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在河北，有童謠預示著天下易主：“塔兒黑，北人作主南是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②在淮、楚地區，則有童謠預示道：“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園。”③各地秘密教派則利用宗教組織，宣傳著改朝換代的思想。泰定二年（1325），河南息州人趙丑厮等倡言：“彌勒佛當有天下。”韓山童、彭瑩玉等人則利用白蓮教，倡言天下大亂，宣稱“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號召徒眾，准備起事。
元朝末年天下形勢，已到了民怨鼎沸的程度，元皇朝“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變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④開河變鈔，尤其是征發汴梁（今河南開封）、大名（今屬河北）等十三路民夫十五萬人修複黃河故道，直接導致了紅巾軍起義的發生。原來元朝廷嚴禁集會，在于害怕人們組織反抗，而修治黃河則聚集了十五萬怨夫，他們不滿于元朝的統治，傳誦著“石人一只眼，① 《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② 《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③ 《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④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三。
挑動黃河天下反”的民謠，渴望有人帶頭造反。韓山童、劉福通等人乘機在黃河故道上埋下石人。不久，民工在黃陵岡黃河故道上挖出了石人，石人背上赫然寫著十四個大字：“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石人背上的文字，正與民謠相契合——天意如此，不反待如何？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廣平府永年縣（今屬河北）人韓山童以白蓮教組織民眾，同劉福通一起，在颍州聚集民眾三萬人，歃血盟誓，自稱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樹起了義旗：“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①，並發布討元檄文。但是，不久韓山童即被元廷捕殺，劉福通則率眾組成農民起義軍，出其不意地攻占了颍州。劉福通振臂一呼，萬民響應。附近貧苦農民“多樂從亂”②，黃陵崗修河民工紛紛前來，起義部隊聲勢大振。至九月，已占領了河南數縣，隊伍發展到十余萬人。
劉福通紅巾軍起義揭開了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南北各地到處燃起了農民戰爭的烽火。在北方，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李二（芝麻李）、彭大、趙均用等在徐州起兵，占領徐州及附近郡縣。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興、孫德崖等起兵于濠州（今安徽鳳陽）。在南方，至正十一年八月，徐壽輝、彭瑩玉、鄒普勝等在蘄州（今湖北蘄春）、黃州（今湖北黃岡）起兵。十月，建立了自己的政權組織，以徐壽輝為帝，鄒普勝為太師，倪文俊為統軍元帥，國號天完，年號治平。至正十一年十二月王權（布王三）、張椿糾眾起義，攻占了鄧州（今屬河南）、南陽、河南府（今河南洛陽一帶）等地區。他們這支隊伍又被稱為“北瑣紅巾軍”。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馬等起兵，攻占了襄陽、荊門、房州（今湖北房縣）等地。他們這支隊伍則被稱為“南瑣紅巾軍”。
以上數支起義隊伍規模較大，影響也較大。此外，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山東、安徽、江蘇、江西、浙江、福建、湖南、陝西等地，小規模的農民起義不時發生。
農民起義的廣泛興起，引起了元朝統治者的恐慌，元順帝急忙調兵遣將，瘋狂鎮壓北方紅巾軍。至正十三年（1353）五月，北瑣紅巾軍被撲滅，次年正月南瑣紅巾軍也被扼殺。但是，北方紅巾軍的主力——劉福通所部卻越戰越勇，一再擊敗元軍，聲勢益發壯大。至正十五年二月，劉福通等人迎回了逃匿于碭山夾河的韓林兒（系韓山童之子），並擁立他為帝，號小明王，建國號大宋，年號龍鳳，都毫州，以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劉福通之弟）知樞密院事。
至正十七年（1357），劉福通紅巾軍分兵三路，向元大都、元上都、關中地區大舉進攻。東路由毛貴率領，連破山東膠州、萊州、益都、濱州、莒州（今莒縣）。至正十八年二月攻克濟南，並乘勝北伐，抵達天津附近，鋒①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七。
② 葉子奇：《草木子》卷三。
芒直指元大都（今北京）。元廷驚慌失措，延臣“或勸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①。但後來由于東路軍內部自相仇殺，自相削弱，所攻克的州縣又先後被元廷收複，東路軍也被元廷消滅。
中路軍由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等率領，連克山西、河北一些州縣，至正十八年（1358），關誠率部攻入元上都，焚毀了元宮室。西路軍由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率領，攻入關中地區。西路軍在鳳翔受到重創，余部由李喜喜率領，自號“青巾軍”，占領了成都等地。
宋軍三路北伐，給元廷以沉重的打擊。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劉福通率領紅巾軍一舉攻克汴梁，大宋政權隨即遷都于此。此時，中原及其以北地區，三分之二為紅巾軍縱橫馳騁之地，元朝的統治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但是，紅巾軍三路北伐，互不聯系，各自孤立作戰，分散了戰斗力，遭到了元朝軍隊的各個擊破，紅巾軍也受到了很大打擊。至正十九年（1359），元廷集中兵力圍攻汴梁，劉福通率軍堅守百余日，在城內糧絕的困境下，突圍至安豐（今安徽壽縣）。劉福通紅巾軍受到重創，勢力大減。至正二十三年（1363），投降元廷的張士誠派部將呂珍攻陷了安豐，劉福通戰死，韓林兒被馳援而來的朱元璋接到了滁州（今安徽滁縣）。至此，龍鳳政權結束。至正二十六年（1366），韓林兒又被朱元璋的部將廖永忠迎往南京，途中被沉入瓜步江中。
元末人心思變，劉福通率領紅巾軍應時而起，縱橫中原，屢敗元軍，沉重打擊了元朝的統治，隔斷了元大都與南方之間的聯系，並直接造成了元廷內部軍閥勢力的壯大、割據，造成了南方各地群雄並起。紅巾軍雖然失敗了，但它所造成的天下大勢——軍閥割據與群雄並起，最終卻滅亡了元朝。
① 《元史》卷一八八《劉哈喇不花傳》。
第二節群雄並起地主武裝紅巾軍興起之後，元朝以其主力撲滅紅巾軍，但是元軍主力與紅巾軍也幾乎同歸于盡，潰不成軍。在這種情況下，元廷只能依靠各地地主武裝——“義軍”、“鄉軍”和“民兵”。為此，至正十四年（1354）二月，元廷“詔河南、淮南兩省並立民兵萬戶府”①。次年二月，又詔“立淮東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于天長縣，統濠泗義兵萬戶府並洪澤等處義兵。聽富民願出丁壯義兵五千名者為萬戶，五百名者為千戶，一百名者為百戶”②。但是，各地地主武裝集團在響應元廷詔令，起兵保元的合法外衣下，在“擁元”的旗幟下，乘機奪城奪地，擴大自己的地盤，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至正十四年（1354）以後，逐漸形成了幾支勢力強大的地主武裝：一是河南沈丘探馬赤軍察罕帖木兒（系漢人，本名李廷瑞）和羅山典史李思齊糾集的地主武裝。至正十二年（1352），察罕帖木兒在沈丘組織數百人的地主武裝，與羅山李思齊糾集的地主武裝聯合，襲擊了劉福通紅巾軍占領的羅山。其後，這支武裝在鎮壓紅巾軍中逐漸壯大，連年在河南、河北、陝西等地鎮壓紅巾軍，並逐步確立了自己的地盤。至正十七年（1357），李思齊占據了陝西，察罕帖木兒占據了山西，成為一支頗為強大的割據勢力。二是元朝宿將答失八都魯率領的“義丁”。答失八都魯于至正十一年（1351）被任命為四川省參政，率領本部探馬赤軍三千人出兵荊襄地區。次年，又招募了襄陽官吏及逃亡的土豪組織的“義丁”，建立了表面上隸屬于官府的隊伍，形成了兩萬余人的強大武裝集團。這支武裝多次擊敗過紅巾軍，先後鎮壓了南瑣紅巾軍和北瑣紅巾軍。至正十五年（1355）十二月，在河南太康大敗劉福通紅巾軍，並進逼毫州。至正十七年（1357）十二月，答失八都魯死，其子孛羅帖木兒繼續統領這支武裝。
三是福建陳友定的地主武裝。陳友定曾經是貧苦農民，充任過驛卒。紅巾軍興起後，他應官府的招募從軍，因鎮壓汀州、延平等地農民起義有功，被任命為清流縣尹。其後，陳友定一再擊敗陳友諒軍，又被升為福建行省參政、延平分省平章。至正十七年（1357），泉州色目人賽甫丁、阿迷里丁反元自立，陳友定又奉命征討，趁勢占領興化、泉州、漳州、潮州等地。陳友定雖然接受元朝所授官職，但他割據八閩之地，獨占一方。
四是廣東的何真，至正十二年（1352）紅巾軍興起之後，他組織地主武裝“義兵”，鎮壓東莞等地農民起義，後被元廷委任為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至正二十三年（1363），南海三山民邵宗愚率眾攻陷廣州，何真率軍收複了① 《元史》卷四三《順帝紀》。
② 《元史》卷四四《順帝紀》。
廣州城，升任為廣東行省參知政事，成為割據廣東的武裝。
反元群雄與此同時，劉福通紅巾軍起義失敗後，紅巾軍內部也形成了幾大反元集團。他們雖然共同反元，但彼此之間也互相爭斗，勢同水火。在這一意義上，他們也是一股股割據勢力。當時主要反元群雄有以下幾支：陳友諒與“大漢”政權。陳友諒本是徐壽輝所部紅巾軍的部將。至正十七年（1357），天完政權內部發生分裂，丞相倪文俊陰謀殺害徐壽輝，事泄率部逃往黃州。部將陳友諒駐紮于黃州，乘勢殺死倪文俊，並有其眾。至正二十年，陳友諒攻占了太平，殺害了徐壽輝，于采石五通廟即帝位，國號“大漢”，改元大義。“大漢”政權勢力較為強大，雄踞于江西、湖廣等地。明玉珍與“大夏”政權。明玉珍本是隨州（今湖北隨縣）地主，在元末紅巾軍大起義中糾集千余人結寨自保。至正十二年（1352），投歸徐壽輝，任統兵征虜大元帥。至正十七年，奉徐壽輝命攻占四川，至正十九年六月已占有四川大部，被授予四川行省參政。陳友諒殺害徐壽輝以後，明玉珍即與陳友諒決裂，“斬〔陳友諒〕使焚書，三軍縞素，為宋主（指徐壽輝）發喪”①。至正二十一年攻下成都，自立為隴蜀王。次年正月，在重慶稱帝，國號“大夏”，改元天統。明玉珍占有天府之國四川，旁及貴州、湖廣部分地區，依恃四川天險，雄踞一方。
張士誠和“大周”政權。張士誠是江蘇泰州白駒場鹽戶出身，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起事，吸引了大量鹽丁及貧苦農民參加，隊伍很快擴大至萬余人，先後攻下泰州、興化、高郵等地。至正十四年，張士誠在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張士誠占據高郵等地，梗塞了元朝南北糧食運道，成了元朝心腹大患。至正十四年九月，元朝派遣中書右丞相脫脫率軍百余萬攻打高郵。張士誠率軍英勇抗擊，脫脫屯兵于堅城之下，一籌莫展。十二月，元順帝以“老師費財，已逾三月，坐視寇道，恬不為意”②為罪名，削奪了脫脫的官職和兵權。脫脫所部“大軍百萬，一時四散”，“其散而無所歸附者，多從紅軍（即紅巾軍）”③。此役之後，元朝主力解體，張士誠之勢力大增。至正十六年（1356），張士誠率軍南下，攻占了江南之平江（今江蘇蘇州）、湖州、松江、常州等財富集中之地，並改平江為隆平府，建都于此。但張士誠于至正十七年（1357）降元，被封為太尉，從海道運糧入大都。同時仍割據一方，並于至正二十三年，自立為吳王，其割據之地，“南抵紹興，北逾徐州，達于濟甯① 劉禎：《玄宮之碑》。
② 《元史》卷四三《順帝紀》。
③ 權衡：《庚申外史》卷上。
之金溝，西距汝、颍、濠、灑，東薄海，二千余里，帶甲數十萬”①，勢力非常強大。
方國珍占領浙東地區。方國珍是浙江黃岩人，世以販鹽浮海為業。至正八年（1348）聚眾反元，不久被元廷招降，為慶元定海尉。此後，方國珍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搖擺于元廷與紅巾軍政權之間，時叛時降，雄踞于以慶元（浙江甯波）為中心的浙東地區。
但是，無論是在元朝大旗下的北方地主武裝，還是勢力、財力較大的陳友諒、張士誠，雖然稱雄于一時，最終還是被崛起于濠州的朱元璋所滅。① 《明史》卷一二三《張士誠傳》。
第三節朱元璋的崛起朱元璋，原名重八，起兵後改名元璋，字國瑞，濠州鍾離（今安徽鳳陽）人。至正四年（1344）春，淮北大地旱、蝗、瘟疫並行，四月，朱元璋父、母、長兄相繼死去，孤苦無靠，遂于九月入皇覺寺為和尚，干些雜活。但五十余日後，寺主封倉遣散僧眾，朱元璋再次失去了依靠，做起了游方僧，四處化緣乞食，備嘗生活之艱辛，至正八年（1348），再次回到了皇覺寺。至正十二年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與孫德崖等五人率眾起義，自稱元帥，攻占了濠州城。元廷派遣官軍鎮壓，並燒毀了皇覺寺。朱元璋再次失去了安身之地，在友人“與其束手待斃，不如起而抗爭”的勸說下，他于閏三月參加了郭子興率領的紅巾軍。
朱元璋作戰勇敢，“匹馬單戈，日行百里”，而且“度量豁達，有智略”，才能出眾。從軍不久，即脫穎而出，被郭子興收為宗人，待同子弟。其後，郭子興又將其義女馬氏嫁給了朱元璋。從此，朱元璋便被人們稱為“朱公子”，在紅巾軍中如魚得水，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
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朱元璋奉命回家鄉鍾離召兵，擴大隊伍。他以舊時伙伴和同鄉徐達等二十余人為骨干，招集了七百余人入伍，朱元璋因而被任命為鎮撫。朱元璋發現郭子興暗弱，難以成就大業，“無足與共事”，乃決心發展自己的隊伍。至正十四年六月，朱元璋將其率領的兵士交與郭子興，僅帶領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云等二十余名心腹至定遠。不久，即招編了張家堡驢牌寨民兵三千人，收編了橫澗山繆大亨義兵二萬余人，並用了近十天的時間加以整頓和訓練，形成了一支基本隊伍。
朱元璋組建隊伍後，即率軍南下，攻占滁陽。經過妙山時，結寨自保的馮國用、馮國勝兄弟率眾來投。馮氏兄弟“俱喜讀書，通兵法”，有政治、軍事眼光。朱元璋同他們討論天下大勢，馮國用從容獻策：“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為根本。然後四出征戰，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①馮勝提出先占領金陵（今南京），建立穩固根據地，然後征戰四方，奪取天下的方針，投合了朱元璋的心意，因此被任命為幕府參議，計議征伐大事。
不久，定遠人李善長也來到軍營求見。李善長“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①，是一位難得的人才，朱元璋委任他為幕府掌書記。朱元璋詢問天下何時能平定，李善長回答說：“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②李善長把① 《明史》卷一二九《馮勝傳》。
①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
② 《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長傳》。
朱元璋視作“天命所在”的“天子”，勸他以漢高祖為榜樣，就可以平定天下。這使朱元璋十分高興，更加信任李善長，不僅讓他參與機密，而且讓他協調文臣武將之間的矛盾，協助考察各種人才，量才委用。
七月，朱元璋攻克了滁州。八月，郭子興率萬余人來到滁州。他看到朱元璋已擁有三萬人的武裝，且號令嚴明，軍容整肅，十分高興，升朱元璋為總管。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朱元璋建議攻取和州，解決軍糧問題。郭子興于是任命朱元璋總和陽兵，率張天祐、湯合等將士攻占和州。攻下和州後，請將士“暴橫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③。為此，朱元璋召集諸將，嚴肅軍紀。他誡諭將士說：“請將自滁來，多擄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眾。凡軍中所得夫婦，悉皆還之。”④朱元璋令行禁止，雷厲風行，第二天即將所擄婦女全部放還。此後，朱元璋更加留意于軍紀問題，禁止殺擄掠奪，因而他的部隊更加得人心。
同年三月，郭子興病死，朱元璋成了這支義軍的首領。這時劉福通在毫州建立了龍鳳政權，朱元璋不願受制于人，但自己勢孤力單，只得暫時接受龍鳳政權的領導，使用龍鳳紀年，但“事皆不稟其節制”①。
是年五月，結寨巢湖的水軍千余艘在廖永安、俞通海等人帶領下，投靠了朱元璋，朱元璋因而擁有了一支強大的水軍。這時，常遇春、鄧愈也歸附了朱元璋。朱元璋勢力大增，決計攻取金陵，建立自己的地盤。
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拔采石，占太平。朱元璋大軍進入太平時，李善長奉命將“禁約”榜貼于通衢，士兵入城後軍紀嚴明，秋毫無犯，城中肅然。儒士李習、陶安前來拜見朱元璋。陶安看到朱元璋，興奮地說：“我輩有主矣！”又建議說：“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皆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世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朱元璋又詢問奪取金陵妥否，陶安回答說：“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②這一回答，與馮國用、李善長的建議相同，更加堅定了朱元璋奪取金陵的意圖。朱元璋遂改太平路為太平府，以李習為知府；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任大元帥，以李善長為令史；登記鄉兵，擴大隊伍；修城浚壕，加強守禦。這樣，太平成了攻取金陵的根據地和橋頭堡。
七月，朱元璋令張天祐率軍攻打集慶（南京），未克。九月，朱元璋再命郭天敘、張天祐攻打集慶，再次受挫，郭天敘、張天祐被俘殺。至正十六③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
④ 《明太祖實錄》卷二。
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
② 《明太祖實錄》卷三。
年（1356）三月，朱元璋親自率軍攻集慶，從太平出發，水陸並進。先破江甯鎮，得降兵三萬六千余人，再破集慶城，得軍民五十余萬。朱元璋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朱元璋兼總省事，並建立了完整的統治機構。
攻下集慶城以後，朱元璋信心大增，自視為拯民于水火的真命天子，發布告示說：“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城之中，朝夕惕惕不能自保。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汝宜各安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居官者毋橫暴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①不久，他又對身邊將領徐達等人說：“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勝地也。倉廩實，民人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協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②朱元璋攻克集慶，信心大增，但並未盲目樂觀。他清醒地看到張士誠在東南方、徐壽輝在西北方虎視眈眈；而“元將定定扼鎮江，別不花、楊仲英屯甯國，青衣軍張明鑒據揚州，八思爾不花駐徽州，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州，宋伯顏不花守衢州”③。當時的形勢可謂群雄環伺，不容樂觀。因此，攻下應天府以後，朱元璋即開始攻占周邊城鎮，鞏固應天府的守禦。至正十六年三月，即攻下應天府的當月，朱元璋即派徐達攻下鎮江。六月，又派鄧愈攻下了廣德。至正十七年四月，朱元璋親率大軍攻下了甯國，俘獲了朱亮祖等將士十余萬人。與此同時，朱元璋遣使與張士誠通好，但張士誠拘留了使臣，且派兵攻打鎮江。因此，朱元璋在擊退進攻鎮江之敵以後，又于至正十七年二月攻下張士誠占領的常州，其後又派耿炳文、劉成攻下了長興，趙繼祖攻下了江陰，徐達攻下了常熟。獲得了這些城鎮，即控扼了守衛應天府的軍事要地，使張士誠“侵軼路絕”①。
穩定了應天府的形勢以後，朱元璋開始向浙東發展，擴大勢力。至正十七年七月，胡大海攻克徽州，十月常遇春克池州。至正十八年三月，鄧愈克建德，十二月，朱元璋親率大軍克婺州（今浙江金華），改為甯越府，又改為金華府，置浙東行省。至正十九年初，胡大海克諸暨，九月，常遇春克衢州，十一月，胡大海再克處州（今浙江麗水）。這樣，元朝江浙行省的西部地區大部分為朱元璋所有。
這些地區的攻取，不僅為應天府提供了屏障，補充兵員和軍事物資，而且還獲得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如浙東地區著名文士葉琛、章溢、劉基等被聘召至應天府，朱元璋為之創建禮賢館。攻克徽州時，儒士朱升獻上“高築牆，① 《明太祖實錄》卷四。
② 《明太祖實錄》卷四。
③ 《明史》卷一《太祖紀》。
① 《明太祖實錄》卷五。
廣積糧，緩稱王”②之計，為朱元璋所采納。朱元璋不急于稱王，而是利用有利時機積極發展自己的勢力。直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北方紅巾軍在安豐失敗，朱元璋迎小明王韓林兒于滁州，具有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勢力，才“張皇六師，飛旗角亢”③。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元旦，朱元璋在應天府即吳王位，公開樹起了大旗。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請小明王至應天府，途中覆舟沉死小明王，翌年改為吳元年。朱元璋自此割據一方，勢力日強，踏上了統一戰爭之途。
② 《明史》卷一三六《朱升傳》。
③ 《禦制皇陵碑》。
第四節掃平群雄，北伐中原朱元璋的統一戰爭，是以掃平群雄開始，以北伐中原、攻下元大都（今北京）為結束的。這一戰略是基于當時形勢所決定的。
朱元璋在應天府建立了政權，雖然奪取了周邊重要城鎮，勢力有了很大發展，但仍處在幾個割據勢力的包圍之中。其中東北方是張士誠，西南方是陳友諒，東南是方國珍，南方則為陳友定。這些割據政權，不僅限制了朱元璋勢力的進一步發展壯大，而且還時時威脅應天府的安全，而張士誠財力雄厚，陳友諒兵力強盛，對朱元璋威脅最大。基于這樣的形勢，謀士劉基獻計說：“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劫主掠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其心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①朱元璋采納了劉基的建議。這一建議亦成為日後朱元璋統一天下的戰略方針。
滅陳友諒。至正二十年（1360），陳友諒即向朱元璋統治區發起了進攻，占太平，駐采石，並聯合張士誠夾攻應天府，但張士誠並未出兵助戰。陳友諒揮師南下，朱元璋利用部將康茂才與陳友諒的故友關系，設計誘使陳友諒進入埋伏圈中，大敗陳友諒，並乘勢收複太平、安慶、信州、袁州等地。次年，陳友諒又發兵奪信州、安慶，又大敗而回。朱元璋乘勝進擊，再敗陳友諒于江州。這樣，陳友諒一再失利，到至正二十二年，龍興（今江西南昌）、袁州、瑞州、臨安、吉安等州縣都被朱元璋占領，而陳友諒“疆場日蹙”①。至正二十三年四月，陳友諒乘朱元璋率兵援救安豐紅巾軍之機，發兵六十萬，巨艦數百艘，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先後攻取了吉安、臨江、無為州，進圍洪都。洪都守將朱文正率領部眾死守，堅持了八十五天之久。到七月，朱元璋與徐達、常遇春等主力部隊二十余萬人馳援。陳友諒被迫撤回，率眾至鄱陽湖迎戰。七月二十一日，鄱陽湖大戰開始。經過連續數日交陣激戰，陳友諒部損失慘重，左右金吾將軍投奔朱元璋，軍心逐漸瓦解。陳友諒無奈，率眾退還武昌，又遭朱元璋截擊。八月二十七日，陳友諒在混戰中中流矢死，其子陳理率敗將殘兵逃回武昌稱帝。
九月，朱元璋率軍親征武昌，十月圍城，並占領了湖北諸境。次年二月，朱元璋再圍武昌，陳理勢窮計竭，出降，大漢亡。朱元璋設立湖廣行中書省，分兵略鄂、贛諸郡及廣東韶關、南雄，盡並陳友諒之地。
平張士誠。朱元璋消滅了陳友諒以後，勢力大增，接著就把矛頭指向了財力最富的張士誠。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發布文告，指責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啟釁多端，襲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① 《明太祖實錄》卷四。
① 《明太祖實錄》卷十二。
逭”②。接著派徐達總兵出征，采取“先取通、泰諸郡縣，剪士誠肘翼，然後專取浙西”③的策略，先後攻占了通州、興化、鹽城、泰州、高郵、淮安、徐州、宿州、濠州、邳州、安豐等州縣，盡有張士誠江北之地，因而切斷了張士誠與元廷的聯系，絕其降元的陰謀。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順利完成第一步戰略任務後，准備大舉掃平張士誠，發布了《平周檄》，曆數張士誠八大罪狀，勸諭張士誠文武部下棄暗投明，號召百姓安業不動。八月，朱元璋即以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眾二十萬討伐張士誠。先後攻下了湖州、嘉興、杭州、紹興等地，廓清了平江外圍城鎮，從四面八方包圍了平江城。張士誠數次突圍失敗，只得困守孤城，堅持了十個月，城破自縊，大周政權被消滅。
陳友諒、張士誠兩大政權滅亡後，南方方國珍、陳友定等較弱的割據勢力已成甕中之鱉，惶惶不可終日。而朱元璋則挾其余威，雙管齊下，一舉消滅方國珍和陳友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以湯和為征南將軍、吳禎為副將軍，討平方國珍；同時命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輝為副將軍，取道江西進攻陳友定。兩路大軍旗開得勝，當年十二月，方國珍即被迫投降；次年正月陳友定被俘，這兩個割據勢力也被消滅了。
至此，除四川明夏和廣東何真兩個小割據勢力以外，南方大片土地全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因此，朱元璋有了足夠的軍力、財力北伐中原、統一天下。
攻克大都。元朝在北方的統治，在紅巾軍的打擊下已搖搖欲墜，再加上統治階級內部軍閥混戰，軍事力量進一步被削弱。可以說，蒙古貴族的統治已經岌岌可危，已無力鎮壓各地的反抗，只能苟延殘喘了。
鑒于當時的形勢，朱元璋在平定張士誠以後，以主力部隊北伐中原，同時派兩支部隊討滅方國珍和陳友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領二十五萬大軍，由淮河進入河北，開始了奪取中原的北伐。
對于北伐，朱元璋十分重視，專門召集謀臣將領討論方略。最後，朱元璋提出了謹慎從事、逐步推進的戰略：“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①朱元璋為北伐中原制定了戰略，並戒諭將士保持軍紀，同時發布了檄文，提出了“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的民族斗爭口號；為了爭取北方人民的支持，檄文中保證大軍所過之處，“秋毫無② 《明太祖實錄》卷十五。
③ 《明太祖實錄》卷十五。
① 《明太祖實錄》卷二六。
犯”，對蒙古、色目人，也“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②。至此，北伐准備工作就緒了。
次年二月，北伐軍平定了山東，接著分兵兩路，水陸並進，奪取河南，先後攻克歸德（今河南商丘）、陳州（今河南淮陽）、許州（今河南許昌）、汴梁（今河南開封）、河南（今河南洛陽）等地。四月，元梁王阿魯溫降，河南平。五月，馮國勝、康茂才等率軍攻克了陝州（今河南陝縣）、潼關，阻斷了關隴地區李思齊武裝集團與元朝的聯系。至此，元大都已失去了屏障和外援，成了朱元璋囊中之物，指日可下了。
五月，朱元璋來到了汴梁，從容部署了攻克大都的戰斗。閏七月，徐達、常遇春從汴梁揮師北上，經彰德（今河南安陽）、廣平（今河北永年），攻克臨清。不久，又攻克德州，下長蘆、直沽。二十七日夜，攻克通州，迫近大都。元順帝聞報大驚，次日夜倉皇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日，北伐大軍克複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宣告結束。
朱元璋在北伐中原的進軍途中，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國號大明，建元洪武，以應天府為京師，冊封馬氏為皇後，立世子朱標為皇太子，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其他文臣武將也授予不同官職。② 《明太祖實錄》卷二六。
第五節北元的覆滅元順帝逃往上都後，于明洪武元年七月，又被趕出上都，逃往應昌（今遼甯克什克騰旗西達米諾爾附近）。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鄧愈為左副將軍，馮勝、湯和為右副將軍，統領大軍兵分兩路往征沙漠，明軍取得了沙兒峪（今甘肅定西以北）和應昌兩大戰役的勝利，迫使元朝殘余勢力北撤。這時元順帝已死，其子愛猷識理達臘繼位，奔和林舊都，蒙古尊號稱必力克圖可汗，仍奉“大元”國號，史稱“北元”。
元勢力雖退居塞北，但對中原地區“猶有覬覦之志”①，企圖重新入主中原，恢複元朝的統治。因此，為了解除蒙古貴族對北方的壓力，統一大漠南北，明朝幾次派兵北征。
洪武五年（1372）正月，朱元璋仍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勝為右副將軍，發兵十五萬，兵分三路遠征嶺北，號為“清沙漠”。徐達率領中路軍出雁門直搗和林，李文忠領東路軍經應昌赴嶺北，馮勝西路軍進兵甘肅。明軍此次遠征嶺北，只有西路獲勝，中路主力慘敗，兵力大損。經過這一次戰役，朱元璋也感到蒙古軍事力量一時難以全部平定，就改變為以防禦為主的戰略，此後十余年間，明朝與嶺北的元廷，暫時處于對峙狀態。在北方邊境，明朝與蒙古雖仍有戰爭，但規模都不大。
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命馮勝為大將軍，藍玉、傅友德為副將軍，領兵二十萬，大舉征討盤踞在金山的納哈出。納哈出見明朝強兵壓境，遂向藍玉投降，部下諸將也相繼降明。納哈出降明後，北元失去了遼東兵力，意欲西遷。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藍玉奉明太祖之命，率十萬大軍再入漠北，從大甯至慶州（今內蒙古林西）追擊，至捕魚兒海（今貝爾湖），直搗元營，殺元太尉蠻子，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西逃。行至土剌河畔，為其部將也速迭兒所縊殺，北元內部陷于混亂，“部帥紛挈，五傳至坤帖木兒，咸被弑，不複知帝號”①。建文三年（1401），鬼力赤殺坤帖木兒，自稱可汗，廢北元國號，稱韃靼。蒙古分裂為三部勢力，各自為政。遼河、西遼河、老哈河流域（今在吉林、遼甯一帶）為兀良哈部，科布多河、額爾齊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爾盆地為瓦剌部，處于兀良哈部和瓦剌之間的是韃靼部，它以和林為中心，活動在鄂嫩河、克魯倫河流域以及貝加爾湖以南地區。
① 徐禎卿：《翦勝野聞》。
① 《明史》卷三二七《韃靼傳》。
第二章明朝的興盛自明太祖洪武開國，經惠帝、成祖、仁宗、宣宗，約六十七年，是明代的前期。就明代的曆史來說，這是明朝的盛世。明太祖朱元璋注意到大亂之後休養生息對鞏固政權的必要，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招誘流亡農民墾荒屯田，實行免稅三年或永不起科制度；遷徙長江下游無業農民到淮河流域、邊遠地區、空曠地區開墾，推行軍屯制度，注意水利的興修，提倡種植經濟作物等等。朱元璋的這些措施，使明朝初期的農業生產逐漸得到恢複和發展。手工業和商業也得到恢複和發展，人口較前有所增加。
明成祖奪取帝位後，遷都北京，削除藩王勢力，進一步加強專制集權統治，社會經濟繼續向前發展。成祖繼位之初，繼續推行屯墾和移民政策，征收的糧食和布帛都達到很高的數量。在此基礎上，明朝廷與國內各少數民族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也加強了。從永樂七年（1409）起，朝廷分別在東北、西北、西南等地設有地方官司，還在今西藏、青海地區設立了行政機構。明成祖至宣宗時，還多次派遣鄭和出航南洋群島及印度洋一帶，航程遠至非洲東岸的紅海和麥加。這一航海紀錄，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和達·伽馬到達好望角要早半個多世紀。
成祖時，宦官開始被賦予重大職責，宦官權力越來越大。宦官權力的過大，長期成為明代政治中的一個危險的毒瘤。
第一節明初政治明初的統一戰爭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在北伐中原期間，朱元璋正式建立了明皇朝，建元洪武，建都應天府。
洪武初年，元在中原的統治雖已結束，但退據上都的北元還具有一定的軍事力量，仍不時窺視著中原，意欲卷土重來。另有無丞相納哈出率二十萬大軍屯據東北，夏政權據有四川，元梁王據云南，秦、晉、關、隴地區也有大大小小的武裝力量。在這樣的形勢下，朱元璋的當務之急，無疑是繼續征戰，消滅割據勢力，統一全國。
洪武二十年（1387），明軍出動二十萬大軍，以馮勝為大將軍，藍玉、傅友德為副將軍，大舉征討東北的元丞相納哈出。強兵壓境，納哈出不敵降明，東北的割據勢力被消滅。洪武二十一年，藍玉奉命率十萬大軍入漠北，追擊北元勢力，在捕魚兒海（今貝兒湖），殺元太尉蠻子，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在逃亡途中為部將所殺。北元的威脅不複存在。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命湯和、傅友德帥軍分兩路進擊四川，僅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便攻克重慶、成都，夏主明昇降，夏政權覆滅。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傅友德、藍玉、沐英奉命出師征云南。當年十二月，藍玉、沐英攻克昆明，傅友德率軍攻下烏撒，梁王在逃亡途中自縊而死。翌年二月，大軍攻下大理，云南全境悉平。
經過長期征戰，朱元璋終于完成了統一大業，奠定了明皇朝的穩固統治。
明初各項制度的改革與確立朱元璋不僅在戰爭硝煙中創建了明皇朝，而且為了使朱明皇朝長治久安，他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制度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對于整個明皇朝的統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朱元璋首先對國家官僚機構進行改革。洪武初年，官僚機構基本上沿襲元代舊制。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首先宣布，在地方上廢除元舊制——行中書省的制度，代之以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別行使行中書省之職責，三司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牽制，以防止地方勢力過大而鬧獨立性的可能。是年，除南京直轄區外，全國共設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十二個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後，又增設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下屬二級：府（州）、縣。
洪武十三年（ 1380），朱元璋從誅丞相胡惟庸入手，對朝廷機構進行了改革，廢除了中書省和丞相制，朝廷政務改由六部分理，並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書直接聽命于皇帝。
與政治改革相應，朱元璋在軍事制度方面進行了較大的改革。洪武初年，朱元璋便與劉基研究創立了明代特有的衛所制度：軍籍世代沿襲，實行耕戰結合，平時屯耕，戰時出征；自京師至郡縣，皆立衛所，在軍事重地設衛，次要地方設所。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在廢除丞相制的同時，也廢除了統管全國軍事的大都督府，代之以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每府各設左右都督。都督府負責軍隊的管理和訓練，但無權調動軍隊。逢有戰事，由皇帝親自任命軍事統帥，兵部發布調令，都督府長官奉命出征。經此改革，朱元璋把軍權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洪武年間，還建立了嚴格的戶籍制度。洪武三年（1370），明皇朝開始推行戶帖制度，規定：戶帖“各書戶之鄉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鈴記”；“男女田宅牛畜備載”；“籍藏于部，帖給之民。仍令有司歲計其登耗以聞”①。戶帖制度的實行，改革了元末戶籍散失、賦役征發無據的狀況，為明皇朝的賦役征收提供了依據。洪武十四年，明皇朝又建立了黃冊制度，它比戶帖制度更為詳細，管理也更為嚴密。洪武二十年，又在全國范圍內丈量土地，制成《魚鱗圖冊》，用以核實田畝賦稅，以防隱漏。朱元璋十分注重法律的制定，洪武年間，曾頒行了《大明律》、《大誥》等一系列法典。早在吳元年（1367），朱元璋即命左丞相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制定了《律令直解》，其後幾經修訂，至洪武三十年，編纂成《大明律》，正式頒行。《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它以唐律為藍本，簡于唐律而嚴于宋律。朱元璋懲元代吏治之弊，對官吏的貪汙罪懲治特別嚴厲。《大明律》規定，官吏貪汙錢財六十兩以上，梟首示眾，甚至有對貪贓者施以剝皮實草之刑。朱元璋執法相當堅決，即使是皇親國戚也決不姑息，駙馬歐陽倫因販運私茶觸犯刑律，即被賜死；開國功臣湯和的姑父因隱田漏稅而被治罪。朱元璋致力于明朝法律的制定，欲給子孫留下一部“一字不可改易”的法典，用以維護明皇朝的長治久安。
朱元璋在政治、經濟、軍事、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無疑對鞏固明皇朝的統治有著重要的作用。然而，朱元璋在這些改革中旨在加強皇權、加強專制統治的做法，也給明皇朝的統治埋伏了危機。
封諸王，戮功臣在加強皇權、加強專制統治的同時，朱元璋又實行了分封制，除長子朱標被冊立為太子外，他的二十三個兒子和一個從孫都被封為藩王，分駐于全① 《續文獻通考》卷十三《戶口考》。
國各個軍事要地，以“藩屏帝室”。這些藩王各置官屬。護衛甲士，少者千人，多者至萬人。如甯王朱權，就藩喜峰口外的大甯，“帶甲八萬，革車六千”①，儼然是一支不小的武裝力量。分封制無疑與朱元璋力圖加強皇權、加強專制統治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大臣葉伯巨當時就上書指出“裂土分封”，會造成許多國中之國，恐怕數世之後，會形成“尾大不掉”的割據勢力，並以漢初吳王濞七國之亂和西晉末年“八王之亂”為鑒，告誡朱元璋“分封逾制”，禍患馬上就會降臨。忠言逆耳，朱元璋非但不聽葉伯巨之勸，反而罵他是離間骨肉，立即派人把他抓來關入牢獄。①葉伯巨所預見的分封之禍，並未等到數世之後，僅在朱元璋死後的第二年就應驗了。
朱元璋為了子孫能坐穩皇帝的寶座，處心積慮，不惜大肆屠戮為他南征北戰、出生入死的功臣大將。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權植黨”的罪名處死胡惟庸，事隔十年，又以胡案株連李善長、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鄭遇春、黃彬、陸聚、金朝興、葉昇、毛麒、李伯昇等一大批大臣，並宣布他們為奸黨，此案連坐受誅者達三萬余人。三年以後，又發生了藍黨大獄。身經百戰、屢立戰功的功臣藍玉，為錦衣衛指揮蔣 告發謀反，于是，不僅藍玉一族被誅，還牽連到武臣曹震、張翼、朱壽，吏部尚書詹徽等，被誅者達一萬五千余人。朱元璋利用胡、藍之獄，殺了四萬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將相繼盡矣！”②此外，屢建大功的朱元璋的親侄朱之正，親外甥李文忠，開國功臣徐達，大將馮勝、傅友德等都無一幸免于難。朱元璋大肆殺戮功臣，原本是為子孫計，以防止功臣宿將居功自傲，不利于子孫的統治，不料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其孫建文帝朱允炆卻因他殺戮過甚，而找不到可領兵禦敵的大將，最後為燕王朱棣所打敗。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把負責警衛的親軍都督府的儀鸞衛改為錦衣衛，授以偵察、緝捕、審判、處罰罪犯的大權，開了明代廠衛特務統治的先河。
朱元璋把封建專制發展到了極端，采用了種種令人發指的統治手段，實際上，這恰恰暴露了其專制統治的極度虛弱和不得人心。
① 《明史》卷一一七《甯王權傳》。
① 《明史》卷一三九《葉伯巨傳》。
② 《明史》卷一三二《藍玉傳》。
第二節“靖難之役”與永樂年間的政治惠帝削藩，燕王起兵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朱元璋去世，太子朱標早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歿，皇位由十六歲的皇太孫朱允炆繼承，年號“建文”。
朱允炆即位後，以兵部侍郎齊泰輔政，任之為尚書；以東宮伴讀、翰林撰修黃子澄為太常卿，同參軍國事。朱允炆“仁柔少斷”，登上皇位後，更感到諸王以叔父之尊，“各擁重兵”，虎視眈眈，對自己形成很大威脅。在與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密議後，決定削藩以根除禍患。此時，諸藩王中數燕王朱棣最年長、權勢最大、軍功最高，就連精明過人的朱元璋在臨死前也慮及燕王權勢過大，一再告誡：“燕王不可不慮。”為了對付燕王，黃子澄建議先剪斷燕王的手足。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惠帝朱允炆先從燕王的同母弟封藩開封的周王橚開刀，將其廢為庶人，革去王封，遷徙到云南。翌年四月，封藩大同的代王桂以罪被廢為庶人，幽禁大同；封藩青州的齊王榑因罪被廢為庶人，囚于京師；封藩荊州的湘王柏聞變，在王府自焚而死。六月，岷王楩亦被廢為庶人，徙置漳州。
諸王被削藩後，燕王開始稱病家居，暗中則加緊練兵，收羅異人術士，趕制軍器。六月，惠帝得到密報，燕王府旗校于諒等圖謀不軌，暗結死士，便下詔切責燕王，並將于諒、周鐸逮捕處死。燕王即佯裝瘋癲，走呼市中，搶奪酒食，甚而臥在土中竟日不起。然而，暗中，他卻與謀士僧道衍加緊策劃，令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率勇士八百潛入府中守衛。此時，北平都指揮使謝貴、布政使張昺已接到朝廷之命，率兵包圍了燕王府。七月，燕王在端禮門埋伏了甲士，設計誘殺了謝貴、張昺，“遂奪九門”，迅速控制了北平。燕王朱棣正式起兵，上書天子，指斥齊泰、黃子澄為奸臣，打著“清君側”的旗幟，號稱“靖難”之師，開始了長達四年的奪位之戰，史稱“靖難之役”。大戰四年，朱棣即位朱棣起兵後，“拔居庸關，破懷來，執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二旬眾至數萬”①。朱允炆急忙調兵遣將，以長興侯耿炳文為大將軍，率軍十三萬，駐兵真定，前鋒九千人抵雄縣。朱棣率師夜渡河，襲雄縣，城破，“九千人皆死”。此時，耿炳文部將張保降燕，備告耿軍虛實，燕王縱張保複歸，誘使耿軍移師渡河。耿軍剛移動，燕兵驟至，燕王與部將張玉前後夾① 《明史》卷五《成祖紀》。
擊，“炳文軍不得成列，敗入城”②。燕王大勝，俘副將李堅等，斬首三萬。耿炳文退回真定，眾尚十萬，堅守不出，朱棣圍城二日不下，引兵往援永平。惠帝聞耿炳文敗，遂遣曹國公李景隆代領其軍。李景隆合兵五十萬，進駐河間。李景隆是個膏粱子弟，未嘗習兵見陣，燕王深知其底里，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燕王以世子留守北平，誠其堅守勿戰，以牽制李景隆大軍。自己則率軍打敗永平守軍後北趨大甯，挾制甯王權，吞並了其屬下八萬驍勇善戰的蒙古兵，因而實力大增。李景隆久攻北平不克，後又遭燕王回軍殺來，大敗逃歸德州。建文二年（1400）夏，雙方再戰于白溝河（在今保定與涿縣之間），李景隆合兵六十萬，雙方激戰兩日，最後又以官軍大敗告終。李景隆逃回德州，燕軍追至，李景隆再逃至濟南，燕軍又圍濟南。都督盛庸和參政鐵鉉堅守濟南城，燕王攻城三月不克，退師北歸。
惠帝遂命盛庸代李景隆為大將軍，統帥諸軍北伐。鐵鉉進為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建文二年十二月，盛庸、鐵鉉屯兵東昌（路府名，治所在聊城），“背城而陣”①。燕王率軍攻破滄州後，在東昌與盛庸大軍相遇。燕王率軍直沖盛軍左翼，沖不動，轉而攻擊其中堅，盛軍故意放開防線，將燕軍放入陣中，“圍之數重”②，燕軍為火器所傷甚眾，大將張玉也死于陣中。幸虧燕將朱能及時率騎救援，燕王才得以突圍，返回北平。這一仗，王師大勝，史稱：“自燕兵犯順，南北日尋干戈，而王師克捷，未有如東昌者。自是燕兵南下由徐、沛，不敢複道山東。”③建文三年（1401）中，燕軍與盛庸軍多次激戰，各有勝負。燕軍所據，不過北平、保定、永平三府，雙方處于僵持狀態。建文四年，燕王得到南京空虛的情報，決心南下，“臨江一決”。燕王麾師南下，繞過鐵鉉駐守的濟南，攻破東阿、汶上、鄒縣、徐州，渡過淮河，攻克盱眙、揚州，駐軍江北。盛庸率軍沿江禦戰，幾次皆失利潰敗。燕軍最終渡江攻進南京城。守衛金川門的李景隆和谷王朱穗開門迎降，宮中火起，皇後死于火中，惠帝朱允炆下落不明。
建文四年（1402）六月，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位，改翌年為永樂元年。
朱棣上台伊始，便大開殺戒，對不肯投順的建文遺臣進行了殘酷的屠殺。朱棣首先公布了以齊泰、黃子澄為首的五十余名的“奸臣”榜，將他們逮盡殺絕並加族誅。名士方孝孺因為惠帝穿孝痛哭、拒絕為朱棣起草即位詔書，被朱棣處以割舌和寸割的磔刑，並被誅滅九族及其門生，號為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大理寺少卿胡閏、刑部尚書暴昭、右副都禦史練子甯、左僉都禦史景清等均因不肯屈從，而被處以殘酷② 《明史》卷一三○《耿炳文傳》。
① 《明史》卷一四四《盛庸傳》。
② 《明史》卷一四四《盛庸傳》。
③ 《明史》卷一四二《鐵鉉傳》。
至極的剝皮、凌遲處死的極刑。同時被株連而死的不計其數，後人稱之為“瓜蔓抄”，即連疏族遠親也不放過，都在誅除之列。這個“雄武之略，同符高祖”①的明成祖，誅除異己的手段之酷烈，較之乃父朱元璋殺功臣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朱棣奉行的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則，他在誅除異己的同時，大大封賞“靖難之役”中的有功之臣。
疆域邁漢唐，國名播西洋朱棣“少長習兵”，“智勇有大略”，“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②。確實，在朱棣統治的二十二年中，這兩方面的成就是不可抹煞的：一是明朝的疆域得到了極大的開拓和鞏固；二是他多次派遣鄭和出使西洋，使得中外經濟文化交流出現前所未有的盛況。
明皇朝建立後，北部的蒙古地區和東北境始終是多事之地。洪武年間，明太祖為殲滅北元勢力，屢次征討漠北，直至洪武二十一年，藍玉追擊到捕魚兒海，才消滅了北元的殘余勢力。永樂初年，蒙古分為三大部：兀良哈部、韃靼部、瓦剌部。三部之間不斷發生戰爭。永樂七年（1409）二月，朱棣遣郭驥出使韃靼，要求“相與和好”，不料韃靼殺死了使節。同年七月，朱棣命淇國公丘福為大將軍，率師十萬征討韃靼，明軍在臚朐河遭韃靼騎兵包圍，全軍覆沒。永樂八年，朱棣親率五十萬大軍深入漠北，遠征韃靼，在斡難河大破韃靼軍，韃靼可汗本雅失里僅以七騎逃脫。本雅失里于永樂十年為瓦剌部所殺，明朝廷遂封韃靼阿魯台為和甯王。永樂十九年（1421），韃靼部又起兵騷擾興和等地，朱棣又多次率軍親征，沉重打擊了韃靼部，鞏固了邊防。
永樂十年（1412），瓦剌勢力逐漸強大，在殺死韃靼可汗本雅失里後，向明皇朝多所要挾，並不斷騷擾邊庭，阻遏明朝的西北通道。永樂十二年，朱棣親率三十萬大軍，出塞征討瓦剌，在忽蘭忽失溫大敗瓦剌軍，瓦剌順甯王馬哈木逃遁。翌年，馬哈木遣使向明朝謝罪，恢複了對明的朝貢。
在東北，永樂二年（1404），朱棣設置了奴兒干衛，七年，又建立了奴兒干都指揮使司，這是明朝廷管轄黑龍江、烏蘇里江流域的最高一級的地方行政機構。同時還開通了東西兩條驛道，保證文書傳遞、貢賦糧餉的運送。在西北，永樂年間建立了眾多的羈縻衛所，如建于西北要沖的哈密衛，朱棣先後封其首領為忠順王、忠義王，並頒給金印、建築王城，待遇一如朱姓親王。這些優撫政策無疑是有效的，哈密衛的政務一直由明朝廷直接控制。
① 《明史》卷七《成祖紀》。
② 《明史》卷七《成祖紀》。
永樂年間，明皇朝與烏斯藏交往密切，相處很好。永樂四年（1406），噶舉派黑帽寺主哈立麻應邀到南京朝貢，朱棣親自接見，設宴款待，封其為“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印誥及金、銀物等。永樂十一年，薩迦寺喇嘛昆澤思巴亦應邀到南京朝貢，明成祖封其為“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領天下釋教”，賞賜無算。十二年，格魯派（黃教）創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釋迦也失入朝，明成祖封授其為“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賜之印誥”。永樂年間還開通了雅川（今四川雅安）至烏斯藏的驛路，沿途設立了驛站。終明之世，烏斯藏“奉貢不絕”。①在西南，朱棣平息了田琛與田宗鼎之間為爭奪職位而引發的戰亂，增設了貴州布政使司，加強了對西南地區的統治和開發。
《明史》稱：“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②，故遣鄭和等通使西洋。其實不論其初衷如何，朱棣的這一舉動，客觀上促成了鄭和下西洋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壯舉，促進了明朝與西南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加強了各國之間的友好往來。鄭和七下西洋，六次在永樂年間。他先後到達三十余國，航程最遠達非洲東海岸、紅海海口。由于對外關系拓展的需要，朱棣還在翰林院下開設了“四夷館”，以學習少數民族文字和外語。
然而，朱棣的好大喜功、耀武揚威的性格，也不免在處理外交事務上造成失誤。永樂四年，朱棣派兵入安南，平定黎氏之亂後，下詔改安南為交阯，設立交阯布政司，使之成為明皇朝的一個轄區。這一做法，顯然是違背了安南人民的願望，安南人民不斷起來反抗。為了平定安南人民的反抗，明皇朝屢屢遣軍南征，戰爭持續了二十多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直至宣德五年（1430），才不得不宣布撤銷交阯郡，恢複安南。
遷都北京永樂十八年（1420）十一月，明成祖詔告天下，正式遷都北京。
朱棣因封藩北平，又從北平起兵奪得帝位，永樂元年正月即詔改北平為北京，接著又改為順天府，並在北京設立行部。此後，又多次遷徙直隸蘇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商民、山西居民來北京，以促進北京經濟的發展。永樂四年，下詔擴建九門、六部、諸司公廨。七年，朱棣便借北巡之名，居住北京，在北京設行在六部，而以太子監國南京。“命皇太子所決庶務，六科月一類奏”①。永樂十四年，“作北京西宮”。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正式落①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傳》。
② 《明史》卷三○四《鄭和傳》。
① 《明史》卷七《成祖紀》。
成，明成祖即下令以北京為京師，將國都遷往北京。
明成祖遷都北京，並不僅僅因為北京是其“龍興之地”，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認為北京“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早在洪武年間，朱元璋即有將國都北遷之意。而元朝建都北京近百年，使漠北與中原地區加強了政治和經濟上的聯系。作為一個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朱棣的遷都與元朝從上都遷往大都同樣都有出于長遠的政治上的考慮。
永樂十九年（1421），韃靼阿魯台複叛，不斷騷擾興和等地，明成祖于永樂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率軍親征，在最後一次親征途中，病死榆木川，終年六十有五。
第三節“仁、宣致治”
永樂以後，仁宗、宣宗采取了寬松治國、息兵養民的政策，取代了明初以來的嚴猛政治，在他們治國的十二年間，成為明朝曆史上少有的政治寬松、吏治清明的時期，曆史上稱其為“仁、宣致治”。
仁宗治國明成祖于永樂二十二年（1424）七月病死于榆木川，遺詔由皇太子朱高熾繼位。同年八月，仁宗朱高熾即位，詔改翌年為洪熙元年。
朱高熾八月即位，至第二年五月病死，在位僅短短的十個月。然而，在這十個月中，朱高熾一反其父的所作所為，采取了與民休息的政策。他一上台，便宣布停止北征、宮使采買、營建工程及西洋寶船等勞民傷財之舉。永樂年間，這些盛大的活動頻頻舉行，是一筆巨大的財政開支，鄭和下西洋，一次多達數萬人，如此大規模的出洋，永樂年間即有六次；北征韃靼、瓦剌，南征交阯，連年不斷用兵，這些無疑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和苦難。仁宗剛即位就果斷地停罷了這些糜費之舉，施行“恤民之政”，這無疑是一項有利于社會休養生息的減輕人民負擔的政策。
仁宗時期，還進一步提高了閣臣的地位，使內閣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後，由于政務繁忙，難以應付，便置“四輔官”以協助處理政務，但四輔官皆老儒，不能勝任其職，設置僅一年就罷廢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宋制，“置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但朱元璋是個猜忌心極重的帝王，終洪武一朝，這些大學士對朝政很少有參決權。永樂時期，閣臣設置成為常制，並明確閣臣的職責是“參預機務”，內閣開始成為明代官僚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此時閣臣的官秩僅五品，權位遠遜于尚書。地位權力的限制，使閣臣在政務決策中難以發揮大的作用。永樂二十二年（1424）八月，仁宗以楊榮、金幼孜、楊士奇、黃淮等正三品官員兼任大學士，以此進一步提高了內閣的地位。其後，仁宗又複設官品高達一品的公孤官虛銜，並授之以內閣大學士，使閣臣的權位遠遠高過部權。宣德時，閣臣已獲得票擬權，開始直接參預處理國家政事，閣權已相當于相權。①仁宗即位三月，即下詔禮部將“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習匠、功臣家為奴者，悉宥為民，還其田土”②。當年朱棣殘酷屠戮建文舊臣，株連無數，積怨甚深。連《明史·成祖紀》“贊曰”在頌揚他的卓越功績時還不忘加上這樣一句評語：“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 德亦曷① 參見湯綱：《明史》第三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44 頁。② 《明史》卷八《仁宗紀》。
可掩哉！”仁宗的這一道詔令糾正了明成祖的殘酷報複政策，這多少反映了仁宗對這種報複政策所持的否定立場，以及其實行“恤民之政”的決心之大。這也成為仁宣兩朝推行文官政治的一個輔助措施。仁宗時，還平息了與北部邊疆韃靼部、兀良哈部的戰端，恢複了往來邊市貿易。
史稱：仁宗“在位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①盡管仁宗在位時間甚短，但其所施行的政策卻為宣宗一朝所繼承，以致後代史家將這一時期稱之為“仁、宣致治”。
宣宗平漢王之亂洪熙元年（1425）六月，皇太子朱瞻基即位，詔改翌年為宣德元年。
宣宗即位一年後，明皇室便又發生內亂。宣德元年八月，漢王朱高煦效仿其父的“靖難”之役，上章指責仁宗違背洪武、永樂舊制，誥封文臣，指夏原吉等為“奸臣”，在其封地樂安起兵，對其侄兒宣宗朱瞻基發難。然而，朱高煦遠沒有其父來得幸運，他曾命親信枚青潛入京師約英國公張輔為內應，而張輔反將枚青執送朝廷；他約山東都指揮使靳榮共同起事，結果為山東布、按二司官覺察而陰謀敗露。朝中無內應，地方無援兵，朱高煦一開始就陷于孤立之中。而宣德時的形勢，亦非建文初期所能比擬。宣德時期，曆經永樂、洪熙兩代，在朝廷中已形成一個較為成熟穩定的統治集團；而永樂時期，明成祖一再削奪封藩諸王的實際權力和兵權，使他們的力量不足與一鎮相抗衡。這些，都是宣宗戰勝朱高煦的有利條件。
朱高煦公開舉起反叛的旗幟，宣宗決定派陽武侯薛祿帥兵征討，但召集群臣計議時，大學士楊榮卻力勸皇帝親自出征，戶部尚書夏原吉也認為“榮策善”，主張宣宗親征。于是，八月初十日，宣宗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京居守，親自帥五軍將士，以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將前鋒，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等扈從，向漢王所據的樂安城進發。二十日，宣宗大軍至樂安城外，將樂安城圍得水泄不通，朱高煦的護衛軍見此陣勢，龜縮在樂安城中不敢出來。宣宗敕書諭降。二十一日，朱高煦出降，被解回京師，禁錮于皇城內，後被處死。宣宗勝利回朝，對有決策之功的楊榮、夏原吉等大加賞賜。
任人唯賢，息兵養民① 《明史》卷八《仁宗紀》。
史稱：“仁、宣之際，懲吏道貪墨，登進公廉剛正之士。”①這也是“仁、宣致治”局面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宣宗曾對臣屬們談到致治在于用人：君子進，小人退，人君大有為；小人進，君子退，人君就不能有所作為。“君子小人之進退，人君之用舍”，“有關世道如此，豈可不慎？”①宣宗是個勵精圖治的有為之君，他的致治用人的思想在宣德年間得到了切實的貫徹。宣德年間有幾次較大的人事調動，對宣德的政治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宣德三年（1428），蹇義等一批元老年歲已大，相繼退職，“兩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延臣推方面官堪內任者，蹇義等薦九人”②。這次被推薦的九名官員中，就有政聲卓著的都察院左都禦史顧佐，顧佐取代了貪墨被黜的都禦史劉觀後，即“奏黜嚴暟、楊居正等二十人”，同時薦舉進士鄧棨、國子生程富等四十余人堪任禦史③。經過這一番整肅，官吏的貪濁之風有所收斂，朝綱肅然。宣德五年六月，蹇義、楊士奇等先後推薦了況鍾等九位知府。同年九月，周忱、于謙等六位被薦任巡撫。
其中，況鍾任職蘇州知府，周忱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縣期間，治績最為突出。江南重賦，租稅積欠，人民逋逃是由來已久的問題。至宣德初年，蘇州府積欠的稅糧已達八百萬石，相當于全國歲入的三分之一以上。雖然從宣德初年起，宣宗屢詔減賦，但由于積弊既久，並非幾紙減賦詔令所能解決。周忱巡撫江南，深入民間，了解問題的症結所在。針對賦稅不均的情況，創立了“平米法”，采取了平均分攤增耗、統一使用斛器的標准、減糧長三人為一人等具體措施，均平賦稅，減輕了民戶負擔。針對賦稅過重的情況，周忱和況鍾對蘇州府的田稅作了仔細的調查和精細的計算，提出將其田租減去七十二萬石，後以為定制。明人張萱在《西園聞見錄》中稱道周忱任巡撫期間：“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仁、宣致治”局面的出現，與任用了周忱、況鍾等一大批廉能之士是分不開的。
宣德年間還有一件值得稱道的事是放棄了交阯，采取了息兵養民的政策。自永樂年間出兵征討安南黎氏，把安南置為明皇朝轄下的交阯布政司後，安南屢次起兵反抗，明皇朝不斷派兵征剿，無歲不用兵，用兵最多時達八十萬，交阯的戰事成了明皇朝的一大曆史包袱。宣德元年（1426），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出征安南的榮昌伯陳智兵敗，宣宗接到敗報後，已有意放棄交阯，後兩次在文華殿召見大臣，商討解決交阯問題的根本辦法。但明皇朝在交阯經營了二十年之久，“勞費多矣”，一旦要放棄，就連蹇義、夏原吉這樣的股肱之臣也表示反對，因此，宣宗一時也未能痛下決心。宣德二年，征討交阯的安遠侯柳升全軍覆沒，征夷將軍、成山侯王通接報後無心再① 《明史》卷一五八《顧佐傳》“贊曰”。
① 《明史》卷一五七《鄭辰傳》。
② 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九。
③ 《明史》卷一五八《顧佐傳》。
戰，遂私自接受黎利的請和，立壇為盟，從交州退師。接著，黎利以原國王陳氏三世孫陳暠的名義遣使上表明朝廷，要求複國。宣宗欲藉此“罷兵息民”，“遂納其言”。十一月，宣宗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為使節，“赍詔撫諭安南”，“盡撤軍民北還”①。至此，明宣宗徹底甩掉了這個備受困擾的曆史包袱，進一步去施展他的息兵養民、安民求治的政策。
① 《明史》卷九《宣宗紀》。
第三章明朝的中衰從宣德十年（1435）明英宗即位開始，明朝經曆了景帝、憲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的統治，約一百四十年。這一時期，明皇朝由盛而衰，皇帝信任宦官，政局經常出現動蕩；土地兼並日益加劇，財政危機不斷加深，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規模不斷擴大；蒙古族的瓦剌、韃靼部不斷騷擾，對西北邊防構成極大威脅；東南沿海倭寇不斷侵擾，由于政治腐朽，使倭患日益嚴重。
明英宗即位時只有九歲，他信任宦官王振，使之成為左右朝政的重要人物，以致在正統十四年（1449）在懷來城外的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也先所俘。由于兵部侍郎于謙等堅決承擔了保衛北京的責任，打敗也先，迫使其退出紫荊關，保衛了京師的安全，並使也先送回英宗。但英宗仍不悔悟，他複位後，繼續寵信宦官，並殺害于謙。英宗死後，繼位的子孫也沒有吸取曆史的教訓，政治經濟狀況並無好轉。
由于朝廷的揮霍浪費，軍費開支的增多，皇族、宦官及一些有權有勢的地主對土地的大量侵占，英宗以後逐漸增大了財政危機。明廷把這種危機轉嫁到農民身上，對農民的剝削壓榨加重，農民在遭受到無法忍受的壓榨時，只有紛紛起義。財政危機和農民起義規模之大，反映了明代中衰的兩個根本的問題。
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6），財政危機達到了極尖銳的地步，入不敷出，朝廷浪費很大，世宗又好興土木，崇奉道教，正賦所入不夠，就以各種名目搜刮人民，加深了農民對朝廷的不滿。穆宗、神宗時雖有張居正針對當時的迫切的財政危機采取了各種措施，清丈全國土地，推行一條鞭法，從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但終不能防止官府各種臨時加派。張居正采取的各種措施，使明廷的腐朽政治有所改變，但也與當權人物的利益有很大抵觸，不能推行下去。1582 年張居正去世，明朝統治的腐朽沒落再也無法逆轉。第一節正統至天順年間的政治“土木之敗”英宗被俘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宗病死于乾清宮，終年三十八歲。皇太子朱祁鎮即位，是為英宗，年號正統。
英宗即位時年僅九歲，遵遺詔，凡朝廷大政均奏請太皇太後張氏（仁宗誠孝皇後）而後行。張氏推心任能，委政閣臣，以先朝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禮部尚書胡 輔政，囑咐英宗，遇事行動要與他們商議，“非五人贊成，不可行也”。因此，正統初年，“承仁、宣之業，海內富庶，朝野清晏”，“綱紀未弛”①。然而，隨著張氏與楊榮、楊士奇等大臣先後去世與致仕，明英宗漸漸信用宦官王振，以致開啟了明皇朝宦官擅權亂政的先例，並直接導致了“土木之變”的慘敗。
正統年間，發生了兩件軍政大事：一是平定麓川宣慰司反叛的戰事；二是瓦剌南侵，與明軍在土木堡大戰，英宗被俘。
麓川之役發生于正統二年（1437），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先後攻打“孟定、南甸、干崖、騰沖、潞江、金齒等處，自立頭目”，“勢甚猖獗”①，黔國公沐晟奏請發兵征討。正統三年六月，朝廷派右都督方政、都督僉事張榮往云南，協同鎮南將軍沐晟等率兵進討。由于沐晟屢次不准出戰，方政獨率麾下出戰，先勝後敗，沐晟怒其不聽節制，不發援兵，致方政全軍覆沒。沐晟後亦懼罪暴卒。
正統四年（1439）五月，任右都督沐昂為征南將軍，充總兵官，征兵十二萬人，討思任發。十一月，沐昂率師“討平師宗叛蠻”。思任發致書云南總兵官，表示願向朝廷進貢謝罪。然而，明朝廷卻拒絕了思任發的求和，于六年正月，由兵部尚書王驥督軍十五萬，再興麓川之師。十五萬軍隊曆時一年多，搗毀思任發的老寨，思任發逃竄緬甸。七年，思任發子思機發“帥余眾居者藍，乞入朝謝罪。廷議因而撫之，王振不可”②。時“王振方用事，喜功名，以驥可屬，思大舉”③。于是，王驥三征麓川，“老師費財，以一隅騷動天下”。麓川戰事延至正統十四年方始告竣，曆時十二年。明朝廷長期以來將大部兵力投入麓川之役，而拒不采納刑部侍郎何文淵、侍講劉球的“罷麓川兵，專備西北”的正確建議，以致忽略了西北邊防，坐大瓦剌勢力，貽患無窮。
早在正統十年（1445），瓦剌也先就發兵攻打哈密衛，明朝廷只顧南邊① 《明史》卷九《英宗紀》。
① 《明史》卷三一四《云南土司·麓川》。
② 《明史》卷一七一《王驥傳》。
③ 《明史》卷一七一《王驥傳》。
戰事，對哈密衛忠順王倒瓦答失里的求援置若罔聞，坐失西域要道哈密衛。十一年，也先又率兵攻打兀良哈三衛，並要求大同鎮守太監郭敬供應糧食，英宗與王振只是命郭敬“毋見，毋予糧”，並不發一兵一卒去救援兀良哈。瓦剌相繼掃除了明朝西邊和東邊的屏蔽，接下來，便毫不客氣地大舉入攻內地。
對于瓦剌的南攻野心，朝廷大臣也曾一再建言。正統六年（1441），劉球曾建言罷兵麓川，北防瓦剌。八年，又上疏：“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為難測”①，宜加強北邊防務。但王振以其語刺己，把劉球逮下詔獄，令指揮馬順殺害並肢解了劉球。正統十年，兵部尚書鄺埜建議增兵大同，巡視西北邊務，而英宗、王振只熱衷于麓川兵事，對瓦剌的咄咄逼人之勢則視而不見。
正統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貢馬，“詐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許嫁公主，使貢馬送聘，朝廷答詔“無許姻意”②，遂于是年七月，大舉進攻遼東、甘州、宣府、大同等地。也先親自率兵進攻大同，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率皆陷沒。敗報傳至京城，好大喜功的王振不知利害，竭力鼓動英宗親征瓦剌。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謙等“伏闕懇留”，而英宗與王振執意不聽。
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太監金英輔郕王朱祁鈺居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謙留京代理部務，以太監王振、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焚、戶部尚書王佐等隨從，親率五十萬大軍匆匆忙忙向西北進發。十八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尸滿路”①。八月初一日，英宗大軍至大同，也先北撤，欲誘明軍深入，王振以為瓦剌畏懼而退兵，堅持要進兵北行。鄺埜、王佐等見勢不好，力諫回鑾，王振不聽。後太監郭敬將瓦剌的實力密告王振，王振始懼，下令班師。王振是蔚州人，開始准備從紫荊關走，到蔚州後請英宗駕幸其第，後又怕大隊人馬損壞鄉里莊稼，所以行進四十里又改道東行。明軍迂回改道，當初十日退至宣府，瓦剌騎兵已大批趕到。十三日，英宗大軍至土木堡，離懷來城僅二十里，“眾欲入保懷來”，而王振以輜重未至，堅持留駐土木堡。十四日清晨，瓦剌軍逼近明軍，占據水源。也先從麻谷口發動進攻，都指揮郭懋與瓦剌激戰一夜。十五日，也先佯退，遣使與明軍講和。王振見使者來議和，急令移營就水，明軍剛移動三四里，瓦剌騎兵遂四面圍攻上來，“鐵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大軍”，明軍“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死者數十萬”。張輔、鄺埜、王佐等數百名大臣勇將戰死，護衛將軍樊忠用棰捶死王振，說：“吾為天下誅此賊！”最後，自己也英勇戰死。英宗在混戰中突圍不成，下馬盤膝而坐，① 《明史》卷一七○《劉球傳》。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變》。
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二《士木之變》。
遂為瓦剌所俘。
土木堡慘敗，明朝皇帝被俘，五十萬精銳盡失，二十余萬騾馬、衣甲器械輜重盡為也先所得。從此明軍元氣大傷，也先則更加野心勃勃，冀以一統天下。
景帝即位與北京保衛戰明英宗被俘的消息傳至京城，朝廷內外一片恐慌，“群臣聚哭于朝”①，侍講徐珵甚至提出南遷京師的逃跑主張，兵部侍郎于謙挺身出來反對，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②于謙堅決抗戰的主張得到吏部尚書王直、內閣學士陳循等一批官員的支持，太監金英將徐珵叱出殿外。八月十八日，孫太後命郕王朱祁鈺監國。二十一日，升任于謙為兵部尚書，把備戰禦敵的重任交付給了于謙。
二十三日，郕王臨朝主政，群臣請族誅王振以安人心，王振黨羽錦衣衛指揮馬順當堂叱罵群臣，憤怒的人們再也忍耐不住，當堂擊斃馬順，又打死王振同黨宦官毛貴、王長隨。面對血淋淋的場面，郕王害怕想退回宮去，于謙“排眾直前”，攔住郕王，請其宣布“順等罪當死”，廷擊馬順的官員俱不論罪；並將王振侄兒王山縛至刑場凌遲處死，王振家族無少長皆斬。清除王振余黨，順應了民心，穩定了政局，使得朝野能上下齊心，共同禦敵。九月初，群臣請皇太後立郕王為帝，以安人心，孫太後准議，郕王卻驚讓再三，于謙坦蕩地對郕王說：“臣等誠愛國家，非為私計。王乃受命。”③九月初六，朱祁鈺即位，是為景帝，年號景泰，遙尊英宗為太上皇。
于謙受命于危難之際，《明史·于謙傳》稱：“當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勳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略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比。”于謙增兵調援，運糧、運兵械入京，積極做好戰備。同時，還薦舉了一批有軍事才干的將領守衛重要關隘，並請景帝獎勵鎮守宣府、大同有功之臣，鼓舞了民心士氣。
十月初三日，瓦刺久攻宣府、大同不下，便集中兵力，大舉進攻紫荊關、古北口，進逼北京。初九日，瓦刺軍在叛降宦官喜甯的引導下，繞小路越過山嶺，攻破了紫荊關。十一日，瓦刺大軍直抵北京城下。也先原以為“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陣待，意稍沮”①。也先聽從喜甯的建議，用議和迎駕之計來試探明軍的虛實，遭到景帝和于謙的嚴辭拒絕，詭計落空。十三日，① 《明史》卷十《英宗前紀》。
② 《明史》卷一七○《于謙傳》。
③ 《明史》卷一七○《于謙傳》。
① 《明史》卷一七○《于謙傳》。
瓦刺從德勝門展開進攻，明軍事先已有准備，埋設了伏軍，瓦刺軍大敗，也先之弟“鐵元帥”平章孛羅卯那孩也在此戰中被火炮擊斃。瓦刺軍還在西直門和彰義門發動了進攻。在西直門，明軍守將都督孫鏜率軍迎戰，城上發火炮助戰，孫鏜失利，背靠城池拼死力戰，後有二路援兵適時趕到，瓦刺三面受敵，被迫退卻。在彰義門，副都督武興率兵迎戰，瓦刺軍前鋒失敗稍退，明軍陣中有數百騎想要爭功，躍進出陣，擾亂了陣形，瓦刺軍乘機反攻，明軍敗退，武興中箭死。瓦刺軍追至土城，遭到當地居民的阻遏，隨後，明援軍趕到，瓦刺軍倉皇退兵。也先攻城五日不下，又得到各地援軍將趕到北京的消息，恐怕腹背受敵，退路被斷，遂焚毀了明朝皇帝的陵寢殿，退出塞外。北京保衛戰獲得了勝利，明皇朝度過了一次嚴重的危機。
英宗複辟也先進攻北京城失敗，想要奪取明朝江山的野心受挫，而且明朝立了新皇帝，手里的王牌——英宗朱祁鎮也就失去了利用價值，無奈之下，于景泰元年（1450）六月，遣使與明朝議和，表示願送回英宗。景帝慮及皇位不保，不願接回英宗，在于謙的勸說下，最後應允講和，接回太上皇。
八月十五日，景帝派侍讀商輅率一轎二馬將朱祁鎮迎回北京，進東安門，舉行授受帝位儀式後，即將朱祁鎮送進南宮禁錮起來。
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帝病重，大臣奏請複立英宗之子沂王為皇太子，景帝遲遲不允。十二日，景帝召石亨至病榻前商議事情，石亨見景帝病勢沉重，遂與同黨都督張 、太監曹吉祥謀議，與其複位東宮，還不如請太上皇複位，“可得功賞”①。十四日夜，石亨等聚集在左副都禦史徐有貞（即徐珵）家里密謀行動計劃。十六日夜，徐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禍。歸，人；不歸，鬼矣。’”遂與石亨、張
、曹吉祥等會合，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直奔南宮。宮門上鎖砸不開，徐有貞命軍士懸巨木撞門毀牆，撞開門牆後，即扶朱祁鎮登輦，入東華門，至奉天殿升座，英宗複辟。此次事件史稱“奪門之變”。
英宗複辟的次日，便逮捕少保于謙、王文，學士陳循、蕭镃、商輅等下獄治罪。石亨、徐有貞等誣陷于謙、王文等謀立藩王，議罪處斬。徐有貞在英宗面前振振有詞地說：“不殺于謙，此舉為無名。”①功高蓋世、愛國忘身的于謙，最後卻成了宮廷政變的犧牲品。
英宗大封“奪門”有功之臣，徐有貞先以原官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後又升任兵部尚書，又加封武功伯；石亨被封為忠國公；曹吉祥提升為司禮太監、總督三大營；張 封為太平侯。
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五《南宮複辟》。
① 《明史》卷一七○《于謙傳》。
徐有貞入閣以後，得到英宗的寵信，獨攬內閣事權。同黨石亨、曹吉祥漸生不滿，兩人聯合起來，離間英宗與徐有貞的關系，並暗中使人彈劾徐有貞專擅威權，結果，才當了六個月閣老的徐有貞被逮下錦衣衛大獄，謫戍云南金齒，直到天順四年才被放回原籍蘇州。
然而，英宗對曹、石兩人也心懷不滿，一是兩人劣跡昭著，強奪民田、冒功貪賞、納賄賣官；二是除掉徐有貞後，兩人依恃兵權，專橫跋扈，使英宗感到難以控制。吏部尚書李賢為英宗出主意，讓他獨斷乾綱，將權力收歸己有。天順三年（1459）七月，英宗召大同鎮守石彪（石亨侄子）還京，石彪指使千戶楊斌入京保奏其留守大同，這使英宗更加懷疑石亨叔侄心懷不軌，便立即派人將石彪逮捕入獄，後又將石亨下錦衣衛獄。次年二月，石亨死獄中，石彪等被處死。石亨門下冒“奪門”之功得官者四千余人悉被罷黜。看到石亨的結局，曹吉祥、曹欽叔侄寢坐難安了。他們決定先下手為強，密謀在天順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由曹欽擁兵入朝，曹吉祥以禁兵為內應，廢除英宗。當天夜里，都指揮馬亮從曹欽處逃出，到朝房告發曹吉祥謀反情況，正在值夜的恭順侯吳瑾、統率西征軍的懷甯伯孫鏜急書：“曹欽反”，投入長安門，宮內立即逮捕曹吉祥。曹欽失去內應，進不了宮門，在東西長安門縱火焚燒，並殺死殺傷了東西朝房的官員，孫鏜急召西征軍二千余人鎮壓，戰亂很快被平息，曹欽兵敗投井死。曹吉祥三天後被凌遲處死。史稱這次事件為“曹石之變”。
天順八年（1464）正月，英宗病死，終年三十八歲。
第二節成化至正德年間的政治憲宗怠政，汪直掌西廠天順八年（1464），十八歲的太子朱見深奉詔即位，是為明憲宗，詔改翌年為成化元年。
憲宗剛即位，就發生了都指揮使門達結納東宮內侍王綸，密謀由翰林侍讀學士錢溥取代李賢輔政之事。門達在英宗晚年深得寵信，而李賢時為內閣首輔，對門達統率的錦衣衛官校“恣橫為劇患，賢累請禁止，帝召達誡諭之”①。門達因此銜恨入骨，設計構陷李賢，事情敗露，英宗也未處置門達。英宗病重，門達蓄意勾結王綸，欲除掉李賢。他們的陰謀被朝臣揭發，憲宗大怒，結果王綸被斬，錢溥被貶，門達因他罪並發，“論斬系獄，沒其資巨萬”②。而與此同時，李賢則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憲宗十分倚重李賢，李賢也“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①。但李賢輔政不久，即于成化二年冬卒。
成化二年（1466），憲宗平反了于謙的冤獄。次年二月，受于謙案牽連被貶逐的官員商輅被召回，“命以故官入閣”。商輅上疏辭官，憲宗挽留說：“先帝已知卿枉，其勿辭。”②其時，為憲宗所倚重的閣臣還有孜孜奉國數十年、“持正存大體”的彭時。彭時在成化七年上疏勸誡憲宗不要迷惑佛事，浪費錢財；針對憲宗時形成的傳奉官制度，提出“傳旨專委司禮監，毋令他人，以防詐偽”；針對憲宗荒疏朝政的情況，提出要“延見大臣議政事”③。彭時的上疏都是切中時弊的，然而荒怠的憲宗已聽不進忠言。
憲宗不是一個勵精圖治、有所作為的皇帝。史稱：“是時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見。萬安同在閣，結中戚貴畹，上下壅隔。”④憲宗寵幸萬貴妃，進而又寵信萬安。萬貴妃原為孫太後宮女，後入侍憲宗于東宮，因其“機警，善迎帝意”，故深得憲宗寵幸。皇後吳氏僅因杖責萬貴妃而被憲宗廢去，打入冷宮。憲宗出游，萬貴妃戎服前驅，侍從在側。宮中宦官用事，亦要見萬貴妃顏色行事，“一忤意，立見斥逐”⑤。萬貴妃以父兄為錦衣衛指揮使，偵伺百官，統領詔獄，控制朝官，並通過閣臣萬安，與內閣時通聲氣，把持朝政。翰林學士萬安于成化五年入閣，他通過各種關系，與萬貴妃敘上族譜，① 《明史》卷一七六《李賢傳》。
② 《明史》卷三○七《門達傳》。
① 《明史》卷一七六《李賢傳》。
② 《明史》卷一七六《彭時傳》。
③ 《明史》卷一七六《彭時傳》。
④ 《明通■》卷三三。
⑤ 《明史》卷一一三《萬貴妃傳》。
自稱子侄，以此博得憲宗的信用。
成化十三年（1477）春正月，東廠之外又開設了西廠，以太監汪直掌西廠。汪直是大藤峽瑤人，朝廷鎮壓瑤民起義時被俘入宮，初為萬貴妃昭德宮內使。因汪直“年少黠譎，上寵之”①。西廠剛一開張，便羅織了數起大獄，令臣民悚怵不已。建甯衛指揮楊曄（已故少師楊榮曾孫）被錦衣衛百官韋瑛告發，汪直聽說其有“家資巨萬”，便不分青紅皂白，將他逮入獄中拷問至死。西廠設立僅四月，閣臣商輅即連連上疏請罷西廠，“疏入，上怒曰：‘一內豎輒危天下乎！’”②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商輅，輅反問道：“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不可一日缺，（汪）直則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汪）直輒收捕。諸近侍，（汪）直輒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③懷恩將商輅的話如實上奏，憲宗無奈，只得令罷去西廠，罪責汪直，謫韋瑛戍宣府。然而，罷西廠僅一月，禦史戴縉、王億別有用心地倡言恢複西廠，憲宗本來是不得已而罷西廠，此時便乘機恢複西廠，仍用汪直掌西廠。大學士商輅，尚書薛遠、董方等一批正直官員屢諫不聽，均遭排斥，相繼致仕離開朝廷。而與此相反，阿諛汪直的朝臣都得到了升遷，戴縉為尚寶司少卿，後又擢升僉都禦史；王億擢為湖廣按察副使；汪直的左右爪牙王越升任兵部尚書兼左都禦史學院事，陳鉞為右副都禦史巡撫遼東。一時間，汪直勢傾天下，其奉詔巡邊，“各邊都禦史畏直，服櫜鞬，迎謁，供張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④。兵部侍郎馬文升因對汪直“不為禮”，又輕視陳鉞，遂被汪直陷害戍邊。汪直“年少喜兵”，在遼東殺害海西諸部入貢人員，“焚其廬帳而還，以大捷聞”①，回京後，憲宗給汪直記上大功，並加其俸祿，令其監督二十團營。巡按遼東禦史強珍上疏彈劾汪直、陳鉞等隱瞞軍情，坐失戰機，結果反被汪直等誣陷，下錦衣衛獄，戍遼東。
汪直把持西廠五年，作惡多端，後因與東廠太監尚銘爭權，尚銘在憲宗面前先告了他一狀，加之萬貴妃、萬安、李孜省等的嫉惡，科道也交章論奏西廠苛察，汪直遂失勢。成化十八年（1482）八月，禦史徐鏞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斥責“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為腹心，自相表里。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東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②。憲宗遂降汪直為奉禦，遞逐其黨王越、戴縉、陳鉞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③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④ 《明史》卷三○四《汪直傳》。
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七《汪直用事》。
等。
成化後期，憲宗好方術，江西南昌人李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箓進”③，被授為通政使。太監梁芳諂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悅妃意，其黨錢能、韋眷、王敬等爭假采辦名，出監大鎮。帝以妃故，不問也”④。梁芳先後引進了李孜省、僧繼曉，進獻方術與符箓。憲宗從迷信方術漸至寵信方士，李孜省、僧繼曉、梁芳等逐漸得干預政事。大學士萬安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爭獻房中術以固寵。成化二十三年（1487）正月，萬貴妃病死。八月，憲宗病死，年四十一。
孝宗求治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皇太子朱祐樘奉詔即位，是為明孝宗，詔改翌年為弘治元年。
朱祐樘幼年的宮廷生活備受磨難。其母紀淑妃，原為“蠻土官女”，俘入宮中後，因其“警敏通文字”，授女史，“命守內藏”①。憲宗偶至內藏，因紀氏應對稱旨，遂得幸。萬貴妃得知此事後，處心積慮要除掉紀氏，在宮女和太監的同情維護下，紀氏病居西內，生下朱祐樘，秘而不宣。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孝宗六歲時，因悼恭太子病死，憲宗為老而無子而悲歎，太監張敏才將朱祐樘的身世道明，孝宗遂被立為太子。紀氏被封為紀淑妃，移居永壽宮，不久，在宮中暴薨。太監張敏也因懼怕而吞金死。孝宗即位後，千方百計尋找外家故人，並為其母立廟桂林府，每念及其母，“輒欷歔流涕也”。幼年的經曆對孝宗影響很深。史稱：孝宗恭仁儉樸，能虛心納諫，而絕少“千金之子，性習驕佚，萬乘之尊，求適意快志，惡聞己過”②的惡習，這種個性的形成大概與明孝宗幼年的生活經曆有一定的關系。
弘治年間最為史家稱道的是“朝多君子”的盛況。確實，弘治一朝任用了許多忠直有才干的名臣，如王恕、馬文升、劉大夏、徐溥、劉健、謝遷、李東陽等，而一般情況下，孝宗也能虛心聽取大臣的正確意見，對政事作一些必要的改進。在弘治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弘治時期“海內乂安，戶口繁多，兵革休息，盜賊不作，可謂和樂者乎！”①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孝宗即位僅五天，即斥責左通政李孜省、太監梁芳、萬貴妃弟錦衣衛指揮萬喜等，並謫發戍邊。其後又罷斥了大學士萬安。與此同時，孝宗則召進了一批在成化年間遭到排斥陷害的忠直之士。
③ 《明史》卷三○七《李孜省傳》。
④ 《明史》卷三○四《梁芳傳》。
① 《明史》卷一一三《孝穆紀太後傳》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 ⑥《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十月，孝宗召王恕為吏部尚書。王恕系正統十三年進士，成化年間官南京兵部尚書，曆來以讜言忠直聞于朝。當時曾有歌謠稱贊王恕忠直敢諫：“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②宦官懷恩亦由衷地稱贊王恕：“天下忠義，斯人而已！”③王恕在成化年間屢遭宦官構陷，“帝亦銜恕數直言”④，遂命王恕巡南畿，遣他出京。成化二十二年，王恕對起用傳奉官事上疏極諫，遭致憲宗不滿，遂離任致仕。王恕以“好直言，終不得立朝”⑤。而在弘治年間，孝宗對王恕委以重任，倚為重臣。王恕掌吏部以後，“不避權貴，請謁路絕”⑥，對當時的官場風氣起了很大的整肅作用。王恕對朝政所提出的一些建議，也多為孝宗所接受。王恕任吏部尚書直到弘治六年，因與丘濬發生矛盾而辭官。
弘治二年（1489），孝宗又擢任馬文升為兵部尚書。馬文升是景泰二年進士，成化十一年任兵部右侍郎，被汪直、陳鉞陷害入獄，謫戌重慶衛。汪直敗後，馬文升複官，成化二十一年召為兵部尚書，後又受李孜省排陷，調為南京兵部尚書。馬文升在弘治時期任兵部尚書達十三年之久，後又代屠滽為兵部尚書直至正德年間。史稱馬文升“任兵部十三年，盡心戍務，于屯田、馬政、邊備、守禦，數條上便宜。國家事當言者，即非職守，亦言無不盡”①。
弘治十五年（1502），孝宗召兩廣總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大夏素以安內攘外為己任，命下，人心翕服”②。劉大夏是天順八年進士，成化年間任福建右參政，曾因得罪中官被系詔獄，後得懷恩力救，杖二十而釋放。劉大夏就任兵部尚書後，明孝宗見了他問道：“朕素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過了兩天，孝宗又問劉大夏：“征斂俱有當，何至今獨言民窮財盡也？③”劉大夏答道：我在兩廣時，見廣西征鐸木，廣東市香藥，所費皆以萬計。于是，孝宗下令取消這些奢侈的征取，並下令天下“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④。大臣忠直敢言，孝宗能虛心納諫，這是弘治政治比較突出的一點。
在明中後期，如孝宗那樣始終“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輔，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絕嬖幸之門”⑤的皇帝可說是絕無僅有的，無怪乎史家將其與漢文帝、宋仁宗並稱。而孝宗一朝，由于政治清明，相對而言，社會矛盾也相對得到緩和，其時農民起義也較前朝後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時期畢竟處于明中後期階段，前幾朝積累下來的問題已嚴重地顯現出來。如這時，明初② ④⑤《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
③ 《明史》卷三○四《懷恩傳》。
① 《明史》卷一八二《馬文升傳》。
② ③⑤《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④ 《明史》卷一八二《劉大夏傳》。
建立的戶口賦役制度已遭受嚴重破壞，世家豪族的大肆兼並土地導致國家控制的田地賦稅大量流失，財政匱乏，兵餉不繼，宦官監軍及濫封傳奉官的問題，都對弘治政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弘治時期，土地兼並趨勢嚴重，皇親國戚占田請田動輒千頃，甚至連宦官也占據了大量民田。弘治十年八月，孝宗張皇後之兄壽甯侯“有河間賜地四百頃，欲並其旁近民田千余頃得之，且乞畝加稅糧二分”①。因戶部尚書周經奏言阻止，孝宗未同意其加稅的要求，但千余頃民田後來仍為其所侵占。弘治十二年，便發生了壽甯侯與河間民構田的案件。十三年，皇都近旁的河間民田已大部成為貴戚的莊田，以致戶部侍郎何進與巡撫高銓前往勘察時，河間人民“冤聲撼野，至擁州縣吏不得行”②。十八年，又有巡撫保定都禦史王璟“乞罷諸內珰田，盡歸之民”的奏疏。雖然對于臣下的意見，孝宗大都予以采納，對這些奪田占田事件作了處理，但同時，孝宗本人又不斷地封賜貴戚勳舊以大量的田地。這種矛盾的做法無疑又加劇了土地兼並的趨勢。
土地兼並的加劇，國家所控制的田地大量減少，勢必導致國家賦稅收入減少。弘治時期的財政已相當匱乏，以致“邊圉多警，許生員納馬入監，有七千余名。川、陝荒歉，守臣又具奏上糧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余人”③。軍費不足、荒歉救濟竟然要通過濫收生員入監的辦法來解決，財政狀況之拮據可見一斑。弘治十七年，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奉使出行，路經天津，適遇旱災，一路上，只見“挽舟者無完衣，荷鋤者有菜色。盜賊縱橫，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庫無旬日之儲，官缺累歲之俸。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于此。..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眾，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殫，每遇班操，甯死不赴。勢家巨族，田連郡縣，猶請乞不已。親王之藩，供億至二三十萬”①。弘治時期財政匱乏的狀況及其導致原因，李東陽的奏疏中都作了形象的描述和中肯詳盡的分析，孝宗看了頗為嘉歎，將章奏交付有司。明中後期，財政狀況江河日下，這是曆朝積弊所致，因循祖制的明孝宗企圖在不變更“祖宗成憲定規”的前提下改變這種狀況，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憲宗成化末年，宮中傳奉官達干余人，孝宗即位後即淘汰了大部分傳奉官，但由于孝宗囿于祖制，不能下決心革除舊弊，到弘治末年，傳奉官又增至八百余人。對宦官監軍的問題，兵部尚書劉大夏曾向孝宗指出，由于監軍宦官貪汙納賄，克扣兵餉而導致兵餉常乏，孝宗則認為“第祖宗來設此輩已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③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 《明史》卷一八一《李東陽傳》。
久，安能遽削之”②。孝宗有心求治，也能聽取臣下的意見，但他因循守舊，只能在陳規舊制的桎梏下修修補補，不敢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因而，弘治時期的政治經濟狀況並無大的改觀。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逝。臨死前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受顧命，讓他們盡心輔佐太子。
武宗荒嬉孝宗去世後，十五歲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明武宗，詔改翌年為正德元年（1506）。
年少的武宗“好逸樂”，“好騎射”，即位不久，便信用以劉瑾為首的宦官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時稱之為“八黨”。劉瑾等經常以“狗馬鷹犬、歌舞角觝以娛帝”①，武宗則樂此不疲。顧命大臣劉健、謝遷、李東陽以及戶部尚書韓文等連疏請誅“八黨”，但劉瑾等八人在武宗面前跪地哭訴，稱司禮監太監王岳勾結閣臣欲加害他們，武宗不辨是非，反令劉健、謝遷致仕，將王岳逐之南京，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
武宗悉以天下章奏付劉瑾，而劉瑾則日益誘導武宗戲玩娛樂。劉瑾往往“候帝娛，則多上章奏，請省決，帝曰：‘吾安用爾為，而一煩朕！’瑾由是自決政”②。
給事中呂翀、劉菃，南京兵部尚書林瀚，六科給事中戴銑，十三道禦史薄彥徽等上疏請斥權閹、挽留劉健等輔臣，劉瑾即矯旨派遣緹騎將他們逮系錦衣衛獄，責以廷杖，除名為民。左都禦史張敷華、工部尚書楊守隨上言“八黨”罔上誣下，也被劉瑾革去官職。前朝老臣馬文升、劉大夏也都被迫致仕。正德二年（1507）三月，劉瑾矯詔公布“奸黨榜”，將劉健、謝遷、韓文等五十三名反對“八黨”擅權的大臣列為奸黨，並令群臣跪在金水橋南聽其宣誡。
與此同時，劉瑾不失時機地把同黨親信安插在重要職位上。正德元年十月，他任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二年三月，又令內閣撰敕擴大鎮守太監的權力，使他們的地位悉如巡撫、都禦史，刑名政事都有權干預。同年四月，河南鈞州人劉宇通過焦芳的關系，厚賄劉瑾以萬金，劉瑾大喜，因而把劉宇提拔為兵部尚書。同年十月，焦芳又向劉瑾推薦了陝西同鄉張綵，張綵得到劉瑾的賞識，很快晉升為吏部尚書，後又入閣取代了焦芳的地位。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劉瑾用事》。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三《劉瑾用事》。
一時間，劉瑾勢傾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勳戚以下，不敢與之抗禮，所上章奏，都先具紅揭投給劉瑾，號稱“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稱“白本”。章奏中皆稱劉太監而不稱其名。一次，都察院奏本中寫了劉瑾的名字，劉瑾當堂高聲怒罵，嚇得都禦史屠滽率屬下跪謝，方才作罷。正德三年（1508）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時，在丹墀發現一封狀告劉瑾的匿名信，劉瑾大怒，當即令百官跪在奉天門下，進行詰責，直至第二天才予釋放。其時正值酷暑，有的官員竟至熱渴而死。劉瑾還在東、西廠之外，另設內行廠，自己親自掌管。內行廠較東、西廠更為酷烈，“屢起大獄，冤號相屬”，“一家有犯，鄰里皆坐”①，使得道路惶懼，人不自安。
劉瑾當政，賄賂公行，“凡入覲、出使官皆有厚獻”②。給事中周鑰勘事歸，因無計籌措錢款納賄而被迫自殺。劉瑾令“天下巡撫入京受敕，輸瑾賂。延綏巡撫劉宇不至，逮下獄。宣府巡撫陸完後至，幾得罪，既賂，乃令試職視事”③。及至正德五年劉瑾獲罪抄家時，抄出財物竟有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等等。劉瑾在短短的五年內，即搜括了如此巨大的財富，可見其貪得無厭、貪賄索賄到了何等瘋狂的程度。
對于劉瑾的擅權亂政，武宗不聞不問，整日沉湎于玩樂之中，他在西華門別築宮殿，造密室于兩廂，稱為“豹房”、“新宅”，每日游樂其中。皇帝的荒嬉無度、宦官的恣意枉為，致使原已危機四伏的社會經濟不斷惡化，階級矛盾不斷激化，農民起義接連不斷。
正德五年（1510），劉瑾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甯夏，周東為了向劉瑾獻賄，度田時以五十畝為一頃，多征畝銀，並“征馬屯租甚急，敲撲慘酷”①，激起戍卒將士的憤怨。藩王甯夏安化王朱寘鐇乘機起兵反叛，爭奪皇位。他設計襲殺了周東、總兵姜漢等，頒布“清君側”的檄文，指斥劉瑾內外交結，圖謀不軌。陝西守臣將安化王刊印的檄文封奏朝廷，劉瑾匿而不報。朝廷派前右都禦史楊一清為提督，涇陽伯神英為總兵，太監張永監軍，率軍西討安化王。大軍至甯夏，安化王已被甯夏游擊將軍仇鉞設計擒獲。西討途中，提督楊一清乘機聯絡張永扳倒劉瑾。八月，張永押解安化王至京向武宗獻俘，並呈上安化王討劉瑾的檄文，揭發劉瑾意圖謀反。武宗途命連夜逮捕劉瑾。武宗“親籍其家，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及衣甲、弓弩、袞衣、玉帶等違禁物”②，不禁勃然大怒說：奴才果然要造反！于是將劉瑾下獄審訊，六科彈劾劉瑾罪行三十余條，將劉瑾凌遲處死，榜示天下。
① 《明通鑒》卷四二。
② 《明史》卷三○四《劉瑾傳》。
③ 《明史》卷三○四《劉瑾傳》。
① 《明史》卷三○四《劉瑾傳》。
② 《明史》卷一九八《楊一清傳》。
劉瑾雖誅，但明武宗聲色犬馬之所好卻無絲毫改變。劉瑾之後，他又寵信山西宣府人江彬。江彬初任蔚州指揮僉事，以勇武著稱。在幸臣錢甯的引見下，江彬得到了武宗的賞識。一天，武宗在搏虎時，錢甯畏縮不前，江彬卻沖上去為武宗解了圍，武宗由是日益寵信江彬。
在江彬的誘導下，武宗屢屢出巡。正德十二年八月至十四年二月，武宗不顧大臣們的反對，一連四次出巡。出巡宣府時，江彬為武宗建鎮國府第，並將豹房的珍玩、女禦全部運送到這里。江彬還隨從武宗夜入民宅，索取婦女。武宗在外樂不思蜀，出巡的時間一次比一次長，第四次出巡，時間長達半年。
武宗的荒疏朝政，縱樂無度，頻頻出巡，使得早已覬覦皇位的藩王江西甯王朱宸濠伺機而起。江西早在正德三年起，農民起義就蜂擁而起，朝廷派兵鎮壓，屢平屢起。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朱宸濠公然舉起反叛的旗幟，襲殺不依附于己的地方官，集兵六萬。七月初一日，朱宸濠親率大隊人馬，“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朱宸濠經過安慶時，安慶知府張文錦等令軍士登城大罵，朱宸濠便急攻安慶。當時，巡撫南贛都禦史王守仁剛剛將圍剿了一年的農民起義軍鎮壓下去，得到甯王叛亂的消息，馬上組織兵力攻打甯王的老巢南昌。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攻克南昌。久攻安慶不下的朱宸濠得到南昌被圍的消息，馬上丟下安慶回援南昌。二十四日，與王守仁部相遇于黃家渡，激戰三天，朱宸濠大敗，妃嬪多投水死，宸濠及其子皆被擒。
甯王之亂，給了原本就想尋找機會出巡江南的武宗以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武宗不聽群臣的諫阻，于當年八月親自率軍平叛。軍到涿州，傳來王守仁平叛的捷報。大學士梁儲請武宗回駕，武宗不允，反令王守仁在原地候駕，不必進京。武宗一路上游山玩水，捕魚捉鳥，尋歡作樂，直到第二年七月才到南京，令王守仁重新報捷。八月，武宗在南京，設廣場，身著戎服，“設大纛，環以諸軍”①，令釋放朱宸濠等，然後與侍從等再行擒獲，作凱旋狀。武宗北返途中，照樣玩樂不輟，九月，至清江浦，在積水潭捕魚時舟覆入水，被侍從救出後得病不愈。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病死于豹房，年三十一。
① 《明通鑒》卷四九。
第三節嘉靖年間及萬曆初年的政治大禮議的風波武宗死後無子，皇太後張氏（孝宗後）命太監張永、谷大用與內閣大臣商議後，以憲宗之孫、孝宗親弟興獻王長子朱厚熜繼位。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在奉天殿登上皇帝的寶座，是為明世宗，詔改翌年為嘉靖元年（1522）。朱厚熜以藩王入繼大統，史稱其“多謀”而“剛愎”。確實，年僅十五歲的明世宗，絕非是不諳世事、任人擺布的少年天子，從踏入京城之日起，他便顯示出君臨天下的威勢。四月二十二日，當明世宗來到京城外的行殿時，在即位禮儀上便與內廷和內閣發生了爭執。禮部官員具議請世宗依皇太子即位禮，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世宗則認為自己是來繼承皇位的，應從大明門入宮在奉天殿即位，拒絕行皇太子即位禮。內閣首輔楊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狀，帝不許”②。最後，內廷與內閣只得讓步。第一次較量，世宗便以皇帝的權威壓倒了內廷與內閣。
內閣首輔楊廷和在武宗去世至世宗即位的三十七天內總攬了朝政。在這段時間內，楊廷和做了幾件為世人所稱道的事：（1）頒布武宗遺詔，罷威武營團練諸軍，革皇店，遣還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樂人等，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止京師不急工務等。（2）收捕江彬。武宗死後，平虜伯江彬擁重兵在肘腋間，他自知“天下惡之”，在反與不反之間正自猶豫。楊廷和適時提醒皇太後發布懿旨，謀劃捕捉江彬，為天下除去一大禍患。（3）草擬世宗登極詔書。登極詔書長達八千多言，對時事多有興革，如詔複武宗朝因忠直敢諫而去任降調的官員，裁汰錦衣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十四萬多人，減漕糧一百五十三萬余石，斥去恩幸得官者，查禁各地鎮守官科斂財物等。登極詔書的頒布，不僅使“中外稱新天子聖人，且頌廷和功”①。無疑，楊廷和所做的這幾件事都是順應民心、有利于鞏固明皇朝統治的，因此，楊廷和在朝廷內外獲得了極大的聲望。聲望加上權位資曆，使楊廷和在朝中的勢力陡增，亦使他能藉此與羽翼未豐的少年天子世宗相抗衡。
世宗與楊廷和的矛盾在即位禮儀上已顯現出來，以後在議定世宗生父興獻王主祀稱號的問題上進一步激化。
世宗即位五天後，令禮官集議興獻王主祀稱號。禮部尚書毛澄請示楊廷和以後，會同公卿台諫六十余名官員上疏：以世宗為入繼之君，應效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孝宗為考，興獻王及妃為皇叔父母”。世宗閱疏，惱火地說：“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②毛澄等仍堅持前議，楊廷和也親自上言要皇帝服從禮部之議。明世宗堅決不從。此時，觀政進士張璁上《大禮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大禮議》。
① 《明史》卷一九○《楊廷和傳》。
疏》，提出與楊廷和不同的“繼統不繼嗣”的論說，明世宗得到支持很高興，即將楊廷和召來，宣布要“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後”。楊廷和也不肯讓步，“先後封還禦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①，並公開聲稱：在這個問題上，“異議者即奸諛當誅”②。到了十月間，楊廷和見勢不得已，乃草敕下禮部，稱奉慈聖皇太後懿旨，“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後”③。明世宗暫時接受了這個妥協的結果。
嘉靖二年（1523）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提出應“循名考實，稱孝宗為皇伯考，興獻帝曰皇考，而別立廟于大內”④。這項提議當然是符合皇帝心意的，但此時的明世宗還是有所顧忌地說：“此關系天理綱常，仍令文武群臣集議可否？”⑤群官議論的結果，有二百五十余名官員不同意改稱名號，認為“必以孝宗為考，而後大宗為不絕”⑥。只有少數幾個人附和桂萼的提議。三年春正月，屢與世宗意見不合的楊廷和再次提出辭官，世宗終于不再表示挽留，並斥責他“因辭歸咎，非大臣道”⑦。與此同時，世宗下令調張璁、桂萼等赴京集議。二百多名朝官仍堅持原議，不肯退讓。明世宗非常惱怒，曾當面指斥內閣大學士毛紀說：“此禮當速改，爾輩無君，欲使朕亦無父乎！”⑦毛紀等聽後惶懼而退。
明世宗將二百多名朝官的反對看作是無君的舉動，而迂腐守。至武宗時，鎮守太監的權力大肆擴張，與巡撫、都禦史相侔，有權干預刑名政事了。鎮守太監，多有貪汙納賄、克扣兵餉、延誤軍機、交結內宦等不法行狀。張璁任首輔期間，裁撤鎮守中官二十七人，又革去錦衣衛官五百人，並以京師親軍改屬兵部。以後，又陸續裁革了浙江、兩廣、湖廣、福建的鎮守太監及一些地區的分守太監。這些大刀闊斧的裁革，極大地打擊了宦官勢力。史稱：世宗“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年不複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云”①。
新政的另一重要內容是清查勳戚強占的莊田，歸田于民。自憲宗成化以來，諸王勳戚依仗權勢侵占民田之事，屢見史載。即使政治較為清明的弘治時期，孝宗張皇後的父兄也一再強占河間民田千余頃，甚至連宮廷內宦也強占了大量民田。勳戚豪族的大肆兼並田地，勢必導致國家所掌握的額田大量減少和賦稅的相應減少。嘉靖時，天下額田已減少一大半，國家的稅收財政① 《明史》卷一九○《楊廷和傳》。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大禮議》。
③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大禮議》。
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大禮議》。
⑤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大禮議》。
⑥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大禮議》。
⑦ 《明史》卷一九○《楊廷和傳》。
① 《明史》卷三○四。
已無以為繼。嘉靖八年（1529），世宗敕諭戶部清查莊田，對強占民田者，俱還原主。嘉靖十年，世宗聽取了戶部的建議，下令查革王府以山場湖陂荒地為名強占的民田。此後，又進一步下令，只准許王府留用封國之初所請莊田，此外，不得議留。這些清查莊田、還田于民的措施雖不能從根本上抑制土地兼並的趨勢，但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已很緊張的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嘉靖時期，在一些地區不同程度地實行了賦役制度改革。嘉靖九年（1530），桂萼在入參機務期間，曾上疏建策清查新增田地及編審徭役。世宗批准施行。這次改革，因次年桂萼因病乞休歸里而未能進一步展開。而桂萼所開創的將稅糧與徭役各審定交銀若干，統一征收，以求均平的“一條編法”的改革效果是顯著的，為後世的賦役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鑒。
明世宗對外戚世襲封爵的制度作了變革，並成為永制。嘉靖八年（1529），吏部方獻夫奏稱：洪熙以來，始封外戚，其後一門數貴，傳襲不已。建議自現在始，已封爵的令終其身，不得再承襲。今後皇親駙馬，亦不得夤緣請封。這項制度經世宗裁定後成為永制，即便是世宗之母蔣太後及陳皇後家亦不准承襲世爵。
明世宗所采取的這些改革新政，在抑制宦官和外戚勳貴勢力的發展上頗有成效，起了一些積極的作用。清查莊田，還田于民，對賦役制度的改革，都旨在抑制土地兼並的發展，增加國家賦稅收入，均平人民的負擔，是利國利民的措施，然而，這些改革僅是在局部范圍內，且“數行數止”①，未能全面而持久地展開，因而它的成效也很有限。及至世宗中年“邊供費繁，加以土木、禱祀，月無虛日，帑藏匱竭。司農百計生財，甚至變賣寺田，收贖軍罪，猶不能給”②。財政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世宗崇道與嚴嵩攬權明世宗即位之初，曾一度下令拆毀京師諸淫祠，並沒收了在正德年間賞賚無算的大能仁寺僧齊瑞竹的資財，毀損了玄明宮的佛像。然而，自嘉靖二年始，世宗在太監崔文等人的誘導下，開始崇信道教方術，在宮中到處建醮，日事齋醮。世宗崇道修玄，愈到後期愈益崇信，幾乎到了執迷不悟的程度。嘉靖三年（1524），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被征入京。他在宮中禱雪應驗，世宗因之寵信不疑，封其為“致一真人”，在京城西建真人府，並遣緹騎四十人供灑掃，賜田三十頃，免其賦役。嘉靖十五年，加授其為禮部尚書。十八年，邵元節死，恤典同伯爵例。邵元節死後，方士陶仲文得到世宗寵信。世宗先封其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後世宗得病，既而痊愈，世宗認為這是陶仲文祈禱之功，故授其為少保、禮部尚書，後又加授太傅，食一① 《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② 《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品俸。數年之內，陶仲文官至三孤，可見道人術士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然而，與之截然不同的是諫官的命運。嘉靖十八年九月，明世宗竟欲令太子監國，以便自己去靜修煉道。太仆卿楊最上疏反對，“帝覽之大怒，逮系鎮撫司考訊，久之死獄中”①。二十年正月，禦史楊爵上疏請禁除邪佞之術，“帝大怒，命鎮撫司長系之”②。自此以後，延臣再也不敢諫阻，神仙禱祀之風愈演愈烈。
世宗中年以後，“專事焚修，詞臣率供奉青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③。當時閣臣袁煒、嚴訥、李春芳、郭樸俱以善撰青詞而入閣，時人譏之為“青詞宰相”④。其實，“青詞宰相”遠不止這幾位，他如顧鼎臣、夏言、嚴嵩、徐階也都以善撰青詞而得到世宗的青睞。
嘉靖二十一年（1542），皇宮內發生了一起宮婢造反之事，明世宗差點被勒死。此後，世宗便“移居西內，日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仲文得時見”。
世宗對道士方術長期寵信不衰，但對內閣首輔卻時時防范，權勢稍盛，便加抑制。嘉靖朝的內閣首輔，就如走馬燈似地不斷更換，即使寵信如張璁、夏言，也“罷相者屢矣”。閣臣方獻夫“見帝恩威不測，居職二歲，三疏引疾”①。嘉靖朝任首輔時間最長的是嚴嵩，這與嚴嵩“一意媚上”，善于見風使舵，善于揣摩世宗的心理有很大關系。嚴嵩也是兩度為首輔。第一次是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當時嚴嵩勾結給事中王交、王堯彈劾首輔翟鑾，翟鑾被削職為民，而嚴嵩得以繼任首輔。但嚴嵩任首輔後，“事取獨斷，不相關白”，“吏部尚書許贊、禮部尚書張璧同入閣，皆不預票擬事，政事一歸嵩”②。嚴嵩任首輔僅一年，“帝微覺嵩橫”③，于是又複用夏言。夏言複任首輔，盛氣陵嵩，頗斥逐其黨，嵩不能救。嚴嵩暗中勾結被夏言處罰的官吏，並收買宮中太監，而夏言則視太監為奴仆。如此，夏言在世宗面前屢屢失意，而嚴嵩則能及時得到情報，了解世宗的喜怒心態，討得世宗的歡心。嘉靖二十七年（1548），夏言在計劃收複河套一事上違忤了世宗旨意，嚴嵩終于抓住機會，設計誣陷夏言，夏言被殺。嚴嵩第二次任首輔長達十四年之久。這十四年中，住在西苑的明世宗，“不入大內，大臣希得謁見，惟嵩獨承顧問，禦劄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志”④。明世宗為防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③ 《明史》卷一九三《顧鼎臣傳》。
④ 《明史》卷一九三《袁煒傳》。
① 《明史》卷一九六《方獻夫傳》。
② 《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③ 《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④ 《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止大權旁落，也偶爾“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但嚴嵩往往能揣摩世宗心理，“移帝喜怒”而不失⑤。嚴嵩柄政時間久了，植黨營私，排斥異己，對彈劾自己的官員必欲置之死地，制造了不少冤獄；而其貪汙納賄、賣官鬻爵、廣市良田等危害朝政的惡行，更令天下人“罔不怨恨”。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術得幸”，世宗向他問道：“今天下何以不治？”藍道仙“假乩仙言嵩奸罪”①。禦史鄒應龍在閣臣徐階的支持下，上疏極論嚴嵩父子不法之事。對嚴嵩久握權柄、遍植黨羽早已心懷不滿的世宗，遂藉此令嚴嵩致仕。嚴嵩致仕後，世宗還一度“追念其贊玄功”，要徐階等效法嚴嵩，助其崇道“同輔立修”②。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病死，其子朱載堉繼位，是為明穆宗，改翌年為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在位六年，醉心于玩樂揮霍，使嘉靖以來“帑藏匱竭”的財政危機進一步惡化，尖銳的社會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明皇朝的社會政治經濟已到了不改革則無以為繼的地步。
張居正改革穆宗于隆慶六年（1572）五月去世，其子朱翊鈞即位，是為明神宗，詔改翌年為萬曆元年（1573）。
登上皇位的明神宗只是一個十歲的孩子，政務由穆宗陳皇後及神宗生母李貴妃主持。穆宗去世後，閣臣張居正與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相結納，馮保素與首輔高拱有郄，在太後面前訴說高拱擅權不可容，于是太後下旨，將高拱逐出朝堂，由張居正接任首輔。陳皇後與李貴妃“內任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③。
張居正是明皇朝最有權勢的首輔，當時閣臣呂調陽、張四維皆“恂恂若屬吏，不敢以僚自處”。李貴妃在訓責神宗時，則往往說：“使張先生聞，奈何！”神宗聽了很害怕。當張居正父喪歸鄉時，朝廷大事專門派人“馳驛之江陵，聽張先生處分”①。張居正還朝，一路上，守臣率長跪，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身為前驅。道經襄陽、南陽，藩王襄王、唐王俱抵郊外迎候，設宴款待。史稱：“帝虛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豐采。”②張居正在萬曆初柄政的十年中，可以說是權侔帝王了。正是憑借著這樣的權勢，張居正雷厲風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對明皇朝的舊政積弊進⑤ 《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① 《明史》卷三○七《藍道行傳》。
② 《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③ 《明史》卷三○五《馮保傳》。
① 《張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② 《張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
1.整頓吏治。為了改變“貪官為害”、“驅民為盜”、吏治腐敗的局面，改變因循敷衍、沒有實效的官場惡習，張居正創立了“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政績。“考成法”規定評判官吏政績好壞的標准以“安靜宜民者”為上，“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列下考。其方法是逐級考核，撫按以上述標准考核屬吏，吏部以之考核撫按一級，朝廷以之考核吏部。如撫按不能悉心甄別、如實考核，則撫按為不稱職，吏部應秉公汰黜之；如吏部未能精心核實處理，則吏部為不稱職，朝廷宜秉公處置。逐級考核之外，還有隨事考成的制度，即規定六部都察院及各衙門之間來往公文、傳達處理均根據“道里遠近，事情緩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③。如有延誤者，各級官吏都有責舉報。如此月考、歲考，建立了嚴密的考核制度，使得“紀綱法度莫不修明”④。張居正據考成法裁革了一大批庸懶無能的官吏，獎勵提拔了廉能有才干的官吏。考成法的實施也在組織制度上保證了其他各項改革措施的順利推行。
2.經濟方面的改革。（1）清理逋欠田賦。為了增加田賦收入，緩解財政危機，張居正不得不接二連三地下令清理積欠的租賦。萬曆元年，詔令“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①，第二年又規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帶征三分。次年又規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②。張居正將之列為官吏考成的一項內容，令“朝下而夕奉行”，迅速扭轉了明皇朝財政窘迫的困境。至萬曆四年，“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③，“太仆寺亦積金四百余萬”④。（2）清丈田地。為了解決長期遺留的“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⑤的社會矛盾，張居正于萬曆六年（1578）下令在全國清丈田地，並嚴令強宗豪民不得撓法，否則嚴懲不貸。萬曆九年丈量完竣，計田地的總額比弘治時期多三百萬頃。這個數字中雖有個別官吏為邀功而改用小弓丈量以求田多的情況，但清查出來的田地大部分是強宗豪民的田地則是毫無疑問的。史稱清丈以後“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報”⑥。（3）賦役制度的改革。一條鞭法的賦役改革，嘉靖年間，在張璁的主持下，曾在一些地區推行過，但“數行數止，③ 《張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④ 《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① 《張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② 《明史》卷二二九《傅應禎傳》。
③ 《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④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⑤ 《明史紀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⑥ 《明史》卷七七《食貨一》。
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⑦。萬曆九年，張居正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了一條鞭法的賦役制度改革。一條鞭法的內容為：將賦役以及土貢方物等雜征皆合並為一項，一律征銀，按人丁和田畝分攤；賦役額數以州縣為單位，原有賦役額不准減少；賦役額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條鞭法統一了賦役，簡化了征收項目和手續，減少了中間環節，便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強漏稅和官吏貪汙的弊病，減輕了貧窮小民的負擔，保證了朝廷的田賦收入。史稱：“賴行一條鞭法，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①。
3.整飭邊防。鑒于明中期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守備單弱”
的狀況，張居正竭力整飭邊防，擢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將領守禦邊疆。如用名將李成梁鎮遼，小王子部眾十余萬數次入寇遼左，均被李成梁力戰擊敗。戚繼光鎮薊門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晏然。而在他之前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率以罪去”②。史稱，由于張居正知人善任，努力整飭邊防，故使這一時期“邊境晏然”。
此外，張居正在整理驛遞、裁汰冗官、整理學校方面多所改革。
張居正是一個務實的改革家，他的許多改革政策都是針對明皇朝曆代積弊而制定的，他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于吏治有了很大改變，號令一下，“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③；財政虧空變得綽有剩余；從“邊事久廢”基本達到“邊境晏然”。然而在張居正去世後，由于改革觸及了一些權貴的利益，遭致他們的怨恨和非議，也由于其生前“威柄之操，幾于震主，卒致禍發身後”④。萬曆十一年（1583）三月，張居正去世後九個月，明神宗下詔追誇張居正的官秩，並抄了他的家。張居正的改革成果也大多付之東流。直到崇禎年間，後人又重新給了張居正及其改革以公正的評價：“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①⑦ 《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① 《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② 《明史》卷二一二《戚繼光傳》。
③ 《明史》卷一三《張居正傳》。
④ 《明史》卷一三《張居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