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八月，劉松山進兵靈州，進逼吳忠型，又分兵到峽口甯夏，對金積堡形成包圍的態勢。金積堡地區的起義領袖馬化龍團結了本地的回回，並吸收了從陝西入甘的白彥虎等部隊，在金積堡周圍布置了五百七八十座堡寨，時時出奇兵攻擊並截斷了清軍的糧運。劉松山頑強地向金積堡進攻，曾縮小了包圍圈，破壞了起義軍不少的堡寨。翌年正月，劉松山被白彥虎部下打傷致死。劉松山的侄兒劉錦棠繼帥其眾，采取嚴密包圍的辦法，長期圍困。金積堡人多糧少，日子一久，便無法解決食糧問題，至十一月，馬化龍恐日後堡破，人民死亡太重，決心以個人的生命來換取大眾的生命，便向清軍投降。馬化龍父子因此受到凌遲，但不少的回回生命卻得以保全，被安置到平涼。① 本文采用白壽彝著《回回民族的新生》，載《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北師大出版社1992 年版；《中國少數民族》第129—130 頁，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今有刪改。
同治十年（1871）七月，左宗棠率清軍主力直接進攻河州馬占鱉領導的回回義軍。馬占鼇占太子寺作據點，環營掘成長壕，聯絡數十里，憑山依水，護以長堡。並分兵斷清軍糧運，迫使清軍不得不宰騾馬為糧。又在除夕，乘清軍宴饗，連夜築起3 座堡壘，阻斷了清軍的聯絡，使他們前後不能相顧。翌年正月，馬占鼇發動反攻，把清軍打得大敗。清提督傅先宗、徐文秀，總兵鄭守南、李其祥，副將盧才華、王福昌，參將吳明勝、陳東海都被打死了。起義軍大獲全勝，但馬占鼇卻乘著大勝的機會要求投降。這完全出乎左宗棠的意外。河州算是在戰後沒有經過屠殺和移民。西甯等地，至同治十二年（1873）才被完全鎮壓下來，領袖們有的投降，有的被殺，有的是被臠割而死的。
肅州馬文祿領導的起義軍，成為陝甘回回義軍最後彙合的堡壘。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派徐占彪進軍肅州，後又加派隊伍。肅州周圍100 多個堡壘盡被破壞，肅州被圍困起來。清軍日夜用炮轟城，城隨坍隨壘。清軍掘隧道，馬文祿則從城內截斷。清軍整整攻了18 個月，肅州仍未攻下。翌年八月，左宗棠親自到肅州督戰，劉錦棠也從西甯率軍前來。在其他根據地盡皆覆滅的情況下，肅州是處在清軍優勢兵力的包圍之下，其孤立無援、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八月間，馬文祿被迫放棄了戰斗，向左宗棠請罪。結果，他和另外8 名領袖被磔，城內居住的回回，除土著者不准移動外，從甘州、關外、西甯、河州、循化及陝西來的回回，共1573 人全被屠殺。夜間清軍又進城放火，把城內回回5400 余人也全部屠殺。起義軍唯一逃脫血腥屠殺的，只有白彥虎所率領的隊伍。
以白彥虎為首的陝西回族在河州戰役結束後，同當地回族、撒拉族結成聯軍，為了民族的生存，恃險拼死抵抗，給進犯清軍以不斷的打擊。由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底，前後兩月有余，大小50 余戰。十一月十九日，劉錦棠進駐西甯後，白彥虎深知左宗棠的殘忍刁詐，誓不投降，率領眷屬及黨羽約2000 余人，于翌年二月下旬由大通經永安冒著冰雪嚴寒向河西奔去。三月初，白彥虎率部通過僅容單車行走又有5 營清軍防守的扁都口，經山丹、東樂至甘州城外，三至四月中進至高台，肅州回民曾多次出城配合白彥虎部迎擊清軍，但由于清軍截擊，白彥虎不願進駐肅州，而是率部經文殊山進軍嘉峪關外，由敦煌奔向哈密①。後在左宗棠的追擊下，白彥虎部又由新疆轉道至今吉爾吉斯坦共和國境內，他們的後人至今仍生活在那里，稱東干族。
這次西北回民大起義的結局是非常慘烈的，陝甘回族人民遭受了重大的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它雖然被清朝統治者殘酷鎮壓下去，但同時，也給了封建統治者以沉重的打擊。它是當時以漢族人民為主體的遍及全國反清高潮的一個組成部分。
① 有關白彥虎的材料，參見馬壽千《同治年間陝甘回民自衛抗清斗爭述略》。第四節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爭②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在太平天國、撚軍和云南、陝西、甘肅各族人民的武裝起義影響下，新疆各族人民也紛紛起義，反抗清朝的統治。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斗爭是西北以回民為主的各族人民大起義的一個組成部分。
同治三年（1864），庫車的維吾爾族和回族人民首先發起武裝暴動。烏魯木齊、莎車、伊犁、巴里坤、奇台、哈密、木壘、濟木薩、昌吉等地各族人民也紛紛響應。一時間，新疆幾乎全部成為起義群眾的天下。迅猛的反清風暴席卷天山南北，震撼了清朝在新疆的統治。
在南疆和北疆的廣大地區，先後出現了幾個互不統屬的割據政權：以庫車為中心的熱西丁汗和卓（回族），以烏魯木齊為中心的妥明（回族），以和田為中心的哈比布拉汗（維吾爾族），以喀什為中心的金相印（回族）與思的克伯克（柯爾克孜族）和以伊犁為中心的塔蘭其蘇丹（維吾爾族）。但是，由于“民族”的、“宗教”的旗號轉移了群眾斗爭的目標，以致維吾爾族和新疆各族人民用鮮血換來的勝利果實，最終被一小撮民族和宗教上層所篡奪。
② 本文采用《中國少數民族》第180 頁，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今有增刪。第四章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政局的變化第一節英、法發動侵華戰爭和《天津條約》咸豐六年到十年（1856—1860），正當太平天國起義達到高潮的時候，英國和法國在俄美兩國支持下，對中國發動了一次新的侵略戰爭。它們企圖利用中國國內戰爭的機會，脅迫清廷全面修改條約，擴大鴉片戰爭中所取得的侵略權益。因這次戰爭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繼續，曆史上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
咸豐六年九月初十日（1856 年10 月8 日），廣東水師在黃埔停泊的中國船“亞羅”號上逮捕了12 名海盜。英國蓄意挑起事端，硬說這是一只英國船，並說船上懸掛了英國國旗，而這面旗子受到了中國士兵的侮辱。九月二十五日（10 月23 日），英國艦隊悍然向廣州進犯。十月初一日（10 月29日），英軍攻進廣州城，大肆焚掠。當地人民和清軍奮起抵抗。英國兵力不足，被迫撤走。
英國在“亞羅”號事件發生後，決定擴大侵略戰爭，任命額爾金（Earl ofElgin）為全權專使，率領一支海陸軍前來中國，同時要求法國共同出兵。法國即借口天主教神甫馬賴（A.Chapde－ laine）在廣西被殺，派葛羅（BaronJ.B.L.Gros）為全權專使，率軍來華。美國和俄國也積極支持，英、法、美、俄四國結成了侵略中國的聯合戰線。
咸豐七年十一月初九日、十二日（1857 年12 月24 日、27 日），額爾金、葛羅向兩廣總督葉名琛等發出通牒，限24 小時內讓出廣州城。葉名琛忠實執行清廷“息兵為要”的方針，不事戰守。十三日（28 日），英法聯軍進攻廣州城。都統來存、千總鄧安邦等率兵頑強抵禦，次日失守。葉名琛被俘，被解往印度加爾各答，咸豐九年（1859）病死于囚所。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投降，柏貴在以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H.S.Parkes）為首的“聯軍委員會”的監督下繼續擔任原職，供敵驅使。
在敵人入侵的嚴重形勢面前，當地人民在佛山鎮成立團練局，集合數萬人，經常武裝攻城，使侵略者膽顫心驚。香港、澳門同胞也開展抗英斗爭，以為支援。咸豐八年，香港島人口僅8 萬人，而離港返回內地的各業中國工人約2 萬人，使英國殖民者的日常生活陷于困境。
英法聯軍侵占廣州後，小部分留守，大部分乘軍艦北上，于咸豐八年三月（1858 年4 月）到達大沽口外。俄國公使普提雅廷（E.B.Пyтятин）、美國公使列衛廉（W.B.Reed）也陸續到達，他們表面上扮演了“調停人”的角色，實際上卻為英、法出謀畫策。四月初八日（5 月20 日），英法聯軍炮轟大沽炮台。守台清軍英勇還擊，然而直隸總督譚廷襄等人毫無斗志，爭相逃跑，大沽陷落。侵略軍溯白河而上，進逼天津城下，揚言即將進攻北京。腐朽的清廷急忙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
五月十六日、十七日（6 月26 日、27 日），桂良、花沙納分別同英、法訂立《天津條約》。十月初三日（11 月8 日），英、法又迫使清廷訂立《通商章程善後條約》。這些不平等條約規定：外國公使駐北京；增開牛莊（後改在營口）、登州（後改在煙台）、台灣（台南）、淡水、潮州（後改在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外國商船可以在長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國人可往內地游曆、通商、傳教；鴉片貿易合法化；中國海關由外國人幫辦稅務；進出口貨物一律按時價抽5％的關稅，外貨入內地只加征2.5％的子口稅；對英國賠款銀400 萬兩，對法國賠款銀200 萬兩。在中英、中法《天津條約》訂立前，俄國公使普提雅廷誘逼清廷于五月初三日（6 月13 日）首先訂立了中俄《天津條約》，取得了許多特權，還特別規定兩國派員查勘“從前未經定明邊界”，以便通過“勘界”來侵占中國領土。美國公使列衛廉也于五月初八日（6 月18 日）迫使清廷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同樣攫取了許多特權。
第二節英法侵略戰爭再起和《北京條約》《天津條約》簽訂後，英法侵略者仍不滿足，准備再次擴大侵略戰爭。
咸豐九年五月二十日（1859 年6 月20 日），英國公使普魯斯（F.W.A.Bruce）、法國公使布爾布隆、美國公使華若翰（J.E.Ward）借口到北京與清廷交換《天津條約》批准書，分別率領軍艦到達大沽海口。清廷通知他們從北塘登陸進京。英、法公使拒絕清廷的安排，堅持以艦隊溯白河進京，並于二十五日突然襲擊大沽口炮台。守衛炮台的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等，在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的指揮下，發炮還擊，擊沉擊傷敵人艦艇多艘，打死打傷敵人近500 人，史榮椿、龍汝元等將士陣亡。英法侵略軍狼狽逃走。在戰斗中，美國艦隊從旁協助英法聯軍作戰和撤退。七月，美國公使華若翰由北塘進京，並在返回北塘時與直隸總督恒福交換中美《天津條約》批准書。在此之前，俄國代表已在北京換約。
大沽戰役是英法侵略者挑起的，清軍被迫還擊，完全是為了保衛自己國家的正義行動。馬克思在論述這次戰役時指出：“中國當局不是反對英國使節前往北京，而是反對英國武裝船只上駛白河。..難道法國公使留駐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他率領一支法國武裝遠征隊強行駛入泰晤士河的權利嗎？..就算是中國人必須接納英國的和平公使入京，他們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國人這樣做，並不是違背條約，而是挫敗入侵。”①但是，英、法統治階級卻叫嚷要對中國“實行大規模報複”。英國首相巴麥尊派的報紙竟然揚言：“大不列顛應該對中國海岸線全面進攻，打進京城，將皇帝逐出皇宮..。無論如何總得采取恐怖手段，..應該教訓中國人尊重英國人，英國人高中國人一等，應該做他們的主人。”②一時間，戰爭鼓噪聲甚囂塵上。
咸豐十年（1860）初，英法兩國分別任命額爾金和葛羅為全權代表，率艦隊前往中國，再次發動侵略戰爭。六月（7 月），英法聯軍抵大沽口外。俄國公使伊格那提耶夫（H.П.И rнaтьев、美國公使華若翰也先後到達，再次以“調停人”為名，配合英法侵略軍行動。伊格那提耶夫還向英法聯軍提供了北塘未設防的情報。六月十五日（8 月1 日），英法聯軍在北塘登陸。隨後，侵略軍攻占塘沽、大沽等地，七月初八日（8 月24 日）侵占天津。在清廷派桂良等同侵略者進行的談判破裂後，八月初四日（9 月18 日），英法聯軍攻陷通州。初七日（21 日），清僧格林沁部與敵軍在八里橋激戰潰敗。初八日（22 日），咸豐帝帶領一批官員逃往熱河（今河北省承德市），令其弟恭親王奕留守北京，負責和議。在英法聯軍攻打北京前夕，伊格那提耶夫參與研究攻城計劃，並提供俄國使團私自測繪的北京平面圖，指出城防最薄弱的地點。八月二十九日（10 月13 日），英法聯軍侵占安定門，控制了北京城。侵略軍一路燒殺搶劫。八月二十二日（10 月6 日），英法聯軍占領了清廷經營了150 多年的圓明園。圓明園這個綜合中西建築藝術，規模宏大，舉世罕見的壯麗宮殿，及其收藏的許多精致藝術品和珍貴圖書文物，在被英法聯軍洗劫一空之後，在英國首相巴麥尊的批准下，又被放火燒毀。大火焚燒了三天，號稱“萬園之園”的圓明園化成了一堆堆敗瓦頹垣。參與① 《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40 頁。② 馬克思：《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第739 頁。焚掠的英國殖民主義者戈登（C.G.Gordon）承認：“我們就這樣以最野蠻的方式摧毀了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①英法聯軍揚言要炮轟北京城，搗毀皇宮。清廷在侵略軍的武力逼迫下屈服了。九月十一日、十二日（10 月24 日、25 日），奕 先後與額爾金、葛羅交換《天津條約》批准書，並簽訂了《北京條約》。條約規定：開天津為商埠；准許華工出國，實即承認外國侵略者販賣華工的合法化；割讓“九龍司一區地方”，“歸英屬香港界內”，中國九龍半島南部便被英國強行割占；歸還以前沒收的天主堂資產。法方還擅自在中文約本上增加“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天津條約》中所規定的對英、法賠款，都增加為銀800 萬兩，另增恤金英國50 萬兩、法國20 萬兩。
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和不平等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簽訂，中國領土又遭到進一步劫奪，外國侵略者進一步從中國攫得了大量權益，加緊了對中國的政治控制和經濟、文化侵略。資本主義各國通過其公使直接向清廷施加壓力，操縱、控制中國的內政和外交。大批商埠的增開，從東南沿海一直擴大到沿海七省和長江中游，又使外國資本主義侵略更為深入。外國侵略者還直接管理中國海關，更從財政上加強控制清廷，從而便于擴大其政治影響。中國的主權喪失更多，進一步加深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① 賀翼柯：《戈登在中國及蘇丹》，見王崇武等編譯：《太平天國史料譯叢》，第148 頁。第三節俄國侵占中國領土俄國一直對中國抱有領土野心。鴉片戰爭後，它就不斷加緊武裝侵略中國黑龍江流域。咸豐八年四月十六日（1858 年5 月28 日），即中俄《天津條約》簽訂前半個月，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H.Mypaвьěв-Aмypcкий）乘英法聯軍進攻天津的時機，用武力強迫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了不平等的《璦琿條約》。根據這一條約，俄國割占了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6O 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僅在璦琿對岸精奇哩江（今俄羅斯結雅河）以南的一小塊地區（後稱江東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國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轄權，並把烏蘇里江以東至海約40 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為中俄“共管”。清廷沒有批准《璦琿條約》，並對奕山等人予以處分。俄國無視條約是非法的，竟把璦琿北岸的海蘭泡改名為“報喜城”（今俄羅斯布拉戈維申斯克）。
咸豐十年十月初二日（1860 年11 月14 日），俄國公使伊格那提耶夫又利用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的時機，借口“調停”有功，並以“兵端不難屢興”相威脅，逼迫奕簽訂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條約》。在這個條約中，俄國除迫使清廷確認《璦琿條約》外，又把烏蘇里江以東約40 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割占了去，還為割占中國西部領土制造了“根據”。俄國還把條約簽訂前一年由它單方面繪制的邊界地圖，當作條約附圖強加給中國，清廷拒絕簽字。咸豐十一年五月（1861 年6 月），中俄雙方簽訂了《勘分東界約記》。
這次勘界，實際上僅勘分了興凱湖以南的陸界，並沒有勘分烏蘇里江和黑龍江的水界，只是在這張比例尺小于一百萬分之一的地圖上畫了一條紅線，表示兩國以這兩條江為界，它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邊界線在江中的確切位置。
從同治元年五月（1862 年6 月）起，清廷勘界大臣明誼和俄國全權代表巴布科夫（И.Φ.Бабков）、紮哈羅夫（И.И.Захарв）等，在塔爾巴哈台（今新疆塔城）開始勘分西北邊界的談判。中國的西部邊界原在巴爾喀什湖。從康熙年間起，俄國不斷進窺該地以東以南地區。通過中俄《北京條約》，俄國強行規定中俄西段邊界的走向，把清朝設在境內城鎮附近的常住卡倫指為分界標志，把中國的內湖齋桑泊和特穆爾圖淖爾（今吉爾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指為界湖。隨後，俄國出兵強占這一地區，制造既成事實。在談判過程中，俄國代表蠻橫無理，致使談判中斷。到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10 月），中俄雙方才在塔城重開談判。俄國陳兵塔城卡外以為威脅，巴布科夫強迫明誼必須按照俄國的分界議單劃界，否則派兵強占。清廷屈于俄國的武力威脅，令明誼讓步，接受俄方議單。九月初七日（10 月7 日），明誼與巴布科夫簽訂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劃定了從沙賓達巴哈山口起至浩罕邊境為止的中俄西段邊界。據此，沙俄割占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包括齋桑泊、特穆爾圖淖爾在內的約44 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俄國通過不平等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一系列勘界條約，侵占了中國144 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
第四節清廷政局的變化由于《天津條約》規定外國公使常駐北京，清廷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已無法避免。咸豐十年十二月（1861 年1 月），清廷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別稱總署或譯署），任命恭親王奕、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為總理衙門大臣。總理衙門主管外交、通商、關稅及建築鐵路、開礦、制造槍炮彈藥等事務，總攬了全部洋務事宜。咸豐十一年二月（1861 年3 月）以後，英、法、俄等國分頭在北京建立使館。從此，它們在中國的官員就不斷對奕等施加影響。
與總理衙門關系密切的機構有總稅務司和同文館。總稅務司成立于咸豐十一年，管理全部海關事務，這一職位長期由英國人擔任。同文館于同治元年（1862）在京師設立，是培養外國語言文字、科學技術人才的學校。此外，總理衙門對南洋通商事務大臣（兩江總督兼）、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直隸總督兼）也有備顧問、代傳達的關系。
咸豐十一年七月（1861 年8 月），咸豐帝在熱河病死，其子載淳繼位。
載淳年幼，遺詔任命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總攝朝政。載淳的生母那拉氏，被尊為慈禧皇太後。皇後鈕祜祿氏，被尊為慈安皇太後。慈禧太後是一個有極強烈的權力欲望，力圖取得最高統治權力的人物。但她的野心遭到載垣等人的阻撓。她與慈安太後密謀鏟除載垣等贊襄政務王大臣，並與外國侵略者所支持的奕相勾結，拉攏握有兵權的勝保等人。
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1861 年11 月1 日），慈禧、慈安太後帶著載淳由熱河回到北京。次日，大學士賈禎、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等在奕的暗示下，上奏折“請皇太後親操政權”。此前，禦史董元醇、兵部侍郎勝保曾先後上折，奏請兩太後“垂簾聽政”，制造輿論。慈禧、慈安太後即以賈禎等人的奏請為由，接連發出四道上諭，解除贊襄政務王大臣任，派奕等會議皇太後垂簾聽政事宜，將載垣、端華、肅順等革職拿問。十月初一日（11 月3 日），又接連發出上諭，授恭親王奕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宗人府宗令，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右侍郎寶鋆、戶部左侍郎文祥在軍機大臣上行走，鴻臚寺少卿曹毓英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隨後，慈禧太後等迅速捕殺了載垣、端華、肅順，其余五大臣革職治罪，將載垣等人擬定的皇帝年號“祺祥”改為“同治”。慈禧太後奪取了實際的最高統治權。這便是“辛酉政變”（咸豐十一年為辛酉年），或稱“祺祥政變”、“北京政變”。
奕和肅順等人雖然在鎮壓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的問題上立場一致，但在對待外國侵略者的態度上卻有所不同。奕對外國侵略者是“待以優禮”，“以信義籠絡”，而肅順等人則要維持“天朝”的威風，對外國侵略者心存疑懼。因此，外國侵略者擔心肅順等人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很可能出現反複，不希望他們繼續掌握實權，而支持能“盡心和議”的奕。慈禧太後和奕的上台，使外國侵略者感到非常滿意，認為這完全是他們“幾個月來私人交際所造成的”，也是奕等人“對外國人維持友好關系使然”①。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在致英外交大臣的信中說：“在過去十二個月中，造成了一個① 嚴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變前後中英反革命的勾結》，《曆史教學》1952 年4 月號。傾心于並相信（同外國）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別，有效地幫助這一派人掌權，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成就。（我們）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滿意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已成了這個政府的顧問。”②從此，清廷與外國侵略者開始走上了彼此結合的道路。清廷決意求助于外國軍隊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公然宣布“借師助剿”。而英、法、俄、美等國為了全部實現《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中規定的權利，也撕下了“中立”的偽裝，公開向清廷提供武器軍火，組織軍隊，共同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慈禧太後、奕等清廷最高統治者，對外依靠西方資本主義侵略者，對內則注意調整同曾國藩集團的關系，以取得他們的支持。慈禧太後等人懂得，清廷所依賴的武裝力量八旗、綠營已基本上被太平軍摧毀，要鞏固其統治地位，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必須依靠掌握有能同太平軍對抗的唯一軍事力量的曾國藩集團，給他們以更大的權力。還在咸豐十年江南大營覆滅後，咸豐帝接受肅順的建議，給曾國藩以地方實權，任命他為署兩江總督，旋實授，並加欽差大臣銜，督辦江南軍務，節制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咸豐十一年，慈禧太後上台的當月，又命令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節制四省巡撫、提督以下文武官員。兩個月後，又加曾國藩太子少保銜，授為協辦大學士。不僅用兵方略聽從曾國藩，甚至任命大員也聽他的意見。慈禧太後對曾國藩集團的放手使用，改變了過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針，調整了滿族貴族和湘軍集團的關系；而曾國藩集團也就得以發展成為地主階級當權派中最大的實力派。到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陷天京，四年多的時間，曾國藩集團共有21 人先後出任總督、巡撫。以同治二年（1863）為例，當時清廷共設8 個總督（未含漕運總督、河道總督）、15 個巡撫實缺，曾國藩集團竟占了5 個總督、9 個巡撫。曾國藩集團不僅擁有軍事大權，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權和財權。
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後與奕之間在權力上的矛盾、斗爭日漸顯露出來。隨著太平天國的失敗，清廷政局逐漸穩定下來，慈禧太後的統治地位也日趨鞏固，于是就處心積慮地要削弱奕的權力。同治四年（1865），她以奕“目無君上”、“暗使離間”等罪名，下詔革除其一切差事。慈禧太後這一突然的重大政治舉措，使許多王公大臣感到驚詫，紛紛上折請求收回成命。她見用權示威的目的已經達到，而且出于政治需要，也就采取先打後拉的手法，仍令奕管理總理衙門，接著又恢複他的領班軍機大臣職務，但取消了議政王的稱號。從此，慈禧太後大權獨攬。
清廷與外國侵略者的公開勾結，對曾國藩集團的加強依靠，這就使太平天國和各地人民的起義所面臨的形勢比以前更為複雜和險惡。
② 坂野正高：《中國和西方》（1858—1861），第241 頁。
第五章太平天國後期的斗爭第一節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分裂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農民階級的一些弱點在起義隊伍中逐漸顯露出來。起義初期的反封建的樸素平等思想，逐漸被封建等級觀念所侵蝕。太平天國頒布了一套“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禮制，從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間，等級非常森嚴。天王及諸王、侯都是世襲的。一些領導人滋長了享樂腐化的傾向，起義初期那種“敝衣草履，徒步相從”的質樸思想作風多被拋棄，代之而起的則是對權利名位和豪奢生活的追求。太平軍進入南京後，立即大興土木，把兩江總督衙門擴建為天王府，拆毀了大批民房，動用了成千上萬的男女勞動力，“半載方成，窮極壯麗”，旋被大火燒毀。咸豐四年又在原址複建，方圓十余里，宮殿林苑，“金碧輝煌”，“侈麗無匹”。東王府的修建也是“窮極工巧，聘心悅目”。至冠履服飾、儀衛輿馬等，都備極奢華。領導人之間的關系也逐漸疏遠，原來“寢食必俱，情同骨肉”，變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顯。
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和起義隊伍的壯大，成分日益複雜，有不少地主、士紳、胥吏、商人以及游民、潰勇等進入太平軍。其中有些是暗藏的敵對分子，有些是投機分子。他們或在太平軍中進行挑撥離間，煽動逃亡、叛變，甚至與清軍暗通消息，企圖從內部進行破壞，或以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和作風來腐蝕太平軍。
咸豐六年（1856）八月，正當太平天國在軍事上達到全盛的時候，領導集團內部發生了公開的分裂。
楊秀清是太平天國的領導人之一，曾經為太平天國建立不少功勳。但是，隨著革命事業的發展，他日益居功自傲，“威風張揚，不知自忌”①。咸豐六年七月，清江南大營被打垮，天京被包圍的形勢暫時解除，楊秀清乘機擴大個人權勢，遇洪秀全封他為“萬歲”。洪秀全密召在江西督師的韋昌輝、在湖北督師的石達開迅速返回天京。韋昌輝對楊秀清長期懷有不滿情緒，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後，立即率領心腹部隊于八月初三日（9 月1 日）深夜趕到天京，包圍了東王府，次日晨將楊秀清及其眷屬殺害。接著天京城內發生混戰，太平天國優秀將領和戰士兩萬多人死亡。經過這場屠殺，韋昌輝控制了天京，獨攬軍政大權，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八月中旬，石達開從湖北回到天京，責備韋昌輝不該濫殺。韋昌輝又企圖殺石達開。石達開聞訊後逃往安徽安慶，起兵討伐韋昌輝。韋昌輝的屠殺和專擅橫暴，激起了天京廣大將士的憤怒。洪秀全接受將士的要求，于十月初殺死了韋昌輝，結束了韋昌輝對天京曆時約兩個月的恐怖統治。
十月下旬，石達開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務，“合朝歡悅”。但是，洪秀全經楊、韋事件之後，對石達開也心存疑忌，又封其兄洪仁發為安王、洪仁達為福王，同理政事，以牽制石達開。咸豐七年五月（1857 年6 月），石達開因為洪秀全對他不信任，離開天京，率大批精銳部隊單獨作戰。他的這一行動，使太平軍的兵力大大分散和削弱。石達開的軍隊起初在江西、浙① 《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江、福建等省活動，屢戰不利。從咸豐九年起，轉戰于湖南、廣西、湖北、四川、云南、貴州等省，多次擊敗清軍，對這些地區的群眾起義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他脫離天京後，畢竟是孤軍作戰，沒有建立根據地，糧食、武器補給困難，部隊的戰斗力日益削弱，分離叛降的情況不斷出現。同治二年四月（1863 年5 月），石達開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今石棉縣安順場）被清軍包圍，全軍覆沒。
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分裂，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它破壞了內部的團結，削弱了軍隊的戰斗力，損傷了元氣，喪失了乘勝殲滅敵人的有利時機。清廷趁機糾集軍隊，于咸豐六年底，攻陷武昌、漢陽，隨後占領江西大部分地區，並重建江北、江南大營，圍困天京。
第二節艱苦轉戰和改革內政的努力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分裂後，形勢頓挫。洪秀全為扭轉危局，曾作了努力，提拔了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等一批青年將領，擔負軍事重任。
咸豐八年（1858）六月，陳玉成、李秀成會集各路將領，在安徽樅陽鎮（今桐城縣東南）召開軍事會議，決定采取聯合作戰方針，同心協力解除清軍對天京的包圍。七月，陳玉成等部太平軍在皖北作戰，擊潰署安徽巡撫李孟群部湘軍，攻占廬州。八月，陳玉成、李秀成兩軍在滁州境內會師東進，攻破浦口，再次擊潰江北大營，並進占江浦。浦口一帶戰斗的勝利，打通了天京與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軍對天京的封鎖。其時，湘軍主力李續賓部在攻陷江西九江後，乘勢侵入安徽，進逼廬州咽喉三河鎮。十月，陳玉成、李秀成率軍救援。太平軍乘大霧發起猛攻，李續賓部亂成一團，拼死突圍，終不得出。經過激戰，太平軍摧毀了湘軍全部營壘，殲滅曾國藩之弟曾國華等湘軍數千人，李續賓自殺。太平軍乘勝追擊，收複桐城，圍困安慶的清軍不戰而逃，皖北複為太平天國所有。天京上游局勢，至此暫時得到穩定。咸豐九年三月（1859 年4 月），洪仁玕從香港來到天京。金田起義後，洪仁玕迫于清軍緝捕，于咸豐二年避居香港。他在香港接觸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情況。到天京後，被封為干王，總理太平天國朝政。因為諸將的不滿，不久洪秀全又先後封陳玉成為英王、李秀成為忠王，其他將領也陸續封王。
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資政新編》。這是一個統籌全局的方案。在政治方面，洪仁玕認為立政的關鍵，“惟在乎設法用人之得其當”。所謂“設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他指出立法的重要性，英國之所以成為當時“最強之邦，由法善也”。他反對“結黨聯盟”，針對當時存在分散、離心的傾向，強調要“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權歸于一”。在經濟方面，洪仁玕主張仿效西方興辦鐵路、輪船、郵局、工廠、礦山、銀行等，獎勵發明創造者“自專其利”。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主張設學館、醫院，建跛盲聾啞院、鰥寡孤獨院、育嬰堂，禁廟宇寺觀，革陰陽八煞，除九流墮民，禁溺嬰、買賣人口及使用奴婢，嚴禁鴉片入口。他還批判那種“不務實學，專事浮文”的學風，在《戒浮文巧言諭》中，主張“文以紀實，言貴從心”，提倡“切實明透，使人一目了然”的淺明文體。洪仁玕的這些建議，具有鮮明的資本主義色彩，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洪秀全對這些建議深為贊賞。但由于當時還缺少必要的條件，這些政策沒有能夠施行。
咸豐十年二月（1860 年3 月），太平天國為打破江南大營對天京的圍困，派李秀成等奇襲浙江杭州，以分散江南大營兵力，然後太平軍迅速由杭州回軍，會同陳玉成等部猛攻江南大營。閏三月（5 月），擊潰了江南大營，解除了對天京的包圍。欽差大臣和春、幫辦大臣張國梁率殘部逃奔丹陽。太平軍乘勝追擊，連克丹陽、常州、無錫。清軍節節潰敗，張國梁在丹陽落水而死，和春在滸墅關自殺。四月，太平軍又相繼克蘇州、浙江嘉興等許多州縣，開辟了蘇南地區，建立了以蘇州為首府的蘇福省。
當太平軍席卷江南、逼近上海的時候，上海的官僚、地主、買辦大為恐慌。江蘇巡撫薛煥派上海道吳煦向英、法領事請求派兵防守縣城，得到了他們的同意，表示將協助清軍“彌平一切不法叛亂，保衛上海”①。美國流氓華爾（F.T.Ward）也在薛煥、吳煦的支持下，招募外國在華的一些亡命徒組成了洋槍隊。咸豐十年六月，李秀成率太平軍在江蘇青浦大敗洋槍隊，重傷華爾。七月，太平軍逼近上海城時，遭到協助清軍防守的英軍和停泊在黃浦江的英、法軍艦炮火的攻擊，李秀成還想與“洋兄弟”取得諒解，嚴禁還擊，致使太平軍遭受重大傷亡，只得從上海地區撤退。
① 呤唎著，王維周譯：《太平天國革命親曆記》上冊，第205 頁。
第三節保衛安慶和經營蘇浙當太平軍向東南進軍時，曾國藩的湘軍包圍了安慶。安慶是太平軍和皖北撚軍進行聯系的紐帶，也是保障天京、保證糧食供應的戰略要地。為解安慶之圍，太平天國決定由陳玉成、李秀成分兵兩路攻武昌，以牽制湘軍回援。陳玉成率北路軍從安徽入湖北，于咸豐十一年二月攻克黃州（今黃岡），逼近武昌。武昌城內一片混亂，湖廣總督官文驚慌失措，官員紛紛逃遁。當時在漢口租界的英國參贊巴夏禮為阻止太平軍進攻武漢，趕到黃州會見陳玉成，聲明要保護武漢的商務，太平軍“必須遠離該埠”。由于外國侵略者的干涉，加上李秀成大軍遲遲不來會師，安慶形勢又日益吃緊，使陳玉成放棄進攻武昌，回師救援安慶。李秀成銳意經營蘇南、浙江，對救援安慶抱消極態度。直到咸豐十年十月，因江西、湖北一帶的大批起義群眾要求參加太平軍，他才以招兵西進為主要目的，留下主力部隊防守蘇州、常州，自己率領一部分太平軍從皖南經浙江進入江西。咸豐十一年五月進兵湖北，前鋒攻占武昌縣。李秀成在興國會見了英國駐漢口領事金執爾（W.R.Gingell），金執爾加以阻撓和恐嚇。當對陳玉成已從湖北折返安慶，李秀成終于放棄了進攻武漢的計劃，率軍從湖北撤入江西。
太平軍攻武漢、保安慶的戰略決策未能實現，曾國藩認為已無後顧之憂，于是集中兵力圍攻安慶。陳玉成屢次組織援軍，在安慶外圍與湘軍展開激烈的爭奪戰，終于未能與城內守軍彙合。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861 年9月5 日），安慶失守。從此太平天國在上游的重鎮盡失，天京已無屏蔽。同治元年（1862），陳玉成在廬州與清軍激戰三個月，突圍至壽州，不幸被俘，五月初八日（6 月4 日）在河南延津英勇就義，年僅26 歲。
當陳玉成等部太平軍與湘軍爭奪安慶時，李秀成、李世賢的軍隊由江西入浙江，到咸豐十一年九月間，先後攻克金華、處州（今麗水縣）、嚴州等城，控制了浙江中部。李秀成進兵攻克臨安、余杭，圍攻杭州。十一月，太平軍攻破杭州城，巡撫王有齡自殺。李世賢部黃呈忠、范汝增也于同月攻克重要港口甯波。浙江和蘇南成為太平天國最後兩三年中的主要根據地。
蘇浙地區，太平軍和鄉官的成分嚴重不純。充任鄉官的除勞動人民外，有流氓無產者，還有大批地主、士紳和依附地主階級的人；新參加太平軍的，有會黨隊伍，有土匪、地痞、流氓，還有大批清朝的敗兵潰勇。太平軍隊伍被嚴重腐蝕，燒殺擄掠、虐待百姓、逃亡叛降的事件經常發生，一些將領也在蛻化變質。
蘇、杭是地主階級勢力比較強大的地區，他們采取各種手段頑抗太平軍。浙江諸暨的地主包立身糾集了一兩萬人的團練武裝，盤踞包村半年多；湖州舉人趙景賢率團練據城困守，曆時近兩年。在蘇南地區，團練武裝的重要首領有：蘇州的徐佩璦，常熟的龐鍾璐，無錫的華翼綸、楊宗濂，江陰的王元昌等。太平軍對這些地主武裝往往滿足于招撫，結果使地主武裝得以保存下來。徐佩璦等人表面上打著太平天國的旗號，暗中仍受清朝官員的接濟和指揮，並拉攏太平軍將領熊萬荃、錢桂仁、駱國忠等，組成一個叛亂集團，策劃在蘇州一帶發動叛亂。陰謀暴露後，徐佩璦等被處死。
太平天國後期雖然開辟了蘇浙根據地，但在這些地區內存在著複雜的矛盾斗爭和嚴重的危機。
第四節太平天國的失敗太平軍占有蘇浙，並不能彌補它在皖北戰場和天京上游的損失，無法扭轉軍事上的不利局面。曾國藩取得統轄四省軍務大權後，號令統一，籌餉較易。他自己坐鎮安慶指揮，委其胞弟江蘇布政使曾國荃率湘軍主力由皖北沿長江東下，進攻天京；繼派左宗棠率另一支湘軍由江西進犯浙江。不久，左宗棠被清廷任命為浙江巡撫。他勾結英、法侵略者，鎮壓浙江的太平軍。咸豐十一年十二月（1862 年1 月），李秀成兵分兩路，由蘇、杭出發，再次進攻上海。敵對勢力在上海成立“中外會防公所”，策劃防守方案和籌措餉械。在上海的英、法侵略軍增至數千人，華爾的洋槍隊改稱“常勝軍”，擴編至5000 人。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英、法、俄侵略軍和華爾的“常勝軍”聯合清軍，向滬西的王家寺、羅家港等太平軍陣地進攻。由于太平軍的幾個陣地被迫相繼放棄，上海得以解嚴。
三四月間，李鴻章率淮軍從安慶乘輪船到達上海。咸豐二年（1852）春，他奉曾國藩之命，仿照湘軍營制，在安徽編練成一支擁有6000 余人的淮軍，成為繼湘軍之後又一支重要軍閥武裝。李鴻章到達上海之日，清廷授他江蘇巡撫。在官僚、豪紳、富商、買辦的支持下，他與外國侵略者積極合作。四月，李鴻章率淮軍聯合英法聯軍和華爾的“常勝軍”攻陷青浦，隨後進犯奉賢南橋鎮。太平軍與敵軍展開激烈戰斗，殺傷了不少侵略軍，擊斃法國海軍司令卜羅德（A.Protet），但終因傷亡過多，南橋失守。李秀成率精銳萬余人反擊，在太倉大敗敵軍，乘勝克複嘉定。五月，太平軍又在青浦大敗敵軍，活捉“常勝軍”副統領法爾思德（Edward Forrest），收複縣城。太平軍又一次進逼上海近郊，侵略軍龜縮上海不敢出戰。正當此時，曾國荃率湘軍紮營雨花台附近，圍攻天京甚急。李秀成在洪秀全的嚴催下，不得不率師回援，第三次進取上海功敗垂成。
同治元年（1862）閏八月，太平軍與湘軍在雨花台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戰斗。李秀成、李世賢率軍20 余萬，裝備了相當數量的洋槍洋炮，向湘軍發動猛烈攻勢。曾國荃全軍約3 萬人，憑借深溝高壘，堅守頑抗。太平軍圍攻44天，雖斃傷湘軍約5000 人，但未能攻破營壘。十月，李秀成撤兵。隨後李秀成奉洪秀全命渡江進兵皖北，企圖誘使圍攻天京的湘軍回援江北。但沒有取得什麼戰果，卻損兵十數萬。這時，太平天國的處境已非常不利。
湘、淮軍聯合外國侵略軍乘天京被圍，加緊在江浙地區展開進攻。浙江方面，同治元年（1862），英法侵略軍伙同清軍攻陷甯波，隨即成立了“中法混合軍”（“常捷軍”）和“中英混合軍”（“常安軍”、“定勝軍”）。外國侵略者和清軍結為同盟，向太平軍進犯。太平軍英勇抵抗，在慈溪擊斃來援的“常勝軍”統領華爾，同治二年在紹興屢敗敵軍，先後打死“常捷軍”統領勒伯勒東（LeBrethon de Caligny）及其繼任塔提夫。但這些局部戰斗的勝利，不能扭轉整個戰場的被動局面，慈溪、紹興等城先後失守。這時，衢州、嚴州、金華各府縣也相繼被左宗棠的湘軍攻陷。此後，左宗棠湘軍和“常捷軍”全力進攻杭州。同治三年二月（1864 年3 月），杭州失守。太平軍浙江據點全部瓦解。
在江蘇，英法侵略軍和英國軍官戈登繼任統領的“常勝軍”，伙同李鴻章的淮軍組成的聯合武裝，配備了優勢的炮艦、輪船和洋槍、洋炮，以上海為基地，向西進犯。同治二年（1863）三月，中外聯軍攻陷太倉、昆山，七月進逼蘇州。慕王譚紹光率領太平軍英勇抵抗。李鴻章因強攻損失重大，遂致書誘降。譚紹光堅決抵抗，誓不投降；而以納王郜永寬為首的蘇州其他守將密謀叛降。十月二十四日（12 月4 日），郜永寬等刺殺譚紹光，獻城投降。過了兩天，他們都被李鴻章殺死。蘇州的失守，標志著太平天國蘇南根據地已陷于絕境。同治三年四月，常州失守。太平軍在蘇南的根據地也陷于瓦解。天京形勢更加危急。城外太平軍的防禦工事已被破壞殆盡，天京城被曾國荃的湘軍四面圍困，內無糧食，外無援兵。李秀成建議讓城別走，但洪秀全對他嚴加斥責，說：“朕鐵統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于水，何懼曾妖者乎？”①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1864 年6 月3日），洪秀全病逝。長子洪天貴福繼位為幼天王。六月十六日（7 月19 日），湘軍用火藥轟塌天京城牆。經過激烈巷戰，天京陷落。曾國荃的湘軍攻入天京後，大肆搶劫燒殺。
李秀成突圍，在天京城外被俘。他寫了幾萬字的供詞，曾國藩還是把他殺害。洪仁玕在江西被俘，堅貞不屈，從容就義。太平軍余部在天京陷落後，仍在大江南北繼續堅持武裝斗爭。江南太平軍余部于同治五年（1866）失敗。江北太平軍在遵王賴文光的率領下與撚軍會合，增強了實力。同治四年，清廷以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為主力，對撚軍發起大規模的進攻。撚軍把僧格林沁主力引到山東菏澤縣西北的高樓寨，利用有利地形設伏。僧格林沁督軍緊追，陷入撚軍的包圍，傷亡慘重，他本人也被擊斃。此後，清廷相繼派曾國藩、李鴻章督師“剿撚”。撚軍經過長期艱苦的戰斗，于同治七年（1868）最後失敗。
太平天國的失敗，使清廷得以騰出手來，先後鎮壓了西南地區各族人民的起義。陝甘地區從同治元年起，爆發了回民起義，斗爭了十二年後，在同治十二年（1873）失敗了。
太平天國農民戰爭雖然失敗了，但它是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宏大的一次農民戰爭。它建立了政權，提出了鮮明的反封建綱領；它堅持斗爭14 年，攻克600 余城，席卷了大半個中國，沉重地打擊了清朝封建統治者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太平天國的偉大斗爭，推動了曆史前進，激勵著中國人民的革命斗志。太平天國農民戰爭的業績和功勳，在中國曆史上寫下了光輝不朽的一頁。
① 《李秀成自述》。
第六章外國的經濟侵略和官員的洋務活動第一節外國的經濟侵略兩次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列強仗恃著他們從不平等條約中所攫取的種種特權，爭著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海關總稅務司成立後，總稅務司一職長期由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等擔任，掌握了行政、用人大權；各口稅務司和海關的高級職員也都由外國人充任。如同治十二年（1873）海關行政部門共有93 名外國人，其中英國人58 名，美國人8 名，法國人12 名，德國人11 名，其他國家人4 名。由于關稅在清廷的歲入中比重逐漸增長，因而海關總稅務司的地位日益重要，對清廷的影響也日益增強。
外國資產階級把中國當作商品的銷售市場和榨取原料的基地。他們推銷的商品，品種繁多，據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說：“大宗有二：一則曰鴉片，每年約耗銀三千三百萬兩；一則曰棉紗、棉布，兩種每年約共耗銀五千三百萬兩。此盡人而知為巨款者也。不知鴉片之外又有雜貨，約共耗銀三千五百萬，如：洋藥水、藥丸、藥粉、洋煙絲、呂宋煙、夏灣拿煙、俄國美國紙卷煙、鼻煙、洋酒、火腿、洋肉鋪、洋餅餌、洋糖、洋鹽、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此食物之凡為我害者也。洋布之外，又有洋綢、洋緞、洋呢、洋羽毛、洋漳絨、洋羽紗、洋被、洋毯、洋氈、洋手巾、洋花邊、洋鈕扣、洋針、洋線、洋傘、洋燈、洋紙、洋釘、洋畫、洋筆、洋墨水、洋顏料、洋皮箱篋、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此用物之凡為我害者也。外此更有電氣燈、自來水、照相玻璃、大小鏡片、鉛、銅、鐵、錫、煤斤、馬口鐵、洋木器、洋鍾表、日規、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種類殊繁，指不勝屈。此又雜物之凡為我害者也。以上各種類皆暢行各口，銷入內地，人置家備，棄舊翻新，耗我資財，何可悉數。”①在品種繁多的進口貨中，以鴉片和棉紡織品為最大宗。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的五年平均數，鴉片為2598.7 萬海關兩，占進口貨總值6886.9 萬海關兩的39.2％；棉紡織品為2145.1 萬海關兩，占進口貨總值的32.2％。鴉片居于首位。經過20 年的發展，到光緒二十年（1894），進口貨總值增加到14423.3 萬海關兩，增加了109.4％。其中鴉片為2994.7 萬海關兩，占進口貨總值的21.1％；棉紡織品為4965.3 萬海關兩，占進口貨總值的35.3％。棉紡織品上升為首位，鴉片下降為第二位。這表明外國對華進口貿易的性質從資本原始積累的性質向現代資本主義性質過渡。②外國售價低廉的棉紗、棉布的大量進口，破壞了中國的手工棉紡織業，也使得中國手工棉紡織業者大量失業。其他手工業也相應遭到機制洋貨的破壞。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慨歎說：“洋布、洋紗、洋花邊、洋襪、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桕樹皆棄為不材。洋鐵、洋針、洋燈入中國，而業冶者多無事投閑。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勝枚舉。所以然者，外國用機制，故工致而價廉，且成功亦易。中①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第586—587 頁。
② 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1168—1169 頁。國用人工，故工笨而價費，且成功亦難。華民生計，皆為所奪矣！”①這一時期，中國對外出口主要還是農產品，以茶葉和生絲為最大宗，其他還有牛皮、草帽緶、豆類、棉花等。由于茶、絲在國際市場上受到印度、日本等的競爭，出口呈現下降。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五年平均數，茶葉出口值為3515.3 萬海關兩，生絲出口值為2572.3 萬海關兩，而光緒十六年到二十年（1890—1894）五年平均數，茶葉出口值下降為2921.8萬海關兩，生絲出口值下降為2412.1 萬海關兩。其他出口貨如棉花、豆類、牛皮、草帽緶等，雖有顯著增加，但售價低廉，只是為外國資本主義提供原料而已。在中國的出口貿易中，幾乎全被外國洋行所控制，農產品和原料受到外國商人的壓價掠奪。
為了便于在中國傾銷商品和從中國輸出原料，西方列強還在中國經營輪船航運業。同治元年（1862）美國旗昌洋行設立了第一家專業輪船公司，其後英國太古、怡和兩家輪船公司相繼成立。這些輪船公司勢力擴張很快，壟斷了中國沿海和內河的航運，不僅嚴重打擊了中國舊式帆船運輸業，而且阻礙了中國新式航運業的發展。這一時期，外資工廠也逐漸增多起來。其中大多數是為了發展他們在中國的航運業而辦的船舶修造業，以及為了掠奪中國原料而經營的各種加工工業，如磚茶、繅絲、軋花、制糖、打包等工廠。此外，為了在中國利用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就近銷售于中國市場，還建造了火柴、造紙、肥皂、制藥、紙煙等工廠。到了光緒二十年（1894），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設立的工廠至少已有100 多家，成為壓迫和阻礙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一種勢力。
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在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過程中，還陸續在中國設立銀行。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國便在上海設立了東方銀行（又名麗如銀行），這是外國在中國開設的第一家銀行。到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外國在中國開設的銀行逐漸增多。其中主要有：同治四年（1865），英國分別在香港、上海設立的彙豐銀行，是外國在中國資本最為雄厚的金融機構；光緒十六年（1890），德國在上海設立的德華銀行；光緒十九年（1893），日本在上海設立的正金銀行；光緒二十年（1894），法國在上海設立的東方彙理銀行等。此外，俄國也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在中國設立華俄道勝銀行。這些銀行在中國吸收存款，發行紙幣，經營國內外彙兌，並貸款給清廷，操縱中國的金融市場，成為資本主義各國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重要機構。
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勢力的擴大，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①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第715 頁。
第二節洋務派的出現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廷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屈服，出現了所謂“中外和好”的局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在勾結外國侵略者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看到了西方堅船利炮的重大作用，于是對其大加贊賞。曾國藩說，火輪船“可以剿發逆，可以勤遠略”，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除向外國購買船炮，還要自己制造①。李鴻章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山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②，因而必須購買外國槍炮，設局制造槍炮，“以資攻剿”。奕也說，“自強之術，必先練兵”。這表明在一部分官員中逐漸認識到要保持清朝的統治，必須在軍事上和工業技術等方面，向西方資本主義學習，創辦新式軍事工業。
在洋務活動興起之際，咸豐十一年（1861），馮桂芬寫成了《校邠廬抗議》一書。他在書中明確提出“采西學”、“制洋器”的主張，認為對西方國家“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強之道，實在乎是”。他還提出一條興辦洋務的宗旨，即“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這一宗旨，不僅成為興辦洋務的指導思想，而且成為後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的濫觴。
主張舉辦洋務的官員中，清廷中樞有恭親王奕和軍機大臣桂良、文祥，地方總督、巡撫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和張之洞等。由于他們在興辦洋務的問題上，思想主張基本一致，在清廷內部形成了一個勢力相當強大的派別，被稱為“洋務派”。
洋務派興辦洋務的活動，受到清廷一些大臣和士大夫的反對。他們以理學權威自命，恪守“祖宗成法”和“聖人古訓”，故步自封，排斥新思想、新事物，以為封建制度及其倫理綱常盡善盡美。這部分人被稱為守舊派或頑固派，代表人物有大學士倭仁、徐桐、李鴻藻等。
在興辦洋務過程中，洋務派和守舊派既有共同之處，又存在著嚴重的意見分歧。洋務派興辦洋務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所謂“中學為體”，也就是維護封建制度和綱常名教。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兩派意見一致，沒有分歧。兩派的分歧點在于“西學為用”，也就是要不要學習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舉辦機器制造工業，以資“求強”。在同治五年（1866）奕等人建議在同文館添設天文算學館，招收翰林、進士、舉人、貢生及科舉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光緒六年（1880）劉銘傳建議修築鐵路等問題上，都遭到守舊派的激烈反對。倭仁認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甚至主張“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①。在守舊派的心目中，以孔孟儒學為代表的“中學”是萬古無弊的“聖道”，能夠解決治國平天下的一切問題，而西學只不過是“夷族蠻邦”的“奇技淫巧”，不用學習，更不能“用夷變夏”。守舊派反對學習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阻礙了洋務事業的順利興辦。
①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4，第10—11 頁。
②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5，第9 頁。
① 《洋務運動》第2 冊，第30 頁。
第三節軍用工業和新式海陸軍的建立洋務派用力最多的，是建立軍用工業。還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時候，咸豐十一年（1861），曾國藩就在安慶建立“安慶內軍械所”，以手工生產仿制“洋槍洋炮”，並制造了一艘木殼輪船。同治元年（1862），李鴻章在上海設立“上海洋炮局”，手工鑄造炮彈。次年，李鴻章又委派英國人馬格里（H.Macartney）在松江附近設廠制造彈藥。清軍攻陷蘇州後，李鴻章命馬格里將該廠遷至蘇州，添置一些機器，設立“蘇州制炮局”。這是洋務派興辦新式軍用工業的開端。
從同治四年（1865）江南制造總局設立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戰爭結束，30 年間，洋務派設立的規模大小不等的軍用工業共21 個。其中由清廷中樞直接撥款、規模較大的有4 個，即江南制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機器局。各省督撫也紛紛自籌經費興辦軍用工業，但大都是中小型的，只有張之洞創辦的湖北槍炮廠規模較大。
江南制造局建于同治四年（1865）。是年，李鴻章購買上海虹口的美商旗記鐵廠，又將上海洋炮局並入，並增添由容閎經手從美國購買的機器設備，合組成江南制造總局。同治六年（1867），該局由虹口遷至上海城南高昌廟。此後規模逐漸擴大，先後設立了機器廠、輪船廠、槍廠、炮廠、炮彈廠、水雷廠、煉鋼廠、栗色火藥廠、無煙火藥廠等16 個分廠，還附設了學堂、翻譯館等，成為一家綜合性近代軍用工業。其主要產品有槍支、大炮、彈藥、水雷、輪船、鋼材等，都由清廷調撥，分發各地駐軍。江南制造總局由于在資金經費方面得到清廷的大力支持，因此不論生產設備和技術力量，都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兵工廠。
金陵機器局，也稱金陵制造局。同治四年（1865），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將馬格里主持的蘇州洋炮局隨遷南京，改稱金陵機器局。其規模計有機器廠3 處，翻沙、熟鐵、木作車間各2 處，還有火箭局、火箭分局、洋藥局、水雷局及烏龍山暫設炮台機器等， 主要生產彈藥、槍支和大炮，產品大都供應李鴻章的淮軍和天津大沽炮台。在清廷直屬的4 個大型軍用工業中，金陵機器局規模最小，“所出槍炮無多”，它為大沽炮台所造的大炮在演放時一再爆炸，質量低劣。
福州船政局，又名馬尾船政局，是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時向清廷建議設立的。由法國人日意格（P.Giquel）、德克碑（ P.D ’Aiguebelle）主持建廠和造船，還雇用幾十名法國工匠。籌建不久，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赴任前向清廷推薦前江西巡撫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船政局設有轉鋸廠、大機器廠、水缸廠、木模廠、鑄鐵廠、鍾表廠、銅廠、儲材廠、拉鐵廠、錘鐵廠、鐵脅廠及船塢一座，並附設船政學堂，是一個設備比較完備的造船工廠。同治八年（1869），船政局造成的第一艘輪船“萬年清”號下水。到同治十三年（1874），該局共造大小輪船15 艘。因合同期滿，日意格及一部分法國工匠被辭退，有關船只的設計施工由船政學堂培養出來的人員主持。由于經費短缺，生產困難，加以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中遭到破壞，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20 年中共造兵船19 只。船政局在造船過程中，技術上逐漸有所提高。最初只能造150 馬力以下的木殼船，到光緒十三年（1887）造成了第一艘鐵甲船，輪機也由舊式單機改成複合機，馬力由150 增至2400。福州船政局在中國近代造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天津機器局，是華北地區第一個官辦軍用工業。同治五年（1866），恭親王奕奏准在天津設局制造軍火。次年，清廷委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主持籌建。同治九年（1870）發生天津教案，崇厚出使法國，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兼管該局事宜。經過逐年擴充，天津機器局分設東西兩處。東局設在城東賈家沽，主要制造火藥、洋槍、洋炮、各式子彈和水雷，附設有水師、水雷、電報學堂；西局設在城南海光寺，以制造軍用器具、開花炮彈為主，兼制造各種炮車器具、電線、電機等。所生產軍火，主要供應淮系水陸各軍。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略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
湖北槍炮廠，是湖廣總督張之洞在光緒十六年（1890）建于湖北漢陽。
光緒十九年（1893）初步建成，次年廠房因火災被焚，甲午戰爭以後才得以修複，主要生產槍、炮、子彈、火藥等。
洋務派在同治四年以後創辦的近代機器軍用工業，完全是官辦的。經費主要來自海關關稅、厘金、軍餉等。所生產的軍火直接調撥裝備湘、淮軍及各省軍用，不是為進入市場交換而生產。這些官辦的軍用工業具有濃厚的封建性。所有局廠不但要受總督、巡撫的控制和監督，而且還要受總理衙門的節制。企業類同官府衙門，成為當權者安插親朋故舊的地方。人員冗濫，甚至掛名領取干薪，營私舞弊，管理混亂，腐敗現象嚴重。洋務派興辦的軍用工業盡管具有封建性、落後性，但它畢竟在中國開了近代機器工業的先河，實行了雇傭勞動的形式，存在著資本主義性質的因素，客觀上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資本主義民用企業的產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洋務派在興辦軍用工業的同時，還訓練新式陸軍和建立新式海軍。
訓練新式陸軍的起步，是整頓八旗、綠營。咸豐十年十二月（1861 年1月），奕等人的奏折中即提出“自強之術，在于練兵”。咸豐十一年十二月（1862 年1 月），清廷批准了練兵章程。隨即成立了神機營，並從京營八旗挑選精壯兵丁，演練洋槍洋炮和“洋人陣式”。同治三年（1864），神機營在這支隊伍的基礎上加以擴充，建立了“威遠隊”，成為一支擁有5000余人，融馬隊、步兵、炮兵于一體的洋槍隊。同治五年（1866），總理衙門大臣奕等從綠營中挑選精壯兵丁，按湘、淮軍營制、營規編練軍隊，共選練六軍，15000 人，稱為“練軍”。到光緒二十年（1894），全國絕大多數省份都相繼建立了練軍。此外，李鴻章的淮軍和左宗棠部湘軍也都較普遍使用外國新式武器。這些軍隊大都聘用英、法、德等國軍人，按西方操典演練隊列陣式。
除整編陸軍外，洋務派還籌建新式海軍、整頓海防。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國台灣，清廷以賠款作為日本撤兵的條件，于是籌辦海防、海軍的建議隨之興起。經過籌劃，光緒元年四月（1875 年5 月），清廷任命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兩江總督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南洋海防事宜，開始了近代海軍的籌建。在南洋、福建、北洋三支水師中，南洋水師起步較早，但發展緩慢，到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爆發前夕，共擁有艦艇14 艘，除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總局所造外，余均購自英、德兩國。福建水師是在福州船政局所造的部分艦船的基礎上形成的，共有艦艇11 艘，其中9 艘為船政局自造，2 艘購自英國。中法戰爭時，福建水師在馬尾港內遭法國軍艦的突然襲擊，幾乎全軍覆沒。北洋水師于光緒元年籌建，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到光緒十年已擁有艦艇14 艘，初具艦隊規模。光緒十一年（1885）中法戰爭後，清廷成立海軍衙門，委派醇親王奕為總理海軍事務大臣，慶郡王奕、直隸總督李鴻章為會辦大臣。海軍衙門成立後，貫徹先發展北洋水師的方針。到光緒十四年（1888），北洋水師正式成軍，各類艦船基本具備，共有25 艘。艦艇主要購自英國、德國，聘請英國海軍軍官為總查，按新式海軍編制訓練，並參照英國的規章制訂了《北洋海軍章程》。李鴻章還先後在旅順口、威海衛等地布置防務，修築炮台、船塢，成為北洋海軍的兩大基地。光緒十四年以後，北洋水師未再增添新式艦艇。這支苦心經營的海軍，在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
第四節官督商辦民用企業的興辦洋務派為了供應軍用工業需要的原料、燃料和運輸，並受到外貨傾銷、外資優厚利潤的刺激，從同治末年開始，便陸續創辦資本主義工礦業和交通運輸業。到光緒二十年（1894），共創辦民用企業20 多個。這些企業，只有少數是官辦，大多系官督商辦。所謂官督商辦，即在官府監督下，招徠社會上的私人資金，創辦民用企業，以解決清廷由于財政拮據，難以籌撥企業所需的巨額資金。此外，有個別民用企業采取官商合辦的形式。在這些民用企業中，規模較大的有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漢陽鐵廠、上海機器織布局、湖北織布官局等。
輪船招商局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上海創立，是這類企業中興辦最早規模最大的一個。創辦之初，李鴻章令浙江海運委員朱其昂主持局務。由于招募商股困難，籌辦半年，實際資本還不到20 萬兩，其中12.3 萬兩系貸借官款，加以朱其昂又不善于經營新式航運，遂于次年進行改組。輪船招商局改組後，由買辦唐廷樞任總辦，買辦徐潤，洋務官員盛宣懷，舊式商人朱其昂、朱其詔任會辦，規定資本100 萬兩。在唐廷樞的主持下，招商局擴充了運輸業務，到光緒二年（1876），航運船只增至10 艘。次年，又以220 萬兩購買美商旗昌輪船公司的產業，船只增至30 余艘。招商局規模雖擴大，但也出現船多貨少、債務嚴重等新的困難。太古、怡和等英國輪船公司為了維護其在中國航運的壟斷地位，繼續削減運價來擠壓招商局，使其陷入艱難處境。由于李鴻章采取了暫緩繳還官款利息、增撥運糧、准其承運官物、如有盈余全部留局作公股等措施，才使招商局的情況日漸好轉。中法戰爭前夕，光緒九年（1883），上海發生金融恐慌，招商資金周轉失靈，曾舉借外債。李鴻章乘機進行第二次改組，派盛宣懷為督辦，馬建忠為會辦。中法戰爭期間，主持局務的馬建忠在李鴻章的支持下將招商局售予旗昌洋行，戰後收回。盛宣懷通過重新制訂章程，以督辦大員身份控制了招商局的人權和財權，加強了“官督”的權力，“商辦”的色彩大為減弱。
開平礦務局于光緒二年（1876）籌辦，李鴻章委派唐廷樞主持，雖系官督商辦，但著重突出“商辦”。原擬采煤、煉鐵、修鐵路同時並舉，所需經費約80 萬兩，但到光緒四年只募集股金20 萬兩。煤礦鑽井進展順利，而煉鐵由于成本過高，且缺乏冶煉專門人才，只好停辦鐵礦，專營煤礦。光緒七年（1881），開平煤礦正式投產，當年產煤3600 余噸。以後產量不斷提高，到光緒十五年（1889）即上升到年產煤24.7867 萬噸。生產的發展急需解決運輸的問題，光緒八年（1882）唐山到豐潤縣胥各莊的鐵路開始通車，光緒十二年（1886）又將鐵路延長至大沽。光緒十八年（1892），開平礦務局總辦唐廷樞病故，李鴻章委派江蘇候補道張翼繼任。張翼原為醇親王奕的侍役，昏聵貪鄙，對于近代企業的經營一竅不通，管理混亂。為籌集秦皇島港口工程的費用，他以礦務局財產作抵押，向外商借貸。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英國人以欺騙、訛詐手段攫奪了開平礦務局全部財產。電報總局于光緒六年（1880）在天津設立，並創辦電報學堂，培養電報專門人才。還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中國台灣時，辦理台灣海防欽差大臣沈葆楨因感防務需要，向清廷建議架設福州至台灣的電線，但未能實現。光緒五年（1879），李鴻章在天津至大沽之間試架電線，效果良好。次年，他奏請清廷批准架設天津至上海的陸路電線。架線工程于光緒七年（1881）完成，並投入使用。光緒八年，電報總局由官辦改為官督商辦，派盛宣懷任總辦。光緒十年（1884），電報總局由天津遷至上海。電報局創辦後，營業發展迅速，到光緒二十年（1894），電訊交通幾乎遍及全國各重要城市。
漢陽鐵廠于光緒十六年（1890）設立。光緒十五年，兩廣總督張之洞籌建廣州煉鐵廠時，清廷將其調任湖廣總督，負責建造蘆漢鐵路，于是鐵廠也從廣州遷移到湖北。到光緒十九年（1893），鐵廠才基本完工，次年正式投入生產。全廠有煉生鐵、煉熟鐵、煉貝色麻鋼、煉西門士鋼、造鋼軌、造鐵貨6 個大廠，另有4 個小廠，雇用外國技師約40 人，工人約3000 人。開工後即遇到原料和燃料供應的困難，所煉的鋼又因含磷過多，不宜用于制造鋼軌。鐵廠從籌辦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共支出582 萬余兩，都是官款。經費開支龐大，而生產卻是產量低，產品質量差，成本太重，銷路少。這種情況使鐵廠很難維持下去。中日甲午戰爭後，清廷財政更為竭蹶，無力為鐵廠籌撥經費。張之洞准備將鐵廠及其他礦業轉讓給外國商人，因遭到各方面的反對，于光緒二十二年被迫改為官督商辦，由盛宣懷接辦。
上海機器織布局籌辦于光緒四年（1878），李鴻章批准了前四川候補道彭汝琮提出的建廠計劃，並委派他和鄭觀應負責在上海籌建。彭汝琮未能集到股本，又同鄭觀應等人發生嚴重分歧。鄭觀應辭職，彭汝琮被李鴻章斥退，織布局籌建工作陷于停頓。光緒六年（1880），織布局改組，李鴻章派龔壽圖專辦“官務”，鄭觀應專管“商務”，並總辦局務。鄭觀應等人主持下的織布局，很強調企業的商辦性質，在新訂的章程中提出：“事雖由官發端，一切實由商辦，官場浮華習氣，一概芟除。”①章程公布後，公開招股的工作進行順利，很快就招集到50 萬兩。但龔壽圖等人不願意商股太多，以免影響他們在織布局的地位，與鄭觀應等人發生意見分歧。光緒九年，鄭觀應私自挪用局款真相暴露，又應兵部尚書彭玉麟的邀請，遂離開上海到廣東，織布局由龔壽圖、龔易圖兄弟主持。光緒十六年（1890），織布局正式投產。開工不到一年，又發生虧空。于是再次更換負責人，最後由淮系官員楊宗濂、楊宗瀚兄弟承辦。到光緒十九年（1893），織布局已頗具規模，有織布機500台，紗錠2.5 萬枚，工人4000 人。所產布匹主要在上海銷售，此外，還遠銷牛莊、福州、重慶等地，營業興旺，紡紗利潤尤為豐厚。經李鴻章奏准織布局享有特別專利權，規定“十年之內只准華商附股搭辦，不准另行設局”。產品納稅也有優惠，所產布匹，如在上海銷售，免完厘稅，如運銷內地，僅在上海新關完一正稅，概免沿途稅厘。由于紡紗獲利優厚，李鴻章決定擴充紡紗規模。但就在此時（光緒十九年），織布局因清花間起火，全廠被燒毀。李鴻章隨即派天津海關道盛宣懷、上海海關道聶緝椝負責恢複織布局，這就是後來的華盛紡織總廠。
湖北織布官局于光緒十九年建成投產。先是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內籌建，光緒十五年（1889）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紡織機器全部隨之運往湖北。織布局建成後，共有紗錠3 萬枚，布機1000 張，工人約2500 人，日產紗100擔。由于棉紗暢銷，利潤優厚，張之洞決定在布廠之外增建紡紗廠，以其盈利來填補他所辦的鐵廠經費的不足。原計劃建兩個紡紗廠，但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才在織布局旁邊建成北廠，稱為“湖北紡紗官局”，南廠未能建① 《洋務運動》第7 冊，第469 頁。
成。
洋務派所辦的民用企業，大都是官督商辦，吸收了一部分買辦、地主、商人的資金，對建立和發展近代企業，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抵制外商對中國近代企業的壟斷和壓迫有積極作用。但是，這些企業有濃厚的封建性，企業大權都掌握在“官”的手里，“一切惟總辦之言是聽”，商股不得過問局務。此外，這些民用企業還存在對外國資本主義的依賴性，技術大權甚至行政大權都為外國人所控制。洋務派所辦的民用企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曆史條件下的產物，它阻礙了商辦企業的發展，也沒有能夠達到“求富”的目的。
第七章商辦企業的出現。新階級的產生。思想文化的變化第一節商辦企業的出現在洋務派創辦近代企業的同時，中國社會還出現了一批商辦企業。這是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發端，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生重要變化的一個標志。這些企業主要是由一部分官員、地主、買辦、商人投資創辦的，也有一些是從原來的手工業工場、作坊采用機器生產轉化而來的，主要有船舶機器修造業、繅絲業、棉紡業、面粉業、火柴業和印刷業等。據統計，自同治年間到光緒二十年，除繅絲業外，約有80 個企業①。
船舶機器修造業。創辦較早、規模較大的是上海發昌機器廠。同治五年（1866），方舉贊初創時為打鐵作坊，僅有打鐵爐一座。同治八年（1869），采用車床。原為外商船塢鍛造修配輪船的零件，到光緒二年（1876），已能自造輪船和生產輪船機器、車床、汽錘等機器產品。由于業務發展迅速，光緒十年左右，擁有車床、鑽床近20 台，工人300 人。中日甲午戰爭後衰落，光緒二十六年（1900）賣給外商耶松船廠。另外一家規模較大的企業是上海均昌船廠，其初期業務只限于修理船只。由于經營管理較好，生產效率較高，業務發展迅速，從光緒八年到十年（1882—1884）先後制造了6 艘輪船，技術水平比較先進。但這家企業後來也被耶松船廠兼並。
繅絲業。機器繅絲業最早出現在手工繅絲比較發達的廣東地區。同治十二年（1873），華僑商人陳啟源在廣東南海縣設立第一家機器繅絲廠——繼昌隆繅絲廠，以蒸汽機為動力，雇用女工六七百人，產絲精美，行銷歐美，獲利優厚。兩年後，南海又建立4 家機器繅絲廠。到光緒七年（1881），廣州、順德、南海等地陸續增加到10 家。其後，廣東機器繅絲業發展迅速，中法戰爭後，僅廣州一地就有繅絲廠五六十家。光緒七年，浙江絲商黃宗憲在上海建立公和永繅絲廠，開辦時有絲車100 部，後來發展到858 部。到光緒二十年（1894），上海又相繼建立了5 家繅絲廠，其中規模較大的坤記絲廠資本為24 萬兩。這些絲廠受到外商的擠壓，生產情況不如廣東。
棉紡業。在光緒二十年中日戰爭以前，中國創辦的近代機器棉紡織廠和機器軋花廠很少。光緒十二年（1886），買辦商人嚴信厚在甯波建立通久源軋花廠，有40 台新式軋花機，雇用工人三四百人。光緒十七年到十九年（1891—1893），上海又相繼成立了棉利、源記、廣德泰和禮和永4 家軋花廠，武漢也成立了昌記軋花廠。軋花兼紡紗的工廠，是唐松岩于光緒十三年（1887）在上海創辦的華新紗廠（初名軋花紡紗新局），有紗錠約7000 枚，布機50台。光緒十九年（1893），安徽商人朱鴻度創辦上海裕源紗廠，于次年開車，紗錠2.5 萬枚。緊接著又有人創辦了裕晉紗廠、大純紗廠，嚴信厚也在甯波設立了通久源紗廠。此外，重慶、鎮江、廣州等地也在醞釀建立棉紡廠。面粉業。光緒四年（1878），輪船招商局會辦朱其昂在天津成立了貽來牟機器磨坊，雇用工人約30 人，每年可獲利銀六七千兩。此後，陸續創辦了上海裕泰恒火輪面局、福州機器面粉廠、北京機器磨坊等，規模與貽來牟機器磨坊差不多。
① 嚴中平主編：《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下冊，第1442、1446、1624、1639 頁。火柴業。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天津、上海、重慶、廣州等地創辦火柴廠約有十余家。其中如天津自來火公司，由官紳楊宗濂、買辦吳懋鼎等人成立于光緒十二年（1886），資本1.8 萬兩。光緒十七年，因失火廠房被焚。隨即公開集股重建，資本增至4.5 萬兩，聘請英、俄商人幫同管理帳目、購買機器。光緒十六年前後，上海成立了燮昌火柴公司，資本5 萬兩，職工約800人，所使用化學原料從歐洲輸入，木梗、箱材及紙使用日貨，日生產火柴20余箱，但質量較差。
印刷業。商辦機器印刷業主要集中在上海，廣州、杭州、北京等地也陸續辦了一些工廠。其中較有影響的，是光緒八年（1882）徐鴻複、徐潤在上海設立的同文書局。同文書局有石印機12 架，雇用職工500 人，主要影印古籍，如《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等。光緒二十四年（1898），同文書局停辦，徐潤複設立廣百宋齋，為鉛字印刷。
此外，玻璃制造、制糖、制茶、造紙等商辦企業，也在上海、福州、台灣等地設立。
從同治年間到光緒二十四年中日戰爭前，曆時20 多年，在中國陸續出現了近代商辦企業。這些企業主要是日用輕工業，一般規模較小，資本大都在10 萬元以下，有的只有幾千元，設備簡陋，技術落後，比起外資企業和官辦企業，力量是微弱的。但有了這些商辦企業，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就出現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很困難。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及其在中國開設的企業，在中國大量推銷商品，掠奪原料，跟中國民族資本企業競爭。中國民族企業不僅在原料來源和產品銷售市場方面受到巨大壓力，而且經常受到外國資本吞並的威脅。同時，中國民族企業在機器、技術等方面都依賴外國，有的還依靠外國勢力的“保護”。清廷對民族企業不但不予扶植，而且從各方面束縛了它的發展。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商辦企業始終沒有取得清廷的正式承認，在設廠、經營和產品銷售方面，沒有法律保障，完全聽任官吏隨意處置。例如，光緒七年（1881），廣東南海知縣徐賡陛即以“各省制辦機器，均系由官設局，奏明辦理，平民不得私擅購置”，以及機器繅絲廠“男女混雜，易生瓜李之嫌”、“奪人之生業”為由，查封各處繅絲廠。許多地方官吏還對商辦企業加重征收稅捐，敲詐勒索，大大加重了這些企業的負擔。在外國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困難重重。許多企業為了生存，不是依靠外國勢力的“保護”，就是尋求封建勢力的支持。這就決定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同外國資本主義、本國封建勢力既存在矛盾的關系，又存在依賴的關系；既有其社會曆史進步性，又具有先天的軟弱性。
第二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產生近代工業在中國的出現，使中國產生第一批近代產業工人。這是早期的中國無產階級。此後，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出現，資產階級也產生了。
中國早期的無產階級，從鴉片戰爭後英、美、法等國在沿海通商口岸非法設立船塢、工廠的時候，就開始產生了。當時，一部分破產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受雇于外國資本家。同治以後，在洋務派舉辦的軍用工業、民用工業和在民族資本的企業中，產生了更多的產業工人。產業工人的人數，除碼頭工人無法統計以外，到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前，約有10 萬人。其中，外國資本企業中的工人約占35％，洋務派舉辦的軍用工業、民用工業的工人約占37％，民族資本企業的工人約占28％。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里，中國無產階級的產生要比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早了近30 年。中國無產階級還具有比較集中的特點。當時在中國出現的近代企業，大都集中在上海、漢口、廣州等一些通商口岸，因此，在這些地區產業工人相對集中。據估計，上海、漢口、廣州三地的工人約占全國工人總數的76.7％，其中上海一地即占46.4％。此外，從產業類別上看，工人相對集中在機器繅絲業、船舶修造與機器鐵工業、軍用工業、軋花業與棉紡織業、采礦業等，約占全國工人總數的68％①。據統計，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500工人以上的廠礦有39 家，其中外國資本經營的企業11 家，洋務派經營的企業13 家，民族資本經營的企業15 家，最大的企業雇用工人達三四千人。在這39 家企業中，工人人數總計約有5.713 萬至6.22 萬人，約占全國工人總數的一半以上。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生長的中國無產階級，身受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三重壓迫和剝削，其嚴重性和殘酷性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他們的工資很少，而且常被任意拖欠，或被借故罰款克扣，很難維持自身的生活。他們的勞動時間很長，隨時受監工、工頭的任意打罵和處罰。工廠的勞動條件惡劣，沒有衛生設備和安全保護，工傷事故經常發生。工人連最低限度的自由都沒有，過著十分痛苦的生活。
中國無產階級在極端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下，進行了英勇頑強的反抗斗爭。中國工人最早反對外國資本家剝削壓迫的，是同治七年（1868）上海美商耶松船廠工人的罷工。光緒五年（1879），這個工廠的工人因工頭克扣工資進行罷工。同年，上海英商祥生船廠的工人因外籍監工毆打工人舉行罷工。光緒九年（1883）和十六年（1890），上海江南制造總局的工人反對延長勞動時間，發動罷工。光緒十七年（1891），開平煤礦工人反對外國工程師欺壓工人，展開了大規模的反壓迫斗爭，迫使外籍技師一度離礦。這個時期，工人的罷工斗爭主要還只是經濟斗爭，說明中國無產階級還處在早期階段。
在中國無產階級出現之後，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也產生了中國資產階級。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主要是由那些投資于官督商辦、官商合辦及商辦企業的一般商人、買辦、地主和官員轉化而來，有一些則是由采用機器生產的手工工場主轉變而來。例如，創辦南海繼昌隆繅絲廠的陳啟沅，是在南洋經商多年的華僑商人；在上海創辦公和永繅絲廠的黃佐卿，是經營絲① 孫毓棠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1 輯下冊，第1202 頁。
業多年的商人；創辦上海裕源紗廠的朱鴻度，是安徽巨商、浙江牙厘局總辦；在天津創辦貽來牟機器磨坊的朱其昂，官至道員，曾代理津海道，死後詔贈光祿寺卿；創辦天津自來火公司的楊宗濂是曾任直隸通永道的淮系官員，吳懋鼎是彙豐銀行的買辦；在上海創辦源昌機器五金廠、源昌碾米廠、源昌繅絲廠的祝大椿，是怡和洋行的買辦；創辦上海發昌機器廠的方舉贊，則是打鐵作坊主。他們當中不少人在官府機構中取得一定的官職頭銜，或在農村占有相當數量的土地，具有亦商亦官或亦商亦紳的多重身份。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本國封建勢力、外國資本主義之間，既有無法避免的矛盾，又有著切不斷的聯系。因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一方面具有反對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本國封建壓迫的要求，希望中國能夠獨立富強，為民族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提供條件；另一方面又具有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妥協性，是一個帶有兩重性的階級。
第三節思想文化的變化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原來地主階級改革派要求變法和學習西方以抵禦侵略的思想，在同治、光緒年間，發展成為維新思潮。它的早期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王韜（1828—1897），號紫銓，江蘇長洲（今吳縣）人，主要著作有《弢園文錄外編》。薛福成（1838—1894），字淑耘，江蘇無錫人，他的著作經後人編為《庸盦全集》。馬建忠（1844—1900），字眉叔，江蘇丹徒人，著有《適可齋記言》等書。鄭觀應（1842—1922），號陶齋，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著有《盛世危言》等書。
鄭觀應等人的思想，主要是：（1）反對外國侵略，維護國家主權。早期維新思想家對西方列強的侵略，中國民族危機不斷加深，憂心忡忡，擔心這是心腹之患，將來要弄到“國幾不國”的地步。他們譴責外國侵略者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指出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片面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等條款，損害了中國主權，給中國造成無窮的後患。（2）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反對清廷限制工商業的政策。他們批評洋務派所辦的官督商辦企業是“官有權，商無權”，“官督商辦勢如虎”，主張大力發展民族工商業，將厘金合並于關稅，保護關稅，以便于跟外國資本主義競爭。鄭觀應打破了“重農抑商”的傳統封建思想，提出“商戰”的口號。他認為，“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並強調發展本國的機器工業，把“商戰”建立在發展工業的基礎上，把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作為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出路。“商戰”論具有反侵略的愛國的積極意義。（3）提出政治改革的主張。王韜、鄭觀應等人介紹西方國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種政治制度，認為“君主者權偏于上，民主者權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①，主張在中國推行“君民共主”制，仿效西方國家設立議會。鄭觀應說：中國如實行“君民共主”、議會制，就能夠達到“天下有公是非，亦即有公賞罰，而四海之大，萬民之眾，同甘共苦，先憂後樂，若理一人，上下一心，君民一體，尚何敵國外患之敢相陵侮哉？”②雖然他們對議會、民主等還不能從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本來意義上去理解，但是在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和初步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方面，擺脫了洋務派思想的窠臼， 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具有進步性。
早期維新思想家並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也沒有形成政治運動。這是資產階級力量還處在微弱時期的表現。他們雖然從洋務派中分化出來，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又都不能擺脫與洋務派的聯系。
鴉片戰爭以後，較早提出學習西方自然科學的是馮桂芬。他在咸豐十一年（1861）寫成的《校邠廬抗議》中，認為“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而“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因而主張“采西學”。同治年間有了洋務派舉辦的企業和民族資本企業以後，中國科學家李善蘭等才對西方近代科學作了系統的接受和傳播。西方近代科學是以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開始而大踏步前進的。後來，由笛卡兒（ReneDescartes）制定了解析幾何，耐布爾（John Napier）制定了對數，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z）和牛頓制定了微積分。在剛體力學方面，牛頓在刻卜勒（Johannes① 鄭觀應：《盛世危言·議院下》，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第316、313—314 頁。Kepler）所發現的行星運動規律的基礎上，從物質普遍運動規律的觀點進行了概括，提出了萬有引力定律。對于近代科學中這些最基本的偉大成就，李善蘭通過翻譯和論述的形式幾乎是全面地介紹到中國來。李善蘭和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等人合作，先後譯書7 種，如接續翻譯明末徐光啟等未譯完的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後9 卷，英國物理學家胡威立（W.Whowell）的《重學》，英國天文學家赫歇爾（F.W.Her－schel）的名著《天文學綱要》，取名《談天》等。李善蘭（1810—1882），字壬叔，浙江海甯人，對數學造詣頗深，著有《則古昔齋算學十四種》。所著《方圓闡幽》，已獨立地達到了微積分的初步概念。他與人合譯的《代數學》、《代微積拾級》，分別是關于符號代數學、解析幾何和微積分的第一個譯本，所創譯的“代數”、“微分”、“積分”數學名詞，至今沿用。李善蘭堅持按照自然界的本來面貌來認識自然界，反對以自己的主觀臆想強加于自然界。這種嚴格的科學態度，閃耀著唯物主義的光輝。他的譯介西方近代科學著作，具有鮮明的愛國思想，他在《重學》的序言中說：“今歐羅巴各國日益強盛，為中國邊患。推其原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學明也。..異日人人習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國。”
跟李善蘭同時的科學家有華蘅芳、徐壽等。華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蘇金匱（今屬無錫市）人，數學家。著有《行素軒算稿》6 種，共23 卷。他與西方人士瑪高溫、傅蘭雅（J.Fryer）等合譯西方科學著作12 種，內容包括數學、動物、地學、軍事、氣象等方面，其中關于數學的7 種。華蘅芳不懂外文，瑪高溫對中文僅勉強可通，譯書難度很大。但他不畏艱難，不辭勞苦，一絲不苟地力求把書譯好。他在《金石識別》的序言中追憶譯書過程的情景說：“挾書卷，袖紙筆，徒步往來，寒暑無間，風雨不輟。汗不得解衣，咳不得涕吐，病困疲乏，隱忍而不肯休息者，為此書也。唯是日獲數篇，奉如珍寶。夕歸自視，訛舛百出，塗改字句，模糊至不可辨，則一再易紙以書之，不知手腕之幾脫也。每至更深燭跋，目倦神昏，掩卷就床，嗒焉若喪。而某金石之名，猶來縈擾于夢魂之中，而驅之不去。此中況味，豈他人所能喻哉！”徐壽（1818—1884），字雪村，江蘇無錫人，化學家。同治六年（1867）以後，他一直在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擔任編譯工作，共譯書12 部。其中化學著作占大多數，也涉及物理、機械制造等方面，影響較大的有《化學鑒原》和《西藝知新》兩書。徐壽譯書時，遇到如何統一化學元素譯名的難題。他創造了取西文第一音而造新字的原則，許多元素如鈉、鉀、錳、鎳、鈷、鋅、鈣、鎂等，都是依此原則新造的，一直沿用至今。徐壽還曾和華蘅芳試制木質輪船，長50 余尺，每小時能行40 余里，取名“黃鵠”。這是中國人最早自制的輪船。光緒元年（1875）左右，徐壽在上海創辦格致書院，開始化學實驗的演示工作。徐壽是一個有唯物主義思想傾向的科學家，反對鬼神迷信，提倡“以實事實證引進後學”的學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曆史條件下，中國雖也出現了個別優秀科學家，但沒有發展的近代工業的支持，他們還不能對曆史的前進起較大的影響。
第八章中國邊疆地區在侵略勢力下的危機。中法戰爭第一節中國邊疆地區在侵略勢力下的危機同治以後，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它們為了爭奪商品市場、原料產地和資本輸出場所，奪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領土的斗爭日益尖銳起來，遠東地區成了它們激烈爭奪的對象。美、日、英、俄、法、德都把侵略的黑手伸進中國廣大邊疆地區，使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嚴重危機。
美國早有侵占中國台灣的野心。咸豐三年（1853），美國海軍艦隊竄到台灣，並向美國政府建議占領台灣作為海軍根據地。同治六年（1867），美國借口失事船只“羅佛”號的水手在台灣遇害，派軍艦侵略台灣，在台灣南部的琅■（今恒春）登陸。高山族人民給予迎頭痛擊，打走了美國侵略軍。日本也有侵略中國台灣的野心。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在美國幫助下，派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兵5000 余人侵略台灣。日兵在琅■劫掠焚殺，當地高山族和漢族人民據守險要，頑強抵禦。日本侵略軍遭到傷亡，無法前進。清廷在跟日本交涉的同時，派船政大臣沈葆楨率軍赴台，部署防務。但是，在英、美等國的“調停”下，清廷被迫與日本訂立《台事專條》（即中日《北京專約》），以賠償白銀50 萬兩作為日本撤兵的條件。
英國在同治年間不斷派人以游曆、探險為名，進入中國云南、西藏偵察。同治十三年（1874），英國派軍官柏郎（H.A.Browne）率領近200 人的武裝部隊從緬甸出發，到云南探測路線；駐北京英國使館派翻譯官馬嘉理（A.R.Margary）從北京經云南入緬甸接應。光緒元年（1875），馬嘉理等率領武裝部隊侵入云南省騰越地區。當地景頗等族人民立即予以阻攔，馬嘉理竟然開槍行凶。群眾激于義憤，打死馬嘉理，把侵略軍趕出云南。英國侵略者以此為借口，提出種種勒索。光緒二年，清廷在英國的脅迫下，派李鴻章與英國代表威妥瑪在山東煙台簽訂《煙台條約》和《入藏探路專條》。條約除規定“賠款”、“懲凶”、“道歉”之外，還允許英國可派人到云南“調查”通商情況，並可派人由中國內地經西藏到印度，或由印度進入西藏，探訪路程；增開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處為通商口岸等。
《煙台條約》簽訂後，英國根據其中的另議專條規定，一再要派人進入西藏，進行侵略活動。西藏人民和一部分地方官員，堅決拒絕侵略者入藏。光緒十四年（1888），英國悍然發動對西藏的侵略戰爭，向隆吐山進攻。西藏愛國軍民誓死抵禦，在打擊了侵略軍後轉移至亞東山谷。腐敗的清廷一味妥協求和，不准西藏愛國軍民反抗，罷黜了支持抗英斗爭的駐藏大臣，使英軍得以繼續進犯。光緒十六年（1890），清廷與英國談判，劃定中國和哲孟雄（錫金）的邊界。光緒十九年（1893），清廷與英國又訂立《藏印續約》，竟同意英國的侵略要求，規定中國亞東辟為商埠。從此，英國勢力侵入了西藏。
當美、日侵略中國台灣，英國侵略中國西南的時候，俄國也極力向中國新疆擴張。同治四年（1865），中亞浩罕汗國的一個軍官阿古柏乘中國新疆地區紛亂之機，率軍侵入喀什噶爾。同治六年（1867），阿古柏在南疆宣布成立“哲德沙爾”（七城汗國）。同治九年（1870），他又進占烏魯木齊和吐魯番盆地，勢力伸展到瑪納斯。至此，南疆全部和北疆部分地區都被阿古柏所侵占。那時，英、俄都力圖在新疆擴展侵略勢力，競相勾結和支持阿古柏。同治十年（1871），俄國出兵侵占伊犁地區，揚言“伊犁永久俄占”，對當地各族人民進行殘酷的軍事殖民統治。俄國挾其軍事威勢，于次年與阿古柏訂立“通商條約”，以承認阿古柏為“哲德沙爾”領袖，來換取它在南疆的通商等特權。為跟俄國爭奪，英國也于同治十三年（1874）與阿古柏訂立“英阿條約”，承認阿古柏的統治地位，從而取得了在喀什噶爾設立領事、通商等特權。
俄國和阿古柏對新疆的侵略，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強烈反抗。他們熱切盼望清廷早日收複失地，並自動起來同侵略者作斗爭。當時，正值日本侵略中國台灣，東南海防形勢緊張。面對同時發生在西北和東南的兩個危機，清廷的官員提出不同的對策，發生塞防、海防的爭論。直隸總督李鴻章強調海防的重要性，認為應大力加強海防，但他卻以“海防、西征，力難兼顧”為由，主張放棄新疆，“移西餉以助海防”，竟說“新疆不複，于肢體之元氣無傷”①。陝甘總督左宗棠則力主收複新疆，“尺寸不可讓人”，認為“若此時即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國必不敢構釁于東南”①。清廷接受了收複新疆的主張，于光緒元年（1875）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
次年，清軍進入新疆，僅半年多的時間，就收複了北疆大部分領土。光緒三年（1877），清軍乘勝進軍南疆，連戰皆捷，阿古柏在逃走途中身亡。是年十一月（1878 年1 月），清軍最後收複和田。至此，只有伊犁地區還在侵略者手中。
清廷一再向俄國提出收複伊犁地區。俄國拒不交還，反而提出一系列無理要求。光緒四年（1878），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為全權大臣出使俄國談判索還伊犁的問題。崇厚在俄國的脅迫下，于次年擅自簽訂了《交收伊犁條約》（即《里瓦幾亞條約》）。條約規定：中國償付俄國“代收代守伊犁兵費”500 萬盧布（合白銀280 萬兩）；割讓霍爾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領土；塔爾巴哈台附近邊界作有利于俄國的修改；俄商在中國蒙古、新疆地方貿易免稅；俄國在嘉峪關、科布多、烏里雅蘇台、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今奇台）設領事；增辟兩條由陸路到天津、漢口的通商線路。消息傳來，輿論大嘩，群情激憤。清廷將崇厚革職拿問，並向俄國聲明，崇厚所議條約“違訓越權”，拒絕承認，同時任命駐英公使曾紀澤兼任駐俄公使，談判改訂條約。
光緒六年，曾紀澤赴俄國彼得堡談判。在談判中，俄國代表蠻橫無理，聲稱“只要照辦，無可商議”。經過半年多的反複交涉，光緒七年正月（1881年2 月），雙方簽訂了不平等的《伊犁條約》（也稱《改訂條約》）和《改訂陸路通商章程》。根據條約規定，中國雖然收回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及穆索爾山口，但霍爾果斯河以西原屬中國的大片領土劃歸俄國；賠款增加到900萬盧布（約合銀500 萬兩）；喀什噶爾及塔爾巴哈台邊界另訂界約；俄商在蒙古地方貿易照舊不納稅，在新疆則暫不納稅等。此外，條約還規定，伊犁居民“或願遷居俄國入俄國籍者，均聽其便”，為俄國劫遷大量中國各族居①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24，第19 頁。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36 頁。
民造成借口。這次和後來通過幾個勘界議定書所割占的中國領土有7 萬多平方公里。清廷收回伊犁後，于光緒十年（1884）在新疆建立行省，設置州縣。《伊犁條約》簽訂後，俄國又加緊侵略中國的帕米爾地區。光緒十八年（1892），俄國違背中俄關于帕米爾地區邊界的光緒十年（1884）《續勘喀什噶爾界約》，強占了薩雷闊勒嶺以西2 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清廷當時曾聲明，不放棄對中國軍隊當時所駐地區以外的帕米爾領土的所有權。光緒二十一年（1895），俄國竟然背著中國跟英國立約，私自瓜分了中國薩雷闊勒嶺以西的帕米爾地區。
第二節中法戰爭咸豐年間，法國出兵強占了中國鄰邦越南的南部，並于同治元年（1862）強迫越南簽訂了《西貢條約》，將南圻變為它的殖民地。同治十二年（1873），法軍又侵略北部河內地區，而且要以越南為基地進一步侵入中國。活動在中越邊境、紅河中游的中國農民起義軍舊部劉永福的黑旗軍，應越南政府的邀請，與越南軍民一起堅決抵抗，在紅河兩岸屢創法軍，擊斃其統兵官安鄴（F.Garnier）。越南國王封劉永福為三宣副提督。光緒六年（1880）， 茹費理（J.Ferry）出任法國內閣總理，極力推行殖民擴張政策，增兵越南。光緒八年（1882），法軍攻陷河內，企圖打通紅河，進窺中國云南。越南政府再度邀請黑旗軍參戰。次年，劉永福的黑旗軍和越南軍民一起向河內的法國侵略軍發起進攻，在城西紙橋又一次打敗侵略軍，擊斃法軍司令李維業（H.L.Riviere）。越南國王晉升劉永福為三宣提督。
就在這一年，茹費理再次出任法國內閣總理，立即增加軍費和增派軍隊，擴大侵越戰爭。七月，法軍攻陷越南首都順化，逼簽《順化條約》，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順化條約》訂立後，法國立即要清廷承認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撤出在越南北部的清軍，開放中國云南邊界。
面對法國的侵略、越南的求援，清廷的官員意見分歧。主張抵抗的有左宗棠、曾紀澤等人，他們認為越南與中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越南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關系十分密切，法國奪取越南北部，勢將威脅到中國西南地區，尤其是云南的安全。李鴻章等人則主張妥協求和，認為中國如援助越南，就是與法國“失和”，中國“兵單餉匱”，“海防空虛”，即使“一時戰勝，未必曆久不敗，一處戰勝，未必各口皆守”，“斷不可輕于言戰”，而應“遇險而自退”，力保“和好大局”①。掌握軍事外交大權的李鴻章，寄希望于“以夷制夷”，甚至企圖誘使英國與越南立約，借以制止法國。清廷雖也注意到法國侵略越南，則中國藩籬盡失，後患無窮，于光緒九年分別令廣西布政使徐延旭和云南布政使唐炯率兵進駐越南北部，以為增援；但是，卻又三令五申，“不可釁自我開，轉滋口實”，並授權李鴻章與法國代表會談，希圖達成妥協協議。
清廷的妥協退讓，助長了法國殖民主義者的侵略野心。光緒九年十一月（1883 年12 月），法軍悍然發動對駐越南北部清軍的進攻，中法戰爭從此開始。到次年三月，法軍先後攻占了山西、北甯、太原、興化，完成了占領紅河三角洲的計劃，直逼中越邊界。清廷為掩飾敗績，將徐延旭、唐炯革職拿辦，任命潘鼎新、張凱嵩分別署理廣西、云南巡撫。一直跟恭親王奕有權力矛盾的慈禧太後，借機指責奕因循失職，辦事不力，撤去他的一切職務，並改組軍機處，以禮親王世鐸為軍機處領班大臣；貝勒奕主持總理衙門，並封慶郡王；軍機處遇有重要事，會同醇親王奕商辦。
清廷做了這樣重大的人事變動，並不是下決心要抵抗法國的侵略，而是急于妥協求和。奕掌權不久，即授權李鴻章設法尋求與法國和談。光緒十年四月，李鴻章與法國海軍軍官福祿諾（F.E.Fournier）在天津進行談判，簽訂了《中法簡明條約》。主要內容是：清廷同意對于法國與越南間“所有已定與未定各條約”，不加過問；中國軍隊從越南北部撤回邊界；中越邊界① 《中法戰爭》第5 冊，第158、257 頁。
開放通商。條約的簽訂，表明了清廷對法國侵略的妥協屈服。
《中法簡明條約》簽訂後，法軍急于要接管越南北部的清軍防地，即向諒山推進。駐諒山的清軍代表向法軍軍官解釋沒有接到清廷撤軍的命令，法軍軍官蠻橫地宣稱，“和與不和，三日內定要諒山”。閏五月初一日（6 月23 日），法軍竟然開槍打死清軍代表，炮擊清軍陣地。清軍被迫還擊，打退法軍。法國制造了這次軍事沖突，卻反誣中國破壞《中法簡明條約》，以此進行訛詐，要清軍立即從越南北部撤回邊界，賠償兵費2.5 億法郎；同時，任命孤拔（A.A.P.Courbet）為艦隊司令，將法艦調往福建福州和台灣，把戰火擴展到中國領土上來。
清廷深恐和局破裂，決定限期撤軍，並派兩江總督曾國荃去上海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Jules Patenlre）談判，並嚴令沿海各省“靜以待之”，“不可先發開釁”。閏五月二十三日（7 月15 日），法國海軍中將孤拔率領艦隊進入福建水師基地馬尾軍港，監視港內福建水師。福建水師廣大官兵要求起錨整訓，以期自衛。但船政大臣何如璋、幫辦軍務張佩綸惟恐妨礙“和談”，“不准無令自行起錨”，甚至下令“不准先行開炮，違者雖勝亦斬”。①清廷的軟弱妥協，助長了法國的侵略野心。光緒十年六月（1884 年8 月），法國艦隊副司令利士比（Lespes）率領一支分艦隊向台灣基隆炮台發動進攻，強行登陸。督辦台灣事務大臣劉銘傳指揮守軍英勇抵禦，把法軍趕回艦上。法軍轉而集中力量進攻福建省福州。七月初二日（8 月22 日），停泊在福州馬尾軍港的法國艦隊司令孤拔得到進攻福建水師的命令。次日上午，孤拔將開戰通知交給何如璋等人。但是，何如璋等人仍然不作任何戰斗准備，卻向法軍請求將他們的開戰日期改在明日。孤撥給予拒絕，而且命令艦隊開炮進攻。福建水師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倉促應戰。有的軍艦還沒有來得及起錨，就被擊沉。何如璋、張佩綸棄師不顧，倉皇逃跑。在不利的形勢下，水師廣大官兵表現了頑強不屈的戰斗精神，誓死抵抗。戰斗只經曆了半小時，福建水師的軍艦和運兵船幾乎全被擊沉、擊毀，官兵傷亡700 余人。第二天，法國軍艦又炮擊馬尾造船廠，擊毀馬江兩岸的炮台、民房。七月初六日（8 月26 日），清廷被迫對法宣戰。
法國的侵略，激起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沿海各地不斷發生搗毀教堂、驅逐外國傳教士等群眾性的反侵略斗爭。海外僑胞也積極捐款支援祖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香港的中國工人用罷工來反抗法國侵略者。
光緒十年八月，孤拔率法國艦隊再次侵犯台灣，強占基隆。督辦台灣事務大臣劉銘傳率部退守淡水，與來犯的法軍展開激戰。法軍受挫，傷亡幾十人，其余狼狽逃回海上。為了截斷大陸對台灣的接濟，孤立台灣守軍，法艦封鎖了台灣。法國軍艦還侵犯浙江鎮海。光緒十一年正月（1885 年3 月），法艦幾次進犯鎮海招寶山炮台，都被守衛炮台的清軍擊退。法軍未能得逞，于二月（3 月）轉而侵占澎湖。
法國侵略者在侵擾浙江省的同時，又在中越邊境地區增兵，並向駐越南北部的清軍潘鼎新部發動進攻。潘部倉皇敗退，法軍乘勢闖入廣西省鎮南關（今友誼關）。鎮南關失守後，潘鼎新被革職。年近70 的老將幫辦廣西軍務馮子材率軍趕到鎮南關前線，積極修築工事，對兵力作了部署，准備迎擊來① 《中法戰爭》第3 冊，第131 頁；第2 冊，第144 頁。
犯之敵。二月，法軍猛攻關前禦敵的長牆，有的已經越牆而入。在這緊急關頭，馮子材手持長矛，奮勇當先地躍出牆外，殺進敵陣。全軍將士異常感奮，跟隨著撲向敵人，展開了激烈的肉搏戰。法軍大敗潰退。當地壯、瑤、白、彝、漢等各族人民和1000 多名越南人民也趕來助戰。馮子材率各軍乘勝追擊，取得了重大勝利。法國侵略者稱這次戰役是災難性的失敗。
法軍慘敗的消息傳到巴黎，導致了茹費理內閣的倒台。法國在政治上軍事上都陷于混亂，形勢對抗法斗爭十分有利。但是， 清廷的本意是求和，“時時為和計”，最終在勝利聲中屈辱議和。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85 年4月4 日），英籍海關職員金登干（J.D.Campbell）代替清廷在巴黎跟法國簽訂停戰協定。二十一日（6 日），清廷即命令前線停戰，關外駐軍分別撤回。兩廣總督張之洞、督辦廣東防務彭玉麟等表示反對，分別致電清廷，指出“條款未定，萬萬不可撤兵”，“停戰則可，撤兵則不可”①。但是，清廷不顧有關官員、將領的反對，授權李鴻章在天津與法國駐華公使巴德諾于四月二十七日（6 月9 日）締結不平等的《中法新約》。條約規定：法國侵略軍定期從台灣、澎湖撤出；清廷確認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同意法國在云南和廣西兩省邊界開埠通商；中國修建鐵路時，應向法國人商辦等。這樣，中國西南的門戶進一步被打開了。法軍撤出台灣、澎湖後，清廷于是年九月設置台灣省，任命劉銘傳為第一任巡撫。
① 《中法戰爭》第6 冊，第384、385 頁。
第九章中日戰爭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活動第一節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光緒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94—1895），日本為了吞並中國鄰邦朝鮮，並向中國擴展，發動了蓄謀已久的對中國的侵略戰爭。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後，發展迅速，一躍而成為亞洲的強國，並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大陸政策”。該政策的主要內容是以征服朝鮮為其“利益線的焦點”，並進而吞並中國的東北、台灣和澎湖列島等地。隨後，日本政府即按此政策對中國、朝鮮進行侵略擴張。從同治末年起，日本多次武裝侵略朝鮮，攫取了通商、駐兵等特權，使朝鮮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光緒十六年（1890），日本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政治、經濟矛盾異常尖銳。日本統治階級為了轉嫁危機，大肆擴充軍備，加快了對外擴張的步伐，並且不斷派遣間諜潛入中國，竊取各種情報，秘密繪制了中國東北和渤海灣的詳細地圖，著手准備侵華戰爭。
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得到了美、英、德、法等帝國主義國家的幫助和支持。美國當時集中力量擴充在太平洋的勢力，難以顧及遠東，故對日本采取了扶持的做法，希望能夠“利用日本在遠東與英法抗爭”①。德、法兩國也希望日本發動戰爭，以便趁火打劫。英國在侵略東亞的過程中，經常同俄國發生爭奪。為了對抗俄國，便采取了接近日本的態度。光緒二十年六月十四日（1894 年7 月16 日），英國和日本簽訂了《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廢除了在日本的租界和領事裁判權，提高了英貨進口的關稅稅率。次日，日本大本營舉行禦前會議，決定對中國開戰，並制定了作戰計劃。
光緒二十年（1894）春，朝鮮爆發了東學黨領導的農民起義。朝鮮封建統治階級極為恐慌，要求清廷派兵協助鎮壓。日本乘機誘使清廷出兵朝鮮，並聲稱“我政府必無他意”。李鴻章聽信了日本的保證，在接到了朝鮮政府“懇請北洋大臣酌遣數隊，速來代剿”的文書後，即派直隸提督葉志超等選帶淮軍1500 人，乘船東渡朝鮮。同時照會日本，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護屬邦舊例”，並聲明“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②。但日本卻以護送駐朝公使赴任和保護僑民為借口，乘機出兵侵入朝鮮，把部隊部署到從仁川到漢城一帶的戰略要地。
當中日兩國陸續派兵赴朝時，東學黨起義已經平息。清廷按原議提出中日兩國同時從朝鮮撤軍的方案，同時命令正准備增援的後續部隊停止出發，並電令在朝清軍向牙山集結，准備訂期內渡回國。但是，日本不僅拒不撤兵，反而命令駐紮仁川的日軍開進漢城，把朝鮮政府置于日軍的監督之下，並繼續增兵入朝，使侵朝日軍增至萬余人，數倍于清軍，戰爭迫在眉睫。
六月二十三日（7 月25 日），日本艦隊在牙山口外豐島附近，突然襲擊中國軍艦，中國雇用的英國運兵船被擊沉，船上兵士700 多人死難。日本發動了蓄謀已久的侵華戰爭。
① 井上清、鈴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冊，中譯本第96 頁。
②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戰爭》第2 冊，第548—549 頁。第二節戰爭進程和清廷的失敗在戰爭一觸即發的情況下，清廷內部出現了主戰和主和兩種主張。以翁同龢、文廷式等帝黨一派極力主戰，反對妥協求和，同時想以此爭取人心，擴大實力。他們得到了光緒帝的支持。主和派則以把持了軍事、外交大權的李鴻章等後黨官僚為代表，為了保存實力，主張避戰求和。在中日戰爭爆發前，面對緊急的形勢，李鴻章沒有在軍事上積極備戰，而是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企圖在外交上依靠列強的折沖調停，迫使日本與中國同時從朝鮮撤兵。李鴻章和主持總理衙門的奕先後求救于俄、英、德、法、美等國，但毫無結果。駐紮牙山的清軍將領葉志超感到形勢緊急，曾多次電請李鴻章增援備戰。李鴻章卻不為所動，在回電中依然強調“已付各國公論”，英、俄等國必有辦法；並嚴令葉志超“靜守勿動”，以為“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①結果，貽誤了時機。
在襲擊中國軍艦的當天，日本陸軍進犯駐紮牙山的清軍。清軍主將葉志超放棄牙山，逃至平壤。由于日本已經不宣而戰，清廷被迫于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 年8 月1 日）對日宣戰，日本也在當天向中國正式宣戰。這一年是陰曆甲午年，故這場戰爭史稱“甲午戰爭”。
八月十六日（9 月15 日），日軍集結重兵對平壤發起猛烈攻擊。中國軍隊在朝鮮人民的配合下與日軍展開激戰。總兵左寶貴登城指揮，力戰身亡。統帥葉志超卻率軍倉皇出逃，致使清軍迅速潰散。八月下旬，清軍渡過鴨綠江，退入中國境內。
平壤戰役後兩天，日軍為了控制在黃海的制海權，又在大東溝以南的黃海海面對北洋艦隊進行偷襲，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黃海海戰。八月十七日（9月16 日），海軍提督丁汝昌統率北洋艦隊10 余艘艦船，護送運兵船至大東溝。次日中午，正當北洋艦隊准備返航旅順時，在大東溝以南的黃海海面遭到日本艦隊的襲擊。由于受李鴻章等人消極避戰的影響，准備不足，所以海戰一開始，中國方面倉促應戰，再加上指揮缺少經驗，北洋艦隊被日本海軍包圍。但是，中國海軍在戰斗中還是表現出了英勇無畏的精神，對來犯之敵予以堅決反擊。戰斗開始後不久，丁汝昌即在旗艦“定遠”號的飛橋上跌落受傷，但他仍坐在甲板上鼓舞士氣。“定遠”管帶劉步蟾接替指揮。“致遠”號受重傷後，管帶鄧世昌下令開足馬力猛沖，意圖撞毀日艦“吉野”，不幸中魚雷沉沒，鄧世昌和全艦200 多名官兵壯烈犧牲。“經遠”號管代林永升力戰犧牲，全艦官兵繼續戰斗，堅持到最後一分鍾。海戰曆五小時，北洋艦隊沉毀軍艦五艘，而日本艦隊包括旗艦“松島”在內五艘軍艦也遭到重創。日本艦隊無力再戰，首先退出戰場，北洋艦隊還尾追一陣才返回旅順。此戰，北洋艦隊雖損失不小，但它還擁有“定遠”、“鎮遠”兩艘重型鐵甲艦及“靖遠”、“來遠”等戰艦，仍有一定的戰斗力。況且日本艦隊也遭到很大打擊，一時也失去了繼續作戰的能力。然而，黃海戰後，李鴻章一味強調“避敵保船”，命令北洋艦隊躲藏在威海衛港內，不准出擊，以致造成坐困待斃的局面。
從九月（10 月）下旬開始，日軍分兩路大舉入侵中國。一路渡過鴨綠江，進攻中朝交通要道九連城。沿江駐守的四萬多清軍，除據守虎山的聶士成部① 《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16，第25 頁。
進行過抵抗之外，其余均望風而逃。日軍接連攻陷九連城、安東（今遼甯丹東）、鳳凰城、長甸、岫岩、海城等地。另一路從遼東半島的花園口登陸，以奪取旅順、大連為目標。在十幾天的時間里，大批日軍在此登陸，並把大量軍火輜重運送上岸，清軍未進行任何抵抗。旅順守將總兵徐邦道等見金州危急，建議旅順守軍分兵增援，以保護後路，並電請李鴻章速令北洋艦隊赴援大連。但這一建議沒有得到其他將領的響應，反而被李鴻章斥責為“糊塗膽小”①。十月初九日（11 月6 日），日軍進犯金州，徐邦道率孤軍奮戰，抵抗失敗。徐邦道退守旅順。次日，日軍進攻大連炮台。由于守將趙懷益已先一日脫逃，兵勇潰散。日軍輕易地占領了大連，並繳獲了清軍遺棄的大批軍用物資。
十月二十一日（11 月18 日），日軍向旅順發起進攻。丁汝昌曾親往天津面見李鴻章，請求率北洋艦隊馳援旅順。李鴻章卻嚴令丁汝昌“保船避戰”，否則雖勝亦罪。而駐守旅順的清軍統帥前敵營務處總辦龔照嶼，在開戰前即已逃往煙台。在旅順的1 萬多清軍軍心渙散，將領互不統屬。徐邦道率部迎敵，一度擊敗日軍的先頭部隊。雙方激戰數日，徐軍終因後援不繼而失敗。二十五日（22 日），旅順失守。日軍攻占旅順後，連續四天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屠殺，近2 萬的無辜群眾被殺害。
面對日軍的野蠻侵略，盛京（今遼甯省）廣大人民奮起抵抗。日軍進攻岫岩時，當地挖煤工人聯絡幾十個村莊的人民，自動組織起來進行武裝抵抗，打死打傷許多敵人。遼陽地區的農民，在1 個月內連續打退敵人的4 次進犯。旅順人民在日軍的屠刀下，甯死不屈，表現得英勇頑強。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 年1 月20 日），日本侵略軍在山東半島登陸，抄襲威海衛後路，並以海軍封鎖威海衛港口，使北洋艦隊陷于港內，腹背受敵。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95 年1 月30 日），日軍占領了威海衛南岸炮台，北岸守軍望風潰散。丁汝昌派人炸毀了北岸炮台和彈藥庫，以免資敵。隨後，日軍又占據了北岸。北洋艦隊陷入重圍。正月初九日（2月3 日），日艦和占據炮台的日軍以大炮水陸合擊北洋艦隊。北洋艦隊的愛國將士拼死抵抗，多次打退日本艦隊的進攻。但日軍猛烈的炮火，也使清軍傷亡慘重。這時，日本艦隊司令致信丁汝昌，勸其率部投降。在北洋艦隊服役的洋員和部分貪生怕死的將領也公開要求投降。丁汝昌下令各艦冒死突圍，後又命令炸艦沉船以免資敵。但遭到一些將領的反對。只有“定遠”管帶劉步蟾沉艦後自殺。十八日（11 日），丁汝昌在增援和突圍均已無望的情況下，自殺身亡。次日，洋員浩威盜用丁汝昌的名義，向日軍投降，北洋艦隊尚存的11 艘戰艦和劉公島炮台及大量軍器彈藥，全部被日軍所繳獲。北洋海軍全軍覆沒。
清廷因淮軍屢戰屢敗，轉而起用湘軍舊將，希望以此挽回頹勢，任命兩江總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湖南巡撫吳大澂和淮軍總統宋慶為幫辦。光緒二十年十二月（1895 年1 月），劉坤一率六萬湘軍開赴山海關，發動反攻。但湘軍同樣腐敗不堪，一觸即潰。二十一年二月（1895 年3 月）上旬，山海關外的牛莊、營口、田莊台等相繼失守。清廷以淮軍既潰于前，湘軍複敗于後，加之北洋艦隊已經覆沒，不再抱取勝的希望，于是決意求和。清廷的腐敗是導致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當時，清軍大都士無斗志，許① 《李文忠公全書·電稿》卷18，第22 頁。
多將領貪生怕死，甚至聞風而逃。以投入戰場的主要部隊淮軍而言，時人對其腐敗情狀曾有形象的描繪：“‘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腳’。四腳脫如飛，還恐被追攫。..制敵不在斗，與斗何如走。”①另外，清廷在戰爭中的失敗，還因為以李鴻章為首的主和派企圖依靠俄、英等國的調停，不作戰守准備，軍事上失去適時把握的時機，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面。
對日戰爭的失敗，證明清廷推行的“洋務新政”並不能使中國走向獨立和富強。
① 《朱強甫集》，《中日戰爭》第5 冊，第509—510 頁。
第三節《馬關條約》的簽訂和中國人民的反割台斗爭清軍在平壤戰役和黃海海戰失利後，慈禧太後的求和之心就日益急切起來。她重新起用了恭親王奕來主持總理衙門，由奕和李鴻章請求英、俄等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英國為了自身的在華利益，曾向美、德、俄等國提出聯合調解中日戰爭的建議。但由于列強各有所圖，一時未能就此達成一致意見。日軍侵入遼東後，清廷又轉求美國出面調停。在美國公使的斡旋下，清廷派戶部侍郎張蔭桓和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于光緒二十年十二月（1895 年1 月）赴日求和。當時日軍正在圍殲北洋艦隊，不願立刻停戰議和，就借口清廷所派代表“全權不足”，拒絕了和談。日本通過美國轉告清廷，議和必須以割地、賠款為條件，並由奕或李鴻章充當全權代表。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1895 年3 月），李鴻章同其子李經方、美國顧問科士達（J.W.Foster）到達日本馬關（今下關），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陸奧宗光進行談判。在談判中，日本提出了極為苛刻的媾和條件，並蠻橫地表示，李鴻章對所擬各款只能說“允”與“不允”。日方還威脅一旦談判破裂，就將重新開戰，並攻打北京。隨同前往的美國顧問也與日本配合，勸李鴻章妥協。在日、美的脅迫下，李鴻章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三月二十三日（4 月17 日），與日本代表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其主要內容如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列島①；賠款20000 萬兩白銀；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通商口岸；允許日本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工廠。
《馬關條約》標志著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條約規定准許外國在華投資設廠，這適應了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輸出資本的迫切需要。《馬關條約》的簽訂，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
《馬關條約》的簽訂，引起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極大憤慨。人們紛紛聲討侵略者的罪行，譴責清廷的賣國行徑，掀起了一個反對割台賠款的抗議高潮。許多報紙競相發表文章，反對投降，要求堅持抵抗，發出了“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君可玩，而我民不可玩”①的呼聲。官員們紛紛上奏，反對割台，一時間“章滿察院，衣冠塞途”。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康有為聯絡來自全國18 省的1300 多位舉子聯名上書，要求清廷拒和、遷都、變法，以挽救危機。割台的消息傳到台灣省後，台灣人民鳴鑼罷市，抗議示威。台灣人民發布檄文，表示“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②，決心為保衛祖國和家園而同敵人血戰到底。
由于割地一事過于苛刻和全國人民的強烈抗議，光緒皇帝曾一度拒絕用寶。但最終還是在內外壓力下，批准了《馬關條約》。不久，清廷不顧全國人民的抗議，下令台灣巡撫唐景崧率在台官員撤出台灣。同時，清廷派李經方為割台專使，與日本首任“台灣總督”辦理割台手續。在這種情況下，台灣人民自動組織起來，擔負起保家衛國的重任。在台灣士紳丘逢甲的倡議下，台灣人民于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日（1895 年5 月25 日），成立了名為“台灣民主國”的抗日政府，年號“永清”，寓含永遠隸屬清朝之意；推舉巡撫① 光緒十一年九月（1885 年10 月），清廷決定台灣建為行省，轄台灣本島及所有附屬島嶼和澎湖列島。① 《申報》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1895 年7 月15 日）。
② 《中東戰紀本末》，《中日戰爭》第1 冊，第203 頁。
唐景崧為總統，丘逢甲為副總統兼抗日義軍統領，駐台黑旗軍將領、總兵劉永福為大將軍。
五月初，日軍在台灣基隆東北強行登陸，台灣巡撫唐景崧逃回大陸，台北不戰而失。台灣漢族、高山族人民在徐驤等人的領導下組成義軍，跟劉永福所部黑旗軍共同戰斗，先後在新竹、台中、彰化等處與日軍進行激烈的戰斗。保衛彰化的戰斗，是跟侵台日軍進行的一次規模最大的搏戰，先後擊斃日軍1000 多人，敵少將山根信成也在重傷後喪命。但此戰也使義軍和黑旗軍受到很大傷亡。八月，戰事逼近台南，日本海軍配合陸軍進攻，在台南附近登陸。台南守軍孤立作戰，糧盡援絕，終于失陷。中國軍民為了保衛祖國的神聖領土，英勇抗擊侵台日軍，在不到5 個月的時間里，打死打傷日軍3 萬多人。此後，在日本侵略者霸占台灣省的50 年里，台灣省各族人民的反抗斗爭從未停止過。
第四節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中日戰爭後，英、俄、美、日、法、德等國爭先恐後地奪取侵華權益，迅速形成了瓜分中國的局勢。列甯曾指出：“帝國主義，作為美洲和歐洲然後是亞洲的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截至1898—1914 年這一時期已完全形成。”①甲午戰後列強對中國的侵略瓜分活動，是與當時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過渡到帝國主義階段這一發展過程相聯系的。
擴大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時代列強對外侵略政策的一個突出特點。當時帝國主義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對華輸出資本：首先，向清廷進行政治性貸款。《馬關條約》規定中國賠款20000 萬兩白銀，以後又追加了3000 萬兩的“贖遼費”，在三年內還清。當時清廷每年的財政收入是8000 萬兩，根本無力償還如此巨額賠款，只好舉借外債。列強就利用這個機會，爭相向清廷貸款。在列強的爭奪和逼迫下，清廷在短短的3 年多的時間里，先後3 次向列強借款：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1895 年7 月），清廷同俄、法集團簽訂《四厘借款合同》，借款40000 萬法郎；二十二年二月（1896 年3 月），訂立《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團借款1600 萬英鎊；二十四年二月（1898 年3 月），訂立《續借英德洋款合同》，向英、德集團再借款1600 萬英鎊。這3 筆大借款，債額總計達白銀30000 萬兩，加上利息，高達70000 萬兩以上。這些借款的特點是利息高、折扣大，而且帶有苛刻的政治性條件，使帝國主義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關稅和鹽稅，也加深了清廷對帝國主義的財政依賴。
其次，爭奪中國鐵路的投資權。在甲午戰後的幾年間，英、德、俄、法、美等國，經過激烈的爭奪，先後奪取了蘆漢鐵路、津鎮鐵路、粵漢鐵路等線路的投資權和修築權，總長1.9 萬余里。
第三，直接在華投資設廠開礦。《馬關條約》規定，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投資設廠。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則，列強也都獲得了這一特權。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列強在華設廠的總數，就由甲午戰爭前的80 家，激增至933 家。為了控制原料產地，列強還對中國的礦業進行滲透和爭奪。在幾年的時間里，先後獲得了在10 余省投資開采礦山的特權。在中國的新式工礦業中，外資占有了絕對的壟斷地位。如以機械開采的鐵礦業和新法冶鐵業的產量，光緒二十六年（1900）至1925 年都是百分之百的被帝國主義所控制，只是在1926 年略減為94.6‰①。這些工廠享有各種特權，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料，賺取了巨額利潤，也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此同時，各國除原有銀行外，又相繼在中國開辦了許多銀行，其中較為著名的有法國的東方彙理銀行，俄國的華俄道勝銀行，美國的花旗銀行等。這樣，列強通過政治貸款、開辦工廠、修路開礦，形成了對中國財政經濟的壟斷和控制。
帝國主義列強還在中國奪取“租借地”，劃分勢力范圍。以三國干涉還遼為開端，列強在甲午戰爭後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馬關條約》規定割讓遼東半島給日本。俄國認為這將阻礙它向中國東北的擴張，于是向法、德政府建議：三國聯合勸告日本退還遼東半島。作為俄國在歐洲的盟國，法國① 《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分裂》，《列甯選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05 頁。① 見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27 頁。
對此表示支持，並希望能夠以此為由從中國攫取更多的權益。德國侵入遠東的時間較晚，急于在中國找到一個立足點，也表示願意同俄國合作，希望以此換得俄國對它的支持。這樣，在《馬關條約》簽訂後的第六天，俄、法、德三國公使奉本國政府訓令，照會日本政府，要求其退還遼東半島。三國的海軍艦隊也同時游弋于日本海面。剛剛經過一場戰爭消耗的日本，感到無力對付三國的聯合軍事行動，請求英、美調停。但英、美既不願意為日本而冒戰爭危險，也不希望看到日本在華勢力過度膨脹，所以都勸告日本接受要求。于是日本被迫退還遼東半島。清廷則為此又付出了3000 萬兩的“贖遼費”。俄國的干涉還遼，使清廷產生了很大的幻想，以為可以依靠俄國來牽制其他列強。俄國則乘機以“還遼”有功為借口，向清廷索要報酬。光緒二十二年四月（1896 年6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按照俄國政府的要求，清廷派李鴻章為專使前往祝賀。在俄國政府的威逼利誘下，李鴻章與俄訂立了《中俄禦敵互相援助條約》（即《中俄密約》），使俄國取得了中東鐵路的修築權，加強了其在東北的壟斷地位。八月初二日（9 月8 日），俄國又強迫清廷與華俄道勝銀行簽訂了《合辦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規定由俄國獨攬中東鐵路的修築和經營權，以及在鐵路沿線開礦辦廠權，並同意其派駐警察，俄國實際上開始將這些地區變成了自己的勢力范圍。對此，列甯曾經指出：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活動中，“俄國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①。
俄國行動于前，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也不甘于落後，紛紛采取行動，在中國搶占沿海良港，爭奪鐵路修築權並劃定勢力范圍。
甲午戰爭結束後不久，德國以干涉還遼“有功”為由，向清廷提出了租借港灣的要求。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山東發生了巨野教案，德國在俄國的支持下，派兵強占山東省的膠州灣。次月，俄軍便出兵強占了旅順口和大連灣。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 年3 月6 日），德國迫使清廷訂立《膠澳租界條約》，規定將膠州灣租借給德國，租期99 年，在租期內，膠州灣完全由德國管轄；山東境內兩條鐵路的修築權和鐵路沿線30 里以內地區的開礦權也歸德國，使山東成為德國的勢力范圍。
三月初六日（3 月27 日），俄國與清廷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閏三月十七日（5 月7 日），又簽訂了《續訂旅大租地條約》， 租借了旅順和大連灣及其附近海面，租期25 年，在租期內，租借地完全由俄國管轄。俄國還獲准修築中東鐵路支線，以連接旅順、大連。次年，俄國又擅自把租借地改為“關東省”，把其勢力范圍擴展到東北全境。
法國也是在干涉還遼之後就立即向清廷提出了“酬謝”的要求。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 年6 月20 日），法國迫使清廷簽訂了《續議商務專條附章》和《續議界務專條附章》，使中國西南邊省的門戶被進一步打開。二十三年二月（1897 年3 月），法國強迫清廷做出保證，不將海南島割讓給他國。同年三月（4 月），又迫使清廷聲明，保證不將臨近越南的云南、兩廣割讓或租借給他國，並同意將廣州灣租給法國。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1899 年11 月16 日），中法正式訂立《廣州灣租界條約》，法國租借了廣州灣及其附近水面，租期99 年；取得了自廣州灣赤坎至安鋪的鐵路修築權，以及承辦中國郵政等特權。從此，云南、廣西、廣東三省成為法國的勢力范① 《對華戰爭》，《列甯選集》第1 卷，第279 頁。
圍。
英國把長江流域作為自己的勢力范圍。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 月11 日），清廷在英國的壓力下被迫公開聲明，保證不將長江流域沿岸地區讓與或租給他國。四月二十一日（6 月9 日），英國迫使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了包括沙頭角海到深圳灣之間最短距離直線以南、英國九龍割占地界限街以北廣大地區以及附近島嶼和大鵬、深圳兩灣水域，租期99 年。此後，英國為了防止俄國勢力的南下，于五月十三日（7 月1 日），同清廷訂立了《訂租威海衛專條》，租借了威海衛。繼續保持了它在長江流域的優勢。
日本除霸占台灣省外，又于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1898 年4 月），迫使清廷同意不將福建租讓給其他國家，從而將福建省劃入它的勢力范圍。
當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激烈爭奪勢力范圍的時候，美國正忙于准備跟西班牙進行爭奪菲律賓的戰爭，沒有來得及參與對中國勢力范圍的爭奪。待美西戰爭結束後，列強在華的勢力范圍已基本劃定。在這種情況下，光緒二十五年（1899），美國向英、俄、法、德、意、日等國政府提出了所謂“門戶開放”政策。這個政策承認各國在華的勢力范圍和它們已經取得的特權，同時要求列強開放在華的租借地以及勢力范圍，使美國享有均等的利益和機會。對此，英國首先贊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也陸續表示接受。從此，美國在中國的侵略勢力一天天擴大了。
帝國主義國家的激烈爭奪，使中國被瓜分的大禍迫在眉睫，出現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
第十章資產階級改良派的維新運動第一節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甲午戰後，帝國主義加大了對中國的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進一步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擴大了中國的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甲午戰爭的失敗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嚴重危機，促使了人們的覺醒。一批向資產階級轉化的官僚、士紳、商人和知識分子，紛紛提出了設廠、開礦、自辦鐵路的要求，以抵制外國的經濟侵略。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已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洋務派無力繼續壟斷近代工業。此外，由于《馬關條約》已准許外商在中國自由辦廠，所以清政府也就不便再禁止本國商人投資新式企業。清政府工商政策的轉變，也進一步刺激了民間投資的積極性。由于以上原因，在甲午戰後的幾年間，中國出現了興辦工業的浪潮，民族資本主義得以初步發展。
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新設立了62 家商辦企業，資本總額達1240 多萬元①。這遠遠超過了中日戰爭前20 多年民族資本的總和。在當時民族工業的各個部門中，棉紡織業的發展尤為突出。光緒二十二年，陸潤庠等在蘇州創辦了蘇綸紗廠，張謇在江蘇南通創辦了大生紗廠；二十三年，楊宗濂、楊宗翰在無錫開辦業勤紗廠，龐元濟在杭州創辦了通益公紗廠，陳光颍在浙江蕭山創辦了通惠公紗廠；二十四年，朱幼鴻在上海創辦了裕通紗廠，等等。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這些新設立的紗廠都先後開工生產。
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廣東的繅絲工業在這一時期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同時在蘇州、杭州、鎮江、蕭山等處也出現了一些規模較大的繅絲廠。此時，繅絲工業成為了民族工業資本最多的一個部門。
輪船運輸業的發展也頗為迅速。除輪船運輸業的中心上海之外，在江蘇、浙江、湖南、湖北、廣東、福建等地也相繼創辦了輪船公司和輪船局。
此外，諸如面粉、釀酒、造紙、印刷、火柴、肥皂、碾米、制革、織麻、采礦業，也都有一定的發展。
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在這一時期雖然有了初步的發展，但力量還十分薄弱，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其發展可謂步履維艱。甲午戰後，列強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以暴力攫取的在華特權，掌握了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控制了商品的原料產地。外國還直接在華投資設廠，並且一般都規模較大、資本雄厚，從而給中國的民族工業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他們還加大了向中國的商品輸出，進一步侵奪並控制了中國的商品市場。帝國主義強大的經濟壓力，使民族工業深受打擊，常常出現虧損甚至破產或被外商兼並。以發展較快的棉紡織業為例，其受外商的打擊最為嚴重，進口的洋紗和外資在華紗廠所產棉紗在中國市場占據優勢，民族資本的紗廠不僅無力與之競爭，而且岌岌可危。如上海及蘇、杭一帶的華商紗廠至光緒二十四年（1898）已普遍虧損，能夠全年開工的已是寥寥無幾。此外，本國的封建主義也束縛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清廷雖然已准許“民間設廠”，但直到戊戌維新運動①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2 輯下冊，第870—919 頁。
前後，華商自由設廠的權力仍未得到法律上的保證。各級官吏的敲詐勒索、日漸增多的苛捐雜稅，嚴重地阻礙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民族資本主義的成長雖然受到了種種壓迫和阻礙，但較之從前畢竟還是有了初步的發展。逐漸壯大起來的民族資產階級面對著嚴重的民族危機，承受著封建勢力的壓迫。他們要求挽救危機、改變現狀，創造出新的政治、經濟環境，以適應並推動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以救亡圖存為旗幟的民族資產階級就這樣登上了政治舞台。
第二節維新思潮的興起和維新運動的高漲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出現的要求改變現狀的早期維新思想，隨著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在戰後迅速發展起來，並形成一股新的社會思潮。作為新思潮的鼓吹者，資產階級維新派從救亡圖存的愛國要求和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以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和社會政治學說為武器，對封建的專制制度和綱常倫理進行了尖銳的抨擊，並對洋務運動的缺陷與弊端，給予了揭露和反思。他們認為，只有維新變法，走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才能夠挽救民族危機，實現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富強。維新思潮經過幾年的醞釀和發展，終于催生了一場帶有一定群眾性的政治運動。這個運動的領導者是以康有為、梁啟超、嚴複、譚嗣同等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他們提出了維新變法的主張，所以也稱為維新派。
康有為，號長素，廣東南海人，是維新理論的創造者和變法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他對國勢日衰、政局動蕩憂心忡忡，並對現狀產生了強烈不滿。光緒十四年（1888），康有為趁入京參加順天鄉試的機會，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由于頑固派的阻撓，這次上書未能遞到光緒帝手中，但它卻在社會上流傳開來，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光緒十七年（1891），康有為在廣州長興里招生講學。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移學舍于廣州萬木草堂。他在培養維新運動骨干的同時，撰寫了《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書，為變法主張建立了理論根據。
《新學偽經考》刊于光緒十七年。在書中，康有為把自東漢以來一直被奉為經典的“古文經”都斥為“偽經”，認為是劉歆為幫助王莽篡漢而偽造的，它與孔子無關，只是新莽一朝之學，故稱“新學”。雖然《新學偽經考》的觀點並不完全符合曆史事實，但它卻動搖了人們對封建傳統觀念的迷信，打擊了頑固派“恪守祖訓”、泥守古法的教條，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並為變法制造了理論依據。也正因為如此，該書遭到了封建頑固派的激烈攻擊，他們指責該書本旨在于“黜君權，伸民力”①。《新學偽經考》曾兩次遭到清廷的查禁。
《孔子改制考》寫于光緒十八年（1892），刊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是康有為在其弟子陳千秋、梁啟超等人協助下完成的。在書中，康有為把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論和中國儒家的“三世”說附會在一起，認為社會曆史是沿著“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順序逐漸前進的。他認為時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統治的中國社會是“據亂世”，而要達到所謂的“太平世”，即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的社會，就必須先對“據亂世”進行改革，建立君主立憲制度的“升平世”。盡管康有為對人類曆史進程的描述和解釋並不科學，但他強調曆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否定了君主專制永遠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說教，主張變封建的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制，這就進一步奠定了維新變法的理論基礎。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為把孔子裝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試圖以此證明維新變法非但沒有違背聖教，相反是光大了孔子之道。該書同樣遭到了頑固派的圍攻，並被清廷下令毀版。
光緒二十一年（1895）《馬關條約》簽訂時，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康有為發動各省應試的舉人1300 多人聯名上書，反對簽訂條約，要求立即變法。① 葉德輝：《〈輶軒今語〉評》，蘇輿：《翼教叢編》卷4，第9 頁。
此次上書雖然被阻撓，但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不僅標志著醞釀多年的資產階級維新思潮已演變為變法維新的政治運動，而且使康有為成為了維新派的領袖人物。不久，康有為考中進士，授工部主事。此後，他又連續上書，反複說明他的變法主張，希望清廷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獎勵民間興辦新式工業，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取消八股取士制度，提倡學習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以挽救民族危機。清廷中以慈禧太後為首的頑固派和洋務派都堅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反對政治改革。康有為的幾次上書又都遭到他們的阻擋，沒有成功。但是上書的文稿被印成書，在社會上得到傳播，進一步擴大了影響。光緒二十一年六月（1895 年8 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初創時名《萬國公報》），報道時事，鼓吹變法。七月，他們又組織強學會，定期講演，印行書刊，介紹西學，制造輿論，聚集力量。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了強學會分會，出版《強學報》。當時，清廷內部存在著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兩派勢力的矛盾。軍機大臣、戶部尚書翁同龢和其他擁護光緒帝的帝黨官員支持強學會，而圍繞在慈禧太後周圍的封建頑固勢力和洋務派則對之百般攻擊。光緒二十一年底（1896 年初），北京的強學會和《中外紀聞》被查封。隨後，強學會上海分會和《強學報》也被張之洞查封。
但是，議論時政的風氣已開，維新變法的潮流並未因頑固派的阻撓而停止發展。梁啟超任主筆的上海《時務報》，譚嗣同在湖南倡議設立的南學會及由他參與創辦的長沙時務學堂，嚴複等編輯的天津《國聞報》等，都是宣傳變法的重要陣地。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是康有為的學生和得力助手。
他在《時務報》上發表了《變法通議》等一系列文章，鼓吹民權學說，提倡維新變法。梁啟超認為中國要自強，僅僅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是不夠的，還必須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和文化教育制度。他批判封建的君主專制，要求“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制。梁啟超宣傳變法的文章在知識界引起了強烈反響，他主筆的《時務報》在數月間行銷萬余份，促進了維新運動的發展。
在地方上，湖南是在維新運動中最活躍的一個省份。在湖南巡撫陳寶箴、署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及後任徐仁鑄等人支持下，維新志士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積極鼓吹變法，使維新運動迅速開展起來。
譚嗣同，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出身于官僚家庭。曾游曆各地，目睹了民生的艱難和國家的積弱，逐漸萌生了學習西方、變法圖存的愛國思想。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他在北京結識了梁啟超等維新派，開始積極投身變法活動。光緒二十三年初，完成了《仁學》一書的撰寫。在書中，他宣傳了資產階級的民權思想，對封建的君主專制制度和綱常名教進行了較為深刻的批判。他痛言數千年來三綱五倫的“慘禍烈毒”，並特別指出：“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複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巨矣！”①他指責“君為獨夫民賊”，君主專制政治是強盜政治，號召人們起來去沖決一切封建網羅。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譚嗣同應邀回到湖南進行維新活動。此前，江標等人已創辦了宣稱維新變法的《湘學新報》（後改名《湘學報》）。同年九月（10 月），巡撫陳寶箴在長沙創辦了時務學堂，並聘請梁① 《仁學》，《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下冊，第337 頁。
啟超擔任中文總教習。譚嗣同、梁啟超的到來，使湖南的維新運動更加蓬勃開展起來。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譚嗣同、唐才常等建立南學會，總會設在長沙，並在各縣設立了分會。同時，譚嗣同還參與創辦了湖南主要維新喉舌《湘報》（日報）。南學會每周講演一次，宣講天下大事和變法主張，每次都有近千人聽講，湖南維新風氣得以大開。維新派的活動使湖南的頑固勢力非常恐慌，于是他們群起攻擊。岳麓書院山長王先謙等向陳寶箴遞交了《湘紳公呈》，要求“整頓”時務學堂，辭退梁啟超、唐才常等人。隨後，王先謙又與葉德輝等人煽動部分守舊學生訂立《湘省學約》，制定維護封建禮教的條規，以對抗維新思潮。在頑固派的煽動下，一些人哄鬧南學會，毆打《湘報》主撰，致使梁啟超等維新派被迫離開湖南。
這期間，著名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嚴複在天津也展開了積極的活動。
嚴複，字又陵，後改為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早年曾留學英國，對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有較多的了解。中日甲午戰爭後，他翻譯了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T.H.Hux-ley）的《進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Ethics》）的前兩篇，取名《天演論》，並附加了自己的許多見解。嚴複認為中國只有順應“天演”規律實行變法，才能由弱轉強，否則就將亡國滅種。他特別強調了“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生物進化論觀點，以及“世道必進，後勝于今”的社會進步觀點。嚴複所宣傳、提倡的進化論思想，成為維新派批判封建頑固派守舊不變、激發人們要求變法圖強的理論武器。光緒二十一年（1895），嚴複在天津的《直報》發表了《原強》、《辟韓》等文章，依據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權學說，批判封建君權。他指出，按照社會分工的原則，君應由民選擇共舉，也可以由民廢掉。他把秦代以來的專制皇帝都斥為“大盜竊國者”①。
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外，在全國其他地區也陸續出現了許多以宣傳維新變法、培養維新力量為宗旨的報刊、學會和學堂。據不完全統計，從光緒二十二至二十四年（1896—1898）間，北京、上海和直隸、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先後設立學會、學堂、報館，達300 多所，這說明維新運動趨于高漲。
為了適應宣傳變法維新的需要，梁啟超提出過文體改革的主張。他的散文打破傳統古文的格局，明快曉暢，通俗易懂，號稱“新文體”。梁啟超、譚嗣同等還發起所謂“詩界革命”，要求在不破壞舊風格的前提下，詩歌要反映新的現實政治社會內容。黃遵憲在詩歌創作方面的成績最大。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市）人，著有《人境廬詩草》、《日本國志》。他認為寫作詩歌的目的在于表達思想，反對因襲古人。他寫的詩歌反映了異國風物、時代的風云和新的思想文化，開辟了詩歌史上從未有的廣闊領域。其中如傳誦很廣的反對割讓台灣的《台灣行》，寫出了“人人效死誓死拒，萬眾一心誰敢侮”的雄壯詩句。
在維新運動期間，維新派與清廷內部反對變法的頑固派和洋務派進行了激烈的論戰。頑固勢力的代表人物王先謙的弟子蘇輿編輯了《翼教叢編》，洋務派的頭面人物張之洞也撰寫了《勸學篇》，對維新變法進行攻擊和非難。對此，維新派針鋒相對地進行了批駁。當時，論戰主要是圍繞著三個方面的問題展開：① 《辟韓》，《嚴複集》第1 冊，第35 頁。
第一，要不要變法。頑固派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洋務派雖然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但認為中國的封建制度和綱常名教是盡善盡美、不能改變的。維新派以進化論思想為武器，指出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不斷變化發展的，“變者，天下之公理也”①，所謂“祖宗之法”也勢必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改變。他們以中國曆史上典章制度特別是清皇朝本身在軍事、外交等方面的變化為依據，對此進行了論證。他們還批評洋務派的主張是“變事”而非“變法”，指出洋務活動的曆史已經證明，洋務派所為並不能使中國走向富強。
第二，要不要變革封建的政治制度。頑固派與洋務派都要求維護封建的君主專制，反對提倡民權、實行君主立憲制度。頑固派認為興民權、設議院必將導致天下大亂，所以“民主萬不可設，民權萬不可重，議院萬不可變通”①。洋務派也說：“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斷言“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②。維新派則援引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並從中國曆史上先進的思想家那里吸取了有益的養料，對封建的“君權神授”論進行了批判。他們宣傳“天賦人權”理論，指斥專制君王為竊國大盜、獨夫民賊，並指出封建的君主專制是中國貧弱的根源。他們認為，只有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才能使“國家無難決之疑，言路無壅蔽之患，內政即清，外侮不作”③。
第三，要不要改變封建的教育制度。頑固派徹底排斥西學，堅決維護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洋務派雖然贊同采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又特別強調要把封建教育的主要內容即儒家的四書五經、封建的綱常名教作為立國之本，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維新派則批評科舉制“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是造成國家貧弱的重要原因④。他們要求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廢八股、興學校，為國家培養有用之才，並認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⑤。
這次論戰，實質是資產階級思想與封建主義進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鋒。通過論戰，開闊了知識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們的思想，造成了一個人人談維新、處處講變法的新局面，從而進一步促進了維新運動的高漲。但是，另一方面，維新派對封建文化給予了尖銳的批評，卻又奉孔子為教主；要求變革，卻只允許“漸變”，反對“突變”；提倡興民權，卻又懼怕和仇視人民的革命斗爭，只是希望能夠讓資產階級和部分士紳參與政權，這說明他們自身與封建主義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表現出維新派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
①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不變法之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 頁。① 王仁俊：《實學平議》，《翼教叢編》卷3，第14 頁。
② 張之洞：《勸學篇·正權》。
③ 趙而霖：《開議院論》，《戊戌變法》第3 冊，第195 頁。
④ 嚴複：《救亡決論》，《嚴複集》第1 冊，40—44 頁。
⑤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0 頁。第三節百日維新及其失敗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11 月），德國以巨野教案為借口，出兵強占了膠州灣。清廷的腐朽統治引起了人民的不滿。在嚴重的民族危機激發下，維新運動迅速高漲。次月，康有為從上海趕到北京，第五次向光緒皇帝上書，指出中國已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人民群眾的反抗活動也已威脅到清皇朝的統治，如若再不及時變法，則“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與諸臣，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①此次上書由于工部尚書淞桂拒絕代呈，未能遞達光緒帝，但卻在北京的一些官員和士大夫中輾轉傳抄，後又在天津、上海公開見報，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光緒皇帝為了擺脫危機，並借此掙脫慈禧太後的束縛而奪取實權，開始傾向支持康有為的變法要求。但恭親王奕等反對變法的守舊大臣，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見”為由，阻撓光緒帝召見康有為。于是，光緒帝只好命王大臣傳康有為“問話”。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 年1 月24 日），李鴻章、榮祿、翁同龢等五大臣在總理衙門召見了康有為。康有為再次闡明了變法的緊迫性，批駁了榮祿等人對變法的責難。帝黨首領翁同龢對康有為非常賞識。事後，翁向光緒帝做了彙報和舉薦。光緒帝下令對康有為的條陳要隨到隨送，不得阻攔扣壓，並命總署將康所著《日本變政考》、《大彼得變政記》等書進呈。
正月初七日（1 月28 日），康有為向總理衙門呈遞了上清帝第六書，即《應詔統籌全局折》，提出維新變法的政治綱領。他建議光緒帝效法日本，推行新政，並立即采取三項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而采天下輿論，取萬國之良法；二曰開制度局于宮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將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設待詔所，許天下人上書。”①康有為希望能夠借助皇帝的權力來推行維新變法，使維新派參與政權，改革政治制度，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聯合專政的君主立憲國家。在上書中，康有為的政治主張較之從前有所緩和，沒有再提興民權、設議院。這一方面是因為他看到反改革的勢力太大，為了減少阻力而不得不調整策略，轉而尊崇君權，“以君權變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康有為及維新派在思想和行動上的軟弱性與妥協性。
光緒帝的態度，極大地鼓舞了維新派。他們聯絡發起的各種地區性學會如粵學會、關學會、閩學會、蜀學會等，相繼在京成立。光緒二十四年三月（1898 年4 月），康有為聯絡、發起並由禦史李盛鐸出面組成了保國會，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准備在北京、上海設立總會，在各省、府、縣設立分會。他們發表演說，號召人們起來挽救危亡。此後，保浙會、保川會、保滇會等也相繼成立。維新派的活動再次遭到保守勢力的攻擊。禦史文悌上折參劾，指責保國會“名為保國，實為亂國”。在守舊勢力的壓力下，許多人退會以避禍，甚至保國會的發起人李盛鐸也轉而攻擊保國會。在這種情況下，保國會成員銳減，在開了三次會之後，就被迫停止了活動。
隨著維新運動的高漲，帝、後兩黨的斗爭也日趨激烈。光緒帝決定利用不斷高漲的維新運動來推行新政。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 年6 月① 《康有為上清帝第五書》，《戊戌變法》第2 冊，第189—190 頁。
① 《傑士上書彙錄》卷1，故宮博物院藏內府抄本。
11 日），他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任命康有為參贊新政，並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在軍機處幫助主持變法事務。從這一天開始，到八月初六日（9 月21 日）變法失敗，曆時103 天，史稱“百日維新”。在百日維新期間，維新派通過光緒帝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令，主要內容如下：1.經濟方面：設立農工商總局，保護工商業，獎勵發明創造；設礦務鐵路總局，修築鐵路，開采礦產；舉辦郵政，裁撤驛站；改革財政，編制國家預算。
2.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機構，裁汰冗員；提倡官民上書言事。
3.軍事方面：裁減舊式軍隊，訓練海陸軍，推行保甲制度。
4.文教方面：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文；設立學堂，學習西學；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准許自由創立報館和學會；派留學生出國。
改革詔令的頒布，對于促進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傳播西方科學文化，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在變法詔令中沒有提到設議院、立憲法。不僅如此，康有為還勸說光緒帝在變法過程中應該“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摺奏事足矣”。①然而盡管如此，變法還是遭到了頑固派和洋務派的阻撓。對于新政詔令，除湖南巡撫陳寶箴能夠認真執行外，其他各省督撫則大都推諉敷衍，甚至根本不予理睬。如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兩廣總督譚鍾麟，對變法期間“諭令籌辦之事，竟無一字複奏”，經電旨催問，劉坤一托稱“部文未到”，譚鍾麟則“置若罔聞”。由于頑固派和洋務派的抵制，變法詔令大都成了一紙空文。
在百日維新期間，變法和反變法的斗爭非常激烈。在光緒帝下令變法第四天，慈禧太後就迫使他連發三道諭旨。首先，撤去支持變法的帝黨首領翁同龢的軍機大臣等一切職務，逐回原籍，使帝黨的力量大為削弱。其次，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的官員，必須到皇太後面前謝恩。這樣，本已歸政的慈禧太後又牢牢控制了用人權，使光緒帝無法重用維新派和支持變法的帝黨官員。第三，任命慈禧太後的親信榮祿署直隸總督（不久即改為實授），統領北洋軍隊，掌握了京、津一帶的兵權。與此同時，慈禧太後還加強了對頤和園和北京城內外的警戒，密切監視光緒帝和維新派的活動。
面對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勢力的阻撓，光緒帝也曾試圖予以反擊。七月十九日（9 月4 日），他下令將反對改革、阻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骙等六名官員一並革職。次日，任命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為軍機章京，賞四品卿銜，參與新政，加緊推行變法。此舉使守舊勢力大為恐慌，雙方斗爭更加激烈。變法的反對者四處活動，或造謠生事，或向慈禧太後控告光緒帝，請求她重新垂簾聽政。慈禧太後也令人到天津與榮祿密謀。榮祿將聶士成部調至天津陳家溝，董福祥軍移駐北京長辛店。軍隊的異動，使局勢變得更為緊張。京、津一帶開始盛傳慈禧太後跟榮祿密謀，將乘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以武力逼他退位。光緒帝感到事態嚴重，于是密令康有為等設法應付。維新派沒有群眾基礎，自身又毫無實力，在這緊要關頭，惟有痛哭失聲。最後，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凱的支持和帝國主義的干涉。
①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16 頁。
袁世凱出于政治投機，加入過強學會，騙取了支持維新的名聲。此時，他統率著7000 余人裝備精良的新建陸軍。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維新派希望能夠爭取袁世凱，利用他掌握的軍隊，做最後的抗爭。在維新派的舉薦下，八月初一日（9 月16 日），光緒帝召見了袁世凱，賞以侍郎銜，專辦練兵事宜。初三日（18 日）深夜，譚嗣同夜訪袁世凱，勸他誅殺榮祿，包圍頤和園，以解救光緒帝。袁世凱信誓旦旦地表示：“誅榮祿如殺一狗耳。”次日，慈禧太後突然從頤和園提前回宮，把光緒帝嚴密控制起來。初五日（20 日），袁世凱在請訓後返回天津，向榮祿告密。第二天，慈禧太後已經“訓政”的消息傳到了天津，榮祿隨即派人進京，向慈禧太後報告了維新派“錮後殺祿”的計劃。慈禧太後立即囚禁了光緒帝，並下令搜捕維新派重要人物。百日維新失敗。
在維新變法運動期間，維新派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希望得到它們的支持。當時，英、美、日等國和俄國之間有矛盾，俄國支持慈禧太後，而英、美、日等國想拉攏光緒帝和維新派以對抗俄國，並乘機加強對清廷的控制。所以，它們曾插手維新運動，表示要“幫助”中國變法。維新派也主張聯絡英、日，以利用這些國家的支持。七月二十九日（9 月14 日），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到了北京，維新派對他此行寄予了厚望，准備聘其為變法顧問。然而，當伊藤博文發現變法敗局已定時，就無意再支持光緒帝和維新派。維新派請求外國公使出面干涉，也是毫無結果。政變發生後，康有為和梁啟超分別在英國和日本的幫助下，逃往國外。譚嗣同拒絕逃亡，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①八月十三日（9 月28 日），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康有為的弟弟）6 人被殺害，許多贊成新政的官員被革職。變法新政，除設立京師大學堂外，全部廢止。
維新運動是由資產階級維新派領導的一次愛國救亡運動，它雖然失敗了，但在中國近代曆史上仍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維新派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高舉救亡圖存的大旗，要求改革封建的社會制度，發展資本主義，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他們的政治實踐和思想理論，不僅貫徹著強烈的愛國主義**，而且順應了中國近代曆史發展的趨勢。
維新運動不僅僅是一場政治運動，而且還是一次資產階級文化運動。在維新運動期間，維新派著力傳播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宣傳天賦人權、自由平等觀念，批判封建君權，猛烈地沖擊了陳舊腐朽的舊文化。由于變法維新政治需要，由于新學的提倡和傳播，也導致了文藝領域的變革。“詩界革命”、“文體革命”、“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等相繼而起，形成廣泛的文藝革新運動。作為一次文化運動，在中國曆史的發展上，戊戌維新具有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重要意義。以此為起點，資產階級文化打破了封建文化獨占文化陣地的局面，並發展成為主流，以儒學為中心的文化結構才發生了新的根本性的變化。
但是，維新派由于自身的軟弱與局限，完全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甚至把變法維新當作抵制人民革命運動的手段。他們反對引起社會巨大變動的革命，認為只要依靠封建皇帝自上而下地進行改革，就可使中國變成資本主義強國。他們也幻想以學習西方資本主義來消弭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並試圖①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第109 頁。
從列強那里尋求對變法的支持。這些就注定維新運動的必然失敗。而這場以和平手段對傳統體制進行改良的最終失敗，也暴露出清朝統治階級的腐朽與頑固。血的教訓使人們警醒，從而促使一部分人放棄改良，開始向革命轉化。第十一章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第一節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和發展在維新運動失敗後一年，爆發了以農民為主體的震撼中外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這個運動是帝國主義侵略加深、民族災難空前嚴重的產物，是中日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爭的發展，也是長期以來彼伏此起、遍及全國的群眾反對外國教士和教會侵略斗爭的總彙合。
中日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民族危機空前嚴重。
列強紛紛在中國的土地上劃分勢力范圍，掠奪鐵路修築權和礦山開采權，加大了對中國的商品和資本輸出。使中國的社會經濟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大批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許多依靠舊式運輸為生的水手、腳夫等紛紛失業。在帝國主義侵華過程中，外國的教會勢力扮演了一個侵華急先鋒的角色。鴉片戰爭後，外國的傳教士陸續來到中國，到戊戌變法前後，在華的外國傳教士已達3000 多人。他們依仗侵略特權的保護，深入中國城鄉各地，建立教堂，吸收教徒，橫行鄉里，欺壓良善，致使民教糾紛不斷。在處理民教訟案時，清朝各級官員往往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采取“袒教抑民”的政策，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的局面。不僅如此，外國教會的活動還直接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活動聯系在一起。他們搜集各種情報，為本國政府的侵華出謀畫策。如德國在山東的主教安治泰就曾多次慫恿德國瓜分中國。巨野教案發生後，他又立即建議德國政府以此為借口，出兵強占膠州灣。德皇威廉二世對安治泰的所作所為曾給予贊揚，巴伐利亞王室還特別授予他貴族的稱號。此外，法國的傳教士樊國梁、美國牧師丁韙良、李佳白等，都曾狂熱地鼓吹對中國侵略。
外國教會的侵略行徑，激起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極大憤怒。從同治初年起，全國各地不斷爆發反洋教的斗爭。到戊戌變法時，反洋教逐漸同反瓜分相結合，斗爭出現了新的高漲。
義和團源自山東、直隸一帶的義和拳、梅花拳等民間秘密結社和習拳練武的組織。其中，有的屬于白蓮教系統的八卦教。在乾隆中葉，八卦教的分支清水教就組織了義和拳。義和拳改稱義和團，最早見于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1898 年6 月30 日）山東巡撫張汝梅的奏折。他認為直魯交界冠縣等地的義和拳，就是咸、同年間創立的名為義和團的鄉團。根據地方官的建議，他主張對當時流行的義和拳采取改拳為團的方針，將其納入鄉團之中，“聽其自衛身家，守望相助”①。次年夏，繼任山東巡撫毓賢將義和拳改稱義和團，試圖將義和拳改造成受官府控制的團練武裝。同年九月（10 月）後，清廷也開始在公文中稱其為義和團。後來，在帝國主義侵略加深、民族危機加劇的情況下，這些組織就逐漸由反清的秘密結社或單純的習武團體，轉變為具有廣泛群眾性的反帝斗爭組織。
義和團運動首先在山東發動。在甲午戰爭中，山東慘遭戰火的洗劫。戰後，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德國強占了膠州灣，並劃山東為其勢力范圍。不久，英國又強占了威海衛。在山東的外國教會勢力也不斷膨脹，山① 《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中華書局1959 年版，第15—16 頁。
東是全國民教糾紛最多的省份之一。加之當時黃河連年潰決，山東的許多地區都遭受了嚴重的水災，人民流離失所。各地教堂卻趁火打劫，高利盤剝，囤積居奇。致使人民長期郁積心中的仇恨與不滿，終于通過義和團運動爆發出來。光緒二十三年（1897），冠縣梨園屯的村民在閻書勤的率領下，拆毀教堂，驅除教民，反抗教會的壓迫。梅花拳首領趙三多率拳眾前來支援，在梨園屯亮拳設廠。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十日（1898 年10 月24 日），趙三多和閻書勤在冠縣蔣家莊打出“助清滅洋”的旗幟，率眾攻打教堂。隊伍發展到千余人，蔓延十幾個縣。此後，義和團在茌平、禹城一帶得到迅速發展。僅在平一縣，習拳者就多達800 余處。二十五年秋，茌平拳民首領朱紅燈和禹城拳民首領心誠和尚互相支援，驅趕教士、焚毀教堂，並打敗了前來鎮壓的清軍。其他各支義和團也紛紛起來響應，造成巨大的聲勢。山東巡撫張汝梅、毓賢，一方面調軍隊進行鎮壓，但另一方面也深知長期以來“教民肆虐太甚，鄉民積怨不平”①。所以，對義和團采取了剿撫兼施，乃至以撫為主的政策。這在客觀上也有利于義和團運動在山東的發展。
義和團的反侵略斗爭，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擁護，很多人踴躍參加。但義和團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義和團的組織稱壇，又叫壇場（廠）、拳場（廠），多設在庵、觀、寺院或其他公共場所。壇首稱大師兄、二師兄。各壇人數不一，信仰各異，活動范圍也不確定。他們往往是各自為戰。義和團在組織上有明顯的分散性和濃厚的迷信色彩。
在各地的反洋教斗爭中，幾乎同時都打出了類似“但誅洋人，非叛國家”的旗號。義和團運動興起後，也提出了“助清滅洋”、“保清滅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號。後來“扶清滅洋”這個口號逐漸為各地義和團所普遍采用，成為義和團的行動綱領。這個口號將斗爭的矛頭鮮明地指向了帝國主義侵略者，表達了中國人民救亡圖存的強烈願望，激發了群眾的愛國熱情，廣泛地爭取了愛國官紳和清軍將士的同情，從而擴大了義和團運動的群眾基礎。“扶清”是以滅洋為前提的，一旦清廷破壞滅洋，出于自衛和滅洋的需要，義和團是不會被“扶清”所束縛的。但是，該口號也反映出義和團對清廷的本質認識不清。他們要拯救祖國，卻不能把祖國同清皇朝區分開來，對清皇朝抱有幻想，缺少警惕。同時，“滅洋”也帶有籠統排外的色彩。
義和團運動在山東省的迅猛發展，使帝國主義列強非常恐慌。美、英等國駐京公使不斷催促清廷嚴厲鎮壓義和團，甚至公然壓迫清廷任命袁世凱接替山東巡撫。袁世凱從直隸省率新建陸軍7000 余人到山東後，糾合地方武裝，殘酷鎮壓義和團，致使山東的義和團反帝斗爭轉入低潮。光緒二十六年（1900）初，一部分義和團轉移到直隸省，與當地義和團彙合，多次擊敗前來鎮壓的清軍，勢力更為擴大。在京畿一帶，義和團“一倡百和，從者如歸。城市鄉鎮，遍設神壇，壇旁刀戟林立”①。四月，義和團占領涿州，控制了直隸省城保定，並逼近京、津，在京畿一帶形成燎原之勢。
義和團運動的迅速發展，使其成份變得複雜起來。不少地主階級分子，包括頑固士紳和受過教會欺壓的中小地主，也參加到運動中來。這些人的加入，使農民隊伍中本來就存在的籠統排外主義、排斥近代工業和科學技術等落後面進一步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