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楊嗣昌史可法第一節楊嗣昌楊嗣昌（1588—1641），字文弱，湖廣武陵（今湖南常德）人。父楊鶴，字修齡，號無山。萬曆三十八年（1610），二十二歲的楊嗣昌中進士，開始了他並不十分順利的仕途，先授杭州府學教授。不久升遷為南京國子監博士，後又累進至南京戶部郎中。泰昌元年（1620）八月，他在一次奏疏中述說淮北、江浙地區由于年成不好，米價昂貴，民心思動的狀況，憂心忡忡地提醒皇帝：“今日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只恐百姓自己作賊，誰為我皇上催科者。”①表現了他對明皇朝日見衰敗的恐懼心態。
天啟七年（1627）三月，陝西澄城農民抗糧殺官，揭竿而起。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等群起響應。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序幕正式拉開了。
崇禎元年（1628），正病休辭官在家的楊嗣昌被起用為河南副使，並加右參政。崇禎四年（1631），他的父親楊鶴時任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因其鎮壓農民起義不力，被劾革職，下獄問死。這時，已調到山海關“飭兵備”的楊嗣昌，“三疏請代”，父親“得減死”①，謫戍袁州（今江西宜春）。崇禎五年（1632）夏，楊嗣昌擢右僉都禦史，巡撫永平、山海關諸處。崇禎七年秋，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楊嗣昌本為一介書生，崇禎帝即位後這一系列任命，使他逐漸熟悉了軍事。此時，農民起義已成燎原之勢，楊嗣昌處心積慮，幾次上疏獻計獻策，“請開金銀銅錫礦，以解散其黨。又六疏陳邊事，多所規畫”。
崇禎九年（1636），兵部尚書張鳳翼卒。急需一位有才能，有魄力的兵部尚書以統籌全局。“帝顧廷臣無可任者，即家起嗣昌”。崇禎十年（1637）三月，楊嗣昌抵京，崇禎帝立即召見。楊嗣昌從小熟讀經書，在病休和父母喪期閑居期間，又“積歲林居，博涉文籍，多識先朝故事”，知識面較為廣博。他當過教書先生，“工筆劄，有口辨”。經管過國家財政，做過地方大員，亦擔任過兵部侍郎，閱曆比較豐富。加之他“銳意振刷”，又善揣度人意，因而頗受崇禎帝喜愛。“帝與語，大信愛之。”“每對必移時，所奏請無不聽，曰：恨用卿晚。”
楊嗣昌擔任兵部尚書以後，立即著手抓了兩件事：其一，面對明廷內外交困的形勢，提出了“安內方可攘外”主張，並在其主管兵部期間努力加以貫徹實施。四月初二日，他上了《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②。疏中將天下大事比作人的身體：“京師元首也，宣、薊諸邊肩臂也，黃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認為農民起義是腹心之患，而山海關外的滿洲貴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主張軍事重點應放在鎮壓農民起義方面。他指出：“以故臣言安內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後足兵，必保民斯能蕩寇，此實今日證治之切，根本之圖。非敢緩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內耳。”這一“攘外必先安內”主張實際上是對明廷既往的“重外輕內”① 《明季北略》卷一《楊嗣昌奏歲饑》。
① 《明史》卷二五二《楊嗣昌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② 楊嗣昌：《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楊文弱先生集》卷十九。
軍事戰略作了重大改變。此後，朝廷把主要軍事力量投入到鎮壓農民起義上，以致使農民軍面臨的形勢空前嚴峻。
為了達到“安內”的目的，楊嗣昌提出了著名的“十面張網”的軍事部署。具體說來，以陝西、河南、湖廣、鳳陽這四處農民軍活動的主要地區為“四正”，責成這四處地方的巡撫“分任剿而專任防”，即以剿為主，防為輔；以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這六個省份為“六隅”，責成這些地方的六個巡撫“時分防而時協剿”，即以堵截農民軍進入自己管轄地區為主，必要時也參加協剿。另以陝西三邊總督統率西北邊兵，同中原地區的五省軍務總理直轄的機動兵力為主力，隨之所向，“專任剿殺”。很明顯，這一軍事部署力圖限制起義軍活動范圍，分工協作，攻防兼備，非常嚴密而有效，充分顯示了楊嗣昌的軍事才能。這個“四正”“六隅”法圍剿計劃並不像人們常說的那樣只是紙上談兵，而在付諸實施後，李自成、張獻忠等義軍接連失敗，農民起義一度轉入低潮便是最好的證明。
其二，議兵議餉。楊嗣昌為了實現其一舉蕩平起義軍的美夢，“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其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為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資為監生，一歲而止。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建議一上，崇禎帝欣然接受，並傳諭：“勉從廷意，暫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在明末經濟殘破、軍隊屢興的狀況下，實施這一措施，無異于飲鴆止渴，其結果是把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趕到起義軍一邊，直接導致了崇禎十三年（1640）以後農民起義的大發展。此外，楊嗣昌還大力推薦兩廣總督熊文燦接替王家禎為五省軍務總理。
他說：“臣思總理一官，與總督專任剿殺，須得饒有膽智、臨機應變之才，非見任兩廣總督熊文燦不可。”①經過一番緊張的策劃，到崇禎十年十月，楊嗣昌認為兵、餉事宜都已就緒，躊躇滿志地誇下了“三月滅賊”的海口。“今則網張十面，刻值千金，斷斷不容蹉過矣。臣計邊兵到齊，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為殺賊之期。..下三個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結之局。”②這個計劃在崇禎帝批准了以後，楊嗣昌便命令官軍向起義軍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八月，張獻忠在南陽與左良玉軍交鋒，遭慘敗。後迫于明軍的強大壓力，于崇禎十一年（1638）正月在谷城受撫。羅汝才、馬進忠、惠登相、王光恩等亦相繼投降。活動于陝甘地區的李自成，在明軍強大攻擊下，也接連數次敗北，兵力微弱，被迫轉入深山密林，潛伏于商雒山中。一時，各路義軍銷聲匿跡，起義轉入低潮。
楊嗣昌入主兵部以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個短時期內確實極大地強化了明廷鎮壓起義軍的力量。雖然其“計劃”未能完全實現，但農民起義的轉入低潮無疑標志著楊嗣昌的暫時成功。
如果說楊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方針，在“安內”方面取得了某種暫時的成功，那麼在“攘外”方面卻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崇禎十一年（1638）八月，清兵從青口山（今河北迂安東北）、牆子嶺① 楊嗣昌：《兵餉遵旨熟商疏》，《楊文弱先生集》卷十。
② 楊嗣昌：《請旨責成剿賊第一事疏》，《楊文弱先生集》卷十九。
（今北京密云東北）兩路毀牆入關，發動了第四次入關作戰。是戰是和，明廷內部意見不一。楊嗣昌為貫徹其“安內方可攘外”的戰略，力主與清議和，但遭到宣大總督、勤王兵總指揮盧象升的激烈反對。崇禎帝自己對戰和亦舉棋不定，他一方面調集各處兵馬入京勤王，一方面卻又傾心于楊嗣昌的議和。皇帝的這種矛盾態度，使朝廷文臣武將們無所適從。楊嗣昌則利用手中權力多方阻撓盧象升的抗清作戰部署和計劃，並一再減少其手中兵力，使盧象升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他“戒諸將毋輕戰。諸將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觀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據軍中報，請旨授方略，比下軍前，則機宜已變，進止乖違，疆事益壞云”。十二月，盧象升陣亡。昌平、寶抵、平谷、清河、良鄉、玉田、薊、霸、景、趙失陷。崇禎十二年（1639）正月，清兵轉攻山東。楊嗣昌又錯估了形勢，指揮失誤，使清兵連下濟南等山東十八城。三月，清兵飽掠之後，經迂安青山口凱旋。
清兵這次入關，曆時八月，轉戰數千里，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如入無人之境。而明軍卻陷城失地，處處被動，一敗塗地。對此，兵部尚書楊嗣昌負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責任。
這次對清作戰的失利，廷臣們多沒意識到是由于最高決策層不願做積極抵抗所致，而多歸咎為兵員的多而不精。因此，練兵之議遂起。“當戒嚴時，廷臣多請練邊兵。”在楊嗣昌的主持下，明廷擬定了抽練各鎮精兵的具體方案：1.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兵十七萬八千八百余人，三總兵各練萬人，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懷來，一萬駐陽和，東西策應。其余的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
2.延綏、甯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兵十五萬五千七百余人。五總兵各練萬人，總督練三萬。以三萬駐固原，一萬駐延安，東西策應。其余的授巡撫、副將以下分練。
3.遼東、薊鎮兵二十四萬余人，五總兵各練萬人，總督練五萬。外自錦州，內抵居庸，東西策應。其余的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
4.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設保定總督，合畿輔、山東、河北兵，共十五萬七千余人。四總兵各練二萬，總督練三萬。北自昌平，南抵河北，聞警策應。余授巡撫以下分練。
按照上述方案，抽練總數為七十三萬多名。
與此同時，為對付“流寇”，崇禎帝又采納了副將楊德政關于地方政府訓練民兵的建議。“府汰通州，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汰判官，縣汰主簿，設練總，秩次把總、並受轄于正官，專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
為了練兵，朝廷又決定加征練餉七百三十余萬兩。
大練兵也許確能起到提高軍隊戰斗力、加強防守的作用。但是，在“剿餉”之後加派“練餉”，則明顯反映了崇禎帝和楊嗣昌的短視。他們以為通過無窮無盡的榨取，豢養一支龐大的軍事力量，能夠用屠刀殺出一個太平天下，孰不知他們這種竭澤而漁式的做法，實際上等于給自身統治以釜底抽薪。崇禎十二年（1639）五月，張獻忠、羅汝才在谷城、房山再起，並合兵大敗左良玉，天下震動。崇禎帝氣急，立即罷撤熊文燦，命楊嗣昌出任督師，“賜尚方劍，以便宜誅賞”。
楊嗣昌上任以後，于瑪瑙山、寒溪寺、鹽井、木瓜溪等處連敗張獻忠，官軍一時聲勢大振。為擺脫困境，崇禎十三年（ 1640）八月，張獻忠與羅汝才聯兵入川，“以走致敵”，在把楊嗣昌率領的明軍主力引至川西之後，千里奔襲出川，並于崇禎十四年（1641）二月襲占官軍大本營襄陽，活捉了襄王。張獻忠在處死襄王前，曾對他說：“吾欲斷楊嗣昌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供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酒。”①在此之前，經過休整的李自成部，乘崇禎十三年中原大旱，明軍主力入川之機，張旗複出，並于次年正月攻下河南首府洛陽，處死了福王。李自成、張獻忠的相繼攻占洛陽、襄陽，是明末農民戰爭的重大戰略轉折。從此以後，戰爭主動權轉入起義軍手中。楊嗣昌因畏罪，憤懼交加，三月一日，死于湖北沙市徐家花園。楊嗣昌死後，明朝再也派不出一個像樣的統帥，再也組織不起大規模的“圍剿”，完全處于被動挨打的地位。連崇禎帝後來也不得不臨朝歎息：“自楊嗣昌歿，無複有能督師平賊者。”②①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張獻忠陷襄陽》。
第二節史可法史可法（1602—1645），字憲之，號道鄰，河南祥符（今開封市）人。
萬曆三十年十一月四日（1602 年12 月16 日）生于順天府大興（今北京）①。少時家境清寒，冬日短衣無火，往往寒涕交頤，但他苦學不懈，很有抱負。十九歲時在北京一座古刹中讀書。
有一天，風雪交加，非常寒冷，他疲勞困頓，不覺伏案而睡。當時，順天督學左光斗進廟避風雪，讀了案上的文稿，十分嘉許他的苦學精神與志略，把自己的貂裘脫下來，給熟睡的史可法蓋上，默記他的姓名，掩門而去。次年，史可法試入庠，補諸生，左光斗將他拔為北直隸八府之冠，並收他為弟子，留于館署。此後，史可法愈加刻厲勤奮，在左光斗忠孝節義思想的熏陶下，立志以身忠君報國。
天啟五年（1625），左光斗因反對閹黨魏忠賢而被革職下獄，飽受摧殘，奄奄一息。史可法冒死賄賂獄卒，入監探視恩師。左光斗不願史可法受牽累，將他強行趕出牢獄。左光斗甯死不屈的亮節高風使他銘感難忘，以後常常流淚向人講述這些往事，稱贊“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②。左光斗慘死後，他又設法入獄殮尸，將老師安葬。
崇禎元年（1628），史可法中進士，授陝西西安府推官，協助洪承疇鎮壓陝北農民起義，三年後以功遷戶部云南司主事，曆官戶部郎中等。崇禎八年（1635），史可法見皖西義軍蜂起，又自請赴皖西鎮壓農民軍，官至安廬兵備道，兼任總理盧象升的副使。
史可法身軀矮小，面黑貌陋，而雙目有神，精明強干。他能與士卒同甘苦，甚至馳驅江淮間十幾天衣不解帶；有時天寒，夜里坐在草上，與士兵背靠著背瞌睡一會兒，甲胄上結滿冰霜，每欠身站起來，甲胄上冰聲嘎嘎作響。在對農民軍作戰前線時，他雜處行伍間，士兵不飽自己不先吃，士卒未發衣自己不先穿，律己嚴而待人誠，因此士卒皆服他的指揮，強悍善戰。史可法一度丁憂歸。崇禎十六年（1643），他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次年，李自成農民軍攻占北京，崇禎帝自盡煤山。史可法聞訊悲慟不已，與大臣們商議在南京重建明廷。
當時亡命江淮的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成為南京諸臣選擇繼承明統的對象，史可法傾向于後者。鳳陽總督馬士英卻傾向前者，他搶先行動，外結桀驁不馴的悍將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等，內賄勳臣劉孔炤，傳諭將士奉福王為三軍之主。史可法不得已，只好同意。
福王登弘光帝寶座後，拜史可法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仍掌兵部事；馬士英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仍督鳳陽軍務。野心勃勃的馬士英，借史可法曾不同意擁立福王，並抓住史可法弟弟史可程在北京投降農民軍一事，在福王面前極力排擠史可法，以便獨攬大權。史可法處處受到掣肘，為了表白他對明室的忠忱，不得已請求督師揚州。弘光帝加封他為少保兼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史可法離京的消息引起南京太學生們的惶恐不安，他們奔走呼號，聯名① 朱文長：《史可法傳》附《史可法生年考》，商務印書館1943 年版，第93—101 頁。② 方苞：《方苞集》卷九《紀事·左忠毅公逸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第238 頁。上疏，伏闕哀籲弘光帝收回成命，“仍留可法在朝”①，沒有成功。而史可法始終以恢複大明帝國為念，不“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寇仇”②，請頒發餉銀、敕印等，五月十九日（6 月23 日）率劉肇基、李棲鳳等慨然渡江北上。
然而江北的紛亂並不亞于黨同伐異的南京，驕兵悍將各懷鬼胎，混水摸魚，趨利若鹜。劉澤清、劉良佐、高傑、黃得功四鎮，橫悍不羈，或大掠士民，或互相攻訐，揚州城外，戰云密布。史可法忍辱負重，委曲求全，調和各方，總算使江北開始出現脆弱的穩定局面。
當時清軍企圖取明而代之的意圖已日益明顯，但史可法對此卻缺乏洞察，仍然堅持把鎮壓農民軍放在首位，並幻想借清軍之力去為明廷複仇。因此，七月時清攝政王多爾袞致書史可法，指責他擁戴福王，使“天有二日，儼為勍敵”，要他“翩然來儀”③，學吳三桂向清軍稱臣；史可法雖然在答書中委婉地拒絕了多爾袞的要求，祈求清軍不要覬覦明朝江山，但依然希圖與清軍合作，“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泄敷天之恨”④。直到冬天清軍攻入宿遷，陳兵江淮間，史可法才省悟到形勢的嚴酷。
尤其是弘光元年（1645）一月，高傑西征途中，被暗中降清的總兵許定國誘殺睢州（今河南睢縣），史可法不禁浩然長歎道：“中原不可為矣！建武、紹興之事，其可望乎！”⑤他向朝廷請餉，並奔走于驕兵悍將間，舌干唇焦地勸說他們不要內哄，但因馬士英等人的作梗，江北兵餉不濟，各鎮互爭雄長，人心難協，如同散沙。
史可法對此十分痛心，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訴說了自己的苦衷，稱：“近地不靖，何暇遠征？內亂未消，安禦外侮？明明恢複大局，可惟我所為，而掣肘不舒，心憂徒切！每一念及，淚下沾襟。不意砥礪半生，到此一文不值也！”①然而史可法並沒有放棄報效明室的努力，他在揚州設“禮賢館”，招納四方豪傑，共襄時艱；並且身體力行，鞠躬盡瘁地欲挽狂瀾于既倒。他生性豪飲，飲數斗不亂，但平日在軍中竟滴酒不沾；逢年節，輒將所得肉食分餉將士，自己甘于淡泊；“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②許多官吏軍民受他的感召，振奮了抗清的精神，願意聽從他的指揮，他成為弘光政權中抗清派的領袖，同時也更引起馬士英之流的忌恨。
四月，當清軍進取亳州（今屬安徽）後，史可法馳赴南京求餉，但還未入城，便接到弘光的諭旨，要他速回江北，抵擋清兵，“奏凱後入見”。原來此時甯南侯左良玉以“清君側”之名，出師武昌討伐馬士英，兵潰采石，南京舉朝正如醉如癡地慶賀著勝利，根本不把江北的史可法放在眼里。史可法接旨後滿懷憂憤，面對滔滔東去的大江，仰天長歎：“奏凱談何容易，面① 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末《公懇留在朝疏》。
② 應廷吉：《青燐屑》卷上。
③ 《清世祖實錄》卷六，第16—19 頁。
④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二《史可法答書》，中華書局1984 年版，第144 頁。⑤ 徐鼒：《小腆紀傳》卷十《列傳》三《史可法》。
① 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二《致給諫倪某》。
②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五《列傳》第一《史可法》，中華書局1959 年版，第43 頁。君不知何日矣！”③隨後他轉身向南京城叩首，遙祝城內老母、妻子平安，便急匆匆渡江北上。等他不避風雨趕到天長時，清軍早已渡過淮河，在豫王多鐸的指揮下，如入無人之境，占領盱眙等地；泗州（今安徽泗縣）守將李遇春也無恥地降清，坦蕩如砥的江北幾無險可守。史可法只好策馬東馳，和副將史德威率數千兵丁趕回揚州，決心據此作一拚死的抵抗，保衛這成為江南門戶的繁華城市，阻遏清兵南下。
十七日，史可法剛抵揚州，城內就傳出許定國領著清兵要來殺盡高傑余部的謠言。驚魂未定的高傑余部聞訊斬關逃往泰州，牲畜船只擄掠一空，揚州城內兵力愈見不支。他飛章求救，朝廷毫不理睬。第二天，清兵前鋒抵達城下，屯于城外西北一帶。史可法檄召各鎮援兵，僅總兵劉肇基自高郵趕來，其余無一至者。劉肇基請求乘清軍陣腳不穩，先發制人，背水一戰。但史可法沒有采納，認為對付清兵應養銳以待，不可輕往。清軍抓住這段時機向揚州集結兵力，同時不斷地向城中發出招降書，史可法都不啟封，投放火中。他誓不投降，和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何剛等，發動揚州士民日夜固守，並斬獲十余名清兵。
見到清軍大隊人馬源源湧來，史可法明知大勢已去，但守城抗清的決心反而更加堅定，他“誓與城為殉”①，並自辨早晚必死，在遺書中寫道：“遭時不遇，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②言詞蒼涼悲壯。清軍派李遇春前來勸降，史可法嚴辭拒絕，毅然說：“天朝無降宰相，有與城盡耳！”③部將李棲鳳、高鳳岐見勢不妙，密謀挾持史可法出城投降。史可法識破後正色拒絕，請他們自便，于是貪生怕死的李、高，乘夜率部出城叛降清軍。揚州守禦更為單弱，糧餉也更不可繼，然而史可法毫不懼怕，自守舊城西門險要，日夜警惕，擊退清軍多次進攻，用炮殺敵數千。清軍自南下以來，從來沒有遇到明軍這樣頑強的抵抗，士氣大為沮喪。多鐸見揚州久攻不下，下令調紅夷炮助戰。
二十三日，清兵紅夷巨炮至，多鐸親率精銳猛攻揚州西北隅。城上軍民矢志不移，在史可法的率領下浴血奮戰，前仆後繼。總兵乙邦才、樓挺、莊子固等，亦臨危不懼，身先士卒，奮勇殺敵。清軍數十次猖狂的進攻，都被同心同德的揚州軍民所擊潰。
四月二十五日（5 月21 日），清兵詭稱明軍援兵，于凌晨詐開城門，逢人便殺，揚州頓成血海世界。史可法見清兵如潮湧入揚州，乃拔劍自刎，決心以身殉難，卻為部將抱住救下，擁出小東門，猝遇清兵。他神情自若，大聲道：“我史督師也！”因被俘。多鐸令史可法舊部楊遇蕃辨認，勸他投降，遭到史可法痛罵，狼狽而退。多鐸請史可法坐，又引洪承疇降清的例子，妄想說服他。他慷慨表示：“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劈尸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城百萬生靈不可殺戮！”①任憑多鐸百般威脅利誘，他始終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多鐸便下令在軍前將他殺害，尸體慘遭支解。史可法犧牲時四十四歲。
③ 顧炎武：《聖安本紀》卷下。
①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梅花嶺記》。
② 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五《遺書五》。
③ 查繼佐：《罪惟錄》卷九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1531 頁。① 史可法：《史忠正公集》卷末，黎士宏：《書殉揚州事》。
當時正值暑天，揚州城內外陳尸累累，史可法的遺體很快就腐爛不辨。
後來嗣子史直只好設衣冠塚于揚州梅花嶺下。南明隆武時贈太師，諡忠靖。清乾隆時，追諡忠正。
史可法壯烈的抗清義舉，鼓舞著人們的抗清斗爭，他雖死猶生，成為抗清民族英雄的楷模。順治五年（1648），含山王正“假故明史閣部名，聚眾數千破巢，並陷無為軍”①。次年，“廬州（今安徽合肥）人馮弘圖起兵，假可法名號，旬日間下英、霍、六安諸縣，天下欣然望之，以為可法實未死云”②。
史可法的遺著零落不全，他的裔孫收拾斷簡殘篇，其中有的已被改竄，輯為《史忠正公集》四卷行世。史可法擅長行草書，兼工花鳥畫，後人欽慕他的人品，奉若珍寶。
① 安致遠：《安靜子集》，《紀城文稿》卷三《朱文愨公墓志並銘》。
②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五《列傳》第一《史可法》，中華書局1959 年版，第44 頁。第五十四章李自成張獻忠馬守應明代的農民起義，在永樂年間，唐賽兒以婦女領袖的身份，首舉義旗。
其後，正德年間有河北劉六、劉七的起義。崇禎年間，農民起義波瀾壯闊，著名的李自成、張獻忠、馬守應，就是當時的代表人物，他們最後摧毀了明朝的腐朽統治。
第一節李自成李自成，陝西米脂雙泉里李繼遷寨（今屬橫山）人。生于萬曆三十四年（1606）八月二十一日酉時。乳名黃來兒，初名鴻基，小字硙生。祖輩世代務農。父名李守忠，有二子，長子李鴻名，鴻基為次子，比兄小二十歲。鴻名有子名過，與鴻基同年生。
天啟年間，陝北地區災荒連年，官府糧差分文不減。李家生活非常困難。李自成小時候曾被舍入寺廟當小和尚，名黃來僧，並給本邑姬姓地主牧羊度日。十幾歲喪母，不久父親又去世。二十一歲那年，無依無靠的他應募到銀川驛站當一名驛卒。不久，因無力償還豪紳文舉人的債，他曾被戴上枷鎖嚴刑拷打，後來在窮伙伴的幫助下，殺死文舉人，又與侄兒李過逃往甘肅當邊兵。當時，邊兵的生活也很困苦，糧餉不足，軍官又貪汙、克扣軍餉，兵士經常挨餓受凍。
到了崇禎初年，朝廷一面調兵遣將鎮壓農民起義，一面又要對付後金兵的騷擾。崇禎二年（1629）冬，後金兵大舉南下，京師吃緊。為了保住北京，朝廷急調四方軍隊赴北京防守。甘肅邊兵李自成所在部隊隨參將王國向京師進發，途經金縣（今甘肅榆中），兵士們要求發餉，參將王國卻克扣不發。于是發生了兵變。憤怒的兵士殺死了參將，准備星散。李自成為人敦厚樸實，辦事又干練，且有謀略，深受兵士們的尊重。當時他就說服大家，組織起來，投奔農民義軍。這樣很快拉起了一支隊伍。他們先加入王左掛和張存孟（不沾泥）領導的隊伍，後因王、張投降了官府，他就帶著李過和弟兄們投奔義軍闖王高迎祥。
李自成從小練就了一身好武藝，膂力過人，善于騎射。在起義軍里，他意志堅強，機智勇敢，處事果斷，又有謀略，得到闖王高迎祥的信任，成了一名闖將。從此，這支起義軍的實力大增，軍威大振，成了當時起義軍的主力。在各路義軍中，李自成的軍事才能最為突出。
崇禎七年（1634），朝廷為鎮壓義軍，特設山西、陝西、河南、湖廣、四川的五省總督，任命延綏巡撫陳奇瑜專力用各個擊破的戰術，對義軍加緊圍剿。高迎祥的隊伍轉戰山西、陝西、河南三省，屢遭挫折。一次，他們誤入漢南興安（今陝西安康）車箱峽，被官軍包圍，這是個四面山壁的狹長地帶，義軍既乏糧草，又遇陰雨連綿，人馬死傷過半，差點全軍覆沒。在危急關頭，李自成機警果敢，據說用顧君恩的“詐降”之計，賄賂陳奇瑜的部將，偽裝投降，走出棧道，擺脫了包圍圈，並使隊伍很快重新發展起來。陳奇瑜後悔莫及，被人以受賄罪彈劾，“坐削籍，而自成名始著矣”①。
崇禎八年（1635）正月，義軍被明朝五省總督洪承疇率領的官軍圍困在河南。為了打破官軍的包圍，各路義軍在滎陽舉行軍事聯席會議，商討對策。參加大會的有：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及迎祥、獻忠等共十三家、七十二營。會上討論如何對付官軍，各家意見分歧，難成決議。這時，高迎祥的部下李自成發言，他剖析形勢利害，並激勵大家說：“一夫猶奮，況十萬眾乎，官兵無能為也。宜分兵定所向，利鈍聽之天。”同時提出了互相策應，協同作戰，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分兵突圍和避實搗虛的反包圍方針，得到各家的一致贊同。
會後，起義軍主力，在高迎祥指揮下，兵分三路，向東猛打，進軍異常迅速。在十多天里，他們轉戰千里，連破固始、霍丘等州縣，直趨安徽鳳陽。鳳陽是朱元璋的老家，明朝的中都，駐守的官兵有六千多人，防守相當嚴密。起義軍以步騎協同作戰的方法，騎兵在前，步兵在後。崇禎八年（1635）正月十五日，義軍一舉攻克鳳陽，越過紫金城，燒毀皇陵和享殿，殲滅官兵四千多人。義軍克中都一仗，從軍事上顯示了農民軍的攻堅能力，和嚴密的作戰方法。在政治上對朱明皇朝的封建統治是有力打擊。義軍在鳳陽休整三日後，高迎祥、李自成領兵向西，經河南歸德、睢州，同羅汝才部會師，轉戰于南陽、汝甯等府州縣。接著南入湖廣。起義軍北進河南和南下江北諸州縣，說明李自成的戰略，在戰斗中發揮了很大的威力，打得官軍統帥洪承疇首尾難顧，狼狽不堪。從此，李自成亦名聲大振。
崇禎九年（1636）秋，闖王高迎祥被新任陝西巡撫孫傳庭在陝西盩厔（今周至）黑水峪伏擊俘獲，後押至北京，英勇就義。此後，李自成被擁戴為闖王，他接過繡著“闖”字的戰旗，率領部下七萬多名戰士，繼續進行戰斗。但是，在義軍之間，由于首領互不團結，各家不能協同作戰，所以多被官軍各個擊破，一時形勢十分嚴重。從崇禎九年至十一年間，在義軍首領中，有投降的，有迫于形勢而被招撫的，在李自成的隊伍里也有投降變節分子。李自成接連苦戰，損失慘重，在陝西潼關一戰，隊伍戰敗失散，李自成僅帶劉宗敏、田見秀、李過、顧君恩等十八騎殺出重圍，轉移到陝西的商雒山中。這一年，張獻忠也投降了，形勢對李自成極為不利。在商雒山區，李自成一面聚集殘部，一面利用隱伏休整的機會，總結戰斗失敗的教訓，等待時機東山再起。此時洪承疇和孫傳庭二人去職，李自成稍得安。熊文燦方主撫，諜者或報李自成已死，故也較平靜。
崇禎十二年（1639）五月，張獻忠在湖北谷城重舉義旗，羅汝才、馬守應（老回回）等部也在鄖陽響應。翌年夏，李自成認為時機已到，即在商雒重新舉起闖王大旗，號召群眾，東出河南。當時正值河南荒旱，“斛谷萬錢”，李自成振臂一呼，饑民蜂起響應，很快由幾十人發展到幾萬人。義軍攻城略地，開倉濟貧，鏟除豪紳惡霸，在河南取得了重大的勝利。這時參加義軍的兩位河南文士牛金星和李岩，向李自成獻策，提出“均田免糧”的口號。這個口號產生了巨大的力量，廣大農民像潮水般地湧進了起義隊伍，民間到處傳說：“吃他娘，穿他娘，開了大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①由于有這樣深厚的群眾基礎，李自成的隊伍在幾十天里，就增加了幾十萬。
從此，李自成以新的姿態，率領義軍轉戰河南各地。他嚴肅部隊紀律，宣布“除暴恤民”、“秋毫無犯”、“不淫婦女、不殺無辜、不掠資財”、不占民房、與商人公平交易等政策。與腐敗的官軍形成了鮮明對比，因而得到各階層人民的擁護。李自成還重視對官軍的宣傳瓦解工作。當時的明朝官軍非常腐敗，將領貪贓枉法，士兵困苦不堪，每當與義軍對陣的時候，李自成便叫部下呼喊：別給官府賣命啦，瞧你們衣不遮體，半年無糧，還能打仗嗎？快過來吧，保證不殺，錢糧補發。從而使大批的明軍士兵常常在陣前倒戈。由于有明確的斗爭目標和正確的政策，再加上李自成的指揮有方，戰略戰術運用得當，很快在河南取得了“五覆官軍”的輝煌勝利。
① 《明季北略》卷二三。
崇禎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指揮大軍圍宜陽，破偃師，西攻洛陽。洛陽是明神宗的兒子福王朱常洵的王府所在地，十八日一夕被攻破，福王縋城逃往東郊迎恩寺，也被活捉。李自成處死這個罪大惡極的藩王。他對民眾說：“王侯貴人，剝窮民視其凍餒，吾故殺之，以為若曹”②，表達了人民的心聲。接著，又以王府的數萬石米、數千萬錢賑濟災民。“遠近饑民荷旗而往，應之者如流，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③。李自成的義軍很快就發展成一支百萬人的隊伍。
同年二月，李自成以主力部隊進圍開封。這時，張獻忠、羅汝才部也攻克了重鎮襄陽，處死了襄王朱翊銘，將王府積銀十五萬兩賑濟饑民，繳獲了官府儲存在襄陽的大量餉銀和軍用裝備。兵部尚書楊嗣昌得知洛陽和襄陽失守，嚇得魂不附體，他策劃的“四正”“六偶”的“十面網”戰略也宣告破產，最後在湖北沙市憂懼而死。
義軍攻占洛陽與襄陽兩城，無論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是重大的勝利，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連統治者也承認，從此“闖、獻不可複制矣”。五月，朝廷起用原兵部尚書傅宗龍為陝西總督，專門對付河南李自成。傅宗龍經過數月的緊急籌措，九月初，督領川、陝兵馬進至河南新蔡，與保定總督楊文岳、總兵虎大威部會師。初五日渡過洪河，到達項城。這時，李自成已率軍到汝河上游，趕造浮橋，准備攻打汝甯。得到官軍將到的消息，佯裝渡河避鋒西走，而將主力埋伏在官軍必經的孟家莊樹林之中，以待來敵。傅宗龍誤以為李自成的部隊已經西去，遂尾追跟進，妄圖伺機攻擊。初六日，當官軍進抵孟家莊時，因連日行軍，人饑馬疲，駐兵休息。李自成的伏兵乘其不備，突然發起進攻。官軍賀人龍、虎大威部驚惶失措，不戰而逃，李國奇部也隨即逃竄。傅宗龍部和楊文岳部勢孤力單，被李自成的部隊逼到項城及南郊火燒店，准備挖塹固守。在義軍的猛烈攻擊下，楊文岳部趁夜倉皇潰奔，逃往陳州。傅宗龍龜縮在項城，十八日夜里率領殘兵敗將突圍奔命，義軍奮勇追擊，傅宗龍被活捉，其部被殲滅。
接著，義軍分兵陷商水、扶溝，下葉縣，處死守將、原義軍的叛徒劉國能。十一月，義軍攻克南陽，處死唐王朱聿鏌和總兵猛如虎。十二月，李自成揮軍北上，攻占禹州、許州、陳留、鄢陵、新鄭、偃師、新蔡、南陽、鄧州等十余個縣城。時，汪喬年代傅宗龍為陝西總督，“出關，次襄城”，李自成“盡銳攻之”，汪喬年與副將李萬慶皆戰死。二十四日，李自成率部進圍開封。明廷檄保定總督楊文岳、督師丁啟睿和左良玉分頭從杞縣、汝南、南陽等地領兵增援開封。丁啟睿部剛到開封城外，就被義軍一舉擊潰，其中三千士兵投降了義軍。左良玉部龜縮在杞縣，不敢前進。
崇禎十五年（1642）正月，由于開封城堅固難攻，義軍撤圍，轉而南下進擊左良玉部于郾城。左良玉部潰敗而逃。落魄喪膽的左良玉、楊文岳、丁啟睿部分別逃往襄陽、汝甯和陳州等處。三月，李自成與羅汝才合兵，再次兵圍開封。明廷得知開封危急，慌忙從各地調撥兵馬馳援。同時，又起用孫傳庭為總督，命原尚書侯恂為督師。五月中，左良玉、楊文岳和丁啟睿等部，號稱四十五萬大軍，會師于朱仙鎮東之水波集，企圖從南向北解開封之圍。李自成吸取前兩次圍攻開封的經驗，結合官軍外援兵力的情況，采取了圍城② 《綏寇紀略》卷八。
③ 《豫變紀略》卷四。
打援的戰略，以少量兵力圍困開封，作出佯攻的態勢，而將大部分兵力南下朱仙鎮，以待來援之敵。
五月下旬，朱仙鎮會戰雙方激戰五日。在炮聲轟隆中，楊文岳部仍在驅兵頑抗，而左良玉的十萬大軍卻在義軍的重點攻擊下全線崩潰，殘部朝襄陽方向逃竄。李自成為了截擊潰逃之敵，早已在敵後方必經之處，派兵挖掘深廣各八尺的壕溝長塹。左良玉在前有溝塹攔截，後有追兵趕殺的困境中，再次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到了第七日拂曉，楊文岳聞風喪膽，倉皇逃往歸德。丁啟睿知各軍潰逃，也慌忙經許州，南逃光山、固始，連印信敕書也丟失了。農民軍在這一會戰中，先後殲敵十余萬，繳獲戰馬兩萬余匹和大批的軍用物資。這一戰基本摧毀了官軍在河南東部的軍事力量，迫使官軍不得不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再也沒有力量向農民軍進攻了。後來代替了啟睿做督師的侯恂，就公開沮喪地說，這幾次戰役的慘敗，使天下“強兵勁旅”皆為李自成所有。農民軍精銳異常，“過無堅城”，“官軍但尾其後，問所向而已。”①在朱仙鎮大戰取得勝利之後，義軍主力再回開封。並沿黃河一線設兵把守，以阻止官軍由河北來的增援。六月，崇禎帝命侯恂代丁啟睿為督師，令其解救開封。但官軍將卒已成驚弓之鳥，他們不是按兵不動，就是畏縮不前，有的還中途嘩變。侯恂除了家丁親兵數千人外，再無一兵一將可用，只好留在黃河以北的陳橋、柳園一帶，不敢過河。七月間，朝廷又調山東總兵劉澤清帶兵五千增援，官軍依河向南推進，遭到防守義軍的阻擊。經過三晝夜的激戰，官軍潰敗，大都溺水而死。駐在河北岸的官軍，竟坐視不救，依然“憑河防渡，剽掠村坊而已”②。對此，崇禎帝只好把希望寄于新任陝西總督孫傳庭了，命他竭其全力東援河南，以圖保住開封。
九月，先有馬守應（號老回回）、賀一龍（號革里眼）、賀錦（號左金王）、劉希堯（號爭世王）、藺養成（號亂世王）等皆歸附李自成，“時號革左五營”。是時，孫傳庭調集陝西邊軍和各“土砦之渠”（即地主武裝），分兩路進援中原。一路出武關，准備經南陽北趨寶豐；一路由潼關沿太行東出禹州。李自成偵得確訊後，親自急領精騎數萬迎擊。孫傳庭以牛成虎為前鋒，以高傑殿後。十日，在郟縣城東，兩軍相遇，官軍佯裝敗退，義軍在追擊中，不意中了高傑的埋伏，戰斗失利，被迫向塚頭鎮轉移。高傑部尾追，掩殺而至。李自成遂將計就計，采取“以利誘之，以亂取之”的戰術，利用官軍貪婪的弱點，沿路拋下大量軍需財物。官軍兵士搶取在懷，“胸腹率臃腫彭亨，不可俯仰”；或馱于馬上，“馬鞍如駝峰，亦不能馳騁”①。因此“失伍離次，不複為戰備”。于是農民軍乘其混亂之際，回戈反擊。羅汝才又率軍出敵之後，兩面夾擊，大敗官軍，俘斬將官八十人，兵士萬余。這一仗把孫傳庭打得焦頭爛額，狼狽逃至登封，收拾殘兵縮回關中，義軍獲得全勝。閏十一月中旬，李自成率軍進抵汝甯城外五里地方。官軍以保定兵屯于城西，四川兵駐于城東，經過一晝夜的戰斗，義軍拔除了外圍據點，兵臨城下。立即發起總攻，一舉攻下汝甯城，擊斃總兵虎大威，活捉保定總督楊文岳和崇王朱由樻、河陽王朱由材等人。義軍從此打開了南下的大門，掃清了① 《懷陵流寇始終錄》。
② 《豫變紀略》卷五。
① 《豫變紀略》卷六。
前進的道路。
同年十二月，李自成在河南大獲全勝後，隨即揮軍南下，進抵樊城，左良玉部一戰即潰，拔營南逃。襄樊地區是左良玉的駐守地，朱仙鎮一戰左良玉被義軍打敗，逃回襄陽後即大肆招兵買馬，擁兵二十萬。朝廷只發給他二萬五千人的軍餉，兵士全靠四出搶掠。當地人民對其恨之入骨，聽說李自成義軍到來，百姓即殺牛羊，備酒漿，熱烈歡迎，並主動為義軍做向導，帶義軍繞過官軍埋設的地雷暗弩區。十萬大軍于初三日進至白馬灘，在火器的掩護下，搶渡漢江，進抵襄陽城下，守軍倉皇棄城逃走。義軍連克棗陽、宜城、光化、谷城等地，爾後揮師向南，攻占夷陵（宜昌）和荊門（江陵），直抵荊州。在荊州，李自成下令處死了湘陰王朱儼■。這年底，義軍進至承天府（今湖北鍾祥），攻下明世宗父陵（顯陵），焚毀其享殿，殺巡撫宋一鶴。義軍所到之處，勢如破竹，官軍非潰即降。在短短的三個月里，義軍占領了南至澧州、常德，東到麻城、黃州，西達光化、均州的廣大地區。
崇禎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建立了農民政權，將襄陽改名襄京，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以羅汝才為“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其權位僅次于李自成。在大元帥之下設立軍事和行政機構，並任命了各級官員。改變了過去“陷城克邑多不守”的局面。
三月，李自成被推舉為“新順王”。設官建制，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兩級政權機構。中央又分文職和武職，文職設有太師、上相國、左輔、右弼等官，建吏、戶、禮、兵、刑、工六政府，委任侍郎、郎中、從事等官。地方設有府、州、縣三級。府設尹，州為牧，縣設令。在河南、湖廣等地的六個府、十八個州、六十七個縣，委任了地方官吏。另外，在一些重要的城鎮，設立防禦使一職；在形勢沖要之地，設立衛，派兵駐守。
在軍事上，隨著形勢的發展，兵員的增多，農民軍設立標、前、後、左、右五營。其中標營領兵百隊，其他四營各領三十隊。步兵每隊百人，騎兵每隊五十人。中央最高的武職是領兵將官權將軍，由田見秀、劉宗敏二將擔任。各營的首領稱制將軍，分別由李岩、劉芳亮、劉希堯、袁宗第、李過充任。①此外，還有果毅將軍、威武將軍等九個品級。
作戰的主力稱為“精兵”，各有一定的人員負責“司牧、司柴、司庖、司器械”①等後勤。隨軍家屬編為老營，小年編為孩兒軍進行軍事訓練。軍中有嚴明的紀律，隊伍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其他婦女，騎兵不准踐踏百姓的禾苗。規定營兵不得多帶輜重，不許私藏金銀財物。在行軍中，以旗■為前，軍卒在後，秩序井然。部隊在行進和駐紮時，必有探馬和哨兵，在百里內往來巡邏和偵察，並在數十里外點放煙火，以迷惑敵人。紮營之後，稍事休整，就進行騎射訓練。李自成制定的作戰方法，有“三堵牆”、“打倒翻”等戰術②。隊伍臨陣時，三萬騎兵列為三道防線，後面是三萬步兵，前後配合，輪番而戰，稱為“三堵牆”。三萬步兵伏後，騎兵誘敵退走，步兵夾擊，共殲敵人，叫做“打倒翻”。兩種戰術交相使用，是一種步騎協同作戰的戰術。在戰斗中繳獲的戰利品，規定全部上交，用來裝備軍隊和共同支用。有關義軍的軍機大事，李自成從不獨斷專行，總是聽取下屬的各種意見，① 《明史》本傳載，制將軍有賀錦。
① 見《平寇志》卷六。
②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八；《後鑒錄·李自成》。
然後擇善而從之。
在義軍內部，李自成和他的部屬保持著樸素的平等關系，史稱李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粝，與其下共甘苦”。“所為闖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異人，故軍中亦無識之者”③。在義軍控制的地區里，李自成采取了一些安定人民生活和發展社會生產的措施。如沒收南陽、襄陽一帶地主的“莊田”，進行耕種。同時招撫流亡的貧苦農民，“給牛種，賑貧困，畜孽生，務農桑”④；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⑤。由于流動作戰，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執行，但這些政策的本質，卻同封建皇朝的繁重盤剝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為了徹底推翻明皇朝的統治，義軍在襄陽召開了軍事會議，商討北攻京城的路線。左輔牛金星主張攻占河北，直取京師（北京）。禮政府侍郎楊永裕主張先占領金陵（南京），斷其糧道，再出兵北伐。兵政府從事顧君恩建策先取關中，他認為，“金陵居下流，事雖濟，失之緩。直走京師，不勝，退安所歸？失之急。關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得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後向京師，庶幾進戰退守，萬全無失。”六月，李自成采納顧君恩的建議，率師北進中原，准備奪取關中。
崇禎十六年八月，明廷又任陝西總督孫傳庭為兵部尚書，總督七省軍務。他糾集十萬馬步大軍，再次向農民軍發起進攻。孫傳庭親率高傑等部，出潼關進入河南。為了殲滅來犯官軍，李自成采取誘敵深入，待機而殲的戰略。他率義軍主力由南陽、寶豐一線北上，並令郟縣至南陽一線的守備部隊，修築工事，營城固壘。同時，駐守內鄉，以阻擊商雒的官兵入豫。九月，孫傳庭領兵至汝州，義軍里的“革左五營”投降了官軍，泄露了李自成的部署。官軍襲擊唐縣，殘殺義軍家屬，義軍群情激奮。李自成見戰局發生變化，立即派出一支騎兵勁旅襲擊敵後交通要沖白沙，截斷其糧道，迫使官軍困守郟縣。孫傳庭急從小路向洛陽撤軍，白廣恩的“火車軍”自大路撤退。李自成乘勢追擊，白廣恩部士兵丟棄“火車”，四向逃散。孫傳庭突圍西逃，義軍緊緊追趕，一日夜追殺四百余里，官軍死傷四萬余人，輜重兵器數十萬，均被義軍繳獲。孫傳庭逃至孟津，自殺未果，被殘兵敗將擁入潼關。在郟縣的陳永福得知孫傳庭慘敗而逃，遂向李自成投降。
十月，李自成率兵攻破潼關，孫傳庭在渭南被擊斃。潼關陷落，八百里關中已無險可守。駐守西安的官軍起義，李自成順利占領西安。
義軍進占西安後，對明朝宗室進行了嚴厲的鎮壓，沒收了秦王府庫的大量資財。同時，派出三路大軍，追擊逃敵。一路由李過率領，北上追擊高傑部，高傑渡河逃往山西。李過攻克三邊重鎮榆林和甯夏，甯夏總兵官撫民投降，慶王朱倬■被捉。一路由田見秀率領，南下追擊，高汝利部投降。另一路由劉宗敏、賀錦率領，向西攻入甘肅，蘭州、莊浪、涼州等地官軍相繼投降。賀錦攻克甘州，斬甘肅巡撫林日瑞和總兵馬爌，俘獲肅王朱識鋐。至此，關中之戰，義軍獲得全勝。陝西、甘肅全境及青海、甯夏的部分地區均為義軍所控制。
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國，國號大順，年③ 《國壽錄》卷一。
④ 《明清史料》乙編，兵科鈔出湖廣鄖陽府推官朱翊■奏本。
⑤ 《石匱書後集》卷六三。
號永昌；他自己改名自晟。改西安為西京。設天佑殿大學士，由牛金星充任。增設六政府尚書等官。地方上增加省級設置，分全國為十二個州，官為節度使。同時發布開科取士，招攬人才。
在經濟上，李自成明確提出“貴賤均田”之制①，鑄錢“永昌通寶”，平抑物價以利商品交易。保護農業生產，重申“馬騰入田苗，斬之”和不准軍士搶掠的禁令。陝西是李自成的故鄉，義軍所到之處，都對父老進行慰諭，凡軍士妄殺百姓者償命。責令官僚富戶輸金助餉，規定“九卿五萬，中丞三萬，監司萬兩，州縣長吏半之”①。在文化上，制定“甲申曆”，廢除八股對偶的陳腐文體，改為散文形式。李自成在西安整頓軍紀，加強訓練，每三天親往校場校射一次，加緊進軍京師的准備。此前，已派先頭部隊進入山西。相繼占領了榮河、河津、稷山、降州、平陽等地。
同年二月，李自成親率精兵兩萬，經韓城禹門口渡過黃河，迅速占領太原。在太原，李自成發布了聲討明皇朝的檄文，並移檄山西、河南各地。文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罄竭。”又云：“公侯皆食肉，紈袴而倚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施，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②揭露了明皇朝的黑暗統治。大順軍在進軍途中，還張貼反對明朝“加派”、宣布農民政權“不征糧”的文告，並派人廣泛宣傳大順軍“不殺人，不愛財，不**，不搶掠，平買平賣，蠲免錢糧，且將富家銀錢分賑窮民”的軍紀和措施。③二月初八日，大順軍從太原分兩路出發，一路由李自成親自統率，取道忻州、代州、大同、宣化，經居庸關攻取北京。另一路由左營大將劉芳亮率領，東出固關，經真定、保定，向北攻取北京。三月初二日，大順軍進占大同，總兵姜瓖投降，活捉代王朱傳■。初八日，至陽和。十一日，大順軍開進宣府，宣布“均田赦賑”④，“舉城嘩然皆喜，結彩焚香以迎”⑤。宣化總兵王承胤投降，巡撫朱之馮自殺。十五日，大軍越過柳溝天塹，到達居庸關，守將總兵唐通，監軍太監杜之秩開門迎降。與此同時，劉芳亮率領的南路大軍，東出固關後，真定知府邱茂華、游擊謝素福出降，明內閣大學士李建泰也在保定投降。十六日，李自成率部過昌平，抵沙河。明朝京營兵三萬，不戰而潰。十七日，大順軍南北兩路大軍，前後到達北京城下。崇禎帝和他的大臣們陷于一團混亂之中。崇禎帝一面連下“罪己詔”，一面派勳戚太監，加強京師九門的防禦。李自成命太監杜勳進城見崇禎帝，促其投降①。遭拒絕後，大順軍開始攻城。對平則門（今阜成門）、彰義門（今廣安門）發起猛攻，並用繳獲的巨炮轟城，守城官軍避而不戰。
十八日，大順軍在彰義門外回族民眾的幫助支持下，填平壕溝，攻入外城。十九日凌晨，攻打內城各門，人聲鼎沸，殺聲震天，火炮的閃光，晃動① 《罪惟錄·崇禎帝紀》，十七年春正月。
① 馮夢龍：《甲申紀事·北事補遺》。
② 《明季北略》卷二三；《甲申傳信錄》卷六；《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七等。③ 《明季北略》卷二○；馮夢龍：《甲申紀事·北事補遺》。
④ 《罪惟錄·朱之馮傳》。
⑤ 《明史》卷二六三《朱之馮傳》。
① 《平寇志》卷九。
的火把，照亮了北京城的夜空。②眼見破城在即，絕望的崇禎帝殘暴地強迫皇後自殺，又親手拿刀砍死心愛的妃子和女兒。半夜時，他企圖逃出城去，但北京已被大順軍圍得鐵桶一般，只得回到宮中，命敲鍾“召集百官”，可是連一個人影也沒有，他走投無路，最後到萬歲山（今景山公園）吊死在皇壽亭前的一棵海棠樹上。由朱元璋建立的明皇朝，在經曆了二百七十六年之後，隨著這個末代皇帝的自殺而結束了。
天將黎明，宣武、正陽兩門，被李自成的驍將劉宗敏和李過兩軍首先攻破。接著其他各門也被攻開，義軍像潮水決堤般地湧進北京城。十九日清晨，市民們張燈結彩，設案焚香，歡迎大順軍的到來。李自成命令大軍整隊入城，不得殺掠。劉宗敏首先率領義軍從宣武門進入內城，隊伍整齊，軍紀肅然。中午時分，李自成頭戴氈笠，身穿青布箭衣，騎著雜色黑馬，在數百騎精兵簇擁下進入北京城。農民起義軍在李自成的領導下，經過十五年百折不撓的浴血奮戰，終于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統治，取得了勝利。
當時，大順農民政權的區域包括今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等五省，以及甘肅、青海、甯夏、江蘇、安徽、湖北、湖南等省的部分地區。進北京後，首先是加強大順政權的建設，其中主要措施有：任命官員，開科取士，選拔知識分子，政府官員一律受權將軍節制；立即釋放明錦衣衛獄中的犯人。嚴厲鎮壓作惡多端的明朝皇族和達官貴人。史稱農民軍“滿街捉士大夫，拘系枷鎖，相望于道”，一時“向來廠衛知名者，咸從束縛；要津猾胥，先傾其家而殺之”。在大順軍的打擊下，地主官宦“混稠人中，低頭下氣，惟人覺”，“赤體狂奔，四散逃命”。那些投順的明朝官吏，也是丑態百出。每天在午門外，他們身著青衣小帽，“匍伏聽點。平日老成、儇巧者，負文名、才名者，曉曉利口者，昂昂負氣者，至是皆俯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虐，不敢出聲。亦有削發成僧，帕首作病”者，真是“種種丑態，筆不盡繪”，他們過去的那些淫威，在大順軍面前一掃無余。大順軍逮捕並處決了五百余名罪大惡極者。同時，宣布免除貧民賦稅，成立“比餉鎮撫司”，勒令明朝大官僚交出贓銀，叫做“輸銀助餉”，由劉宗敏、李過等主持，追贓助餉工作取得很大成績，共得銀七千萬兩。從而在政治、經濟上打擊了明朝的官僚地主，維護了農民階級的利益。
然而，奪取北京的勝利，使義軍的部分將領犯了驕傲自大的錯誤，產生了麻痹思想，失去了應有的警惕。面對吳三桂和江南的五十余萬明朝軍隊，以及關外的清軍隊，大順政權沒有采取相應的有力措施。四月初，明將吳三桂勾結清軍隊，聯合向大順軍進攻，農民軍傷亡二萬余人。李自成得報，親自率二十萬大軍東征。二十二日，在山海關一片石，遭到吳三桂部與清軍的聯合夾擊，大順軍慘遭失敗，被迫退到永平一帶。吳三桂的投清和大順軍在山海關的失敗，使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李自成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四月二十七日，李自成返回北京。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帝位，決心抗清到底。三十日，李自成放棄北京，准備撤回關中，繼續在陝西、河南一帶抗擊清軍。
五月初，清軍在吳三桂的引導下，開進了北京城。接著，就對大順軍展開軍事進攻。在保定以南的望都一戰，大順軍重創清軍，打得清軍主帥多鐸② 《明季北略》卷二三。
不敢出陣。但在定州的激戰中，義軍大將谷可成犧牲，李自成也身負箭傷，大軍越固關退入山西。在平陽，李自成聽信牛金星的讒言，誤殺大將李岩，激起劉宗敏、宋獻策等將領的不滿，使軍心渙散，戰斗力減弱，失敗不可避免了。
大順永昌元年秋（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李自成回到陝西後，准備進行反攻。南京的福王建號弘光，准備恢複明朝的統治。張獻忠在四川建立了大西政權，控制了西南地區。李自成曾在七月發布大舉反攻清軍的文告，聲稱要打到遼東，“從長安起馬，三路行兵，指日前，先恢剿甯武、代州、大同、宣府等處，後赴北京、山海，剿除遼左。至叛逆官兵，盡行平洗。順我百姓，無得驚遁。”①說明李自成反清的決心是很大的，只是力不從心。這年八月，在山西的大順軍東出固關攻克井陘；陝北的大順軍，在李過指揮下攻克府谷，直逼大同。十月，河南的大順軍渡河進攻懷慶。李自成在韓城居中策應。
清朝定都北京後，立即派出兩路大軍，一路由多鐸率領，南下攻打南明福王，一路由阿濟格率領，專門攻打李自成大順軍。這年冬天，清軍發動鉗形攻勢。阿濟格和吳三桂、尚可喜率兵經大同，向榆林、延安進攻；多鐸和孔有德、耿仲明率兵從河南懷慶向潼關進攻。李自成親自趕到潼關指揮作戰，依山列陣，挖壕樹柵，預防清兵的沖擊。
大順永昌二年（清順治二年， 1645）正月初四日，劉芳亮領兵攻擊清營。又在五、六兩日連夜劫營。十一日，清軍用炮轟擊潼關，大順軍騎兵橫沖敵軍，又包抄敵後路，取得很大戰績。阿濟格和吳三桂部從保德州渡河，突破大順軍的北部防線，打敗李過所部，經綏德、延安，進逼西安。這時大順軍處于腹背受敵的局面。十三日，清軍攻進潼關，十八日到西安，李自成已在五天前撤走。
李自成率大順軍撤離西安後，經藍關，出武關，向南進入湖廣，駐紮于襄陽。吳三桂率領清軍追擊，大順軍在鄧州、德安、承天等地迎戰失利，李自成撤出襄陽。時，牛金星降清。四月初，原明軍左良玉部自武昌東下九江。李自成率大軍乘虛進駐武昌城，大順軍各將領在武昌聚集，仍有三十萬的兵力。接著，大順軍棄武昌南下，在富池口與清軍一戰失敗，大將劉宗敏被俘犧牲，宋獻策被俘後降清。大順軍余部轉移到湖南，後與南明何騰蛟部聯合，共同抗擊清兵。至此，大順政權已不複存在。
關于李自成的結局，三百多年來，一直是個疑案。官稗史乘，眾說紛紜。如成書于順治十五年的《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李自成南奔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陽。部賊亡大半，然尚擁眾十余萬。乏食，遣賊將四出抄掠，黔陽四境雞犬皆盡。川湖何騰蛟進攻之。自成營于羅公山，倚險築塹為久屯計。勢彌蹙，食盡，逃者益眾。自成自將輕騎抄掠，何騰蛟伏兵邀之，大敗，殺傷幾盡。自成以數十騎突走村落中求食，村民皆築堡自守，合圍伐鼓共擊之。自成麾左右格斗，皆陷于淖。眾擊之，人馬俱斃，村民不知為自成也。截其首獻騰蛟，驗之左臚傷鏃，始知為自成。李過聞自成死，勒兵隨赴，僅奪其尸，滅一村而還，結草為首，以袞冕葬之羅公山下。”①而後來纂修乾隆四年刊行的《明史》中則說李自成竄死于湖北通山九宮山。① 《明清史料》甲編第一本。
①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八《李自成之亂》。
乾隆十一年任澧州知州的何璘，根據實地考察所得，針對《明史》，撰寫有《書李自成傳後》一文。關于李自成之死，由于野史所載不一，他特記備考。“余以澧志不備，周咨遺事，有孫教授為余言：李自成實竄澧州。因旁詢故老，聞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驛，隨十余騎走牯牛壩，在今安福縣境，複棄騎去，獨竄石門之夾山寺為僧，今其墳尚在云。余訝之，後至夾山，見寺旁有石塔，覆以瓦屋，塔面大書奉天玉和尚。前立一碑，乃其徒野拂所撰，文載和尚不知何氏子。夫奉天豈和尚所稱？曰玉、曰何氏子，蓋寓言之，亦諱言之也。遍問寺僧，對不甚詳。內有一老僧，年七十余，尚能記夾山舊事，云和尚順治初年入寺，是律門，不言來自何處，其聲似西人。後數年，複有一僧來，云是其徒，乃宗門，自號野拂，系江南人，事和尚甚謹。和尚卒于康熙甲寅歲三月，約年七十。和尚臨終有遺言于野拂，彼時幼，不與聞。奉天和尚為其自號，野拂即以名其塔。寺尚藏有遺像，命取視之，則高顴深■，鴟目曷鼻，狀貌猙獰，與《明史》所載相同，其為自成無疑。自成之構亂也，初僭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後複僭號新順王。其曰奉天玉和尚，蓋以奉天王自寓，加點以諱之，而玉又璽質，天子之所寶，殆訖死不去僭號。與泰山賊王同一行徑，可歎也。而野拂以宗門為律弟子，事之甚謹，又題稱不知何氏子，寓尊奉于諱言，豈其舊日謀臣，相與為左右者歟？”①民國初年，章太炎也贊同這李自成禪隱說。並親自到湖南石門夾山考察，訪得李自成《梅花百韻》詩五首，撰寫了《李自成遺詩存錄》及《再書李自成事》等文。認為李自成竄死九宮山說“無誠證”，“不可信”。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郭沫若為通城縣李自成墓題寫了墓碑。接著由李文治等幾位學者進行了考證，認為李自成于1645 年5 月死于通山縣九宮山。為此，通山縣在九宮山麓修建了“闖王陵”。
八十年代初，湖南石門縣在夾山寺西坡發掘了奉天和尚墓，出土了一批珍貴的文物，進一步印證了何璘之說不是虛傳，而是確實可信的。從此，李自成禪隱夾山和九宮山被擊斃的兩種說法並存。
① 清乾隆《澧州志林》卷二三。
第二節張獻忠張獻忠（1606—1647），字秉吾，號敬軒，延安膚施（今陝西定邊東）
人。與李自成同歲。出身貧苦家庭。從小聰明倔強，跟著父親做小生意，販賣紅棗。他當過捕快，後又來到延綏鎮當一名邊兵。生性剛烈，愛打抱不平，為此幾乎丟了性命。他因被人陷害，犯了“法”當斬，“主將陳洪范奇其狀貌，為請于總兵官王威釋之”①，最後以“鞭一百免”②。革役後他逃回到老家。
天啟末年，陝西全境災荒不斷。陝北又發生了嚴重的干旱和蟲災，禾苗枯焦，餓殍遍野。農民無法生活下去，最終只有鋌而走險，起來造反。陝北地區首先爆發了農民起義，並很快形成燎原之勢。最初，有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起義，他們占領了黃龍山。接著宜川王左掛、安寨高迎祥、洛川張存孟、延川王和尚、漢南王大梁等紛起響應，斗爭烈火燃遍了陝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義後參加了高迎祥的義軍。
崇禎三年（1630），張獻忠在家鄉聚集十八寨農民也組織了一支隊伍響應王嘉胤等起義。他自號“八大王”。由于他“身長瘦而面微黃，須一尺六寸，僄勁果俠，軍中稱為‘黃虎’”③。這一隊伍初屬王自用，後自成一軍。因他小時讀過一點書，又受過軍事訓練，為人多智謀，果敢勇猛，很快就顯示了指揮才能，他的部眾成為當時以王自用為盟主的三十六營中最強勁的一個營。從此，張獻忠隨著義軍，轉戰于陝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屢立戰功。他的隊伍也由幾千人發展到幾萬人，成為最強大的一支部隊。在與官軍的作戰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崇禎六年（1633）冬，義軍大部分渡過黃河南下，張獻忠所部是以高迎祥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禎八年（1635），各路義軍被官軍圍困于河南。為了沖出包圍圈，十三家義軍首領，在河南滎陽舉行了軍事會議。商討結果，決定分兵定向，打破官軍的圍剿計劃。會後，張獻忠和李自成在闖王高迎祥的率領下，向東挺進。這支東路軍的主力就是張獻忠的部隊。他的部隊作戰勇猛，連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縣，直指明朝的中都鳳陽。
作為東路軍先鋒的張獻忠部隊，在大霧彌漫的清晨包圍了鳳陽城。不到半天工夫，就全殲了守衛鳳陽的兩萬官軍，擊斃守將朱國正等人，俘獲了鳳陽知府顏容暄，並當著百姓的面，曆數他的罪行後，處以死刑。張獻忠把勝利品和府庫里的糧食，分給當地的貧苦農民，又叫農民和四鄉百姓，砍光皇陵的幾十萬株松柏，還拆除了周圍的建築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龍興寺（又名皇覺寺），然後放火燒了皇帝的祖墳。
這件事對朝廷震動很大，崇禎帝得知消息後，立即穿上喪服，跑到太廟，跪在祖宗的牌位下放聲大哭；並下令朝廷官員素衣素食辦理公務，表示哀悼。一向推諉責任的崇禎帝，這次又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撤了兵部尚書的職，殺了鳳陽巡撫和巡按禦史的頭，又把早已革職閑住的五省督師拉出來定了死罪。盡管如此嚴厲，官軍的將士仍然擋不住張獻忠部隊的縱橫馳騁和進攻。① 《明史》卷三○九《張獻忠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② 《綏寇紀略》卷六。
③ 張邦伸：《錦里新編》卷十《張獻忠》，巴蜀書社1984 年影印本。
張獻忠攻下鳳陽後，又揮師南下，接連攻克廬州（今安徽合肥）、安慶、和州、滁州，一直沿長江打到江蘇的儀征，一路所向披靡。後來又回師向西，經英山、霍山，同馬守應部會師于湖北麻城。接著，從湖北進入河南，又進入陝西，由商雒打回關中。張獻忠轉戰千里，忽東忽西，選擇官軍的薄弱環節，打破了官軍企圖在中原圍殲義軍的戰略計劃。張獻忠回到關中後，與高迎祥在鳳翔會合。又在陝西與明朝兵部尚書洪承疇統率的官軍進行了幾次戰斗，洪承疇手下的大將，如艾萬年、曹文詔等人都被義軍斬殺，官軍損失慘重。義軍遂轉而直插河南。
崇禎九年（1636）初，義軍部隊已發展壯大到幾十萬人，在河南會合時，常連營百里，而當時張獻忠的部隊就有十萬人以上。九月，闖王高迎祥不幸遇伏被俘，壯烈犧牲。李自成等大部轉戰于潼關以西地區，張獻忠所部遂成為潼關以東地區官軍攻擊的主要目標。張獻忠所部轉戰于鄂、豫、皖時，多次打敗官軍。“入河南襲破許州，殺左良玉兄”①，獲物資巨萬。三月，在安慶■家店的戰斗中又擊斃明將潘可大等人。但是，由于義軍各部缺乏統一部署和協同行動，每部各自為戰，崇禎十一年（1638）春，各路義軍均連遭挫折。特別是崇禎十年（1637）四月，明朝兵部尚書、內閣大學士楊嗣昌策劃了“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圍剿戰略，李自成在陝西遭到幾次失敗，劉國能等也在河南叛變投降，都給張獻忠的隊伍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張獻忠在進襲南陽的戰斗中被左良玉軍擊敗，本人也受了傷，幸被部下孫可望力救脫險，遂帶部隊退居谷城（今屬湖北）。在官軍的強大攻勢下，為了保存實力，張獻忠在谷城、羅汝才在鄖陽，分別接受了兵部尚書熊文燦的“招撫”。受“招撫”後，張獻忠拒絕接受改編和調遣，不接受官銜，保持了獨立性。他把四萬人的部隊分布在總部谷城的四郊，分四營，各設一員大將率領。在休整期間，集草屯糧，打造軍器，招兵買馬，訓練士卒。張獻忠還經常請人給他講《孫子兵法》，並結合戰例，總結經驗和教訓，等待時機東山再起。
崇禎十二年（1639）五月，張獻忠在谷城重舉義旗。義軍很快打垮守備谷城官軍，殺了縣令阮之鈿和巡按禦史林銘球，拆毀城垣，劫庫縱囚。明監軍道張大經和馬廷寶、徐起祚被迫投降。張獻忠離開谷城時，把官府上下大小官員向他索賄的名單、數字和時間，都詳細地寫在城內外的牆壁上，使百姓看清了明朝政治的腐朽。
張獻忠再起時，羅汝才、馬守應部也起而響應，並到谷城與張獻忠會合。隱伏在商雒山中的李自成也重整旗鼓，經湖北鄖、均地區進入河南。農民起義的烽火，又一次在中原大地上熊熊燃燒起來。
熊文燦得知義軍再起的消息，立即調左良玉和羅岱領兵追剿。張獻忠將大軍埋伏在房縣以西的羅猴山，張網布陣，並派出一支隊伍佯攻敗退，引誘官軍入山，伏兵圍攻，官軍一萬多人全部潰散，羅岱被活捉，左良玉丟盔棄甲，伏鞍而逃，連軍符印信也丟失了。崇禎帝一怒之下，撤了熊文燦的職，並予逮殺；左良玉降三級，帶罪隨軍立功。接著，改派大學士、兵部尚書楊嗣昌督師，總督以下並聽節制，再次展開對農民軍的大規模圍剿。
楊嗣昌一到襄陽，就拋出他策劃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
的戰略。會師十萬，並檄河南、四川、陝西、鄖陽諸撫鎮將領，分扼沖要，① 《平寇志》卷十二。
主要任務是全力圍剿張獻忠和李自成。起初，張獻忠不了解情況，接連失利，非常被動。後來通過情報摸清了官軍底細，他說服羅汝才，兩軍聯合，加強了義軍的力量。義軍“以走制敵”、“避實擊虛”、出沒無常的戰術對付官軍。同時，張獻忠加強了情報工作，派出很多機靈的軍士扮成商人小販，四處探聽消息。老百姓也常把官軍的動向告訴義軍，還常給張獻忠的隊伍做向導。因此，能及時掌握敵情，迅速采取軍事行動，打得官軍措手不及。然後迅速轉移，使官軍摸不清義軍的去向，難以追擊。官軍的主力部隊不是撲空，就是遭到埋伏而損兵折將。但是，義軍被困在官軍的包圍圈里非常不利，隨時都有被圍殲的危險。為此，張獻忠認為必須徹底粉碎官軍的圍剿計劃，跳出圈外去作戰，才能更有力地打擊官軍。
崇禎十三年（1640）閏正月，張獻忠在枸坪關被左良玉擊敗，率部突入四川。入川途中，在太平縣的瑪瑙山又受到鄭崇儉和左良玉的夾擊，傷亡慘重。接著又受到湖廣軍、四川軍和陝西軍的追擊堵截，義軍連受重創，退居興安歸州山中，又被左良玉等軍圍住，義軍陷于困境。為此，張獻忠利用楊嗣昌和左良玉的矛盾，派人攜重寶賄左良玉，說：“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無獻忠，即公滅不久矣。”①左良玉斗志松懈，張獻忠乘機收聚散亡，在山民的幫助下，走出興安，與羅汝才等部會合。張獻忠又利用四川巡撫邵捷春和楊嗣昌之間的矛盾，集中兵力，猛攻邵捷春防守的新甯（今四川開江）。邵捷春根本沒有想到義軍如此神速，官軍一觸即潰。義軍突破新甯防線後，順利地進入了四川。義軍的入川，打破了楊嗣昌的圍剿計劃，並在軍事上也從防禦轉入了進攻。楊嗣昌剛愎自用，滿以為官軍已把張獻忠、羅汝才等部包圍在鄂、川、陝三省交界地區，勝利在握了。但實際上是“總督之令不能行于將帥，將帥之令不能行于士卒”①。張獻忠盡量避免與官軍打陣地戰，而采取“以走制敵”的策略，一晝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動，常常把官軍搞得顧此失彼，腹背受敵，疲于奔命。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楊嗣昌眼看無法消滅義軍，就采用“招撫”辦法，妄圖分化瓦解。他宣布赦免羅汝才罪，歸降者授以官職，唯不赦張獻忠，有能擒獲張獻忠者賞萬金，封侯爵。但第二天楊嗣昌駐地的牆壁上就出現“有能斬督師來獻者，賞銀三錢”②的布告。義軍針鋒相對的回擊，使得楊嗣昌非常沮喪，並懷疑左右都通義軍。
崇禎十四年（1641）正月，張獻忠已在四川轉戰了近半年。這時，義軍在開縣黃陵城被官軍左良玉部追及，左部參將劉士傑、游擊郭開力立即出戰，義軍以逸待勞，張獻忠抽出一支精兵繞到官軍後方出擊。左良玉逃走，劉士傑、郭開力被擊斃，官軍將士死傷過半，義軍獲得全勝。
接著，張獻忠揮師出川，一晝夜急行軍，兵鋒直指鄂中。當義軍到達當陽時，駐守的官軍還在睡夢之中。張獻忠還作了一首歌謠嘲笑官軍：“前有邵巡撫（邵捷春），常來團轉舞；後有廖參軍（廖大亨）③，不戰隨我行。好個楊閣部（楊嗣昌），離我三天路！”①① 《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傳》。
①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八。
② 《明史》卷二五二《楊嗣昌傳》；《綏寇紀略》卷七。
③ 邵捷春被逮，其軍由廖大亨代之。見《明史·邵捷春傳》。
① 《灩滪囊》卷一。
二月，張獻忠率部攻克襄陽。襄陽是明朝的軍事重鎮，軍需餉銀，都聚集在城內。張獻忠以所獲餉銀，分十萬兩賑濟饑民，並將襄王朱翊銘和貴陽王朱常法等處死。義軍受到百姓的擁護，歡聲雷動。至此，張獻忠完全粉碎了楊嗣昌的“四正六隅”計劃，徹底摧毀了他所謂的“十面網”。楊嗣昌聽說張獻忠揮軍出川，急忙逃回宜昌。在沙市他得知李自成攻破洛陽，殺了福王的消息，自知死罪難逃，因而憂懼而死。左良玉被削職，帶罪領兵。
義軍接著又渡長江攻下樊城，與羅汝才合兵北上。四月，攻應山不下，轉攻隨州，克之。六月，張獻忠率部打南陽，東略信陽。七月，張獻忠又陷鄖西，至信陽。楊嗣昌死後，崇禎帝命陝西三邊總督丁啟睿接任督師，繼續圍剿義軍。原在一邊觀望不戰的左良玉，亦率部前來追擊張獻忠。秋八月張獻忠在信陽為左良玉部所敗，帶傷出商城，走英山方向，又被王允成擊敗，“眾道散且盡，從騎止數十”。在此之前，羅汝才與張獻忠不合，投奔了闖王李自成。信陽敗後，張獻忠也往投李自成。李自成“以部曲遇之，不從，自成欲殺之”，為羅汝才阻止。羅汝才私贈五百騎，張獻忠自河南經安徽東下。這時，李自成的義軍正圍攻開封。督師丁啟睿和左良玉等官軍主力，都北上救援開封。年底，張獻忠乘間陷亳州，入英、霍山區，與“革左五營”相見，“革左五營”是由老回回馬守應、革里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爭世王劉希堯、亂地王藺養成五營聯軍組成的。從此，義軍的聲勢又複振。
崇禎十五年（1642）二月，張獻忠率彙合後的義軍，攻陷舒城、六安，進克廬州，殺知府鄭履祥。又連下無為、廬江，並在巢湖訓練水軍。接著又打敗了總兵官黃得功、劉良佐的官軍。張獻忠義軍的勝利，使“江南大震”。鳳陽總督高斗光、安慶巡撫鄭二陽被逮治，起用馬士英代之。十月，張獻忠義軍被官軍劉良佐部擊敗，張獻忠率部西走鄲水。“革左五營”北投李自成。左良玉為避李自成，盡撤湖廣兵東下。張獻忠乘機攻占黃梅。
崇禎十六年（1643）正月，張獻忠率部乘夜攻下鄲州。三月，義軍連下鄲水、黃州、麻城。在麻城，張獻忠招募得數萬人。五月，義軍西取漢陽，從鴨蛋洲渡過長江，迅速攻占武昌府城。武昌為楚王朱華奎的王府所在地。守城官吏聞風而逃，楚王所募兵為之內應，大開城門迎接義軍。張獻忠處死楚王後，“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①。發銀六百余萬兩，賑濟武昌、漢陽、六安等地饑民。
在武昌，張獻忠自稱“大西王”，建立了大西農民政權。設六部和五軍都督府，及委派地方官吏。“改武昌曰天授府，江夏曰上江縣”，並開科取士，招攬人才，共錄取進士三十名，廩膳生四十八名，都授以州縣官職。這時，李自成也在襄陽建號稱王，並對張獻忠占據武昌十分不滿。李自成使人賀曰：“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死，行及汝矣。”此時，左良玉兵複西上，大西政權官吏多被擒殺。“獻忠懼，謀去之”②。兩境相接，形成了並立的兩大農民軍勢力。張獻忠力弱，無法與李自成對抗。八月，張獻忠率部南下湖南，以二十萬重兵攻占岳州。隨後進攻長沙，明總兵尹先民、何一德投降。張獻忠占據長沙後，宣布免征三年稅糧。接著，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屬州縣，所到之處，義軍紀律嚴明。清人劉獻廷記載說：“余聞張獻忠來衡州，① 《平寇志》卷六。
② 《罪惟錄·列傳》卷三一。
不戮一人，以問婁聖公，則果然也。”①九月，義軍攻占永州，兵威所震，使廣東南雄、韶州屬縣的官兵“逋竄一空”。明分巡南韶副使王孫蘭嚇得自縊而死②。十月，義軍占領楊嗣昌老家常德府武陵縣，對楊嗣昌父子及其家族仗勢作惡的罪行進行了清算。張獻忠發的令牌曰：“照得朱（誅）賊楊某，昔年曾調天下兵馬，敢抗天兵，某幸早死于吾忍（刃）矣。今過武陵，乃彼房屋土田，墳墓在此。只不歸順足矣，為何拴同鄉紳士庶，到處立團。合將九族盡誅，墳墓盡掘，房屋盡行燒毀；霸占土田，查還小民。有捉楊姓一人者，賞銀十兩；捉其子孫兄弟者，賞千金。為此牌仰該府。”③說明義軍對官紳惡霸的無比憎恨。
在義軍攻占武陵的同時，張獻忠親自領兵向江西萍鄉進攻，陷萬載，分兵兩路攻下袁州。袁州是江右門戶，失去袁州，則“江右全省皆壞，則兩廣咽喉斷，而金陵之藩籬撤矣”④。在左良玉官軍的反攻下，袁州又為官軍奪取。由于左良玉部士兵暴虐，明廷被迫撤回其兵，以招募當地兵戍守。張獻忠利用官軍調換的時機，突襲吉安，連占吉水、永新、安福、泰和等縣，並分設地方官吏，安撫百姓，再次奪回袁州。十二月，在江西總督呂大器帶兵反撲下，吉安等縣又先後失陷。張獻忠在江西受阻後，隨即回師再據岳州。明廷急派左良玉移鎮武昌，並分兵兩路，一攻岳州，一攻江西袁州，兩地再度給官軍占領。為此，張獻忠決定北上，在嘉魚（今湖北境內）沿江一帶埋伏部隊，大敗左良玉的精銳部隊，使“良玉軍，遂不振”①。張獻忠又在沿途收降官軍，編為新附營，軍容較前更盛。這時，張獻忠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廣東、廣西北部的廣大地區。為了將來的發展，張獻忠決定進軍四川。崇禎十七年（1644）正月，張獻忠率部向四川進發。義軍攻克夔州，“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接著，連克梁山、忠州和涪州，擊敗總兵曹英，破佛圖關，秦良玉率兵來戰，被義軍擊敗逃走。義軍攻克瀘州後，于六月二十日占領川北重鎮重慶。從漢中逃來的瑞王朱常浩、巡撫陳士奇、兵備副使陳纁、知府王行儉等一批明朝宗室和官僚，被義軍俘獲並處死。七月初四日，張獻忠命劉廷舉守重慶。他親自率義軍，分三路向四川首府成都挺進。沿路州縣“望風瓦解，烽火數百里不絕，成都大震”②。四川巡撫龍文光由順慶馳援成都，又調總兵劉鎮藩及附近土兵守城。一時“成都援兵四集，獻忠使其眾偽為援兵，混入城中，龍文光不能辨”③。八月初七日，義軍從四面同時攻城，里應外合，三日城破。
八月初九日，農民軍攻克成都。明藩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淥自殺，四川巡撫龍文光、巡按禦史劉之渤、按察副使張繼孟等明朝派駐四川的主要官員因拒不投降，均被農民軍處死。“初，李自成使馬珂入川，攻陷順慶。”九月，命將馬珂據守綿州，張獻忠派艾能奇往攻之不克，親自去指揮，馬珂①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
② 《明史》卷二九四《王孫蘭傳》。
③ 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十六。
④ 《崇禎長編》。
① 《明史》卷二七三《左良玉傳》。
② 《蜀碧》卷二，中華書局1985 年版。
③ 顧山貞：《客滇述》，上海書店1982 年版。
敗走漢中①。十月，李定國攻克保甯；孫可望下龍安，使王運行守之，又率兵攻茂州，克之。接著，艾能奇又攻克雅州。至此，四川大部地區被張獻忠的農民軍所控制。
十一月十六日，張獻忠在成都稱帝②，建國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大西政權建立後，設置左右丞相，六部尚書等文武官員。命“汪兆麟為左丞相，嚴錫命為右丞相”。以王國麟、江鼎鎮、龔完敬等為尚書。大西政權頒行《通天曆》，設錢局鑄“大順通寶”行用。開科取士，選拔三十人為進士③，任為郡縣各官。大西政權宣布，對西南各族百姓“蠲免邊境三年租賦”。張獻忠的號令森嚴，不許“擅自招兵”，“擅受民詞”，“擅取本土婦女為妻”④，違者正法。張獻忠封四個養子為王，孫可望為平東王，劉文秀為撫南王，李定國為安西王，艾能奇為定北王。
在軍事上，大西政權設五軍都督府，中軍王尚禮，前軍王定國，後軍馮雙禮，左軍馬元利，右軍張化龍。分兵一百二十營，有“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為宿衛”，設都督領之。城外設大營十，小營十二，中置老營，名為禦營，獻忠居之。又命孫可望為平東將軍，監十九營；李定國為安西將軍，監十六營；劉文秀為撫南將軍，監十五營；艾能奇為定北將軍，監二十營。分兵四出，“遂據有全蜀”。
不久，四川各地的明朝將領曾英、李占春、于大海、王祥、楊展、曹勳等，紛紛聚集兵馬，襲擊大西農民軍，屠殺大西政權地方官員，給大西政權很大威脅。對此，張獻忠進行了嚴厲的鎮壓。
張獻忠命孫可望往取漢中，被李自成部將賀珍擊敗。張獻忠親往救援，道經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命修廟刻石祀之①。部將劉進忠入據保甯府，部將馬元利克順慶守之。乙酉年元旦過後，張獻忠于初三日對部下說：“三國以來，漢中原屬四川，今吾定都于川，不取漢中，難免他人得隴望蜀乎？聞闖王遣馬爌守漢中，爌庸才耳，若不早取，他日易以能人，則難圖也。”②為了保證四川的安全，他派平東、虎威二將軍，向北平定漢南地區。又命都督張廣才早滅曾英，以便打開東下的道路。十六日，農民軍其名、張廣才兩軍齊發，不知李自成以賀珍代馬爌。結果大西軍的三萬兵馬被賀珍部擊敗。
大順二年（清順治二年，1645）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權滅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撫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會為定西大將軍進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詔誘降張獻忠，勸說他歸順清朝。詔書說：“張獻忠前此擾亂，皆明朝之事”，表示諒解，“張獻忠如審識天時，率眾來歸，自當優加擢敘，世世子孫，永① 又見《蜀難敘略》曰：“九月，李自成遣賊將馬科（珂）至綿州，獻逆使孫可望與戰，為所敗。自往擊之，科乃遁歸漢中。”
② 《客滇述》曰：“張獻忠自稱秦王”。
③ 《錦里新編》卷十《張獻忠傳》曰：“開科取士，中鄉試者八十人，中會試者五十人。”又曰：“獻自為萬言策，評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為第一。”此與《蜀碧》卷二同。又《寄園寄所寄》曰：“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
④ 《平寇志》。
① 《蜀碧》卷二。
② 《灩滪囊》卷三。
享富貴”。並威脅說“倘遲延觀望，不早迎降，大軍既至，悔之無及”③。然而張獻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強了抗清的決心。這時，何洛會率領的清軍被陝西的義軍所牽制，所以一直沒有入川。
張獻忠的大西政權和農民軍，除了與明朝在四川的殘余軍隊對抗外，還要同四川的地主武裝作斗爭。原川陝總督樊一蘅仍任原職，南明政權又任命原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總督川湖云貴軍務，並賜尚方寶劍便宜行事，駐紮遵義，主持對張獻忠作戰。是年三月，明四川巡撫馬乾派副將曾英帶兵攻陷重慶。接著，閣部王應熊會兵遵義，副將楊展、屠龍、莫宗文、賈登聯等請複川南。“起甘良臣為總統，副以侯天錫、屠龍，合參將楊展，游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攜潰卒，得三萬人。”①于三月攻陷敘州，大西農民軍損失一千余人。時副將曹英、參政劉鱗長及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都受樊一蘅節制，有兵十余萬。他們不斷地向農民軍發動攻擊，妄圖恢複失地。張獻忠時駐紮金山鋪，欲肅清新附不堅者，劉進忠諫曰：“生靈不可妄殺也。”②張獻忠不納，反調劉進忠回金山鋪會剿，劉進忠疑之，遂向北走投清軍。
大順三年初，清朝改派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和吳三桂等統率滿漢大軍，全力向大西農民軍撲來。當時，明參將楊展領兵複奪川南州縣，率師北指，與張獻忠的部隊激戰于彭山的江口，張獻忠大敗，退回成都。楊展由南面逼向成都。王應熊又派曾英為總兵，王祥為參將，聯師進攻，阻擋農民軍的東下。他們對大西農民軍進行瘋狂的襲擊，嚴重地威脅著大西農民政權。對此，張獻忠針鋒相對，給予堅決的回擊。五月，豪格率清軍攻占漢中。七月，為了北上陝西抗擊清軍，張獻忠決定放棄成都。並“盡殺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撲殺之”。他對孫可望說：“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為人所擒，汝終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統，未必遽絕，亦天意也。我死，爾急歸明，毋為不義。”①表明了張獻忠聯明抗清的決心。接著，分其兵為四，並命令四位將軍，各率兵十余萬向陝西進發。九月間，張獻忠率部離開成都，北上迎擊清軍。十一月，張獻忠大軍紮營于西充鳳凰山。
當時形勢緊張，原大西軍將領劉進忠叛變後，先在合州（今四川合川）
同明軍曾英勾結，後又出保甯（今四川閬中）去，投降了南下的清軍統帥豪格。清軍以劉進忠為向導，帶領清軍進入川北。十一月二十六日，豪格派護軍統領鼇拜等將領，分率八旗護軍輕裝疾進，出其不意，對農民軍發起突然襲擊。二十七日晨，清軍隔太陽溪與張獻忠的農民軍相遇。面對這意外的突然來襲，張獻忠臨急應戰，指揮農民軍馬步兵分兩面抗擊清軍。這時，清軍統帥豪格率大軍繼至，遣參領格布庫等向農民軍右翼進攻，都統准塔攻擊農民軍左翼。戰斗打得非常激烈，清軍將領格布庫等被農民軍擊斃，農民軍也遭到了慘重的損失。
張獻忠“初不為備，聞兵至，猶以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將臨河視之。”劉進忠為清將指點說：“此八大王也。”②清將急發暗箭射③ 《清世祖實錄》卷二一，順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① 《蜀碧》卷三。
② 《灩滪囊》卷三。
① 王源魯：《小腆紀敘》。
② 王源魯：《小腆紀敘》，《獻忠屠蜀》。
之，張獻忠不幸中箭。時年僅四十二歲。
張獻忠死後，他的部眾“以錦褥裹尸，埋于僻處，而遁”。清軍“求得發而斬之，梟其首于成都”①。另據清靖遠大將軍和碩肅親王豪格等奏報：“臣帥師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南部，偵得逆賊張獻忠，列營西充縣境，隨令護軍統領鼇拜、巴圖魯等，分領八旗護軍先發。臣統大軍星夜兼程繼進，于次日黎明抵西充。獻忠盡率馬步賊兵拒師，鼇拜等奮擊大破之，斬獻于陣。”②張獻忠犧牲後，他的部將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馮雙禮等率領農民軍向南，在重慶受到明軍曾英部的阻擊，農民軍擊斃守將曾英後，繼續向貴州方向轉移。後與南明聯合，共同抗擊清軍，轉戰在西南各省的廣大地區，堅持了近二十年，直到清朝的康熙初年。
① 王源魯：《小腆紀敘》，《獻忠屠蜀》。
② 《清世祖實錄》卷二九。按：《清史列傳·豪格傳》曰：“豪格親射獻忠殪，平其壘百三十余所。”另據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六三《張獻忠傳》曰：“未幾獻忠以病死于蜀中。”第三節馬守應馬守應綽號“老回回”③，陝西綏德人。只知他出身于邊兵，家世和生年均不詳。他是明末農民大起義中最早起義而又堅持到底的重要領袖之一，在回族人民反壓迫斗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在明代，回回已遍布全國。陝西北部延安府和馬守應的家鄉綏德州以及甘肅東部平涼、慶陽等地，曾是回民分布較多的地區。明中葉以後，由于吏治敗壞、軍政廢弛和土地問題嚴重，導致流民外逃現象愈來愈普遍。這一帶的回民，每當麥熟時節便攜帶妻小輾轉流徙，靠拾麥穗或者賣藥來維持最低下的生活，遇到災荒年景更加貧困無依，便紛紛起來暴動，反抗地方官府。回民起義常常同漢民聯合，即“與荒民合黨”①，而漢族農民起義也有當地回民參加。為此，陝西官府專門對回民規定了不許持兵器、不許群聚、不許搶掠的禁條，而且設法嚴防漢族軍民“附回”造反。這說明在西北回漢雜居地區，回、漢兩族人民的聯合斗爭成為階級斗爭的一種較為普遍的形式。崇禎元年，陝西大旱，草木枯焦，出現了赤地千里、人相食的慘狀。而明朝官府卻不顧人民的災難，對掙紮在死亡線上的各族農民仍舊“嚴為催科”②，毫不留情，這無異火上加油，更加激起反抗的怒火。長時期的民變和兵變，在天啟末年和崇禎初年終于在天災人禍頻繁的陝北、隴東地區彙成了農民大起義的洪流。從明統治者所掌握的情況表明，當時陝西流民武裝的成份“有饑民，有鎮兵，有回夷”③，“回夷”是明統治者對回民的侮辱性稱呼，這充分說明回族人民是明末農民大起義最早發難的主力之一。天啟七年（1627）十一月，揭開明末農民大起義序幕的白水縣民王二掀起的暴動，就與這一帶的回民起義有直接關系，王二劫了宜君縣獄之後率眾投入到白水縣苜蓿溝回民起義軍營壘里去，而白水縣苜蓿溝的回民早在萬曆年間就已經在這一帶堅持抗明斗爭了。到了崇禎初年，陝西鄜州、中部、雒川、宜川之間的回民便乘機而起，很快就發展到數萬之眾。
“老回回”馬守應正是在浩浩蕩蕩的起義洪流里，湧現出的一位傑出的農民英雄。馬守應最早是與高迎祥、羅汝才等人以邊兵身份共同揭起義旗的。邊兵或者叫鎮兵，他們的起義主要是由于明朝廷財政困難和軍官長期克扣軍餉所致，從天啟末年到崇禎二年，延綏、甯夏、固原三鎮的軍餉竟積欠了三十六個月，士兵無衣無食，忍無可忍，紛紛逃散，並與饑民聯合起義反抗。而在邊兵當中，不僅有漢族，也有回族、蒙古族的成員，所以高迎祥、馬守應的這支隊伍，就是由所謂“夷漢降丁”組成的“堅甲鐵騎，兵有紀律”①的漢、回各族聯合的流民武裝，開始時他們轉戰在甘肅東部和陝西北部一帶，崇禎三年（1630）三月，馬守應與八金剛、王子順（據說就是白水舉義的王二）等幾支義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破襄陵、吉州、太平。崇禎四年，馬③ 據史料記載，當時使用“老回回”綽號的，有馬守應、馬光玉和孫昂等數家，說明回民參加明末農民起義者不止一支。本文專述馬守應一支。此文采自白壽彝主編《回族人物志》。① 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一。
②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③ 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
① 談遷：《國榷》卷九五。
守應與高迎祥都成為以紫金梁（王自用）為首的三十六營農民起義軍中的著名首領。崇禎五年，馬守應與紫金梁等一度進軍河南，活動于清化、修武，不久轉入太行山。崇禎六年五月，馬守應又與混天王等率軍數萬出太行山東進河北，逼邯鄲、沙河諸縣。這一年紫金梁不幸犧牲，三十六營起義軍由高迎祥率領，他們又由黃河北岸渡澠池，突出豫西，開辟新的反明戰場。
崇禎七年（1634）三月，馬守應的一支武裝連同過天星、滿天星等共五營，以疾風般的速度由豫西進入湖北，經棗陽、巴東，西入四川，攻破川東重鎮夔州，遠近震動，這是明末農民軍最早進入四川的一支武裝。馬守應與過天星等三萬人馬在川東停留的時間很短。
不久，他們又返回湖廣，在鄖陽的黃龍灘作短暫屯聚後，又轉入陝南商雒山區，同混世王等幾支農民軍數萬人一道，面對強大明軍的包圍，展開了艱苦的反圍剿戰斗。他們曾突入關中，連營五十里，猛撲西安，使明皇朝在西北的政治中心受到威脅。崇禎八年八月，馬守應等營由陝南商雒東進河南，開辟了淅川山區作為據點，在豫西盧氏、永甯、陝州、靈寶、南陽一帶堅持抗明斗爭。
馬守應率領所部，轉戰各地，飄忽不定，以靈活多變的戰術打擊敵人，常常以智誘敵或者反敗為勝。崇禎八年（1635）十月奪取陝州之役，馬守應讓部下打扮成明軍模樣，到陝州詐稱換馬，乘機突入關廂，出敵不意一舉奪取了這座豫西北的重鎮。崇禎九年七月，農民軍領袖高迎祥在陝西作戰中不幸被俘犧牲，八月，馬守應率軍進攻河南省開封府城，火焚西關，明廷深為震恐。在河南鄢陵、扶溝，明軍左良玉率部緊追馬守應不舍。左良玉是頗為凶悍狡猾的，馬守應沉著應戰，並采取誘敵深入的戰術向鄭州方向轉移，並避入深山派人罵陣誘敵。被激怒了的左良玉率軍追入夾山，被馬守應義軍團團圍住，不久糧盡援絕，左良玉自殺未遂，後來才率殘部突圍狼狽逃竄，這是馬守應以智勝敵的一個典型戰例。正由于馬守應在流動作戰中的勝利和不斷給官軍以打擊，他在明封建統治者眼里被認為是屬于農民軍里“反複狙詐，怙惡不悛”①的一個。也正由于馬守應在農民軍中是一個很有軍事才能和作戰經驗的“多權譎”①的英雄人物，他受到各支義軍的信賴，並被奉為“謀主”。②崇禎九年七月，闖王高迎祥的犧牲，使農民軍遭到嚴重損失，農民戰爭一時陷入了低潮，就在這時，馬守應不僅耀威開封，痛擊左良玉，而且抓住戰機，開辟新戰場。他乘秋高足食和官軍不備，聯合羅汝才、張獻忠等營共二十萬人馬，馬守應被推舉為盟主、總掌盤子，這說明他一度在各支農民軍中處于相當高的地位。這支大軍由豫西南經湖北襄、樊，浩浩蕩蕩沿江長驅而下，進軍至湖北東部，與久據大別山區的英山、霍山地區的革里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等營會合，從崇禎十年（1637）到十五年（1642）間，回、革、左等營農民軍主要活動于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地帶，開辟和堅持了大別山區的斗爭。馬守應與革、左諸營善于利用山區的險阻，盛夏時在深山休整，秋高馬肥再主動出擊，又能避開官軍的圍攻和追擊。他們還善① 鄭廉：《豫變紀略》卷一。
① 吳偉業：《綏寇紀略》卷四。
② 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九。
于偵察敵情，掌握主動，各地老百姓包括“星卜市販之流多為所用”③，官軍的虛實動靜，農民軍了如指掌。他們可以根據敵我力量的對比，采用“兵多則竄，少則迎敵”，“官兵未至，旋即奔逸”④的靈活戰術，主動攻擊。所以，鎮壓農民起義的明朝將官們在屢敗之余也一再哀歎。由于回、革、左諸營受到當地百姓的支持，在江淮一帶竟然出現了“賊為主，兵反為客，是以多敗”的“民賊莫辨”⑤的局面。就這樣馬守應與革、左諸營的鐵騎縱橫馳騁在大別山區和江淮平原，他們曾占據過和州、含江、江浦，明統治者的陪都金陵也暴露在農民軍面前，以致沿江戒嚴，所在告警。農民武裝沉重地打擊了明皇朝在這一地區的封建統治秩序，有的地方官吏懾于農民軍的威勢，不得不“絜印視事于瀕江洲渚”，在安慶竟出現了明朝守將與農民軍之間“有無貿易，酒食交歡”①的情況，明皇朝的威嚴掃地以盡，以致鳳陽總督朱大典受到罷官的處分。在農民戰爭處于低潮的幾年中，回、革、左諸營在江淮的斗爭，有力地配合了其他各支農民武裝的活動，為不久李自成、張獻忠的東山再起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馬守應不僅足智多謀能征慣戰，而且如同許多的農民起義領袖一樣，他也是一位具有革命氣節的英雄。明統治者曾經多次向他誘降，都被拒絕。崇禎九年馬守應在河南淅川軍營里還殺死了前來勸降的明朝總兵王進忠，然後移營而去②。這也是明統治者把馬守應視為“反複狙詐，怙惡不悛”者的一個原因。
崇禎十五年（1642），李自成起義軍進一步壯大，馬守應率部北上正式並入李自成的闖王旗幟下，主要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北部一帶活動，攻占了夷陵、澧州、常德等重要城市，這期間馬守應還率軍在河南配合李自成參加過幾次重要的擊敗明軍主力的戰役，發揮了積極作用。李自成在北上之前曾授予馬守應為“永輔營英武將軍”③的稱號。李自成北上進攻北京的時候，馬守應繼續坐鎮承天、荊州、澧州等處。牽制了這一帶的明朝軍隊，成為獨當一面的勢力。在四川的張獻忠這時也派人專程前來同馬守應修好，表示進一步聯合對敵。
老回回馬守應本人和他這一支起義軍的最後結局，據吳偉業在《綏寇紀略》里記載說，到了崇禎末年，“老回回已病死，眾推其妻掌營”。又說，從馬守應營里分出來一支別名“搖天動”的農民武裝，共有八營二十余萬，仍在江北的潛山、桐城一帶堅持斗爭。吳偉業的書中還有“大、小老回回”等綽號的出現。說明馬守應雖然病死，他的隊伍並未潰散。值得注意的是，到清朝順治二年（1645）四月，清朝順治帝在詔書①里還說，當時在四川有張獻忠、湖北有老回回等農民武裝仍在堅持抗清斗爭。由參加明末農民起義到堅持清初的抗清斗爭，是一個有意義的轉變，是由反封建壓迫為主的斗爭轉③ 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三。
④ 彭孫貽：《平寇志》卷三。
⑤ 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三。
① 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四、十五。
② 戴笠、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九。談遷《國榷》卷九五作“解進忠”，崇禎九年（1636 年）“巡撫河南陳必謙趨南陽，令南陽知縣何騰蛟諭淅川賊，不聽。總兵解進忠自往，被殺”。③ 談遷：《國榷》卷九九。
① 《清世祖實錄》卷十五。
變為以反抗清朝民族壓迫為主的斗爭，老回回一支人馬在湖北的抗清同順治五年回回人米喇印、丁國棟在甘肅發動的抗清斗爭一樣，都屬于遍及全國的抗清總運動的一部分，代表了回族人民同漢族人民采取聯合行動的正確方向。
那麼，《綏寇紀略》和順治帝詔書關于老回回存亡的記載是否產生了矛盾？老回回馬守應到底在崇禎末年已經病死了，還是清朝順治初年仍在堅持抗清斗爭呢？問題在于對“老回回”一詞的解釋，“老回回”應是一種旗號，“老回回”有時指馬守應這個人，有時指馬守應和他所率領的那支武裝，後來又指已經沒有馬守應的原馬守應所率的那支武裝。這樣就可以說，崇禎末年“老回回”馬守應已經病死，由他的妻子或者子侄輩掌營，繼續打起“老回回”的旗號，或者使用“大老回回”、“小老回回”的旗號來統率這支重要的農民武裝，而順治初年仍在湖北堅持抗清斗爭的“老回回”，則已經是沒有馬守應的那支“老回回”武裝了。“老回回”馬守應和他的那支武裝的結局大致如此。①馬守應從崇禎初年同高迎祥、羅汝才一起成為明末最早起義的著名農民領袖之一。他曆經十多年的戎馬生涯，先後轉戰于陝西、甘肅、山西、河北、河南、湖北、四川、安徽、湖南等省。有三個被明統治者稱為“巢穴”的最主要的活動地區，陝西北部的黃龍山區，這是起義最早發動地區；另外兩個是以商雒山區為主的陝西、河南、四川、湖北交界地區和以大別山區為主的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區。馬守應和他率領的這支“老回回”武裝，則一直是這三大地區的積極開拓者和主力之一。特別是正當農民起義低潮時期，馬守應與革、左諸營堅持大別山區的斗爭，實際上成為當時全國矚目的中堅力量。回、革、左的斗爭及羅汝才諸營的斗爭，對于張獻忠的入蜀，對于李自成的北上推翻明朝的統治，起了重要的戰略配合作用。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評論明朝之所以被推翻時說，這不單是李自成一支力量的作用，實際上是各支農民軍即所謂“群盜”的共同作用。這一評論是頗為公允之談。馬守應足智多謀，能征善戰，同時具有堅定不渝的革命氣節。
他的威名和實力，使敵人聞風變色，受到各路友軍們的普遍尊重。因此，在明末農民戰爭中，“老回回”馬守應成為僅次于李自成、張獻忠的重要領袖。
最可貴的是馬守應始終堅持團結合作的品質，他的綽號是“老回回”，說明他公開打出了民族的旗號參加到以漢族人民為主力的大起義中來，他繼承和發揚了明代回漢聯合戰斗的曆史情誼，他同其他各支農民軍首領們的團結合作關系一直很好。在當時盡管明封建統治者對回族人民采取了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手段，盡管封建地主階級對于農民起義特別是對于有少數民族參加的反抗斗爭，總是極盡挑撥汙蔑之能事，但是在有關文獻記載中並沒有發現回漢聯合斗爭方面發生過任何糾紛。在起義軍內部回漢族人民之間，在馬守應與各路農民軍首領之間，沒有因為民族成分的不同而產生矛盾與不團結，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回漢族人民能做到這一點確是極其可貴的。馬守應最早同王自用、高迎祥、羅汝才，後來同張獻忠、李自成、賀一龍、賀錦等① 智夫成：《關于明末農民起義領袖“老回回”之死》，《河南師范大學學報》1984 年1 期，據《（康熙）荊州府志》等材料，指出“老回回”在1644 年被張獻忠所火並，馬守應本人也為張獻忠所害。此事仍待考。即使“老回回”所部被火並，絕不等于馬守應被害。
農民軍領袖們，都是並肩戰斗，互相支援，患難與共，情同手足的。馬守應同張獻忠、李自成的關系尤為突出。崇禎初年馬守應起兵反明的時候，張獻忠響應馬守應的起兵，投在他的部下，受到馬守應的賞識，號為“黃虎”，後來才獨樹一幟的。①不少文獻提到，崇禎十一年（1638），李自成在一次嚴重失利之後，部伍失散殆盡，他單人獨騎由陝西商雒跑到河南淅川馬守應的營里，養病半年多，後來由馬守應分給他一部分人馬，再度起事反明。②這件事對于李自成後來的恢複與發展壯大顯然是起了作用的。特別是鑒于明末農民大起義的後期，在各路農民軍中彼此猜忌，傾軋事件屢有發生，而馬守應那種始終主動團結友軍共同對敵的作風就更加可貴。這種作風不僅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中，即使在整個中國農民戰爭史中，也不多見，這是很值得重視並給以充分估價的。①①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七。
② 彭孫貽：《平寇志》卷三。另見《烈皇小識》等書。
第五十五章數學中國古代數學經過先秦、兩漢至隋唐的持續發展，在宋元時期達到了頂峰，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居于世界領先的地位，而到了明清時期則逐漸衰落了，這是由于受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思想以及傳統數學內在局限性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與此同時，西方經過中世紀漫長的黑夜之後，資本主義生產獲得蓬勃發展，科學技術也隨著以意想不到的速度發展起來。在數學方面，十六世紀時笛卡兒創立解析幾何學，此後，牛頓和萊布尼茨創立微積分學，從而完成了由常量數學到變量數學，由初等數學到高等數學，由古典數學到近代數學的轉變，西方數學走到了中國數學的前面。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數學的研究方向和內容都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其中在中國數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是珠算術的發展和明代萬曆以後西方數學的引進。中國為改變數學的落後局面和追趕世界數學主流，長途跋涉了達三個多世紀。
第一節傳統數學研究的衰落明代研治數學的人為數不少，著述也相當多。據有關書目文獻記載，明代算書約有一百二十余種，其數量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代①。特別是在明代，中國傳統數學的一些重要典籍，如《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以及宋元數學家的著作，大多還有傳本。明初編輯《永樂大典》，曾將漢至明初的各種算術分類抄入事韻算字條下，共三十六卷。清代纂修《四庫全書》，戴震等從中輯錄出《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五經算術》、《數學九章》（即秦九韶《數書九章》）、《益古演段》等古典數學名著。《永樂大典》算字條現尚存原著第16343—16344 卷，還有學者認為，現存《諸家算法及序記》是《永樂大典》第16361 卷的抄本②。除上列之書外，從《永樂大典》現存部分中尚可見到楊輝《詳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續古摘奇算法》、《丁巨算法》、賈亨《算法全能集》、何平子《詳明算法》、嚴恭《通原算法》、《透簾細草》、《錦囊啟源》等著作。其中有不少是早已失傳的內容，為後世保存了許多寶貴的數學史料。南京國子監還曾刊刻《算法大全》、《算法》、《九章算法》等數學著作。此外如王孝通《緝古算經》、李冶《測圓海鏡》、朱世傑《四元玉鑒》等在民間也有流傳。盡管有較好的文獻基礎，但是，明代數學家對一些古典數學名著卻缺乏深入的研究，明代數學的總體水平並不高。例如宋元時所取得的諸如天元術、四元術、招差術、垛積術、大衍求一術、增乘開方法等重大數學成就，在明朝統治時期已大都少人理解，因而沒有能夠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展。明代數學家程大位（著有《算法統宗》）看到開方作法本源圖，說是“注釋不明”，“不云如何作用”。顧應祥（著有《勾股算術》、《弧矢算術》、《測圓算術》、《測圓海鏡分類釋術》）看到《測圓海鏡》里的天元術，說是“反複合之，無下手之處”，感到“茫然無門路可入”，只好在《測圓海鏡分類釋術》中舍棄了原著有關天元術的內容。這種情況反映了當時中國傳統數學後繼乏人和數學研究幾乎停滯不前的嚴重程度。現在所說的明代數學的衰落也主要是指這一方面而言的。
① 李儼：《明代算學書志》，見李儼《中算史論叢》（第二集），科學出版社1954 年版。② 嚴敦傑：《跋重新發現之〈永樂大典〉算書》，載《自然科學研究》1987 年第2 期。第二節商業數學的發展明代的商品經濟相當發達，因此，明代在數學理論上雖然沒有什麼建樹，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數學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其突出表現是在當時一些重要數學著作中出現了更多的與商業貿易有關的應用問題。吳敬《九章詳注比類算法大全》（現通稱《九章算法比類大全》）可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吳敬，字信民，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曾任浙江布政使司的幕府。
他對浙江的經濟情況如田賦、稅收、人口等非常熟悉，常協助當地財政官員進行工作。吳敬于景泰元年（1450）寫成《九章算法比類大全》這部數學傑作。全書分十卷，共一千三百二十九個應用題。第一卷前另有“首卷”，稱為“乘除開方起例”，主要介紹大數記法、小數記法、度量衡的單位、乘除算法中用字的解釋、整數四則運算和分數四則運算等，並給出一百九十四個應用問題的解法。第一卷至第九卷按《九章算術》分類法分為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和勾股。各卷內容都是對該類應用問題的解法，其中最初幾個問題主要引自楊輝《詳解九章算法》、劉徽《海島算經》、王孝通《緝古算經》等，稱為“古問”。而結合當時社會情況的應用問題，則稱為“比類”。此外還有用詩詞形式表達的應用問題。第十卷專論“各色開方”，包括開平方，開立方，開高次方，開帶從平方和開帶從立方等。吳敬在該書“比類”中收集的許多題目，是與當時人們生產和生活實踐特別是與商業貿易有關的應用問題。這是商品經濟發展在數學中的反映。十五世紀中，歐洲南部各城市的商品經濟也很發達，商業數學也有相應的發展。在吳敬《九章算法比類大全》寫成後二十八年，意大利出現了一部相類似的著作《脫雷維沙算術》（Treviso 為威尼斯附近的一個地名）。其中有不少相當于吳敬書中的問題和解法，如“異乘同除”、“就地抽分”、“合伙經營”、“互換乘除”等。這說明在資本主義發展的萌芽時期，商品經濟反映到數學上，東西方有類似的步伐①。吳敬這部著作的體例和內容，對程大位《算法統宗》等後世數學著作有較大的影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王文素的《算學寶鑒》。王文素，字尚彬，山西汾城人。他以三十余年之功，于嘉靖三年（1524）寫成《算學寶鑒》一書，書名全稱《新集通證古今算學寶鑒》。全書共四十一卷。這是繼吳敬《九章算法比類大全》之後又一部商業數學巨著。書中介紹了珠算，也運用了籌算，包含有結合社會需要的各種應用問題，內容相當豐富。但可惜的是迄今不知這部著作是否有刊本行世。現較易見到的是北京圖書館藏抄本的影印本②。① 錢寶琮：《中國數學史》，科學出版社1964 年版，第134—136 頁。
② 見郭書春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典籍通彙·數學卷（二）》，河南教育出版1993 年版。第三節珠算術的發展據現有資料推測，珠算大約發明于元中葉之前不太久的時間，而在元代關于珠算僅有一些零星的記載。珠算發明之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和算法的簡化，在明代逐漸得到廣泛應用，並且最終完全取代了籌算。明初刊刻的《對相四言雜字》是一部看圖識字的啟蒙著作。書中繪有算盤圖，也繪有算籌圖，說明珠算術發展很快，珠算盤在明初即已推廣，成為應該與算籌同時掌握的計算工具。明中期以前的一些數學專著，如吳敬《九章算法比類大全》和王文素《算學寶鑒》等，也都明確提到珠算盤，並記載了一些只在珠算中才能有的口訣。如“破五訣”說：“無一去五下還四”，“無二去五下還三”一或兩根算籌就行了，用不著“下還四”，“下還三”，因此“破五訣”應是珠算口訣。但這兩部書又主要是介紹籌算方法的著作。這種情況表明，直到明代中期，在實際生活中還是籌算和珠算同時並用的。
明代算盤的式樣與規格，在十五世紀中期的《魯班木經》里有明確的記載：“算盤式：一尺二寸長，四寸二分大。框六分厚，九分大，起碗底。線上二子，一寸一分；線下五子，三寸一分。長短大小，看子而做。”這種算盤的上下算珠之間還沒有橫梁，只用一條繩線隔開。徐心魯《盤珠算法》（1573）中的九檔算盤圖，上有一珠，下有五珠，中間有木梁，與日本的算盤相同。日本算盤是來源于這種算盤還是獨立創制的，還有待于深入的研究。柯尚遷《數學通軌》（1578）中所繪算盤圖，稱為“初定算盤圖式”，有十三檔，上二珠，下五珠，中間用木制的橫梁隔開，已與現在通用的算盤相同。中國算盤的形制可能在這時已經基本定型了。
珠算的四則運算方法基本來自籌算，但也有所不同。如籌算中沒有加法和減法的口訣，而加減法口訣則是珠算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明代的珠算著作中，加法口訣稱為“上法訣”，如“一，上一；一，下五除四；一，退九進一十”等等，減法口訣稱為“退法訣”，如“一，退一；一，退十還九；一，上四退五”等等。為提高運算速度，這些口訣對于珠算術是必要的，而籌算術則無此必要。珠算術的乘法口訣（九九口訣）和除法口訣（九歸口訣）等，與元代的籌算術完全相同。此外，明代珠算術中有一歸口訣，如“見一無除作九一，起一下還一”等，這種除法口訣是籌算術所沒有的。
明朝人撰寫的珠算書為數不少，但流傳下來的不多。現在有傳本的有徐心魯《盤珠算法》（1573）、柯尚遷《數學通軌》（1578）、朱載堉《算學新說》（1584）、程大位《直指算法統宗》（1592）和黃龍吟《算法指南》（1604）等。其中以程大位的《算法統宗》流傳最廣，影響也最大。
程大位（1533—1606），字汝思，號賓渠，安徽休甯（今黃山市）人。
少年時代就很喜歡數學，二十歲以後一面在長江中下游地區經商，一面研究數學問題，同時向知算者請教問難，並廣泛收集古代與當代的數學著作。四十歲左右回到家鄉專心致力于數學研究。1592 年，在他六十歲的時候寫成《算法統宗》17 卷。後來他又將該書刪繁就簡編成《算法纂要》4 卷（1598）。《算法統宗》，全稱是《新編直指算法統宗》。書中詳細介紹了珠算盤的定位方法、加減乘除口訣和其他簡算口訣。這些口訣已相當完善，至今還在繼續使用。全書595 個應用題，全部用珠算盤演算，並且還設計了用珠算開平方和開立方的方法（朱載堉在此前後也提出了珠算開方法）。萬曆時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在全國范圍內清丈土地。《算法統宗》卷三“方田”中記有程大位專門為此創制的“丈量步車”，並繪有圖。這種“丈量步車”是用竹篾制成的，可以卷繩，類似于現在測量用的卷尺，用以丈量土地。《算法統宗》出版之後，很快“風行宇內”，凡學習計算的人士，“莫不家藏一編”①，一直到清末還在出版這部著作的各種翻刻本和改編本。明末李之藻編譯《同文算指》，還從《算法統宗》中摘錄了不少應用問題，以補充西洋算法的不足。
《算法統宗》的編著和流傳是從籌算到珠算這一轉變完成的標志。從此，這種攜帶方便、使用方法簡便的珠算盤，成為主要的計算工具，一直到現在還在我國人民中間廣泛地應用著，充分顯示了適應社會需要的創造發明的強大生命力。不僅如此，珠算盤和有關著作還流傳到朝鮮、日本等亞洲國家，並且受到了這些國家的歡迎。古希臘、羅馬和俄國也曾有過算盤，它們的形制與中國算盤不同，並且由于使用不便而都被淘汰了，其作用和影響是根本不能與中國算盤相比的。
① 程大位：《直指算法統宗》程世綏序。
第四節西方數學的引進十六世紀末，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作為西方殖民國家的先遣隊，開始到中國來進行活動。最早到中國內地的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他是德國數學家克拉維斯（明代學者稱其為丁先生，C.Clavius，1537—1612）的學生。明朝末年，由于改革曆法的需要，又陸續聘請一些通曉天文數學的西方傳教士來曆局工作，其中有羅雅各（Jacqaes Rho，1590—1638，意大利人）、鄧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瑞士人）、湯若望（JeanAdam Schallvon Bell，1591—1666，德國人）等。這些人的主要活動當然是進行宗教宣傳，但是，為了“鞏固地位”、“增進自由”和使教會獲得“極大的利益”，他們也介紹了西方的一些天文、數學、地理、制造槍炮等科學技術知識。在數學方面，這時傳入的有歐氏幾何、平面和球面三角學、圓錐曲線、筆算方法和一些計算工具等。西方的這些數學知識為瀕于衰廢的明代數學增添了新的內容，引起當時中國數學家學習和研究的興趣，並且做出相當大的成績，朝著中、西數學融合的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歐氏幾何這一時期最早譯成中文的西方數學著作是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六卷，內容為平面幾何學。所用翻譯底本為克拉維斯注釋的《原本》十五卷拉丁文本，但僅譯出原著，未譯克拉維斯的注釋和其他研究者的成果。在稍後編撰的《崇禎曆書》等著作中，又介紹了《原本》後九卷及《原本》以外的屬于歐氏幾何體系的部分內容，如正多邊形，多面體等。歐氏幾何傳入後，其豐富新穎的內容及其嚴謹的邏輯體系和演繹方法，在中國數學界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徐光啟曾明確指出，《幾何原本》為“度數之宗”，“此書未譯，則他書俱不可得論”，“此書為益，能令學理者祛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①。對《幾何原本》的意義和重要性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徐光啟、孫元化等中國數學家還撰寫了一些介紹與討論《幾何原本》的專著，並試圖用歐氏幾何的思想來研究中國古代的傳統數學。清代康熙皇帝還曾請傳教士南懷仁、張誠、白晉等，到宮中講授幾何，並將法國數學家巴蒂（P.Parclies）的歐氏幾何著作譯成滿文本《幾何原本》。徐光啟和利瑪竇所譯《幾何原本》中確定的一些數學名詞，如點、線、直線、曲線、平行線、角、直角、銳角、鈍角、三角形、四邊形等等，都一直沿用至今。在翻譯《幾何原本》時，徐光啟原來是想譯完全書的，但由于利瑪竇反對，說是“請先傳此”，“徐計其余”，譯事因而中輟。1856 年，李善蘭、偉烈亞力譯出《幾何原本》後九卷，這已是前六卷譯出之後二百五十年的事情了。
三角函數曆史悠久的平面三角學和球面三角學，這時也傳入中國。《崇禎曆書》① 徐光啟：《幾何原本雜議》。
中鄧玉函編譯的《大測》（1631），利用單位圓上有關的八條線段定義八種三角函數：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故稱“八線”，最後兩種三角函數現在已舍棄不用了。三角函數表造法有“六宗”（圓內接正六邊形、正四邊形、正三角形、正十邊形、正五邊形、正十五邊形的邊長求法，即求sin30°、sin45°、sin60°、sin18°、sin36°、sin12°的函數值），“三要”（指sin2A+cos2A=1，倍角公式和半角公式），“二簡”〔指公式：sinA=sin（60°+A）-sin（60°-A），sin（A±B）=sinAcosB±cosAsinB〕等方法。此外還有正弦定理和正切定理。鄧玉函編譯的《割圓八線表》是五位三角函數表，間隔為分，分與分之間按比例插入法計算。羅雅各所撰《測量全義》（1631），除介紹平面三角學中的正弦定理和正切定理外，還有同角三角函數的關系、余弦定理、積化和差公式等，並且還介紹了屬于球面三角學的一些基本公式。《測量全義》附有一份四位三角函數表，間隔為15′。清初，由波蘭傳教士穆尼閣（J.N.Smogolenski，1611—1656）講授，後由薛鳳祚整理成書的《曆學會通》中，有一卷《三角算法》，其中介紹的平面三角學和球面三角學知識，比《崇禎曆書》中有關三角學的內容更為豐富，並且還給出了一個六位三角函數（正弦、余弦、正切、余切）對數表。三角學是明末清初傳入中國的較系統且最有實用價值的西方古典數學成就之一。
筆算李之藻和利瑪竇合編的《同文算指》是介紹西方筆算的著作，主要是根據克拉維斯的《實用算術概論》編譯的，並吸取了程大位《算法統宗》里的一些內容。書中主要介紹筆算定位法，四則運算，分數，比例，級數求和，開平方、立方和高次方，線性方程組等。記數與計算使用一、二、三..等漢字，沒有采用現在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數碼。這部書對我國算術的發展有較大影響，後來清代學者對筆算很重視並加以改進，筆算方法逐漸得到了推廣。
《崇禎曆書》中的數學知識在《崇禎曆書》中，除平面三角法和球面三角法外，還比較零散和片斷地介紹了一些有關圓錐曲線（如橢圓、雙曲線、拋物線）的數學知識，以及阿基米德求圓面積、橢圓面積、球體積和橢圓旋轉體體積的方法，已知任意三角形三邊長求三角形面積的海倫公式等。這些也都是中國古代數學中所沒有的內容，但在當時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在學習和翻譯西方數學著作的同時，我國學者也開始了初步的研究，並陸續有一些論著問世。如徐光啟的《測量異同》、《勾股義》，孫元化的《幾何體論》、《幾何用法》、《泰西算要》，陳藎謨的《度測》，李篤培的《中西算學圖說》等。這些著作大多為學習西方數學的心得體會，有些還嘗試把中西數學融會貫通起來，但總的來說還沒有具有創新意義的研究成果。在當時條件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五十六章天文學明皇朝建立以後，不僅仿效前代禁止民間學習和傳授天文，更將其禁令擴展到整個天文學領域，尤其是禁止私習曆法。研制新曆，改革舊曆，曆來是推動中國古代天文學向前發展的一個動力，而全面禁學天文的做法，則斷絕了天文人才的廣大來源，毀棄了天文學發展的群眾基礎，從而導致中國天文學發展出現低谷。禁令發布以後，天文工作集中到司天監，但無研制曆法任務，其日常工作就是按章編算每年的民用曆書，監視天空有無入占的天象。這是一種維持性的常規工作，人們不敢冒著生命危險圖求進取，所以官方天文工作也墨守陳規，毫無生氣。
明代末期出現了天文學研究複興之勢，可惜積弊時久，難以振興。就在這個時候，西方耶穌會傳教士進入中國，給渴望天文新知識的中國天文工作者帶來了歐洲天文學知識，開始了中國天文學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漢化西方天文學時期，即在傳統天文學框架內，搭入歐洲天文知識構件。
第一節厲禁和抗禁按照中國曆代傳統，改朝換代要改換新曆。一部新的曆法往往與一個新的政權有關，皇帝要通過天文家溝通天人相通之途，天文家則靠解釋天象向皇帝傳達“天意”。明初，朱元璋不希望民間還有人懂天文，因為他們可能成為敵對政治勢力所需的人才。于是，對朱氏政權千秋萬代不會改換的願望，變成了對學習天文的厲禁。據明人沈德符《野獲編》記載：“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曆者遣戍，造曆者殊死。”甚至規定，欽天監人員終生不得再從事它職，其子孫也不得學與欽天監無關的知識，以接替世襲，否則也要遣戍。厲禁造成了嚴重的後果，特別是天文人才的匱乏。十五世紀末，曆法常常與天象不合，禁令不得不稍有松動。當時官方希望征用通曆法的人以備改曆之用，然而竟無人應征。《野獲編》說：“至孝宗，弛其禁，且命征山林隱逸能通曆者以備其選，而卒無應者。”
朱元璋的做法壓制了數學與天文學，但畢竟還有抗禁的呼聲和行動，這一方面表現為呼籲改曆，另一方面表現為努力保存天文資料，以免其湮滅。現存常熟的一幅石刻天文圖就是明代的作品，原刻于弘治九年至十二年（1496—1499）。現存的常熟石刻星圖碑刻于正德元年（1506），是前後兩任縣令楊子器和計宗道刻制的。這幅星圖翻刻的是蘇州石刻星圖，楊子器有如下跋文：“此圖宋人刻于蘇州府學，年久磨滅，其中星位亦多缺亂，乃考甘石巫氏經而訂正之，翻刻于此，以示後來庶幾欲求其故者得觀夫大概。”這段話表現出他擔心天文失傳的急迫心情，並希望為改變這種狀況做些實事。
比常熟石刻星圖更為精巧的是隆福寺藻井星圖。隆福寺初建于明景泰四年（1453），其中萬善正黨殿為明代當時的建築，此殿上方藻井的裝飾，是一幅繪制有據的科學星圖。從此殿建成到1977 年拆除，隆福寺星圖一直鮮為人知。這幅星圖直徑一米九八，繪有二百七十三個星官共一千四百三十二顆星。為什麼在禁學天文如此嚴厲的情況下，竟有人敢在離皇宮不遠的地方保存如此好的一幅星圖？就保存資料而言，也許這樣做更安全，另一方面星圖也確實掩飾得很好。如深藍色背景上的貼金星點在光亮處很顯眼，但放在光線不強又正懸頭頂較遠的地方就很不容易看到了。由此可見，當時人們為了給後人留下天文測量的成果真是費盡心機，而其重見天日竟然經過了五百多年。
此外，萬曆二十三年（1595），鄭王世子朱載堉自己編撰了一部新的曆法，以《聖壽萬年曆》為名進獻給皇帝。他因此而受到獎諭，得到“留心曆學，博通今古”的贊語。這實際上等于宣布解除了禁習曆法的禁令。但二百年的時間過去了，而明初開始實行的禁令對中國天文學的發展已經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第二節曆法1364 年朱元璋稱吳王，吳元年（1367）十一月冬至，太史院使劉基等向吳王進獻《大統曆》。洪武元年（1368），改太史院為司天監，洪武三年又改司天監為欽天監，由欽天監編算每年使用的《大統曆》。洪武十七年（1384），漏刻博士元統上書，說明《大統曆》其實就是元代《授時曆》，且“年遠數盈，漸差天度，合修改”，“以成一代之制”①。但明太祖無意編制新曆，只是擢元統為欽天監監令。元統仍以《授時曆》為基礎，略加修訂，整理成《大統曆法通軌》四卷，並將曆元由元至元十八年（1281）改到洪武十七年。此後，盡管多人多次上書請求改曆都未獲准，終明一代使用的都是《大統曆》。
① 《明史》卷三一《曆志一》。
第三節天文台明初未建天文台，直到洪武十八年（1385），考慮到曆代都有建天文台的傳統，才在南京雞鳴山上建造了觀星台，並將前一年由元大都運抵南京的郭守敬制造的天文儀器放置在天文台上。
由于南京與北京的地理緯度不同，所以元大都的儀器不適合在南京使用，于是又對其中一些儀器做了調整，並新制了一台渾儀，以便進行觀測。關于南京天文台，利瑪竇曾有一段較為翔實的記述：“南京也設有欽天監觀星台，此台以建築宏偉著稱。..城之一隅有小山崗，然仍處于城牆之內。上有平台，寬闊宏敞，頗適于觀測之用。四周屋宇壯麗，乃昔年所建。司天者夜夜鵠立于此，以察天象，無論星隕、彗孛，皆詳記奏聞。所陳儀器皆鑄以青銅，制作精美，裝飾華麗，其宏偉雅致非歐洲所能匹敵。且諸器屹立于此垂二百五十年，幾經風霜雨雪，迄無所損。”①在二百五十年以後尚如此宏偉，可見該天文台之規模。據利瑪竇記載，該台最大的天文儀器有四件，即渾象，渾儀，高表和簡儀。
永樂十九年（1421），明成祖遷都北京，二十二年，曾在宮城內建一小型的內觀象台。但當時隨行的欽天監人員卻只能在齊化門（朝陽門）迤南的城牆上進行觀測，且無大型天文儀器。正統二年（1437），明英宗決定修建北京觀象台，並派人按照南京觀象台上的儀器制成木樣，然後運回北京鑄制銅儀。正統七年（1442），北京觀象台建成。從正統四年到正統七年間又先後制成簡儀、渾儀、渾象、八尺圭表等大型天文儀器，安裝在觀象台上。正統十一年，又修造晷影堂。至此，北京觀象台已粗具規模。其遺址就是今北京建國門附近的古觀象台。此外，景泰六年（1455），明代宗還曾在內觀象台造簡儀和漏壺。但關于內觀象台的具體情況和觀測記錄，則缺乏更多的史料記載。
正統年間鑄造的天文儀器十分精美，現在部分陳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上。但這些精美的儀器，在當時卻安裝得相當粗糙，如簡儀極軸傾角與極高不合，渾儀二分二至與黃道實際位置不合，高表的尺寸不一等等，直到嘉靖七年（1528）才調整合適。明代的一些大型天文儀器，從制成到能正常使用，竟花費了近九十年的時間，可見當時欽天監工作的混亂和落後。
① 見China in the Sixtieth Century：the Journal of Mathew Ricci（1583—1610）， Random， Homse New York，1953.（《利瑪竇中國劄記》第四卷第五章）
第四節回回天文學元初來自西域的劄馬魯丁等天文學家都有較高水平，他們世代執掌回回司天監，為中國天文學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可是到了後來他們的後人逐漸成為應付差事的官員，回回天文學出現了停滯不前的局面。明洪武元年（1368）置回回司天監，一如元制。又詔征元太史院張佑、回回司天監黑的兒等十四人，原上都回回司天台的鄭阿里等十一人去南京討論曆法。這些人雖然可以編算每年行用的回回曆書，但對西域天文學已不甚精通。而原藏秘書監的天文書籍又多為波斯文或阿拉伯文，“言殊字異，無能知者”。于是，朱元璋決定派遣使臣去西域再聘專家，與原回回司天監的天文學家合作翻譯阿拉伯天文學著作。他說：“爾來西域陰陽家，推測天象至為精密，有驗其緯度之法，又中國書之所未備，此其有關于天人甚大，宜譯其書。”①《聚真堂馬氏宗譜》簡要記述了明初禮聘天文學家馬德魯丁的情況②：“洪武元年，為創立政府，成立欽天監，派欽使到阿拉伯滿覬（麥加）政府聘請精于曆學專家，乃聘到准帶地方古來氏族學者，即我來華始祖德魯丁公字彥明者，于洪武二年來至江蘇省江甯縣。明朝之南京成立欽天監，授欽天監監正，帶來隨員甚多，皆分任欽天監職務。”當時劉基為司天監監正，馬德魯丁擔任的是回回司天監監正。洪武三年改稱欽天監和回回欽天監，洪武三十一年（1398）罷回回欽天監，改設回回曆科。馬德魯丁因其測天之學而被稱為大測先生，留下了“大測堂馬”的譽稱。他曾以其學推測天象，預報結果優于《大統曆》，因而備受尊崇。《馬氏宗譜》載：“明太祖尊我祖如師，晉封回回太師。因國事初定，關于建設多所顧問，而言聽計從，大為劉基所忌。”
馬德魯丁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翻譯阿拉伯天文書籍，但他于洪武七年逝世，所以譯書的任務落到了他的兒子身上。長子馬沙亦黑，字仲德，接任回回欽天監監正之職；次子馬哈麻，字仲良，洪武三年起任回回欽天監監副、文林郎。馬沙亦黑主要負責回回曆法。《明史·曆志》記載：“命翰林李翀、吳伯宗同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譯其書”，但漢人不懂西域文字，只能作文字加工和修飾潤色，以使其符合漢語習慣，因此，主要工作是馬沙亦黑做的。經過幾年的研究，馬沙亦黑對大統曆的長處及缺陷有了較深的了解，也明白這一譯事對皇帝的重要性，純粹翻譯並不適合在中國使用，所以他實際上做的是編譯工作。馬沙亦黑編譯完成了《回回曆法》三卷。
馬哈麻主要負責回回天文星占著作的翻譯，于洪武十六年（1383）譯成了《明譯天文書》（亦稱《天文寶書》）四卷。此書原為阿拉伯天文學家闊識牙耳（971—1029）所著星占書，原名《占星術及原則導引》，譯名還有《天文書》、《乾方秘書》、《天文象宗西占》等。朱元璋對此書給以很高的評價，他說：“今數月所譯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測天之道甚是精詳于我。”①《回回曆法》的編譯和《明譯天文書》的譯成，是明代天文學發展的大① 《明譯天文書》吳伯宗序。
② 《聚真堂馬氏宗譜》，現藏北京民族文化宮圖書館。
① 見馬哈麻譯《乾方秘書》，北京圖書館藏抄本。
事，對當時和後世學習和研究回回天文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例如有一位名叫劉信的漢族學者，曾擔任過明英宗正統年間的欽天監夏官正。他所撰寫的《曆法通徑》四卷，講的就是回回曆法。此後貝琳根據回回曆法的基本理論和編算曆書經驗，系統整理成《七政推步》一書，這是明代研究回回天文學的重要成果。
第五節航海天文學明代遠洋航行成就突出。在明永樂至宣德年間（1403—1435），鄭和率船隊七次下西洋，航行期間，曾采用天文定向和天文定位。明末茅元儀所著《武備志》收有鄭和航海圖，在其中四幅過洋牽星圖上標有天體出水平線高度等沿途所見的天空景象和有關數據，如“北辰星一指平水”、“燈籠骨星正，十四指半平水”、“南門雙星六指平水”等等。據今人研究，一指約在1°34′—1°36′之間，也有人認為一指相當于1.9°。此外，他們還用南北星高度及方位確定所在地大約的地理位置，並用四方星相對位置定航向。這些都是了解古代航海天文知識的寶貴資料，從中也反映了明代航海天文知識的進步。
第六節西方天文學的傳入1583 年，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傳教。他與李之藻合寫的《渾蓋通憲圖說》是早期傳入中國的歐洲天文知識。此書分兩卷。第一卷主要是講星盤的構造、原理及其中坐標網的繪制方法，第二卷主要講星盤的使用方法，另有一篇介紹渾象的專文。在這本書中有不少對中國天文學家來說是新鮮的內容，如第一次傳入完整的黃道坐標系，即沒有考慮黃極的黃道坐標；明確晨昏蒙影的嚴格意義，但將晨昏蒙影的原因歸之于日大地小則是不正確的；講述了中國古代極少論及的五星遠近問題，並給出了數量結果；傳入西方星等劃分的概念，但將星的亮度差別僅歸之于星大小不同是不全面的，此外還討論了地理經度的測量等。
利瑪竇和李之藻合寫的《經天該》一書，是以西方星圖為依據、《步天歌》為體裁的認星七言款詞，其中包含了中西星名的對照工作。《經天該》的歌詞頗為上口，例如關于獵戶座的歌詞為：“參宿七星明燭宵，兩肩兩足三為腰。參伐下垂三四點，玉井四星右足交。玉井下方曰軍井，屏星二點井南標。四顆廁星屏左立，屎星一點廁下拋。丈人子孫各連二，老人最巨南望遙。”
利瑪竇在十七世紀初還與徐光啟合作將《幾何原本》前六卷譯成漢文。
這是傳教士進入中國後翻譯的第一部科學著作，譯自利瑪竇的老師德國數學家克拉維斯對歐幾里得原書的注釋本。西方早期天文學關于行星運動的討論多以幾何為工具，《幾何原本》的傳入對學習了解西方天文學是十分重要的。另一位耶穌會士熊三拔依據星盤原理，制成專門測量太陽經緯度的簡平儀，徐光啟的譯著《簡平儀說》就講述了這種儀器及其使用方法。例如根據測得的太陽赤經與赤緯，怎樣定時間與地理緯度等。書中論述大地為球形的內容也是新鮮的知識。陽瑪諾編寫的《天問略》，則對各種各樣的天文問題逐條作了回答。在這本問答體裁的書中介紹了托勒密的地心體系，太陽在黃道上的運動，月相成因，交食及交食深淺的原因，伽利略發明的望遠鏡及其新發現等等。雖然這本書有濃重的宗教色彩，但許多天文學內容為中國過去完全不知道的。
德國傳教士湯若望與中國欽天監官員李祖白合譯的《遠鏡說》，在介紹伽利略及其發現方面比《天問略》更詳細。這些在歐洲也屬于嶄新的天文學知識傳入中國並不算晚，只是傳播范圍很小，影響還很有限。但當時一些接觸到這些新天文學知識的人，已經開始進行初步的研究和消化。如萬曆四十年（1612）左右，王英明著《曆體略》三卷，其中既有中國傳統天文學知識，也介紹了西方天文學知識，尤為可貴的是他對外來知識並不生吞活剝，如不承認有上帝居住的第十二重天，也不承認有兩重歲差天，融進了自己的見解。天啟年間（1621—1627），陸仲玉著《日月星晷式》，是最早利用歐幾里得幾何作圖法解決天球坐標在不同平面上投影的一本著作。
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際，正是中國天文科學的饑渴時期。當時接觸到西方天文知識的中國知識分子，希望通過介紹新天文知識彌補明代“大傷元氣”的天文學，以便為中國天文學的繼續發展開辟出一條新路。這一願望在明末改曆工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現。
第七節《崇禎曆書》明初以來，據《大統曆》推算所作的天象預報，就已多次不准。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1629 年6 月21 日）日食，欽天監的預報又發生顯著錯誤，而禮部侍郎徐光啟依據歐洲天文學方法所作的預報卻符合天象，因而崇禎帝對欽天監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此後，管轄欽天監的禮部奏請開局改曆，並得到朱由檢的批准，從明初就一直未斷的改曆呼籲總算成為現實。同年七月，禮部決定在北京宣武門內首善書院開設曆局，命徐光啟督修曆法。
徐光啟深知，西方天文學的許多內容是中國“古所未聞”的，“惟西曆有之。而舍此數法，則交食凌犯，終無密合之理”①，所以改曆“宜取其法，參互考訂，使與大統法會同歸一”②。于是，他制定了一個以西法為基礎的改曆方案。在他領導下，曆局從翻譯西方天文學資料起步，力圖系統地和全面地引進西方天文學的成就，當時還聘用了意大利龍華民、羅雅各，瑞士鄧玉函，德國湯若望等人，與曆局的中國天文學家一道譯書，編譯或節譯哥白尼、第谷、伽利略、開普勒等歐洲著名天文學家的著作。這是曆局的中心工作。其結果是從崇禎二年到崇禎七年（1629—1634）曆經六年，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禎曆書》。徐光啟于崇禎六年去世，經他定稿的有105 卷，其余32卷最後審定人為李天經。此外，曆局人員在制造觀測儀器，天象推算和實際觀測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崇禎曆書》是較全面介紹歐洲古典天文學的重要著作。全書共46 種，137 卷，分節次六目和基本五目。節次六目分別為日躔、恒星、月離、日月交合、五緯星和五星凌犯；基本五目分別為法原、法數、法算、法器和會通。其中以講述天文學基礎理論法原所占篇幅最大，有40 卷之多，法數為天文用表，法算為天文學計算必備的數學知識，如三角學、幾何學等，法器為天文儀器及其使用方法，會通為中西度量單位換算表。
《崇禎曆書》采用的是丹麥天文學家第谷所創立的宇宙體系和幾何學的計算方法。其中引入了明確的地球概念和地理經緯度概念，引入了球面天文學，以及視差、蒙氣差等重要天文概念和相應的計算方法。它還采用了西方較精確的天文數據和通行的一些度量單位，如一周天分為360°，度以下用60 進位制等。這部書也有不少錯誤和缺點，如第谷體系是對托勒密地心說和哥白尼日心說的折衷體系，在當時歐洲並不先進，其維護地靜觀，否認天體自轉，以及對歲差現象的解釋等，也都是錯誤的。
《崇禎曆書》貫徹了徐光啟以西法為基礎的設想，基本上納入了“熔彼方之材質，入大統之型模”①的規范。盡管此書大量內容為西方體系，但最後仍落實到編曆問題上，並未突破《大統曆》的框架。實際上，所謂“入大統之型模”，就是以曆法服務于皇家，將天文學研究僅僅局限于編修曆法這項具體應用上，而難以使之真正成為探索天體運動、變化及其規律的科學。總的來說，《崇禎曆書》是漢化西方天文學的產物。其中雖然有很多新天文學知識，但由于傳授者的保留和扭曲，以及接受者的被動和因循，這些新知識① 《明史》卷三一《曆志一》。
② 《明史》卷三一《曆志一》。
① 《徐光啟集》卷八《曆書總目表》，中華書局1963 年版。
在中國並沒有產生像在西方那樣的革命力量。但無論如何，《崇禎曆書》的編成仍然是明代天文學發展所取得的偉大成就。
此外，《崇禎曆書》內容的重大變化，也引起了保守派的攻擊。他們以其“未入大統之型模”為借口，以不符合祖制為大棒，力阻《崇禎曆書》的頒行，使得優柔寡斷的崇禎皇帝始終拿不定主意。崇禎十六年（1643）八月，他終于下定頒發新曆的決心，但這時明朝政權已面臨崩潰邊緣，再也無力顧及曆法的事情了。入清後，湯若望將《崇禎曆書》改訂為100 余卷，改稱《西洋新法曆書》，得以刊行。
第五十七章物理學明代的物理學在某些方面，如聲學，有突出的成就。但物理學同其他傳統科學一樣，發展十分緩慢。明末西方傳教士來華，西方近代物理學知識也開始傳入。
第一節力學材料力學知識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敘述了測量弓的彈力的方法：“凡試弓力，以足踏弦就地，秤鉤搭掛弓腰，弦滿之時，推移秤錘所壓，則知多少。”①這里涉及到力與形變的關系及其測量方法。
風力與水力的利用我國古代很早就知道在航行中利用風力和水力。宋應星在《天工開物》中指出：“凡風篷尺寸，其則一視全舟橫身，過則有患，不及則力軟”，“凡風篷之力，其末一葉敵其本三葉。調勻和暢，順風則絕頂張篷，行疾奔馬。若風力洊至，則以次減下。狂甚則只帶一兩葉而已”，“凡風從橫來，名曰搶風。順水行舟，則掛篷之玄游走。或一搶向東，止寸平過，甚至卻退數十丈。未及岸時，捩舵轉篷，一搶向西，借貸水力，兼帶風力軋下，則頃刻十余里”①。這里宋應星述及了帆的寬度與受風力的關系、帆的頂部與底部受力的大小，以及船在順風和側向風（甚至逆風）時的航向和張帆方向。宋應星還指出：“凡舵尺寸，與船腹切齊。若長一寸，則遇淺之時船腹已過，其梢尾舵使膠住，設風狂力勁，則寸木為難不可言。舵短一寸，則轉動力怯，回頭不捷。..舵上所操柄名曰關門棒，欲船北則南向捩轉，欲船南則北向捩轉。”②論述了舵的長短對舵力大小、舵的方向對船航行方向的影響。從這些文字中可知，當時對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船的受力狀況與變化等已有充分的認識，因此能操作自如，安全航行。
比重的概念及其應用程大位在《算法統宗》卷一中，列出了金、銀、玉、鉛、銅、鐵、石等七種物質的“輕重率”（即比重），“謂諸物皆見方一寸，其輕重不同如此”。程大位所列數值系引自《孫子算經》卷上，但由于曆代度量衡的變遷，數值已不准確。
在比重的應用方面，明代基本上沿襲宋元時代制鹽工業發展而創造的測鹵法，即用蓮子檢驗鹽鹵濃度的方法。陸容在《菽園雜記》中記曰：“..以重三分蓮子試之。先將小竹筒裝鹵，入蓮子于中。若浮而橫倒者，則鹵極咸，乃可煮燒；若立浮于面者，稍淡；若沉而不起者，全淡，俱棄不用。”①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寫道：“鹵積則能載物，故淘土為巨器，泛中流必無沉溺。姚寬曰：煮海試鹵者，杓鹵而置蓮子數枚，三浮五沉者淡；七八浮① 《天工開物》卷十五《佳兵》。
① 《天工開物》卷九《舟車·漕舫》。
② 《天工開物》卷九《舟車·漕舫》。
① 《菽園雜記》卷十二。
則淳鹵矣。取其浮而直。閩人以雞子、桃仁試之。飯豆亦可試也。”②他補充了一種用“飯豆”測試的方法。另外，方以智還記述了在冶煉多種金屬混合其中的礦石時，由于比重的不同，“重者在下，浮土在上，以次分焉”③。對虹吸現象的進一步認識明代，人們對虹吸現象的認識已深入一步。徐光啟述及“過山龍”（即虹吸管）的引水條件是“必上水高于下水，則可為之，至平則止”，在流水中“必須上流高于下流”④。徐霞客在游曆云南雞足山時，曾推斷寺廟里噴泉的高度，“此必別有一水，其高與此並”⑤。方以智也認為，過山龍“其來處何高，則所激之高可與之比。或故使之瀑下，就以筒承瀑，則水激而上。上既出，則流通而不止矣”⑥。
傳入的西方力學知識明末傳入我國的西方近代力學和機械學知識，主要集中在鄧玉函（J.Terrenz，1576—1630）口授、王徵筆述並繪圖的《遠西奇器圖說錄最》（1627）中。該書共三卷。第一卷六十一款，敘述力學基本知識與原理。包括地心引力，重心，各種幾何圖形重心的求法，重心與穩定性的關系，各種物體的比重，浮力等。第二卷九十二款，敘述各種簡單機械的原理與計算，包括杠杆、滑輪、螺旋、斜面等一般知識。第三卷介紹各種實用機械，共五十四幅圖說。該書彙總了從阿基米德到十六世紀初的西方力學和機械學知識，並且其中有些內容引用了伽利略的著述①。
② 《物理小識》卷七《金石類·鹽》。
③ 《物理小識》卷七《金石類·分金爐》。
④ 《農政全書》卷十七《灌溉圖譜》。
⑤ 《徐霞客游記》卷七上《滇游日記》。
⑥ 《物理小識》卷八《器用類·轉水法》。
① 參閱嚴敦傑：《伽利略的工作早期在中國的傳布》，載《科學史集刊》第七期（1964），第8—27 頁。第二節聲學對聲的認識及應用宋應星在《論氣》中寫道：“氣本渾淪之物，..及夫沖之有聲焉，飛矢是也；界之有聲焉，躍鞭是也；振之有聲焉，彈弦是也；辟之有聲焉，裂繒是也；合之有聲焉，鼓掌是也；持物擊物，氣隨所持之物而逼及于所擊之物有聲焉，揮椎是也。”②說明一切聲現象都離不開氣的因素，聲音的產生是因為物體的振動或急速運動對空氣的沖擊。他還寫道：“物之沖氣也，如其激水然。氣與水，同一易動之物。以石投水，水面迎石之位，一拳而止，而其文（紋）浪以次而開，至縱橫尋丈而猶未歇。其蕩氣也，亦猶是焉，特微渺而不得聞耳。”①在此宋應星明確地用水波與聲波相比較，認為聲音傳播過程中空氣的振動與水波的振動類似。當然他那個時代還不可能知道聲波是縱波而水波是橫波的差別。
方以智曾進行聲波共鳴現象的觀察和實驗，他說：“《夢溪筆談》曰：今有琵琶，以管色奏雙調，則琵琶有聲應之，以為異物。殊不知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遍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也。古法一律七音，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逸調至多，偶見其應，便以為奇耳。智（方以智）按洛鍾西應，即此理也。今和琴瑟者，分門內外，外彈仙翁，則內弦亦動，如定三弦子為梅花調，以小紙每弦帖之，旁吹笛中梅花調一字，此弦之紙亦動。曹師夔鑢磬不應鍾，猶之茂先（張華）知銅山崩也。聲音之和足感異類。豈誣也哉！”②他還記述了一種原始的隔聲技術：“私鑄者匿于湖（地洞）中，人猶聞其鋸銼之聲，乃以甕為甃，累而牆之，其口向內，則外過者不聞其聲。何也？聲為甕所收也。”③與隔音消聲相反，在音樂演奏中常常為了增強效果而需要共鳴裝置。文震亨寫道：“古人有于平屋中埋一缸，缸懸銅鍾以發琴聲者然。不如層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或于喬木、修竹、岩洞、石室之下，地境清絕，更為雅稱耳。”④具有聲學特性的建築馳名中外的北京明代建築物天壇，其中的回音壁、三音石和圜丘具有奇妙的聲學效果。“回音壁”是一道圓形的圍牆，高約6 米，半徑約32.5 米。圍牆內有三座建築物，北面一座皇穹宇距離圍牆最近處約2.5 米。整個圍牆整齊光滑，是良好的聲反射體。圍牆的弧形使得當入射角小于22°時，聲波可被圍牆連續反射而不受皇穹宇的散射。因此，如果一人貼近圍牆講話，而相距較遠的另一人如也貼近牆壁，則可聽得很清楚。“三音石”是位于回音壁中心的一塊石板，人若站在此處擊掌，可聽到三次甚至多達五六次回響。② 《論氣》氣聲二。
① 《論氣》氣聲七。
② 《物理小識》卷一《天類·同聲相應之征》。
③ 《物理小識》卷一《天類·隔聲》。
這是因為聲音等距離地傳到圍牆後，被反射回到中心，于是聽到第一次回聲；然後聲波再次傳到圍牆，再次被反射回來，又聽到第二次回聲；如此往返，直到聲波能量衰耗殆盡。“圜丘”是一座由青石和大理石砌成的圓形平台，高出地面約5 米，半徑約11.5 米。平台中心略高，向四周略有傾斜。除東南西北四個出入口外，四周全部圍有青石欄杆。人若在圜丘中央大叫一聲，聽到的聲音比平時要響亮。這是由于聲波被欄杆反射到稍有傾斜的台面上，再從台面上反射到人耳，與原來的聲音混合在一起的緣故。
朱載堉創建十二平均律朱載堉創建的“新法密率”，是我國古代最傑出的科學發現之一。這也是世界上首次提出的十二平均律的數理理論，為現代鍵盤樂器（如鋼琴等）的創制奠定了基礎。
朱載堉的“新法密率”理論及其計算方法在他的《律曆融通》、《律學新說》和《律呂精義》等書中均有闡述。“新法密率”的主要科學貢獻：一是創造了以弦律為主的十二平均律；二是采用“異徑管律”的方法，提出了解決管口校正的新途徑。
朱載堉把八度分成十二個半音，運用等比生律，使得任何相鄰兩律間的頻率比都相等，從而獲得各律音高間隔的等程性，成功地解決了旋宮轉調的問題。其用數學公式可表示為，式中表示在一個八度音程中十二個半音的任意一個音的弦長。這樣新法密率實際上就是以為比例因子的十二平均律。
TTnnn + 12 12= 1.05946 = 2 T 12 ,," "朱載堉在發明十二平均律的同時，還提出“異徑管律”。這就是以管定律時，各律管的內徑須隨律管長度而異。他利用這種不同管徑的特點來達到縮小空氣柱與管長不一致的問題。他研究得出，在一個八度音程中按音高次序排列的十二個律管的管徑構成了以為比率的等比數列。用數學公式可表示為2412422d dnn += .第三節光學傳統的光學研究及記載關于針孔成像和面鏡成像的問題，方以智①的研究和記述基本上與宋代沈括的研究和記述類似。
關于色散現象，李時珍①、方以智等均有觀察與記述。方以智指出：“凡寶石面凸則光成一條，有數棱者則必有一面五色。如峨嵋放光石，六面也；水晶壓紙，三面也；燒料三面水晶亦五色；峽日射飛泉成五色；人于回牆間向日噴水，亦成五色。故知虹■之彩、星月之暈、五色之云，皆同此理。”②他列舉了數種晶體的色散及虹霓現象等，認為這些自然界的普遍現象有著相同的道理。可以說，這是對我國古代色散知識的一個總結性記錄。
至于透光鏡，在郎瑛的《七修類稿》中記載：“映日，則背花俱見。凡突處，其影皆空。”③方以智對此亦有研究：“世有日中見鏡背盤龍，入室則隱者，..人不解其故，以為異寶。此假作者，先以精銅少劑鑄鏡，鑿龍或花其背，複熔倍錫之銅劑填之，磨使平，又以鉛蓋其面，日中照之，則龍文盡出。博物如沈存中（沈括），猶訝透光之奇。吾衍（吾丘衍）始明之。”④對于透光鏡的鑄造方法，方以智與元代吾丘衍的見解相似。
傳入的西方光學知識明末，西方近代光學知識開始傳入我國。如利瑪竇曾用三棱鏡表演色散現象。陽瑪諾（Emmanuel Diaz， 1574—1659）在《天問略》（1615）中，最早提到光學望遠鏡，他說：“近世西洋精于曆法一名士，務測日月星辰奧理而衰其目力尫贏，則造創一巧器以助之。”此處“精于曆法一名士”實指伽利略，他于1609 年制望遠鏡，並用以觀測月面、金星、土星、木星、星團、銀河等天體。湯若望（J.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所著《遠鏡說》（1626）是在我國最早介紹望遠鏡的專著。該書首先列舉了利用望遠鏡仰觀月亮、金星、太陽、木星、土星和宿天諸星，及直視遠處山川江河、樹林村落、海上行舟和室中諸遠物的情形，然後介紹了伽利略望遠鏡的結構和用法，在天文觀測及戰爭中的功用，還介紹了眼鏡、凸透鏡和凹透鏡的制造、使用及成像原理，光的折射現象，凸透鏡與凹透鏡組合使用的成像原理、造法、用法及注意事項等。總之，該書從功效、原理、結構和使用等方面介紹伽利略式望遠鏡，並附有光路圖（盡管是錯誤的）及整架望遠鏡的外形圖。估計望遠鏡實物當在此前後傳入我國。
明末，薄鈺曾成功地把“千里鏡”（望遠鏡）應用于戰爭，觀察敵方所① 《物理小識》卷八《器用類·陽燧倒影》。
① 《本草綱目》卷八《金石部·玉類》。
② 《物理小識》卷八《器用類·陽燧倒影》。
③ 《七修類稿》續稿卷七《奇謔類》。
④ 《物理小識》卷八《器用類·鏡背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