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段時期，嚴嵩勢力增長，對官員的任免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以上官員的罷免，多與嚴嵩無干。丁汝夔對“庚戌之變”負有主要責任，他是遵照嚴嵩的意見辦事，殺他肯定不是嚴嵩的意願。而萬鏜與嚴嵩同科，聶豹與嚴嵩同鄉，唐龍一直與嚴嵩友善，趙文華雖一度與嚴嵩交惡，但終是他的義子。另一方面，如王杲被罷，是因為久不肯奉詔買龍涎香。可以說，對朝中大臣的任免，世宗受嚴嵩的影響是有限的，很少顧及嚴嵩的好惡，更說不上為嚴嵩所控制。
明朝方面大員受處罰、被罷官、被殺也不在少數。薊、遼的總督，巡撫，從嘉靖二十一年（1542）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有二十七人次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①順天巡撫張漢，建議大將可專殺偏將裨將，以樹軍威。此議頗不合世宗的口味，他對身邊的大臣都缺少信任感，增強在外大帥的權威又怎能放心？有言官彈劾張漢剛愎，世宗就把他發配到邊遠的鎮西衛。禦史陳九德推薦張漢是可用之材，也被斥為民。張漢流放二十年，死于戍所。
南方各省督、撫則多受倭亂的牽累。首先蒙難的是浙江巡撫朱紈。其後，嘉靖三十四年（1555），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的南京兵部尚書張經，浙江巡撫李天寵被殺。從嘉靖三十二年（1553）到三十九年（1560），應天巡撫十易其人。彭黯遷南京工部尚書，畏倭寇，不等繼任到來便離任而去，被下獄除名。方任丁憂，陳洙才不足，未任。屠大山失事，下獄為民，陳洙謫戍，張景賢考察奪職，趙忻因金山兵變貶官，陳錠罷去，翁大立免職。雖然上述官員的罷免或被殺，基本是事出有因，但同時也反映世宗對官吏的制裁是很嚴厲的。
與韃靼、倭寇的戰爭，是嘉靖朝的兩大事件。韃靼人圍攻北京，倭寇騷擾南京，朝野震動。世宗對督、撫官的嚴厲制裁發生在這種背景下，應當說，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形勢的進一步惡化。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庚子（1567 年1 月23 日），世宗由西苑遷回乾清宮的當天即死去。《明史》評價他：“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于邊，賊訌于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余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雖剪剔權奸，威柄在禦，要亦中材之主也矣。”①應當說，這是公允之論。
① 參看吳廷夔：《明督撫年表》。
① 《明史》卷十八《世宗紀二》。
第二十三章張璁桂萼楊慎第一節張璁議禮之爭張璁（1475—1539）字秉用，號蘿峰，世宗賜名孚敬，字茂恭，浙江永嘉人。弘治中考中舉人，先後七次赴京會試，終不第。居鄉中治學益力，遂貫通古今，尤精“三禮”。張璁性格耿直，爭強好勝，凡事不隨便附和，常與士大夫評論時政，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
正德十六年（1521），張璁始中進士，時年四十七歲。適世宗入登帝位，議追崇所生父母之禮。時內閣首輔楊廷和草武宗遺詔，策立世宗，又總朝政凡四十余日，頗事威福，乃指示禮部尚書毛澄，規定世宗繼嗣為孝宗之子，禮以漢定陶王和宋濮議為式，不能過分追崇所生父母，並說有異此議者即是奸邪，可處以斬罪。會張璁觀政于禮部，心非其說，遂上疏論陳其事。張璁指出，漢哀帝和宋英宗原本是定陶王及濮王的兒子，他們分別被漢成帝和宋仁宗預養宮中為嗣子，其為之後的身份是明確的，今武宗無嗣而崩，大臣遵祖訓迎立今上，武宗遺詔亦只稱興獻王長子云云，遺詔未有要其為大宗後嗣之意。張璁陳述了這些事實後，提出了議禮的主張，當今皇帝以倫序當立的身份入繼大統，與漢宋繼嗣的事例迥然不同，追尊原為藩王的父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張璁還從禮制上分析了朝中大臣師法濮議的錯誤，第一，《禮》中有明文規定，長子不得為人後。而世宗恰恰是興王獨子，如為人後，則違反禮法而自絕其宗。其二，世宗生母尚在，如按楊廷和、毛澄的主張，則世宗只能稱其母為皇叔母，母子關系就要變成君臣關系，這樣又違反了子無臣母之義。于是張璁建議，在京師建立興王之廟，迎養生母，以全尊親養母的大孝。世宗本意要追尊父母，無奈被楊廷和等人控制下的廷議牽制，所以一看到張璁的奏疏，十分高興，連聲贊歎，“此論出，吾父子獲全矣”。①世宗將璁疏交付內閣擬旨批答，要閣臣等重議追尊之禮。楊廷和憑借權勢，脅制廷臣附從己意，他並不把這個初入仕途的新科進士放在眼里，“斥曰‘秀才安知天下事’”②。然而楊廷和卻無法回答張璁的詰難，于是唆使科道官員交章彈劾張璁。時世宗之母興獻王妃蔣氏至通州，聞廷議將以己子為他人子，十分不悅，留駐不進。世宗乘機以歸藩養母相要挾，楊廷和等人大窘。張璁又撰寫《大禮或問》，辨論繼統與繼嗣的區別。並就禮制上的尊崇及墓廟諸事析說甚詳。《大禮或問》在部分朝臣中傳閱，頗有影響。禮部侍郎王瓚贊同張璁所議，並在朝官中傳播其事。張璁決定要把《大禮或問》奏呈世宗，楊廷和得知，非常恐慌，布置翰林修撰楊維聰等人誘阻之，張璁不從。世宗看了《大禮或問》後，要禮部議處，楊廷和知道自己控制不了局勢，于是擬敕下禮部，詭稱奉孝宗張皇後懿旨，追贈世宗之父興獻王為興獻帝，母則稱興國太後，祖母邵貴妃則稱皇太後。此舉意在略作讓步，以厭世宗之心，並稱奉皇太後懿詔，云云，表示廷議仍未嘗以之為是，借以在心理上牽制世宗。① 《明史》卷一九六《張璁傳》。
② 《明通鑒》卷四九，正德十六年七月。
楊廷和為了減少和消除張璁在朝中的影響，他指示吏部將其授職為南京刑部主事，使其遠離京師，不再妨礙自己推行所議。張璁到南京後，與同官刑部主事的桂萼結為政治盟友，二人討論古禮，研究與楊廷和等人斗爭的策略，等候時機，再度掀起議禮的斗爭。
張璁在南京任職期間，京師發生了幾樁與議禮有關的事件。世宗任命皇親蔣榮為安陸祠祭署奉祀官，按楊廷和的安排，世宗既為孝宗之後，議以崇仁王朱厚炫嗣興國，則應由崇仁王奉祀，群臣上疏爭其事，世宗不予理會。關于廟樂，廷議以“正統本生，義宜相間”，主張安陸祠廟較太廟用樂應降低等次，世宗置廷議不顧，命用八佾樂舞，又自制樂章，“迎神曰太和，初獻曰壽和，亞獻曰豫和，終獻曰甯和，徹饌曰雍和，還宮曰安和。”①這個樂章和太廟諸帝享用的樂章完全一樣。
同安陸廟祀相類的事，還有世宗祖母壽安皇太後的喪禮。按楊廷和的安排，世宗既為孝宗之子，其庶祖母的喪禮較嫡祖母應有所減殺，定為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告天下。世宗不遵所擬，服喪二十七日，服除視朝，不鳴鞭，不鳴鍾鼓。世宗還不顧楊廷和的阻擋，將邵太後袝葬茂陵。祭祀是封建皇朝的大政事，然而某些廟祀禮制畢竟屬于皇室私事，楊廷和不可能過分干預。以上事件表明，世宗沒有心悅誠服地接受楊廷和的安排，他在等待合適的時機，推翻其決定。
京師的這些消息給張璁、桂萼極大的鼓舞，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重議大禮，世宗立即納其議，要朝臣集議其事。楊廷和自揣難以維持舊議，于是辭職。楊廷和去後，贊成張、桂觀點的人漸次增多，許多人上疏贊助其說。世宗下詔，命張璁、桂萼入京參加關于大禮的廷議。內閣蔣冕、毛紀，禮部尚書汪俊為了阻擋張璁等入京，不惜作出讓步，改動興王的稱號。嘉靖三年四月，詔稱武宗為皇兄，稱孝宗皇考，稱興王本生恭穆獻皇帝，稱興王妃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後。改動的實質是在興王尊號中加一個“皇”字，雖稱興王為父，卻冠以“本生”二字，以志區別。張璁、桂萼在赴京師途中獲知這一新情況，為了徹底擊敗政治對手，二人毅然上疏請去“本生”二字，指出問題的關鍵，孝其親不在于一個皇字，“惟在于考與不考”①。世宗接到兩人的奏疏，大喜過望，複下詔催促張璁、桂萼等速來京師。張璁等到京師後，“複條上七事，極論兩考之非，以伯孝宗考興獻為正”②。張璁又奏上《正典禮第七上十三議疏》，全面闡述議禮涉及的問題。世宗十分欣悅，特旨擢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不久免去黨附楊廷和的蔣冕、毛紀、汪俊的職務，廷杖左順門哭諫諸臣。三年九月，張璁等議禮諸臣參與廷議，決定稱孝宗和張皇後為皇伯考皇伯母，稱興王為皇考恭穆獻皇帝、興王妃為聖母章聖皇太後。至此，張璁的議禮主張實現了，張璁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由此確立。嘉靖四年，記述大禮議的過程的《大禮集議》書成，後賜名《明倫大典》，張璁進官詹事兼翰林學士。五年七月，升兵部右侍郎。六年內閣大學士賈詠與巡按山西監察禦史馬錄及三法司諸臣涉嫌借李福達案陷害張璁、桂萼及支持議禮的武定侯郭勳，世宗著意保護議禮諸臣，盡換法司官員。世宗命張璁署都察院，桂萼署刑部，方獻夫署大理寺，重新審理李福達案。張璁等盡反其獄，① 《明倫大典》卷九。
① 《明倫大典》卷十三。
② 《明倫大典》卷十三。
並借此案打擊異己者，株連四十余人，史稱大獄。大獄之前，科道尚狎視張璁，欲借京察拾遺之例打擊之，大獄之後，舊黨諸臣都不敢輕視張璁了。改革弊政，抑制宦官張璁掌握了國家監察大權後，立即運用監察之權，改革弊政。他反複申明太祖規定的憲綱，像太祖那樣嚴格地約束官僚集團。首先整頓都察院，對不遵守有關規定、耽誤公事的“河南等道監察禦史傅元等二十員”查催赴部。①又疏請對失職的科道官員進行懲治，嚴格檢查十三道的工作效率，要求各官在規定的時限內將題奏涉及的公事辦完，對辦事拖遝的人員輕則量行戒諭，重則參劾別用。張璁在院，斥去失職的科道官員二十多人，補充以比較廉明和干練的人員，改善了都察院的狀況。正德以來，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三法司非常散漫，竟然到中午才開始辦公，相沿成例。張璁請申飭三法司堂官嚴督所屬，早上散朝後，就各回衙門開始辦公。張璁尤其痛惡官僚的貪汙和行賄，都察院行文京內外各衙門，“敢有仍科派小民饋送京官者，在外許巡按禦史糾察，在內許緝事衙門訪捕，依律治罪”①。張璁執法嚴格認真，打擊了正德以來賄賂之風，史稱“一時苞苴路絕”。嘉靖前期，吏治得到改善。嘉靖六年冬，張璁升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一入內閣，他立即對翰林院的積弊進行清理。正德以來，形成一些陋習，如規定由內閣教習的庶吉士才可進入翰林，其他部門的官員雖有文學才能亦不能入充翰林官員。由是，內閣將翰林職位在門生弟子中遞相授受，形成結黨營私的局面，損害了封建國家的利益。張璁疏請革除此弊，不拘內外官員，只要文學才行出眾，都可以被推薦和召試授翰林之職。同時對現在翰林院官進行考核，將考核不符合要求的二十二人罷黜或外調他職。同時任命大理寺少卿黃綰、福建按察副使張邦奇等為翰林官員。張璁還加強了庶吉士的揀選和考核。
張璁借世宗平台召對的機會，密請撤除各地鎮守中官，其後又屢次請求施行。由外藩入繼帝位的世宗目睹正德中宦寺之禍，在這種特定的條件下，張璁限制宦官勢力的努力得到了成功，先後革去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正德中受中官控制的騰驤四衛改隸兵部，宦官勢力遭到抑制和削弱。
張璁立朝，以身作則，廉潔奉公，不徇私情，即使與同議大禮的霍韜等人亦每因政事相爭，不少假借。張璁對朝廷耿耿忠心，深得世宗嘉許，特賜銀章二枚，文曰“貞良忠一”和“繩愆弼違”。時楊一清為首輔，翟鑾先于張璁入閣，而世宗待張璁禮遇特隆。七年加張璁少保兼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書成，複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官場傾軋張璁利用議禮作為取得政治權力的手段，掌權後，他就致力于政治改革，清理正德以來的弊政。張璁因議禮而獲得皇帝的不次拔擢，一般人視為干進，致使張璁等未能在士大夫中建立相當的威信，當時六卿都是很有資格的人物，他們表表自樹，政治上同張璁保持距離。如胡世甯、王守仁等人，他① 《張文忠公集》卷三《催取風憲官員》，載《敬鄉樓叢書》，民國黃群排印本。① 《張文忠公集》卷三《禁革貪風》。
們在議禮中觀點同張璁基本相同，但卻不願與張璁一起為爭禮而斗爭。對大禮持相同態度的人尚如此，其他的人就不用說了。因之張璁等的改革缺乏深厚的人事基礎，每論事立議，雖其主張明顯的合理合法，卻必定不能在大范圍內獲得推行，加上世宗專制嚴酷，張璁的舉措受到一定限制，改革的廣度和深度都受到影響。此外，張璁還受到“應機玩世，持祿苟安”的庸俗官僚楊一清的牽制。①正嘉之際，楊一清在家閑居，因贊成張璁的大禮之議，得以被薦入閣。楊一清在武宗朝邊功甚著，劣跡也不少。再相後，乘張璁整頓翰林院之機，“送乘間引所厚入院”，又“多循舊弊，用私人，受饋遺”②。于是張璁和楊一清產生嫌隙，進而相構不已。張璁在與楊一清的斗爭中遭到很大的打擊，八年八月，張璁被給事中陸粲論罷，幸而霍韜力為之辯，一清乃致仕，璁得召還，遂任首輔。楊一清始去，張璁又受到夏言的牽制。世宗自大禮議後，以制禮作樂自任，如分祀天地，罷太宗配祀等，夏言在更正祀典上迎合世宗，獲得世宗的信任。張璁自取得政治權力後，集中精力進行改革，並不醉心于禮樂上的繁文縟節，對世宗興作禮樂多所諫正。于是夏言和張璁相軋。十年七月張璁再次被迫致仕，後雖被召還，其改革的銳氣和努力遭到極大的削弱。
張璁和桂萼在議禮時密切合作，取得了對楊廷和斗爭的勝利，執政後兩人都銳意于革弊，但他們卻免不了封建官僚的通病，二人因序位之尊卑發生齟齬，逐漸失去政治上的團結，以致使張璁遭到楊一清、夏言勢力的攻擊而蒙受重大損失。其後，張璁與議禮中的政治盟友桂萼、方獻夫、霍韜、黃綰等無多改善，十四年張璁疾作，屢疏乞骸骨。十五年四月致仕，十八年二月卒，適世宗南巡在承天，聞之傷悼不已。賜諡文忠。璁傳世有《禮記章句》、《敕對錄》、《諭對錄》、《大禮要略》、《欽明大獄錄》、《張孚敬詩集》、《張文忠公集》。
① 支大綸：《世穆兩朝編年史》卷二《永陵編年信史》，萬曆刻本。
② 霍韜：《石頭錄》卷四；《玉堂叢語》卷六。
第二節桂萼均平賦役，屢忤官吏桂萼，字子實，號古山，江西安仁（今江西東鄉東北）人。正德六年（1511）進士，授丹徒知縣，史稱其人性剛使氣，屢忤上官，後調知浙江青田，不赴。用薦起知武康，複忤上官下吏，還遭到禦史白簡彈劾。桂萼不但屢忤上官，他和一般的胥吏書手的關系也不協調，這種情況在封建社會中實屬少見。桂萼在縣任職，非常了解縉紳勢家及豪強地主欺隱土地逃避賦役的情況，深知賦役不均給朝廷的統治帶來的不穩定因素，因之，他積極致力于均平賦役的工作。然而官豪勢家總是通過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把賦役轉嫁到貧苦農民身上。官豪勢家不但通過詭寄、飛灑等諸種手法欺隱土地，又獨占肥沃的土地，卻只按低稅率交納很少的田租，不願為農民“分糧”和“為里甲均苦”①。只要有志于清理賦役積弊改變不公正狀況的州縣正官著手于丈量土地或均平賦役，“勢家即上下夤緣，多方排阻”，使之不能有所作為。桂萼曆次任上，都致力于均平賦役。正嘉之際，他任成安知縣，排除多方阻難，終于完成了清丈土地的工作，成安“原額官民地二千三百八十六頃五十九畝九分”，清丈之後，“均量為大地二千七百八十一頃四分五厘”②。丈地之後，桂萼“計畝征糧，民不稱累”，糾正了當地社民享無稅之田、屯民供無田之稅的不合理現象。桂萼看不慣官場中的貪汙腐化，痛恨勢家豪強和地方官吏上下勾結、在征賦派役中營私舞弊的各種丑行，這就是桂萼屢忤上官下吏的社會原因。正德中，武宗政荒，大臣苟于利祿，士風日下，吏治黑暗，北方劉六、劉七和四川爆發的農民起義震撼了明朝的統治，武宗無子，因之引起了嚴重的統治危機。桂萼滿懷經世濟國之志，銳意革弊，而每被抑挫，他對正德以來的腐敗政治十分憤激不平。
以正大禮而入閣嘉靖初，桂萼由成安知縣遷南京刑部主事。他身在閑曹，卻非常關心國事和政局的變化。當他通過乃兄翰林修撰桂華獲知朝中關于大禮議的斗爭，即贊成張璁的主張。不久張璁被楊廷和黨排擠到南京，桂萼與張璁在仕途上都多次受到挫折，對政治現狀非常不滿，兩人在南京日相討論，研究對楊廷和集團的斗爭策略。
嘉靖二年十一月，桂萼上疏請正大禮，疏中強調指出，宋人范純仁已把預養為嗣的英宗和入繼之主作了區別，而當今皇帝入繼帝位分明是入繼之主，為什麼要遵從為預養的宋英宗而制訂的濮議之禮呢？桂萼還指出楊廷和所議“滅武宗十有六年之統，泯遺詔禪受之旨，而奪興獻帝不可奪之嫡宗，且使興國太後處慈壽皇太後之間，禮莫之盡”①。世宗采納了桂萼的意見，決心重議大禮。
① 《明經世文編》卷一八○，《請修複舊制以足國安民疏》。下引同。
② 《成安縣志》卷三《賦役考》，明刊本。
① 《桂文襄公奏議》卷一《請正大禮疏》，康熙刻本。
桂萼等人上疏激烈地批評楊廷和的議禮方案，世宗又不斷降敕詰責楊廷和，朝官中越來越多的人不再附從，楊廷和自知難以維持，于是辭職。楊廷和既去，贊成張璁、桂萼觀點的人漸次增多，世宗決定召張、桂入京。內閣蔣冕、毛紀為了阻擋張、桂來京，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主動提出在興王尊號上略作讓步，稱世宗父母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和“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後”，但仍考孝宗母昭聖，並請下敕諭停召張璁和桂萼。桂萼、張璁在鳳陽途中接到詔書，桂萼複上疏指出，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皇不皇，惟在于考不考，請在尊號中去“本生”兩字，名正言順地追尊自己的父母。既至京師，桂萼又與張璁聯名上疏，極論兩考之非，指出兩考是一種欺騙，實際上是剝奪皇帝尊奉父母的神聖權利。
桂萼、張璁初到京師，楊廷和黨的勢力尚盛，二人頗為孤立。刑部尚書趙鑒與給事中張翀等勾結，陰謀撲殺桂萼和張璁。世宗通過廠衛偵知其事，立即任命桂萼、張璁為翰林學士，兩人又受到武定侯郭勳的保護。三年七月，由于禮部侍郎何孟春、翰林修撰楊慎等人的煽動和要挾，發生了群臣在左順門哭諫爭禮的事件，世宗杖責諸臣，同時罷免了毛紀、汪俊、何孟春等人的職務。世宗旋即任命贊議大禮的席書為禮部尚書，會同桂萼等齊集廷臣，議定興王尊號，三年九月下詔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後為皇伯母，追尊興王為皇考恭穆獻皇帝，母為聖母章聖皇太後。由于桂萼和張璁密切配合，奮力抗爭，他們的議禮主張得以實現，桂萼等終于通過議禮擊敗楊廷和集團，在朝廷中確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嘉靖四年，桂萼升任詹事，仍兼翰林學士。由于內閣首輔費宏的裁抑，桂萼和張璁雖列名翰林，卻不獲參與經筵，不參與獻皇帝實錄的修纂，不參與教習庶吉士等。費宏去職後，情況才有改變。六年三月桂萼升任禮部右侍郎，是年楊廷和余黨借李福達案傾陷贊議大禮的武定侯郭勳，而欲牽連加罪于桂萼諸臣。世宗痛惡舊黨借事羅織，盡換三法司諸官，以桂萼署刑部，張璁署都察院，方獻夫署大理寺，重審李福達案。會搜查禦史馬錄私書，內閣賈詠及都禦史張仲賢、工部侍郎閔楷、禦史張英、大理寺寺丞汪淵等密謀陷害大禮諸臣的私書被發現。賈詠引罪致仕，其他人則紛紛下獄候審。桂萼密承世宗風旨，認真審理此案，獄詞頗詳。該案最積極的策劃者巡按山西監察禦史馬錄承認犯了故入人罪，于是舊黨利用李福達一案傾陷大禮諸臣的陰謀暴露無遺。桂萼等對該案進行判決，大略言李福達非白蓮教，馬錄仇恨郭勳，構成冤獄，又列出了原來審理此案及與該案有關諸臣的罪過。世宗悉從桂萼所言，將該案編成《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①李福達獲得釋放，馬錄等論戍，其因此案逮系廷杖、戍邊、削籍諸臣凡四十余人。桂萼等以平反有功，受到嘉獎。是年京察，舊黨猶借拾遺之例攻擊桂萼，桂萼疏請斥逐楊廷和在言路的私黨，實行科道互糾，世宗下令速舉。于是京察和互糾罷黜科道十三人。是年舊黨經過兩次重大打擊，一蹶不振。桂萼、張璁的政治地位日益鞏固，贊議大禮的方獻夫、霍韜、胡世甯、李承勳等漸居要職，① 穆宗即位，禦史龐尚鵬據四川蔡伯貫一案，奏稱李福達實為白蓮教魁首，請為馬錄、顏頤壽等平反，《明史》采其說，稱“由是福達獄始明”（《明史·馬錄傳》）。然而同時代的郭子章懷疑龐論（《國榷·嘉靖六年》）。支大綸亦不贊成龐論（《世穆兩朝編年史》）。高拱、張居正堅持認為桂萼的判案是正確的，修穆宗實錄時，居正削去洗雪大獄的詔書和龐尚鵬疏。按高拱持之最力，居正逐高拱，仍在實錄中保留高拱的奏疏（《穆宗實錄》、《萬曆野獲編》卷十八）。
朝局人事煥然一新。
嘉靖六年九月桂萼改吏部左侍郎，旋升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明代尚書兼學士自桂萼始。任禮部甫逾月，遷吏部尚書，獲賜銀章兩枚，文曰“忠誠靜慎”、“繩愆匡違”，和內閣輔臣一樣，桂萼獲得了密疏言事的特殊權利。七年正月，加太子太保。《明倫大典》書成，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八年二月，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預機務。
創立一條鞭法桂萼執政後，發舒多年以來的政治抱負，革除現實社會中的不合理現象，積極主張均平賦役和清丈土地。桂萼久任地方，熟知下情，他悉心研究基層政權下的賦役之法，看到了業已推行的均徭法和十段冊法的局限性。均徭法中的戶等劃分標准很不一致，戶等一樣，而實際丁產可能相去甚遠；戶等一樣就要承擔同等的差役。均徭法行之不久，它的弊病就暴露出來了。再說十段冊法，實施其法必須對各戶丁糧作徹底清理，在此基礎上均分十段，乃能奏效。然而此地十段和彼地十段的丁產仍很難一致，徭役的負擔仍不均平。桂萼根據自己的經驗，向朝廷提出了最新的賦役改革意見。嘉靖九年（1530）十月，桂萼進呈《任民考》疏，提出取消照黃冊派定年份輪役的老辦法，改以一省之丁糧供一省之役。時戶部尚書梁材根據桂萼的建議，規定了新的賦役征法：“合將十甲丁糧總于一里，各里丁糧總于一州一縣，各州縣丁糧總于一府，各府丁糧總于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內量除優免之數，每糧一石編銀若干，每丁審銀若干，斟酌繁簡，通融科派，造定冊籍，行令各府州縣，永為遵行。”①根據桂萼的意見頒布的賦役征法奠定了“一條鞭法”的基本原則。桂萼在改革方面承續了賦和役合並以及化繁為簡的趨勢，把各種役目並為一項，按丁糧一次編定，俱于秋糧征收。桂萼的主張比同時代的十段冊等改革完善得多徹底得多，他的改革方略是明代各類賦役改革的總結。
同桂萼相先後，許多地方行政官員都推行了賦役的改革措施。萬鏜提出賦役的均平應“在縣不止以里論，而當均于一縣。在州不止以縣論，而當均于一州。在府而所均當益廣矣”①。萬鏜所論，限于一府，而桂萼提出了在一布政司范圍內通融科派，均平負擔。不難看出，桂萼創立了一條鞭的賦役征收法則，又以內閣大臣的身份在朝廷中倡導實行，他比同代改革者高出一頭，較之于頑固守舊反對賦役改革的前內閣首輔楊廷和，不啻霄壤之別。②中國封建社會的賦役制度的發展，從兩稅到一條鞭法，是一個劃時代的轉折，桂萼在這個變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在桂萼的賦役改革實踐中，均丈土地是改革的前提條件，桂萼極為重視均丈土地的工作。他認識到只有把欺隱的土地清理出來，登記入冊，朝廷按丁產僉派徭役的原則才能切實貫徹，桂萼多次上疏，強調重新丈量土地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他在《進任民考疏》中指出：“臣聞仁政必自經界始，今之經界存乎版圖。自正統末，天下吏陰壞版圖，諸色田土散漫參錯，難以檢討。”① 《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卷一四一《桂文襄公奏議》卷八《進任民考疏》。① 《西園聞見錄》卷三二，賦役前，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
② 楊廷和為首輔時，曾擬旨反對役法的改革，見《明世宗實錄》卷一四，嘉靖元年五月。桂萼還提醒世宗，勢家豪強總是反對丈量土地，朝廷要下決心，要由有關大員會議其事，訂出實施措施方案，才能有效地完成清丈工作。土地一經清丈，版籍澄清，各種違法行為就難以掩蓋。桂萼丈量土地的主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均丈土地的意義為許多士大夫所認識，世宗朝郭弘化、唐龍、簡霄、顧鼎臣都繼桂萼之後，疏請核實田畝，均丈土地。據各種史籍記載反映，嘉靖年間有許多地方都進行了均丈土地的工作。
宦海沉浮桂萼還積極會同張璁，在嘉靖前期進行政治改革，肅清言路，加強都察院的監察職能，清理翰林院積弊，改變正德以來內閣控制翰林院以及內閣同六部結黨營私的現象。桂萼還用世宗所賜銀章密疏奏事，請“除百數十年弊習，罷還鎮守”①，襄助張璁請撤除鎮守內臣之舉。
桂萼等大禮諸臣以議禮為手段取得政治權力，在論資排輩和等級觀念極強的封建士大夫中，被認為逢君干進。許多重要人物贊成其議禮主張，但在政治上卻同桂萼等人保持距離，如胡世甯、王守仁等。桂萼等在朝中仍顯勢孤力單。此外，守舊派政治勢力雖經打擊，仍尋找機會向桂萼等實施反撲，甚至達到不擇手段的程度。如羽林指揮劉永昌越位妄奏，硬說都督桂勇與桂萼同族，表面上請削桂勇兵權，實則動搖桂萼的地位。舊黨甚至利用星變為言，阻遏改革。
桂萼和張璁在議大禮中密切合作，取得了對楊廷和集團斗爭的勝利，其後又銳意革弊，取得了顯著的政績。入閣後，桂萼與張璁逐漸失和，遭到夏言勢力的攻擊，而使大禮諸臣蒙受損失。在大禮諸臣中，有不少王學的弟子，如方獻夫、黃綰等，桂萼和張璁反對程頤的濮議，對王守仁帶有新傾向的學術思想持包容的態度。桂萼等執政後，推薦王守仁任總督兩廣兼巡撫。桂萼希望對兩廣土酋實現有效的控制，為明朝建立鞏固的邊疆和屏障，防止安南莫登庸的向北擴張。王守仁平定了思州、田州盧蘇、王受的叛亂。為防止歸順的土酋複起叛亂，桂萼要求王守仁久任兩廣，責以撫處三年。會王守仁疾作，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下而徑歸。桂萼惡王守仁不奉行自己的靖邊之策，兩人關系惡化。王守仁死後，桂萼攻擊王守仁並請申禁其學。方獻夫、霍韜又各上疏替王守仁辯解，大禮諸臣意見各不相同，楊一清、陸粲乘隙攻擊，八年八月桂萼和張璁一度被解職，遭受重大挫折。九年四月後被召回入閣，翌年正月引疾乞歸，八月卒于家。贈太傅，諡文襄。桂萼著有《曆代地理指掌》、《明輿地指掌圖》、《桂文襄公奏議》。
① 《皇明經世文編》卷一八○《密論四事》。
第三節楊慎青年入仕，宦途坦達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祖籍江西廬陵，六世祖避元末亂徙湖廣麻城，再徙入蜀，遂居四川新都（今屬成都）。祖父楊春，官至提學僉事。父楊廷和（1459—1529），成化進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1507）入閣，官至內閣首輔。楊慎正德三年（1508）會試下第，入國子監，拔曆而事于禮部，尚書劉宇頗重之。正德六年（1511）舉進士。及至殿試，內閣首輔李東陽“密以制策題示”①，故楊慎“所對獨詳”，于是列名一甲第一，取得狀元頭銜。這次科場作弊，大概做得很秘密，一般人無法知曉，所以沒有發生政治風波。再者楊慎畢竟不是胸無點墨，在京師頗有才名，故未引起人們訾議。日後事露，史家還是把此事記載下來。李贄《續藏書》記載說，京師民眾稱楊慎為“面皮狀元”。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也稱為“關節狀元”。明代以來，實行八股取士，士子為應試而習時文，惟抄襲或揣摩程文以應試。明代科舉答案限在永樂年間纂定的《性理大全》一書之內。成化中禮部右侍郎周洪謨奏請訂正朱熹注“四書”、“五經”之誤，憲宗以《性理大全》一書為天下士子“習學已久”為由，不准更改①。這種科舉考試，不是造就人才，狀元並非就很有學問。許多狀元自及第後即默默無聞，無論政治上還是學術文化等方面俱無大貢獻。再有，殿試時一甲三人的名次確定，也有很大的隨意性。科名高下，往往取決于偶然因素，不關乎才學的高下，狀元亦非必是人才之冠。一甲狀元，例以相貌端正或體貌偉壯者為之，許多文優而因貌寢被改變科第名次的史不絕書。如建文進士王艮廷試本第一，以貌丑屈為第二，遂以胡廣為狀元。有的掉換科第名次的原因非常荒謬，如萬曆進士朱國楨，以名同國姓，且似佳讖②，于是拔為第一。甚至因姓名所用字難認而被任意更換名次，永樂十三年乙未科初拆卷，得第一名陳循，因與考官同鄉，避嫌改置第二，而擢林文秸第一，既而又以秸字難認，于是又改洪英為第一。有的純出皇帝私意，如洪武十八年，本應黃子澄第一，“既啟封，上自以夢故，用丁顯為狀元”，黃子澄反被抑為三甲進士。又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皇帝夢中聽見雷聲，遂拔雷鳴為狀元。不難看出，在封建專制的社會條件下，狀元屬誰全憑帝王及考官的意向。狀元非必真才。
楊慎既中高第，例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巡行于宣、大、榆林諸邊。楊慎上疏切諫，未成，稱病歸。
世宗嗣位，楊慎改經筵講官。武宗崩後，佞幸江彬伏誅，中官為惡者或已服罪，而大珰張銳、于經以納金銀獲免，楊慎借講《舜典》之機，言“聖人設贖刑，乃施于小過，俾民自新，元惡大奸，則無可贖之理”①。嘉靖二年（1523），參與纂修《武宗實錄》，充纂修官。
①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二《科試考》。
① 《萬曆野獲編》卷一四《減場解元》。
② 《萬曆野獲編》卷一五《廷試》。
① 《明史》卷一九二《楊慎傳》。
廷爭大禮，獲罪遣戍嘉靖三年（1524），大禮議之爭又起。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張璁請世宗繼統而不繼嗣，繼而提出伯孝宗而考興獻。楊慎之父楊廷和堅持己議，不贊成世宗改變初議，其在內閣封還禦批四次，前後執奏凡二十余疏。世宗堅持召桂萼、張璁至京重議大禮。楊廷和無奈，致仕歸去。在議禮一事上，楊慎完全站在其父一方，對張璁等的議禮主張大加撻伐。張、桂來京後，被擢為翰林學士。楊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疏，言“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余也”②。表示不願與桂萼、張璁等同列，並以請求罷斥己職相挾。世宗怒，切責楊慎等諸臣，予以停俸處分有差。逾月，楊慎又偕學士豐熙等疏爭議禮。當此之際，楊廷和雖已去職，其追隨者皆居重位，如蔣靈、毛紀、汪俊、何孟春等，在他們的操縱下，詹事、翰林、言路及六部諸司等各部官員具疏，廷爭大禮。世宗將諸臣之疏留中不下。
嘉靖三年七月戊寅，朝罷，楊慎偕吏部侍郎何孟春倡言于眾，要群臣跪哭宮門，給皇帝施加壓力，聽從群臣的意見。楊慎呼籲：“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①楊慎遂與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人在金水橋南攔阻散朝的百官，脅制眾人跪哭諫爭，並威脅說：“今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②于是二百四十余名朝官俱跪伏左順門。皇帝命司禮中官諭眾臣退去，眾人說要得皇帝遵從議禮前議的諭旨才肯散去。諸臣由早晨跪到中午。世宗大怒，命錦衣衛士執豐熙等八人下詔獄。楊慎與王元正撼門大哭，跪伏的眾臣應之，聲震殿庭。世宗益怒，命四品以上官員到午門聽上諭，宣布給予跪伏者停俸處分。又命收禁五品以下官若干人杖之。楊慎服杖之後，又被謫戍到云南永昌衛（今屬大理）。
嘉靖六年（1527）冬，云南尋甸、武定土司安銓、鳳朝文叛亂，流劫于嵩明、楊林、木密等地，進而圍攻省城。楊慎適在戍所，慨然曰：“此吾效國之日也。”于是戎服執戈，帥百余人往援木密。入城後，“與副使張峨謀固守”③。楊慎在滇，時領戎役，或于永昌，或于滬州，或于重慶。楊慎雖身為戍卒，地方大吏及黔國公鎮守中官都很優待他，故楊慎得乘間游曆云南，詠詩為文，以抒其懷。而世宗因議禮一事最恨楊廷和和楊慎，每每向左右索問楊慎的情況，閣臣或以既老且病搪塞，世宗才稍稍放松他。世宗大婚，生皇子等，例行赦免，而楊慎等不能獲得赦免的恩典。楊慎在云南三十余年，除了奔喪等特殊情況，不得隨便奏請還家。根據有關法律條例，戍卒年滿六十者可以請求由子侄替役。六十五歲的楊慎乞求有關衙門准許。而“軍衛及當道皆唯唯，轉相推調”①。楊慎又委托門人走云南巡撫的後門，皆不得要領。地方官雖善視楊慎，但誰都怕皇帝怪罪，不敢越過界限。因之，楊慎有子而壯，卻仍要以衰邁之軀，荷戈趨伍，對于一個曾一度風云于政壇的封建士大夫來說，這是莫大的悲劇和打擊。楊慎年屆七十，私自歸蜀，巡撫急遣四名指揮使逮之，械還。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戍所。隆慶初，贈光祿少卿，② 《明史》卷一九二《楊慎傳》。
① 《明史》卷一九二《楊慎傳》。
② 《明史》卷一九一《何孟春傳》。
③ 簡紹芳：《贈光祿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楊慎年譜》，載《新都縣志》。
① 楊慎：《與同年書》，轉引自《楊慎詩選》第142 頁注文，四川人民出版社版。天啟中，追諡文憲。
楊慎在云南，努力從事于文化學術活動。其一生著述，絕大部分成于云南。楊慎在云南結交廣泛，行跡所至，總是以其為中心聚集一批士人。云南為各族雜居之所，許多少數民族士人也都趨從楊慎。經常與楊慎從游的滇中士人有吳懋、王廷表、胡廷祿、張含、李元陽、唐锜等，稱楊門六學士。上述六人加上楊云山，又稱楊門七子。與楊慎過從甚密的還有白族士人董難和麗江土知府木公。從楊慎在云南的詩文序中可以看出，同他交游的有百人之多。這些士子在楊慎的影響下，砥礪志學，大多取得了成功。楊門六學士之一的大理人李元陽系著名的白族學者、進士，曾為翰林院庶吉士，早年歸鄉，與楊慎唱酬甚密。編撰《云南志》、《大理府志》，元陽還輯刻了不少書籍，可惜大都佚而不傳。
楊慎與望風慕學的云南士人交往中，除了詩文詞曲外，他還致力于經書、史書、子書的研習，甚至還涉足于書畫醫學等領域。楊慎對學問的廣泛學習研究，其著述的輾轉抄錄和傳播，推動了云南文化的發展。楊慎還在臨安等地教授生徒。凡楊慎所至，各族士子皆從游向學，其門生弟子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步。如楊元達敘刻師作《詩話補遺》，梁佐編刻《丹鉛總錄》。洪武中沐英入滇，軍興之際，焚毀圖籍，云南文化遭一大厄。自楊慎在滇，傳播中原文化，培植人才，開啟一代學風，其流風遺教，世代受人景仰。
需要提及的是，楊慎身為戍卒，因役事之間而往來各處，他不可能隨身攜帶許多圖書資料，況且地處偏僻落後的云南，圖書資料也缺乏而難于尋找。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從事文化學術活動，這是難能可貴的事。所以楊慎許多時候和場合下，憑記憶寫作，產生了許多失誤，從而影響其著述的准確和質量。同時，在楊慎身上也不免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某些毛病，間亦有弄虛作假的缺點，但這與他傳播中原文化和在文化學術活動中孜孜不倦的追求相比，始終是瑕不掩瑜。
著作等身楊慎幼承庭訓，甚警敏。既在翰林，見聞益廣。武宗叩問疑義，眾不能答，楊慎廣征博引，一一作答。嘗奉使過鎮江，謁見楊一清，閱所藏書，叩以疑義，一清隨口成誦，楊慎十分驚異，于是克服松懈自滿情緒，愈加肆力于古學。既戍云南，戎余多暇，書無所不覽，嘗以自己的親身體驗告訴他人說，“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①。由于楊慎勤于學問，史稱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其“詩文外，雜著至一百余種”。清代修《明史》時，尚有許多楊慎的著述還未刊出。近人根據新都升庵祠堂藏書、《四川省圖書館書目》、《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四庫全書總目》、《古今圖書集成》、《新都縣志》、《新都年鑒》、叢書《函海》、《升庵合集》、《絳云樓書目》、《文瑞樓書目》、《顧修彙刻書目》、《益部談資》、《萬有文庫》、《叢書集成》等統計，楊慎著作則有四百種左右。①這是一個粗略的統計，佚而不傳的亦在其中，其中有重複的書目，因為楊慎的著述經多次刊刻和編輯，有一些書名是後人分類的類目，而並非升庵著作① 《明史》卷一九二《楊慎傳》。
① 參閱陳廷樂：《簡輯楊升庵著述評選書目》，載《昆明師范學院院報》。的原名。
有的是他人的著作，也有偽托楊慎所著，這些尚待進一步考證和清理。
目前全國各圖書館、博物館等文化機構或私人藏書中，可見到的楊慎著述，包括楊慎所撰、所編、所輯、所選、所評注、所批點的共約一百三十四種。②還必須指出，署名為楊升庵的著作中，有一些並非楊慎所撰，有的是刻書之誤，張冠李戴，有的是有意偽托。這些情況有的已經考證出來，有的已露痕跡，尚待進一步清理。如清代胡蔚把明人倪輅所撰的《南詔野史》列為楊慎的著作，並為之作序。此本初刻于乾隆，再刻于光緒，原版存云南省圖書館，印本流傳頗廣，故世人皆以為楊慎撰《南詔野史》。近人的《叢書書目彙編》亦將該書列為楊慎著作，即編者以訛傳訛而編入之。③又《滇載記》一書，今各家均以楊慎之作目之。近人方國瑜研究結果表明，此書非楊慎所作，據《滇載記》嘉靖二十二年刻本，該書有姜龍的序，姜龍字夢賓，嘉靖初以副使任云南兵備道，《明史》有傳。姜龍與慎極相友善，楊慎初來滇，姜龍適在任上，龍于五年解職，楊慎有詩文記頌其政，姜龍歸後，二人亦詩文日相往來。姜龍原序說：“（龍）俄起廢承乏邊圉，楊子用修由侍從論時事忤旨，謫戍博南，相得甚歡。暇則相與稽古問俗，茫然莫溯其源，漫索之民間，得敝帙于故博士張云漢氏，曰《白古通》。白，即僰從省也。其事怪，其詞鄙，蓋滇地與身毒密邇，漢使之入也，假道于彼，則其怪也，有所蒙襲，無足究者。其書不著作者姓氏，亦不審昉于何代，意其經幾譯，而後屬之書，文何由雅也。余輒以慁楊子，芟薙蕪陋，括以文章家法，成一方之志，詞旨簡奧，足補史氏之闕。”①結合其他史料考較，該序表明，楊慎與姜龍稽古問俗，時在嘉靖四年，刪正其書，亦在該年。姜龍解職後，攜該書歸，與陸粲共賞而校刻之，在嘉靖二十二年。姜、楊從張云漢處得到的《滇載記》，已從僰文《白古通》屢經譯述，轉為漢文。姜龍所得即為已譯述為漢文之本。惟其詞鄙陋，經楊慎芟薙蕪陋，括以文章家之法，稍加整理而已。再從《滇載記》的內容看，有的史事出自《白古通》，有的錄自漢文史籍，乃編纂之書。且該書未經仔細考校，多有粗疏錯訛，如言南詔王會隆立于會昌十三年，會昌僅六年，何言十三？此書出自楊慎，當不至此。再從該書刊行情況看，陸粲最早刊行。收入叢書，則為嘉靖二十三年陸楫的《古今說海》最早。陸楫刻此書時，削去姜龍之序。後輾轉傳刻，亦無姜序。楊慎于是捏造作書經過，言其由僰文《白古通》、《玄峰年運志》翻譯而成。萬曆《云南通志》為之鋪張宣揚，于是，點竄前人之作而據為己有的事實遂不為世所知。
梁啟超曾經指出，楊慎撰述文章很好，但手腳有點不乾淨，喜歡造假。①也就是說，楊慎的治學態度頗不嚴謹。如其雜著中的《漢雜事秘辛》，不著撰人名，楊慎自序述云，“得于安甯州土知州萬氏”。明人沈德符指出，此乃楊慎所偽作，許多學者也持相同看法。②楊慎著述中的杜撰、附會等不實之處，在明代就有人進行清理過，如何良俊《四友齋叢說》、沈德符《萬曆野② 參閱《楊升庵研究論文集》，楊升庵博物館、新都縣楊升庵研究會編印，1984 年。① 參閱《云南史料目錄概說》卷四《滇載記》；王文才、張錫厚輯：《升庵著述序跋》上卷《滇載記》。① 參閱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評語》。
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二“子部小說家類三”。
獲編》都有一些記載。明人陳耀文撰《正楊》四卷，系統地考正其誤。據近人研究，楊慎著述多成于云南，但其所記與云南有關者，除詞章外則甚少。惟《滇程記》記其入滇之經曆。所撰《云南山川志》，簡略而無足取，世人因重其人而屢刻其書。其《丹鉛總錄》以博雅著稱，其中關于云南史事者僅數條而已，且大多錯誤，殊無價值。有的人認為楊慎對云南地方史事頗有研究，這實在是一個錯覺。蓋楊慎有關云南所作，大多詩歌詞章，或乘雅趣而發之，有裨史事之著作則極少。③一般來說，楊慎的學術性著述可分為五種類別，第一類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為後世學者所重視，如《轉注古音略》、《異魚圖贊》、《滇程記》、《古音駢字》等。《轉注古音略》尤見功力。顧炎武撰《唐韻正》時，引用了很多楊慎的材料。《異魚圖贊》則被認為可以與宋祁之《益部方略》相頡頏。①第二類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書本身在體例、內容、征引等方面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和錯誤。如《奇字韻》，慎作該書時，對漢唐學者的研究成果似乎不曾注意，因而大大降低了該書的價值。屬于這一類的書還有：《古音叢目》、《古音列要》、《古音余》、《古音附錄》、《水經注碑目》、《譚菀醍醐》、《丹鉛總錄》等。
第三類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書，如《經子難字》，其書上卷是楊慎讀諸經義疏所記，有《易》、《詩》、《書》、《三傳》、《三禮》、《爾雅》，下卷是讀諸子所記。楊慎讀書時“或摘其文句，或摘其字音，絕無異聞，蓋隨手雜錄之文，本非著書”②，其孫楊宗吾“過珍手澤”而編帙成冊，這樣的書當然沒有什麼價值。又如《六書索引》，楊慎著此書時，其所征引“不注所出者，十之四五”③，使人們不得不懷疑它的可靠性。類似的還有《謝華啟秀》、《檀弓叢訓》等。
第四類是他人之作，如《滇載記》、《別本家禮》。《別本家禮》題作楊慎撰，實乃丘濬之《家禮儀節》。④類似的還有《廣夷堅志》、《翰苑瓊琚》、《詞林萬選》等。
第五類是楊慎的偽作。如《漢雜事秘辛》，清初學者胡震亨指出，該書的內容與漢代典章制度不符，雖楊慎複生，也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與胡震亨意見相似的還有姚士粦、沈士龍、王謨等。⑤《漢雜事秘辛》雖然是偽作，然而其文字佳麗，描寫精細，頗有生氣，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具有文學作品的感染力和欣賞價值，不以史作目之，可劃屬文學史上傳奇小說的范疇。楊慎的偽作還有《石鼓文音釋》，據楊慎稱，《石鼓文》拓本得于李東陽之手，李東陽告之曰“我猶及見東坡之本，篆籀特全，音釋兼具”云云①。③ 參閱《云南史料目錄概說》卷四《南園續錄·滇載記》。
①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一五“子部譜錄類”。
②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三“經部小學類存目一”。
③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三“經部小學類存目一”。
④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五“經部禮類存目三”。
⑤ 參閱胡震亨：《漢雜事秘辛跋》，姚士粦：《漢雜事秘辛跋》，沈士龍：《漢雜事秘辛跋》，王謨：《漢雜事秘辛跋》，均轉引自王文才、張錫厚輯：《升庵著述序跋》。
① 楊慎：《錄石鼓文音釋序》，參閱《升庵著述序跋》。
後來陸深、朱彝尊等學者發現了楊慎作偽的明證②，又李東陽猶歎惜“拾闕補殘能幾何”，怎麼能有“篆籀特全”的東坡拓本送給楊慎？很明顯，《石鼓文音釋》是一部偽作，這樣的偽作則毫無價值。
楊慎的詩歌在明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嘉之際，明詩由台閣體轉向李夢陽等的前七子時代。李夢陽、何景明等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在文壇上影響極大。楊慎受詩法于李東陽，他在貶謫云南之前，即與何景明訂交，論詩談藝，而頗有異同。楊慎不贊成李、何等人專崇盛唐的主張，認為應上溯漢魏六朝及初唐，從中汲取營養。楊慎善七律、七絕，其詩或自然清麗，或綺藻麗辭，或雄渾蘊藉，追蹤漢魏六朝，仿佛三唐，取得較高的文學價值。總之，楊慎獨立于前七子之外，獨樹一幟。尤其貶到云南後，接近人民群眾，詩的風格和內容更臻至境。前七子之後，複有後七子之興起，論明詩者，多著墨于一代文學的主流，于楊慎的文學思想和創作實踐，有所忽略。
總之，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傳播先進的漢民族中原文化乃是楊慎的主要曆史功績，同時楊慎還是一位詩人、文學家，一位知識廣博的學者。
② 參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四三“經部小學類存目”，《石鼓文音釋三卷》。第二十四章嚴嵩徐階高拱第一節嚴嵩《明史》稱嚴嵩“無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①這個結論概括出相當一部分事實，但不是全部。一方面，並非一意媚上，嚴嵩得罪世宗之處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對政事頗多議論，特別是對正德年間的政治有所批評。這兩方面也都應引起注意。
入閣之前嚴嵩（1480—1565），字惟中，號勉庵、介溪、分宜等，江西分宜人。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學習聲律，少年聰慧，善于作對。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聯：“關山千里，鄉心一夜，雨絲絲。”他隨口應對：“帝闕九重，聖壽萬年，天蕩蕩。”②對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1498），中鄉試；十八年（1505），中進士，列二甲第二名，選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讀，初露才華，閣臣李東陽在內的不少士大夫“咸偉其才”①。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編修。不久，以病請歸，在分宜縣境內的鈐山隱居讀書，有十年左右②。劉瑾執政期間，在焦芳的挑唆下，對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針，特別提出“毋得濫用江西人”③。嚴嵩辭官與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聯系，但他長期養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響。
嚴嵩在鈐山過著相對平靜和清貧的生活。據他自己說，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數口攜家食舊貧”④。“近知理俗事，學種南山田”⑤，這也是他當時生活境況的寫照。在鈐山時，李夢陽曾經拜訪過他，贈詩曰：“問奇頗類揚雄宅，醒酒真輕李相莊。”⑥嚴嵩和詩為：“地僻柴門堪系馬，家貧蕉葉可供書。鶯花對酒三春暮，風雅聞音百代余。”⑦過著這樣的田園式生活，“頗著清譽”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嚴嵩還朝複官。複官之初，嚴嵩對朝政多持批評之論，他多次提到，“正德間，天下所疾苦莫如逆豎妖僧”⑧。對于武宗的其他許多做法，他也持批評態度。關于運楠木北上，他寫道：“今湖南運殿材巨楠數千株，聯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圍丈余，長可五十尺，誠天地① 《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② 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五《嚴分宜》。
① 嚴嵩：《鈐山堂集》，崔銑序。
② 據《明史》本傳。嚴嵩自己則說：“臥痾鈐山閱八稔。”
③ 《明武宗實錄》卷五九，正德五年正月己卯。
④ 嚴嵩：《鈐山堂集》卷二《感述》。
⑤ 《鈐山堂集》卷二《乙亥年雪》。
⑥ 李夢陽：《空同集》卷十八《題嚴編修東堂新成》。
⑦ 《鈐山堂集》卷三《奉酬空同先生垂訪》。
⑧ 《鈐山堂集》卷三六《太子少保吏部尚書恭肅周公墓表》。
間奇聲。然此木一株，山伐陸挽水運至此，費數百金矣。”①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幾個月之後，嚴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讀，署掌院事。嘉靖四年（ 1525），升國子監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為止，可以說，世宗對他並沒有特別注意，也沒有跡象表明，他積極參與了嘉靖初期圍繞議禮而展開的激烈斗爭。盡管他也寫過“濮園儀禮伸輿論，代邸崇恩本聖情”②，盡管他在南京任官，與同在南京的張璁、桂萼有接觸的機會，他與桂萼同是江西人，兒子與桂萼之子同延請一師等等。嚴嵩與桂萼有詩書往還，多所頌揚，這在士大夫中極為普遍，不能作為加入黨爭的憑證。③當時反對內閣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贊成皇帝尊崇興獻王的主張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門的官員。議禮一案，給他們創造了改變地位的極好時機。嚴嵩在最顯貴的翰林院任職，沒有與張璁、桂萼等采取同樣的行動，是合乎邏輯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數翰林官，堅決擁護以楊廷和為首的舊官僚集團的主張，而取審慎的態度。與批評正德朝政相比，這時的嚴嵩在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顯的變化。他將利祿看得重了，常說起“祿不逮養，學未有成”④之類的話，也有人批評他，任祭酒時就不清白了⑤。
嘉靖七年（1528），嚴嵩以禮部右侍郎步入上層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廣安陸（今湖北鍾祥）監立顯陵碑石。還朝後，嚴嵩上了兩道奏疏。一道奏疏敘述了河南災區的情況，稱“所在旱荒，盡食麻葉、樹皮，饑殍載路。市易餅餌則為人所攫取，子女鬻賣得錢不及一飽，孩稚至棄野中而去。聞洛陽、陝州、靈寶諸處尤甚，人相殘食，旬日之內報凍死二千余人”①。另一道奏疏敘述了途中所見祥瑞，稱“白石產棗陽，有群鸛集繞之祥”，“碑物入江漢，有河水驟長之異。”立碑時，“燠云釀雨”，“靈風颯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記之。②一呈祥瑞、一報災異，反映了嚴嵩既有阿諛聖上的一面，又有關心民情的一面。兩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結果。對于前一疏，世宗批道：“這地方既災傷重大，將該年勘過有收分數起運錢糧暫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後帶征，其余災輕地方照例征解。”③對于後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誠不可泯。依擬撰文為紀，立石垂後。”④進獻符瑞，是世宗所樂于接受的，救災安民，是當年的世宗所關心的。可以說，這一次外差，使嚴嵩得到世宗的欣賞。
後來的幾年里，嚴嵩先後改任戶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禮部尚書，兩年後改南京吏部尚書。嘉靖十五年（1536），嚴嵩赴京朝覲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由于世宗對議禮的重視，① 《鈐山堂集》卷二七《西使志》。
② 《鈐山堂集》卷七《奉近慈聖歌》。
③ 嚴嵩：《曆官表奏》卷九《奏乞休致》。
④ 嚴嵩：《振秀集》卷一“予少孤多病..詩”。
⑤ 徐學謨：《世廟識余錄》卷五。
① 嚴嵩：《曆官表奏》卷一《使過河南見所在災荒奏》。
② 《明世宗實錄》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③ 《使過河南見所在災荒奏》。
④ 《明世宗實錄》卷九六，嘉靖七年十二月丙申。
禮部尚書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顯赫，往往成為進入內閣的階梯。嚴嵩和世宗的接觸開始頻繁起來。據他自己說，當時世宗忙于同輔臣及禮部尚書等制定禮樂，有時一日召見兩三次，有時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約四里，乘車驅隸弗及，往往是單騎疾馳。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請獻皇帝廟號稱宗，以入太廟。朝中大臣，包括嚴嵩在內，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問》，嚴厲質問群臣。嚴嵩盡改前說，並且“條劃禮儀甚備”①。獻皇帝入廟稱宗之爭，是大禮議的尾聲。嚴嵩在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學會了如何應付性情乖僻多變的世宗。
勤勉加上溫順，嚴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當時在西苑值宿並不時得到召見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勳、成國公朱希忠、駙馬都尉崔元、閣臣夏言和顧鼎臣，以及禮部尚書嚴嵩，嚴嵩作為世宗親信的地位被確定下來。
角逐廟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輔夏言革職閑住，嚴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仍掌禮部事。這是他經曆第一場重大斗爭所取得的結果。
夏言是江西貴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嚴嵩曾為該科會試的同考官，兩人有師生之誼。夏言以議禮貴，比嚴嵩早發達。他建議立南、北二郊，實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賞識，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給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禮部尚書。入閣以後，他推舉嚴嵩任禮部尚書。因有引薦之恩，夏言對嚴嵩傲慢無禮，以門客視之，兩人關系迅速惡化。而此時，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滿。嚴嵩適時地利用世宗的不滿，攻擊夏言，更使世宗下決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輔翟鑾因事削籍，嚴嵩成為首輔，先後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少傅、太子太師、少師，獲得了文臣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地位。但這並不是說，他的地位就完全鞏固了。
威脅仍然來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幾上寫下“公謹”（夏言字）二字，表現出對夏言的眷戀之情。嚴嵩聞知此事，主動提出，“故輔臣夏言可詔用”①。或稱，世宗複思夏言，是因為“微覺嵩貪恣”。
夏言再次成為首輔，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嚴嵩。凡有批答，他獨自擬稿。凡是他憎惡的官僚，或與嚴嵩親近的官僚，一概逐斥。嚴嵩知世宗眷寵所在，噤不敢言。
與夏言相反，嚴嵩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對世宗一直保持謙恭的態度，並注意不讓世宗感到他在獨執朝政。他曾聲言：“臣每次獨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議，竊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贊，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②在生活細節上，他也頗為留意。他後來對徐階講過一個故事：“貴溪再相，每閣中令饌，不食大官供。家所攜酒肴甚豐飫，器用皆黃金，與某日共案而① 《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① 于慎行：《穀山筆穀》卷四。
② 《明世宗實錄》卷二九五，嘉靖二十四年閏正月戊辰。
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對，乘二載未嘗以一匕見及。”③這種情況反映給世宗，他自會有一番想法。謙恭，不但是嚴嵩打敗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長期維持世宗恩寵的主要手段。
直接導致夏言失敗的因素是“複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陝西三邊總督曾銑議複河套，夏言極力支持。世宗本來也贊同此議，對持反對意見的官僚嚴加訓飭。但在朝廷一片“複套”的呼聲和積極籌辦之中，他又改變立場，提出一系列疑問：“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積，預見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變化未必由嚴嵩引起，而嚴嵩的機會卻由此而得。他立刻聲稱，“複套”之議不當，且借機攻擊夏言的專擅：“臣與夏言同典機務，事無巨細，理須商榷，而言驕橫自恣，凡事專制..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于夜分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①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嚴嵩又利用掌管錦衣衛的都督陸炳與夏言的矛盾，總兵官仇鸞與曾銑的矛盾，聯合陸、仇二人，確立夏言與曾銑交結為奸的罪名，置他們于死地。
夏言死，嚴嵩與仇鸞的矛盾開始激化。仇鸞曾被曾銑彈劾，逮捕下獄。
他在獄中與嚴嵩約為父子，請嚴嵩子嚴世蕃為他起草彈劾曾銑的奏疏。曾銑被殺，仇鸞有寵，不甘心為嚴嵩掣肘。他上密疏，揭發嚴嵩與嚴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視。嘉靖三十一年（1552），嚴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當隨同其他閣臣入西苑時，也被衛士攔阻。他回到宅中，與嚴世蕃相對而泣。所幸仇鸞不久病重，陸炳乘機把刺探到的仇鸞的不軌行為向世宗彙報。世宗立即收回仇鸞的印信，使他憂懼而死。皇帝和首輔間的芥蒂自然消除。
嚴嵩相繼除去了政敵夏言、仇鸞，朝中一時無與匹敵，但他深知世宗對大臣的猜忌心理，為了保住他的權位，他對所有彈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殘酷的打擊，輕者去之，重者致死。沈鍊、楊繼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鍊（1507—1557），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嘉靖十七年進士。《明史·沈鍊傳》說他“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然頗疏狂”。名士徐渭也贊“以奇驚一也”，始補府學生，以文奇；始知溧陽，以政奇；擢經曆錦衣衛，以諫奇；最後，謫斥為民，以憨奇。①他上疏，羅列嚴嵩十條罪狀。主要指責嚴嵩“要賄鬻官，沽恩結客”，“妒賢嫉能”，“陰制諫官”，“擅寵害政”，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實。嚴嵩由此大恨，反擊說沈鍊在知縣任上犯有過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處分，一來避考察，二來取清名。世宗被打動，謫發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罵嚴嵩父子為常，嵩聞之大恨。嘉靖三十六年（1557），嚴世蕃囑咐新上任的巡按禦史路楷和宣大總督楊順合計除沈，許以厚報，“若除吾瘍，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蓮教徒閻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楊、路列上沈鍊的名字，經兵部題覆，沈鍊被殺。②楊繼盛（1516—1555）字仲芳，號椒山，北直隸容城（今屬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任兵部武選司郎中。他上疏論嚴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頭疼的北邊安危與嚴嵩聯系在一起；又說，去春雷久不發，主大臣專政，③ 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卷七《簡傲》。
① 《明世宗實錄》卷三三二，嘉靖二十六年正月癸未。
① 徐渭：《徐文長三集》卷二五《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② 《明史》卷二○九《沈鍊傳》。
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說與嚴嵩聯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內容主要仍是貪賄納奸，結黨營私，打擊異己。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結尾處寫道：“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這就犯了大忌。一來，世宗聽信道家者言，根本不願見二王；二來，藩王不當過問政事，詢問二王是何用意？史載：“嵩見召問二王語，喜謂可指此為罪，密構于帝。帝益大怒”，遂將楊繼盛送鎮撫司拷訊。①為殺楊繼盛，嚴嵩故意將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禦史張經和李天寵之後，一並奏上。世宗報可，嚴嵩就輕而易舉地殺了楊繼盛。
嚴嵩被論，主要在貪賄和攬權方面，而特別是攬權。雖然一時未起作用，但潛在的影響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對嚴嵩產生惡感，曾經提出的這些重大問題會促使他早下決心。因此，言官對大臣的彈劾，也是一種形式的較量。在與夏言的較量中，嚴嵩主要依靠他的謙恭，而在與言路的斗爭中，他更多是依靠對世宗心理的揣度。
議處政事嚴世蕃，號東樓，是嵩之獨子，自視為天下才。史稱，嚴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實際上，對許多重大問題，嚴嵩還是在不斷發表自己的見解，有時甚至是與世宗相左的見解。
對災情和賑濟災區的事務，嚴嵩仍然關注。如吳鵬奉旨賑濟南直隸受災地區，他起草的敕書寫道：“命爾前去會同彼處撫按官及營田都禦史，督同該府州縣官，將被災人戶查審以完，計口給賑，如前項銀米不敷，即查各府州縣預備倉糧，及在庫無礙銀兩相兼支用，分投給散，務使貧民各沾實惠，毋致里書人等侵留作弊。”①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與世宗討論賑濟問題，又談到：“請以太倉米數萬石平價發粜，或可稍紓日前之急。其山東、河南等處當多發臨、德二倉米給賑。”“發米出粜，雖米價稍平，但四處饑民有身無一錢者，未免仍坐斃道路。請于十萬石內以八萬石出粜，濟在京軍民，二萬石敕戶部委官運赴城門外各廠，每早召集饑民，人給一升，庶得並沾實惠。”②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縣旱荒，民眾乏食，嚴嵩還將世宗所賜銀二千余兩買稻谷五千余石陸續賑濟饑民。嚴嵩說，這樣做是為了“以廣聖澤”③，或者說，是為了維護明朝的穩定。
北邊的民族關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問題之一。從借收複河套的爭議殺夏言、曾銑，到“庚戌之變”，不過兩年時間，而嚴嵩又一再告誡主持戰事的兵部尚書丁汝夔不要輕戰。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輕戰是嚴嵩的一貫思想，而非出自權宜。他對北邊形勢的認識從來是不樂觀的。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剛剛入閣不久，嚴嵩與世宗談論邊事：“臣以為虜寇不足患，惟中國久安，武備久弛，將領非人，兵力單弱，糧餉缺乏，邊圍空虛而民不① 《明史》卷二○九《楊繼盛傳》。
① 嚴嵩：《直廬稿》卷一《敕刑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吳鵬》。
② 《明世宗實錄》卷四○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戊戌。
③ 嚴嵩：《曆官表奏》卷十三《請立橋建名額》。
見征，法令不嚴而將帥不肯用命，功過不明而上下相為欺蔽，使虜得以窺我虛實，此深可患者也。”④疏論中對“擇大將”、“募壯勇”、“足糧餉”、“嚴法令”、“信賞罰”等問題均有精采的論述，最後歸結為：“此數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見諸實行者，無乃未得其人歟？誠得人，以視國如家為心，以之擇將必無私舉，以之募兵必得實用，以之處糧必無空乏，以之定賞罰必無輕縱。”世宗讀後連連稱歎，說它是“探本窮源”之論①。盡管言之壯烈，嚴嵩的基本主張仍是守險。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與世宗討論北邊形勢，他的守險主張更加明確。世宗問：“北虜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歲一驅逐，今如遵舉一行，可歟？”嚴嵩無關痛癢地頌揚了世宗“聖謨弘遠”一番，然後說：“今時非前比，只嚴督將臣守禦，自可無事。巡驅之典似不必盡同于昔也。”②出于守險的需要，嚴嵩對邊牆十分重視。嘉靖三十六年（1557），韃靼一部逼近永平、遷安等處。他提出：“須將各口原修未竟邊牆，作速修補堅固”，“須嚴敕督撫官遍閱已修者，增堅未修者，作速修完，務在實行。”③對于各邊糧餉，嚴嵩也很關心。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區豐收。嚴嵩說：“近聞大同頗熟，銀一兩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時發銀該鎮，令趁時糴買，備半年餉。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來春二、三月時，米價騰貴，銀二兩才可得米一石耳。”④對于倭寇問題，嚴嵩也發表過不少見解。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對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說：“倭寇之起，因閩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眾盛，遂起狂謀。去歲只在沿海侵犯，今則各地深入。據報，真倭數不滿千，皆系漳溫近海賊徒結伙導引，一如北虜我逆之導也。”⑤這也是當時相當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擴大統帥的權限。他認為，數年來東南戰事不利，“皆本之銓曹及督撫諸司懷欺不忠，號令不一，寡謀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給總督胡宗憲的敕諭中宣布：“其在軍門及行軍之際不用命者，武職自參（將）、游（擊）、都指揮以下，許以軍法從事；副總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殺賊；文官四品以上指實參究，五品以下徑自拿問。”①胡宗憲對平定倭寇海盜起了不小的作用，嚴嵩的信賴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嚴嵩在建儲問題上的表現最得官僚們的稱贊。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沒有確立太子的情況下，安排裕王朱載垕（即後來的穆宗）、景王朱載圳婚事，詔于各府舉行婚禮。嚴嵩不同意。這雖是先年親王舊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淺窄，出府未免與外人易于相接，在親王則可。今日事體不同，臣等再三計之，實有未安”。他認為可以“俱留在內成婚，亦于保護為便”。世宗不客氣地問：“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說來。”嚴嵩回答：“儲貳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雖應得者亦懷危疑。府第連接，僅隔一牆。從人眾多，情各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慮者也。先朝④ 嚴嵩：《曆官表奏》卷二《論邊事》。
① 《明世宗實錄》卷二六五，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辛巳。
② 《明世宗實錄》卷三四六，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庚寅。
③ 《明世宗實錄》卷四四六，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己丑。
④ 《明世宗實錄》卷四六三，嘉靖三十七年八月壬戌。
⑤ 嚴嵩：《曆官表奏》卷十二《計處倭件（二）》。
① 嚴嵩：《直廬稿》卷一《敕諭兵部左侍郎兼左僉都禦史胡宗憲》。
有太後在上，有中官、東宮，體勢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後不在，至親惟有二王，卻俱出外，此在聖躬不可不慮者也。”②一年以後，嚴嵩又進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為首務。臣叩奏密對，屢以為請，聖衷淵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頸颙望，謂此大事，置而不講，臣等何以辭其責！請及開歲之首則告舉行。”③這是嚴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說此論“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複請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對此事的評價卻頗為公允。對嚴嵩素無好感的官僚徐學謨說：“嵩此論既慮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慮二王在外主勢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廢言也。”①世宗崇信道教，嚴訥、郭樸、李春芳、袁煒等人都因為善寫青詞而入閣，被稱為“青詞宰相”。嚴嵩也善于撰寫青詞，但他經曆了多次官場上的權力斗爭，對朝政自有一番見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詞宰相”。
盛極而衰嚴嵩的權勢超過了他以前的任何一個閣臣。他在位時，“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為父。其後，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②。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其他官僚對嚴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殘破。分宜當國妄奏寇平。時徐文貞（階）為次相。其子仰齋入都，將謁分宜。文貞恐其應答差訛，商議兩日夜，始參謁。分宜無他所問，惟訊江南倭寇若何。仰齋答云：‘勢甚猖獗。’分宜不懌。文貞知之，率仰齋請罪，始釋然。”③嚴嵩對嚴世蕃的寵愛和放縱，幾乎是有文必錄。他以東樓（嚴世蕃別號）稱呼兒子，這在明代恐怕沒有第二例了。至于對家人，嚴嵩也並非一味放縱。有一個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僉事，嚴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責。後林一新入賀京師，嚴嵩對他“甚加敬禮”①。但由于嚴嵩的權勢過大，嚴府的仆隸亦成為士大夫結識的對象。管家嚴年號萼山先生，公卿“得與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謂榮幸”②。因此，對于嚴世蕃和嚴府家人的作為，嚴嵩當然是負有責任的。
嚴重的是，嚴嵩的傲慢態度在世宗面前漸有顯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書吳鵬致仕，嚴嵩指使廷推他的親戚歐陽必進。世宗厭惡此人，見名單大怒，擲之于地。嚴嵩上密啟，“謂必進實臣至親，欲見其柄國，以慰老境”③。世宗礙于情面，答應了他。嚴嵩密啟的內容傳出，許多官僚大為吃驚，有人說他“與人主爭強，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④。幾個月後，世宗命歐陽必進致仕，是對嚴嵩的嚴重警告。
② 《明世宗實錄》卷三九三，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壬辰。
① 徐學謨：《世廟識余錄》卷十七。
② 于慎行：《穀山筆麈》卷四。
③ 李紹文：《云間雜識》卷一。
①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三○《嚴嵩傳》。
② 于慎行：《穀山筆麈》卷四。
③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大臣恣橫》。
④ 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卷八《惑溺》。
這一年嚴嵩八十二歲，對許多問題不能正常進行思考和判斷，或許和年齡有關。如十月，永壽宮火災，他請世宗暫徙南城離宮，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間被軟禁的地方，這當然使世宗很不高興。應付世宗本來就不容易，何況是垂老之人。嚴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從嚴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參政。嚴嵩接到世宗的詔書，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親信徐階，嚴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一次道教活動決定了嚴嵩的命運。世宗召徐階推薦的方士藍道行入禁中，常使預卜禍福。一日，嚴嵩有密劄言事。徐階事先通報藍道行，藍道行降神仙語，稱：“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嚴嵩的密劄，一生信奉道教、禮拜神仙的世宗對他究竟是忠是奸發生了疑問①。正在一內侍處避雨的禦史鄒應龍聽到這個消息，認為是個好時機，上疏論嚴嵩父子不法狀。結果，嚴嵩被勒致仕，嚴世蕃先是發戍，後以通倭罪被殺。籍沒嚴嵩家，上報金三萬二千余兩，銀二百余萬兩，另有珠玉寶玩數千件②。但抄收上來的家產，不及十分之三③。抄家牽涉面很廣，“江右小民，瘡痍數十年猶未複”④嚴嵩回到江西，盡管他曾為家鄉父老做過一些好事，卻晚景淒涼，“死時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吊者”。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終年八十六歲。⑤嚴嵩的詩文主要收在《鈐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編為《曆官表奏》，草敕被編為《直廬稿》，詩被編為《振秀集》等。唐順之說他“于詩文，各極其工”⑥。楊慎稱贊他“字字皆詩，句句有味”⑦。這些評語或許太過，但嚴嵩的著作對于研究他本人，對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別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無疑有重要的價值。
① 于慎行：《穀山筆麈》卷四。
② 徐學謨：《世廟識余錄》卷二五。
③ 《明世宗實錄》卷五四九，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丁丑。
④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八《籍沒二相之害》。
⑤ 焦竑：《國朝獻征錄》卷十六《大學士嚴公嵩傳》。
⑥ 唐順之：《鈐山堂集·序》。
⑦ 《振秀集》卷下，楊慎評點。
第二節徐階謫官與“早達”
徐階（1503—1583），字子升，早年號少湖，後號存齋，松江華亭（今屬上海市）人。祖上一直受耕不仕，到他父親徐黼才補了個邑的掾史（衙役），後升為宣平（今屬浙江）、甯都（今屬江西）縣丞。徐階五歲隨父任上，親眼目睹父親處理公務的謹慎和辛勞，這對他一生都有很大影響。十六歲時，華亭知縣聶豹見他聰敏早慧，讀書用功，十分器重，“引為同志”，並向其講授王陽明的良知之學。當時，王陽明心學風靡天下，鼓動海內。徐階深受其影響，他還常與王陽明弟子歐陽德一起切磋學問。徐階的才學受到當地“諸賢長者交口稱譽”①，在縉紳中小有名氣。嘉靖元年（1522），徐階中式應天，次年，又以第三名中進士，時年才二十一歲。
徐階“為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②。入謁時，內閣首輔楊廷和見他翩翩年少，氣度不凡，十分喜愛。授翰林編修，參與經筵講授、預修《大明會典》及祀儀等機務。嘉靖三年丁父憂後，仍複原官。
嘉靖九年（1530），世宗更定大禮余興未衰，又准備黜孔子王號，易像為木主。首揆張孚敬迎合上意，佯交臣下討論。大臣們“相顧懾讋，亡異同者”，唯徐階獨持異議，提出黜孔子王號三不必、五不可，據理反對。張孚敬很不高興，詰問，你這不是叛我嗎？徐階回答說：“叛者生于附者，階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①。世宗以不奉詔罪徐階，將他謫為福建延平推官。
由京官貶為邊遠地方一個小小的七品刑獄官，這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但當時的徐階並不以為然。他對人說：“宦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礪我不淺。”于是單車馳往福建。到任後，他平反冤獄，釋放久系牢獄的囚徒三百余人；又力糾猾吏侵吞錢糧，打擊盜賊；更定輸銀法；針對當地風氣不淳的弊端，他主張拆毀淫祠，創辦鄉社學，並親自為諸生講授聖賢之學，“因病設方，隨問而答”②，很受歡迎。但延平山多田少產薄，民生極為艱苦。自鄧茂七起義以後，幾經兵燹，饑疫相繼，生齒日耗，而官府賦役卻有增無減。徐階再勉力而為，作為一小小推官也無力改變那里的貧困面貌。至此，徐階才深為自己“以狂愚見斥于朝”，結果流落到窮山僻壤，失去了更大作為的機會而後悔懊喪③。
嘉靖十二年（1533），遷黃州同知，未到任，又擢浙江僉事，管理和監督省以下的地方學校。十五年（1536）升江西按察副使，仍督學政。在此期間，他勤于職守，“歲周行郡邑必遍，大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為先”④。江西是王陽明的發祥之地，他去後“大推明其學”，先後培養了許多進士，其後① 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國朝獻征錄》卷十六。
② 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國朝獻征錄》卷十六。
① 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② 徐階：《少湖先生文集》張真序。
③ 參見《少湖先生文集》卷三四《祭叔父谷易府君文》。
④ 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成為朝廷名宦者也為數不少。
嘉靖十八年（1539），皇太子出閣挑選宮寮，徐階被選為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這對他來說是一個重大轉折。不久，他又升為國家最高學府的主管官——國子監祭酒。當時吏風士習頹壞，吏士中“奔競成俗，賕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為欺罔”①。徐階盡力擺脫這種不良風氣對學校的影響。他將學生分為“淑”、“慝”兩類，循循善誘，發揚優秀，懲勸不良，勉勵他們不斷向上。所以諸生“人人感激，相戒勉”。嘉靖二十二年（1543），徐階擢為禮部右侍郎，兩年後改吏部右侍郎，時年四十三歲。以這種年齡佐銓，時人視為“早達”②。徐階躊躇滿志，也更謹慎用事，嘗“榜戒語于堂自警”。過去吏部大臣身居要職，多驕矜傲慢者，接見庶官，都不與深談，“以示嚴冷”。徐階以為，這樣做是不能真正考察和識別人才的。他常親自找庶官、下屬交談，向他們“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冀以窺見其人”③，以掌握各級官員的優劣。這種折節下士、平等和藹的做法，博得一致好感，庶官都願與他傾心交往。徐府一時賓客甚盛，車馬盈門。吏部先後幾任尚書，如熊浹、唐龍、周用等也都雅重徐階，凡事與之商量，托以肺腑。徐階在縉紳中聲名日著。他曾多次代掌吏部，推薦任用了宋景、歐陽德等有政績、有才干的優秀長者。二十六年（1547）他受命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翰林庶吉士，官階不高，然而翰林院卻是國家優秀人才的薈集之處，朝廷遴選閣臣的重要場所。徐階擔負的實際是培養國家棟梁和一代儲相的重要職責。在教育中他吸收和發展了王學中“知行並進”的合理主張，以為知之就要行。因此他“雖名不廢課習，而脫去所謂駢麗帖括之舊，推所真得于身心者訾娓說之，又間勗以國典民事”①，以有關國計民生的策問為施教的重要內容，為國家培養了一批經世之材，以致出現如張居正這樣卓然稱名臣者。他本人身體力行，在施教中，“以躬行為實際，以經濟為真銓”，“故直發于事業，光明俊偉，非俗儒所可仿佛。”②這正是他不同于一般學者之處。
與嚴嵩的斗爭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徐階進禮部尚書。世宗自二十一年遇宮婢之變後，移居西苑，一心玄修求長生之術，不僅到處建壇齋醮、濫興土木，盡民脂膏而不知恤，而且疏于朝政，長期不上朝視事，以致部院大臣也多年不得見面。為逢迎世宗崇信道教，朝臣競相爭上符瑞祥物、供奉青詞，冀求邀寵。世宗極為看重齋醮青詞，“工者立超擢，卒至入閣”，好些人因此發跡，成為“青詞宰相”③。徐階侍帝左右，也廁身其列，所獻青詞很得世宗賞識，不久即被召入無逸殿直廬，並得到飛魚服、尚方珍饌等賞賜。一次吏部尚書員缺，廷議首推徐階，世宗因不願階離開左右，竟不允。徐階雖受寵于① 夏燮：《明通鑒》卷五七。
②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一，卷五《早達》。
③ 焦竑：《玉堂叢語》卷二《銓選》。
① 《玉堂叢語》卷六。
② 李贄：《續藏書》“內閣輔臣”《太師徐文貞公》。
③ 《明史》卷一九三《袁煒傳》。
帝，但對其一味修煉、不理朝政的做法也感擔憂。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世宗進行規勸。莊敬皇太子死後，照例應重新立儲，徐階奏請冊立太子。世宗對此卻有隱私：當時兩子裕王、景王，他內心偏愛景王而序次當立裕王，究竟立誰頗犯慮。又自己正求長生之術，不欲言繼嗣，故而不聽。徐階深知其隱，仍接連五次上疏奏請，並在裕王、景王的當冠、婚禮及開講等問題上，堅持先裕王後景王的次序，“帝不懌”。不久，世宗想把在宮變中對己有恩的方皇後袝入太廟，自為一世，下禮部議。徐階以“女後無先入廟者”為由，婉言相抗，禮科給事中楊思忠附和于他。世宗聞後大怒，“督責階甚峻”。其時，世宗又派他前往邯鄲，為呂仙洞落成齋醮祈福，階“心知其非”而“不欲行”。為此，世宗“內銜階”甚。徐階見狀，想起謫官延平的教訓，遂改變前議，惶恐謝罪。世宗尚不滿足，借故對楊思忠發難，廷杖並斥為民，“以怵階”。正在這時，權臣嚴嵩又趁機落井下石，讒言徐階，說他“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①。徐階深識自己處境艱危，只得收起鋒芒，一面謹事嚴嵩，一面更加精治齋詞，以求寬容。這一時期，他的許多諭對及密疏，均“商及齋醮及服食穢褻，俱未免迎合”②。
徐階為部臣時，也是嚴嵩權勢熏灼之際。“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群臣“畏嵩甚于畏陛下”③。徐階由夏言薦舉而提擢。嚴嵩與夏言爭權，曾置言于死地而代之，自然十分忌諱徐階。徐階受寵，嚴嵩心懷憎恨，時時設法擠階。當時徐階“度未可與爭”，遂處處提防，“屈己事之，凡可以結歡求免者無所不用”，甚至“以附籍、結姻以固其好”④，求得安生。
嘉靖二十九年（1550），發生“庚戌之變”。原居住在河套地區的蒙古韃靼人在首領俺答的率領下，控弦策馬，進掠內地。八月突破古北口，直逼京師門下。京城告危，廷臣相顧失色。這時徐階以直廬之便，奏請世宗立即釋放被囚的原總兵周尚文及參將戴綸、歐陽安等，讓他們帶兵擊敵，“彼蒙殊恩，必肯出力”①，同時請調遣京城駐兵分守各門加強防衛。徐階又力請世宗視朝，召見群臣，“使中外仰知皇上留意兵事，各自奮激”②。世宗一一從徐階議，並委派階巡視京城九門，犒勞各地勤王將士，激勵斗志。當俺答提出與明朝通貢的要求，世宗問計于嚴嵩、徐階。嚴嵩認為俺答的目的是擄掠，搶足了自會離去，“不足患”。徐階則認為，目前“寇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而且俺答又貪得無厭，“許則彼厚要我”，不能草率處之。不如“請遣譯者绐緩之”，我在暗中加緊准備，“援兵集，寇且走”③。世宗交廷議，國子司業趙貞吉激言反對通貢之議，謂允貢是喪權侮主之舉，影射階等為奸邪之臣。群臣肅然不敢多言。未幾，俺答飽擄而去，世宗遂罷徐階議，宣布“弗許貢”。“庚戌之變”暴露了嘉靖朝在軍事、邊備、將領等方面的朽潰腐敗。嚴嵩黨① 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②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八《諛墓》。
③ 《明史》卷二○九《楊繼盛傳》。
④ 于慎行：《穀山筆麈》卷四《相鑒》記：“會吳中有島寇，華亭即卜宅豫章，佯為避寇之計，有司為之樹坊治第，附籍江右。..江右士大夫皆講鄉曲之誼，于是分宜（嵩）坦然不複介意。又，徐階將長子璠之次女配給嵩子世蕃幼子。
① 徐階：《世經堂集》卷七《禦虜事宜》。
② 《世經堂集》卷二《請還大內並召見大臣計議邊事》。
③ 《明史》卷二一三《徐階傳》。
羽大肆貪賄軍餉，使士卒苦于饑饉；各路將帥多是勳貴大臣，平時溺于宴樂，遇事“不足以倉猝應戰，不足以慷慨立功”；羽林禁衛，則“參中貴之蒼頭”，游手好閑之徒“廁身兵籍，濫食數丁”④。對此，徐階陸續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軍事主張。他力主以驍勇善戰的將領取代各勳貴將領，讓他們“各量與萬人或數千人，使各以己意操練，居則自守一方，出則自當一面”，先後又薦舉了聶豹、何棟茲、周益昌、劉大章以及俞大猷等一大批名將。他密疏參劾了縱敵進犯的大將軍仇鸞，打擊了賣國貪奸者的氣焰。針對各地為擴充兵源亂征濫募的現象，他建議“推二三將官（與地方官）同往，聽其精選，選迄就會統理操練..如各地將自募家丁之法，庶得實用也”①。仇鸞為總兵時，曾令各地增派進京入衛士卒。仇敗後有人提議減少京衛人數。徐階認為不能“懲咽而廢食”，現在邊防很虛弱，京師防衛力量不能減弱，還應加強。他親自視察京師營衛，訪得不少人掛名軍營卻在市井販鬻或在衙跟官，營衛士卒有其名而無其實，深感“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②。于是提出裁冗汰弱，嚴明賞罰的主張，“就各營中汰去老弱數千或萬人”，以“所汰之糧兌操練之賞，則賞可施而罰可行”，使“能者自勸，怯者自奮”③。他在督察各地勤王士卒時發現“延安卒善戰而云中（大同）卒善牒”，遂建議用兵時要注意發揮各地軍隊的特點，“各取所長”④。宣化大同一帶因長期受韃靼侵擾，生產遭到破壞，米麥踴貴，軍民苦于饑饉，常相繼逃亡，因而使邊備益虛，徐階積極建議用平輸法調劑邊方缺糧的矛盾。麥熟時在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收買糧食數十萬石，自居庸輸往宣府，紫荊輸往大同。這樣，不僅能解決那里的饑荒、穩定當地的糧價，更安定了人心。“世宗大悅，密令傳諭行之”⑤。在加強邊備，整飭軍務問題上，徐階還提出嚴懲有司和軍隊首領貪奸，以貪奸贓款濟邊及在戰術上不輕易出戰、堅守禦敵等一系列的主張與措施，從而使西北邊防上的緊張得到了舒緩。
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階加少保，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之後因辦事多稱旨，不斷晉升。第二年進勳，為柱國，加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學士；三十五年加少傅，錄子為中書舍人；三十八年以一品考滿九載，璽書褒諭，賜宴禮部，並改兼吏部尚書。
在此期間，東南沿海倭事告急。多年來，朝廷對倭寇一直采取姑息態度，尤其是嚴嵩，更以安撫為名，任倭擄掠搶劫，甚至縱容包庇通倭官員，打擊陷害抗倭將領，助長了倭寇的氣焰，使入騷愈演愈烈。嘉靖三十一年以後的三、四年里，僅浙江軍民被倭寇殺害的就有數十萬人，侵擾范圍也已深入到松江、蘇州、常州等府所轄各縣及長江沿岸之南通、海門、太倉等地。這一帶正是國家財賦重地。世宗便以倭寇“所蹂躪多階鄉，而階又曉暢軍事”，問計于階。徐階對倭寇長期不息騷擾自己家鄉早就痛恨不已，他力主發兵抗倭。當時兵部擬發三千羸卒去應付差事，徐階力言不可，上疏稱：用兵之道，首在當計發與不發，“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變》。
① 《世經堂集》卷二《答邊事》。
② 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③ 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④ 李贄：《續藏書》卷十一《太師徐文貞公》。
⑤ 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以取勝”，現在敵侵我財賦重地，怎能“量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向倭賊？”①兵部于是改發六千精兵往赴。不料在一次進剿中軍隊遭敵伏擊而大潰。有人趁機追徐階發兵之咎。徐階卻從中看出了軍隊不能克倭的一個重要原因。于是從容為言，指出：用兵固然主要在將帥督撫，但也必須地方有司的有力配合支持。“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軍隊和地方應該通力合作才對。但今皆不然，地方有司對戰事極不負責，究其原因，則是朝廷賞罰不公，“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甚至城潰失守，守令也“僅左降”而已。文官又“推升行取率有常期，奔競鑽利積成習俗”，當遇有戰事，他們“惟思脫去地方，無有任事之態”，“不複博求禦城之計”①。這種精神狀態，怎麼能期望他們與武將通力合作，一致禦敵呢？因此，徐階力促兵部立即會同法司援據大義，“改定文官失陷城池之罪”。城池失陷，文官應與武官同樣治罪，以激勵和增強地方有司的責任感。同時他十分重視將帥的作用、注意選用優秀將領抗擊倭寇。嘉靖三十三年（1554）在倭寇入騷最嚴重的時候，徐階向統領抗倭的江南總督張經推薦了俞大猷，說俞“素稱將才，望公諸凡與謀信和任之，毋使■人肆其讒間，緊要緊要！”②俞率領廣西瓦氏兵多次大敗倭寇，使敵聞風喪膽。不久，俞大猷升浙江總兵官，兼轄蘇松諸軍抗倭，徐階還以書信向他授計：“望公就華（亭）上（虞）二縣鄉兵中選其便舟楫者教之水戰，其奔走矯捷者教之陸戰。如二舟用兵百人，常以松人二十，配漳人八十，俟二十者教成可用，漸增松人，漸減漳人，庶足為永久之利”③，以此來改變地方依靠客兵作戰的現象。徐階責有司、重將權的思想，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時人亦稱他“老成謀國，自有超世俗之見”④。
其時，嚴嵩貪賄擅權依然如故，徐階雖恩寵有加，然猶不及嚴嵩，所以仍小心處之，不露鋒芒。嘉靖三十四年（1555），兵部員外郎楊繼盛怒劾嚴嵩十大罪五大奸，震動朝廷，但被嚴嵩下錦衣衛獄。楊在疏中語及徐階，說他“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⑤。徐階並不記恨，反而暗中佑楊，並以“危語動嵩”，使嚴嵩有所收斂。之後禦史錦宗茂、給事中張翀等又相繼文章劾嵩，嚴嵩盛怒欲嚴治之，徐階卻“薄其罰”，為此嚴嵩大恨，疑是徐階在背後指使，因此，“幾株及階”。徐階被迫稱病，杜門謝客。三十八年，嚴嵩又以私仇殺總督侍郎王忬，並欲加害其子世貞。徐階以力相救，王世貞“德之入骨”①。徐階以這樣的方式與嚴嵩相抗，並保護了一大批朝廷直臣。此時，嚴嵩已年滿八十，老態顢頇，辦事多不稱旨。而徐階“益勤于應制筆劄”，“上久而察知階忠廉，有所咨詢，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階”②，徐階終于取代了嚴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四十年（1561）階兼太子太師。是年春，西苑永壽宮火災，世宗徙居玉熙殿住，嫌該殿低下狹窄，欲有所營建，問計于嚴嵩。嚴嵩卻請移南城離宮。南城乃英宗遜位受錮之地，帝“大① 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① 《世經堂集》卷二《請以兵事責有司》。
② 《世經堂集》卷二三《複張豐洲總督》。
③ 《世經堂集》卷二三《與俞總兵》。
④ 《玉堂叢語》卷四。
⑤ 《明史》卷二○九《楊繼盛傳》。
① 《萬曆野獲編》卷八《內閣》。
② 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不樂”，又問徐階。徐階揣知帝意，便回答說，昔日營建三殿時尚有不少余材，正可用來修建新殿，“可計月而就”。他推薦工部尚書雷禮來主其事。世宗准其議，並命徐階子璠“兼工部主事，督其役”③。不三月宮成，世宗大喜，賜名萬壽宮，即日徙居。以徐階忠謀，再進少師，蔭一子。徐璠亦超擢為太常寺少卿。而與此同時，嚴嵩子嚴世蕃貪橫淫縱的惡行被揭，世宗“心惡之”，朝廷上下彈劾嚴氏父子的聲浪日高，“嵩乃日屈”。徐階與嚴嵩力量的對比起了根本變化。嚴嵩預感到前景不妙，便“置酒邀階，使家人羅拜”，希望徐階能翼護之。徐階卻不理睬④，他覺得驅嚴時機已經成熟。
重吏治、薦賢才、通言路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階串通方士藍道行，借用乩仙，說嚴嵩是當朝最大的奸臣，而且必須由皇帝親自正法。之後徐階又策劃讓禦史鄒應龍上疏，極論嚴氏父子的不法行為。世宗令嚴嵩致仕，將其子嚴世蕃交大理寺審理，後謫戍邊地。世蕃不久逃回原籍，繼續橫行鄉里。徐階又親自出謀劃策，指使有司控告世蕃通倭謀變，帝怒令斬于市。嚴嵩也坐大逆罪削籍為民，沒其家。
晚年的世宗，依然晏處深宮，修仙煉道，不理國務，而且健康日趨下降。內閣首輔實際上掌握著國家最高權力。四十一年，徐階登首揆席後，有心對國事做一番力所能及的改弦更轍。他在世宗賜給的原嚴嵩的直廬牆上榜書三語：“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①，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治國施政方針。在處理政務、行使權力的票擬中，徐階倡導“事同眾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百弊生”②的原則，有事多與同僚商量，一改前任專斷獨行的惡習。他常勸誡世宗，“采輿論利便者白而行之”。每當世宗討厭禦史抨擊過當，欲有所行遣時，“階委曲調齊，得輕論”③。他以嚴嵩為例，諫告世宗識人要沈慎。他說，“自古人心難測，蓋有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者”，但大奸大詐之人也不是絕對不能識別的，只要廣聽納，縱然窮凶極惡，深情隱匿也是可以發現的。他規勸世宗，“凡有言則必詳加詢察，事大而言實，則行之；其不實者，..事大則亦薄其責而容之”①。使言路有所疏通。
徐階十分重視吏治，以為“惟用人論其材，不當專論資格”。嘉靖末年兵事頻繁，士風卻“以媚奉奔競為賢，以驍勇質直為劣”，將帥不能禦敵入邊。徐階推薦起用馬芳、胡鎮等人，說他們雖起于行伍，目不識丁，但謀勇慣戰，能帶兵殺敵，應該重用②。兵部尚書楊博在禦虜方面有所作為。一次俺答進兵通州，楊博因世宗忙于修煉，未敢報。徐階及時幫助楊博調兵遣將，作出周全安排，驅走了入犯之敵。世宗怒楊博不早報，欲嚴治，徐階力為博③ 《明史》卷二一三《徐階傳》。
④ 《明史》卷三○八《嚴嵩傳》。
① 王世貞：《大學士徐公階傳》。
② 《明史》卷二一三《徐階傳》。
③ 《明史》卷二一三《徐階傳》。
① 《世經堂集》卷二《答知人諭》。
② 《世經堂集》卷二《又答兵事》。
辯解，保護了楊博。抗倭名將譚綸、戚繼光等，在張居正當政時得到了充分的信賴和重用，實際在徐階任首輔時已有機會施展各自才能了。當俺答屢屢入犯，明軍節節失利時，徐階通過門生、工科給事中吳時來的舉薦，請譚、戚二將，練兵薊州。他又讓已進入內閣的張居正主持整頓薊遼宣大邊政。徐階還親自與譚、戚“面論”，細議殺敵辦法，建議以南兵之術培訓北兵，熱情支持他們運用火器打擊敵人，保衛邊防。徐階主持內閣數年，北虜南倭雖沒有完全平息，但也未曾擴大事態，這不能不說與徐階任用一批優秀邊將有關。
徐階對文臣的選擇極為謹慎嚴格，對吏部尤為重視。一度為他信任的吏部尚書歐陽安，後貪賄徇私，徐階即請上罷之。後任嚴訥告退，有人薦舉工部尚書董份接任。徐階以董是嚴嵩黨羽，亦貪狡無行，不議，堅決起複在家守制的郭樸。對于有作為的直臣、諍臣，徐階很是愛護。四十五年（1566），海瑞上《治安疏》，激烈指斥世宗缺失，“帝恚甚，欲殺之”。徐階一面寬慰世宗：“臣等聞主聖則臣直”；一面為海瑞開脫，說瑞只“欲沽一直諫之名耳”①，數次上疏力救，才使海瑞免于一死。徐階先後引薦嚴訥、李春芳、郭樸乃至以後的高拱、張居正等較賢明或有作為的大臣入閣，這對當時及後一階段政治上的穩定和發展有很重要的作用。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世宗子景王朱載圳死，徐階奏奪景府土田、湖陂數萬頃，還之于民，“楚人大悅”②。翌年，他請求取消嚴嵩走狗鄢懋卿為巴結主子、邀功請賞所增加的鹽課四十萬金，使恢複舊額，給鹽民鹽商以生路，鄢也被逮問法辦。徐階“當國後，緹騎省減，詔獄漸虛”③，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使經濟有所發展。
同時，徐階對世宗迷信方士、一意修真的做法，也開始了有力的諫勸。
方士胡大順等勸帝餌金丹，徐階力陳其矯誣，後來胡大順伏法。方士熊顯進長生藥，徐階極勸，止帝服食。世宗欲建雩壇、興都宮殿，病中尚欲巡幸興都，徐階都力諫止之。
世宗死，徐階以碩德元老與張居正密謀，草擬遺詔。遺詔的主要內容是：一、祖宗舊典斟酌改正；二、自世宗即位至今建言（包括“大禮議”大獄中的）得罪的諸臣，存者召用，歿者恤錄，見監者即先釋放複職；三、方士等人查照情罪各正刑章；四、齋醮、采買等項不經勞民之事悉皆停止。①這份遺詔假托世宗的反省自責，也曲折反映出徐階對自己某些行動的否定，及他重整綱紀、複興社稷的決心。遺詔一出，朝野一片稱頌，將其與楊廷和草擬的世宗登極詔相提並論，視為嘉靖朝始終盛事。然而他草擬遺詔僅與尚未入閣的張居正密商，卻沒有與同列高拱、郭樸共議，尤其高拱，是新朝君主的座師。因此招來了高、郭的不滿，並引出了以後的紛爭。
徐階故鄉華亭，是江南富庶的大鎮之一，嘉靖中葉後，那里工商業發達，尤其是紡織業，幾乎戶戶都聞機杼之聲，“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作為一朝重臣的徐階，其家在鄉里發達起來，成為領先之戶，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徐階子弟璠等卻借勢蔭官，橫行鄉里，引起民憤。他們在蘇松占奪土① 《世經堂集》卷三《答傳繼諭》。
② 王世貞：《嘉靖以來首輔傳》卷六《高拱傳》。
③ 《世經堂集》卷三《論兩淮鹽銀宜照舊額》。
① 《世經堂集》卷三《視草遺詔》。
地二十四萬余畝，並雇用眾多織婦，“歲計所積，與市為賈”②，霸占市場，置產之多，令人駭異。當地百姓紛紛告狀。
隆慶元年（1567），早與徐階結怨的高拱“令禦史齊康劾階，言其二子多干請，及家人橫里中狀”③。郭樸也以徐階草擬的遺詔“謗先帝”參階。徐階上疏極力申辯。身為先朝元老，徐階權勢大大高于高拱，九卿以下反而交章彈劾高，稱譽並挽留徐。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高拱引疾歸田，齊康被斥，郭樸也乞身而去。徐階雖然取勝，但畢竟受到打擊。隆慶二年初，他一度稱病請假。
在這次徐高爭斗中，穆宗“未嘗有意棄徐”。不過，對言官如此著力為徐說話，輿論幾乎是一面倒的情況，頗覺不悅。他依賴內閣，卻又不敢太信任他們，于是轉而寵幸內侍。他命中官李用等分督團營，建立自己的耳目網絡。徐階力陳不可。由宦珰督導的南京振武營兵屢次發生嘩亂，徐階命禦史解散之，並逮治了為首者，再一次得罪宦官勢力。二年春，穆宗欲游南海子，徐階又諫不可，更增添了穆宗的不滿。徐階感到自己處處受到掣肘，欲干不能，頗為氣餒。當給事中張齊以私怨參劾他時，徐階再次乞休，穆宗有意棄他，于七月准其致仕。徐階結束了十七年閣臣、包括七年首輔生涯。九月初回到原籍。他在自家堂上貼了“庭訓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慚惶”①的對聯，不無事業未竟卻身離政壇的遺憾心理。
宦海余波，晚年著述隆慶三年（1569）十二月，高拱再起，他對徐階仍耿耿于懷。此時海瑞正為禦史中丞兼應天巡撫。吳中饑荒，海瑞決定“勸借富室”，自然連及當地產業最為龐大的徐府。他逼迫徐階退田過半，並遣散徐府一大批家奴，以振鄉里。于是高拱“倚海為股，以齪華亭”。徐階對海瑞的行動，表面應從，暗中卻玩耍花樣，捐款僅“以數千界之”；退田又“以父改子”，設法抵制；又以自己曾柄國日久之便，“以一尺之書走長安故人”，買通秉筆太監馮保，重賄吏科給事中戴鳳翔，唆使他們參劾海瑞。海瑞的行動確實打擊了徐家為富不仁的行為，使鄉民大受鼓舞，但在江南鄉官縉紳的聯合攻擊下，瑞仍罷官而去。只是高拱報複徐階並未過癮，隆慶五年（1571）中又起用原蘇松兵備蔡國熙“以跡階”。蔡治階兩子充軍，一子革職為民，籍田數萬畝①。子孫們牽階衣號泣，徐階無可奈何地說：“吾方逃死，安能相活”②，處境十分狼狽。但他終不甘願罷休，遂利用張居正對高拱施加壓力，自己也修書，從統治集團內部的利害關系上，說服高“分棄前惡，複修舊好”。最後，高拱作出一定妥協，擬旨謂對徐階及其子的處理“太重”，“令改讞”。不久高拱去位，張居正為首輔，徐階的罪名化為烏有，“災難”也徹底平息。
此後，徐階一直以著述打發日子，“並其前後積而為言者以屬梓”③。然② 于慎行：《穀山筆麈》卷四《相鑒》。
③ 清嘉慶《松江府志》卷五三《古今人物傳·徐階》。
① 《萬曆野獲編》卷八《內閣對聯》。
① 談遷：《國榷》卷六七。
② 《穀山筆麈》卷四《相鑒》。
③ 《世經堂集·陸樹聲序》。
而他仍關注著國家大事，“挈其生平所為經綸蓄積者，盡以屬之居正”④。張居正在日後的改革中提出“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也是從徐階“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等施政方針中汲取了合理成份。當居正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時曾自述：“人咸謂居正能，而不知蓋有所受之也”⑤，這里即指曾大大得益于徐階。萬曆十年（1582），神宗使使存問，賜諭優渥。次年閏二月，徐階病死故里，時年八十周歲，贈太師，諡文貞。
徐階文風質樸，作品“直寫胸中所見，而凡一句之奇、一字之險者亦必刊而去之”⑥。他早年著作有《少湖先生文集》七卷。晚年彙集成冊的著作為《世經堂集》二十六卷，“上自經濟，下迨酬應，鴻钜纖曲，體裁各備”①。內有奏對、視草、序、志、銘、策、辯、書、詩等等。
④ 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文集七《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⑤ 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文集七《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⑥ 《少湖先生文集·張真序》。
① 《世經堂集·陸樹聲序》。
第三節高拱高拱（1513—1578）字肅卿，號中玄，或中元。河南新鄭人。嘉靖四十五年（1566）入閣、參機務，隆慶元年（1567）辭官。三年再起，以內閣大學士掌吏部，五年任首輔。六年六月去職。高拱是明中葉有才干的政治家之一。
入閣及首次下野高拱祖籍山西洪洞，先祖為避元末亂遷徙新鄭。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高魁，成化年間舉人，官工部虞衡司郎中。父親高尚賢，正德十二年（1517）進士，曆任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陝西按察司僉事等，至光祿寺少卿。高拱受到嚴格的家教，“五歲善對偶，八歲誦千言”②。稍長，即攻讀經義，苦鑽學問。十七歲以“禮經”魁于鄉，以後卻在科舉道路上蹉跎了十三個年頭，才考中進士，選為庶吉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授任翰林編修，九年考滿，升翰林侍讀。三十一年（1552）裕王（後來的穆宗）開邸受經，高拱首被當選，進府入講。此時皇太子已歿二年而新儲未建，裕王與其異母兄弟景王都居京城，論序當立裕王，而世宗似矚目景王。裕王前途未卜，朝廷上下，猜測種種、議論紛紛。高拱出入王府，多方調護，給裕王很大寬慰。
當時，內閣首輔嚴嵩、次輔徐階，正互相傾軋，抵牾日著，高拱泰然往返于二人之間，未見有所厚薄。兩人因高拱為裕王講官，以後騰達有日，故也頗器重于他，有時甚至避讓幾分。時嚴嵩權勢熏灼，絲毫得罪不得，高拱卻不十分顧忌。一次他以韓愈“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詩句，調侃嚴嵩在見其鄉袞、下僚時的傲態，嚴嵩聽了不僅不怪罪，反而為之破顏①。在嚴嵩、徐階相與推薦下，嘉靖三十七年（1558）高拱遷為翰林侍講學士。
高拱在裕王府邸度過九個春秋，于嘉靖三十九年升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九年里，高拱講授經筵，敷陳剴切，謹慎用事。裕王深受教益。二人建立了深厚的王臣、師生關系。高拱離王府後，“府中事無大小，（裕王）必令中使往問”，裕王還先後手書“啟發弘多”、“懷賢”、“忠貞”等字贈賜②。翌年景王入藩之國，裕王為嗣的地位開始明朗，因而高拱與裕王的這層關系，不僅使高拱的上司、同僚對他刮目相看、趨之若鹜，而且也奠定了以後他在政治上大大發揮作用的基礎。
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高拱升禮部左侍郎兼學士。次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他數次主或副主會試，所撰科舉示范文章頗見稱道。但一次在進題中“以字嫌忤上意”，幾乎有所行遣。徐階出面辯解，才使事懈③。四十四年，景王在藩薨，裕王地位確立。高拱升禮部尚書，召入直廬，並以青詞見寵，得賜飛魚服。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階薦舉，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② 高拱：《高文襄公文集·列傳·大學士高公諱拱傳》。
① 見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下，卷二六《謔語》。嵩為江西人，明代俗號江西人為臘雞頭。②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見《國朝獻征錄》卷十六。
③ 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見《國朝獻征錄》卷十六。
高拱相貌瑰奇，為人豪爽有才略，又頗自許。甫入閣，即欲展抱負示才。當時世宗久居西苑，大臣率以召入直廬為榮，閣事有所不周。世宗因諭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首輔徐階及“青詞宰相”袁煒以不能離開世宗須臾為由，不去閣中辦公。高拱對徐階說：“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春芳）、郭（樸）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①李春芳雖早入閣，但對徐階向來十分恭謹，“側行傴僂若屬吏”。郭樸與高拱同時新入閣，且都由徐階薦舉，似應對階更為謙卑。拱卻言直如此，徐階“拂然不樂”。高拱與郭樸又同為河南鄉曲，“兩人相與歡甚”，徐階知後也不悅，因此芥蒂漸結。未幾，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奏劾高拱。先是高拱因年過半百膝下無子焦慮萬分，遂將家移至西華門附近，直廬時常偷偷回家與妻妾團圓。一次聽說世宗病情危急，高拱急忙把自己直廬內的書籍、器物等盡行取出。胡應嘉因此奏劾：“拱輔政初，即以直廬為隘，移家西安門外，夤夜潛歸”②，“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為歸計，此何心也”③。高拱大懼，幸世宗病篤，未加深責。但高拱以胡應嘉為徐階鄉人，其奏劾又是徐階擬旨報世宗的，故疑胡應嘉受徐階指使，增添了對徐階的不滿和怨恨。四十五年（1566）十二月世宗死，徐階與自己的門生、剛充當裕王府講官的張居正密草遺詔，卻不與同列謀議。詔下，高拱、郭樸惘然若失。高拱以自己是新帝肺腑之臣，卻對遺詔渾然不知，因而與徐階構怨更深。穆宗即位後，徐階以碩德元老仍居首輔位，旋又引張居正入閣，高拱心不能平，在論登極、賞軍事、去留大臣是否請上裁決等問題上，數與徐階抗爭，矛盾日趨表面化。隆慶元年正月，胡應嘉謫外，言路認為出于高拱指，于是群起交章攻之。給事中歐陽一敬奏劾尤力，將高拱比作蔡京。高拱怒甚，請徐階擬旨責杖奏劾者，徐階不應。高拱被迫求退，穆宗不允。徐階屈于皇帝的意思，也擬旨慰留，但絕無譴責言官，高拱越發生氣，一次公開在閣中與徐階舌戰。高拱攻擊說：“公在先帝時導之為齋詞以求媚。宮車甫晏駕而一旦即扳之。今又結言路而逐其藩國腹心之臣，何也？”詰問之勢洶洶。徐階徐徐辯答曰：“夫言路口故多，我安能一一而結之，又安能使之攻公。且我能結之，公獨不能結之耶？”他又說，我並非是背叛先帝，以遺詔讓先帝自責是為先帝收人心..。至于齋詞一事，徐階坦認“因我罪”。但他反問高拱：“獨不記在禮部時，先帝以密劄問我：‘拱有疏，願得效力于齋事，可許否？’此劄今尚在！”高拱頓時“頰赤語塞”①，打了個敗仗。但高拱並不甘心，他以徐階子弟和家人在鄉里橫行不法事攻訐徐階，並授意門生齊康劾徐階。徐階疏辯乞休。當時徐階正因遺詔複起世宗時被謫諸官而受到部院大臣、科道言官的感恩擁戴，權勢灼熱，故言路交章請留徐階，還集體去徐階第敦勸視事，另外極論齊康、高拱罪狀，甚至群集闕下，吐唾辱罵齊康、高拱。三月之內論劾高拱的奏疏竟多達三十余份，高拱不自安，連疏十二，稱病乞休。穆宗挽留不能，遂准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銜回鄉養疾，遣行人護送。齊康則坐黜外調，郭樸不久也乞歸回里。
①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
② 《明史》卷二一五《胡應嘉傳》。
③ 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銘》。
① 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