當為的評。

第二節王實甫王實甫，天一閣本《錄鬼簿》稱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諸本《錄鬼簿》都列入“前輩已死名公才人”，可能由金入元。據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序》，可知王實甫于泰定元年（1324）前已去世。明賈仲明增補《錄鬼簿》，有《凌波仙》詞吊王實甫：“風月營密匝匝列旌旗，鶯花寨明颩排劍戟，翠紅鄉雄赳赳施謀智。作詞章風韻美，士林中等輩伏低。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風月營”、“鶯花寨”、“翠紅鄉”，都代指元代官妓聚居的教坊、行院或上演雜劇的勾欄。顯然，王實甫是熟悉這些官妓生活的，因此擅長于寫“兒女風情”一類的戲。明陳所聞《北宮詞紀》收《商調集賢賓·退隱》套曲，署為王實甫作，其中有“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數支干周遍又從頭”，可知其六十歲時已退隱不仕。但曲中又有“紅塵黃閣昔年羞”、“高抄起經綸大手”，則其又曾在京城任高官，似與雜劇作家王實甫並非一人。

王實甫著有雜劇十四種，現存《西廂記》、《麗春堂》、《破窯記》三種。《破窯記》寫劉月娥和呂蒙正悲歡離合的故事，有人懷疑不是王實甫的手筆。另有《販茶船》、《芙蓉亭》二種，各傳有曲文一折。

《西廂記》是元雜劇中的著名作品，據《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當為王實甫作。明代中葉以後，有人認為《西廂記》是關漢卿所作，始見于明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詩話》：“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為首，俗傳作于關漢卿”；或說是關作王續，始見于成化七年（1471）金台魯氏刊本《新編題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云飛》所收無名氏《駐云飛》：“漢卿文能，編作《西廂》曲調精”，“王家增修，補足《西廂》音韻周”；或說是王作關續，始見于王世貞《藝苑卮言》：“《西廂》久傳為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為王實夫者，謂至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黃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凡此數說，皆不足征信。

《西廂記》描寫崔鶯鶯和張君瑞的愛情故事，取材于唐代詩人元稹的傳奇小說《鶯鶯傳》（一名《會真記》）。《鶯鶯傳》寫唐代貞元中，相國小姐崔鶯鶯隨母親寄居于蒲州以東的普救寺的西廂院，與張生發生情愛，後終遭遺棄。這個故事帶有自傳性質，元稹的朋友楊巨源、李紳曾分別作《崔娘詩》、《鶯鶯歌》，吟詠此事。到了宋代，崔、張故事流行甚廣。文人詩詞以之為典事，如晏殊《浣溪沙》詞中借用《鶯鶯傳》中的詩句“憐取眼前人”，蘇軾《贈張子野》詩中有“詩人老去鶯鶯在”，自注用《鶯鶯傳》事。而蘇門文人秦觀、毛滂，則分別以崔、張故事為題材，寫了“調笑轉踏”歌舞曲，摒棄了“始亂終棄”的結局。稍後，曾在颍州做過蘇軾屬官的趙令畤，把《鶯鶯傳》改編為韻散相間、可說可唱的鼓子詞，題為《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收載于其《侯鯖錄》中。鼓子詞同意王铚《傳奇辨證》以《鶯鶯傳》為“微之自敘”的說法，刪去原作中張生詆毀鶯鶯為“尤物”、“妖孽”和為自己“忍情”開脫的部分，譴責悖義的元稹，同情深情的鶯鶯，並以鶯鶯被棄為憾事。同時或稍後，崔、張故事也進入了民間說唱和戲劇領域。南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上有《張公子遇崔鶯鶯》，元初羅燁《醉翁談錄》“小說開辟”中列有《鶯鶯傳》。元初周密《武林舊事》所記宋“官本雜劇”名目中有《鶯鶯六麼》，明初陶宗儀《輟耕錄》所記金院本名目中有《紅娘子》和《拷梅香》，可能都是演崔、張故事的。

在宋代以崔、張故事為題材的各種文藝作品的基礎上，金章宗時人董解元集其大成，創作了《西廂記諸宮調》。由于當時流行于北方的諸宮調的伴奏樂器是琵琶和箏，所以又稱為《西廂 彈詞》或《弦索西廂》。《西廂記諸宮調》以鶯鶯和張生的相愛、私奔以至美滿團圓代替了《鶯鶯傳》的悲劇性結局，以崔、張同崔老夫人的沖突代替了原作張生和鶯鶯的矛盾，從而在根本上改變了主題，突出了反對封建禮教的思想意義。同時，《西廂記諸宮調》又增飾了紅娘、惠明和尚等人物，增添了新的情節，曲詞也極為精彩動人，為王實甫創作雜劇《西廂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崔、張故事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從《鶯鶯傳》的“始亂終棄”到《西廂記諸宮調》的反對封建禮教，經曆了內容上的變革；從傳奇、詩歌、鼓子詞到諸宮調，又經曆了文體上的嬗遞。

王實甫的《西廂記》描寫了崔鶯鶯和張君瑞對愛情的熱烈追求及其與封建禮教、封建門閥婚姻制度的矛盾沖突，批判了封建禮教、封建門閥婚姻制度的虛偽性和不合理性，歌頌了青年男女的自由而真摯的愛情，表達了“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美好理想。

《西廂記》的突出之處，在于對崔鶯鶯的思想、感情、心理作了十分細致而深刻的刻畫。崔鶯鶯是相國小姐，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內在的**。封建家庭的教養，無法完全窒息她內心的青春情感，她一出場就情不自禁地感歎：“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正是這種難以捉摸、無以名狀的“閑愁”，使她不由自主地對張生一見傾心，“回顧覷生”，“臨去秋波那一轉”。月下隔牆吟詩時，她大膽地對張生吐露心聲：“蘭閨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歎人。”于是她陷入情網之中而不能自拔，飽嘗著相思的痛苦，“神情蕩漾，情思不快，茶飯少進”，“每日價情思睡昏昏”。同時她也越來越不滿于老夫人的約束，並遷怒于紅娘的跟隨，她說：“俺娘也沒意思，這些時直恁般提防著人。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緊，則怕俺女孩兒折了氣分。”正在這時，變生意外，孫飛虎兵圍普救寺，索要鶯鶯。張生在危難之際，仗義修書，請好友白馬將軍杜確前來解圍。老夫人當眾許婚，後來又出爾反爾，讓張生與鶯鶯以兄妹相稱。這一事件實際上代表著一種機遇，它既賦予崔、張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又賦予崔、張的愛情以內在的合理性。正是這種內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為鶯鶯敢于沖破老夫人的約束，決心對張君瑞以身相許的潛在動力。第二本第四折她唱道：〔離亭宴帶歇指煞〕 ..俺娘呵，將顫巍巍雙頭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縷帶割，長攙攙連理瓊枝挫。白頭娘不負荷，青春女成擔擱，將俺那錦片也似前程蹬脫。俺娘把甜句兒落空了他，虛名兒誤賺了我。

但是，沖破內在心理的樊籠畢竟比沖破外在人為的約束還要艱難，于是就有了鶯鶯的“鬧簡”和“賴簡”。“鬧簡”和“賴簡”中鶯鶯所表現的“假意兒”，不僅是為了試探紅娘是否可靠，張生是否真心，更重要的是披露出崔鶯鶯要戰勝傳統的教養、女性的禁忌所應有的反複和艱難。在認可了愛情的合理性之後，鶯鶯還不能不積蓄相當的心理准備，以便承受這種愛情。鶯鶯和張生自由結合的事情暴露後，老夫人以“俺三輩兒不招白衣女婿”為由，逼迫張生上京應考求官，“得官呵，來見我；駁落呵，休來見我”。他們的愛情又面臨著新的危機。長亭送別時，鶯鶯既憂慮張生考試落第，婚事終成泡影，更擔心張生考取後變心，另就高門，自己被棄。她承擔著如此沉重的精神重壓，離愁別恨，“雖離了我眼前，卻在心上有；不甫能離了心頭，又早上眉頭。忘了時依然還又，惡思量無了無休。”甚至收到張生高中報喜的書信，也未給她帶來歡樂：“早是我只因他去減了風流，不爭你寄得書來又與我添些症候。”鶯鶯和張生最後的團圓，實在是得之不易的。《西廂記》深刻地揭示了崔鶯鶯的戀愛心理，即想愛而不敢愛，不敢愛卻不由得不愛；並且細致地展現了她內心的強烈要求逐步壓倒、戰勝外部的壓抑、傳統的禁錮和心理的樊籠的全過程。這樣的戀愛心理及其展開過程，是包含著深厚的社會內容和文化內容的。

《西廂記》里張生形象和紅娘形象也十分生動。張生懷才不遇，湖海飄零，但他卻重愛情甚于重功名，在應試途中由于邂逅鶯鶯而留滯蒲東，將“云路鵬程”丟在腦後。與《西廂記諸宮調》中張生主動提出進京求取功名不同，雜劇將這一情節改為老夫人“逼試”，這就更突出了張生“心不存學海文林，夢不離柳影花陰”的心理特征。張生對愛情誠摯、執著而又專一，甚而至于近乎癡傻，前人評論張生形象，就常說他是“志誠種”。張生的性格既機靈又忠厚，有時還帶些懦弱和傻氣，顯得既“癡”且“呆”，這就給這一形象染上了喜劇的色彩。紅娘是崔家的家生婢女，她對背信棄義的老夫人、仗勢欺人的鄭恒是反感的，對鶯鶯和張生的戀愛是全力支持的。她有著過人的膽識和才干，心直口快，潑辣爽直，不僅一手促成了崔、張的私自結合，而且在緊要關頭挺身而出，向老夫人陳說利害，維護崔、張的幸福。可以說，沒有紅娘，崔、張的婚事圓滿結局可能是沒有希望的。《拷紅》這場戲之所以幾百年來盛演不衰，正是由于王實甫成功地塑造了紅娘這一形象，並通過紅娘形象表達了人們對崔、張戀愛的支持和歌頌，對綱常倫理的嘲諷和批判。紅娘形象代表了正義、智慧和力量。此外，劇中著墨不多的老夫人形象和惠明和尚形象，也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說：“北曲故當以《西廂》壓卷。”的確，《西廂記》在藝術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西廂記》是我國較早的一部以多本雜劇連演一個故事的劇本。元雜劇一般是一本四折，篇幅比較短小。《西廂記》突破了雜劇的體制，以五本二十一折的長篇巨制演述崔、張故事，而一折戲雖然多以一人主唱，但也有若干折由數人輪唱，體現出作者的創新精神。明人有見于此，所以稱《西廂記》為“傳奇之祖”。

《西廂記》在《西廂記諸宮調》藝術描寫的基礎上，進一步提煉、修飾，情節單純，結構嚴謹，而又波浪迭起，懸念叢生。全劇圍繞崔、張愛情故事，主要設置了三對戲劇矛盾：老夫人和崔、張、紅娘之間的矛盾，崔、張、紅娘三人之間的矛盾，孫飛虎的叛軍和崔家、張生及普救寺僧人之間的矛盾。三對戲劇矛盾中，老夫人和崔、張、紅娘之間的矛盾是貫穿全劇的主線，而崔、張、紅娘之間的矛盾則是作家描寫的重點。全劇情節單純而不貧乏，連貫而不平淡，波瀾起伏，變故迭生，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在語言運用上，《西廂記》堪稱古代詩劇的一個范本。朱權《太和正音譜》評道：“王實甫之詞如花間美人。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若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采蓮洛浦。”《西廂記》的語言往往既符合人物性格，又適合舞台演出，在戲劇性和性格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張生的唱詞爽朗熱烈，跟他熱情而樂觀的性格一致。鶯鶯的唱詞則表現出大家閨秀聰慧、優雅而又深沉、多情的風度。紅娘的唱詞特別潑辣、爽快，表現了她機敏、巧慧、俠心義骨的性格特征。在元雜劇作家中，能夠駕馭各種色調——豪放的、婉約的、本色的、華美的語言寫情達意，使劇中“人習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無旁溢，語無外假”（明·臧懋循《元曲選序》），像王實甫這樣的作家並不多見。《西廂記》的語言構成，以當時的民間口語為主體，適量而自然地融化前人詩詞文賦中的語句，形成通曉流暢與秀麗華美相統一的藝術風格。《長亭送別》里崔鶯鶯一出場唱的三只曲子，就曆來為人稱道：〔正宮·端正好〕碧云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

〔滾繡球〕恨相見的遲，怨歸去的疾。柳絲長玉驄難系，恨不倩疏林掛住斜暉。馬兒迍迍的行，車兒快快的隨，卻告了相思回避，破題兒又早別離。聽得一聲去也，松了金釧，遙望見十里長亭減了玉肌：此恨誰知？

〔叨叨令〕見安排著車兒馬兒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氣，有什麼心情花兒靨兒打扮的嬌嬌滴滴的媚。准備著被兒枕兒則索昏昏沉沉的睡，從今後衫兒袖兒都揾做重重疊疊的淚。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兀的不悶殺人也麼哥？久已後書兒信兒索與我淒淒惶惶的寄。第一只曲子融化了宋人范仲淹的《蘇幕遮》詞，情景交融，含蓄細膩；第二只曲子借景寫情，情溢于景；第三只曲子從文轉白，由雅而俗，抑止不住地直抒胸臆。三只曲子緊扣鶯鶯的情感變化，表情達意，臻于化境。《西廂記》中的佳句美不勝收，曆來膾炙人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就曾借林黛玉之口，贊譽《西廂記》“詞句警人，余香滿口”。

明清兩代《西廂記》的刊本很多，至今明刊《西廂記》尚存近四十種，清刊《西廂記》也有近四十種。明刊本以弘治十一年金台岳家刻本《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為最早，而以王驥德校本和凌濛初校本影響較大。明清之際金聖歎批改《西廂記》，刪去第五折，以《草橋驚夢》作結，現存的最早本子為清順治間貫華堂刻《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此本在清代影響最大。第二十章劉因吳澄趙孟頫高克恭第一節劉因從專意“明道”到東京執教劉因（1249—1293），字夢吉，保定容城人。父述，性好儒學，元世祖中統年間任武邑縣令，後以疾辭歸。劉因三歲識書，過目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文，當與父親有很大關系。

北方名儒硯堅落籍真定（今河北正定）後，在那里授徒達十余年。劉因師從硯堅，學業大進，為同舍諸生中之佼佼者。宋金兩代文壇注重“以辨博長雄”的詞章和“誕漫坐雜”的經義，“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中統年間前後，經許衡、竇默、姚樞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認為“正學”的程朱學說也規模日廣地傳播到北方。劉因對早年研習的“訓詁疏釋之說”本來就心存疑惑，這時更專心研讀程朱諸書，後成為在北方名聲僅次于許衡的理學傳人。

在劉因以性理之學名聞北方的初期，他專以“明道”自任，頗有“篤志獨行”的意向。他的家境貧寒，父母、祖父去世後長期無力安葬，後來在朋友幫助下始克襄事。在《癸酉（1273）書事》一詩里，他這樣描寫自己的經濟狀況：“嬌兒索粟一錢空，怪見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貧賤我，吾兒自合享吾窮。”（《靜修集》卷一三）但他仍不願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全祖望在《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一文指出：“公卿過保定者眾，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三三）。他所以不願涉足政治，很可能是因為在他看來，“以元開創規模言之”，“不足為輔”（《靜修集》卷八）。至元中葉，忽必烈長期倚信以“理財”固寵的回回大臣阿合馬，日益疏遠“諱言財利事”的朝中儒臣。這應當是促成劉因采取超脫于政治的處世態度的重要原因。他在七律《讀漢高帝紀》里批評西漢初年的朝政輕視儒術：“規模自襲挾書律”，“只知才到蕭曹盡”（《靜修集》卷二一）。其中所抒發的，不能不是對現實政治的感慨。劉因還反複以“夷皓”（伯夷和“四皓”）為詩作的主題，也無非是在表露自己不合時則甘于隱淪、“名書丹闕非吾望”的心跡。他用諸葛亮“靜以修身”的名言額所居曰“靜修”，大約也在此時。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詔伐宋；大軍浮漢入江，水陸並進，順流而下。不到兩年，宋亡。劉因頗傷宋朝為奸臣所誤，拘留元朝國使以挑兵釁，終致國亡，遂作《渡江賦》以哀之。他曾欲南游江湖，覽觀南宋諸先儒名跡，但未克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縣），到當時辭官家居的何瑋家館課授徒。劉因自己說，他所以同意去何家，教書三年，主要是因為那里藏書很多，可以一遂“館于藏書之家而肆其檢閱”的宿願，何瑋曾參與伐宋之役，藏書中有不少是從南宋舊境攜回的理學書籍，這些書在北方不易搜尋。

至元十九年（1282），權傾一時的阿合馬被殺，元廷的政治斗爭形勢發生了變化。被蒙古、色目和漢族高級官僚中的漢法派所一致擁護的新政治領袖、太子真金，更加積極、直接地參與各種有關的政治活動，一時間在漢族士人中引起對于“朝政更新”的強烈樂觀情緒。也就在同一年，真金因不忽木之薦，以太子燕王守中書令下教，召劉因赴都，擢拜承德郎、右贊善大夫。這時的朝野對真金改革朝政的過度希望，無疑也感染了劉因。他受教之後，“即與使者俱行”。時真金建學宮中，教近侍子弟讀書。劉因抵京後，遂受命接替前任王恂，教學于東宮。未幾，因繼母感風疾，辭歸省視；翌年母卒，乃丁憂家居。

重歸隱淪由真金所發動的更新朝政的改革，還來不及等劉因母喪服除，就因與元世祖忽必烈政見不合而中途夭折。這次事件給予劉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對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麼希望，而且反過來，對于自己輕易應詔、一聘而起十分後悔。他想起漢初呂後以卑辭厚禮迎四皓以侍太子（即漢惠帝），使劉邦以為太子得天下人心，如高飛鴻鵠，“羽翮已就，橫絕四海”，因而不敢廢之另立的故事，深感自己貿然卷入宮廷斗爭的危險，因此竟吟出“一讀《鴻鵠歌》，令人心膽寒”，“出處今誤我，惜哉不早還”的沉痛詩句（《靜修集》卷二《四皓二首》）。在應征而起的六年前，劉因寫過一篇《退齋記》，在文中婉轉地批評在政壇上進退無恒，認為許衡既然以“正道”自任，出仕從政，就不應複因道之難行而“以術自免”（《靜修集》卷一八》）。對照劉因作《退齋記》的宗旨，亦更可見他對于自己竟然蹈許衡舊轍，追悔不已。關于劉因在繼母去世後近十年中的隱居生活，史料甚為缺乏。他有詞《太常引》云：“紅塵盡處，白云堆里，高臥對青山。風味似陳博，休錯比，當年謝安。”（《靜修集》卷一五）其中所反映的是這個時期里他的心境。他無疑仍以寫作和教書為業。當時流傳有《四書集義》一書，是朱熹有關四書的問答與集注而為他人所彙輯者。劉因認為其太繁，且有牴牾處，于是另加采擇闡發，撰成《四書集義精要》三十卷。他的身體一直不是很好。李謙在劉因居喪期間曾拜訪他，說他“形體癯瘁，須發頒白”（《靜修集》卷首），這時他不過三十五六歲。到四十二歲這年，兒子又先他去世；這對他的精神和身體，不免又是一次大打擊。

至元二十八年，劉因四十三歲。元世祖忽必烈殺權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蘇天爵《滋溪文稿》卷八《劉因墓表》）。元廷以集賢學士的三品清要之職往征劉因。他絕不願再仕，乃以疾固辭。

劉因在疾病纏身的最後兩三年內，又寫成《易系辭說》一書。至元三十年四月去世。元仁宗延祐年間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其撰述流傳至今者，有《靜修集》、《丁亥集》、《四書集義精要》、《櫝蓍記》、《樵庵詞》等。

第二節吳澄家居授徒的大半生吳澄（1249—1333），撫州崇仁人，字幼清，晚年又字伯清。友人程钜夫題其居屋為“草廬”，人稱草廬先生。

吳澄出生在頗為寬裕的普通家庭。祖父吳鐸追求舉業，且好天文星曆之學。吳澄的幼學發蒙，是在祖父指導下起步的，祖孫之間的感情聯系甚深。他十六歲時，祖父赴撫州郡城參加鄉試，因未能通過，一年後即溘然去世。十六歲那年他隨祖父撫州之行，對其一生產生有重大影響。從當時在撫州臨汝書院講學的著名理學家程詔開（若庸）那里，他第一次接觸到程朱學說。前十余年里，他孜孜以求的一直是聲對詞賦、記誦詞章之學，“自以為所學止于是矣”，而“不知科舉之外他有所謂學也”。此行後他恍然大悟，“先聖先師之所學者，固不止是”（《吳文正公外集》卷三《謝繆守書》、《謝張教》）。從此較系統地閱讀理學家的著述，開始與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相交往、切磋學問。

至元七年（1270），吳澄赴撫州鄉試中選，時年二十一歲。從他後來寫給主考官等人的信劄來看，他雖也希望能在禮部試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親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吳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載籍，力學聖賢”。翌年春，他赴省試不利，從此便斷絕了角逐之念。下第這一年，他纂次舊作，題曰《私錄綱領》，收錄他接觸理學以來自內心生發的感想雜識等，從而將棄舉業之決心表露無遺。此後，他沒有再參加南宋皇朝組織的最後一次科舉考試。

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吳澄維持讀書授徒的家居生活已長達十五年之久。有好幾年他曾遷居樂安，與當地的一名南宋貢士同隱居于布水谷。在此期間他校讀考釋《易》、《詩經》、《尚書》（今文尚書）、《春秋》、《儀禮》大小戴記、《孝經》等經典。

至元二十三年冬，奉元世祖忽必烈詔命到江南尋訪名士的程钜夫到達撫州。這時吳澄剛從居父喪期滿釋服。程钜夫命郡縣迎吳澄，至則強使出仕。吳澄以母老堅辭。程钜夫乃曰：“誠不肯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勝，可無一覽乎！”南北統一後，北游中原風物成為當時南人很普遍的向往。吳澄于是決定辭家出游。

他是享受著應征名賢的待遇乘驛北行的。至元二十四年春，他抵達大都。程钜夫又一次力圖勸他入仕，仍以母老辭。他留在大都不過幾個月，終于在年底南歸。他的態度與當時羈留在大都的許多南宋遺士有殊。北方文人送別他的詩章里慨歎道：“群材方用楚，一士獨辭燕。”

回到撫州以後，他仍然過著授徒、讀書的生活，差不多又是十五年。在此期間，他曾到宜黃義塾教書；後應擔任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的程钜夫之邀去福州訪問；幾次游曆龍興（今江西南昌），在當地官學開講，“聽者千百，多所感發”。他在布水谷耕讀時所校定的諸經，早由程钜夫之請被元廷謄錄，藏國子監崇文閣，以備諸生覽閱。

大德五年（1301），恰是在他居母喪服除翌年，元廷詔授吳澄應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這時他已不能再以母老為托辭了。在寫給力薦他的江南行台禦史中丞董士選的信中，吳澄表示了對當時儒者苟求苟得，“舐痔嘗糞，何所不至”的厭惡情緒，並希望董士選理解他“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吳文正公集》卷七《複董中丞書》）。但是，不顧吳澄受詔不赴，次年春天元廷仍督迫邑里具驛舟，“敦遣”他赴京。吳澄被迫在秋季啟行，十月至大都。然而在他到達京師之前，吏部已將去年授予他的官職作不赴任闕處理。很可能是這一緣故，吳澄抵京不久即欲歸還。無奈河凍不可行，拖到下一年開春才得動身。

回到江西家中第二年，又有江西儒學副提舉之命，仍不赴。幾年之間，他潛心于校定邵雍著述及古《葬書》，訂定《老子》、《莊子》、《太元章句》等書，還曾到袁州（今江西宜春）授徒。大德末年，江西行省為催請他赴學職，先後遣人十余次，文移往複凡數十，吳澄仍以疾固辭不就。

國子監傳道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元廷以國子監丞之職再詔吳澄。翌年春，他在殯葬去世的次子以後，由江西行省遣官禮請，給驛舟赴任，是年60 歲。在這個年紀步入仕宦生涯，無論如何是太晚了。但是，吳澄是以蜚聲天下的學者到國家最高學府去指導諸生。這與他以接續道統自任的本衷並不抵牾。他接受官職的主要原因恐怕也在這里。

到職以後，國子學的生徒六館“翕然歸向。公清晨舉燭堂上，各舉所疑以質問；日昃退就寓舍，則執經以從。公因其才質之高下而開導誘掖之。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一時觀感而興起者甚眾”（危素《吳澄年譜》，《吳文正公集》卷首）。

至大二年，元廷立尚書省變更鈔法、經理國用。原中書右丞劉楫以阿附脫脫、三寶奴等人，改授尚書右丞。劉楫嘗通《尚書·洪范》、《易經》之義，近進者多敷言儒術以迎合之。劉楫殊欲借吳澄之名以自重，但是吳澄執意不願與之相過從。劉楫的一個門客自謂能致之，兩次拜訪吳澄。吳澄先以疾為辭，拒絕與劉楫交往；繼之則回避不見客。門客逆知終不可致，“歸給其人曰：‘老儒未嘗騎乘，墮馬折臂，不能來矣’。乃止”（《吳澄年譜》）。元仁宗繼位後，尚書省臣伏誅，阿附得進者皆斥罷。吳澄升任國子司業。這時新任國子祭酒的劉賡，自渭“朝廷徒以吾舊臣，故自台臣來領學士。主上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豈敢當。司業大儒，吾猶有所質問。時不可失，師不易遇，諸生其勉之”。國子監教學實際上由吳澄所掌，似乎使他感到一展生平抱負的機會終于來了。他參考程朱諸儒關于課讀諸生的奏疏、教法、私議等，斟酌去取，將國子監教學內容分為經學、行實、文藝、治事四門，力主以課讀講習責督諸生，反對季考月試的大學積分法。但是，吳澄這一套主張，與國子監內大多數同列的想法頗不相合。于是有人議論紛紛，稱引他問學須以“尊德性”為本的觀點，將他劃入“陸學”的陣營。自南宋以來，朱、陸兩人的門下長期“依草附木”，互相攻訐。元代官學尊尚朱熹學說。指吳澄為“陸氏之學”就是公開聲言他不宜居國子監師儒之職。吳澄慨然于自己的意見和合者寡，又不屑于自辯，乃于翌年化凍後決意辭歸。國子監諸生及屬吏追至通州（今北京通縣）河上懇留，不從。朝廷遣特使止之，亦不肯再留。他第一次“竊祿”為官的經曆，就這樣結束，為時尚不足三年①。元仁宗① 吳澄辭職不久，他的學生和同事、國子博士虞集也由于相同的輿論壓力離職而去。國子監內的這場斗爭，皇慶元年（1312）冬，吳澄回到江西老家，繼續著書授徒。

延祐四年（1317），由于江西行省堅請，吳澄被迫同意主持恢複科舉以後的第二次鄉試。同年，元廷又以集賢直學士聘召他入京。吳澄拜命後久病不愈，遂無行意。經虞集執意敦請，才在翌年五月勉強動身。行至儀真，複因疾作而辭謝任命；乃令使者回京複命，他自己則暫住淮南，後又在建康（今南京）、江州（今江西九江）等地滯留。他的《尚書纂言》完成于羈旅建康時；在江州，寓于濂溪書院，南北學者從之聽講者百余人。延祐七年，回到家中，從學的北方學者皆隨之南趨。

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以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之職銜，遣使臣到崇仁特聘吳澄。二月，吳澄自家中啟行，正月到達大都。這時，在大都慶壽寺內，用泥金謄錄佛經兩部的制作工程，已開始將近半年。七月，元英宗在上都傳敕，命吳澄為“金書”《佛經》作序；並授意吳澄，此役意圖在于“一追薦列聖，一祈天永命，一為民祈福”。這是吳澄就新職後接受的第一道詔令。他卻以超生薦拔實乃“蠱惑世人”為由，拒絕接元英宗旨意寫序。元英宗可能來不及得到吳澄的答複，就于八月初從上都回鑾途中在南坡遇弑。序金書《佛經》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這年冬天，晉王也孫鐵木兒即皇帝位。翌年初在大都開經筵。吳澄與中書平章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同為講官。今《吳文正公集》卷四四，存留著一篇闡發通鑒所載漢高祖約法三章的經筵講義。在這篇講義里，吳澄開導長年出鎮漠北、不諳漢地事務的泰定帝說：“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來聖人為歹人曾用刑罰來，不是心衷歡喜做來。孟子道：‘不愛殺人的心厮似。’前賢曾說這道理來。只有漢高祖省得這道理來，漢家子孫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愛殺人的心，與天地一樣廣大。比似漢高祖不曾收服的國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著世祖皇帝行，可萬萬年太平也者。”

這樣的“講義”，與他和其他學者之間的論學問對相比，自然粗淺得多。但這些言辭出自一位七十多歲高齡、而且體弱多病的老學者之口，在蒙古皇帝聽來，分量一定是很重的。據說泰定帝聽講後“大悅”。

泰定二年（1325）正月朔日，吳澄因老疾不克朝賀，複有南歸之意。到閏正月，翰林國史院設局纂修英宗實錄，他仍被指名與役。是年秋，英宗實錄修畢，他便堅意離京。冬，吳澄至家，時已七十七歲。次年，朝廷又有詔征澄，不起。乃賜鈔幣等，遣翰林編修送到家里，以示優禮。吳澄寫信給時宰，說自己“虛老而已，無才可稱”，乞“收還所賜”。

吳澄告老家居的晚年歲月有八年。疾病稍舒，仍著述講學不止。至順二年（1331），他的長媳、孫、孫媳、一妹、一弟先後去世，“半載之間凡五喪”（《吳文正公集》卷八）。次年五月，他從崇仁遷到杭州郡城，就養于三子吳京。他的最後一部撰述《禮記纂言》即完成于杭州客寓時。有的學者認為，諸經纂述之中，吳澄對《禮記纂言》“用功最勤”（《宋元學案》卷九二《草廬學案》）。

元統元年（1333）盛夏，吳澄盛暑得疾，終老去世。卒年八十五歲。

對朱陸末學的匡砭是否具有中原士大夫抵制南儒控制國家最高學府的性質，還值得作進一步的探討。依後代儒學家的觀點，“有元一代，以理學後先倡和，為海內師資者，南有吳澄，北有許衡”（蔣超：《吳澄從禮奏疏》，《吳文正公集》卷首）。這一評價是有道理的。在元代理學史上，許衡和吳澄所起的作用和影響略有不同。許衡對理學在北方的傳播具有開創之功，吳澄沒有這樣的曆史機遇。許衡兼有政治家和師儒的身份。尤其是中年以後，他的主要志向，毋甯說是通過直接參與政治來促使元政權進一步漢化，並通過朝廷的政治權威來推行理學；只有在從政遭遇挫折時，也才退而為師儒。吳澄則差不多完全以解惑傳道自任，即使在為時不長的仕宦期間，他所接受的，也只是學官或者國史詞翰之職。就從學術的層面推廣和發揚理學內涵而言，則吳澄花費的精力，似乎又遠遠多于許衡。濂洛關閩之學的側重點，在于“獨標性命之言”（江藩：《漢學師承記》），而不甚強調追究禮樂之源。此種傾向經朱學未流承襲擴大，遂一演而成為徒習成說之風，以至于“專守一藝而不複旁通它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吳澄對這種“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深為感慨（《吳文正公集》卷二二《尊德性道問學齋記》）。他一生的學術活動可以說主要是為了針砭此種弊端，並在以下兩點形成顯著的個人特點。

一是按照理學的觀點，重新考校並闡釋多種古代經典。在他看來，這是在續朱熹的未成之志和未盡之言。經他先後校定和發揮的古代儒家經典有《尚書》、《易經》、《春秋》、《孝經》、三禮、《葬書》等。儒家以外的《老子》、《莊子》、《太元章句》等書，也曾由他訂定，意在“使智之過高者不至陷溺于其中，凡下者不至妄加擬度于虛高”（《吳澄年譜》）。雖然他在經學方面的許多斷制，並不為後學所贊同。但程朱門人，“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非北溪諸人可及也”。吳澄對元和元以後經學的發展，是起了重要的影響的。例如古文尚書，宋人雖多已疑之。但“專主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接指《尚書纂言》）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為偽而欲廢之”（《宋元學案》卷九二《草廬學案》）。

二是力圖發揚“明指本心以教人”的心學觀點來糾正朱學末流拘滯于前賢的文義句讀以求明道，而不知反求諸身，終使學問支離破碎而不得要領的時弊。吳澄的這個主張，顯然受到江西陸學的影響。吳澄承認，“陸象山之學非俗學，然與朱子同時而不能與朱子同道”（《吳文正公外集》卷三《謁趙判簿書》）。但是他不贊成像朱、陸門徒中的大多數人那樣各立標榜，互相詆訾。他認為，正像朱學在其末流手里正面臨墮落成一種新的“俗學”的危險一樣，“今人說陸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為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偏求哉”（《吳文正公集》卷二六《仙城本心樓記》），吳澄強調，明指本心以教人的主張，並不是陸象山所新創，而是本之于孟子，並且可以追溯到被載錄在《孟子》中的“操舍存亡，惟心之謂”這段“孔子之言”。因此，“獨指陸子之學為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同上）。在提倡以本心為學的同時，吳澄對象山後學那種率心由性，流于空疏的偏失也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提出所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因此，吳澄闡揚的以尊德性為主的本心說，不是要排斥朱熹的“道問學”的功夫，相反地是要將它貫穿在道問學過程的始終。也就是要求學生從文義句讀入手，但又不拘執于語言文字之末，而能從對于外在“事物”的正確思考啟發自身內心的感悟，內在地把握“萬理之所根”。

吳澄最早接觸理學，是他在撫州郡城結識並師從程若庸的時候。程氏嘗築“道一書院”，思和會朱、陸兩家。吳澄調和朱、陸的主張，可能受了程若庸的學術觀點的影響。他和程若庸一樣，以朱學為其學術思想的基礎，不過是想吸收陸學基本主張中的合理成分，作為傳授朱學過程中的方法論補充而已①。元代有些人以吳澄為陸氏之學，似乎不是一種單純的誤解，而更像是在當時學術界人事沖突中用來對他進行排斥的口實。

① 《宋元學案》卷九二《草廬學案》：“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

第三節趙孟頫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吳興）人。孟頫為宋太租子秦王德芳之後裔，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宋高宗趙構無子，立子偁之子伯圭（孟頫兄，後為孝宗），始居湖州。曾祖父師垂，祖父希永，父與訔，均為宋代大官。母李氏，生母丘氏。祖父早死無子，由祖母收他為後。孟頫為第七子，十一歲父死，生母督學②，孟頫自幼聰敏過人，刻厲進取，讀書過目成誦，為文操筆立就，十四歲考中國子監。後任真州司戶參軍。

南宋滅亡後，孟頫一度蟄居在家。生母丘氏說，“聖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你不多讀書，如何超乎常人？”因而愈加努力，拜老儒敖繼公研習經義，學業日進，聲名卓著。吏部尚書夾谷之奇舉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辭不赴任。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行台治書侍禦史程钜夫奉詔搜訪江南遺逸，得二十余人，孟頫名列其首，並單獨被引見入宮。元世祖寵幸，讓他坐于右丞葉李之上，有一禦史中丞以前朝宗室子弟為由，稱其不宜薦舉並近于帝王左右，反而被逐出禦史台。立尚書省，元世祖命孟頫草擬詔書，揮筆立就，甚得賞識。詔集百官議法于刑部，孟頫奉命前往。討論到贓刑時，會議擬定貪贓滿至元鈔二百貫處死，孟頫指出：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持平。二十多年來，輕重相差已達數十倍，今雖改為至元鈔，但二十年後至元鈔值勢必再次如同當年的中統鈔。如果計至元鈔抵法，我懷疑失之過重。古代以米、絹二物為民生所必須，稱為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比，謂之二虛。四者相較，雖時有升降，終究不會相距太遠。因此，以絹計贓，最為適中。何況紙鈔乃宋人所造，行用于邊遠之地，金人襲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現又要以此斷人死命，似大不足取。在大臣中有人以為他是前朝宗室，剛從南方北上，詆毀金人鈔法，必出于成見。刑部楊郎中便嚴詞責難：今朝廷行用至元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而你卻以為不當，豈不是想阻止行用至元鈔嗎？金人定鈔法，也與大臣共同商議，難道就沒有比得上你的人嗎？孟頫說：法者人命攸關，擬定時如失輕失重，就會讓人死于非命。我奉詔參與討論，認為有不當之處，不敢不言。中統鈔虛，才改行至元鈔，難道至元鈔就始終沒有虛的時候嗎？你不據理而言，只想以勢凌人，是什麼道理？楊郎中愧而致歉。

元世祖將以丞相之位安置孟頫，初擬授為尚書吏部侍郎，參議高明持議不妥。至元二十三年（1286）六月，授奉訓大夫、兵部郎中，總理天下驛站。按至元十三年的規定，使客飲食之費每年定為中統鈔二千錠，至此物價已上漲幾十倍，而使者征發，有司請事及外國貢獻，又日益增多。于是站吏乏供，便強取于民，僻縣小市，買賣幾乎斷絕，而使客、站吏與小民仍紛爭不已。孟頫乃請于中書，飲食之費增為二萬錠。至元鈔法阻澀不行，遣尚書劉宣與孟頫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對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可直接加以笞罰。孟頫認為鞭笞官吏有辱于士大夫，力辭其任，在桑哥的威逼之下，不得已而成行，但遍曆諸郡，未嘗笞罰一人。還朝，桑哥嚴加譴責，而士大夫則交口稱贊他的仁厚德行。王虎臣揭舉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詔遣虎臣往治。右丞② 楊載：《大元故翰要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公行狀》，載《松雪齋文集》附錄。除《元史》本傳外，其他內容多半取于此。

葉李力奏虎臣不宜，元世祖不聽，孟頫進言：趙全在平江，為政貪暴，固然當治，但虎臣在他之前任該路總管時，多強買人田，放縱賓客為非作歹，趙全多次與他扞格，雙方結怨至深。王虎臣之罪，僥幸犯于大赦之前，若派他去問治，必假公法而報私仇，所問之罪，縱然屬實，別人也會持不同看法。元世祖醒悟，乃改遣他人。桑哥為丞相，鍾初鳴即坐尚書省聽事，六部官員後至者即遭笞罰。孟頫偶而後至，按例將遭處治，孟頫乃突入都堂上訴，右丞葉李以刑不上大夫之論怒責桑哥，從此，僅笞六部以下官。此後，孟頫有一次騎馬行于東禦牆之外，因道路陡狹，不慎落馬跌入河中，桑哥得知，特奏請元世祖，得准將禦牆西移二丈有余。

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拜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該年七八月間地震，北京尤甚，地陷，湧黑砂水，死傷數萬人。當時元世祖北巡，駐于龍虎台，特遣平章阿剌渾撒里還京師，召集賢、翰林兩院官，問以致災之由，並告戒勿令桑哥得知。此前，由桑哥建言，派忻都、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征數百萬，未征達數千萬，州縣為之特置牢獄，逮捕拷掠，械系者相望于道，大家巨室破產者無數，甚至逼妻女為娼。而使者四出，征取更為急迫，大批富人紛紛逃入山林，官府又發兵搜捕，兩河之間，起事者數萬人。此次大臣會議，本可乘機指責當權丞相施政失當，但桑哥氣焰熏天，一般人僅僅援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泛泛而論所謂“修人事”、“應天變”的道理，而不敢言及時政。孟頫與阿剌渾撒里私交甚密，乃乘勢與之相商：今理算錢糧，民不聊生，地震之變，實由此而生。宜援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理算錢糧，應盡數蠲免。阿剌渾撒里如言上奏，獲元世祖認可。詔書擬定後，桑哥于都堂召會兩院官員，孟頫前讀詔書，阿剌渾撒里充當翻譯，讀至除免逋欠條文時，桑哥搖手說，這決不是皇上的意見，孟頫說，拖欠者死亡已盡，無從征取，故未征錢糧，均屬虛數，不在此時順從詔書除免，今後如有人說尚書有失陷錢糧數千萬之責，丞相何以自解？桑哥頓悟，蠲免詔書得以下達。元世祖曾令孟頫比較留夢炎尚書與葉李右丞優劣，孟頫崇留而淡葉。元世祖曰：夢炎在宋，狀元及第，位至丞相。賈似道誤國不道，夢炎只是屈己附和，無一言以悟主聽。葉李布衣之士，但能伏闕上書，故葉李賢于夢炎。但葉李論事厲于聲色，盛氣凌人，剛直太過，因而易招人怨。你不敢斥夢炎之非，是因他是乃父摯友之故。于是讓他賦詩以譏刺夢炎。孟頫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盡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後兩言深得元世祖贊許。孟頫即以此事說動侍臣徹理：桑哥誤國之罪，甚于似道，我輩不能言，他日何以辭其咎？我乃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者，沒有能超過你的，你當行仁人之事，為萬民除去殘賊。徹理乃于世祖前極數桑哥之惡，元世祖聞言震怒，令衛士掌徹理雙頰，口鼻流血倒地，片刻再問，對答如初，不久又有大臣進言，元世祖醒悟，處死了桑哥。

桑哥死，尚書省廢，大臣多因罪被逐，中書參政賀伯顏奏請早擇輔相，元世祖乃屬意孟頫，慰勉再三，終力辭不受。元世祖再問翰林學士閻複、集賢學士宋渤能否稱職，孟頫答，二人皆非相才。當日，京師盛傳孟頫已入中書為相，日暮歸第，已是賀客盈門，孟頫遜謝再三，才稍稍散去。

元世祖在位，曾多次有意重用孟頫，並進而傳旨，特許他自由出入宮門，寄以腹心。孟頫則自感身處要地，勢必遭人猜忌，因此，問及軍國大政時，他一如既往，傾心直言，但此後卻更少出入宮中，並力請調離京師。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授朝列大夫、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兼管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缺官，他獨署府事，處事有方，宦績卓著。為政常以興學為務。城東有膏腴田八頃，兩家相爭，數十年不決，孟頫判為贍學田。夜出巡察，聞讀書聲，往往削其柱而記之，次日，派人贈酒慰勉，能文之人，亦必加褒美。三十年後該地俊傑之士，號為天下之冠。僉廉訪司事韋哈剌哈孫以苛虐著稱，孟頫未能順隨，乃尋事中傷，恰逢元成宗召他赴京預修《世祖皇帝實錄》，才免于其難。不久辭歸鄉里，時值大德元年（1297），朝廷又授太原路汾州知州等職，尚未到任，又召還京師令書《藏經》，書成後，執政擬留他入值翰林，孟頫力辭請歸。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任滿後于至大二年（1309）七月轉任揚州路泰州尹等職。時元仁宗在東宮，正收用文武才士，因而未到任又被召回，次年十月授為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因與其他學士在撰寫祀南郊祝文時意見不合，告假而去。元仁宗即位，升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按從二品資曆，推恩封贈兩代。

皇慶二年（1313）後又多次升遷，至延祐三年（1316）七月，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按一品資曆，推恩封贈三代。元仁宗恩寵有加，常常字而不名，有所撰述，往往密旨相召。與侍臣論文學之士，將孟頫比為唐之李白、宋之蘇軾，並將他“超乎常人”之處歸納為七個方面：帝王苗裔、狀貌昳麗、博學多聞知、操履純正、文詞高古、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而造詣玄微。中傷、離間者往往遭元仁宗斥責。六年五月，力辭歸鄉。至治元年（1321）春，元英宗遣使就其家書寫《孝經》。至治二年六月去世，與夫人管道昇合葬德清縣千秋鄉東衡山之原。追封魏國公，諡文敏。孟頫博學多藝，文學藝術開創一代風氣。經學主治《尚書》，尤精于禮、樂之學。對律呂之學也有精深研究，頗得古人不傳之妙，著有《琴原》、《樂原》各一篇。篆法尊《石鼓》、《詛楚》，隸書法梁鵠、鍾繇，行草崇二王，晚年又受李北海影響，各種書體，冠絕古今，天竺、日本均以收藏其翰墨為貴。手書佛、道書法，有許多散于名山。詩賦文河，清邃高古，讀來往往使人有飄然出世之感。至元年間詩人之中，他與戴表元等人一起，力掃南宋卑弱習氣。他善于融篆籀之法于繪畫之中，竹石、人馬、山水、花鳥，無所不精，無疑是一代畫壇領袖。對世俗貶低界畫的看法，也有獨到見解，認為其他畫科，有時尚可杜撰瞞人，而界畫卻更須具備功力法度。有記載說，入元之後，孟頫家事甚貧，平時也常以字畫收取潤筆費用，聊以自補。他還精于古器物、書法、名畫的鑒定，有關年代、作者、真偽，望而知之，百不失一。有《松雪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傳世。另著有《談錄》一卷。子三人，雍、奕並以書畫知名。

夫人管道昇，字仲姬，為孟頫同里，聰敏過人，能書善詞，繪畫精于墨竹、梅、蘭，筆意精絕。元仁宗曾取其書法，與孟頫及其次子趙雍的書法用玉軸精裝，鈐上禦印藏于秘書監，說：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亦奇事也！

第四節高克恭高克恭（1248—1310）①，字彥敬，號房山。回紇人②，祖父漢名樂道。父名亨，字嘉甫，對儒家經典與理學頗有研究，且重操行，達官名士交章舉薦，但他崇尚風雅，不樂于仕途，晚年退居大都房山，生子五人，克恭為其長子。克恭早年受父親影響，于經學奧義，口誦心研，“識悟弘深”。至元十二年（1275）起，他先補各處掾吏，後任戶部主事，以文雅置身于公卿大夫與魁儒碩彥之間，漸以名聞。

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高克恭先後任河南道和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二十四年，升監察禦史，台臣稱他處事干練，持法有度，綱條具舉。次年，桑哥為相，選為右司都事，次年改派江淮行省，考核簿書，施政號稱“平恕”。還都後，授為兵部郎中。不久，桑哥被處死，朝議稱高克恭為端介練達之士，選為江淮行省左右司郎中。在任期間，定儒籍，罷弊政，薦才望。當時浙西公田多隱漏失實，行省命高克恭檢括。克恭認為，江南每歲輸糧四百萬石，浙西地區占三分之二，其中公田七十五萬一千頃有余，辦糧一百三十萬石，租糧是民田的近二十倍，公田租賦特重，其由源于宋代，賈似道檢括公田，騷擾民間，民田有限，只好強行拼湊，田有虛額，官府不予蠲免，于是負欠者眾，吏民交病，應講求良法，不當再次騷擾。他的意見未被采納。後來又有理財大臣奉朝命至杭州經理田糧，增收浙東夏稅，甌、婺一帶深受其擾，行省自執政以下皆順旨畫諾，唯高克恭認為此舉在重傷百姓，拒不署名，並燒毀了一批經理帳冊。

杭州每年征調百姓看管官倉，如遇奸利事件，宮庫折耗，百姓變賣子女無法償還。高克恭則另選州縣受錢代服徭役的人夫承當，服一年則升其任，百姓得免于征調，杭州此後便以此為常規。稅務司往往列刑具于門，用以懲辦逃稅人員，克恭召見稅司官吏，問稅入定數多少，答稱，不足額定之數。克恭說：我將向上司明言，但示此刑具，加之以威，不是稱職的作為。次晨赴稅司牙署，見刑具已去，而稅入此後卻反有盈余。至元末年，江浙一帶仍厲行火禁。克恭認為，平民依賴手工維持生計，如因火災頻發而嚴禁夜間點火，那末小民房屋狹小，夜間又勢必要點燈作業，只好設法遮藏，結果，反倒使火災頻頻發作。因此，他取消了這一條禁令，此舉深得杭民擁戴。

江淮行省易名江浙，高克恭複歸中書任郎中。元貞二年（1296），升山西河北道廉訪副使。時暢師文僅任僉事，位在其下，高克恭上疏禦史台，列“不可居純甫（暢師文字）之上者”三條，力辭其任，于是，大德元年（1297）改選江南行台治書侍禦史，暢師文也升為他任，時人多稱克恭謙讓之德。王敬父與克恭同曆台、省之職，情義款密，但後來漸染放蕩之習，飲酒則往往出語詆毀，使人難堪，克恭毫不動意，稱“敬父趣尚高遠，不應以小過擯廢”，並力薦于朝。任職期間曾建言，朝廷累頒詔旨，議行貢舉法，但權臣賣官營私，拔引同類，阻礙施行，致使天下乏才，因此，貢舉法應立即施行。又言敦學校、選實才、汰冗官、增吏俸、慎刑獄等事，同列多齟齬譏訕，唯禦史大夫徹里為之首肯。大德三年，調任工部侍郎，進而轉為翰林直學士。

① 本傳主要依據鄧文原：《巴西文集·故太中大夫刑部尚書高公行狀》。② 元人著述多稱其為西域人，朱德潤《存複齋集》卷十《題高彥敬尚書房山圖》並稱：“高侯回紇長髯客”；張雨《貞居先生詩集》卷三《高尚書山水，仲川第請題橫幅上》：“我識房山紫髯叟。”大德六年，授吏部侍郎。次年河東（今山西）大地震，高克恭被派赴平陽，賑饑葬死，審冤案，平反若干事。大德八年，改刑部侍郎。有人上告禦史問案時有枉法行為，元成宗命立案問罪。與禦史聯名辦案的官吏為免受牽連，紛紛袒護投訴者，禦史于是服罪，後雖遇赦免，但仍議加責罰。高克恭深察其事，堅持聯名辦事者當與禦史同罪，其言與執政意旨不合，但在朝廷辯論時，克恭始終不改初衷。升任刑部尚書後又建言：修明刑罰，本是教化人道的輔助手段，而人道莫大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倫常秩序。而今子控父罪，婦指夫罪，弟證兄罪，奴訴主罪，拷掠成案，大傷風化，宜加禁絕。又在押囚犯，每年死于獄中不下數百人，這些都足以證明，施政有礙于陰陽調和，亟待改善。在刑部與同官論事，不肯隨聲應和。不久，改任大名路總管。

至大三年（1310）二月還京師，將朝拜之際，感風寒，久治不愈，九月初去世。一子名櫃，曾任秘書著作郎。

克恭生性坦蕩平易，與世落落寡合，遇知己則傾心相交，終身不疑。房山有田二頃，此外身無余資。他身為色目世家，但漢文化修養極高，去世前還特命喪葬“用朱文公法”，無疑是一位漢化的代表性人物。仕于南方時，他酷愛錢塘山水，余暇則呼僮攜酒，杖履登山，留連盡日。畫以山水、墨竹著稱，兼及蘭惠梅菊①。山水始師二朱，後學董源、李成、巨然，墨竹學黃華，集眾家之長而“大有思致”。時人詩稱：“近代丹青誰自豪，南有趙魏北有高”②，與趙孟頫南北相對，為一代畫壇領袖。畫竹則獨步于時，後人有稱：“前朝畫竹誰第一，尚書高公妙無敵”③。山水則主一代風尚，所謂“世之圖青山白云者，率尚高房山”④。在江南做官時，常與名士李仲芳、梁貢父、鮮于伯機、柳貫、虞集等交游，切磋技藝，與趙孟頫尤稱至交，經常揮毫合作。平時不輕于作畫，而喜于酒酣興發之際，好友在側，為之鋪紙研墨，乘快為之，《圖繪寶鑒》的作者夏文彥稱其畫“怪石噴浪，灘頭水口，烘鎖潑染，作者鮮及”，可見他喜用潑墨寫意，畫風形神兼備⑤，氣韻閑逸，元氣淋漓，天真爛漫。去世後，遺墨一紙，價值百千緡，因而，出現了許多刻意臨摹的作者，傳世贗品也比較多。他同時兼有詩名，詩風“神超韻勝”，另有一派奇秀之氣⑥，《元文類》選西域詩人五家，他的詩作在數量上僅次于馬祖常。此外還精于書法、名畫、古器物的鑒賞。文集有《房山集》一卷（《元詩選》）、《高尚書文集》（《式古堂畫考》，有王士熙跋）與《高文簡公集》七卷（《千頃堂書目》）。

① 學界多認為高克恭繪畫題材僅限于山水、墨竹，實際對蘭、蕙、梅、菊等花卉也有涉及，見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七《題彥敬、子昂〈蘭蕙梅菊畫卷*② 張羽：《靜居集》卷三《臨房山小幅感而作》。

③ 善住：《谷響集·為陳仲孚題薛公遠墨竹》。

④ 劉仁本：《羽庭集》卷二《題米元暉〈青山白云卷*⑤ 自題畫竹詩曰：“子昂寫竹，神而不似；仲賓寫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兩此君也。”（見王逢：《梧溪集》卷五《高尚書墨竹為何生性題》）此語亦得時人首肯。

⑥ 柳貫：《柳待制文集》卷十八《題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尚書絕句詩後》；吳師道：《吳禮部集》卷十八《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詩》。

第二十一章贍思馬祖常薩都剌迺賢虞集蘇天爵第一節贍思贍思（1277—1351）①，字得之，大食人。祖父魯坤，隨蒙古軍東遷，居豐州（治今內蒙呼和浩特市東白塔鎮），窩闊台汗時，官至真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稅使，又遷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父斡直，拜儒生為師，不樂于仕途，贍思九歲時，能每日記誦儒家經傳至千言。弱冠之年，師從名儒王思廉，博覽群經，涉獵寬廣，“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雖少壯之年，已為鄉里推重。

延祐初，詔行科舉，有人勸他就試，贍思笑而不應。不久侍禦史郭思貞、翰林學士承旨劉賡、參知政事王士熙上章推薦。泰定三年（1326），以遺逸名義征至上都，元仁宗于龍虎台召見，甚得寵幸。當時倒剌沙擅權，大批西域人阿附，唯贍思避而不見，倒剌沙屢次派人征召，贍思乃以奉養父祖為由，辭歸鄉里。

天曆三年（1330），召入為應奉翰林文字，元文宗在奎章閣召見，問贍思有何著述。次日，呈《帝王心法》，元文宗見而稱善。又下詔令參預修纂《經世大典》，因與諸儒意見不合，請求離去，元文宗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挽留，贍思以母親年邁為由，力辭，乃賜鈔放還。至順四年（1333），又命為國子博士，適遭母喪而未赴任。

元順帝後至元二年（1336），贍思拜陝西行台監察禦史。他針對當時朝政腐敗情況，密封上達奏章，提出十條意見：“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勳舊、惜名器、開言路、複科舉、罷衛軍、一刑章、寬禁綱”。當時正值權奸伯顏亂政，贍思忠耿之言，震驚朝堂。侍禦史趙承慶慨歎：“禦史所言，切中時弊，實乃天下百姓之福也。”有贍思親屬為陝西行省執政，為非作歹，贍思羅列其罪狀，予以查辦，該執政乃棄職夜逃，恰逢朝廷下詔，勿予逮捕問罪，贍思仍杖罰其所寵幸之人。巡察云南時，查辦違法省臣，該省臣即掛印而去，遠近為之震懾。

襄、樊一帶有數千戶流民，聚居宋紹熙府舊地（今四川榮縣），為求生計，冒禁私開鹽井，並常常攔劫囚徒，殺官府巡卒。贍思捕其首領，釋放其他黨羽。並為之上奏：“紹熙之地，土地富饒，利益豐厚，所以流民趨之若鹜，如將這批人發放原籍，又可能釀成邊患，應設置官府撫定。”元廷下詔，以其地設置紹熙宣撫司。

後至元三年，授僉浙西肅政廉訪司事，任間查辦都轉運鹽使、海道運糧都萬戶、行政院等官貪贓罪行，浙西郡縣諸官贓跡有所收斂。浙西諸寺院以所謂道人、道民、行童名義，私自招納民戶，贍思認為這些民戶出家，既礙倫常，又逃避官府賦役。後據勘察，嘉興一路出家者即達二千七百人，乃提議將他們強制送歸原籍，供納官府賦役，借以寬松民力。朝廷認可，並著入律令。後至元四年，改僉浙東肅政廉訪司事，因病歸還。

贍思曆官台憲，所到之所，以昭雪冤案、利物利民為己任，先後平反多項大辟之獄，但對有礙倫理綱常的行為，卻量罪特嚴，不予寬貸。例如，他曾與五府官至貴州咸甯判案，當地有一叫宋娥的犯婦，與鄰人張子文通奸。① 本文資料主要依據《元史·贍思傳》。

一日，張對該婦說：我將殺你丈夫。宋娥隨後將此語轉告其夫。次日，丈夫果然身亡。官府搜捕數日，宋娥才將張子文之事稟告姑母。五府官認為宋娥不屬合謀殺夫，並且已有赦免詔令，應予釋放。贍思說：張子文殺人，實際已得宋娥首肯，況且，夫死將近一旬，宋娥才吐露實情，情節足以說明，宋娥乃與張合謀，後來自感不能始終相瞞，方予舉告，罪在十惡之列，豈可因下達赦免詔書而免罪？樞密判官說：“平反獄案，免人于死，乃陰德所在，禦史不必拘泥常法常規。”贍思曰：“你這是故出人罪，並非平反冤屈。況且，如欲以寬釋刑犯而積陰德，對死者又如何交待呢？”乃單獨赴刑部議罪，宋娥最後以同謀罪服刑。

至正四年（1344），授江東肅政廉訪副使，至正十年，又召他赴京任秘書少監，討論治河事宜，均稱病不赴任。至正十一年，病故于家，終年七十四。後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諡號文孝。贍思淡于名利，留心著述，才學卓異，對經學頗有研究，尤精于《易》學，它如天文、地理、音樂、算數、水利及外國史地、佛學，也無不研習精到。家貧，有時乃至困于飲食，仍考訂經傳，自相慰樂。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在《常山貞石志》中保存贍思的撰文五篇：《加號大成詔書碑陰記》（至治三年五月）、《哈珊神道碑》（至順三年十二月）、《善眾寺創建方丈記》（元統三年二月）、《龍興寺鈔主通照大師碑》（至正六年八月）、《龍興寺住持佛光弘教大師碑》（至正六年八月）①。

① 贍思通曉佛學及《常山貞石志》中發現的贍思撰文，據陳垣先生揭，見陳先生著《元西域人華化考》卷四《文學篇》四《西域之中國文家》。

第二節馬祖常馬祖常（1278—1338），字伯庸。世出西域基督教聶思脫里派貴族，遼道宗咸雍年間（1065—1074）遷居甘肅臨洮。七世祖帖穆爾越歌積官至馬步軍指揮使，人稱馬元帥。六世祖伯索麻也里束時遼亡，被金兵擄至遼東，久而釋放，遷靜州（亦作淨州，今內蒙四子三旗西北）天山。五世祖習禮吉思，一名慶祥，字瑞甯，金章宗泰和年間（1201—1208）選為尚書省譯史，貞祐（1213—1216）末隨金宣宗南遷開封，積官至鳳翔府兵馬都總官判官，元光二年（1223）死于抗蒙戰事。四世祖月合乃（即祖常之曾祖）隨世祖忽必烈征宋，官至禮部尚書。祖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父潤，同知漳州路事，家于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先世所任官職名稱中因有馬字，便因以為姓②；後遷居靜州之天山，故為汪古部人。先世已致力于儒學，曾祖月合乃，“學問文獻”，已“過于鄒魯之士”①。從父馬潤開始，始背棄基督教②。

馬祖常七歲時已刻苦好學，得錢全部購書。十歲隨父至儀真（今屬江蘇儀征市），有一次見火燭傾倒，延燒牆壁。他即用水濕衣撲滅，父問為何獨自滅火而不呼救。他回答說：“怕驚動長者”。少年時代他仰慕古學，時蜀儒張■至儀真講學，他曾列數十條經史問題相質疑。延祐元年（1314）行科舉，列鄉貢第一，在參加會試的一百三十五人中，又在一科之首；廷對規定以蒙古人為首，他屈居第二。雖列右榜，但文章學識也深為左榜中試者所歎服，故名聲隱然聳動京師。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與袁桷、王士熙等互相切磋文字，相交甚密。延祐三年冬，拜監察禦史。當時元仁宗在位已久，但仍居東宮，飲酒過節，臣下常常乘機奏請而遂私欲，祖常為之上書：視朝當禦大明殿正衙；百官奏事，當按朝儀，三日二日一朝，宰相、群臣依次奏對，禦史執簡，史官執筆，縉紳佩玉，儼立左右，這樣，雖有懷奸利乞官求賞之人，必不敢妄自出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當調進玉食；近侍進酒，當行一獻百拜之禮。元英宗為皇太子，祖常又上書請慎選師傅輔導。時丞相鐵木迭兒當權，祖常首先得知他違制盜觀國史事，因而與同僚上疏，列其貪縱不法十事，鐵木迭兒賴太後庇護得免。祖常又上言，中書參議孛羅、劉吉是丞相心腹，交相賄賂；左右司都事馮翌、劉允忠依仗權勢，僥幸圖進，均被罷黜。秦州（治今甘肅天水）地震山移，祖常上書言：山為不動之物，而今居然移動，原因是在野有當用而未用的賢才，在朝有當言不言的奸佞。大臣為之惶恐，均家居待罪。河西廉訪使杜某將大赦後的殺人者作赦前原免，大都路總管范某因家財被盜，自行赴兵馬司督問，祖常認為前者肆意廢法，後者侵官失禮，予以彈劾。又力薦遭鐵木迭② 《馬氏世譜》（載黃溍《黃金華集》卷四三《世譜》）及《元史》卷一三四《月合乃傳》稱馬氏始于遷居中國後的第二代（帖穆爾越歌），而許有壬《敕賜故資德大夫禦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並序）》（載許有壬《至正集》卷四六《碑志》三）、蘇天爵《元故資德大夫禦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魏郡馬文貞公墓志銘》（載《滋溪文稿》卷九《碑志》三）及《元史》卷一四三《馬祖常傳》均置于第四代，因習禮吉思（錫里吉思）任金鳳翔兵馬判官而死節，故“子孫曆官以馬為氏”，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卷二《儒學篇》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學·馬祖常》亦據以上材料歸納說：“則謂馬氏始于四世也。”

① 馬祖常：《石田集》卷一《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