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經世文三編》，80 卷，陳忠琦編，光緒二十四年（1898）上海龍文書局石印本。又有二十七年（1901）上海書局石印本，二十八年（1902）上海龍文書局石印本。本書為葛氏《續編》之續編，故稱三編。所收為葛氏《續編》以後十年間（1888—1897）的文章，共639 篇，有些是外國人寫的。《皇朝經世文三編增附時事洋務》（又名《新增經世文續編》、《皇朝經世文新增續編》、《皇朝經世文新增時務續編》），72 卷，甘韓編，光緒二十三年（1897）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收甲午戰爭以後三年間的“時務”文66 篇，介紹外國情況的“洋務”文12 篇。
《時務經世文編》（又名《皇朝經世文編五編》），32 卷，光緒二十三年（1893）求是齋編輯出版，又二十八年（1902）香港宜今室石印本。收甲午戰爭以後關于新政時事論文377 篇，編者曾出使英法等國，頗諳西事，選文亦多采言西事之書，是一大特點。
《皇朝經世文新編》，32 卷，麥仲華編，光緒二十四年（1898）上海書局石印本。這是維新運動高潮時期編輯出版的書，內容主要是鼓吹變法議論新政的文章，共511 篇，其中有外國人寫的165 篇。光緒二十八年（1902）又有上海古香閣石印本，惟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不署名。
庚子以後“新政”時期的經世文選編光緒二十六年（1900）慈禧太後挾光緒帝出逃西安，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 月29 日）下詔變法。于是戊戌政變後一時沉寂的談新政不再禁忌，反而成為時尚。舊有的經世文編大都重新出版，也有些新編的，當時不只是學者關心經世大業之作，書商也將其視為應時牟利之作。市場需求大，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人士關心新政。
《皇朝經濟文編》， 128 卷，求自強齋主人編。成書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二十七年（1901）上海慎記書莊石印本。此書選收清末經國濟世之文為主，多戊戌變法前後文，大約由于戊戌政變後的顧慮，作者多不署名。《皇朝經濟文新編》，62 卷，上海宜今室主人編輯，光緒二十七年（1901）石印本。多收經國濟世以救農工商的論文，共846 篇。此書出于書賈之手，編選欠精，又多不署作者。在相繼出版的這類書中，此書不為當時人重視。《皇朝經世文統編》，102 卷，邵之棠編，光緒二十七年（1901）上海慎記書莊石印本，又上海寶善齋石印本。選文自清初至光緒二十七年，主要是道光以後諸朝的，共2481 篇。為供當時應經濟特科考試者參考。此書在各種經世文編中，是收文最多、內容最廣、子目最細的一種。
《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21 卷，甘韓編，光緒二十八年（1902）商絳雪齋書局本，又瑤林書館本。收光緒二十七年（1901）元月至二十八年（1902）五月間的文章，共557 篇。
《皇朝蓄艾文編》，80 卷，于寶軒編，光緒二十九年（1903）上海官書局鉛印本。這實際上也是《皇朝經世文新編》的繼續，續收戊戌前後論述維新變法的文章，共1079 篇。此書晚于《新編》四年，為選收中外人士關于變法論述文最完備的一部。
《皇朝經世文四編》， 52 卷，何良棟編，光緒二十八年（1902）鴻寶書局石印本，又上海書局石印本。“皆取中西名人偉論，有關經世之用，為初、二、三編所無者，莫不搜求”（《凡例》），而多數為寫于庚子前後的文章，共359 篇。此書系為滿足清政府宣布行“新政”後一般士大夫的需要而選編的，反映資產階級維新變法的文章多未選收。
《皇清道咸同光奏議》，64 卷，王延熙、王樹敏編，光緒二十八年（1902）出版。這是只選收奏議的一種經世文選編。
此外尚有仲英采輯的《洋務經濟新學論》（1895）、管斯駿編《洋務自強新論》（1896）、陳昌紳編《分類時務通纂》（1902）等等。
第七節報刊中國近代報刊開始是由西方來的外國人創辦的，稍後才有中國人創辦的。到戊戌維新運動時期，宣傳維新變法的報刊受到讀者歡迎，形成一個報刊高潮。進入二十世紀，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以報刊宣傳反滿革命，形成又一個報刊高潮。辛亥革命爆發之後，革命派活動由秘密轉向公開，全國報刊驟增，其中言論主張並不一致，但總之是言論自由，一掃舊皇朝時期的法令禁錮。袁世凱及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報刊又被迫萎縮，然而也醞釀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具有嶄新思想的報刊的出現。
外國人在中國創辦的報紙最先在中國創辦近代報刊的是外國傳教士，他們創辦中文的和外文的報刊，既向中國人傳教，也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情況，為其侵略中國服務。鴉片戰爭以後，外國人，包括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逐步增多，十九世紀四十至九十年代半個世紀中，他們在中國創辦的中外文報刊有170 余種，約占同時期中國報刊總數的95％。主要有《萬國公報》、《中西聞見錄》、《益聞錄》等。《萬國公報》是這些報刊中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種。1868 年創刊于上海，初名《教會新報》，1874 年改名為《萬國公報》。主編林樂知。這是以時事為主的綜合性刊物。1907 年停刊。《格致彙編》，1872 年創刊于北京，初名《中西聞見錄》，1876 年遷于上海，改名《格致彙編》。英國人傅蘭雅主編。以介紹科學知識為主。1892 年停刊。《益聞錄》，1878 年創刊于上海，李杕主編。主要報導國內新聞。1898 年與《格致新聞》合並，改名《格致益聞彙報》。
為適應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需要，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商業性質的報刊也迅速發展起來，其中以《申報》最為重要。《申報》，1872 年創辦于上海，為英國商人美查（E.Major）集資創辦。1909 年賣給報館買辦席子佩。1912 年席又賣給史量才。1949 年停刊。曆時77 年，共出版約25000 號。內容有論說、新聞、廣告、貨物價格表、輪船進口表等。因曆年久，所載近代史料甚豐富，尤富于經濟史料。上海又有《新聞報》，1893 年創刊，先後由英國人丹福士（A.W.Danforth）和美國人福開森（G.C.Ferguson）主持，也偏重經濟新聞及商貿消息，一度成為可與《申報》競爭的上海大報。1949 年停刊。此外尚有天津英國人辦的《時報》（1886—1891）、北京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1901—1903）。
這一時期帝國主義還在中國創辦了一些外文報刊。其中時間長影響大的當數在上海出版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Heaald）。《北華捷報》，1850年創刊，為英國人創辦的一種周報。主要刊載時事新聞、商情、司法和領事公報。後因商情新聞日增，1864 年增出日報《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News），作為《北華捷報》的副刊。隨著《字林西報》發行量的擴大，《北華捷報》反而成為《字林西報》的星期日增刊。《字林西報》成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兩報皆于1951 年停刊。
中國人創辦的報刊和維新運動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起，在香港、廣州、上海、漢口等地，也先後出現了中國人自己辦的最早的一批報刊，如香港有《中外新報》（創刊于1858年）、《華字日報》（1864 年）、《循環日報》（1874 年）、漢口《昭文新報》（1873 年）、上海《彙報》（1874 年）、廣州《述報》（1884 年）、《廣報》（1886 年）等。這些報刊多由初具資產階級維新思想的進步知識分子所創辦，向國人宣傳了一些新知識、新思想。
到維新變法運動興起時期，中國人辦的報刊開始出現高潮。在1895—1898 年間由維新派創辦的各種報刊達30 多種，其中《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知新報》、《國聞報》、《湘學報》和《湘報》等影響較大。
《中外紀聞》，1895 年8 月創刊于北京，由強學會主辦，梁啟超、麥孟華編輯，兩日刊。初名《萬國公報》，因與上海廣學會所出刊物重名，12 月改名《中外紀聞》。主要轉載邸報，編譯西電西報，介紹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意在廣開知識，改變士大夫不通外情的閉塞狀況。每期隨《京報》送與在京官員，達二三千分。1896 年1 月被封禁。是月，強學會上海分會創辦《強學報》，又出三期，即與《中外紀聞》同時被封禁。
《時務報》，1896 年8 月在上海創刊，10 日1 冊，汪康年任總理，梁啟超等任主筆。以宣傳變法圖存為宗旨，數月間銷至一萬多份。1898 年百日維新期間，光緒帝下令改為官報，並派康有為督辦。汪康年以“商款仍歸商辦為由”，改為《昌言報》， 又出了10 期。
《知新報》，1897 年2 月在澳門創刊，總理為康廣仁、何廷光。先為五日刊，後改旬刊，又改半月刊。宣傳變法圖存，介紹戊戌新政。政變後繼續出版，為維新變法辯護。1901 年停刊。
《國聞報》，1897 年10 月在天津創刊，嚴複主編，日出一大張。主張變法自強，為維新派在北方的主要報紙。又出副刊《國聞彙編》旬刊。戊戌政變後售予日本人。
《集成報》，1897 年5 月陸念護創辦于上海，旬刊，為維新運動時期文摘性的刊物。今見者有第1—34 冊，保存大量史料，分類輯錄，便于檢閱。戊戌以後的立憲派報刊戊戌政變鎮壓了維新運動，但由維新運動激蕩起來的辦報熱潮卻不可遏阻，中國近代報刊仍保持著發展勢頭。
康有為、梁啟超等逃亡國外，成立保皇黨，繼續進行政治活動，繼續創辦報刊，主要有《清議報》、《新民叢報》、《政論》、《國風報》等。《清議報》，1898 年12 月在日本橫濱出版，旬刊。梁啟超主編，宣傳實行君主立憲，主張保救光緒皇帝。1901 年12 月因火災停刊，共出100 期。後又出版彙編本《清議報全編》26 卷，內容有增刪，編次也和原刊不同。《新民叢報》，1902 年2 月創刊于日本橫濱，初為半月刊，後不定期。
仍由梁啟超主編，為當時改良派最主要的宣傳陣地。其後革命思潮高漲，而此報仍堅持君主立憲，反對革命，與革命派的《民報》展開論戰，聲譽驟減，于1907 年8 月終刊，共出69 期。
《政論》，1907 年10 月創刊于日本東京，後移上海出版，月刊。為政聞社機關報，梁啟超、蔣智由主編，宣傳君主立憲，反對暴力革命。出至9期停刊。
《國風報》，1901 年在上海出版，旬刊。發行人何國棟，實際主持人為梁啟超。立論仍主君主立憲，要從思想上影響和指導當時的資產階級立憲運動，鼓吹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實業和金融。至1911 年6 月停刊，共出52 期。以上為戊戌政變以後至辛亥革命爆發前以梁啟超為主要編輯人的君主立憲派的主要刊物。此外尚有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的《外交報》和《東方雜志》，其政治主張也是君主立憲，但不像上述諸刊那樣著重宣傳政治主張，而主要是時事報道和時論選輯。《外交報》1902 年1 月創刊至1911 年1月停刊，旬刊，共出100 期，保存了辛亥革命前10 年間有關中外關系的豐富的編年史料。《東方雜志》，1904 年3 月創刊，至1948 年12 月終刊，是中國近代出版時間最長的大型綜合性雜志，月刊（中間曾改為半月刊），共出44 卷。保存了極為豐富的曆史資料。
辛亥革命前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報刊隨著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進行武裝斗爭的同時，也創辦了許多報刊進行革命宣傳。他們在國內各地以及港澳、日本、南洋、美洲等地，創辦了約120 多種報刊，其中日報60 多種，期刊50 多種，發行數量最多的達2 萬份。
《中國日報》，1900 年1 月在香港創刊，陳少白任社長兼總編輯。日報日出兩大張，同時附出《中國旬報》刊載長稿。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第一份報紙，興中會和同盟會的機關報。曾和香港的保皇派報紙《商報》展開論戰。辛亥革命後遷廣州，成為國民黨的宣傳機關。1913 年“二次革命”失敗後被查封。
《蘇報》，1896 年6 月創辦于上海，初以報道市井瑣聞為主。1902 年章士釗任主筆，漸成為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的機關報，1903 年清政府勾結租界當局將《蘇報》查封。
在日本，主要在留日學生中，創辦一批宣傳革命反滿的報刊。1901 年有《國民報》，1902 年有《游學譯編》，1903 年有《湖北學生界》、《浙江潮》、《直（隸）說》、《江蘇》，1904 年有《白話》，1905 年有《醒獅》，1906年有《洞庭波》、《云南》、《豫報》、《鵑聲》，1907 年有《漢幟》、《晉乘》、《粵西》、《河南》，1908 年有《四川》、《夏聲》等。其中尤以《民報》影響最大。《民報》的前身是華興會的《二十世紀之支那》，1905 年6月創刊于東京。中國同盟會成立後，改名為《民報》，為同盟會之機關報，這年11 月26 日在東京創刊。孫中山親撰《發刊詞》，第一次將同盟會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公布于世。初為月刊，後改為不定期出版，共出26 期，另有一本增刊《天討》。內容以政論為主，宣傳革命思想，力辟保皇謬說，甚得讀者歡迎，銷數一增再增，發行至18 期以後，銷數已達12000多份。
辛亥革命前夕在上海出版的鼓吹反清革命的報紙，最著名的當數相繼創刊的《民呼日報》、《民籲日報》、《民立報》，世稱“豎三民”，主要創辦人為于右任。《民呼日報》，1909 年6 月創刊，出至93 期被查封。不久改辦《民籲日報》，1909 年10 月3 日創刊，11 月19 日又被查封。1910 年10 月11 日又創刊《民立報》，繼續出版至1913 年9 月4 日，其間對辛亥革命及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均作了積極的報道和評論，被袁世凱查封。辛亥革命及民國建立後的報刊辛亥革命的勝利及清朝政權的垮台，使報刊一時間空前繁榮，全國大城市及許多中小城市幾乎都有報刊出版，由原有的100 多種，驟增至近500 種，總銷數達四千二百萬份，被稱為中國報界的黃金時代。
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報紙得以發抒的時期，如前述《民立報》之外，尚有北京的《國光新報》、上海的《民權報》、《太平洋報》、《中華民報》、《民國新聞》以及武昌起義後不久即在武昌創刊的《中華民國公報》等，它們的共同點是堅決主張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反對袁世凱獨裁。
這一時期的報刊呈多元化的發展，各政黨、團體、政治派別、以及各持不同政治觀點的個人，都可以創辦報刊。比較重要的有：《大共和日報》，為中華民國聯合會機關報，1912 年1 月4 日在上海創刊，章炳麟任社長兼總編輯。其政治傾向是擁護袁世凱，反對國民黨。後成為共和黨的報紙，1915 年6 月停刊。
《民聲日報》，1912 年2 月在上海出版，為黎元洪創辦的報紙，反對孫中山及南京臨時政府。後為民社機關報。
《庸言》，1912 年12 月在天津創刊，先為半月刊，後改月刊，以政論為主，實際反映進步黨的政見。
《亞西亞日報》，1912 年在北京創刊，為袁世凱的禦用報紙。
《不忍》雜志，1913 年2 月在上海出版，月刊，康有為創辦， 仍然發表反對共和的主張。
在袁世凱和北洋政府以及各地軍閥統治下，報刊受到嚴重摧殘。但1915年新文化運動興起，《新青年》創刊，中國報刊又有新的氣象，《國民》、《新潮》、《每周評論》等相繼出刊。
第八節建國以來近代文獻的整理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對中國近代文獻有過一些整理出版，如故宮博物院編印的《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系整理清宮檔案而成。自二十至四十年代，先後有程演生、俞大維、蕭一山、王重民等，從法、德、英等國圖書館發現太平天國印書多種，拍照或抄錄回來編印出版。說明人們已開始重視近代曆史文獻的搜集整理工作，但成果尚不多。大規模地有組織地進行這一工作是在建國以後。主要有：（一）以大事件為主的史料整理，（二）專史資料的編輯，（三）有關中國近代史外文資料選譯，（四）《近代史資料》期刊為代表的零星史料的發表。
中國近代大事件專題史料按中國近代大事件編輯史料，當以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為代表。
建國之初中國史學會成立以後，即著手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由徐特立、范文瀾、翦伯贊、陳垣、鄭振鐸、向達、胡繩、呂振羽、華崗、邵循正、白壽彝為總編輯委員擬出《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撚軍》、《回民起義》、《洋務運動》、《中法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北洋軍閥》等共12 個專題（最初還擬有“五四運動”專題）。這套叢書大多數在五十年代前期編成出版，只《第二次鴉片戰爭》出版于七十年代末，《北洋軍閥》出版于八十年代末。這套叢書，分頭編輯，並無統一體例；且有關史料各有差異，亦難強求劃一。早期出版的有的不免顯得零亂，如《鴉片戰爭》（1954 年），其中有關的上諭、奏折，選自多種來源，不一定完全，又不免重複。而《第二次鴉片戰爭》出版晚（1978 年），在編輯過程中有較多的時間去搜集、整理、比較、選擇，幾經修訂而後定稿，便顯得清楚嚴整。有關的上諭、奏折，全是就清故宮檔案整理而成，既完整，又准確。
也有考核不精致選入偽作的失誤。如《太平天國》中的《江南春夢庵筆記》和《義和團》中的《景善日記》，都是偽造的①。至于選材時之取舍或有不盡適當之處，要算是在所難免的小疵了。
這套叢刊，總計有2500 萬字，搜羅宏富，把許多分散在各處的史料，包括一些流傳不多或未曾刊布的史料，編輯在一起，呈獻在讀者面前，只就這一點來說，就對推動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為開展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中國近代史資料甚多，僅有這樣12 個大事件的選題是遠遠不夠的，有些情況或事件就包括不進去，例如馬嘉理案和煙台條約、日俄戰爭，就無從涉及。而且只就這12 個大事件的史料來說，叢刊已選錄的也只有一部分或一小部分，所以都不斷有新整理的史料出版。例如根據第一曆史檔案館所藏清宮檔案編的《鴉片戰爭檔案史料》，《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戊① 據羅爾綱：《太平天國史料辨偽集》一書中之《太平天國史料里的第一部大偽書——〈江南春夢庵筆記〉》。程明州：《所謂〈景善日記〉者》，見《燕京學報》第27 期；丁名楠：《景善日記是白克浩司偽造的》，見《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4 期。
戌變法檔案史料》、《義和團檔案史料》、《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等。此外還有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史料》，中國科學院上海曆史所籌委會編的《鴉片戰爭末期英軍在長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等。太平天國曆史博物館編的《太平天國資料叢編簡輯》，北京大學曆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編的《義和團運動史料叢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頭兩種是《辛亥革命》和《南京臨時政府》）等等，為數甚多。近年又計劃編印《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擬定的第一批專題有太平天國、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其中戚其章主編的《中日戰爭續編》11 冊，已由中華書局出版。張振鵾主編的《中法戰爭續編》8 冊，前2 冊為中文資料，後6冊為翻譯法文資料；福建師范大學和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的《清末教案》6冊，前3 冊為中文檔案，後3 冊為翻譯外文檔案，均已由中華書局開始出版。中國近代專史、專題資料中國近代專史、專題資料的編輯出版，包括經濟史、思想文化史、軍事史、中外關系史等，而以經濟史資料尤為顯著。
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重要者有：《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1940—1895）、孫毓棠編；第2 輯（1895—1914），汪敬虞編，1957 年科學出版社出版。又一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4 輯， 陳真等編，1957—1961年三聯書店出版。內容以1919 年五四運動以後為主，故與前書很少重複，可互相補充。《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4 卷，彭澤益編，1957 年三聯書店出版，前兩卷內容為自鴉片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資料。《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4 輯，1957 年三聯書店出版，第1 輯（1840—1911），李文治編；第2 輯（1912—1927），章有義編。以上四書，搜羅宏富，共計近一千萬字。均按章節題目選編資料，節錄適當，剪裁精到，很便于查找參考。其他還有《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1863—1911），宓汝成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 輯（1840—1895），聶寶璋編；《中國近代鹽務史資料選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中國近代貨幣史資料》，第1 輯（1840—1911），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金融史料組編；《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1840—1895），姚賢鎬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資料與經濟政策資料選輯》（1840—1864），巫寶三等編；《中國近代經濟思想資料選輯》，趙靖、易夢虹主編。
其他關于地方或個人企業的經濟史料，有《近代上海地區方志經濟史料選輯》（1840—1949），黃葦、夏根編；《貴州近代經濟史資料選輯》（上），蔣德學主編；《清代四川財政史料》，魯子鍵編；《張謇農商總長任期經濟資料選編》，沈家五編；以及《上海錢莊史料》，《榮家企業史料》、《劉鴻生企業史料》，《啟新洋灰公司史料》等等，成績也相當可觀。
中國近代軍事史料，有張俠等編的《清末海軍史料》和《北洋陸軍史料》，楊志本主編的《中華民國海軍史料》。
文化思想方面，有張靜廬編的《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二編）和《中國出版史料補編》；舒新城編的《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 陳學恂主編的《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朱有恂主編的《中國近代學制史料》；陳學恂、田正平編的《留學教育》（《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之一）；李甄馥等主編的《中國近代哲學史資料選編》；陳崧編的《五四前後東西方文化問題論戰文選》等等。
中外關系方面，有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中美關系資料彙編》，朱士嘉編的《美國迫害華工史料》，陳翰笙主編的《華工出國史料彙編》，孟廣耀編的《中俄關系資料選編》等。
有關中國近代史外文資料選譯建國以來，對于有關中國近代史的外文文獻資料，也陸續選譯出版。這些資料，相當一部分收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等書中，也有一部分單行編集出版。如胡濱譯的《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譯》，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譯的《鴉片戰爭史料選譯》、《鴉片戰爭與林則徐史料選譯》，王崇武等編譯的《太平天國史料譯叢》，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譯的《太平軍在上海——北華捷報選譯》，北京太平天國史研究會編的《太平天國史譯叢》，許崇信等譯的《八國聯軍目擊記》，鄒念之編譯的《日本外交文書選譯——關于辛亥革命》，等等。翻譯的外文資料，可以彌補中文文獻的不足。
近代史資料期刊1954 年《近代史資料》出刊。這是由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編輯的一個資料性期刊。初為季刊、雙月刊，中經停頓，“十年動亂”後複刊，現為不定期刊，而總數已出至80 多期，發表了一千四五百萬字的資料。內容包括自1840 年以來清朝和民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等各方面的史料，如檔案、函電、日記、著述稿本、回憶錄、訪問記或調查記以及圖片等原始資料，成為治中國近代史的人不能不讀的刊物。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尚編有《近代史資料專刊》20 多種，如《太平天國資料》、《庚子紀事》、《山東義和團案卷》、《民報》、《辛亥革命資料類編》等。
《近代史資料》極少發表清宮檔案，而整理發表清宮檔案的則有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1989 年改為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的《清代檔案史料叢編》，不定期出版，1973 年開始，至1990 年已出至第14 輯。
解放前，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曾編印《掌故叢編》、《文獻叢編》、《史料旬刊》，陸續刊布清宮檔案。《清代檔案史料叢編》是上承以上三種檔案叢編而來的，就故宮所藏清代檔案，以及少數明代檔案，以專題輯錄，每輯一般收數個專題。如第1 輯的專題是：《太平天國革命時期清政府的財政狀況》、《辛酉政變》、《洪全福起事》、《順治朝繼續加派練餉》，三個專題是近代的，只最後一個專題是清初的，且只收三個題本。而第4 輯三個專題都是順治年間的事，只在最末收錄了三件在清方檔案中保存下來的太平天國文書。可見這個《叢編》選錄近代檔案，並不偏重近代。
原在清宮以外的檔案有些也已入藏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如清末重要督撫趙爾巽、端方的檔案均已入藏。第8 輯選輯主要有關辛亥革命時期東北情況的文件，皆錄自《趙爾巽全宗檔案》； 第14 輯《出國游學生等致端方函劄》80 通，皆錄自《端方檔案》。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有《檔案史料》，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有《民國檔案》，皆季刊，發表一部分論文，刊布一部分檔案。其他如北京、上海等地的曆史檔案機關，也編有包括近代檔案的期刊。
第二章研究概況第一節建國前的近代史研究在新中國建立前，近代曆史已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與研究。其中，資產階級學者曾出版過一些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著作。例如，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商務印書館1935 年）、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長河商務印書館1938 年）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商務印書館1947 年）等等。這些著作在史料的收集、考訂和某些具體問題的論述諸方面，多有建樹；某些論著對于近代曆史的思考，也不乏真知灼見。例如，蔣廷黻在他的書中就提出了中國社會近代化的問題。他說：“近百年的中華民族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廢除我們的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強，不能者必遭致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但是，從根本上看，因著者的階級局限，上述的著作都未能給中國近代曆史以科學的說明，並指明其客觀的規律性。更有甚者，顛倒是非，貶斥中國人民的正義斗爭，而為帝國主義侵華政策作辯護。蔣廷黻將英國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說成是“東西對打”，肯定琦善而貶抑林則徐，並謂“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們的無知，一部分由于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明的水准”，就是一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真正構成近代史新學科的濫觴的，是其時馬克思主義者篳路藍縷的開創性研究。1933 年李鼎聲出版了《中國近代史》一書，是較早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代表作之一。1939 年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改造我們的學習》等許多有名的著作中，不僅號召重視對中國近百年史的研究，還對諸如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與性質、中國民主革命的對象、動力與前途等一系列涉及中國近代史的重大原則問題，作了馬克思主義的精辟論述。這些論述後來成為新中國的學者們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理論依據。其後，以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為代表的研究近代曆史的開拓性著作陸續問世。
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冊）撰寫于1945 年，1947 年出版，共分八章：第一章，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章，中國人民的反英反滿斗爭；第三章，太平天國革命；第四章，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五章，洋務派的“自強”與第一次割地狂潮；第六章，甲午戰爭及第二次割地狂潮；第七章，第一次改良主義運動——戊戌變法；第八章，對抗瓜分的義和團運動。本書雖未全部完成，但其突出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主線是十分明顯的。它揭露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野蠻侵略；高度贊揚了從林則徐、洪秀全到義和團，中國人民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同時譴責了以清政府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實行對外妥協投降的政策，禍國殃民。作者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曆史的開端，他說：“鴉片戰爭開始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會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了。戰前的曆史僅是農民反對地主的斗爭史；戰後的曆史是民主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史，性質是截然不同的。”
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是一本專著。它從“官、民、夷”三者關系上闡述帝國主義侵略是怎樣引起了近代中國社會內部各種政治力量的新調整和階級結構的變化，從而揭示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本質與規律。作者在六版“序言”中指出：“為了說明只有徹底地從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壓迫下解放出來，只有徹底地打倒作為帝國主義的工具的中國反動階級，中國才能有真正的國家的統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經濟的發展。為了警惕帝國主義會用這樣那樣的方法來破壞中國人民的革命，為了指出中國的民族獨立只有依靠無產階級的領導而不能依靠資產階級的領導來實現，作者當然不需要在寫作時絲毫離開曆史事實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曆史事實的本質的、規律性的東西，越是能說明問題。”
范文瀾與胡繩的著作，開一代新風，對其後新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二節建國後近代史新學科體系的建立與發展中國近代史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一般人囿于傳統的觀念，厚古薄今，甚至不認為中國近代史足以構成一門“學問”。只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黨和人民政府建立了專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機構，在各高等院校曆史系開設中國近代史課程，培養和組織起一支穩定的教學和科研隊伍，中國近代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才得以真正確立，並日益顯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廣闊的前景。
建國前舊有的資產階級近代史學科體系，有三大特征：（一）從通史編寫的體例看，藉以區分近代史發展的不同時期和階段的標准，不是清朝皇位的更迭和北洋軍閥當權者的更換，就是中國社會政治運動的某些表象，如“積弱”、“變政”、“共和”，或者放棄分期，而滿足于對重大事件的簡單鋪陳。但無論采取何種體系，舊的學者都無視對近代曆史發展本質和主流的把握；（二）固執唯心論的英雄史觀，無視、歪曲和貶斥近代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三）不承認近代中國曆史發展有自身規律性。顯然，資產階級學者賴以指導自己研究的學科體系是曆史唯心主義。
建國後，史學工作者即開始努力探討打破舊的資產階級學科體系，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的近代史學科體系。1954 年胡繩在《曆史研究》創刊號上發表《中國近代曆史分期問題》一文，引發了一場關于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延續三年之久的大討論，並促成了新學科體系的最終確立。所謂分期問題，就是要從紛紜複雜的中國近代曆史現象中，找到一條線索，循此將中國近代曆史的發展劃分為若干符合其自身邏輯的階段，以充分展現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及其演進脈絡。胡繩認為，中國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務，就是說明在外國帝國主義侵略的條件下，中國近代社會內部階級結構的變動，及其相互關系和發展趨勢。因此，“可以在基本上用階級斗爭的表現來做劃分時期的標志”。據此，他主張以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為主要標志，將近代史分為七個階段：1840—1850 年、1851—1864年、1864—1895 年、1895—1900 年、1901—1905 年、1905—1912 年、1912—1919 年。其後，孫守任、金沖及、范文瀾、戴逸等人先後提出商榷。其中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見有二：（一）“從中國近代社會的主要矛盾的發展及其質的某些變化為標准”，將近代史分為四個階段：1840—1864 年、1864—1894年、1894—1905 年、1905—1919 年（孫守任：《中國近代曆史的分期問題的商榷》，《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二）“應該是將社會經濟（生產方式）的表征和階級斗爭的表征結合起來考察”，將近代史分為五個階段：1840—1864 年、1864—1895 年、1895—1900 年、1900—1914 年、1914—1919年（金沖及：《對于中國近代曆史分期問題的意見》，《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討論集》）。顯然，這些不同意見只是補充了胡繩的觀點，從根本上說，並沒有超越前者。故討論的結果，胡繩的以階級斗爭為標准的分期法，基本上為多數人所接受。
這就是說，新中國的學者強調以階級斗爭為主線，借以理解和把握近代曆史發展的本質與主流，重在通過對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結構變化的考察，揭示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並充分肯定人民群眾在曆史上的地位與作用。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義的舊學科體系，將近代史研究置于科學的基礎之上，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新的學科體系。其基本范式，可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兩個過程”（即指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所說：“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即指：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
新的學科體系不是抽象的，它的確立生動地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1958年後，近代通史性著作開始重新編寫並陸續出版。其中有影響的著作有：林增平著《中國近代史》（上、下冊，1958）、戴逸著《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第四冊（1962 年）、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第四冊（1965 年）。這些著作盡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編著體例而言，都體現了以階級斗爭為主線，以“三次革命高潮”為標志的近代史學科的新體系。此外，大、中學校中國近代史教材的編寫也概莫能外。這樣，新的學科體系實際上已成為新中國不同層次的人們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其二，形成了對近代史研究的宏觀指導。新中國的學者都能在自覺體認新的學科體系所揭示的對近代曆史發展本質與主流的規范上，展開自己的具體研究。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特別是建國後的17 年間，近代史研究的繁榮與發展正是這一新的學科體系充分展布的結果。這即是說，新學科體系的建立不僅為17 年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賴以展開的前提，同時其自身即構成了全部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質之所在。
進入八十年代後，又出版了一批通史性的近代史著作。其中，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二冊），是一部有廣泛社會影響的著作。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著的《中國近代史稿》（四冊），體例嚴謹，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近代思想文化的發展變化等，都給予了應有的重視。苑書義等著的《中國近代史新編》（三冊），博采眾家之長而又不囿于成說，對不少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但是，這些著作在編寫體例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隨著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八十年代後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對一成不變的近代史學科范式提出異議。他們以為，近代中國社會錯綜複雜，動蕩而變化急劇，多樣而非單一。現有的學科范式只突出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曆史，近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等更為豐富的內容被輕忽了，本是豐富多彩的曆史因之變得枯燥乏味。現有的中國近代史格局應當突破。不過，盡管“三次革命高潮”說在實際上已被研究者放棄，但是，近代史學科體系究竟應當怎樣改造，至今依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第三節建國後關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政治史從來是曆史研究的主干，加之近代中國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都空前尖銳，社會經曆巨變，政治風云急劇變幻，跌宕起伏，所以政治史自然也構成了近代史研究的一個主要領域，著述如林。近代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八大事件”。其中第二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的研究，除了蔣孟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牟安世的《中法戰爭》兩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外，從總體上看，相對薄弱。限于篇幅，這里只具體介紹除上述二者之外的其他六大事件及北洋軍閥研究。
鴉片戰爭史中英鴉片戰爭是中西方關系和中國曆史發展的重要轉折點，所以曆來為研究者所重視。牟安世的《鴉片戰爭》和蕭致治主編的《鴉片戰爭史》，是迄今出版的兩本系統研究鴉片戰爭史篇幅較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二者都注意到了廣泛和充分地利用中外文資料，卻又各具特色。前者在詳細考察了“鴉片輸入”、“禁煙過程”、“戰爭過程”的基礎上，比較完整地描繪出了鴉片戰爭的全貌。同時，作者著力從政治與軍事兩方面的結合上，系統地考察了戰爭的曆程，包括每一階段，以至每一場主要的戰斗，在戰略戰術上的成敗利弊，都作了探討，使已有的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後者則視野更加開闊，不僅僅將鴉片戰爭看成是中英兩國間發生的一場戰爭，而且將之視為中國曆史發展中帶轉折意義的重大事件，因之除了敘述戰爭的全過程之外，更著力于從世界曆史發展的大視野，探討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的後果和影響。陳勝粦著《林則徐與鴉片戰爭論稿》，是一部論文集，作者將林則徐的一生與整個時代和社會有機地聯系起來，作多方面和整體性的研究，也比較全面地重現了鴉片戰爭前後中國社會的曆史場景。
同時，研究者對于戰爭前後的士林風氣、經世派以及對西方的了解，漢學宋學的論爭，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戰爭前後中國社會經濟狀況與變化等等，也都有所論述，且觀點愈趨平實。學術界在很長的時間里一直使用主戰派、主和派兩個概念，界分鴉片戰爭時期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對此提出異議，以為清政府內部並不存在主戰、主和兩大陣營。道光帝為首的統治集團經曆了主撫—主戰—再主撫的變化過程，反映了儒家傳統的剿撫並用的政策。而其失敗，則又提出了外交觀念與政策“從傳統走向近代化的任務”（酈永慶《從檔案看鴉片戰爭期間清政府的對外政策-兼談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問題》，《曆史研究》1990 年第2 期）。有的研究者則考察了士大夫的不同階層在鴉片戰爭中的不同表現，以為其上層即官僚士大夫，多經曆了由自大轉為自卑的過程；其中下層即尚未入仕的讀書人和雖入仕尚未更多受官場積習影響的中下層官僚，多戰前倡導禁煙，戰時積極參戰，戰後則開眼看世界。中國傳統文化積極與消極的層面，都在不盡相同的士大夫身上表現其深層的影響（沈渭濱《從睡眼方開與昏昏睡去——鴉片戰爭與中國士大夫散論》，《江海學刊》1990 年第5 期）。還有的研究者則著眼于一個長時段的考察，以為嘉道間士習的衰惡是清皇朝步入衰世的表征，一些有識之士因之起而批評時弊，倡言變革，形成了所謂的經世派。鴉片戰爭前後，隨著時代的變化，經世派中的一些人將視野從時務擴展到“夷務”，進而主張學習西方。但他們地主階級的立場是堅定的，即不是封建制度的“拆天”者，而是補天者。林則徐、魏源、姚瑩、馮桂芬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鎮壓農民起義，從根本上說，他們與湘、淮系的那些頭面人物並無本質的不同。所以，“從嘉道年間崛起的地主階級經世派，其發展脈絡是明顯的，這就是以湖南、安徽為中心的湘、淮系的一批人物”（龔書鐸《清嘉道年間的士習和經世派》，《中華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1 年版）。這些論述無疑都表現了開闊的思維。
鴉片戰爭時期的重要人物，諸如龔自珍、魏源、林則徐、道光帝、徐繼畬、姚瑩、琦善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林則徐的研究最有成績。這方面的成果，除了陳勝粦的《林則徐與鴉片戰爭論稿》外，楊國楨的《林則徐傳》具有代表性。作者“以林則徐的政治活動為主線，以在曆史上的突出貢獻為重點”，分章論列，鮮明地突出了林則徐作為地主階級改革家的形象。太平天國史建國前太平天國研究便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建國後更成為各專史研究中的熱點，成果最為豐富。
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是新中國太平天國研究集大成的巨著。全書150萬言，共88 卷。作者經過長期探索，在我國古代作為正史體裁的紀傳體基礎上創造出一種綜合性的新體裁。《太平天國史》正是依此新體裁撰成的太平天國通史性著作，全書史料翔實，見解精辟。其第一篇“敘論”，對太平天國的始末作綜合性的敘述與評論。第二篇“紀年”，依時間先後為序，記錄大事。第三篇“表”，分門別類，列表以詳。第四篇“志”，為各種專門史，凡政治、宗教、經濟、軍事、外交、禮儀、文化、藝術等皆有專志。第五篇“傳記”，上起天王洪秀全，下至鄉官鍾志誠，旁及撚軍人物和其時各地各民族起義領袖，如劉麗川、杜文秀等，均為之立傳。茅家琦主編的《太平天國通史》，共三冊，同樣是規模宏大的太平天國通史性著作。本書較全面而詳細地敘述了太平天國的興衰曆史，並及其政治、軍事、經濟、文化與外交等諸方面。全書資料翔實，脈絡清晰，獨具特色。
太平天國的專題研究，成果更顯豐碩。如酈純的《太平天國軍事史概述》、茅家琦的《太平天國對外關系》、郭毅生的《太平天國經濟制度》、王慶成的《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曆史：海外新文獻刊布和文獻史事研究》、夏春濤的《太平天國宗教》等等，就太平天國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作專深的研究，各有創見。特別要提出的是，鍾文典主編的《太平天國史叢書》，共15 冊，計500 萬字， 現已陸續出版了蘇雙碧的《太平天國史綜論》，祁龍威的《太平天國經籍志》，鍾文典的《太平天國開國史》，張一文的《太平天國軍事史》，郭毅生的《太平天國經濟史》，吳善中、周新國的《太平天國刑法、曆法研究》，吳良祚、史式的《太平天國詞語、避諱研究》，賈熟村的《太平天國時期的地主階級》，茅家琦的《太平天國與列強》等九種，從廣度與深度上將上述領域的研究推進了一步。此外，還出版了一批太平天國地方史的著作，如董蔡時的《太平天國在蘇州》、徐川一的《太平天國安徽省史稿》等。
王慶成著《太平天國的曆史和思想》，是一部有影響的論文集。內容包括史事新論、史料考釋、太平天國宗教問題以及太平天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問題等。
太平天國人物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除了鍾文典的《太平天國人物》和陳寶輝等的《太平天國諸王傳》外，洪秀全、馮云山、楊秀清、石達開、洪仁玕、李秀成等太平天國的主要人物，都有相關的專書出版。
對于太平天國的對立面，即地主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也頗為可觀。賈熟村的《太平天國時期的地主階級》、龍盛的《湘軍史稿》、朱安東的《曾國藩傳》、董蔡時的《左宗棠評傳》、苑書義的《李鴻章傳》等著作的相繼出版，實使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深化了。
甲午戰爭史中日甲午戰爭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相對薄弱的環節，但近十多年來取得了明顯的新進展，甚至在某些方面獲得了重大突破。
甲午戰爭是日本蓄意挑起的，這一點久成定論，並無疑議。但是，一些關系重大的具體問題並未完全解決。1894 年7 月25 日發生的豐島海戰，是甲午戰爭的序幕，對整個戰爭影響甚大。誰是戰爭的挑釁者？豐島海戰後，日本當局極力將挑起戰爭的責任推給中國，以掩蓋其不宣而戰、突然襲擊中國海軍的事實。日本海軍軍令部編的《二十七八年海戰史》寫道：“七時五十二分，..濟遠首先向我發炮，旗艦吉野立即應戰。”我國史學工作者和正直的日本史學家雖然都承認是日本挑起了豐島海戰，卻又在很長的時間里接受了海戰七時五十二分開始的說法，陷入了無法解決的矛盾之中。近年來研究者根據中文記載，尤其是《濟遠航海日志》，判明：首先發炮的是吉野，時間為七時四十五分，濟遠發炮時間雖然確是七時五十二分，卻是為了自衛還擊。這樣，豐島海戰開始的時間不是七時五十二分，而是七時四十五分。考定數分鍾的差異，卻判明了誰是戰爭挑釁者這個大是大非問題（戚其章：《甲午海戰史》）。黃海海戰是中日雙方海軍的一次主力決戰，其規模之巨，戰斗之烈，時間之久，為此前世界海戰史所僅見，因之曆來為中外研究者所關注。北海艦隊以何種陣形迎戰及海戰的勝利誰屬？這也是爭議頗多的問題。戚其章、孫克複、關捷考證認為，“北洋艦隊變陣的結果，整個艦隊便形**字陣，它始終沒有真正形成夾縫雁行小隊陣”（《甲午黃海之戰北洋艦隊陣形考》，《遼甯大學學報》1983 年第1 期）。戚其章且認為，“北洋艦隊終于‘以寡敵眾，轉敗為功’，最後迫使日艦不敢再戰，倉皇遁逃”。（《甲午戰爭史》）
在甲午戰爭史研究中，怎樣看待台灣民主國的建立，同樣是個存在分歧的重要問題。李鴻章的法律和外交顧問、前美國國務卿柯士達，在其《外交回憶錄》中就以為台灣民主國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連貫的《台灣通史》也稱其事為“獨立”。迄今海外仍有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將台灣民主國說成是台獨運動的“先驅”。建國後近代史的著作對台灣民主國多采取回避的態度，或語焉不詳。近十多年來，研究者才開始認真討論這一問題，並有了共同和明確的認識：台灣民主國不是為脫離祖國而獨立，而是在非常情況下采取的一種保衛祖國領土完整的特殊措施。因而是一種積極的愛國主義的行動（林其泉：《試析一八九五年的台灣民主國》，《廈門大學學報》1981 年增刊）。
系統研究甲午戰爭史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戚其章的《北洋艦隊》、《甲午戰爭史》；孫克複、關捷的《甲午中日海戰史》、《甲午中日陸戰史》。這些著作大體上反映了甲午戰爭史研究的總體水平。
當然，已有的研究還涉及到了人物評價、帝後黨爭、國際關系、戰爭對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諸多方面的影響等廣泛的領域。戴逸、楊東梁、華立合著的《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一書，以中、日、朝鮮三國為中心，考察甲午戰爭與東亞國際關系的新格局的確立，表現了更為開闊的視野。
戊戌變法史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件。1958 年9 月在北京舉行的紀念戊戌變法60 周年學術討論會，正確地指出它是一個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是中國民族覺醒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是具有長久意義的”（劉大年：《戊戌變法六十年》，《人民日報》1958 年9 月29 日）。建國以來學術界一般都認為戊戌變法代表著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具有愛國的進步的意義。但是，同時也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運動，主要意義在于以自己的失敗證明改良主義的道路走不通，對其曆史地位的評價偏低。近年來，一些研究者對把戊戌變法定性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的傳統觀點表示異議，認為不能把改革、改良和改良主義等同起來，戊戌變法不應稱作改良主義，而應稱作改革或改良（林增平：《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略論》，《中華學術文集》；陳旭麓：《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與改良》，《曆史研究》1980 年第6 期）。有的學者還提出，戊戌變法就其本質來說，具有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陳慶華等先後在討論會上提出這個觀點）。
對于戊戌變法的曆史作用，近年來許多學者更強調它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啟蒙地位。李侃以為，就戊戌變法的直接結果來說，資產階級維新派是失敗者，但是，就新舊思想文化的較量而言，他們卻是勝利者。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在政治經濟諸方面的影響（《八十年後話“戊戌”》，《曆史研究》1983 年第5 期；《戊戌維新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紅旗》1983 年第7 期）。龔書鐸則提出了“戊戌新文化運動”的概念。他認為，“在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過程中，並不僅是‘五四’時期發生過新文化運動，在戊戌變法時期（就文化的角度說，這個時期大致從1895 年中日戰爭後到二十世紀初年）也曾經發生過一次這樣的運動”。“這場運動，不僅對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化影響很大，而且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開辟了道路”（《戊戌新文化運動述略》，《光明日報》1983 年8 月24 日）。與上述的認識相應，對于戊戌變法失敗原因的認識，研究者已不滿足于已往的結論：沒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嚴重脫離群眾、沒有明確的反帝綱領，進而注意探討中國官僚政治的特點、維新派策略失誤以及與日本明治維新比較研究等等。
湯志鈞的《戊戌變法史稿》，是第一部系統研究戊戌變法史的專著。他的《戊戌變法人物傳稿》（增訂本），則是戊戌變法系列人物傳記。這兩本書是研究戊戌變法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進入八十年代後，一些學者對康有為《戊戌奏稿》的真實性提出懷疑。
《戊戌奏稿》是康有為戊戌年間的變法奏議輯錄，戊戌政變後，由其長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麥孟華編輯，清宣統三年（1911）于日本橫濱鉛印出版。收錄康有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 年2—8 月）間所撰奏疏20 篇，附錄進呈編書序文5 篇，共計25 篇。另開列有奏疏存目13 篇，無正文。《戊戌奏稿》長期被人們視為信史，成為學術界據以研究戊戌變法史及其戊戌時期康有為思想和政治主張的重要史料。一些學者根據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軍機處檔案和《傑士上書彙錄》等材料，對《戊戌奏稿》進行考訂，發現內容經過大量篡改，增添了召開國會、制定憲法、立行立憲、限制君權之類的內容。因之，認為全書不宜再作為研究康有為及維新派戊戌年間思想認識的基本文獻依據。但是，《戊戌奏稿》與原件不同的文字，一方面表達了康有為戊戌年的相當一部分的真實想法，另一方面又鮮明地反映了戊戌政變後其思想認識所發生的變化，因而仍具有重要價值（孔祥吉：《康有為對的改篡及其原因》，《晉陽學刊》1982 年第2 期；∷蔚祿# 骸丁次煨繾喔濉期）。有關《戊戌奏稿》的上述發現，是近年來戊戌研究引人注目的新進展。它為史學界研究康有為的變法思想和戊戌維新運動提供了新資料、提出了新課題。孔祥吉的論文集《戊戌維新運動新探》，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對戊戌變法史人物的研究，近年來出現了一批專著，如馬洪林的《康有為大傳》，耿云志、崔志海合著的《梁啟超》和李喜所、元清合著的《梁啟超傳》、謝俊美的《翁同龢傳》等。
義和團運動史建國後的義和團運動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統治者與資產階級學者有關“義和拳匪”的種種詆毀汙蔑，高度肯定義和團運動是一場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恢複了曆史的本來面目。1954 年，周恩來在歡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的大會上說：“1900 年的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斗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歡迎舉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5 年12 月12 日）。這一認識實成為新中國義和團運動史研究的根本指導思想。
但是，在研究中同樣存在著人為“拔高”義和團運動的傾向。近十多年來，隨著學術環境的優化，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漸趨平實。許多學者認為，應該從具體曆史依據出發，指明義和團運動一方面表現了反帝愛國的正義性，另一方面又表現了農民小生產者保守性和落後性。既要看到運動的主流方面，也要看到它有嚴重的弱點。片面強調一個方面，而忽視另一個方面，就不能對義和團運動作出全面的正確的評價（李侃：《關于義和團運動評價問題》，《人民日報》1980 年4 月10 日；戴逸在《光明日報》1980 年5 月27 日座談會的發言）。正是由于評價趨于平實，因此對義和團運動存在的嚴重弱點也注意加以探討。如關于義和團的籠統排外思想，論者指出小生產者的經濟地位決定了義和團眼光狹窄，文化落後，只能用反洋教、洋人和洋物的直觀認識來表達對侵略者的仇恨。至于義和團的宗教思想，論者除分析它起了促進運動發展的思想上和組織上的作用外，同時指出神秘主義是無知者的世界觀，是義和團運動先天的和致命的弱點，它集中表現了運動的蒙昧落後的一面，成為導致運動悲劇結局的重要原因（程嘯：《義和團思想述評》，《文史哲》1981 年第1 期；《民間宗教與義和團揭帖》，《曆史研究》1983年第2 期）。
義和團的組織、源流的考察，是義和團研究中的一個著力點。但是長期以來有來自于白蓮教系統與來自于團練說兩種分歧觀點。近年來研究者一般認同“多源合流”的觀點。如僅就拳會組織而言，便認為它並非單純來自義和拳，或大刀會，或八卦拳之武場，實際上它是大刀會（金鍾罩）、梅花拳（義和拳）、紅拳、神拳等眾拳會之彙合，其中占主導的組織形態乃是與金鍾罩相結合後的神拳，也稱神團或金鍾罩團（路遙：《論義和團的組織源流》，《義和團運動史討論文集》）。
清政府與義和團的關系，是義和團研究中的又一個複雜問題。研究者于清政府對義和團采取什麼政策，持論不一。不過，一般都承認其政策並非始終一貫，而是經曆了階段性的變化。大體上說，初始剿撫並用，“平原事件”後，轉而主撫。義和團能大批進入北京，與清政府的此種政策轉變有關。義和團曾經受清政府的操縱與欺騙並被派去圍攻使館，“充當了封建統治者盲目排外的不自覺的工具，這幕悲劇不能不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統治下農民群眾的嚴重缺陷”（李德征、丁鳳麟：《論義和團時期圍攻使館事件》，《文史哲》1981 年第1 期）。
義和團運動史研究還探討了帝國主義侵華政策及其矛盾沖突、八國聯軍入侵、“東南互保”、沙俄占領東北等問題。但從總體上看，義和團運動史的研究比較薄弱，其廣度與深度遠不能與太平天國史與辛亥革命史相比。迄今只出版了金家瑞的《義和團運動》與廖一中的《義和團運動史》兩本專著，即反映了這一點。
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研究涉及領域廣泛，成果十分豐富，與太平天國史研究一起構成了建國後近代史研究中雙峰並峙的兩大“熱點”。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迅速發展，得益于1956 年隆重紀念孫中山90 誕辰活動的推動。其時，毛澤東發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發表了重要講話，《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重要社論，都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曆史地位。
辛亥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這是建國後研究者的共識。劉大年為此提出四條根據：（一）中國資本主義已經初步成長，資產階級已成為一支足以發動和領導一場革命的力量；（二）主要領導辛亥革命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映了那個階級和時代的要求；（三）他們提出了明確的資產階級綱領；（四）農民在資產階級領導下發揮了革命主力軍作用（《論辛亥革命的性質》，《赤門談史錄》）。與此相聯系，研究者不贊成將辛亥革命歸結為“反滿運動”。他們認為，反滿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它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服從于不同階級的利益。在辛亥革命時期，反滿宣傳是從屬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體現了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獨立與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劉大年：《辛亥革命與反清問題》，《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李新主編《中華民國史》第1 編上，第212 頁）。資產階級與農民的關系問題，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重點之一。圍繞著資產階級革命派是否與農民建立過聯合戰線問題，人們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盡管多數論者對此最終持否定的態度，但是這場討論的結果不僅加深了人們對中國農民問題的理解，而且促進了人們對資產階級性格、舊民主革命的規律性以及辛亥革命曆史教訓等作進一步探討。同時，由此生發開去，研究者還探討了會黨與新軍，以及清季中國社會結構等許多重要的課題。
怎樣看待立憲派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爭論頗多的問題。在很長時間里，學術界存在斥立憲派為反動派加以全盤否定的簡單化傾向。近些年來，研究者注意分析問題，避免作概念化的判斷。許多人認為，立憲派與革命派是同屬于資產階級的兩個政治派別，彼此間並無根本的利害沖突，都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與要求，諸如呼號救亡圖存，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發展資本主義，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等。他們的共同敵人是封建主義，二者的分歧在于用什麼樣的方法和手段去實現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具體主張有不同。“因此，不能只強調其差異，任意誇張，更不能把兩派的矛盾作為階級斗爭的主線來認識辛亥革命的進程。”（林增平：《評辛亥革命時期的立憲派》，《湖南師大學報》等）但是，對于立憲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評價，仍存較大的分歧。金沖及以為，對立憲派的積極作用固然應當肯定，但評其功過必須在“立憲派方向錯了”的前提下進行，抹殺立憲派與革命派間的是非界限，甚至于認為立憲派較革命派更正確，是不尊重曆史（《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人民日報》1981 年4 月13 日）。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還探討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形成、革命派與立憲派的團體、清末立憲運動、武昌起義及各省獨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袁世凱竊權與複辟、“二次革命”、張勳複辟、護法戰爭、社會思潮、人物評價等等，一系列涉及廣泛領域的重大問題，相關的研究成果累累。其中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有：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三冊），視野開闊，論述系統，脈絡清晰；金沖及與胡繩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冊），大量利用報刊資料，突出重要問題的探討，分合有致，論述有深度；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一編，為辛亥革命史，是書注意從中華民國史的全局出發把握這段曆史，論述獨具特色。人物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占相當大比重，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果，孫中山、黃興、章太炎、宋教仁、鄒容等重要的人物幾乎都有傳記或年譜出版。其中孫中山研究最為突出，達到相當的深度，業已形成了一支有水平的隊伍。陳錫祺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二冊）、張磊的《孫中山思想研究》、姜義華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唐文權與羅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湯志鈞的《章太炎年譜長編》（二冊），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近些年來，人物研究已有了更加廣闊的視野，以孫中山的研究為例，已不局限于政治思想，三民主義理論，而是進一步探討了諸如孫中山與帝國主義以及軍閥的關系、戰略思想、教育思想、近代化思想、文化思想、倫理道德觀等等新的課題，展現了新的前景。
北洋軍閥史長期以來北洋軍閥史的研究一直比較薄弱，但是近年來卻有了長足的發展，引人注目。
李新、李宗一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第二編共三冊，敘述“北洋政府統治時期”（1912—1920）。本書以大量翔實的曆史資料為基礎，以袁世凱及其為首的北洋軍閥的興衰、共和與專制的較量為主線，對此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廣泛的領域作了具體和深入的探討，實為迄今規模最大的一部有關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通史性著作。來新夏的《北洋軍閥史稿》是另一部有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敘述簡明，視角獨特，成一家之言。上述二書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北洋軍閥史研究的總體水平。
已有的論著除了從理論上探討北洋軍閥的成因、特點、階級屬性及其曆史地位外，還就北洋政府的經濟政策、北洋軍閥的內部紛爭、“廢督裁兵”和“聯省自治”運動、北洋軍閥與帝國主義的關系、帝制複辟、“二次革命”、護國、護法運動等一系列重大的問題，作多角度的專題性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謝本書等人的《護國運動史》、董方奎的《梁啟超與護國戰爭》、莫世祥的《護國運動史》等，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人物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批專著，如李宗一的《袁世凱傳》、侯傑的《袁世凱一生》、謝本書的《袁世凱與北洋軍閥》、胡柏立的《袁世凱稱帝與北洋軍閥》、常城主編的《張作霖》、任松等的《郭松林將軍》等，都各有所長。
第四節建國後關于近代經濟史的研究近代經濟史研究曾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環節。八十年代初，有學者提出，要推動近代史研究進一步發展，突破口當選在狠抓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劉大年：《中國近代史研究從何處突破》，《光明日報》1981 年2 月17 日）。不管人們是否都贊成此種觀點，其後近代經濟史的研究確實引起了學者們的重視和獲得了迅速的發展。
迄今近代經濟史研究涉及了廣泛的領域：工業、農業、手工業、交通運輸業、商業、外貿、金融業等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地區經濟；清政府及民國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賦稅結構、內外國債、貨幣制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及其特征與曆史作用問題，是研究者長期關注的熱點。與此相應，許多學者對洋務工業的興起，外資企業在華活動，以及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對中國民族資本的壓迫等問題，也都作了研究。並且，圍繞著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資本原始積累、民族市場的形成、資產階級的構成以及洋務工業的評價等問題，學者們先後開展了一系列的學術爭鳴。
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鴉片戰爭前中國社會已經孕育著的資本主義萌芽，與鴉片戰爭後的中國資本主義工業的關系是什麼？這是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首先就遇到的重大問題。
林增平的《近代中國資產階級論略》一文以為，中國封建社會孕育的資本主義萌芽過于微弱，鴉片戰爭後因西方資本主義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絕少，因之“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中，就缺乏原來的手工工場作為發展的基礎。中國新興的近代企業，絕大部分是從無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業成套地移植過來的”（《中華學術論文集》）。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同樣強調，中國近代工業是鴉片戰爭後“直接從外國輸入機器創辦起來的”。
吳承明對此持異議。他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述略》一文中詳細考察了鴉片戰爭前後手工業變化情況後指出：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大機器工業這一過程，同樣是存在的，只是沒有形成一個工場手工業時期而已。鴉片戰爭前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十幾個手工業行業中，只有踹布和刨煙業兩個行業在鴉片戰爭後被外國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維持下來，並有九個向機器工業過渡。因之，他認為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是近代資本主義工業得以產生的途徑之一。所謂鴉片戰爭後西方工業品對傳統手工業的破壞被誇大了，“明清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並未中斷”（《中華學術論文集》）。
汪敬虞選取一般論者公認最有可能由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發展的福建茶園、云南銅礦和四川鹽井三個行業進行了具體考察，則提出對資本主義萌芽的估計應當注意避免兩種傾向。他在《再論中國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產生》中說：“割斷中國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的萌芽和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聯系，認為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中國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的出現，這是一種極端。反之，不承認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特殊曆史條件，強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和原有的資本主義萌芽的聯系，把它看成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產生的主要途徑，甚至是唯一途徑，這是另一個極端。”（《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續輯》）
與此相關，研究者對于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年代也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以往一般都認為，中國資本主義產生于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來有些學者以為當提前到十九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則便是在實際上忽視了此期“新的資本主義手工工場的出現和發展”，忽視了此期“買辦已經形成為一個社會集團”，忽視了此期“資本主義性質的商業在發展”。換言之，即忽視了近代早期這三種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郭羊林、陳紹聞：《中國資產階級的形成時期及其結構》，見《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續輯》）
中國資產階級的結構許多學者認為，中國資產階級一產生便包含著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個部分，此種結構是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包含著兩種不同的資本形態相聯系的。姜鐸在《略論舊中國兩個資產階級》一文中指出：中國的資本主義與西歐、日本不同，就在于一開始就有存在著官僚買辦資本與民族資本兩種不同的形態，因之，“必然相應地產生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兩個不同的本國資產階級”。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買辦性”和“封建性”的有無或多少，“是區分二個階級的根本標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國社會所處的經濟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會發展過程中所起的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動與消極的作用，後者則是起著積極與進步的作用。他以為上述兩種資本形態與兩種資產階級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可分為三個曆史階段：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0 年，是“初步形成階段”；從袁世凱竊權到1927 年北洋軍閥政府垮台為止的16 年，是其“發展階段”；從1927 年國民黨蔣介石建立反動政權至1949 年垮台為止的22年間，是其“最後定型階段”（《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研究續輯》）。黃逸峰、姜鐸、唐傳泗、陳絳合著的《舊中國的買辦階級》一書，對此有更具體的論說。
有些學者對此持異議，不認為中國資產階級一開始就存在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分。他們以為“洋務運動期間創辦的近代企業，雖有多種形式，但都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企業，對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具有明顯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屬于民族資本主義”（《全國洋務運動史學術討論會簡況》，《曆史研究》1983 年第1 期）。既然肯定洋務運動期間中國人所辦的資本主義經濟都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那就意味著當時並不存在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也就不存在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在這些研究者看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要晚到1927 年國民黨反動政權建立之後才出現，這就是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對于民族資產階級，學術界通常又認為其有上、中、下三層的分別。在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代表資產階級中下層，立憲派代表資產階級上層。近年來，一些學者提出新的看法，以為很難區分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的上層和中下層，即使存在這種階層的差別，也與他們各自的政治態度沒有必然的聯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謂的上層，反之，對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謂的中下層。因之，立憲派未必是上層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僅代表中下層的利益（楊立強、沈渭濱：《“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討論會綜述》，《曆史研究》1983 年第6 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離合與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贊成上述的意見。他指出，社會生活是複雜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會關系的影響，一定階級或階層中若干成員的好惡和政治態度，同他所屬階級或階層的動態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屢見不鮮的。肯定立憲派是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張綱領或章程、宣言之類，以及它的成員所進行的活動，確屬體現了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意願、要求及其所要實現的任務，而不是以若干上層人士對立憲派所持的態度作為依據。對于革命派代表資產階級中下層，也應當作如是觀（《曆史研究》1985 年第3 期）。大多數學者認為，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力量，它的形成時間應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
洋務企業的性質與作用中國近代資本主義工業是在洋務運動期間出現的，洋務企業包括軍用工業與民用工業，因之，探討洋務企業的性質與作用便不能不成為研究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重要內容。
一些研究者認為，洋務派所辦的軍事工業不從事商品生產，生產目的不在追求利潤，它只具有封建性與買辦性，不具備資本主義性質。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軍用工業是清政府對內鎮壓對外妥協的產物，並無任何積極的作用：對外它難以“禦侮”，對內除鎮壓人民外，複加重人民負擔，“阻礙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張國輝：《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系：《中國近代經濟史》上冊）
另一些研究者則認為，洋務派的軍用工業使用新式機器，雇用大量工人，大體上按照西方的機器工廠的組織形式進行生產，已不同于舊有的官營工場手工業。價值規律在生產中起作用，不僅清政府調撥各軍營的軍火是“計價”的，計價就具有商品的性質，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勞動力的出賣者，即是剩余價值的創造者。故其帶有資本主義的性質是明顯的（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上冊；夏東元：《略論洋務運動的多邊關系》，《社會科學》1982 年第9 期）。持此種觀點的學者，不否定清政府創辦這些軍用工業具有鎮壓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為，它在傳播西方科學技術，推動新的生產力的發展，以及在曆次對外戰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也是應當肯定的。
以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形式為主體的民用工業，屬于近代資本主義企業，是為學者們的共識。但是，其性質為官僚買辦資本主義企業，還是為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研究者卻又見智見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認為，官督商辦企業體現著“大官僚和大買辦的結合”，封建主義與資本帝國主義“兩種反動勢力的代理人的結合”。它依附外國資本，壓抑私人投資，終究被引上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張國輝：《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另有研究者雖然也肯定它屬早期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但是並不持完全否定的觀點，而認為“早期官僚資本雖一開始就具有反動本質，但也包含著若干進步性因素，就促進民族資本產生來說，進步作用還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國資產階級論略》，《中華學術論文集》）。還有的研究者以為，官督商辦企業一開始便存在著走向官僚資本與走向民族資本兩種前途。他們肯定洋務企業具有封建性和壟斷性，但是強調它與後來的國民黨“四大家族”的封建性和壟斷性，不屬同一個范疇，不應等量齊觀。（汪敬虞：《試論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中國社會科學》1981 年第5 期）此外，也有的研究者不認為洋務企業屬官僚資本主義企業，而主張稱之為“國家資本”。丁日初以為，“叫國家資本比較恰當”，“因為企業所有權屬于國家，不是官僚的私產。企業在前一個政府倒台後就被後一個政府所接管”。黃逸平進而補充指出，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在其時同屬于民族資本。胡濱、李時岳的觀點更為明確：洋務運動時期，“只有一種資本，就是民族資本”，不存在官僚資本和官僚資產階級（《“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討論會綜述》，《近代中國資產階級研究續輯》）。持這樣觀點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務企業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抵制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積極作用。
第五節建國後關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建國以後在“文化革命”以前，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很長的時間里，涉及的只是一些具體的文化部門，如文學、史學、教育、藝術等，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將文化史研究作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加以總體開拓，則付闕如。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史學界的重視，並迅速形成了一個熱門的領域。十多年來，不僅部門文化的研究獲得了新的進展，綜合性的整體研究尤其得到了加強。對近代文化的分期、性質和特點，發展的過程、規律和結構的演變；西學的傳播、中西文化的沖撞與融合、文化思潮的演進；不同曆史時期和區域性的文化、重要人物的文化思想，社會風習變遷，以及文化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等等，涉及內容廣泛的許多重大課題都作了探討，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近代文化的發展曆程、結構變化及特點中國近代文化的發展，說到底，是“中、外、古、今”沖撞與融合的結果。研究者探討了近代文化的演進曆程、結構的變化及特點。
龐樸在《文化結構與近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1985 年第5 期）一文中認為，近代中國文化的發展依次經曆了三個層面的變化：從鴉片戰爭、經洋務運動，至甲午戰爭，是在器物上“師夷之長技”的時期；從甲午戰爭、經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進行變法的時期；從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從文化深層進行反思的時期。這是一種較為流行的觀點。有的學者對此持異議，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是著力于思想文化方面，但作為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個階梯順序排列，未免機械。事實上，思想文化的變革始終貫穿著近代文化的發展曆程，如制度文化變革的戊戌變法至辛亥革命時期，思想文化的變革也是明顯的，人們都稱之思想解放運動或啟蒙運動，既然如此，把它僅定為制度文化的變革就不夠全面、准確了。況且制度的變革離不開思想的變革，沒有思想變革不可能有制度變革。
龔書鐸的《近代中國文化結構的變化》一文認為，直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文化一詞始具有近代的意義，其變化及其使用頻率的增加，反映出近代文化本身結構的變化。他認為，文化結構的變化，從橫向考察，包含三個層面：首先是文化構成的變化。在鴉片戰爭以前的封建社會，中國文化是單一的封建文化。在鴉片戰爭以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除去封建文化之外，還有帝國主義文化、新文化。中國的新文化，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文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無產階級文化；其次是文化內在結構的變化。隨著資產階級民權、平等思想的提倡和傳播，封建綱常倫理支配意識形態一切領域的權威遭到了削弱，“使中國文化結構的核心發生了變化”，哲學、法學、政治理論、教育、史學、文藝、習俗等等，逐漸地以民權、平等為指導思想並為宣傳這種思想服務。“文化內在結構的這一質的變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個根本點”；再次是文化的部門結構的變化，它表現為“一是原有學科內容、體系的變革，一是新領域、新學科的興起”。從文化變化的曆史進程即縱向上看，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是中國文化的兩大轉折，中國文化經曆了從師夷長技到中體西用的演變，“甲午戰爭以後，中國資產階級文化較為迅速地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備的體系”，在此之前只是它的准備階段（《中國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師大出版社1988年版）。龔書鐸還將中國近代文化的特點，歸納為以下四點：（一）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互相沖突又會通融合的過程中形成的；（二）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與科學；（三）近代文化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同政治、救亡圖存密切結合在一起；（四）近代文化既豐富多樣，又膚淺粗糙，沒有完整的體系。（《略談中國近代文化的特點》，見同上）
近代社會文化思潮近代中國社會急劇動蕩，東西文化沖撞交融，造成了社會思潮跌宕起伏，引人注目的曆史現象。
桑咸之的《晚清政治與文化》、胡維革的《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研究》、吳雁南主編的《清末社會思潮》、黎仁凱的《近代中國社會思潮》等，是研究近代社會思潮的通史性著作。各書不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愛國主義、經世思潮、洋務思潮、維新思潮、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實業救國思潮、國粹主義思潮等清末幾種重要的思潮都作了具體考察，而且注意從宏觀上把握近代社會思潮起伏的曆史動因、特點及其內在的規律性，從而在相當的廣度與深度上，展現了近代社會思潮變遷的全貌。
鄭師渠著《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師大出版社1993 年版）一書，系統考察了以章太炎、劉師培諸人為代表的晚清國粹派和國粹主義思潮崛起的曆史機緣，並對國粹派的文化思想，包括文化觀、史學思想、倫理思想、經學思想及其曆史地位等作了具體深入的探討。作者認為：“國粹派及國粹思潮的崛起，實從一個側面鮮明地彰顯了20 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變動及其相互交感的時代品格。因此，國粹派及國粹思潮的出現，決非如某些論者所說，是封建地主階級複古思潮在革命派隊伍中的頑強表現；而應當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在傳統的學術文化領域的延伸”。對于國粹派及其思潮的曆史地位，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幾點：（一）藉中國的曆史文化為時代和革命釀造了愛國主義的**；（二）俗化、曆史化孔子與《六經》于思想解放的意義；（三）開創了近代“國故研究之新運動”的先河；（四）提出了關于中國文化問題的新思路；（五）提出了某些積極的新文化主張。蔣俊、李興芝的《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思潮》、湯庭芬的《中國無政府主義研究》和徐善廣、柳劍平的《中國無政府主義史》等書，在詳細考察了無政府主義從傳入、流傳、衰落到破產的全過程基礎上，不僅探討了近代無政府主義在中國興起的曆史條件與思想來源，而且還具體探討了中國無政府主義與維新派、資產階級革命派以及與五四運動、中國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等的關系。對中國無政府主義曆史地位的判斷，各書作者均持分析的態度，注意避免簡單化。他們多認為，中國無政府主義是在二十世紀初中國特定的社會曆史背景下形成的，這決定了它與歐洲無政府主義有不盡相同的曆史作用。在馬克思主義未傳到中國之前，它的影響在客觀上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後，它才逐漸走上了反馬克思主義的道路，成為中國革命的嚴重障礙。
近代學術思想史近年來，近代學術思想史愈益為學術界所重視，出版的成果漸多。侯外廬主編的《中國近代哲學史》和馮契主編的《中國近代哲學史》（上下冊），對中國近代學者的思想曆程都作了詳細和深入的考察。二書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系統性著作。
傳統學術的核心是儒學。龔書鐸的《晚清儒學論略》一文，對晚清儒學的變化作了宏觀的探討。他認為，鴉片戰爭前的清代儒學，雖承明季之緒而衍變，乾隆後更出現了程朱與陸王之辨，宋學與漢學之爭，以及今文經學的複興等等，但是，這些都是在儒學內部發生的，是儒學內部各派之間的消長興衰，以及各自地位的競爭，不影響儒學的總體地位。使儒學發生重大變化是在晚清。其間，理學、今文經學、漢學都曾經有過相對的興盛，但沒有形成哪一派獨盛的局面。而儒學各派的複興，也不是由于哪一派比哪一派進步，而是因為“時勢”的關系。不論哪一個階級，或哪一個政治派別，他們都因面對著巨大“變局”而要去應付或改變這種局面，而從儒學某一學派中去尋求思想武器；盡管他們的政治立場和目的很不相同。“儒學各派都趨向于經世致用，包括被指責為空疏的宋學和瑣碎的漢學，這是晚清儒學的一個特點”。晚清儒學各派去門戶之見，主張調和會通，固然反映了在時代劇變的情勢下它本身所具有的調整、適應的能力，同時也表現出儒學的中心正統地位的動搖。而面對西學的沖擊，“儒學和西學既存在著矛盾和斗爭，又有著調和會通。儒學和西學的調和會通，是晚清儒學發生重大的變化，也是它的正統地位發生更大動搖的表現”（《近代中國與文化抉擇》，北京師大出版社1993 年版）。
經學則為儒學的中堅。湯志鈞著《近代經學與政治》（中華書局1989年版）一書，原名《近代經學》，雖涉及經學與政治的關系頗多，仍不失為一部有關探討近代經學史的著作。除導論外，本書共七章：第一章，漢學的複興；第二章，經學的遞變；第三章，經學的錮蔽；第四章，經學的改造；第五章，“舊學”和“新學”；第六章，“革政”和革命；第七章，經學的終結。本書指出：“鴉片戰爭以後，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情況變了，經學的傳統地位沒有變；內容變了，經學的形式沒有變。”它以為近代經學有以下特點：（一）統治階級利用經學錮蔽思想，進步的思想家利用經學昌言變革，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特殊思想形態；（二）根據經書立論，拘守經義的情況有所改變。根據社會需要，借用儒經的傾向逐益明顯。它與封建時代的經學有別；（三）近代經學繼承了前人的經學遺產，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又為不同的階級或階層服務；（四）近代經學充滿斗爭，而論戰的雙方都是以經學為形式。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清代尤其是晚清理學缺乏研究。史革新著《晚清理學研究》，就晚清理學的演變進程、程朱陸王的論辯與調和、漢宋對峙與合流、理學經世思想的形成、理學與西學的沖突及其衰落諸問題，作了有意義的系統的探討。作者認為，晚清理學處于與宋明和清初不同的曆史環境，具有自己的時代特征，這便是講求“實學”、“實政”，注重“事功”的提倡和“外王”的開掘。在思想理論上，它基本上墨守孔孟程朱的道統學統，無所創新，使其在總體上陷于僵化；其積極方面則在于，理學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如“格物致知”等，被賦予近代的意義，成為溝通古今和中外思想銜接的橋梁。尤其是“求變”、“務實”的“理學經世”思想較多地強調了向外求知和“開外王”，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宋明理學偏于“內聖”的偏頗，順應了近代學術文化的發展趨勢，並為後來的新儒家反思和改造提供了借鑒。“曆史證明，傳統儒學單靠自身的力量實行局部的改造和調節，是無法近代化的，只有通過近代的科學民主思想的洗禮，才能使它走出中世紀的深谷”。
一向寂寞的近代史學史研究，近年來卻是成果迭出。吳澤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史》（上下冊）、張豈之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陳其泰的《中國近代史學的曆程》、馬金科與洪京陵的《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張國抗和楊燕起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史概要》、胡逢祥和張文建等的《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等，都將近代史學史的研究推向了前進。
第六節建國後關于近代社會史的研究與近代文化史研究一樣，近代社會史研究在長期中斷後于八十年代重新恢複，並很快成為了近代史研究領域又一個新的熱點。
近年來近代社會史研究已湧現了一大批成果，廣泛涉及了近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在研究體系上，由個案和專題研究上升到整個社會史研究；在研究對象上，突破了衣食住行等狹義的“社會生活”和病態社會的領域，向著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社團、階級、社區、城市、現代化、社會心態、災荒和救濟等重要的社會問題的方向發展；在研究方法上，引進了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城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現代化理論等理論與方法，從而使社會史研究由表象描述深入到對社會內在結構功能、社會生活及其社會變遷的探索。
喬志強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史》，是第一部系統探討近代社會史的通史性著作。著者對社會史作如下的界定：“社會史研究的對象，不是包羅政治、經濟、文化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現象的曆史，而是研究人類有史以來賴以生存並必然結成的社會本身的曆史。就是說，有史以來，人們從來不能單個生活而是在人們結成的社會中生活，它本身有其發展變化的曆史，這就是社會史，就是我們研究的對象，或者叫范疇”。史革新主編的《中國社會通史·晚清卷》，是第二部相類的通史性著作。資料豐富，論說分明，是上述兩書的共同點，但前者分析細膩，後者則突出史的敘述，又各具特色。
專題性研究成果甚多，如行龍的《人口問題與近代社會》、桑兵的《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和《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馬敏的《官商之間》、虞和平的《商會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朱英的《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周育民的《中國秘密社會史》、李文海等的《中國近代十大災荒》，等等，都是較有分量的專著。人口的研究主要是涉及了人口的數量、結構狀況、變動過程、社會成因及其帶來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近代的商會及其他社團的研究，廣泛涉及了它們的社會屬性、內部結構、社會功能以及與政府相互間的關系等深層次的問題。會黨的研究也超越了傳統政治史的范圍，而將之視作社會的一種組織和力量來研究，並把哥老會、青紅幫等會黨與土匪、軍閥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分析其共生的社會關系；災荒史的研究不僅涉及了近代災荒的危害、成因、清政府的對策等等，而且注意探討災荒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變動乃至于和中外戰爭關系等等，較傳統的研究有了更加開闊的視野。此外，有關婚姻、家庭、宗教、會黨、風習以及社會心態等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
第七節建國後關于近代中外關系史的研究帝國主義侵華史建國後中外關系史研究的一個重點，是帝國主義侵華史。
通過發動一系列侵華戰爭，迫使清廷訂立不平等條約，從而不斷擴大在華權益，這是近代列強侵華的主要方式。因此，有關這方面研究的論著也最多。但人們的研究並不限于列強的政治軍事侵略，而且注意到了它們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侵略更加廣泛的領域。同時，由于近代中國遭受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列強彼此間不可避免形成的互相利用和互相爭奪的複雜關系，對近代中國社會的進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許多研究者注意到了這一點，具體論述了列強在甲午戰爭後掀起的瓜分中國的狂潮中，以及在鎮壓義和團運動和干涉辛亥革命的過程中的相互關系與對華政策。當然，列強侵華不是孤立進行的，它是在與中國封建統治階級逐漸勾結的過程中，將中國社會推向半殖民地的，因此研究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關系的課題就顯得更加重要。一些論者通過論述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性人物與外國侵略者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化過程，以及通過考察清代外交機構的變遷，都指出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外國侵略者總是各自尋找代理人作為執行他們意志的工具，這似乎是成了曆史的規律。
在帝國主義侵華史的研究中，出版了一批有影響的專著。
揭露美國對華侵略的著作主要有：劉大年的《美國侵華史》和卿汝楫二卷本的《美國侵華史》。前者重在剖析近百年美國侵華的全過程；後者更注重從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其對華政策的關系上，考察其侵華活動的演進。雖然只寫到十九世紀末，但它大量利用美國官方檔案，所論獨具特色。
揭露英國對華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佘素的《清季英國侵略西藏史》，集中敘述十九世紀後半期到二十世紀初英國對西藏地區的侵略過程。余繩武、劉存寬主編的《十九世紀的香港》，征引了大量中外檔案和書刊，對十九世紀香港史進行了認真的探討，內容也包括英國侵占香港的經過。蔣孟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牟安世的《中法戰爭》，則是對英法發動侵華戰爭的個案研究。
揭露沙俄對華侵略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主編的四卷本《沙俄侵華史》。其第一卷敘述早期沙俄對中國的武裝入侵和《尼布楚條約》、《布連斯奇條約》的訂立。第二卷敘述十九世紀中葉沙俄武力並吞中國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和逼簽《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經過。第三卷敘述十九世紀下半葉沙俄通過《勘分西北界約記》和《伊犁條約》割占中國西部大片領土及違約侵占帕米爾的經過。第四卷敘述十九世紀末至1917 年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侵略。
揭露日本對華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的《日本侵華七十年史》。該書大量利用了中、日、英文資料，系統考察了日本侵華的全過程，起于1874 年日本進犯台灣，止于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涉及中日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對70 年間中日之間發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皆有論述。戚其章的《甲午戰爭史》，則是系統研究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的專著。
丁名楠、余繩武等人合著的《帝國主義侵華》，是一部系統研究列強侵華史的著作。其第一卷于1958 年出版，第二卷在中斷20 年後于1986 年出版，寫到1919 年。本書充分利用了中外文資料，是迄今綜合研究帝國主義侵華史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此外還有宓汝成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鐵路史》、汪敬虞的《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等。
中外關系史研究除了帝國主義侵華史外，中外關系史研究還涉及了外交史、邊界問題、條約及租界問題、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外交機構的變遷以及人物的外交思想等等廣闊的領域。
在中美關系方面，陶文釗的《中美關系史（1911—1950）》雖重在研究民國時期中美政治、外交關系，但有一個序章，介紹早期中美關系，故實可視為一部通史性著作。吳孟雪的《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百年史》一書，對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起源和確定、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期間的中美法權交涉、美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廢除和複活等問題，均作了系統考察；在中俄關系方面，呂一燃的《中國西北部邊疆史研究》，深入地探討了中俄西部邊界的沿革、管轄和民族問題。劉遠圖的《早期中俄東段邊界研究》，則對中俄東段邊界一系列重要問題作了詳盡的考證，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在中英關系方面，余繩武、劉存寬的《十九世紀的香港》，除了記述英國侵占香港的經過外，對19 世紀香港的政治制度、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也都有具體的論列。劉蜀永的《從香港史看西方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史學集刊》1991年第2 期）一文，在指出英國侵占香港使之成為進一步侵略中國的基地的同時，也指出：在香港產生了華人商業資產階級，出現了洪仁玕、王韜、何啟、胡禮垣、孫中山等一批具有不同程度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的新型知識分子，從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意識形態發展變化的角度考察，香港又是西方資本主義文化輸入中國，影響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窗口，客觀上對近代中國社會發展也產生了某種積極的作用。這些研究顯然都遠遠超出了單純的帝國主義侵華史的范圍。
在近代中外關系史上，還有國際間友好交往的一面，長期研究不夠，近年來也開始有所發掘。張芝聯的《曆史上的中法關系》（《曆史教學》1980年第3 期），介紹了早期法國在文化藝術上向中國學習和近代中國思想家政治家向法國革命傳統學習的情況。趙金鈺的《辛亥革命前後的日本大陸浪人》（《中國社會科學》1980 年第2 期），也介紹了真誠幫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日本人宮崎寅藏等。
在外交史方面，程道德主編的《近代中國外交與國際法》一書，從國際法角度，對列強在華特權、中外多邊關系、中日關系、中英關系等許多問題進行研究，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被認為多平實之論。在外交機構方面，王立誠著《中國近代外交制度史》，分為傳統外交體制、洋務體制、清末外交體制改革、民國外交制度等四編，系統論述了在中西文化沖突與融合的過程中，中國近代外交制度的產生與發展，以及與之相關的選拔、培養、任用外交官的人事制度上的變化，勾勒出了近代中國外交制度發展變化的脈絡。在租界史方面，費成康的《中國租界史》，對中國各地租界開辟、拓展、收回，以及租界或類似租界的地區等基本情況，逐一加以考察，全面介紹各地及各國租界的土地、法律和行政制度，是一部頗具特色的專著。
劉培華的《近代中外關系史》（上下冊），是一部系統研究近代中外關系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關于正確把握近代中外關系史的實質問題怎樣看待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關系的實質，是正確把握近代中外關系史必須正視的宏觀理論問題。一些學者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繩在《關于近代中國與世界的幾個問題》（《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6 期）一文中認為：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貧窮落後。中國落後挨打，不斷挨打，所以更落後，造成惡性循環。以首先解決近代化問題為突破口來解除這種惡性循環，行不通。必須首先解決民族獨立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奮斗完成了這個曆史任務，為中國的近代化現代化開辟了廣闊道路。他不贊成個別論者所謂帝國主義侵略有助于中國近代化的說法，指出：帝國主義迫使中國對外開放，但他們的掠奪和剝削又使中國貧窮落後，處于沒有能力正常地對外開放的地步。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把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變成一個貧窮衰弱的半殖民地國家，在遠東造成了一個國際矛盾和斗爭的焦點，並成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汪敬虞在《近代中國社會和中西關系的實質問題》（《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 期）一文中，不贊成所謂帝國主義在近代中國引進科學技術，促進了中國現代化的觀點。他認為，西方科學技術向近代中國的介入，與西方國家對近代中國軍事和經濟入侵，不僅是同步進行，而且有同一目的。不能認為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造成中國的殖民地化，只是由于軍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控制和經濟上的剝削，而在科學技術上，則是對中國進行幫助，使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西方生產技術的引進，固然引起了中國資本主義企業的產生，但是並沒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相反，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存在、代表這種勢力的外國現代企業在中國的優勢地位，始終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發展的一個障礙，最終壓制和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只有中華民族真正覺醒獨立自主以後，西方文明才能真正為我所用。
余繩武的《殖民主義思想殘余是中西關系史研究的障礙》（《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6 期）一文，則對美國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中的某些觀點提出批評。《劍橋中國晚清史》認為，清廷要求英使謁見皇帝時行跪拜禮，並限制外商在廣州一口貿易，是把西方國家當“藩屬”對待，惡化了中英關系，最終導致了鴉片戰爭。余文以為這並無根據，跪拜禮是當時中國的宮廷禮節，適用于一切外國來華使節，限廣州一口通商主要出于鞏固海防的考慮，兩者皆與藩屬制度無關。《劍橋中國晚清史》歪曲了鴉片戰爭的起因和性質，也掩蓋了鴉片戰爭後中外條約的不平等性質。余繩武強調，《劍橋中國晚清史》的失誤說明，殖民主義思想殘余的存在，是西方學者研究中西關系史的障礙。
第八節近些年來有關近代史重大理論問題的爭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史學研究進入了新時期，史學工作者思想解放，對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定論或禁區的一些有關近代史的重大理論問題，也提出了討論，一時形成了研究中的熱點、重點和難點。
關于近代社會性質研究進入八十年代以來，有的研究者對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提出不同的看法，從而引起爭論，並由此形成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一些人認為，“半殖民地”指的是國家地位，即喪失了獨立，而處于附屬國的地位；“半封建”指的是社會形態，即發生了資本主義，但封建剝削制度和封建專制統治仍然保持著。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是半獨立，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資本主義，這是兩個不同范疇的概念。在近代中國，這二者既非同趨，也非同步，其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因此，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國社會性質是不恰當的。更多的人則堅持認為，不應把“半殖民地”與“半封建”分割為不相聯屬的兩個范疇，因為二者是同步的、共生的。由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成了半殖民地；與此同時，又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使中國變成了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為了侵略的利益，又保護和支持中國封建主義，扼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近代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條件下的半封建，又是半封建基礎上的半殖民地，兩者互相制約，互相依存，共同形成了中國近代社會的特定狀態和屬性。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完全科學的。
由社會性質的爭論，還引出了一場關于“兩種趨向”論的爭論。有的學者認為，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存在著兩個而不是一個趨向：一是由于帝國主義侵略，使中國從獨立國變為半殖民地（半獨立），並向殖民地演化的趨向；另一是由于封建經濟解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使中國從封建社會變成半封建（半資本主義），並向資本主義演化的趨向。二者“在本質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因而不能把近代中國說成完全沉淪的過程。對此不同意見有兩種：一是認為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沉淪的過程。另一些人則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個統一的過程，視半殖民地沉淪，半封建為上升，把二者完全對立起來，仍不脫簡單化。應當說近代中國殖民地化與半封建化二者都是既有沉淪又有進步，相互交錯斗爭，呈複雜的關系，沉淪不斷阻遏進步，但進步最終戰勝了沉淪（李時岳：《關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幾點思考》，《曆史研究》1988 年第1 期；《關于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答記者問》，《學術研究》1988 年第6 期。林有能：《中國近代社會性質的再認識——廣東史學界的一場爭論》，《學術研究》1988 年第6 期）。關于近代史的基本線索研究這也是近年來爭論較激烈的一個問題。圍繞這一問題，形成了諸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向西方學習，發展資本主義， 是中國近代史前期爭取獨立和要求進步的根本道路。據此，他們把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認作近代中國進步潮流發展的“四個階梯”，是近代史發展的基本線索。另一種意見，則不同意按照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的線索來論述這個時期曆史的進步潮流，認為這三者之間在政治上並無必然的繼承關系，其性質是不大相同的。考慮近代史的基本線索應制約于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及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這一中心任務，因而毛澤東所說“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過程”，正確地概括了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這一派人並不輕視中國近代史上發展資本主義的重要性，但認為只有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國爭取民族獨立和謀求人民解放的正確道路。還有一種意見，則從民族運動的角度闡述近代史的發展線索，對上述兩派的觀點都有所批評，但又認為毛澤東所說的“兩個過程”是客觀存在的曆史實際，是中國近代史全過程的主干（李時岳：《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曆史研究》1980 年第1 期；張海鵬：《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及有關問題》，《曆史研究》1984 年第4 期；章開沅：《民族運動與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曆史研究》1984 年第3 期）。
關于中國近代化問題研究近些年來，不少學者重視從近代化的角度探討中國近代史的發展，但于近代化的概念、進程和特點等問題頗多爭議，其中最大的分歧是于近代化的內涵理解不同。一派人認為，近代化就是資本主義化。另一派人則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近代化不能脫離中國的實際，不改變半殖民地的社會地位，不解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壓迫和掠奪，近代化就化不起來，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近代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主權而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不僅是中國近代化的應有之義，而且直接為中國實現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條件。
與近代化問題相關，學者們對近代史上的洋務運動的評價，也產生了爭論。關于洋務運動的爭論，不同的觀點大體有三：一部分學者認為洋務運動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相結合的產物，是統治階級為挽救自身危機而發起的自救運動，它對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發生客觀上有某種進步作用，但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主要起了阻礙作用。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統治下，它不可能引導中國走向完全的資本主義，因而不能將之視作代表近代中國進步運動與近代化的開端。另一部分學者主張以是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標准和從中國近代化總的進程這個角度來考察洋務運動的曆史。他們認為，洋務運動既是封建勢力和外國侵略者間矛盾的產物，又是中國積極回應世界文明潮流的結果。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對外國的政治和經濟侵略，提倡學習西方，推進近代文明。它是一場地主階級領導的帶資本主義傾向的改革運動，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延緩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因之，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的開端，代表了中國社會進步的不可逆轉的方向。還有一部分學者則主張分階段評價，認為1880 年以前，洋務運動順應了曆史發展的趨勢，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80 年後，當資本主義發展要求變專制為民主以適應它的發展時，洋務運動仍堅持封建專制制度，便因違反曆史潮流而失敗（李時岳：《中國近代史學科的改造與建設》，《廣州研究》1988 年第1 期；苑書義：《中國近代化曆程述略》，《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1 期；張海鵬：《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論及其指導意義》，《高校社會科學》1990 年第5期）。
第三章本卷編寫旨趣以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鴉片戰爭為標志，中國曆史進入了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這個時代，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時期。從鴉片戰爭至1919 年五四運動以前，中間包括中華民國的成立和清皇朝的滅亡，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本卷論述的是自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至1919年五四運動以前80 年的曆史，為近代前編。在我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下限，目前尚存在著不同的見解。有不少著述的下限斷于1919 年五四運動，此前為中國近代史，此後為中國現代史。但也有許多研究者認為，中國近代史的下限應至1949 年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因為在1949 年以前，中國的社會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本卷采取後一種意見，即以五四運動作為近代前後編的劃分，而不是近現代的劃分。
鴉片戰爭後，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也由于清皇朝的腐敗，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國近代的曆史，是災難深重的屈辱曆史，也是英勇抗爭和不斷探索的曆史。獨立、民主、富強和統一，成為中國近代曆史的主題。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曆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 一個是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個任務是為後一個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近代中國人，從林則徐禁煙、抗英，太平天國起義，戊戌維新運動，義和團反帝運動，辛亥革命，直到護法運動，等等，都是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為了國家的繁榮富強。他們都為此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但也都沒有能夠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地位。因而在五四運動後，又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在鴉片戰爭後的晚清社會里，經濟結構發生了變化。除原有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外，出現了近代資本主義工業經濟，這是鴉片戰爭以前所沒有的。到辛亥革命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有了進一步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很緩慢的，很微弱的。據統計，近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到1920 年僅為4.9％，農業和手工業經濟卻占95.1％。這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壓迫、掠奪的結果。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結合起來，支持反動派作為他們統治中國的支柱。正是由于帝國主義的維護，封建的土地關系、商業高利貸資本和一切前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及上層建築得以保持下來。帝國主義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化，又使中國停留在半封建狀態。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階級結構也發生變化，出現了新的階級。這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成長，必然要在政治上提出要求。反映這種要求的，一是戊戌變法運動，一是辛亥革命。
鴉片戰爭後，西學的傳播，尤其是新知識分子的出現，在思想文化方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與傳統曆史循環論、綱常名教等相對立的，是進化論、民權、自由、平等等思想的傳播。“詩界革命”、“文體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以及“史界革命”等相繼提出，使文藝、史學出現了新氣象。廢科舉，辦學堂，出國留學，教育方面出現了根本性的變化。到五四運動前，新文化運動形成了高潮。
關于近代前80 年曆史，涉及的事和人很多，文獻也很豐富，在這一卷里不可能都寫到，只能論述主要的，雖不完備，但大致可勾勒出基本的輪廓。乙編綜述第一章鴉片戰爭和中國近代史的開端第一節英國發動侵華戰爭以清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的鴉片戰爭為標志，中國曆史進入了近代，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這個時代，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時期。從道光二十年到1919 年五四運動以前，中間包括中華民國的成立和清皇朝的滅亡，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本編綜述的內容，屬于前一個時期。
鴉片戰爭是英國資產階級為了維護鴉片貿易而對中國發動的侵華戰爭。
鴉片戰爭前，清皇朝的封建統治已腐朽衰落，國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危機重重；而英國則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當時，英國在世界各地占有許多殖民地（包括中國的鄰邦印度），並處心積慮地要打開中國這個市場。英國商人主要向中國輸出毛、棉織品，而從中國輸入茶、絲等物。但英貨在中國市場上銷路不大，這是由于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外國商品還具有頑強的抵抗作用。在正常的情況下，英國對中國的貿易發生逆差。在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五年（1781—1790）間，中國茶葉輸英總值是9626萬元；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八年（1781—1793）間，英國毛織品等貨物輸華總值是1687 萬元，僅及中國輸英貨價的1/6。因此，英國必須以大量白銀來抵付貿易差額。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英國殖民主義者大量地向中國推銷鴉片。據不完全統計，乾隆五十二年（1787），英國輸華鴉片是200 箱（每箱約100或120 斤）；嘉慶五年到九年（1800—1804）間，每年平均3500 箱；嘉慶二十五年到道光四年（1820—1824）間，每年平均7800 余箱；道光十四年（1834），增至21800 余箱；道光十八年（1838），竟達4 萬余箱。這些鴉片絕大部分是英國鴉片販子從印度、土耳其等地運來的。清廷曾多次下令查禁鴉片入口，但英國殖民主義者任意破壞禁令，用行賄和走私的辦法繼續販運鴉片。鴉片販子通過賄賂收買清朝官員，“議定規銀每箱若干，這些規銀系給予總督衙門以及水師文武官員，唯關口所得最多”。正如馬克思所指出：“中國人的道義抵制的直接後果就是，帝國當局、海關人員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國人弄得道德墮落。侵蝕到天朝官僚體系之心髒、摧毀了宗法制度之堡壘的腐敗作用，就是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被偷偷帶進這個帝國的。”①由于鴉片的激增，中英間的貿易逐漸發生了變化，英國由入超變為出超。在道光十七年六月到十八年五月（1837 年7 月—1838 年6 月）這一年度內，中國從英國進口總值是560 萬英鎊，其中鴉片占340 萬英鎊，占60‰。而這年中國對英國的輸出總值是310 萬英鎊，入超250 萬英鎊。如果將鴉片除外，只算正當商品，中國仍是出超。鴉片貿易不僅使英國由入超變為出超，也使英國鴉片販子從中取得驚人的暴利。每箱鴉片，賣價比買價要多出400余元，扣除少數運費及其他支出外，剩下的就是鴉片販子的實際利潤。英國① 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17 頁。大鴉片販子顛地在私人信件中說，最好的年頭，鴉片利潤高達每箱1000 余元。鴉片稅成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的一個重要稅源。英印政府按鴉片成本300‰以上的稅率抽稅，道光九年到十年（1829—1830），所得超過100萬英鎊，約占全年總收入的1/10。
鴉片的大量輸入，損害了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健康和意志。吸食鴉片的大部分是剝削階級的人，也有一部分勞動群眾。從官員、紳士、幕僚、胥吏、兵丁，以至皇宮里的太監，都有吸食的。據記載，鴉片戰爭前，吸食鴉片者達200 萬余人，吸食地區從“濱海近地”擴展到十數省。鴉片是一種慢性的殺人毒藥，對吸食者健康和精神生活都有嚴重的損害。魏源指出：鴉片“槁人形骸，蠱人心志，喪人身家，實生民以來未有之大患，其禍烈于洪水猛獸”①。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也說：“不是嗎，‘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都要算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毀滅非洲人的肉體，因為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腐蝕他們的思想，也沒有毀滅他們的靈魂。可是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後，還殺害他們的肉體。”①鴉片的大量輸入，致使大量白銀外流。道光元年到二十年（1821—1840）間，中國白銀外流至少在一億元以上，相當于當時銀貨流通總額的1/5。白銀外流的結果，造成了銀貴錢賤的現象。乾隆五十九年（1794），一兩白銀折換銅錢1000 文左右，道光十八年（1838），增至1600 多文。清代幣制是銀錢並用，但民間日常使用的只有銅錢，銀兩是國家財政上和大宗貿易上的計算出納單位。農民粜谷所得為銅錢，繳納賦稅需易白銀，從前粜谷一石多就可完納稅銀一兩，如今則需粜谷兩石多才能夠完銀一兩。農民和手工業者實際負擔增加，因而愈益貧困。白銀大量外流和銀貴錢賤，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國家財政受到破壞，加深了清廷的統治危機。
鴉片的泛濫，不僅使清廷的吏治更加腐敗，也使軍隊日益腐化。兵丁沾染吸食鴉片的惡習，更加喪失戰斗力，“以鳩形鵠面之徒，為執銳披堅之旅，又安冀其能折沖禦侮乎！”
對于鴉片的輸入和吸食，道光帝曾一再飭令嚴加禁止。但例禁愈嚴，輸入愈多，吸食者愈眾，痼疾難除。對于鴉片問題究竟應該采取怎樣的對策，在清廷內部發生了不同意見的爭論。道光十四年四月（1836 年6 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上了一篇《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折》，提出了弛禁的主張。許乃濟認為，鴉片輸入愈多，吸食者日眾，白銀大量外流，都是由于嚴禁的結果，對此，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弛禁。他提出的方案是： “仍用舊制，准令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只禁文武員弁士子兵丁等吸食，“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准許內地民人栽種罌粟，“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①。許乃濟的弛禁論實際上就是取消禁煙，它符合中外鴉片販子的利益。這種主張得到廣東大吏和一部分士紳的支持，但也遭到一些官員的反對和駁斥。同年，禮部侍郎朱嶟、兵科給事中許球、江南道禦史袁玉麟先後上奏折，對許乃濟的弛禁論嚴加批駁。袁玉麟在奏折中指出，① 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魏源集》上冊，第168 頁。
① 轉引自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第714 頁。① 《黃爵滋奏疏許乃濟奏議合刊》，第216—219 頁。
弛禁論是“壞政體而傷治化”，“見小利而傷大體”，其為害有六：一是“撤藩籬而飼虎狼”；二是“奪農功而耗本計”；三是“絕民食而傷元氣”；四是“虛捍衛而啟窺伺”；五是“濟奸民而通洋匪”；六是“狃目前而貽後患”②。
道光十八年閏四月（1838 年6 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奏道光帝，痛陳鴉片的危害，分析屢禁不止的原因，提出“重治吸食”的辦法。他指出：“然則鴉片之害，其終不能禁乎？臣謂非不能禁，實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銀之多，由于販煙之盛；販煙之盛，由于食煙之眾。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自不來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③重治的辦法是：對吸食鴉片者，限期一年戒絕，過期仍吸者，平民處以死刑，文武官員加等治罪，其子孫不准參加科考。道光帝命盛京、吉林、黑龍江將軍及直省各督撫複議。在有關官員的複奏中，已沒有人公開主張對鴉片實行弛禁，但贊成對吸食鴉片者處以死罪的為數甚少，只有湖廣總督林則徐、兩江總督陶澍、四川總督蘇廷玉等。
道光十八年五月（1838 年7 月），林則徐在《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折》的複奏中，極力贊成黃爵滋的主張，指出：“曆年條奏，不啻發言盈廷，而獨于吸食之人，未有請用大辟者。..論死之說，私相擬議者，未嘗乏人，而毅然上陳者，獨有此奏。然流毒至于已甚，斷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頹波，非嚴蔑濟。”①同時提出了必須將煙具收繳淨盡、加重開館興販及制造煙具者的罪名等六條禁煙措施。這些禁煙措施，林則徐在他管轄的湖北、湖南地區已認真實行，並取得很大的成績。同年八月，林則徐再次上奏道光帝，痛陳鴉片“流毒于天下，則為害甚巨，法當從嚴。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興思及此，能無股栗！”②道光帝深感銀荒兵弱的嚴重威脅，決心嚴禁鴉片。九月，他令各直省將軍、督撫嚴禁鴉片，“毋得稍為松動”；將公開主張弛禁的許乃濟降級，勒令休致；並宣召林則徐進京商議禁煙事宜。十一月十五日（12 月31 日），道光帝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節制廣東水師，前往廣州查禁鴉片。
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 年3 月），林則徐到達廣州。他在兩廣總督鄧廷楨的支持下，嚴令捕拿煙販，懲辦受賄的官吏，限期令外國商人交出鴉片。他宣布：外船進口，必須具結，保證“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收，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並嚴肅表示禁煙的決心：“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③英國住華商務監督查理·義律（C.Elliot）極力破壞禁令，阻止英商交煙具結，指使停泊在珠江口外的鴉片船逃避，並准備武裝挑釁。林則徐堅決打擊義律的破壞活動，下令暫停中英貿易，派兵嚴守英國商人居住的商館。義律不得已，命令英商繳煙，保證煙價由英國政府賠償。英國鴉片販子被迫交出鴉片2 萬余箱，美國鴉片販子也繳出1500 余箱，共計重237 萬余斤。在林則徐主持下，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 月3 日至6 月25 日），將繳獲的鴉片全部在②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1。
③ 《黃爵滋奏疏許乃濟奏議合刊》，第71 頁。
① 《林則徐集·奏稿》，第568 頁。
② 《林則徐集·奏稿》，第601 頁。
③ 《林則徐集·公牘》，第59 頁。
虎門灘當眾銷毀。虎門銷煙打擊了外國侵略者的氣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斗志，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維護民族尊嚴和反抗外國侵略的決心。
虎門銷煙後，林則徐宣布恢複中英之間的正常貿易，但嚴禁鴉片輸入。
義律一方面繼續進行破壞禁煙的活動，一方面鼓動英國政府發動戰爭。
英國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是蓄謀已久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以祝賀乾隆帝80 壽辰為名，派馬戛爾尼為首的使團到北京，提出開放甯波、舟山、天津等地為商埠，割讓舟山附近的島嶼與廣州附近的地方，減輕稅率等侵略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絕。嘉慶十三年（1808），英兵艦13 艘侵擾我國東南沿海，闖入虎門，被中國水師擊退。嘉慶二十一年（1816），英國侵略者就揚言：“如果我們要和中國訂立一個條約，這個條約必須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們的命令寫下來，並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發生效力的。”①道光十七年到十八年（1837—1838），英國發生經濟危機。英國資產階級為了擺脫困境，更加緊對外擴張，發動侵略戰爭， 奪取新的市場。中國禁煙後，英國工商業資產階級及鴉片貿易集團立即發出一片戰爭喧囂，他們致書英國政府說：“中國方面的無理舉動，給了我們一個戰爭的機會”，“大不列顛現在極應以武力向中國要求‘恢複名譽’了”①。英國政府認為這是發動戰爭的最好借口，即召開了內閣會議，討論武裝侵略中國的問題。外交大臣巴麥尊（H.J.T.Palmerston）表示：對付中國的唯一辦法，“就是先揍它一頓，然後再作解釋”②。道光二十年正月（1840 年2 月），英國政府任命喬治·懿律（G.Elliot）和義律為正副全權代表，並任命懿律為侵華英軍總司令。巴麥尊發給他們以侵華訓令和《對華條約草案》，對具體侵略步驟作了指示，並提出賠款、割地、開放通商口岸、領事裁判權等侵略要求。三月（4 月），英國議會正式通過派兵侵略中國。五月（6 月），懿律率領的一支由軍艦16艘（載炮540 門）、武裝輪船4 艘、運輸船28 艘、陸軍4000 人（後增至15000人）組成的“東方遠征軍”，到達了廣東海面，正式開始了這場侵略戰爭。① 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譯：《鴉片戰爭史料選譯》，第48 頁。
① 《英國藍皮書》，《鴉片戰爭》第2 冊，第661—664 頁。
② 《近代史資料》1958 年第4 期。
第二節戰爭的進程和清廷的失敗鴉片戰爭從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 年6 月）開始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 年8 月）結束，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道光二十年五月英軍封鎖珠江口開始，到二十一年正月（1841 年1 月）道光帝詔令抗擊英國侵略軍之前止，曆時約7 個月。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1840 年1 月），林則徐被任命為兩廣總督，鄧廷楨調任閩浙總督。林則徐積極加強戰備，隨時准備抵抗英國侵略者的武裝入侵。他加強虎門一帶所安設的木排鐵鏈，添置炮台炮位，購買西洋大炮船只，督促水陸官兵操練，招募民間壯丁數千人編成水勇，加緊訓練。他認為“民心可用”，並公開號召：“如英夷兵船一進內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林則徐還注意了解外國的情況，組織了對外國報紙和書籍的翻譯，譯有《四洲志》、《華事夷言》等。根據中英雙方軍事力量的特點，他認為應采取“以守為戰，以逸待勞”①的作戰方針。
五月，英國侵略軍到達廣東海面後，看到廣東已嚴加戒備、無隙可乘，同時根據英國政府的訓令，避免在廣東拖延，在封鎖珠江口後，主力北上。六月，英軍進犯廈門，未能得逞。接著北犯浙江，攻陷定海。七月（8 月），英國軍艦到達白河口，威脅北京。清廷文武官員驚惶失措，妥協派乘機攻擊林則徐，主張同英國妥協。道光帝動搖了禁煙和抵抗的信心，命直隸總督琦善前往天津海口同英軍談判，並下諭說，林則徐等查禁煙土，“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②。琦善向英國侵略者保證重治林則徐的罪，表示只要他們退回廣東，一切都可商談。他還宣揚失敗情緒，誇大英軍的武力不可戰勝，“且本年即經擊退，明歲仍可複來，邊釁一開，兵結莫釋。..而頻年防守，亦不免費餉勞師”，只“可以好言相誘”①。英國侵略者同意到廣東省談判，于八月離開大沽南下。道光帝派琦善為欽差大臣到廣州辦理交涉，並下詔把林則徐、鄧廷楨撤職查辦。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1840 年11 月），琦善到達廣州。他同林則徐的做法完全相反，下令撤除了珠江口附近的防禦工事，解散壯丁、水勇，以討好英國侵略者。時懿律因病回國，義律接任全權代表。在中英談判中，義律提出賠償煙價、割讓島嶼等侵略要求。為了迫使琦善完全屈服，義律再次發動戰爭。十二月（1841 年1 月），英軍攻占沙角、大角炮台，副將陳連升及守台官兵全部陣亡。隨後，義律在澳門發布了一份公告，內容包括割讓香港島、賠償煙價600 萬元、恢複廣州通商等。這就是義律所謂的雙方簽訂的《穿鼻草約》。事實上，琦善對于這個草約只是面允，並未簽字，也未蓋用欽差大臣關防。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841 年1 月25 日），英國侵略軍悍然強占了中國領土香港。
第二階段，自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 年1 月）道光帝詔令抗擊英國侵略軍始，至四月《廣州和約》止，曆時4 個月。
琦善的妥協活動，引起了廣州的愛國士紳和群眾的強烈不滿。清廷內部傾向抵抗的官員也奏請罷免琦善。道光帝認為，割地賠款超出了原來為謀求① 《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762 頁。
②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13。
①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14。
妥協而准備讓步的限度，損害了清廷的統治地位，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1841年1 月）下詔對英作戰，任命宗室奕山為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等為參贊大臣，到廣州主持軍務，並下詔把琦善革職鎖拿。
奕山未到達時，二月，英軍向虎門炮台發動進攻，水師提督關天培率守軍400 余人英勇抵抗。由于琦善拒發援兵，虎門陷落，全部官兵壯烈犧牲。英艦越虎門駛入省河。
三月，奕山及各省援軍先後到達廣州。奕山到達廣州後，不積極布置防禦，反而誣蔑廣東人民都是“漢奸”，執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針。他企圖僥幸取勝，在沒有做好准備的情況下，于四月初一日（5 月21 日）發動了一次夜襲。英軍乘機反撲，侵占廣州城北的主要炮台，包圍了廣州城。初六日（26 日），奕山掛起白旗向英軍乞降。翌日，奕山與義律訂立《廣州和約》，規定奕山等所有外省清軍于六日內退出廣州城60 里以外，賠款600 萬元。英軍的暴行和清官員的投降賣國，激起了人民的愛國義憤。四月初九日（5 月29 日），占據炮台的英軍到廣州城外的三元里，搶劫騷擾。群眾奮起反擊，當場打死英兵數名。三元里人民聚會，約定以三星旗為令旗，“旗進人進，旗退人退”，“甯死不屈”。隨後，又聯絡附近的村民共同戰斗。初十日（30 日），三元里附近103 鄉的農民和手工業者，手持刀、矛、鋤、耙，迎擊英軍。“老弱饋食，丁壯赴戰，一時義憤同赴，不呼而集者數萬人”①。他們把英軍層層包圍起來，展開了肉搏戰。一些愛國士紳也參加了抗英斗爭。十一日（31 日），番禺、南海、花縣、增城、從化等縣400 余鄉的群眾趕來，與三元里群眾一起圍攻英軍。英軍傷亡慘重，義律只好派人向廣州知府余保純求救。經余保純“向三元里紳民揖勸，代夷乞免”，英軍才狼狽逃脫。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是近代中國人民最早的自發反抗外國侵略的英勇斗爭，顯示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和勇于斗爭的英雄氣概。
第三階段，自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 年8 月）英軍從廣東海面北上進攻福建廈門開始，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 年8 月）《南京條約》簽訂為止，曆時1 年。
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1841 年4 月），英國政府獲悉義律提出《穿鼻草約》的消息後，認為這個條約所得到的權益太少，決定撤換義律，改派璞鼎查（H.Pottinger）為全權公使，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
七月（8 月），璞鼎查率領英國艦隊自廣州海面北犯福建廈門。總兵江繼芸率清軍英勇抗擊，力戰陣亡，廈門陷落。八月十二日（ 9 月26 日），英軍繼續北上，進犯浙江定海。總兵葛云飛、鄭國鴻、王錫朋率守兵5600人與英軍激戰6 日，最後壯烈殉國。十七日（10 月1 日），定海再度失陷。二十六日（10 月10 日），英軍攻鎮海，總兵謝朝恩戰死，浙江提督余步云臨陣逃脫，兩江總督裕謙自殺，鎮海失守。英軍遂溯甬江而上，于二十九日（10 月13 日）不戰而占據甯波。英軍所到之處燒殺擄掠，在占領甯波後，掠得可供兩年之用的谷物和12 萬元左右現金和紋銀。英軍的侵略罪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英勇反抗。浙東人民在黑水黨領導下，采取多種多樣的方法襲擊英軍，使侵略者感到十分恐懼。
英軍在侵犯浙江省的同時，先後兩次分兵竄犯福建省台灣。台灣軍民在總兵達洪阿、道員姚瑩的組織下進行抗擊，擊沉英艦，除斬首不計外，俘虜① 梁廷枏：《夷氛聞記》，中華書局1959 年版，第75 頁。
敵人183 人，取得了勝利。
九月（10 月），道光帝獲悉定海、靜海失守的消息後，決定第二次出師，任命宗室奕經為揚威將軍，到浙江主持戰事。奕經和奕山一樣，代表封建統治最腐朽的勢力。他出京時，“或戰或撫， 游移兩可”，一路上游山玩水，鋪張糜費。到蘇州後，即駐足不進，“淫娼酗酒，索財貪賄”，怨聲載道。在督撫等的催促下，奕經不得已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1842 年2 月25日）移駐浙江紹興。從京城出發至此，曆時4 個多月。二十九日（3 月10 日），他在不了解敵情和無准備的情況下，輕率地分兵三路，企圖一舉收複定海、鎮海、甯波，結果大敗，從此不敢再戰。
浙江出師的慘敗，使道光帝由主戰轉而妥協求和，任命主和的盛京將軍耆英為署杭州將軍、欽差大臣，起用因庸懦無能被革職的前兩江總督伊里布，令他們前往浙江尋求談判的機會。
英國侵略者認為議和的時機尚未成熟，不足以威脅清廷接受它的全部要求，決定仍照原定計劃，攻打長江流域下游要害地區。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年6 月），英軍進攻長江口的吳淞。兩江總督牛鑒聞風而逃，提督陳化成率守軍堅決抵抗，開炮擊傷敵艦，最後與部下一同壯烈犧牲。英軍接著侵占上海，進犯江蘇鎮江。駐防鎮江的副都統海齡率清軍奮起抵抗，經過激烈的巷戰後，鎮江失守。英軍據城之後，大肆燒殺搶掠，“比戶劫掠，無家不破。..西門橋至銀山門，無日不火，市為之空，城鄉皆被蹂”①。對英軍的侵略罪行，恩格斯曾撰文予以譴責，他指出：“在劫城的時候大肆屠殺。英軍作戰時自始至終采取了極端殘酷的手段，這種手段是和引起這次戰爭的走私貪欲完全相符的。”②六月，英國軍艦到達南京江面。清廷向侵略者屈服了。七月二十四日（8 月29 日），清廷的議和代表耆英、伊里布在南京江面的英國軍艦上，跟英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鴉片戰爭至此結束。
中國所進行的反對英國鴉片侵略的戰爭，是正義的自衛戰爭。在戰爭中，英國在武器方面雖然居于優勢地位，但也存在著與本國距離遙遠、補給困難、兵力有限等不利條件。然而戰爭卻以中國失敗告終。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原因，固然可以從多方面去說明，但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朝封建統治的腐朽。當時，吏治十分腐敗，官吏瀆法嗜利，阿諛奉迎，柔靡圓滑，驕奢淫逸，置國計民生于不顧，對外國事物更是暗昧無知。他們外而震懾于英國侵略軍的船堅炮利，內而十分仇視人民，認為“患在內而不在外”，擔心戰爭延長，“靡餉勞師”，國內可能出現人民揭竿而起的局面，不如早日向英軍妥協求和。因此，道光帝在廣東、浙江兩次出師遭到失敗後，就完全采取一意求和的政策，接受屈辱的和約。
① 陳慶年：《橫山鄉人類稿》卷5，《鴉片戰爭》第4 冊，第702 頁。
② 恩格斯：《英人對華的新遠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 卷，第190 頁。第三節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南京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也是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第一個條約。條約規定：一、割讓香港給英國；二、開放廣州、廈門、福州、甯波、上海為通商口岸；三、賠款2100 萬元，其中鴉片費600 萬元，商欠300 萬元，軍費1200 萬元，分四年付清，《廣州和約》的贖城費600 萬元不包括在內；四、英商“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應秉公議定則例”，開了協定關稅的惡例，使中國喪失關稅自主權。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 年7 月22 日）、八月十五日（10 月6 日），英國又強迫清廷簽訂《五口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即《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通過《虎門條約》，英國又取得了以下重要特權：一、英國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即英國人在中國犯罪時，由英國領事按照英國法律處理，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二、進出口貨物的關稅稅率值百抽五，中國不能自由變更；三、英國在中國享有最惠國待遇，即中國將來給予其他國家任何權利，英國人可以“一體均沾”；四、英國軍艦可常駐通商口岸港口；五、英國人可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建房居住。
《南京條約》簽訂以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接踵而來。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 年7 月3 日），在美國武力的脅迫下，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與美國專使顧盛（C.Cushing）簽訂了《望廈條約》。九月十三日（10月24 日），耆英又跟法國專使拉萼尼（Theodose de Lagrene）簽訂了《黃埔條約》。美、法兩國不僅同樣取得了《南京條約》和《虎門條約》中除割地、賠款外的一切特權，而且還獲得了新的特權。如《望廈條約》擴大了領事裁判權的范圍，不僅美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刑事或民事案件，而且美國人與其他外國人在中國發生的一切訴訟，都由美國領事審理，中國官員不得過問。協定關稅則從《南京條約》的“秉公議定”稅率確定為“須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美國還取得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醫院等特權。《黃埔條約》特別規定，“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破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隨後，法國又脅迫清廷同意取消對天主教的禁令，准許他們在各通商口岸自由傳教。基督教也跟著獲得同樣的權利。從此，西方各國的傳教士，隨著鴉片和商品一起，紛紛竄入中國。
鴉片戰爭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訂立，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戰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封建國家，清廷可以行使全部主權，不受外國干涉。戰後，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遭到破壞，開始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而清廷不僅代表中國地主階級的利益，還逐步變為外國資產階級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戰前，中國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由于戰後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遭到猛烈的沖擊而逐漸解體，中國經濟也就逐漸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戰後，英國向中國掀起一個傾銷商品的狂潮。盡管在道光年間外國商品在中國還不能獲得廣泛的銷路，但在遭受外國商品沖擊的靠近五口通商的沿海地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已開始發生分解的現象。由于外國棉紗棉布的源源輸入，使通商口岸附近地區的手工紡織業受到了打擊。如道光二十六年（1846），江蘇松江、太倉一帶出現了“無紗可紡，松、太布市，消減大半”①。福建漳州、同安一帶的土布，原暢銷台灣、遼甯等地，這時也出現了“壅滯不能出口”的情況。外國棉紗棉布的沖擊，使這些地區出現了紡、織分離和耕、織分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還從中國掠奪農產，大批絲、茶從上海、廣州和福州等通商口岸運出。生絲的貿易差不多全部操縱在英國人手里。從道光二十五年（1845）起，生絲的出口量不斷上升，這一年超出了1 萬擔，咸豐八年（1858）達6.9 萬擔。茶葉的貿易相當大部分也是英國人所獨占。道光二十四年（1844）出口量即達53 萬擔，超過戰前最高出口量13 萬擔，此後出口量繼續上升。②絲、茶出口量的激增，刺激了如江蘇、浙江、福建、湖南等省一些地區大量種桑養蠶、種植茶葉，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自然經濟的分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絲、茶的出口幾乎是為英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所操縱，開始走上了依附外國資本的道路。
戰後，西方列強利用《虎門條約》的規定，紛紛在通商口岸租賃土地、建造房屋、劃定租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 年11 月），英國駐上海領事巴富爾（G.Balfour）與上海道宮慕久議定土地章程，在上海劃出一個區域作為英租界。道光二十七年、二十九年（1847、1849），美、法兩國也相繼在上海強行劃定租界。後來，租界制度逐漸推廣到其他通商口岸。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在租界實行了完全獨立于中國的行政系統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外一套統治制度，使租界成為“國中之國”。
鴉片戰爭後不久，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和原料，為了其商品輸出和文化、宗教侵略的需要，在通商口岸地區開始設立企業。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國傳教士在上海創辦墨海書館。二十五年（1845），英人在廣州黃埔開辦柯拜船塢，修理船舶。同年，美國傳教士在甯波開辦美華書館。三十年（1850），英人在上海開辦字林西報館，出版《北華捷報》、《字林西報》等。此後，英、美等國商人又陸續在上海等地開辦船舶修造、印刷、食品、制藥、打包等企業。這些企業雇傭了中國工人，他們是中國最早的一批產業工人。
隨著社會性質的改變，階級斗爭的形勢也發生了變化。這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以外，又加上了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並且後者成為最主要的矛盾。從此，中國人民既要反對本國封建主義，更要反對外國資本主義，承擔了雙重的革命任務。① 包世臣：《答族子孟開書》，《安吳四種》卷26。
② 據汪敬虞：《十九世紀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78—79 頁。第四節鴉片戰爭前後的學術文化鴉片戰爭前後的學術文化，有了新的變化。第一，地主階級中一部分比較開明的官吏和知識分子，繼承並發展了明清之際講求“經世致用”的傳統，注意研究實際問題，要求了解外國情況，要求改革國內政治。林則徐、龔自珍、魏源、徐繼畬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第二，因邊情的需要，研究邊疆曆史、地理，寫出專門的論述。張穆、何秋濤在這方面作出了貢獻。第三，在文學上出現了大量的反侵略作品。第四，在科學技術方面有一定的成就，其中包括了對資本主義國家一些先進技術的介紹及有關理論的運用。
林則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縣（今閩侯縣）人。在中外關系上，他看得較遠。在廣州期間，他組織了對外國報紙和書籍的翻譯，譯有《四洲志》和《華事夷言》等，既介紹外國的情況，也介紹外國人對中國的看法。當英國侵略氣焰方盛時，他卻看到了北方邊防的問題，提出：“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他很注意農田水利建設，晚年在新疆修溝渠，墾田3.7 萬余頃，有利于當地農業的發展。他的著作後人編為《林則徐集》。龔自珍（1792—1841），號定庵，浙江仁和縣（今杭州市）人。作為思想家，他把當時的社會比作滿身疥癬的病體，已到了無法治療的程度。他指出當時的層層官吏以貪汙、壓榨的手段供其無恥的享受，使農民織女僅僅是為供其奴役而存在。他認為，“法無不改”，“事例無不變遷”，形勢終要發生變化，提出“更法”的主張。他的著作、後人編為《龔自珍全集》。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縣人。他在鴉片戰爭前，曾代人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又先後為林則徐等籌議漕運、水利、鹽政等問題。鴉片戰爭爆發後，他參與了浙江省前線抗英戰爭的籌劃。後來，他寫了《聖武記》，曆述清皇朝過去武功上的勝利，用意在與當時軍事上的頹勢相對照。又綜述各國曆史、地理及中國應采取的對外政策，寫成了《海國圖志》100卷。他主張變法革新，認為“小變則小治，大變則大治”，“變古愈盡，便民愈甚”。在對外國侵略的問題上，魏源反對當權派的閉塞無知和盲目自大，批判他們拒絕吸取西方國家的“長技”和把機器看作“奇技淫巧”的保守思想。他提出了有名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也就是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科學技術和養兵練兵之法，以抵禦外國的侵略。魏源的主要著作還有《古微堂內外集》等。
徐繼畬（1795—1873），號松龕，山西五台縣人。他在福建省任市政使期間，獲得世界地圖冊和西方人士的有關口述，並廣泛搜集中外文獻資料，撰成《瀛環志略》10 卷，對世界各國的史地狀況作了較系統的介紹。時人往往把此書和《海國圖志》相提並論。
張穆（1805—1849），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今平定縣）人。他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這一地區的設施，寫出有名的《蒙古游牧記》一書。他死的時候，書尚未定稿，由何秋濤補輯校印，共16 卷。
何秋濤（1824—1862），字願船，福建光澤縣人。他認為中國跟俄國接境，一直缺乏有關這一廣大邊區的專書。他研究了中國蒙古、新疆、東北地區的曆史和地理，並注意了中俄關系問題，成《北徼彙編》（即《朔方備乘》）80 卷。
林則徐等人的思想和作品，反映了時代變動在文化領域里的脈搏，影響是相當大的。
在文學方面，鴉片戰爭以後的愛國主義作品是豐富的。這類作品熱情地歌頌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嚴厲指責英國的侵略暴行和清朝統治者的對外妥協投降。著名的，如魏源的《寰海》詩，斥責了清朝官僚的投降活動，而張維屏的《三元里》詩，則描寫了三元里群眾抗英斗爭的高昂的愛國熱情和雄偉的聲勢，嘲笑外國侵略者在中國人民打擊下狼狽不堪的丑態，並對清朝統治者的妥協投降表示憤慨。民間的揭帖和歌謠，是以通俗樸素的語言和尖銳鮮明的思想，痛斥外國侵略者和清朝統治者，鼓舞人民起來反抗，富有戰斗性和鼓動性。
在科學技術方面，吳其浚、鄒伯奇和鄭複光都是有成就的。吳其浚（1789—1847），字瀹齋，河南固始縣人。他彙集古代有關植物的文獻，成《植物名實圖考長編》22 卷，共收植物838 種。又根據自己的觀察和訪問，成《植物名實圖考》38 卷，共收植物1714 種。這是我國近代植物學上的重要著作。鄒伯奇。（1819—1869），字特夫，廣東南海縣人。精于天文、曆、算及地理、測量之學，著有《甲寅恒星表》、《赤道星圖》、《黃道星圖》、《乘方捷術》等書。他在總結了中國關于幾何光學成就的基礎上，成《格術補》一書，進一步用數學方法，表述了關于反射鏡、透鏡、透鏡組等成像規律，以及關于眼鏡、望遠鏡、顯微鏡等光學儀器的基本原理。鄭複光（？—1846），字元甫，安徽歙縣人。他著有《鏡鏡詅癡》一書，把我國和西方的光學知識系統起來，闡明了望遠鏡、放大鏡和各種透鏡的制造及應用原理。他還著文，說明蒸汽輪船的結構原理，並附有詳細的圖樣，這是中國人研究近代輪船的開始。
英美等國開始在中國設立教堂，辦報紙，辦醫院，辦博物館。咸豐八年（1858），英國皇家亞細亞學會還在上海設立分會，稱作亞洲文會。這些外國人的文化活動，固然起著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但本質上還是在大炮庇護下所進行的文化侵略。
第二章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的興起和發展第一節太平天國的興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是英國，在鴉片戰爭後對中國大量推銷棉紡織品和其他工業品，破壞了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區的手工業，剝奪了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計。同時，英國的鴉片走私越來越猖獗。道光二十九年（1849），鴉片輸入超過了5 萬箱。鴉片泛濫所引起的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等問題，比戰前更為嚴重，使勞動人民的負擔更加沉重。清廷為了支付戰費和賠款，用重稅掠奪農民。地主也乘機加劇了土地兼並。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846—1850），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各省都遭受嚴重的水、旱災害，兩廣地區也是水、旱、蝗災不斷。人禍天災，使廣大人民陷入失業、破產、饑餓、死亡的困境。農民的反抗斗爭不斷在各地發生，在戰後10 年間，漢、苗、回、瑤、壯、彝、藏等族人民的起義達100 多起，廣西、湖南等省的天地會起事聲勢尤盛。到道光三十年底（1851），人民的反抗斗爭彙成一股強大的革命洪流，這就是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
洪秀全，廣東花縣（今花市）人，是一個農民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做過村塾教師，對于農民的痛苦和要求有較多的了解。他曾經幾次到廣州應考秀才，但都沒有考取。多次科場失意，使洪秀全憤懣不平。就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最後一次應試落第後，他閱讀了傳教士梁發的基督教布道小冊子《勸世良言》，並加以附會解說，按照書中的啟示，祈禱上帝，自行施洗，開始從事傳教活動。他勸人只拜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不行惡事。他的同學、塾師馮云山和族弟洪仁軒等最早接受了他的宣傳，並將村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盡行撤去。這一行動違背了傳統的風俗倫常，引起當地有勢力者的不滿，他們失去了塾師的職位。
道光二十四年（1844），洪秀全、馮云山離開家鄉去廣西，在農民中進行宣傳組織活動。不久，洪秀全回到花縣，一面教書，一面傳教，並寫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作品。稍後，又寫了《原道覺世訓》。這些作品要求平等，反對壓迫，提出了“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抨擊了封建等級制度，企望實現“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會。同時，馮云山在廣西省桂平縣紫荊山區、建立“拜上帝會”組織，團聚了會眾2000 多人，包括漢、壯、瑤各族的貧苦農民和手工業者，其中有種山燒炭的楊秀清和貧農蕭朝貴。道光二十七年（1847），洪秀全回到紫荊山區和馮云山會合。為鞏固和發展拜上帝會，他們共同策劃、制定了“十款天條”、各種條規和宗教儀式，加強對會眾進行思想和紀律教育。拜上帝會影響越來越大，因而同當地封建勢力的矛盾也逐漸尖銳起來，並由開始的反對神權發展為政治性的斗爭。地主豪紳憑借團練武裝的力量，壓制拜上帝會的活動，斗爭愈演愈烈。道光二十八年（1848），惡霸地主王作新率領團練逮捕了馮云山等人，向桂平縣衙門控以“結盟聚會”，“不從清朝法律”①。在貴縣的洪秀全聞訊立即趕到紫荊山，隨後又赴廣州設法營救。馮云山被捕入獄，洪秀全又回廣東，拜上帝會一時失去了主持人，會眾① 方玉潤：《星烈日記》，《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 冊，第82—83 頁。發生混亂。在緊要關頭，楊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體，傳言群眾，安定人心。隨後，蕭朝貴也以同樣方式取得代“天兄耶穌”傳言的資格。“天父”是拜上帝會信仰的最高主宰，它的體現者是洪秀全。楊秀清代“天父”傳言，雖然對維系拜上帝會組織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卻從此在宗教地位上取得了凌駕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權威，給日後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分裂埋下了一重危機。
馮云山在拜上帝會會眾營救下出獄後，往廣東尋找洪秀全。道光二十九年（1849），兩人重返紫荊山。這時，拜上帝會力量迅速發展起來，以紫荊山為中心，東由平南、藤縣，西至貴縣，北起武宣、象州，南迄陸川、博白，以及廣東的信宜、高州、清遠等地，都有它的組織。拜上帝會在發展和斗爭中，形成了以洪秀全為首的領導核心，成員有馮云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和石達開。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死，咸豐帝即位。當時，廣西又遇大饑荒，農民到處起來斗爭，把整個廣西省都震動了。拜上帝會起義時機已趨成熟，洪秀全要求各地會眾到金田村“團營”，整編隊伍。拜上帝會會眾到金田團營後，按軍隊編制建立了一支隊伍，與清軍展開戰斗，先後在平南縣思旺和金田附近的蔡村江大敗清軍。這兩次勝仗，穩定了金田的形勢。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 年1 月11 日），在洪秀全生日這天，洪秀全率眾在金田宣布起義，建號太平天國。
金田起義後，清欽差大臣李星沅發現太平軍與天地會不同，“實為群賊之尤”，決定集中兵力圍攻太平軍，由廣西提督向榮指揮。在清軍的圍攻下，太平軍英勇奮戰，在大湟江口擊敗清軍。咸豐元年二月（1851 年3 月），太平軍轉進武宣縣東鄉紮營。洪秀全在東鄉登極，正式即天王位。八月（9 月），太平軍擊敗新任欽差大臣賽尚阿督率的清軍的圍攻，並一舉攻克永安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蒙山縣）。洪秀全封楊秀清為東王，蕭朝貴為西王，馮云山為南王，韋昌輝為北王，石達開為翼王，規定西王以下各王都受東王節制。還訂立了軍事、政治方面的制度，頒行了天曆。
清廷急忙調集重兵包圍永安城。咸豐二年二月（1852 年4 月），太平軍由于城中糧、鹽、彈藥都很缺乏，于是突圍北進，出廣西入湖南。在湖南南部連克道州、郴州，當地天地會及勞動群眾參加太平軍的很多，其中的挖煤工人組成了土營。其時已是七月（8 月）。十月（12 月），以久攻長沙未下，轉占益陽。十一月（12 月），克岳州。太平軍在益陽、岳州獲得大批軍火、船只，組織了水營。在進軍的戰斗中，馮云山、蕭朝貴先後犧牲。
太平軍撤離岳州後順流東下，進入湖北，連克湖北重鎮漢陽、漢口。咸豐二年十二月（1853 年1 月），攻占湖北省城武昌。湖北巡撫常大淳等敗死。清廷震驚，將欽差大臣、署湖廣總督徐廣縉革職拿問，命署湖北提督向榮為欽差大臣專辦兩湖軍務，以兩江總督陸建瀛為欽差大臣防守安徽、江蘇，以署河南巡撫琦善為欽差大臣駐防河南，妄圖堵截太平軍。太平軍在武昌停留了將近一月。咸豐三年正月（1853 年2 月），洪秀全放棄武昌，統率大軍，水陸並進，連克江西九江、安徽安慶、蕪湖等地，兵臨南京城下。二月初十日（3 月19 日），太平軍攻破南京外城，斬兩江總督陸建瀛。翌日，攻克內城，殺江甯將軍祥厚等。太平天國把南京改稱天京，定為都城。隨後，太平軍又先後攻克江南重鎮鎮江和江北重鎮揚州，肅清了天京外圍的殘敵。
太平軍在進軍途中，堅決鎮壓和打擊官僚、豪紳、地主，焚燒衙門、糧冊、田契、借券，對封建統治秩序進行了掃蕩。而對于人民群眾則愛護備至，“所過之處，以攫得衣物獻給貧民，..謂將來概免租賦三年”①。這使太平軍到處受到群眾的歡迎和擁護，連反對者也不得不承認，太平軍至“爭迎之，官軍至皆罷市”，“鄉民處處助賊打仗”②。因此，太平天國起義獲得迅猛發展。
① 張德堅：《賊情彙纂》，《太平天國》第3 冊，第271 頁。
② 張德堅：《賊情彙纂》，《太平天國》第3 冊，第272、275 頁。
第二節太平天國的制度和政策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它明確提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規定把田地按好壞分成九等，在分配時好壞搭配，不分男女，16 歲以上的都可以分到一份，15 歲以下的減半。它還規定，居民25 家為一基本單位，稱為“兩”。地方基層政權建立鄉官制度。各家農副業生產所得，除個人消費部分以外，其余都應繳歸國庫。婚喪等額外開支，都由國庫按定額發給。太平天國想通過實施這個制度，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
《天朝田畝制度》大大發展了過去農民戰爭提出的均貧富和均田的思想，反映了廣大農民迫切要求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願望，具有重要曆史意義。但是，這個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的辦法，給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所設計的那一套方案，卻不切合實際。要在小生產的基礎上廢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會財富，以求人人平等，這是農民的平均主義空想。《天朝田畝制度》的理想沒有能夠實現，也不可能實現。為了適應現實的迫切需要，太平天國不得不采取一些較為切實可行的措施，在安徽、江西等地實行“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這一政策是仿照清朝的辦法，即地主是田賦的主要交納者，征收地丁銀和漕糧。這表明太平天國承認地主占有土地，並允許地主收租。封建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雖然受到沖擊，但並沒有改變。盡管如此，在太平天國轄境內，由于很多地主被殺或逃亡，原來耕種地主土地的農民不再向他們交租了。留下來的地主大都失去了昔日的威風，不少佃農拒絕向他們交納或者少交田租。這一切說明農民的生活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國一度在天京完全廢除私有財產，生活必需品由國庫按定額供給。居民按性別分別編入男館女館，夫婦不得同居。男子除參加軍隊者以外，都要參加生產或在政府機關中服役，女子大致相同。商業也被廢除。對于手工業，則由諸匠營和百工衙統一經營管理。諸匠營和百工衙只是為供應太平天國的需要而生產，產品直接分配給各單位，不經過市場進行交換，生產者除吃穿之外別無報酬。洪秀全等太平天國領導人依照農民平均主義思想所制定的改造城市的方案，讓居民過平均主義式的生活，有城無市，原來的城市變成了城堡，這是違背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向的，所以終于遭到失敗。咸豐四年底、五年初，他們允許居民恢複家庭生活，承認私營工商業，天京的秩序逐漸恢複原來的狀態。
太平天國還規定了尊重婦女的政策。《天朝田畝制度》中規定婦女跟男子同樣分得土地，規定“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廢除買賣婚姻。太平天國曾提倡“一夫一婦”，禁止娼妓、纏足、買賣奴婢等封建陋習。他們還建立了女軍，設立了女官，還享有參加考試的權利。這些措施對封建宗法制度起了沖擊作用。但是，洪秀全、楊秀清等領導者卻仍沿襲曆代封建帝王的妃嬪制。洪秀全還宣揚“妻道在三從，勿違爾夫主”之類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
在思想文化領域，太平天國對孔子和儒家的正統權威進行了一次沖擊。
金田起義前，洪秀全便在他的私塾中撤去孔子的牌位。在道光二十八年撰寫的《太平天日》中，洪秀全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反孔思想，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並把孔丘像捆擲在“皇上帝”面前，接受審判、斥責和鞭撻，使“孔聖人”威風掃地。金田起義後，太平軍所到之處盡情掃蕩孔廟和孔子等人的牌位，把儒家經書斥之為“妖書”，宣布“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①。這樣空前猛烈地沖擊孔孟及儒家經書，無疑具有革命意義。但是，太平天國並沒有對儒家思想中的封建性糟粕進行任何實質性批判，對四書、五經也只是刪去鬼神祭祀之類的字句，或做些枝節的文字改動，而把儒家思想中的基本內容如等級制、三綱五常、天命論等，都保留了下來。
在對外關系方面，太平天國雖然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本質認識不清，但他們反對不平等條約，嚴禁鴉片輸入，堅持了反對外國侵略的立場。咸豐三年三月到四年五月（1853 年4 月—1854 年6 月），英國公使文翰（S.G.Bonham）、法國公使布爾布隆（A.de Bourboulon）、美國公使麥蓮（R.M.McLane）等先後打著“中立”的幌子到天京訪問。他們訪問天京，是為了窺視太平天國的實際情況，試探太平軍及其領導對西方國家的態度，以便確定其侵華政策的具體措施。這些公使到天京後，企圖脅迫太平天國承認各國在華的侵略利益。文翰就把《南京條約》抄送給太平天國政府，其用意是要太平天國承認此項不平等條約。他還揚言，如果革命觸犯了英國的利益，他們將會像發動鴉片戰爭那樣來對付太平天國。洪秀全、楊秀清等人沒有屈服于外國侵略者的恫嚇，拒絕承認《南京條約》。而對于正當貿易，太平天國則加以鼓勵。當時中國大宗出口的絲、茶，一部分是產自太平天國的轄境之內，另一部分則必須通過太平天國占領區才能外運。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絲、茶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逐年上升。
① 黃再興：《詔書蓋璽頒行論》，《太平天國》第1 冊，第313 頁。
第三節清廷對抗太平軍的措施太平天國起義的勝利發展，沉重打擊了清朝的統治，京師震動。據記載，“官眷出城者約有四百家，崇文、宣武兩門外官宅十空其六七。錢鋪閉歇者，自二月十五後相繼，共有三百家。典鋪當者，以十千為率。銀價斗落至大錢一千二三百文一兩，西客收帳，商賈歇業”。①為了維持統治地位，清廷采取了一些對抗太平軍的措施。
太平軍占領南京後，清廷命欽差大臣向榮率清軍到達南京城東孝陵衛，成立“江南大營”；另一欽差大臣琦善率清軍至揚州，成立“江北大營”，以圖形成包圍天京的態勢。
由于八旗、綠營的潰敗，咸豐帝于二年底（1853 年初）命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紳舉辦團練，組織地主武裝。曾國藩所辦湘軍，就是其中之一。曾國藩，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咸豐二年底，他因喪母在籍，咸豐帝命他去長沙幫同湖南巡撫辦理團練。他以羅澤南的湘勇為基礎，“別樹一幟，改弦更張”①，略仿明戚繼光的成法，募練了一支不同于綠營的軍隊——湘軍。湘軍任用一批知識分子為營官，主要有羅澤南、彭玉麟、李續賓等。他們和曾國藩一樣，都篤信程朱理學，熱心于經世致用之學。曾國藩以同鄉和倫常的封建情誼作為維系湘軍的紐帶，選將募勇堅持同省同縣的地域標准，鼓勵兄弟親朋師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營。實行士兵由營官自行招募，每營士兵只服從營官一人，整個湘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形成一種嚴格的封建隸屬關系。對士兵進行三綱五常為核心的思想教育和嚴禁擾民、嫖賭、吸食鴉片的軍紀教育，進行技擊、槍法和陣式的軍事訓練。咸豐四年二月（1854 年3 月），湘軍編練成水陸兩軍，共1.7 萬余人。于是，曾國藩和他的湘軍，成為清朝統治的重要支柱和太平天國的凶惡敵人。
為鎮壓太平軍，至咸豐三年六月，清廷已撥軍餉2963 萬余兩，戶部庫存正項待支銀僅剩22.7 萬余兩，“度支萬分窘迫，軍餉無款可籌”①，于是千方百計進行搜括，除加重原有捐稅、廣開捐輸、行大錢、發鈔票等外，又實行厘金制度。厘金分為兩種，一是行商的貨物過境稅，一是坐商的交易稅，稅率約為1％。咸豐三年九月，清幫辦江北大營軍務大臣雷以誠在揚州仙女廟等地開征。第二年，推行到許多地區。最初是征收過境的糧食，後來范圍日益擴大，成為一種常規，有些州縣稅卡林立。厘金制度是一種沉重的經濟勒索，它增加了人民的負擔，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① 吳昆田：《潄六山房全集》卷9。
① 《與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書劄》卷2。
① 王先謙：《東華續錄》咸豐朝，卷24。
第四節太平軍北伐和西征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隨即派兵北伐和西征，對清統治區實行了大規模的主動出擊。
咸豐三年四月（1853 年5 月），林鳳祥、李開芳率太平軍自揚州出發，開始了北伐。北伐軍在浦口上岸，經安徽北上，一路連破州縣，五月入河南，在歸德（今商丘）斃傷清軍3000 余人。隨後沿黃河沿岸西進，攻省城開封，不克。于是在汜水、鞏縣之間渡過黃河，六月進圍懷慶（今沁陽）。清廷派直隸總督訥爾經額為欽差大臣，調集北方兵力約2 萬人防堵。北伐軍在這里同清軍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圍攻將近兩個月，未能攻克。八月，北伐軍撤圍，入山西，複經河南入直隸，擊潰訥爾經額所率清軍，克軍事重鎮臨洺關。九月，進占深州。咸豐帝命惠親王綿愉和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調集軍隊阻擋北伐軍。京中官紳逃遷者甚多，情況極為混亂。北伐軍乘虛東進，前鋒直抵楊柳青，進逼天津。清軍決運河堤放水，北伐軍進攻天津受阻。時屆隆冬，北伐軍糧盡衣缺，于咸豐四年正月（1854 年2 月），棄靜海、獨流南撤，四月（5 月）轉據山東東光縣連鎮待援。天京派出的援軍，曾到達山東境內，不幸在臨清失敗。北伐軍聽到援軍北上的消息，由李開芳分兵自連鎮南下接應，被清軍圍于山東高唐州。北伐軍被截斷兩地，處境更為困難。經過一年多的英勇戰斗，北伐軍糧盡援絕，于咸豐五年先後失敗。
為了確保天京，奪取安慶、九江、武昌三大軍事據點，控制長江中游，發展在南中國的勢力，與北伐軍出發的同時，太平天國又派兵西征。咸豐三年四月（1853 年6 月），胡以晃、賴漢英、曾天養等率太平軍溯江西上。西征軍進展極為順利，五月即攻克安慶，進圍南昌。八月，撤南昌圍。此後，西征軍分為兩支。一支由胡以晃率領，以安慶為基地，經略皖北，不久攻克皖北重鎮廬州（今合肥）。太平天國占領安徽的廣大地區，成為西征軍的運輸要道，也是太平天國的主要給養地和戰略要地。另一支由石祥禎、韋俊率領，攻占九江，沿江西上。咸豐三年九月（1853 年10 月），再克漢陽、漢口，因兵力不足，退守黃州。曾天養率部來援，于四年正月（1854 年2 月）在黃州大敗清軍，湖廣總督吳文镕自殺。西征軍乘勝三克漢口、漢陽，圍攻武昌，並分軍進入湖南。
攻入湖南的太平軍遇到了曾國藩湘軍的頑抗。曾國藩率湘軍傾巢出動，並發表了《討粵匪檄》，攻擊太平天國農民戰爭。三月，西征軍在岳州大敗湘軍，進占靖港，分軍攻取湘潭，鉗制長沙。太平軍在湘潭同湘軍水陸激戰，傷亡很大，于是棄湘潭，突圍走靖港。這時，靖港的太平軍幾乎全殲湘軍水師，曾國藩羞怒交加，投水尋死，被隨從救起。太平軍在靖港的勝利，並未能挽回湘潭失敗所造成的局勢，被迫放棄鉗制長沙的打算，從而給曾國藩以喘息的機會。湘軍經過休整補充，六月重新出動，攻陷岳州。八月，湘軍進入湖北，直逼武昌。太平軍迎擊湘軍，戰斗一整天，武昌、漢陽相繼失守，停泊在漢水的大批船只也被湘軍焚毀。這時，太平軍在西征戰場上也處于嚴重不利地位，曾國藩的氣焰極為囂張，叫嚷要“肅清江面，直搗金陵”。①面對西征戰場失利的局勢，楊秀清急調石達開為統帥，率軍西援，進駐江西湖口。咸豐四年十二月（1855 年1、2 月），太平軍用誘敵深入、以少① 《請飭各路帶兵大臣督撫擇要防堵片》，《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4。勝多的戰術，在湖口和九江兩次戰役中痛殲湘軍水師。曾國藩率殘兵敗將逃往南昌。太平軍乘勝西進，咸豐五年正月（1855 年2 月）占領漢口、漢陽，二月（4 月）三克武昌。
在江西大捷的同時，太平軍又在天京外圍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破圍戰。這場戰斗，是從保衛鎮江開始的。咸豐六年二月（1856 年3 月），太平軍鎮江守將吳如孝率部與增援的秦日綱軍內外夾攻，大敗清軍，解鎮江圍。太平軍隨即乘勝渡江，連克揚州、浦口，大破江北大營。四月，太平軍又回師鎮江，大破清營七八十座，江蘇巡撫吉爾杭阿自殺。太平軍乘勝攻破江南大營，向榮率殘軍敗退至丹陽斃命。太平軍擊潰江北、江南大營，解除了威脅天京三年之久的軍事壓力。
太平天國經過三年多激烈的軍事斗爭，在長江中下游取得了重大成就，控制了從武昌到鎮江沿岸的城鎮，安徽、江西、湖北東部以及江蘇部分地區都為太平天國所掌握。
在太平天國勝利發展的鼓舞下，各地人民的反清起義蓬勃地發展起來。
主要有：長江流域以南和東南沿海廣大地區天地會及其支派起義，北方的撚軍起義和西南地區以少數民族為主的起義。上海小刀會起義和廣東佛山鎮（今佛山市）陳開、李文茂起義是天地會系統中有名的起義。上海小刀會于咸豐三年（1853）八月在劉麗川領導下起義，占領上海縣城及附近各縣，到咸豐五年初在清軍和英法侵略武裝的聯合鎮壓下失敗。陳開等于咸豐四年（1854）在佛山起義，圍攻廣州城。第二年轉入廣西省，在潯州府城（今桂平縣）建立“大成國”。咸豐十一年（1861）失敗。
撚軍活躍在安徽、河南、山東西南部和江蘇北部一帶，以破產農民、游民等為主要成分。咸豐元年（1851）以後，因黃河決口，大雨成災，人民無以為生，原來以數十人、數百人為一股的撚軍開始起義。咸豐三年因受太平軍北伐的推動，撚軍的起義有了發展。咸豐五年，各路撚軍會集于安徽蒙城雉河集（今渦陽縣），推張洛行為盟主。此後，撚軍成為北方反清斗爭的主力。太平天國失敗後，撚軍和太平軍余部聯合作戰，一直堅持到同治七年（1868），轉戰八省，給清朝反動政權以沉重的打擊。
第三章各族人民的反清斗爭鴉片戰爭以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期間，隨著各種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少數民族反抗清朝壓迫的斗爭此起彼伏。其中以云南杜文秀領導的各族人民大起義、貴州張秀眉領導的苗民大起義、西北回民大起義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大起義，聲勢最為浩大，影響也最為長久。
第一節云南各族人民大起義①云南回回大規模的反清斗爭始于咸豐六年（1856）。咸豐六年，昆明官紳屠殺回民，並傳當局有滅回之諭，這使各地回民心懷疑懼，紛紛聚眾自保。回民杜文秀就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聯絡漢族、彝族和白族人民在蒙化舉起了反清的大旗。
杜文秀領導的起義軍紀律嚴明，所到之處，實行公平交易，不取百姓一草一木，農民工商各安生理，人心說服。起義軍先後奪取了53 座城，占全省的大半。在攻占大理城後，杜文秀被起義群眾推舉為兵馬大元帥，建立了大理政權。
杜文秀建立的大理政權，有明確的革命目的，就是推翻清朝統治。大理政權制定了文武官制，並制定了軍政管理條例。杜文秀領導的大理政權，特別注意協調民族關系，在起義的官兵中，漢族居多數，同時還有其他兄弟民族。為此，大理政權設有處理兄弟民族事務的專職人員。杜文秀的重要謀士、大司寇李芳園和大司空李國綸，都是傑出的漢族將領。軍隊中不少的高級將領都是由彝人擔任的。同時，大理政權還注意興辦水利，發展農業生產，減輕人民負擔，並鼓勵手工業和商業經營，發展同緬甸的貿易往來。杜文秀領導的大理政權，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擁護。
自攻占大理後，大理政權逐步向外發展。到同治六年（1867）十月以前，除云南大半地區都處在大理政權的控制下，杜文秀還派出別動隊去貴州、陝西、四川等地發動起義，起義軍在西南地區的勢力迅速擴展。大理政權受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很深，曾主動派軍同石達開的太平軍配合行動。
杜文秀建立帥府不久，清軍來攻，滇西趙州失而複得，清軍潰退。咸豐十年（1860），清軍再次來攻，清提督褚克昌戰死，清軍覆沒。同治二年（1863），清軍三次來攻，義軍奮戰擊敗清軍。同治五年（1866），清軍第四次來攻，于次年三四月間敗歸。清統治者曾于同治元年招降杜文秀，並派專員前往，被杜文秀嚴辭拒絕。
同治六年（1867）十月，杜文秀任命蔡廷棟為大經略，舉十八大司、20余萬大軍東征昆明，擬先肅清全滇，再圖川、黔。但這時太平天國已被消滅，反動政權已能集中力量來對付云南起義軍。盡管如此，東征一開始，形勢仍發展得很快，不久，起義軍就對昆明形成了包圍，但由于蔡廷棟不能督率各軍乘勝攻下昆明，反而屯兵城下將近兩年之久，以致坐失戰機，使清軍有整頓部署的機會。同治八年八月，因將帥不和，大司疆段成功率所部降清，蔡廷棟所部潰散。形勢急轉直下，義軍由優勢轉為劣勢，清軍轉守為攻。
同治十一年（1872），清軍破上、下兩關，進逼大理。十一月，大理城外防守工事盡失，外援斷絕，城中誓死抵抗。清軍用火藥穿地道，把東城轟壞了十幾丈，但仍進不得城。十一月二十五日，杜文秀召集文武官員會議。大司衡楊榮提議“歸順”。杜文秀最後決定，犧牲自己以換取全城百姓的生命安全。第二天，他和全家服毒自盡。但他的善良願望沒能實現。清云南巡撫岑毓英到大理後，便背信棄義，殺死了全部降將，血洗了大理城，各族男女老少幾乎無一幸免。
① 本文材料采用《中國少數民族》第129 頁，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又《杜大元帥墓表》、《回回民族的新生》，載《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北師大出版社1992 年版。
云南人民反清運動雖然被鎮壓下去，但杜文秀領導的以回漢聯合為基礎的各族人民聯合反清運動，他們所奉行的綱領，在中國農民運動史和中國民族關系史上，都是很大的創舉。
杜文秀死後，他的大司空李國綸在騰越一帶堅持到光緒二年（1876），直至被俘，不屈而死。這去大理失守已5 年了。
第二節貴州苗民大起義①早在清乾嘉年間，湘西、黔東北地區的苗族人民在石柳鄧、石三保、吳半生、吳八月等領導下，于1795 年展開了大規模的反清起義，以“逐客民（指滿、漢地主、官吏）、複故地”為號召，並提出“窮苦兄弟跟我走，大戶官吏我不饒”等口號。起義軍聲勢浩大，所到之處，對民憤極大的貪官汙吏和滿、苗、漢地主惡霸都給予嚴懲。清廷慌忙調集云貴、兩廣、兩湖和四川七省兵力，由云貴總督福康安率領，前往鎮壓。後來起義軍與白蓮教起義軍相呼應，使清軍顧此失彼，起義一直堅持到嘉慶十二年（1807），前後達12年之久。
鴉片戰爭以後，咸同年間，黔東南等地又爆發了以張秀眉為首的苗民大起義。各路起義軍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幾乎攻占了整個黔東南地區，他們與各地以漢族為主的“教軍”、“號軍”相互配合，和侗、水、布依、瑤等族農民起義軍密切聯系，協同作戰，後來還與太平天國石達開的部隊取得了聯系，直接或間接地打擊了清皇朝的統治。起義先後堅持了18 年（1855—1873）之久，是苗族曆史上時間最長、影響范圍最廣的一次斗爭。苗族人民紀念這次運動中傑出領袖張秀眉等的頌歌一直流傳到今天。
張秀眉領導的貴州苗族大起義與杜文秀領導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義以及與太平天國革命都是利害相關的。當太平天國革命勢力昌盛時，清統治者主要先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無法抽調軍隊南下鎮壓貴州和云南起義；而當太平天國革命被殘酷鎮壓下去後，反動統治者就馬上調集軍隊，回過頭來全力鎮壓云南和貴州起義。貴州和云南起義軍之間的關系也是如此，在貴州苗族大起義被鎮壓後不久，大理政權也繼而遭到統治者的殘酷鎮壓。
① 本文資料采用《中國少數民族》第453—454 頁，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今有刪改。第三節西北回民大起義①西北回民大起義始于同治元年（1862），規模之大，遍及陝西、甘肅（包括甯夏、青海）以及新疆各地。
同治元年春，在太平軍扶王陳得才部聯合撚軍進入陝西的直接推動下，關中各地回民紛起響應，短時間內形成了十八大營，其首領是白彥虎等18人。起義軍曾包圍西安達3 年之久，還曾包圍了潼關，一度威脅著陝晉豫的咽喉要地和山西濱河一帶的地區。在周至，則有與杜文秀及太平天國有聯系的藍大順據守。陝西回民起義不久，即與甘肅西南部回民取得聯絡，于同年秋占據泰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安。翌年，平涼、固原、西甯、狄道、河州、甯夏，先後為義軍所占據。當同治五年（1866）撚軍梁王張宗禹等部進入陝西時，原來已經退到甘肅的陝西回民起義軍又紛紛東下，與撚軍協同戰斗，“撚回合勢”曾造成西北反清革命形勢的高潮。甘肅回民起義軍的迅猛發展，在甘肅形成了以金積堡、河州、西甯、肅州為中心的四個反清基地，起義領袖為馬化龍、馬占鼇、馬桂源、馬文祿。
清廷先是用了大力來對付陝西的回民起義。從甘肅、直隸調來大量軍隊，特派勝保作欽差大臣，負責全省軍務。勝保屢次打敗仗。1862 年11 月，又派多隆阿代替勝保。多隆阿在攻取周至時戰死，由穆圖善接替了他。自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 戰爭互有勝負，起義軍沒有退出陝西。甘肅方面雖然已陸續有清軍的援軍開去，但都不濟事。同治五年（1866）三月，蘭州清軍內部火並。而這時，陝甘饑民也揭竿而起。甘肅回民起義軍，在這種情況下就更強大起來。
太平天國革命被鎮壓下去後，清統治者于同治六年（1867）抽調更多軍隊來對付回回起義軍，並任命左宗棠作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左宗棠受命後，于翌年六月將撚軍鎮壓下去，其後便制定了所謂三路平回之策。一是派劉松山由綏德取道花馬池，進攻金積堡，這是北路。二是派周開錫由秦州進攻鞏昌、河州、狄道，這是南路。左宗棠和劉典，親督大軍自乾州，沿陝甘大道入甘，這是中路。和這種進兵計劃相配合的，是招撫活動于陝北和甘肅合水、甯州和正甯等地的董福祥起義軍，並舉辦軍民屯田，以減縮動蕩的范圍，安定清軍後方。
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移軍乾州，誘逼陝境回回入甘，以集中兵力，專心來對付甘肅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