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丁編傳記第一章林則徐第一節悉心研求經世之學林則徐（1785—1850），字元撫，又字少穆、石麟，晚號竢村老人、七十二峰退叟等，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生于清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六日（1785 年8 月30 日）。父林賓日，是位窮秀才，一生以教讀為業；母陳帙，刻苦持家，平日制作手工藝品換取微薄的收入以補助家用。在父親的諄諄教導下，林則徐從4 歲起開始讀書，7 歲學作文，13 歲獲府試第一，14 歲便考取秀才。此後就讀于鼇峰書院7 年，20 歲中舉人。
書院山長鄭光策（1755—1804）是當時福建知名的學者，講究氣節，注重經世致用之學，給他以嚴格教導。還有前輩學者陳壽祺（1771—1834），被稱為“研究今文遺說者”，他的文章對林則徐有較大影響。
林則徐中舉以後，家境仍較困難，不得不和其父一樣，假館于外，維持生計。他曾應廈門海防同知房永清之聘，擔任了短時期的書記（文書），以後又被福建巡撫張師誠招入幕中，司筆劄凡4 年。他的才華和勤奮，大為張師誠所賞識。在張師誠的幫助下，他學到不少曆史掌故和有關兵、刑、禮、樂等方面的知識，為他日後成為一名精明能干的官吏准備了必要的政治和文化素養。
林則徐在21 歲後兩次去北京參加會試都落選了。到嘉慶十六年（1811）
27 歲時，他第三次參加會試，終以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中進士，被選拔為庶吉士。在庶常館，他致力于研習滿文，悉心研究輿地、象緯及經世致用之學。嘉慶十九年（1814），授編修，嗣被派充國史館協修。此後五六年間，他先後任撰文官、譒書房行走、清秘堂辦事、江西鄉試副考官、會試同考官、云南鄉試正考官和江南道監察禦史等職。在近10 年的京官生涯里，他利用翰林院和京師豐富的藏書和檔案等有利條件，更加努力研究經世之學，仔細綜核“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①，一心等待機會實現自己濟世匡時的志願。
① 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國朝先正事略》卷25。
第二節實現匡時濟世之志嘉慶二十五年（1820），林則徐36 歲，外放任浙江杭嘉湖道。從這時起到道光十八年（1838）的近20 年間，他曆任江南和西北、中南地區一些省的司道包括按察使、布政使等職，旋被擢任河東河道總督，以後又擔任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和湖廣總督，成為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雖然其間因故和兩次丁憂有所中斷，但在仕途上他基本上是一帆風順的，使他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實現他平素的主張和宿願。
林則徐為學“實事求是，不涉時趨”，辦事認真負責，講求實際。他任杭嘉湖道僅一年，“于所屬海塘水利，悉心求之”①。道光帝在接見他時特予嘉獎，認為他“在浙省雖為日未久，而官聲頗好，辦事都沒有毛病”②。此後他奉派接署浙江鹽運使，又協助浙撫帥承瀛“厘革夙弊”，整頓鹽政，取得了成績，一些由他制定的規章制度一直被沿用下來。道光三年（1823）夏秋之際，他任江蘇按察使時，因大雨成災，田禾被淹，松江一帶饑民人心惶惶，聚眾將變，巡撫韓文綺擬調兵鎮壓，林則徐親往松江，采用勸平粜、禁囤積、減緩征賦、賑濟貧餓等積極措施，解救了瀕于餓死的饑民，避免了一場一觸即發的暴動。
道光十年（1830）六月，林則徐被任命為湖北布政使，七月出都赴任，十一月調河南布政使，次年七月初又調任江甯布政使。1 年多時間里，周曆3省。他在這3 省中，“多所興革，凡民生疾苦，吏事廢墜，人才賢否，無纖悉不知，知無不行”。在興修水利、救災辦賑、整頓吏治等方面都作出相當的成績，“一時賢名滿天下”。以致當時“兒童走卒、婦人女子，皆以公所蒞為榮。輒曰：‘林公來，我生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諸歌謠，荒村野市，傳之以為樂”③。這年秋天，林則徐又被調任河東河道總督。到任後，認真負責，細心查驗，揭露和杜絕了不少弊端，較好地推進了治河工作，使道光皇帝不禁發出贊歎說：“向來河工查驗料垛，從未有如此認真者。”認為假如所有官吏都能“如此勤勞，弊自絕矣”①。
由于林則徐政績斐然，道光十二年（1832）被調任江蘇巡撫。這一年，林則徐48 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從這時到奉派為欽差大臣到廣東查禁鴉片以前的6 年多時間里，前5 年他在江蘇巡撫任內，曾兩署兩江總督，後1年多時間里，升任湖廣總督。在江蘇巡撫任上，他與兩江總督陶澍“志同道合，相得無間”②。他們采取了一些“興利除弊”、“利用便民”的措施，處理了清代財政經濟中極為棘手的錢漕、災賑、水利、鹽政、貨幣等實際問題，實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他自奉清廉，辦事公正，博得地方民眾的普遍好評，被稱為“好官”“青天”。
在湖廣總督的1 年多時間里，林則徐面臨著當時國計民生中最主要的禍害——鴉片問題。他對觸目驚心的煙毒泛濫深惡痛絕，“十余年來目擊鴉片① 金安清：《林文忠公傳》，《續碑傳集》卷24。
② 《林則徐集·日記》，中華書局1962 年版，第93 頁。
③ 金安清：《林文忠公傳》，《續碑傳集》卷24。
① 《林則徐集·奏稿》上冊，中華書局1965 年版，第28、25 頁。
② 魏源：《太子太保兩江總督陶文毅公行狀》，《魏源集》下冊，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911 頁。煙流毒無窮，心焉如■”③，堅決主張嚴禁。早在江蘇巡撫任上，由于他的得力措施，禁煙就已取得初步成效。到了湖廣總督任內，他更進一步推行嚴禁政策。道光十八年（1838）閏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嚴禁鴉片重治吸食的奏折，五月初七日（6 月28 日），林則徐亦上《籌議嚴禁鴉片章程折》，擬具章程六條，提出成套禁煙的具體辦法，並附戒煙藥方，建議皇帝頒行各省以資推廣。八月初二日（9 月20 日），他又上了有名的《錢票無甚關礙宜禁吃煙以杜弊源片》，尖銳地指出鴉片泛濫對社會經濟和國家財政的嚴重破壞，認為如再不推行嚴禁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①，促使道光帝下決心嚴禁鴉片。他在湖北、湖南兩省雷厲風行地展開了禁煙運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到他奉命離開武昌赴京覲見前，在湖北所獲煙土煙膏即達二萬四五千兩，收繳煙具數千件②。林則徐不僅厲行查禁，而且立足于勸戒，定以期限，示以戒煙藥方，導煙癮者以自新之路。在嚴禁吸食鴉片的浩大聲勢下，許多吸食者紛紛自行戒煙。武昌、漢口各家藥店配制的戒煙藥，“無家不有，無日不售，高麗參、洋參等藥皆已長價數倍”③。當時，“湖廣之人，有積癮三十年日吸一兩而居然斷去者，斷後則顏面發胖，筋力複強，屢試屢驗”④。許多吸食鴉片者在戒絕後獲得新生，他們的父母妻子都對林則徐表示衷心感謝，“並有耆民婦女在路旁叩頭稱謝，據云其夫男久患煙癮，今幸服藥斷絕，身體漸強等語”⑤。
無可置疑的是，當道光十八年清廷在全國厲行查禁鴉片前，林則徐是所有大吏中禁煙最堅決而又取得顯著實效的突出人物。
③ 《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571、601 頁。
① 《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571、601 頁。
② 林則徐：《致劉建韶》，《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44 頁。③ 《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598 頁。
④ 《林則徐集·公牘》，中華書局1963 年版，第53 頁。
⑤ 《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598 頁。
第三節在廣東禁煙和抗英道光年間，正是西方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時期。在資本主義各國中，英國走在最前頭，它為打開中國的大門，不惜以毒品鴉片為敲門磚。英國鴉片商販在英國政府的支持和縱容下，用走私漏稅等卑劣手段把鴉片煙土源源不斷地偷運到中國內地。鴉片戰爭前，英國等輸入中國的鴉片逐年激增。嘉慶二十五年（1820），鴉片輸入量還是4000 余箱（每箱重100 至120 斤），到道光十八年（1838），便增加到40200 箱①。在道光帝即位後的這18 年中，中國白銀外流約達2 億元左右。鴉片大量輸入，不僅嚴重損害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勞動群眾的利益，而且也極大地威脅了清朝政府的封建統治，引起了統治集團中相當多人的深切憂慮。在銀荒兵弱的現實威脅下，道光帝鑒于煙毒泛濫將根本動搖其統治基礎，便下定決心采納了嚴禁鴉片的主張。
道光十八年九月，道光下令各地加緊查禁鴉片，“其販運開館等犯，固應從重懲辦，即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體查拿，分別辦理”②，並飭大學士穆彰阿等議定禁煙章程。隨即降旨將主張弛禁的太常寺少卿許乃濟由正四品降為六品，即行休致，以示懲儆。九月二十三日（11 月9日），召林則徐入京覲見。十一月中旬，林則徐由湖北武昌趕到京城。道光帝在八天中接連八次召見他，表示了對禁煙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對林則徐的倚重。十一月十五日（12 月31 日），道光帝特頒給林則徐以欽差大臣關防，前往廣東查禁鴉片。
林則徐在接受重任後沒有多作停留。他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 年1 月8 日）自北京出發，經過兩個多月的兼程跋涉，于翌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 年3 月10 日）抵達廣州。
禁煙，在當時是一項極為艱巨的任務，內外上下，阻力都很大。當林則徐在京城受命為欽差大臣時，首席軍機大臣、大學士穆彰阿對于林則徐居然得到這樣特殊的政治待遇很感到意外，他為自己的權位利益考慮，不禁“亦為之動色”①。事實證明，當時林則徐面臨的前景是困難重重的，除“中外柄臣，有忌阻之”以外，如同龔自珍在《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預計的：在廣州，當地官吏、幕僚、游客、商賈、紳士中，反對和阻撓禁煙者，所在必有；加上英國侵略者和中外鴉片販子的破壞搗亂，真是艱險橫陳。與林則徐接近的“京朝官、故人子弟，亦以邊釁為公慮”。但是，盡管這些或者已經發生，或者即將發生的種種阻力和破壞，都沒能阻攔林則徐南行執行他的莊嚴使命，也沒有動搖他禁絕鴉片的決心。他在臨行時辭別其座師工部左侍郎沈維矯時表示：“死生命也，成敗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為門牆辱？”②表現了置生死于不顧的凜然氣概。以後他在致友人信時也追述道：“戊冬在京被命，原知此役乃蹈湯火，而固辭不獲，只得貿然而來，早已置禍福榮辱于度外。”③但是，嚴禁鴉片，消除煙毒，畢竟是關系到中華民族和全國人民根本利① 據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 卷，張彙文等譯，三聯書店1957 年版，第239 頁附表戊。② 《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第1 冊，中華書局1964 年版，第124 頁。① 雷瑨：《蓉城閑話》，《鴉片戰爭》第1 冊，神州國光社1954 年版，第314 頁。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傳》，《續碑傳集》卷24。
③ 林則徐：《致葉申薌（小庚）劄》，《林則徐書劄手跡選》，紫禁城出版社1985 年版，第38 頁。益的正義事業，它獲得全國各階層的廣泛擁護，也取得有愛國心的官吏、將領、士兵們的贊同。林則徐到廣州後，在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和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等當地主要文武官吏的積極支持與密切配合下，立足于堵絕來源。面對廣東沿海鴉片煙販猖狂走私的實際情況，他意識到僅僅是嚴禁吸食已不足禁絕鴉片，要根本解決問題，必須著重于遏制鴉片的輸入，查禁走私。這是他禁煙思想的一個重大發展。
在嚴禁鴉片時期，林則徐主要做了三項工作：第一，調查鴉片走私貿易情況，采取有效措施，限令外國鴉片販繳出煙土進行具結，並將繳獲的全部鴉片予以銷毀，主持了虎門銷煙的曆史壯舉；第二，組織各方面人才，搜集和翻譯西方國家的書報，積極了解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軍事、法律、經濟、文化、曆史、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況，開近代中國學習西方先進科技和文化知識的先河；第三，積極加緊戰備，整頓和加強海防力量，增設炮台，訓練水師，招募水勇，號召民眾組織起來抵禦外來侵略，作各種必要的戰爭准備，並堅決痛擊前來挑釁的英軍，從而使他成為統治階級中抵抗派的領袖。
1.嚴禁鴉片。
林則徐在離開北京南行途中，抓住各種可以利用的時機，通過各方面的人物，周密地調查了廣東鴉片走私的有關情況和查禁鴉片的有效辦法。他在行抵安徽舒城時，邀約了曾任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令的田小泉晤談緝煙問題，虛心聽取田在香山縣緝獲鴉片萬余斤的經驗；到江西贛州，又將曾任粵海關監督豫堃幕僚的郭桂船接去詢問有關粵海關的情況，並通過郭向主編《粵海關志》的梁廷枏索取有關海事的文獻圖冊，其中包括“諸國稟件禁令及沿海要隘、諸縣界域道里、墩營炮械”等資料①。因此在抵達廣州前，林則徐已初步掌握了外國鴉片販子與廣東海關、水師、行商等勾結舞弊的種種內幕。為了避免外國煙販等聞風遠飏，及早拘拿案犯，行至江西泰和縣，他即將在京了解到的京堂科道指名陳奏發交調查的和一路密查暗訪到的“所有包買之窯口，說好之孖氈與興販各路之奸商、護送快艇之頭目”分為最要、次要兩種，飛劄廣東布、按兩司，要求迅速予以捉拿②。到達廣州後幾天，他在兩廣總督鄧廷楨的配合下，查辦了曆年包庇鴉片走私貪汙受賄的督標副將韓肇慶，嚴懲與外國鴉片販狼狽為奸的行商。
緊接著，林則徐向外商明確地宣布了他嚴禁鴉片的堅決意志和禁煙政策。二月初四日（3 月18 日），也就是他到廣州城剛一星期，他即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等共同傳訊了十三行行商，發給諭貼兩件。其一是《諭洋商責令夷人呈繳煙土稿》，其二是《諭各國夷人呈繳煙土稿》。他在指斥行商曆年與外國鴉片煙販勾結和他們所進行的種種舞弊不法行為後，責令他們轉告外國鴉片煙販遵照規定繳煙並具結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指明如能不夾帶鴉片，可以“照常貿易”。他莊嚴地宣告嚴禁鴉片的決心：“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③但是，那些狡猾的鴉片商開始時多數則懷疑觀望，企圖拖延時日不了了之，其後又在英國駐廣州商務總監督義律的支持和唆使下，負隅頑抗，拒繳鴉片。
① 梁廷枏：《夷氛聞記》，中華書局1959 年版，第19 頁。
② 《林則徐集·公牘》，第47—49 頁。
③ 同上書，第56—59 頁。
為了打擊義律和外國鴉片煙販的猖狂氣焰，制裁他們的不法罪行，以推動禁煙運動的順利進行，二月初十日（3 月24 日），林則徐采取斷然措施，宣布將停泊在黃埔港的外國商船先行封艙，不准裝卸貨物，同時撤出廣州商館的全部中國雇員和工人，派兵包圍商館，不讓一個外國鴉片商逃走，並斷絕商館內外通信聯系、食物和飲水等一切給養，勒令外國鴉片商必須繳出所有鴉片。在林則徐毫不妥協的禁煙措施面前，義律不得不于二月十三日（3月27 日）表示同意繳出全部鴉片，第二天呈報承允繳付鴉片煙土20283 箱。最後，以英商為主的外國鴉片煙販一共繳出19187 箱又2119 袋①，實重2376000 多斤，超過了義律承允繳出的數額。從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6 月3 日—25 日），林則徐偕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和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等在虎門海灘監督銷毀所繳獲的全部鴉片，取得了禁煙運動的第一個大勝利。
林則徐主持的虎門銷煙壯舉，氣壯山河，它震撼了中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銷煙時不僅“沿海居民觀者如堵”，而且外國商人和傳教士等亦獲准前來參觀。林則徐還當場接見了美國商人京（或譯作經、金）、傳教士裨治文、船長弁遜等一行，向他們宣諭了禁煙政策，說明禁煙不影響正常貿易，要他們“永遠不可夾帶”鴉片，“專作正經貿易”②。當時，在廣州和澳門的外國人“對于欽差大臣究竟如何處理已經呈繳的鴉片，揣測頗多”，他們曾經預言這些鴉片將為林則徐等官員所中飽私吞，“有許多人曾斷言中國人是不會銷毀一斤鴉片的。另外有許多人深信即使真的燒煙，大部分鴉片一定會被偷去”。因此他們懷著猜疑的心情，要“親眼看看銷毀鴉片”。前面所說的美國商人京便攜帶女眷和傳教士裨治文、船長弁遜等，駕船由澳門到虎門親往觀察，回去後，裨治文著文刊登在他主編的《中國叢報》上，寫道：“我們反複檢查過銷煙的每一過程。他們在整個工作進行時的細心和忠實的程度，遠出乎我們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會比執行這個工作更為忠實的了。”①另一個美國傳教士衛三畏在他寫的《中國總論》一書中也說：“鴉片是在最徹底的手段下被銷毀的。..全部事務的處理，在人類曆史上也必將永遠是一個最為卓越的事件。”②這樣，林則徐贏得了原先對他抱懷疑態度的外國人的崇敬，甚至連他的對手和敵人也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很有意思的是，鴉片戰爭後幾年，在英國倫敦一座專門陳列世界名人偉人的蠟像館里，特為林則徐塑了一尊蠟像。虎門銷煙三十九年後（光緒三年，1877），清朝派駐英國的第一任副公使劉錫鴻在陪同公使郭嵩燾等前往參觀時記載說：“文忠（像）前有小案，攤書一卷，為禁鴉片煙條約。上華文，下洋文。”他為此發表感慨說：“夫文忠辦禁煙事，幾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可謂知所敬。”③說明了虎門銷煙這一氣吞山河的壯舉，對于捍衛中華民族的尊嚴所產生的巨大作用和對世界的深遠影響。馬克思充分注意到林則徐的禁煙運動，他寫道：“中國政府在1837 年、1838 年和1839 年采取的非常措施——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欽差大臣林則徐到達廣州和按照他① 《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638 頁。
② 《林則徐集·日記》，第343 頁；《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656 頁。① 《鴉片戰爭史料選譯》，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165—169 頁。
② 衛三畏：《中國總論》第2 卷，第504—505 頁。
③ 劉錫鴻：《英軺紀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66 頁。
的命令沒收、焚毀走私的鴉片。”①為了紀念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偉大事件，我國人民政府于建國之初在天安門廣場建立的雄偉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其中第一幅大浮雕便是由林則徐主持的虎門銷煙的偉大場面。
在厲行禁煙和虎門銷煙的同時，林則徐對從事正當貿易和願意遵照規定具結的外國商船予以鼓勵，歡迎他們進港，與進行鴉片走私及抗拒具結的鴉片煙販區別開來，堅持“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②，加以爭取和分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這個正確的對策卻為不明世界大局、頑固自大的道光帝所反對和否定。因而，林則徐不得不執行他所不贊成的不分青紅皂白與外國所有商船永遠斷絕的命令。
2.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林則徐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他非常注意了解和研究外國，主張睜眼看世界。
為了“采訪夷情”，在到達廣州後不久，他即組織了當時很難找到的幾個通曉外文的人才，從外國報刊上搜集有關的資料。根據這些搜集到的資料，編譯成《澳門新聞紙》。從他到廣州後的兩年時間里，直到後來被革職，由他組織的翻譯西書西報的工作一直堅持下來沒有中斷過。除《澳門新聞紙》外，他還組織人力根據英國人慕瑞的《地理大全》之一部分編譯整理成《四洲志》。《四洲志》是我國第一部比較系統的世界地理大觀，它介紹了世界五大洲的30 多個國家的地理和曆史概況，成為後來魏源編纂《海國圖志》的藍本。他還組織有關人員摘譯西方報刊上議論中國的各種言論資料輯成《華事夷言》；摘譯瑞士人瓦特爾（或譯作滑爾達）關于國際法的著作，編成《各國律例》；摘譯英國人池爾窪的《對華貿易》等書。通過這些翻譯成漢文的西方著述和資料，林則徐了解到不少“夷情”，並據此制定了對敵的“控制之方”。林則徐在被革職查辦後給新來的靖逆將軍奕山所提的建議中還特別強調說：從外國報刊書籍翻譯過來的資料，“其中所得夷情，實為不少，制馭准備之方，多由此出”①。他還請人翻譯西方關于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方面的應用書籍，以學習外國的先進軍事技術，改進和提高清朝軍隊的武器和作戰能力，並將這個大炮瞄准法在廣東防務中加以應用。
林則徐如此致力于了解“夷情”，目的很明確，是為了“盡得西人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以抵抗外來侵略。這個指導思想也就是魏源後來在《海國圖志》中所概括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它對當時和後來人都有很大的影響。這個指導思想劃分了林則徐等一些進步的政治家、思想家與一般封建官僚閉目塞聽、抱殘守缺的保守思想之間截然不同的界限，二者成為鮮明的對照。當時，外國人對此曾評論道：“中國官府全不知外國之政事，又不詢問考求，故至今中國仍不知西洋，..中國人果真要求切實見聞，亦甚易，凡老洋商之曆練者，及通事、引水人，皆可探問，無如驕傲自足，輕便各種蠻夷，不加考究。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署中養有善譯之人，又指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探聽，按日呈遞，亦有他國夷人，甘心討好，將英吉利書籍賣與中國。林系聰明人，不辭辛苦，觀其知會英吉利國王第二① 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18 頁。② 《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705 頁。
① 梁廷枏：《夷氛聞記》，第68—69 頁。
信，即其學識長進之效驗。”①林則徐的這種努力了解和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科學技術長處，睜眼看世界的精神，在當時是極為難能可貴的。他是道光年間中國封建社會開始崩潰之際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之開風氣者。
3.加強防禦，抗擊英軍侵略。
林則徐在進行禁煙和了解“夷情”的同時，並沒有放松警惕。他一到廣州，就抓緊海防，積極加強軍事上的防備，以對付英國的偷襲和挑釁。
虎門銷煙後，義律阻撓英國商船遵照林則徐的規定進行具結，並不時發動挑釁。林則徐針鋒相對，采取了嚴密的防范措施。他在親自視察和調查的基礎上，認為“英人非不可制”，相信“民心可用”。他在上道光帝的奏折中寫道：“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莊，不但正士端人銜恨刺骨，即漁舟村店亦俱恨其強梁，必能自保身家，團練抵禦。”②因此，他在注重水師訓練和招募水勇作為輔助力量外，鼓勵人民群眾自己組織起來。從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就號召“由民間自行團練以保村莊，或由府縣雇覓壯丁以資捍衛”③。他多次發出告示懸賞，獎勵人民群眾勇敢殺敵，號召沿海居民“群相集議，購買器械，聚合丁壯，以便自衛。如見夷人上岸滋事，一切人民各准開槍阻止”④。他贊揚沿海水上居民“漁蜑（疍）各戶”勇敢善戰，招募他們的水勇進行操練，並進而動員廣大民眾，如“英夷兵船一進內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①。他采取靈活機動的戰術，“以守為戰，以逸待勞”，以夜戰和火攻騷擾敵船。所有這些都是一般封建官僚所無法企及的。但同時也應看到，林則徐並不可能超脫他的時代和階級局限，在利用民力禦侮這個問題上，他從封建統治階級利益考慮是很明顯的，對這些“漁蜑各戶”勞動人民，他是很不放心的，認為他們這些人“貪利亡命”，“雇用此輩，流弊亦多”，不能一概信任和依靠，其所以招募他們為水勇，“系屬因時制宜”，暫時利用，也是“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因此對他們“權宜雖在暫時，而駕馭必須得法”。
道光十九年下半年，中英雙方關系日趨緊張，義律多次率英國兵船進行挑釁。由于林則徐、關天培作了周密的防備而未能得逞。繼七月二十七日（9月4 日）對九龍水師挑釁遭到反擊後，九月二十八日（11 月3 日），義律又以兵艦阻擋英國商船進港具結，挑起穿鼻洋之戰。水師提督關天培奮勇督戰，擊中敵船，清師船亦中彈漏水。此後9 天內，英艦向尖沙嘴迤北官湧山的清軍陣地發動6 次進攻，都被擊退。這些戰斗規模都不大，可說是鴉片戰爭的前哨戰，由于林則徐事先的認真備戰，中國方面一般都掌握了主動。
十二月，林則徐被任命為兩廣總督，接替鄧廷楨的職務。這時，英國政府為維護其可恥的鴉片貿易，蓄意挑起侵華戰爭。翌年正月十八日（1840 年2 月20 日），英國政府任命懿律和義律為侵華軍全權正、副代表，由懿律率大小兵艦40 余艘于六月初抵達廣東沿海。由于廣州防范嚴密，英艦無隙可乘，懿律與義律便率艦北上，于七月中到達大沽口外，向清廷進行威脅。七① 《澳門月報》，《鴉片戰爭》第2 冊，第526 頁。
② 《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678 頁。
③ 同上書，第881—882 頁。
④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 卷，第72 頁。
① 轉引自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第30—31 頁。
八月間，被英國兵艦嚇破膽的道光帝命時任直隸總督的琦善與英方進行談判，表示要治林則徐重罪，為侵略者“代伸冤抑”。八月二十二日（9 月17日），道光帝派琦善為欽差大臣，赴廣州查辦林則徐。懿律等得到上述的答複，率艦南返，等待清政府實現其諾言。
道光帝責備林則徐“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拿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而生出許多波瀾”。在封建專制君主的淫威高壓下，林則徐不得不自請“從重治罪”①。然而他自信是做得對的。他致書怡良，表示“徐不敢不凜天威，亦不敢認罪戾，惟事之本末，誠不得不明白上陳耳”②。八月二十九日（9 月24 日），他在《密陳辦理禁煙不能歇手片》中，堅持必須嚴禁鴉片的主張，申述了“鴉片之害甚于洪水猛獸”，“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為不必禁之理”的種種理由；駁斥了投降派所鼓吹的“夷兵之來系由禁煙而起”，即戰爭的發生是由于嚴禁鴉片的謬說。他指出：“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獲利之重。”說明英國發動侵略戰爭，是為了以此“試其恫喝”，以“冀得陰售其奸”。末了，他要求道光帝給他一個機會，讓他“戴罪前赴浙省，隨營效力”。林則徐的這些說明是完全符合實際的，他請求到前線“隨營效力”是強烈的愛國心和責任感的表現，是應當得到支持的。然而，道光帝給他的“硃批”答複卻是：“無理，可惡！”、“一片胡言”①。九月初八日（10 月3 日），林則徐和當時已調任閩浙總督的鄧廷楨同時被革職查辦。
① 《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882—883 頁。
② 林則徐：《致怡良》，《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第133 頁。
① 《林則徐集·奏稿》中冊，第883—885 頁。
第四節遣戍伊犁當林則徐被“奉旨革職”的消息傳開以後，“連日鋪戶居民來攀轅者填于街巷”，他們向林則徐贈送靴、傘、香爐、明鏡和頌牌等物品，以表示他們擁戴的心情。就林則徐日記里不完全的記載看，當時士紳商民呈送的頌牌，自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的四五天時間里，即達52 面之多，其中題詞有：“民沾其惠，夷畏其威”、“仁風其沐，明鑒高懸”、“恩留東粵，澤遍南邦”、“明察秋毫，忠心對天”，還有“威懾重洋”、“民懷其德”、“德敷五嶺”等等。這些題詞高度評價了林則徐的政績和反抗外來侵略②。這一情況，外國人也看得很清楚。一個參加侵華戰爭的英國軍官在他的《英軍在華作戰記》中寫道：“若說林公雖然不為皇帝所喜，但是他卻很受他新近管治人民的愛戴，這對于林來說，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死敵也不得不承認他的手從來沒有被賄賂玷汙過。在中國的政治家中，這種情形是聞所未聞的。”③盡管林則徐冤枉地受了皇帝的懲罰，但是人民擁護他，公道自在人心。此後半年間，林則徐和鄧廷楨（也奉命回廣東等待查辦）都以待罪之身滯留廣州。這時，林則徐雖然處于無權和逆境中，但仍密切關心時事，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有助于抗英的事。沙角、大角炮台失陷，陳連升等英勇戰死後，林則徐與鄧廷楨認為“再難坐視”，懷著焦急的心情要求琦善分配給他們適當工作，結果為琦善拒絕。虎門失守，關天培壯烈犧牲，林則徐感到無限痛心。他與鄧廷楨曾催請琦善發兵增援，仍遭拒絕。他對琦善自毀長城，“懈軍心、頹士氣、壯賊膽、蔑國威”等種種倒行逆施和對英國侵略者一味妥協的行為十分不滿。在家信中，他以極度的憤慨沉痛地寫道：“此次大敗（指虎門之戰），皆伊所賣，豈尚能追溯繳煙之事乎？”①因此，他積極支持怡良揭發琦善的賣國罪行。義律咄咄逼人的進攻，使他感到擔心。為了保衛廣州，他自己捐資招募壯勇。琦善被革職押解返京查辦後，他又先後向署兩廣總督怡良和新任兩廣總督祁■、靖逆將軍奕山提出關于加強戰備和要注重調查研究敵情等積極建議，還向奕山介紹造船的經驗。但奕山和祁■都沒有很好采納他的意見。
在林則徐的一再懇求和兩江總督裕謙、閩浙總督顏伯燾等的再次薦舉下，道光帝終于同意派遣林則徐以四品卿銜赴浙江前線協助裕謙抗戰。林則徐于道光二十一年閏三月十三日（1841 年5 月3 日）離廣州前往浙江，深入到浙東沿海前線鎮海一帶，積極參加前線的軍事防禦，考察各地炮台，修築工事，研制大炮、戰船等，並將自己在廣東搜集到的和進行研究的制炮技術以及8 種戰船圖樣交給龔振麟等技工人員作參考。
然而，正當林則徐在浙江沿海前線積極進行抗擊英國侵略者的籌防事務時，這年的五月二十五日（1841 年7 月13 日），從裕謙那里轉來道光帝對林則徐的遣戍命令，革去林則徐的四品卿銜，“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林則徐在接到遣戍令後的第二天，即離開鎮海踏上赴戍的路程。七月初，他在江蘇京口（今鎮江）會見魏源，委托魏源將《四洲志》加以修訂擴充，這便是後來刊行的《海國圖志》。當他抵達揚州時，又奉旨折回，赴河南祥② 《林則徐集·日記》，第372—374 頁。
③ 賓漢：《英軍在華作戰記》，《鴉片戰爭》第5 冊，第146 頁。
① 《林少穆先生家信摘錄》，《鴉片戰爭》第2 冊，第565 頁。
符河工工地襄助王鼎辦理堵口工程。經過半年的辛苦治理，開封附近的黃河堤岸決口勝利合龍。但道光帝違反了以功贖“罪”的成例，仍命令林則徐繼續赴伊犁戍所。
林則徐懷著報國無門的極度悲憤心情踏上戍途。一路上他寫下了大量的詩篇，抒發自己愛國憂時的情懷。他深切地關注著東南沿海抗英戰爭的進展情況，條條戰訊都牽動他的心。至于個人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他都把它埋在心底，高吟“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詩句，安慰家人“莫心哀”。隨著行蹤的西移，與戰場的距離越來越遠，他憂國的情思也就越來越強烈。奕經浙東潰敗，他不勝扼腕；鎮江失守，他“滋切憤憂”①；英艦長驅直入長江後的局勢更使他無限懸念。他在致友人信中痛苦地表示自己的心情說：“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頓遭蹂躪，如火燎原，..側身回望，寢饋皆不能安。”②在抵達伊犁前，途經各地，他必探聽戰局的發展訊息。他雖身遭放逐，但愛國之心不已。
從河南重赴戍途起，經過將近10 個月的長途跋涉，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1842 年12 月10 日），林則徐終于抵達西北邊防重鎮的伊犁戍所。林則徐在新疆整3 年間，前兩年主要在伊犁惠遠城，後一年則奉命赴南疆各地查勘新墾地畝，奔波于廣闊的荒野與戈壁灘。
在伊犁戍所期間，林則徐在起初相當長的時期里，身體很不好，但仍時時關心國事。他通過閱讀過期的京報和新疆地方檔案資料，了解了不少國家時事和地方上的邊防、屯田墾殖、水利、邊疆史地等情況。在伊犁後一段時間，他向伊犁將軍布彥泰申請捐資興辦惠遠城東阿■蘇廢地墾務。他的認真負責和精明干練，得到布彥泰的高度贊賞。布在給道光帝的密奏中，認為林則徐是他“平生所見之人”中，“實無出其右者”的“有用人才”，要求道光帝予以“棄瑕錄用”①。
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林則徐被派遣去查勘天山南路諸城所墾荒地。此後將近1 年時間，他仆仆風塵，遍曆新疆十城，行程兼及天山南北的廣袤地域，經他丈量查勘的墾地，不包括後勘的哈密墾地，面積約達70 萬畝。在此期間，他特地乘赴喀什噶爾之便，專門拜訪領隊大臣開明阿和換防鎮軍豐伸了解西部邊防的情況，尋找去過境外中亞諸國的“回子”，“譯詢卡外各國夷部地土風俗”②，一路上他還注意各族人民的生活，倡導興修水利，改進推廣坎兒井（後被當地人民稱為“林公井”），教民制紡車、織布，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受到當地少數民族的贊揚和懷念。
通過對邊防的了解與實地開墾、查勘，林則徐認識到最重要的是應把墾務與鞏固邊防密切地聯系，也就是說，招民開墾是為了充實邊地。他在南疆各地深入基層的實地查勘中，對邊疆各少數民族的苦難有了較多的體會，“親見其居處飲食之苦，男女老幼之愚，實在可憐”①。經過查勘後，他向布彥泰和道光帝建議，將這些墾地發“給回民耕種”。這也是林則徐的籌邊思想。正是由于林則徐能較正確地看待新疆的各少數民族，恰當地處理漢族與當地① 林則徐：《致劉建韶劄》，《林則徐書劄手跡選》，第34 頁。
② 林則徐：《致姚椿、王柏心》，《林則徐信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5 頁。① 《鴉片戰爭》第3 冊，第512—513 頁。
② 林則徐：《乙巳日記》，《林則徐奏稿·公牘·日記補編》，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 年版，第176 頁。① 林則徐：《致汝舟》，《林則徐信稿》，第138 頁。
其他民族的關系，促使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友好團結，有利于新疆邊防的鞏固。林則徐在被遣戍新疆的3 年，通過他勤于調查和對邊境的實地了解，對沙俄侵華野心有了感性的認識。他認為：“予視俄國勢力強大，所規劃布置，志實不小。..將來必為大患，是則重可憂也。”②在度過3 年流放生活後，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1845 年12 月），林則徐在哈密被“賜環”，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補。進京途中又被授以三品頂戴署理陝甘總督，隨即又被正式任命陝西巡撫。在此後1 年里，他在甘肅、陝西鎮壓藏民、回民和刀客的抗清斗爭。道光二十七年（1848）調任云貴總督，翌年以辦理“回務”有功，被加以太子太保銜，賞戴花翎。在云貴總督任上，他整理了云南礦務，主張“招集商民，聽其朋資伙辦”，開采銀礦，並對銅礦主張維護“放本收銅”的政策。
這時，林則徐已年老多病，有“決然求退”的想法。道光二十九年（1849）八月，在林則徐的一再懇求下，道光帝批准他開缺回籍，就近調治。九月，他自云南昆明動身，途中經江西南昌稍有停留，于翌年三月初返抵福州原籍。林則徐回到福州時，正是福州人民反對英國侵略者入城斗爭高漲之秋。
這一年，英國傳教士進一步強行進據烏石山的神光、積翠二寺，激起福州愛國紳民的強烈反對。林則徐回鄉後，便與當地士民共同商討驅逐侵略者的辦法。為加強海防抵禦能力，他抱病乘船至閩江口的五虎礁和閩安、長門等要塞察看形勢，修築炮台，並向地方大吏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徐繼畬提出調兵、演炮、募勇等積極建議。由于劉韻珂、徐繼畬等當權者主張對外妥協，與林則徐意見不合。當劉、徐正准備對林則徐反侵略的愛國行動加以“破壞和局”罪名進行中傷時，恰因清廷擬起用林則徐，他們得知風聲而悄悄中止。十月初一日（11 月4 日），林則徐收到新即位的咸豐帝授他為欽差大臣赴廣西鎮壓正在興起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命令。他帶病倉促啟程，十月十九日（1850 年11 月22 日）行至廣東潮州府普甯縣逝世，終年66 歲。
② 歐陽昱：《見聞瑣錄後集》卷4，同治四年刊本。
第二章龔自珍魏源清道光年間，中國社會急劇地發生著變化。龔自珍作為中國封建社會末世向近代社會轉換時期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影響越來越被日益覺醒的人們所認識。正如梁啟超所說：“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盦文集》，若受電然！”①這一變革時期產生的另一個傑出人物是與龔自珍相齊名的魏源。作為龔自珍的好友和同道，他們生活在同一時期，共受今文經學影響，都猛烈地抨擊封建末世的黑暗，主張改革，提倡“經世致用”之學。龔自珍的特點在于以“但開風氣不為師”標榜，對舊的社會現象和士林風氣進行了最早、最尖銳的揭露和批判，其鋒芒所向，主要在封建社會內部。鴉片戰爭爆發後1 年，龔自珍即逝世，在新的時勢面前，發展改革思想的旗幟便由親曆了鴉片戰爭硝煙的魏源繼續高舉。他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響亮口號，開辟了反抗外國侵略、學習西方文明的新方向。
①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54 頁。第一節龔自珍生平事略龔自珍，又名鞏祚，字璱人，號定盦，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館，又號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 年8月22 日），卒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1841 年9 月26 日）。他出身于一個仕宦的書香門第，祖父龔敬身為乾隆進士，曾任內閣中書、知府、道員等官；父親龔麗正為嘉慶進士，曾任知府、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等官，是乾嘉時著名訓詁學家段玉裁的門生和女婿；母親段馴，在當時也頗有文名，著有《綠華吟榭詩草》。龔自珍從小受到經學和舉業的熏陶，8 歲便讀《登科錄》。
嘉慶七年（1802），11 歲的龔自珍隨父親來到京師，先師事建德貢生宋璠，次年又隨外祖父段玉裁學習《說文》，接受了嚴謹的訓詁訓練。14 歲即考究古今官制，撰有“漢官損益”等文。16 歲開始通讀《四庫全書提要》。他不滿足于私塾之學，曾逃到附近的法源寺去讀書。21 歲時，龔自珍由副榜貢生考充武英殿校錄。未幾，又隨父往徽州任官，參加了《徽州府志》的編撰，負責修撰“人物志”，並創立“氏族表”，初步顯示了才華。然而，他的科舉仕途卻坎坷不平，27 歲考中舉人，以後五次參加會試考選進士，都落榜不第。十幾年中，他隨父親升遷調任，往來于直隸、江蘇、安徽一帶，出入官場，目睹吏治的黑暗腐敗、貪汙橫行。這些人間不平事與他胸中積聚的懷才不遇悒郁心情屢屢撞擊，進發出改革弊政的思想火花。
嘉慶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皇宮的巨變震驚了朝野，嘉慶皇帝也不得不下“罪己詔”，然而同時卻把責任推在群臣身上，斥責他們寡廉薄德。龔自珍借此機會，撰成著名的《明良論》，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對君權專制進行抨擊。他指出，腐敗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視臣下如犬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恥，只知朝夕長跪，只知追求車馬、服飾，以言詞取媚君上。在這種制度下，“官愈久則氣愈媮，望愈崇則諂愈固，地愈近則媚益工”①。入骨三分的針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閱後又驚又喜，他欣然加墨批點：“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說“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憾矣！”②這一時期，龔自珍詩文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甚至上關朝廷，下及冠蓋，口不擇言，動與世忤”③。龔自珍這一時期的政論文章，揭露重于說理，感情重于理性。他需要更深刻的思想理論來闡明自己的思想主張。
嘉慶二十四年（1819），28 歲的龔自珍會試不售，在京師與魏源一起師事今文學家劉逢祿，研讀《公羊春秋》。今文經學本是西漢的一個儒家學派，他們以五經推測人間禍福，以微言大義解釋統治權術，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在諸經中尤重《春秋公羊傳》。古文經學則相反，注重銓釋詞義、訓詁名物，不問政事，在諸經中推崇《周禮》。自魏晉以降，今文經學一直無立足之地。① 《龔自珍全集》上冊，中華書局1959 年版，第31 頁。
② 同上書，第36 頁。
③ 張祖廉纂：《定盦先生年譜外記》，《龔自珍全集》下冊，第648 頁。然而到了清中後期，作為對乾嘉漢學埋頭考據、脫離實際的一種挑戰，今文經學開始複興，首倡者為莊存與，劉逢祿是他的外孫和學生。龔自珍從劉逢祿講述的今文經學那里找到以微言大義、托古改制的形式來闡發自己改革思想的理論根據，他興奮地在詩中吟道：“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①從此，他便以今文經學家的繼承者自許，“但舉大誼，不為巵詞矣”。
嘉慶二十五年（1820），龔自珍會試再度落第，以舉人挑選為內閣中書。從道光元年起，又任國史館校對等官職，先後十幾年。其間，他閱讀了內閣豐富的檔案和典籍，勾索舊聞，探討曆代得失，以後又參加《大清一統志》的修撰，寫出了《西域置行省議》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38 歲的龔自珍經過第六次會試，終于考中進士。他在殿試對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撰《禦試安邊撫遠疏》，議論新疆平定張格爾叛亂後的善後治理，從施政、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張。“臚舉時事，灑灑千余言，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大驚。”②主持殿試的大學士曹振鏞是個有名的“多磕頭、少說話”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將龔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為內閣中書。在曆任京官的20 年中，龔自珍雖困阨閑曹，仍屢屢上書，指斥時弊，但都未被采納，甚至被同僚視為“痼疾”。這一時期，他也撰寫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論，如《乙丙之際箸議》、《大誓答問》、《古史鉤沉論》等，譏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在京中，與龔自珍密切交往的好友，除了魏源等常州學派的師友外，還有不少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如姚瑩、湯鵬、張際亮、黃爵滋、包世臣等。他們常常在詩酒酬唱、賞花觀月的聚會中抒發自己救時補弊的情懷。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湖廣總督林則徐受命為欽差大臣到廣東禁煙，龔自珍極表支持，作《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則徐建議嚴懲煙販，積極備戰，並表示願隨同南下，共事禁煙。
由于龔自珍屢屢揭露時弊，觸動時忌，因而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擠和打擊。道光十九年（1839）春，他又忤其長官，決計辭官南歸，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 日）離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還眷屬。兩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龔自珍寫下了許多激揚、深情的憂國憂民詩文，這便是著名的《己亥雜詩》315 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春，龔自珍執教于江蘇丹陽云陽書院。三月，父親龔麗正去世，龔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陽書院講席。夏末，他曾寫信給江蘇巡撫梁章钜，准備辭去教職，赴上海參加反抗外國侵略的戰斗。但八月十二日（9 月26 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陽，年僅50 歲。
政治思想龔自珍的思想在政治、學術、經濟、文學諸方面，都起到了振聾發聵、開一代風氣的作用，其中尤以他猛烈批判封建黑暗、鞭撻混濁士林風氣的政治思想最為激奮。
① 《龔自珍全集》下冊，第441 頁。
② 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龔自珍全集》下冊，第618 頁。
嘉慶、道光年間，雖已內盡隳壞，但官僚地主、士子文人卻還沉醉在“盛世”的迷夢之中，文恬武嬉，歌舞升平。龔自珍以鋒利的筆觸，挑破了欺人外皮，無情地擠壓著內中的汙穢。他在《西域置行省議》一文中指出，嘉慶以來國勢陵夷，已是“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衰世了：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于泰侈，風俗習于游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①然而，在這樣危翳四伏的社會里，高踞于統治階級廟堂之上的又是些什麼人物呢？久居官場、出入士林的龔自珍看得很清楚：京師和地方到處充塞著昏庸卑劣之徒，他們只知道升官發財、封妻蔭子。這些丑類互相勾結，盤根錯節，已形成一股強大的惡勢力。在他們控制下，“俄焉寂然，燈燭無光，不聞余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鹖旦不鳴”②，整個社會呈現出一幅豺狼當道，正氣不伸，鴉雀無聲，黑暗淒涼的景象。龔自珍還指出，另一個使人才被壓抑、摧殘的原因是官場論資排輩的用人制度和專重八股的科舉制度。朝廷取士全看代聖賢立言、脫離實際的八股時文，因為內容空疏無以見高下，便用楷法工整作標准。一個有幸得中的士子又面臨著以歲月的累積決定升遷的漫漫之路。自庶吉士至尚書，大約需30 至35 年，至大學士又需要10 年，這時身膺重任的一品宰輔“齒發固已老矣，精神固已疲矣”，“仕久而戀其籍，年高而顧其子孫”③，就像官府門口的石獅子，徒有其形，相向而坐。為了表示憤慨，龔自珍毅然將自己耗盡“華年心力”的2000 篇八股文付之一炬。他尖刻地嘲笑，“我家婦人，無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書法也！”在這樣的惡勢力和制度的束縛下，整個社會各階層都在倒退，思想窒息，人才枯竭。以至到了“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的地步①。目睹這種衰世頹敗現象，龔自珍晚年悲憤地呼出自己的心聲：“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②他大膽地預言，一場大的動亂為期不遠了。果然，在他去世的前後幾年，鴉片戰爭的戰火和太平天國的風雷便無情地沖擊著這個衰朽的皇朝。
在龔自珍的政治思想中，閃耀著特異光輝的是：揭露、批判腐敗現象的矛頭已經觸及到了君主專制制度。他斥責封建帝王為了樹立自己“一夫為剛，萬夫為柔”的淫威，“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震蕩摧鋤天下之廉恥”③。在這種威脅利誘之下，士大夫養成阿諛奉承的習氣，“自其敷奏之日，始進之年，而恥已存者寡矣！”④因此，政事日壞，人才日鮮，也就是必然的了。龔自珍的揭露，實際上已把社會黑暗的根源歸結于封建君主專制。盡管他的認識還不具有從根本上改變封建制度的要求和意義，但他這種大膽淋漓的揭露，對後世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每每① 《龔自珍全集》上冊，第106 頁。
② 《尊隱》，《龔自珍全集》下冊，第88 頁。
③ 《明良論三》，同上書，第33 頁。
①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龔自珍全集》，第6 頁。
② 《己亥雜詩》，《龔自珍全集》下冊，第521 頁。
③ 《古史鉤沉論一》，《龔自珍全集》上冊，第20 頁。
④ 《明良論二》，《龔自珍全集》上冊，第31 頁。
有啟迪作用。
龔自珍是一定時代和社會階級的代表人物，時代和曆史的進程，向中國封建社會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作為這種時代社會要求的反映，龔自珍在揭露和抨擊衰世弊政和士林風氣的同時，還提出了救時補弊的改革主張，他大聲疾呼，“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奈之何不思更法？”並提出一系列具體改革措施：淘汰冗員，將八股改為策試，加強大臣的權力，興修水利等等。但是社會曆史條件還不可能使他突破封建制度的門檻和地主階級的局限，只好把這一切寄托在希望出現的聖君身上，勸說皇帝自動改革。由于他的企求仍建立在補救舊制度之上，因而其改革思想較之對舊制度的揭露和鞭撻頗為遜色，一系列具體主張也不外乎前人早已唱過的老調。
面對“外夷”強陵的時勢，龔自珍產生了抵禦外侮的愛國主義思想。他和林則徐、黃爵滋一起主張嚴禁鴉片；建議林則徐赴廣東禁煙，“火器宜講求”，“多帶巧匠”，“修整軍器”。並申明這場反侵略自衛戰爭的正義性質：“此驅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境，不許其入”，而不是畏縮顢頇之流誣蔑的“開邊釁”①。龔自珍對鴉片戰爭的發展態勢很有預見，據記載，直隸總督上奏請裁撤天津水師，“謂無所用，歲計費且數十萬，上可其奏”。龔自珍聞知，急上書萬言，“言不可撤狀”，但不為所用。兩年後，英國軍艦果然北上攻打天津，“人始服其先識”②。龔自珍對西北邊疆也十分關注，曾協助曆史地理學家程同文、徐松修撰《會典》“理藩院”一門，在研究西北山川地理、部落源流的基礎上，較早地提出在新疆設省，開墾移民，防止外國殖民者入侵。龔自珍的早逝，使他的抵禦外侮愛國主義思想在政治思想內容中未能得到進一步發展。
學術思想龔自珍的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利用了“今文經學”這個舊的形式，使之與“經世致用”相結合，成為他關心國計民生，批評時政、改革社會的武器。
龔自珍並非清代今文經學興起的首倡者，他之前已有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幾代學人。莊存與生活在封建危勢漸露的清中期，再度提倡漢代應變的公羊思想，企圖以此調整舊的社會秩序，但他主要還是一個經學大師，與現實政治尚保持一定距離。劉逢祿雖然強調何休的“微言大義”，使公羊學逐步和實際相結合，由此可能引申出改制變革的新意，但他們都未脫出漢代以來今古文經學傳統斗爭的窠臼。龔自珍自幼吮吸的是清代占統治地位的乾嘉漢學濃郁空氣，但面臨腐朽頹敗的社會現實，他對社會的認識也開始發生了變化，從而對今文經學的《春秋公羊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封建末世的社會危機感和挽救這種危機的責任感，使他毅然離棄和抨擊脫離現實的考據漢學和宋明理學，“言生平惡《周禮》”，指斥“著書只為稻粱謀”，“至竟蟲魚了一生”的迂腐學風。他認為，道和學、治，本是一體。得天下者為王，佐王者為宰、卿大夫，交租稅者為民，民之有識者為士。王、宰、卿大夫與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①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龔自珍全集》上冊，第170 頁。
② 《龔自珍研究資料集》，第342 頁。
則一而已矣”①。這種把經學和現實政治緊密結合的認識，在清代今文經學中是一個新的發展。同時，龔自珍對漢代以來舊的今文經學也進行了改造和批判。
龔自珍十分強調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的公羊學天人感應論，指出“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而人也是“自造”，“非聖造，非天地造”①。極力主張破除對自然現象的迷信和神秘觀念，反對用今文經學對人間災異作穿鑿附會解釋：“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范》，以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建議根據欽天監中曆來彗星運行的記錄檔案，研究其規律，撰成一書，“可以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說矣”②。他打破了由來已久的今古文經學森嚴門戶的拘束，吸收了“六經皆史”觀點，認為《易》、《書》、《春秋》等，都是“卜筮”、“記言”、“記功”之史，從而將今文學家眼中塗有神秘色彩的諸經，還原為社會曆史的記載。龔自珍雖然以服膺今文經學相標榜，但實際上他與漢代董仲舒諸人已相去甚遠，既不主張尋章摘句、考據訓詁的漢學，也不主張以讖緯迷信附會臆說的公羊學，而是用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去闡發經世致用思想。在這個宗旨下，他又提出了樸素的辯證思想。
龔自珍認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③。制度和朝代一樣，都是新舊更替，不斷變革的，已經陳舊過時了的制度、政令如果不自行改革，就必然被新勢力強制改革所代。他引申了公羊三世說的“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把社會曆史解釋為“治世——亂世——衰世”三階段。從經世致用思想出發，他明確指出，當時的社會是“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必須對種種丑惡黑暗的現象和制度予以揭露和改革。但是，究竟怎樣改革，他卻找不出明確的答案。盡管龔自珍是那個時代、那個營壘的佼佼者，但他畢竟要維護封建階級的根本利益，這種立場的限制，就使他的辯證思想仍然跳不出封閉的循環的圈子。他說：“萬物之數括于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只承認現象的變異而否認質的變化，因此事物最終還要回複到原始的狀態。這種認識反映在政治態度上，即是一方面對腐敗現象嫉惡如仇，一方面又主張“風氣之變必以漸也”。在抨擊腐惡、開通風氣斗爭中表現為勇敢的猛士，在傳統儒學和封建根本倫常面前卻表現得迷惘和怯懦。這樣，篤信今文經學的龔自珍，晚年又“猶好西方（佛教）之書”，校讎佛經，撰《龍藏考證》等。這種矛盾交織的現象，說明他在經世致用、開辟新路的挫折中，“忽然擱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只好向域外去尋求一些精神安慰和解脫了。
經濟思想龔自珍的經濟思想，是其政治思想在經世致用過程中，思索衰世之源和尋覓救世之方的反映。
他看到了社會經濟中存在的嚴重貧富不均現象，揭露了清統治者對人民①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龔自珍全集》上冊，第4 頁。
①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龔自珍全集》，第12 頁。
② 《龔自珍全集》，第346 頁。
③ 《上大學壬書》，《龔自珍全集》下冊，第319 頁。
血汗的無止境榨取，譴責開捐例、加賦、加鹽價等政策是“割臀以肥腦，自啖自肉”，痛斥官僚大吏只知以苛捐雜稅中飽私囊，致使封建社會賴以存在的農村經濟嚴重破壞，廣大農民流離失所。透過種種社會經濟凋敝現象，龔自珍力圖從社會財富分配方面去尋找動亂之由。他在《平均篇》中指出：“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①這里，他能夠覺察到封建社會的興衰取決于社會財富的分配是否平均，並且覺察到由于分配不均而形成的貧富懸殊和社會矛盾，力圖從經濟根源上尋找皇朝治亂和新舊更替的原因，這無疑是一個比較深刻的認識。但是，他對造成嚴重貧富不均現象的進一步分析，則陷入了主觀意識決定論，他把這種現象歸結于“人心亡，世俗壞”，因而官吏貪汙無忌，商人“皆欲並十家、五家之財”，而不可能揭示封建制度的本質。所以，龔自珍頭腦中的經濟改革主張只是調整貧富懸殊的較大差別，保持“小不相齊”，防止“大不相齊”，即“富貴者，天所以待王公大人君子”，統治階級按其等級地位，應該占有較多的財富；“貧賤，天所以限農畝小人”，被統治階級居于貧賤也是合理的，企圖用調和的辦法去緩和尖銳的社會階級矛盾。具體到土地分配上，他在《農宗》一文中提出以西周宗法制度來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辦法，將宗法組織中的成員分為“大宗、小宗、群系、閑民”4 個等級，按此進行土地多寡的分配。這種以複古的辦法來解決農民喪失土地、淪為流民的現實，顯然是虛幻的。龔自珍一方面對土地兼並的積弊強烈不滿，一方面又苦于公羊學的空洞，在古代經書中既找不到解決實際問題的典章制度，在自己頭腦中又設計不出重新規劃社會秩序的有效方案，于是也像以前的今文經學家一樣，只好從古文經《周禮》中向回歸上三代社會那里去尋找出路。然而這是一條違背曆史發展規律的不通之路。
任何先進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是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的反映。盡管封建社會長期停滯，但到了龔自珍時代，商品經濟在中國，特別是在江南地區仍然有了某些發展。晚年的龔自珍，也由早期重農抑商思想開始向較為重視商品經濟轉化。他改變了商人是破壞社會經濟因素的看法，提倡發展蠶桑木棉等商品原料生產，主張“且仿齊梁鑄餅金”來抵制外國銀元，並建議林則徐在抵禦外侮的同時，發展有限的“互市”。當然，在中國社會自然經濟受到外來沖擊之前，龔自珍的經濟思想內容是比較浮淺的，對商品經濟的認識也是出于直觀的現實感受。他的建立在維護封建土地所有制原則下的平均思想，其積極意義在于尖銳地揭露了這種制度造成的“貧者日相傾，富者日愈壅”的社會現象，並從經濟上尋找社會危機的原因，向統治者發出了“喪天下”的嚴厲警告。
文學成就龔自珍的文學成就，如同其政治思想是鴉片戰爭前夕這個變革時期的產物一樣，也以新的內容和風格在封建末世獨放異彩。
他寫成于南歸旅途中的《己亥雜詩》，是中國詩史上罕見的大型組詩，總結了幾十年來師友交游、仕宦沉浮、著書倡說的經曆，也是對沿途所見社會凋敝、民不聊生景況所發的感慨。他的詩有意境清新、詞語瑰麗、高言快① 《龔自珍全集》上冊，第78 頁。
語的特點，不過使他的許多詩作不脛而走，備受推崇的真正原因，還在于它對社會腐惡現實的無情鞭撻，引起了人們的共鳴和激賞。
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①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津梁條約遍南東，誰遣藏春深塢逢？不枉人呼蓮幕客，碧紗■護阿芙蓉。②這些慷慨、悲憤、擲地有聲的煉句，深深地打動了迷惘而又不甘沉溺的青年知識分子的意緒，喊出了久被壓抑的人們的心底之聲，因而使他的詩歌從清代詩壇王士禎“神韻說”、沈德潛“格調說”、翁方綱“肌里說”等專重形式的樊籠中沖躍出來，被後世譽為“三百年間第一流”。龔自珍的詩歌在藝術和思想、形式和內容的融合上，展示了一個新的境界，成為晚清現實主義詩歌的開創者。
龔自珍生活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社會，他的思想在政治、學術、經濟、文學等方面都反映出了對當時人間痼疾的強烈不滿和深沉憂慮。經世致用、治國安邦的抱負，促使他以開通風氣、扭轉頹世為己任，然而，重重的羈絆，黑暗的閘門，又使得他徒有雄心，無所用事；階級的局限和傳統思想的纏繞，更使得他實際上提不出改革時弊的有效辦法。這種有志救國、無力回天的苦惱和四處碰壁仍奮擊不止的生活實踐，用他自吟的兩句詩概括就是：“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一事平生無■幬龁，但開風氣不為師”。還沒有等到鴉片戰爭結束和太平天國起義爆發，這位近代改革的先驅者就與世長辭。
① 《詠史》，《龔自珍全集》下冊，第471 頁。
② 《已亥雜詩》，《龔自珍全集》下冊，第509、517 頁。
第二節魏源廣泛問學魏源，原名遠達，字默深，又字墨生、漢士，晚年因信佛，自稱“菩薩戒弟子魏承貫”，湖南邵陽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 年4月23 日），卒于咸豐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 年3 月26 日）。其父魏邦魯曾任江蘇海州惠澤司巡檢、寶山縣主簿等地方佐雜官，管理刑名、錢糧、水利等事務，受到曆任布政使林則徐、賀長齡、梁章钜和巡撫陶澍的好評。這對魏源後來經世致用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響，也使他能較早地結識一批當時較為注重國計民生的疆臣。
魏源七八歲時入私塾學習，讀書十分刻苦，每至通宵達旦仍不釋卷，自幼沉默寡言，常獨坐深思。15 歲時考中縣學生員，開始潛心研習明代理學家王陽明的心學。嘉慶十八年（1813），他20 歲，舉為拔貢。次年，又隨父親魏邦魯入京。在北京，他被延館于侍郎李宗瀚家，結識了京師當時各種學術流派的名士，先隨胡承珙學習漢學，又師事姚學塽究心宋學，同時仍常常向在湖南時選拔他為貢生的座師湯金釗請教王陽明心學。廣泛的求學，刻苦的鑽研，使魏源很快名滿京師，名士醇儒相與交納。嘉慶二十四年（1819），他考中順天鄉試副貢生。道光元年（1821），再赴順天鄉試，卻仍被抑置副貢生。這個時期，魏源一面為自己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一面也在不斷探討治國安邦的學問。
講求經世致用，批判時弊道光二年，魏源以第二名的成績考中順天鄉試舉人。不久，他赴古北口受館于直隸提督楊芳家，並考察山川關隘。道光五年（1825），他被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延為幕賓，編輯清代經世致用文章集大成的《皇朝經世文編》，“遂留意經濟之學”。巡撫陶澍是一個注重國計民生的名臣，也常常和他商籌海運水利等政事。
魏源少龔自珍兩歲，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時代。岌岌可危的衰世同樣刺痛著他的憂國憂民之心。作為幕賓，通過治民理案，得以體察社會，從而使他對社會危機和官場積弊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
痛感時世腐敗的同時，魏源開始思索世道日衰的原因所在。他在京求學之時，正值清代今文經學崛起，便拜在今文經學家劉逢祿門下，研習《公羊春秋》。在那里，魏源結識了龔自珍，兩人都為劉逢祿所激賞，常常在一起切磋古文辭，探討實學。
道光六年（1826），魏源與龔自珍同赴禮部試。劉逢祿適為會試同考官，得浙江、湖南兩卷，“經策奧博”，認為必是龔、魏，極力推薦，但他們還是落第了。劉逢祿感慨萬端，于是作《題浙江湖南遺卷》詩以表痛惜，但從此世以“龔魏”並稱二人。
同龔自珍一樣，魏源對乾嘉之際沉迷于訓詁考據、繁瑣無用的學風十分反感，他尖銳批評道：“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而大江南北尤盛。..爭治訓詁音聲，爪剖釽析”，他們將明末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等的經世致用之學摒于經學之外，卻以專事尋章摘句來“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于無用之一途”①。為了糾正這種學風，並從根本上否定這種風氣賴以流行的護身符，魏源從今文經學的角度對一些被清代漢學家奉為神明的經典提出大膽質疑。在《詩古微》中，他指斥《毛傳》和大小序皆系晚出偽作；在《書古微》中，他認為馬融、鄭玄之學都出于偽作的杜林《漆書》，提出古文《尚書》是否存在尚有疑問，被視為“閻百詩以後第二重公案”。魏源認為，《六經》並不是萬古不變的教條，只是“網羅放失，纂述舊聞，以昭代為憲章，而監二代之文獻”②。既然上古三代與後世的天地人物都不同，法令和制度也都隨之發生變化，那麼就不能泥守古法，必須變革。他舉出了從唐代租庸調至兩稅法，再到明代一條鞭法的一系列賦稅制度變化，來說明“變古愈盡，便民愈甚”③，改革越徹底，進步就越顯著。這種建立在曆史進化論之上的改革思想，較之龔自珍又深入了一步。經學發展到龔、魏手中，開始擺脫了繁瑣無用的學風，逐漸與通經致用、改革時弊結合起來。
魏源還猛烈抨擊了使士林醉心于功名利祿的八股科舉制度，他譏諷這種考試的結果，“專以無益之畫餅，無用之雕蟲，不識兵農禮樂工虞士師為何事”的“科舉兔冊”④之人來遍任六官之職，治理四方之民。針對嘉道時期專以楷法工整取士的科舉制度，他在詩中辛辣地嘲笑：小楷書，八韻詩，青紫拾芥驚童兒；書小楷，詩八韻，將相文武此中進。..從此掌絲綸，從此馳鞀鐸，..從此考樞密，從此列諫官，盡憑針管鏽鴛鴦。..雕蟲竟可屠龍共，誰道所養非所用！①盡管他厭惡以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但又只能通過這個途徑獲得一個官職，來實現自己經世致用的抱負。因此，他仍不斷地參加會試。
參與鹽務、漕運、治河的改革道光八年（1828），魏源以舉人捐資為內閣中書舍人，在閱讀內閣史館如“掌故之海”的典籍檔案中，他積累了大量有關典章制度的資料，為以後著史理政奠定了基礎。道光十一年（1831），魏源以父喪居鄉3 年。賞識魏源經濟才干的兩江總督陶澍，延請魏源入幕協助改革鹽政。直至鴉片戰爭以後，魏源在鹽務、漕運、治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張，並進行具體的嘗試和努力。
清代鹽的生產和運銷，一直由官府壟斷。長期以來，鹽官和官准的場商、運商勾結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特權集團。官僚管理的虧損，對皇室的報效，貪官奸商的中飽，都轉移到鹽的生產者、消費者身上，造成鹽價昂貴、產銷停滯的嚴重積弊，致使私販蜂起，清廷雖以嚴刑緝私，也緝不勝緝。魏源清楚地看到了壟斷的症結，提出改行“票鹽”制度的方法。由商人向官府交納一定的鹽稅後，官方便發給鹽票，憑鹽票可以自由買鹽、自由販賣。這樣減少了中間環節各級官吏的層層盤剝，“特盡革中飽蠹弊之利，以歸于納課請① 《武進李申耆先生傳》，《魏源集》上冊，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358 頁。② 《國朝古文類鈔敘》，《魏源集》上冊，第228 頁。
③ 《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冊，第48 頁。
④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冊，第37 頁。
① 《都中吟》，《魏源集》下冊，第675—676 頁。
運之商”①，所以鹽價降至一半而商人仍有利可圖，私販自然不禁自滅。魏源的主張被陶澍采用後，果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每年“倍額溢課數十萬”②。此後的曆任兩江總督陳鑾、林則徐、璧昌、李星沅、陸建瀛等，遇有鹽政要務，都常來與魏源商議。
水災頻仍，黃河泛濫，是清朝統治者深感頭痛的問題。“無一歲不虞河患，無一歲不籌河費”，可是河患依然如故。魏源認為，河患水災有來自自然的一面，更重要的還在于人禍，即治河官吏的侵蝕河工經費、地方豪強的壟斷水利。所以，“欲興水利，必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奪水奪利之人而已”③。魏源還認為，過去治理黃河的方法也不對頭，“下游固守，則潰于上；上游固守，則潰于下”④。這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濟于事。他主張因勢利導，使黃河人工改道，北流入海。指出這是遲早會發生的自然趨勢，而以人力預先改道為上策，如果等待黃河一旦崩決，自然改道，則後果不堪設想。魏源的這兩種見解，在當時都無法實行。官吏貪汙是封建官僚制度的必然產物，無法根除。而在道光咸豐衰世，即使一次小的整頓也困難重重。黃河人工改道，工程浩大，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清廷也無暇及此。鴉片戰爭以後，魏源在出任興化知縣等地方官時，又盡自己微薄的力量，在小范圍進行了水利治理。興化境內臨近運河和高郵、洪澤二湖，時有澇災。一次，高郵湖將決，他親率民卒護堤保稻，“冒風雨伏堤上”，以致“目赤腫如桃”，終于保住了大堤，百姓遂將當年收成稱為“魏公稻”①。治水過程中，魏源撰寫了籌河、水利、堤防等文多篇，見解雖好，然而生逢末世，終不為所用，使他的才能得不到發揮。魏源臨終前二年的咸豐五年（1855），黃河果然如他所預料的那樣，于銅瓦廂大決口，改道入海，給下游人民造成慘重損失。漕運，是當時又一積弊。自明清以來，南糧北運一直通過運河，朝廷設有漕運總督等一系列官員進行管理。至晚清，由于各級官吏把持盤剝、地方豪強敲詐勒索日形嚴重，弄得怨聲載道。魏源看到漕運之弊已是積重難返，便主張改為海運，由商人承辦，不再以官府壟斷。他指出，海運不經河閘，不經層層中飽和饋送，有四利、六便，對國家、人民、吏治、商人均有好處。他進一步指出，商人辦海運，可以把江浙之貨附于漕船，運往北方，將促進南北物資交流，使物價下降，繁榮國內的商業。道光五年（1825），魏源在巡撫陶澍幕中，還實際參與了籌劃海運活動，撰有《籌漕篇》、《道光丙戌海運記》等文，並在《皇朝經世文編》書中對這一關系國計民生和吏治的重大改革予以贊揚。
道光十五年（1835），魏源為了奉養母親，在揚州買了一所庭園，取名“絜園”，內有“古微堂”書屋，他在此寫成了許多詩文，集為《古微堂集》、《古微堂詩集》。在魏源宏富的著述中，還有闡發“微言大義而辟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的有《詩古微》、《書古微》、《公羊春秋古微》、《董子春秋古微》，探討學術、評論政治的有《默觚》，以及《元史新編》、《禹貢說》等。
① 《淮北票鹽志敘》，《魏源集》下冊，第439 頁。
②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銘》，《魏源集》上冊，第329 頁。③ 《湖廣水利論》，《魏源集》上冊，第391 頁。
④ 《籌河篇上》，《魏源集》上冊，第367 頁。
① 魏耆：《邵陽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冊，第956 頁。
綜觀鴉片戰爭以前魏源的思想和活動，主要是抨擊封建末世的黑暗現實，與龔自珍一起以今文經學的形式，倡導關心國事民瘼，主張改革社會政治風氣。他繼承明末清初經世致用崇尚實學的思潮，提出了一些有積極意義的主張和具體措施，但思想范疇仍未超出探掘闡發古代經書“微言大義”和“經世致用”的框架。
參與抗英和編撰《海國圖志》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正在揚州治河的魏源趕至甯波前線，在欽差大臣伊里布軍中參加審訊俘虜的英軍軍官安突德。從其口供中，魏源對西方的人文地理有了一些了解。次年，他結合其他英俘的口供，撰成《英吉利小記》，後收入《海國圖志》。
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在兩江總督裕謙幕中籌辦浙江防務。裕謙是一個堅決主張抵抗侵略的疆臣，但部下將領余步云等貪生怕死，清軍武器裝備又極為落後，終使浙江海防失守，裕謙自殺。親曆了這一抵抗英國侵略戰爭的魏源，看到了英軍的殘暴行徑和堅船利炮，看到了清朝統治者張惶失措、昏聵庸懦的丑態，“羯虜云翻覆，驕兵氣指揮。戰和誰定算，回首釣魚磯”。他也看到了沿海軍民忠勇抵抗、不怕犧牲的氣概。從此，魏源的思想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魏源從事實中認識到，鴉片戰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清統治者的昏庸腐敗，指出了他們對世界情勢的懵懂無知、虛妄自大而又畏敵如虎：“承平恬嬉，不知修攘為何事，破一島一省震，騷一省各省震，抱頭鼠竄者膽裂之不暇，馮河暴虎者虛驕而無實。”①他希望清統治者勵精圖治，整軍備武，以求長治久安。為了振奮人心，鼓舞抗擊強敵的士氣，魏源根據自己任內閣中書舍人以來積累的大量資料，發憤撰寫了《聖武記》14 卷，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之時完成。書中曆述了清初以來的武功方略，討論了兵制、戰術等具體問題，反映出他要求富國強兵的強烈愛國主義熱情。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則徐被遣戍，從重發往伊犁，途中經過鎮江。林、魏當年在北京即志同道合，意氣相投，此時相會，兩人感慨時事，推心長談。林則徐把他在廣東抗英時所譯的《四洲志》、《澳門月報》和粵東奏稿及有關西方槍炮、地理圖樣交給魏源，囑“鉤稽貫串，創榛辟莽，前驅先路”，編撰一部《海國圖志》。魏源果然不負重望，他結合曆代史志及明以來的島志和近日所得“夷圖、夷語”等大量資料，于道光二十二年底編成《海國圖志》50 卷，4 年後增廣至60 卷。咸豐二年（1852），又補充以葡萄牙人瑪吉士《地理備考》、美國人高理文《合省國志》等，擴展為100 卷，予以重刊。《海國圖志》是中國第一部較系統介紹世界各國地理、曆史、經濟、文化、軍事等內容的新書，它的刊刻問世，對國內有識之士開拓眼界，了解世界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咸豐八年（1858），兵部侍郎王茂蔭曾奏請將此書廣為刊印，使親王大臣每家置一編，並令宗室八旗作為教材學習。然而酣嬉悠游和麻木僵化的王公大臣、貴胄子弟們已經失去了接受任何新鮮事物的能力。雖有王茂蔭煞費苦心的推薦，《海國圖志》在中國上層統治者中，還沒有達① 《道光洋艘征撫記》，《魏源集》上冊，第187 頁。
到在日本的受重視的程度。自道光三十年（1850）第一部《海國圖志》傳入日本，至明治維新前已傳入十數部，被日本學人摘譯翻刻達22 種版本以上①，對日本的維新開通風氣，起到了重要影響。
在《海國圖志》中，魏源開宗明義地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抵禦外侮的思想，“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②。駁斥了“夷兵不可敵”的畏敵觀點及視西方科技為“奇技淫巧”的謬論，並臚列了“師夷長技”的具體內容和措施。“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不僅把中國近代地主階級改革派思想，推向了有更廣泛代表性的抵禦外侮、學習西方的近代愛國主義思想新高度，而且開始打破了長期的思想封閉狀態，使魏源成為近代中國最早睜眼看世界的呼號者和改革維新思想的先驅者。
魏源對“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認識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他認為師夷是為了制夷，而認真研究夷情是制夷的重要條件。“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不善師外夷者，外夷制之”③。這是對長期以來清朝閉關政策和陳舊國防觀念的否定和批判。同時，他把師夷作為制夷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也涇渭分明地表現出與一味求和、以媚夷求苟安的妥協派的根本區別。其次，魏源明確地指出，夷之長技是“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所謂“長技”，“無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利民用”④，而不是什麼稀奇古怪的不祥之物。他肯定了西方近代科學技術是人類生產進化的結晶，嘲笑清統治者中的頑固分子長期以來顢頇蒙昧。最後，魏源具體地指出了要學習的西方長技內容“有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魏源是在反侵略戰爭失敗中認識西方的，而戰爭失敗的具體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中國缺乏“夷之長技”。因此，他把加強反抗侵略的軍事手段作為當務之急，把學習西方的認識焦點凝聚在西方軍事工業技術上，是很自然的。
魏源提出了一系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具體措施。(1)買進西方堅船利炮，並在國內設廠制造。起初，他以為只靠買進船炮，就可以掌握長技，後來進一步認識到必須自己生產才不受洋人牽制，因而具體提出建議：在廣東虎門外設置船廠、火器局，延請法國、美國等“夷目”分攜工匠前來司造船械。如此，“我有鑄造之局，則人習其巧，一二載後不必仰賴于外夷”。(2)發展“自修自強”的對外貿易，學習西方技藝，利用西方各國之間矛盾。魏源認為，對外貿易如果沒有鴉片進口，是有利于中國的。他以道光二十七年（1847）情況為例分析，外國輸入中國的貨物（不包括鴉片）值銀“二千十四萬八千元”，而中國出口之貨值銀“三千五百有九萬三千元”，“使無鴉片之害，則外洋之銀有入無出，中國銀且日賤，利可勝述哉？”①在進口物品中，他主張進口大米的同時，進口武器及發展工業所需的“鉛、鐵、硝”等物，也准外商以“艘械抵茶葉湖絲之稅。”(3)積極培養掌握西方長技的人才。魏源認為中國也應該像西方那樣，鼓勵學習科學技術，改變單純以科舉詞章取士的制度。如有能造西方戰艦、火輪船、大炮、水雷等新式器物者，即可給以科① 黃麗鏞：《魏源年譜》，第228 頁。
② 《海國圖志敘》。
③ 《海國圖志》卷37。
④ 《海國圖志》卷2。
① 《海國圖志》卷2。
甲出身。(4)設立譯館，翻譯介紹西方書籍。魏源說：“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翻夷書始。”①他十分稱贊林則徐在廣東設譯員翻譯《澳門月報》等外文書報的舉措，自己也非常注重西方著作。他在《西洋人瑪吉士地理備考序》中說：西方有“明禮行義，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串古今者，是瀛寰奇士，域外之良友”，應該積極地向他們學習。據統計，《海國圖志》一書中魏源引用的西方著作就達20 種之多。
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在近代中國社會的早期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沖擊了自明清以來唯我獨尊、視外國為“夷狄”，視中外交往為“來貢”的蒙昧傳統，大膽提出“師夷”的口號，開創了吸收外來先進文明的風氣。盡管這種吸收和學習在魏源身上只達到對西方部分物質表層的認識階段，但他開創了為拯救中國、抵抗外國侵略而向西方尋求真理的先河，這種符合曆史發展趨勢的思想，在中國近代相當長的時期中，一直為各個階層的先進人物所遵循。如王韜所說：“師長一說，實倡先聲。”②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源為抵禦外侮而激發的新思想中，朦朧地閃現著一些代表近代資本主義要求的思想光芒。他提出的建立新式軍事工業的主張，也包含有建立近代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因素。他看到軍事工業的興起，必將刺激國內商業的勃興和新技術的傳播，對近代工業產品必有蜂起的需求，“蓋船廠非徒造戰艦也。戰艦已就，則閩廣商艘之泛南洋者，必爭先效尤，甯波上海之販遼東、販粵洋者，亦必群就購造”。因此，軍事工業除造戰艦外，其他如“量天尺、千里鏡、龍尾車、風鋸、水鋸、火輪舟、自來火、自轉碓、千斤秤”等等，“凡有益民用者”，都可以制造。在軍事工業生產民用品的基礎上，他終于提出“沿海商民有自願仿效廠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聽之”的主張①。在鴉片戰爭硝煙散去不久的幾年中，魏源的眼光已超越了林則徐等同時期單純以“制夷”為目的的先進人物，開始發出了中國近代新式工業的誕生呼喊。在《海國圖志》中，魏源還通過介紹歐美資產階級政治制度，隱約地表達了自己對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他說，美國總統以四年為一任，期滿更代，“總無世襲終身之事”；選官舉賢自下而上公舉，“可不謂公乎？”②魏源的介紹和推崇，一直影響到幾十年後的戊戌維新思潮，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維新思想的發軔。當然，在魏源提出這些主張的時候，中國還沒有資本主義經濟的土壤。他朦朧地看到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某些長處，但還不能設計出近代中國的政治藍圖。他的基本立場仍是立足于補救封建制度。盡管他比龔自珍較多地接觸了西方資本主義，在政治見解上也超過了龔自珍開出的“古方”，但在抨擊封建君主專制弊害方面卻比後者要含蓄、緩和。如果說龔自珍是詛咒和鞭撻封建專制制度的勇士，那麼魏源就是改革弊政、富國強兵的積極追求者了。
魏源在鴉片戰爭中，看到了沿海人民反侵略斗爭的偉大力量，給予很高的評價：“三元里之戰，以區區義兵，圍夷酋，斬夷帥，殲夷兵，以款後開網縱之而逸。孰謂我兵陸戰之不如夷者？”③他主張利用沿海勞動民眾與海上① 《海國圖志》卷37。
② 王韜：《漫游隨錄·扶桑游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202 頁。① 《海國圖志》卷2。
② 同上書，卷59、60。
③ 《籌海篇一》，《魏源集》下冊，第855 頁。
漁民練成兵卒，抵抗侵略，駁斥了封建官僚汙蔑他們為漢奸的讕言：“若謂閩粵民兵雖可用，而多通外夷”，為什麼廣東“斬夷酋、捐戰艦者皆義民？”為什麼台灣“兩禽夷船”、“南澳”“火攻夷船”的也都是義民？①同時，魏源對中華民族戰勝侵略者也充滿必勝信心，認為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並“不亞西土”，只要“集眾長以成一長，則人爭效力”，就能“風氣日開，智慧日出”，不僅可以戰勝西方的侵略，而且可以趕上和超過西方。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入侵，使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轉化為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在保衛民族生存的前提下，代表地主階級改革派人物的魏源，其思想在一定時期與人民利益表現了一致性，從而達到了他那個時代所能達到的高峰。
晚年遭遇道光二十四年（1844），51 歲的魏源終于考中禮部會試第十九名貢士，但因試卷文稿草率，被罰停殿試一科，次年才補中三甲進士，以知州用分發江蘇，先後赴東台和興化縣任知縣。道光二十六年，他以母喪丁憂去官，後又南游廣東，至澳門、香港，與外國人接觸，觀其景況，深感“擴我奇懷，醒我塵夢，生平未有也”②。北歸途中，曆游兩廣、兩湖、江西、安徽、江蘇7 省，行程8000 里，經時半年。道光三十年（1850），又出任北海州分司運判，協助兩江總督陸建瀛改革鹽政。
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起義席卷中國南部大地，魏源時補授高郵州知州。咸豐三年，太平軍定都南京，二月又攻克揚州，距高郵僅40 里。魏源以知州先辦團練，防禦潰逃官軍沿途焚掠，又鎮壓了湖西太平莊響應太平天國的地方起義軍。三月，他被督辦江北防剿的楊以增以遲誤文報而奏劾革職，咸豐皇帝在上諭中飭責魏源：“于江南文報並不繞道遞送，屢將急遞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實屬玩視軍務！”①不久，欽差大臣周天爵又延魏源入幕參謀軍務，因攻打宿州撚軍有功，十一月奉旨複官。但這時的魏源卻“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亂多故，無心任宦”②辭歸。從此舉家避兵興化，不問政事，唯手訂生平著述，又潛心佛學，會譯《無量壽經》等。魏源晚年輾轉于清軍與太平軍激烈角逐的江浙地區，雖在任職時參與抵抗太平軍，但總的說來態度是不積極的，甚至有傳說稱魏源曾被太平軍聘為謀士③。
咸豐六年（1858），魏源出游至杭州，寄住僧寺，閉門謝客。咸豐七年三月初一日逝于杭州，終年64 歲。
① 《籌海篇二》，《魏源集》下冊，第858 頁。
② 《香港島觀海市歌》，《魏源集》下冊，第740 頁。
① 《清文宗實錄》卷88。
② 魏耆：《邵陽魏府君事略》，《魏源集》下冊，第958 頁。
③ 據《世載堂雜憶》：劉禺生在香港聽容閎回憶，李秀成之弟侍王李侍賢“府中有三老人，稱為中國年高有大學問者，最為王所禮遇”。一是古文大家梅曾亮，一是安徽包世臣，“其三為湖南魏先生，通達中外地理”。又李柏榮《日濤雜著》：“默深聲既宏偉，又值洪秀全建國南京，提倡文化，設科取士，乃聘江甯梅伯言、涇縣包慎伯及默深為鄉三老。”
第三節龔、魏的不同性格龔自珍和魏源有很深的交誼，同在劉逢祿門下研習今文經學，常常作“促膝之談”；同任內閣中書時，又時時相聚飲酒賦詩，縱論時弊。魏源離京後，龔自珍深感孤寂地歎息：“默深去後，更可緘舌裹足，杜絕諸緣。”①道光十五年（1835）後，魏源遷居揚州絮園養親，龔自珍自都中歸，必過園留宿。他曾為絮園書一對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綜一代典，成一家言。”道光二十一年，龔自珍逝世前不久，還一至揚州，宿魏源園中。二人曾約定，“孰後死孰為定集”。待龔自珍逝去，魏源即受其子龔橙之請，親手校訂遺稿，編定《定盦文錄》12 卷、《定盦外錄》12 卷，並為之《敘》。
實際上，這兩位齊名于世的密友性格迥然相異。龔自珍性情豪邁，“嗜奇好客”，多出奇僻激烈之言，又“喜與人辯駁，雖小屈，必旁征博引以伸己說”②。他抨擊時弊常常不顧忌權貴，罵坐之言，隨口而出，被人譏諷為“龔癡”。魏源則“默好深湛之思”，喜獨居一處，晚年尤寡言，雖見門生親友，“接二三語，便寂對若望”。他深為龔自珍的放蕩不羈性格擔憂，曾致書勸說：“近聞兄酒席談論，尚有未能擇言者，有未能擇人者。夫促膝之言與廣廷異；密友之爭與酬酢異。苟不擇而施，則于明哲保身之誼深恐有悖。”“此事要須痛自懲創，不然結習非一旦可致，酒狂非醒後所及悔也。”③龔自珍也曾試圖壓抑自己胸中憤世嫉俗的不平之氣，幾度戒詩，燒詩，但戒了又作，作了又戒，甚至為戒詩而作詩：“百髒發酸淚，夜湧如源泉；此淚何所從，萬一詩崇焉。”④他對現實的叛逆性格終已鑄就，一出都，鞭撻時弊的詩作即如連珠泉湧。其實，魏源內心對龔自珍的性格和政治、學術見解十分欽敬，並引為同志。他在贈別龔自珍詩中把兩人共比為：“天昌二鳥鳴，同謫胥江浦，使為世所■，又為譏所俯”，“誓回屠龍技，甘作亡羊補！”①使他們緊緊吸引在一起的，正是這種強烈不滿現實企圖挽回頹危的抱負和意氣。但腐朽沒落的中國封建社會，已經容不得這樣傑出的人才了。
龔自珍和魏源是中國近代初期並稱的傑出人物，他們所開創的經世致用新風，對後世的維新改革有巨大影響。梁啟超多次給以很高評價：“自珍、源皆好作經濟談，而最注意邊事”，“故後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②“數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緣固不得不遠溯龔魏。”③另一個戊戌變法的領袖譚嗣同也認為清代文士中，魏源、龔自珍“皆能獨往獨來，不因人熱。其余則章摹句效，終身役于古人而已”④。
把兩人的性格對照相比，龔自珍以其浪漫的熱情、尖辣的筆墨，對封建末世的黑暗腐朽進行無情砍殺；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向鴉片戰爭以前舊的統① 《甲寅雜志》第1 卷第7 號。
② 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龔自珍全集》下冊，第603 頁。
③ 《甲寅雜志》第1 卷第7 號，《魏源集》未收。
④ 《戒詩五章》，《龔自珍全集》下冊，第451 頁。
① 《昆山別龔定庵自珍》，《魏源集》下冊，第600 頁。
②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中華書局1989 年影印本，第56 頁。③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7 頁。④ 譚嗣同：《論藝絕句》，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增訂本）上冊，中華書局1981 年版，第77頁。
治擲出投槍。而魏源則顯得深沉、嚴肅、實際，以具體口號和身體力行從正面提出了抵禦外侮、學習西方的建設性方案；他的方向，主要在于對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前途的探索。龔自珍和魏源，以他們清新的思想、共同的追求、不同的格調，在鴉片戰爭前後這個中國社會大變革時期，奏出了改革浪潮的主旋律。他們的政治思想，也在此後100 多年中國人民尋求解放的斗爭史詩中，不斷閃耀出光輝。
第三章洪秀全洪秀全，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大約在信拜上帝後自行改名秀全，自此以秀全之名著聞于世。清嘉慶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 年1 月1 日）出生于廣東花縣官祿■。父洪鏡揚，母王氏，兄仁發、仁達。
第一節從應科舉到拜上帝清康熙中期，洪秀全的五世祖從廣東嘉應州遷到花縣官祿■，到洪秀全的父親洪鏡揚時，經曆四世，時逾百年，家族繁衍，世代務農。洪秀全7 歲入本村書塾，五六年間就能熟讀“四書五經”、《孝經》和許多古文，很受業師稱許。洪鏡揚和族中人都期望和相信他會很快獲得功名，光宗耀祖。洪秀全雖聰明而用功，但在科舉考場上卻始終不得志。大約從十五六歲起，直到31 歲的十幾年間，他多次應考，但從未得中秀才。
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又一次應考失敗後，仔細閱讀了一本叫《勸世良言》的書。這是早年的基督徒、廣東高明人梁發編寫的一本宣傳基督教的小冊子，其內容是摘引新、舊約《聖經》的某些片斷，加以中國化的敷衍講解，宣傳拜上帝、敬耶穌，反對拜偶像邪神和天堂永樂、地獄永苦等說教。洪秀全于道光十六年（1836）在廣州應考時得到這本書，但當時只略一翻閱就置于書笥。這次細讀後，他在思想上產生了強烈震動，“覺得已獲得上天堂的真路和永生快樂之希望，甚為歡喜”①。于是他和表兄李敬芳二人按書中所說自行施洗，向上帝祈禱，答應自此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誡。
此後，洪秀全首先向親友“宣講拜偶像之罪惡及拜真神上帝之要”，說服了父母兄嫂侄輩和友人同拜上帝，其中包括他的至好馮云山、族兄洪仁玕。但洪秀全不是一般地信仰上帝，而是自認為負有向世人宣傳拜上帝、斥偶像以拯救世界的特別使命。他之所以產生這種自我意識，是同他個人的內心經驗有密切關系的。他在道光十七年（1837）病中曾連續地產生一系列模糊的幻覺，似乎有人迎接他到一處華麗而光明的地方，有一老人對洪秀全說，世人都是他生養的，但都忘記了他，反而去拜事妖魔；授給洪秀全一柄斬妖魔的劍和一枚治服邪神的印，要他放膽去做。這些幻象可能是他曾大略瀏覽過的《勸世良言》中關于上帝、天堂、邪神等片斷印象的再現。這次他仔細閱讀《勸世良言》，把當年病中的幻象同這些幻象所由產生的本源——《勸世良言》加以對照比附，“大覺大悟，如夢初醒”，認為自己的靈魂曾經升天，見過上帝，他自己就是上帝所派的拯救世人使人們回到敬拜上帝之路的使者。
梁發的《勸世良言》只是一本粗淺的基督教傳道書，但他為了從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中奪取陣地，卻很通俗有力地揭露了中國社會的弊病，並且許諾人們只要信仰上帝，就可以純潔靈魂，消除邪惡，達到“君正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樂”，實現“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清平好世界”。由于自身前途無望而對舊世界、舊信仰產生失望、懷疑的洪秀全，接受了這種新的說教，相信這就是真理。從此，他拋棄功名仕進之途，為著反對世上之陋俗和拯救邪惡的社會而誠心誠意地作一名宣傳上帝福音的使者。
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洪秀全、馮云山等以極大的熱忱離開本鄉去外縣和廣西傳教。在廣西潯州府貴縣賜谷村洪秀全表兄王盛均家，他們停留了幾個月，發展信徒百余人。但王家貧苦，難以久住，洪秀全于冬十月返回廣東，馮云山不願回來，獨自到桂平縣，輾轉進入紫荊山，在那里做工、教書、傳教。
① 韓山文著、簡又文譯：《太平天國起義記》，1935 年燕京大學圖書館印。第9 頁上文字據英文稍有改動。洪秀全回家後，仍以執教為生，並繼續在本鄉和附近傳教。他在廣西傳教時和回家後的道光二十五、二十六（1845、1846）兩年中寫了五十多篇文章。現在留存的有寫于道光二十四年的《百正歌》和寫于道光二十五年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
《百正歌》宣傳“正”這樣一種道德觀念，要求君臣、父子、夫婦、男女和富人、貴人各色人等悉由“正道”行事，反對“不正”的言行。詩歌列舉堯、舜、禹、稷、周文、孔丘等古聖先賢，說他們是君正、臣正、父正、子正的典范，列舉桀、紂、齊襄、楚平等由于貪色，淫妹、納媳、縱妻等不正的行為而受到懲罰。洪秀全在這篇詩歌中以正和不正為國家興衰、個人禍福之根源。
《原道救世歌》首先宣傳所有人應該只拜上帝，不拜邪神。但它的主要篇幅是較《百正歌》更為具體地提出“正道”的思想行為准則，以夏禹、伯夷、叔齊、周文、孔丘、顏回等人為例，宣傳孝順、忠厚、廉恥、非禮四勿、貧富有命等“正道”的思想行為准則；反對六不正即反對淫、忤父母、行殺害、為盜賊、為巫覡、賭博、吸洋煙、飲酒、看風水、相命等。如詩歌題名所示，這是洪秀全當時的救世方案。
《原道醒世訓》譴責“世道乖離”、“人心澆薄”，批判國家之間、省府縣里鄉各地區之間、族姓之間相陵相奪相斗相殺的現象。洪秀全提出天下男女都是兄弟姐妹，不應有此疆彼界之私、爾吞我並之念，憧憬唐虞三代之世“天下為公”的大道。他以為，陵奪斗殺的原因在于“所愛所憎一出于私”，在于人們不知道上帝是大家的共同父親，“見小故其量小”。所以實現大道之途徑在于皈依天父上帝和“心好”、“量寬”、“各自相安”。
洪秀全在鄉間的傳教活動為在廣州的美國傳教士羅孝全所聞知。從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1847 年3 月下旬）直到六月，除短期回鄉外，洪秀全一直在羅孝全教堂學習。
羅孝全的教堂稱為“粵東施蘸聖會”，成立于清廷對傳教弛禁後的道光二十五年六月（1845 年7 月），當時在粵的著名傳教士裨治文、吉勒斯匹和《勸世良言》的作者梁發均任該聖會的教務評議員。
洪秀全在教堂參加了聖經班，每天接受教導兩小時，學習了舊約、新約聖經。羅孝全對洪秀全似乎是滿意的，說“他學得了比較完備的知識”，“其行為舉止無可指責”。在此期間，洪秀全請求受洗並加入教堂。于是，羅孝全委派了一個委員會到洪秀全家鄉作調查考核；考查報告是有利的，接著就在教堂進行口試。就在要接納他的時候，洪秀全對教堂沒有薪金表示了猶豫，這使羅孝全宣布無限期推遲洗禮①。
洪秀全在羅孝全教堂受洗不成，決定不回花縣，于六月初十日（7 月21日）去廣西尋找馮云山。這造成了洪秀全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
① 關于羅孝全教堂和洪秀全在教堂學習、申請受洗和口試問答等情況，均據美國弗吉尼亞州里士滿市“美國南部浸會差會部”收藏的羅孝全檔案和發表于1856 年美國《Putuam Monthly》的羅孝全文章《太平王（TaipingWang）》。
第二節建立太平天國馮云山同洪秀全于道光二十四年在廣西貴縣分手後，輾轉到了桂平縣紫荊山內大沖曾家做塾師，同時向周圍人民宣傳拜上帝、去偶像。由于他的堅持不懈的努力，信徒日多，約至道光二十六年已形成了一個稱為“拜上帝會”的團體。道光二十七年六月（1847 年8 月）洪秀全到紫荊山會見了馮云山。他們分手已近3 年，馮云山傳教獲得了這樣大的成績，使洪秀全喜出望外。于是，洪秀全常親自向新信徒講道，拜上帝會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約在洪秀全會合馮云山前後，信徒人數已達2000，遍及桂平、平南、武宣、貴縣、象州、博白等縣。馮云山是團體的創建者，但馮云山拜上帝的信仰得自洪秀全，“洪先生”的名聲在團體中早已眾所周知，因而洪秀全到廣西後立即成為權威的教主。
充滿著救世、醒世願望的洪秀全，幾年來在廣東家鄉苦口婆心對世人的勸誡，只獲得寥落的反應，也不能阻擋世風之日下。現在他的好友馮云山竟已取得這樣的成功，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團體，並且人人尊奉著迄未識面的洪先生，這使他心中充滿喜悅。他在羅孝全教堂請求受洗而不可得，到廣西後竟成了拜上帝會的教主。他到紫荊山後一個多月，就同馮云山等商量尋找“隱固處所”棲身，這表明洪秀全的救世主意識正向打江山的帝王抱負發展，因而需要一個密議大事的隱蔽處所。
洪秀全思想的這一巨大轉變，是有其主客觀條件的。洪秀全信仰的上帝雖然是中西合璧的，但對于中國的既有文化傳統，畢竟是一種異端，是對現有意識形態的觸犯。而且，他不是一般地拜上帝、去偶像，而是同時不滿于當時的腐敗社會，憧憬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因而蘊藏著反抗現實社會的思想。他思想中的這種異端因素和積極因素，在一定條件下就有可能向革命方面轉變。
廣西的社會條件有利于洪秀全思想的這種轉變。廣西地處中國南陲，素稱多盜之鄉。鴉片戰爭後，“粵東水陸撤勇，逸盜或潛入梧、潯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邊境擄掠，勾結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陸橫行，勢漸鴟張。至道光二十七八年間，楚匪之雷再浩、李元發兩次闌入粵境，土匪陳亞貴等相繼滋事，小之開角打單，大之攻城劫獄，浸成燎原之勢”①。封建統治階級為了對付這種局面，竭力倡辦地方團練。以下層人民和各種形式的起義勢力為一方，封建官府和地主團練為另一方的對壘日益尖銳。這種形勢促進了早已對現存社會不滿的洪秀全走向反清革命的道路。
洪秀全到紫荊山後，曾偕馮云山等遠征象州，搗毀當地群眾信服的甘王廟，還進行了其他搗毀偶像的活動。這些行動激發了拜上帝會信徒的信心，同時也引起了本地封建勢力的仇視。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紫荊山秀才王作新帶團練拘捕馮云山，被拜上帝會群眾奮力搶回。王作新向衙門控告馮云山等“結盟供拜上帝妖書，踐踏社稷神明”，知縣“嚴提兩造人證質訊”，馮云山被解縣羈押。馮云山先後向縣、府反訴，結果以無業游蕩之名被判解回廣東原籍。但馮云山在途中說服解差信仰上帝，一同回到了紫荊山。
馮云山被羈押事件前後約曆時半年。在此期間，道光二十八年三月（1848年4 月），發生了楊秀清以上帝附體代天父發言的事。接著，半年後又發生① 嚴正基：《論粵西賊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2 冊，中華書局1962 年版，第3 頁。蕭朝貴以耶穌附體代天兄發言的事。這兩件事使拜上帝會內部形勢發生了變化。
洪秀全以教主的身份承認了楊、蕭代天父上帝、天兄耶穌發言的地位，自此，楊、蕭在會內分別取得了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從而使洪、馮，特別是馮的地位受到削弱。楊秀清、蕭朝貴都是紫荊山人，出身寒苦，但富于社會閱曆和組織才能。他們兩人，連同紫荊山麓金田村的韋昌輝和貴縣那幫村的石達開，與洪秀全、馮云山逐漸形成了一個密謀起義的領導核心。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間寫作了《原道覺世訓》。它強調上帝創造世界、主宰世界，並從上帝的權能恩德方面論證人人當拜上帝。但另一方面，它鮮明地提出上帝的對立面，以“閻羅妖”為各種妖魔邪神的代表，指出閻羅妖是“天下凡間我們兄弟姐妹所當共擊滅之惟恐不速”的敵人。這篇宗教曆史論文曲折地反映了洪秀全決心與清朝統治對抗的政治態度。
道光三十年（1850）春，洪秀全等決定發動起義，在紫荊山連續舉行了拜上帝會的骨干分子會議，確立起義大計，洪秀全並曾穿黃袍，這意味著太平天國起義一開始就以推翻清皇朝統治為目標①。五月，洪秀全派人去廣東接家屬來廣西，接著就通知各地會眾到金田集中，發動起義。大約至遲從七月起就有起義的會眾來到金田，此後四五個月內，來自貴縣、平南、象州、陸川、博白等地數以千計的起義者，扶老攜幼舉家奔赴金田。這年的十二月初十日（1851 年1 月11 日）洪秀全38 歲生日這天，他們在金田宣布起義，建立太平天國國號，洪秀全稱天王。隨即以楊、蕭、馮、韋為正副軍師，與石達開分領五軍主將；稍後又封五人為東、西、南、北翼五王，以東王楊秀清總理軍政，節制其余四王。經過在廣西、湖南、湖北等地兩年多的戰斗，馮云山、蕭朝貴先後陣亡，終于在咸豐三年二月十二日（1853 年3 月21 日）攻占南京，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國的首都，稱為天京。
① 王慶成編注：《天父天兄聖旨》，遼甯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下同），第40 頁。第三節社會經濟理想和思想文化政策洪秀全從道光二十三年起信仰、宣傳上帝，以後轉變成為造反起義的太平天國天王，在後世看來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曆史角色，但對于洪秀全自己，兩者之間仍有一以貫之的思想，這就是要“恢複上帝之綱常”。他根據自己對中國曆史的獨特研究，認為中國古代也是信仰上帝的，這才有唐虞三代的盛世，只是秦漢以後邪教流行，致使世人沉淪，社會汙濁，他奉有拯救這個世界重新回到上帝之道的使命。這使命，在他信仰上帝之初希望通過苦口婆心的勸誡去實現，如他自己所說，“婆心固結不能忘，言之不足故言長”。後來，他決心推翻清朝統治，因為清朝統治是一切邪教邪神的保障，所以要以劍與血來恢複上帝之天下。太平天國之具有宗教色彩，其原動力主要在于洪秀全。
與此相聯系的，洪秀全在起義前後另一個一以貫之的思想是恢複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他以為上帝之綱常與大同世界是並存的，而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他早年憧憬的“天下為公”的社會。太平天國內部的思想傾向是各各不一的，有石達開、李秀成等的愛民、濟貧政策，有洪仁玕效法西方經濟制度的主張，而居于思想指導地位的洪秀全則始終偏愛他自己的理想世界。太平天國起義後，隨著武裝斗爭的勝利，洪秀全在所占領的地區不遺余力地打擊佛、道“邪教”，摧毀廟宇，以簡單的拜上帝的教義推行于軍隊和人民，實踐著“為上帝爭綱常”。建都天京後不久，太平天國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這正是洪秀全描繪的大同世界的一幅圖景。
《天朝田畝制度》有這樣一些主要內容：1.“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田分9 等，照人口（不論男女）均分，15歲以下減半。
2.以軍、師、旅、卒、兩、伍編組所有人戶。每兩25 家，為基層單位。
3.每兩設一國庫。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
4.每兩人戶所有婚娶彌月喜事所需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鰥寡孤獨由國庫供養。
5.每戶養5 母雞，2 母豬。凡25 家的陶冶木石等匠，俱由本兩人戶在農隙擔任。
6.每兩設一禮拜堂。禮拜日各至禮拜堂頌祭上帝，聽講道理。童子逐日至禮拜堂聽兩司馬教讀太平天國刻印的聖經和洪秀全等的著作。
7.兩司馬處理本兩內的爭訟，對本兩內各戶是否遵守天條、命令，是否勤于耕作，每年逐級上報。
8.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由兩司馬逐級保舉；諸官三年一升貶，各首領各保升奏貶其統屬。
《天朝田畝制度》要求實現的，是一個平均的、自給自足的、公有的小農社會。這是上帝的救世藍圖。《天朝田畝制度》在規定一切剩余生產物俱交國庫後說：“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這對于洪秀全早先在《原道救世歌》中的救世方案是一個深化，對在《原道醒世訓》中憧憬的理想社會是一個具體化。洪秀全的這些思想主張，局部地曾依靠戰爭的勝利而得到推行，如以軍師旅卒兩伍編組人戶和推舉鄉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實施，但其主要的部分即關于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的規定卻未能貫徹于社會。太平天國在軍隊中實行過公有共享制度，即軍中所有金銀財物都必須上繳公庫，個人不得私藏；將領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庫供給，供給大體平均。這種公有共享的聖庫制度的基礎是人無私財和大致的平均分配，其原則即是《天朝田畝制度》提出的“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和“人人飽暖，處處平均”。但這一原則和基礎在太平軍中並未能持久堅持，起義之初洪秀全就多次下詔要求將士們上繳財物，違者處以重罰，直至斬首，反映出違反制度的現象之大量存在。隨著軍事勝利，克複城鎮日多，財貨來源豐富，將士們各有私財，高級領袖生活日奢，供給配額已無實際意義，公有共享名存實亡。在全社會實行均分土地和公有共享，那是更複雜的問題。一切人都有土地，都在平均的原則下得到溫飽的保障，在這方面，它代表了無地少地的窮苦農民的利益。但農民既是勞動者，又是小私有者，農民不會願意把自己勞動所得的剩余生產物都交給上帝去統一運用，在這方面它又不符合當時農民的要求。同時，在這個理想國里，每25 家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雖然提到了銀錢的存在，但沒有商品交換的地位，事實上要求小農業和手工業在公有制的基礎上更加牢固地結合，使社會固定在不要商品經濟的自然經濟上。《天朝田畝制度》的規定缺乏實踐的基礎，難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據記載，太平天國曾有向農民征收剩余生產物的條例和告示。脫離分配土地而向農民征收剩余生產物，自然更難被接受。“此令已無人理，究不能行”①。這樣，太平天國在實踐中不得不另訂他策。
太平天國在從廣西北出的沿途征戰中，普遍地以豁免錢糧為號召，軍餉支應主要依靠對清朝官庫的沒收和對敵對分子財產的剝奪。建都天京後，事業發展，人員擴充，農民繳納剩余生產物之規定既不可行，于是約在咸豐三年到四年間，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聯名提出“照舊繳糧納稅”的辦法“以充軍儲而裕國課”，得到洪秀全的同意施行。這一辦法是在大體上不觸動原有的地權關系的情況下向土地持有者征收錢糧。以後，終太平天國之世都基本上實行這一政策。但太平天國在後期仍重新頒布過《天朝田畝制度》，說明洪秀全在思想上始終沒有放棄他的理想社會。
建都天京以後，洪秀全在意識形態、思想文化方面在獨尊上帝的原則下進一步提出了激烈的政策，這就是徹底排斥孔孟和諸子百家、古人古書。洪秀全青少年時代熟讀經史，對孔孟儒學和諸子百家有很深的基礎。信仰上帝後，排斥佛、道不遺余力，但對儒家仍持調和態度，除不承認孔子的教主地位以外，不少儒家典籍中的言論仍被稱引于他的著作，以印證上帝之恩德權能。但在建都天京後，洪秀全發動了大規模排斥孔孟、焚禁古書的運動。這次運動的景象，當時身居天京的地主文人有所描繪：“爾本不識孔與孟，孔孟于爾亦何病？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溷隨手拋，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讀者斬，收者斬，買者賣者一同斬。”①太平天國官員也曾宣布：“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②洪秀全對自己已出版的重要著作《太平詔書》（即百正歌、原① 張德堅：《賊情彙纂》卷10，科派。《太平天國》第3 冊，神州國光社1952 年版，第275 頁。① 馬壽齡：《金陵癸甲新樂府》，《太平天國》第4 冊，第735 頁。
② 《詔書蓋■頒行論》，《太平天國》第1 冊，第313 頁。
道救世歌、醒世訓、覺世訓的彙編）和《天條書》等都作了刪改，刪去《百正歌》全篇，刪去其他篇中一切稱引儒家典籍的段落文句。從這些刪改來看，這次運動所排斥的不只是儒家典籍、儒家和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而且包括了各種曆史人物。
洪秀全發起這場運動的目的，在于加強思想的統制。太平天國從建都時（或略早）起，就開始刻印舊遺詔書、新遺詔書（即舊、新約聖經），接著就實行新的印書制度，即把太平天國的出版物加以統一編目蓋印，只有經過編目蓋印的舊遺詔書、新遺詔書和“天命詔旨書”（即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著作）才准閱看。排斥孔孟和古人古書、刪除已出版著作中的所有儒家典籍中的章句的做法，是同以上幾件事聯系在一起的，可以看作是加強思想統制的一部分。
洪秀全強暴地推行排斥孔孟和一切古人古書的政策，遭到楊秀清的反對。咸豐四年正月（1854 年2 月），楊秀清以天父下凡的方式明確指示不應當毀棄古書，對“四書”“十三經”，對曆代史書和古代忠正人物作了肯定評價①。二月，洪秀全下詔設立刪書衙，宣布對古書進行刪改後准人民閱讀，對古人古書實行焚禁的政策有所緩和。但洪秀全接受天父的指示——也就是楊秀清的意見，是勉強的、思想不通的。刪書的工作終太平天國之世並未實現，所謂刪改後准讀只是一句空話；他本人直到晚年仍堅持“有讀聖賢書者父師並斬”，還禁止兒子讀一切古書。他自己常看古書，但看完後就付之一炬②。
洪秀全這種對待古人古書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太平天國同知識分子的關系。太平天國立國之始就開科取士，其後制度日備，有會試、鄉試、縣試等，而且錄取頗寬，這顯然有吸引知識分子的用意。太平天國開科考試雖然仍用八股文，但題目卻不准用舊時的“四書五經”，完全出自太平天國的教義。這些題目是只熟悉孔孟的讀書人難以理解甚至望而卻步的。由于這方面的原因，還由于人們對太平天國的偏見，雖然也不乏士子前往應考的事例，但多數是粗知文義的醫卜星相之流。太平天國很多將領和下層官兵珍視讀書人，用他們為“先生”。但所謂“先生”，只是司筆墨、任抄寫書記工作，並不是用為謀主、備任政治軍事之顧問。即使應考得中者，也大都只用為基層鄉官，位高的，或用為考官。太平天國失敗後，李秀成以“無讀書人”為太平天國的缺陷，這可以說是他對太平天國失敗原因的一個補充看法。① 《天父天兄聖旨》，第101—103 頁。
② 幼天王供詞別錄，原件為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
第四節洪、楊內訌太平天國建都天京以後，軍事上繼續發展，長江中下游的兩岸地區多入版圖。在內部，基于洪秀全的以上帝為天下人共同之父的“天下一家”理論，以衣食與共、安老憐幼恤孤為倫理准則，起著鼓舞人心和團結互助的作用，使太平天國推翻清朝的事業具有勝利的希望。但是，發生于咸豐六年（1856）下半年的領導集團內訌，使太平天國的事業遭到了嚴重的挫折。
內訌主要發生于洪、楊、韋、石四人之間，特別是在洪秀全、楊秀清之間。
洪、楊間的矛盾種因于太平天國的宗教、政治體制。洪秀全為拜上帝會教主，起義後為太平天國天王，本應是太平天國第一人。但自楊秀清被承認為天父代言人後，洪秀全的地位事實上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盡管洪秀全稱天父之次子，曾親身上天受命，但一旦楊秀清天父附體時，洪秀全就必須俯伏聽命。這樣，洪秀全地位之得到尊重，洪、楊間關系之得到正常協調，就只能依靠楊秀清的善意，依靠他不濫用天父下凡的特殊權力。
但楊秀清的權勢欲很大，不能謹慎使用自己的特殊權力。他獲得天父代言人地位之初，天父下凡時所作的指示，有一些是告誡會眾應確信洪秀全是他們的“主”，這起了鞏固洪秀全地位的作用。這可以看作是洪、楊間的一種默契。但“天父下凡”很頻繁，所作指示的內容五花八門。根據現存的資料，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否定洪秀全的主張、打擊洪秀全的威信和地位的。如上述否定洪秀全排斥古人古書的政策即是一例。楊秀清還曾以天父下凡的方式否定過洪秀全建都于河南的主張，否定過洪秀全出版新舊約《聖經》的決定。這些都是事關重大的政策問題，無論天父的指示是否正確，都使洪秀全的地位受到了傷害。
更有甚者，楊秀清還常因一些細小的事情頻頻以天父名義使洪秀全難堪。如一次，因洪秀全待4 名女官過嚴，天父竟下凡要當眾杖責洪秀全。又一次，因洪秀全要求妻妾去問候婆母時應速去速回，天父下凡責備，告以此等事也應與楊秀清商酌。又一次天父在半夜下凡，直入金龍殿，召洪秀全之妻出來加以“教導”。如此等等，都是洪秀全所難以容忍的。
楊秀清假借天父下凡的另一類內容是處分太平天國的官員、將領和其他犯罪人員。這類事很多，處分往往隨意而嚴厲。如秋官又正丞相陳宗揚因犯天條——私自與妻同宿而被天父判決立即雙雙斬首；燕王秦日綱因作戰失利獲罪被貶為奴；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因未報告女官對楊秀清失敬的話而被即行處死；北王韋昌輝因天父下凡時未通告眾人而被杖責四十①，等等。
楊秀清在起義之初已被封為軍師，但他獲得節制西王以下各高級領導人的地位是在幾個月以後，始于被封為東王之時。無論軍師或東王，同天王之間是君臣關系，這是明確的，從現存的若干文書可知，一些大小事情如處決吸食鴉片犯、修繕天王府、實行照舊繳糧納稅政策等，均由楊秀清上奏天王批准，就可說明。軍師、東王都是臣下，非近代虛君制之首相、總理可比。楊秀清之所以權傾上下，可以不經過洪秀全而任意處分諸事，甚至包括洪秀全的事在內，顯然不是因為他是軍師，而是因為他是天父代言人。天父的權力是無章可依的，一切都是任意的，楊秀清正是憑借這樣的地位在很多問題① 以上事例均見《天父天兄聖旨》。
上架空了洪秀全，侵奪了有司的職權並使洪秀全和許多高級官員難堪的。洪秀全性格剛毅執著，又有濃厚的君尊臣卑思想，按常理是難以容忍楊秀清的侵逼；但楊秀清有大功于起義，“天父降凡”久已成為立國之本，所以只好長期隱忍不發，然而，楊秀清的權勢欲沒有止境，雖在“天父降凡”時可以為所欲為，仍不滿于世俗地位上居于“一人之下”。他的部屬早就公開揚言“四海之內有東王”、“護衛東王早作人王”。咸豐六年（1856）夏，擊潰天京城下的清朝“江南大營”後，楊秀清以為外患已除，就進一步威脅洪秀全天王的地位。這使洪秀全忍無可忍。于是矛盾劇發。
楊秀清威脅洪秀全地位的具體內容，據李秀成供詞是“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太平天國沿封建舊制和民間舊習，洪秀全稱萬歲，楊秀清稱九千歲，萬歲和九千歲的區別是君臣間的分界標志，太平天國起義之初就頒布的《太平禮制》一書，對此規定很嚴。楊秀清也稱萬歲，至少意味著“君臣不別”，與洪秀全並為太平天國的君主。
楊秀清逼洪秀全去東王府的日期是咸豐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 年8 月15日）。洪秀全不得不同意楊秀清的要求，但同時卻密召其時在外督師的北王韋昌輝等迅速返京。楊秀清自以為計劃將要實現，但他在此前對一些高級重要人物的錯誤處置，卻孤立了自己，為洪秀全加強了對付自己的力量。咸豐六年三月初七日（1856 年4 月11 日），楊秀清為了自作威福，杖責地位僅次于他的韋昌輝。六月十五日（7 月16 日），楊秀清鎖押洪秀全次兄洪仁達。七月十五日即他召洪秀全到府的同一日，他指摘領導集團中的有力人物秦日綱、陳承瑢“幫妖”，又批評“朝內諸臣不得力，未齊敬拜帝真神”①。這幾乎把所有領導人推向了對立面。
咸豐六年八月初四日（1856 年9 月2 日）凌晨，韋昌輝和秦日綱的部隊自外地回師包圍東王府，襲殺了楊秀清及其親屬部眾。次日，洪秀全以韋、秦殺戮過多，下詔處以鞭刑。楊秀清部屬數千人前往觀刑，當晚又遭襲殺。此後，忠于洪秀全的和韋昌輝、秦日綱等的部隊同楊秀清的余眾在城內交戰，被殺者數以萬計。
洪秀全因楊秀清逼迫而密召韋昌輝等回京，是否同時也密令韋殺楊秀清，這是沒有明確的史料可以證明的。從殺楊以後洪秀全責備他們株連太多，僅處以鞭刑來看，殺楊是符合洪秀全的意圖的，是為洪秀全解決了問題。殺楊後不久，太平天國的另一重要領導人石達開自湖北前線趕回天京。
石達開也是應洪秀全之召回京的，因路遠到達較遲。他也久不滿于楊秀清的專橫，但他同時也譴責韋昌輝等濫殺無辜，危及國家。當晚他逃出城外，起兵靖難，要求洪秀全殺韋昌輝和秦日綱。石達開得到眾多太平軍將士的擁護。在這種情況下，洪秀全殺了韋、秦，石達開回到天京，眾人推舉他“提理政務”，時為太平天國丙辰六年十月末。
這次血腥的內部斗爭使太平天國失去了領導核心中的幾位重要人物和至少兩萬名將士，但洪秀全作為天王的地位得到了鞏固；石達開富于謀略，深得人心，太平天國的前途仍大有可為。然而，不幸的是，洪、石之間的關系又發生了問題。
洪、石間矛盾的主要問題是洪秀全對石達開的猜忌。當時已擔任中級將領的李秀成敘述雙方的關系和將士的態度說：“翼王回京，合朝同舉翼王提① 均見《天父天兄聖旨》。
理政務，眾人歡悅。主有不樂之心，專用安、福二王，安王即王長兄洪仁發，福王即王次兄洪仁達，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悅。”①洪秀全封兩位兄長為王以牽制石達開，但這兩位兄長並無才干，議事時眾人不聽，石達開議事則“環繞以聽”。石達開的威信越高，洪秀全的疑忌越深，牽制越多，以致石達開不安于位，于咸豐七年（1857）四月底逃出天京。自此，石達開獨立行動，脫離了天京政權。
① 李秀成供詞，見羅爾綱著：《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華書局1982 年版，第114 頁。第五節重建領導經過楊、韋先後被殺和石達開分裂出走等內部大動亂，太平天國受到極大的打擊。實力損失，包括被石達開帶走的，減員近10 萬人。領導骨干或死或走，首義諸王只剩下洪秀全自己。這是有形的損失，還有無形的損失。太平天國以天下一家、互助友愛的宗教政治理論為號召，內亂和互相殘殺，使人心渙散失望，使這種理論面臨危機。這種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後果，是比有形的損失更為嚴重的。
後期太平天國面臨的外部環境也嚴峻而複雜。楊、韋事起至太平天國七、八年間，武昌失守，湘軍反攻江西，先後占湖口、九江，“江南大營”卷土重來，占廬州、鎮江，再逼天京。咸豐十年（1860），太平軍徹底消滅了“江南大營”，克複蘇、常，一度取得輝煌勝利。但同時，太平天國面臨的敵人是更為有力的曾國藩湘軍和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已獲得巨大利益的外國侵略者。
在軍事形勢逆轉和內部動亂損失了大批干部的情況下，選拔新干部是當務之急。洪秀全識拔了後起的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等青年將領，以他們和韋志俊、蒙得恩為前後左右中五軍主將，委以軍務。又新設“掌率”職位，以蒙得恩為正掌率，陳玉成為又正掌率，李秀成為副掌率，掌理朝政。但陳玉成等主要是在京外征戰，朝政實際主要由在京的蒙得恩掌理。這樣，到咸豐八年（1858），太平天國中央的一些重要領導職位都已重建，“稍可自立”①。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是太平天國後期的支柱，選拔他們擔當大任，是洪秀全用人的成就。
但洪秀全在重建中央領導的過程中有些做法也反映了矛盾和弱點。軍師本是“朝綱之首領”，是實際處理軍政各務的。洪秀全自兼軍師，本來應該意味著親自管理大事，在經過大亂元氣大傷的情況下，也只有他親自掌握政務，才較能振奮人心、團結將士，解決所面臨的問題，但洪秀全卻另設“掌率”一職，由蒙得恩擔任。“掌率”的職任未見明文解釋，據蒙得恩之子蒙時雍說，他父親“升正掌率二千歲，爵同王位，數年以來，掌握重權，總理國事”洪，可見“掌率”是負責國事的，是軍師以下的又一軍師。這說明，洪秀全雖自兼軍師，但並不真正作為軍師實際處理國事。
洪秀全不樂于親理政務和猜忌外姓，是他後期重建領導核心和任用干部方面的兩大弱點。在這樣的情況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于咸豐九年（1859）春從香港輾轉來到天京，洪秀全很快就封他為精忠軍師、干王，卸去自己的軍師兼職，讓洪仁玕擔負總理國事的名義和責任。
洪仁玕幼年曾從洪秀全學，又是最早的拜上帝信徒之一。但他沒有在廣西參加過拜上帝會的活動，也沒有趕上金田起義。他在香港流亡多年，接觸西方傳教士和西方文化較多，咸豐九年曆盡艱辛到天京，決心效忠太平天國。洪秀全見洪仁玕到來，“彼此悲喜交集”，稱他“志同南王（馮云山），曆久彌堅”①。但由于洪仁玕與太平天國淵源較淺，驟封為王和軍師，引起宿將不服。洪秀全堅持原議，說“風浪暫騰久自息”，特聚集眾將眾官，讓洪仁玕登台受印。另一方面，洪秀全接著先後封戰功最著的陳玉成、李秀成為英洪仁玕自述語，《太平天國》第2 冊，第851 頁。
① 《蒙時雍家書》，《太平天國》第2 冊，第756 頁。
王、忠王，以調整新老關系。洪秀全“曾當眾飭諭，京內不決之事問于干王，京外不決之事問于英王”②。這表明了洪秀全對于二人的倚重，但同時也表明洪秀全不樂于親理政務的態度，因而把京內京外的事都交臣下處理。後來，他還借天父夢中傳言說，天父叫他不要親理庶務。這樣，他自己就不免愈益脫離實際。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洪仁玕雖居軍師之位，但實際上不可能像前期軍師那樣統理軍政。這主要不是軍師職位的功能有什麼制度上的改變，而是由于實際的形勢與前期有所不同。內亂以後，除了洪秀全本人，已很難有人發揮集中統一領導如同楊秀清那樣的作用。
太平天國後期，由于家天下思想影響，洪秀全多任用兄弟子侄。他原封長兄洪仁發、次兄洪仁達為安王、福王以牽制石達開，後因朝臣不服，撤去王封，改封安、福爵，但仍以王長兄、王次兄名號位居群臣前列，後又封信王、勇王之位。據“李秀成自述”，洪秀全在朝中第一重用的是幼西王蕭有和，掌一切本章是否上奏之權。其次重用的是長兄、次兄和駙馬鍾萬信、黃棟梁等①。這些人或缺乏才能和威望，如長兄、次兄；或年幼無知，如蕭有和是洪秀全的外甥，只是十二三歲的孩子。他們居于高位，既不能提高中央領導的水平，反而加劇了將士的離心傾向。于是洪秀全“加恩惠下”，大量加官晉爵，以固結人心。這收到了暫時的效果，“各又振作同心”②。但此種辦法一發而難以收拾，不少人“動以升遷為榮，幾若一歲九遷而猶緩，一月三遷而猶未足”，統兵將領甚至對下屬“私鑄印信，私給官憑”③。這不但進一步助長了各各據地自雄的分散主義，而且使官職越封越多，越封越大，一直封到2700 個王，簡直成為兒戲。洪仁玕到天京後，打算加強中央集權，抑止濫施爵賞的局面，但毫無效果。這樣，終太平天國之世未能重建真正有力的領導。
② “洪仁玕供詞別錄”，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封干王詔”，《太平天國》第2 冊，第569 頁。① 見“洪仁玕供詞別錄”。
② “李秀成自述”語，見羅爾綱前引書，第190—191 頁。
③ “李秀成自述”語，見羅爾綱前引書，第190—191 頁。
第六節對外關系太平天國起義，正值鴉片戰爭爆發外國勢力侵入中國。因此，它要對付的不只是清朝封建統治，還有外國侵略者。早在咸豐三年（1853），英、美、法等就先後派它們的駐華使節到南京訪問，窺探太平天國的虛實和政治、軍事、宗教狀況。太平天國內亂後，英、法等國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從中國攫取了更多的權利，包括中國開放長江中下游的幾個口岸城市。深入的外國侵略勢力同後期的太平天國短兵相接，使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面臨更為嚴峻複雜的外部環境。
咸豐八年五月（1858 年6 月），清廷和英國簽訂天津條約，規定英國船只可到“長江一帶各口”通商，但當時南京、安慶等沿江大埠都在太平天國統治下，英國要獲得條約的權利，必須和太平天國打交道。十月（11 月），英國侵華軍統帥額爾金率艦自上海溯江航行作實地探測，在南京江面遭到太平天國炮擊，雙方交戰半小時。太平天國後來向他們道歉、贈禮，並給他們一份洪秀全寫的詔旨。這件詔旨中有一些關于中西關系的話，如：“西洋番弟聽朕詔，同頂爺哥滅臭蟲，萬事爺哥朕作主，弟們踴躍建萬功”；“西洋番弟把心開，..替天出力該又該。替爺替哥殺妖魔，報爺生養戰勝回。”所謂“滅臭蟲”、“殺妖魔”，都是指消滅清朝官兵。洪秀全這些話的意思，是在褒獎“番弟”對清朝的打擊。
關于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是站在英國一邊的。早在（1853 年）英國使節第一次訪問太平天國時，鎮守邊境的大將羅大綱致書英使：“偽清猖獗，盜據宗邦，內毒生靈，外拒與國。此前此貴邦創義入境，良有以有也。”④這不是由于策略上的需要而造成的錯誤，主要的原因在于太平天國錯誤的基本理論觀念——不以滿族人為中國人。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太平天國很關心戰況，曾在招貼板上公布英法聯軍在大沽、天津戰勝清軍的消息，並在消息之末寫上“殺盡妖魔”的口號①。地方守將與英、法打交道時認為聯軍入侵是由于清朝“曾欺尊國”，“去歲天津叛議，以致複勞征戰”②。
這一切表示出太平天國對英國的侵略是沒有認識的。額爾金宣告他們此行是“履行條約權利”，今後還會有其他船艦來往于長江一帶，洪秀全的詔旨沒有涉及，太平天國的官員在會談中也沒有拒絕，只要求事先告知，以免發生如這次炮擊的誤會。
咸豐十年（1860），太平天國重整旗鼓，消滅清軍江南大營，洪秀全親自主持確定了東取蘇杭上海，然後購買輪船沿江上取湖北的大戰略。太平天國于四月十三日（6 月2 日）占領蘇州，半個多月後李秀成即致書在上海的英國公使，表示願與各國友好，“結為兄弟之國”，現即將收複上海，為避免誤犯，邀請各公使來蘇面商③。其後李秀成、洪仁玕又一再去信，都未得複。李秀成于七月（8 月）進軍上海，出乎意料地遭到在上海的英、法軍隊炮擊，失利退回。這是太平天國同外國的首次軍事對抗。
洪秀全幻想著“番弟”為上帝出力，但“番弟”卻用大炮回報了他。這④ 洪仁玕《立法制諠諭》，北大文科研究所編：《太平天國史料》，開明書店1950 年出版，第147 頁。① 羅大綱照會原件影印，見《文物》1979 年第8 期。
② 據T.W.Blac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ze》（1862）書中R.J.For-rest 的報告。③ 何文慶致法國領事照會，《太平天國文書彙編》，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322 頁。是因為英、法等國已從清廷手中獲得巨大利益，盡管清廷在《天津條約》換約時有所抗拒，但普魯斯已認定必須幫助清朝免于解體。于是，咸豐十年七月（1860 年8 月）當英法聯軍正在北方打擊清軍、壓迫清廷就范之際，他們在南方卻協同清軍和太平軍作戰。這是侵略者自身的利益決定的。這使洪秀全從自身的體驗中逐步認識到他們與“番弟”並無共同的目標。
咸豐十年九月（1860 年10 月），英法聯軍在火燒圓明園以後，同清廷簽訂《北京條約》，獲得了更多的利益，長江的鎮江、南京、九江、漢口都開放為通商口岸。他們迫切希望這些利益在太平天國統治區落實。咸豐十一年正月（1861 年2 月），英國侵華海軍司令何伯及其政治助手巴夏禮一行自上海率艦隊執行這一使命。他們照會太平天國，聲稱他們已獲自由航行長江的權利，要求不干涉持有護照的英國船只，還要求太平軍不進入上海及其他開放口岸百里以內地區，其條件是清廷不從這些地方派軍進攻太平天國。他們同時又聲稱這是為了保護商業，對中國內戰仍保持“中立”。
洪秀全同意了英船可自由航行長江，拒絕了不進入上海等口岸城市百里以內的要求。咸豐十一年一月（1861 年3 月），巴夏禮等與太平天國贊嗣君、蒙時雍等幾經會談，巴夏禮等竟闖到天王府要求面見洪秀全。二月二十三日（4 月2 日），洪秀全終于同意在本年內不進入上海百里以內地區。
洪秀全以為這次妥協只是有限的讓步，因為進取上海本不在本年的軍事計劃之內，而對方則沒有堅持太平軍不進攻漢口、九江，還聲稱願守中立，不助清廷，因此誤以為這對雙方有利，是可以一勞永逸的協議。洪秀全因此發表詔旨，稱“中西永遵和約章，太平一統疆土闊”。但事實上，在南京協議之前不多天，英國人已悄悄地干擾了太平天國進取武漢的行動。二月初八日（3 月18 日），陳玉成占領了湖北黃州府，武漢旦夕可下，巴夏禮面見陳玉成，勸誘他不要進攻已向英國開放的武漢，陳玉成改變了進軍方向。
在本年內不進攻上海的協議即將期滿之際，李秀成經略浙江，占領了杭州，准備再次攻取上海。這時，英國官方對太平天國的敵意已日益明顯。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1 年12 月27 日），英國艦長賓漢奉何伯之命，提出了幾項蠻橫的要求，主要是：1.稱英國臣民在太平天國地區遭搶劫，要求立即賠償；2.不僅英國船只，懸掛英國旗的木船，也得自由航行長江，不受檢查；3.應無限期不進入上海、鎮江、九江、漢口的百里以內地區。
幾天後，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862 年1 月1 日），蒙時雍等複照賓漢，全面拒絕英方的要求，指出：所謂搶劫，事無憑據，不能賠償；前已同意英船可自由航行，但不能同意英國雇用的中國木船也有此權利；太平天國志在光複全國，不能允諾不進攻上海等地；倘上海等地沒有清兵或英國願負責驅逐清兵，太平天國可以不用武力，只派員進駐安撫。
這篇有力的複照對英國的動機和立場提出責問，指出，正當太平天國攻克杭州和派軍進取長江下游之際，“貴國欲我軍勿攻該地，目的何在？”“貴國偽托友好，暗助滿妖，派兵駐守彼等重地，箝制我軍行動，甯非怪事？”①英方當日致書太平天國，威脅說：“貴方對我總司令提議之拒絕，..我國必將相應對待之。”自此，太平天國政府同外國不再有官方往來，英國① 太平天國庚申十年五月李秀成致“大英國全權欽差大臣”，原件藏耶魯大學東亞圖書館。全文見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曆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版，第302—304 頁。急劇地走向武裝干涉太平天國之路，包括公開支持“常勝軍”與太平軍作戰。據洪仁玕憶述，洪秀全在起義前就有各國和平相處、友好交往的思想①。但他這種觀念可能是朦朧的。他並不了解當時世界之形勢，甚至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些主要國家。起義後他自稱天下萬國之真主，其意義雖然主要是宗教上的，但卻容易和中國傳統的天朝上國觀念相通。太平天國前朝英、法、美使節來訪，楊秀清等在文書往來中，以歸順、來朝、進貢視之，引起了若干禮儀上的爭執。但另一方面，他們同時又以宗教相同，同拜上帝，概以“洋兄弟”、“番弟”稱外國人，表現出“傲慢和兄弟情誼的奇特混合”。後期，洪秀全給額爾金的詔旨，雖仍自居真主，但只稱額爾金是來“朝上帝”的，沒有直接說是來朝拜真主本人，這在外交的方式上是一個進步——雖然把額爾金之來意當作“朝上帝”也是誤解。幾個月後，洪仁玕來到天京，建議外交來往中不用“萬方來朝、四夷賓服及夷、狄、戎、蠻、鬼子一切輕汙之字”，洪秀全同意。自此，太平天國在外交的觀念上拋棄了舊日的落後傳統，但對外國侵略的實質仍然沒有認識，仍然幻想著同拜上帝的“洋兄弟”和他們有同一的目標。
從自居天朝上國、幻想外國和自己有共同的目標，到指斥英國“偽托友好、暗助滿妖”，是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根據實際的體驗而產生的認識上的變化和進步。太平天國拒絕不進攻上海等地的要求，同外國侵略軍和雇傭軍浴血奮戰，他們的戰斗具有反侵略的性質。
但他們的反侵略斗爭是依據怎樣的原則？或者說，他們的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是什麼？太平天國所強調的是國家領土的完整。以贊嗣君蒙時雍等的名義拒絕允諾不進攻上海等地的照會中再三申述的理由就是疆土，說：“我軍肩負重任，為上帝光複全國，不能棄寸土于不顧”，“我國以疆土為重，..所欲恢複者中國也”。由于堅持光複全部疆土，洪秀全在晚期還作出了一項重要決策：不與外國武力合作以平分地土。這件事是“李秀成自述”中提及的，他說：鬼子到過天京，與天王及（敘）過，要與天王平分地土，其願助之。天王云不肯：“我爭中國，欲相（想）全圖，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後，引鬼入邦。”②此事不見于其他中外文獻記載。李秀成以太平天國的軍事統帥提到這件事，其真實性是無疑的。
光複全國，不能棄置寸土，或者說，我爭中國，欲想全圖，這正是洪秀全堅持的原則。這一原則不論是否可以稱為“民族主義”，但在道光、咸豐年間外國入侵的年代，卻指導了太平天國作出了反侵略的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