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芳（1894—1961），名瀾、字畹華，原籍江蘇泰州，生于北京，出身于京劇世家，是“十三絕”中著名演員梅巧玲之孫。8 歲學戲，11 歲登台，專演青衣兼刀馬旦。早年曾演出反映當代生活的戲《鄧霞姑》、《一縷麻》。河北梆子花旦演員田際云（1864—1925），長期在北京演出。據傳他在清廷演戲時，曾為當時維新派人士傳遞消息。宣統三年因約請新劇演員王鍾聲在他經營的天樂園演出，被拘押百日。辛亥革命後，發起組織藝人群眾團體正樂育化會，並舉辦北京第一個女子科班“崇雅社”。田際云還曾演出《大戰罌粟花》。
其他如川劇改良公會和陝西“易俗社”是兩個具有明確宗旨，並聚集了相當數量的作家的戲曲改良組織。黃吉安（1836—1924）是近代川劇改良運動中的重要作家。
隨著資產階級改良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開展，報刊上也陸續刊載了大量的傳奇、雜劇劇本。這些作品幾乎都創作于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到宣統三年辛亥革命之間。這一時期，反對民族壓迫、宣傳革命成為戲曲作品的主要內容。這類作品大都取材于曆史故事。如：川南筱波山人的《愛國魂》，是寫文天祥抗元的故事；反映現實斗爭的有浴血生的《革命軍》傳奇、蕭山湘靈子的《軒亭冤》、華偉生的《開國奇冤》等；揭露帝國主義侵略罪行的，如反對美國迫害華工的南荃居士的《海僑春傳奇》等；宣傳婦女解放、提倡女權的有柳亞子《松陵新女兒》等；有介紹外國資產階級革命故事的，如梁啟超《新羅馬傳奇》、感惺的《斷頭台》等。這些作品，都宣傳了資產階級改良或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在當時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如大漢族主義觀點、反對人民革命的態度，以及反帝反封建的不徹底性等。寫作技術方面，有的也不符合戲曲規律，有的難以適應舞台演出。話劇的產生光緒三十一年（1905），新劇活動家汪仲賢（即汪優游）兄弟組織了業余新劇團體文友會，演出了《捉拿安德海》、《江西教案》兩個戲。以後又有開明演劇會、益友會、青年會演劇部等。其演出形式，有的脫胎于京劇時裝戲，有的借鑒西洋戲劇，但未形成完整的新戲劇形式。光緒三十三年（1907），曾孝谷、李叔同、陸鏡若、歐陽予倩等在日本留學期間，受日本“新派劇”影響，組織了“春柳社”，並在日本演出了《茶花女》、《黑奴籲天錄》、《熱血》等劇。在春柳社的影響下，新劇團紛紛成立。在南方，王鍾聲于光緒三十三年創辦了“春陽社”，並演出《黑奴籲天錄》、《迦菌小傳》、《張文祥刺馬》等劇。新劇劇作家和演員任天知于宣統二年（1910）創建了我國第一個職業新劇團體“進化團”，並演出了《共和萬歲》、《黃金赤血》、《都督夢》等劇。春柳社的同人回國後，又以春柳劇場的名義在上海、無錫、長沙等地演出《社會鍾》、《家庭恩仇記》等劇，形成了“文明新戲”的熱潮。
南方的新劇運動也影響到北方。光緒三十四年（1908）夏，王鍾聲帶著一批人到北京、天津等地演出新劇《宦海潮》、《秋瑾》、《徐錫麟》、《孽海花》等，深受群眾歡迎。次年，天津南開學校也開始編演新劇，成立南開新劇團，成為北方早期話劇的重要力量。
袁世凱統治時，宣傳革命的新劇團體被解散，以上海為中心的新劇運動一時消沉變質，但仍演出了《皇帝夢》等，對竊國大盜袁世凱進行了嘲諷。這種新劇，是我國現代話劇的前身。現代話劇在當時稱為“新劇”，直到1928 年才最後定名為“話劇”。
第六節音樂近代傳統的民間音樂，如民歌、說唱、器樂、歌舞等，從內容到形式都注入了新的因素。明清時期流傳的彈詞得到進一步發展。在各地民歌小調的基礎上，又產生了很多新的說唱曲種。民間樂器在近代也有變化和發展，蘇南吹打樂，河北、山東、山西的吹奏樂，在曲調上更為細致和豐富。沿海城市廣州一帶的廣東音樂，形成于本時期末。以上海為中心廣泛流行于江浙一帶的絲竹樂也很盛行。還有一些音樂家對古老的樂曲進行了整理和創新的工作，出現一些新的演奏曲目。由于西方文化的傳入，在音樂藝術上有西洋音樂的初步輸入和學堂樂歌的興起。
學堂樂歌的興起隨著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興辦學校，音樂與音樂教育逐漸受到重視。梁啟超在當時也大力提倡音樂，他在《飲冰室詩話》里說：“去年聞學生某君入東京音樂學校，專研究樂學，余喜無量。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頃諸雜志《江蘇》，屢陳中國音樂改良主義，其第七號已譜出軍歌、學校歌數闕，讀之拍案叫絕，此中國文學複興之先河也。”一些著名詩人寫出了適合歌唱的詩，如黃遵憲、秋瑾就是突出代表。梁啟超評論黃遵憲創作時說：“近年以來，愛國之士，注意此業者，漸不乏人，而黃公度（遵憲）尤其也。公度所制《軍歌二十四章》、《幼稚園上學歌》若干章，既行于世；今複得其近作《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①楊度也曾寫過《湖南少年歌》。梁啟超的《黃帝》四章和《終業式》四章亦曾被譜成歌曲演奏。
由于新式學堂的建立，在學堂內開設了樂歌課程。如南京西江師范學校，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創辦，專門聘請了日本教師教授音樂課。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廷“女子小學堂章程”內正式把音樂列為“隨意科”。1912年還規定在中學設立“樂歌”課程，並定為必修課。
“學堂樂歌”的大量產生是在辛亥革命時期，作品的內容多以反帝強兵、禦侮愛國、婦女解放為主題。如革命女詩人秋瑾所寫的《勉女權歌》，曾在其主編的《中國女報》第2 期（1907 年2 月）用簡譜刊出。在這些樂歌中，如《中國男兒》、《何日醒》、《惟我同胞》、《抵制美約》、《國恥》、《勸用國貨》、《婚姻祝詞》、《演說》等，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的宣傳鼓動作用。辛亥革命前夕曾流傳一首《勉學》歌，這首歌號召群眾發奮圖強，挽救祖國危機，反映了中國人民希望民族複興的願望。1912 年刊印的《共和國唱歌集》中，有不少熱情贊揚辛亥革命的作品，如《慶祝共和》、《共和國民》、《愛國歌》、《女革命軍》、《光複紀念》等。總之，學堂樂歌的產生是我國近代音樂史上出現的新生事物。這些樂歌絕大多數是填詞之作，曲調主要來自日本，也有來自西歐各國者。學堂樂歌介紹了歐洲和日本的各種歌曲體裁，如兒童歌曲、舞蹈游戲歌曲、搖籃曲。在演唱樂歌時還出現了獨唱、齊唱和簡單的二聲部、三聲部合唱等多種演唱形式。群眾歌詠的方式，開始進入中國人民的音樂生活，為“五四”運動以後群眾歌曲的創作奠定了① 《飲冰室詩話》第七十八。
基礎。
近代音樂教育家伴隨學堂音樂的發展，出現了一批音樂教育家，其中以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等最為著名。
藝術教育先驅李叔同（1880—1942），名文濤，藝名息霜，原籍浙江平湖，光緒六年（1880）誕生于天津。自小接受傳統教育，對于書法、金石尤為愛好。十六七歲時從天津名士趙幼梅（元禮）學習填詞，從唐靜岩（育厚）學書法。戊戌變法時遷居上海。在上海與袁希濂、許幻園等在城南草堂組織“城南文社”，又與常熟鳥目山僧（黃宗仰）、德清湯伯遲，上海任伯年、朱夢廬、高邕之等書畫名家組織“上海書畫公會”。光緒三十一年（1905）秋東渡日本留學，學習西洋繪畫和音樂。曾獨立編輯《音樂小雜志》，在日本印刷後，寄回國內發行。次年九月考入東京美術學校學習油畫，同時又在音樂學校學習鋼琴和作曲理論，並從日本戲劇家川上音二郎和藤澤成二郎研究新劇表演。他與同學曾孝谷等在日本東京創辦了我國第一個話劇團“春柳社”，在該劇社上演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與《黑奴籲天錄》中扮演了茶花女和愛美抑柳夫人，受到日本戲劇界的好評。宣統二年（1910）李叔同畢業回國，在天津高等工業學堂擔任圖案教員。1912 年春上海《太平洋報》創刊，李叔同被聘為編輯，主編副刊畫報。同年3 月加入“南社”，並在上海滬東女學任教，講授文學與音樂。與柳亞子等創立“文美會”，主編《文美雜志》。同年秋，到杭州，任浙江第一師范學校圖畫和音樂教員。1915 年，兼任南京高等師范圖畫、音樂教員。他為藝術界培養了大批人才，如後來成名的畫家豐子愷、音樂家劉質平等都是他的學生。1918 年，他在杭州虎跑寺出家為僧，法號弘一。1942 年圓寂于福建泉州。
李叔同一生創作歌曲50 余首，有開明書店出版的《中文名家五十曲》，被當時中小學音樂課廣泛采用，受到社會歡迎。他的早期作品，表現了高昂的愛國熱情和對祖國存亡的憂慮。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采用我國民間曲調“老六板”填寫的《祖國頌》，在滬學會的刊物上發表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全國各地學校都將其作為音樂教材。他還有不少填詞歌曲，是抒情性的獨唱和小合唱，有的歌詞是古體詩詞，這些作品在詞曲的配合和意境的創作等方面，都超過了同時代的學堂樂歌。
音樂教育家沈心工（1869—1947），原名叔逵，又名慶鴻，上海人。辛亥革命前，在上海務本女塾、龍門師范學校任教，是國內學校唱歌教材的最早編輯者。從光緒二十九年（1903）開始，先後編輯出版《學校唱歌集》（三集），辛亥革命後又出版了《重編學校唱歌集》（六集）、《民國唱歌集》（四集）等，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他采用外國歌調，編配新詞，作為中小學生和學前兒童唱歌教材。他選曲填詞的代表作有《何日醒》、《革命軍》和《同胞同胞須愛國》、《兵操》等，表現出對清政府統治者的不滿與斗爭。他也有少數創作歌曲，如《革命必先革人心》、《軍人的槍彈》、《黃河》、《采蓮曲》等。
近代器樂的發展近代器樂方面也有所發展。在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產生和流行的民間器樂曲，稱為“廣東音樂”。廣東音樂又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者包括粵劇和潮州劇音樂；狹義的是指小曲（器樂曲）。近代的廣東小曲盛行一時，它在城市和農村都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經過不斷演化，吸收了各地民間小調、小曲、戲曲音樂和各種樂器樂曲，形成了具有鮮明地方色彩和獨特風格的樂種，流暢優美，節奏明快清晰，其中抒情寫景之作，更富有濃厚的生活氣息。何柳堂（1872—1934），早期廣東音樂創作和改編的作曲家，又是琵琶演奏家。他來自廣東番禺，是一位貧苦的民間藝人。他除寫廣東樂曲外，還寫過一些宣傳抵制洋貨、勸戒洋煙、反對蓄婢等內容的地方曲藝作品。他創作的樂曲如《群舟競渡》、《賽龍奪錦》、《雨打芭蕉》等都很著名。邱鶴梼（1880—1942），我國較早編寫廣東音樂書刊的人，在搜集整理廣東小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著有《弦歌必讀》、《琴學新編》。
江南絲竹是近代流行于江蘇南部、上海、浙江西部一帶的器樂演奏形式。以絲弦和竹管樂器結合進行演奏，故稱“絲竹”。絲竹樂在這地區的城市與農村盛行，但演奏風格卻完全不同。城市中以文人為多，風格優雅華麗，農村中則吹鼓手較多，演奏大套樂曲，常加鑼鼓，氣氛熱烈，風格簡練樸實。宣統三年（1911）以後，以上海為中心，先後組織了許多演奏絲竹樂的團體，如“文明雅集”、“鈞天社”、“清平社”等。
“吹歌”是近代廣泛流行于我國河北、山東一帶的器樂合奏。河北農村的“吹歌”，是農民在農閑或參加婚喪喜慶活動時，用管子及笙、海笛、胡琴、云鑼、鼓、鈸、小鐺鐺、梆子等器樂演奏。曲目多為可以演唱的“歌”。河北“吹歌”演奏風格粗獷樸實，表現了北方人民豪爽樂觀的性格。山東的鼓吹樂和山西的民間吹打樂也都很有特點。
琵琶獨奏自唐宋以來在民間一直流行不衰。發展至近代，因地域、師承、所傳曲譜以及演奏風格不同，形成了許多流派。著名的有華文彬（1784—1859），字伯雅，號秋萍，江蘇無錫人。曾編有《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譜真傳》（簡稱《華氏譜》）和牌子小曲《借云銷小唱》，對後世琵琶譜的整理影響很大，無錫的傳派大都以《華氏譜》為依據。
平湖李祖棻（號芳園），編有《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簡稱《李氏譜》）。由于他出身于演奏琵琶的世家，本人也有較高的演奏技巧，能與當時許多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互相交往切磋，所以《李氏譜》對于琵琶技巧的傳播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他的弟子有張子良、吳夢非、朱行菁等，是為李祖棻派。吳夢非編有《怡怡室琵琶譜》（抄本）。
上海浦東地區有演奏琵琶的曆史傳統，演奏人才輩出，形成了“浦東派”。近代著名琵琶演奏家陳子敬（1837—1891）就是浦東人。他的曲譜有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傳抄本。陳子敬早年參加過太平天國的革命活動，後來專學琵琶，善奏《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平沙落雁》（即《海青拿天鵝》）等曲。浦東派所傳樂曲有沈淡初（1889—1953）編的《養心軒琵琶譜》。浦東派譜，較前兩譜詳盡准確。
上海汪昱庭派。汪昱庭（1872—1951）的演奏兼取平湖派與浦東派之長，所傳弟子也較多。經他改編的“潯陽月夜”（“潯陽曲”或“夕陽蕭鼓”），成為現代一首著名的琵琶獨奏曲。30 年代又經柳堯章改編為民族樂器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流傳至今，一直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
此外，還有崇明瀛州古調派，以1916 年海門沈肇州（1858—1930）編刊的《瀛州古調》曲譜為依據，其弟子有施頌伯、徐之孫等。浙江溫州還有琵琶演奏家俟國器、潘志秉、張幼明及其弟子殷北海等，所演奏的樂曲更為古老，多為各地曲派所未收，如《宋玉悲愁》、《琵琶行》等，在技巧上也有較高的要求。
歐洲樂器的大量傳入，是在辛亥革命時期。光緒二十五年（1899）袁世凱接受德國顧問高斯達的建議，把軍隊中的長號筒換為西洋銅喇叭，並組織了一支軍樂隊。光緒二十九年（1903），袁世凱又在天津開辦了軍樂學校，共辦過三期，每期80 人，另組織過一支50 人的旗人隊。同時還派人到德國專門學習音樂，成立過20 人的西洋銅管樂隊。後來在中小學里還逐漸開展了業余軍樂隊活動。鋼琴在這時也開始在中國流行，師范學校、教會學校和某些私人教學中已逐漸使用。1918 年商務印書館刊印的《進行曲》，是我國最早出版的鋼琴譜，收有樂曲60 余首。辛亥革命後，風琴在學校和社會生活中也開始廣泛應用。專門供中國人學習使用的風琴教科書也陸續出版，如日本人鈴木米次郎編著的《風琴教科書》，李樹白編著的《風琴教科書》等。後又有人為適用于風琴彈奏，用簡譜記錄戲曲和民間器樂曲曲譜，刊印了《風琴戲曲譜》。當時在北京還出現了風琴廠。這時期還出現了新型的音樂社團，並以舉辦音樂會的形式開展音樂活動。如1916 年左右，有曾志忞等人在北京創辦的“中西青年會”，對戲曲音樂進行學習和改良。同年成立“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分中西兩部分。1919 年改組為“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蔡元培為會長，下設“古琴”、“琵琶”、“鋼琴”、“提琴”等若干小組，並請人講解西洋樂理等聲學。
當時，還有一些音樂家也開始學習歐洲作曲理論並進行創作。如肖友梅（1884—1940），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赴日本學習教育和鋼琴，並加入了同盟會，1912 年又赴德國萊比錫音樂學院學習音樂理論。著名音樂家劉天華（1895—1932），當時在上海一個新興的戲劇團體“開明劇社”工作，同時也學習西洋音樂，參加管弦樂隊的活動。他既精通二胡、琵琶等民族樂器，也能演奏小提琴、小號和鋼琴等西洋樂器。他能在民族樂器的基礎上，吸收西洋音樂作曲和演奏技巧，因而在民族器樂的創作和演奏上取得了傑出成就。
第七節繪畫、書法近代西畫相繼傳入，在繪畫方面表現出新的轉變。同時，由于現代印刷技術的發展、照相制版技術的傳入，以及報紙的發行等，畫報藝術隨之產生，《點石齋畫報》的問世，在社會上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繪畫方面，自道光以後，有戴熙、湯貽汾二人可稱名家，世稱“戴湯”。戴熙（1801—1860），字醇士，號鹿床，浙江錢塘（今杭州）人。道光十二年（1832）進士，曾官兵部右侍郎，並以繪畫供奉內廷。歸里後主講崇文書院。戴熙畫山水，師法王翚，丘壑變化較多，並能取法王原祁及別家。作品于秀麗中見工穩，能集清中期山水畫中“四王”派之長，自成一體。亦畫竹石花卉。著有《習苦齋詩文集》、《習苦齋畫絮》及《賜硯齋題畫偶錄》。他對作畫的認識已突破了董其昌以來“正統派”的束縛，成為“四王”派的後勁人物。代表作品有《香雪堂草卷》、《春江帆影圖卷》等。
湯貽汾（1778—1853），字若儀，號雨生，江蘇武進人。擅畫墨梅、花卉，筆敏秀逸，兼工行草、詩歌。有《琴隱園集》、《畫筌析覽》等。
這時期的著名畫家趙之謙、“三任”、吳昌碩等的繪畫成就，更給近代繪畫藝術帶來了朝氣。趙之謙（1829—1884），字益甫，號冷君，浙江紹興人。咸豐舉人，曾官南城知縣。為人孤憤，好嬉笑怒罵，與世不諧。其書畫、刻石卓絕一時。他的篆刻，初師丁敬，繼學鄧石如，並法秦漢，後突破秦漢鈐印的藩籬，能博取錢幣、鏡銘及碑版、造像等文字的體勢筆意入印，渾厚閑靜，開辟了篆刻的新天地。其邊款具有魏碑風格，亦作陽文，印側刻畫像，為其首創。其書法，各體都能，用魏碑筆法，寫行草書，別具風貌。他的畫，以寫意花鳥、蔬果為主，旁及山水、人物，筆墨瀟灑自如，富有生氣。他能將書法入畫，將詩書畫印結為一體，剛柔相濟，理法嚴密。作品中《葵樹繡球》、《蕉石》、《桂樹冬榮》可為代表。著作有《勇廬閑話》、《梅庵集》、《悲盦居士詩賸》、《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叢書》、《二金蝶堂印存》、《緝雅堂詩話》、《補環宇訪碑錄》等。
任熊（1822—1857，一說1820—1856），字渭長，號湘浦，浙江蕭山人。少年開始學畫，為姚燮所稱許。他深受姚燮影響，在詩書畫方面不斷得到提高。後寓居蘇州，往來于上海、蘇州一帶，以賣畫為生。他工于人物畫，亦工山水、花鳥。其人物畫，學陳洪綬，筆法圓勁、形象誇張，多以曆史故事和仕女為題材，代表作品有《列仙酒牌》、《劍俠傳》等。並曾刻為木刻畫集，《任渭長四種》是晚清木刻的精品，流傳廣泛。他的山水畫，數量較少，但意境開闊，結構宏偉，有《十萬圖》山水冊頁。其花鳥畫，于技術上工筆重彩與沒骨寫意兼收並蓄，將民國藝術與文人畫的優長融為一體，並吸取了外來的水彩畫的方法，情調清新。
任薰（1835—1893），字阜長，又字舜琴，任熊之弟。畫風亦學陳洪綬。工人物、山水，尤擅花鳥。任薰之子任預，字立凡，亦能繼承家學。
任頤（1840—1896），初名潤，字小樓，後改字伯年，浙江紹興人。其父任鶴聲，工于寫照，任頤幼年即得其指授。後遇任熊，任熊收其為弟子，並介紹其從任薰學習。任頤自中年寓居上海，賣畫終生。他長于寫照，淺描淡染，筆墨不多，而有神情，亦兼擅花鳥、山水。取法陳洪綬、華嵒、並受朱耷等影響。所作花鳥，重視寫生，形象活潑生動，鉤勒、點簇、潑墨交互施用，而設色鮮淡，別具一格。他的人物畫，題材廣泛，有反映人民生活的，有寫曆史故事和神話人物的，也有民間流行的通俗題材。作品有《關河一望蕭索》、《故土難忘》、《關山在望》、《蘇武牧羊》、《八仙》、《西施》和《牡丹雙雞圖》等。與任熊、任薰並稱“三任”，是近代名重一時的畫家。虛谷（1824—1896），本姓朱，名懷仁，原籍安徽新安（今歙縣），移居江蘇廣陵（今揚州）。曾任清軍參將，後出家為僧，名虛白，字虛谷，號柴陽山人。往來蘇州、上海，以賣畫為生，其畫頗受任頤推重。他工于花鳥，尤擅畫松鼠及金魚等小動物題材。運用干筆以偏鋒或逆鋒，冷峭新奇，匠心獨運，別具一格。作品有《竹枝秋鼠圖》、《柴綬金章圖》等。同時也工于肖像，兼能為詩，有《虛谷和尚詩錄》。
吳友如（？—約1893），名嘉猷，江蘇元和（今吳縣）人。自幼貧困，喜繪畫，自學勤練，並吸取錢杜、改琦、任熊等人畫法，工人物、肖像。以賣畫為生，曾應征到北京宮廷作畫。光緒十年（1884）開始在上海主繪我國第一部畫刊《點石齋畫報》，後自創《飛影圖畫報》。內容多為時事新聞插圖和描繪市民社會生活。他的作品還參用了西方繪畫透視法，構圖緊湊，線條遒勁簡潔，對以後的年畫、連環畫都極有影響。他還為木板年畫繪制畫稿，在民間流傳很廣。
吳昌碩（1844—1927），名俊、俊卿，字昌碩、倉石，別號缶廬、苦鐵，浙江安吉人。清末曾任江蘇安東（今漣水）縣令一月，後寄寓上海。工詩和書法，擅寫“石鼓文”，樸茂雄健，能突破成規而自成一家。尤精篆刻，雄渾蒼老，創為一派。30 歲以後開始作畫，以寫意花卉、蔬果為主，山水人物偶亦為之。他吸收了徐渭、朱耷、石濤、趙之謙諸家之長，並受任頤的影響，兼取篆刻、隸、狂草的筆意，色酣墨飽，極富生趣，在畫風上酷似趙之謙，但又有所發展。吳昌碩作畫強調“畫與篆法可合並，深思力索一意唯孤行”和“作畫時須憑一股氣”，主張在畫中要表現自己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富有豪邁奔放的氣勢和健康的審美情趣。他對構圖章法也十分注意，疏密錯綜，虛實相間。用色鮮豔凝重，不落俗套，喜用西洋紅渲染花果。他以其特有的豪邁氣魄，以及書法與金石融為一體的藝術境界，在近代繪畫史上獨負盛名，影響很大。代表作品如《云壑古松圖》、《紫藤圖》、《墨松圖》、《雜花圖》等。光緒三十年（1904），與同道丁仁、王禮等在浙江杭州創辦西泠印社，並任社長。該社對篆刻書畫方面的研究在當時曾產生很大影響。此外，尚有蔣寶齡、秦祖詠等人亦皆善畫山水。但他們更以畫論著稱。
蔣寶齡，字子延，號霞竹，江蘇昭文（今常熟）人。工詩善畫，其山水畫高逸古■，名重東南。他所著《墨林今話》，是中國畫史傳性著作，計18 卷，其子蔣茞生續撰1 卷。書中記錄了從乾隆至咸豐年間（1736—1861）1200 余畫家，多屬江蘇、浙江兩省人，各立小傳，除敘畫藝外，還涉及書法、金石、詩詞及收藏等事。寫法近似詩話。
秦祖詠（1825—1884），字逸芬，江蘇金匱（今無錫）人。能畫山水。
他的《桐陰畫論》是一部對中國畫的評論之作，共編6 卷，有同治三年（1864）的著者自序。全書共收晚明至清同治初的畫家300 余人，分神、妙、能、逸四品，以逸品為最多。除評論之外，各有小傳。初編末附有《續桐陰論畫》（一名《論畫小傳》）及《桐陰畫訣》（一名《繪事津梁》）各1 卷，後者多集錄前人的山水畫論。
在書法方面，除上述畫家中如湯貽汾、趙之謙、任熊、吳昌碩等家外，“咸同以來，以書名者，何紹基、張裕釗、翁同龢三家最著”，“紹基宗顏平原法，晚複出入漢分；裕釗源出于包氏；同龢規模閎變，不為諸家所囿，為一代後勁云”。①年畫是我國人民喜聞樂見的一種形式，清中葉是它發展的興盛時期，遍及全國，在河北、山東、江蘇、陝西、四川、廣東、福建等地都有年畫印制。蘇州的桃花塢與天津的楊柳青是南北方生產年畫的兩大中心。清末，石印技術興起後，美女月份牌的年畫逐漸增多，套印多色，比木刻年畫整齊、光潤、鮮豔多樣，成本低，售價廉，從而逐漸代替了過去的手工生產的木刻年畫。太平天國時期，專門設有主管藝術的機構，如“錦繡衙”司壁畫與刺繡；“鐫刻衙”司木刻、石刻等。民間藝人也受到重視，並被組織起來，制作出大量壁畫、建築彩畫、石雕、年畫等藝術品。至今我們仍可從遺存的太平天國文物中看到當年的藝術風采。如南京朝天宮西堂子街東王府壁畫，以山水、花鳥、走獸等為內容，共有十幅。其中《望樓》，是描繪守衛天京的軍事建築，是珍貴的寫實作品。“山亭瀑布”、“云帶環山”、“江天亭立”等山水畫，較清末文人畫家筆下的山水畫要生動。蘇州忠王府壁畫，現存九幅，主要是描繪走獸、飛禽，表現了秀麗細致而又富于裝飾的民間藝術風格。忠王府中還有三百余方的建築彩畫，其內容也多是鳥獸、蟲魚、花果、圖案等。在安徽績溪曹氏支祠壁畫，存有“太平軍攻城圖”、“太平軍建軍圖”等。在楊柳青還發現了太平軍于咸豐四年（1854）在天津地區繪制分送給民眾的木刻年畫，其中有“秋景圖”、“母子圖”、“田園風趣”、“英雄會”等。在南京升州路聖庫遺址中，發現的二十個石柱礎上刻的裝飾浮雕，題材廣泛新穎，手法簡潔明了，很有特色。其中有以“太平天書”為中心的圖案紋樣，還有《望亭圖》、《海螺圖》等。
① 《清史稿》卷503。
第十八章新聞出版第一節新聞事業近代中國新聞傳播以報刊為主要形式。中國近代報刊的產生和發展具有如下特點：第一，中國最早出現的近代報刊，是伴隨著西方列強的滲透和侵入由外國人創辦的。中國封建社會出現的“邸報”和“京報”沒有也不可能發展為適應資本主義要求的近代報刊。第二，“報”、“刊”不分。中國近代的所謂報，實際上既指報，也包括各種期刊。從形式上看，當時的報刊，大都采用書冊式，與期刊無異。第三，中國近代的辦報活動與現實政治斗爭關系密切，大部分報刊都是為適應政治斗爭的需要創辦的。盡管中國近代也不乏以贏利為目的的商業性報刊，但無論從數量還是從影響來看，都遠遠不及政治性報刊。
中國近代報刊的產生和外人在華辦報活動中國最早的近代報刊是由一些外國傳教士創辦的。嘉慶二十年七月一日（1815 年8 月5 日），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馬六甲創《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這是外國傳教士創辦的第一份中文報刊①。此後，各國傳教士相繼在南洋和中國境內創辦了一批中文報刊。如英國傳教士麥都思于道光三年（1823）在巴達維亞（雅加達）創辦的《特選撮要每月記傳》、英國傳教士吉德于道光八年（1828）在馬六甲創辦的《天下新聞》、德籍傳教士郭士立于道光十三年（1833）在廣州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②、麥都思于道光十八年（1838）在廣州創辦的《各國消息》。
隨著西方各國來華人員的增加，一些外國傳教士或商人又開始在中國創辦外文報刊。第一家在中國出版的外文報刊是道光二年（1822）在澳門創辦的葡萄牙文報紙《蜜蜂華報》（A Abl-ha da China）③。其他在中國出版的早期外文報刊還有：英商馬地臣和美商伍德于道光七年（1827）在廣州創辦的英文《廣州紀錄報》（Canton Register）、美國傳教士裨治文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廣州創辦的英文《中國叢報》（The ChineseRepositery）、英商于道光十五年（1835）在廣州創辦的英文《廣州周報》（Canton Press）。據統計，從嘉慶二十年（1815）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鴉片戰爭結束，外人在南洋和華南沿海地區共創辦近代報刊17 家，其中中文6 家，外文11 家④。這些報刊從內容到形式已明顯不同于中國傳統的邸報。它們有消息，有通訊，有評論，文章中的新聞要素比較明顯，其讀者也是一般民眾，有廣泛的社會性。因此，它們的創辦標志著中國新聞事業由古代向近代的發展。鴉片戰爭後，更多的外國傳教士、商人進入中國，由這些人創辦的各類報刊也大量增加。據統計，從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戊戌變法前後，由外①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 年版，第55 頁。
②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58 頁。
③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69 頁。
④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冊，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10 頁。人在華創辦的報刊達170 多種，為鴉片戰爭前的10 倍，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①。這些報刊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教會和傳教士辦的中文報刊。鴉片戰爭後，最先在華大量辦報的是西方教會和傳教士。據不完全統計，從咸豐十年至光緒十六年（1860—1890），僅耶穌教會在華創辦的報刊就達70 多種②。這些報刊中影響較大的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于咸豐三年（1853）創辦于香港的《遐邇貫珍》，美國傳教士瑪高溫于咸豐四年（1854）在甯波創辦的《中外新報》，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于咸豐七年（1857）在上海創辦的《六合叢談》，美國傳教士林樂知于同治七年（1868）在上海創辦的《教會新報》（後改為《萬國公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于同治十一年（1872）在北京創辦的《中西聞見錄》（後改名為《格致彙編》）。這些報刊一方面進行宗教宣傳，成為對中國人民進行奴化教育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它們在客觀上宣傳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成為中國人接觸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基本途徑，有些報刊還對中國的政治運動發生了很大影響。如《萬國公報》在戊戌維新運動中大力宣傳維新變法，盡管它宣傳的“維新”與維新派的主張有所區別，但客觀上對維新運動和維新派人士產生了較大影響。
第二類是外國人在華辦的外文報刊。隨著來華並居留中國的外國人數逐年增加，以他們為讀者對象的外文報刊大量出現。這些報刊有英、日、葡、法、德、俄等文種，總數達120 種以上①。其中以英文報刊勢力最大，而日文報刊數量最多。這些報刊主要有英國人辦的《德臣報》（Daily Press）、《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孖刺報》（China Mail）、《京津泰晤士報》（The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美國人辦的《密勒氏評論報》（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sst），德國人辦的《德文新報》（DerOstasiatische Lloed），法國人辦的《中法彙報》（ L’cho deChina），日本人辦的《上海新報》等。這些在華外文報刊，在代表各國侵華權益方面比外人在華創辦的中文報刊表現得更為露骨，很多外文報刊都成為本國資產階級在華的代言人。如英文《字林西報》完全代表著在華有“特殊商務利益”的英國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並得到英國駐滬領事館和上海租界工商局的支持和贊助，有“英國官報”（Offician British Organ）之稱②。
第三類是外人在華創辦的商業性中文報刊。外人創辦以贏利為目的，刊載較多商業內容，直接為商業服務的商業性中文報刊，始于同治年間。較著名的有英國人的《上海新報》、《申報》、《字林滬報》、《時報》、《新聞報》等，日本人的《漢報》、《佛門日報》、《亞東時報》、《順天日報》、《盛京日報》等，德國人的《直報》等。這種商業性報刊為了贏利，在編輯業務、報刊內容、版式和經營方式等方面都進行了一些改革，彼此之間進行了一些競爭，這無疑有利于近代報刊的發展。如由英商美查兄弟創辦的《申報》， 不僅重視廣泛的新聞和論說文章，還辟有文藝副刊和廣告欄目，它標志著中國近代報刊四種基本成分的確定，反應了中國新聞事業開始了新的發展進程。
①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冊，第18 頁。
② 李時岳：《反洋教運動》，三聯書店1962 年版，第64 頁。
① 方漢奇等：《中國新聞事業簡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 年版，第14 頁。②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冊，第35 頁。
隨著外報在中國日益增多，中國還開始出現了專事新聞收集和向報刊發稿的新聞通訊社。根據同治九年（1870）世界幾家大通訊社分割世界新聞市場的協定，英國的路透社享有在中國的獨占發稿權。同治十一年（1872），路透社總社派記者科林茲到上海建立了路透社遠東分社，負責中國、西伯利亞、朝鮮、日本、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的新聞收集和發稿，這是在中國出現的第一家新聞通訊社①。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路透社在中國新聞市場的壟斷被打破。1914 年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在上海創辦東方通訊社，以後成為日本在華的官方通訊社。到二十年代，法國哈瓦斯社和美國合眾社都分別到中國活動或建立分社。
戊戌變法前後的國人辦報高潮隨著外人在華辦報活動的擴張，咸豐年間中國人自己開始創辦近代報刊。
中國人自己創辦的近代報刊最早出現在清廷專制統治所不及的香港。咸豐八年（1858），伍廷芳和黃勝租借了英文報紙《孖刺報》的一套中文鉛字，以《孖刺報》中文晚刊的名義創辦了《中外新報》。該報“名為《孖刺報》所有，實為華人單獨主持，所有一切營業權利，皆屬華人”①。因此，可以說《中外新報》是中國人創辦的第一家近代報紙。同治三年（1864），在英商《德臣報》工作的中國譯員陳靄亭在伍廷芳、何啟等的支持幫助下，借用《德臣報》的設備，以《德臣報》中文版名義創辦了《華字日報》。該報從編輯到發行完全由中國自理，因此也是中國人辦的報紙②。同治十三年（1874），王韜在香港創辦了《循環日報》，他利用該報發表了大量宣傳維新變法的政論文章，從而使該報成為我國政論性報刊的先驅。上述三種報紙長期鼎立，成為香港三大中文商業報紙。
到同治、光緒之際，內地也出現了一批中國人創辦的近代報刊。如廣州的《羊城采新實錄》、《述報》、《廣報》，漢口的《昭文新報》，上海的《彙報》、《新報》等。
國人早期創辦的報刊，從內容來說，明顯反應出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願望和反對外國對華侵略的民族主義立場。然而，參與創辦以上報刊的多數是一些與外商和洋務派集團關系密切的買辦式人物，這就決定了這些報刊對外商和洋務派集團的依賴關系。它們有的長期與外人報紙保持“合辦”關系，如《中外新報》、《華字日報》；有的則掛外國招牌，如《廣報》（後期）；有的找一個外國人作名義上的“總主編”，如《彙報》。同時，很多報刊在經濟上依賴于洋務派官僚。如《彙報》的兩個大股東葉固之和唐廷樞都是洋務派官僚；《新報》的一部分經費出于上海道道庫，後來又接受江南制造總局的津貼。這些都是中國資產階級先天弱點在其早期辦報活動中的體現。
盡管如此，在封建統治下，這些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近代報刊仍是舉步維艱，難以發展。上述報刊中，除在香港出版的幾種外，其余都是非常短命① 梁家祿等：《中國新聞業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44 頁。①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69 頁。
②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冊，第61 頁。
的，大都是一年或不到一年就被迫停刊。出版時間較長的《新報》和《廣報》，也只維持五六年。其中《廣報》因刊登某大臣被參一折而被兩廣總督李瀚章以“妄談時事，淆亂是非”的罪名而“嚴行查禁”①。這說明了封建統治者對新聞輿論的壓制和摧殘。
國人辦報高潮的真正興起是在戊戌維新運動時期。光緒二十一年六月（1895 年8 月），康有為和梁啟超在北京創辦了維新派的第一份報紙《萬國公報》。強學會成立後，該報即成為強學會的機關報。這份報紙沒有自己的印刷和發行機構，而是托《京報》報房代為排印，並隨《京報》免費分送北京各官紳。該報形式同于《京報》，但其內容迥異，包括上諭、外電、各報摘錄、譯報、評論等，主要是宣傳維新變法。後來，由于該報報名與廣學會機關報《萬國公報》同，遂改名為《中外紀聞》。光緒二十一年十一月（1896年1 月），康有為又在上海創辦《強學報》作為強學會上海分會的機關報。該報“專錄中國時務，兼譯外洋新聞，凡于學術治術有關切要者，巨細畢登”②，成為維新派在南方的喉舌。
維新派的這兩份報紙一創刊就遭到封建頑固派的破壞和抵制。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六日（1897 年1 月20 日），清廷下令封閉強學會，《中外紀聞》和《強學報》也被迫停刊。
光緒二十二年（1896）夏以後，隨著維新運動進入高潮，維新派的辦報活動也進入鼎盛時期。在這一時期，維新派和支持維新運動的知識分子共創辦了30 多種宣傳鼓吹變法的報刊。比較著名的有汪康年、黃遵憲、梁啟超在上海創辦的《時務報》，康廣仁在澳門創辦的《知新報》，嚴複等在天津創辦的《國聞報》，唐才常等在長沙創辦的《湘學報》和譚嗣同、唐才常在長沙創辦的《湘報》。其中由梁啟超任總主筆的《時務報》是當時維新派的主要機關報。它出版僅幾個月，銷量就達到1.7 萬余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成為當時宣傳變法維新影響最大的一份報紙。
維新派人士都把創辦報刊作為政治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因此他們的辦報活動直接與當時的政治斗爭需要相聯系，這就形成了當時辦報活動和報刊新聞的若干特點。
就報刊的種類而言，大量的是為現實政治斗爭服務的政治性報刊。即使是那些以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刊物如《農學報》、《實學報》、《格致新報》等，也多為提倡新學、推進新政而創辦，其政治目的也是很明顯的。而在政治性報紙中，又大都以期刊的形式出版。這是因為“閱報之人，亦略可分為二類：大抵閱日報者，則商賈百執事之人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陳述之瑣屑；閱旬報者，則士大夫讀書人為多，而下焉者或痛其文字之艱深”①。所謂“旬報”就是指期刊。維新派依靠的主要是“士大夫讀書之人”，自然在辦報上就重視“士大夫讀書之人”喜歡閱讀的政治性內容。
與此相聯系，維新派的報紙特別重視政論這一文體，並始終以政論為其報刊的主要內容。在維新派的辦報活動中湧現出一大批有影響的報刊政論家，如梁啟超、麥孟華、徐勤、譚嗣同、唐才常等。在這些報刊政論家的創作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穎的政論文體，當時稱為“報章文體”或“時①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01 頁。
② 《上海強學會章程》，《戊戌變法》第4 冊，神州國光社1953 年版，第390 頁。① 嚴複：《〈國聞報〉緣起》，《嚴複集》第2 冊，第453—454 頁。
務文體”。這種文體“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和外國語法，縱筆所至，略不檢束”①，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八股文、桐城派古文和駢體文等傳統文體的束縛，適應了資產階級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的需要，對中國近代報刊文體的演變有重大而深刻的影響。
戊戌政變後，維新派創辦的報刊絕大部分被封閉或被迫停刊。康有為、梁啟超等流亡海外。他們相繼在海外創辦了一系列報刊，繼續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在這一時期內，改良派創立的報刊中較重要的有：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清議報》和《新民叢報》，華僑商人邱菽園出資，康有為、梁啟超等在新加坡創辦的《天南新報》，徐勤在美國舊金山創辦的《文興日報》，梁啟超在檀香山創辦的《新中國報》等。在這些報刊中，影響最大的是《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尤其是《新民叢報》，成為改良派在海外的主要宣傳陣地，曾風靡一時，最高發行量曾高達1.4 萬多份，暢銷國內主要城市和10 多個國家②。不過，從總體上來說，改良派的辦報活動已是強弩之末，其地位正在被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辦報活動所取代。
辛亥革命時期的新聞事業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進行民主革命同時，也很重視報刊宣傳活動，從而使一大批革命報刊相繼創刊。又由于資產階級內部政治派別的分化，導致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報刊大論戰，也推動了新聞事業的發展。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中國近代新聞史上又一個辦報高潮。
光緒二十五年（1899）秋，孫中山鑒于“康有為派所出版雜志，風行內外。..革命黨對之，實屬相形見絀”，“始遣陳少白至香港組織《中國日報》”①。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 年1 月），《中國日報》在香港正式創刊。另外《中國日報》還出版了內容側重于論說方面的副刊《中國旬報》，二者合稱為《中國報》。它成為資產階級革命派最早的宣傳陣地。
與此同時，留日中國學生也創辦了一批革命報刊。光緒二十六年九至十月（1900 年11—12 月），留日學生出版了最早的兩份刊物，“一為《譯書彙編》，江蘇人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持之，所譯西籍..皆于青年思想之進步，至有關系；二為《開智錄》，粵人馮自由、鄭貫一、馮斯欒等主持之，..專發揮自由平等之學說，于南洋各埠頗為流行”②。此後相繼有秦力山、沈云翔、戢翼翚等創辦的《國民報》半月刊，楊守仁、陳天華、黃興等創辦的《游學譯編》，劉成禺等創辦的《湖北學生界》，孫翼中、蔣智由等創辦的《浙江潮》，秦毓鎏等創辦的《江蘇》等刊物。這些留日學生刊物大力宣傳民族主義和民權學說，主張反清革命，對民主革命思潮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在國內，革命派也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創辦了一些報刊，如戢元丞等創辦的《大陸月刊》，愛國學社創辦的《童子世界》，章士釗等創辦的《國民日日報》，蔡元培等創辦的《俄事警聞》等。革命派還將原來宣傳維新保皇①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四。
② 複旦大學新聞系：《簡明中國新聞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03 頁。①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華書局1981 年版，第10—11 頁。
② 《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88 頁。的《蘇報》，改造成為當時最著名的宣傳反清革命的報刊。革命派在《蘇報》上發表大量譴責清朝反動統治、批駁保皇黨人謬論的文章，引起了清廷的恐懼和忌恨。清廷于光緒二十九年閏五月五日（1903 年6 月29 日）勾結上海租界巡捕房封閉了《蘇報》館，逮捕了章太炎等有關人員，制造了當時震驚中外的“《蘇報》案”。“《蘇報》案”後，革命派在國內的報刊活動一度處于沉寂狀況。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1905 年8 月），中國同盟會成立，標志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高漲。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辦報活動也隨之進入了大發展時期。《民報》的創刊就是這種發展開始的標志。光緒三十一年十月（1905 年11 月），作為中國同盟會機關報的《民報》在日本東京創刊。先後擔任該刊主編和撰稿的有張繼、章太炎、陳天華、汪精衛、宋教仁等。孫中山親自為《民報》創刊寫了發刊詞。在這篇著名的發刊詞里，孫中山第一次將同盟會的綱領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民報》自創刊起就致力于三民主義的宣傳，力圖使其“灌輸于人心而化為常識”①。
《民報》創刊後受到國內外讀者的歡迎。第四號的發行量已達萬份，第七號又增加到1.7 萬份。它的第一號反複翻印7 版，第二、三號也一連發行了5 版②，在國內外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民報》所宣傳的同盟會的三民主義綱領引起了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的全面攻擊。在這種情況下，《民報》作為革命黨人的主要宣傳陣地與改良派的《新民叢報》展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報刊大論戰。這一論戰主要圍繞同盟會的三民主義綱領進行。除《民報》和《新民叢報》外，雙方在國內外的20 多種報刊投入了論戰。論戰以革命派的勝利而告結束。論戰的勝利不僅在政治、思想上劃清了革命與改良的界限，壯大了革命派陣營，而且對近代報刊新聞的發展也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它促進了報刊政論體的發展。在論戰中，雙方報刊發表了大量政論性文章，且帶有強烈的辯論性質。這就使這些政論文較以前維新派報刊和革命派早期報刊的政論文主題更加鮮明，措詞更加激烈，筆鋒更加犀利。其次，這場大論戰也促進了革命報刊宣傳活動的大發展。論戰前，革命派的刊物不到30 種，報紙僅10 多種。而論戰後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刊物增加到40 多種，報紙增加到65 種以上①。由于這一報刊大論戰的影響，國內革命派的報刊宣傳活動又重新活躍起來。而打破自“《蘇報》案”後革命派報刊宣傳活動沉寂局面的，是光緒三十三年（1907）秋瑾在上海創辦的《中國女報》。《中國女報》是我國近代最有影響的婦女報刊之一。中國近代最早的婦女報刊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由中國女學會創辦，由康同薇、李蕙仙、裘毓芳等女報人主編的《女學報》。此後，又相繼出現了10 多種婦女報刊。秋瑾創辦的《中國女報》與以前的婦女報刊不同，它不是一般地停留于宣傳女學女權，要求男女平等，而是進一步提出婦女的解放必須與反清革命斗爭結合起來。《中國女報》雖然僅辦兩期就因“費絀停頓”，但它在當時婦女運動和反清革命運動中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女報》停刊後，秋瑾犧牲。另一女革命家陳志群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底創辦《神州女報》月刊，以代替《中國女報》。此後一直到辛① 孫中山：《〈民報*289 頁。
② 梁家祿等：《中國新聞業史》，第95 頁。
① 梁家祿等：《中國新聞業史》，第98 頁。
亥革命前，全國各地又相繼創辦了近20 種婦女報刊①，但其影響都趕不上《中國女報》。
秋瑾創辦《中國女報》成為國內革命派辦報新高潮的開端。當時革命派報刊活動的中心，主要在上海、香港、武漢、廣州等大城市。據不完全統計，到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上海出版了15 家報刊，在香港出版了13 家，在廣州出版15 家，在湖北出版10 家，就是在陝西、四川、貴州、新疆等邊遠地區也有了革命派的報刊。在這些報刊中，以于右任等創辦的《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籲日報》、《民立報》和湖北革命黨人創辦的《大江報》影響較大。
《神州日報》于光緒三十三年二月（1907 年4 月）在上海創刊，于右任、王無生等主編，該報報名暗寓“當複中華民族之祖國”的思想，紀年也用干支不用帝號，更有蔑視清廷之意。該報因火災于創刊後不久停刊。
《民呼日報》、《民籲日報》、《民立報》被稱為“豎三民”，是先後相繼出版的三家革命報紙。《民呼日報》創刊于宣統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909年5 月15 日），由于右任、范光啟等主編。因宣傳“吊民伐罪”、“改朝換代”，僅出版92 天就被租界當局查封。宣統元年八月（1909 年10 月），于右任等又以《民呼日報》原有館址、設備創辦了《民籲日報》。因該報宣傳反日救亡，引起日本方面仇視。日本對租界當局施加壓力，拘留了報社社長，並判“該報永遠停止出版”。宣統二年九月（1910 年10 月），于右任等又創辦《民立報》。宣統三年（1911）同盟會中部總會成立後，《民立報》成為其機關報，在揭露清廷預備立憲騙局，報道各地革命斗爭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成為辛亥革命前夕國內最有影響的革命報刊。
《大江報》創刊于宣統二年十二月（1911 年1 月），是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的機關報。主持者為詹大悲和何海鳴。該報于宣統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閏六月初一日（1911 年7 月17、26 日）發表《亡中國者和平也》、《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兩篇短評，在社會上引起極大震動。閏六月初七日（8月1 日）湖北官府派巡警逮捕了詹大悲和何海鳴，封閉了《大江報》。《大江報》停刊至武昌起義後一度複刊，但不久又被黎元洪封禁。
辛亥革命時期，不僅革命派報刊得到很大發展，民營報紙也迅速崛起。
這個時期較重要的民營報紙有光緒二十八年五月（1902 年6 月）由英華創辦于天津的《大公報》，光緒三十年四月（1904 年6 月）由狄楚青創辦于上海的《時報》，光緒三十年七月由彭翼仲創辦于北京的《京話日報》等。這些民營報紙從政治傾向而言，大都偏向維新改良。在辦報業務方面，由于民營報紙之間的競爭，大都進行了一些改革創新。其中《時報》的業務創新最為引人注目，如它宣布的“公”、“要”、“周”、“適”的論說要求和“博”、“速”、“確”、“直”、“正”的記事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聞的某些規律①。此外它創造的短小精悍的時評方式也深受讀者歡迎。
面對革命派的報刊宣傳攻勢，清廷一方面進行鎮壓，另一方面也開始創辦官報，以占領輿論陣地。光緒二十七年（1901）冬，袁世凱首先在天津創辦了《北洋官報》（雙日刊），並附帶出版《北洋學報》和《北洋政學旬報》。光緒二十九年（1903），呂海寰、伍廷芳奏請推廣官報獲准，于是各省紛紛① 參見劉巨才：《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中國婦女出版社1989 年版，第477—479 頁。① 《發刊例》，引自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24—125 頁。
創立官報，較重要的有《湖北官報》、《南洋官報》、《江西日日官報》、《豫省中外官報》等。清廷中央各部門也開始創辦部門官報，如商部創辦的《商務官報》、學部創辦的《學部官報》。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清廷發行了最高官報《政治官報》（後改名為《內閣官報》）。所有這些官報的內容，以“恭錄諭旨第一、奏折第二、咨劄第三、章程第四”，極少新聞，“凡私家論說及風聞不實之事，一概不錄”②，因而毫無生氣，讀者甚寡。北洋軍閥統治初期的新聞事業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統治，使新聞事業也出現了一個短暫的繁榮時期。主要表現在：第一，報刊的大量湧現。辛亥革命後，“一時報紙，風起云湧，蔚為大觀”。③據不完全統計，這個時期的報刊達500 余家，總發行量達4200 余萬份。這些報紙大部分是由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系統創辦的，較重要的有：北京的《亞東新報》、《中央新聞》、《民立報》；上海除原來的《民立報》外，還有被稱為“橫三民”的《民權報》、《國民新聞》、《中華民報》；武漢除恢複的《大江報》外，還有《震旦民報》、《民國日報》、《大漢報》；其他如長沙的《國民日報》、南甯的《民風報》、廣州的《中原報》、四川的《四川公報》等。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政治斗爭的相對緩和，這段時期的報刊政論性文章已失去其主導地位，而新聞通訊則日益增多。
第二，通訊社的大量建立。中國人自辦通訊社始于光緒三十年（1904）
駱俠挺在廣州創辦中興通訊社，宣統元年（1909）李盛鐸、王慕陶在比利時創辦了遠東通訊社。此外，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前夕在武昌創辦過類似通訊社的新聞傳播機構。辛亥革命後，新聞通訊事業得到較大的發展，1912 到1918年，新創立的新聞通訊社有20 余家①。較著名的有李抱一于1912 年創辦于長沙的湖南通訊社，邵飄萍于1915 年創辦于日本的東京通訊社和1916 年創辦于北京的新聞編譯社，還有1918 年冬國民黨在上海創辦的國民通訊社。通訊社的大量建立，改變了我國新聞傳播單純依靠報紙的狀況，反映了新聞事業的發展。
第三，記者地位的提高和名記者的出現。隨著報刊和通訊社的大量湧現以及人們對新聞需求的增長，以新聞采訪為業的記者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有人回憶說，辛亥革命後，“無冠皇帝（指記者）紛然並起。報社如林，報章如雨，高談雄辯，揚厲鋪張，當道虛席，社會側目，炙手熏天，此為一盛”②。這反映出記者在社會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湧現了一批著名的記者，如黃遠生、邵飄萍、林白水、徐凌霄、劉少少、胡政之、張季鸞等。他們大都受過較多的資產階級教育，有一定的新聞理論修養和辦報經驗。與以前的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政治活動家兼報刊政論家不同，這些名記者都是專門從事新聞采訪。
然而，民國初年新聞事業的發展是短暫的。二次革命後，袁世凱下令封② 《政治官報章程》，引自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43 頁。
③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第147 頁。
① 複旦大學新聞系：《簡明中國新聞史》，第130 頁。
② 複旦大學新聞系：《簡明中國新聞史》，第130 頁。
閉了所有國民黨人辦的報刊。到1913 年底，辛亥革命前後發展起來的500多種報刊只剩下130 余種，這就是近代新聞史上有名的“癸丑報災”。接著袁世凱政府又先後頒布了限制言論自由的《戒嚴法》、《治安警察法》、《報紙條例》、《出版法》等法令條文，並以這些法令條文為據，殘酷鎮壓報紙和報人。從1912 年4 月到1916 年6 月，被袁氏政權封閉的報館達71 家，被傳訊的49 家，被搗毀的9 家，有24 位報人被殺害，60 余位報人被捕①。袁世凱在鎮壓了國民黨報刊和反袁報刊的同時，先後創辦了《亞細亞日報》、《金剛報》等禦用報刊，並用各種方式收買一些報刊為己所用，以達到控制輿論的目的。
1916 年，袁世凱死亡，北洋軍閥內部發生分裂。各派軍閥忙于爭權奪利，放松了對新聞輿論的控制。許多被袁世凱封閉的報刊趁機複刊，報刊上反對封建專制獨裁、宣傳新文化的文章也逐漸增多。1915 年9 月15 日，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標志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此後，又有李大釗創辦並主編的《晨鍾報》，陳獨秀、李大釗創辦並主編的《每周評論》，北京大學學生創辦的《國民》月刊和《新潮》月刊問世。1918 年10 月14 日，我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團體“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正式成立。該會還出版了我國第一份新聞學專業刊物《新聞周刊》，並開始了我國近代最早的新聞教育①。這些都表明，我國的新聞事業將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① 複旦大學新聞系：《簡明中國新聞史》，第134 頁。
① 《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0 年版，第31 頁。第二節圖書出版事業中國近代出版事業的發展具有如下明顯的特征：第一，傳統刻書業和近代出版並行發展。隨著西方科學文化和新的印刷技術、機器的傳入，新式出版事業產生並不斷發展，但中國傳統的刻書業並未因此而衰落。盡管其刻印技術並沒有突出的發展，但它仍是中國近代圖書印制的重要途徑。第二，在近代中國，出版事業的編輯、印刷、發行三個環節往往由一個出版機構完成，這不僅表現在傳統的書肆、書坊內，也表現在新式的書局中。第三，中國近代新式出版業最先是由外國人創辦，而外國人在華創辦的出版印刷機構又往往是報刊出版發行機構。
中國近代出版事業的逐步發展1.外國人在華創辦的出版印刷機構。
鴉片戰爭前，外國傳教士就開始在我國出版發行報刊，而這些報刊中，中文報刊都還是雕刻印刷。嘉慶二十四年（1819），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中國印刷工人梁發和蔡高的配合下在馬六甲鑄成了中文鉛字，並譯印了第一部漢字鉛印書《新舊約聖經》①。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國倫敦教會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創辦了墨海書館。該書館擁有中文鉛字和英文鉛字，使用較笨重的印刷機器，以牛為動力印制圖書。這是外國在中國設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機構，也是中國近代第一家鉛印出版機構②。它最初主要印刷《聖經》和其他宗教宣傳品，後來又譯印了一些西方科技方面的書籍，從咸豐二年至九年（1852—1859），共譯印9 種。道光二十九年（1849），王韜就職墨海書館編輯，他不僅翻譯了一些西方科普讀物出版，而且寫成《海陬冶游錄》、《瀛海雜志》等著述在該館出版。該書館還出版了《六合叢談》月刊，這是我國最早的鉛印雜志之一。
由美國基督教長老會創辦的美華書館，是中國近代另一個重要的由外人創辦的出版印刷機構。它的前身是開設在澳門的花華聖經書館，這個書館采用英國人制成的漢文鉛字（當時稱為“香港字”）印制聖經和其他宗教書籍。道光二十五年（1845），該書館遷至甯波，改名為美華書館。咸豐十年（1860）又遷至上海。它是當時規模最大的一個出版印刷機構。到光緒二十三年（1897），它總共出版發行各類圖書40 萬冊，其中24 萬冊是《聖經》和其他宗教書刊，其余還有一些學校教科書和自然科學書籍③。該館還改進了中文活字規格，定出7 種標准，奠定了中文鉛字制度的基礎①。
同治以後，一些外國傳教士又相繼在中國創辦了一些圖書出版發行機構，如法國人辦的土山灣印書館，英美傳教士辦的廣學會，英國傳教士辦的英華書館、格致書院，以及由大英聖書公會、大英聖經會和蘇格蘭聖經會合並而成的“中華聖經會”。據不完全統計，到光緒十六年（1890）止，這些① 《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第573 頁。
② 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學林出版社1990 年版，第265 頁。
③ 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第266—267 頁。
① 《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第574 頁。
版史上1000 余年來一直以儒家經典占統治地位的狀況，並譯印了一些外國宗教書；一些出版物如《資政新篇》，還反映了發展資本主義，向西方學習的要求；而且，太平天國出版的儒家經典都作了刪改，這在中國出版史上也是少見的。這些都反映了太平天國出版事業所具有的革命意義。
3.洋務派譯刊西方書籍。
洋務派為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于同治年間開始大量翻譯刊印西方圖書。
洋務派譯刊西書活動始于京師同文館。京師同文館是洋務派為培養外交翻譯人才于同治元年（1862）奏准設立的外語學校。為使學生有翻譯實踐機會，同文館也從事西書翻譯活動。學生在館學習五年，最後兩年必須譯書。教習也多有譯著。同治十二年（1873）同文館附設印刷所，備有中、西文活字4 套，手搖印刷機7 部。館內師生譯著均由印刷所鉛印。光緒十二年（1886）專設纂修官兩員，負責編輯加工潤筆工作。同文館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合並到京師大學堂為止，共譯刊西方圖書200 多部，其中以美國人丁韙良所譯《萬國公法》、中國人楊樹和張秀合譯的《世界史綱》、法國人畢利干所譯的《化學闡原》影響較大。
同治六年（1867），李鴻章創建的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附設了翻譯館，開始翻譯西方圖書。參加翻譯的有徐壽、華蘅芳、李善蘭等中國科技人員，也有傅蘭雅、林樂知、偉烈亞力等外國人。譯書方法是由外國人口述，中國人記錄並予以改正修潤。該館在前後近40 年中，共譯出各類西書199 種①。內容以自然科學、機械制造、兵工和造船為主，兼及史地、醫學、國際公法等。其中以徐壽主譯的《化學鑒原》、李善蘭與偉烈亞力合譯的《續幾何原本》、徐仲虎與傅蘭雅合譯的《運規約》最為著名。
光緒二十三年（1897），盛宣懷奏准創立上海南洋公學，附設有譯書院。光緒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898—1901）間，張元濟任該院院長。他主持出版了嚴複翻譯的《支那教案論》和《原富》二書，影響較大。其余出版物主要是學校教科書。直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後才開始譯刊各國政治、曆史、科技方面的書籍。
在洋務派出版機構翻譯出版的圖書中，確有不少價值較高的書。但這些譯著偏重于自然科學、實用工藝和軍事方面，而很少有西方社會經濟、政治、曆史、文藝方面的著作，這是與洋務派創辦這些機構的動機有關的。
4.戊戌維新時期的出版事業。
資產階級維新運動興起後，維新派不僅創辦了一系列的報刊宣傳變法維新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文化，而且將譯印西方圖書也作為他們宣傳活動的重要內容。梁啟超在論述維新派學會的作用時，就將“擇購西文各書，分門別類以資翻譯”，作為學會的任務之一②。
光緒二十一年（1895），康有為等組織了強學會。不久，強學會改為強學書局，“日以翻譯西書，傳播要聞為事”①。接著，康有為又到上海組織了強學分會。在上海強學分會所舉“最重要四事”中，第一是“譯印圖書”，第二是“刊布報紙”。然而，無論是北京強學會還是上海強學分會，存在的① 鄒振環：《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與近代科技的引進》，《出版史料》第6 輯。② 梁啟超：《論學會》，《戊戌變法》第4 冊，第376 頁。
① 《益聞錄》第1574 號，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出版。
時間都很短，它們的輿論宣傳工作主要是創辦報刊，在譯印圖書方面成果並不顯著。
維新派的主要圖書翻譯出版機構是大同譯書局。大同譯書局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創立于上海，以康廣仁任經理。關于該局的譯印范圍，梁啟超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寫道：“以東方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至舊譯希見之本，邦人新著之書，其有精言，悉在采納。”“本局首譯各國變法之事，及將變未變之際一切情形之書，以備今日取法。譯學堂各種功課，以便誦讀。譯憲法書，以明立國之本。譯章程書，以資辦事之用。譯商務書，以興中華商學，挽回利權。”②大同譯書局創設至戊戌政變發生時存在的1 年時間內，共刊印了10 余種書籍，較重要的有《大彼得變政考》、《英人強賣鴉片記》、《瑞士變政記》、《俄土戰紀》等譯著和《經世文新篇》、《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中西學門徑》等維新派論著。其中《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為康有為撰寫的宣傳變法理論的重要論著，大同譯書局將其全文刊印發行，在當時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維新派創立的另一個重要的翻譯出版機構是譯書公會。譯書公會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成立于上海，由董康、趙元益主持。該會以“采譯泰西東切用書籍為宗旨，..向倫敦、巴黎各大書肆，多購近時切要之書，精延翻譯高手，凡有關政治、學校、律例、天文、輿地、光化、電汽諸學，礦務、商務、農學、軍制者，次第譯成，以厭海內同志先睹為快之意。至日本為同文之國，所譯西籍最多，以和文化中文取徑較易，本會尤為此競爭焉”①。該會首批譯刊的外國圖書有法文《五洲通志》、《東游隨筆》等，英文《交涉紀事本末》、《泰西志林》等，共10 種。另外，譯書公會還摘譯英國《泰晤士報》、《律例報》，法國《勒當報》、《國政報》，德國《東方報》等5種外國報紙，附于所譯書籍之後。該會還創辦周刊《譯書公會報》，刊登外報、外書譯文，並輔以論說，以開民智，廣見聞。另外，該會還根據“浙江商務出口之貨，以絲蠶為大宗，近年華商折耗，苦累已極的”情況，“廣譯東方蠶桑各書，並刊簡明善本繪圖例說”②，以推動浙江蠶桑業的發展。此外，維新派還利用各種報館和學會譯刊外國圖書，如《時務報》館、《國聞報》館、《湘報》館、農學會都譯印了很多西書。甚至一些地方上的新學學會也紛紛刻印新學書籍，如湖南衡州任學會“設立書會，刻時務叢書，賤價賣售”。③維新派刊印的圖書以介紹各國社會政治、曆史、地理、律例和宣傳維新變法理論的居多，這適應了資產階級維新派要求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實行政治改革的需要。他們的圖書出版活動實際也成為他們維新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5.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圖書出版活動。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圖書出版活動開始于興中會時期。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開始，革命派就翻印大量明末遺民的反清複明小冊子，如《揚州十② 梁啟超：《大同譯書局敘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
① 《上海新立譯書公會章程》，《戊戌變法》第4 冊，第459 頁。
② 《上海新立譯書公會章程》，《戊戌變法》第4 冊，第460 頁。
③ 《衡州任學會章程》，《戊戌變法》第4 冊，第474 頁。
日記》、《嘉定屠城記》、《亡明流血史》等，以此反對滿族貴族的民族壓迫政策。到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後，隨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運動的高漲，資產階級革命派掀起了反清民主革命的宣傳高潮，大批革命宣傳品出版發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圖書出版活動與戊戌變法中維新派的圖書出版活動有所不同，即主要是出版直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宣傳小冊子，而翻譯外國書籍不占主要地位。當時革命派出版發行的革命書籍主要分為如下幾類：第一類，宣傳民族民主革命的政論著作，如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和《警世鍾》、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旭書》、劉師培的《攘書》、楊守仁的《新湖南》、黃藻的《黃帝魂》等。第二類，是一些宣傳反清民族革命的曆史書籍，如《陸沉叢書》、《蕩虜叢書》、陳去病的《清秘史》、陶成章的《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等。第三類是贊頌革命志士、民族英雄的人物傳記，如《三十三年落花夢》、《孫逸仙》、《沈藎》、《鄭成功傳》等。另外，還有一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學作品。革命派還譯刊了一批外國著作，影響較大的是一些介紹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和揭露帝國主義侵略奴役殖民地的書籍，如《美國獨立戰史》、《法蘭西革命史》、《華盛頓》、《林肯》、《俄國蠶食亞洲史》、《美國垂涎中國近事》等。另外，還有像《近世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黨》等介紹西方各種社會主義思潮的著作。據不完全統計，到武昌起義爆發前，革命派刊印的各類圖書達220 余種①。
革命派的這些出版物一部分由他們創辦的報館刊印，如《中國日報》館和《民報》館都刊印過大量革命圖書。另外，革命派還建立了一些秘密的圖書出版、印刷和發行機構，如湖北的樂群印刷社、教育圖書社，湖南的民譯社、湖南編譯社，福建的福州書報社，上海的鏡今書局、東大陸譯印局、國學社、作新社等①。
武昌起義勝利後，圖書出版工作出現了一個新的高潮。大量記載辛亥革命和各地光複的圖書出版，如谷鍾秀的《中華民國開國史》，劍農的《武漢革命始末記》，壽民的《辛亥革命始末記》。另外，還有一些革命團體曆史和革命領袖傳記圖書出版，如張競上的《中國同盟會革命史講稿》以及《共和人物甲集》、《孫文小史》等。
新式鉛印、石印書局的產生和近代出版企業的創建1.新式印刷技術的傳入和鉛印、石印書局的產生。
隨著西方新式印刷設備和技術的輸入，我國相繼產生了一批以出版印刷新學圖書為主的鉛印和石印書局。最早擁有鉛印和石印設備出版機構的，分別是英國教會創辦的上海墨海書館和法國人辦的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它們主要是印刷宗教宣傳品。到同治、光緒之際，相繼出現了民營的鉛印和石印書局。同治十一年（1872）創立的《申報》，在初創時期就用鉛印。光緒二十年（1894），《申報》附設申昌書局（又稱申昌書畫室）。開始時，該局用木活字刊印小說、筆記和其他書籍，著名的有尊聞閣主輯的《申報館聚珍版① 張于英：《辛亥革命書征》，《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第183 頁。①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冊，第271 頁。
叢書》。申昌書局前後共刊印圖書達160 多種①。光緒十年（1884），《申報》館又附設圖書集成印書局，它曾用鉛活字刊印了全套《古今圖書集成》和《二十四史》。
石印書局最有影響的當推上海點石齋石印書局，它是由開辦《申報》的英商美查于光緒五年（1879）創辦于上海，作為《申報》館的附設機構。它用照相石印技術印刷了大量中國古籍工具書，如《佩文韻府》、《淵鑒類函》等，其中較有影響的是將殿版《康熙字典》縮印以及出版中、英文合璧的《四書》，另外還刊印了一些中外地圖、西文書籍等。該局于光緒十年（1884）創辦《點石齋畫報》，開畫報出版之先聲，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和重要的史料價值。
與點石齋石印書局成鼎立之勢的石印書局有同文書局和蜚英館。同文書局是光緒八年（1882）由徐鴻複、徐潤創辦于上海，這是由中國人自己集資創辦的第一家石印書局。它用石印術專門翻印古籍中的善本，較著名的有殿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齋書畫譜》等。總理衙門曾以白銀35 萬兩委托同文書局石印《古今圖書集成》100 部作為贈送外國的禮物，這樣它在石印業的聲譽鵲起。蜚英館是光緒十三年（1887）由李盛鐸在上海創辦的。它用石印刊印了一些小說和古籍，獲利頗豐。除上述三家外，上海還有其他一些石印書局。如凌佩卿等創辦的鴻文書局，是我國最早石印五彩圖畫的書局；魏允文、魏天生創辦的中西五彩書局，是最早由國人創辦的彩印書局②。還有鍾寅伯創辦的積石書局，何瑞堂創辦的鴻寶齋書局等。當時，上海已成為中國石印書業的中心，“上海已用蒸汽機石印法印成中國著作數百千種，現有石印局四五家，其所印的書銷行于全國”①。在上海石印書業的影響下，南京、武昌、廣州、蘇州等地也相繼有人開創石印書局，石印書風靡一時。在這些鉛印、石印書局的影響下，一些傳統的刻書業也開始購置鉛印、石印機出版圖書。
2.近代出版企業的創建。
在上述民營鉛印、石印書局產生和發展的基礎上，中國近代出版企業日趨成熟，而其標志就是商務印書館的創建和發展。
商務印書館由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等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創辦于上海。該局原來只有印刷所，以印刷商業簿冊表報為主。光緒二十六年（1900），商務印書館收購日本人在上海辦的修文印書局，開始在國人自建的出版機構中首先使用紙型②。光緒二十八年（1902），商務印書館始設編譯所和發行所，成為一家出版、印刷、發行全能型的新式出版機構。首任編譯所所長由蔡元培兼任。光緒二十九年，張元濟正式任編譯所所長。編譯所分國文、英文、理化數學和辭典等部，分別編輯出版了《帝國叢書》、《地理叢書》、《華英音韻字典集成》、《英文漢詁》、《原富》、《自然科學小叢書》、《新字典》、《辭源》等書。同時，張元濟還廣延人才，組織教科書的出版，光緒二十九年開始出版《最新教科書》，為商務印書館出版各類教科書奠定了基礎。另外，商務印書館還輯印了一些珍本、善本古籍，如① 胡道靜：《申報六十六年史》，《中國近代出版史料》補編，第88 頁。② 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第274 頁。
① 《北華捷報》1889 年5 月25 日。引自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第275 頁。② 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第271 頁。
《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續古逸叢書》、《叢書集成初編》等。
商務印書館的創辦，對新式民營出版業的發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繼它之後，文明書局、開明書店、廣智書局、小說林、群學社等新式出版企業先後創辦。到光緒三十二年（1906），上海成立第一個書業商會，有22 家新式書刊出版機構參加。
辛亥革命後，新式出版業進一步發展，其中新創辦的、比較著名的有中華書局、大東書局、世界書局。中華書局由陸費逵等于1912 年創辦于上海。該書局初期以編輯出版小學、中學、師范學校教科書為主，並先後創辦了《中華教育界》、《中華小說界》等多種雜志。以後又編輯出版一些重要古籍和工具書，如《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辭海》等。它成為一家與商務印書館齊名的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體的新式出版企業。大東書局由呂子泉等于1916 年創辦于上海，世界書局由沈知方于1917 年創辦于上海，它們與商務、中華一起成為民國時期出版發行教科書最多的新式民營出版企業①。
傳統刻書業的發展鴉片戰爭後的一段時間，中國圖書出版發行的主要手段仍是傳統的刻書業。即使在近代出版事業產生和新式出版機構創建後，傳統刻書業也並沒有因此而衰落。從同治到光緒年間，傳統刻書業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一時期，傳統刻書業主要有三種類型。
1.官書局刻書。
官府刻書是中國圖書出版業的一個傳統，自唐宋以來，曆代封建皇朝都在中央設有刻書的機構。同治年間，清皇朝在鎮壓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後，為重建封建統治秩序，加強思想統治，在各地廣置官書局，大量刊刻傳統經史書籍。
早在咸豐末年就有了地方督撫創設的官書局。如湖北巡撫胡林翼于咸豐九年（1859）在武昌開設書局，刻印了《讀史兵略》、《弟子箴言》、《大清一統輿圖》等書，這是最早的官書局①。同治三年（1864），兩江總督曾國藩創金陵書局于南京（後改名為南京官書局），被以後版本學家認為是最早的官書局。以後各省督撫紛紛仿效，幾乎每個省都設有官書局。這些官書局仍采用雕版印刷，刊印的書主要是傳統的經、史、子、集。其中金陵書局刊刻的《四書》、《船山遺書》，金陵書局、江楚編譯官書局、淮南官書局、浙江官書局、崇文官書局合作刊刻的《二十四史》，浙江官書局刊刻的《二十二子》、《續資治通鑒》、《十通》，湖南官書局刊刻的《十三經注疏》，都有較大影響。光緒二十二年（1896），清廷將維新派的強學書局查封改組設立了直隸官書局，亦稱京師官書局，實際上是中央官書局。但該書局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即並入京師大學堂。
2.民間書肆、書坊刻書。
民間書肆、書坊刻印、銷售書籍，仍是中國近代各地非常普遍的圖書出① 《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第72 頁。
① 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第243 頁。
版活動。這些書肆、書坊既刻書，又販書，它們以獲利為目的，所刻印銷售的書很多是一些制藝、試帖詩、類書以及民間用的曆書、醫書、童蒙讀物、占卜星相書等。也有一些較大的書肆刻印了一些大部頭古籍。晚清時期，書肆、書坊較集中的有北京的琉璃廠、上海的棋盤街、山東的聊城、四川成都的學道街等地。其中北京琉璃廠的富文堂、雙峰書屋、富晉書社、宏京堂、榮寶齋，上海棋盤街的掃葉上房、文瑞樓、著易堂、廣益書室，山東聊城的舊書業“四大家”，即書業德、善成堂、有益堂、寶興堂，成都學道街的尚友堂、九思堂、志古堂、二酉書店等，都是當時有名的舊書肆、書坊。這些書肆、書坊刻印的古籍較著名的有《皇朝經世文編》、《殷契鉤沉》、《百子全書》、《金石萃編》、《宋元明清四朝學案》、《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五經體注》、《五經備旨》、《四書備旨》、《昭明文選》、《許氏說文》《玉海》等。
3.私家刻書。
同治、光緒年間，隨著學術空氣的日趨濃厚，也由于官府刻書的推動，文人士大夫私家刻書之風也十分興盛。據粗略統計，這一時期，湖南私家刻書者就有170 多人，刻書近2600 種之多①。而湖南刻書業當時在全國僅居中游。私家刻書中，以叢書為多。其中福州張伯行的《正誼堂全書》、歸安陸心源的《十萬卷樓叢書》、遵義黎庶昌的《古逸叢書》、巴陵鍾謙鈞的《古經解彙函》、長沙王先謙的《皇清經解續編》、定州王氏謙德堂的《畿輔叢書》、江陰繆荃蓀的《云自在龕叢書》、仁和江標的《靈鶼閣叢書》等都是較著名的。
隨著近代印刷技術設備的引進和新學的傳播，到戊戌變法時，傳統刻書業也開始發生新的變化，出現了一些近代因素。這主要表現在：各地官書局除繼續刻印經史典籍外，也開始刻印一些“新學”著作和教科書。如金陵書局曾印行《幾何原本》，湖南書局也曾刻印《支那通史》等，江楚編譯官書局更是以譯刻新書為主，所譯刻新書達60 余種，占所刊行的全部70 多種書籍的85％①。另外一方面，一些民間書肆、書坊則受新式出版業的影響，引進近代印刷設備印刷古籍。如上海著名的老牌書肆掃葉山房引進石印機翻印了大量古籍、舊小說、中醫藥書、字典、字帖，其石印線裝書成為行銷于清末民初的珍品。再如上海著易堂原來也是刊刻發售雕版書籍的老店，光緒十七年（1891），它用鉛印機出版了王錫祺編輯的地理叢書《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成為當時比較著名的出版物。
① 靜雨：《清代印刷史小紀》，《中國近代出版史料》二編，第347—350 頁。① 吉少甫：《中國出版簡史》，第244 頁。