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炮彈落點①。明代已有關于眼鏡傳入我國的記載，見于郎瑛的《七修類稿》卷六《事物類》及張甯的《方洲雜錄》。它們主要是遠視眼鏡，由陸路經甘肅、陝西，或海路從廣東輸入，因稀少而昂貴，被視為珍品。
① 參閱《吳縣志》卷七五下《列傳·藝術二》。
第四節電和磁指南針和羅盤廣泛應用于航海明代的造船航海技術是較先進的。十五世紀初，鄭和率領船隊七次航海下西洋。航海羅盤的使用是遠航成功的重要技術保證之一。隨同鄭和遠航的鞏珍曾記載當時航海“皆斫木為盤，書刻干支，浮針于水，指向行舟”①。可見當時普遍使用羅盤指示航行。“至嘉靖間，遇倭夷之亂，始傳倭中法，以針入盤中，貼紙方位其上，不拘何方，子午必向南北，謂之旱羅經”②。“近年吳、越、閩、廣屢遭倭變，倭船尾率用旱針盤，以辨海道。獲之仿其制，天下人始多旱針盤。但其針用磁石煮制，氣過不靈，不若水針盤之細密也”③。說明自明中葉開始，從日本傳入有支軸指南針的旱羅經，應用于航海。在張燮的《東西洋考》卷九“西洋針路篇”和“東洋針路篇”中，就分別敘述了從南中國海至南洋和從澎湖至菲律賓、婆羅洲及台灣等地所應采取的針位方向。
摩擦起電現象張居正曾記載他親身經曆的現象：“凡貂裘及綺麗之服皆有光。余每于冬月盛寒時，衣上常有火光，振之進炸有聲，如花火之狀。人以為皮裘麗服溫暖，外為寒氣所逼，故搏擊而有光，理或當爾。”①冬季空氣干燥，皮毛絲綢容易摩擦產生靜電。與張居正幾乎同時，都邛也記載了：“吳綾為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星出。”②但是，在那個時代對電的本質尚無了解。
① 《西洋番國志》自序。
② 李豫亨：《青鳥緒言》。
③ 李豫亨：《推篷寤語》。
① 《張文忠公全集》文集第十一。
② 《三余贅筆》“吳綾出火”。
第五十八章化學第一節《道藏》中的煉丹術著作中國古代煉丹家在長期的和大量的煉丹實踐中，取得了許多重要的化學成就。他們的工作多記錄在曆代的煉丹著作里，並輯入《道藏》以傳世。可惜的是自唐開元《三洞瓊綱》到宋、金、元三代遞修本《道藏》，在元代幾乎毀損無遺。永樂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命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纂修《道藏》，但未能刊刻。直到明英宗正統九年（1444）方始刻板印行，並詔邵以正督校，重加訂正，增所未備。《正統道藏》共5305 卷，按三洞四輔十二類分編，以《千字文》為函目，從“天”字至“英”字，分裝四百八十函。萬曆三十五年（1607），明神宗朱翊鈞又命第五十代天師張國祥續刻道藏。《續道藏》共一百八十卷，從“杜”字至“纓”字，分裝三十二函。據統計，正續《道藏》共收道書一千四百七十六種，其中與煉丹術有關的著作有一百多種。這些著作，如《抱樸子》內外篇、《云笈七簽》、《黃帝九鼎神丹經訣》、《太清丹經要訣》、《三十六水法》、《諸家神品丹法》、《真元妙道要略》、《庚道集》、《鉛汞甲庚至寶集成》、《太清石壁記》、《丹房須知》、《金石簿五九數訣》等，都保存了大量的煉丹史料，是研究中國古代化學的寶貴文獻。這些書大多隱晦難懂，研究難度很大，雖然陳國符《道藏源流考》及其他一些學者的論著做了不少開創性的工作，但未獲解決的問題比比皆是。著名化學家盧嘉錫曾指出：“李博士（指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用四冊書的篇幅闡述中國煉丹術發展史，從古代丹藥一直講到合成胰島素，並與阿拉伯、拜占庭和歐洲的煉金術作了對比，內容相當精彩。他的工作展示了中國古代煉丹術在早期化學和早期生物化學方面的成就，同時也表明，這個課題疑蘊尚多，仍然是值得化學史家深入發掘的‘富礦’。”①正續《道藏》所收絕大多數都是明代以前的煉丹術著作。實際上，就化學史而言，明代的一些煉丹術著作，如陳竹泉《黃白直指》、《鉛汞奧旨》、《琴火重光》，李文炳《黃白鏡》等，也都有一定的研究價值。但總的來說，由于煉丹術本身的局限性，並隨著所謂“仙丹”、“靈藥”對人體健康的危害及江湖術士點化金銀的騙術為更廣泛的人們所認識，中國古代煉丹術經過一千余年的發展，到了明代已接近尾聲，它作為原始形式的化學的使命，也即將在人們的批判和嘲諷聲中終結了。
① 盧嘉錫：《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序》，見《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
第二節本草學中的化學知識明代，煉丹術雖已徹底衰落了，但煉丹術的制藥化學成就和實驗技術仍為醫藥學家繼承和發揚，進一步豐富了中國古代醫藥學和醫藥化學的寶庫。劉文泰等編纂的《本草品彙精要》和李時珍《本草綱目》是明代本草學的傑出代表，尤其是後者，它不僅是中國古代的一部醫藥學巨著，同時又是一部包括各門自然科學的內容豐富的博物學全書，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化學知識。如《本草綱目》所載二百七十六種無機藥物，絕大部分載于金石部，其中有非金屬元素、金屬單質、合金和多種礦物及無機化合物。而無機化合物中則有氧化物、氫氧化物、硫化物、氯化物、硼酸鹽、碳酸鹽、矽酸鹽、硝酸鹽和硫酸鹽等。
《本草綱目》對藥物的來源、性質和鑒別方法大多有明白的記述。從現代化學知識來看，其中多數是相當確切的。例如，關于金的來源和純度的鑒別，書中指出：“金有山金、沙金二種。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為足色也”，“〔金〕和銀者性柔，試石則色青；和銅者性硬，試石則有聲”。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什麼是偽金、偽銀：“水銀金、丹砂金、雄黃金..並藥點成者..皆假金也”，“水銀銀、草砂銀、雄黃銀..皆以藥制成者，皆假銀也。”值得指出的是，這種根據在試金石上的擦痕顏色與標准樣品顏色相比較而估量金的純度（成色）和真假的方法，在地質礦物鑒定中至今仍在沿用。關于各種礬類的鑒別，《本草綱目》中也載有十分簡便的方法。如石膽“塗于鐵及銅上，燒之紅者，真也”，“其狀如赤石脂有金星者，為鐵礬”，綠礬“色綠、味酸，燒之則赤”等等。
《本草綱目》還記載了許多重要無機藥物的合成方法。如關于水銀霜（輕粉，Hg2Cl2）的制備，其中寫道：“用水銀一兩，白礬二兩，食鹽一兩，同研不見星，鋪于鐵器內，以小烏盆覆之。篩灶灰、鹽水和、封固盆口，以炭打二柱香，取開，則粉升于盆上矣。其白為雪，輕盈可愛。一兩汞可升粉八錢。”這里所述不但有工藝過程，而且有反應物的定量關系，所制得物質的純度也很高，顯然這是一種比《本草品彙精要》所載更為簡明可行的水銀霜制作方法。現代有人依法進行模擬試驗，獲得很好的結果。
又如鉛粉〔堿式碳酸鉛，Pb（OH）2·2PbCO3〕，書中也記有詳細的制作工藝：“每鉛百斤，熔化，削成薄片，卷作筒，安木甑內。甑下甑中各安醋一瓶，外以鹽泥固濟，紙封甑縫。風爐安火四周，養一七，便掃入水缸內。依舊封養，次次如此，鉛盡為度。”這一反應的實質是鉛與空氣中的氧和醋酸蒸氣作用而生成堿式醋酸鉛，進一步在空氣、水汽、二氧化碳的作用下生成白色的鉛粉。這種制鉛粉法的原理和步驟與歐洲的荷蘭法幾乎完全相同，但要早近一百年。
《本草綱目》在敘述藥物的制作過程中，還提到了水浴加熱、蒸餾、冷凝、蒸發、干燥、升華、重結晶、沉澱、洗滌、過濾、灼燒等一系列化學實驗操作技術。這些方法至今仍在化學實驗中沿用。追本溯源，中國古代醫藥學無疑對近代化學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第三節西方化學知識的傳入明中葉萬曆以後，歐洲耶穌會士利瑪竇、鄧玉函、湯若望等陸續來華。
這些傳教士傳入了一些西方科學技術知識，其中也包括化學知識。但當時傳入的化學知識在數量上要比數學、天文曆法、地理、機械和火器等要少得多，並且由于近代化學在西方尚未建立起來，所以傳入的內容也只是屬于古典化學的范圍。
在明代傳入的西方化學知識中，最重要的是關于無機酸（硝酸、鹽酸和硫酸）的認識和制作方法。中國古代煉丹家和醫藥學家早已熟悉並實際應用了制造無機酸所需要的基本原料，如硝石（硝酸鉀，KNO3）、綠礬（硫酸亞鐵，FeSO4·7H2O）和食鹽（氯化鈉， NaCl）等，也具有相應的設備和技術手段，因此，他們在實踐活動中完全有可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制得無機酸，但遺憾的是迄今尚未在丹書、本草書或其他著作中找到有關無機酸的明確記載。從現有資料來看，中國最早記述無機酸的是徐光啟的一篇手稿《造強水法》①。據研究，《造強水法》即制硝酸的方法，其原文如下：“綠礬五斤（多少任意），硝五斤。將礬炒去，約折五分之一。將二味同研細，聽用。次用鐵作鍋，約乘（盛）藥外，尚有空。鍋口稍斂，以承過筒。另用內外有油（釉）大壇一具，約乘（盛）四五十斤者則不裂。以玻璃或瓷器為過筒，一端合于鍋口，一端合于壇口。鐵鍋置炭爐上。壇中加水如損綠礬之數，如礬折一斤則加水一斤也。次以過筒接鍋壇二口，各用鹽泥固濟。鍋下起火，初四刻用文火，漸加武火，滿二十四刻滅火，取起冷定，開壇則藥化為水，而鍋亦壞矣。用水入五金皆成水，惟黃金不化水中，加鹽則化。化過它金之水，加鹽則複為砂，沉于底，惟黃金不能成砂必以酒靛（點）之。..強水用過無力，或有它物雜之，仍用前之器制，則複為水，滓留于鍋矣。盛水壇下宜置一缸，恐一時迸破，水猶在缸也。”②“強水”一詞是意譯的名詞，其拉丁文原文指的就是硝酸。徐光啟在這里記述了硝酸的性質、制備方法和操作時應注意的事項。這是中國化學史上關于硝酸的最早記載。從當時的背景看，這種方法無疑是西方傳教士介紹過來的。
方以智《物理小識》提到：“有■水者，剪銀塊投之，則旋而為水。傾之孟中，隨形而定。複取硇水歸瓶。其取硇水法，以玻璃窯燒一長管，以煉砂，取其氣。道未公為予言之。”①道未是湯若望的字，因此這是湯若望向方以智介紹的一種制取無機酸的方法。“■”就是硇砂（氯化銨，■NH4Cl）。但這段記載過于簡略，難于借以判斷硇水（或■水）是什麼物質。有學者認為，如將硇砂加入較濃硝酸（強水），則可得到王水，因此才能對貴金屬（金、銀）起溶解作用。也有學者認為，如將硇砂加入綠礬蒸餾，則可得到鹽酸②。究竟何者為是，尚有待進一步研究。方以智《物理小識》還提到：“青礬廠氣熏人，衣服當之易爛，栽木不茂。”這里所說的“青礬廠氣”，當指煅燒① 張子高：《中國化學史稿（古代之部）》，科學出版社1964 年版，第190 頁。② 徐光啟：《造強水法》，載《徐光啟手跡》，中華書局1962 年影印本。①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七《金石》。
② 張子高：《中國化學史稿（古代之部）》，科學出版社1964 年版，第191 頁；潘吉星：《我國明清時期關于無機酸的記載》，載《大自然探索》1983 年第3 期。
硫酸亞鐵（FeSO4·7H2O）後產生的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這類氣體遇水或濕空氣，會生成硫酸、亞硫酸或具有腐蝕性的酸霧，說明當時對于硫酸也有了一定的接觸和認識。
此外，在李天經主持下，湯若望、楊之華、黃宏憲等翻譯出《坤輿格致》一書，共四卷。《坤輿格致》的原著是德國學者阿格里科拉（G.Agricola，1494-1555）的《礦冶全書》。《礦冶全書》共十二卷，是歐洲礦冶技術的一部經典著作，書中介紹了各種金屬的分離、制取和提純方法，也詳細介紹了各種無機酸的制法，包含有許多重要的化學知識。崇禎十六年（1643）十二月，朱由檢在戶部尚書倪元璐《請停開采疏》上批示戶部將《坤輿格致》分發各地，“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仍據實奏報”，並命湯若望“赴薊督軍前傳習采法並火器、水利等項”。由于次年三月明朝滅亡，因而這項有利于傳播西方化學知識和礦冶技術的措施未能實現。
第五十九章地理學明代地理學的發展明顯地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前期由于封建經濟有較大發展，國力強盛，出現了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在這個背景下，域外地理、軍事地理、地圖學、地志等均取得了較大成就。在後期，特別是萬曆以後，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西方傳教士傳入的一些西方科學文化，給當時思想界、學術界帶來一定的影響。當時一些思想進步的學者，批判封建禮教，鄙棄科舉，關注“考察天地人身之故”①，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地理學則以徐霞客為代表，在考察自然、探索自然奧秘方面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① 方以智：《滕寓信筆》。
第一節鄭和航海與域外地理學著作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中國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奉命率領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直達非洲東岸沿海國家。鄭和的成功，對中國地理學主要有兩項重要貢獻。
航海記錄鄭和航海的原始資料雖然被人銷毀了①，但經後人搜集轉載，仍留下了一圖一編，即《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簡稱《鄭和航海圖》）和《針位編》。
《鄭和航海圖》今收入《武備志》中，《針位編》已佚。明人曾將《針位編》與《星槎勝覽》、《瀛涯勝覽》並列。②《鄭和航海圖》是我國現存最早最詳細的海圖，繪有針路，包括針位和航程。來回針路一百零九條。圖上標有地名、城垣、官署、廟宇、寶塔、橋梁、港灣、礁石、淺灘等。全圖收入地名五百多個，其中外國地名占五分之三弱，大大超過《嶺外代答》、《諸蕃志》、《島夷志略》等書的記載。③明代學者稱此圖“詳而不誣”④，當代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則稱此圖為“一幅真正的航海圖”⑤。
《針位編》記錄鄭和航程中羅盤針所指的方位，相當于航海手冊。
鄭和隨行人員撰寫的域外地理著作鄭和隨行人員撰寫的域外地理著作就目前所知有四種，即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志》和匡愚的《華夷勝覽》。《瀛涯勝覽》不分卷，寫于1416 年。作者隨鄭和三次下西洋，充當翻譯。同時“采摭各國人物之丑美，壤俗之異同，與夫土產之別，疆域之制，編次成帙”①。全書采用分國敘述的方式，國與國之間，一般記有航向和日程。共記二十個國家，內容詳略不等。一般有地理位置、氣候、民族、宗教、風俗、物產、服裝、住房、商品交易、貨幣、文化、刑法、曆法、神話傳說以及鄭和活動情況、華僑狀況等。
《星槎勝覽》，原本二卷，于1436 年寫成。後經他人改訂為四卷，較原本有增刪，文字亦由蕪俚而雅潔。1936 年出版的馮承鈞校注本分前後兩集，前集為作者親覽目識的二十二國情況，後集為作者得自傳聞的二十二國情況。費信隨鄭和四次下西洋，書中記載的內容頗為豐富，包括航線、航行日①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八。
② 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序》。
③ 鈕仲勳：《〈鄭和航海圖〉的初步研究》，載《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年版。
④ 茅元儀：《武備志》卷二四○。
⑤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五卷一分冊，科學出版社1971 年版，第169 頁。① 《瀛涯勝覽》序。
程、各國地理位置、風俗民情、物產、氣候、曆法、房屋建築、語言文字、宗教、民族、貨幣、貿易、神話傳說以及鄭和在各國活動情況。
《西洋番國志》不分卷，寫于1434 年，作者曾隨鄭和下西洋。全書記載二十個國家，先後次序和內容與《瀛涯勝覽》大致相同。卷首有永樂至宣德的三篇敕書，是研究鄭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資料。作者所寫的序言也很有價值，其中講到下西洋時曾用牽星術過洋，用水羅盤定向，火長的職責，寶船巨大的篷、帆、舵乃至淡水的積貯等。這些對于研究十五世紀中國航海史都有重要的價值。
《華夷勝覽》已佚，作者是隨鄭和三次下西洋的醫生。他用業余時間留心觀察所到西洋各國的山川形勝，逐一記錄，繪成圖冊。今僅存張洪為此書寫的序文。從序文得知，此書記載了交阯、占城、爪哇、三佛齊、滿刺加、蘇門答臘、錫蘭、暹羅、孛尼等國的地理形勝、風俗、物產、人物等。①鄭和航海以後，陸續出現了一些域外地理著作，如《西洋朝貢典錄》、《海語》、《東西洋考》、《咸賓錄》、《日本考略》、《日本圖纂》、《日本考》、《日本風土記》、《日本一鑒》等。
① 載《歸田稿》卷三，常熟市圖書館藏抄本。
第二節地方志明代地方志的發展已走向高潮，其表現是：(1)數量較宋、元有所增加；(2)志書范圍有所擴大，如出現了大行政區的省志；(3)志書種類增多，如出現了邊務圖志。據初步統計，明代方志已達九百余種，“今天下自國史外，都邑莫不有志”②。
關于一統志，明洪武三年（1370），朝廷即下令按照《元一統志》體例修明一統志，但沒有實現。景泰年間（1450—1456），朝廷再次下令修《寰宇通志》，成書一百一十九卷。英宗複辟後，天順二年（1458）令李賢等人在《寰宇通志》基礎上重編《大明一統志》，天順五年（1461）成書，得九十卷。萬曆中又有所增補。此書的體例沿襲《大元大一統志》，以京師、南京、中都三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分區，每府、州、縣分建置沿革、郡名、形勝、風俗、古跡、人物等十數目，而殿以外夷各國。此書取材簡略，卷帙不及《大元大一統志》的三分之一。主要缺點是引用古事錯誤較多，甚至句讀不通。明代的省志和邊務志，大多記事廣博，包含有大量的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資料，如《山西通志》十七卷，李侃修，胡謐纂，有成化十一年（1475）刊本。此書體例完善，詳略得體。分建置沿革、疆域、山川、形勝、城池、關塞、津梁、烽堠、公署、學校、宮室、陵墓、寺觀、物產、戶口、田賦、人物、詩文等。其中戶口目下記載漢至明曆代各郡、府、州、縣的戶口數，十分詳細而珍貴。又如《四鎮三關志》十卷，劉效祖撰，萬曆二至四年（1574—1576）成書。全書分建置考（圖畫、分野、沿革），形勝考（疆域、山川、乘障），軍旅考（版籍、營伍、器械），糧餉考（民運、京帑、屯糧，附鹽法），騎乘考（額役、免給，附互市胡馬賠補），經略考（前紀、令制、雜防），制疏考（詔制、題奏、集議），職官考（部署、文秩、武階），才賢考，勳考（勳勞、謀勇、節義），夷部考（外夷，附入貢、屬貢、入犯等）。明代邊務志書有數十種，以此志最詳。
② 萬曆《滿城縣志》張邦政序。
第三節地圖學明初朱元璋對地圖很重視，洪武六年（1373）令州、府繪上山川險易圖。十六年（1383）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池、地理、山川、關津、亭堠、水陸、道路、倉庫。十七年（1384）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十八年（1385），上覽《輿地圖》。①此後各朝也有不少學者致力于編繪地圖。
在明代地圖中，政區圖比較多，且多數以圖集形式出現。例如，楊子器跋《輿地圖》，李默《天下輿地圖》，羅洪先《廣輿圖》，陳祖綬《皇明職方地圖》，汪作舟《廣輿考》，程道生《輿地圖考》，吳學儼等人的《地圖綜要》，都很重要，其中尤以羅洪先的《廣輿圖》最為著名。
從羅洪先《廣輿圖序》可知，羅在“考圖觀史”的過程中，發現“天下圖籍雖極詳盡，其疏密失准，遠近錯誤，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因而他外出收集地理資料，准備編輯一幅內容豐富、質量更高的地圖。在訪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輿地圖》後，經過與其他圖比較，他認為朱圖“有計里畫方之法，而形實自是可據”。于是他在朱圖的基礎上，按計里畫方的方法分幅轉繪，並把自己收集的新資料補充進去，朱圖未備者，“增其未備”，“因廣其圖至于數十。其諸沿革統馭，不可盡載者，咸具副紙。山中無力傭書，積十余寒暑而後成”。圖成于1541 年前後②，名之為《廣輿圖》。
《廣輿圖》繼承了《輿地圖》的優點，克服了《輿地圖》的不足，從而把朱思本的繪圖方法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輿地圖》“長廣七尺，不便卷舒”，羅洪先把它改為地圖集形式，總計有圖四十五幅。除十六幅分省圖是根據《輿地圖》改繪外，其余均為羅洪先增補。此外，《廣輿圖》以前的地圖雖然已有各種圖例，但沒有明文記載其名稱。羅洪先采用了二十四種圖例符號，並明確以這些圖例符號“類從辨譜”。十六至十七世紀的中國地圖，多數以《廣輿圖》為藍本，如《廣輿考》、《皇明職方圖》、《輿地圖考》、《地圖綜要》、《輿圖備考》、《內府輿圖》等。《廣輿圖》在明、清兩代共刊印七次，手抄一次，可見其流傳之廣。
明後期，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來華傳教，對中國地圖學有相當大的影響。他一到中國，就想辦法把中國傳統地圖譯制為西式地圖。每到一地，便測量當地的經緯度，其精確度與現今所測無大差別。此外，他還發現中國士大夫對西方繪制的世界地圖極感興趣，于是他決心繪制用中文說明的世界地圖作為他傳教活動的工具。利瑪竇繪制的世界地圖，被士大夫階層視為珍奇，爭相為之翻刻。利瑪竇繪制的世界地圖，不僅給中國增添了制圖知識，而且增添了一些新的地理知識。如：大地球形說，地圖投影學，地球五帶說，海陸分布，世界名山大川、國名和地名等。
西方的地球儀是在元代傳入我國的。劄馬魯丁曾制作了我國第一架地球儀。明代李之藻也曾在利瑪竇指導下制作過地球儀。但這些地球儀都未能流傳下來。我國現存最早的地球儀，木質實心，油漆彩繪，直徑約58.4 厘米，現藏英國不列顛博物館，據研究，這架地球儀是明代制作的，後流失于國外。① 鄭曉：《今言類編》（上），載《勝朝遺事》第3 函。
②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理史組主編：《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第318 頁注①，科學出版社1984 年版。
①① 曹婉如、何紹庚、伍芳思：《現存最早在中國制作的一架地球儀》，載《中國古地圖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5 年版。
第四節邊疆地理和軍事地理著明代邊疆地理和軍事地理著作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北方的九邊；二是東南沿海的海防；三是南方邊疆地區。主要著作有：《九邊圖說》、《籌海圖編》、《鄭開陽雜著》、《滇行紀略》、《海槎余錄》、《赤雅》、《西南夷風土記》等。
《九邊圖說》一卷，孫應元撰，成于1569 年。書中記載北方九個邊鎮的形勢、軍備、錢糧等情況，各鎮附有地圖，是明代重要軍事地理著作。
《籌海圖編》十三卷，鄭若曾撰，1562 年初刻，是一部抗倭防倭的海防全書。卷一有《輿地全圖》、《沿海山河圖》共七十余幅。卷二為中日關系史。卷三至卷七為廣東至遼東沿海海防地圖、海防史及海防措施。卷八為倭患總編年表、寇蹤分合圖譜。卷九為大捷考。卷十為遇難殉節考。卷十一、十二為海防經略。卷十三為兵器圖錄和圖說。
《海槎余錄》，顧■撰，約1527 年成書，是一部全面描述海南島地理的著作，“凡山川要害，土俗民風，下至鳥獸蟲魚奇怪之物，耳目所及，無不記載”。原稿已佚，今存部分內容，如曆史遺址、植物、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動物、風俗、氣候、海產、少數民族曆法等。
《赤雅》三卷，鄺露撰，書中“所記山川物產皆詞藻簡雅，序次典核，不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下，可稱佳本”①。
①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地理類》。
第五節旅行家及其著作明代的旅行家除了上述航海家鄭和以外，還有陳誠、王士性、徐霞客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徐霞客。
陳誠于1415 年寫成《使西域記》，記載他送使臣回中亞哈烈國的經過及沿途各地山川、人物、風俗。既有中亞各國的地理內容，也有我國新疆吐魯番等地地理內容。
王士性（1546—1598），字恒叔，號太初，又號元白道人，浙江臨海人。萬曆五年（1577）進士。初授朗陵令，後由確山知縣征授禮科給事中，又遷吏科給事中，出為四川參議，曆太仆少卿，最後遷南京鴻臚卿而卒。他幼貧而好學，詩文名天下。性好游，足跡幾遍全國。他的旅游，多數是因官職調動順道而至。著有《五岳游草》十二卷，《廣游記》二卷，《廣志繹》六卷等。其中《五岳游草》、《廣游記》為游記，《廣志繹》為作者晚年寫的地理筆記。他的游記多曆史典故，地理內容不如徐霞客的豐富，但文筆很好，“下筆言語妙天下，興寄高邁，超然埃■之外..刻畫意象，能使萬里如在目前”①。
明朝末年，出現了我國偉大的旅行家和地理學家徐霞客（1587—1641）。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別號霞客，南直隸江陰（今屬江蘇）人。他出身在一個很有文化素養的地主家庭，自幼“特好奇書”，有遍游五岳的志向。長大以後，不應科舉，不入仕途，從二十二歲起直至去世，三十多年間，不斷地出外旅行，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在極其艱險的條件下，徐霞客不僅堅持旅游，而且堅持寫游記。旅途中的旅店、農舍、破廟、山石、路旁，以至樹蔭下、篝火邊，都是他寫作的場所。他寫的手稿，“高可隱幾”②。後來由于戰亂，手稿遺失嚴重。經後人搜集整理，流傳至今的《徐霞客游記》仍有六十多萬字，內容涉及地貌、地質、水文、氣候、生物、人文地理等。它不僅是我國系統記述岩溶地貌的巨著，而且其成果領先于同時代的西方國家。①① 潘耒：《五岳游草·序》，1691 年。
② 錢謙益：《徐霞客傳》，載《牧齋全集》卷七一。
第六十章生物學明代，人們在總結前人認識的基礎上，並通過自己的觀察和研究，在動植物形態和分類、動植物生活習性及其與環境的關系、微生物以及遺傳變異等方面的生物學知識更加豐富，並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第一節動植物形態和分類知識明代的一些著作對許多植物形態的觀察和描述是很細致和翔實的，其中以李時珍的貢獻最為突出。如李時珍對牛膝的形態描述：“其苗方莖暴節，葉皆對生，頗似莧葉而長且尖■。秋月開花，作穗結子，狀如小鼠負蟲，有澀毛，皆貼莖倒生”①，突出了牛膝的特點。據此可知這里指的是懷牛膝。茺蔚（益母草），“其葉如艾葉而背青，一梗三葉，葉有尖歧（掌狀三裂）。寸許一節，節節生穗，叢簇抱莖。四五月間，穗內開小花，紅紫色，亦有微白色者。每萼內有細子四粒，粒大如同蒿子，有三棱，褐色”②，對茺蔚的葉、花、子的形狀和顏色，作了細致的描述，尤其是把唇形科的輪傘花序清晰地勾畫出來。又如在動物方面，明確地記載了石首魚“弱骨細鱗，黃色如金。首有白石二枚（指頭部有兩塊大耳石），瑩潔如玉”①的形態特點。近代分類學上石首魚科的命名，即源于此。關于啄木鳥“嘴如錐，長數寸，舌長于咮，其端有針刺，啄得蠹，以舌鉤出食之”的描寫也很形象和生動②，等等。關于一些珍貴毛皮獸類的記載，如貂：“色有三種：一白者曰銀貂，一純黑，一黯黃”，“貂產遼東外徼建州地（今遼甯、吉林等地）及朝鮮國”，又“凡狐貉亦產燕、齊、遼、汴諸道”③。可見當時對貂的種類、毛色和狐的產地等都有明確的認識。
明代在動植物分類上有較大突破者，也當屬李時珍。他通過調查訪問，采集標本，繪制成圖，于1596 年編成《本草綱目》。全書記載動植物一千六百多種，分植物界為五部三十類；分動物界為五部十八類。“部”相當分類學上的“綱”，“類”則相當于“目”。綱目分明，揚棄了傳統本草學中的“三品”分類體系，而主要依據動植物的形態、習性、用途分類。這與現代分類階元劃分，是相當接近的。在《本草綱目》的一些目中，又將性狀相近的種類排列在一起。例如，描述猩猩“人面人足，長發，頭顏端正”；獼猴“手足如人，亦能豎行”④等等。這和現代靈長目分類特征相一致。可見《本草綱目》中反映的動植物分類系統是中國古代生物學史上一項重要成就。① 李時珍：《本草綱目》草部卷十六，人民衛生出版社1977 年版。本章所引《本草綱目》均用此版本，不再贅注。
② 《本草綱目》草部卷十五。
① 《本草綱目》鱗部卷四四。
② 《本草綱目》禽部卷四九。
③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乃服》。
④ 《本草綱目》獸部卷五一。
第二節動植物習性及其與環境的關系在明代人們更進一步和更深入地認識了動植物習性及其與環境的關系。
這些知識在本草和其他著作中得到了反映。李時珍《本草綱目》中有以植物生境來分類的例子。如在“草部”之下又分為山草、隰草、水草、石草。說明這些草類的分類，主要是依據其生境而分的。宋應星指出：“凡棉春種秋花，花先綻者逐日摘取，取不一時”①，正確地觀察到棉具有開花結實期較長的習性，因此收花時期就不一致。李時珍提到，荊三棱“多生荒廢陂池濕地”②，龍舌草“生南方池澤湖泊中”③，水萍“浮萍處處池澤止水中甚多”④等，說明他已很了解在不同的水分環境里生長著不同植物種類。此外，不同植物對陽光的需求也是不一樣的。所以有陽生與陰生之分，如石南“生于石間向陽之處”⑤，半邊蓮“生陰濕塍塹邊”⑥等。植物與環境的關系是多方面的，除水分、光照與植物有著密切的關系外，溫度、地形高度對植物也都有重要影響，這在《本草綱目》等著作中也有不少明確的記述。
動物與環境的關系更為複雜，如每種動物都有一定的棲息環境。在明代已更多地觀察和認識到動物對周圍環境中的溫度、光線等因素的反應。如獸毛有保溫作用，許多動物的毛隨著季節、溫度的變化而變化。黃省曾在《獸經》里記載：獸類“春則毛盛，夏則毛稀少而革易，秋則更生而整理，冬則生而毛細，毛以自溫焉”。李時珍寫道，狐“日伏于穴，夜出竊食”①，貉“與獾同穴而異處，日伏夜出，捕食蟲物”②，指出了狐、貉夜間捕食的習性。貂，“夷人夜伺樹下，屏息悄聲而射取之”③，指出了貂在夜間活動的習性。對蠶蛾交配產卵的情形也有非常正確的描述。如“雌者（蛾）伏而不動，雄者（蛾）兩翅飛撲，遇雌即交。交一日半日方解，解脫之後，雄者中枯而死，雌者即時生卵”④。此外，當時人們對一些海產動物的生態習性也有不少翔實的觀察和記載。徐光啟還曾注意探討一些昆蟲的生活史。例如他對白蠟蟲、蝗蟲生活史做過較詳細的研究，並把他的研究成果應用到白蠟生產和滅蝗的斗爭中去。
①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乃服》。
② 《本草綱目》草部卷十四。
③ 《本草綱目》草部卷十九。
④ 《本草綱目》草部卷十九。
⑤ 《本草綱目》木部卷三六。
⑥ 《本草綱目》草部卷十六。
① 《本草綱目》獸部卷五一。
② 《本草綱目》獸部卷五一。
③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乃服》。
④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乃服》。
第三節遺傳與變異明代著作中有許多關于遺傳變異的記載，如“凡稻旬日失水，則死期至，幻出旱稻一種，粳而不粘者，即高山可插，又一異也”⑤。就是說，水稻在環境失水的條件下會大部分枯死（被淘汰），但可能出現仍能生存下去的突變植株。通過這種方式選擇的植株，顯著地改變了需水的特性，從而得到適應旱地種植的旱稻品種。夏之臣在《亳州牡丹述》中寫道：“牡丹其種類異者，其種子之忽變者也。”說明牡丹變種多的原因主要在于種子突變把各種類型保存下來。雖然由于時代的局限，夏之臣不可能像本世紀初的卡爾任斯基和德·弗里那樣，對不同植物通過實驗研究提出完整的突變理論，但是“忽變”實質上就是“突變”，他能用忽變去解釋牡丹種類的差異，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①有意識地利用生物界普遍存在的遺傳變異現象，進行人工選擇，以培育出各種優良品種，是近世人們廣泛稱道的重要成就。例如，對金魚的選育，當時已采用隔離飼養，逐日淘汰等手段來選擇培育人們所需的尤其是新奇名貴的品種。張丑（張謙德）《珠砂魚譜》（1596）記載：“蓄類貴廣，而選擇貴精，須每年夏間市取數千頭，分數十缸飼養，逐日去其不佳者，百存一二，並作兩三缸蓄之，加意愛養，自然奇品悉備。”②正是通過這類方法進行長期選擇，才培育出世界聞名的形形色色的中國金魚。宋應星談到蠶種時說：“凡蠶有早、晚二種”，“今寒家有將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種，此一異也”③。說明他已認識到品種之間可以轉化，將早種雄蠶與晚種雌蠶配種，也就是用人工選擇和種間雜交的方法可以產生優良品種。這也是利用雜交優勢的一個突出事例。
⑤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一《乃粒》。
① 姚德昌：《從中國古代科學史料看觀賞牡丹的起源和變異》，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1 卷第3 期，1982年。
② 張丑：《硃砂魚譜》，見《生活與博物叢書》的《禽魚蟲獸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版。③ 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乃服》。
第四節微生物知識關于微生物方面，明代對大型真菌已有更廣泛和深入的認識。如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真菌已近三十種，除選錄曆代關于大型真菌的資料外，其中粟奴、粳谷奴、皂莢蕈、蘑菇、雞■、舵菜六種是李時珍新增加的。就所收載的真菌數量而言，曆代文獻中當以此書最豐富，如潘之恒《廣菌譜》所載真菌，全部可見于《本草綱目》。該書記載：“蘑菇出山東、淮北諸處”，“長二三寸，本小末大，白色柔軟，其中空虛，狀如未開玉簪花”①。又稠膏蕈“生孟溪諸山。秋中雨零露浸，釀山膏木腴，發為菌花。生絕頂樹杪，初如蕊珠，圓瑩類輕酥滴乳，淺黃白色，味尤甘。已乃張傘大若掌，味頓渝矣”等等②。說明當時人們對這些菌類的產地、形色及生境的觀察和了解已相當細致了。
對于真菌發生的問題，以前長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沒有正確的認識。
如曆代本草著作中都沿襲《神農本草經》的說法，視靈芝為神草。李時珍則批判了靈芝為“神草”的說法，他說：“芝乃腐朽余氣所生，正如人生瘤贅，而古今皆以為瑞草，又云服食可仙，誠為迂謬。”③關于芝的生成，這種看法固然並不正確，但這表明李時珍已將芝的發生與其他菌類的發生同樣看待，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神異性。在研究大型真菌的曆史上，這無疑是一大進步。他還提到，“方士以木積濕處，用藥傅之，即生五色芝”④。這是我國較早關于靈芝培養的記載。經過長期的探索，我們現在已經掌握了靈芝的習性，不僅可在野外大量采集，而且在室內也可以大批栽培了。
有關紅曲制造方法的記載，也是較早見于《本草綱目》。其中提到制紅曲有“入曲母”，“以帛密覆”，“熱即去帛攤開”，用新汲水分次蘸濕等工藝過程。⑤由于紅曲黴生長緩慢，在自然條件下很難像其他黴菌一樣生長得好，所以在培養紅曲黴時要先加入曲母，這相當于現在的接種，以便使紅曲黴從一開始就獲得生長優勢。在培養過程中原料時攤時聚，是為了維持較高的有利于紅曲黴而不利于其他黴菌生長的濕度，這是利用紅曲黴比其他黴菌耐溫的特性來抑制雜菌的生長。分次蘸水，是為了控制原料的含水量，使得紅曲黴可以長入米粒內部，而又不至于在米粒內部進行糖化發酵和酒化發酵①。通過這樣的操作程序，就可以得到色紅心實的優良細曲。宋應星《天工開物》也詳細記述了紅曲的制法，其中在原料里加明礬水的做法，是紅曲培養技術上的一大創造。加入明礬水可以調節酸度，有助于抑制雜菌生長。這些培養技術體現了古代人民對微生物生長特性的深刻認識，即使在今天，對于培養微生物來說，也是值得借鑒的。
此外，明代在對植物病害和病原微生物的認識和防治方面也有不少有價值記載。如《天工開物·乃粒》對稻瘟病的發病原因和處置方法作了較全面① 《本草綱目》菜部卷二八。
② 《本草綱目》菜部卷二八。
③ 《本草綱目》菜部卷二八。
④ 《本草綱目》菜部卷二八。
⑤ 《本草綱目》谷部卷二五。
① 方心芳：《曲蘖釀酒的起源與發展》，《科技史文集》第四輯，上海科學技術版社1980 年版，第147 頁。的敘述。俞宗本《種樹書》記有用雄黃或硫磺煙薰治療果樹病害②，這是用化學藥劑防治植物病害的方法。在未見到病原微生物的古代，這些從農業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對于防治植物病害起了重要作用。
② 俞宗本：《種樹書》，農業出版社1962 年版，第24 頁。
第五節解剖學知識明代在人體解剖生理學方面的工作，大多是對古籍的整理和注釋，其中也有一些新的見解，或糾正前人的一些錯誤看法。如楊濟洲于萬曆二十九年（1601）編撰的《針灸大成》，在楊介《存真圖》基礎上，明確指出心“居肺下膈上”，符合心髒的解剖位置。書中所附髒腑圖，也較精確，接近各髒器的實際情況。此外如《內經知要注釋》、《醫中必讀》，在呼吸與脈搏的關系等方面也有不少確切的記述。①明代解剖生理學史上的另一重要事件，是西方人體解剖生理學知識的傳入。當時來華的一些耶穌會士如意大利人利瑪竇著《西國記法》，意大利人艾儒略著《性學粗述》，書中把感覺器官通過神經與腦聯系起來，介紹了感覺、知覺（耳、目、口、鼻、體）、記憶、思維、睡眠等生理知識，德國人湯若望著《主制群征》，簡要介紹了食物消化的過程和血液運行的途徑等。鄧玉函和畢拱辰譯著《泰西人身說概》和羅雅各、龍華民、鄧玉函譯著《人身圖說》，較詳細介紹了骨骼系統、肌肉系統、神經系統、循環系統和感覺器官，其中包括各器官的形態結構及其功能。在這些著作中包含有西方的近代解剖生理學知識，但其中也有宣揚宗教神學的內容，對人體也還不可能有真正客觀的描述，並且封建禮教也限制了西方解剖學在中國的傳播，使之僅有很有限的影響。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掀起了西方近代生物學（包括解剖學）知識傳入的又一次熱潮。
① 苟萃華等：《中國古代生物學史》，科學出版社1989 年版，第189 頁。第六節《救荒本草》和《閩中海錯疏》明代的生物學著作為數不少。在植物方面的重要著作還有朱■撰寫的《救荒本草》。朱■是明太祖第五子，封周王。他看到當時黃淮地區災害頻繁，人民以草根樹皮為食，甚至誤食喪生。為此，他致力于救荒植物的研究，組織收采和整理野生食用植物，于永樂四年（1406）編成《救荒本草》。這是一部從傳統本草派生出來、結合食用以救荒為宗旨的植物書。全書分上、下兩卷，記載植物四百十四種，分草、木、米谷、果、菜五部，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植物描述是來自朱■對植物的直接觀察，他用通俗簡潔的語言敘述這些植物的產地形態、生境及食用部位和用法。每描述一種植物，都附有精美插圖，圖的精確程度遠勝于以往的本草著作。朱■在封地河南開封府擁有自己的園圃，這實際上是一座實驗植物園。他經常在園子里進行觀察和研究，以掌握植物的主要特征，如花的結構、顏色，生長部位，以及果實形態等，並以之作為識別植物的依據。可以說《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相當高的水平。此外，書中還記載了一些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也很有實際價值。《救荒本草》是中世紀最卓越的本草著作之一，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評價。在朱■的影響下，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周履靖《茹草編》、王磐《野菜譜》、鮑山《野菜博錄》等同類著作。
在動物方面，屠本畯著《閩中海錯疏》是很有名的。此書寫于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書中主要記載福建沿海一帶水產動物（包括少數淡水種類）二百多種，以海產經濟魚類為主，計有八十多種，其中包括著名的海產品大黃魚、小黃魚、帶魚、烏賊、對蝦和蟹等，分屬于二十目四十科。此外，還有腔腸動物、節肢動物、兩棲動物和少數海洋哺乳動物。這部著作根據動物生物學特性，將它們分成許多群，在大群中還有小群，從而體現了彼此的親緣關系，發展了自然分類體系。此書描述動物的重點是命名、形態、生境、生活習性和經濟價值等。這與現在動物志的編寫體例十分相似。《閩中海錯疏》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地區性水產動物志。
萬曆二十四年（1596）張丑（字謙德）著《硃砂魚譜》。全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從十個方面敘述金魚的形態品種、遺傳變異和人工選擇；下篇，也從十個方面記載了金魚的生態習性、繁殖及飼養方法。書中正確指出金魚的尾、顏色、花紋、軀干，各部形色都不同于普通的魚，特別是其具有軀干粗短肥壯的特點，並首次記述應用混合選擇法培育金魚新品種。《硃砂魚譜》是中國古代較早一部闡述觀賞金魚的專著。
第六十一章醫藥學明代，醫藥學的發展更趨向于全面展開，基礎學科、臨床分科與治療經驗總結、衛生保健與衛生事業管理等都步入一個更為廣闊的領域。尤其是醫學發展的革新傾向和求實思想的興起及其獲得的成就更為突出。
第一節醫學基礎學科的進步在基礎學科的研究上，除了更注重診斷學的研究外，仍然很注意醫學古籍的整理和研究，這在《內經》、《難經》的研究上看得更為清楚。
古典醫學理論著作的考注在中國醫學的發展過程中，曆代對古典醫學理論著作的考證、注釋研究均甚重視。明代醫學雖出現了一些革新和求實傾向，但在注釋《內經》、《難經》以及張仲景著作的發揮研究上也作出了不少貢獻。其代表著作有馬萌的《黃帝內經素問注證發微》、《黃帝內經靈樞注證發微》（1586），張景岳的《類經》（1624）等。馬萌的發微，將《內經》重新分卷並按作者的理解加以注釋訓解，為明清醫學家學習研究和正確理解《內經》的理論和經驗創造了較好的條件；尤其首注《靈樞》，汪昂評：“其疏經絡穴道，頗為詳明，可謂有功于後學。”①張景岳將《內經》理論內容，按攝生、陰陽、藏象、脈色、經絡..分為十二大類，為後世分類學習和專題研究《內經》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條理井然，易于尋覽”，其注亦頗有發明。
中藥與方劑空前豐富李時珍《本草綱目》是中國藥物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李時珍的成功則借助于宋代官方多次組織全國學者對藥物的征集和修定刊印；明初本草學家的努力和資料積累對其成功也不無助益。例如：朱■編撰《救荒本草》（1406），以其政治地位和權勢並經采訪、調查、種植觀察，選可供救災食用的植物四百十四種，各述其品名、產地、形態、性味，加工烹調等，並插圖以便辨認。李時珍從中采用三種以增加《本草綱目》的學術價值，並給予朱■以肯定的評價。又如：陳嘉謨《本草蒙荃》（1565），收藥七百四十二種，既繼承前人成就，又吸收當代及個人在學理和藥物加工、貯藏等方面的寶貴經驗；既富有學術價值，又以韻語對仗寫成，頗便于初學誦記，是一部較好的入門書。李時珍從中汲取藥物兩種以充實自己的著作，並予“頗有發明，便于初學..誠稱其實”的高譽。汪穎撰《食物本草》二卷，取材于盧和之書稿而成書，分水、谷、菜、果、禽、獸、魚、味八類，頗多影響，惜其書已佚。李時珍從中竟選取十七味以充《本草綱目》之內容。①此外，對本草學發展有過重要貢獻的著作，如蘭茂撰《滇南本草》，收藥四百余種，是一部很有特色和學術價值的地方性本草學專著；又如：明太醫院院判劉文泰編撰的《本草品彙精要》（1505），共收藥物一千八百十五種，更有由王世昌等八名畫師五彩工筆繪制的藥圖一千三百五十八幅，十分精美，有著較高的學術和藝術價值。上兩種書由于一位作者在云南，一位作者因醫療事故而擱置內府，故李時珍撰寫《本草綱目》時，未能以之參考。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可稱為集明代① 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卷五，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 年版，第46 頁。① 參見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一，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 年版。
以前本草學著作之大成。
在方劑學方面，最為突出者是朱■的《普濟方》（1406）。該書以明太祖第五子朱■之權勢，以醫學教授滕碩、劉醇之技術合作而成，其內容廣博豐富，集明以前醫方之大成。該書共收醫療方劑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九首，凡一千九百六十論，二千一百七十五類，七百七十八法，采摭繁富，編次詳析②。是我國現存最大的一部方書，在我國方劑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又如《醫方考》（1584），作者吳琨選方七百以考其方藥、見證、名義、事跡、變通、得失、所以然等，使醫療處方之理論和方法達到新的高度，促進了醫學的發展。
診斷技術的進步疾病之診斷能否正確是衡量醫學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方面，而診斷能否正確則取決于診斷技術是否全面、科學。明代診斷技術的進步是明顯的，首先是醫家們十分強調詢問病情，“四診”檢查和書寫完整的病案（病曆）。例如：李梴《醫學入門》（1575）強調了五十五個應該詢問的事項，張介賓編成“十問歌”要求醫家熟誦。在望、聞、問、切“四診”技術方面，曆代一些醫家有將切脈神秘化傾向，而李時珍指出：“世之醫、病兩家，咸以脈為首務，不知脈乃四診之末。”①他的《脈訣彙辨》更強調：“設不能以四診相參..未有不複人于反掌間者。”要求臨床治療醫學家全面重視病曆的書寫，並將病曆書寫必須包括的內容——“六法兼施”一一條列，令醫家有所准繩，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六法是望形色、聞聲音、問情狀、切脈理、論病原、治方術等，在六法之中，又有三十余項必須書寫的內容要求。醫者若能遵循這一書寫病曆的格式，一一詢問、檢查，並作全面記錄，分析研究，其診斷水平必可提高。與此同時，彙集明代以前曆代醫家病曆的《名醫類案》（1552）所收醫案數以千計，“可為法式者固十之八九，亦醫家之法律矣”②。② 永瑢、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781），中華書局1965 年版，第872 頁。① 李時珍：《瀕湖脈學》（1564），人民衛生出版社1956 年版。
②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醫家類，中華書局1965 年版，第874 頁。第二節臨床醫學進一步豐富發展明代，臨床醫學分科按太醫局已達十三科，在實際生活中由于有不少以專門醫治某種或某幾種疾病的醫生的出現，所以臨床醫學的分科已不那麼嚴格，且明顯超過了這種科別。此期更為突出的特點，是由于疾病認識水平的提高，診斷技術的進步，在醫療技術水平上有了許多創造發明。例如：在內科傳染病方面，對鼠疫之傳染性和極高的病死率已有了十分正確的認識。當時雖然還未能總結出理想的治療方法，但由于已觀察到該病與其他傳染病的傳染流行與病人的衣物等有關，故著書立說：“凡患瘟疫之家，將初病人衣于甑上蒸過，則一家不傳染。”①又如對烈性傳染病天花的預防，已在廣泛探索的基礎上發明了人痘接種術（詳後），使天花在我國逐漸得到預防和一定程度的控制。又如對肺結核病已有多種專門著作出現，並出色地提出日光、空氣、環境、休養等在治療上的重要性。徐春甫在其所著的《古今醫統》中更提出：不與病人接觸，不去病人家問疾吊喪，不可接觸病人衣物等預防傳染的方法。其他如精神病、心髒病、消化道疾病、中毒等，也都有了新的進展②。
在外科方面，除了更重視學科理論研究以改變其社會地位而取得不少提高外，外科手術、麻醉術、醫療新技術也取得明顯的進步。外科學家汪機、王肯堂、陳實功、申斗垣、趙宜真、薛己等在外科學理和新手術新技術開拓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例如強調：“外科必本于內，知乎內以求乎外”的思想，指導外科學理研究獲得新進展。由于強調手術器械煮沸消毒和使用藥物麻醉、燒烙、止血等技術，外科手術如腫瘤切除術、複雜骨折手術整複、鼻息肉摘除術、截指（趾）術、死骨剔除術、先天性唇裂修補術、咽部異物剔除術以及肛門閉鎖和**閉鎖等擴張術等等，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①在皮膚性病方面，以麻風、梅毒之防治所取得的成就為最明顯。此期有兩部麻風專書出現，即薛己《癘瘍機要》（1554）與沈之問《解圍元藪》（1550）幾乎同時編成刊印，對于推廣用大風子肉治療大麻風等起了積極的作用。梅毒約在十三世紀由口岸（廣州）傳入我國，故有“廣瘡”之稱。此後到明代，我國醫學家相繼發表了不少論著，總結出“梅毒可由男女同床同廁傳染”②，“性交傳染”和遺傳③。由于認識到傳染途徑並總結出比較有效的療法如汞制劑塗布、薰法及土茯苓內服等，所以在防治上均取得了較好的進展。
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針灸科、小兒科以及婦產科學等等也都取得了一些進步。醫家們對封建禮教日益束縛醫學的進步開始提出尖銳的批評。例如，明末閔齊伋提到：“蓋醫之候病，止于四術，而切脈為下。然望、聞、問可施諸丈夫嬰兒，而每窮于婦女。彼朱門豔質”，“而其受病..非關經產，即屬帶淋，可云某事曾否有無？某處如何痛癢？某物若為色狀？問之則① 胡正心：《萬病驗方》（1631），一名《（訂補）簡易備驗方》，十竹齋刊本。② 李濤：《明代醫學的成就》，《醫學史與保健組織》1957 年1 期。
① 李經緯：《中國古代外科學成就》，《科學史集刊》1964 年第5 期。② 程之范：《我國皮膚性病科的曆史》，《中華醫史雜志》1955 年第1 期。③ 陳司成：《黴瘡秘錄》（1632），1910 年石印本。
醫危，不問則病危”④。診治貴夫人、少女疾病之難，很能反映封建禮教對醫學發展的束縛，閔氏對此的不滿和諷刺批判，既是醫學發展謀求革新的行動，也是思想革新的啟迪與發萌。在這種種思潮的影響和推動下，明代醫學確曾出現過不小的革新，並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
④ 齊仲甫：《女科百問》1640 年刻本閔氏序。
第三節醫學革新與求實思想的興起與成就傳染病病因學說的革新傳染病的病因曆代多認為是風、寒、溫等邪氣所致，故有“傷寒”“溫病”之論，形成了傳統。吳又可的研究，大膽否定傳統，而且公然提出：“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癘氣（一稱戾氣）”，並指出這種戾氣“自口鼻而入”，引致傳染病的發作。令人歎服的是他還明確指出這種戾氣在致病上的特異性，即：能使人病的戾氣，牛羊可以不病；能使牛羊病的戾氣並不引起雞鴨病；能使雞瘟的戾氣，鴨可以不病①。如此卓識，已為傳染病致病菌的發現創造了極佳的條件，而且對傳染病傳染途徑，致病菌的特異性都作出了科學的論斷，足見其洞察力的透徹和周密。
人痘接種術的成功天花約在公元二世紀傳入我國後，由于其危害力大而引起我國曆代醫家的關注，並在無數次治療和試圖預防的實踐中，終于創造發明了預防天花的人痘接種技術。據傳說遠在十一世紀一位峨嵋山人已為宰相王旦之子王素接種人痘而獲得天花的免疫。這一傳說雖然尚不能得到充分證據，但按唐代已知接種膿汁以防治癤病等也可說明並非完全沒有可能。人痘接種術發展到十六世紀中已在我國得到一定的推廣。“聞種痘法起于明隆慶間，甯國府太平縣..由此蔓延天下”。近代學者多據此認為我國人痘接種預防天花始于十六世紀中①。人痘接種術發明後，又經許多痘醫的改進，使毒性不斷降低，逐漸趨于安全可靠。人痘接種術，十七世紀開始在全國推廣，俄國也派醫師來北京學習，十八世紀初再傳土耳其、英國、法國、美國、印度、日本以及歐洲、非洲許多國家，這是人類第一次通過免疫法獲得預防天花的抵抗力。直至英國人痘接種醫師琴那氏1796 年改進為牛痘接種後，中國人痘接種仍在許多國家繼續使用。中國人痘接種術開了人類免疫學的先河②。這是中國醫學家對人類衛生保健的一項傑出的貢獻。
李時珍《本草綱目》的傑出成就李時珍于1578 年撰成《本草綱目》五十二卷。收藥一千八百九十二種，附圖一千一百零九幅，集明代以前我國藥物學研究之大成。由于李時珍重視實地考察，並運用了比較解剖學、比較生物學的研究和創造性進行實驗觀察，甚至做動物實驗，他對許多藥物的認識和結論有著較高的科學價值，許多內容都反映了當時人類科學研究的先進水平。該書把四百四十四種動物藥按蟲、鱗、介、禽、獸、人次第分類敘述，反映了他“從賤至貴”的生物進化① 史常永：《試論傳染病學家吳又可及其戾氣學說》，載《醫學史與保健組織》1957 年3 期。① 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人民衛生出版社1954 年版。
② 李經緯：《中國古代醫學科學技術發明舉隅》；《中國中醫研究院三十年論文集》，中醫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觀；所敘述的“鳥產于林，故羽似葉”，“烏骨雞但驗舌黑”等，反映了在動物適應環境，相關變異以及遺傳特征等方面的新認識；他對植物藥的分類等也是劃時代的，反映了當時生物學分類的先進水平，其蒸餾、蒸發、升華以及制取沒食子酸白色結晶實驗研究方法和生產技術，更證明他在制藥化學方面的突出貢獻；尤其可貴的是李氏記述用瓦瓶精確稱量空氣中含水蒸氣的多少，並用以預測晴雨，也足以證明他對實驗研究的重視和思想方法上的開拓精神；李時珍不但在醫藥學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在自然科學其他領域也有傑出的成就①，英國著名科學史學者李約瑟博士、魯桂珍博士譽之為博物學家②，並給予很高的評價。《本草綱目》一書已流傳世界許多國家，並被全譯或節譯為日、英、德、法、拉丁、俄等文字，在世界上有著很高的學術地位③。《本草綱目》至今仍是許多國家學者研究中國醫藥學的重要參考書。醫學學術團體與學術交流明代醫學的進步還與學術團體的創辦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約創辦于1568 年的“一體堂宅仁醫會”，是我國醫學史上由醫家私人創辦的最早的學術團體。這所醫會是當時客居順天府（今北京）的外地醫家聯合組織的，十分可貴的是他們的宗旨在于探討曆代醫家學術，切磋提高醫療技術，講求醫療道德修養，促進會員“善相助，過相規，患難相濟”。他們把學術交流放在重要地位，把維護會員利益置于次要地位。醫會對其成員有二十二項嚴格要求。當時入會者共四十六人，多為著名之士，如徐春甫、支秉中等，均有醫學著作流傳後世。
① 蔡景峰：《試論李時珍及其在科學上的成就》，載《科學史集刊》1964 年7 期。② 魯桂珍：《中國偉大的博物學家李時珍》，載《國外醫學》1979 年1 期。③ 潘吉星：《本草綱目之東被及西漸》，《李時珍研究文集》，湖北科技出版社1985 年版，第225—273頁。
第四節衛生保健管理制度與中外交流衛生保健管理制度明代醫學的最高管理和醫療教學機構是太醫院，其下分設：大方脈、傷寒、婦人、小方脈、口齒、咽喉、眼、瘡瘍、接骨、金鏃、針灸、按摩和祝由十三科。太醫院設院使（正五品）一人，院判（正六品）二人，其屬禦醫四人（後增至十八人），全面掌管醫療之法與衛生保健和教育等事業。例如：凡醫家子弟，擇師而教之；凡藥辨其土宜，擇其良楛，慎其條制而用之；珍視禦脈，烹調禦藥；王府請醫，奉旨遣官或醫士往；外府州縣置惠民藥局，邊關衛所及人聚處各設醫生、醫士或醫官，俱由試遣，歲終會察其功過①。這些都是太醫院的職責。明代與以前不同，因明初定都南京，後遷北京，太醫院北遷後，原設南京的太醫院並未撤，故在衛生保建事業和管理上設有兩個太醫院。兩太醫院以北京為主，有院使、判、吏目、禦醫、醫士，惠民局大使、副使，生藥庫大使、副使等百余人。
太醫院既有為帝王、宮廷、臣僚服務的職責，也兼有管理和派員四處防治臣民疾疫的責任，盡管後者是很次要的，但在皇帝詔令下，往往也會發揮一定的作用。至于尚藥局、禦藥房、藥藏局、典醫監、良醫所等，均純屬為皇帝、皇太子和地方皇室人員服務的醫療機構。洪武三年（1370）所設惠民藥局，府設提領，州、縣設官醫等，才真正有為貧病民眾醫治疾病的目的，可惜這一制度並未普遍實施，已設者也往往有醫無藥，或流于有名無實。在收養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等方面，令設養濟院等以收養治療，這一制度曾于十五世紀初在各府、州、縣普遍實行過。
中外醫學交流中國醫藥學術與國外之交流在明代雖不及元代廣泛，但在醫藥傳出方面更有發展。日本田代三喜1487 年來中國學醫，1498 年學成回國，積極宣揚“金元四大家”之李（東垣）朱（丹溪）學說。他的學生曲直瀨道三于京都創“啟迪院”，著《啟迪集》，發揮李朱學說，成為日本“後世派”骨干，繼之者甚眾，影響遍及日本。日本坂淨遠于1492 年來中國學醫，1500 年學成回國，大力宣揚中國東漢張仲景學說①，永田德本繼之，反對田代喜三、曲直瀨道三所倡的李朱學說，日本稱之為古方派。古方派影響在十六世紀前後雖不如後世派廣泛深入，但直到十九世紀甚至明治維新取締漢醫時仍存在至今。中醫學在朝鮮，其發展較日本尤為普及，大型著作如《鄉藥濟生集成方》（1398）三十卷，《鄉藥集成方》（1433）八十五卷，《醫方類聚》（1445）三百六十卷，《東醫寶鑒》（1610）等，均完成于這一時期，不但在朝鮮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且對日本、中國等的醫學發展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國醫學與越南、印度以及東南亞等也由于鄭和之出訪等而逐漸密切。明代已有① 參見張廷玉等《二十五史·明史·職官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① 參見〔日〕矢藪道明《近世漢方醫學史》“中國醫學的日本化”，名著出版發行所株式會社1982 年版，第8—10 頁；〔日〕富士川游：《日本醫學史》（決定發行版），形成社1979 年版，第281—298 頁。西方一些通曉醫學的傳教士來我國，例如耶穌會士利瑪竇1583 年來華，一面傳教，一面行醫治病，在華近三十年，與中國醫家王肯堂、程■等曾有過不少接觸，討論醫學學術問題。1568 年教皇庇護第五任命卡內羅為澳門主教，先後創辦醫院與麻風病院，並設醫科實習班，培養醫生。其他如龐迪我、鄧玉函、湯若望等十余人在中國從事傳教、醫療、翻譯介紹西醫之理論和醫療技術等①。
① 張慰豐：《早期西洋醫學傳入史略》，載《中華醫史雜志》1981 年第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